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問: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專製統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製度。究其原因,各說各話。有人壹再強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請問,妳的看法如何?
答:單獨的文化決定論,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分權製衡這些觀念,故不可能結出民主政治之果。這種看法,失之偏頗,是對中華固有文明和傳統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結論。關於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權思想,早在古書《尚書》中,即有記載。墨子繼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指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韓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矯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關於政府乃為人民所創建的觀念,古書《週易·序卦傳》中早有提示。《週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權時代政權、政府概念的通俗表達。從上面的論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產生的順序:天創造萬物,再創造人;男女創造夫婦,夫婦創造父子;父子百姓創造政權和政府;政府創造秩序(禮)並維護正義(義) 。
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國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君輕民貴”的主張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論述,是民本和主權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談自由。誰說中華文化沒有自由的基因?連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國總統,也垂涎於中華的自由精神。裏根總統上任後,在他的國情咨文(施政報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大國如烹小鮮。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實行小政府主義,還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猶如烹饪小魚,不要多管它,不能總是翻來翻去。如果折騰來,折騰去,小魚就爛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騰老百姓,政治壹定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哲學,就是中華文化中,讓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裏根總統在任內,放松了政府對不少經濟事物的管製,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施政八年,裏根交出了壹張不錯的成績單。
至於分權製衡,也不是外國人發明的專利。早在遠古時期,我們中國就有了分權製衡的實踐。那時,部落酋長會議相當於最高立法機構,推舉出的最高首長,相當於總統和行政權力,統領軍隊。在錢財方面,中國人早就將會計(管賬)與出納 (管錢)分開,實行製衡管理。中國早期的皇權製度,也有過製衡機製。皇權受到大臣會議的製約,大臣會議可否決皇帝的聖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後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皇權越集越大,搞起了壹人專製。毛澤東又將壹人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即使是在皇權的專製之下,中國明末清初也曾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民主思想家黃梨洲(黃宗曦)。他在《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提出了限製政府權力和分權製衡的政治理論。同時代的英國民主理論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權製衡的學說。黃梨洲生於壹六壹零年,比洛克(生於壹六三二年)早了二十壹年。怎麽能說民主觀念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呢?
再舉唐堯傳虞舜的例子,說明民主選舉在中國幾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堯有壹子,名丹朱,堯很喜歡他,從小就用種種辦法培養他。為了定其心,育其智,據說還發明了圍棋,與之對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堯斃,沒有人去理會丹朱,部落酋長和民眾都跑到舜那裏,壹致擁戴舜繼承大統。選民們投了票,但不是現代的選票,而是“腳票”—-用腳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實際上,堯何嘗不願意兒子即位,只不過,大家沒有選他,而選擇了德才兼備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過雛形的選舉製度,《王製》記載:“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爾升之學,曰俊士。”這是具有公議主義性質的選舉製度。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不可能把中國古代的民主理念論述得淋漓致盡,但走筆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說,中華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共產黨所說,民主運動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論於中國,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之論調,目的在於維護其壹黨之專製,其說詞不值壹駁。
用純粹的文化決定論,來解釋中國未能建立起民主政體,也已被當今的政治現實所擊破。台灣民主政治之實現,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南韓,亦已確立起民主製度,都是擺在我們家門口的活生生的範例。
文化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它勢必導致完全否定傳統的傾向。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正是這種反傳統主義的體現。極端的反傳統主義,使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禍害中華數十年。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政體的建立,,都不是壹味反傳統的結果。因此,民主運動絕不是反傳統的運動,而是發掘、承襲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民主基因的運動。
四十五問:有人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只適於專製統治,不適合民主政治。妳怎麽看民族性的問題?
答:民族性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有關聯的。因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結果。我們反駁了文化決定論,在壹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駁了民族性決定論。但,民族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有必要多做些說明。民族性決定論者認為,中國人自私、好鬥、 有奴性、不守法、依賴性強、保守……總之,壹切壞的人性都可羅列上去。結論是,對這樣的“刁民”,只有專製壹法。或者說,中國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就是根據“文化決定論”和“民族性決定論”,力主袁世凱恢複帝製。
民族性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壹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壹書中,曾對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習性進行過鞭撻。後人在壹百年之後寫成的《醜陋的日本人》,更是列舉出壹系列日本民族的惡劣本性。其中,不少與中國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並未妨礙日本步入現代化和民主化。屬於中華民族、帶有全部中華民族劣根性的台灣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壹看民族性決定論者舉出的那些不良習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歷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樣存在,只不過某種劣性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有的,甚至比我們中華民族更為惡劣。如某些猶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國人的好鬥、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們遜色,但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樂園。
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其壹,我們中國人到了民主國家,不但適應民主製度,,而且熱愛民主製度。其二,我們看到,大陸人向香港跑,北韓人向南韓跑,過去,東德人向西德跑,專製國家的人向美國和西歐跑,而且,這種跑,是單向性的,不發生倒流的。個別人的回流,只是為臨時賺錢而已,絕非謀取永久居留。這說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麽民族,都是壹樣的,那就是向往自由與人權。
