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4—1）2023.10
网文选录，资料汇编
筚路蓝缕的民国教育事业
西南联大———————————1
东方剑桥———————————7
教会学校———————————14
教会医院———————————21
杨荫瑜————————————35
王谢长达———————————43
叫花子校长——————————48
民国的大学——————————50
教会女学———————————58
公民教育———————————65
民国教育为何人才辈出————–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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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最初由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后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长期主导校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4.2—1946.5.4
校训：刚毅坚卓
从1938年4月2日于昆明更名西南联大，5月4日正式开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设立时间共8年整。期间，毕业学生2000余人。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原址复校，唯有师范学院留昆，在原校址上建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独立办学，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7月29日，天津遭到了轰炸，南开校园在付之一炬。8月3日日军进驻北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13日，日军控制了整个清华园。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时还开办了清华研究所。临大的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还有218名借读生；教师共148人，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临大的主体其实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提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的教学，理学院大部分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土木系在城里上课，电机系和机械系在湖南大学，化工系则在重庆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文学院在衡山的圣经学院分部。
1938年1月，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战争吃紧，决议搬迁至昆明，临大组织师生分三路到达昆明，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设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中有820名学生随校南迁，也有600多名学生退学、转学或参加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生分清华、北大、南开、联大四种学籍，合并前学生拥有原校学籍，合并后招生为联大学籍，其中清华学籍毕业生为723人。女生和教师及家属乘火车和轮船去昆明，而少部分男生（共244人）和教师从内地步行穿越湘西、贵州、滇东前往，并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的团长。文和法商学院并未直接到昆明，而是临时设在了蒙自，本预计停留15个月，直到新校舍竣工，但1938年8月，联大租借空军学校的校舍，便也转到昆明。12月1日，联大开学，8月开始上课。
1939年因战局吃紧，政府宣布停付庚款。清华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社会调查五研究所自行设法维持。8月，清华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部。1940年，因联大校园屡遭日军轰炸，教育部命联大迁川。8月，联大决定于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命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课。11月，为了培养大后方中小学教师，联大成立师院附设学校。1941年1月，叙永分校开始上课。4月，清华大学成立卅年，师生于昆明举行纪念会，出版学报纪念专刊。8月，叙永分校结束运作，学生返回昆明。10月，文科研究所于昆明东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由冯友兰教授出任校长。11月，与盟军合作于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并成立师范学院初级部。[1]联大期间，学生参与青年从军运动，应征飞虎队翻译、入缅作战、参加印度远征军。
联大期间，清华单独设立昆明办事处、研究院、特种研究所。研究院自1939年起逐渐恢复，设有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共12个学部，招收研究生。特种研究所依靠庚款基金利息，拥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五个研究所，服务军事研究，研制军用飞机、军事通信，研制出中国第一个电子管。抗战胜利后，各研究所并入相关各系。
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最初，学校沿袭长沙临大建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1938年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复校后，师范学院留云南独立设院，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与西南联大一路之隔的云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在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主持下也聚集了大批学者，如严济慈、彭桓武等。费孝通、王赣愚等学者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两校兼职；许多活动也由两校师生共同参加。
前身及后身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校友：
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
著名教授
主分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刘文典、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锺书、潘光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吴晗、叶企孙、饶毓泰、赵忠尧、赵九章、任之恭、曾昭抡、李楷文、雷海宗、何炳棣、吕梦雅
外籍学者：
美籍教授有米士（Peter Hans Misch）、温德（Robert Winter）。英籍教授有燕卜荪（Sir William Empson)、瑞恰慈（I. A. Richards）、白英（英语：Robert Payne (author)）、吴可读（A. L. Pollard-Urquhart）。俄籍教授噶邦福（Jhon Jan Gapanovich）。以及其他外籍教授白约翰（佩之） 、雷夏、贾恩培、陆伯慈（Roberts）等
纪念
昆明云师大本部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记载：
自“沈阳之变”以来，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三校（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的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平津失守，便奉命迁往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梅、张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11月1日开始上课。
等到了京沪失守、武汉震动的时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师生们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自此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5月4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也迁入昆明。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40年于四川叙永设分校，一年后又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越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两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1945年5月4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那些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北平的人，不甘心在日军铁蹄下生活，更不甘心成为日军毁灭中国文化的帮凶。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北平当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
清华大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战火迅速蔓延，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3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
西迁的，远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4次，历程2600余公里，先从杭州迁至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再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永兴。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宝藏。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韧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跳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
除了昆明，当时中国高校的西迁目的地还有重庆、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宾李庄(梁思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还有湘中南的安化蓝田。
今天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从海边走向大山，从华北、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
史载，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第一次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第二次是随着来华美军增多，西南联大学子纷纷报名担任翻译人员；第三次是中国远征军组建期间，联大学子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驾车活跃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6年5月，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总计834人，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碑文上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但正因为有些无法选择，在民族大义之前，更能做勇敢的选择。无问西东，只循内心。如同缪弘《血的灌溉》之结尾：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向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致敬，如此真实，如此血性，如此元气淋漓。
“东方剑桥”在湄潭
—-喻朝璧
一
湄潭县城东回龙山下，坐落一处古朴典雅的古建筑群，那就是湄潭文庙。这历史悠久的湄潭文庙，因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来此办学而名扬四海。湄潭文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天启二年及清咸丰九年，文庙曾二次毁于战乱，又两度重修。光绪四年，城乡民众募银上漆饰金，方使其“画栋雕梁，流光溢彩，美仑美奂”。
湄潭文庙及左侧的文昌宫、东书院，堪称旧时湄城高尚文化的象征。清代湄潭<县志)记述：“湄城秀于全黔，地雄古播。化成自古，气淑于春。湄水桥边，半鸣弦之宝；狮山城下，皆读书之灯。夏则诵而冬则弦，生徒祁祁讲舍；春以椒而秋以桂，学者侃侃文坛。”由此可见，旧时湄城文化之发达也。
20世纪40年代前，文庙原设民教馆，后进驻国民党县党部及县参议会。1940年初至1946年9月，西迁湄潭的浙江大学在此办学7年之久。
