忠烈英华（资料汇编）
文会附刊（2—-4）2023.8
忠烈英华
- 吴樾与严无畏————-1
- 民国英烈彭家珍———-13
- 黄兴与徐宗汉————13
- 民国先锋伍氏父女— —-18
- 怀念我的嗣父史坚如—– 23
- 民国女杰郑毓秀———-26
- 张通典张昭汉父女英杰—27
- 《飞天名媛》颜雅清—–29
- 虽死无憾方声洞———-30
- 女革命家方君瑛——-32
- 女界豪杰沈佩贞——-34
- 救死济危张竹君——-56
- 女权领袖吴木兰——-67
- 物理学家两女王——-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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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樾与严无畏
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
吴樾家境清贫，八岁丧母，其父外出谋生，靠兄长抚养。后两位兄长病逝，迫于家计，奔波于凡尘间。然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犹好古诗文，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颇具游侠之气。
20岁又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吴汝纶推荐在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革命志士。与陈天华、杨毓麟、赵声、张榕、蔡元培、章太炎、秋瑾、陈独秀相交甚笃，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午庚夜而不寐”。
1900年，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吴樾悲愤交加，毅然北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3年，吴樾正在河北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经同志汪雨田介绍，吴樾结识了客居保定的严老夫人，他们都来自人文荟萃的桐城派故乡，一见面就用桐城方言谈诗论文，严老夫人觉得吴樾谈吐不俗才识非凡，便请吴樾做为宝贝女儿严无畏的家庭教师。
人生初相见
严无畏就感受到吴樾俊逸儒雅的外表之下，有一股逼人的侠客之气，芳心不觉为之一动，但她还是恭恭敬敬地对吴樾执以师礼。很快吴樾就发现，这位同乡小妹妹聪慧过人，所授课程，她常常过目不忘即刻成诵。吴樾觉得她实在是个可造之材，因此课暇之余，常常把搜集到的一些进步书刊如《中国日报》、《革命军》、《白话报》、《苏报》等拿给她看。严无畏这位天真无邪的深闺秀女，就这样濡染了革命思想，大大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渐渐地，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就多了起来，诗文酬答耳鬓厮磨，爱情，就这样悄悄在他们心底生了根。
有佳人相伴红袖添香，但吴樾并没有沉溺于卿卿我我的温柔之乡，相反，他常常像孤松一样沉默着，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又慷慨激昂；和严无畏独处时，吴樾常常说起和他披肝沥胆、许为生死之交的侠义之士，呈现出一种既痛心悲愤而又无限向往之神情。严无畏已隐隐觉察，她的这位心上人，这位看似文弱的白面书生，正在酝酿着一件惊天动地的非凡之举。她仿佛害怕失去什么，几次欲问又止，直到有一回，她又听到吴樾在低吟“桐城吴某身长存，不杀满奴誓不休”时，才终于鼓起勇气询问心上人在作何筹划，吴樾脸上露出决然的神情，但尽量又让语气变得平缓一些：目前满清政府正欲以预备立宪的骗局欺骗国人，以图苟延残喘，不日将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我此番去京，誓除五贼，恐凶多吉少，望小妹保重！让吴樾稍感意外的是，严无畏听罢非但无惊惧之色，反而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气魄，慨然赞同道：“人心未死，谁不思汉？只恨我体弱多病，恐为你累赘，不能同你一起去。”她来到书桌前，赋诗《三绝》，赠与吴樾：
感君爱国救同胞，几个男儿意气豪；愧我无才能共事，莫因离别赋牢骚。
诸般讲解殷勤教，领悟无缘恨未消；从此窗前难共语，奈何天里度终朝。
茫茫后会知何日，痛苦分离在目前；好梦岂知容易散，痴心空望月常圆！
字里行间痴情凄婉又深明大义，吴樾读罢，百感交集的揽严无畏入怀，说道：人生有此红颜知己足矣！但为了千万万同胞之觉醒，我吴樾今生今世恐怕要有负于你了！
吴樾到京城后，严无畏的家书也写来了，除表达无尽的思恋以外，严无畏还誓言，如果爱人牺牲了她将一定为他复仇。吴樾很快回一封长信对她进行开导：所谓复仇，非为我一己之私，而是为千万同胞复刀世之仇，并希望她思想日渐发达智力日渐进步，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3年，阅读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受到启发。1903年4月29日，因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七项密约出卖东北主权，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拒俄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会后组织拒俄义勇队（又名学生军），黄兴、陈天华等二百余人主动参加，，准备开赴东北抗俄。但满清政府竟指此次运动，名为拒俄， 实为革命，电令清驻日公使会同日本政府严加弹压。拒俄义勇队遭到强行解散，改名军国民教育会。
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在东京集会，通过改组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改实行爱国主义的宗旨为实行民族主义。政治纲领有三点：一、宣传鼓动，二、武装起义，三、政治暗杀。组织极为严密，所有成员必经严格筛选，皆有徽章以供识别联络，为圆形镍制徽章如墨西哥鹰洋大小，一面为轩辕黄帝头象，一面撰刻誓词；“帝制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聘俄国、日本教官教习格斗、爆破、暗杀、军械各种技能，并派人回国联络各地革命志士，共同反清。军国民教育会决定：王维沈、董鸿袜前往南洋活动；龚宝铨赴上海，陶成章赴浙江一带活功；黄兴、陈天华回湖南活动。黄兴回湖南的这一路同志经多方活动，在1903年11月4日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共十二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日后两湖的日知会、科学补习所一系列组织皆出自华兴会。另一路，龚宝铨返沪后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后陶成章、龚宝铨会同上海的蔡元培等改暗杀团为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日后的绍兴大通学堂等两江、闽浙一带的革命组织大多出自于光复会系统，接受过暗杀满清浙江巡抚的任务。同时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组织，比如安徽岳王会会长陈独秀，以武穆精神为号召，在安庆新军中拥有极大的实力。陈独秀与蔡元培在组织关系上皆是暗杀团的成员，蔡元培是爆破组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蔡元培同在上海爱国女校与章士钊、杨毓麟、俞子夷试制炸药和弹壳。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时期的旗手蔡元培就是当时一齐在刀尖上舔血的战友。中国同盟会里的两大派系皆是出自于暗杀团的班底。
吴樾自加入暗杀团后，以民族解放、光复汉室为己任，精练各种技术，其革命同志赵声擅武艺，枪法尤精，左手枪百步穿杨，精诗文，曾组织南京鼓楼岗附近的北极阁集会，开创了中华大地利用聚会和公开演说形式，鼓动革命，抨击时弊，宣传群众的先河。并作《保国歌》“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保国歌；中国汉人之中国，民族由来最众多……仔细听我保国歌，天和地和人又和，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保国歌》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七字唱词形式写成，全文共一百三十四句，近千字，语言激昂慷慨，读了悲壮感人。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及邹容的《革命军》一样，对于唤起民众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推动作用。仅章士钊在上海就密印了数十万份。另一同志张榕，祖籍山东，客籍辽东，原汉军旗人。祖上世代为满酋努尔哈赤守陵，家资巨富。后张榕幡然觉醒，毅然弃旗归汉，力求杀敌以赎祖先之罪。他精于刀术，曾战胜日本黑龙会二刀流的高手，轰动东京。吴樾师从杨毓麟学习炸弹爆破技术。当时主要炸弹技术有两种，一种是银药法，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产生巨大威力，不过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不安全，杨毓麟的左眼也曾在试制时受伤，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黄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激发，仍嫌不足。后采取撞针式法，抛掷后以撞针接触激发。吴樾和杨毓麟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山上多次练习，手法渐熟。还曾因此被巡山清兵盘查，从容走脱。
1904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会见革命党人赵声，共商反清革命活动，由赵声介绍结识杨毓麟，成立北方暗杀团，吴樾任北方暗杀团支部长，主张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对抗满清政府。吴樾所著《暗杀时代》一书，书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起义、揭铁良之罪状、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等十三篇，字字血泪，言明暗杀的意义和决心，愿以身殉，敢为天下先。吴樾经常和北方暗杀团同志研究如何开展暗杀活动。吴樾分析：那拉氏深处内宫，奕劻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懈，所以吴樾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 吴樾购买一支日本产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日夜将铁良画像当作靶子练习瞄准。
随着国内外革命党人实力的逐步增强，满清朝内的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派是以奕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一派是张之洞、岑春煊地方派系，中枢的瞿鸿机的清流，还有就是铁良他们的满洲少壮派。虽说派系不同，但以改良来对抗日益膨胀的革命势力是他们的公识。只不过满洲亲贵是想借改良来防汉，汉人重臣是想借改良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党也打出保清立宪的招牌，想以此重回满清政府权力核心。各种势力的合流，造成当年立宪呼声甚嚣尘上，革命党人处境相当困难。吴樾对此深表忧愤。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为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满清鹰犬，立宪派以马志尼、加富尔自居，实际上比吴三桂、洪承畴而不若。保的是满清不是汉族。因此吴樾提出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计划。在革命党暗杀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有下列几人：奴汉族者那拉氏、亡汉族者铁良、封疆大吏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
1904年冬，万福华在上海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不幸被捕。1905年2月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在河南彰德暗杀满清户部侍郎铁良殉节。消息传来，吴樾慨然说，万、王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吴樾在保定创上下两江公学，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交友广阔，与各方义士日夜密议，决定入京暗杀铁良。因为铁良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收刮东南各省的财富，提取上海江海关的几十万两银子，又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满洲流学生学警察，不许汉族学生学军事。又编练京师八旗兵来防备汉人。在论及暗杀铁良的后果时，吴樾说：“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
因为满汉冲突愈烈，革命倒满愈有厚望。因此，吴樾主张“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满酋虽众，杀那拉、铁良、载湉、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因此以它为目标。
吴樾在行刺前曾与与赵声、陈独秀密议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吴樾与陈独秀互争北上暗杀任务。吴樾问：“舍一生拼与缔造共和，何者为难？何者为易？”陈独秀说：‘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道：‘然则，“君为其难，我为其易。”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悲歌慷慨，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啸岑，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吴樾因保定学堂毕业必由满清大员到场授与出身，吴樾不愿受满清政府之封，游历辽东与张榕结伴到京师，密图行动。经堂姐吴芝瑛介绍结识秋瑾，结为知己。
洽逢满清政府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
吴樾为揭穿满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而“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并说：“愿余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遂决定改变计划暗杀五大臣，决定在火车站动手。吴樾先与秋瑾至北京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吴樾写好遗嘱交给秋瑾，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吴樾在安徽会馆等待时机，在此期间，吴樾写下《暗杀时代》一书，字字血泪，皆阐明民族民权大义，及愤满清权贵乱政，愿以身殉，敢为天下先。特别是在其中写给未婚妻严无畏的《与妻书》里，吴樾驰书未婚妻子严无畏，抛开个人私情，从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希望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从吴樾写给未婚妻严无畏的两封信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对暗杀计划进行过讨论，严无畏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吴樾在《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
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似不宜不有观感于同胞矣。今即迩来之所见，并信札之有关切于此者，亦连类及之，缀为若干篇，名曰暗杀时代。为序。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予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与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竟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传警，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然于朝廷之为异族与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时，某君又假予以“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夫梁氏之为满酋游说，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详言之，无俟我哓哓矣。然予复恨梁氏之说之几以误我者，其误我同胞，当不止千万也。予愿同胞宁为梦梦不醒之汉族愚民，而不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盖梦梦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虽认贼作父，亦苦于不自知。一旦梦醒，究未有不欲杀尽逆贼，而复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满奴，名则以玛志尼、加富尔自居，实则吴三桂、洪承畴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利心，甘作同胞之公敌。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则彼积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强词以夺理。昌言曰：“国朝之制，满汉平等。”又曰：“满洲之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又曰：“今皇仁圣，不惜牺牲己位以立宪政。”此等云云，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然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满酋之使此辈为奴为隶，甘害同胞，以利异族，则满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虽然，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造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
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主动力无尽，而助动力有尽，予于是念念在杀铁良。然此念虽立，其如徒手无具何？势不得不稍俟时日。逾时有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时忽有刺客某刺铁良逆贼未成而遁，并有王汉谋刺铁良逆贼未遂而先自尽之报。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然予不能不为之抱憾者。盖以万子之刺术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过曰联俄之主义而已。夫以联俄之主义为非，则所是者，必在联日。联俄主之满洲，联日亦主之满洲。满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试问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隶之籍则已，苟欲去之，则必先事排满，而排外非所计也。若刺客某，则又不免失之于怯，虽其目的较万子为善，而于生死关头，又不若万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则心有余而智不足，虽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使于顺德失望时，即起身来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将铁良同类之人一刺之，以为代价，则王子不虚死矣。虽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数月，（此志偶于友人某君前言之，计在万福华事以前数月）。王子复先我而行之，虽其不成，亦足见王子之志与我同也。王子有灵，当不使我复蹈万子之辙。今者，予之枪具，已自日本购来，其迟迟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务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惊，家居多所防备。拟缓数月，观其动静，然后就道。斯时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劝予笔之于书，以遗后世，以释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强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动人观听？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实事而不在虚文，使来者皆事虚文，恐实事终无可成之日。
