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中华圣女林昭冥诞纪念

文会附刊（6——-3）2023.12

中华圣女林昭冥诞纪念

关于林昭的诞辰——————1

林昭殉难日纪念——————2

林昭的诗————————-8
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10

海鸥之歌————————23

致人民日报信及附录———–41

死刑判决书———————112

编后语————————–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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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昭的诞辰

生日：1932年1月23日 // 1932年12月16日//（存疑）

  （推断）  1934年1月23日——农历1933癸酉年12月初九

忌日：被害于公历1968年4月29日，农历1968戊申年四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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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的出生日期尚存疑问。

张元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林昭是生于1932年农历的12月16日，公历1933年1月23日。【1932年农历是壬申年，12月16即公历1933年的1月11日。而公历1933年1月23日则是农历壬申年12月28.】。

在1964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中写林昭当时为32岁，但林昭本人对此曾批注“应为三十岁”。【按此推算，林昭生日应为1933年的农历癸酉年12月16日，即公历1934年1月30日。或者是农历癸酉年12月初九—–公历1934年1月23日。】

比较合理推断林昭生日应该是：

公历1934年1月23日星期二

【农历（1933—1934）癸酉年十二月初九】属水瓶座。

林昭遇难忌日是：

公历1968年4月29日 星期一 ，

农历一九六八戊申年四月初三 ， 丙辰月 己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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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选录

中国透视：林昭殉难51周年纪念

2019.05.03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军涛

 51年前，1968年4月29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被称为“中国圣女”的林昭被中共政权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了。

一、 林昭之死在现代中国自由史上的地位

1） 1957年北大“5.19”事件与林昭

自由主义在共产中国青年中的最初火炬，是在1957年北大点燃的。

一位原本左倾的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一九五七年“阳谋诱言”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

1957年，北大发生五. 一九学生民主运动,。一批学生随即面临迫害。当此之时，为抗议当局诱人发言、又陷人于罪的卑劣手段，林昭毅然参加了一个辩论会，当回答黑暗中不具名的发问：“你是谁”时，林昭铮铮而言：“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也不敢报报你的家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来自对于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信念。在反右大劫过后，大多数人检讨认错，巴望尽早解脱。而圣女林昭，却拒不认错，“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57年秋，林昭与谭天荣张元勋等北大优秀学生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被同学发现，抢救过来。

1960年林昭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其父于林昭第二次被捕后一月仰药自尽。

2）极权主义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自由之花

在1949年共产党夺得中国政治权力之后，大部分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欧美与台湾香港，除沉潜下来的极少数人外，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一时悄无声息，几乎断了香火。广袤神州，一片沉沉死寂。

1957年，在毛泽东反复承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鸣大放中，一批沉默郁闷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终于破土而出，发出了自己的自由之声。在这次百鸟哀鸣的自由交响中，有一首最悲壮、最坚韧、最动人、最决绝的“天鹅之歌”，就是由北京大学的林昭唱出来的。

这是在中国极权主义牢笼里冲天迸发出来的“天鹅之歌”，是中国本土自行生长出来的自由之果。

3）林昭的精神历程

林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她才华出众，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后又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是一位北大校园内公认的才女。

4）林昭与五四

今年是五四一百年。

1957年4月初春光明媚的一天——《红楼》编辑部为了准备《红楼》“五四”专刊而采取了一次集体体验行动，不妨时髦地称之为“重走五四路”吧。

是谁，这样定格了林昭？——从沙滩红楼出发的五四路上

《 红楼》第二期在3月初出刊后，编辑部便开始筹划“纪念五四”的一期：除了向杨晦等先生约稿、向广大同学征稿，还决定由林昭写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此前，林昭已访问过李大钊的女儿——不知是否如今在纺织设计院任职、我见过多次的那位？——也曾陪编辑部同仁去访问过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朱谦之先生……

从这里开始的五四巡礼，对于欣然受命的林昭，无异是播种，是萌生，是心灵走笔——也是为使命的生命践履的五四再出发！

5） 林昭在中国大饥荒中

林昭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写道：

……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灼人的诗句，直指毛泽东独裁专制的黑暗王国，点燃了一烛卓然艳丽的自由之火，闪烁着一种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辉。

林昭写作长诗的1960年，她正保外就医，那是中国大地饥荒蔓延，饿殍遍野之时。在甘肃农村劳改的一批右派学生和个别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希望唤醒社会良知。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提出创办刊物，传播思想。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表示赞成。他们与在上海的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作编辑一种杂志，取名《星火》。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就有林昭的这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6） 林昭与基督教

1961年入狱后，林昭一直写作思想日记。在狱中，她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为因信仰问题而入狱的，一度她们被拘禁在同一室。据俞以勒讲：“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俞以勒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讲：“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么时候在狱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跟日记中都写了‘主历’。而且我在抄写她的信的时候，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这段经历，是林昭的一个精神转捩点。

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医出狱，回到苏州家中休养。出狱那天，林昭固步决绝，抱着桌子脚不肯回家，对前来迎接的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 在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讲了一些狱中情况包括反铐一百八十天等惨酷非人道的待遇，家人不忍心听下去，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后悔的，丧失了一个机会了解二十世纪最残酷的制度”。

7）林昭与“极权政治”概念

在共产中国，林昭最先提出“极权政治”概念。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在狱中她先后三次给“人民日报”上书、写血书、绝食抗议。

8）林昭——政治见解和政治组织

1962年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在狱中，她曾写《绝食书》云：“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后来她又吞食药皂自杀，未遂。她的纸笔被狱方收缴后，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血书写。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10日。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卒施暴。

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长野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所有这一切努力，在那个黑暗王朝中，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而那最后的掐灭自由火种的魔掌，已经步步逼近了我们的自由圣女——林昭。

1965年5月31日，再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1965年7月-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评“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10万字。

林昭在狱中高呼口号，狱方指她“煽动在押犯人暴动”，她还写了“思想日记”“牢狱之花”一百多篇、“提篮桥的黎明”和给母亲的信等等。她所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有关她的案件材料有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是属于要封存五十年的绝密。

1966年5月6日， 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她的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林昭对探监的张元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 “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她被秘密处决，其时还不满36岁，尚是一位未婚青年。

林昭卓绝超然，不同凡响。她的牺牲，使亿万中国头颅失去了重量。

林昭的诗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注：1959年，中国大地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在甘肃农村劳改的一批右派学生和个别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希望唤醒社会良知。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提出创办刊物，传播思想。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表示赞成。他们与在上海的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作编辑一种杂志，取名《星火》。1960年初，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是时，他们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寄给他们，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

这时，《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突然，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对中共当局不满、了解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星火成员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差不多同时，林昭在苏州被捕。

后，《星火》成员张春元、杜映华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68年，林昭在监狱中与专制当局斗争八年之后，被秘密枪杀。该案其它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

直到1980年代初，《星火》相关人员才一一获得平反，重回社会。然而，对于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三人，“平反通知”对他们本人已没什么意义了。

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林昭
（以下文字根据档案照片整理）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框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哪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
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不停——

左春和：“他冲进死亡去战胜死亡”——读林昭《海鸥之歌》

作者editor

 12月 19, 2015  左春和, 

林昭的另一首长诗《海鸥之歌》经过谭蝉雪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之在埋藏了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与《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合成光芒双壁。这首诗的发现不仅将改写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还将重新让我们打量现代历史的精神中国，我们会发现那里有怎样的精神鼓舞?自由与生命又是历经了怎样的惊天磨难?自由从来未曾熄灭，自由藏在历史的深处，一直被专制文化所压迫。正如林昭在诗中所发现的“因为他怕自由象怕火一样;/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但自由如飞翔的海鸥，是上帝的精灵，即便是“破碎的衣衫上沾满血迹，/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也要在这块贫瘠的精神大地上站立，因为她看见了道路、生命和真理。

这首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自由绝唱一经问世就已经不只属于诗歌，虽然强烈的青春激情足以使自由的羁绊彻底烧毁。其中的光芒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理性的，但理性也并未损伤其中的诗性象征。因此，我不再愿意在文学的意义上谈论这首诗，以防阻断了她带给我们的历史精神信息。这首诗写在太阳工程最为耀眼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大多数中国人沉浸在被解放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喜悦之时，林昭没有加入迷信的大多数，而是有自己确认的真理，并且不愿自己的自由被暴力地解放。当时的语境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自由的反对者喜欢用真理反对自由，强迫别人去确认圈定的真理的时代。但林昭清楚地知道，任何以真理的名义要求他人放弃自由的真理根本就不是真理，而是对自由剥夺的残暴。世俗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迷信。真正的真理不会剥夺人们信仰的自由。而迷信因为害怕被治者，为了维护这种迷信常以剥夺人们的思想自由来得以实现谎言。在万里神州迷信的海洋中，林昭凭着她的智慧和信仰看到了真理的光亮，她要为此而上下追索。这首诗诞生于林昭的精神故乡——五一九运动时期，这个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新五四运动，使林昭与她的青春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权利。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她的自由和幸福不是任何主义强加的，她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表达和自由选择。要知道，这种觉醒需要完成多少不可思议的现实挑战，或者要付出世俗世界的全部生存代价。但为了“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钱理群回忆五一九运动)林昭“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林昭这种对于自由义无反顾的追求不是文学和诗歌意义上的，根据披露的有关林昭十四万字的血书知道，当时的她已经发现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不管有多么美好的理想和坚定的承诺，道路的途中使人们放弃人的权利和尊严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同马丁·路德·金一样认为邪恶的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因，目的是果，并且手段是目的实现中的组成部分。要知道当时正是一个知识分子们放声歌唱的时代，尤其那些时代的抒情诗人们更是激情澎湃、引吭高歌。历史就是这么残酷，真理往往在少数者手里，而且必须为获得真理付出巨大的生存代价。然而，历史的法则往往是迟到的公平。林昭当年在狱中用血写下“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用青春的鲜血写成的《告人类书》、《海鸥之歌》并不是受于某种宏大的理想的感召，而只是重申了一些常识。这些常识在今天看来有的已成为常识，有的还在被权力的傲慢所踩踏。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自由言说的时代，但是言说者多，而在众声喧哗之下仍然是真正言说者的寂寞。这种喧哗中的寂寞一方面来自认知的欠缺，言说者没有能力发现诱惑中的危险，只是为了言说而言说。一方面来自人性良知，应有的良知泯灭在盲从与势力之中，从对暴力的服从进步到了对利益的追逐，真正的言说不再关注。在策略文化和市场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言说能力一直未能形成言说的力量，甚至面临多重世俗势力的围剿。当铁凝刚刚动情地自问“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之时，有人问起她对重庆“唱读讲传”活动有何评价，她竟然智慧地说自己没有资格回答这样的问题。虽然从她的回答中我们已知道她对于“红色运动”的评判立场，但这种言说策略不是一个作家的，而是政客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而是一个投机商的。在此，我看到了季羡林的精神遗传，我又怎么去要求她读一读林昭的《海鸥之歌》?这种带血的天地绝响没有任何言说策略，只是为了“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也不知身在作协皇冠上的铁主席读了这样的诗篇能否有评价的资格?

这首《海鸥之歌》又是超越思想意义及世俗政治学的。如果单纯以为她在用整个生命抗争了专制文化和暴政则会使她的真正精神受到伤害。可以说这首具有象征意味的诗歌是汉语思想中的奇迹，打破了汉语思维的历史局限，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高度。她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自由缺席的地方“永远是人对他的同类的迫害”，或者“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我也只会全部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而且这里的“自由”不是我们理解的显而易见意义上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恰恰是从世俗意义上的不自由开始。这种“自由”的最高主题不是关于道德和心理问题。可以说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这种对于真正自由的发现和追求是汉语思想史上的幸运，因为一个林昭足以给那个年代的汉语表达挽回些历史的荣誉。否则只能剩下郭沫若和那些《金光大道》了。这种对超验自由的追求打破了当时的乌托邦神话，世俗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超验世界才有绝对的道路和生命。正是这种无神论背景下的超验信仰，才使得她“活得高傲死得坚强!”她的存在以及《海鸥之歌》的存在说明了乌托邦构建的失败，世俗世界的神话无法经得起“海鸥”在飞翔中的质问。林昭在诗中深刻地发现了一种邪恶，这种邪恶不是来自罪恶的个人，而是来自个人的罪恶。所以才出现“枪弹追赶着她的行程，/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枪弹”是具体的执行权力，“波浪”则是吞没自由的背景和底色。如何在这种底色下找到自由的空气，当进行了种种努力而无法实现之时，只有“冲进死亡去战胜死亡”。用汉语思维看来这种“死亡”带有了过多的悲壮色彩，极易把林昭的死去作为一种自由先驱，或者是反抗专制的烈士。但作为已有正信的林昭远未在这种经验层面上，她战胜“死亡”的方式是决绝的、但又是经典式的。其中透露给我们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远非江姐和刘胡兰的意志层面。因为她在毅然决绝之中看到了上帝的微笑，回归了宇宙的秩序。她留给我们的《海鸥之歌》和个人悲剧的全部信息深不可测，在一个精神几近荒芜的年代，显然是上帝没有忘记这片红色的海洋。当林昭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在现实层面来看，没有自由，毋宁去死。宁可去死亡之地寻找自由，也不愿在生存之处背负枷锁。在超验意义上看来，沉重的肉身已经放下，只有灵魂才能看到上帝的荣耀。这种“象风一样”的“自由”虽是对世间邪恶的拒绝，但已不是鞭笞和控诉，而是对肉身罪恶的宽恕。因为她已经知道现实神话构建中的恶并非真正的原罪，原罪的形式是人的本性之恶，实质是人的信仰能力的丧失。当一旦人丧失了信仰的能力，社会便会很快滑入迷信和盲从的大恶，从此丧失自由的能力和言说的权利。纳粹时期的德国大众、文革中的红卫兵、时下的世俗利益追逐都可证明这种危险。所以，在这首奇迹般的长诗中我们且不要动情于其中的人间迫害自由的罪恶，而要看到他们的可怜。因为他们离真理是那么遥远!他们甚至听不懂春天草叶上的露珠，也看不到山花烂熳时的微笑，甚至看不到晨曦微露中的霞光。他们的灵魂里塞满了阴暗、自负、残杀、谎言、暴力、恐惧、折磨和沉沦，所以波爱修斯发现“一个人恐吓人民，可能他自己却更惧怕人民。”而林昭通过受难完成了她的使命，在生命结束时豪迈地唱到：“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林昭最后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世俗神话的破产，并且把胜利的微笑撒遍了万里晴空。今天，只要我们抬头，便能看到那圣灵充满的上帝的荣耀，那里写满了林昭的骄傲和自由的旷古绝唱。

这首《海鸥之歌》的发现无疑是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最大成果，也是二十年来文学界的唯一严肃事件。可惜，它不属于汉语文学的评判范围，文学早已经在圈养中死去。她是一个无神论时代与上帝的唯一联系。在黑暗中以自己的殉道而拯救世人，而让人们看到宇宙的喜悦。与所有殉道者一样，她必须以全部的世俗罪恶来为自己承受，籍此熏证信心。她知道与上帝重建联系就会动摇世俗神话的根基，必然引来撒旦的围追堵截，这苦难比起上帝的荣耀已是必要的代价。因为她还知道，如果人民看不到她的血还会永远将她追赶，中国文化最善于使用唾液和石头，她别无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能否像德国审判射杀攀爬柏林墙的青年克利斯的士兵莫格·亨里奇那样，去追究那些残害林昭的执行者，让他们知道人类最高的良知原则?通过林昭及其这样的《海鸥之歌》你才知道什么是信仰的力量，同时还知道什么是反人类罪。

2010年4月5日 清明节

附：海鸥之歌

林 昭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驶行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象怕火一样;

他害怕 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 * * * *

一个苍白的青年 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晴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已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 * * * *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 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象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 ——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象，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 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河流，

深深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 * * * *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狂波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 * * * *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象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象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象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 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象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 * * * *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节选)

林昭

前言

窗友林昭（1932年12 月16 日—1968年4月29日），苏州人。1954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5·19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处以保留学籍劳动察看。1959年因病至沪休养，1960年10月24日被捕。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同年11月8日再度收监。1965年5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遇害。1980年8月22日被上海市高院宣告无罪。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写于1965年7月14日至12月5日，时囚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和上海市监狱两处。正文120页，约133000字，附录17页，约17000字，合计137页150000字左右。当时写作条件恶劣，常在手铐或反铐下书写甚或血书（详后），字迹难以辨认。本文校勘之前，甘粹先生曾历时一年，誊录一过，全文大致可读而讹误尚多，然筚路之功善莫大焉！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一字一血一泪，与最高层论争为国之道，治政之略，修身之则，谈情之范，种种不一。惝况迷离，乱人耳目，殆希世之珍，举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人而已。信之，疑之，爱之，怒之，扬之，抑之，传之，禁之，阅者各凭己见断之可也。然恐终不能左右其必将经过时间之流的冲刷锤炼而挺立于昆仑之颠！

白头宫女，闲说玄宗。不揣浅陋，高明正之！

草文识于乙酉仲秋

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这个肇始以来一直以其崇高勇烈的人道激情深深叩动每个爱自由者之心弦的著名的日子里，我——奇怪的读者又开始起稿给你们写信，假如这久被折磨的衰弱负病之躯的记忆力还不曾十分丧失了其准确性的话，那末我记得这是法国大革命首义的日子！就在今天——七月十四日，再也不堪专制压迫的愤怒的巴黎市民奋起攻破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和暴力中心巴士底狱！而作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葬歌和人权世纪黎明的基调,那震撼寰区深入人心的举世闻名的人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乃从此被战斗者的鲜血焕然大书于人类编年史的篇页之上。

光华灿烂的历史！血腥惨厉的现实！面对着现实回顾历史更觉其灿烂，而缅怀着历史审察现实却益显得惨厉了！当然，我决不是为了讨论历史才来给先生们写信的，除了无此必要，更还无此雅兴。我所在之处既非书斋，更何况今日以中国之大不仅早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都早已容不得一个正直的书生！不！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

