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民国干城，忠烈将领(2)

文会附刊  （10—–2 ）2024年 4月

民国干城，忠烈将领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战卫国忠烈将领名录

第二部分（逝于 1946年以后）

263.戴笠————————————————————-1

264.李烈钧———————————————————–9

265.戴之奇———————————————————-11

266.柏文蔚———————————————————-13

267.张灵甫———————————————————-15

268.刘戡—————————————- ——————–23

269. 陈章——————————————– ——– ——25

270.黄百韬———————————————————-26

271.邱清泉———————————————————-33

272.陈策———————————————————– -38

273.王靖国———————————————————-42

274.万福麟—————————————————-43

275.吴铁城—————————————————-45

276.谷正伦—————————————————-50

277.桂永清—————————————————-52

278.林蔚——————————————————56

279.余程万—————————————————-56

280.何健—————————————————— 58

281.吉星文    ————————————————–62

282.赵家骧—————————————————-65

283.郑介民—————————————————-67

284.徐永昌—————————————————68

285.阎锡山—————————————————70

286.王瓒绪—————————————————96

287.罗卓英———————————————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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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国民革命军中将，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保安村人，相传原名春风，字雨农，后改雨浓（因五行缺水），号“芳洲”，主要情报化名金水、沈沛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报首长、国民政府秘密警察首长。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创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处决许多异议分子、中国共产党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核心情报首脑。

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从北平市起飞的专用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被开除后到浙军潘国纲师当学兵，后脱离部队，浪迹宁波、衢县、金华、杭州。投奔在上海的表亲张冠夫，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到江山县遇到小学同学毛人凤（时在黄埔军校潮汕分校就学），建议戴笠考黄埔。得到戴季陶的推荐信，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已改名为戴笠），编入骑兵科。北伐战争开始后，就被派遣离校赴南京收集情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在入伍生部主任胡靖安手下工作，又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1923年蒋中正从苏俄考察后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做蒋中正副官之前，戴笠就具有反共思想。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时，戴笠积极站出来揭发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此举得到蒋中正的赏识，自此戴笠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任国民政府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成员。1932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特务情报组，由戴笠领导。同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统局个别独立，戴笠借由力行社等机构发展特务网络。1938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

创建军统时，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中正对于黄埔军校那样。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务。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务父母支付丧葬费，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在忠义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榜样。戴笠的结拜兄弟王亚樵曾是10万斧头帮的帮主，后成为职业杀手，一心想杀蒋中正，而戴笠一心要保蒋中正，于是两人决裂。1936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亚樵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约见王亚樵，埋伏的军统特务以石灰撒面，继而枪杀了王亚樵。然而对另一个忠于蒋中正的结拜兄弟胡宗南，戴笠将浙江警校美人叶霞娣送出国学经济，推荐其任大学教授，把她培养成胡宗南期待的“像蒋夫人那样”的妻子。

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务不许结婚。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最终参战。为了战胜日本，美国必须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在中国驻美武官萧信如的帮助下，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条约。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罗斯福和蒋中正的批准，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一说为1943年7月1日），结束于1946年1月（一说为1946年5月）。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成立时，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梅乐斯、戴笠先后签名。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由美国的梅勒斯出任副主任。1943年7月美国陆军方面改派魏今生为代表。参谋长中方两人，为郑介民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笠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戴笠为了取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在戴笠与宋子文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因技术上有求于美国，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便宴请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亦成为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娣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队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中正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中华民国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反共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竟然特上书蒋中正，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中正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为此，他不惜与大汉奸丁默村合作，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这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有怀疑戴笠飞机失事可能是人为，可能下手的包括：

当时戴笠的对头以及竞争对手，时任中国共产党安全和情报部长的康生；

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的飞机上；

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指使心腹刘玉珠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弹爆炸造成飞机失事假象。戴笠曾经把乾隆的九龙宝剑交给马汉三保管，后来马汉三被日军俘获，交出九龙宝剑，此剑辗转到川岛芳子手中。后来戴笠提审川岛芳子，得知此剑去向，又发现马汉三有贪污行为，但戴当时焦头烂额，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于是戴笠放出风声，要重用马汉三。不过马汉三看出这是烟幕弹，心中戒惧，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马汉三家属则撰文澄清，马没有谋杀戴笠。

蒋介石在戴笠的告别式中，声泪俱下，让旁人认为他真的是因为“痛失英才”而难过，之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戴笠死后被追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戴笠死后，原来的特务机构发生剧变，中华民国政府的情报单位日渐薄弱，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转为强势。戴笠遇难后，国府在1946年6月12日将戴的遗体暂厝东郊灵谷寺志公殿内。戴笠的军衔是少将。到死才追封到中将。

 

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在执行蒋介石一些无法公开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执行，如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次年在沪杭道刺杀上海《申报》主持者史量才。除了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外，戴笠对付的还有国民党内作为蒋介石政敌的其他派系，日本人及与日人合作的汉奸。因戴笠善于利用黑帮关系（与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关系良好），忠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前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军统为国民政府的情报单位之母，而军统的后身－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有以戴笠的字命名的雨农路、雨声街、台北市士林区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中华民国陆军官校的雨农楼，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内设有“戴雨农先生纪念馆”，二楼为忠烈堂；2016年为纪念戴笠殉职70周年，在情报大楼一楼穿堂设立“无名英雄纪念碑”，背面为戴笠照片与其题字。蒋介石迁台后曾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春抚阳明望故里；秋临宁岱思雨农”。戴笠死后，章士钊题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杀害大量中共员，因此中共对他的历史评价曾一度极低，称其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戴笠的爪牙” ；又有说法指周恩来曾表示：“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中国大陆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

