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编者按
于今年五月份出版的【中国之春文会】因篇幅有限，许多备选文章难以刊登。为此借助【中国之春文会】电子版的推出，编发此【文会附刊】，以为同道提供更多参考资料。
文会一词有两个出处。
其一：中文词典里的“文会”，指：1、文士饮酒赋诗或切磋学问的聚会。 2、指文人结合的团体。 例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
其二：1847年在香港成立了亚洲文会中国支会。1857年在上海成立了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最初名为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1858年被批准加入皇家亚洲学会，称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又称上海亚洲文会，是英国侨民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主要从事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的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它以搜集中国艺术、古币及天然物产的情报为目的，发行年报，并设立图书馆、博物院。亚洲文会共存在了95年（1857年—1952年）。现今其旧址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书库，以上海亚洲文会大楼之名列为第三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作为【中国之春文会】的分支，【文会附刊】有意发展成为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文人结合的团体”和“文化机构”的一个多元化思想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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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电子版附刊（1—1）
庶民议政
目录
- 巨龙擦亮眼———1
- 孙立平论极权——-4
- 官本位与民本位—-19
- 孙大午的命运——39
- 官场垃圾场——–45—61
一．网文转载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 中国前途十二个关键问答
www.creaders.net | 2023-04-21 唐龙 |
中国政论家和投资家唐龙评论文章：这一次， 狼真的又来了。 中国人已无法再岁月静好， 也难以颐养天年， 中国社会和文化正重归复辟倒退的恶性轮回。
改革开放前出生长大的中国人， 大都知道 “狼来了” 是什么情况， 什么公私合营的骗局，大跃进的愚昧狂热， 大饥荒遍野的惨烈， 文革的野蛮歇斯底里，华夏大地暗哑一片，国家民族浩劫不断。改革开放后出身成长的中国人， 原以为属于比较幸运的新一代人， 可以放眼看世界，没太见过豺狼肆虐的情形，不必再轮回旧日的贫困、愚昧和苦难， 他们未来应该可以更多与自由、民主、法治， 科学和正义同行。
而今， 从老一代的角度着眼， 过往的乌云和梦魇并没有真正远去和消散，目前正再次压向中国的天空和中国人的心头， “狼又回来了”。从新一代的角度讲，他们看到了外边世界的开放发展，他们也正经历着中国国内的各种倒行逆施， 两相比较， 高下立见， 也开始认清豺狼本色。东升西降， 纯属梦呓， 平视世界， 大言不惭。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卫兵一代中共统治集团， 正把中国重新推回灾难和黑暗。于是， 有了北京许章润教授、任志强先生和四通桥上彭立发的振臂一呼，有了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们为维权冲上街头奋勇抗争， 有了芳华正茂的学子青年们， 手持白纸高呼口号挺身而出。
习近平集团目前已经堕落到全面以谎言治国， 欺诈治国，胁迫治国， 恐怖治国，盗窃治国， 法西斯治国的极其邪恶地步。在所谓“党领导一切” 的幌子下， 复辟了专制独裁和愚民政策，破坏颠覆了40年改革开放、 中国人民和社会所取得的一切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靠拢的积极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结， 一代中国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和复兴所做的艰苦努力， 再次中途夭折。 中国也再次滑向苦难、失败、愚昧、封闭和独裁的灾难深渊。
这篇文章是关于中国时局与前途的十二个关键问答， 在时代的转折点最重要是做到心明眼亮。巨龙巨龙你擦亮眼！希望此篇问答有助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猛醒，发起团结有力的抗争，扶大厦于将倾， 挽狂澜于既倒， 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 安能让红卫兵的愚昧落伍主导？中国的前途命运， 岂容习近平一类下作愚顽左右？只有挫败乌托邦的最后梦魇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后疯狂，才能早日为国家民族， 子孙后代赢来光明和希望的未来。
问题一： 在大历史和大时代的宏观坐标系上， 今日中国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是否行进在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上？
观察中国问题无疑有两大坐标系， 一个是中国的纵向历史比较， 一个是与世界发展的横向参照。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古典农业文明大帝国，但及至19世纪中期，已处于被新兴的工业文明所全面赶超， 自身处于落伍衰败面临淘汰的危险关头。从中国农业文明面对外来先进工业文明的那天起， 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时代的主旋律就定调了： 即中国文明和社会必须尽快追赶时代的步伐，让古老文化得以振兴和新生，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这个主旋律决定了做中国的事情必须具备一大特点， 就是必须不断革新，开拓前进，不能后退， 因为无路可退，后退没有任何希望和出路。然而历史是有惯性的， 象中国这样漫长历史的国家民族， 历史的惯性就更加巨大了。于是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就看到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车轮，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进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进一步， 退两步。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摸到石头却不过河， 又退回此岸。通向彼岸之路堪称步履维艰， 险阻千万重。
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国在经历了1966-1976惨绝人寰的十年浩劫后， 痛定思痛， 筚路蓝缕，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中国的领导集团采取了比较顺应时代和民心的政策方针， 中国人民的活力和智慧得以释放出来， 东方睡狮一觉醒来当即震惊世界，仅用了30多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自2012年习近平掌权上台后， 他本人和所代表的中共顽固派与既得利益集团鼠目寸光，私利熏心，无能力， 无智慧，也无勇气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推向前进。反倒是沉溺于早就破产的共产乌托邦旧梦和邪恶极端意识形态中无法自拔， 并利用窃取的手中大权， 不断去改革开放， 不断把国家民族拉向倒退反动。于是在历史和时代的宏观坐标系上， 中华民族再遭厄运，重又误入歧途，中华文明复兴崛起的路径再次被截断。 有人可能会问， 有这么严重吗？ 不妨问你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及其目标， 难道不是苏联式的翻版吗？那还是你和你的后代心目中所期待的现代中国吗？ 苏联最后是什么下场？
问题二： 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还是今非昔比， 鸟枪换炮了， 也算是世界强国之一了， 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看这个问题一定要分清两大重要阶段。一个阶段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正能量积累下了相当的红利， 也就是俗称的 “一手好牌” 。 这是中国当政者采取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治国理政方针， 中国人民奋发图强， 并得到了国际主流国家和市场大力支持和交流的结果。这个阶段为当代中国奠定了在世界上的有利态势和位置。而另一个阶段就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倒行逆施， 在过去10年败家败业的阶段， 把一手好牌打成目前烂局， 在国内祸国殃民， 烂尾成堆， 在国际上成过街老鼠， 广受遏制和制裁。
虽然目前中国在第一阶段积累的家底还没有被最后耗尽，但趋势是不断走下坡路。 习近平上台后烂尾工程不断， 有什么方面取得像样的成绩和成功了吗? 于是， 目前的局面就是原有的正气与习近平的邪气还在对冲， 但已经逐步让习的邪气占了上风。长此以往， 中国刚取得的一些进步和优势， 又将得而复失。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在国际上所受的待遇，也将大幅恶化降级。
在文明乏力的情况下， 独裁国家常见的选择， 就是炫耀武力，挑起战争， 从希特勒、萨达姆、普京到金正恩， 都不能例外， 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预计习近平的下一步也将走上如此不归路， 2023年的中共军费预算增长已经达到7.2%。
问题三： 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对习近平这样的谬误失败全然无法纠正，反而全党对其唯唯诺诺，歌功颂德，随波逐流？
在中共的语汇中， 所谓 “反共” 经常是顶大帽子和一个大罪名。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并非刻意反共， 而是共产本身已经身败名裂。共产党和传统社会主义，最早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欧洲社会产生的一种思潮， 在政治频谱上属于左倾偏极左的性质， 极端的往往是有害的， 偏执经常酝酿邪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被列宁在俄国付诸实践， 并建立了苏联。但苏联的70年历程证明共产党有三大问题解决不了： 政治的专制独裁， 经济的僵化落后，社会的压抑恐怖。这三大致命的问题， 也导致了苏联在1991年轰然倒下， 灰飞烟灭。 纵观世界共运历史，没有一个共产政权和国家可以有效解决以上三大问题的。 当中国和越南等尝试改革开放，其实等于在经济上开始放弃传统计划经济， 在政治上也做出某些党内党外的开明改革， 社会文化也有了一定自由空间， 于是国家才出现的发展进步。
但现在习近平把中共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改革开放成果，却要扭转复辟回去，让中国又要重新面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三大死胡同，那么其失败和悲剧的命运就业已注定了，这是从常识级别都可以得出的判断， 也不断在被事实结果所证明。至于中共党内为何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却束手无策， 听之任之， 应该说这就是共产党及其主义本身的极端缺陷所造成的。这种缺陷近乎于黑帮极权性质， 一旦被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加以强化放大，中共党内就是全面噤声，小人当道， 群魔乱舞了， 也就对习近平无法制约了。但习近平独裁所面对的危机， 更多是黑帮本身所带来的劣质危机， 对此习近平将无法克服， 并最终将被其自己挖出的巨大黑洞所吞噬。
问题四： 是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中共领导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吗？
上面提到共产党和传统社会主义是始于十九世纪的一种政治思潮， 但其社会实践却在20世纪遭遇到全面溃烂和失败。 现在习近平还可悲无知地硬抱着历史废物当至宝， 并强行拉着全中国人民陪绑陪葬，堪称罪大恶极，其心当诛，未来定会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 从这样的历史宏观来看，中共在1949年建国不假， 但其后果很难称是什么 “新中国”， 因为其社会开明进步程度在许多方面还不如之前的中华民国。习近平上台后， 忙着宣布“建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都要肯定”。 什么意思？ 就是想对前30年的滔天罪恶进行洗白， 欲盖弥彰， 否则其 “新中国” 之说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至于 “没有中共领导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振兴” 一说， 就更是子虚乌有的宣传口号了。 首先， 从世界范围看， 试问哪一个国家的真正现代化文明转型和实现，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为此中共可以祭出无赖嘴脸， 坚持说中国特殊，中国必须依靠中共不可。中国需要何种领导体制去实现文明的现代化， 对此可暂且不论。 但有一个判断一定成立： 即中共完全不够资格和能力去领导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 换一个角度说， 只要中国还是中共领导， 就实现不了真正的现代文明转型和成功。有人可能还是不解问什么？ 答案很简单： 因为中共的本质是对抗和反现代文明的，共产党的极端邪说与现代文明社会价值， 原则和实践格格不入。
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 许多人似乎感觉中国的事情离了中共， 就有些六神无主， 不知道要靠谁来领导？ 答案是靠觉悟的自我，均衡的制度， 宪法的权威，和开放的社会。觉悟提升自强自律， 制度制衡约束人性的误区和极端， 宪法权威能疏通公平正义， 开放有助消除黑幕特权腐败。
问题五： 目前中美紧张对抗是怎么回事， 美国和西方是否想遏制中国的崛起？
说中共长期以骗术治国， 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原来的“中美夫妻论“ 是中共说出来的， 现在“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 也是中共说出来的。 中共宣传的终极目的就是给自己圆场搭台子， 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 怎么能忽悠百姓怎么说， 至于具体说了什么， 无所谓。看看现在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在如今全球信息网络人工智能时代， 依然敢于每天谎话连篇， 堪称无耻之尤。副总理刘鹤年初跑到达沃斯论坛上试图为习近平洗地， 说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后来有美国媒体分析， 认定 “刘鹤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 果然， 刘鹤话音未落， 习近平在国内继续打压马云和蚂蚁集团， 最近又秘密拘捕民营金融大佬包凡，目无基本的法治法规和人权，法西斯流氓统治嘴脸毕露，令国内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至于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 那还要看中国崛起是个什么性质，如果属于中共崛起， 那当然要加以抵御遏制。中共的宣传喉舌可以说， 即使不是中共当权， 美国也会遏制中国崛起。反正中国国内舆论为中共独揽， 随便他怎么说， 但都是些无法证明的胡话。 如果想找证明， 有一点铁证如山： 美国冷战的时候确实遏制了苏联。 为什么？ 因为苏联是共产政权和国家。 今天习近平步步向苏联复辟看齐， 如不遭到美国的迎头痛击， 那反而就奇怪了， 那美国就不是美国了。