1984年夏，一些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浙大校友参观当年浙大办学旧址时，建议修复湄潭文庙，使之成为浙大办学纪念馆。此意见得到省县两级政府和文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迅即拨专款进行文庙维修和纪念馆的筹建工程。1990年夏天，文庙维修工程竣工。修复后的文庙，基本上保持了旧时风貌。大成殿、大成门前后檐柱上的镂雕木狮、木麒麟，前后槛额上的饰金木雕装饰，内部穹顶上的饰金彩绘图案等保存完好；门前两边石级中间的鱼龙高石浮雕及石铺天井上边的饰有花草动物浮雕的拜台仍风韵依旧。文庙可称湄潭县境内保存最好的古建筑，其中精湛的木石雕刻艺术更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90年7月21日，“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在修茸一新的湄潭文庙隆重揭幕，湄潭一中更名“求是”中学挂牌仪式亦同时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校友和佳宾出席了庆典。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派出代表团莅湄祝贺。当年曾在湄执教的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等数十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发来了贺电、贺函。苏步青先生亲自题写了馆名和校牌，并将1944年在湄潭著的一首<望江南)词书成条幅，赠陈列馆作纪念：
湄潭好，黉舍是邻居。不辍弦歌离乱里，常明灯下晚晴初，十室九图书。
中外事，万卷任翻舒。到处相逢雅语密，一城高僻俗尘疏，谁信在江湖。
新落成的“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生动地将一部浙大50多年前西迁办学的历史展现在人们眼前。步近文庙，眼前的景象很快将你带进一种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门前两边园林前，两块高大的石碑记述了文庙的历史沿革和浙大西迁办学历程。两根中檐柱嵌有一副楹联：
抗日烽烟遍九洲，忆青衿负籍，千里来此山明水秀地；
报国壮志在四海，看红松拔地，万株尽为社会栋梁材。
三
“漫漫西迁路”馆，以数十幅历史照片和一批珍贵史料文物再现了浙大一迁浙西、二迁赣南、三迁桂北、终迁遵义、湄潭的艰苦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将侵略的战火蔓延到沪杭一线。为了坚持办学，积极抗日，竺可桢校长毅然率浙大上千师生员工和2000多箱图书仪器，踏上了西迁办学的征途。两年间，跨越江南六省、跋涉50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黔北大后方，开始相对安静的七年流亡办学。为什么要选择湄潭作为迁校地址呢?有关档案资料竺可桢日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1932年8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或云南。2月25日，在赴渝途经贵阳时，遇省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劝浙大迁遵义之东的湄潭，说湄潭二三月可通公路，米价极廉，并有华姓之大屋可使用。竺又到省警察局晤湄潭籍人陈世贤、陈世哲兄弟，陈“谓其地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3元一担。其地有水多鱼云云”。三四月份，竺校长通过遵义县长刘慕曾与湄潭县长严傅泉(江苏人，曾任江阴县长)联系校地址，严致函竺校长，深表欢迎。 6月13日，竺校长在胡刚复、张孟闻陪同下，从遵义坐滑竿走了两天到达湄潭。开始了他首次湄潭之行。6月15日在县长严溥泉和湄潭中学校长冉茂森等人陪同下，对县城及周围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出北门到了禹王宫，过七星桥，绕道龙福寺，经魏家院子至唐家祠堂及贺家祠堂，向南到冯家院子。由此经火焰山过老平桥，到南面的万寿宫。中午至观音洞用膳。回城时一路察看了朝贺寺、文庙、男小及关王庙等处屋宇，三点半回县署出席严县长主持的湄潭各界廿一团体欢迎大会和晚宴。 6月22日，竺先生带着考察情况到贵阳晤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吴亦赞成湄潭，说湄潭文化高尚，物价低廉。 以后数月，浙大与湄潭通过电报、信函联系不断。湄潭县政府将城区300多间可供使用的房舍、祠堂、庙宇画图送浙大，并成立由各界要员参加的“欢迎浙大迁校委员会”专门负责迎接浙大迁湄事宜。
11月，日军登陆北海，进犯南宁，广西告急。12月12日，贵州省政府发布1823号训令： 令湄潭县政府： 查国立浙江大学，将由广西宜山迁来本省，所有校址，业经选择在该县境内，并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为教室宿舍。仰即预为准备，切实协助，为要! 主席 吴鼎昌
从陈列馆展出的竺可桢校长与湄潭政要往来电报、信函和湄潭欢迎委员会历次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到，五年前，曾热情迎接红军的湄潭人民，如今又以满腔热情，欢迎浙大这支文军长征队伍的到来。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桂北迁赴贵州。1940年1月竺可桢校长到贵阳会吴鼎昌，要求能于短期内完成遵义至湄潭的公路。2月16日，竺校长抵遵义，受到全城士绅欢迎。由于遵湄公路还有部分桥梁未竣工，浙大只得一面暂时安排房屋在遵义开学上课，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人赴湄作筹备工作。
5月6日，竺校长偕胡刚复、蔡邦华及遵义县长刘慕曾来湄，次日列席欢迎委员会会议，决定湄潭国民党县党部立即迁出文庙，文庙及其他备用房舍交浙大使用。
1940年6月6日起的三天内，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抵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 9月12日，竺校长偕胡刚复及胡建、费巩教授来湄，下午视察看了梵天宫、财神庙等处。夜宿文庙，见月大佳，金桂盛开，心情十分舒畅。次日，竺校长一行乘车到了城北二十公里的永兴镇，察看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南华宫等处。回遵后，决定将滞留贵阳青岩的浙大一年级迁到永兴镇，将理学院和师院理科迁湄潭县城。
浙大湄潭分部在文庙。大成殿内设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其余各处设总务室、医务室、教职员宿舍、膳厅。竺校长来湄时住医务室。 东城墙扶风山下原是一垮田土，浙大在这里购地修建了仁、义、礼、智斋作男生宿舍，还在江边建了厨房、膳厅(又兼礼堂)、运动场和游泳池。又在文庙北侧修了一栋女生宿舍。
物理系在湄江西岸的双修寺。这里古柏、桂树笼罩，环境十分幽静。王淦昌先生在这里新建了物理实验大楼。 农学院在城西驻地贺家祠堂周围租用200亩建浙大农场。场中高台上新建了病虫系大厦。在临江的小山顶建了一座小木亭，取名“七七亭”，又叫“织女亭”。其含义有双重意思：一是“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国破家亡，观此亭不忘国耻；二是西迁离家万里，与家人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然而这些离乡背井的文化人，在湄潭这秀丽的边陲小城执教育人，心中仍充满自豪与安慰，便在亭柱上刻一联以表心迹： 一亭坐览溪山胜，满目争看桃李春。
城内湄江饭店、财神庙、朝贺寺、禹王宫，城南的万寿宫、城西的唐家祠堂等地，是理学院各系教学科研的地方。天主堂、魏家院子、尚家院子及部分公房民宅，作教职工宿舍。
1940年10月8日，652名一年级新生到永兴镇报到上课，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及一些租用民宅成了教学和生活用地，还在镇北贞武山火神庙设了畜牧试验场。 从此，浙大师生与湄潭人民同饮一江水，同喝一锅粥，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六年多艰苦而令人难忘的战乱岁月。
四
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光辉的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遵湄办学史”馆中，大量的图片和史料展示了在教学科研中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光辉业绩。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浙大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而且从一所地方性的普通高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学校规模扩大了三倍多，学生从700多人增加到2200多人。原有三个学院16个学系增加到了6个学院，25个学系，并新开设了文、数、理、工农五个研究所。一批中外著名的学者云集于此，在教学科研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学术论文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记录中名列前茅；有四名教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仅次于清华、北大。陈列馆展出了当年浙大在湄潭出版的多种院系刊物和部分教授、讲师所写的讲稿和论文，墙上嵌有一张(遵湄时期浙大科研项目及成果一览表)。从中可以看出研究项目涉及面十分广泛，发表论文数以百计。苏步青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学派创始人，人称“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与当时美国、意大利学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王淦昌教授在1941年就发表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论文在美国发表后，美科学家据此开展实验，半年后就发现了中微子，成为1942年轰动物理学界的重大事件。贝时璋教授的细胞重建理论研究、谈家桢教授的遗传学研究、束星北教授的相对论、陈建功教授的三角函数、卢鹤绂教授的原子理论、罗宗洛教授的微星元素对植物生长之影响、王葆仁教授的磺胺衍生物的合成、蔡邦华教授的昆虫学、吴耕民教授的果蔬学等等，都在当时科学前沿达到很高水平，有的在全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有的还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1942年至1945年的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先后四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50余篇。我省著名生物营养学家罗登义教授对贵州野生刺梨的研究就是那时在浙大开始的，为当今开发刺梨系列产品奠定了基础。因此有人把贵州刺梨称为“登义果”。
1944年10月23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英国驻华文化科学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博士以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身份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同行的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毕丹耀和夫人桃乐赛。10月23日，竺可桢校长偕李约瑟一行抵湄。24日李约瑟博士在浙大膳厅对师生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晚上在文庙给教师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学术报告，并与教师们讨论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年会在文庙大成殿举行，出席社员39人，浙大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任主席，竺可桢作<科学社历史及任务)报告。李约瑟致辞后，钱宝琮教授演讲(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午后续会，宣读论文30余篇。
李约瑟本拟26日返遵，因浙大可看的东西甚多，决定留下继续考察。上午参观数学系，下午参观农化系，与生物系教授讨论生物化学问题。27日上午在大成殿参加生物、物理、化学讨论会，下午由竺可桢与化学系主任王矜京珊教授陪同参观了湄潭茶场和观音洞。28日由竺可桢校长陪同返遵。 通过对在湄潭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约瑟对这小小的边远县城有如此高水平的一所大学惊诧不已。在一次谈话中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对浙大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技水平之高，深表钦佩。在1945年10月发表在英<自然)周刊上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中，李约瑟博士论述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遵义之东约75公里的一个秀丽的县城——湄潭。……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在<科学的前哨)一书中，李约瑟博士进一步道： “在湄潭，科研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及昆虫的内分泌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在物理学方面，因有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实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在进行着很多工作。 李约瑟博土一生研究中国科学史，已出书20多卷。50年代访问中国时曾预言：“中国科学家正以无比的冲劲向科学的领域迈进。中国科学的前景是极度美好的，因为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有深厚的潜质和才华。在十至数十年间，世界将会惊讶于中国的成就。”
在一批著名学者、教授的谆谆教导下，浙大学子克服各种困难、勤研苦学，不少在湄潭学生日后成了闻名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当年就曾在浙大求学，深得王淦昌、束星北等教授的启迪。他回忆道：“我在浙大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里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茶馆再闹也不管。”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潘家铮、核弹专家程开甲、育种专家李竞雄及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的梁守桑等都曾在湄潭学习或工作过。
五