这个奇怪的读者——从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就已经坦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彼时行之于莱尼斯就似乎并不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给先生们写信的权利原无需得加以讨论而请求任何许可！虽然在第一封信的开头我就说了：这是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云云。因为对于先生们来说，这样的“读者”在你们眼中可能已不免认为是相当奇怪的了，那堪如此奇怪的读者还居然——还公然地要给先生们，给你们的报纸写信，岂不是一发奇怪了么？不过在这个青年自己分析起来，倒还并不真正认为奇怪至少并不认为十分奇怪。在那被先生们攻讦诟病得无所不至的自由世界里，报纸主要地是作为着社会机构——舆论中心而存在以及工作的！即使是那些众所共知的官方报纸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这一方面的职能。在我们之可赞美的制度下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了：我们是“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以及崇奉者呢！但不管理论制造得如何完美也罢，倘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如理论那样地完美，则任何一个体温正常不发高烧的人都只能从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出发而断乎无法、断然不能从看来相当完美的理论出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报，先生们的贵报无疑是颇有“阶级性”的；但既然它公开发行以供一般阅读甚至不禁牢狱中的反抗者——更别提什么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等等了——阅读，那么显而易见它的读者群是没有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这个前提可谓甚合逻辑无可争辩，因为它根据的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然则先生们的贵报既已拥有了“超阶级”的读者群，写信的这个青年尽管看来似乎有些奇怪，实际上仍不过是贵报那“超阶级”的读者群中之一人而已！这一基本情况不会因先生们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有所改变，而“读者”之身份总归还是可以确认。既为事实上的读者矣，则在感到需要之时以这种或那种颜色的墨水给先生们的报纸写封把信而称之为读者来信，兹事究竟也还并无十分奇怪之处，自然更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核准！至于先生们将如何看待这一似乎奇怪而实不奇怪的事实，写信者当然还不很清楚。想来首先怕也还不无可以得意的地方：因为这至少证明着你们的报纸在废品收购站论斤回收之前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几个读者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超阶级”的读者！虽然在我看来：即使就作为御用的——不好说舆论机关，那是你们绝对不敢当的；姑且就说是情况中心罢。即使就作为御用的情况中心，你们的报纸也非常之不值一哂，这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它本身也是极权警察国家中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着你们报纸——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张报纸——的功能而言主要地还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并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就从我前两次写信给你们以至于今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已经很足以充分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

比较起来，写于今年二月初的第二封信是短得多。在那封信里我主要说明，本来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你们、贵党的监狱办得忒不成句话了！他日写到世界监狱史上去丢煞了中国人的脸！“好在一腔赤血尚未沥流于祖国大地翻为万丈碧涛，献作自由祭，慢慢倒出来怕还不止十瓶八瓶的哩！……我自然连内部稿费都得不到，但我本不是来向你们兜售自己之无价的青春热血的！”（手头缺乏稿底，引文但据大意，下同。反正都出于亲笔，大致不见得会出入到哪里。）但我同时又说明：鉴于某些情况的出现，我决定暂且把这打算推迟，而先请先生们把我随信附上的另一份呼吁《我呼吁你们：律师——和记者！》（亦将血书）代转给当时正在为巴亚事件出力效劳的日本律师长野国治和智利记者罗宾逊·罗哈斯。这封信上虽仍只语焉不详，但在那份血的呼吁里已经相当具体地指陈了第一看守所对于如我这样一个负病的女性政治犯所作下的许多令人发指的非刑残害的暴行！这同时也就说明了我为什么总只能想到向异国人呼吁。因为，如我所指证的：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上固然早已找不到一名职业或业余的律师，也更已经找不到了那怕就是一个真正无愧于记者称号的记者！假若人们看到那两份血的写件，则不论他是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只要他还是一个多少有点人味儿的“人”，就一定可以据而作出判断：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遭遇着的种种，不仅情况至为严重，以其性质而论，且是极其恶劣的！如果和去年十二月间所写那第一封信合起来参看，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就是这样的两封信，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到底收到没有？

假定你们是收到这个奇怪读者——这个青年反抗者力疾作于桎梏之下那两封血的来信的，那么我完全有理由质问你们：像这样两封极不平常的读者来信引起了你们一些什么感想？你们又为之作了一些什么？即使仅仅当作是反抗者的一种政治行动，难道按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之异乎寻常的恶劣程度来说，竟然还不足以引起你们的严重注意吗？即使仅只从你们的“阶级利益”、“集体利益”——统治利益着眼来考虑问题，难道竟然仍可心安理得地付之不闻不见无知无觉，而且毫不感到有以适当方式采取措施进行过问的必要吗？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可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畧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然则我们今日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不谈道德，甚至于不谈“盗德”，就说作为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所谓政党，你们到底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原则性吗？假若面对着两封那样惨厉的血书，你们竟然还能够袖手坐视恬不为怪、而继续放任纵容你们的独裁党魁、你们的秘密特务如此公然肆恶胡作非为，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德究竟堕落到如何地步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究竟黑暗到何等程度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纪究竟败坏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除了到人民公共厕所里去检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又将以何面目觍然向人呢？

而假如说你们并未收到——并未看到我那两封血书，则又十分确实至于无可怀疑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另外一些事情。首先证明你们的党内生活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那么一点“民主”程度都不可能有！——都不被容许！证明秘密特务实际上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你们的党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地特务化了！由此更证明中国大陆在你们这家魔鬼政党的妖氛笼罩之下已经沦为如何可怕的不见天日的地狱，因为你们使用着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更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说什么警察国家！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上海市长的冤死十分真切地证明着这一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无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我都不能不痛切地指责你们！——你们应该受到指责！假若作为堂堂的中央党报你们竟然收不到一个青年反抗者在桎梏之下指名写给你们的血书，则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假若你们收到了那样惨厉的血书而竟然噤若寒蝉莫置一是以致坐视造成人命关天的流血事件，而且犹恐不止造成一桩，则同样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你们的报纸总之不值一张草纸。不吗？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当作所谓的中央党报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更还怎么可能获得像我这样的反抗者的尊重呢？如果说先生们的贵报不止值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还值些什么？我所以要论断你们即便当作御用的“情况中心”都殊不值一哂其道理就在这里，有许多情况连你们都未必真能尽知。——有许多情况连对你们都是封锁的。否则按着我之天真的想法：那怕就只要再多这么几个人知道也罢，人们行事至少总该有那么三分顾忌。至少至少或总可望不致造成柯氏惨遭暗杀这样旷古罕有骇人听闻岂有此理荒乎其唐——荒谬绝伦的政治血案！我不禁想请问：先生们！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些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真的，假若先生们的贵报值得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值得一张什么样的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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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倒又是我有一点兴致给贵编辑部写信的理由之一。据母亲分析我的性格，认为我是比较容易对死人发生好感的。（也许这是人情之常罢？看来某些政治家们也颇能把握这一点心理活动规律，否则才不会化那么大的力气去鼓吹雷锋与阮文追！）这么地，既然先生们都是没了气儿的死人，在反抗者的感情上对之似乎还比张牙舞爪猖狂作态的活人更有好感一些！大概死人确是比较容易获得我的好感，谓予不信，则大可请他死了“试试看”！

我的案件已于今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对于这个所谓判决的态度你们可以从作为此信附录之一的《判决后的声明》中很清楚地看到：我不过投它以轻藐的一瞥。是的，我不仅把不义无道悖理非法等等字眼拿来形容它而已，甚至还要把可耻、肮脏、下流等诸般大不中听的词儿加给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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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0年被捕以前，如人们所已经了解到的：我与战友们在散发宣传品的问题上意见颇有分歧。我总认为此举无甚必要，因为它不能造成真正重大的效果与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之下。但某些战友认为：只要散发出去，共产党自然会得代替我们去进一步扩大影响：即不公开，内部学习、传达、调查以至翻印等等恐怕大致上都是免不了的，他们——这说是你们——最喜欢作捉影捕风、白日见鬼的无聊游戏了。

这一点判断我是同意的，虽然并不因此便改变自己对于散发宣传品的意见，因为我还有着其它理由。而在考虑写作《思想日记》时我就参考了战友们这一判断。从我在“反右”以前所见到的某些内部资料与情况汇辑之类来看也颇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吗？既然连五岁孩子在墙上画乌龟之类的“情况”都会跑到中央级报刊的办公桌上去，那么我——一个青年反抗者写于牢狱中的直接而且系统地揭露、批判与指控当前现实的文章，自然更有理由或更有注释：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铜山在西方倒塌，洛阳的铜钟在东边响起。意谓同类事物相互感应。

语出《世说新语·文学》。

价值被送上诸如此类的地方！何况照我看来——虽然当时我对这一点的理解还远远不如后来以至今日这样确定而清晰——所谓的公安警察——特务系统这是中共党内、因之也是中国大陆的大动脉！循着它流去的一切东西都是十分容易、甚至必然会得直接去到心脏的！再加以上海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都市，本来就一向由中央级负责人掌握着各个方面，所以这更是一个有利条件：什么事儿只要能够达到市一级就可谓已经达到了中央！正是基于如上的分析与估计，我才更加故作大方地写过这样的话：我不为它（指《思想日记》）规定去向，我相信它自然会去向它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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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之所谓保外就医那一出精心计划下的好戏想起来颇令人啼笑皆非，却也不妨认为是有着其相当的必然性。这必然性的基础首先是林昭所固有的政治特征：坚定与幼稚。稍具阅历者不难立即从释放我的方式方法及前后过程上看出：这充其量不过是对于个人的开脱而绝不是如我所呼吁于统治者的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上来解决问题。虽然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所以，假如我不曾记错的话，当年三月出狱以后，三月初底或至多四月初，我已经正式（通过户籍警）向当局追询案件处理情况和同伴们的下落了。作为反抗者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省些力气，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然而我不能！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清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是非观念。一九六三年初到第一看守所不久，我就向审讯者说过：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记得他当时倒居然还——虽然也许不过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方法——对我这话表示首肯而承认我“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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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所以像后来那样的事态发展就是很具其内在必然性的了。合法斗争者迥异于合法主义者，对统治者虽然略存希望却并不抱幻想。而且这希望之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形势对于无论谁个来说，可谓都已经不止是“三年早知道”的了！……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积弱的病根，归结到一点上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少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少天下为公、兴亡有责的政治自觉性！也所以偌大祖国老是呈现着一盘散沙之局！不么？既缺少国家观念，民族的团结自然也就没了最重要的基础。故而作为民族悲剧今日之事从某些方面来看，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当然还并不仅止于此。……想得《宣和遗事》记载了金人入寇时侍郎李若水的殉难以后，并记录了金人的评论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仅李侍朗一人！”而明末遗民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里所记述的国破屠城的惨状更令每一个稍具民族意识的后来人为之热血如涌悲慨不已。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命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贴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躯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次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了篇幅！哀哉！杀身成仁的先行的烈士！哀哉！五千年文明灿烂的青史！哀哉！我中华民族浩荡发越巍如河岳焕同日星的正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之余地！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名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林昭与共产党之间可谓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唯一共同之点只不过是我们的国籍。先生们，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详虑许多问题：这便自然造成我在以往所历斗争全过程中之又坚决又诚恳的一贯态度！作为反抗者对于同民族之极权统治者所持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虽然，这中间还有主次之分：犹如我在第一次写给已故上海市长之陈诉里所说的：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另外的地方我也提到过：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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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以这个青年反抗者从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直至目下所作的一切，其内在逻辑也就相当可以理解。致函北大校长之举，我也设想到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我做了：既以当成先礼后兵的立此存照，更以作为《思想日记》的必要尾声。说实在的，想到《思想日记》的某些地方（例如“七一”那篇和卷末九月底一篇的结束处）使我脸红：这些多余的感情——寂寞的呻吟够多么可笑！虽然这也许还有其必要性，因为作者毕竟是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而且当年追随共产党，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是故《思想日记》从整体上来看，仍只反映了作者那坚定而幼稚的政治特征。不过对事物的认识都要求着一个过程，愈是复杂的事物也就要求着愈加艰难的过程。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连双挂号信的一张回执都没有哩！试想这美妙制度下的邮电部门之政治化——特务化都到了什么程度啊！）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不么，先生们，事实具在，自有公论。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青年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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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却又已被逼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不，请人们不必对这个青年反抗者靳惜狱门以内的一席地！精神病院那怎么也不是我安身之处！何况，倘若作者竟在精神病院里，看见《呼吁书》的人们将会对它怎么说呢？当然从它本身包括它的附件来看人们也未必就真会相信作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不过——罢了，我总之还只是到监狱中去更好！……

“苦难的青春更哪得归宿？

炼狱呵！你是战斗者的家！”（引自《牢狱之花》）

这么来到了林昭个人战斗生涯中迄今为止最最艰苦卓绝也最最骇人听闻的一段：这也就是在第一看守所的那一段。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上海市监狱寄押了八个半月之后我被移解到南市上海第一看守所。正是我移解的当天人们发表了那个所谓《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更正确地说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更不必说公然挑拔种族感情——的声明》。似乎毫无关联的两件事随着事态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深刻暴露终于使我认识到其间的内在联系：你们的那位“第一看守所所长”，由于其极为深固的对于谶兆之类的迷信，乃在采取发表那个声明这样一种战略行动的同时又决定把这个青年反抗者当作他另一个试验典型——另一个南越战场！先生们尽可以摊开双手耸耸肩膀而像煞有介事地惊诧道：“啊呀，你说的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哪？”就是，有许多事情真正令人难以想象更其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常规常法之外！但既然是事实——只要是事实，则别人就有权利去加以指陈和揭露！特别是，作为暴行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其所据有的这种权利当然更比一般人来得充分！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这一支小小的插曲虽然对遏制人们的邪意未必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但多少可以显示年青的反抗者在立身敦品这方面对于自己的要求，特别因为我与人们是政治关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不能不持比在其他一般情况下分外严肃审慎的态度！更何况有许多事即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完全不应该、完全要受到指责的。反言之，也许有些在一般情况之下应被指责的事到了政治领域里，披上了政治外衣之后，竟就公然地可以使得可以行得，其中也包括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遇到的事，但那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林昭身上！又得说那一句了：上帝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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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倘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则政治问题迎刃而解。反之，倘若政治问题能够遂愿，则这个目的亦唾手可得。好心思！——好算盘！也叫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呜呼！呜呼！徒唤奈何！

既反谋使我失节矣，则为此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在第一看守所时人们每道：“那么些个犯人，谁跟你似地？我们对别人都像对你一样么？”意谓对我的诸般非刑凌虐非法残害都有着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这理由就在于我本身。我是不曾得有全面览察第一看守所之所有犯人的机会，不知道谁个跟我似地，更不知道对别人是否像对我一样。反正在第一看守所围墙以内屈沉的冤苦够多，而非刑的使用尤属不少。但也或许这名青年反抗者确是不胜荣幸地躬逢了其盛，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对别的犯人可能并不跟对得我那样，因为其它犯人不曾碰到如我所碰到这样岂有此理荒乎其唐的怪事！是的，当然不跟对待我那样！那不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大致也难得相中个把女犯而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罢？假如那样倒又容易了：中国之大本来有的是女子，而偶象崇拜者魔教狂信者更未必少；既俨乎其然若为民主之状大可不必再来出乖露丑丢脸失体于区区犯人之前！执要如此当然也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但就怪不得为反抗者的女囚拼糜身首誓死以拒了！

来日当更多的人审察于这一幕恶剧时，可以看到和了解到：林昭确曾写过（以着鲜血）和说过许多不大文雅的话，却也先得怪人们何以要干那么大不文明的事！过去我也说来：倘若人们行事稍存三分体统别要如此恶赖，则年青人作为反抗者即使不能从朝廷序爵之例尊重权力，至少犹可循乡党序齿之理尊重年纪。多吃了几十年饭总算是位前辈，只莫来肆意凌威后生家未必会无故失礼。既要对个人有所企图而谋遂私愿矣，是已经自降了身份自亏了身价。后生乃当然并待前辈之礼亦不可执固，为彼此业已处于相对的平等地位了。虽然如此，也还不一定就具备了恶声相报的必然性。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只要对方别——如上海口语所谓的“不上路”！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当然，对方若使真正出于感情，则至少亦应采取一种尊重我之意愿的态度，而不能企图将他的感情强加于我。本着此旨过去对待那些于我个人有所需求者，林昭向不轻狂跳脱盛气凌人。到了政治领域里么情况自不像年青人们在一起那么无邪地单纯，有时且根本不是什么人与人的感情问题！但，即算如此，既然都是人，则只要所行尚在世间常情常理的范围以内，不谈感情不感情，至少也还得援人与人之间的礼貌这一条。可是像你们那位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的贵中央委员会主席那样：以政治解决为诱饵，以行政暴力作威胁，惨毒频加，凌虐无已，目的只在于迫使这个仿佛可欺的孺子糊里糊涂地点头，那怎么行？莫说区区林昭，敢说任何一个知所自尊知所自爱的人谁也不受，谁也不吃你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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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大致可以算解答了这个年青人“为什么”偏偏要陈诉于柯氏的问题。当然先生们还可能会问：那末，通国之大，难道竟就没有更值得你服膺的人了？……这话可也是挺难说。首先，这个年青人尚还缺乏机会去一一考察贵党的政治人物，那怕就限于“中央”一级的所有人物，故说不上到底还有没有夙行比之柯氏更值得我服膺的人！其次，假如说在这回事情里林昭不应该有，不可以有一个陈诉对象，因为通国更无一人比贵第一看守所所长、比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再大，那么即使林昭并未陈诉于柯氏而是陈诉于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乃至中央政府主席，结果恐怕也一样的跑不了“因患重病治疗无效”。 然则林昭这一份奇冤极枉难道注定了只好沉于海底么？哀哀皇天后土，光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充分表现、充分证明了今日的中国大陆在贵家魔鬼政党的极权恐怖统治下，成了如何一个黑氛迷天，血醒遍地，荒谬绝伦而惨历无比的地狱！人间何世？人间何世？人间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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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窥豹而谈言微中，真亦大不幸也！而林昭在这回事中若有过失则首先便是：尽管已经多多少少地见及了人们的这些性格特征，却还是未曾更进一步联系着亲历的事态发展过程去深思，从这些性格特征出发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行动！这么地就未曾及时唤起必要的警觉！这和所说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经验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原因则是如我所言，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何况像这么岂有此理的事情根本叫人难以估计，因为它作得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别说这个单纯幼稚的青年，他日就让天下人包括各家斲轮老手都来公断公评一句，恐怕也总是估计不着甚且想象不出的时候为多。是所以今年三月廿一（或廿二）日这个年青人开始从米汤里闻到来沙尔味以及其后喝着米汤屡屡泄泻时，尽管不无感觉，还只以为项荘舞剑之意在沛公！那末很好，求仁得仁，固所愿也！如我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总算共产党成全了林昭！楼梯上打架任教不可开交至多你死我活，我又怎么想得到人们竟有如此深沉险恶阴狠毒辣的心肠要去打杀第三者，而且是毫不相干毫无过错的第三者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初意虽为万料未及，客观上可是变得仿佛像拿柯氏的性命在玩火了！故比较应该受到责备的便已经不是市长而是这个向市长血书自陈的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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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来说，林昭自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的！假如也有那么一点，则以中国之大，今日之下不知有几个人配来责备这个青年！是的，我在严肃的自省与沉痛的自责之中每把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追随共产党看作个人的一项错误。但这只是提到了兴亡有责严以律己的原则高度上来认识的结果，若据着实际情况分析，则既是时代风尚，又有家庭影响，林昭也不过是走着同时代人一般所走的道路而已！想当初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可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后来中断联系，则主要地是由于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而这也有地下组织教育不够的责任在内！总算起来*并无很亏负了共产党之处！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既没本事控制而稳定国内政局，甚至缺乏能耐为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得以安定读书的环境，遂致无数热血青年误中煽动，抛荒学业不事正务卷入政治漩涡而沦为野心家们的工具！已至如此地步，尚且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不么？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政治是肮脏的，然而青年是纯洁的。国民党既没权利责备当时那千千万万天真纯洁血气方刚的受煽惑而被利用的青年，当然也没有权利独来责备林昭！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变色以后，这个年青人也还只是继续走着当时千千万万同时代人所走的道路。国民党在这以后可谓已经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它既无力保持全国政权的屹立而维持法统于不堕，又不能把举国众民包括这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起带将台湾去；然则处于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人们受共产党指挥，特别是年青人的“一边倒”亦可谓是必然之理！中国大陆上正不知有多少从利害出发搞政治杸机的自私的政客，故殊不必更不烦再来苛责这些丹心为国肝胆照人的热血的青年！当然林昭作为这青年群里的一个，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值得人们加以责备之处！于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只说一点已足：那时候是：你们脱下草鞋换皮鞋，我们脱下皮鞋换草鞋！其它依此类推。西南进军，南下服务、土地改革、基层建政等等，哪里不是我们这些被当时之某许多人笑骂为“小神经病”的年青人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地在当开疆辟土的无名英雄！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的鼓舞（迷惑！）之下，这些年青人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诸尘土！而正只是这千千万万天真热情的青年不辞辛劳不计待遇去踊跃担负了最艰苦也最具体的基层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共产党弥补了政治干部不足的严重缺憾，并使这个政权得以有效地自下而上获得巩固！在《思想日记》里我就说过：若按寸金寸阴之例，共产党欠下这些青年的债务岂金山之所能补偿于万一？而这座高于希夏邦马峯不止百倍的金山里林昭也占着一捧土！