李烈钧（1882年2月23日—1946年2月20日），字协和，号侠黄，江西省南昌府武宁县罗溪人。清末及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军事将领、政治人物。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员。1902年（光绪28年），李烈钧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光绪30年）冬，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两年后毕业，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光绪33年），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炮术。同期的留学生有阎锡山、李根源、唐继尧、程潜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李烈钧与革命派的思想产生共鸣，乃加入中国同盟会，又参加了北洋系的武学社。1908年（光绪34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任江西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第54标第1营管带。曾因宣传反清思想而一度遭拘禁。1909年（宣统元年），赴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此外，他还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道提调。

 

1911年（宣统3年）10月17日，为呼应武昌起义，李烈钧应江西省的革命派的邀请而回到江西。10月23日，李烈钧被推举为九江军政分府的总参谋长。李烈钧派出林森、吴铁城成功劝说北洋海军主要舰艇宣布起义，李烈钧遂被推举为九江海陆军总司令。1月，李烈钧应安徽省革命派之邀，派团长黄焕章率领两个营光复了安徽省省会安庆。结果黄焕章军纪废弛，李烈钧亲自率军赴安庆处理，被推戴为安徽都督。11月下旬，遭到北军包围陷入困境的武昌的黎元洪请求援助。李烈钧救援黎元洪成功，并被任命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

1912年（民国元年），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华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论文称李烈钧在江西一带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整顿财政、选派留学生出国、并捉捕了彭木香等匪徒。民国2年（1913年）5月，李烈钧同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致电袁世凯，反对善后大借款。6月9日，袁世凯下令将李烈钧免职。7月8日，李烈钧潜回江西湖口，12日，宣布江西独立，但在段芝贵和汤芗铭陆海夹攻下，25日，湖口失守，北军进迫南昌。8月18日，南昌亦被占领，李烈钧败局已定。9月17日，李烈钧逃抵日本。其后，李烈钧赴欧洲和亚洲各国游历。

1915年（民国4年），李烈钧加入中华革命党。同年12月，奉孙文的指示赴云南省开始争取西南各省都督的活动，乃经越南赴云南。当时云南将军唐继尧以及前云南都督蔡锷策划发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李烈钧参与筹划。12月25日，李烈钧任护国军第2军总司令（第1军总司令为蔡锷，第3军总司令为唐继尧），领军至贵州省，防备桂、粤军从旁侧击。1916年（民国5年）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言独立，支持护国军讨袁，李烈钧即向东入粤。

1917年8月至9月，孙文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李烈钧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10月，护法战争开始。1919年（民国8年）10月，孙文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李烈钧被任命为代理大元帅，负责管理广州的事务。1920年（民国9年）12月，孙文为北伐而设立大本营，李烈钧任大本营总参谋长。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北伐动员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

1924年（民国13年）1月，李烈钧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民国14年），孙文逝世；应冯玉祥之邀，李烈钧任国民军总参议，指导国民军同奉军作战。后来，李烈钧对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路线表示支持。1927年（民国16年）4月，蒋中正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李烈钧支持并参加，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后，李烈钧离开南京，在上海养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10月19日，他在提出，应当“贯彻对日经济绝交”，“尊重国联条约与《凯洛格非战公约》”。但随后日军进攻锦州，李烈钧放弃了单纯依靠国联的想法，转而主张对日抵抗。 1932年9月30日，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1932年12月15日，李烈钧致电蒋中正，建议蒋中正实现全民政治。1933年，他数次致电蒋中正，支持蒋领导抗日战争。随着国民党中央对日态度转硬，他的立场已由抗日反蒋变为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

西安事变后，李烈钧被委派为审判张学良的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根据《陆海空军审判法》规定，担任审判长及审判官人员的军衔不得低于被告人的军衔，由于张学良是一级上将，故审判期间，特别晋升李烈钧为特级上将，他也成为除蒋中正以外唯一获得过该军衔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烈钧将身边达到服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都送入军队，其中两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子是中断学业参军。抗战胜利后约半年，李烈钧在1946年2月20日于重庆病逝，享年65岁（实岁满63歳）。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国民政府故委员李烈钧。

戴之奇（1904年—1946年），原名戴光珍，又名子奇，祖籍江西省抚州府六兴门十字街，明末先祖迁往贵州以种麻为营生。生于贵州省兴义县纳省乡，国民革命军副军长、整编师中将师长、三青团中央主委。1946年12月19日在宿北战役中战败自戕。一般被认为是蒋中正培养的心腹。

自幼读私塾孔孟之道。1916年进城接受新式教育。1923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今武汉大学前身）国文系预科，到舅舅家借了10块大洋作为旅费。1926年5月辍学，南下广东，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1926年12月毕业，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同等待遇。

毕业后，随东路军参加北伐，先后参加过松口、镇江、龙潭、徐州等战役。1928年4月，随军参加了二次北伐。

1928年冬，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深造。这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陆军最高学府之首期，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据同期与戴一起参加复试并考取入学的韩文源回忆，“当时筹划者颇有重新光大发展新猷之企图，对军学钻研，不惜重资，分聘德、日两国教官担任教学指导，洵属陆大有史以来之创举。而德日两国教官亦无形中有教学竞赛之现象，同学等亦因此倍加勤奋”。1930年陆大正则班第九期毕业后，戴之奇曾历任团长、副师长兼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整编师（相当于军）师长等职，履历相当完整。据戴之奇日记，其“以成绩卓越升为九军副军长”。