浙大能够在战乱的艰苦环境中崛起，除了其他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有一位最好的校长——竺可桢博士。“竺公风德颂”一馆集中展示了竺可桢先生光辉的一生。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字藕芳，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武昌、南开等大学，1928年起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建国后任中科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2月逝世。在1937年至1946年的10年西迁办学中，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学风，使浙大从离乱中崛起，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苏步青称颂竺先生：“教育立国、科技兴邦。先生之德万古流芳。”竺先生非常喜欢湄潭，从1939年至1946年的七年间曾无数次地来往于遵义、湄潭、永兴之间。展柜存放着竺先生在湄潭的信函手稿、专著和厚厚五册日记，以及纪念他的文章。竺先生一生写了37年，12300天，共900多万字的日记，单是有关湄潭的日记就记了近两百天，共4万多字。他作风严谨，爱贤若渴，对师生关怀备至，深受全校师生尊敬和爱戴。一次到朝贺寺苏步青教授家，看见他家用红薯醮着盐当饭吃，得知苏教授子女多，生活困难，便立即调查家庭生活困难教师，由学校给予补贴，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1942年春，湄潭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叶道明为首的特警污谄逮捕了学生滕文藻、助教潘家苏二人，并解送遵义和重庆关押。兰可桢为救潘、滕出狱，多次来往于湄、遵、渝，硬是为滕、潘洗去污蔑不实之词，获得释放回校。
六
“今日求是园”和“湄杭情谊深”分别介绍了今日浙江大学状况和浙大、浙农大及海内外校友与湄潭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当年浙大学子曾在教育系系歌中唱道：
“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晨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
在湄潭县城北紧挨七星桥的江中，竖卧着一长条形的沙洲，昔日这里茂竹万竿，暮有万千只鹤鸦归宿其中，人们称此处为“万鸟归巢”。当年浙大师生客居湄城时常于傍晚驻足七星桥，观赏夕阳西下万鸟归巢奇景。浙大师生于1946年秋依依惜别湄城之际，曾在一首歌中唱道：“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即百种鸟)，到湄江。”
苏步青先生在湄潭任浙大数学系主任时，与日本籍夫人和六个孩子住在城南湄水桥边名朝贺寺的破庙中。因战时，物价飞涨，生活艰苦，便在宅旁辟了一块地自种菜吃，还写了一首小诗，聊以自慰：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曲渠通雨水，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补，辛勤共尔沦。 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
浙大西迁陈列馆建馆十年，已接待来自海内外参观客人十多万人次。在远道而来的宾客中，有美、英、法、奥地利、日本客人和港澳同胞。在本省本地的参观者中绝大部分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他们从浙大西迁的伟大壮举中深受教育，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而今浙大西迁陈列馆已成为启迪民智，以文化人的课堂。 在陈列馆众多的珍藏赠品中，有一幅是已故贵州省省长周林先生书赠的诗词条幅：
抗战风雷动兮， 浙大西迁来。
爱国救亡兮， 育志士英才。
垦植树木，览桐茶之茂；
湄水长清，观绿水青山之秀。
仰浙大学风兮， 文庙为课堂。
外人誉为“东方剑桥”兮， 今立馆以纪念。
教会学校
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基本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精神的培养，其次是办立学校、医院，创办书刊杂志，积极传播西方文明。中国教会大学一度创造辉煌，书写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与篇章，为近代中国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进程。
一、大学
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
苏州：东吴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
杭州：之江大学。
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广州：岭南大学
长沙：湘雅医学院
武昌：华中大学。
济南：齐鲁大学
福州：福建协和大学 。华南女子大学
成都：华西协和大学
天津：天津工商学院
二、中学
上海：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晏摩氏女中。沪江大学附中。崇德女中。
清心中学。清心女中。裨文女中。麦伦中学。惠中中学。徐汇公学。
圣芳济中学。金科中学。启明女中。
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景海女师。晏成中学。惠灵女中。桃坞中学。
萃英中学。有原中学
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基督中学。汇文女中。明德女中。弘光中学
镇江：崇实女中
扬州：美汉中学
无锡：辅仁中学
徐州：培义中学
杭州：之江大学附中 // 冯氏女中。弘道女中。蕙兰中学。惠中中学
宁波：浙东中学。甬江女中。三一中学。
湖州：东吴大学吴兴附中 // 湖郡女中
嘉兴：秀州中学
绍兴：越光中学
福州：鹤龄英华中学// 华南女大附中。毓英女子初中。文山女中。
陶淑女中。三一中学。寻珍女子初中// 扬光中学。
厦门：英华中学// 怀仁女子初中。毓德女中
莆田：哲理中学// 咸益女子初中
南平：剑津中学
邵武：汉美中学
泉州：培元中学// 培英女中
漳州：寻源中学璗// 进德女中。崇正初中
福清：融美初中// 明义毓贞联合初中
古田：中西女中// 史萦伯初中
闽清：天儒初中// 毓真初中
仙游：慕范陶德联合中学
平潭：岚华初中
长乐：培青初中
永泰：同仁初中
同安：启悟初中
惠安：时代初中
建瓯：培汉初中
永春：崇贤中学
龙岩：培德女子初中
长汀：中西初中// 亚盛顿女子初中
广州：真光女中。培英中学// 美华中学。培正中学。培道女中。协和女师
佛山：华英中学
济南：齐鲁中学（济美中学、翰美女中合并）// 黎明中学
潍坊：广文中学
淄博周村：光被中学
青岛：礼贤中学 // 圣功中学
即墨：信义中学
烟台：益文商专
天津：汇文中学// 超古毓馨联合初中。新学中学// 究真中学// 法汉中学
北京：贝满女中。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慕贞女中。崇慈女中// 崇实中学
笃志女中// 崇德中学// 潞河中学。辅仁大学附中 // 辅仁大学女中
芜湖：广益中学。培德女中// 萃文中学。内思中学
安庆：圣保罗中学
宿州：启秀中学
九江：同文中学。儒励女中
南昌：豫章中学// 葆灵女中
武汉：文华中学// 博文中学。博学中学
长沙：雅礼中学。福湘女中
成都：华美女中。协合女师。华英女中
重庆：求精中学// 广益中学。淑德女中
山西太谷：铭贤中学
三、小学（初等学堂）
上海：萨坡赛小学。喇格纳小学
附：教会大学在中国
中国教会大学曾经被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中共建政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内地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1800-1950：中国教会医院
ON 10月 20, 2019 BY TIM YOUNGIN 基督教教育和现代医院、基督教教育和历史
两千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早期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 （绝大多数由天主教会建立），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医院，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所有的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例如全印度至今还有四千多间非盈利性的教会医院，而美国目前才只有七百多间教会医院。
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
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基督教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
传教士最早建立的医院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后称博济医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现在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也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的医院在当年11月4日开始应诊，虽然标明免费治疗，开诊当天也门可罗雀，但整天无人胆敢问津就诊。第二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因伯驾医术高明，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很快赢得了广州百姓的信任，在开诊的头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其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
百度百科介绍说伯驾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实际上，180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 (Robert Morison) 1820年在澳门也开设过诊所，尽管是中式诊所，但雇有中西医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但可能是因其规模相对还较小，又没有延续下来，因此，一般还是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不仅最早开设医院，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医学人才，在他的中国助手中，后来也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如下所述，也是博济医院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1886年孙中山就是在此学医。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嘉约翰传教士手上的事。
统计材料中中国的第一个公立医院是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统计表中说其成立于1908年。但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27年才接管同济大学和它的医院的。在这之前，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立的同济医院和学堂。宝隆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1891年作为军医随德国军队赴上海，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退伍后在上海行医，后感到军医知识片面不足，又回德国再深造两年后于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取名同济医院，既为“同舟共济”之意，又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医院建立后，宝隆又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于1907年开办上海德文医学堂，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
统计资料中第二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是上述的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由博济医院创办，因此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首任校长嘉约翰医生也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它开始招收女生，因此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培养女医生的。博济医学堂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嘉约翰1898年在广州建立的惠爱医院，是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1901年在广州去世。
统计表中第三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它成立于1911年6月，1913年7月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31年8月改称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是1907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中国东北发生日俄战争，为了有一个中立机构救援灾民，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实业家盛宣怀邀集上海租界各国领事与富商效仿瑞士红十字会章程而成立。
统计表中的私立医院和其他不属于上述各类的医院，建立时间最早的是开滦矿业公司建立于1900年的开滦矿务总局医务处。它有外资、外国人和清朝政府的参与。统计表中的第一家中国私立医院应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1908年3月1日正式招生上课。