上大学，每被人们当为对这个青年加于“培养”的例子，实在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首先，没有共产党我也要上大学的，而且还要留学呢！其次，我考北大归根到底不过就经了组织同意这么一道手续。另外，入学以后作为调干学生（人也很多，不是我一个）比一般学生助学金多拿几块，别的还有什么？按照规定，调干学生参加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可以在同等成绩下优先录取。但据教授们告诉我：当年（一九五四年）我的入学试卷得分系全中文系最高或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则我考上北京大学也是凭的“过硬”成绩，而并未沾得什么“调干”的光。入学后的学习条件与一般同学一样，优秀成绩的得来全靠自己孜孜不倦地勤学好问刻苦钻研。这么地，上大学那笔账照我看来至多扯直罢了，积余是没有的！共产党在上大学这一点上不曾十分地限制林昭个人发展，却也不曾如何来给于帮助。

这种收支相抵的情况维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咱们也有账，不过比较起来还不像反右以后那么大罢。那一笔账是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另一笔账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再一笔账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健康”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的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几笔账要结起来——要揭起来可也都是共产党有所亏负于林昭的！但在这里为了压缩篇幅节约时间以及突出主要问题，姑且不去一一罗列。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凛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情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厚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痒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就可以比较出息了！……

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呵！多少次我于早晨起来怀着比较殷切或比较淡薄的希望伸手拿起贵报，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等到——大约是当年十月间某日罢，我早上一起身又习惯地伸出手去拿报纸，一拿起来只见劈头一行大字通栏（社论标题）赫然道是：“为什么右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者诸如此类的罢？反正主旨不会错的。）也再不用往下看了，我顺手把报纸往桌上一抛，而人也在强烈的眩晕里默然扑到在床上！从那天以后有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再也不看包括贵报在内的一切报纸——一切“党报”！……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开始，而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重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已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之地步。那么……话要说起来呢也不费多少辞藻，而且以往对着人们也不是没有说过：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之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地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所属原也十分清楚！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走上反抗者之道路既是官逼民反而被逼上梁山，则林昭纵要负责至少全无值得责备的过失！而所说这负责首先也仅只是对于自己的却不是对于他人的！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先生们，把牛虻被捕以后在地窖里忍受着非刑虐待时对蒙泰尼里主教说的一句话引来安在这里还是比较合宜，尽管我已经口头或书面引用过了它好多次，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仍不稍见减弱——我是不好指望人们来拍拍我的头的！据谓刘胡兰当年赴死以前的壮语是：怕死不当共产党！然林昭以及我们同辈战友们走上反抗道路时的初志其悲壮程度较之前人应无愧色！虽然由于形势的改变需要更动其中一字即：怕死不反共产党！所说我绝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其首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首先在此，而不在别处！

当然，既有首先，必有其次。其次则是：我不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并无过失！关于这一点既已反复而系统地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作了论证就不必再多费篇幅，况乎早在三年以前于《我们是无罪的！》那份书面答辩中已经把这一点发挥得很清楚了：天下者人人之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政治斗争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还想如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可是行不通也！假如再缩小一些，那末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中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以下更无论矣！我辈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于此就发挥得更其直截了当，虽然也许不大中听。他道：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这么地，政治态度的大账结到反右为止，正如我们这一辈苦难深重的青春代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样，林昭个人也同样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在中国内政问题特别是青年参政问题上的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应受严历责备的都只是中国的执政者而绝不是中国的青年群！而比较起来，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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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作为反抗者且又反抗着如此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本来可谓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之局。年青的反抗者们包括林昭个人在这一点上毫无幻想：泾渭分明，灭此朝食！然而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酷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过去在《思想日记》里乃至在其它地方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足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响往所追求的东西呢？……这么地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抒论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那还太早。从我们本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在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作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说这些无非是指望多少或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根深则蒂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我们艰苦的战斗生涯中已经越来越确证了：所根由的这些是颇为确实而更牢固的，因之也遂使这个青年所持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牢固至于不可动摇！仅仅是如此而已。若然说到对于共产党之那一份儿天真而善良的幻想，那是早已像肥皂泡似地被灭得连影儿也没有的了！而且还不光是幻想的破灭而已，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所以，请共产党不必再对林昭存在幻想，因为林昭对于共产党是早已不存丝毫幻想的了。之所以还只深沟高垒而不坚壁清野者也无非只是本着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仅是如此，别无其它。

然而，即使仅是如此，作为一名反抗者林昭个人也便已经告了无所亏负于共产党！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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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账算毕，再算分账！——或者说整体账与局部账，反正跑不了是这么回事情罢。先生们，咱们且来算算这个年青人与先生们的贵党直接临阵对垒以后的——战略账，从而也姑求得个使大家都来客观地看看事实而排排责任！这账且就从一九六一年《思想日记》那阵子算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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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北大校长并非错误——附带声明：先生们，从现在起，这所谓错误云云就仅不过是，而且也只应该是针对着你们来说的了。理由第一：陆平是你们的北大校长，林昭既未写信给胡适之或蒋梦麟，甚至都未写给过了时的马老寅初！第二：信中尽管不能不以着严历的语气激切的辞句，因为这个满怀沉痛的年青人不能无动于我们同时代人惨烈的鲜血与深重的苦难，却到底还是提出了某种希望甚至提出了和解的方案：——请校长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样，保释“五·一九”以来的被捕者与被迫害者，让我们回到母校继续未竟的学业。作为年青人这样一种善良而本分的要求又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呢？难道这不是我们莘莘学子青春生活中所应有的最低权利吗？而且第三：早在写信之前这个屡次催请仍无回音得着的年青人先已通过户籍警向当局打了招呼：我要告状！当然此语的涵义还不仅仅指着致函陆平而言。而所得的答语是：“你告去吧！上哪儿告都成。”那末很好，说告就告，林昭多会也不喜欢虚声唬人！楼梯上打架因着角度不同可能是比较缺乏共同语言，我也不否认那封信中有许多比较激烈而痛切的话语。但只要上述三点理由能够确认，则即使从先生们的贵楼梯上来看，亦不得便认之为一个错误！

致函北大校长既非错误，以后的一系列下文便同样亦非错误！若有责任，至少并不在这这个年青的反抗者一方面！……写书面答辩并非错误，因为这是对于先生们之伪法院的传票特别是“起诉书”——那第一份“起诉书”（并非作为附录之附录的这一份。起诉书还有几份儿的？孤陋寡闻如这个青年倒也是头一回碰上，甚至是头一回听得！）的必要回答！假如林昭对于北大之共产党人校长所发的严正而恳切的呼吁只得到了如此一个楼梯上打架尖锐化之信号以作回声，那末作为反抗者有这么一个与斗争者以斗争的理正辞严的回答，当然也就十分合乎情理。不错，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开庭时已经来了可以领会的暗示：“你有病吗？有什么病？”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这与咱们的楼梯上打架反正是牵扯不上的两码事呢。可能这个年青人在反右以及其后的许多事情重重刺激之下有了或有过某种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并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真的，到了今日之下我于这一点是理解得分外地深刻：先生们之那家贵党的党内生活原来是如此惊人地恐怖与黑暗的呀！怪不得先生们发精神病的百分比那么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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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罢，且免闲文。反正，先生们的贵党既患得患失迟疑不能接受反抗者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和平呼吁而年青的反抗者——自由战士又断然无法接受执政者以模棱方式所行之对于个人的开脱，那么投桃报李各尽所能也就可谓相当自然了。年青人考虑到时代特点与主客观条件在战略上别出新样弄了一份呼吁书，也算放了一把野火，而刮了刮咱们这些极权寡头的脸皮。对这件事，年青人是又负责又不负责。统治者说要追究责任，杀头枪毙，林昭除慨领而外更无别话，这是敢于负责的一面。但统治者若没有如许多不漂亮的上句，年青人也未必会平空去敬续这么个不入眼的下联。这是不能负责的一面。然而，尽管是已经以决死的心情写到了像这么一份不胜沉痛的呼吁书，就其内容而言，年青的反抗者还只是给那些同民族的极权统治者留了某些不尽之余地。而即便先从这一点上来讲，不管它造成多大影响，在林昭说来可是又已经告了无所亏负于中国共产党！——真的，若不是秉着民族意识与基督精神，我原不难把它写得更加激烈甚至激烈得多，有谁个能够阻挡我，更有谁个能够责备我呢？！

在此以后的事情原可不必多说，年青人才到第一看守所未久，也在镣铐之下就已经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慨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觉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却也多感先生们之贵党的陶冶玉成之功！

当然，监狱之战略效用在统治者那方面来说，便是“镇压工具”。对这一点年青人本来就理解得入木三分而毫无幻想。又得引牛虻的那句话了：我是不好指望人们会来拍拍我的头的！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我也说了：从乍到第一看守所的第一天我便闻到一种气味：很不好闻因为很恶劣。而仅仅是三天以后，人们便以十分性格化的典型语言对它作了说明：“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哦，原来贵党的“镇压反革命”或诸如此类的政令条例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条叫是黄毛丫头必须制服！那好，既然堂堂第一看守所不惜找上了要与这个黄毛丫头较劲儿，则区区黄毛丫头除了奉陪而外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呢？是故年青人在盛气之下立即给以十分干脆的针锋相对的回答：“你就制服了我？我倒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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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进入阵地而两阵对圆矣，当然免不了开枪放炮，这似乎谁也摊不上检讨；然而也未必。即以战争为言，首先其性质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在咱们这一场具体而微的战事之中，既然如上所析正义一直在反抗者方面，则统治者方面所作的诸般镇压反抗之努力不言而喻自属非正义之性质！这一点即使质诸天下人想无任何异词。其次，即以战争为言，因为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尽管是比较激化的形式，故亦得律之以政治道德或曰政治盗德。开枪放炮尚称常规，用细菌或毒气就不免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指为灭绝人性，等等。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作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怪得这个吁天无门茹痛莫诉的年青反抗者到了最后要口出不逊而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然则先生们若能使那捞什子的什么全国人大就手铐的使用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而略为规定一个范围，怕的也就已经阴功积德而泽及了子孙，不过也还是未必有用，莫说全国人大那只破壳，即使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明确规定手铐的使用应如何如何，对于你们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也不会具有一丝一毫的约束力，是所以人称红色中国为警察国家，而我更直指之为恐怖统治！

“问你呢！”谨对曰：这不是？问过了！那位先生若道是这样问的不对头，那就请过来当面再问！反正在这年青人来说是：事实具在，铁案如山！错的是统治者，不错的是反抗者！中国共产党大有亏负于林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很难指望先生们竟然会得痛痛快快地同意这一论断。是的，站在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然而可敬的先生们，这个青年过去也曾说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并不只是漂浮在太空之中的一个椭园的球体而已，它上面还充满着生物甚至还充满着高等的理性生物——人类哩！即算咱们这反抗者与统治者是楼梯上打架的两对面，各执一词无有客观性，那也愿得来日请天下人公断罢了。事实胜于雄辩，因在生前送了一回火腿而乃大受人们作舆的迅翁也引过这句话：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看吧，看吧！一切长着眼睛的人都来看吧！我们这些生命树上的青色蓓蕾，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它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更莫说是先生们案头瓶子里那种成分可疑气味不妙的墨水了。占有了事实我们还愁讲不清道理么，倒只是先生们够不上作讲理对象，不过也无妨，如上所述，“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注：想来面粉也一样），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先生们，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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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事情真是那样，从更高的角度上来看我也未必错误！首先因为我不仅不曾瞎眼甚至都未闭眼，我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如上所述，我越来越加清晰而且深切地察见你们那家魔鬼政党所犯下的那样许多可怕的惊人的罪恶！在那些时候我悲痛地哭了！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然而就是在这当中，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过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青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秋声辞》）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呵！为什么我要怀抱乃至于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仁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难道这就构成了我的错误吗？！

不，我想我还是没有错！诚然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然而我所谨守、恪守而且坚守的始终只是上帝仆人的立场！既然主人的仁心并非一种错误，则仆人的仁心本系仰体天心，自亦不构成为错误！是的，我没有错误，作为一员自由战士我没有什么错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没有什么错误！而作为一名基督亲兵，我更没有什么错误！

宇宙之主是仁爱无匹的！她的仁爱慈悲甚至临到你们这样一些充满罪恶渍透血腥的魔鬼门徒的灵魂，若不是由于天心仁慈垂怜一再宽贷期限等待你们痛悔，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早就彻彻底底地毁灭了！可记得上主的一位忠仆在一九六一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发言吗？他说：到了今天，北平还在重复一项早已陈旧的原则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人们要是都只遵循这项原则的话，那就无需乎再有任何讨论而这个世界也早就布满了放射性的微尘！……文字或有出入但大旨绝无错误，我的记忆几乎像他的语言一样清楚！

关于这一点就是你们自己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你们明明知道这个罪恶政权之所以得能存在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赖着上主的宽贷！但你们却只是利用着她的宽贷——利用着她的仁爱又继续造下了许多罪恶！你们就是这么地不可救药！“人搀不走，鬼撵死跑！”“不见棺材不下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然则天父上帝再怎么仁爱，也只好让那地狱灭亡的火焰一步步向你们面前延烧过来了！

也所以每当如所述那样自己对这个现实之不绝如缕的感情遭受到残酷考验之际，上帝所使命的这个年青的仆人便只好聊自解嘲地想着已故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一个小故事：——那位伟大的人物生平之许多动人的小故事中的一个。那还是他青年时期在当农场雇工的时候，有天傍晚赶着车去同伴家参加婚礼，途中经过一个泥沼，看见一口猪陷在里面挣扎，身子已经沉下一半去了，眼看快遭灭顶之祸。林肯停了车想下去把它扯上干地来，一低头看着自己刚换上的一套仅有的齐整衣服，不免迟疑，便又赶起车走了。走了半里、一里、两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得那口猪在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到那个泥沼边去。那时泥浆已经快没到了猪的下颏，它可还在那里不知死活地扭来扭去只是不肯“听话”。林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沾成了个泥人，最后总算使劲儿把它扯了上来。事后人们称赞他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作的不值。他道：“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

这个青年反抗者于伟人林肯的人格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尘莫及而心响往之。而这个小故事也便带给我一种来自上方的启示与安慰，伟人林肯之别的一切林昭都不敢望其项背，但在这一点上或可能勉作比拟：是的，我也不是为那口猪，而是为我自己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猪它知道什么好歹，更知道什么死活？无论谁个处在那种情形下动手去扯时未必还承望那口猪后日给他送上一面衔感救命之恩的锦旗呀！何况在猪来说，可能只觉得那愈陷愈深直至要毫不容情地使它灭顶的泥沼是温暖已极美好无比的安乐窝而反倒会在那顽蠢不化的猪脑袋里怪着死命要扯它上岸来的人为多事！这么地咬他几口，踢他几脚乃至甩它一身泥浆等等，就也都可谓是毫不奇怪的了！

问你呢！就是这样，无需多问。先生们，我扯过你们——扯过那口猪了！我扯它因为我的主人要扯它。可是，真好重的一口猪呵！而且还不知死活地一股劲儿直恋恋于行将最终埋葬它的那一潭子臭泥浆，横扯不起，竖扯不上，再扯它还发狠咬人！当然，不是我独个儿在扯，我更从没想到过独力可以扯起它。然而，主人看到的，我确实也在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忠诚地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尽这份力是为我自己基督徒的良心，而不是为那口猪！我更从未指望过它那怕是，比如说，甩一甩猪尾巴以表感谢；但我即使有亏负于天下人至少无所亏负于那口猪！——那口我奉着主命用力去扯的，陷在泥沼里行将没顶却还不知死活地恋着臭泥浆直在那里呲牙咬人的笨重、肮脏而更顽蠢的猪！