所以说习近平复辟苏联意识形态， 在中国国内、香港、新疆、西藏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并不断武力威胁台湾，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恶化的根源。与其说美国是遏制中国崛起，还不如说是遏制中共崛起。 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先生恨之入骨， 鼓动党羽和愚民不断对余先生进行“义和团” 式的人身攻击谩骂， 主要就是因为余先生为美国提出了 “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的著名方略， 在战略层级等于直接打到了中共的致命七寸。如果忽悠不动中国人民了，中共就行将就木了。
问题六： 任习近平在中国这样胡乱折腾下去， 中国的未来结局如何？
看来这陕北的窑洞里还真不能出真理， 黄河文明酝酿出来的大都是独裁专制，反现代文明的独夫寡头。 习近平的独裁心态最近已经疯狂病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三件事，第一， 习近平还嫌自己的权力不够， 愈独裁愈觉得自己不安全。 现在又拆散国务院，组建什么 “中央内务委员会“， 试图把刀把子更紧地抓在自己手里。所谓内务委员会， 就是模仿类似当年苏联克格勃组织建立的邪恶机构， 为此中国人民又将蒙受更大的苦难。第二件事情， 是习近平规定战时中央军委有直接执法权。 所谓中央军委， 目前就是为习近平一人所把持。 也就是习近平有权力随时宣布战时状态， 宣布对政敌和人民反抗直接开刀执法。这个恶法代表习近平已经进入到丧心病狂状态。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习近平最近公开发出官方通报， 禁止和反对公民社会、宪政、三权分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习近平支持鼓噪什么， 不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吗？ 他支持鼓吹臣民社会、人治和独裁专制。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中国未来的前途， 只有凶险和黑暗。
现在就要看14亿中国人， 还有多大和多长耐心任凭习近平胡乱折腾下去？ 一东一西有两大案例可以供中国人参考： 西边的案例是俄罗斯， 让普京独裁当权瞎折腾了 20年， 最后现在俄罗斯什么悲催结局， 正常人都有目共睹。东边的案例是朝鲜， 已经让金家独裁乱折腾了三代了， 金家子弟愈来愈满脑肥汤， 油光满面， 而朝鲜人民普遍饥肠辘辘， 骨瘦嶙峋。所以中国在习近平治下， 最主要当心两件事： 一个是经济荒废崩盘，或长期滞涨；再一个就是战争冒险， 生灵涂炭。
问题七： 习近平和中共为何不断武力威胁台湾，台海是否必有一战？
所谓台湾问题， 是中共多年宣传的另一大谎言和伪命题。台湾问题的原本性质， 是国共内战的延续。 中共沿袭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内战内行，成王败寇的劣根， 多少年来一直咬牙切齿， 誓要根除政治对手及其最后的地盘而后快。但中共为此还不忘加上一个美丽的说辞， 即 “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 就可以把无知粉红和五毛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其实辨别中共的真实意图很容易： 如果中共真正在意中国的主权完整和统一大业的话， 那么北边放着150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据的广袤国土， 中共为什么不敢去收？ 甚至连民间议论和学术研讨都不允许， 还不断主动与俄罗斯签订秘密卖国条约， 正式出让出卖中国的土地和领海。
至于台海是否必将一战， 中共当然不傻， 它要看到时机有利的时候才会动手， 平时的硬话和动作也要有， 才能给自己留足面子。其实现在台湾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使得台湾岛内， 及美国为首的盟国， 对中共武力犯台的企图都更加警觉起来， 并为此不断地调兵遣将， 做到有备无患。中共突袭台湾的机遇已基本丧失了， 剩下的选择只好明火执仗， 但那样的胜算对中共来说已经大大降低了。
其实还有一个能有效预防台海战争的关键诀窍， 就是中共最惧怕的就是万一台湾没攻下来， 反而引火烧身， 导致自身政权的倾覆。 这其实就是中共的最大软肋。所以台湾对中共的反制策略， 就是要大力发展斩首战的各种有效手段。 中共这种独裁体制一旦群龙无首， 马上就会乱作一团， 台湾所受的威胁就会缓解。 如果因台海一战而动摇推翻中共的统治， 那台湾将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决定性贡献。
问题八： 中共也不是一无是处吧，否则当年怎么能把有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
中共并非一无是处， 其在所谓 “新民主主义时期” 所制定的方针路线还比较实用有效， 并且号称要还权于民， 还政于民。 中共当时搞的大规模”土改“， 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 “耕者有其田”，充分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并踊跃参加中共军队对国民党军作战， 许多人的直接动机就是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而后来呢， 中共一旦夺取政权， 很快就又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 中国农民又被赤裸裸地欺骗利用了一次。
在国统区， 中共地下组织大力宣传支持言论出版自由， 司法审判独立，合法游行示威，群众的民主权利等等， 其实是以”民主自由“ 的名义， 来削弱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力。这期间中共把自己打扮成了天使。而一旦在1949年上台掌权后，中共便摇身一变成了魔鬼。 譬如在建政初期， 中共最高法院曾打报告向中央请示， 司法独立还要不要讲？ 中央的回复是： 司法独立是针对国民党的。 现在我们掌权了， 不要再提司法独立了。
所以说， 中共在某些历史时期的政策方针，有一定正确合理性， 也取得了“机会主义” 的成效。但在终极意义上， 中共政权的本质是反民主自由法治的。 原来可能还不好意思直说， 现在习近平自觉兜里有了几个钱，腰杆硬了， 就直接宣布与现代文明为敌了。 中共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大亏欠， 就是没有兑现还权于民， 还政于民的承诺， 等于导致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失败， 到了1976年的时候， 中国经济已经快崩溃了。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 历史本来给了中共又一次机会， 向中国人民兑现自己的承诺。 但现在习近平的疯狂倒行逆施，再一次令此个承诺付之东流， 也证明了中共反现代文明进步核心的本质， 当年其所谓承诺， 不过是欺世谎言而已。要真正在中国实现还权于民， 还政于民，中国人还是要靠自己的抗争和努力。
问题九： 中国文化是否有比较适合中共存在的文化基因，中共还能撑多久，结局会如何？
中国古典社会和文化， 由于长期的农业文明传统，文化特点上是感性冲动大于理性冷静，幻想迷思多于科学实证，群体情绪覆盖个体价值。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来是欧洲文化内部的一种反主流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潮， 但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没得到多大市场， 反倒是在非西方国家中譬如俄罗斯、中国及东南亚等曾经如野火一样蔓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在其原创原产地社会和文化里， 人们有信心， 耐心及智慧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矫正，改革， 和超越， 这样就让偏激的共产思想和实践没有了市场。 而在非西方文化圈和社会里， 当地本来就有对随外部殖民主义而来的资本主义很多排斥，抵触和敌意， 现在有了一个反抗甚至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说法， 自然是让这些国家的激进分子和势力喜出望外， 如获至宝， 并不惧风险付诸实践。
但共产主义思想由于其乌托邦的遗传和意识形态的偏执，尽管说起来可能挺动听，画出的大饼看上去很诱人，但在具体社会实践上带有致命的先天缺陷，逻辑紊乱和道德断裂。譬如当年有不少中国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参加了共产革命， 但以后就发现已经背负上了一个沉重的红色十字架， 逐步扭曲异化了自己的正常人性、良知和理性， 而被迫走上了一条极端、偏执、泯灭天良的邪恶道路。 这就是共产文化和实践的悲剧。
本来世界以为随着冷战后苏联集团的倒台，共产意识形态和实践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不料在中国， 目前以习近平为首的红卫兵统治集团， 却执迷不悟，鬼迷心窍，拿着废物当至宝，不能以历史为镜鉴， 不能辨识文明的潮流， 丝毫不具备领导中国文明转型跨越的能力， 智慧和胆魄， 现在已把中共和中国社会推向自文革结束以后最危险的境地。 中共未来的前途如何？ 如果在习近平的统领下， 那就将加速走向灾难和溃败。如果还有勇敢的改革者挺身而出，对中共进行刮骨疗毒，重大改革， 那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这个决定命运的选择， 最后在中共自己。
问题十： 中共在香港、 新疆、西藏、新冠病毒溯源等方面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其所作所为在海外受到一致谴责或制裁， 但在中国内地却可以受到不少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关于新疆和西藏问题， 中共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是照抄苏联模式， 有很多先天缺陷， 挂羊头卖狗肉的成分很多。 譬如名义上叫什么 “自治区”， 实际上中共试图控制一切， 从政权到文化， 强行推行党化汉化，没有给少数民族传统， 宗教和文化留下多少发展和自治空间。长此以往， 中共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愈来愈僵， 愈来愈紧张， 演化成为对立和对抗性矛盾。
面对少数民族愈发高涨的不满和反抗， 习近平和中共恼羞成怒， 竟使出诉诸暴力的看家本领， 不惜采用当年类似德国法西斯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手段，对少数民族人员和家庭施行无差别大规模拘捕，关押， 虐待，迫害， 以期可以稳定边疆局面和统治。 这种超级暴力手段可以取得暂时的效果， 但却遭到国际社会的全面谴责和制裁，而从长远来看， 中共饮鸩止渴的法西斯手段， 只能种下更多分裂与仇恨的种子。 长远的结局， 不妨参照从苏联解体后， 其边疆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建国的案例。由此，习近平和中共才是分裂中华民族大团结，祸国殃民的首犯。
在香港问题上， 习近平和中共更是背信弃义，公然违背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 基本原则， 对香港人民要求直选特首，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钦定特首的民主合理要求不仅置若罔闻， 而且还进行暴力逮捕镇压， 强行推行港版国安法， 把自由法治发达的香港， 变成了中国独裁专制统治区的一部分， 东方之珠已经陨落泯灭。习近平与中共顽固派的罪恶昭彰， 终将会被钉在文明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 目前愈来愈多的证据和判断， 都指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石正丽所领导的研究团队的疏忽而导致病毒泄漏， 最后引发全世界级别的疫情灾难。中共应为害怕在这个问题上承担巨大的道义和渎职责任， 害怕被全中国和全世界追责索赔， 害怕人民的愤怒动摇威胁其统治根基，于是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百般掩盖抵赖，销毁证据， 欲盖弥彰，甚至还胡乱甩锅， 嫁祸于人。 从中共如何对待最初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公民记者张展， 良心作家方方等， 就不难推断出中共如何应对病毒溯源问题。中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病毒。
至于中国国内民众对以上问题的糊涂态度， 昭显中共长期信息封锁和洗脑的“功效”。 在信息封闭和控制的前提下， 伪民族主义， 泛讹诈恐吓， 是中共驾驭中国国内舆情的两大魔法。伪民族主义就是打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反对分裂独立， 反对霸权或抹黑中国的旗号， 来掩盖其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真实目的； 泛讹诈恐吓， 就是吓唬忽悠民众， 新疆西藏要暴动，香港要独立， 病毒是美国投放的，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 等等。多少年来， 中共对内地民众玩弄这两大洗脑魔法， 已经到了驾轻就熟， 炉火纯青的地步， 堪称屡试不爽。要破除中共的洗脑魔法， 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在中国推动信息的开放自由透明， 推动正常理性的公民社会。
问题十一： 对俄罗斯侵乌战争， 中共到底意欲何为， 普京的最后命运， 将对中共有何影响？
有人可能会问， 习近平是否会耍滑头， 一开始跟普京说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现在一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形势不妙，就会抛下普京不管了？ 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还真是进退两难。 一方面， 习近平与普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两大独裁者彼此抱团取暖。 如果普京垮台了， 那习近平自身的安全也就悬了。
但另一方面， 习近平袒护俄罗斯的政策本来就不得人心， 加上美国和西方又盯得紧， 只要中共敢于军援普京， 就会遭到灭顶制裁。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全面疲软，如果再遭西方全面制裁， 那就真不好办了，压力山大。习近平和中共顽固派暂且应还不敢直接军援俄罗斯。
目前习近平所最希望的， 就是普京保住权位， 但乌克兰不依不饶，誓言收复所有领土， 普京如果撤回开战前的位置， 在俄罗斯国内也不好下台。所以普京也是进退两难。一年前， 普京对乌克兰贸然出手， 等于是向美国和西方愚蠢暴露出自身软肋，被美国和西方抓住机会实施暴打，普京和俄罗斯的处境异常艰难被动。乌克兰之战的结果， 不仅将决定普京的命运， 也将决定习近平的命运，并影响中国和中国人的前途。这场战争有望在今年决战出最后结果， 并重塑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走向与格局。