人之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为生则有生人之乐，而死则无之，故欲生恶死之情，自日来于胸中而不去，则此辈之生，如秋蝉若朝菌者，可无足怪矣。若夫号称知命之英雄，向人则曰我不流血谁流血？此即我不死谁死之代名词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则曰：我留此身，将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将死之际，未有不心灰意冷，勃发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践，与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伤耳。此吾之所为有鉴于此，而不敢不从速自图焉。亦以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时，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者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之轻重以从事乎？而况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此吾为一己计，固不得不出此，即为汉族计，亦不得不出此。吾决矣，子将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子即不为汉族计，亦独不为一己计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体气之柔弱，精神欠乏，饮食之简少，且卫生之不讲，心境之不宽，劳苦之不耐，疾病之时至，非较吾为尤甚乎？吾窃不逊，若子能寿年一百，吾即能寿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过可得寿四、五十，子当可作比例观。子且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而况子非其比。势不得不为一己计，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且也，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此为一己计者之即所以为汉族计也，非一举而两得乎？子其三复思之。如以吾言为然，则请为子画善死之策。如以为否，则请留此书于临死之日，再一阅之，以证吾之见地，如何？——吴樾绝笔。
1905年7月，满清政府为欺骗人民，扬言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为揭穿满清政府这一骗局，吴樾密议行动计划，作意见书及绝命书数封，痛斥满清立宪谬论，决定暗杀五大臣。在此前一天，吴樾由随同五大臣一同出国考察卧底的杨毓麟那里得知详细的出行计划，与同志张榕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悲歌慷慨，举止豪放，有人不解其义，问之，云不日将有所图，人皆赞之。庶日怀揣杨毓麟事先制好的炸弹离开会馆，留置一信于枕下，详书其此次行动的缘由，并说与会馆众人无关。以便万一事泄，不托累旁人。五大臣原定十点出发，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货物。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是载泽。吴樾穿的是学堂的操衣，被拦不得入内。吴樾急购一套清隶仆役的衣服；蓝布薄棉袍，皂靴，无花翎的红缨帽。
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揣炸弹，潜往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伪装成仆人登上五大臣专车。吴樾混入仆役之中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榕在他的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远处。吴樾在试图由第四列车箱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的时候，被卫兵拦住，因吴樾说的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樾见此就冲进花车，借火车开动之际引爆身上的炸弹欲与五大臣同归于尽。电光闪过，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大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共计炸伤多人，内有端方亲属，徐世昌，戴鸿慈因有仆人在前颈受轻伤，顶带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吴樾腹破肠穿，手足齐断，血肉模糊，壮烈牺牲，年仅27岁。张榕因离得较远，加之杨毓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事后，北京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下令为防止有刺客携炸弹潜入颐和园，故将围墙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三尺。园内设电话；增派驻军昼夜巡逻。在北宫门两侧围墙上看到的痕迹，就是那次增高留下来的。
吴樾向满清政府投出的第一枚炸弹，唤醒了昏睡的国人。
吴樾烈士牺牲后，遗体被抛至荒野，幸有革命同志保存遗体。更为可歌可泣的是，吴樾的未婚妻严无畏得知吴樾为国捐躯后，悲痛欲绝，呜咽着吟诵吴樾写给她的《绝命书》：“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她原本体弱多病，且对吴樾的爱早已根植不移；又深痛自己年幼，难以用更好的行动为吴樾报仇，她感到心一下被掏空了，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她一边喃喃自语：吴君，无你教诲，我难以做罗兰夫人矣！一边竟举起一把利刃，决然抹向自己的脖颈，自刎殉情。
吴樾不会想到心上人严无畏会以这种看似封建烈女殉情的方式，来追随他这位反封建的革命志士。只是一个弱女子能如此决绝，饱含着深沉的哀痛和执着的爱，让人不胜唏嘘又不禁肃然起敬。
中华民国成立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安徽有义士修吴樾路于安庆中心，以兹纪念。吴樾谋炸五大臣的事迹迅速传遍天下，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报刊《天讨号》增刊将吴樾的遗著《暗杀时代》全部发表，追认吴樾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之句。吴樾一生救亡图存、忧国忧民、宣传革命、矢志不移，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所著《暗杀时代》一书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号角和警钟。吴樾在排满革命、建立民主政体、造就近代国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进步主张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吴樾的事迹将流芳万古、永垂不朽。
民国英烈，彭家珍（1888.4.9—-1912.1.26）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内，一座高达近10米的石碑矗立其间，碑身南北面书有“彭大将军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写着“先烈彭大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
1912年1月26日的深夜，北京西四北红罗厂，清朝顽固派首领良弼家宅门口响起猛烈的爆炸声。23岁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只身深入虎穴，用土制炸弹将良弼炸死，自己则英勇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今青白江区城厢镇人），1888年4月9日出生。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思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的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抗革命。良弼是“宗社党”领袖，他坚决反对清廷与革命政府议和，欲集结十万清军与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自告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弼。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买了一套清军官服。
1912年1月26日晚，当良弼乘坐的马车回到府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军官服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弼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人掏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青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这个青年正是彭家珍，时年23岁。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者还有其八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前，彭家珍写好绝命书，连同账簿和现洋200元装入皮包内，交给同志。“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动十多天后，清朝宣统皇帝下诏宣布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
黄兴与徐宗汉
国民革命先驱 黄兴 （1874—–1916.10.31）
辛亥革命先驱黄兴，曾创建华兴会、中国同盟会，组织发起广州起义，将自己短暂一生奉献给了反清革命运动，章太炎评价其“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概括了黄兴一生的丰功伟绩。
黄兴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黄兴镇。1902年，黄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1903年，组织“拒俄义勇队”抗击沙俄，遭到了清政府的极力阻止。黄兴意识到，反帝必须反清，于是毅然回国开展反清革命。
1904年1月15日，黄兴在长沙创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并担任会长。1908年，黄兴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200余人在广西一带，相继与2万余清军鏖战40多天，以少胜多，七战七捷，威名大震。
1911年4月27日，黄兴身先士卒参与黄花岗起义，同年11月黄兴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在黄兴指挥下，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赢得了时间。
1916年10月31日，因积劳成疾，黄兴病逝于上海，时年42岁。
徐宗汉
徐宗汉（1876年－1944年3月8日），女，原名佩萱，一名清。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中国民主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
光绪二年（1876年），徐宗汉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她自幼随父亲住在上海，入读私塾。18岁时，她嫁给广东惠州海丰县人李晋一为妻。1907年丈夫李晋一去世，她守寡。她因和曾入基督教的女医师张竹君关系密切，遂受其影响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1901年至1902年间）加入基督教，并变卖了全部妆奁帮助张竹君在广州创建禔福医院、南福医院，兴办育贤女子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宗汉应正在南洋槟榔屿任教的二姐徐佩瑶之邀，到南洋游历。她在槟榔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此后帮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人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908年秋，她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到《中国日报》社拜访了冯自由，遂和香港的同盟会取得联系，并奉命回广州和高剑父、潘达微组织中国同盟会分机关。
此后不久，徐宗汉等在广州创建守真褶裱书店，该书店是同盟会的秘密联络处及活动场所。在徐宗汉等人的努力下，广州的同盟会员数量不断增加，其间经徐宗汉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有女医师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杨乐汉等。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中国同盟会南部支部，准备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徐宗汉参与起义准备工作，和孙眉、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的妻子）、李自屏（冯自由的妻子）等人制作了百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她还奉命和陈淑子、李自屏秘密运送炸弹进入广州，她还到珠江南岸大塘乡等地联络会党。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徐宗汉奉命和其侄李应生等人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复设机关。宣统二年正月十四（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徐宗汉趁机在宜安里的机关内纵火，试图扰乱“清吏耳目”。但宜安里机关内的火被地方警察扑灭，缝在被褥中的中国同盟会会旗青天白日旗被警察查获。“事机破露”后，徐宗汉和庄汉翘一起逃往香港。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徐宗汉在黄花岗起义前夕奉派到香港运输枪械弹药，并曾先后在香港摆花街、广州溪峡设置机关制造炸弹。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起义指挥者黄兴逃到溪峡机关部，徐宗汉替他包扎了受伤的手指，并悉心护理他。宣统三年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徐宗汉护送黄兴乘哈德安号夜轮离开广州赴香港。四月初二（1911年4月30日）他们抵达香港，徐宗汉安排黄兴入住雅丽氏医院治疗。因医院规定病人动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徐宗汉遂以妻子名义签字。黄兴伤愈出院后，他们二人便结为夫妻。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此后黄兴受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和湖北军政府邀请，偕徐宗汉北上。他们夫妇于宣统三年九月初三（1911年10月24日）到达上海。当时清政府加强封锁长江各口岸。徐宗汉遂求得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的帮助，张竹君以为战地服务的名义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救伤队，派赴湖北前线，黄兴乔装打扮，徐宗汉也扮作护士，二人混在这支救伤队里，于宣统三年九月初七（1911年10月28日）抵达汉口。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徐宗汉参加救护伤员。民军弃守汉阳时，清军封锁长江江面，徐宗汉和张竹君利用红十字会的渡船将黄兴送到了武昌。1912年2月南北议和成功，广东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姚雨平率部从徐州前线返回南京，随军带回了数百名战时难童。黄兴遂筹款在南京创设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由孙中山为该院题写了院名，由徐宗汉、周其永负责该院。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徐宗汉和黄兴一同流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赞成重组新党，决意赴美国，徐宗汉携儿子黄一美随行赴美国，徐宗汉的堂弟徐申伯随行任翻译，随行的还有秘书石陶钧和李书城。1916年7月、8月间，徐宗汉随黄兴离开美国，经日本返回中国。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此后徐宗汉寓居上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徐宗汉和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徐宗汉成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她出任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当时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为该会秘书、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为该会文书。1921年12月13日，在李达、陈独秀的策划下，上海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杂志《妇女声》，李达任主编。她还作为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参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常委理事。五四运动后，她曾资助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苏俄发生严重灾荒，上海成立俄灾赈济会，她任该会演讲部主任，到各地发表演讲募集捐款。
1927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徐宗汉接办了当年自己参与创建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1932年她还在安徽宣城北乡茆市创办了一所农场，作为贫儿教养院学生的劳动实践场所。
1931年，徐宗汉为筹集贫儿教养院经费，到美国向华侨募捐。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她遂将在美国募得的捐款汇给了前线的抗日将士。她曾在美国、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募捐，仅在墨西哥便募得45万比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贫儿教养院迁往安徽宣城，后又迁往重庆并解体。
1938年初，徐宗汉带部分贫儿到暹罗看望华侨，既宣传抗日救国，又为贫儿募款。回到中国后，1939年她在云南鸡足山尊胜塔院创办开国纪念贫儿第一教养院云南分院，因经费困难不久即停办。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
1944年3月8日，徐宗汉因肝病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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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先锋伍氏父女
被誉为民国“女界先锋”的伍智梅，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是辛亥元勋伍汉持。
伍汉持出生于1872年，是广东新宁（今台山）人，青年时加入基督教，并进入佛山的英国惠斯礼会医院，成为一名西医。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医，后转入广州，创立图强医学院和图强医院。他的妻子李佩珍擅长产科，也擅长投资理财，他们把家安在广州旧仓巷一栋简易的木板房里，小屋的简陋与对面庄严的西式建筑—图强医学院和图强医院，形成明显的对比。
伍汉持为人慷慨、心地仁厚。在广州，他坚持为付不起医药费的平民义诊。1910年10月到1911年3月，东北爆发鼠疫，上万人因感染去世。疫区急需医生，但大部分人都不敢去。伍汉持知道后挺身而出，他说：“医，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惧哉？”
伍汉持与孙中山、史坚如等同盟会成员多有接触，倾向革命。在广州期间，他还考入广东法政学堂，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伍汉持积极支持革命，广州光复后，被委任为广东都督府医务部部长兼北伐军医官。
1913年，伍汉持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后，伍汉持在众议院弹劾袁世凯，并敦促袁辞职。1913年8月1日，42岁的伍汉持在赴天津途中被袁世凯部属劫持，当月20日被秘密杀害，他也因此被称为“国会议员为共和流血第一人”。
伍汉持的纪念碑题词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题写。2012年3月，马英九先生为墓碑题词：勋猷共仰。