这么我就又一次重复了上面的那个论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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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工商百业尚且行有行规，混咱们这一行的岂可没有点儿原则性？民主政治固有民主政治的原则，极权暴政总也应该有极权暴政的原则方为道理！那不既也带着个“政”字儿，就多少总还是沾着这一行的边罢？所谓原则性也者，具体延伸到咱们这档子事情里头来原也未见如何复杂。简言之：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从这样的对立立场出发，彼此各尽其策，各尽所能，进退相对，得失相成，是都谓在情理之中，那不胜败素称兵家常事。在这个年青人本身来讲，虽对当朝衮衮之“个人”不无某些职业性的观察与研究兴趣，却还从也不曾鼓上非得跟哪一位来较过劲儿的邪门劲儿。当然，反过来说，同样也从未设想过若是碰上哪一位前来对阵，就该赶紧偃旗息鼓而退避三舍。这种态度乍一看似乎是目中无人而实在只不过是对事不对人。客观地评论一句，应当肯定地认为：持这种态度相当地符合咱们所混这一行的职业盗德！那不人们当初与蒋介石对峙较量得不可开交乃至你死我活地性命相搏，说到底也仍不过是为了“江山如此多娇”，而未必是为了与蒋介石个人别什么苗头罢？然则与年青人这口没来由的拗别气斗得又有多么无聊！请听听这些典型化的性格语言呢！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等等、等等，真也说不尽言！试质之天下人无有谁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那么就算林昭这个发疯的“黄毛丫头”根本不曾懂得何谓政治斗争，林昭处在自己的地位上除了针锋相对以外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讽之以婉而导之以正。比如我说：作为“政府”，苗头本来很足，可不必跟犯人来别。跟犯人来别着那苗头倒反要不怎么样了。林昭向来不要人怕，更从没想到过谁会怕我，更不曾发过任何“政府”怕我之类的狂言，可请毋庸斗这份意气。我谁都不听而又谁的都听，唯一的标准只看谁比较接近真理！而普天之下无论谁个的头也不是希夏邦马峰，爬上去创不了什么世界纪录。故我从未立下过如此的雄心壮志。……诸如此类，有说着的，有写下的。口说容许无凭而字迹总归具在，不难检得。遗憾的是风吹马耳而雨打鸭背，简直不曾起得什么影响！而这口莫名其妙地没来由的意气也便致使独夫一错到了底！所说这个“错”字又是“超阶级”地应用着的！因而先生们假如——先生们只要脖梗骨稍为硬上那么一点儿，则怕挨独夫下杀手；则便使牢牢守定了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来看问题，也仍然不难确认这一个“错”字儿。不吗？首先——很明显的一点：人们若不带个人意气成分而能比较地从政治人物的理性出发，则有许多招数特别是最后的杀人未必会使出来！而那样可能是更便于达成对于林昭的政治目的，至少达成的可能性是更大。难道不是这样么？客观主义地说一句：若然真正是守着统治者的利益这一原则立场考虑问题，那末，任那青年反抗者本意不过是合法斗争的策略也罢，只愁他一个人都不信服—— 一个人都找不上说话。否则，能找上一个人，找上统治群中的任一个人去说话，那不简直是太好了的事情！就以这一点为论，你们的独夫便完全不是个有理性的政治家甚至都不是什么政治家的材料，而只是个过刚失中自恃意气的妄人。尽管一时地窃得了江山而窃据了权力并且俨乎其然地把自己装扮成看来似乎也算是个政治人物的样子，其实曾不足以蹑于最起码的政治人物之列，因为他根本不曾懂得政治，当然也就根本不曾学会治政。作这论断所根据的理论是：——林昭自己不懂政治，但据闻得别人所说：政治——治政的根本基础，仁心而外，即是理智，高一步要求则是明智。而所根据的事实是：仁心不谈，你们独夫不仅对其他许多重大事情乃至在林昭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都充分表现出来他简直毫无理智！自然更谈不到了任何明智！若谓一个诸事过刚自恃刚愎自用得简直毫无理智的略为轻躁便气的市井匹夫之辈的妄人竟会懂得最起码的政治原则，是诚亦不可想象之至矣！所以独夫在对待林昭之问题上的这一错误从其思想根源上去推察本可谓颇具必然性，列起公式来应当是：过刚自恃不具理性的妄人＋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独断独行毫无原则的独夫。然而若以政治斗争或即以先生们的术语楼梯上打架为衡量基准，也便已经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严重错误。当然，先生们想必相当清楚：独夫这一根本错误——无原则无理性——还远远不独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而由此弄得不可收拾的事情那更是绝对不止对于林昭这区区一件而已！

二、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关于这，足以说明问题的性格化典型语言可也不少。一则曰：“你倒想来捞一把了！”再则曰：“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三则曰：“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末后这句话之最最岂有此理之处倒还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被口传给林昭的时间地点特定情境——它是在如前所述这个年青人被逼迫虐待恶意凌辱得愤吞药皂求死那天（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经过急救刚刚躺到病床上之后人们开口来向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事之令人啼笑皆非也竟有如是者！说实在的我那时可以准备听见任何最不入耳的话，却就是不曾准备到听见这么一句。故除了喟然答以可惜林昭不是政客一语而外，确已再也没有了任何对得上的下联。天下老鸦一般黑，哪匹猫子都吃腥，梁上无君子更如娼门中讲不起贞节二字！混政治者莫不讲究利害，固矣；却是年青人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而慨欲为这负罪家国的不祥之身寻个死所。从这一方面说，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更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兼毫无培养前途！然则在人们那一方面非得要以所谓“政治家风度”也者常规相绳而使与同流并列，不曰降低他自己，总也太抬高林昭！……林昭，至少说，从入了第一看守所之大门的那天起，是不胜荣幸地被人们一“抬”再“抬”甚而至于都——如人们后来所说那样：“已经把你抬到桌面上来了！”惜哉如故里乡谚所谓：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也因为作死的黄毛丫头其位本不在桌底下啃骨头，故对于获得抬到桌面上舐盆子之机会简直全然无动于中。不但无动于中而已，且如人们申申而告的那样，叫是“不识抬举”！年青人性悲气烈行刚志决，涅而未缁心仍赤子，任教身在局中，咬定了个真字做得煞有介事地浑忘了天下事无非是戏，诚然也不大有趣，更兼不足为训。却是已经在利害两个字里打了几十年滚的人们平时也颇夸谈几句唯物论辨证法之类的，怎么连最基本的一条即客观存在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都竟像压根儿不曾懂得呢！天下之大本来无奇不有，既然百分之五都会得有，那末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当然也会得有！假如反抗者全是些挺识“抬举”而乐于被抬上桌面上舐盆子的政客——全是颇有“风度”的“政治家”，则统治者的监狱、刑具以至屠刀等等又将要来何用？所以独夫于林昭也真是白“抬举”了一番，不是对象——抱不上树，那有什么法子？而这么一推己及人地来个想当然且行事不看对象，便煞是可惜了他那百种韬略千般心机。谋画非不详细也，运筹非不周密也，岂但察及毫末，直已算无遗策。却只为事属缘木求鱼，乃终于全归劳而无功。林昭可是早已把话说在了头里：有得这么抬举我的，不如干脆些赐了一死，我倒深感成全。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的枪弹须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没个死法总之不是事情。也因是故当年一看见阮文追临刑的照片以后这个冤痛莫诉的年青人顿时热泪滂沱而诉于同室难友道：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到了今天在我已经只不过求个如阮文追的下场，而竟不可得！……罢了，此话暂且不提。我要说的是：从所指斥这第二点来看，你们的独夫不管他剽窃了多少哲学术语去装饰自己的文字并且妆得似乎是满通哲学的样子，实际上根本缺乏任何一点真正的哲学头脑，但看他对于知行关系（即所谓认识与实践）之机械的理会与庸俗的解释，便已足资证明年青人所作这个不很客气的直率的论断！好好的完整的认识过程被他无知地或是故意地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而割裂成了什么样子，是所以弄到其说不能自圆更且行之不通时只好“灵感爆发”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所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云云的诡戏来喙人！当作一个幻技节目此或可补张慧冲巨型魔术之阙。另外，可得亦得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西游记》中关于孙行者拔根毫毛喝声变就顿时变作什么等等的幻想描写。但，莫说略具常识，只要是略具理性者，谁都无法想像世间有哪一件正经事竟是可以凭戏法以至魔法技巧的“变”来求得解决的。就因为万事万物各按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行发展，并在这过程中遵着常规的或较高的必然性纵横交叉地互为影响，故别说是忽视内在规律，哪怕就忽视其相互影响，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客观世界之不能由主观愿望为转移者也如此。而独夫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即使不过是对于如此一个不足言道的区区“黄毛丫头”，也便已经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本错误。不消说得，从这样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出发去察事、料事、处事理事，那是除了如上海方言所谓的“焦搞”而外，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确允当而值得一提的作为。即便暂时地局部地似乎也弄出了些局面，终必有如民谚所谓“叫化子丢了猢狲——没啥弄”的时候，也很自然而且必然。因为本着这么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首先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认识对象，而既对认识对象缺乏比较如实的认识，一切作为便不可能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却只可能是瞎猫拖死老鼠！徼倖拖着，也不过是瞎撞撞上的死老鼠，拖不着的时候则自然更多。而归根结底，不管能拖着几头死老鼠，瞎猫总之还是瞎猫，当不得捕鼠的正用。那不也未必就有那么些个死老鼠挨它撞上！——未必会有那么多“畏罪自杀”的老鼠死到它鼻子下面来请它拖！“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管从哪里来也得，总不能从以主观想望代替了客观世界而来！而既存在着这么个根本错误，则一切以为标榜的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等等也可谓全属瞎说！调查已不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研究更得以颠之倒之小大由之；弄到头，其意义至不过是给那个用以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框框缀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性音符。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密勿无间地相得益彰，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最最本质的核心！相形之下，斯大林倒似乎多少还存留得有那么一点子理性：在他最后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是不是《答雅罗申科同志》哪一篇？——还强调着：人们只能（因势利导地）利用客观规律，却断然不能去创造以至更替客观规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世说》列为险语。但那个骑者若有那么点儿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盲人而骑的是瞎马，且又正当夜中，只有鬼打墙缺少人引路，从而步步小心谨慎将事，则即便下临深池，犹不一定作落水鬼；怕只怕虽是盲人而自以为巨眼，虽是瞎马而自以为神骏，虽是夜半而自以为白日，虽是深池而自以为平地，再加上那么个悖谬已极地昂扬着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物统统不在眼下，鬼哭神号统统充耳不闻，只知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反正“圣天子百灵相助！”没事，“我来了！”而放着辔头穷冲不已，则不落水，也必撞山，总要到死非正命而后已。这说的死非正命并不是说这等的妄人不该死，而是说似这等妄人，怕的到死起来都还莫名其妙地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死下来的！此谓之主观主义害死人。害死自个那叫活该，最可恨的是在害死他自个之前先已经害死了以及至少害苦了许多人。

三、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本来吗，世无有主观而不片面者也。然而凡百客观事物到底皆不可能脱离了自身的内在规律改而遵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特别不可能去遵从无原则无理性的妄人之极端荒谬的主观意愿。反言之，若能稍稍客观一些地看待问题，则当承认一切事情至少都具有绝对不止一种发展可能。因之也不可能更不应当只指望获得一种性质的后果。正视着这一条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颇应该好好考虑忖度一下自己所采取*的行为举止而不当贻笑大方地轻举妄动。试以下棋为例：不怕你是国手也罢，不败之地总还是难立的。故最好莫过于君子自重，别要冒冒失失地坐下来就与别个开局动子。既已不计身分兴到为之地就位对奕矣，则那怕对手不过是个黄口孺子也得，思想上可不好捏了个必胜的稳瓶。长江后浪推前浪，干那行都有后来人；后来人且可能是个刁钻泼辣歪赖古怪的不在俗理常规之内的鬼灵精，那么也只叫走多了夜路碰着报应！（《笑林》或别的什么上载得有那么一段：一个贪酷官吏刮饱了地皮，做够了恶事，可奈独独地生着一个傻不里几的傻子。某日，傻子出外闲逛，看见石匠们在修整两只放在坟头或其他什么处所的乌龟或鼋鳖之属。他看着好嬉，问此是何物？石匠们哄他道：这叫报应。他喜道：我喜欢要这报应。这么硬是出钱买下了命人抬回家去。一进门，把个老头子气得发怔道：花钱买这等狼犺累坠的废物何用？真正是我的报应！傻子乐道：就是，就是报应！这先来的才是个小报应，大报应还在后头，马上也来了。……）闯荡过大江大海而倒在小河浜里翻船的事例多得很哩！初出茅庐又怎么着？先不讲论手高手低，反正，既是两对面的事儿，那就机会均等：谁都兴许赢，也谁都兴许输。若下围棋，还兴许你杀这一块我杀那一块地互为主客攻来攻去直到最后才得计出胜负。胜负之分可能以一子，也可能以半子。不怕就是半子，终竟他多得了半子！用己所长攻人之短是兵法的一般原则之一，故也不具有任何阶级性。年青人可是在精神病院那会子便已书面警告——书面“敬告”过我之当时还隐在幕后的不知谁何的对手了：与后生小子们的棋那是以不着为高！理由很简单：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赢了也没面子，说起来欺负小孩子；输了就更丢脸，说起来下不过小孩子！什么划算呢。人们没理会这个忠告，林昭可是已经作到了尽礼的地步！礼既尽过，当仁不让；局也入了，那顾得上许多。年青人没想过自己要怎么赢谁，但同样没想过谁来就必定赢我！斗争吗，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没恨！牺牲在早已自许作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个无比光辉的顶点！是书生之傻气，非政客之韬略。然而，即此一端，不仅已判清浊甚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分高下。因为其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的差别。方式方法多几手少几手哪有什么？能够照葫芦画瓢地使出棋谱上的全套招数也保证不得谁个必胜！而机械地作类比推理就更错误了，世间万事万物之复杂厥谓无伦：有可比的，有不可比的。若谓打得完蒋家大军者必能制胜于“黄毛丫头”，是便不可以比！何也？古有明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独夫的线装书当比林昭读得多，不信他竟不知道这两句流传颇广的名言！问题大致在于：一则从其一贯的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出发，根本忽略了“人各有志，不可相强”这一条。再则就是自信忒过，“我制不服你？……我倒不相信”！然而客观存在终竟不能以独夫之悖谬非理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各人对于他人同样构成为客观存在之一种，不论是个黄毛丫头抑或是个红毛妖精！——故不全面忖量可能产生之后果，也就造成了独夫在对待林昭这问题上的莫大的被动！而关于这，除了独夫之片面化地看待问题是直接导致他自己陷入被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外，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需要对此担负责任！当然林昭就更加没有理由。不么？当初率尔开局动子“御驾亲征”之前何以不想一想：万一竟“制”之不“服”甚至为“制”不“服”，则当如何丢手？这说的犹为兵家胜负，可特别是还又动了那么一点非礼之求的该死的邪心哩！那不更需要想一想甚至需要极其周详慎重地想一想：万一那为反抗者的丫头竟然宁死不从，等等，又当如何下场，乃至如陈诉于第三者之类的事情。既一厢情愿地在谋之不已了，按着那分儿老奸巨滑算无遗策的心计，素喜一事拟上十七八种方案的习性，似乎也应该早些思谋及之才是道理。假如竟然真地不曾虑到，则还是那一份病态的自大狂在作怪：通国之大谅再无谁个大过毛泽东的！可是抱歉了万岁爷，义不帝秦者可不见得是按着这等逻辑去看问题的呢！假如有了如此的“阶级觉悟”，那还成其为什么反抗者啦？然则独夫的愈来愈陷入被动除了怪他自己作事不谋善后，又还有谁个应该代他任过呢！？

上述这三点错误从思想上去考察是相互联系而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有机整体。悖妄者必自大而主观者必片面，加上不义的权力助长了威风，又胡弄胡弄地好歹弄出过某些局面，也颇加深了那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偏偏又狭路相逢地遇上了这么个伤心怀抱白眼玩世而暴虎不畏愍不惜死的女叛徒，所以也是没个分解而更不得开交的了。楼梯 ——“阶级”具在，泾渭分明。何况如前所述，年青人本来是看破了世情恨着没个死处，才逼出这么个桀骜不驯猖狂不恭之态！作为统治者即使以着清醒的理性冷静持事，尚且也许不免弄成个牛吃螃蟹的僵持不下之局，那能禁得起在主观上再累犯这么些严重错误呢？犯了这么些严重错误，行事悖理失体致使年青人受尽虐待屡被凌逼几死，那也按着贵党秘密特务们之口白姑且暂时就算是我“自己找的”罢。可自己下不了台要去迁怒而致死毫不相干的第三者，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呀？……独夫之思想的悖谬程度深刻根源及其异乎寻常的恶劣影响——“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等等，都非片言所能得尽，在这里不过是守着个人本位而就事论事地首先指摘他在对待林昭之事上的思想表现。当然，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或偶然的，思想性的问题就更不。然则独夫即便在林昭的事情上不甚光彩更不体面地拖出了尾巴，乃至拖出得颇长，根本问题还只在于他原就具有着那么一条不光彩不体面的尾巴！假如说在林昭的事情上表现得突出些，那么在其他更多的事情上也同样表现着而且常常也颇为突出。既存于中，必形于外，这原也非常自然。一般人不甚清楚那是受了愚民宣传特别是受了可恶的伪善之蒙蔽。在先生们来说，对此还是应该有所理解的，甚至应该说比这个白受了一番“抬举”的青年反抗者理解得更其全面，倘使不是更其深刻的话。

问题在独夫那方面说是如此，在林昭这方面呢？……在林昭这方面确实也需要结合着事情的大略过程以至某些关键性的细节来分析一下自己的责任。这意义不仅是为了准备在一旦自己“治疗无效”之后留给人们以相当权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为了更完整、更深入地向先生们乃至更多的人们揭示独夫的邪念恶意毒手凶心。既然矛盾总是由两个斗争着的对立面所构成，则不在同一范畴以内作比较的论述又何能使人们全面地览察而了解事态呢！

关于政治问题上的责任，前面两部分中已经结过账了，不再赘述。在这里仅就柯氏之死这问题来检讨自己。当然也还是跑不了要从我们或者说要从林昭本身的问题谈起！……从头谈起！“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世间凡百一切道理的基础！据你们的秘密特务所说：道理（“道理”？）竟然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有“阶级性”的“道理”那都是一些什么“道理”，但我当时也就说了：纵然“道理”有“阶级性”，事实可是一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除非先生们或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去把事实也加上引号，但那样的话又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因为加上引号的“事实”其意义已全不等于真正的事实！……对于诡辩家们如共产党人，形式逻辑有时也是一种令人颇感头痛而认为应予“打倒”的东西！是所以当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一度竟如阿Q革静修庵后园萝卜的命那样想要去革形式逻辑的命而宣布取消——否定它的存在了。顺志一笔，事虽不久，却如攻打麻雀似地都是值得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大书特书，以便使其垂之千秋的不朽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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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卑苟之极而龌龊透顶。先生们，站在你们的贵楼梯上大约根本不懂得而且永远不理解：人与人之间那怕是在政治关系上也会得有一种不涉简单利害的比较高尚可贵的情操，你们特别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怕的也就像那类画惯模特儿的下流画家一样；从那双混帐眼睛里看出来天下就没有穿着衣裳的女子，从这种“阶级本能”出发诚然除了使谭惕吾以身交欢德王或使宋庆龄再婚或恶劣地调戏林昭等等，再不可能作出其他更像人样更有人味的事来！

【注释：①谭惕吾，女，1910（？）年生，1957年与黄绍竑一起划为右派。“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使谭惕吾以身交欢德王”之事发生在1936年，具体情况待考。德王，蒙古王公，起初曾与日本侵略势力合作，后分离。】