问题十二：中国社会目前和近期未来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向现代文明全面转型的大趋势可以异化和逆转吗？
中国社会目前和近期未来的主要矛盾， 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文明发展进步， 与习近平及中共顽固派疯狂倒行逆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属于刚性对抗性质，目标相反，无可调和。 中国人民只有早日将习近平集团扫除出历史舞台， 现代文明和发展的曙光才会真正降临华夏大地。
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为什么如此艰难， 异化和反动势力为何如此猖獗肆虐， 志士仁人们为何要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 甚至流血牺牲？ 有三大因素至关重要： 首先， 现代文明并非中国文化原创自产， 而主要通过外来引进，学习， 仿效。这个先进文明本土化的过程充满了复杂， 抗体，和异化因素， 需要全民族从上至下的普遍共识和通力合作， 否则就会遭遇巨大困难挫折。 第二， 中国有3000年自己的传统文化， 本来就匮乏思辨， 革新，和超越能力，在遭遇外来先进文明过程中更是感到困惑迷惘。于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本能地半推半就， 尤其不愿意放弃思想价值， 和制度文化上的旧有形态。而思想价值， 和制度文化， 又恰恰是现代化转型成功的最关键领域和前提。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总是难以取得真正成功，
第三, 中国文化中的极端民粹和保守势力， 最早试图通过“义和团” 的形式和力量与现代文明抗衡， 结果自然是自不量力， 一败涂地。 无奈情急之下， 又从西方搬来了 “洋义和团” 主义和实践， 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与共产主义思潮， 及苏联那样的共产国家样板， 认为这应属于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高招，一定可以有效对抗主流现代文明。 但问题是马列主义并不属于西方文化中的 “长技”， 而是比较边缘化极端化的野路子而已。其表面上虽然可以西装革履， 但本质上仍与土产 “义和团” 的档次别无二致，必定失败并遭时代淘汰。
习近平及其中共顽固派， 愚蠢地把永固中共的江山和政权作为最高执政目标， 凸显对历史的无知， 对现实的不解， 和对未来的误判。一个专制王朝， 一个独裁政党，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存在掌权， 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对人民指手划脚？ 对此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作证和提供教训吗？ 真正永存的，只有人民的权益和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林肯有了他那句传世名言： 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才能永续于世。 为此， 中国社会和人民应对最终迈向全面现代文明充满坚实信心，这一光明前景绝不会以习近平统治集团目前的疯狂倒行逆施为转移。
2023年3月于岭南东江
二．网文转载
孙力平 论极权主义
（网文选录）痛恨卍符号却并不反感锤子镰刀的原因何在？
【万维博客—老高的博客】2013-06-18
孙立平，（作者博客）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
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
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何以可能？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可以在一时之间轰轰烈烈，成果辉煌。于是有时也会引来无数人们的艳羡，据说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一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羡慕不已。势利的学者也会不失时机地营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需要一种体制。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一种极为自负的体制。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前三十年是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改造了社会；同样地，也是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后三十年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发展了经济。而现在又要把这种自负进一步地推进到所谓“中国梦”。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体制化的结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举国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在体育、经济发展和救灾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其实，明白了体育，也就明白了中国经济。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举国体制是总体性权力的产物。它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之上。一是权力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能力，二是社会各个部分的不能独立运转。因此，举国体制只存在于总体性社会中，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社会调动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举国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发展体育赢金牌是如此，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出于政治考量，为此不惜违反自然规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价。
举国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运动式的运作方式。有人将这些年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文革”，就是这个意思。正如童大焕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这种“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过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实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则是“经济挂帅”，实行的是“经济文革”。
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全面调动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比如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拆迁中，政治与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会的手段，社会的手段甚至株连九族，经济的手段等等，轮换交替使用。这因为权力是总体性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直系亲属停职停薪，停止子女上学等作为威胁手段，其他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举国体制与此前的举国体制不一样的。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催生了市场，并用权力重组了市场因素之后形成的。如果对这种举国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部的具体机制：
（1）动员机制：可以体育、救灾、盛会和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过新举国体制延伸出来的；
（2）动力机制：可以以强制拆迁为案例，看看权力驱动与市场驱动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3）控制机制：可以以舆论和互联网为案例，权力和市场式如何配合的。现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体制上将两种机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权力式的，又是市场式的；
（4）吸纳机制：可以以两会为案例，看看是如何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的；
（5）整合机制：如组织系统；
（6）汲取机制：可以以房地产为案例，看看政府与企业是如何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汲取社会财富的。
这种举国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不光彩关系使他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但是萨特在斯大林反人类罪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后继续歌颂斯大林主义，却没有使他名声受损。我还可以补充类似事例：人们对与纳粹有瓜葛的卡拉扬颇有非议，却对与斯大林也有瓜葛的肖斯塔科维奇放过一马。
原因显然也不是左派的极权主义危害较轻：虽然苏联与中国没有毒气室和焚尸炉，但是红色高棉居然虐杀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强！但是中国真要建起“文革”博物馆，难道残酷血腥的程度会比那些逊色吗？
人们并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同等看待，甚至许多人并不把前者视作极权主义——尽管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还多（中国大饥荒死人更多，但原因复杂，姑且不论），人们却并不太在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共产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相提并论的：纳粹德国是真正的魔鬼，共产苏联则是被妖魔化，才有了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对苏共、苏联的无限惋惜，感叹“却无一人是男儿”。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像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对于大多数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德国那种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主张要强大得多。尽管斯大林与毛泽东这些人付诸实践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安妮·阿普尔鲍姆感叹锤子镰刀等等革命符号的市场化，类似的现象，在中国怕不比在前苏联、欧洲严重百倍千倍！中国甚至以红色旅游作为标榜，红色纪念品、红色主题餐厅、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像章、绿军装、红宝书……更别提“红歌”“红书”“红剧”“红影”了。也该像安妮·阿普尔鲍姆那样问一句：是不是“时至今日，认识‘文革’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三．网文选编
网络文摘
钟星选编
民本位还是官本位——-中国未来光明与黑暗的选择
“民本位“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是伦理政治的一种理论形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遗产,进行从“民本位“思想到民本主义的改造、到民本主义的实现，这种改造和发展必将对中国现代化事业乃至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官本位”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明确意涵的概念。所谓“官本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以官员的意志和利益为轴心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二是指以官职的有无与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民本位” 相应也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权力是由人民赋予并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体制；二是指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官员的主要价值取向。
从历史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我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民本位”的说法可谓古已有之。但不幸的是直到今天，有三千年的文明史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而非民本位社会。即便现在中共国老百姓都用上了手机和网路，仍难掩其政治制度的落后与野蛮。官本位社会源自暴力，弱肉强食，遵循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民本位社会源自民意、选票，弱势群体能得到应有的关照，—–人类行为遵守文明世界的规范。官本位社会的特征就是：一切都以官员为中心、一切都由官员决定，官方用枪杆子发布命令；民本位社会的特征是：一切都以选民为中心、一切都由选民决定，选民用选票表达意愿。官本位社会是土匪社会，民本位社会是绅士社会。这就好比追女人，官本位无视女人的意愿，直接暴力强奸；民本位则是自由恋爱，两相情愿。即便发现上当受骗，还可以重新选择。若承认强奸是犯罪行为，那么，官本位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恶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强奸罪行！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中国男人自古就有官瘾，豁出一切也要弄个官当，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十载寒窗只为一朝及第。中国人信仰权力，权力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中国人只有在求权不得时才会退而求其次信仰金钱。中国人对权力的追逐与狂热远超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拥有权力，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拥有一切，尤其是中共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官位的渴求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只要能当官、升官，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村民为了在村里当个官，可以让老婆陪村支书上床；解放军总后勤部前部长谷俊山为了巴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竟然把自己的亲身女儿送到徐才厚的床上……总之，只要能当官、升官，什么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通通没有底线！