统计表中福建省有一个London Mission Hospital (Tingchow Hospital)医院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伦敦会）教徒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给伦敦会兴办的。1908年医院落成，取名“亚盛顿医馆”（后改为福音医院）。由英国医学博士传教士赖察理首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5年冬从亚盛顿医馆毕业，被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网上有一篇2009年《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否决汀州医院搬迁议案》的新闻报道，说：“汀州医院原身为红军福音医院，位于城市中心，有60多年历史”。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生，这报告的作者也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可能把“红军”和“福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命名医院，而且就是从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离开福建和江西算起，到2009年也有74年了。把1935年以前的历史全不算，该医院到2009年也不只60多年历史。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
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８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当时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ｘ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ｘ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安乐园于文化革命中被彻底毁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华美医院与医校
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49年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911年春，加拿大传教士福古森（W.D.Ferguson）医生夫妇利用药房治病救人，传播福音。1913年，泸州地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泸州福音医院至此正式诞生。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
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 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 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 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 M．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 G．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
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
1903年，美以美会（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
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
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
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90年创建的教会医院，现已发展成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
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
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
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学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
新式接生法
旧时中国的女人不但裹一辈子脚遭罪，生孩子更是 遭罪，死亡率很高，有20%的孩子在出生第四天到第六天死去，这就是千百年之久中国人生育史上的“四六风”。推广的新式接生法，其实相当简 单，一把用沸水煮过的剪刀和接生婆剪短指甲并用肥皂反复洗干净的双手；把母亲身下的土坯换成消过毒的布片或草纸。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仅仅在50年代的中 国，上亿人的生命被挽救了。而过去出生及出生后感染细菌的死亡率就达70%。是谁将新接生法带进中国的呢？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 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 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他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当时每一天在医院里就有好几百人信教 。
民国大学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
（1884年9月7日 ——1938年1月1日）
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
杨荫榆小名申官，出身书香门第，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当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小时候的杨荫榆，在家庭中也许并没有受到许多疼爱。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杨荫杭自日本回乡后办起了以培养近代师资和科技人才为宗旨的锡金公学。是在兄长的影响下，杨荫榆得以入学，学习近代数理知识，而且开当地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当初订亲的时候，杨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 。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的低能儿，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她，以那个时代罕见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这桩荒唐的婚姻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杨荫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觉、超前。在摆脱可怕的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就再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对爱恋和婚姻全不以为然，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
190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风气逐渐影响中国，到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同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当时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的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奖品是一对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别针。
就在她专心修学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7年1月24日，即杨荫榆赴日本留学5个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至此，被忽视长达几千年的女子教育终于建立了制度。当时由于列强侵略中国，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要培养优秀人才，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就必须对所有国民进行教育，女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女子教育的目标却与现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清政府建立女学的最大目标是把女性培养成传统的贤妻良母。与以往差别的是，这些贤妻良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贤妻良母，她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深厚学问，能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其后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民国的建立，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社会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杨荫榆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运动。
回到国内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回头看，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一个从旧式婚姻中挣扎出来的女子，不仅在事业上前途辉煌，而且深受学生喜欢爱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时的杨荫榆处在人生得意的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任女师大校长期间，杨荫榆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处理具体学生时，却没有做到公正、公平。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她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
1925年5月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7月底杨荫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8月1日，她又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强行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4个班，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22日，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拖出校门。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杨荫榆又率领军警入校，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宣布女师大解散，责令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人被打伤。
鲁迅始终坚定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斗争。鲁迅先后写的《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越来越高涨，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年底段祺瑞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
杨荫榆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杨荫榆、章士钊等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强力的批判。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
对于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杨荫榆在学潮问题上逆流而动，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女师大刘和珍等学生遇难。杨荫榆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下半年，女师大学潮日炽，杨荫榆被免职。
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这一时期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渐渐变得有同情心，帮助学校里一个叫“怪物”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这与她在女师大整顿学风开除学生时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还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杨荫榆也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杨荫榆，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牺牲时年54岁。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次年，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荫榆女士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的史实却是不能抹去的，她在侵华日军面前不畏强暴的言行，表现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一个弱女子，杨荫榆不畏强暴，面对凶残的日本兵，竟敢孤身入虎穴，大义凛然地斥责敌酋，谴责日军暴行，实乃不屈于外族侵略者的壮烈之举，令人钦佩。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
鲁迅曾对她定过性：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