1932年5月，任陆军第14师步兵第83团团长。1933年8月，调任陆军第94师593团团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南丰战役中负伤。1935年l0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107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国民革命军第103师(黔军)少将副师长，103师在1937年9月抵达上海参加松沪会战、防守江阴要塞、南京保卫战，后在南京沦陷后突围。1938年1月，戴之奇调离103师，转任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38年7月，先后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训练处副处长，并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训练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少将参谋长等职务。1940年，调任湘鄂边区挺进总队参谋长。1942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四军第121师师长。1943年5月，参加鄂西会战。11月，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副军长。1945年初，中国青年军成立，青年军计划成立9个师，戴之奇调任青年军201师少将师长，驻防四川壁山。

抗战胜利后，青年军在1946年编遣会议重编；青年军201师番号取消，并入青年军203师成为203师第二旅。青年军第二○一师、二○二师、二○四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戴之奇任副军长。1946年7月升任整编第六十九师(相当于军)中将师长，替换在朝阳集战役及苏中战役接连败战遭撤职的梁汉明中将，1946年9月到任。1946年12月，戴之奇率该师第四十一旅、第六十旅、预备第三旅及整编十一师的第九十二旅一个团，由江苏宿迁向沭阳解放区进攻，12月13日至19日，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发动宿北战役，在宿迁县以北的嶂山、仁和圩、晓店子地区，将戴之奇指挥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全部歼灭，戴之奇向部队发出最后一道命令：“解围之希望已断绝，余受友邻之欺，各部设法相机突围。”高呼国民党万岁，向太阳穴开枪自戕。宿北战役，华野全歼国军整编第69师，共2万余人，副师长饶少伟被生擒。

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追赠戴之奇中将。

高雄凤山黄埔军校的第一栋宿舍，命名为之奇楼。

柏文蔚（1876年6月8日—1947年4月26日），字烈武，安徽省凤阳府寿州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清末民初军事将领、政治人物。

1896年（光绪24年）他中秀才。此后，他入安徽大学堂。1902年，传闻清政府和俄国签订密约，安徽籍留日学生陈仲甫(独秀)、潘赞华等和安徽大学堂及安徽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在安庆组织励志学社。1902年（光绪28年），他和赵声在南京组织强国会，图谋反清。因事泄而失败，他回到安徽省入安徽武备学堂。1904年（光绪30年）他任安徽公学教员。1905年（光绪31年），陈独秀组织岳王会，他任南京分会分会长。同年9月，他应南京第9镇第17协第33标第2营管带赵声的招聘，任该营前队队官。赵声任第33标标统后，柏文蔚升任第2营管带。

1906年（光绪32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秋，柏文蔚和同郷孙毓筠共谋以炸弹暗杀两江总督端方。刺杀失败后，他逃到东北，加入吉林省的胡殿甲所率的吉强军。1907年（光绪33年），吴禄贞负责吉林省边境事务，经吴推举，柏任参谋。1908年（光绪34年）吴任新军第1镇镇统，柏任哈尔滨屯田营管带。1910年（宣统2年）2月，他任奉天督练公所参谋。1911年（宣统3年）夏，他和冯麟阁、蓝天蔚计划在东北举行起义。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柏文蔚回到南方，参加攻打南京。同年11月，柏任宁军第1军统制。

1912年（民国元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柏文蔚军改为中华民国第1军。1912年1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授予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4月，为停止安徽省的政治混乱，率军入安徽省。此后继孙毓筠署理安徽都督兼民政长。7月，柏正式被任命为安徽都督，9月获授陆军中将位（1912年9月24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他统治安徽省时期，致力于禁止鸦片等民政改革。1913年（民国2年）5月，柏文蔚和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6月，袁罢免了柏、李、胡三位都督，并派军队南进。7月，柏发表了反袁派都督各省独立宣言，举兵反袁。二次革命爆发。此后，反袁派败北，柏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3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民国4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柏文蔚到南洋为护国军募集资金。1916年（民国5年）2月29日他归国，到上海。1916年10月8日再授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1918年（民国7年）10月，孙文发动护法战争，柏文蔚支持，被任命为靖国军川颚联军前敌总指挥。此后他在孙文手下历任重要军职。1921年（民国10年）5月，他任总统府顾问。1922年（民国11年）4月，他任长江上游招讨使。1924年（民国13年）1月他任北伐讨贼军第2军军长。同月，他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孙文死后的1926年（民国15年）8月，他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转战安徽省各地。1927年（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柏文蔚发表声名反对。9月宁汉合流后，他被罢免第33军军长，改任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冬，他在寿县成立北路宣慰使署学兵团，参与筹办的有许多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人员。1928年（民国17年）8月，柏文蔚加入反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1月他被中国国民党除名。1930年（民国19年）反蒋各派召开北平扩大会议，他任常务委员，后反蒋派败北。1931年（民国20年），他获得中国国民党恢复党籍。此后他和冯玉祥主张国共合作对日抗战。1947年（民国36年）他引退。同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柏文蔚在上海病故。他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困穷中病逝。享年72岁。