中共国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社会。中共国毛泽东对权力的贪恋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而皇帝越贪权，百姓就越受苦。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四千多万中国人，文革又整死了几百万人，这些人祸，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都是空前绝后的，其根源就是毛泽东太贪权。现在人们谈到贪官，一般都只提贪钱。殊不知，贪权才是贪污之根本。试问，官员无权力在手，如何能贪到钱呢？！因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不是清朝的和珅而是毛泽东。和珅贪的钱只相当于大清二十年的财政收入，而毛泽东把整个中国都贪下了。不要说整个中共国都属于毛一个的私有财产，就连八亿草民的性命都捏在毛一人手中。试问，论贪污，谁够格与毛相提并论？当今的中共国是习近平的私有财产，他想从谁手上拿钱就能从谁手上拿钱，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马云马化腾都曾经富可敌国、不可一世，当习要用钱时，还没等习开口，他们就主动认捐一千亿人民币。习叫谁当首富，谁就是首富；习让谁变成首负，没有谁敢不服。习叫谁进监狱，谁也不敢说冤屈。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也是亿万巨富，习把他抓进监狱去，孙大午敢向谁诉苦？为何？因为整个中共国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习近平想给谁就给谁。习近平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习近平若无权，无异于一普通村夫。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皇帝贪权，那么下面的官员岂有不贪权的？说到底，贪到权力才能贪到一切，贪钱只不过是低层次的贪污，贪权才是贪污的最高境界！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共国还处在野蛮阶段，尚未进入文明。一个社会是否是文明社会，有一条标准，那就是：个人财产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个人财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个人才有获得自由的物质基础。然而，从秦始皇嬴政一直到庆丰帝习近平，中国人的财产权从来都没有什么保障。中共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就毫无财产权可言了。有人说中共国老百姓的财产是有保障的，因为购房者都有房产证。只可惜，这些所谓的产权证明文件在权力面前不过是废纸一张而已。财产权是指不受任何权力霸凌的一种神圣权利，就连皇帝都无法撼动。只有这样，才可说一个人的财产权受到了保障 。试问，在中共国，不要说普通百姓，就算高级官员，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受制于党朝皇权？无论多么高档的别墅区，皇上只说一个字：拆！有谁敢不听皇上的话，有谁敢说他的房产证是政府发的不该被拆？只有在民本位社会，私有财产才可得到充分的保障，因为财产权由民众授予，官员只是服务于民众而已。在官本位社会，百姓充其量也就是向官员租用财产且替官员保管财产。比如房子，是老百姓一次性支付了七十年的租金之后才得到居住权的。因为在中共国，土地是属于官员集团的，在土地上的房子，老百姓自然就只能是向官员集团租住。即便百姓拥有产权证，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很简单，产权证是官员赏赐的，官员有权随时收回！
官本位社会的受益者永远只是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人，受苦的永远是金字塔底部的绝大部分人。就拿当今的中共国来说，十年前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共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富都掌握在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官员集团手中。官员财富的多少与所任官职成正比，也就是说，官越大财富就越多。官员的财富与官员的权力直接挂钩，因为官员都是以权谋财的。县长比镇长富，因为县长的权力比镇长大。同样的，省长比县长富。但不管怎样，没有哪个官员比习近平富，因为没有谁的权力比习近平大。当然，中共国也有一些富人不是官员，但是，他们要么是官员的白手套，要么是与官员有利益交换的人。否则，他们富不起来，即便富了，也必定不长久，就像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孙大午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精装修的房子，按市价每平方米至少二万人民币。但是，中共为了让他资不抵债，只按每平米七十元人民币计价。普通老百姓不与官员勾结而发财的情况在中共国极为罕见，因为在中共国，权力主宰一切，不要说办什么大事，就连小孩上个托儿所、幼儿园都要托关系、找门路。总之，在中共国，无论干哪一行，要绕开官员就能把事业做强做大，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官本位的社会是以官员为中心，一切都围绕官员在运转！
官本位社会最大特征就是官员利用权力任意奴役压榨百姓，老百姓无权，只得任由官员鱼肉与宰割。官本位制下，官员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服务意识，只有统治意识。因为官员由上级任命，为得到权力，每个官员都付出了代价。上级任命官员并不是依照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是依照下属对自己忠心的程度。平庸无能无所谓，忠心可嘉才是关键。官员向上级表忠心的方式多了去了，送钱、送字画、送老婆、送女儿……只不过，要送得有点艺术，让上级领导觉得下属是发自内心。在中共国，官员必须贪财好色，否则永远得不到升迁。一个官员没有弱点，那个领导敢用？官员一旦谋得官位，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官位来之不易，要尽快把投资收回来。送出去的钱、字画要收回来，老婆女儿被睡了，就去睡下属的老婆女儿……由此可以看出，官本位制度下，官员的权力由上级授予，不是由选民授予，因而官员只会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他治下的老百姓负责，更不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有人说，中共国发展的很快很好，但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所谓的发展都是官员们大捞特捞的机会。无论是什么建设项目，不经过官员审批能付诸实践吗？官员不拿好处，他为什么要批准？要是权力不值钱的话，那谁还会去当官呢？千里为官只为财，当官本来就是冲着发财去的。官员们搞基础建设可谓名利双收，一来有油水可捞，二来有政绩显摆。若真的以为中共国建高铁、地铁是为了便利老百姓出行，若傻乎乎地认为中共国到处高楼林立是为了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那就太天真了。如果中共官员不能从建设项目中获得巨大利益，官员们才不会在乎老百姓的出行条件和居住环境呢！老百姓的出行和居住环境与官员无关，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老百姓，哪个官员会关心啊？官员们只管自己不挨饿，老百姓饿死多少就跟死几头牲口一样，不值一提。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把中共国的发展挂在嘴边，因为中共国的发展只是让中共官员集团受益，广大中国人民只不过是被收割的对象而已，这就是中共国发展的真相和本质！不要以为中共造航母是为了海防，那是军队高官贪钱的最佳项目。当年大清的北洋舰队也号称亚洲第一，结果一与日本开战，就全军覆灭，不是海军怕死而是官员太贪。以此类推，中国的北斗、歼20战机以及极音速导弹，都是贪官们捞钱的好项目。这是由这个社会的本性所决定的，官本位社会的一切都服从于官员，也一切都服务于官员！ 官本位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已经被无数次证实是落后腐朽的政治制度。因为官本位的基础是暴力，且官本位反人性。在官本位制之下，人权和自由是不存在的。中共国捍卫这种反人性的官本位制，就充分体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为了维护邪恶的官本位制，中共大力抹黑民本位制度，极力宣扬官本位的优越性。
官本位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已经被无数次证实是落后腐朽的政治制度。因为官本位的基础是暴力，且官本位反人性。在官本位制之下，人权和自由是不存在的。中共国捍卫这种反人性的官本位制，就充分体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为了维护邪恶的官本位制，中共大力抹黑民本位制度，极力宣扬官本位的优越性。那么，民本位制度到底是什么呢？
民本位，就是以人民作为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源自选票而非暴力。有且仅有在民本位制度下，广大普通老百姓才能受惠受益。它正好与官本位相反，因为官本位只让官员集团受益。在民本位制度下，所有官员，从最高级别的总统到最基层的村长，都由选民投票产生。也就是说，一个村民想当村长，必须先成为候选人，然后由全体村民决定谁当村长。村民为了当村长也就不用采取贿赂上级官员的方式，因为村长不是由上级官员任命而是由村民投票产生。这样，就从制度上把腐败的根给斩断了。民本位的核心是权力公有且由公众分配，具有极大的透明度，公众有知情权。这与官本位刚好相反，官本位是权力私有且私自分配，完全黑箱操作，公众被蒙在鼓里，到如今，中共高官藏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只有天知道。民本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具备纠错机制。相对于官本位，民本位比较先进，但这不表示民本位完美。因为这世上不存在完美，人性本来就不完美，不光不完美甚至还充斥着各种丑恶。只不过，民本位可以纠错，而官本位则不能。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当今中共国领导人习近平不知做了多少错事，谁敢反对？不要说反对，连建议都不敢提，更不用说罢免他了。民本位制下，选民难保不看走眼，选错人。但是，他们可通过行驶罢免权而纠错；民本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保护弱者。官本位之下，弱者往往是被欺凌的对象。一个生活在民本位社会的人，不管他有多么弱小，他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都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中共极力宣扬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说什么中国太大，一搞民主就会乱。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套游戏规则，按规则行事就得了。事实证明，有规则不会乱，没有规则才会乱。天下之乱源正是官本位，因为官本位不遵守法律、践踏规则，导致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内乱不止。中共国建立至今也不太平，不然，为何中共要拿出巨额资金，有时甚至超过军费来维稳呢？因此，说民主会导致中国内乱纯属扯淡。那么，中国到底适不适合民本位呢？我们只需简单比较一下中共国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现状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我们不需要比较一些大的方面，只考察一些最贴近百姓生活的事实。第一，台湾人去医院，只需支付39台币的挂号费，就可以看各种病，费用不再由患者承担，真正实现了病有所医。在大陆，去到医院才真正体会到官员和老百姓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第二，台湾的普通农民退休后享受与公务员、退役军人、教师一样的退休金，台湾人民老有所养。在台湾见老人倒地，可以放心地去扶；第三，台湾不存在强拆。去过台北的人都注意到，台北的地标101大厦旁边居然有一块菜地，原因是，该块菜地的主人不同意搬迁；第四，台湾不存在上访维权这回事。以上四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弱者的关照。然而，官本位的社会则完全漠视弱势群体、排斥低端人口。中共国的人民活得憋屈，主要是没地方说理，有冤不得伸。若老百姓有地方伸冤，他们何苦不远千里要去北京上访？由此可见，一万句口号都顶不上给老百姓一个实惠。中共把漂亮的口号喊了七十多年，官员集团也尽情享受了官本位制下的各种福利七十多年，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却连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也没有！
由上述事实就可以看出，民本位的政治制度适合台湾，也同样适合大陆，因为民本位是普世的。那么，中共为何千方百计抹黑台湾的民主制度呢？原因只有一个：官员集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打天下、坐天下的土匪逻辑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们怎会甘心普通百姓与他们平起平坐呢？他们到死也不会与天下人分享权力，因为在他们眼里，普通百姓就跟牲口一样，充其量也就是奴隶，怎么能把统治权还给这帮奴隶呢？他们宁愿重复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悲剧也不会主动还政于民，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不过，人类文明行进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潮早已深入人心，中国人民也逐步觉醒，官本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大势所趋，这不是中共的意志所能左右得了的。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加强维稳的力度以苟延残喘，当广大人民不堪重负而爆发之时，也就中共灭亡之日！