但也有人对此不平。女作家苏雪林曾经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这话也对也不对，随着时代的迁移，可以对杨荫榆作出公正的评价了。
如果一场运动需要涉世未深的学生去推动，把祖国的未来推到斗争的前沿，这本来就不是恰当的事情。因为学生拥有热情，但同样容易被人利用。这应该是成年人的事情，当成年人懦弱的无法走上街头，却要学生来做这些事情。作为学生的监护者，杨荫榆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王谢长达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王谢长达与友人陈星昭、蒋振懦等人捐募千余元创办女子两等小学，以 “ 振兴中华 ” 为办学目的，定校名为 “ 振华女校 ” 。翌年添设简易师范科，培养小学师资。民国元年 (1912) 因经费故，简易师范科并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另增设幼儿园一所。 民国6 年，王谢长达因年事已高，乃将校长一职交由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三女季玉担任。 民国7 年， 70 寿辰，她将亲友所赠寿仪悉数捐作学校基金。
王谢长达除办学外，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在苏发起成立放足会 ( 亦称天足会 ) ，自任总理，亲订章程，带头放足，并研究放足方法，印成 “ 说帖 ” ，至四乡及邻近省县广为宣传。辛亥武昌起义，沪、苏等地组织女子北伐队，她出任苏属队长，亲率女学生百余人积极参加筹募工作。民国 4 年，她与杨达权、卫更新、李师德等人发起成立女子公益团，她任德行部长，虽年迈多病，但每遇公益事，仍不辞辛劳，热心相助。
民国 23 年 12 月 25 日晚，王谢长达患脑溢血不治逝世，终年 87 岁。翌年 1 月 19 日，由张一麐等人发起，在振华女校举行追悼会，遵照王谢长达遗愿，所送礼金，悉数充作长达清寒奖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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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清：姑苏才女、民国女子王谢长达和她的科学家族
以一己之身抚养四子五女成才所生子女几乎全部投身教育科技事业
1895年，王谢长达的丈夫王颂蔚去世，享年仅48岁，死于时疫，更是死于极度悲愤绝望。甲午战争结束，清帝国最终惨败给日本，而结果他早已预料。王颂蔚生前在军机处任章京。大战爆发，需要根据前方战报实时制定策略、统领大局的军机处居然连战场高丽（朝鲜）地图都没有。他向军机大臣翁同龢进言后让北洋送来的高丽地图却是“不开方计里，疏略殊甚”，没有精确标注，毫无使用价值。王颂蔚只好自行搜寻地图。恰有友人从日本归来，行李中夹了份报纸，附有高丽地图，“凡铁道，港口，电线，一切皆罗列”。 清政府最高中枢权力机构军机处找不到的详细高丽地图，却出现在日本公开发行的报纸上。他不能不叹：敌人谋之非一日，我乃临渴掘井，如何制胜！王颂蔚年轻时就读苏州正谊书院，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冯桂芬的得意弟子，二十岁时就由冯聘请修撰《苏州府志》，后得中进士，撰写《周礼义疏》及《明史考证捃逸》若干卷，同叶昌炽、袁宝璜合称苏州三才子。
王颂蔚素来壮怀激烈，曾想当一名为民直言极谏的御史，1892年他以第一名成绩通过考核。军机处却因他工作出色不肯放人，王颂蔚的御史梦破灭了。他任户部郎中时曾做过工程监督，拒不收取提成，这在腐败制度化的晚清官场是难以想象的。重臣翁同龢、潘祖荫是王颂蔚的同乡、座师，潘祖荫还与他沾亲带故。不为讨教学问，王颂蔚从不上这两位的门。1890年，蔡元培参加会试时，考官是王颂蔚。蔡的首场试卷完全没按八股文程式写，却恰恰打动了立志“开贤良、登俊良、讲求实学”的王颂蔚。“二、三场卷，则引经据典,渊博异常。（王）遂合三场试卷，盛为延誉，郑重推荐。”蔡元培交了离经叛道的试卷，自以为必定落选，已经回乡，两年后他再次赴京补复试，应殿试，终成进士。纵使才华过人、秉性正直，王颂蔚却无法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实施抱负。战败议和，他难以承受，在盛年含恨而死，留下警世之言：今之败绩，徒归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廷习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矣。
与他结发二十多年的王谢长达和九个孩子陷入无尽悲痛。为母则强，王谢长达接替亡夫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带着孩子回苏州十全此时中国在向近代化转型。王谢长达是王颂蔚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政治中心北京耳濡目染了当时最进步的维新思潮。家乡苏州临近洋场上海，又是通商口岸，成为西学东渐的窗口。街清贫度日，辛劳操持家务，抚育教导子女，悉心照顾丈夫的祖母。沐浴过新思想的王谢长达不会再演传统寡妇关在家里聊度余生苦挣贞洁牌坊的悲剧。她认为“朝廷柄魁政者昧于世界大势，眈于逸乐，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朝政日非，外祸日亟，丧权辱国之事楮墨难宣，上下相蒙，恬不为耻。”如不变革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中国恐怕将陷入亡国危机。大量西方女杰事迹通过报刊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纷纷涌现旧日从未有过的女性豪杰志士。受此鼓舞振奋，王谢长达急欲抓住时机，积极行动去改良社会，挽救倾颓的国势。1901年慈禧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施“新政”。通令各省劝导妇女不再缠足。旧礼教的束缚难以轻易摆脱，已缠足的妇女不愿“解放”，幼女仍被强迫裹脚。“愤国势之凌夷，怜女界之沉沦”的王谢长达决定自上而下引导社会风气废除缠足。年过五旬的她凭诰命夫人的地位，以身作则亲自放足，动员数十名官员士绅女眷参与，其中不乏六七十岁的高龄者。为将活动展开，王谢长达组织放足总会，自任总理，将会员组织到她十全街家中，对比展示她放足前穿的“弓鞋”和放足后穿的宽大舒适的缎鞋，以说明放足后可以行动自如。她对会员们讲道理：路都不能痛快地走，怎么可以做事业呢？放足总会将放足办法，印成“说帖”，去里巷街坊挨家挨户说服。苏州无人不知有个“王三太太”劝导放足。苏州各地的放足分会也建立起来了。王谢长达便亲赴苏南各乡镇乃至苏北解救妇女。
放足会的章程写道：中华闺阁，大半不学，固陋甚多，缠足特其一事耳。而必以学塾为归墟，始克尽祛积习。1897年，放足会的同仁江漱芳便已创办了名叫兰陵女学的小学堂。其后美国教会创办景海女塾。南社志士也陆续在吴江、苏州等地建立多所女校。王谢长达认为“三吴素号文物之区，而女学寥若晨星”，少数几所稍具规模的女学都是外国教会开办的，不完全适应本地社会需要。
从缠足陋俗里解放出来的妇女“肢体完善固为莫大幸福”，“不学无才终为社会诟病。”她决定亲自办学以教育女子弘扬女权，办学教育女子获得陈星昭、周修辉、严爱贞、潘桂馨等协助，捐募千数百元，在严衙前东小桥租赁校舍。1906年9月1日，振华女子两等小学堂成立。当时苏州女童只在家族内接受教育。办校之初仅招来五名学生，而且还有一人中途辍学。经过不懈努力，振华女校办学走上正轨并渐有声名在外，第二年就增设主要培养小学师资的简易师范科。“虽规模初创，负笈就学者踵趾相接。”王谢长达的家族成员和亲友子女纷纷来到振华接受新式教育，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女儿王季山、孙女王淑贞、儿子王季同继妻管尚孝等。第三年，江苏巡抚程德全、按察使朱家宝、苏州知府何刚德等先后来校参观，极为赞许，拨给每月经费银二百两。有了经费，振华女校得以增加学生名额，逐渐改进学科。民国成立，原来清政府的补助金被裁撤，王谢长达以私蓄勉力支撑。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在苏州成立后，振华女校的简易师范科并入其中。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创办苏州最早的蒙养院（幼儿园）后，振华女校也随即开设。此期间王谢长达将校舍迁回十全街私宅。1917年，女儿王季昭、王季玉留美归来任教于振华女校，王谢长达将校务过渡给季玉管理，但仍关心学校事务。她将七十大寿所获礼金悉数捐给振华。振华女校由王季玉这位当时最先进的教育人才领导，在老校长王谢长达毁家兴学、辛苦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开启新篇章，迈入提供更完善近代化教育的女中时代。许多和振华同期或更早创办的女校，却早已风吹雨打去。
王谢长达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以一己之身抚养四子五女成才，所生子女几乎全部投身教育科技事业，开创了近代中国最显赫的科学家族之
一，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崇尚实学的王颂蔚曾呼吁士人学习测量、化学、光学等技术。王谢长达便有意鼓励和引导教育子女研学科学技术，获得可喜成果。家族中各学科开创人、重要专家不计其数。孙子王守觉、王守武、外孙女何泽慧都是中国院士。重孙王义翘是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后人们回忆往事时，不约而同地提到王谢长达对他们成才的深刻影响。家族中的女性获得充分的受教育机会。王谢长达五个女儿有三个赴美深造，一个就读清华。第一批获得官派留美资格的四名女生中就有她的次女王季茝，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化学女博士。王谢长达的第三代后人中涌现王明贞、王淑贞、何怡贞，何泽慧、何泽瑛等顶尖女科学家。王谢长达一生都在为张扬女权而奋斗，并热心公益事业，辛勤办学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行不悖。1905年，王谢长达与沈蓁庭、江兰陵、蒋振懦等成立女界集议会，以此作为“振兴女界之基础”。会员有200多人，王被推举为会长。号召抵制美货以抗议出台排华政策的美国政府。1905年到1906年，江浙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欲修筑沪杭甬铁路。英帝国主义加以干涉，宣称清政府已将路权让给英国。清廷提出以英国资本为主江浙绅商搭股开办的卖国主张，激起各界抗议。1907年上海设立女界保路会，王谢长达主导的苏州放足会、振华女校均派代表参加，她还与苏浙各地女界领袖联名发起创办女国民拒款公会，并到卖国贼邹嘉来家中当面斥责。1909年，谢长达和沈孟渊发起成立女工崇实会，提倡妇女重视职业，自强自立，以开公司、商店、工厂等方法为女界谋生存之幸福。
1915年，王谢长达与杨达权、卫更新、李师德等发起成立女子公益团，被公推为团长兼德行部长。她又担任女子北伐队苏属队长，曾亲率女子一百五十余人筹募军需，支援辛亥革命。孙女王明贞回忆：逢到邻居或亲友中有丈夫欺侮妻子或主人虐待女仆之类的事，祖母总要出来抱不平，有时甚至亲自去当地政府替受害者告状。当时苏州有许多人称她“王老虎”。王谢长达将受虐婢女盛凌云带到法院取得胜诉恢复自由，规劝宠妾欺妻者改过促成夫妻和好，筹款修筑街道河岸，解衣推食救济穷苦，灾年施舍棉衣粥饭药品。对无力求学的贫家子女，她或保送其入小学读书，或保送入医院学习看护。1919年她作为女子公益团代表参加苏州各界联合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王谢长达寿至八旬时，子女劝她颐养天年不必再参加社会事务，“然每有以公益事请助者，仍匡襄不倦，虽病不辞，当其发觉中风之日，犹力疾参加女子公益团常会。”
她从大家闺秀变成了“叫花子校长”
2021年09月03日 来源：中国侨联
1917年，苏州一所名为“振华”的女校，迎来了它新一任校长，王季玉。
这位校长不简单，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海归”硕士，而且是一位女硕士。在她刚回到国内的时候，就有很多学校向她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聘任她担任教授，但她却一一回绝了。因为她年事已高的母亲王谢长达，拜托她接管苏州的学校，于是她便回到了苏州，担任了振华这所学校的校长。
听起来，仿佛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比做教授要显得“派头”大一些，或许薪资也能高一些？那你是想多了，当时的振华女校还只有小学，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师资力量，都还在起步阶段，别说薪资了，不倒贴钱都难，但王季玉却毅然决然接手了学校。这所学校对于她，对于母亲，对于那时代的女性，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王季玉的家族可以算得上当时苏州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王颂蔚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是清朝时的三品大员，也是蔡元培当年在京城参加会试时的恩师。后来王颂蔚去世，母亲王谢长达便带着全家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那个百年中国的至暗时刻，王谢长达看到当时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决定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于是她便联合几位有识之士办起了一家女子学校，取名“振华”，鼓励女性学习知识，振兴中华。
在母亲办学期间，王季玉正在海外留学，她学成回国时，母亲已近七十高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继承母亲事业，于是接手了振华。想要把学校办下去，就要提高师资力量、扩大办学规模，而无论是聘请老师、还是扩建校舍，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那时候，王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办学，王季玉只能自己想办法筹钱。
资金紧张，她就不拿工资，只拿非常非常少的生活费，甚至过期牛奶也照喝不误，别人劝她不要喝，喝坏了肚子得不偿失，她却调侃道：“这不就是酸奶吗？有什么打紧！”一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一位留洋归来的硕士，为了孩子们能读书，放弃了所有的精致生活，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筹款，甚至还跑到海外募捐。
在海外募捐的时候她住在二姐家里，经常穿一身布袍出入奔走。在那个上流人士聚集的地方，一身布衣的她显得格格不入，被人叫作“叫花子校长”，但她却全然不顾，只是一心为学校筹集经费。而就是这位穿着寒酸的校长，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硬是把振华女校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女子学校。
后来，在这所学校的董事会中，更是出现了蔡元培、竺可桢等许多教育名家的名字。在他们的支持下，曾经的苏州织造署也变成了振华女中的校园，“叫花子校长”的学生终于可以在优雅的环境中完成学业。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后，苏州沦陷，王季玉非常坚决地停办了振华女中，她说她不能在日本人统治下办学校，而后便将学生遣散，将图书、仪器全部藏到了太湖东山的山里。学校停办后，为了不领侵略者颁发的“良民证”，王季玉改名易姓，远避他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苏州筹办复校。