伍汉持去世时，伍智梅只有14岁。伍智梅从基督教广州真光中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夏葛女子学校学习西医，成为一名掌握了现代西方医学技术的女西医。1924年，伍智梅与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莲等创办了广东贫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曾在一年之内为近万人治过病。她还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伍智梅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办的学校担任老师，培养具备现代医疗常识的助产士。伍智梅的工作，使得广东妇女因难产而死亡的比例大大降低。她还把父亲留下的图强医院改造成“伍汉持纪念医院”，其规模与设施在当时均属一流。伍智梅亲任医院董事长，严格聘用医学人才，以便为民众服务。这就是华南肿瘤医院（后发展为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
1932年，受广州市政府委派，伍智梅赴美国考察公共卫生事业。历时两年半，沿途考察了美国西雅图、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等市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京士顿、蒙特利尔等市的公共卫生状况，也考察了古巴、巴拿马、秘鲁等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并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市政府卫生局等处学习医学。她最终将沿途考察报告汇编成册，为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蓝图。伍智梅考察回国后，大力宣传现代公共卫生知识，致力于推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1919年，伍智梅与同乡黄建勋结婚。黄建勋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等职。婚后的伍智梅，除了在医学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事业，更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为更多的女性谋求就业、教育、婚姻等方面的自强自立，让她们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
五四运动后，伍智梅和几位先进妇女倡议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她提出建立女界联合会的宗旨：一、联络女界开启其自觉，灌输其所知；二、对于工商各业当提倡革命，使妇女在生活上得到经济独立；三、多设各种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大众小学校，并注重贫民妇女工业教育，使妇女得智识技能之解放；四、注重道德以杜解放后误入歧途，致有损人格而遗后患之虞。
广东女界联合会成立后，伍智梅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为了节省经费，她把办公地点放在自己位于广州市仓边路的家中。在她们的努力下，当时的广三铁路甚至录用了40名女职员，这在广东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1921年3月，伍智梅等人利用广东议会起草宪法的机会，组成了女子参政团到议会请愿，争取参政权，结果被打伤。3月29日，是广州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日子，广东女界联合会组织700多人上街示威，得到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广东政府的强烈反对，游行受到镇压，未能达成既定目标。
伍智梅等人的女权运动，引起了国际妇女界的关注。1922年至1923年间，美国女作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来中国游历，并写成《中国灯笼》一书，描绘了她在游历中接触到的中国新女性的形象。在有关医学界的一章里，对伍智梅有专门介绍。
伍智梅是女界先锋，也是丈夫的战友，共同的革命信仰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扼腕的是，1926年，黄建勋因革命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伍智梅的父亲伍汉持和丈夫黄建勋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伍智梅和他们一样，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
孙中山先生晚年，结合对国家现状的研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黄建勋以孙中山助手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作。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宣讲三民主义时，特意邀请在广东女界影响巨大的伍智梅与何香凝、沈慧莲上台就座聆听。
孙中山晚年，与黄建勋、伍智梅夫妇交往颇多。孙中山有逛旧书店的爱好，但往往囊中羞涩，没钱买书。黄、伍二人就曾出手相助，自掏腰包帮孙中山先生买下中意的旧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去世之时，黄建勋和伍智梅就陪伴在左右。当天下午，成立了治丧办事处并发出讣告，伍智梅担任女界招待员，协助宋庆龄办理孙中山先生的丧事。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供民众瞻仰，伍智梅与何香凝、陈肇君、皮以书等人作为女界执绋者，相伴宋庆龄左右。
1925年6月底，五卅惨案爆发，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宋庆龄作为会议主席之一，带病参与大会并慷慨陈词，伍智梅一直陪伴宋庆龄左右。
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广州倡议建立市立中山图书馆，并决定募捐筹款。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委托伍智梅等人赴美募捐，伍智梅欣然应命。伍智梅一行历经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得到当地侨胞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任务。后来，广东省政府又增加了投资，终于在1933年10月建成了图书馆，并由伍智梅担任第一任馆长。
抗战期间，伍智梅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伍智梅多次陪同宋庆龄慰问伤病员，鼓舞他们的斗志。1938年夏天，她还陪同宋庆龄与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一起检阅广州女子抗日壮丁队。抗战期间，伍智梅与同事在重庆开办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并亲任该校董事长。这所学校培养女子的工作技能，鼓励她们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并倡导女子参政。宋庆龄得知此事后，将一笔国际友人的捐款转给该校。
抗战期间，因为时代的需要，伍智梅在青年时代就提出过的妇女参政主张得到更进一步的落实。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派妇女领袖及妇女界知名人士48人，参加在庐山图书馆举行的战时妇女座谈会，伍智梅、邓颖超等人应邀出席。会后，她发表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此后，伍智梅更是身体力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员。
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伍智梅提出《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在提案中，伍智梅先是论述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人力的重要性，说明要想赢得抗战胜利，必须调动广大妇女的力量；其次，举例说明广大妇女在救护伤病、慰劳战士、战地服务、保育儿童、救济难民等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从而论证了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可行性。伍智梅提案中的建议，被大会采纳并转发给了各级政府。为了推行这些建议，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伍智梅本人常常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号召女同胞在国家存亡之际走出家门，为国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后期物资短缺，身在重庆的伍智梅了解到，广东家乡许多留守的老弱妇幼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她在重庆开展募捐，筹集物资药品，打算运回家乡。当时，公路被日本人破坏，交通不畅，伍智梅不惧艰险亲自带队，用自行车驮着物品，克服重重困难，将物品送到了广东。
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社会混乱，许多孩子失去了家庭。伍智梅和她的同事们先后在重庆、四川、昆明等地创办育婴院，收容那些与亲人离散的孤儿。这些孤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后代。现居台湾的伍智梅长孙黄坚回忆说，伍智梅晚年客居台湾时，仍然和当年育婴院收容的一些孩子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位是一无名抗战将士的后人，伍智梅为孩子起名叫潘树人。潘树人聪明上进好学，伍智梅根据他的特长，资助他学医。潘树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医生。还有一位将士遗孤，名叫陈立纲，他的身体条件非常好，伍智梅推荐他接受飞行培训，他后来顺利成为战斗机试飞员。陈立钢后因飞机失事而一条腿受伤，被迫退役。在他人生的低谷阶段，伍智梅不顾经济拮据，让他住在家中。后来，陈立纲走出人生低谷，组建幸福家庭，并学有所用，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驾驶农用飞机重返蓝天。
伍智梅与丈夫黄建勋养育了三子一女，丈夫去世后，她将四个孩子托付给娘家，自己一心一意致力于工作。她的幼子黄庭植，在十多岁时遭遇事故身亡，次子黄庭祯因为弟弟的死亡受到刺激，导致精神疾病，被送往美国接受治疗。
伍智梅的长子黄庭柱，一直跟随母亲生活。抗战时期，黄庭柱随母亲辗转重庆、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定居南京。
1949年，伍智梅离开南京到了香港。得知伍智梅到了香港，宋庆龄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她，劝她留在大陆。伍智梅执意经香港去台湾，她希望能在台湾看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得以实现。长子黄庭柱一家也随母亲到了台湾，并一直生活在一起。黄庭柱到了台湾以后，长期供职于媒体。
在台湾期间，伍智梅担任立法委员，搞土改减租。她推行的措施，极大地鼓舞了耕种者的积极性。
伍智梅的晚年，抑郁不得志，却不消极，但凡有一点希望，都要努力去做。为了争取其他“议员”支持，推动议案的通过，伍智梅经常在家中请客。当时伍智梅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为了省钱，家中时常连电灯都舍不得开。请客前，为了办得体面，她常常带着孙子外出借款。到了下月发薪水，又带着孙子出去一一偿还借款。那些与祖母手搀手出去借钱还钱的情景，一直印刻在黄坚的脑海里。
1956年11月12日，伍智梅应邀参加台湾医学界举办的庆祝孙中山先生91岁诞辰活动。演讲过程中，她情绪十分激动，演讲结束准备走下台时，突然昏倒在地。伍智梅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因心脏病及脑溢血救治无效而逝世。这一年，她才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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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嗣父史坚如（节选）
2012-05- 史勖济 口述 邱庆镛 整理
| （史勖济，广州市第二十九中学退休老教师。）
史坚如烈士（1879—1900）是我过继的父亲，我原是他的亲侄子。嗣父壮烈牺牲后的第七年（1907年）我才出生，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直至辛亥革命成功的次年（1912年），即我六岁的时候，才由家里正式确定我承继史坚如烈士，这时距离我嗣父殉义已十二年。 我家原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早几代来粤，祖辈曾当幕客，便落籍广东番禺（捕属）。我的祖父史悠乾，共生四子三女（其中二子早殇）。我的生父名古愚，排行第二，嗣父坚如排行第四。他们同辈中，以三姑母憬然为最小（子女各有排行），比我嗣父小两岁。 我的嗣父和三姑母在十七岁（1897年）左右，便抱有大志，痛恨当时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丧权辱国，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和学说的启发，先后参加了兴中会，从事民主主义革命活动。这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全盘家务由祖母方氏操持。嗣父和三姑母瞒着家人，秘密与革命党人联络，后来，我的生父也参加了，他本人没有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委派我生父为粤海关监督，后因病辞职，1914年去世。 当时嗣父和三姑母为接济革命党人活动经费，曾将家里部分屋契偷出，伪造假契放回原处，以免露出破绽，真的契据便拿去抵押借款（数目为三千元）。这件事，在我嗣父牺牲后才发觉，我的祖母不止一次跟我们谈起。 嗣父在1900年夏天，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筹谋策应惠州反清武装起义。十月，我嗣父计划挖掘地道，埋放炸药（硝酸甘油）来解决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满洲人），事泄，于10月28日（旧历九月初六）被捕，于11月19日（旧历九月十八日）英勇就义。 当时谋炸德寿的，不止我嗣父一人，还有其他革命党人参加，带头的是我嗣父，我的生父事前曾预闻其事，也有参与此役。 我的嗣父系于1900年10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旧历九月初六日）事败被捕，初时押在南海县署。残暴的清朝署两广总督德寿因自己险遭炸死，怒火冲天，咬牙切齿，凶性大发。这班家伙把我嗣父锁上沉重的镣铐，严为监禁，还使用残酷的肉刑，日夜迫讯，要我嗣父供出全部真情。他凛然不为所屈，虽然提过一些同志的名字，但主要是夸张革命声势来扰惑敌人，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壮烈牺牲。最后，德寿悍然亲笔判处我嗣父斩刑，于1900年11月9日（旧历九月十八日）执行，刑场就设在抚台衙门前，摆设了公案。德寿坐在正中，亲看这场血腥的屠杀，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杀一儆百”，但事实却证明：正义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我的三姑母史憬然，与陈少白关系亲密，关于他们二人中间的一些情况，有过许多记载或传说。我的三姑母遗体是由陈少白亲葬于广州东郊三望岗的教会坟场，墓碑刻有“史憬然三姑墓 陈少白立”字样。 我嗣父殉义后，据从前的说法（冯自由等人），是香港革命党人李杞堂派同党蔡尧密收他的遗骸草草殓葬，碑志暗号为“司马”氏。但据我回忆，幼年时曾听我祖母说：当时陈尸数日才运弃在东郊一处野草荒冈，适侧边有一间僧寺，叫做“东明寺”，主持是一位老和尚（姓名已忘记），心地善良，富有民族爱国正义感，以“出家人发慈悲，行方便”为借口，挺身而出收尸。他同几位徒弟在佛堂龛下掘了一个深穴，把我嗣父的遗体秘密埋在佛像座下。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发起为我嗣父建祠立像，这时，东明寺的老和尚还健在，便把当时的情况和盘托出，同时自愿将该寺捐出，作为纪念我嗣父的墓祠。于是，依照老和尚的指引，从佛座下发掘，找出嗣父遗骨，重新棺殓，迁葬在新立的石像下。棺面所刻的字句全文是：“史坚如，广州番禺人，生前清己卯年五月五日，以庚子九月十八日殉于革命，春秋二十又二。民国元年六月，同人等建石像于东门外，乃移葬于其下”。 我嗣父在发难之前，预计必将招致危险，后果严重，株连家人，先将我的祖母等迁到澳门，由三姑母憬然陪往。我祖母等走后，我嗣父先将祖先神位等概行焚毁，免被清兵污辱，一些东西设法疏散，余下的物件在我嗣父出事后，全被清兵抄掠殆尽。后来，我的生父也脱险到了香港。 我一家老幼共有八九口人，再由澳门转到香港，在九龙油麻地租赁一层旧楼居住。但清廷仍不断派遣鹰犬到香港侦查，扬言要“斩草除根”。我的生父便借词哄骗我祖母（当时她还不知嗣父死讯）携带全家再迁到九龙新界的屯门（当时该地还一片荒芜）隐蔽，改作张姓，手胼足胝，开荒种菜为生。亡命的时间长达十二年，辛酸艰苦，自不待言。作者本人是在香港出生的，自然也改姓张了。 1912年，孙中山先生倡议为我嗣父造像建祠前，颁令追赠史坚如烈士为上将军。工程落成之日，由广东都督胡汉民主持典礼，并题“史坚如先生祠”石碑。1919年，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曾赠我家一块牌匾，上书“慷慨赴义”四个大字。这个牌匾，挂在我家正厅，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日军到处烧掠，我家被焚，该匾并遭一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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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杰郑毓秀
郑毓秀（1891年3月20日－1959年12月16日），别名苏梅，女，广东省新安县（今属深圳市）人，清末、中华民国革命家、政治家、法官、律师。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女性律师、省级女性政务官及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
郑毓秀的父亲是清朝户部官僚郑文治，家境富裕。郑毓秀幼年学习儒学，研读四书五经，后来到天津教会崇实女子学校念书。1905年（光绪31年），她到日本留学，其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宣统3年）归国，担任革命派暗杀要人任务的联络员等职务，曾参加京津同盟会分会暗杀袁世凯计划。1912年（民国元年）1月，暗杀袁世凯行动开始前，受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的紧急指示而中止，改为刺杀良弼而取得成功，郑毓秀在其中也作出了贡献。
同年中，郑毓秀到法国勤工俭学。1914年，她在巴黎学习法律，1917年得到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随即加入法国法律协会。1919年，据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压力下准备签署凡尔赛条约，时任代表团随员的郑毓秀在签字日的前日即6月27日组织留学生数百人包围首席代表陆徵祥养病所在的圣·克卢德医院，要求中国拒绝签字。1925年，她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学博士，也是目前有确切资料可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此后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欧调查委员，同年中归国。
归国后，她和留学时代的友人魏道明在上海公共租界合作开设律师事务所。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律师。1926年（民国15年），南方政府派的大学教授杨杏佛被上海当局逮捕之际，郑毓秀担任其辩护律师，使其获得释放。同年4月，她当选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7年（民国16年）4月，郑毓秀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年末成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但未就任。她还兼上海法政大学校长。同年8月，她和魏道明结婚。1928年，她任国民政府驻欧特使，特别负责中国和法国的双边友好事务。同年中归国，1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其间她任民法编纂委员，在起草中华民国民法草案时特别提出增加多条女性权利保护条文。
以后郑毓秀曾任建设委员会委员、赈灾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兼教育部次长。1942年，其夫魏道明任驻美国大使，她随行赴美国。1943年她任各国援华会名誉主席。战后，她和魏道明一同回国。民国37年（1948年）1月，郑毓秀投身第一届立法委员的选举，角逐上海市全国分区立委。并于1月28日，获得全市152,275张选票，当选上海市的立法委员。魏辞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的1948年（民国37年）末，夫妇一同移居巴西。后来因商业失败等原因，她们夫妇又一同到了美国。晩年，郑毓秀患癌症。
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去世。享年68岁。
张通典张昭汉（张默君）父女英杰
（节选自 张默君：光复苏州的南社女诗人 2015/1/21李继锋）