還有壹點,須加說明,民主製度正是在承認人性有性惡壹面的基礎上設立的,,目的在於抑製人性之惡。為什麽設立三權分立製度和法官的終身製度?壹是承認人有私心,二是為了抑製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惡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說來也巧,自由經濟製度的實行,其基礎也是承認人的自私本性。集體的自私,互相牽製,導致了公益的結果。人,的確有善惡兩性。我們之所以倡導民主製度,為的是揚善抑惡,使善性發揮到極至,使惡性壓抑到最小。美國開國元勳麥迪森曾指出,如果我們都是天使,(民主)政府無須建立,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無須建立,因為,她根本建不起來,或者,建起來也會被砸爛。
下面,我特別要講壹下製度對人性的影響問題。可以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性。公有製的大鍋飯製度,幹不幹壹個,,幹多幹少壹個樣。結果,人的懶惰性充分表現了出來。經濟改革之後,進入私有製企業,懶惰性吃不開了,別說懶,慢壹點都會被抄尤魚。同樣的人,在不同的製度下,表現出不同的本性。大陸人剛到美國,開車不怎麽守規矩。但是,吃上幾次罰單,就規矩多了。聽說,,有壹年,紐約某天晚上發生了意外停電。不久,有條街上出現了哄搶事件。個別平時滿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沒了著落,逼上了絕路。突然,電燈亮了,人們四處逃竄,大街恢複了平靜。它給我們的啓示是,在黑暗的製度下,人的黑暗面發揮出來,成了強盜;在光明的製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製,光明面發揚出來,成了正人君子。
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大陸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們在歎息:怎麽中國人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怎麽這麽自私?這麽無情?國民黨時代也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產黨的黑暗製度,把中國人的心靈徹底摧毀了。怎麽辦?途徑之壹,就是盡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製度,以使我們中國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發揚光大。
四十六問:宗教是壹種原因嗎?有人說,中國缺乏基督教的傳統,這是民主未能實現的壹個原因?有道理嗎?
答:非基督教的國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蒙古是喇嘛教國家,都建起了民主製度。不過,民主製度首先是在壹批基督教國家創立起來的,到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基督教義與民主政治或許有些內在的聯系。比如,基督教認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來面目創造出來的,,因而,人是神聖的。由此導出天賦人權的觀念。另外,聖經記載,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導出人性性惡之觀念。加以引申,由於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導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規範人的行為,導出法治的觀念,等等。
仔細研究中國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啓發性的發現,那就是,在我們中華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說明,中華固有文明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參考我的關於論述中國固有文明與基督教教義壹致性的專述(正在編篡中)。
國內近年壹個十分重要的進展,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拒統計,基督徒已達六千多萬,超過了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雖然,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國的經驗看,基督教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基督教教義中含有豐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將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
四十七問:那麽,經濟決定論站得住腳嗎?是否農業經濟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會無法建立民主製度?是否先要發展經濟,等到壹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答: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中國長期的農業經濟,是滋生專製的溫床,而不能蘊育出民主政體。此論不對。固然,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伴隨著壹批民主國家的誕生,但是,工業革命與民主政體之間,或者說,工業發展與民主製度的建立之間,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確是壹個異常專製的政府。反之,農業國家同樣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製度。丹麥、挪威、瑞士,還有瑞典等國,都是在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體。以丹麥為例。在民主運動的奮爭下,壹八四九年,丹麥王被迫承認了民主憲法,以及由憲法產生的議會,民主政體的架構基本確立。那時的丹麥,農 業人口占多數,農民生活貧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目前的中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格倫特維格(Grundtvig)為了消滅文盲,開化民智,於壹八四四年創辦了“人民中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民中學”不斷增加,才漸成氣候,文盲開始逐步減少,但這是民主架構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事。美國也是壹樣,壹七八三年美國獨立並創建世界上第壹個民主政體時,多數美國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強調這壹點,乃是為了駁斥中共及壹些人的下述論調:中國仍是個農業國家, 文盲多,民智未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可操之過急等等。
至於有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的論調,我在舉出丹麥和美國的例子後,已經不攻自破。實際的情況是,在多數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強大的中產階級又成了民主政體的穩定因素。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早於民主政體之建立,如南韓和台灣。因此,正確的邏輯關系應當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出現,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已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掘起,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
四十八問:有人提出社會結構的理論,解釋民主政治未在中國形成的原因。如::中國從未出現過獨立的市民社會;中國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所說的封建社會,並非歷史學家定義的封建社會,即分封領地、形成貴族或諸侯集團的社會),故沒有壹個強大的貴族力量集團與皇權對抗,等等。妳如何評價這些論點?
答:這些論點,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和事實的考驗。首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週朝瓦解前後,中國出現過分封領地的諸侯社會。但是,為什麽沒有走向民主社會呢?為什麽諸侯社會後來消失了呢?壹提到這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就會反駁說,那不同於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之前的貴族社會。話說回來,就算我們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定義下的封建貴族社會,那麽,就是在這個非貴族社會、非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於壹九壹壹年創建了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這又做如何解釋呢?大家公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時間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質吧。歷史學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因此,我想避開理論問題,看壹看近年來世界發生的民主變革的現實。現實是,蘇聯瓦解了,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蒙古、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專製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壹個個民主政體的建立。這些國家,尤其是蘇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哪來的市民社會和貴族社會?有的政治學者甚至曾經立論:共產極權製度壹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轉的,其論證不可謂不週密。時間和事實說明,這些悲觀的立論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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