1967年3月，82岁的王季玉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传奇女子终生未嫁，但她教过的一代代学子都把她视为母亲。
如今在苏州第十中学（原振华女校）的校园里，立着一尊王季玉雕像，透过雕像慈祥的目光，仿佛能看到这位老校长对年轻学子的殷切期盼。
智效民：民国时期的大学（2015-10-26 )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
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个工厂，这就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第146-147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 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同上，第184-185页)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着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372页)基于这一理念，他告诫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370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261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他指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两年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民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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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历史考察
（王晓慧）
摘要：教会女学是中国近代女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女性的主体建构进行了一定的启蒙和引导。
1844年玛丽·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的女塾视为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大陆创设的开端，将1952年院校调整视为其在中国的终结，那么，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历程已逾百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教育，至今不过170余年。教会女学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非同一般。促成了中国女性解放之发端，
1840年前后，教会女学始在中国大陆出现并逐渐递增。如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白云观设立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琼斯女士在上海虹口创立文纪女塾等。自1847至1860年间，仅5处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就开办了12所教会女学。到“1869年，全国教会女校学生仅有570人。1876年，全国有女校121所，学生2100余名。1895年，有女子小学225所，女学生4262名；女子中学69所，女学生2096名；女子书院及培训班14所，有女学生416名。”
19世纪80年代以后，教会女学开始往中高等方向发展。如1881年文纪女塾和裨文女校合并发展成圣玛利亚女校；189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在上海筹设中西女塾,后发展成中西女子中学；裨治文夫人在北京设立的贝满女学堂于1904年升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是清末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大学。其后的1908年，在1859年创建的福州女子寄宿学校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华南女子大学，以及1915年一开始就作为大学而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相继产生。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开始了。此时，教会学校已经在体系、管理、教学上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独立的教育系统，且企图进一步替代中国学校教育系统。而同时国内的国家主义思潮也正在蓬勃开展，国人开始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学校被迫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向中国政府立案，遵章取消宗教课，并与中国社会广泛联系。于是，教会女学在“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下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当然，在改变与调整的早期，大多数是形式上的，而在学校的基督精神浸染方面却并无大改变。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各差会所实施的宗教性的影响……明显地消退，教会大学与普通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在培养的毕业生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5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院系大调整，教会女学的各个院系和校区被分散到新中国各个学校之中，教会女学的历史就此终结。
“文化霸权”理论，为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所提出，指通过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和主宰，而这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为被统治者所消极同意。在这里，霸权就是“一个意义和实践的有组织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从教会所属国的政治目的出发，企图利用教会教育来达到文化侵略中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包括女性)都能信仰耶稣基督，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基督教”建制。“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资本扩张和经济殖民的需要，从教会中平信徒的经济目的出发，企图通过教会课程来培植中国女性对于外国商品的喜好，从而为外国商品开辟中国市场。因为家用品一般都是“主内”的妇女购买，因此，在中国开办女子教育就可以服务于外国资本家的商品倾销，正可满足西方各国外销工业革命后不断增加的产品之需要。这一层目的，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中等诸多教会女学中都可以得到证明。这些贵族女子学校的家政课里，都设置有专门对外国商品进行介绍的内容，也因此，这些女生在未出嫁时，就已经计划好了一旦结婚成家所要买的家庭用品的品牌了。
从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实用目的出发，即培养得力的女教徒或男教徒的妻子，训练她们成为基督天国的成员，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1859年由女传教士娲标利和娲西利开办的毓英女中“从一开始，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中国助手们提供信仰基督教的妻子。中国传道助手们必须和基督徒结婚而不是异教徒，…”1895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校长史塔尔在其报告中还曾明确地阐明该校的目的在于培养“有用的女基督徒”，并规定该校女生“只准嫁给基督徒”。
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仍然是限制男女交往的一条硬规则，男传教士无法向中国女性传教。由此，女传教士便成为了向中国女性传播福音、进行教育的中坚力量。大量女传教士的出现，才导致了教会女学的特殊性，也使得中国教会女学的兴起与西方女子教育本身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关联。
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普尔认为，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统治阶级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作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是阶级、经济权力、文化霸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显性或隐性的价值冲突的产物。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其教育控制手段主要是显性宗教课程的设置以及隐性英美文化场域的建构。
从现存史料来看，普通教会女学的主课程一般都是“基督教之伦理与教旨”。比如1864年成立的北京贝满女校“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又如《耶稣教美以美会镇江女塾功课章程》中罗列了十二年的课程设置，“圣经”均为每一年的头等课程。上海中西女塾(1890年创立)的章程中若干规定亦指出：“本塾中西并重，不可偏枯。……惟圣教书不能不读”。“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经日课。”一些女校的章程还明确规定，若宗教课程不及格，就得开除学籍。可以看出，教会女学并不是从纯粹知识角度出发，亦没有从知识本身来对课程做“镜式”反映，它仍然取决于教会上层统治阶层的意旨。“扬认为，学校知识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权势集团将其视为有效的、合法的。权力可以将知识的主要范畴合法化，并由某一集团支配。权势者总是给予得到社会认可的知识(通常也是反映了权势集团价值取向的知识)以优先地位，并通过教育把其强加给无权势者。”
除显性的宗教课程设置的控制外，另一种更为隐性的则是英美文化课程的控制。上海中西女中校长薛正曾记录该校课程如下：“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翻开这些史地课本，触目的就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而其他英文课本，都是宣传美国的美丽花鸟、‘英雄肖像’、‘辉煌的战绩’以及高楼大厦等。”而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即一切都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灌输西方文明。”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把对中国学生意识形态的灌输当作教学重点来进行，而另外的一些课程和知识则被有意忽略和排除。它把宗教的意识形态由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存在，使其更加潜隐且无处不在。
女传教士们有意进行了中西文化的嫁接，她们既将《四书》、《女儿经》、《孝经》等列为学习科目，又专门开设了家政、健美操等培养西方式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课程。因为她们认为，教会女学既要培养对“圣道(教)”有用的人才，也要培养“贤妻良母”。当然，这种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显然比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要更为高级。所谓的“贤”是以恪守宗教的教义及封建礼仪为中心，再加上持家育儿的生活。当时诸多家长和学生都把进入教会女学接受教育看作一个重要的能换取好婆家的商品。占有这种知识能为女生们开辟更广阔的婚姻市场。在以官宦富豪家庭女子为主的女校里，学生获得的是一种“象征性资本”以便有机会发展语言、艺术、厨艺、家政等方面的技能和才能，为今后成为一名西方淑女式的“贤妻良母”提供基础条件。由此，知识被认为既有交换价值，又有更加直接的使用价值。比如福州毓英女校设有家政课程，为适应发展需要，于1932年改建一座有一定规模的“家政楼”，让行将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学习烹饪，作家务练习。当然，这种家事训练课程，一方面，是让学生进行“贤妻良母”式的培训，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女学生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主要渠道”。而“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早期在功课方面就干脆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为主。徐汇女中附设医科，此外注重手工，如中西裁缝、刺绣、扎花等。”
女传教士多少具备一些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文化自主的意识，且正因她们在本国境内深受男权文化的压制，一旦脱离原生文化，在异国他乡追求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她们会寻找机会表达自己身为女性的独特文化，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中和教学氛围的营造中去。