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名锺麟，字灵甫，后以字行。陕西西安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将领。抗日战争时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所属部队，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因为一腿重伤仍坚持作战又名“跛腿将军”、“铁血将军”。抗日战争后任整编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孟良崮战役中阵亡，为国共内战中极少数阵亡的国军高级将领之一。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鸿恩，被称为“种庄稼的状元”；母亲靖秀英；哥哥张秀甫，职业经商；继母滕氏，生有两个兄弟。张灵甫在家乡有一儿、一女。儿子张居礼，大学毕业，任中学校长；女儿张云芳，中专毕业，在医院任医生，都建立幸福家庭。张灵甫幼年时，在东大村村南私塾启蒙，读《四书》、《五经》。10岁那年，进长安县高小念书，后考入长安中学。1921年，考入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念书时，国文成绩优良，喜欢学习古文，对旧体诗词兴趣浓厚。爱写字画画，师从韩兆鹗，经常临摹何绍基字帖。每逢假日，便带着毛笔墨砚，到西安文庙（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临摹唐代各著名书法家碑帖，有时忘记吃午餐，就买一块锅盔（烧饼）充饥。他爱好历史，常与同学谈古说今、评论中外。因擅长书法获民国开国元勋于右任赞为奇才，两人结为忘年交。1923年毕业于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1924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因无力负担学费于北大休学肄业。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

1925年，张灵甫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赴河南，投入胡景翼部驻豫（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此时，黄埔军校正在开封秘密招生；他经友人介绍，通过考试被录取。在上海转接秘密关系时，遇到陕西乡党（同乡）老同盟会员于右任，请其写介绍信。1926年10月，张灵甫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北伐。张灵甫所在第二营奉命进攻德安马回岭之敌。他根据敌强我弱之情况，建议夜战偷袭，被营长采纳。随即带领全排当尖兵，乘黑夜袭击敌人获胜，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张灵甫参加过中原大战等战役，在进攻河南唐生智战斗中，右臂负伤；1931年，升任第一师第五团第三营营长。

1932年参与对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于六安、苏家埠突破红军防线，将红军击溃，获蒋介石和胡宗南赞赏。1934年，胡宗南任第一师师长，奉蒋命令，率部从湖北麻城、黄陂追击红四方面军。张灵甫营为前锋，行动迅速，一度与红军发生白刃战，双方伤亡惨重。战斗结束时受到胡宗南传令嘉奖，升为独立旅第一团中校团长，率部进驻甘肃。1934年底，开往川甘边境陇南碧口驻防，阻止红军北上，不久又移防川北广元、昭化一带；次年独立旅与红四方面军激战一周，双方伤亡惨重。旅长丁德隆指挥一个团损失殆尽，而张灵甫团基本上没有损失，再次受到胡宗南嘉奖。

张灵甫率部追击红一方面军至甘肃岷县，从马上摔下来跌伤腿，将部队交给副团长指挥，自己到西安养伤。张灵甫进攻红7师和红20师阵地，红军大败，而红军团、营、连干部被俘若干，胡宗南连夸张灵甫是“黄埔英才，革命猛将”。当时，胡宗南第一师驻陕北，许多军官家眷都住在西安，张灵甫第二个妻子吴海兰也住在西安。张灵甫在老家有元配邢琼英。部队驻防广元时，讳言其事，经人介绍，与本地女子吴海兰结婚。1935年张灵甫在前线得知吴海兰有外遇的消息。

张灵甫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认为耻辱难以容忍。后来，他向胡宗南请假，带一支手枪回家。他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携妻儿回鄠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吴海兰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张灵甫便尾随在后，待妻子刚蹲下去割韭菜时，即拔出手枪，枪杀妻子。张灵甫既没声张，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但张灵甫后妻王玉龄说吴海兰是中共地下党员，曾经偷拿了张灵甫的军事文件，因此被张灵甫枪杀，且王玉龄赴西安求证发现吴海兰之兄为中共地下党员；而张灵甫死后其过去部属刘光宇亦补充说“她偷拿了张灵甫的军事文件，又不肯讲，他只好毙了她”。

张灵甫枪杀妻子，吴海兰娘家上告法院，但法院压着状子不办。后来在各界群众强烈呼吁下，由西安妇女协会出面，吴海兰娘家再次写状子，经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转给南京宋美龄（国民政府妇女部长）。蒋看信后生气，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胡宗南视张灵甫为心腹干将，既没有绑，也没有派人押送，由张灵甫独自到南京去。抵达南京后，张灵甫请求见蒋，但蒋拒绝不见。张灵甫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判处10年，甚至已被钦点在枪毙名单内。张灵甫在监狱里，蒋也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仍可自由活动。每天除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并写字给监管人员作纪念。蒋一直没有指示有关部门审理，关起张灵甫一年多。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中的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王耀武曾任张灵甫营长，向蒋求情。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投奔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张原名张锺麟改为张灵甫。

“八·一三”淞沪会战揭开序幕。1937年10月，张灵甫就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〇五团团长，随王耀武开赴前线，参加上海保卫战。张灵甫率团前线构筑工事。11月10日后，张灵甫参与第三战区部队撤离淞沪时的第二期掩护任务。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三〇五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当三〇一团弃守淳化后，三〇五团突进到上方镇负责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第五十一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在战役中张灵甫率部死守华严村以一团之力与日第18师团血战一昼夜，最终也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1938年5月，张灵甫参加兰封会战，进攻日军阵地。1938年，张灵甫又参加武汉会战，在江西德安阻击日军。1938年7月，日军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进，占领德安。张灵甫以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一五三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万家岭战役，张灵甫率领一五三旅参加张古山战斗，指挥以本旅三〇五、三〇六两个团为攻击部队突袭张古山制高点，并于前线亲自督战，组织力量进行固守阵地。一五三旅在张古山战斗中伤亡惨重。