中国的官本位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化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四大要素中的三大因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 社会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 维持下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 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一）政治高压重新成为整合手段
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政府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共垮台必然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对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活动尤其如此。近年来，由于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破产停产现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拖欠应发工资、工作条件日益恶劣等引发的劳工纠纷和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出现。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工人代表。辽阳市工人运动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兴的“农民领袖”也面临如此命运，当地政府往往先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把抗议的农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领导农民进行抗议活动的“农民领袖”。
任何形式的社会反抗只要不是有组织的力量，对于拥有一切专政手段且有丰富专政经验的中共政府而言，都无法构成重大威胁。近几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时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国家对个人栽赃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国际”2003年初颁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镇压包括法轮功组织在内的宗教团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有100多万中国人未经过合法起诉被收押和遣送。200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有31万人在未经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2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务手段控制官员队伍。官员们现在为政府效力，唯一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当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仍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人民服务”等虚幻的意识形态口号已经无法驾驭这样一群唯利是图的官员，中国当局开始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遏制腐败，而是为了让官员俯首听命、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以个人良知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国政府甚至推出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而这个反腐工程的要点无非是让官员退赃，交钱买“官位保险”。在条文中，政府承诺不管官员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一律既往不究。从其实质来讲，这个“一二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严重不满，于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们拿出贪污所得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贪污腐败，而在于分赃。这条措施实际上等于宣告，中国政府承认贪污腐败合法化。
中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清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官员则往往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职业需要，我们心里还是知道谁是谁非”。这些话让人不能不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部分红卫兵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也许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当，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参与整人或监视汇报，而且还非常投入，以便为自己的升迁或奖金垫上几块铺路的石头。
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可以概括为几个特点：
1. 公共权力私人化：中国的权势阶层已经将公共权力一概视作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的资本，每年被查办以及被悄悄放过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佳注脚。
2. 暴力“合法”化：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诬陷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3.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二）意识形态战略
于中国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压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控制方面，江泽民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所采用的软硬兼施策略比毛时代单纯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迹，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输中共的政治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这类宣传是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最后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国情结”：在科学技术上以美国为师，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上以美国为敌，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国。
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只看共产党教科书的青少年的认识更是混乱。许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为何事，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导建立的这一专制政体的认识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中。90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视毛泽东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以“文化大革命”为理想社会的模本，动辄就在网上贴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社会公正就不成为问题”等。受过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年，往往对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从未出国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国外的青年留学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人。不少学成回国的留美学者展现出这样一种“边缘人”心态：在美国受过的教育与经历是其得以傲视国人的文化资本，而批评美国又是其在国内立足的政治资本。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在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将看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作用。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60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腾的“野马”。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法律的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该工程部分启动。
3．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迅速分裂，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
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目前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
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
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社会变革实质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彻底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现在虽然也有执政者在呼喊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呼声显得太微弱，而且也仅是停留在嘴上的东西，并未见真的有所行动。同时这种呼声一出现，就遭到了那些主张独裁专制者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公然利用官方媒体撰文批判，连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他们都敢于批判，并在大会上公然宣称“六不搞”，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现行的制度，被他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要千方百计为之维护；一些毛左们更是在跟着摇旗呐喊，要为文革翻案，阻挠社会的变革，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
结语
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
从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一切，都可清楚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能夠救中国，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未能救中国，它所救的只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权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僚权贵垄断利益集团。尽管在经济上40年来一直搞改革开放，使GDP连年增长，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強国；但，这些与广大的平民百姓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好处大都让权贵利益集团占去了，而百姓们是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他们当然是髙兴不起来。Y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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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呢？执政者们当然也在积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反腐治贪，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环境治理，关注民生——等等许多方面，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并有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不但始终不能解决好，反倒有愈益严重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是这个社会制度有问题。只有抓住这个问题，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解决。如若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所有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再怎么髙喊“解决”和“治理”，充其量也只是冶标而不能治本，并且许多时候都是在喊空话，那是永远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民本即民主是人民普遍的追求，同时，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具体的民主形式的选择要从实际出发，民主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但进一步讲，是那些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民主形式的选择呢？有四项因素在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选择和建设处于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位置，起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基本国情，包括：国家幅员、自然资源秉赋、人口规模。这些基本国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和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贯穿这个国家形成、发展、成长的全部历史过程，这个国家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各种政治制度形式自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地打上各种基本国情的烙印。