前面提到，教会女学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建立基督教社会，并培养女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妻子。那么，这一目的有没有达到呢？应该说，尽管教会女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女性的信仰影响非常大，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以上海徐汇女中的毕业生为例，从1868年起到建校80年，“共计在本校肄业的学生有七八千人，其中入各修会修道者520余名。”入教人数仅为十六分之一。特别是立案后，教会学校内部师生中基督徒数量大幅减少，学校进一步世俗化。如在广州培道女中，1928年尚有70%的学生是基督徒。1931年该校立案后即呈下降趋势，至1933年，基督徒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再比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金陵女子大学)，1924年学生入教的比例为80.5%，1930年为77%，而到了1936年，即下降到51%。且“金女大学生毕业后，献身宗教事业的也很少。据1947年统计，在金女大已毕业的1至29届703人中，只有11人从事宗教工作，仅占1.5%。”另一方面，教会女学在培养男基督徒的妻子上也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毕业生们多数选择了独身。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各种资料显示，教会女子大学毕业生晚婚和独身的比例甚高。早在20年代末，就有人注意到金女大毕业生晚婚和独身者多。他们统计金女大1919-1927年毕业的9届105人的婚姻，发现已结婚的仅占16%。”而1947年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在165位金女大毕业生中，已婚者74人，占44.8%；订婚者11人，占6.6%；未婚者80人，占48.4%。㉜
但是，教会女学的存在，仍然是中国近代女学中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女性解放。
“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大多毕业后得以深造。因为“多数学生并没有把高等教育看作仅仅是个人增长知识的机会。……许多女大学生都有职业目标。……她们考虑的是职业训练和社会服务。这也许是为什么早期女毕业生中继续深造的百分比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多数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都培养出许多在国内外学术、政治、外交、经济、法律界等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名人。如华南女大首届5名毕业生中，有4名留学美国和加拿大。再如金陵女子大学最早的4届毕业生33人中，赴美留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占了近三分之二的人数。她们绝大多数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她们成名不是‘妻以夫贵’，也没有那种‘暴得大名’的新闻式人物。她们主要靠自己出色的工作实绩以赢得社会的承认。
教会女学培养的第一批女大学生毕业以后，涌入劳动力市场，进入曾经被男性独占的领域。这样的职业“入侵”，表征的是中国第一场无意识和无组织的妇女运动，它虽然没有如世界诸多女权运动一样有明显的口号、理念和实际要权行动，但是，却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女性在近代的“华丽转身”。正是这些女学生，削弱了夫权，挑战了男权权威，直接向“妇女的位置在家庭”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妇女“向前追求自由”关键性的一步。它为中国女性脱离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培育她们集体心理和集体精神的场所，同时为这些女性脱离蒙昧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教会女学提供给了中国女性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追求与信仰，这种信仰使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会女学使得一大批中国女性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主体的建构。由于接受教会教育，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从而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在工作中体会到经济独立的滋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所以，当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她们开始建构主体，从而学着去解放别的女性，由此，新的解放又开始了。从早期的女传教士们对她们的有意无意的解放，到后来她们开始自己解放自己，这又是一个进步。而且，正是因为教会女学的创设，客观上对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与启蒙基础。也正因为教会女学的舆论造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妇女受教育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梁启超等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妇女教育观。也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女学的兴起，很多教会女学的毕业生，都成为了中国第一批本土女学的教员，从而继续去启蒙新的一批中国女性。比如说20世纪初，在江苏各地如苏州、扬州、无锡、镇江等地创办的各类女学中，大部分教师都毕业于上海的各处教会女学。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未必一定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但他们为妇女在更大程度上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因为“中国政府和组织需要妇女代表时，常常把目光转向教会大学，这件事本身就是承认教会大学在妇女教育中保持了领先地位。”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危机之中，这也势必会影响到即使身处英美文化场域的女学生们。因此教会女学精心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部分都偏离了其宗教目标,来建构我们本土的女子解放模式和机制,这些“解放中的妇女”在客观上凸显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启蒙脉络。
女传教士们曾想复制西方妇女解放的路径，希望中国女性们能自觉致力于自身的解放，通过奋力争取自身权益来反抗男权和政府，但结果却是中国女性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和男性一起，为民族国家献身奋斗，与解放男性一起解放自己。激烈的社会变革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成了一部分受教会高等教育熏陶的知识妇女的觉醒.
|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
| 林杰 | 中国民俗学网 2012-08-18 | |
| 一份清华的入学试卷
在1927年由清华大学学生主编的《清华周刊》上刊录了民国十四年清华学校大学部招生考试的政治学试题。所有试题采用论述回答形式，共有八道：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有何异同？2、中国国会为何有两院？3、国会议员为何不可兼任官吏？4、中华民国大总统如何当选，有何职权？5、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区别安在？6、试详论独裁制与委员制利弊。7、外国人入中国籍（归化）应具何等资格？8、试择要批评民国十二年公布之宪法。 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虽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而这张入学试卷却令人精神一振，从中可窥见当时教育的内容以及国家的希望。清华对大一新生政治学素养的要求并不亚于当时的先进国家。纵观清末及民国教育史，清华的设问方式绝非特立独行，而是将完整的公民教育浸透进从小学至大学阶段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主要假道日本，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欧洲最早实行公民教育的德法诸国一样相近，在19世纪末就得到维新思想家的倡扬，随即付诸于新学制。与公民教育在欧美诸国自然发生所不同，中国的公民教育是由内忧外患而应激的产物。甲午战争的失利直接推动了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运动。张之洞等清庭重臣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弊端：长期以来，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为家族和地域分割，而使中国人呈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今再依靠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治国已然不够，因此，在修齐治平的教育传统之外，必须另谋良策。 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尚书荣庆等人在奏请教育宗旨的奏折中向上陈情：中国正处于列强环视之中，必须通过培养新国民的方式，救亡图存，实现富国强民。分别对应着私、弱、虚的“中国病”，荣庆等人提出“尚公 尚武、尚实”的应对之方，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两项：忠君、尊孔。大多史学家对尚公、尚武、尚实的意义多加肯定，而认为忠君、尊孔是封建残余，不足为训。如果从大历史观出发，则对其合理性有所认知：忠君、尊孔一方面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当时英、德、俄、日本诸列强，无不是君主立宪，皇帝犹在，中国完全可以效法，改而良之，将改革的成本降至最低。以上五点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教育宗旨。其中的“尚公”被许多学者谓为中国公民教育之滥觞。中国近代学制的设计者们精准地切中中国人只重私德私利的要害，认定唯有对人民进行教化，方能聚民成众，扭转国运。尚公教育是要培养民众“视人如己，爱国如家”的公德。但若严格而论，彼时之尚公教育与公民教育还相隔甚远。一则是“公德”仅限于忠孝节义等传统封建道德；二则公民教育的内容远不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清末尚公教育的滥觞却无意中给常人造成一个曲解，即将公民教育等同于公民道德教育。好在，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和设计者对此予以及时矫正。 如果说救国图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是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的内因，那么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近代思潮则构成中国公民教育的外源。正如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所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一批眼光超前的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阐发公民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康有为1902年发表《公民自治篇》一文，提出对公民的见解：“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梁启超也利用《新民丛报》阐释他的“新民说”，与康有为观点相似，他认为公民的重要特质是政治自由，享有参政的权利。 康、梁二人的公民学说对民国的宪政制度架构产生深刻影响，其认识深度甚至超越后来人。五四运动时期的公民教育思潮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多少是受康、梁的指引。曾任《教育杂志》早期主编之一的朱元善请专人将日本教育杂志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系统译介过来，并化名“天名”，结集出版《公民教育论》。对外语是门外汉的朱元善却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精髓，为公民教育正名：“唤起国家观念以矫正冷淡国家之弊，使之对国家有献身奉公精神，对自己有自营自主之力，此乃公民教育之意义也。” 除中国学者的努力之外，一些国外学者的来华访学也为公民教育推波助澜，最知名者莫过杜威。杜威在华两年期间，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堪称多角度全方位。杜威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其次才是个人主体性的弘扬。1920年，杜威在上海浦东中学以“公民教育”为题演讲，从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哲学进行推演：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良好的公民。良好的公民须具备三种资格：在政治方面，能辅助政府，为国家谋公共利益；在经济方面，谋个人利益，也谋公共的福利；在社会方面，能与人为善。（《杜威在华讲演集》） 因此，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的公民教育思潮脱胎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并因杜威的中国弟子如陶行知等人倡行而蔚为当时中国之一观。严格而论，公民和公民教育虽系外生概念，但并非绝对移植自西方并追随西方学者的结果。民国初年公民教育的倡导反映了当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以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理念为理想，建设新国家的良好愿景。公民教育的思想萌芽可溯至维新改良运动，与中国有识士人的自我觉醒，面对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主动求解有着内在关联。 ==================== |
民国时期混乱不堪,为什么教育人才辈出?