这或许也颇合“道理”——颇合先生们之有“阶级性”的“道理”而不为奇怪！可是这个青年反抗者既然泾渭分明地不与你们隶属着同一“阶级”，则当然就不会具有你们的“阶级本能”，更不会去走你们的“阶段路线”。天父明鉴：除了与同窗伙伴，同辈战友们间或不免青春本色的脱略形迹耳鬓厮磨，这个年青人从还不曾想到本身的性别在政治斗争中竟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既然不曾想过，就更不曾用过。非但如此，我对战友们还常说来：入了这行诚然不免随乡入乡地趟着浑水而无法再保持小知识者清高的洁癖，但内在的品性修养操守人格仍必须力持“出污泥而不染”！这特别是因为：正如内容与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配成”一套“下流的龙”！

二、独夫——贵第一看守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邪心眼儿不是由这个青年反抗者卖弄风情所挑起的，年青人既不曾想到自己的性别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又不曾企望过获得被“抬上桌面”的荣幸，则纵教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亦可谓断乎想不到此。关于这一点或许会有人执《致镣铐》那首诗并日常在狱中的戏语以为辞——这个年青人考虑任何问题都向不回避可能于己不利的论据，但事实上像这样一些可疑的论据——假如有谁个企图以之作为论据——是全然不能成立的。平日与难友交谈中我戏称这个政权——这家政党为“MY DEAR”，同室者所闻不止一二人，乃至某些书札以及血笺中亦有此类冠词，可也没有什么不好解释或颇费理解的地方。那不按着现代戏之剧目首先便是《一家人》吗！熟不拘礼自属理所当然，况乎年青人只认得先生们是统属一家的一个整体，不晓得按着你们的党内通用计算公式是一千七百万或二千二百万全等于零而只有一才等于一的。总的来看，亲爱的冠词之不时使用略如《致镣铐》之诗从那么一个角度上去抒情之言一样，可谓是表现了年青人“微笑地战斗”的跌宕不羁与从容泼辣，别的还有什么？也正如以血写着“亲爱的”什么东西同例，基本态度与根本立场岂不仍只是十分明确而不容丝毫误解？谁若谓那“亲爱的”竟是一句情话，则又将置一笔笔一画画写下它的点点鲜血于何地？就说《致镣铐》，我想，每一个稍存理性的人都决不会得误解它的主旨与主题！——手头没有底稿，但假如需要，作为其原作者本来也不难将它从头默写出来： 一百二十行诗未必能难倒了人！——而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从贵所长以下，就更不应该误解！特别因为《致镣铐》才不过是这个年青人在那里写下的许许多多东西之一，即以写它的当时（一九六四年三—四月）前后而论，在时间上与它紧相衔接的其他东西也就不少：韵文而外，还有散文；诗篇之馀、益以书札。思想内容表达得极其完整确切，没有任何足以引起误解之可能！更何况在时间上也不对茬。如上所述，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邪念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思想日记》写到后来想方设法要我相片之事还不能证明这一推论，那末至少从入得第一看守所那扇牢门时起打第一天就不断听得污耳之言（如愿要我父亲的女儿去给不知谁何当小老婆等等）是完全足以充分证明的了！事情竟然岂有此理到这样的地步；假借而利用着那所谓的审讯之名公然戏弄道：“要么你跟赫鲁晓夫去合穿一条裤子！”司马昭之心尚堪问乎？！好道是无耻之尤——顺便说一句：先生们可不必解释为如“人民公社好！”那回子乌搞一样，问题只在于“某些干部”弄不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这个所有制与那个所有制等等的差别！但凡是对于贵家魔鬼政党之内幕细戏略有了解者，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更别说是在血肉横飞地惨烈无已的白刃战中与贵党之秘密特务短兵相接地扭作一团的这个年青人了！林昭早就明确宣告而且宣告了不止一次：冤有头，债有主，我反正只有一笔账！基于对贵家魔鬼政党之本质的深刻了解我甚至否认了事物的偶然性，偶然性有时容或会得有，但在林昭生活所及特别是监狱生活所及的范围内几乎绝对地没有。如上所述，贵党的秘密特务本就致力于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不带任何偶然性，而为了对付这么个区区的“黄毛丫头”人们竟花费了那么多心机，以致我所碰到的那怕看上去只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细节都已经再不存在了任何偶然性！人们有时以偶然性为解释企图迷惑我，但这正好证明了他们所谓的偶然性其实是经过了精心布置的一点都不偶然的某种机槛。基于如上的理解早在一九六三年寄押上海市监狱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我已就十分肯定地作了如下的指陈：假如那时走在门外有块什么砖头之类落在我脑袋之上，那么这块砖头便绝对是事先准备好而安排下的。是故在第一看守所中碰到和遭受的所有污言秽语、肮脏用心、无理逼迫、恶劣虐待一应等等，不管具体地出自谁个之口谁个之手，这为囚人的反抗者首先只认得你们那位兼主席的贵所长！——组织性纪律性云云，向为共产党人所艳称，在所谓公安人员之一部的秘密特务系统中这一点就更不必说，纵然对于其他人等包括党内同人莫非太上皇，自己门内的上下首从，还只是绝对地不可逾越地分明。而且，鉴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态竟然达到了如此严重地恶劣的程度，确也只有极权寡头以至大独裁者本人才足以担当得起。如我所言，在极权制度之下本来如此：越是权力中心乃至权力中枢才越蛮横放肆，是故只要看人们的恶行作到什么分限，便可以百不失一地判断出来，撞上了极权统治的第几层次！……想起来令人……假如说令天下人哑然失笑，那末确是令身受者啼笑皆非！在第一看守所弄到后来真几乎连借张草纸都得通天。而人们，至少在某一阶段上，对这个青年反抗者所花费的心思也许不下于昔年指挥一线大兵团作战！真何苦来，犯得上吗？还是我说的那句：若不认为是降低了自己，则亦未免忒抬高了林昭！

三、对于人们这份乖张悖谬昏愦无礼的邪心，林昭所持的态度堪谓自始至终无可非议！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反抗者而且是颇称坚决彻底的反抗者，政治上与人们本来毫无共同语言。对于不管是什么大人物的基本态度除了尊重明智，根本也不会得去崇拜权力。从这一点上来说，那是必然地“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若说按乡党序齿之例敬事前辈，其奈独夫所作所行又早已经全失了前辈之体。那末再退而求其次地按这个青年素日的做人之道尊重感情呢？奈何在这中间又根本没有感情甚至都未必有情欲的存在！情欲本身不足为训但多多少少总也还包含得那么一点子感情成份，可在人们——在独夫说来又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呢？从针对着林昭所布下的那么个一面是钓饵一面是判官的阵势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问题的实质：全部都是方式！更干脆地说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因为眼看着费尽心机用够压力终未能使林昭在政治上屈服而失志，才不知怎么鬼摸着头地想出了这么一条周郎妙计来企图从旁径来收服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以这份邪心的本质归根到底只是手段，手段而外别无其他。不过也许还有一点即潜藏在独夫灵魂深处的那一缕轻薄！——不严肃！不自尊故亦不知尊人，不自爱故更不懂爱人！存于中者必形于外，所说这一点轻薄年青人在以往亦就颇有所感而且颇有所窥，因为它往往流露于不自觉无意识之间，那怕是一般地成句行文，但当然远不若幸蒙“抬举”而有了直接体验之后这样地理会得深刻。总而言之，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虎踞龙蟠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饶教这么着，林昭到了最后叫是被逼得实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更兼退无可退了才破口伤人骂人们一句“枉披人皮”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管怎么的罢，既披了张人皮，形式上总跑不了还是个人，然则即以人对他人的礼貌为言，这个年青人相当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也没怎么很对不起谁！从去年——夏秋间罢，借与了簇新的那一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时起，年青人对于原来因着缺乏更多线索尚在未便肯定的事情已经颇有所感，但因考虑种种方面仍只装着模糊而力图以不着痕迹的婉谏讽劝人们克己复礼善始善终。不信，先生们请上第一看守所去检视一下林昭那些被非法截留的文稿纸片之类，看“双龙鏖战……”那一题衣的血诗之头两首和《论真理——读“实践论”质疑》的起首，是不是都草于去年九月廿六日收回纸笔以后到十一月十日纸笔又被取走以前这段时间里？这又说明着什么问题！虽然，其时于某些事情是颇有所感了，于另外一些事情则仍在疑似之间。具体地说：于那“抬举”着我的对手已颇知察，但还不敢马上断定这种“抬举”的真正性质与根本意图，这与本身的幼稚缺乏经验当然也很有关系。是故在十一月四日谢绝所谓的营养荤菜及要求调整居室时仍还作了婉词或取着藉口，不过求其相互会意点到为止。到了十一月五日水饺子端到脸前，这玩笑可是再也开不下去了，然而还只是要求人们进行谈话而试作着讲道理的努力！从十一月九日夜间谈话未有任何结果而利用着女看守之“要哭回去再哭！”的许可回室痛哭，致被人们传语责为：“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而第四次被加上手铐，并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十一月十日之在小室中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之举，姑且就算林昭“自己找的”。找，是的，那时除了痛愿立时立刻将生命视为一个最强烈的悲愤的抗议而外，也可谓百虑俱寂而万念皆灰。从那以后的两三天里人们暗示或明示了可以和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地叨咕着一句：——基本条件或说根本原则即是要我“听话”！“那你总该听话了罢？”……“听话？”——“听”什么“话”？！当时的林昭一是茫然不晓人们究竟要教我“听”什么“话”？二是守着我自己的立场业已对什么“话”都无法“听”，那怕就是乍“听”上去似乎很普通的“话”。比如：“我教你坐在这里，别要坐在那里！”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义！即不去深论它们那作为某种可疑的暗示之一面而仅只直接地简单地论着它们的表面，林昭也不愿承担任何义务于扮演一个驯服的囚犯之角色！——向来不愿扮演，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更不能扮演！理由也很简单：假如说我所从事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向来都极其严肃地要求我对人们明白显示自己坚定的意志，则当时所面临着的情况就更无比严格地要求我使人们明白看到个人意志之坚定的程度！管这种意志，这种坚定将会刺痛乃至于会刺痛谁个也罢！十一日夜间人们传语以“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相责，其意除了麻痹而迷惑林昭的斗志，也就已经相当地明示着我所持这种态度是刺痛了贵第一看守所所长——独夫的“个人”！但不管将把独夫刺得多痛，甚或使他痛得暴跳，这个实逼处此一无退步的青年反抗者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其他办法呢？！故对所谓的不是斗争而是胡闹云云，也就只能在高度自觉地（！）写出来的血的“检讨”中慨然给以理正辞严的回答！“……林昭年轻幼稚，气决性刚，入所迄今一年于兹，只知坚持斗争，不知何谓胡闹，更不知斗争之别名竟是胡闹！政府（！）所作诸般处治若为镇压斗争，林昭含笑甘受死亦无辞，若系对付胡闹，则林昭是百思不得其解抑且死不瞑目！尚希政府（！）有以教我！……”（引警句之大旨，文字上或不免小出入。）这么地也所以必然只好弄到“叫你吃饭你都不吃”之地步了！这口饭事实难吃！——如上海人所谓的“难触祭”，叫人怎么一个吃法呢？……在这一场主旨实质心照不宣的格斗里那恼羞成怒的人们之虐待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不与流质而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种种见附录中《起诉书跋语》所载），一再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日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以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灰土积尘中纠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大约三星期或更多几天以后拿来了被截留在原来囚室中的衣物，但为了施行精神虐待而恶意刺激这个不驯从的囚犯，除重又扣下先已给回的纸笔及成与未成的文字草稿等等而外，人们甚至不曾忘记特意地掠走我长日积存在那里的一束自己的头发。是么，头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亦得作为指控人们进行人身侵犯的某种物证，但掠走了头发是不是就能够抹掉那许多恶毒凌虐的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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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诉于故上海市长柯氏在这青年反抗者来说是一种实逼处此的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如前所述，我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而且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首先，作为一名这个美妙无伦的制度之下的政治犯且还不胜荣幸地被监禁于所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我是与外界绝对地隔离着，莫说律师记者全属奢望，并家属通讯都被限制！故所以连区区受之父母清白遗体的一束头发都跑不了要成为贵党秘密特务的权力对象！欺负人竟欺负到如此无法无天地可恶的程度。然则那怕林昭就不是政治犯而且不曾卷入任何政治性事件之中，作为一个暴行受害者和被如此恶意地阴险地利用行政力量作着谋算的对象，我难道就没有为自己提出陈诉的权利吗？那不据你们的独夫传语：“自卫权利”总是有的！——“自然要有！”那好吗，既然窃据了权力的独裁者可以对在他掌握中的反抗者行使“自卫权利”，难道虽已不惜一死的反抗者倒只好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地作那《伊索寓言》中被狼子来行使“自卫权利”的小羊吗！想来无论上帝抑或世人谁都不会认可这一点的罢。此其一。从去年十一月初心到神知地图穷匕现以后虽然彼此都闹得大不痛快了，若使就此秤钩打钉而来个扯直不提，那倒又算回事情，无奈又不是如此。曾记得彼时年青人送出过那么一张自署犯人而要求提审的血写的字条儿，其意当很明显：第一就是提醒一下人们等记取彼此所处的现实地位，莫要失了官体有玷官箴！而人们的回答则是使那所谓的伪检察院人员跑来乌搞几句并以那捞什子的“起诉书”遥相示意（十一月十七日），直至十二月二日把“起诉书”给我并在三天后盗用法律名义而演出那场狗都不闻的所谓开庭的丑剧。要对反抗者使用那实质仅为“统治者的意旨”的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倒也没啥，年青人不是没见过这类阵仗。最最可耻最最荒唐最最下流的倒是：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否则送达那“起诉书”之时就无需一再问我：“还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要说的！”而十二月五日去上演那场狗都不闻的丑剧以前更无需使那所谓之检察院的伪职人员预作说明道：“你的案件并未结束……”等等了。原来如此！敢说普世之间自有挂上法院检察院之牌儿的朝南衙门以来，其作用其任务曾未有如此之肮脏者也！作为御用工具而被用以向反抗者施加政治压力本已经够肮脏而且够下流了，更何况是用来向女性反抗者施加意图不可告人之卑鄙的压力，那肮脏下流真正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所以也说明了为什么林昭对于你们那些伪检察院伪法院之等因奉此的语言行动反感至于无以复加而且只能在所谓的“宣判”之后给以一个如此之慷慨激烈至于声色俱厉的回答！可耻，先生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可耻！可耻！可耻！我不知道“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或至少使着“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之名义所作下的丢脸失体之可耻勾当是否以此为最？但反正这也就满够上了登峰造极！不仅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然而被当为这等可耻勾当之对象的林昭，那怕是更还能有芝麻般小的一点点理由要去敬重乃至仅只是承认这个所谓的“法”字儿呢？假如说在一般情况之下极权统治者所玩弄的这个“法”字是虚伪得令人发笑，则在这等情况下所卖弄的“法”字岂不更是污秽得令人作呕了吗？那么，已经处在了某种可耻勾当之谋算对象之地位上的反抗者，在如此之虚伪而更如此之污秽的“法”字之前，难道就不能够试作任何努力去讨取公道那怕就只是先向统治群中的任一人去讨取公道吗？即便就作为合法斗争之一端亦得，难道这个所谓的“法”字放置在反抗者的斗争里不要比放置在统治者——独裁者的阴谋中更加尊严而且更加实在一点吗？那末我为什么就不能或不该或不可以向当地市长写下个人的陈诉呢？此其二。第三，从人性论的角度撇开政治或他事而据内在因素分析，林昭承蒙“抬举”之后确是不胜荣幸地得了比——几乎可以说是得了比一切人更好的机会去相当直接并极为充分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特色以及实质。因为，如我所言：在这样一场难分难解的短兵相接之中，彼此几乎是连对方之骨髓的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的独夫轻躁自恃、过刚失中，赢惯了输不起，特别是又跟个“黄毛丫头”呕着一口没来由的个人意气；尽管一时地封锁着消息，多少总不免有那么几名部上部下参与其事，故而虽已陷入了被动又还硬是不甘于被动！所说这不甘于被动作为独夫的性格特点之一原也不只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事情上，都很不足为训。因为这在独夫身上不是英雄式而是狗熊式的，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起来，这种狗熊式的不甘于被动一部分表现为赌徒乃至赌鬼，即我常常评论的一句：那怕就一万对一也罢，只要手里还有一文半文小钱不曾输光便非要赌过分明。另一部分则又不止表现为赌鬼至少不止表现为赌徒，真正的赌徒每还好歹地保有几分光棍气，赌过就算，输光就罢。那倒也还算——即使算不上光明磊落，至少可算是一干二脆！你们的独夫可是赌完犹不歇手，输光仍不罢休地还非要辅之以偷抢扒拿，以摸爬滚打，以步步为营，并以见缝插针诸般等等！——偷摸不着谓之本等，万一竟得徼幸捞着三文五文乃至一文半文的，便又可以拿上赌桌去掷个孤注看看能不能一本万利白手起家！林昭故也怒极而笑地作过讥评道：本着如此的性格特征，一旦阎罗大王差遣鬼使来捉拿他时那麻烦可是有得好找！跑不了要从不去、慢慢去、晚些去、晚两年去、晚几个月去、晚五天去直到晚三秒钟去这么寸土必争地“蘑菇”上几个时辰！最后到实在别不过临时上了路，还得一步三回头地磨蹭到鬼门关前森罗殿下！别件事罢了，倒是碰上了那华沙会谈的对手方啊，敢说人家不知要火冒三丈而跳上屋顶几多回！莫说他们的自由主义风度民主政治思想等等了，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性格也决计全不吃你这又赌又偷，似贼似盗，骗拐齐来而锱铢必较的一整套胡闹！……这种狗熊式的不甘被动之基本来源一是独夫之固有的刚愎自恃使气护短；另一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坐井观天，缺乏从本质上去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世界及其根本规律的能力，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独行其是的方法论彼此呼应而互相加深，并由此形成了从“被敌人攻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又培植了狗熊式地不甘被动的一手战略策略，等等如此，颇称根深蒂固，势将与国同休，而临到了这个亦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未悔的小叛徒呢，不执着于某事则亦云已，一执着于某事那可是铁板钉钉而咬钉嚼铁，敢道九牛二虎莫想拉得回头，细节琐事那谓之小德出入，从方从圆。又得说林昭从没立下过非要爬上谁们头顶去这样的雄心壮志！尽管这种不持硁硁小节的态度遇上了见缝插针寸土必争的专家——共产党人们时，打起交道来有时已经不免吃亏，但上帝的仆人到底不好使自己完全降低到魔鬼从者的水平上去，那怕只是在方式方法方面，故只要还不亏乎所持的原则，能够忍让之处吗也就姑且忍让一二：针锋虽要相对，锱铢或不必较。但说的那些皆是一般小节细务之属，似这等的事情当然完全不同了。那末林昭即不想爬上他人的头顶，至少总还得守住了自己的脚跟罢，是故碰上了原则便只能寸步不让。不用搬上一大堆政治术语以作官样文章，竟借着李双双之一句流传的台词儿亦得说明，那就是：“情理不顺”。是故饶教天荒地老而粉身碎骨，怎么也总不能教那悖谬的妄人遂了其非礼的妄愿！——主人不许仆人也不愿！犹如今年五月人们对这个年青人开始发动那其历时整整达一个月之久的最后攻势时她在第一看守所那间小室中！——镣铐之下——以两寸见方的血书大字题在壁上的誓辞那样：“头可断，血可沥，肝胆铮铮如石铁。山岳夷，江海竭，此身为糜不隳节。贞骨千年永凝碧，一女矢志归清烈！”事情竟然发生在如此冤家狭路的两对手之间，这么一场典型的内在性格冲突还想能容易有个完了？然则一个难分难解的纠缠的局面既已形成并且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从年青人这方面是不是也要考虑摆脱之策，那末陈诉于柯氏总也是我当时所或能寻求的一种解决途径罢。两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去找个第三方面或曰第三者来作调停仲裁，这是世情处事的常理常规，为什么林昭在我所碰上的这件事里就偏偏用不得呢！看有哪位先生还想打着聊以遮羞的言语而认为此事不是一个调停问题！——先生，本来就不应该是而且也已经不是什么调停的问题了，其所以还在说句调停或想到调停，这知所自尊的年青人还满给别人留了馀地而盖了死尸面子哩！否则倒也请先生们说说，教林昭又该怎么办呢！独夫是一股劲儿在那里邪心不死地骑虎难下，林昭则是退无可退，而恨得咬牙：何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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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你们蹲在那么个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的魔鬼政党之内，那是作恶有路而向善无方，故只要是保有共产党党籍者，谁都跑不了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之下为虎作伥地造些恶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层去那恶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根据着这一点，林昭自己虽然还未下着血洗共产党人的决心，我倒觉得那些立誓“有共无我”而务以杀灭共产党为志者也不见得很可责备，至少不见得比他们所欲灭绝之而后已的对象——共产党人们更可责备！这首先就因为造够了恶孽的先生们从独夫起堪谓几无一人不具有可杀之道甚至一个头都不够杀地死有馀辜。亦因是故我才在此信之开卷明义的第一部分“引子”里就愤然声言：假若独夫杀尽了贵编辑部或贵中央委员会，那他倒至少或者是为爱国卫生作了一件好事。那些心地较为善良单纯的人们他日见到此语也许不免会吃惊于一个基督徒怎么竟说得如此之冷酷而毫无怜悯恻隐之心的话？嗯，当他们还不曾深刻地了解着这句话的基础是如何一种冰冷的憎恨之前，他们可能会惊诧的。但只要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到这种冰冷的憎恨并理解了它是导源于又反映了一种如何地可诅咒的事实，那末他们的惊诧就将完全消失，即便他们在一个阶段上暂时还不立刻像我一样冷酷地发出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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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自诉二书》在三月三日晚间赶着缮毕而送出了门。那天值夜班的正好是二月十八日拿钢笔墨水来叫写接济单子的那一个。我故也点着题而招呼他道：