第二，国民性，广义讲，包括了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狭义讲，主要指民族性格等因素。如果仔细观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历史，以及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人民的心理，对于一个国家最终能够建立和实行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着包括忽视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民族心理比较保守的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往往比较自由、宽松一些，而一个生性自由的民族的政治制度往往要严谨保守一些。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民主》中根据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指出了保守的国民性和深厚的宗教影响，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潜在的而重要的影响。
第三，民族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这一因素在各个国家民主模式选择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看，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形式，政治制度选择和建立总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功能性的目标，抑或说，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手段。手段要适应目的，一个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当然适合于特定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任务的要求，否则制度就是无效的，即使建立起来也难于持久。
第四，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也是从古至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形成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柏拉图在2500年前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民主政治实践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往往会为外界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渠道。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必然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必然要考虑到国际因素是影响，即人们在选择和建立民主模式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到对外部干预的防范。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太多、太严重了，尤以贪腐横行，贫富悬殊，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害民众合法权益更为严重，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
官本位体现着人治社会专制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着等级特权观念和“以官为本”的单一价值取向。而民本位则体现人是第一位的，民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落后社会，区别于奴隶、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体现着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以民为本”和“法律至上”的价值规范。从官本位到民本位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只有扫除专制体制残余，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打破特权等级观念，构建自由平等理念，破除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残余，达成以民本位的现代价值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的人治社会传统，建立起民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现代中国才能摈弃黑暗而转向光明的前程。
四．资料汇编
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慈善家孙大午的命运
孙大午（1954年6月－），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初中毕业后曾待过山西临汾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八十二师与徐水县农行，这两个经历让他发现农牧业可以发展经营。1985年他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担任董事长期间，孙大午于1996年6月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1995年，大午集团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
2001年，孙大午除了大午集团董事长外，亦兼任大午学校校长。
2002年10月，他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而被捕，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并被指控其非法持有弹药；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最终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刘晓波评论“孙大午非法融资案”，称中共“恶法治国”，自由派商人则是受害者。
2005年，改任大午集团监事长。
2020年8月，一家国有农场（徐水国营农场）试图强拆大午集团名下房屋，大午员工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数十位大午工人及村民受伤。大午集团随即对地方当局表达抗议。此外孙大午曾对帮助过自己的维权律师许志永等人多次赞扬。
2020年11月11日，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等28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为由遭到河北省警方逮捕。
2021年4月，河北保定高碑店市公安局通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已经侦查终结，依法移送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1年7月28日，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判决孙大午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三百一十一万元。
2022年4月15日，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将大午集团旗下的所有资产，以6.861亿人民币的低价拍卖给河北保定芮溪科技有限公司。然而大午资产价值至少51亿人民币，买家获利至少44亿元。保定芮溪是2022年4月12日才成立的新公司，法定负责人赵安东是个90后，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的外甥（他妹妹的儿子），监事刘玉婷则是2月底才被免职的保定中级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因此保定芮溪被质疑是针对拍卖专门成立的“白手套”纸上公司。据2021年胡润百富榜显示，魏建军夫妇身家2180亿人民币排行河北首富，全国第七，魏建军才是大午集团真正的新东家。观察人士表示，此次拍卖虽号称公开，但实为“萝卜拍卖”，为特定买受人挖坑，属于地方政府、司法势力联合地方企业以 拍卖的方式“公然抢劫”民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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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那把刀”为何落下？
2022年4月26日 雨舟
本月中旬(2022年4月15日)，总资产51亿元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被地方政府以6.86亿元，也就是相当于原价13.4% 的价格，在10分钟之内，拍卖给三天前刚成立的“自然人独资”公司–保定芮溪科技有限公司。而实际前往接手的，又是看似不相干的河北保定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幅幅画面堪称“蒙太奇”。
更引人瞩目的是，本应作为“交方”的大午集团被“交接”，却全然没有“交”的权利；其合法股东孙家人，有的在牢里，不在牢里的也只能扮演“打酱油的外围观众”，看着一手从荒地上“培育”起来的这家中国500大私企公司，犹如落叶，被一阵凶悍无敌的秋风席卷远去。
现在，孙家人作为大午公司37年的主人，“除了基本生活费，已经没有资产了”。
有网友分析说，党国仅去年便以逼捐手法，从包括马云、马化腾在内的百位中国企业家手中套得超过245亿元，几十亿的大午集团被吞掉“奇怪吗”？
定居美国旧金山的知名经济学家张欣博士告诉美国之音：“大午集团的结局造成极大的恐吓效果，让所有民企都看到头顶有一把刀，只等着政治领导人在什么时候让刀子落下来。”
那么，“头上那把刀”是如何对大午落下的？
农民自愿出借资金，大午总“被非法集资”
正在坐牢的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去年被判刑18年的八条罪状之一，就是“非法集资”。而这个“恶名”长期与他如影随形。
澳门大学退休社会学教授程铁军博士也是孙大午的朋友。他告诉美国之音，孙大午几十年前起家的时候，银行贷不到款，农民要卖粮食，但一会儿拿不到现金，因为大午资金有困难，“农民愿意把粮食给你过秤记下来，有钱再给我。孙大午说可以，放心放这里，有钱再还，而且利息比银行略好一点儿。这就是粮食银行，没有任何法律认为是非法。而且他从来不违约。他跟那些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资金链断裂、怨声载道的爆雷事件完全不同啊。那些人圈了钱之后一走了之，受害人不管怎么投诉，都没有人被抓、没有人被判刑，没有赔偿。那才叫非法集资。”
朴素地说，农民自愿把钱借给孙大午，再等着他连本带息还回来。他也从来都遵守承诺。他的“错”在于，他与农民们的“友好互利”导致政府银行流失了存款。
程铁军说：“孙大午没有投机倒把，没有经济犯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业界、经济界或者学者们对他有过那样的评价。相反，他的口碑和信用非常好。大午的案子不是刑事案，不是经济案，而是政治案。”
“谁想潜规则，我们就诉讼”
曾经代理大午公司白酒“大午粮液”的张毅告诉美国之音，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创业之初就为了抵制潜规则，跟当地税务局长死磕。
张毅说，那时孙大午还没有成立集团公司，还在做农牧。地方税务局来查账，发现税务完全没问题。不过，局长临走时说，这样吧，你打五万块钱给我们局里的小金库，我们需要用。孙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打钱，我们又没有问题？
他于是得罪了税务局长。第二天，孙大午所有的银行帐号都被查封。大午为此花了一百万元，跟税务局打了五年官司。官司最后打到国家税务总局，打到那位税务局长退休。国家税务总局为大午集团下达公文，让大午不要再追究已经退休的局长；以后只要大午公司依法纳税，税务局将不再查公司的税。
张毅说：“我曾经参加大午集团一个部门的职工大会。孙大午跟我说，大午集团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是依法在办企业，走法律轨道，谁想潜规则，想违法，我们就诉讼，我们三十多年都在打官司。”
现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张家川人也是孙大午很好的朋友。他告诉美国之音，孙大午跟他分享过一个故事：“一次，保定市招商局的领导，还有一个区领导一起前来，要送给他一百多亩土地。这是别人要都要不来的。他却告诉对方说，要考虑一下；三天后，他回复说，不接受。领导说，人家哭着喊着要这块地我都不给，我主动送给你你不要。大午说，他们巴不得我要下这块地，那样我就会有求于他们，所以，我就不想跟他们搭茬儿。”
染政治情怀成“不安分民企家”
2003年4月31日，大午网站因刊发三篇涉及政治的文章，《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被当地政府认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
大午网站被下令整顿，停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这次事件罚款不多，反响不小。媒体称孙大午是“不安分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赵紫阳的智囊姚监复评论他是“中国先行的社会改革家”。
此后不久，同年的5月29日，孙大午遭到逮捕，罪名是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的“非法集资”。他被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也被罚款30万元。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监禁至死的著名中国宪政学者刘晓波认为，“孙大午非法融资案”，是中共“恶法治国”。
不过，有分析说，这一相对当今来说显得缓和的判决，有来自胡温政府的“优待”。
误解西方 坚信宪政 交往异议
孙大午评论移民西方的视频吸引过很多人的视线。他直言自己有移民的条件，但是，他本人、家人以及孩子，“没有一个人会移民……移民出去的人做的都是低端工作，不体面……”与此同时，孙家人说，孙大午定下的公司信条始终如一，就是坚持对大午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这是他独创的“私企立宪”。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起人孙立勇告诉美国之音，他知道孙大午跟很多异议人士是朋友，所以劝过他，说“共产党饶不了他，让他早点儿出来。我自己是警察学校毕业的，在北京市警察局当过8年警察，因为八九六四坐过7年牢，对共产党和警察的了解比他深刻得过，让他赶快走。他说，‘我出去没有意义，要在这儿’”。