2020年8月30日
民国时期，中国混乱不堪，为什么在教育这一块却是人才辈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对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对内有军阀政治的极大威胁，外患内忧之下的民国政府实则是弱势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力量的弱势必然会导致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民国政府对教育这一方面无法强有力的控制，从而，使得教育领域人才辈出。
历史上，对于民国时期各种理念的争议，一直都是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这期间，多数文人都很喜欢民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却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和众文人的风骨。
民国时期的文人，兼备了骨气与勇气，对于文化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依旧为了保护本国文化的命脉，不惜在战火中南渡西迁。无论多么艰苦的年代，都要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
几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那个年代的教育让当代人敬佩。
虽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的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但是，当时的民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如1912年，当时任职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他就会经常和时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先生辩论一个话题。
蔡元培先生在自己《自写年谱》中回忆道：“范君当时认为，如果小学没有办好，中学就更不可能办好，而大学也一样如此。所以，真的想把国民教育提高，应该先把小学教育办好，而我自认为，如果没有好的大学，中学教育的师资力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力量一样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大学教育抓起来。”
而就是两位先生这样的激烈讨论之后，两人把意见合起来，都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没有那一方面不需要去整顿，这样，想提升教学质量都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教学最重要的用具教学课本，各位教育大德们不知道倾注了多少心血。当时的各文化学着，无论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都对于语文教育抱着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就连蔡元培、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学者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所以，当时的民国语文课本《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组织编写，再有丰子恺先生亲自负责插画，课本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众位学者们全新创作或再创作而来。可想而知，当时的民国课本是有多么的不可多得！
小学课本，看似简单，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字都融入了学者们的大量心血。当时的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文学家们研究民国教育的教材，就像小学语文课本中，每一课就是很少的一二十字而已，但是，这些学者们都十分谨慎地反复考量。
学者们都认为：课本里的内容，一方面要保证课文具备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这才是教育的两大本质。就比如：当时，学者们因为课本中的一句话到底用“来来来，来上课”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就争论了很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来”字笔画多而“去”字更简单，但是最后，大多数则认为：用“去”字不够亲切，最终选用了“来”字。
那么，在民国时期，人才选拔的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选拔人才的方式并没有按照什么严格的规范制度去进行。即便是当时的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选拔人才也都是以衡量学生的才学为主要考量，从来不会去用严苛的考试程序作为标准。
就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很多的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南开等等名校也是如此。之后，众所大学在湖南长沙共同筹建了“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就在1939年，“临时大学”恢复了招生，从全国各所大学优秀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这期间的报考的条件就是：考生必须先上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环节，最后，还有口试环节。
话说，在报考者中，有一位优秀学生名叫周法，他在获得了考试资格后，经过前两个环节的考试，最终，在重庆的傅斯年寓所参加了最后的口试环节。由于，答辩的时间比较长，中午大家一起吃着包子，而周法就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还不忘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周法这样的举动，丝毫没有引起面试官老师的反感。
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垂青，他建议周法日后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课题研究，此举也奠定了周法将来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基础。用人别具一格，也是西南联大特有的用人作风，要是德才兼备，都可以成为优秀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沈从文先生早年小学毕业就去军去了，所以，虽然先生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受人尊敬，可是，先生却不曾任职过教员或是讲师之类，也不曾留学海外。但是，虽然沈从文先生背景平平，在1939年，西南联大还是破格聘请沈先生为教授。
类似沈先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1926年春天，清华大学也曾破格聘请过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在国学院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这样的用人风格，保证了民国当时人才辈出，思想前瞻的可能！
在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聘任胡适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胡适先生婉拒后，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人，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一并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时，曹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没有著作也没有学历背景，不符合学院导师的用人要求。
这令梁启超先生十分生气，梁启超先生强调：陈寅恪的寥寥几百字的见解，超过其它的长篇大论一本书，这样的人，虽没有背景，但是，绝对是一等一的才学。而最后，陈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请了。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由梅贻琦担任，梅先生始终认为：大学的存在，并不是形式上的学校屋舍，真正的存在，是各位学识、学者、导师们的存在，他们才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所以，在梅先生任职校长期间，当讨论办学路线时，有人问起梅先生的见解，他通常会说：“我尊重大家的建议。”可以说，在各种治校策略上，梅贻琦最大程度地尊重着各位教授的意见。他的理念则是：大学的主体是众位教授，而校长不过是服务于各位教授，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人。这一点，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氛围里，也是十分明显的。
为了坚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大学里只允许有“先生”和“学生”两种称呼，坚决不允许存在官位称呼。著名的民国作家岱峻先生曾回忆说：“民国时期，大学里，如果哪位导师同时担任学术与行政职务，在称呼上，都会是学术职务在前，行政职务在后的。”可见，当时对学术的尊重氛围。而这样的氛围，也保证了思想、政治见解的充分自由，导师和学生之间，也会自己的用行动维护着这份珍贵的自由。
1939年，陈立夫先生任职教育部部长时，他提出：“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导师，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是即将成为国民党党员的人。”对此，引起了导师们的轩然大波，其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果非要我加入国民党，我宁可辞去院长一职。”而后，当陈先生得知，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后，他提出了换房居住，理由就是：“和这样的室友居住，骂国民党不方便。”其实，这也是导师们表达着自己思想自由的最真实的表现。
而在“民主治校”这个层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左派，在大学组建了大学评议会。同时，将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加入到大学评议会。在大学里，评议会作为了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关，这样就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到了学校的课程、法规、办学方向等事情中来了。所有的办学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决议，这也充分保证了办学的学术质量，想来，这才是办学真正的大道！
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对于文人，都不是很尊敬的，而民国时期，文人的傲骨得以凸显！就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说：“王叔岷在刚刚完成著作《庄子校释》的时候，傅斯年毛遂自荐，为他写序，而王叔岷却拒绝了。王叔岷先生认为，傲骨文人都要如老虎、狮子猛兽一般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会选择群居。”这样的小事，也将民国时期的文人傲骨情怀表现的淋淋尽致，让今天的文人望其项背！
而这股文人傲气，不仅表现在了毫不掩饰的赞扬，也更加的表现在了明目张胆的无视之中。在西南联大时期，大学里的文学系成为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而在这样的时期，任职导师中，白话文作家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这一切却让清华教授刘文典愤愤不平，他曾公开言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块，我自配不如该拿四十块，而沈从文只配拿四块钱。”
如此露骨的评价，傲气、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文典先生真可谓是一代大师。倔强的刘文典先生，甚至，还会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先生。曾经，大学里又一次警报响起，大家都往外跑，刘文典先生也一样，可是，当他忽然想起心中无限敬佩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而且，看到身边的陈先生跑的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大声的叫着身边的学生、老师前来帮忙，嘴里还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而这个时候，恰巧看到他最藐视的沈从文先生跑的比谁都快，于是，他便大声呵斥着沈先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会讲《庄子》了，学生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跑，而你这个人，你跑什么！”
其实，这也充分体现了刘文典先生倔强的真实、可爱，文人如此真实、质朴，才是民国教育的根本。不但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先生，居然还在任职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学生运动的事情，不惜顶撞老将。他当众不称其“蒋主席”，而称其“新军阀”，现场，傅斯年先生也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丝毫没有畏惧强权的样子。殊不知，在乡下的傅斯年先生是十分谦和的，一次李庄之行，区长、镇长请傅先生吃饭，傅先生坚持道：“如果车夫的饭菜与自己的不一样，那么，我就拒绝吃饭。”如此反差，让我们见识到了民国大学者们的桀骜不驯，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怀天下。可以说，这样的学者真的是民国的幸运，他们的敬业程度，也是值得现代的学者们学习的。
朱自清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年，先生任职西南联大教授时，经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生活艰难至极。可就是这样，先生也坚持着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后，再回去休息。一次，先生不小心得了疟疾，十分不适，就因为答应了学生们第二天上课发作文。所以，他忍着不舒服连夜批改学生文章。疟疾不适，他干脆就把马桶放在书桌旁，整整一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整个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都快脱了相。而就是这样，先生还是一大早，提起包就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丝毫没有理会自己身体已经极度不适。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也是中国文人的先驱与代表。他们不但不畏强权，即便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依旧不会忘记追求着内心深处“自由的国度”。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可以上战场的士兵形象，有的甚至羸弱至极，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大英豪。
从兢兢业业办学的校长，再到一丝不苟、诲人无数的导师，民国时的文人们，的确用自己的风骨和真才实学践行着自己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先行者身份。所以，这些文人学者们，他们的傲骨风范，才真的算是民国往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观古鉴今，目前我们实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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