张灵甫获云麾勋章。不久，受任旅长，率部随第七十四军开赴奉新、高安一带休整。“长沙大火”后，第七十四军驻防长沙。张灵甫带领官兵帮助当地群众在灰烬中重建家园，并以军纪严明受到群众好评；不久，他回陕西探亲，由陕西第一师范学校老师韩兆鹗介绍，与西安名门望族姑娘高艳玉结婚，后来因感情不好而离婚。1939年3月，第七十四军奉调入赣，参加反攻南昌会战。张灵甫于1939年4月1日在赣湘公路祥符观激战中弹受伤。

张灵甫带领第一五三旅官兵急行军，赶赴江西锦江，他见官兵衣衫湿尽，旅途劳顿，颇有怨言，即令部队适当延长休憩时间。宿营时，张灵甫亲至各连排慰问，并拿出自己薪水交给军需官资助改善部队伙食，使官兵深受感动，加快行军速度，及时赴到锦江前线。4月下旬，在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统一指挥下，第一五三旅协同各旅、团、连克高安祥符观，兵锋直逼南昌外围。6月，张灵甫担任第五十一师步兵指挥官。张灵甫率部驰援高安，亲赴前线督战右膝中弹。受伤后赴香港治疗，后不顾英籍医生劝告再治疗一个月可以痊愈即提前归队，以致终身跛足，有“跛腿将军”称号。1940年，升任第五十八师副师长。在这前后三年，张灵甫先后率部参加三次长沙会战。

在上高会战中，张灵甫协助师长廖龄奇指挥作战，命令战士挖陷阱、埋地雷，阻止敌人重武器前进；组织机枪火网或白刃格斗，对付敌人步兵冲锋等，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由于日军飞机、大炮多，攻势凶猛，第五十八师官兵伤亡众多。是役第五十八师以2,000余人伤亡代价，协同第七十四军其他部队在上高县、北下陂桥，顶住敌人攻势。年冬，张灵甫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

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张灵甫率第五十八师在常德以北阻击日军。11月17日，经过一昼夜战斗，日军寸土未进。张灵甫见官兵十分疲劳，便将部队换下来休息；考虑到日军正面进攻未能得逞，可能夜晚会来“劫寨”。于是命令预备队第一七三团调拨一个营埋伏起来，防止日军“偷营”。半夜，果然日军一个联队化装成便衣队，从羊角山左侧迂回袭击过来；哨兵识破，埋伏营立即歼灭其大部。最后在第五十七师近乎折损殆尽的状况下国军收复常德。张灵甫指挥第五十八师阻止日军屡次进攻，有力支援常德正面防御作战，获国民政府授予四等云麾勋章。

长衡会战展开后，张灵甫率领第五十八师参加衡阳外围战斗。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突然向日军投降，衡阳终于陷落。但张灵甫还是获三等宝鼎勋章。1944年5月30日，张灵甫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1945年2月20日，张灵甫任少将。1945年3年，被选拔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受训。当时，他是少将级副军长，本来只能进乙级班，经申报蒋批准，进入甲级班，成为该班唯一少将级军官，他经常引以自豪。1945年6月毕业。抗战胜利后回到第七十四军。不久到南京，经人介绍，与女大学生王玉龄结婚。

1946年6月，张灵甫出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并兼任南京首都警备司令。张灵甫常训导部下“救民于水火，军人之乐也”，面对在火灾中挣扎的灾民，十分痛心，现在正是身体力行为部下作出表率的时候。在部队整训之余，张灵甫亲自带领所属官兵，在瓦砾灰烬之中帮助受灾群众建屋搭梁，恢复家园。由于第七十四军军纪严明，不扰民，加之抗日英雄的名声，张灵甫的部队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留下良好的口碑。第七十四军一色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为五大主力中之主力，宋美龄经常代表蒋到该部视察、抚慰官兵。

第七十四军驻在孝陵卫，卫戍京畿。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大力裁撤部队及降编将军团降编为师团，故1946年4月第七十四军改编。中国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七十四军改编为整编第七十四师，仍有3万多人，被蒋、陈诚捧为“国军模范”。当时蒋在遴选这个王牌师师长时，李天霞依仗钱大钧作后台争夺此职；但是，王耀武、俞济时却力保张灵甫任师长。为此，李一直怀恨在心。张灵甫因为个性耿直，治军严谨，但也因为个性耿直、口出直言而不知圆滑因而得罪了整编第八十三师李天霞，间接导致最后弹尽粮绝战死在孟良崮。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八路军、新四军与国军争夺日军降地。1946年7月，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南京誓师，之后被调至苏北前线。张灵甫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率整编第七十四师向苏北新四军进攻，连占宿迁、泗阳、淮阴、淮安等城，倍受蒋介石嘉奖，获三等云麾勋章。

1946年10月19日，张灵甫又率部进攻涟水，受到华东新四军痛击。伤亡6,000余人，其中整57旅170团仅余百人生还，解放军亦伤亡惨重，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谢祥军阵亡。12月16日，张灵甫再攻涟水，由于新四军寡不敌众，蒙受重大损失。张灵甫用两日即穿越1百多米的淤黄河攻入城内与解放军激战，巧妙使用声东击西策略，使王必成对其主攻方向做出误判。张灵甫仅14天就击破华中野战军6师（纵）、10纵6旅、7师19旅13个团的防御，占领涟水城。华野从涟水撤到六塘河以北囤集重兵设伏，但张灵甫并不上当，而是在涟水休整，僵持数日后解放军决定放弃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计划，改以由宿迁东进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为围歼目标并顺利得手（宿北战役）。宿北战役期间，整编第七十四师并未救援，而是乘隙占领了沭阳、新安（今新沂）、郯城各要点，兵锋直指临沂与蒙阴。