1911年，上海于11月4日宣布独立，与上海临近的苏州，也正积极酝酿光复。陈其美派人到苏州推动独立，而在苏州本地，南社女社员张昭汉正帮助他的父亲张通典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推动江苏独立。
张昭汉父亲张通典在女儿降生时以光大汉族之意，为女儿取名“昭汉”。1905年7月，上海女界在广西路榕庐召开抵制美货大会，当时正在务本女塾书的张昭汉登台演说，号召妇女不购美货。同盟会成立不久，她加入同盟会，与秋瑾、唐群英等9人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一批女会员。秋瑾、徐锡麟等在秘密举义的过程中，都与她联络。秋瑾被捕前留下一封短信：“访妹未遇，至怅，行色匆遽，再见何期？前途珍重！”10天后，秋瑾就在轩亭口就义。
武昌起义之后， 正在上海圣约瑟女子书院文科读书的张昭汉，赶回苏州家中，并敦促在广西柳州的父亲归来。4日深夜， 陆军标统朱熙、督练公所科长章驾时、水师管带王道煌，以及苏州各界人士百余人，在葑门护龙街饮马桥张通典寓所秘密集会，策划光复苏州。张昭汉也列席参加。会上，张通典提出将“兴汉灭满”改为“兴汉安民”，防止出现对无辜满人的过激行为。张昭汉首先赞同，她当场表示要舍弃“昭汉”的原名，以字为名改叫“张默君”。
张默君连夜扯了一幅二丈余长的白布，用布帚蘸墨汁书写“兴汉安民”四字，差人悬挂于北塔寺塔顶，并和弟妹们一起制作书写着“兴汉安民”字标的布条若干，发给起义民军缠在臂上。 考虑到苏州宣布独立后，需要一方“江苏都督府”印，各方一时来不及准备，张默君还便把自己使用的砚台翻过来，在背后刻为印章。
张通典等人讨论后决定，逼迫程德全立即宣布独立，由朱熙等率新军，张通典率民党，张昭汉等率民众代表，凌晨齐集进城，以势相迫，争取兵不血刃光复苏州。
1911年11月5日拂晓，父女俩与水陆将领，率领马队、步兵、军警、上海民军和苏州各界人士浩荡进城，沿街布岗，大队涌向巡抚衙门。
江苏巡抚程德全由梦中惊醒，张通典等晓以大义，程德全连声说“谨受教，谨受教”，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接受了都督大印，当天宣布江苏独立。
苏州阊门观前街各街店，都高悬“兴汉安民”白旗。上海的革命党同志龚铁铮等乘车经过苏州，远远看到北寺塔上“兴汉安民”大旗，在蓝天白日下迎风招展，都肃然起立，兴奋地说：“这是张默君的手笔，苏州光复了！
光复苏州的宣言布告是张默君起草撰写的，撰写了六字句安民告示：
照得民军起义，实为顺天应人。满清窃据中国，惨经三百余春；
迭遭丧权割地，近尤逆施倒行。吾族炎黄华胄，焉能忍辱偷生？
武汉义旗既举，争看薄海欢腾。吴会长江重镇，指日铙吹收京。
望尔四民人等，各安所业勿惊；如有乘机扰乱，定当执法以绳。
一德兴汉安民，同开万世太平！
这是富于南社风格的文字，沿袭古典文体的形式而装进新的内容。
程德全看了以后对张默君的文才大加赞赏，立即任命她为《大汉报》社长兼总编辑，社址设在沦浪亭之可园。创刊号上刊出南社同人《贺词》：“驱逐鞑虏，弘我汉京，振臂一呼，万户响应！”，南社的发起人陈去病也成为该报的撰稿人。他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 “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历之时日哉！而吾苏之民诚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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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名媛》颜雅清
颜雅清，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家，出生于上海，1970年3月18日去世。其家族中不乏声名显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仁人志士。颜雅清的祖父是清末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颜永京。其父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曾不遗余力将现代西方医学技术引进中国，创建过湘雅医学院，抗战期间曾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其伯父颜惠庆，著名外交家，曾五任北洋军阀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国务总理或代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国际联盟大会中方首席代表。
颜雅清在13岁时被送去美国念中学, 16岁时成为获得史密夫学院奖学金最年青的学生。她和她的叔叔颜惠庆(当时任中国大使)一起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工作。
1935年，颜雅清作为中国派出的唯一女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从而当始了她报效国家的公职生涯。抗战爆发后，颜雅清在纽约学习飞行技术，取得飞行执照后，她开始了在美国的抗战募捐飞行之旅。
她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首富维克多·沙逊的座上客，宋美龄赴美期间的随身护理，语言大师林语堂、思想家胡适的朋友。她还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的私人秘书之一，还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联合国早期的信息官；也是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她展现了一种豁达豪迈、识大体、顾大局的牺牲精神，又是有血有肉真实的人生。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颜雅清传》一书提道，上海的名媛队伍中，有一个被遮蔽的身影，就是颜雅清。她的身份一直到2008年才被加拿大作家帕蒂·哥莉在《飞天名媛》中揭示出。
虽死无憾方声洞
方声洞（1886年—1911年4月27日），字子明，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人，清末革命家，中国同盟会的首批会员。1911年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中阵亡，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建十杰之一。
方声洞的家庭为福州的富商家族，其祖父方振隆是福州布政司的幕僚，父亲为方家，伯父为方家。方家澍曾任浙江秀水县令。方家湜（方址亭）先协助方家澍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供子女、儿媳念“洋学堂”，并陆续把他们送往日本留学。方声洞共有兄弟4人，姐妹7人，方声洞排行第七。其二姊方君瑛、四嫂曾醒、六兄方声涛、六嫂郑萌、其妻王颖及八妹方君等7人赴日本留学、1人赴法国留学，兄弟姐妹及嫂嫂中共有其中6人都在清末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一家有6个革命党人，被传为佳话，十一妹方君璧是旅法的著名画家，其夫为曾仲鸣，1939年在河内遇刺。
方声洞幼年在福州读私塾，后来随父亲到湖北汉口，并在汉口就读新式学堂。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兄长方声涛和姐姐方君瑛之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于1903年加入了拒俄义勇队，1905年则与兄方声涛、姊方君瑛、嫂曾醒和郑萌参加入了刚刚由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之一。不久后母亲逝世，方声洞返回福州治丧，并创办书报阅览所，宣传革命。
1906年，方声洞再度赴日，进入千叶医专学校（今千叶大学医学部）学习，为的是研究化学、制造炸弹。1908年，他又到汉口与王颖结婚，婚后又与妻子同赴日本学医，决心“自办医院，专为贫苦产妇”，并介绍其妻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期间，方声洞负责往返中日之间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还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代表、福建同乡会议事部长、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1911年春一度在日本接任同盟会十四支部部长一职。黄兴去香港准备在广州起义。不久从香港急电，命方声洞火速回国运送军火。走的那天，独生子满周岁，全家三口拍了一张临别纪念照片，这一去竟成永诀。2月，方声洞、方君瑛、曾醒和许多青年把弹药绑在身上运进广州，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方声洞、方君瑛等人利用空隙时间合影留念，并给家人分别写了诀别信。
1911年3月28日到达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起义爆发前一天，他分别给父母与妻子留下绝命书。3月29日下午5时30分起义爆发，方声洞在黄兴率领下由小东营5号指挥部出发向两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因为在总督署没有寻找到总督张鸣岐，又随军离开督署，出南大门准备和革命军的防营接应，但到达双门底与防营相遇后，由于防营指挥官温带雄左臂上没有戴白布加上语言又不通而被方声洞误认作敌人开枪击毙，防营见状立刻反击，方声洞身中七弹而死，时年25岁，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黄花岗起义事后，潘达微收葬方声洞与其他战死的革命者遗体，并葬于黄花岗。黄兴在起义后的报告中称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1918年，方声洞的兄长，时任滇军师长的方声涛募款修七十二烈士墓，1921年，又在墓地建成纪功坊、墓亭。
1908年，方声洞回国同王颖在汉口完婚。10天以后，两人一同去日本，方声洞继续医学学业，王颖不久也进入千叶学校读妇产科。1909年，方声洞之妻王颖产下一子，名叫方贤旭。方贤旭11岁那年，被母亲送到法国读书，由七姑方君瑛和十一姑方君璧照料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1933年-1937年在法国完成土木工程本科，回国后在上海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外交学院任法语教师。方贤旭与第一位夫人王霭芬是在留法时结识，婚后育有一女方思。王霭芬1949年赴台。方贤旭第二位夫人刘淑芳，1926年出生，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二人1972年结婚。
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分别留绝命书给父母和妻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 “ | 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 |
女革命家方君瑛
方君瑛（1884年－1923年），字润如，福建侯官县人，清末民初的女革命家。她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在清末时主张暴力革命，负责组织刺杀行动，辛亥革命后从事过教育事业，后因意志消沉而自杀于上海。方君瑛家中的兄弟姐妹一共11人，其家族同辈中有6人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被称为“举族赴义”，其中七弟方声洞还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方君瑛于清光绪十年八月初三出生在福建侯官县南通镇方庄，即今天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境内，兄弟姐妹共有11人，她排行第二。其父亲方家湜为福州商人，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家庭思想比较开明。1901年，在伯父方家澍资助下，方君瑛同寡居的四嫂曾醒（异母兄方声濂之妻）、孤侄方贤俶（曾醒的儿子）、六弟方声涛、六弟媳郑萌、七弟方声洞一同赴日本，并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期间，方君瑛主张暴力革命和暗杀行动，被誉为“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曾担任同盟会实行部部长，负责组织暗杀行动，部内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和曾醒等人。她还同秋瑾、陈撷英等女革命党人在横滨的黄兴组织的秘密制造炸药的机关中学习。方君瑛也主张“力学救国”，于1907年考入日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并于1911年2月毕业。在学期间，她还参与制造炸药，并到香港接应去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汪精卫等人被捕后又返回日本。广州起义前夕，方君瑛到达香港，并扮成孝妇从香港偷运军火至广州供给革命军。起义失败后，因为七弟方声洞阵亡，方君瑛又到日本接方声洞的妻子回汉口的家中。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方君瑛携弟妹们回到福州，她不愿担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只同意担任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下半年又带十一妹方君璧、四弟妹曾醒、曾醒之子方贤叔以及弟弟曾仲鸣到法国留学。1915年，方君瑛在听说袁世凯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就回国欲加以阻止，回国后又逢父亲去世，在家治丧之后便携带妹妹方君琦再赴法国。1921年秋，她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修完数学课程，获得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并在大学中执教。在法国期间她曾遭遇车祸而脑震荡，有资料称此时她的精神变得不太正常。
1922年12月，方君瑛回到中国。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在广州筹办执信学校，想邀请她前往，但当时陈炯明又在广东发动六一六事变，广东局势混乱，方君瑛只能滞留上海。期间，她还婉拒了陈嘉庚的集美学校任教的邀请。此时她有感于社会腐败等问题，意志变得十分消沉。1923年6月12日，方君瑛在上海的寓所内吞服大量吗啡自杀，并于14日因抢救无效而逝世。遗书中称“为国事累卵，民苦倒悬，而同志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
野史传称方君瑛和汪精卫有恋爱关系，二者虽没有结婚，但却有婚外恋情，这引发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嫉妒与气愤，方君瑛回国后，陈璧君曾当场责骂方君瑛，导致了方君瑛的自杀。此说法为汪陈两家后人所痛斥。
女界豪杰沈佩贞
沈佩贞，民国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了上海女子北伐队，后加入女子参政同盟会。
1912年在南京创办中央女子工艺厂和工艺学堂； 1912年12月与陈振志、徐宗汉等27人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生计会； 1913年3月在奉天盛京（今沈阳）发起成立女子救国社； 民国妇女参政运动失败后，曾任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并担任绥远将军府高级参议；1919年，沈佩贞到江西组织中国妇女生计会在江西的分会——江西妇女生计分会。
别 名：沈慕贞、沈佩真
出生地：浙江绍兴/浙江杭州
毕业院校：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
主要成就：反帝制、辛亥奇功、推动女权
曾经荣誉：女界之伟人、女豪杰
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被极端妖魔化的一位人士 ，关于沈佩贞的生平简历，史学界一直没个准谱些的说法。有说原籍广西，有说来自广东，有说乃绍兴人氏。长期以来，因资料匮乏，莫衷一是。据1915年北京《醒华报》披露：“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 而据网上首见的沈佩贞离异魏肇文致全国通电中沈佩贞本人自述，“浙江世族，父宦两粤，幼承慈训，长学师范，曾随叔父留学日、法，游历各国。”其中，“长学师范”，说的是她曾在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读书。
沈佩贞在北洋女师读书的具体时间不可考。查询《大公报》上刊登的北洋女师范学堂1906年第一届一部、二部学生名单，有汪芸、沈亦云（时名沈景英）、葛敬诚（与沈亦云一同参加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周砥等人，却找不到第二个姓沈的女学生。或许为其后几届，或许像沈亦云一样用过其它字号，也未可知。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沈佩贞就已经开始了她的革命活动。沈早年曾经留学日法，素有胆识，辛亥革命时，她是杭州女子敢死队中的一员虎将，这支队伍一度名声震天。
在武昌起义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送炸药的激进女学生。武昌起义之前，白雅雨即以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等两校师生为主组织天津共和会，白被推举为会长，机关设在中国大戏院对过的生昌酒店楼上（今已拆除）。刘清扬、汪芸、沈亦云、沈佩贞等北洋女师学生都参加了共和会。
武昌起义后，白雅雨以组织红十字会为掩护，公开活动，鼓吹革命。沈佩贞与沈亦云、汪芸等同学，或秘密油印宣传品和募捐收据，或跟随白雅雨往来于天津、北京、张家口、滦州等地，秘密策动武装起义。身材瘦削的白雅雨更是以“披广氅、携短铳，与女生数人”的大侠形象，风尘仆仆于京津一带。为躲避检查，沈佩贞等几个胆子较大的女同学把炸药捆在身上，伪装身孕。长枪则放在棺材里，借出丧巧妙过关。
嗣后，沈佩贞在天津组织起义呼应南方革命。
关于沈佩贞在天津起义的过程，多数记载语焉不详。最早的记载，见于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沈佩贞女士，去 年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跋涉三江，提倡革命。此次武昌起义，女士适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被汉奸某泄其事于陈夔龙，陈派杨以德将女士逮捕，并将所有资财搜括无遗，转辗诬妄，欲陷女士于死地。嗣陈恐激起绝大风潮，暗使杨释放之。女士有母年七十余，必欲女士离津，女士不得已，遂奉母来沪。惟一片热忱，不能遏止，爰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后方勤务为目的。闻刻已禀准沪都督，不日开办。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而在沈佩贞的自述中，也有“毁家纾难”“为国捐躯”等壮烈词句。以上说辞，即或略有夸张，也大抵与史实相差弗远。
在此之前，1911年12月14日，天津革命协会正式成立，参加的有同盟会、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以及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革命团体。联想到不久之后，同出自北洋女师的沈亦云、葛敬诚等人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沈佩贞在上海组织女子尚武会等，此时天津的女子革命团体应该即由沈亦云、沈佩贞等人负责。
在目前有关天津革命党人的记述中，对于沈佩贞被捕的经历，无一字提及。《申报》上所述沈佩贞被捕经过，与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杀害的王钟声颇为相似：由于密探告发，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天津人俗称为“杨梆子”）将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捕获。但尚没有发现沈佩贞与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有所互动的历史材料。按野史记载，沈佩贞被捕后，“毁家纾难”，然后与母亲脱狱离津，带着“一腔热血满身杀气”去了上海。
来到上海的沈佩贞，很快放手大干起来。在1912年初组织女子尚武会，招募勇敢女生500名，为北伐培养女性侦探/特工人才。
1911年11月28日，沈佩贞在《申报》发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认为女性身为国民，当效花木兰、秦良玉之举动，投身行伍，与男子一起担当保家卫国之责。就倡导女子从军报国而言，“女子尚武会”与此时上海涌现出来的女性军事团体并无不同，沈佩贞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想使尚武会的成员马上沙场却敌，而是开展一系列的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周密的准备。根据随后披露的《创办女子尚武会简章》，该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其教学课程中有输送、兵站配备、体操、测量、绘图、琴歌、侦探等门，教员须“具有军事上之学识者，始得称职”，教学设备除桌椅外，还有辎重车辆、挽载马匹、捆包绳索、枪械子弹、钢丝车等军用物品，“悉禀请军政府发给借用”。 首次招生，拟收500人，待学习半年之后，再随女子军参战。这使得“女子尚武会”不是单纯的军事团体，更像是一所女子军事速成学校。