“管理员，对不起，林昭可是那天就跟你说了的：已经写开了头的东西总得要写完它！”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三日的深夜：我故意把吃晚饭的格子留难到那时才放它和《自诉二书》一齐出门。……当作一个“今晚有事”的信号，一方面也因为我匆忙得来不及在更早的时间里写完它。故到说话那时他已经来催过几回“饭格子”了。当时他自亦不作任何表示地只是接过走了。半响，墙外前庭里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这在有些日子里间或用作一种致意、示意之授召音响效果的，但那天晚上也许只是偶然罢了！……

两天之后，三月五日上午，第一看守所特定——钦定的每月接见送物之期，人们拿来了家属送来给我的东西。寥寥数件，与先已准我所要的物品单子相差不可以道里计。需要说明的是：从到了第一看守所那个鬼地方，那个中国大陆上天字第一号的魔鬼窝里去以后，人们是经常使用着这种手法以挟制作犯人者。与家属通讯接济似乎也成了一种统治者——秘密特务们的恩赐！尽管它本质上只不过是应该是一种为人、那怕就是为犯人者所固有的基本人身权利。林昭于这种手法之讨厌与反感那是也可谓无以复加！而三月五日这一回就更岂有此理，因为那张接济物品单子是人们先已明言允准了的！那么就算“都不是很亟需的”也罢，作为人又如之何而可以不对自己的话负责呢？诚然人们先似乎影影绰绰地暗示着三月五日可能会有某种谈话之类，但那本来明明白白形诸语言且又是在《自诉二书》出门之前，那么谁都可以想见：新的情况自然会带来新的变化。你觉得不爱谈了，不谈就罢么，我又扯不住谁个。用上这种方法，即算是辅助的手法亦得，除了大大地增加反感而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出来？当然，决定是举的人们可能会辩解道：允许接济时先没见着《自诉二书》，矻矻地谋之不已的这件荒唐事情上毫无任何默契存在的余地！

将近十天，那封信是咬着牙齿写起来的。由于所发生的上述种种年青人是有点儿横了心，因之有许多话也就——字眼儿下得又着实又有份量。用作墨水的鲜血也许更增加了它们的份量。而其中最最致命的恐怕就是下面这一段！（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在深重刺激之下多多少少已经有点儿衰退了的记忆还不至于很妨碍我在这里大体正确地复述原文……贵第一看守所的那些王牌特务们想尽办法苦苦搜索而掠走林昭所写下的一切文字包括自留的底稿，以备掩没他们以及他们那个姓毛的所长之罪证，然而毕竟犹失着于未曾准如所请来掠走林昭这个该死的脑袋，故总之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仅新的篇章如春蚕之丝延绵不绝，一切旧写诗文也可以仗恃记忆复述内容直至重现细节，尽管记忆已经出现了一些衰退也罢！）……所说这一段是以那不多久以前咱们政府就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一事所发表之煌煌声明为其“入话”的。我先是说：“从文章风格颇足以辨认出其作者，看得多了甚至片言只语皆可一望而知，即以那个声明中‘敢摸老虎屁股’一语为例，恐怕便出自中枢某要人的手笔，全文可能不一定是而此语跑不了是，理由姑且从略。”——所谓中枢某要人也者先生们当不言可喻是指的独夫，而那当时，“姑且从略”了的理由如今倒也不妨借这机会与先生们摆谈摆谈。第一、年青人当年在北京学我的新闻本行时业已夙知咱们报纸上所发表的许多公家东西或私家东西都须经由独夫过目，而有时他便兴到由之地在上面胡乱加上几笔或插入一段，等等。是故也每见从整体上来说是无有个性的枯燥的官方文件、官样文章中忽然像灰堆里窜出只油老鼠来那样地窜出了颇有个性——颇含毛气的一语或数语。这是大前提。第二、尽管凡人皆有屁股犹之皆有脑袋一样，但屁股之为物总之不是一件什么颇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故即从语法修词的通例之一“求雅”来说，公然地将屁股放入文章已就不大像话，何况竟还要去放入以堂堂政府名义所发表的声明，是谓之大不像话亦可。而据这小叛徒眼光里看来，当朝衮衮——首先当然是先生们的贵中央主席团等等了——虽众，酷喜在文字之中卖弄屁股者倒也未必颇众！——至少，姑以存疑。到了有权力将屁股强加于所谓的政府声明者，则恐怕除了独夫之外更无第二人！这样推析又是因为——第三、独夫夙有以屁股入文的习惯，也不知算是大众化呢抑算是口语化！延安那什么座谈会的发言里尝一再要文艺工作者们把屁股坐到某个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四九年战局急转前夕与南京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某些文章中又一再以屁股为言，例如：“……谢谢亲爱的（孙科）院长，共产党人……幸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等等，不一。故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再来向林昭推销什么“选集”或“选读”之类，从过去一向以来迄于今日对于毛风是可谓早已熟极而流了。这么地即从历史方面来审察，屁股入文之习惯性一贯性恐怕也就不容易割断。当时所说从略的理由大致如此。当然这些理由之最有力的一点内在根据里只是独夫那刚愎而又轻躁的性格特征！……而在《自诉二书》中姑且从略了理由以后（当时之所以只好对这些从略的“理由”之一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了！先生们，那是我的血——我的血！一笔一划都是我自己的血呢！而且还是在镣铐之下！）就来到了可能是最最致命的那一段：

“……其实照我看来，摸老虎屁股殊乏战略意义。首先因为真要打虎者大抵只静静地候它而并不致力于惹它；即使作为挑战，摸老虎鼻子恐怕也比摸老虎屁股需要更大的胆气！鼻子上面是眼睛而下面紧挨着嘴巴，摸起来危险性大得多，而摸屁股！——这算一回什么事情，假如被摸那头老虎之性别是母的，则它也许还以为是什么发情的公虎来宛转暱就了哩？……血的陈诉中竟与市长阁下论起屁股来，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地不大是了味儿。但您若责以顽皮则小叛徒俯首无辞，若责我以失礼我可是不能认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堂堂政府声明中可以在亿兆世众之前公然无忌地大模其屁股，则区区犯人将咱们政府所已经摸了的屁股借此向市长阁下略论数语，于情于理都还未必有什么使不得吧！阿Q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大旨如此。当然也和此信中的其他各段引文一样，不可能保证只字无误。……这一段致命的话语当柯氏惊耗入耳以后多少次回环反复无休无已地引起我悲痛莫名的自责！所说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首先也在这里！然而，信不信由得先生们，反正林昭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敢于对着十字架起誓：当初在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根本就不曾有过类似人们所想的那份心思！林昭的本意首先在于如上海人所说的“弄僵”独夫使他收心，其次则是暗示或明示可能会看见这封血的陈诉的柯氏以至其他衮衮诸公们：请莫再来与年青人打官话！你们的第一号人物行事忒嫌悖理失体！已经都不像了话，当然更不像官话。所以，也只如我对第一看守所之审讯者们说过的那样：要谈就请把官话给我收起而说说比较地不拘形式的“私话”！“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若谓林昭陈诉于谁个就是想嫁谁个，事情似乎也忒便当了罢？千不说万不说又得说着那一句：直到他的血免除了他的党籍以前，柯氏总还是个共产党人！然则对于林昭这么个“坚如磐石”的反抗者来说，这也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怕普天之下的男子统统死绝了，林昭也总不会想到要去嫁一个共产党人！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鬂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与保有共产党籍的先生们可是，对不起，大德不逾闲。这是政治原则问题！要命的是特别像所引阿Q说“和尚摸得”之语，在另一种角度上看来竟然是可以引出另一种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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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汤不知是挨到了九日还是十日才开始逐渐地给来。说“逐渐地”是因为给得很艰难：先一天给一回，后来才勉勉强强地给两回。而饭，到后来是粥，还在那里不断地拿给我。特别是第一回给米汤来时还硬是喂了我一块大肉！此举当然也具有着它的直接意义以及象征意义，而这啼笑皆非的年青人就更是激动得没法平静而深怀戒心。因为这一切都继续地证明着我六日针对着退还血衣等等之举所得到的推论。我吃下了那块肉但要求把自己家里送来的一罐猪肉拿给我。——在第一看守所不差什么二十二个月，就只得送了那一回副食品（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和水饺子等等同时）。到十一月九日彼此闹开了以后，人们就硬把那区区一罐可比王母蟠桃的猪肉罐头留难着不给我。当时我倒确也未曾多去考虑兹事的象征意义——我一直只喜欢就事论事而颇不喜欢主观地去赋予事情以什么象征意义，但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是十分讨厌这样一种做法。那怕只是就事论事也罢！好罢，既要使绝食者吃肉，则此是肉也，彼亦肉也，何以就偏不可以让我把自己的那一个猪肉罐头吃了呢？可是人们又不给。要求补行接济免得出尔反尔地引起家属不快，写了相当地礼貌的报告（虽然还是用血写的），可是人们又不许。类似这些事情都不能不深深引起我的反感！除了讨厌这种做法本身，更因为从这些里面颇能看出人们是继续在对林昭使用着挟制手段。当然这一手段是直接服务于贵所长对于“黄毛丫头”（注：还差不多也就已经成了白毛喜儿哩！——昭）所怀之特定目的的啦。在米汤的问题上——在米汤的阵地上吗同样地叫步步为营而着着伏机。从九日或十日开始，由一回渐增至给两回。可是早上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着粥来！其意义大致当如——可能是独夫所惯用的或至少是深知他之癖性的“部下”们根据其素行而译成了语言的。——所谓“试试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每一天都以为：随着朝日之新布的晨光，人们今天大约也会有些新的、比较上路比较正气的念头而终于会明智地放弃那个要不得的“试试看”了吧？可是——不！一天不，两天不，三天还是不！这么磨到了——不知是三月十三日抑是三月十四日早上，我在第一看守所自从住到了那间小室里去以后经常只看着隔天报纸，但有些日子也偶然地看过当天报纸，所以关于这一点（日期）现在尚还无法完全肯定；反正是，那天早上又再一回地拿来了粥！这样橡皮糖式的纠缠劲儿！可也知道人家——这为反抗者的囚人那时是怀着什么样的一腔悲愤至于不惜决死的心情吗！镣铐之下的年青人老在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严亲的灵位前盯着那格子粥如像它是什么见所未见的至为可恶的东西！这么也不知盯了它多久——在那种精神状态里不大容易对时间之流有较确定的感觉。虽然，粥大约已经冷了一些，面上结起一层薄衣。而这个年青人便又使劲一下刺破了自己之不知那一个已经满布着黑色的创痕的手指。劲儿使重了，大约刺着小血管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向那层粥衣上滴下，而这个年青人便慢慢地移动着手指使血点儿分布得又均匀又艺术。——在一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几乎像制作什么工艺品似地好整以暇。这一天那后来的大半个上午也就在同样的平静里细细勾画着（当然也是用血！既然我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书写绘画的东西）父亲灵位上的花饰，甚至还为位前那里血绘的香炉添上了装饰性的云纹……聊以终日……

粥衣上的血点儿已经差不多够了，再多就繁琐而不悦目了，指上的血可还只是在沁出来。那么——我跪起身子在父亲灵位的左侧那一方墙上写下了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末句：

“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字写得很大，足有三寸见方，而且相当工整。先生们，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论顶石臼串戏林昭的本事也许比不上耍坛子的人大代表——杂技演员，但戴着镣铐（而且是反铐）写字的功夫那是颇敢向人们搦战一下以“决战决胜”的！无论大字小字、吟诗答对，走江闯海自谓到哪儿都能为“国” 争光！可是这枝填然勃然地鼓着一肚子没好气的，像匹白鬃烈马般不“听话”的笔，又不循着跑道儿走了。我只是说：那天早上，在粥面上滴下了若干血点以后，我又把所余的鲜血写下了这么一行……名实相符地以我自己的血供荐着我中华五千年衣冠威仪礼乐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供荐着我们这个古老而更优秀的民族精魂之不朽的象征！而我相信，轩辕黄帝的英魂是，如像我严亲的毅魄一样，会得降格到那间小小的囚室里来受享年青的后代人这一份诚开金石虔敬而清洁的血祭的！……

送粥的人又来收格子了，我不理会他。他在小窗那儿瞅来瞅去地可也瞅不见什么。厉言索要而无有反响之后，他拿着钥匙来打开了门。一开门则当然地几乎是第一眼就看见了放在门背后角落里的那一格子粥——以及粥面上那些淋漓的血点。

“这是什么名堂？”

