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故宫博物院,简称台湾故宫或台北故宫(博物院),别名中山博物院,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1925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内廷另外组织了故宫博物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移至南京市和四川省等地,古物陈列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裁撤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冲突导致时局再陷动荡,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6个机构于是在1948年11月10日决定迁往台湾,几经改组易名,最终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台北现址复院开幕。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为数近70万件文物与艺术作品,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展厅内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7,000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和清廷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协议,允许用外国君主礼节对待退位后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并供给岁用400万银圆,皇族和他们的下属可以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内廷,于是溥仪宣布退位。后来金绍城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内提议筹备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便指派杨乃庚和治格等人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行宫内3,150箱约234,100馀件文物分13批移至紫禁城外廷。1913年12月24日颁布《古物陈列所章程》;隔年2月4日在武英殿配殿成立古物陈列所,后续几座外廷建筑也划入作为办公和贮藏之用,武英殿和敬思殿内部则改建为陈列室,陈设古代皇室的搜藏,于10月11日下午2点开放各界参观。
溥仪虽居于内廷,却常以赏赐其弟溥杰和旧臣想要借阅欣赏等名义,挑选内务府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珍藏,利用溥杰和溥佳放学时机夹带出宫,辗转存放在天津和长春的私宅;期间造成1,353件书画(其中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及502函、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清室小朝廷和共和制并行与现实多所抵触,且岁币虚耗国库,于是黄郛摄政内阁和溥仪商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锺麟奉命将废除皇帝尊号的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11月20日,以委员长李煜瀛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由10名政府代表、5名清室代表,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和京兆教育会各派1名监察员共同议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分组会同专家及事务员严加执行点查和登录宫内文物的工作。
孙文辞世后,清室遗老复辟势力亟欲恢复《清室优待条件》。1925年9月29日,为了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外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于是在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中决议尽速成立故宫博物院。同时拟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古物馆和图书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和理事会管理制度;据此又拟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遴选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并主持院务,最终择定故宫博物院在当年国庆日揭幕以示双重纪念。开幕当天上午9点先开放民众参观,下午2点才在乾清门内举行典礼仪式;内部至乾清宫以神武门作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外廷部分仍是古物陈列所。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京兆地方后,国民政府派易培基在1928年6月26日接收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旋即在隔日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筹备中央逆产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拍卖或移置故宫文物,以及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为此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驳斥抗议。国民政府后来在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东北后,国民政府著手文物南迁计画。随著华北情势告急,北平在1933年2月5日夜间宣布戒严,装箱文物连夜被几十辆板车轮流运上火车,隔天黎明启运。沿途有100名军政部宪兵和若干名院内警卫荷枪实弹戒备,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停靠南京下关;3月中旬才将档案运到行政院大礼堂暂时落脚,古物和图书另以招商局江靖轮运抵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内存放。至5月15日止,共有5批文物抵上海。
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33年4月选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翁文灏、李济和周仁分别为自然、人文与工艺3馆主任。李济在隔年7月接替筹备处主任,随后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由9名委员推选翁文灏出任委员长;7月26日又推傅斯年、张道藩和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并在8月4日致函南京市政府,拟征收土地作为博物院。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隔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1935年4月收到南京市政府函复后,主体建筑6月初便动工兴建,11月1日起施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组织规程》。次年1月1日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北平和上海两办事处随即撤销。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3路西迁。经南昌至汉口,在武昌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隔年11月运往桂林;1938年1月31日迁至贵阳六广门一处花园内;隔年2月又移至安顺华严洞存放。1944年冬再迁往四川巴县。
中路9,370箱文物,押运招商局江安轮与英商黄埔轮沿长江水路,先后在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运抵汉口;后仓促从宜昌运至重庆。1939年春再迁往宜宾,9月中旬抵达乐山安谷乡。1939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贮放重庆的143箱文物也先后3批分别转往昆明和乐山;隔年8月再分别迁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南溪李庄镇。
北路7,285箱文物,分3批设法在大屠杀5天前押离南京,沿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铁路经西安运至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暂存,后改汽车载运,历时48天才在1938年4月10日分别运达汉中文庙与褒城宗营镇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大庙;5月26日起经四川广元蜀道翻越秦岭,历时10个月全数迁到成都大慈寺;同年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东门外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安置,由那志良出任峨眉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又纳入东门外金顶山脚土主祠和附近许氏祠堂来分散贮放风险。