1912年1月12日，沈佩贞称该会“现奉沪军都督陈批准，开办在即”，特登广告招生。 1月26日，“女子尚武会”召开成立大会，沈佩贞被选为首任会长，詹寿恒为副会长，张汉英为监学，叶慧哲为书记，钱秀荣为庶务，刘既嘉、李元庆、杨露瀛3人为干事，张振武为名誉总理。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为战，雌雄可立决须臾”，表达了誓灭清廷的革命决心。当时女子军事团体“军纪风纪肃然可观，巾帼须眉中外特色。”战斗时“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沈佩贞在章程中规定，学成后的女生将随同女子军北伐满廷。是在1912年，沈佩贞身着戎装的照片开始流传，引人瞩目。1913年2月12日，为清帝下诏逊位之一周年，北京先农坛举行为期七天的纪念会。台湾文人连横恰好在北京，亦曾游观此纪念会，见“士女观者十数万，如荼如火，道为之塞，可谓空前之大会矣”。会中设展览区，悬挂着供人景仰的器物和图片，其中即有沈佩贞的军装：“会之一室恭挂诸先烈之像，其外则整陈诸物，皆有关于革命者：如吴樾之弹片，汪精卫之铁练，沈佩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叹此庄严之民国，固非一蹶可就也。” [ 摄于这个时期沈佩贞身着戎装的一帧小照，在当时流传甚广，人气极高，为沈佩贞赢得了“女界之伟人”的政治声誉。
南北和谈成功以后，女子北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则转而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成立两性平权维持会，开始了力争女权的奋斗，沈也从此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
在沈佩贞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风云初起的燃情岁月，刚刚有所觉悟的女性个个都意气风发，痛恨父权主义的压迫。当然此时的女权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儿童公育、职业妇女受尊重、避孕方法的改进这些还都谈不上，她们争女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自己争得与男人等同的地位，并将此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自立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竟然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后退了一大步。1912年参议院议员法甚至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属于男子，女子同精神病患者、吸食鸦片者、不识字者一样，都没有这项权利。女子参政运动更加举步维艰。沈佩贞的男女平权维持会遂与其它各省的女子参政运动骨干在南京组成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沈佩贞发表演说，“痛言女界须化除意见，联络团体，以收竞争之效”，并作总结发言，“陈述此次参议院之约法条义，以压制手段，妨害女界，我女界绝对不承认此条文”。会内分为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教育部、实业部、财政部、审查部、文事部，沈佩贞被选为实业部职员。 随着女子参政运动的行进，沈佩贞的作为日益凸显。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寓居于京师粉房琉璃街，递交请愿书，商议斗争之法。女子参政的中心议题，是女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此前在南京的倾向十分相近。女界代表曾推举沈佩贞等60余人为代表于8月6日到参议院请见议长吴景濂，“大有不达目的不肯干休之势”，得到的答复颇为含糊，“并不敢表示赞否之主见” ，沈佩贞等人此次请愿并无实质效果。在随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性的参政请求完全被无视。
进京以后，沈佩贞和唐群英等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地闯入参议院，坚决要求女子参政。一见这些来势凶猛的女人们，参议院的男人们个个手足无措。后来，有胆大一点的出来说，现在约法案尚未最后确定，还需再议，到时必议之。百般劝慰之下，女将们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下午，沈佩贞们再往参议院，却被挡在了门外，她们怒火中烧，愤而将玻璃窗击破，手上鲜血直流，警卫上前劝阻，沈女士飞起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虽然鲁迅先生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沈佩贞的拳脚功夫看来的确也不同凡响。
这是沈佩贞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拳脚。沈女士的第二场打戏发生在湖广会馆，被打的男主角却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吸纳四个小党，成立一个大的政党——国民党，进而实现组阁的目标。接下来的事情给了她们当头一棒。当秘书长宋教仁用湖南话磕磕巴巴地念完国民党新党章时，党章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款，只有一条：不接受任何女性加入。唐群英站起来大声质问，但别人的鼓噪声完全淹没了她的声音。沈佩贞不由分说，拉起唐群英就冲上了主席台，扭住宋教仁就打，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
继湖广会馆上演的全武行之后，沈佩贞、唐群英为此专门谒见孙中山陈词，虽然没发生动手，但沈佩贞“哭声震屋”，挥泪诉说辛亥女革命者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建立炸弹队、行动队、暗杀队……志在救国，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使日后女同胞人人享有幸福，可是没想到“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孙中山亦不能对。
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烂熳胡同女工传习所召开联合大会，宣布该会现以“先实行男女平等、继实行女子参政为宗旨”。 其宗旨之所以有此变更，乃是因为现实中女子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其纲领曾明确声明“主张男女平权”，后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为了与他党妥协，宋教仁等在起草国民党纲领时，删去了原同盟会“主张男女平权”之政纲。女性的参政权渺不可得，女子参政同盟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力保原同盟会纲领上的“男女平权”之条文。此次会议女子到会者200余人，沈佩贞最先发表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认为“宋实一无耻小人，牺牲我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是可忍，孰不可忍？”演说最后，沈佩贞言辞激烈，号召女界继续为参政权斗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 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无论她们的言辞多么激烈，行动多么果敢，在那样一个男权世界中，女人们手中没有权力，女界争取参政权利的斗争和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不仅女子参政提案未被参议院通过，女子参政同盟会也在1913年11月被袁氏政府强令解散。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就这样，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斗争失败之后，这批女权运动者们结局若何：她们中有的人矢志革命，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了悲观境地，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抑郁而死，有的遁入空门，甚至还有的沦为妓女。最令人瞠目的是沈佩贞，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总统门生”和“洪宪女臣”，在北京城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时候，沈佩贞印制了一张大名片，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原来沈女士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校的创办人，称袁世凯为老师也算是顺理成章了。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袁世凯政府还曾任命她为总统府顾问，并曾赴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她始终要与眼下的处境和需要相适应，身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处境和需要的改变而改变。
从政后的沈佩贞做事更为泼辣，有一次命京城警厅冲进某豪门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她这样的行为多了，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她索性也豁出去了。
沈佩贞在民初政坛上行事全无忌惮，其实她心里面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经常贻人口实，也被人诟病不休。 当时的北京城鱼龙混杂，蛇鼠成群，眼红沈佩贞出风头的大有人在，小报便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挖苦她。那一年《神州日报》便发布了一条爆炸性八卦消息，指名道姓地称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
这条消息一连登了三天。这“嗅女人小脚”本来是中国旧式文人之异常嗜好，而《神州报》以此所谓的秘闻揭沈佩贞的短，实则攻击袁派，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据说《神州报》主编汪彭年插手政治，正在北京谋取议员一职。
然而汪氏此举等于踩了马蜂窝，沈佩贞对自己的名节很是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绝对没有的。名节受损，自然要以出格的行为对付，她见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汪彭年摆酒席请罪，并登报声明，但汪不予理睬。
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自然不惜动手，她亲率二十多名女将，还有几十名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杀进了汪公馆。汪彭年一见来者不善，赶紧从后门开溜，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倒是很有男子气概，不和女流之辈纠缠，只是大叫大嚷：把汪彭年交出来！这时，众人随声附和声震云霄，又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旁助威，场面颇为壮观。
这世上偏有不明事理的人。众议员郭同与汪彭年是同乡，正客居在汪公馆，听到喧哗声就开门出来看个究竟，话没出口，众女将就一拥而入，沈佩贞上前扭住前胸，拳脚相加，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闺中好友不甘落后，将郭同一顿拳打脚踢。郭同气得破口大骂，挥拳相抗，但哪里是女英雄们的对手。沈氏飞起一脚，直捣郭同胯下，郭疼痛难忍，便蹲地不起。沈佩贞见对手已不能动弹，便将室内家具物件打得稀烂，方率众人扬长而去。
沈佩贞大闹汪宅，误伤了众议员郭同，郭同岂能咽下这口恶气？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开庭审理时，各大小报纸的记者悉数到庭。沈佩贞怒打郭同时，双方曾大打口水仗，污言秽语出口成章，那些话在法庭上由证人转述时，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一干官员记者与闲人们却兴奋得大叫：“大胆地说，不犯法！……”
法院最后判决郭氏胜诉，处沈佩贞拘役半年。
世事迷幻莫测，从此以后，在一个喧噪的中国，沈佩贞永久地沉默了，报上也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政客们失去了打击目标，自然对她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一代女子参政的干将，就这样在男人世界中沉没了。当然，她最后一次大闹，就已经跟男女平等没有多少关系了。不过，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没有了沈佩贞的存在，也未免太过寂寞了。如果将来哪一天，要刻一块“女权主义纪念碑”的话，第一个要刻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个沈佩贞。
生逢清末民初的乱世，北京这个舞台给沈佩贞提供了施展才智和魅力的机会，然而她的政治理想随着时势动荡高开低走，终至镜花水月，完全落空，这显然不只是其个人梦想的落空，也是时代悲剧。光华改观，浮沉异势，徒然增加了历史的戏谑意味。许多年后，有一位中国作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它最终成为笑谈。
离开广州的沈佩贞依然在从事她的女权事业。1919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在《沈佩贞宴请赣男女》中报道说，鼎鼎大名的沈佩贞，因组织江西妇女生计分会已有头绪，并征得彭文徽女士担任筹备干事长，特于25日约请南昌报界及筹备分会各女士假座西园便餐，男女宾客到者三十余人，计分两大席。宴会开始后，沈佩贞先到男宾宴席陪座，宣讲女权道理：“大凡共和国家以三民为素，现在民主民权均已完全达到目的，惟民生尚未讲究，妇女生计会本于民国一年立案开办，嗣因世局纠纷，女权薄弱，未免稍受影响。”
接下来，是余醒愁作为来宾代表致答谢辞：“同人承沈先生招饮，以妇女生计分会责为提倡，此同人天职所在，自应仰承惠意，以答高情。但先生此次来赣，得以躬瞻风采，亲闻伟论，钦佩无既。且又先承招饮，感惭何似！”
众人一通掌声之后，沈佩贞继续宣讲自己中国特色的女权理念：“美国女子有参政权，实因能谋自立，有纳税种种义务故有利权。鄙人极不以权利为然，但求各女同胞能自立足矣。鄙意本欲以男女合桌，此地风气尚未开通，有所不便。然吾国所以衰弱之故，实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所误。若长此墨守，何能生存？于今之世界与各文明国竞争于环球，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从1912年民国初期拼命追求女子参政权，到1919年主动放弃参政权而自我局限于所谓生计权和自立权，中国社会的女权事业并不是进步，反而是在明显倒退。这一点在沈佩贞就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时期的师长吕碧城的《女界近况杂谈》中，另有表述：“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益光怪陆离之至。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胁，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
民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权人士沈佩贞的人生结局，已经无从考证。
1912年3月20日，唐沈等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一脚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坐定后不久，唐群英与张汉英因事离场。有些议员出言不逊，说：“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与此政事，会误国机”等等，王昌国忍不住说了一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民不分男女，都应平等，女子参政，天经地义”……顿时，会场气氛紧张，有的议员甚至说：“女人懂什么？生儿育女，管好家务才是正事”……沈佩贞气愤地说：“在前线打仗，冲锋陷阵的有我们女子，在后方搞宣传、搞救护的有我们女子，女子哪点不行？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有的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却对女子说三道四……我才不信你们这套呢！”会场上，拍桌打椅乱作一团，不欢而散。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 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虽然鲁迅先生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沈佩贞的拳脚功夫看来的确也不同凡响。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既压制又安抚的态度。当得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希望唐绍仪能够阻止她们进京请愿，“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
相比之下，革命党内部反而表现出更加顽固僵化的男权倾向。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地下秘密会党组织改组成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在宋教仁、张继等人的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组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他们为了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向其他党派表示妥协，主动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此举引起同盟会内一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本部开会选举筹办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到会发难，质问为何不通知女会员参加，以及为何在党纲中删除“男女平权”条款，并且大骂宋教仁受人愚骗、甘心卖党、独行专断，表示要以武力对待。在场的“一般男会员垂头丧气，无可争辩”。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人再到会场，“怒目戟手，势甚汹汹”，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此议当场交付大会表决，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赞成而没有通过。孙中山在演说中专门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场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
上述文字出自国民党系统的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在上海《申报》8月31日的新闻报道《二十五日之湖广馆》中，另有这样的介绍文字：“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1912年9月1日，沈佩贞还在“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感慨中国女子为共和大业付出了生命代价，可是共和告成却将女子排除在革命同志之外，不能享受共和时代的幸福。如此软硬兼施，仍于事无济，“男女平权”之规定未写入国民党政纲，留给女子参政会同仁的是无尽的失望和愤懑。沈佩贞曾说道：“去岁革命时既未曾以我等为女子而摒弃于革命同志之外，岂今日共和告成，我等女子既不能享受共和之幸福耶？”话音落，“满场鼓掌如雷”。 沈佩贞忆及辛亥以来的革命和参政遭遇，感慨良深，对男子之忘恩负义深恶痛绝，决心不再凭借男子力量，完全依靠女性自身，从女子教育、实业着手，争取参政权。9月19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开会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来华访问的三位代表嘉德夫人、马克维夫人、解古柏斯博士，沈佩贞于三位演说后，首先发表意见，认为欲得参政权，须先具三条件：（一）教育完全；（二）发达女子之实业；（三）不借男子之保护。对于最后一条，沈佩贞略加引申：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何为极端手段，就是“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
此语在当时喧传一时，流为报章笑柄。但置诸女子参政失败后的情境中，实可代表部分女子对男性的严肃立场和决绝态度。如果说在年初她们对男子还心存侥幸，此时则已完全认清了政客们的面孔：革命中作为同盟的男女两性，如今已经成为政坛上难以同生共存的敌人。沈佩贞的激烈言说和恍然醒悟，也可看作民初多数争参政女性的心态。
一年后的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方面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1月13日，内务部以“于国家政法大有影响，该因附设学校煽惑无知妇女，开堂演说，实属大干法纪”，并以“法律无允许明文”为借口，正式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从而给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权运动以沉重的一击。吕碧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急流勇退，先后辞去总统府顾问，转向办实业、办女报、兴女学之类的实际活动，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渐趋沉寂。坚持留在北京的沈佩贞，却打着“大总统门生”的旗号，上演了另一出女权闹剧。