我仍只默默地望着他。真的，这是什么名堂？谁又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名堂！……他对壁上那行血色犹新的大字看了一眼，俯身拿起那格粥，呼一下关着门，上了锁，走掉了。于是我又在所说那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细细地为父亲的灵位勾画着当作边饰的花纹。先前刺破的那处将不出血了！——伤口收缩起来了，我乃又刺破了另一个手指。天知道！我是如此地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血！犹如一九六二年冬天初来此间（上海市监狱，那时算是未决寄押）之际人们对于我写血书这一举动所说的冷酷至于毫无人味的话那样：“一个人身上有几千C.C.血呢！流出这么一点不会死的！”上帝啊！作为人，我们这个躯体之中所蕴藏的血可能是太多一点了罢？想想看！一个人身上竟有几千C.C.之多的血！……有几千C.C.的血呢！好极了，够我这么慢慢流的了！既然我没有如阮文追那样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眼目之前慷慨从容地抛却头颅而洒去热血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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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这些大致叙明了三月十九日那场冲突的思想背景，从事态之表象上看来那场冲突似乎是年青人这方面挑起来的，因为我写了那个“有事要求即刻提审”的纸条儿并挑战地把它悬在门上。但我为什么会有此一举呢？除了也许可能存在着的鬼使神差之因素外，还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愈来愈强烈的激愤之中一口恨气再也按捺不住了。要知道：血衣和陈诉已经收去——尽管是颇为勉强地收去了将近半个月哩，在这半个月里除了又是颇为勉强地要来了米汤，无大无小未见有一事解决，然而在水饺子、手铐以至所谓的营养荤菜等等方面、等等事情上倒又几乎是立刻就来了反应的。何敏于彼而钝于此也。先生们看到此地或许会说：那不米汤总是已经给你了啦？事诚有之，但特别在第一看守所的具体情况之下这件事之首先的或说主要的意义只能认为是：人们在米汤——仅仅是在米汤这个具体问题上算是不准备对林昭使用诸如强行鼻饲以作变相施刑的压制手段了。如此而已！若谓一杯米汤就保证了而且保障了一切事情。那，对不起，至少林昭永远不做这样的迷梦！我亦尝坦率地敬告与人们道：说暗示不能当为解决问题的根据，除了易启误会以外，还更因为跟共产党人们打交道是连明示都不足为据的！自昔至今不待入狱更不限于本身之事，我所知的实例也不知多少。说得牙白口清铁板钉钉的事儿照样说变就变说赖就赖。先生们之语言乃至诺言又能值得几钱？所以我极钦佩而服膺杜勤斯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他不是说吗：共产党人们根本不懂得何为信用，要使他们遵守信用的唯一办法只是：让他们懂得不守信用将会获致什么样的有害的后果！亦因是故反右当年闻得人们传言说章伯钧（？）初知消息时曾失声道：哎哟，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彼时这个年青人不免失笑，但笑过以后便自警要深以为戒！而在这几年来扭成一团的苦战之中林昭是更对共产党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等种种一切有了颇称深切的了解。当然，倘若客观形势明摆着是说话算数比不算数好，则可能也是会得算数的。但这绝对不是本心，论着本心那是，铁板钉了钉都还不忘瞅个空子见缝插针！所以林昭也不止一次地向人们直认不讳过了！我要是无论对哪一名共产党人放松了警戒与隄备，那我就是犯了莫大的错误。故莫说暗示不算，明示都不能算的。多咱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解决到什么程度。即使解决，犹不可以高枕无忧而要处处留神。因为有些问题虽无反复之可能，有些却是有的。即不能反复，犹能破坏或至少阴损，等等。持这种态度是基于对先生们——共产党人之本质的深切的了解！而也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使自己与先生们的对局中不失主动或少占被动。也因此在所说的那当时，林昭就无法迷信那一杯米汤而无条件地放心释虑，特别又因为米汤已经给得那么艰难而其他一切事情无大无小还统统不见有一点儿合理解决的可能趋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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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本能地发出那一声绝叫以后直到五月——二日或是三日，整整一个半月里我没有再跟世人们说过话！某些时候必需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就从粉墙上挖下石灰块来潦草地写在小窗上、门上或水泥罩墙上。三天以后，三月二十三日，一年以前我被迫愤以血书具供的日子，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难感觉到其中之深沉而炽烈地悲痛的激情！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局面将怎么结束，反正林昭也早已破釜沉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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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的一些日子（指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以后的一些日子）我以月经来了为理由向医生索借葡萄糖以补充体力，因为存账的钱已经不够买一包的了。此事在林昭来说其实质意义仍不过是守在阵地里的不甘寂寞，但也是恨着第一看守所之恶意虐待！莫说别的，不知多少次我要求让家属送点钱来而他们总只是不加理会不予许可！那么我对着人们也说（写）过了：若有半分素常标榜的所谓“人（狗！）道主义”也者的气味，则看着绝食者处在女性的生活特殊状况之中，莫说借，那葡萄糖给还当要给呢！这么挨到三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林昭因为多时以来憋着一口恨气，要么不闹，几时一闹动头那满腹冤恨一齐翻起，其势往往凌厉至于锐不可当，至今犹然。那一场冲突的结果我算是把死人面子卖给了“眼镜”，在他答应下次接济让家人给我送几块钱来并说了把那十几天的报纸借来以后这年青人也就马马虎虎地下了场。而当天下午人们又使“本命星君”来唤我同上医院去作病情检查。此举大约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甚至是相当深刻的象征意义，但这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识。当时我可只考虑到其直接意义但我本能地不愿意去！我愤然以石灰在墙上书写道：“别假仁假义了！……我不去！”嗣后那几天中（四月五日以前）为着企图稍稍缓和一些似乎已经太紧张尖锐太火药味儿的空气，我吃过一格粥，还吃过一次晕菜。但以后回忆起这些来便自己也感到茫然：当时——仅仅是今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的当时，林昭的态度和缓一些或激烈一些到底又将会对事态造成多少不同呢？恐怕其最终结果完全是一样的！既然年青人之志总不可夺而独夫之心又总不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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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哭中我但觉万物都非而天地变色！天哪，我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碰到的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我眼前晃动着一片血！血！血！才流下来的惨红的血！这是我的血吗？！或者，是我造成的吗？！这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又起着什么作用？！从这片血里我一下看清了最最狰狞可怖的罗刹鬼脸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清了迄今为止总是被小心掩盖起来乃至竭力美化着的极权政治那黝黑黝黑的骨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为“深刻”的核心，却也是其最为真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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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粉浆！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分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但我只是一个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那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眼光逼视着那个站在我面前传来这句话的家伙，也许我这些心情已经全部从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吧？也许我的眼光比山更峭峻，比海更深沉，比火更炽烈而比铁更森冷吧！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但无论如何它们是不会好看的。由于那一句话的刺激使它们张得非常大，文言地形容起来可能是：目睛怒睁而目眦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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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话，不免又要多说几句。多说几句也有必要，因为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看。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无原则无理性固然也可以当为一种性格特征来解释，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甚至竟然弄到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的程度，应该确认为是先生们之贵党特别是贵中央什么玩儿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容、放纵的结果！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象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象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捉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面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日月都是有了毛泽东才明的！草木都是有了毛泽东才生的！中国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有了毛泽东才做人的！毛泽东永远是“正确、伟大、英明”的！只要有了毛泽东就是无往不利一见大吉的！等等。真正说也牙碜而岂有此理到了极点！正是你们这样一些可耻的努力加上一班以耳代目的愚陋俗子的揄扬和盲从权力的逐臭之夫的吹嘘，使得这种典型中世纪式的荒谬可笑的的偶象崇拜的狂热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几已达到了令人作三日呕的地步！而这种人为的偶象崇拜之风就更大大纵容了独夫性格中那不足为训的刚愎轻躁的一面，使他变得空前地自大狂而习惯于一意孤行。处在他的地位上他已经再也不必考虑周详慎重地如实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了！因为他已经再不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后果担负责任了！反正一切功绩都只能写在他的名下，而一切失败自有你们去给他抹掉以至诿过于他人！这么地他就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所能容他达到的限度以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而其大成问题的的精神状态足使他不仅不能如实地去认识复杂的客观世界乃至于不能严肃地去认识一个幼稚的“黄毛丫头”！一切事情之所以弄出如是之不堪收拾的局面来者也由此！他会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绝非出自偶然！那么对于他之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柯氏等人的冤案，当然不止于此——独夫本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你们这些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无原则地吹捧他，宣扬他，渲染他，粉饰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云而靠着收拾他下巴涎来过日子的先生呢？！你们贵党首先是你们那贵中央什么玩儿怎么能躲得过在相当程度上分担其种种行为的后果、责任一直到耻辱呢？！难道不正是你们竭尽努力将他神化以便更好地在他的名字之下推行愚民政策的吗？！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甚至不去考虑行为之后果的吗？！而独夫之所以从大计决策直到对于“黄毛丫头”几无一事不表现得那么僵硬、愚蠢、狂妄、荒谬、刚愎自用而顽固不化，难道不又正是你们贵党特别是贵中央正气不张盲从纵恶的结果吗？当然，光是这样地来认识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贵党在一家毛风之下正气不张习于盲从，除了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奴性的习惯势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恐怖监视之故。这才是你们那个独夫民贼统治全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组织基础！也因此我才不止一次评论他除了会办军队就是会办特务。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已没有了任何民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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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诉二书》里林昭说过那么一句：我很有兴趣去客观地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红色中国之政治人物们的“个人”。这是很早就开始的了，大约与新闻本行那强烈的政治性不无关系。这种客观的研究兴趣自也包括独夫在内，故于其文字不仅片段地背得语句甚至能够识得风格。遗憾的是干上了新闻这行所知道的材料与史料实在忒多了些，故又不能不早已隐约窥见了一个非近代的东方式的野心家之轮廓。然而，直到反右以后，林昭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或于独夫的治政手段还不马上像某些我辈中人一样采取着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一直认为，该否定的事物必需否定，然而不好简单地否定。假如我对某一事物采取否定态度，则首先我必需获有采取这种态度的较充分的根据，这样才可以作到有力地否定！故有时仍只对一切保持着要求更好地理解的态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大多数我辈中人一样：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对独夫大大地丧失信仰！特别因为凭着识别毛风的本事我很可以确定当时贵党中央党报的某几篇社论诸如《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之类皆出独夫手笔，而这也就胜于雄辩地十分清楚地证明了那场臭名远扬血腥炽烈的所谓反右也者首先正是独夫之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结果！也因此我不能同意当时北大同学中所具有的某种观点或曰某种论点。即认为反右并不出自独夫心意云云。1957年6月1日或2日贴出的那张署名大字报之一《我的忧虑和呼吁》便是其较集中的代表。（当然作者也可能是带着一点策略成分。）无须更多论据，首先我就不信明察秋毫之末至于要去干涉麻雀之生存权利的人竟会有那份儿大度对这么一场规模与深度都已远远超出预料的民主运动不加任何干涉，非但确定责任而已，如那什么“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一派强为之辞聊以解嘲的胡说，更颇足以使人窥到独夫内在精神世界中那关于政治人格的一角！那末他是首先应该对反右这场浩劫中中国知识界及青年群的深重苦难和滔天血泪担负责任的了！以后，一九五八年之“人民公社好！”以及在所谓“大跃进”之旗号下的诸般乌搞：——与赫鲁晓夫进行的肮脏交易，炮击金、马那以失败终的军事冒险，社会生活在粗暴干预下的严重紊乱失调，经济的衰退与民生的凋敝**，特别是农业的破坏，农村的行政劫掠与农民的彻底贫困化，等等。那都是显而易见是在独夫出自赌鬼本性的荒谬乖舛的冒险决策之下所召致！那末他又是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之百业混乱祸国殃民，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担负责任的了。再到一九五九年贵中央的庐山会议，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徼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并使贵党高度统一于毛风——高度统一于黑暗、残忍、阴险、恶劣、卑污、苟且地拜倒于权力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的邪气之下，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而在你们的伪善暴君、独夫毛泽东及其秘密特务的绝对统治下堕落成为一个只知慑服权力（“组织”），只知争取权力，只知把持权力的极其庸俗、险恶、专制、败坏、官风僚气、腐朽至于糜烂的赤裸裸的特务集团！而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又使之更加公式地僵化并且虚伪得可憎，以致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的致命的严重程度！那末他还是首先应该对贵党一贯以来至于今日那种种旨在排除异已的倾轧斗争，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包括在党内外所造成的深远的恶劣影响歪风邪气担负责任的了！在这样子“三面红旗”之下，作为一个反抗者对于独夫的观感是不难想见的了。那么既已算是一个多少带上了些政治性的理性动物，一切问题包括个人感情自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政治感情的决定，这也是十分自然更且可以理解的罢！可一扯上政治，就自然会联到所谓利益的呢，那末对不起又没好话：在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等等的先生们看来这也许是十分符合“利益”的。但像林昭这样一个自许以“涅而不缁”的反抗者、我的任何利益包括政治利益都不需要以至全然排斥通过如此的途径去取得。若再试从人性论的角度探索，那么直到被捕以后许久那怕就在第一看守所里，只要是在还不曾把自己所受的种种遭遇与独夫的可耻邪心联系起来之前，林昭对于独夫其人的观感还只限于比较地职业性的。大致略如一九六一年五月寄押在上海第二看守所时期所作的《牢狱之花》中的某一首诗——见“题之二”末段所说那样：

想当年还忝列可靠等级，也曾经屡次膺选，为洞房伴宾的喜娘，可那是旧话也，现在么——咳，由得你来去，我对阁下既无思想亦缺乏感想！

而在这以后，从在第一看守所门墙以内所发生的事情中，从彼此交手对局的过程中，犹如通过作品能够相当清晰地了解作家，年青人也相当深切地了解了独夫其人。我不能不说：那些性格特征包括其表现方式是有很多使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地方。可是我这人性论点再说下去便也快要像某些先生们的年纪云云一样地会令人啼笑皆非了。类似这些都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引起考虑的问题，但在林昭所处的情况下根本考虑不到这些。像这样一场艰苦复杂而独力以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只有对于宇宙之主及其真道的必胜信念使我力量无穷）的斗争，加以林昭所扮演的又是如此一个史无前例的又坚决又诚恳的角色！在这样的斗争中担任这样的角色对于许多问题都可谓是间不容发。我怎么能不事事严格地要求自己洁身自守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个人操行都已经密勿无间地融合着了政治气节！——就是这样，反抗者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人等假如他们的理解能力容许的话，他们是应该会得理解的。而对于那些比较真正理解林昭内在个性的人们诸如我的战友们更就将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无论从政治因素或人性论角度上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何况独夫的一份邪心还伴随着那么一套作法！如果先生们对此终感不可理解，那也只好认为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了！

然而，假如终于有那么一些先生感到不理解的话（可能有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林昭对于人们的不理解本身倒也感到一种不理解。想来想去，除了慨叹彼此在精神状态上的差距太大，真又找不到其它解释。先生们只因为长期以来把独夫捧成了个不知什么东西，所以大约也忘记了、或看不清、或不敢正视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等到盖棺论定，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些客观而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完全可以对独夫有个重新认识。贵党执政以来不必说，大约到抗美援朝以后，独夫于内外诸般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已可谓举措乖张进退失当得一无是处！那末即从削弱贵党的实际政治影响来说，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上于独夫的功过本来够了一目了然。先生们叫是一直跳不出那个现成圈子，故不管独夫倒行逆施到如何程度，先生们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唯一的事情也就只是为他收破烂，为他补窟窿，为他垫本钱，等等。没出息不成器之处厥在于此！若谓反抗者这话是因风点火当面煽动！——林昭向来倒是有了话都不怕说，只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怕听。怕听，也得说。我从不因人们怕听而不说，犹如不因人们爱听而多说，我只管那话当说不当说。事实就是这样！即使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踏步上论着所谓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如此而已。独夫差胜前人之处不过他是适逢其会而去把这一条中世纪政治规律披加上了那该死而又该死的所谓马列主义的外衣！但假如没有那许多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些人里面就有着林昭母系的长亲），又假如没有那许多嫉恨邪恶热爱土地单纯质朴的善良农民糜首尽命以作牺牲，先生们的一代江山岂能单凭独夫纸上谈兵唾手而得？先生们成天价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高调唱个不止，自己党内封建专制恐怖独裁到如是地步却只一味惜生怕死贪恋着不义的权位以图分取独夫乘兴儿赏与的半杯残羹瓢数冷饭，狗苟蝇附同声“万岁”之余，曾未闻几人敢步“海瑞”之后尘而直要到今日之下让这个青年反抗者激于义愤不顾死活地来直揭而痛陈你们之独夫的可耻罪恶！挨青年人现成出口骂上一句死完了先生们能有什么价还？先生们总算也起事辛勤创业不易，幸而留得此身至今不死，难道就只是为了坐视独夫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地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从而把你们群体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彻底败坏吗？！难道你们除了把一切比较实在或比较可疑的功劳成绩统统归到独夫名下以便更加有效地鼓励他的刚愎自用任性胡行以外，已经再也做不出其它有些意义有些价值的事情了吗？难道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先生们数十年“革命”“斗争”的唯一成果，就只不过是用尽全力把独夫装扮成一个神化的伪善的偶像而使他得以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可耻暴君吗？试问且置你们那千百万牺牲者大义凛然丹心煜烈的无价鲜血于何地？！又置你们百十万先行者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汗马辛勤于何地？更置过去年代里为数甚多的中国社会公众——一切同情者、同路人们不避艰险不问成败的正直支持热情帮助于何地？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若还有三分未泯的初心未灭的人性，你们当汗流浃背地痛感愧对先烈的热血，愧负国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只要这样一种局面一天继续下去，柯氏之冤遭不白姑且就算他年命不到犯着晦气，年青人倒敢断言你们的贵党唯一的前途只可能是一败涂地至于再也收拾不起！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们，你们要毁灭了，——要毁灭了！暴君独夫以及其秘密特务的恐怖统治几乎已经斲丧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点活力更窒杀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线生机！作为一个政治整体你们已经丧失生命力而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假如再也无以自拔，那么你们是决定地要毁灭了！

所说这些似乎颇有干涉内政之嫌，不过年青人也真正叫是没有了其它办法！先生们，你们，你们的那个中央什么玩儿直到你们贵党全体——管是一千七百万还是二千一百万呢！——你们愿意承受以至愿意忍受独夫毛泽东的暴君统治并分担他的一切过失错误罪恶以及耻辱，那也许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算是你们的内政罢，但你们好歹总算是在执政或更正确地说是在一党专政呀！你们的党内问题党风党气在这样一片基础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特别又在倚着所谓的枪杆子也者关门为王的情况下，是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以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呀！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个贵党的内政问题了！无论如何，先生们没有权利迫使广大的中国同胞特别没有权利强使如林昭这样的反抗者都来像你们一样忍受这个暴君的统治而分担他之一切恶劣行为的耻辱，作为堂堂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的我辈完全拒绝承担如此一份放弃人权没身为奴的亵渎文明始祖、辱没清白父母的荒谬的“义务”！非但绝不承担而已，还要坚决反抗、彻底揭露以作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斗争！也只是这一点构成为林昭毅然写作这一封信——这份冤状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假如先生们责年青人以写这封信客观上符合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或其它等等之什么主义的利益，那么也叫适逢其会正好挨别人派上了用场。至少林昭主观上全不是为了要符合无论谁个的利益才来写这封信的！先生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有血气、有肝胆的“人”咱们除了孜孜为“利”以外，到底心里也还应该要怀有一个“义”字的！是所以这满怀冤痛已至忍无可忍的青年反抗者不能不毅然振笔，慨然陈辞，奋然上书而请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代为你们贵党那个荒凉寂寞死气沉沉的什么“中央……”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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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地叙述事态的过程中我不也一再肯定了自己这方面的责任吗？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人们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呢。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个性中的真率自持——少不更事，林昭成了伯仁之死的祸媒！这就是我所应分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仅仅只是对于死者的！而他也是相当理解甚至寄予谅解的！在第一看守所，去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与独夫扯破面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外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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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很害怕被别人骂几声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唯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严以律已，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涅而不缁，磨而不磷“的良心！

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决计不能做，而不应该说的话也绝对不能说！这是无庸赘述的一个问题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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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林昭的生命除了肺结核（加上支气管扩张）所加给予我的慢性的死亡威胁，暂时也许还并无要受明杀或暗杀的荣幸。尽管在某许多激愤的瞬间仍不免容易产生不与俱生的“畏罪自杀”的冲动。肺结核之所以足能构成一种威胁特别又因为：从一九六三年初以来，已经将近三年了，我一直拒绝服药也不愿接受其它形式的治疗。这在最初是由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三月中那长达一个月的绝食期间我受到了粗暴而不人道的待遇，嗣后特别是到了第一看守所以后，类此的粗暴待遇更发展成了直接的非法虐待与非刑残害而且愈来愈严重！这么我也就只能以继续拒绝而且愈来愈坚决地拒绝服药作为个人之一种抗议的回答！

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意义对谁都应该认为是不难理解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则仅由年青的反抗者本身承受，由于长期拒绝药物治疗加以监禁、绝食、非刑虐待、精神刺激等各种因素，如前所述，刚从第一看守所移来此间时我的肺病已发展到相当沉重至于恶化的程度！但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依然拒绝服药如故。以后可能是减轻了一些，目下的情况则不很清楚。

在受到了那样许多骇人听闻的恶劣虐待与残酷折磨以后，这个年青的反抗者完全具有理由，完全应该拒绝接受先生们之贵“政府”——接受你们之专政机关镇压工具对我肺病的伪善的治疗！这是正确的。而先生们则没有任何理由企图或那怕只是试图强使林昭接受你们所给予的药物治疗，那是不通的！

我不仅不愿服用你们给予的药物甚至不愿服用家属提供的药物！只因为他们在你们这个政权之下工作或至少是在你们的权力范围以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属对于我同样也是“政府工作人员”之一种！正如此间的人们所说那样：家属的“利益”是与政府的“利益”一致的！不！无论病魔足以对我构成为如何可怕的威胁，我既不愿从你们也不愿从任何处在你们权力之下的人那里接受生命！