1947年3月底，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和陕北区域实施重点进攻；以24个整编师，45万人，开始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区域大规模进攻。4月初，国民政府集中华东第一线13个整编师，34个旅，25万人，组成个机动兵团，由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图一举摧毁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于沂蒙山区。整编第七十四师依命令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发现整编第七十四师上孟良崮这个计划是个错误的计划，于是向刘斐要求紧急更改作战计划，然而刘斐借口蒋介石已就寝故意阻挠更改计划。当时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和作战厅长郭汝瑰是潜伏于国军中的中共间谍。解放军9个纵队早已先拿到作战计划，早已知道李天霞和黄百韬做为两翼，解放军9个纵队共20万人有计划将其困于孟良崮进行歼灭，其口号为：“打下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活捉张灵甫，打烂王牌虎”。华东野战军以5个纵队10多万兵力围攻整编第七十四师，外线则由宋时轮和何以祥等4个纵队抵抗山东境内40万国军的反包围。孟良崮地形不利导致张灵甫部重型武器难以发挥威力，最终激战4天。张灵甫率部突出，与友军相距30华里。一路上，张灵甫受到解放军追击和侧面袭击，伤亡很大，当撤至孟良崮地区时，他看地形复杂，便想在此固守。张灵甫接受副参谋长建议，立即命部队在四周层峦叠嶂之孟良崮安营固守。虽地势险要，但都是岩石山地，无法构筑工事，人员、马匹、辎重等密集在各山头和山谷里。华东野战军对整编第七十四师发起猛烈攻击，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困，完全置于其炽盛火力下，退路和交通运输被切断。时值初夏，天气炎热，官兵饥渴疲惫，士气低落。外围国军增援部队在蒋介石严令逼迫下，一再想给整编第七十四师解围，但受到华东野战军强力阻击。整编第八十三师李天霞不断发报电台假装已经在路上，而第五军邱清泉部受宋时轮第10纵队抵抗，迟迟未能攻入纵深；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无法突破王必成6纵防线。李天霞虽与张近在咫尺，因素来有隙，只派出一个突击连作一下象征增援；黄百韬虽竭力支援，在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强大阻击面前无能为力。5月15日拂晓前，华东野战军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是夜，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以强大炮火轰击孟良崮。5月16日下午2时，全线崩溃，师、旅、团、营全部失去通讯联络。张灵甫将指挥所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军官姓名报告蒋介石。这时解放军已经冲到洞口。经过四天激战，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被歼，山洞里尸首狼藉，经被俘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第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侍从秘书张光第逐一辨认，才找到张灵甫尸首，用担架将他抬着随华东野战军转移。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见张灵甫遭到解放军围困3天3夜又无法及时围救，于是立即急电回南京跟蒋报告属实，蒋要求李天霞立即驰援，然而当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到达孟良崮时，战役早已结束，解放军早已撤走。

关于张灵甫的死因存在争议，一说张灵甫在最后自杀，一说是被华东野战军击毙。张灵甫在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蔡）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 孟良崮”。

然而曾任国军第二绥靖区人事处长的吴鸢则撰文回忆称，遗书是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在与他以及第二绥靖区副参谋长罗幸理、第四兵站副总监郑雍若、秘书主任钟晓林等人商议之后令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伪造的。两天后，根据时任华东野战军6纵副司令员皮定均的命令，张灵甫的遗体被裹以新白布、用4寸厚的楸木棺材厚葬于孟良崮以北15公里处的山东省沂水县野竹旺村（今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董家庄）之山岗上，并筑起了大坟丘，立有一块标明张灵甫身份的木牌。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国防部保密局提交的战报指出七十四师存在“延迟攻击到达时间，以至企图暴露”，“弹药消耗过大，以至陷围后补给困难”，“未能积极与友军切取联络”，“全赖友军来援，不做积极突围”，“与各级司令部高级幕僚情感不甚协调，致被陷入重围，呼救危急时，他人尚认其不肯出力，未信真正危急也”等过失，但并未提到李天霞部对战败负有责任。这份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

2004年，王玉龄与儿子张道宇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玫瑰花园陵园为张灵甫设立了一个衣冠冢，并题有挽诗： “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王玉龄于2021年10月9日晚在上海家中去世。

荣誉 三等云麾勋章（1946年12月26日批准）对日抗战期间，蒋以其战功屡屡擢升，蒋誉其为“模范军人”，被国民政府朝野视为“常胜将军”。阵亡后入祀中华民国首都国民革命忠烈祠，被追晋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1943年11月，张灵甫指挥第五十八师阻止日军进攻，支援常德正面防御作战，获国民政府授予四等云麾勋章。

1944年7月，张灵甫参加衡阳外围战斗，获得三等宝鼎勋章。

抗战胜利后，颁授抗战胜利勋章、忠勤勋章。

第七十四军奉命卫戍南京首都，被称为“御林军”。张任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也称为御林军统领，蒋介石心腹爱将。

王玉龄称，张灵甫在战死前为避免勋章被中共取走，亲自将所有勋章销毁。王玉龄2009年初写信给时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希望能协助向政府补发其勋章。但中华民国国防部要求依规定必须付款才补发，经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受各方指责，随即召开记者会向遗族道歉，承诺专案补发并惩处相关失职人员。有一艘英国赠送给中华民国的驱逐舰被命名为“灵甫号”。位于台湾高雄市凤山区的凤山溪东侧、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北面的凯旋路，在高雄县凤山市时期曾被命名为“张灵甫路”；凤山陆军官校的第五栋宿舍，命名为灵甫楼（第六栋则以同时殉国的副师长蔡仁杰之名，命名为仁杰楼）。