孙大午的许多朋友和相识都提到同一个细节，就是大家都劝过他“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好让两个儿子中的一个移民海外，或者至少把大午公司分出一部分另立门户。不过，大家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孙大午的朋友之一张家川人告诉美国之音：“记得那是2018年，老孙跟我说；‘老张啊，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共产党，无论胡耀邦上台，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在台上，都要搞民生，要执政就要吃饭养鸡，吃蛋吃猪肉。’ 他比较自负地认为，共产党不会搞到他这里来。”
分销大午粮液的张毅对美国之音说：“老孙给我的回答是：‘我是农民出身，祖祖辈辈全部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把赚的每分钱都投到土地上，我有错吗？’这种情怀，我们真没办法说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张家川人认为，孙大午想追求民主普世价值观念，“却对中共寄予一种希望……有时，他意识不到，共产党看他其实就是韭菜，是猪，想割、想杀随时都可以。”
信社崇毛 共同富裕“挤兑”中共
孙大午的“公费医疗”特色医院大概无人不知。
大午集团酒窖展台上一展品，出现著名敢言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名字。
张家川人对美国之音说，“他没有想到，中共最惧怕的，就是民间有名望的人。我想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六到八千人的规模，把徐水区周围的农民和居民都吸引到他身边。他做的这种好事儿，包括惠民慈善和医院，都是共产党最忌讳的。所以，你笼络民心，意味着对中共的威信是很大的挤兑，这才是核心。他天真，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以黑治国，肯定会办他这个跟共产党争夺民心的人。而现在的习近平更是全面回归。”
张毅分析说，孙大午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共说的，但没做到，你却做到了，你不坐牢谁坐牢？不过，孙大午的事警醒很多中国企业家，让他们看到，再不跑会死无葬身之地。”
孙立勇认为，“大午爱看书，主要读宪政民主方面的书，这激发他要做一番事业的热情。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要给中共看，什么是社会主义，看我搞的就是社会主义。你们挂羊头卖狗肉，想教育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的铁拳一拳就把他给打散了。习近平更是武大郎开店，比他高的都得弄走，不会容忍的。”
孙大午的另一位朋友王应国分享了包括“重建共和”在内的大午集团部分书法和展品。
他说：“这些字分别在办公室和餐厅包间，酒是在酒窖展台上。我认为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重建共和”的确可以被解读为寓意深刻；经济学家茅于轼推崇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还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近年来被视为专与中共唱反调的学者。事实上，孙大午对现实看得很清楚。2020年10月13日，他在微博称：“有人说，什么叫社会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白天活见鬼，夜里死见人”。
有分析称，社会黑是因为政府黑，政府黑是因为制度黑；孙大午对抗潜规则，不与地方政府同流合污，对政治时局品头论足，同时还为百姓造福，结交异议，这些都是向黑暗投下光明之举。这使得大午集团成为刀俎上的鱼肉这一结局并不显得意外。正如他经常跟朋友们说的，“民营企业家人前风光，实际上又可悲又可怜。”
据张家川人说，孙大午是个矛盾体，追求宪政的同时，对毛很崇拜：“一次我去他那里，他跟我分享了一篇不发表、只给朋友传阅的对毛的评价。洋洋洒洒一两万字，对毛有深厚的感情，就是农民骨子里对英雄人物和伟人的崇拜感……但是，正如著名歌手崔健说的，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像，不管你多大岁数，我们都是同一代人。”张家川人认为，孙大午带着天真的情感崇拜毛，所以注定会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中共对大午集团的操作，“是中国民营企业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件，没有之一”。
孙大午有情怀有财力有民心，坚守法制向往宪政，被认为长成了独裁的天敌。
五．网文转载
费鑫文：国内朋友转来一贴，原文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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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官场已成道德垃圾场
新中国的官员原本应是社会道德的榜样，而现在中国的官场却成了道德垃圾场。我们虽不能否认，共产党的道德建设从未中断，共产党的一些优良品德也没割裂，但我们也不能不极为痛苦的直面：中国的官场道德堕落到这种不堪。
中国官场道德沦丧， 所集中表现的 “五个不堪”，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示范效应，更成几何倍数放大！
不堪之一：变着法玩弄异性前所未闻
生活作风直接体现道德，现在有当数量的官员趣味低级，生活腐化，令百姓侧目。
1、包养情妇是贪官们共同模式。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包括省部级高官，他们的 “理想” 就是钱、权、女人，奢靡腐化的如同禽兽。男贪官无不和养小姘，包二奶、私生子、嫖娼紧密相连。
而女贪官个个像发情的母猪，一面用色相铺平前进道路，一面享用情色的奢靡。
最高检原副检赵登举: 最高检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几乎每人都有情妇，被查处贪官污吏 95% 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 60% 以上与“包二奶” 有关。仅 “十八大” 之后落马的 8 名副部级高官：他们的共同模式，都是权钱色击倒的人生。
2、玩弄异性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据媒体报道， 21 世纪 “中国贪官二奶排行榜诺贝尔奖” 获奖名单出炉，由于参评候选贪官太多，该奖项竞争激烈，为了使该项评比更具有代表性，评委会决定将该奖设为 9 个 “奖项” ，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数量奖” 授予包养 146 位二奶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其中还包养一对母女；
“素质奖” 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 17 人；
“学术奖” 授予海南省纺织局原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 本，制作标本 236 份；
“青春奖” 授予四川乐山市原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 16到 18 岁；
“管理奖” 为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 MBA 知识有效管理 77 名情人；
“挥金奖” 得主深圳市沙井银行原行长邓宝驹，给他的 “五奶”一人 800 天挥霍 1840 万元，平均每天 23，000 元；
“团结奖” 得主福建省周宁县委原书记林龙飞，被称为 “三光书记” ：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其 “团结” 事迹是与 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 30 万元；
“和谐奖” 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有 6 个情人，生了 6 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 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原局长曾国华，面对 5 个情人立誓：保证到 60 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 3 次。
至于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用传销方法睡情妇百余人；
原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一个共产党的副省级市委书记简直比淫棍还可恶，仅在长春市一大酒店内就不重样的嫖妓 100 多名；
重庆十多名党政高官都在一个女人怀里翻船；
鞍山女贪官花 50 万元，整形出一个鞍山最性感的屁股。还有的官员搞 “百人工程” ，甚至 “千人工程” ，并明确良家妇女所占比例，这些五花八门的性丑闻，还没跻身这 9 大奖项，但也属于古今罕见，都能写进吉尼斯纪录！
3、“情妇经济” 是中国经济特色。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色，“情妇经济”一直很红火。这个 “情妇经济” 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情妇消费拉动经济。情妇高消费拉动中国奢侈品消费、地产消费等，湖南邵阳就出现了这种 “情妇经济” 。
原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竟然包养了 8 个情妇，还让一些企业老总为其情妇送钱送物。在这个副市长的带动下，该市出现了奇特的 “情妇经济” 现象，生意很红火。
二是情妇用色玩动经济。贵阳 30来岁的个体老板陈林，一无文凭，二无一技之长，三无一官半职，却能发展黑社会性质团伙、组织妇女卖淫、赌博、贩毒……，一直不受法律制裁。奥秘就在于他将自己的情妇奉送给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一个近乎地痞的小混混，就能牵着堂堂的省委书记鼻子团团转，就能
在刘方仁贵州任上，以 “地下组织部长” 去卖官。这种陈林现象，绝不是个别现象。
三是情妇直接攫取经济。
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个几近登峰造极的警界高官，因何走向堕落？中国警界的 “头号
警花” 情妇王菲是其直接推手。作为贪官的情妇，王菲参与制造官场丑闻和权钱交易；她以中间人的身份，为自己和情夫收受贿赂；她还以 “公安部领导干部”的身份，向下面发号施令。更为可怕的是，王菲甚至逐步发展成为 “公众情人”。王菲在被办案人员约谈时，因做贼心虚，主动交待说自己和多名高官有染。
北京东城检察院 2010 年至2012 年共立案查处女性职务犯罪嫌疑人 20 人，已占全部职务犯罪案立案人数的 21.9%，这是多年来比较少见的，女性职务犯罪半数以上是贪官情人，有 13 人均涉嫌行受贿犯罪，且都是共同犯罪。“ 性贿赂 ” 的 “ 权色交易” ，如何打击、能否入罪也随之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在对这些官员的处理、 审判中，“权色交易” 问题却始终难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引起公众质疑。性贿赂争议 17 年入罪难。
4、用公款报销嫖娼引发质疑。
8 月 4 日，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等 4 名法官集体嫖娼，嫖娼地点在落款为上海市财政局的牌子：“2013-2014 年党政机关出差(会议) 定点饭店” ，衡山集团称其为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 。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对于定点饭店提供哪些服务，是否包括性服务等内容，不好进行界定。付款方式包括公务卡结算、现金结算等。无论签单还是付款，都存在将一些不该花的钱统一报销的可能。比如购物、娱乐费用，开具到会议费、住宿费里。嫖娼能用公款去报销，这可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特色！
而上海法官集体嫖娼的新闻持续发酵，问题还不在这四个嫖客，媒体紧追不放的是：国企招待费为嫖娼埋单，黄色消费能开发票报销，连被财政部视为完善公务接待制度的定点酒店，都为官员提供色情服务，全国的公款嫖娼报销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这样的官员嫖娼有多少？能为官员集体召妓的淫窝有多少？中国官场隐性腐败的冰山有多大？
不堪之二： 100 多万 “裸官” 成“贪腐漏斗”
虽然 “裸官” 一词始自 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从 1995 年至今，中国官场出现独特一景：118 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这样的 “裸官” 平均每个市县就有 50 多人，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些 “裸官”的官德何在？
1、各地对“裸官”基本放任自流。
中国官场 “裸官” 不仅越来越多，还非常的逍遥。
2009 年 11 月，深圳监督官员下猛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 “裸体官员“ ，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 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除深圳和广东规定 “裸官不能一当一把手” 外，其他地区和中央层面都是个人报告、加强管理的模式，对这些 “裸官”基本放任自流，基本无任何法律和纪律束缚和监管，裸官也不需要潜伏，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2、“裸官”是事实上的“贪腐漏斗”。
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国外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谁提供的资助？他们将赃款早早就转移国外。
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 30 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000 人，携走资金近 4000 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 1 亿元赃款。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
1997 年总金额为 364 亿美元；1998 年 386 亿美元；1999 年 283亿美元。
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 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 480 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 407 亿美元。
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
香港廉政公署 2002 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 1996 年至 2002 年被捣破的 5 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 500 亿港元。
3、“裸官” 的要害在于 “逃”。
“先裸再逃” 模式，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
在国内能捞就捞，能贪就贪，走后留下一堆乱摊子和黑窟窿，让国家来收拾残局。