袁世凯一开始时对沈佩贞是礼遇有加，不但聘她为总统府顾问，一度还派她去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不过这种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很快就卷入了一场乱七八糟的“丑闻”，而且被打倒后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由于她支持复辟，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国民党以后翻过身来也不会再保她。
将沈佩贞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1915年6月她大闹醒春居。结果吃官司入狱，赔上了半世英名，成了媒体笔下群起而攻之的“女流氓”。
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2日《神州日报》刊发驻北京记者的通信报道《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揭露了沈佩贞、刘四奶奶、蒋淑婉、蒋良三等人在宴席上的“丑态”。最令沈佩贞难堪的情节，是蒋良三威逼她遵行酒令，同意杨光甫嗅沈氏裸足。沈佩贞当场翻脸，掀席大骂而去。《神州日报》却对此津津乐道，描述得穷形尽相，认为“可作一篇艳情小说观”。此次报道，引起几位女当事人的愤怒，沈佩贞要求该报驻北京分馆主事人汪彭年请酒登报道歉，汪则置若罔闻，于是众女子决定赴该报在南横街的分馆找汪彭年兴师问罪。议员刘成禺目睹事件的全部经过，并在法庭上出任证人。其追忆十分生动：
（汪彭年）闻讯紧闭其门，尽室远避。佩贞等直入厅堂，捣毁一切，辱骂横行，坐索彭年。有众议员江西郭同者，率小妻住汪书房，……乃出与佩贞理论，佩贞又率人捣毁郭所居室。郭乃袒裎跣足，诟骂诸女。诸女复蜂拥而前，有握其发者，有捉其耳鼻者，有扭其左右手者，有抱其左右足者，如举婴儿，大呼“滚去”，郭已圆转落丹墀中。
在1915年6月13日晚的这场闹剧中，汪彭年安然无恙，郭同垢骂众女受此污辱，不愿接受他人调停，一纸将沈佩贞、蒋淑婉、刘四奶奶等人诉诸首都地方审判厅。经过审判，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月，送往京师第一监狱执行，并赔偿郭同损坏之物件洋四十元 。
颇值玩味的是报界在事件中充任的角色。沈佩贞诸人在醒春居的所作所为，最初由《神州日报》揭载。这一长篇报导，香艳十足，多有臆想成分。为了丑化当事人的形象，作者多处使用了小说笔法，语调下流，某种程度上确如沈佩贞在禀呈中所言：“既凭空捏造以污人，复迭构秽词以公众。” 此冲突最终由审判裁决，亦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娘子军夜闯南横街之事发生后，沈佩贞曾央请数位要人出面说项调停，郭同已表谅解之意，“以为此等无知女子，本不足与之计较，彼果能知愧悔，亦无不可姑予优容”。 但北京舆论却不愿就此罢休，把批评矛头一致对准沈佩贞，并怂动郭同以法律方式解决：“京中报界，又以郭同一大好男儿，何竟屈于英雌一击之下，深致揶揄”，郭同“闻政界之追诘，复感舆论之激刺，乃决向地方检察厅起诉”。 可以说，正是舆情的导引，挟裹了此案的走向。
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同盟会元老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另有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加夸张离奇的叙述：
【袁世凯时代的女权运动颇为活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以前北洋女子公学监督即校长吕碧城为代表的以清高自诩的高尚派。沈佩贞曾经就读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与北洋女子公学一样，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他的亲信属员严修、卢木斋、傅增湘等人主持之下成立的，沈佩贞与袁世凯之间的师生关系由此而来。其二是以安静生为首领的积极参政的活动派。其三是以沈佩贞为首领的奔走权门的权贵派，主要成员包括刘四奶奶、王三太太、蒋淑婉等数十人。
沈佩贞的名片中间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边写着“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意思是她与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广东香山人孙中山、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都是同乡。她当时还拜九门提督江朝宗为干爹，奉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为叔父，凡总统府要人都深相结纳。权贵又借她们勾引介绍“女志士”寻欢作乐，湖船朝车出入新华宫而警卫不禁。江朝宗为干女儿设立总办事处于中心城区，并且配有秘书、干事，沈佩贞俨然为办事处长。段芝贵等权贵下班后便来沈处会客张筵，文武谋职位者群走其门。当时，北京东四七条有一所壮丽宽宏的花园别墅，是曾任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内务府大臣奎俊的私人住宅。大清王朝垮台之后，奎俊的家人把戏台园林划出一部分租给商人开设“醒春居”菜馆。由于这里具有园林之胜，官僚政客、名士党棍便经常借此“雅集”。
191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沈佩贞邀约一批腻友在“醒春居”饮宴。酒筵布置在假山边的旷地，男女主宾三十多人纵情吃喝，其中有人提议“诸位佳人跣足入座，圆肤光滑如洗凝脂。可用‘闻臭脚’做酒令，顺着行酒，即用此三字连贯成文，要全用成语。如令到不成的，罚依醒春居酒数（一茶杯绍兴酒）闻臭脚一次”。是日男客中只有一人没有罚闻臭脚，而第一个罚闻臭脚的男宾是清室贝子、庆亲王奕劻的大儿子载振。有些男客以一亲芳泽为无上艳福，故意被罚闻臭脚。
此事在《神州日报》见报后，沈佩贞恼羞成怒，要求该报老板汪彭年登报澄清并赔礼认罪。汪彭年不仅不予接受，还继续在报纸上揭露隐私，内容涉及江朝宗、段芝贵等人。于是，沈佩贞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娘子军二三十人，会同干爹江朝宗的士兵十多名，浩浩荡荡直奔南横街汪彭年家中。汪彭年得到消息，带领家人及时逃走。寄住在他家里的国会议员郭同站出来与沈佩贞理论，被当作替罪羊痛打一顿，连腰带都被人扯断。同为国会议员的刘成禺正好夜宴路过，他见郭同满身泥土，提着裤子与沈佩贞等人对骂，便与郭同开起玩笑。沈佩贞看见刘成禺，赶紧呼叫众人让开道路请他近前。刘成禺在为双方调解过程中，九门提督的少将领队黄祯祥走过来说：“今夜汪彭年不露面，决不离开此地。”刘成禺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成何体统？大总统知道，江朝宗要受处分。”第二天，相关各方都委托要人出面调解，江朝宗依然表示《神州日报》必须请酒登报赔礼。郭同在众人怂恿下具状控诉沈佩贞纠众殴伤，起诉于首都地方审判庭，汪彭年与刘成禺均被列为证人。与刘成禺要好的濮一乘为此事写作打油诗《新华竹枝词》，刊登在上海《小时报》上：
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
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
杯酒调停事不成，郭同起诉地方厅。
议场捣乱刘麻子，糊里胡涂作证人。
这里的汪寿臣即汪彭年，刘麻子指脸上长有麻斑的刘成禺。按照刘成禺的说法，这桩案子的结果是郭同胜诉，沈佩贞被罚禁押半年。沈当庭大哭道：“他人叫我打神州，我却受罪。”
《上海时报》，除刊载濮一乘竹枝词外，更有“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诸诗。袁世凯阅报时见到上面诸诗，颇为震怒，说：“都下女风，坏到如此。”于是就让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道“整顿闺阃风纪”的折子，训朱启钤严束闺女，并严办沈佩贞。江朝宗等乃不敢露面左袒，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亦不敢积压，迅速审讯此案。
查阅当年的文献资料，北京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给出的判决，其实是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个月，送往京师第一监狱执行，并赔偿财物损失40元。刘成禺笔下包括沈佩贞名片中间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边写着“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之类曲折生动的离奇描述，大多数是出于他的虚构捏造。在这桩因男权狂欢而轰动一时的女权个案中，既执着又盲目地追求女权的沈佩贞，所充当的其实是遭受疯狂消费和集体伤害的“只许男人放火，不许女人点灯”的男权玩偶；老革命党人刘成禺所充当的，则是煽动刺激男权专制社会最为低级下流的集体狂欢情绪的女权杀手角色。 平心而论，沈氏本人亦是受害者，她不仅名誉被污，而且遭受牢狱之灾，原来可供荫庇的袁氏势力，也由此失去。形单势孤的沈佩贞，最终流露出软弱的一面，这也正是旁观者乐意见到的结局。据当时多家报刊介绍，沈佩贞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向观众席中的上千名观众表白道：“若辈串同，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虽然法庭下有人略表同情，却立时遭受旁人批评：“若不如此，我们何处看此热闹。” ——一语即道破作者和读者的心理以及现代媒体所秉持的“社会正义”的暧昧之处。
作为一名老革命党人，刘成禺对于自己在整个案件中所扮演的女权杀手角色，是完全自觉的。关于这一点，他所引用的刊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打神州报案观审记》一文，就是最为确凿的证据：
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
1915年是中国传统旧历的乙卯年，南社诗人胡寄尘在《乙卯杂诗》中专门吟诵沈佩贞道：
当时万紫与千红，毕竟春华过眼空。
底事东皇归去后，孤花还不避狂风。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民国建设之初，正是女权发达之日。但是，沈佩贞等人所追求的女权事业只有春华而无秋实，只适合在共度难关的辛亥革命高潮时期，万紫千红地凑热闹。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充满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思想的革命党老同志，是不会与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其他国人分享革命成果的，尤其是不愿意与更加弱势的女界人士按照民主宪政、多元共和的现代法理分享政治权力的。坚持追求女性解放、女子参政的沈佩贞，就像是一朵暮春的孤花，孤独地与整个男权专制社会薄情寡义的暴风骤雨相抗衡，是注定要落花流水般归于失败的。
沈佩贞入狱，即标志着她在袁世凯门下的失势和在政坛上的末路。而随着袁氏的垮台，沈佩贞的身份愈加尴尬。《余兴》杂志有文借《西厢记》中“立又不稳，登临又不快，闲行又困”之句来形容1916年“北京沈佩贞之实在情形”， 从中可见其认同危机，以及出狱之后又一次必须面对的何去何从的人生难题。
经过三个月牢狱之灾的沈佩贞，出狱之后很快离开了正在筹划洪宪帝制的袁世凯北京政府，而不是像刘成禺所抹黑丑化的那样，充当所谓的“洪宪女臣”。1917年7月6日，51岁的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广州，于9月1日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沈佩贞随后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与刘成禺同为国会议员的魏肇文。
魏肇文，字芷畹，名武伯，号选廷，湖南邵阳金潭县（今隆回县）人。他是清朝末年历任陕西、云贵、两江、闽浙总督的一品重臣魏光焘的第三子。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底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9月被孙中山聘任为大元帅府参议。在此期间，他以合影拍照作为婚约，与沈佩贞在广州珠江北岸的东亚旅馆自由结婚。几个月后魏肇文离弃沈佩贞，沈佩贞为此诉诸法律控告他“赖婚”。这一案件一度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热点，但是，公共舆论对于这件事的着眼点，却集中在国会议员、官宦子弟魏肇文的男权魅力与男权消费方面：“闻魏为前清某总督之子，翩翩美少，且又国会议员，无怪沈佩贞不甘罢休。”
1918年11月27日，广州地方厅公开审理此案，引来百余人围观，许多人没有座位便站在法庭外听审。原告沈佩贞身穿玄缎裙裤，戴托力克金镜，俨然知识女性装束，昂然立于法庭当中。与1915年发生在北京的郭同诉沈佩贞案一样，这一次的沈佩贞诉魏肇文案，依然是一场男权专制者公然消费弱势女性的集体狂欢式的法律闹剧。沈佩贞当庭出示魏肇文赠给她的一副楹联作为求婚证据。律师黄某为沈佩贞辩护说，对联句中有“绕梁”等字样，含梁孟举案齐眉之意，确实可以作为求婚证据。魏肇文的代理律师黎某却公然声称对联上款称沈为“先生”，是男性嫖客对于上海妓女的称呼，并无丈夫对妻子称先生的。沈佩贞抗议对方侮辱人格，黎姓律师却劝告她说：“肉体关系与婚姻绝然两事，男女有肉体关系而非夫妻者不知凡几，决不能因有肉体关系即视为婚姻也。况肉体关系之有无谁能为之证明？”沈佩贞当庭大骂黎姓律师：“肉体关系非婚姻何者？”并且表白自己本是处女，受魏肇文侮辱不能再嫁他人。如不成婚姻，就抬棺材到法庭上以死自白，接下来便开始放声大哭，法官只好在一片哄闹声中宣布退庭。
沈佩贞诉魏肇文婚恋案几经周折，最后由法官做出判决：此案两造全是姘居性质，既无合约文件，又没有生男育女，双方随时可以分手，和正式夫妻的关系完全不同。本案撤销，不予受理。讼费由原告沈佩贞负担，此后不得滋生事端，否则依法惩处。
沈佩贞听到判决后痛苦着走出法庭，连日又到国会议员招待所，坐在号房等候魏肇文。魏肇文得同事相告，只好另搬住所暂避骚扰。有一天，两个人在路上碰到，沈佩贞扭住魏肇文理论，互相纠缠着到了警署。警长细问情由后训斥沈佩贞，限其三日内出境，否则拘案送办。婚恋失败的沈佩贞，不得不离开无法保障她基本权利的国民革命大本营。
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
沈佩贞是民初著名的“英雌”。她在辛亥革命中以组建女子军事团体受到舆论的称扬。民国成立后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后来又依附袁氏政权，其言行日益引人反感，终因大闹醒春居及与郭同的讼案而身败名裂。她在小说中的形象也全面沦陷。沈佩贞的遭遇，不仅体现了民初女权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尖锐矛盾和男性启蒙者在“英雌”问题上明显的功利性，也映衬出知识女性由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难局。
民国鼎革以来，在政治变幻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不仅承担着时代的重轭，还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男权根深蒂固的败坏挤压，这种双重压迫势必成为女权觉醒者奋起反抗的两座大山，从几位女权领袖的人生传奇中便可窥见一斑。即便这些女权领袖全身投入革命，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却连最为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伟人孙中山、宋教仁、刘成禺等等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千方百计要将他们的“革命女同志”排斥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以至于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从冲击国会到殴打议员，直到从高举女权旗帜的巾帼英雄沦落为政坛情场的反面丑角。这与其说是这些女权领袖的悲哀，不如说是古老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
女子参政运动闹了一年。1912年年底，主将之一唐群英开始息影家园，后来还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但沈佩贞却华丽转身，贴上了袁大总统门生的标签，做了总统府的女顾问。
唐群英、吕碧城等见袁世凯有意称帝，另谋出路，沈佩贞则走了另一条路。国民党/民主革命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国民党/民主革命，转而投靠袁世凯，心态转变，积极支持复辟帝制，自然被视为机会主义分子。沈佩贞当年闯荡京城的那张名片，中书“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袁世凯竟然也点头默认了。
按许指严的说法，这是袁世凯对几个英雌、同盟会老资格女会员的一种安慰，免得她们兴风作浪； 按刘禺生的说法，袁世凯不乏有收拢女门客的心思。可见袁世凯为了平息女子参政运动，对主要成员沈佩贞等施以政治笼络。
辛亥革命时期，沈佩贞参加女子敢死队、共和会、红十字会、炸弹队、女子北伐队等组织，主持天津同盟会武装起义和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子军事速成学校女子尚武会，进军上海武装。
沈佩贞曾享荣“革命元勋” 、“老同盟会员” 、“辛亥功臣” 、“（妇）女界之伟人” 、“女豪杰”等，与唐群英并列妇女界代表 。
救死济危张竹君
张竹君（1876—1964），广东番禺人，1899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医科班毕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竹君组织救护队北上，甫至辽东，战事已停，乃折经上海，为友人挽留，设诊所于派克路登贤里。1905年，与李平书创立上海最早的一所女子中西医学堂，任校长，兼授西医课。同时，又协助李平书在三泰码头积谷仓外开办上海医院，任监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组织、率领救护队员前往武昌，并掩护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随队同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授予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旌其功。其后在上海疫病流行和灾害期间，张竹君募款集资开设时疫医院，施诊给药，救死济危。1964年因病逝世。 [
主要成就：创办中国妇科医院 // 中国赤十字会创始人 // 女权与民主运动先驱
主要荣誉：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女界梁启超
1876年，张竹君出生于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员，家境富裕。出身于这样一个旧式家庭的张竹君，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离经叛道地开学起了西医。 张竹君就读的是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在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两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亦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且擅长演讲，因此极富有号召力。每当她倡办医院和女子学校时，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赞助。1901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并在医院内设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同时议论时政，倡导新学，提倡女权。南粤志士，多投其门下，胡汉民、马君武等是常客。
马君武极崇拜张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学后撰写《张竹君传》刊登于《新民丛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在报纸上发表《驳女权论》文章，胡汉民与亦拥护女权的《亚洲报》主笔谢英伯起来反驳，双方展开辩论。
张竹君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与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润的侄女）结拜为姐妹。徐宗汉倾其积蓄赞助张竹君开办医院和女子学校，以后又带领亲友参加广东中国同盟会组织；大姐徐慕兰，1911年12月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邓慕芬，女友庄汉翘亦都参加辛亥革命工作。
张竹君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 ，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并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广东新会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女士（1847- ？），当时是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张竹君尊她为谊母。何妙龄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她的弟弟何启，是香港著名医生和律师，1887年在香港出资筹建雅丽氏医院。何妙龄热心医疗公益事业，20世纪初在香港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又支持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医院。