 

 

刘戡（1906年—1948年3月3日），字麟书，号三寿，男，湖南桃源人，中华民国军事人物，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

刘1923年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从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因作战勇猛，从排长一路晋升至旅长。

1933年，刘任国民革命军第83师师长，率部参加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围剿，在战斗中一眼负伤失明，此后被称为“独眼将军”。

1933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将第83师、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合编为第17军，军长徐庭瑶，北上参与长城战役，支援宋哲元所指挥的西北军。

由于在长城战役的表现良好，1935年刘戡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38年3月，刘戡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下辖国民革命军第83师（师长刘戡兼任）、国民革命军第94师（师长朱怀冰）；1940年九十三军移驻陕西阳城监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活动，刘戡因私下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且军参谋长魏巍同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被军统监控，军统要求刘戡将魏巍调职以便诱杀，但刘戡抗命并协助其逃往延安[1][2]，1942年9月蒋介石将其撤职，九十三军军长由副军长兼刘的黄埔一期同学陈牧农接任。

刘戡遭撤职后，转调陆军大学进修兼就近监视。1944年豫中会战洛阳遭日军占领后，在同学兼前上司胡宗南的保荐下，军委会在1944年5月重新启用刘戡接任因司令官李家钰战死而无首的第三十六集团军，随后三十六集团军残部在刘戡整顿下恢复功能，在河南灵宝一带构筑防线，抵抗日军。在整顿告一段落后，1944年秋刘戡被调回重庆担任重庆陪都卫戍副司令。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刘戡调任驻扎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在1946年8月缩编改组为整编第二十九军。

1947年3月，整编第二十九军在胡宗南指挥下进攻陕甘宁边区，虽然占领延安，但是始终未能找到陕北中共军队主力进行决战，战局逐渐陷入被动。

1948年2月，彭德怀率军攻打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7师和整编第90师两个整编师驰援，2月26日，胡宗南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遭到彭德怀伏击，被包围。

刘戡的先遣队很早就发现中共大军埋伏，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向刘戡提出了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宜川解围。刘戡向胡宗南汇报，但这一建议被胡宗南否决。胡宗南仍要该军“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曾激动说：“算了，打完了事！”。3月3日，刘戡兵溃，以手榴弹自杀身亡，时年仅42岁。只有王应尊整编第二十七师部分人员突围成功。

蒋介石于1948年3月2日的日记写道：“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令胡宗南按陕北中共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领回刘戡及整编90师师长严明二人尸体，厚葬于西安，并追晋二人为陆军上将。

高雄凤山黄埔军校的第四栋宿舍，命名为麟书楼。

陈章(1902-1948)字戎光，广东省罗定县（今罗定市）围底杨村人。民国10年(1921)，被选送到驻漳州粤军炮兵讲习所学习。民国12年，任粤军第1师炮兵连少尉排长。民国14年年底，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1连上尉连长。先后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和二次东征及南讨邓本殷之役。民国16年(1927)年底，陈章任第8路军4军11师补充团1营营长。次年春，调任第4军教导团1营营长。不久奉命开赴罗定金鸡剿匪。所部到达之时，100多名匪徒据守碉楼顽抗，用轻武器难以攻克。亲自带领两名士兵，乘黑夜接近碉楼打洞，以火攻敌，全歼匪徒。民国18年(1929)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粤系拥蒋。5月，粤桂军在广东花县白泥、赤泥等地激战。陈章率全营坚守石角阵地，重创来攻桂军。战后，破格晋升为第59师235团团长。月底，粤桂停战，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反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扩充部队，陈章升任第1集团军独立第2旅少将旅长。民国22—23年，陈章随陈济棠、余汉谋先后赴赣、闽、湘等省参与“围剿”红军。民国23年，再率独2旅入海南岛“围剿”琼崖红军。

民国25年(1936)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章任抗日救国军第1集团军独立旅旅长。后余汉谋叛陈投蒋，敦促陈济棠下野，并驱兵进攻陈济棠。陈章只身到粤北找余汉谋表示服从其指挥。7月，陈济棠失败逃往香港，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擢升为该集团军第62军152师师长。随之，率部进驻海南岛，以防日军入侵。

民国27年，被保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同年10月，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奉余汉谋急电，率部援救广州。到阳江时，广州已陷，遂日夜兼程奔赴从化县太平场，日军向战时省会韶关进攻。率部与敌激战数昼夜，力阻日军北犯。日机轮番轰炸前沿阵地，亲手用自动步枪击伤日机1架。是役，陈部获上级传令嘉奖。民国28年冬至29年夏，日军发动第一、二次粤北战役，企图抢占曲江。陈章所率第152师在粤汉路的银盏坳、广从路的良口及石榴花战场上抵抗，迭挫敌锋。民国30年1月，升任第63军中将副军长。12月，率部参加援港对日作战。民国32年(1943)，陈章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7期。民国35年毕业，调任第62整编师副师长。当年起，陈章率部参加反共内战，在山东省定陶，安徽省繁昌、宣城及歙县等地攻打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国37年10月，调升第63军中将军长。11月，淮海战役爆发，第63军配属第7兵团，11月12日夜，陈章率残部在窑湾抢渡运河逃跑，途中阵亡。民国38年1月，陈章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授为陆军上将。