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 “三部曲” ：和尚走了（家属出国）、 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
一个 “裸” 字，尽涵其事，一个 “逃” 字必然结果。
对跑到国外的裸官，司法部门跨国追捕，不仅困难重重，收效甚微，就是将个别人绳之以法，耗费的司法成本，更几近天文数字。
4、裸官乔建军携款外逃最为典型！
报道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携款 3 亿元成功外逃是极好说明！
乔建军先期将妻子孩子投资移民美国，自己留在国内捞钱。仅在 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7月，就将卖粮款和收购资金五笔共计2.37 亿元未入粮库账户，而是直接转入其指定的个人账户，经地下钱庄流出境外。他先后 10 次赴香港、7 次去美国，并用其他名字另办一套护照，28次出境赴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而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对此都未加干预的放任自流。以致乔建军外逃直接造成亏库 15.25 万吨，直接损失3 亿多元（2013 年 8 月 17 日《瞭望》）。
不堪之三：讲排场奢华无度
全国 90% 的人月薪才 2000 多元，中国还有 4000 多万贫困儿童，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可中国官场的奢华气派，早已是世界超一流。
1、建豪华办公楼有 “法老雄心”。
中国的城市地标建筑和 “最美风景”，往往都是政府大楼。
济南市政府大楼建筑面积超 30万平米，亚洲第一大单体建筑，世界排名第二。
安徽穷困角落——市颍泉区政府大楼竟建得几乎和五角大楼一样大。
近年来 , 豪华气派的 “ 白宫” 、“天安门”、“罗浮宫”、“国会山” 等机关办公楼, 不断进入公众视野。
很多政府办公机构人均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 是省部级机关办公用房标准的 10 倍，比美国总统办公室还大。
当各种各样超大规模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时，一些政府机构耗巨资在海边或风景区建的楼台馆所，高投入装修的培训中心，也如雨后春笋，也是花样翻新，以至《人民日报》都痛批：《建政府豪华楼：满足私欲伤百姓心》（2013 年 08 月 14 日）！
2、办奢华运动会已抵近疯狂状态。
耗费巨大财力，大兴土木，办各种运动会，不仅浪费民脂民膏，浪费资源，还滋生腐败，已成中国一大顽疾。
就拿 2008 年奥运会来说，花了3000 多亿人民币， 投资规模超过奥林匹克 108 年所有奥运会投资的总和。
现时过境迁，北京剩的一堆闲置体育设备，利用价值微乎其微。其中建 “鸟巢” 所花 4.71 亿美元需 30 年能付清。
至于皮划艇比赛场馆、自行车越野赛场地、棒球场等更毫无用处，早已无人问津，无人维护。还有，广州举债 2000 亿办亚运，深圳投资超 3000 亿办大运会，山东斥资 2000 亿办全运。
就在去年一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青运会、城运会、农运会、少数民族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残运会、智运会、冬运会等，还有那些诸如亚沙会等数不清的国内外各种单项运动会在中国各地纷纷登场，这要浪费多少公币，这要闲置多少场馆，有些政府盖的体育场馆白给大学都不要，因实在养不起。
3、用公币办文艺晚会动则上亿。动则千万，甚至上亿的办晚会、捧明星，不仅是巨大浪费，还误导整个演艺界的服务方向，助长演员恶性自我膨胀，更同样滋生腐败。办奢华晚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形成的顽疾固症，而且，办奢华晚会的主角就是政府！
谢娜、张杰在云南香格里拉举办婚礼，当地财政收入不过 3 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仅 1.5 亿元，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县政府竟赞助婚礼庆典 3000 万，这可是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中央和地方就耗资超 40 亿举办专项庆典（不包括体育赛事的文艺演出）。
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研讨会、论坛活动等开支经费更是惊人。
楚灵王好细腰，上行下效。讲排场，搞庆典的奢靡之风已弥漫到村镇。
2013年1月20日中午, 国家重点贫困县江西省上饶县清水乡前汪村村部乔迁，都举行庆典, 摆上 52桌酒席, 赴宴的来宾不少是党政机关干部, 宾客的汽车沿着路边停了有200 多米长。
老百姓说：可能就母猪下崽不搞庆典，其他什么领导的生日、乔迁、孩子入学、结婚等都要庆祝。
4、职务消费挥金如土。
人民网北京 8 月 12 日电： 官员职务消费调查：地市级副职每年花百万以上。只花不拿纪律不查？
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变 “特权开支” 。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 要 头 等 舱 ， 坐 车 要 做 宝 马 豪车……，当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当家却不怕柴米贵” ，职务开支花钱如流水。
官场和生意场上每天要吃喝掉多少公款? 几乎无从得知。
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 333 个,地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副职至少 30 多个。30 乘以 333，再乘以 100 万，这是多么惊人的职务消费。
国企的职务消费更是惊人。中国铁建 2012 年净利润达到了85 亿元,但业务招待费也高达 8.3 亿元, 相当于全年净利润的 10% 。
中石化广东分公司 2010 年 9 月购买茅台和拉菲的 4 张发票复印件,总金额达 168 万元。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 “先后购进高档酒 3 批, 总价值
259 万元 …… 所有酒都由个人支配使用”。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金如土现象，职务消费演变成 “ 不落腰包的腐败” ，不当职务消费像一个 “黑洞” 吞噬着国家财富，引起群众不满。
5、做吃空饷更无公德。
今年 6 至 8 月，河南省周口市在全市公职人员长期不上班 “吃空饷” 问题治理中，短短 80 天，就查出各类 “吃空饷”人员达 5731 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得到权力庇护之人，比如，有些官员的妻子、子女、亲戚等，这无疑也是一种职务消费。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 2 万元计算，仅此一项开支已超过 1 亿元人民币。一个地级市就有这么多吃空饷，全国有多少？那么，5000 公职人员吃空饷谁之过？对此，新华网发出质评：三问 5000 人吃空饷，谁失职？吃空饷人员所在单位及其负责人有没有失职？当 地 组 织 人 事 部 门 有 没 有 失职？当地纪检监察部门长期以来是否失职？
不堪之四：个人生活穷奢极欲。
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中，很多官员沉迷声色，热衷穿金戴银，追求奢靡时尚，光“表哥”、 “房叔”、被查出多少？除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用车者“三公消费”之外，还有那些在权钱交易中，私人老板赠送的什么高档会所、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的巨额消费卡，都不在话下。
1、住宅胜似皇宫。
豪宅别墅就是一道分水岭，它露骨地在某些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道鸿沟。近 段 时 间 ， 关 于 政 府 官 员 的“豪宅门” 事件被频繁曝光。很多官员一步就迈进了别墅区，一揽就弄进好几套，甚至从北京到省会一直到县城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行宫。
大众网副总编姜长勇披露：
总 后 中 将 副 部 长 谷 俊 山 ， 住7000 多平米小楼，护工 60 余人管理房院。有 5 个情人，一个歌星、两个影视小星、一个主持人、一个高级白领。谷涉案金额 200 多亿，房产 300 余处。
青岛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兼口岸办公室主任卢新民以女儿的名义付2000 万元购买沿海别墅，重建面积达 3200 平方米，大官有豪宅，小官也不逊色。
石门县的一条 “豪宅街” 有33 户居民，21 户是国家工作人员，有 13 名户主是科级干部，有 6 名处级干部，另有一般干部 2 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前云，自建住宅就价值 500 万，该房屋占地442 平方米。
哈尔滨市国家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副主任李力波，家中多处房产，价值连城。其中一座碧水庄园别墅 A23栋，房产价值就过千万。
2、领导高档消费品潮流。
被称为 “最时尚贪官” 的重庆某区征地办官员丁萌: “我的西装没有 1 万元以下的, 我喜欢意大利的诺悠翩雅, 最贵的一套是 4 万多的卡沃奇……”
有着 “LV 女王” 时尚头衔的抚顺市原副秘书长江润黎, 专门有座190 平方米的宅子存放奢侈品, 其中有 48 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 253 个LV 等手提包、1246 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 所有物品2200 余件, 总价值超过 420 余万元。
对于不懂时尚的屌丝网民, 认识奢侈品往往从围观官员一场又一场的八卦 “鉴宝” 开始。
2009年, 从认识周久耕的 “九五至尊”天价烟开始, 到他的江诗丹顿手表、凯迪拉克汽车。如今,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跃居世界冠军,官员消费（或富豪替官员消费）则占很大比例。
3、小病住院挥金如土。
据新华社调查（北京 8 月 12 日电），多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在公费医疗的浪费同样严重。
山西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 300 万元!
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 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 40 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 花在了850 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
当今社会医疗资源紧张，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过度医疗”的腐败，太伤人心！
4、吃喝玩乐大肆挥霍。
人民日报：某省招商团在香港一顿早餐人均 1000 元（2013 年 8 月24 日）！
今年 5 月，某省招商团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早餐会。一位参会的香港企业家透露，参加者共约 40 人，花费约 4 万元，人均 1000 元。
这位身为亿万富豪的企业家，宴会结束后特地向服务员要了账单，看后不禁感慨：“一顿早餐花 1000 元，我不掏钱都觉得心疼。”
今年 5 月一个月，香港迎来 6 个省级招商团，此外，还有一些地、县
级政府招商团。
这些招商活动，一般包括启动仪式、集中签约、大型宴会等环节，都在香港顶级酒店和会场举行，耗资不菲。一个香港酒店业从业人士说，香港几家最高档的酒店，如金钟香格里拉、万豪和湾仔君悦，都是招商团最喜欢入住的酒店。
这些酒店的普通标准间，都要2000 元左右一晚。
各地每年以招商引资为名，商未招来，资未引入，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却成一个 “漏斗”。
不堪之五：官员沦为富人的鹰犬
在官员所有的不道德品行中，不为穷人做事，专为富人服务，甚至沦为富人欺压穷人的鹰犬，这是最不道德的贼缺德。或者说，当官不给穷苦百姓做主，这比卖淫嫖娼、贪污腐败还缺德！
1、官员只对富商和上级负责成倾向。
新华社记者 6 月发文公布在部地方的调查，发现一些官员只对富商和上级负责。其脱离群众表现为“三负责三不负责” 现象，即对上面的领导很负责，而对下面的群众不那么负责；对富豪商人前来投资等很负责，而对平民百姓办事不那么负责；对宣传鼓动工作很负责，而对行动上贯彻落实不那么负责。而到底是为 95% 的人，还是为5% 的人服务， 这直接衡量一个政府的性质，一个专政的性质。
而现在我们有多少地方政府，有多少官员，都已沦为了富人的鹰犬。有个富豪在一个夜总会对朋友说：我打个电话，县长能像狗的跑来。
电话一打，果然县长就屁颠屁颠的跑来！有个富豪要开发占地，县长就能用黑社会打死不动迁的百姓！
2、漠视穷苦百姓疾苦激化矛盾。
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找一个小姐给他捏脚，小姐说她想买房子正缺钱，老毕一出手就甩给小姐20 万元。
很多官员的一句口头语是：我从没亏了小姐。可他们没问问自己：亏没亏过百姓？
厦门公交惨案的炸死的 47 个亡灵还未走远， 上海 62 岁老人又开枪致 6 死 4 伤，近期中国各地频发不针对特定人群的行凶事件，已成一种病态性报复社会的恐怖行为。
甚至 7 月的北京都相继发生：17 日朝阳大悦城杀人，20 日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引爆自制炸药，22 日马连道家乐福砍人，24 日光明楼金凤成祥爆炸，24 日双井家乐福着火。
在严厉谴责杀人凶手的疯狂举动外，我们是否还应警醒的看到，这些恐怖事件的背后，往往都连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最弱势者，他们都怀有冤情和遭遇不公正对待，他们都反复找官府评理，一些官员麻木不仁不给说法，致使他们彻底绝望，走向疯狂报复社会的自爆与杀人。
厦门市公交车纵火嫌犯 20 多年生活贫困，曾为办社保跑了 22 趟派
出所竟然不解决，官员的良心和不道德不该谴责吗？不应该追究责任
吗？
如果各级官员都将工作重心放在为 95% 的人服务，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官德，都有毕玉玺对小姐的爱心，这样疯狂报复社会的事能出这样多吗？
3、利用职权敲诈勒索。
渭南市侯福才住建局建管科科长任现职 10 多年， 涉嫌受贿两千万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身陷囹圄。虽然涉嫌受贿 2000 万数额不算少，但对一个科级干部的举报，真正惊动中纪委的还不是受贿，而是侯福才利用职权高价接揽监理业务，垄断当地数个建筑相关行业，肆意认定河南籍父子开设的混凝土公司不合格，几乎破产，父子最后举债前往北京告状，最终惊动中纪委。官员欺压勒索百姓，已经是公开的法则，侯福才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
“ 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 ，涉及的范围很广，大多在民生领域，包括三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
换言之，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任其滋生蔓延，势必人心难定，社会难稳。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群众身边的 “苍蝇” 更要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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