上海制造局提调李平书1904年12月资助张竹君将育贤女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为此，张竹君尊李平书为谊父。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其在上海的影响力不亚于在广州时。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张竹君积极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张竹君写信给上海的粤人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反复强调如果美国华人能与国内人民“合群御侮”，“则拒一美而列强知中国之难侮，拒一美约，而日后见民权之可伸，则此一举也，未此非转弱为强之机焉”。她又指出：“今兹办法，不藉政府，不须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为，苟能合群，非但不惧美国，并何惧列强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齐不齐耳。” 张竹君相信群众的力量，明确指出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出张竹君的先知远见和灼热的爱国情怀。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沪广东绅商多次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拒绝在续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国种族主义者肆意加害华工的趋势。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领导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槟榔屿加入中国同盟会。张竹君不久也加入中国同盟会。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不久与黄兴结为夫妻。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的第二号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从香港赴上海。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黄兴夫妇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张竹君立即发起组织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911年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
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是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才回上海治疗并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张园各界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她说：“余之制服是军装，是以欲脱离十字会而后定自己之方向。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
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她认为时间就是生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就要深入前线亲自抬出伤员到后方救治。体现出她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张竹君率队赴前线救护，途中被清军发现，顿时子弹如注，她们毫无畏惧，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张竹君的救伤队驻地移往汉阳，她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士兵一见‘红十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当天晚上她又赶到革命军战时司令部查看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一夜不绝。”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泄露给革命军，弄得清军十分被动。
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队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由于下雨，各路部队行动不一致，进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决定到南京搬救兵，于11月28日率学生军与张竹君等乘江轮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竹君参与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因党纲多次取消“男女平权”条文，随唐群英、沈佩贞、林宗素、王昌国、张汉英、吴木兰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女权。
1905年，来自广东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并在会所内设立明德小学。1910年将明德学校改为崇德女学，同时得张竹君之助，在会所内设仁德义学。1934年张竹君还在浸信会中设立义诊，施诊给药，首开上海广东浸信会面向会友的医疗服务。张竹君擅长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治疗，很受会友欢迎。
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1915年创立，张竹君是创始人之一，被推举为副女执事长，前广东夏葛女医院院长富马利女士被选为正女执事长。
1937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进入收容所的同乡不少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还有少数孕妇，随时可能生育，必须安排助产人员。委员会在总务处下设立了一个医务组，召集医师20名，著名西医张竹君列名其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终生不嫁，还收养20多名孤苦儿童，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常由何妙龄女士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
张竹君终身未嫁。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携徐宗汉北上。因清朝关卡检查严密，无法到达武汉。夫妇俩绕道来到了上海，徐宗汉找到了张竹君。张竹君一口答应把他夫妇二人送到武汉。此时，上海虽为大清红十字会基地，但官办色彩浓重。张竹君经多方奔走、联络，在1911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迅速作出反应，在21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张之义举大加赞赏，“顷读报章，知贵女士有赤十字会之发起，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诚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祸，甚盛！甚盛！”
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后，她迅速组建了“红十字会救伤队”，24日登上了“瑞和”号。包括黄兴夫妇在内的多名革命党人混迹其中。轮船经过九江，看到湖口炮台悬着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船上一百多名同志才露出真实身份。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
张竹君曾应侨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为“新加坡中国医院”的院长助理，其间，她亲眼看到新加坡鼠疫屠城的惨状，于是，开始深入关注预防医学。她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04年，广州霍乱流行，她准确指出疫情的传播是由患者呕吐秽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要求劝止市民饮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建议当局用船从广州郊区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她还向病人家属宣传，将吐泻物焚烧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贩卖腐烂瓜果。她的建议被当局采纳，数周之后霍乱疫情便得到控制，成为中国预防医学史上经典的案例。
张竹君也几次遇险：1911年11月10日，张在汉口登船去武昌，清军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她躲过了；15日，张率队去汉阳作救护工作，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着红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红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水浮桥时，清军竟向他们开枪，见没打中恼羞成怒，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亏身边有人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逃过此劫。
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但她仍然坚持用肿胀的双手继续为伤员治疗。张竹君率领中国赤十字会，出入枪林弹雨，在两个月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不仅受到国人的敬仰，西方报刊多次报道颂扬。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成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登上现代文明舞台的一个标志。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权，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辛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胡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勷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
1904年4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殳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克强）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汉去会晤黎元洪，并会同主持一切，黄氏最感到困难的便是交通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满清及袁世凯势力之下，敌人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黄氏不能不慎重将事。结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氏化装为医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藉以逃避敌人的耳目。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笑的引以自豪。事实上黄兴对于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从上海出发之前，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欲急赴武汉，却苦于清军关卡检查甚密，无法成行。张竹君巧妙地将黄、宋等装扮成随队医护人员，躲过沿途检查，顺利到达武汉，黄兴立即担任了战时总司令，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武汉军民的士气。后来清军反攻，黄兴被困在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又是张竹君用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脱险。
“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是当时广州市流行的一句歇后语，从中可以想见张竹君的为人。张竹君是广东番禹人，该地是与洋人最早接触的地区，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她的父亲是三品京官。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全国各地到处盲目排洋的风气中，张竹君却进了洋鬼子办的“夏葛女医学堂”。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医学校，四年毕业，再经过附属柔济医院 实习期满，便自立门户，悬壶济世。张竹君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她把诊所开在广州市，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敝篷椅轿。引得路人驻足侧目而视，张竹君被看得不好意思，以后出门便顺手带上精装洋书一本，假装在轿上看书。 益发显得神情严肃，凛然不可侵犯，事实上轿子上看书，忽上忽下地跳动不已，那里看得下去，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在朋友中成为笑谈，并愈传愈广。
最初，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终日为事业而奔忙，故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可给忘了。到她已成徐娘半老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其实在她年青时是有过罗曼史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除。同时桂林马君武，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布教，恒有马之足迹，露爱恋之意。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未几马赴日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誉扬备至。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终身未嫁，她致力于女权运动，清末民初，男尊女卑的风气仍然十分普遍，只要行有余力，男人们娶过三妻四妾，所在多有，由于张竹君看不惯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由于张竹君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妻妾成群的男人都怕她，张竹君大名鼎鼎，据说连路遇强盗 时，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歹徒都竟然敛容正色，鞠躬而退：
据说，有一次，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强盗，可是，当她报出张竹君的名号时，歹徒竟然鞠躬而退。
1924年她乘船去香港，遭遇海盗劫船。得知她的身份之后，海盗退还财物，叩首而退。
马君武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诗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
阳夏保卫战结束，鄂军都督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匾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又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表彰其功德。
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处处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曾荣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立国纪念勋章”，军民赠予“巾帼伟人”匾额，并享有“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
女权领袖吴木兰
吴木兰，民国女权领袖之一，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领袖，职业政治活动家。 江西人 ，上海女子同盟会创办人 ，后整入组建女子参政同盟会，任会长 。
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1907年，吴木兰与蔡蕙、秋瑾、陈撷英、林宗素、唐群英、方君瑛等中国同盟会女革命党人皆在横滨学习军事本领和制造、引爆炸弹的技术。
1912年2月，同盟会女会员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女子同盟会”， “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还得到了蔡元培、黄克强等人的支持；孙中山在接见该会代表吴木兰时，对她“要求许以将来女子有参预政事之权，得与男子平等”做了一个低调表态，说：“必须先行增进女子智识，养成高等资格，始可与以平等，否则必致率乱阶级”。
1912年2月20日，为了增强和扩大女界参政运动的战斗力与影响力，以林宗素为首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吴木兰为首的“女子同盟会”，王昌国等在湖南发起组织的“女国民会”，唐群英、张汉英为首的“女子后援会”，沈佩贞为首的“女子尚武会”，集聚南京，联合组成有二百多人出席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唐群英为会长，林宗素、张昭汉、张汉英、沈佩贞、吴木兰、蔡蕙等均为重要骨干。 宣布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此期，以吴木兰为会长的女子同盟会也壮严宣布：“本会之设以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 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女子参政联合体的出现，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推向新阶段。 吴木兰还在女子同盟会下还组织有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以普及教育为前提，以整军经武为后盾。”
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于南京召开联合大会，各路主率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吴木兰、蔡汉侠、沈佩贞等纷纷发表演说，表示“必须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而后止”的决心。会后，唐群英等人不顾“袁世凯电阻女子团北上”，联袂赴京，要求国会在制定选举法时明确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发表宣言——如果参议院不赞成其议，将以武力解决。
1913年，吴木兰多次要求政府施行男女平等教育，6月25日还通过参议院呈文。
物理学家两女王
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物理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深刻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从1903年玛丽·居里因 “研究电离辐射现象时做的非凡工作”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在216位物理学奖得主中，迄今只有四位女性。尽管女性的科学道路异常艰难，一个多世纪中仍有诸多年轻女性以玛丽·居里为楷模，投身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并为此奉献终生。
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中国现代女子教育逐步兴起发展，一些有志女子开风气之先走出国门，留学海外。1912-1949年间，共有14位中国女性留学英美并获得物理类博士学位，后来均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明贞和王承书就是其中的两位。