行政院在1939年7月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展开被劫文物的调查搜证作业。中华民国教育部接著在1945年11月1日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成远东委员会,主导轴心国归还掠夺文物政策。李济和张凤举等人隔年初便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本追查、交涉并索回部分珍贵古物,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西迁文物则是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
淮海战役爆发后,随即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在1948年11月10日召开理事会,会中杭立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和王世杰等理事均同意由各机关拣选精品运往台湾。首批文物从南京下关押运中鼎舰在12月26日抵基隆港,隔天清晨改装火车运至杨梅通运公司的杨梅仓库存放。次批文物押运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港。迁台期间,杭立武曾令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将留置于当地的精选文物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托以致一箱也没有运出。最终因战争形势突变仅运了3批文物。
1949年8月31日,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隶属于中华民国教育部。5月10日公布《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组织规程》,1951年6月16日,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成立。之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恢复建制并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物,联管处于是在1955年1月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同年11月撤销教育电影组后,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1956年5月,亚洲基金会补助设立北沟文物陈列室,教育部另外拨款订制陈列柜、铁栅门和修建环境道路等;展厅于隔年3月24日举行预展,25日起定期展览。之后受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间接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接著在1963年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国相片档案中心,为两院的书画和器物进行照片与幻灯片拍摄,作为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古代中国艺术史有系统研究的基础。隔年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
北沟文物陈列室受限于展示空间狭隘且所处地点偏僻,社会教育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加上简陋馆舍难敌雨水渗入库房的危害,两院共同理事会于是在1959年12月7日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兴建,选定于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流域现址开幕,时任总统蒋中正为此题署了“中山博物院”门额,厅内并设置孙文铜像作为纪念。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设置要点》等法条相继颁布施行。
继而配合该院各项专题展览出版相关图录,又办理“国际中国瓷器讨论会”、“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与“中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院方也公然支持艺术史学家对该院典藏加以考订源流,将相关成果载于《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出版品内,树立往后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态;还引入亚洲基金会的财力,推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设中国艺术史组(今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并挹注师资教授和允许研究人员对它的院藏进行提件研究与学术交流等;后又成立科学保存技术室,让博物馆可以透过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维护古物或复原古代技艺,使古物的寿命延长;对于冷战时期的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整合的主导作用。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
杜正胜在2000年5月20日继秦孝仪接掌国立故宫博物院后,隔年7月向行政院提报故宫新世纪建设计画,其中包含以亚洲艺术文化为概念的南部院区筹建规划,借此将搜藏视野和研究范畴扩及亚洲各个文明,也让高度集中于台湾北部的文化资源透过分享能缩小南、北部文化权的差距。游锡堃内阁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画,纳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画国际艺术及流行音乐中心政策一环。苏贞昌内阁于2007年1月17日提出将《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的搜藏“中国古代”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决。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发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同年3月7日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3月13日起施行的规程第5条中,即增设南院处。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画于2010年10月22日核定,于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自此形成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下,拥有位阶平行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2座展览场域。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现址的北部院区,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王世杰在1961年邀请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不公开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结合密斯·凡德罗简约风格理念与双曲面倒伞状结构屋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胜出;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对此结果不甚满意,评审之一的陈其宽转而委托建筑师黄宝瑜重新设计并执行此案。1962年6月18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式明堂建筑,配上米黄色石英质无釉面砖外墙,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启用。两翼建筑和护龙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别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馆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该配置之建筑本体和前方地景、华表大道、天下为公牌楼等并于2020年10月26日公告列属台北市历史建筑。
此外,1983年10月在张大千遗赠的台北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隔年仿效养心殿西室书房于正馆四楼规划三希堂来提供游客茶点和热食。1985年和1994年于馆舍两侧再仿效中国园林分别设置至善园与至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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