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我不知道她们归国后所在的确切地址，但只要能够寄出一封公开信，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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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过：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九日初次“开庭”时为了更加强有力地反驳以至反击那一份“起诉书”上关于我们之“活动”之“罪行”等等的一些苫块昏迷的胡言乱语，曾经当场提出过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人们拿了去而且一直未还给我，大约也就留在我们的案卷之中以当一项“罪证”了。先生们于小说、戏剧或回忆录中每每耻笑国民党当初见到青年看红封面的书就当着是造反的“罪证”；若有其事，说明他们的特务头脑简单。但脑袋复杂至于自命能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先生们若把这本《各国民权运动史》继续留在我们案卷之中而列为我等造反的“罪证”，那是要成为一个不仅使先生们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更要使普天下有识之士统统为之齿冷的笑柄的。倒是为了更确定无讹地说明自己立场态度才写出来当为此信附录之一的那篇悼文《囚室哀思》，年青人敢说第一看守所豢养的那些饭桶秘密特务们任是而再而三无所不至地清查搜索却始终未曾照看过眼睛，如今以这种方式把来交给先生们或者也可以算是“自动坦白”吧！这篇悼文倒是颇颇作得自由战士个人之“罪证”的。然则请先生们去向你们那实际不知法为何物的伪法院交涉调换一下怎么样呢？那本书虽不是现在出版，却总之也还是公开出版物，而且是性质极其普通的公开出版物哩！但转念再想：先生们见缝插针已惯，每喜于微言中求大旨，然则即使此事本身于先生们不甚为难，恐怕也会顾虑到其所或会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使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么也算了，就让那本书继续留在那里以当一个谁都无法否认更其不能抹煞的公开笑柄好了。你们积下的笑柄愈多，愈该这作反抗者的拍手称快。那本书也是要的，但也不一定冲着先生们来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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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最近那关于下丁家的报道，《解放日报》的通讯原文中引了句农民的俗谚：“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并且还用作了文中插题之一。可到了贵中央党报转载之时这句话却就再也找不到——压根儿没有了！年青人为此不禁摇头赞叹（并非点头赞叹，望勿误会）之不已！说真格的，先生们，这句发散着乡土气息的朴素的民谚对于咱们所混这一行的批判性与嘲弄意义可都是挺强烈的哪！尽管在语言表现上不是那么够了明显。可又得说回来，想来它也和其它许多古老的民谚一样：其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年代应该是比咱们曾曾祖的曾曾祖那时还长了吧？彼时固然绝对地没有无产阶级，更不会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的灰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呢！那么即算它对咱这行衣饭具着批判意义，无论如何总不体现过渡时期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吧！让它插在通讯里也满生动的，干吗非叫抹了去呢？放着它又什么地方碰痛了先生们呢？难道先生们竟然自承了是靠跑江湖变戏法来吃饭穿衣的“玩龙玩虎”的把手么？倒也有趣，嘻嘻！……刮个鼻子取笑取笑，可不作兴打官话呀！年青人只是衷心地赞叹先生们这分儿“阶级本能”。不过给林昭这信开起收条来用不着那么些“本能”而只要就事论事好了。比如：“林昭读者（或读者林昭，或林昭，乃至或犯人林昭亦无碍，年青人没有阿Q的忌讳），今有上海市监狱转来你×年×月×日至×月×日所写给我们的读者来信一件，正文×页，附录×页，共计×页，收到无误。此据。”这不就完了一道手续，未必比耕读小学三年级的应用文更复杂到哪里？可公章不能使着豆腐干刻啊！那是我等小鬼无聊造反玩儿才使上的关防印信，先生们堂堂一家中央党报若拿着跟我们使可是忒嫌说不过去了！……就这么办好了，先生们，请给一个收条，别的这年青人也统统不作指望了！此谓之正生上台而小丑终场！

顺致反抗者的敬意！

 林 昭具（印）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始稿，同年十二月五日完篇于上海市监狱

附录之一：囚室哀思

沉重而炽烈的痛悼与悲怆之情像铅的溶液骤然浇注在我心头，阁下，两个小时以前我刚从报纸上读到你遇刺逝世的消息。

第一眼看见标题的那行铅字我的思维能力便如受雷击而变得麻木，简直无法接受它们所宣示的事实；我定睛再看，于是失声低叫道：“啊！”

作为红色中国之一名滞狱待决的青年政治犯尽管同时看到股票暴跌的报道我倒并未十分担心大局：你们的国家并不实行极权政治，是不会因着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出处存殁而变更国策的；我只是深深为您哀惜：您，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就任至今短短的三年之中已在领导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方面显示出了如此卓越、果敢、明决而又敏断的政治才能。您的不幸去世对于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来说都将唤起深切而真挚的悲痛，这决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重大损失！

去年我再度入狱之前，恰是加勒比海局势渐趋和缓的当口，一个中国青年——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在这里不能对他作更多的说明，特别因为除了上帝谁都还不知道这篇文字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或被什么人发现——给我看他自己写的一封英文信件。信不挺长然而热情洋溢，充满着对受信人的爱戴、敬佩、感谢与尊崇。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向您当面表达决不只是我个人的敬意！——信的最后写道——从现在起这将成为我毕生最大的理想之一直到它实现！

我问他如此景仰的受信者究竟是当代世界哪一位伟大人物？他微微一笑，低声说出了您的名字……一九四九年连我都还只在少年到青年的边缘上，而他比我更年轻。无论如何，愚民政策之把一切脑袋定型化的努力看来终于是可悲地劳而无功了，它甚至不能使像我们这样单纯的脑袋盲目仇恨而嫉视自由的家乡以及其伟大的儿子，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它终究不能使我们不爱自由。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您自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他没有寄，因为即使寄出了您也还是收不到的。阁下，我们生活于其下的这个制度之美妙的程度是其他地方尤其是你的国家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但这个我可以凭着十字架起誓以确证其完全真实的小故事多少能够说明中国大陆上很多青年以及民众对于您的感情，这种感情虽然只能在私下里流露却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们这里的统治者几乎天天都在别有用心地攻击、漫骂而诋毁您的名字，我可还只是听见许多人带着殷切的期待、希望与信任悄悄提起它。人们盛赞您的政治才干、眼光、手腕以及魄力，确信并且坚信您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怀抱着真挚的关切、同情与悲悯。甚至传说（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您每每在餐前祈祷中提到中国之困苦饥饿的亿万民众……

囚室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下起雨来了，而且愈下愈大就像是苍天滂沱的痛泪。当您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离开世界时，造物主是会为了他所爱的人类一哭的啊！

而那愈来愈阴沉的天色也就像我的心情。是的，我也曾怀有和所说那位青年同样的想法，虽然也许不如他那么热烈与迫切却更冷静而自信。但我们这一梦想或者说这一理想再也无从实现了！即使当他日远涉重洋来到你们的国土，所能谒见的也已经不再是您本人而只是您的陵墓。

我想起历届美国总统暴卒的那个神秘记录，您的逝世恰巧又为它增添了一枚环节，紧挨着您之前的那一枚是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总统的脑溢血。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但在家庭气氛和时代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开始懂得关心祖国以至人类的命运了，所以罗斯福总统之死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强烈。像您一样，罗斯福总统也是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而竟未及目见自己所辛勤致力、亲手缔造的光辉胜利。唉！人类之伟大的朋友，天父所宠任的儿子呵，你们究竟是羞愤的魔鬼索去的祭献，还是仁爱的上帝付出的牺牲？！

我潸然欲泪，眼眶不止一次变得湿润然而没有哭，有些悲痛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化为泪水的。作为一名不惜杀身尽命决死以抗暴政的自由战士，我于您的逝世有一种难以言辞形容的深切而严肃的哀伤。您的家人骨肉的哀伤自然比我更深切，您之政治同道们的则或许比我更严肃，但我却兼有着二者。那些对于我们所处境遇缺乏真正理解与关切的人于此可能会感觉诧异，在愚民政策的重重封锁与百般壅蔽之下我只能读到您不多的言论而且是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的，但即使只是片段的三言两语也仍然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肫挚的人道感情，因为它们表白着一个深邃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记得您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您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美国人，您向我们——当代中国反抗暴政的青年战斗者更深刻、更广阔地揭示了自由这一神圣概念的丰富内涵，从而更加激励了、鼓舞了我们为她奋起献身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您是我们群体和我个人艰苦战斗事业中的思想侣伴和精神导师，请容许我自居为您的一个无名友人！

今天是安息日，也许您的丧事礼拜已经在距此万里之遥的地球那一边举行。监狱沉沉听不见晚祷的钟声，我却还是徐步走向窗前默然献上心的祈祷：安息罢，伟大的灵魂！在上主的怀抱，主的愍怜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交托出您曾为之劳碌辛勤以造福人类的工作重担，等待着那福音传遍地极天人齐奏凯歌的救主再来的时辰！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谒见您的墓，向您献上不止是一把花束而是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群这一份景仰与追思的心！尽管从世俗眼光来看似隔云泥，我们实在并不生疏呢！当您在生之时，对于自由之无比崇高、热烈而更美好的共同感情超越着地域空间，超越着诸般人为的障碍紧紧系连起我们的全部思想、意志和斗争行动而使我们在她的名义之下成为兄弟。如今您之在世间的生命虽已中止，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且活跃在基督的爱里。那么您的在天之灵必定知道：今天，在距您祖国万里之外的地方，在我们生活这地球的另一边，在红色中国的某所监狱中，一个臂上披着镣铐创伤的青年自由战士强支病躯以草茎为笔，就着最简陋的墨水和纸，凭对铁窗仰望遥天默默写下了对于您的悼念和哀思！

一九六三、十一、廿四夜雨声中

 

 

附录之二：秋声辞 并序

在狱三秋，侘傺长恨；秋心秋绪，郁作秋声。即用鉴湖女侠断句为韵，并作辘轳体以敷陈其意。有愿补石，不避续貂，回环往复，声气尚应。后生其再来人欤？抑前贤馀烈之荫也！哀时明志，未辨今昔，成仁取义，誓继踵武。

 一九六三年十月林昭自志

秋风秋雨愁煞人，凭对遥天吊荆榛。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梁贫。

为悲寂寞求同气，敢避艰难惜一身。夜夜肠回寒蛩泣，丹心未忍逐青磷！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青衫泪浥朱颜悴，碧血花催白发新。

决死精卫战浩荡，伤心子规哭沉沦。齐家报国犹虚说，愧负望殷父老亲。

哀江南赋墨溶尘，抱恨楚囚志未伸。霾露霾霜瘦生菊，秋风秋雨愁煞人！

宁随兆庶盟朝日，岂戴独夫蹑佞臣。唱彻招魂金铁寂，肝肠百沸湿罗巾！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

赤水赤原病体国，秋风秋雨愁煞人！此身定化干城剑，贯日横空泣鬼神。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第五伦。翰墨请缨彰素志，榛苓补石证前因。

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莫笑猖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附录之三：自诔（一九六四年二月 血书）

眼枯见骨，心死成灰，抱病郁痛，天乎冤哉！

家国多难，予生也哀，素丝欺墨，歧途方回！

失足自怜，回头百年，初心似水，指证苍天！

永昼频迫，夙夜忧煎，意存碧落，恨穷黄泉！

作贼奈何，百身莫赎，坐令兆众，遘此楚毒！

风尘寂寞，天涯沦落，黍离歌残，铜驼没绿！

故剑茫茫，故园就荒，举世无道，我适何邦？

穷途猖狂，载哭兴亡，九畹芜秽，五内摧伤！

百虑重忧，谓我何求，恸念来日，血泪交流！

已歌燕市，无惭楚囚，子期不见，江波悠游！

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山川桴鼓，河岳鸣笳，魂化雷电，肠断桑麻。

风雨长宵，平旦匪遥，捐生取义，岂俟来朝。

志节皓皓，行状皎皎，正气凛冽，清名孔昭。

 

附录之四：血诗题衣（九首）并跋

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刀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鼎镬罗前安足论，此身未惜叩天阍。桑麻掩绝中原黑，邦国殄凋大野昏。

遗老长吟怀《彼黍》，逐臣痛哭赋招魂。治平从约何相负，请化阳春照覆盆。

惊飙为我自天来，一曲清笳动地哀。墨菊素心侵夜吐，寒梅铁骨凛霜开。

补成完宇苏民困，挽得狂澜免劫灰。万木森然非佳兆，“九州生气恃风雷”。

铁铸九州血泪滔，知君潜忏故封刀。百年基业矜雄杰，万古云霄亦羽毛。

愿释前仇归宿逋，更留余地容新苗。彼苍浩渺真无极，莫“与天公试比高”!

多情每笑钟离春，忧国何因自呈身？巾帼从无儿女想，冕旒合与江山亲。

茹冰苦志应穿石，守玉清操岂染尘。幸惜令名全圣德，贞娥匪比息夫人。

永夜沉吟彻骨寒，瑶琴寂寞对谁弹？心存得失崇朝计，情怯是非来日难。

怨毒遍栽根颇固，虎狼近伺意何闲？英雄暮年要深省，正视前途十八滩。

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

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

 

 

李洪三世悼终军，历劫归来日未曛。伐骨亲仁先复礼，洗心偃武以修文。

众生堪念当离历，昊帝垂怜犹待君。宝筏迷津迅受渡，好成正果上青云。

东海沧波万顷愁，孤飞冤禽恨悠悠。悲亲位具难安魄，愧我项存未断头。

桑梓兴荣便足愿，邦家丰乐更何求？微明不邀宸聪虑，一腔沸血烛天流！

跋

无题九章，以当绝命，自伤身世，更痛家国！

殉道有志，弘道无得，肝肠百回，泪尽继血。

苟延为公，尽命完节，后事再来，海天空阔。

瑶琴韵断，悲笳声咽，昊帝灵爽，怜儿清烈！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林 昭自题于狱中

残喘赘疣，夙愿取义。敢谓成仁，自云知耻。

立身敦品，千秋清议！生也何欢，大节正气。

三军罢师，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再题

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一看守所收到彼等使家人送来的用品、棉衣及食品若干，此为在押于“一所”期间唯一得送入副食品的一次。计有肉松一袋，原汁猪肉一罐，去纸粒糖一袋，饼干一小盒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等等。此外并有水饺二十只，是原系心存疑似故意写上者，不料真会使家人送来而且特地唤至审讯室中由女监看守——鸨儿婆子们蒸熟与食！林昭何人？！此举何意？！对之震愕，咽不能下！三日之后（十一月九日夜间）即真形毕露图穷匕现矣！十一月十日起绝食十天，至十九日始进稀粥。（十一月二十三日，严亲殉难四周年忌辰以鲜血设立灵位后开始复食。）在此期间屡要米汤而靳不与，必使从鼻腔灌入甚至以来沙而溶液浸泡橡皮管以图刺激粘膜溃烂（后果浮肿刺痛），等等诸般不入常理难以想像之十恶不赦无赖手段，洵属血书指诉亦不能尽也！十一月十六日（？）所谓的检察院伪职人员前来提审，入室未能作一语而鲜血殷然已见随声咯下点染遍地！是日已将此份所谓的“起诉书”遥然相示，至十二月二日晨唤出授与，一瞥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又三日（十二月五日）再逢接济，只使家人送入草纸一刀并蛤蜊油一盒——暗喻揩揩屁股光光面庞之意。见面淡笑道：得跟家属要几块钱，作犯人的未知何时判决何时移动！同日下午而所谓的审讯开庭丑剧以作！——此二张（指作血书之纸）是当时包入蛤蜊油之纸也！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附：“起诉书”）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林昭批注）

（64）沪静检诉字第四二三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

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纽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系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观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忒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苫块昏迷，语无伦次，却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团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辈英雄中某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共谋（注曰：见笑大方得紧，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及其一切分支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是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如此阴险刁狡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倾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隳！“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雪、苗庆元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有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性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载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像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忒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 ！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多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由于我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才使我在白色恐怖之下就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参与中共苏州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并甚至为此被列入于当地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家庭出身”云乎哉！）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我打击后，于一九六○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准”！）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日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暴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挈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什么罪过，而正是统治者对我们犯下了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之下更无值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写了《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噱！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咏叹，依次是：“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照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奴囚！”“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哪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来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政治纲领”、“战斗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黄政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确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辟。（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纽门，要纽门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苫块昏迷得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性！）交给纽门，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怎么会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的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兹事体大，因为关乎到刑期的计算，故非力争不可！）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作三日呕！“人民”在公共厕所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以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我自己倒忘了。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所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书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者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我故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动的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是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多哩，有一百多篇哩！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几篇？怕也不过是我的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当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类繁多不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查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写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合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元、孙和、黄政、朱泓、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纽门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在则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予掷还，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刑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叛国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尝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只可作如是观。）

此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检察员：吴泽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注曰：用这个日期是别有用心的，表达着某种暗示或作某种掩饰司马昭之心的无效的努力。）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此两行原以血注）

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并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苦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鬼蜮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 昭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附录之八：血衣题跋（血书）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白练。八月下旬某日重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左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萱亲胞弟，觌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校记：按该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后于此文写作日期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谅有误，待考。）

最 高 指 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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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刑事判决书

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

反革命犯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卅六岁，江苏省苏州市人，住本市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

反革命犯林昭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一九五九年积极参加以张春元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拘捕后，又扩展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为此，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原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二十年。

但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恶毒地咒骂和污蔑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犯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继续大量书写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对和肆意诋毁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与此同时，林犯还在狱中用污血在墙上、报纸上涂写反革命标语，高呼反革命口号和高唱反动歌曲，公然进行反革命鼓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

反革命犯林昭，原来就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是一个死不悔改、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下：

判处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68年4月19日

编后语：

也许因为林昭出生于“国共合作”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县长，母亲和舅舅是共产党骨干；她一度热衷于极左的共产主义红教，迷失了自己。但她毕竟受过民国文化的熏陶，终于在“反右”狂潮中惊醒，一步步走向真理、找回自己。然而这却是一条艰险的荆棘之路，林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直至生命，终于圣化了自己的灵魂。

林昭对共产主义红教的鄙弃、对中共极权统治的蔑视、对罪恶滔天的专政集团的抨击，其力度和深度不但在同时代人中是孤例，甚至在她罹难后直至今日的五十多年中也少有人可以比肩。

在林昭致人民日报社信中有些文字间似可感觉到她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下身心已难保持正常状态，但仍拼着性命以灵魂相搏，人们也许会惋惜她不够策略、不够冷静、不够正确，但对她圣徒献身式不计后果的决绝不会有丝毫怀疑与轻视。

林昭是英勇的，她不但用语言和文字的武器奋勇搏斗；她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右派”和而后的“异议人士”巨大的差距是：她还参与了组织化的政治斗争。她是一名真正的战士，无可置疑地站在反共阵线的最前列。

中共对林昭的迫害、凌虐、残杀，以及对林昭言论、事迹的封杀，甚至对林昭衣冠冢的封锁，昭然证实了中共的罪不可赦和在道义上的惨败，也说明了林昭的伟大。

中华自由圣女林昭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