王明贞（1906-2010）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性教授。她是江苏苏州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密歇根大学，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后在云南大学和圣母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并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她出身名门。父亲王季同是清末民初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机电和化学专家，1902年出版的《积较补解》、《泛倍数衍》、《九容公式》等著作，是中国介绍西方数学的早期重要书籍，1911年在英国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的《四元函数的微分法》一文是目前所知中国学者最早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现代数学论文。1930年代，王季同研究出一种新的电网络计算方法，载入中央研究院的《科学记录》，被后人称为 “王氏代数”。祖父王颂蔚是明朝正德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王鳌的第十三世孙，曾任晚清军机章京，是蔡元培的恩师；祖母谢长达是苏州有名的女权运动先驱，创办了振华女校（现苏州十中），还组织了一个妇女放足会，号召妇女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姑姑王季茝是第一位华人女博士，1918年以《中国皮蛋和可食用燕窝的化学研究》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另外，王明贞的兄弟姊妹也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她的哥哥王守竞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多原子分子非对称转动谱能级公式是1920年代理论物理最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姐姐王淑贞是与林巧稚齐名的中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之一，素有“北林南王” 之称；两个弟弟王守武、王守觉均为中科院院士。
王明贞出生后不久，母亲即因产褥热去世。过早失去母爱养成了她“宁静和富有涵养的个性”。王明贞十岁那年，经祖母干预才进入振华女校念书，在上海晏摩氏女中读书时成绩全优。高中毕业后继母不愿出钱送她进大学，还为她订婚。在学成归国的姐姐和哥哥的支持资助下，王明贞于1928年考入金陵女大。因老师阅卷不公正，又于1928年转入燕京大学物理系，1930年王明贞以《牛奶折射率的研究》的论文获得学士学位，并退掉婚约。
大学毕业后，王明贞申请留美，很快获得密歇根大学全额奖学金。为了积攒路费，她在燕京大学边读研究生边作助教，毕业后又应聘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任教。等攒够路费后，王明贞再度联系密歇根大学，却遭到拒绝。后来，她又去报考清华大学 “庚子赔款” 留学生的名额，并名列第一，却又因性别原因被命题组长吴有训先生淘汰。一直到1938年，在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推荐帮助下，王明贞申请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巴伯奖学金才得以成行，而这时她已经32岁。
王承书（1912-1994），中国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及605所副所长。本科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1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1956年回国。
王承书籍贯湖北武昌，在上海出生、北京长大。她的父亲王扬滨于光绪29年 （1903年）参加癸卯科殿试，登进士三甲第10名，曾任兵部和民政部主事，后官费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和警政，民国初年归国，担任内务司长等职，并兼警官高等学校教授。她的外曾祖父（其母的祖父）何芷舠辞官退隐扬州，建造了号称 “晚清第一园” 的寄啸山庄，俗称 “何园”。何芷舠晚年率家弃园，东进上海滩，投资金融和实业界。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其子孙在政坛及法律、科技、教育、卫生界却名人辈出。
排行老二的王承书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二小姐算账” 在她家中已成为上下皆知的口头禅。1930年中学毕业后，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与著名旅美物理学家袁家骝同窗。王承书是燕大物理系前后三届唯一的女生，连续三年成绩第一名，所在班级最后只有四人毕业，她就是其中之一。毕业时，王承书荣获 “斐托斐励学会”金钥匙奖。“斐托斐励学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术团体，由国立北洋大学的美籍教授艾勒斯发起，“斐托斐” 是希腊字母的音译，分别对应哲学、工学、理学，以 “选拔贤能、奖励学术研究、崇德敬业、共相劝勉、俾有助于社会之进步” 为宗旨。
燕京大学物理系成立于1923年，1926年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学研究生计划。在两任系主任谢玉铭 (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之父）和英国人班威廉 的长期经营下，燕大物理系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重要摇篮。王明贞和王承书分别于1932和1936年获得燕大物理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王承书与谢玉铭教授合作撰写了论文《以连续记录器测定北平大气中的微尘含量》，收录在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物理学组——中国物理学会的论文集中。1939年，在吴有训先生的见证下，王承书与燕大学长、西南联大教授张文裕结为连理。张文裕出身贫寒，在福建同乡及中学校友谢玉铭的帮助下，1927年经过补考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4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名额，前往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留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是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经谢玉铭教授建议，1941年，王承书申请到了巴伯奖学金，前往密歇根大学深造。两年之后，张文裕也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实验室担任研究教授。
密歇根大学创建于1817年。“巴伯东方女子奖学金” 是密大校友、犹太裔律师和慈善家巴伯设立的美国第一个针对亚洲女性的奖学金。巴伯先后于1863年和1865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法学院，后来成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该奖学金的目的是通过招收亚洲各国优秀女性到密歇根大学学习，为她们返回祖国后领导和服务社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向亚裔妇女传输西方思想，增进东西方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吴贻芳是巴伯学者中最著名的中国女性，她于1928年获得密大动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帮助许多中国女生申请到了这个奖学金。巴伯奖学金原则上只给予未婚女性，已婚的王承书因成绩优异被破格录取。她在密大的英文名字冠以夫姓，为“张王承书”
每位巴伯学金者都有一个终身编号，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统计获奖人数，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与精神的传承，王明贞和王承书的编号分别为183和197。1950年前，共有八位中国女性在巴伯奖学金资助下获得密大物理学博士学位，除了两位王先生外还有：顾静徽、冯丽荣、吴芝兰、何怡贞、盛希音 、高兆兰 ，括弧内为巴伯编号。其中顾静徽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王明贞的表妹何怡贞也是吴贻芳推荐的，只是王明贞出国时何怡贞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了。每年巴伯学者都要合影留念，女学者们个个盛装出镜。
自从1888年西方国家第一座物理大楼在密歇根州建成以来，密大物理系积累了雄厚的师资力量，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王明贞和王承书先后师从荷兰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研究领域是非平衡统计物理学。
王明贞和王承书先后于1942和1945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王明贞获得了三枚 “金钥匙” 奖。布朗运动理论和动理学理论始终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她们在博士论文及随后的研究生涯中分别在这两条主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玻尔兹曼学派的“嫡系”传人。
1942年春季，太平洋战争爆发，经其读博时的老师、乌伦贝克的好友古德斯米特介绍，王明贞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参加美国早期军用雷达研制，在理论组从事计算工作。几个月后，乌伦贝克也来到辐射实验室理论组兼职作主任。因此，在MIT近三年的时间里，王明贞主要与乌伦贝克一起从事噪声理论的研究工作。MIT辐射实验室成立于1940年，一共存在了五年，是二战期间美国最大的国防工程计划之一，与人们熟知的 “曼哈顿计划”几乎花费了同样规模的巨额经费。实验室设计的一百多种雷达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许多先进技术如激光、导弹等都源于该实验室。“噪声女杰” 王明贞与同在MIT雷达实验室工作的 “微波先驱” 孟昭英、“双奖华人” 葛庭燧并称 “中国三杰”。其中葛庭燧是王明贞的表妹何怡贞的丈夫，而王明贞是三人中在MIT “雷达实验室” 工作时间最久、贡献最大的一位。
噪声研究对于机器运转、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从电磁噪声中获取雷达回波相当于 “大海捞针”。王明贞在博士论文中，首次独立地从Fokker-Plank方程和Kramers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1944年夏季，她又与乌伦贝克合作，根据其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及在MIT从事噪声分析的科学积累，撰写了题为On the theory of Brownian motion II 的论文，第二年在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期刊上发表，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发表在该期刊上最早的三篇文章之一。
1930年欧尔斯坦与乌伦贝克合作撰写了一篇题为On the theory of Brownian motion 的综述文章，对于爱因斯坦之后布朗运动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以他们二人的名字命名的O-U随机过程。王明贞与乌伦贝克的合作文章则是综述的第二部分，其中总结了综述第一部分发表后15年内布朗运动理论的发展，集中对高斯型随机场中的布朗运动作了系统分析。这篇文章详尽完整地分析了耦合谐振子的布朗运动特性，对于噪声分析，特别是线性无源电路热噪声分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还对随机过程系统作了完整的科学分类，成为所有后续讨论的标准分类，因此被普遍采用。多年来，这两篇文章广泛流传，被高频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布朗运动理论的经典文献和入门必读，他们对谐振子研究使用的方法被后人称为 “Wang-Uhlunbeck方法”。
1945年12月31日，MIT辐射实验室正式关闭后，为使这项庞大的保密技术转为民用，实验室的250名主要人员编写了27卷丛书《雷达系统工程》，由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为21世纪迅猛发展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及天文学等领域奠定了基础，被奉为微波电子学的“圣经”。王明贞在噪声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第24卷《阈信号》。该卷主编罗森和乌伦贝克在序言中写道：“特别感谢王明贞博士在第13章中描述的工作，她还为全书其他理论章节中几乎所有计算和撰写提供了帮助。” 王明贞第一次留美八年是其学术造诣的巅峰时期，作为统计物理领域最有成就的中国人，其成就大多数物理学家穷其一生都无法超越。
王承书194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留在密歇根大学相继从事博士后、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工作，1945-1946和1948-1949年度两次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AS任客座研究员。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导师乌伦贝克合作，从事气体动理论与稀薄气体输运性质的研究，作出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完成了多篇处于当时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王承书和乌伦贝克通过修改玻尔兹曼方程碰撞项，推导出适用于具有内部自由度的多原子气体的修正玻尔兹曼方程。他们研究了多原子分子气体的输运性质，发现了多原子分子气体导热系数与单原子气体的显著差别。他们提出的处理多原子分子气体输运系数的动理学方程以二人的名字命名为WCU方程，广泛应用于高温气体、化学流体和原子分子物理的研究。
王承书还对麦克斯韦气体的线性化玻尔兹曼碰撞算子的本征函数和本征值进行了透彻研究，发现了求解玻尔兹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论。王承书的研究结果已成为国内外相关专著和教材的经典篇章，她的工作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王承书独作以及与乌伦贝克等合作的六篇文章收录在《统计力学研究》（Studi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丛书第一卷和第五卷中，其中On the transport phenomena in rarefied gases 一文更是扩散法分离同位素的奠基之作。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上发表题为Some not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luid mechanics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的文章，回顾了他与王承书的合作研究，称其为 “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二战结束后，王明贞回到国内并应聘到云南大学数理系作教授。在昆明师范学院院长、著名教育家查良钊家中，她结识了查先生的学生和朋友、比自己小七岁的该院基本教育研究室主任俞启忠，二人于1948年结为终身伴侣。俞启忠出自近代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绍兴俞氏”，是一位成就卓然的学者，对教育和文史等领域颇有造诣，特别在教育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为了开拓丈夫的眼界，1949年，王明贞携夫第二次赴美，经乌伦贝克介绍来到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工作，从事美国海军部资助的课题研究。她主要与Eugene Guth 合作研究带电粒子的多重散射理论和非高斯链聚合物的分子统计理论，高分子统计理论是20世纪统计物理学应用的一大成就，王明贞因此成为中国物理学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
1952年底，王明贞辞去工作，夫妇二人决定回国。但由于她曾在MIT从事雷达研究，又在圣母大学为美国海军工作，移民局禁止她离开美国。滞留美国期间，俞启忠只好到一个小旅馆担任管理员兼管财务，以维持生计。1954至1955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外交谈判和博弈，最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1955年初，王明贞夫妇回国。回国后，他们先在俞启忠的哥哥俞启威家里住了两个月，后来，王明贞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从事理论物理教学，俞启忠则到农业部工作。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使得王明贞从此离开物理学的研究前沿，但她把余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王明贞从不对学校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在回国不久评定职称时，她主动要求将原来评定的二级教授降为三级。
在11年的清华从教生涯中，王明贞主要负责统计物理和热力学的教学，有时兼顾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批物理学和工程物理学专家。她在自传《转瞬九十载》中写道：“我自己不能评我自己上课的好坏，不过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 文革中，王明贞和俞启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双双拘捕，分别度过了近六年和近八年的牢狱生涯。王明贞一生无儿无女，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以 “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 的 “三乐” 为座右铭。她与丈夫相依相伴、共度晚年，二人约定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北医院三院供医学研究，1995年俞启忠辞世，2010年王明贞驾鹤西去，告别了其辉煌坎坷、淡泊低调、大隐于世的104年传奇人生。
1956年，张文裕和王承书携子与流体理学家郭永怀等人一起，从美国乘船绕经香港回国。回国后，夫妇二人应时任所长钱三强之邀，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张文裕和王承书先后于1957年和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王承书 “清零” 改行，隐姓埋名30余年。1958年，中科院原子能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加入该室从事理论工作并任副主任。聚变能当时在国内是空白领域，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过的全新课题。1959年，她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三个月，回国后开创了受控核聚变反应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领域。王承书参与了国内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设计和建造，提出了plasma的汉语译名 “等离子体”，她翻译的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工作规划的书以及《热核聚变导论》成为受控核聚变的入门指南。
1961年，国家原子弹研制进入攻坚期，王承书调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和副主任。从此，她的名字在中国物理界悄然无声地消失，为 “两弹一星” 项目隐姓埋名几十年。气体扩散法是把天然矿石中炼出的铀235浓缩，为核武器提供燃料，而级联方案的计算和审定是扩散工厂的理论基础。王承书带领她的研究小组，解决了净化级联计算、级联的定态和动态计算等重大课题，为中国第一座铀浓缩气体扩散工厂分批启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中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工作中做出了贡献。1964年，王承书担任华北605所副所长及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承担研制大型扩散机物理参数的选择工作。张文裕和王承书去世后，没有为儿孙留下遗产，而是将一生积蓄全部捐给 “希望工程” 以及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并且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建起一座 “文裕小学”。
在密歇根大学Rackham研究生院的官网上，刊登了35位巴伯学者的照片和简介，两位王先生均名列其中。简介中称王明贞“对统计力学的贡献得到广泛公认”，“对物理学的贡献将载入史册”；王承书则“为统计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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