黄百韬（1900年9月9日—1948年11月22日）又作佰韬，外号:杂牌将军，一名伯韬，字焕然，号寒玉，原名黄新，天津府（今天津市）人，祖籍广东省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徐蚌会战时与解放军作战，在碾庄战役战败后死亡。

黄百韬之父为广东省嘉应州人，曾在李鸿章淮军任下级军官，后并随淮军举家徙居天津。因家道中落，投入直隶省天津同乡的江苏督军李纯（时称“李大帅”）部下当传令兵。黄聪明伶俐，又有文化，李纯将心爱的一个婢女许给黄为妻。很快在黄妻协助下，推黄去江西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再是江苏军官教育团，再是李纯的金陵军官教育团学习，期间张宗昌为金陵军官教育团团长，因此有了师生名分。

1925年初，黄投降张宗昌，在张部快速擢升历任营长、团长。北伐战争升到旅长。1928年二次北伐中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兵败蒋介石，所部被蒋吞并，随徐源泉投效国民革命军。不久黄因战功从参谋升至团长。徐源泉作为湖北军阀，长期与贺龙、段德昌部红三军作战。黄新在几次拉锯战中颇为勇敢，出力甚多，被提拔为第41师第123旅旅长。1932年3月，在号称“湘鄂西苏区的广昌战斗”的瓦庙集战斗中，黄所部在被红军包围的情况下，血战七昼夜，负伤不下火线，最终等到援军抵达，成就典型的“中心开花”战法，徐源泉事后评价：毙敌五千，红军历年所缴之国军弹药，于此役消耗一空，洪湖剿“赤”之成功，全赖此役。1935年6月张振汉率第41师分三路驰援宣恩，黄指挥4个团首先抵达途中的忠堡，忠堡战后，黄新因为“坚守忠堡”有功，被提升为第41师师长；突围出来的第41师官兵们指责他“援助不力，坐视长官被歼”。恰逢此时徐源泉被编遣回家，所部被中央嫡系化；借此事黄被免去军职，主动报名去陆军大学，并改名为黄百韬。黄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受训，与冯玉祥、鹿钟麟是同学。

陆大毕业后，黄任冯玉祥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部当参谋处长、后又去鹿钟麟的冀察战区任参谋长。鹿长官被免职后，黄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当中将高参。1940年前后，黄因为一篇军事论文获奖，得到了何应钦赏识，获得何应钦举荐。1941年夏，由军委会军令部中将高参调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由于是蒋、何所派遣，“黄到职后，颇不为顾所欢迎。”工作非常积极认真，而且人缘也尽量处理好，逐渐取得顾的支持和利用。黄在三战区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整顿军纪，二是皖南事变（时任三战区参谋长邹文华，参谋处长岳星明），三是浙赣战役。其中浙赣会战国军作战计划几乎全出自黄手笔，此战，中方基本与日军战平。黄无论在第六战区，还是第三战区，对军事作战均非常积极，经常亲临前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甚至视察火线。但黄在第三战区整顿纪律，颇不容于当时官僚，顾祝同一方面是讨厌他，另一方面是看重他的才华。1944年，顾祝同所部第二十五军军长空缺，调黄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

第二十五军虽然有东北军、川军背景，但此时已经彻底中央军化。在皖南事变中，第二十五军是围剿新四军的主力，与共产党仇恨极深。黄接任第二十五军，黄从就任伊始，即大刀阔斧的对第二十五军进行整饬，25军战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黄还特别针对国军不善夜战和近战的缺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在黄的努力下，所部不仅军容整齐，且强于夜战和近战，射击搏斗均明显优于普通国军。黄任军长期间，基本与日军处于拉锯状态。之后黄百韬到缅甸，与邱清泉将军及国军装甲兵在孙立人将军带领之下，共同协助英军保护油田免遭敌军侵略。

1945年日本投降，国军各部队急着接收日军物资，和国军嫡系相比，黄自觉根基浅，结果所部被派往浙东上海一带接收，然而汤恩伯抢先接收重要物资，第二十五军只在上海走一个过场，后来更弄巧成拙，在接收过程中与美国人冲突，此事一度上报至国防部。不久后，黄因为成功招安汪精卫政权某部一个军，获得重奖。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第二十五军即被派往苏北，担任攻坚苏北的作战任务，此战第二十五军损失近2000人，歼敌1000余人。此后，第二十五军一路陪着苏北国军，先后攻克新安镇等战略要地，最终攻克苏北，大军入鲁。

由于国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和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形如水火，当时按照国军编制，第七十四师本来归属李天霞纵队，后来张灵甫自作主张，宣布脱离李天霞，自己划归黄百韬纵队。张灵甫之所以归附黄百韬部，是因为张灵甫虽然可以不听李天霞命令，不过就算是名义上当李天霞部属，张亦无法接受，认为是奇耻大辱。此时黄百韬部除第二十五师外，还有第六十五师。

1947年1月2日，鲁南战役爆发后，张灵甫一路突飞猛进，粟裕则采取避敌锋芒的战术，诱敌深入。张灵甫以自己拥有强大装备，各路友军依托左右，兵锋突进迅速，连战告捷，但并未遭遇解放军主力，且己方被解放军游击队骚扰，部队日显疲惫。

黄百韬听说第七十四师继续孤军冒进，就给张灵甫和前线总指挥汤恩伯分别打了电话，要张灵甫不要继续深入了，同时告诉汤恩伯，张灵甫部可能已经被解放军合围，要他命令张灵甫撤退。汤恩伯回答说顾祝同也指挥不了张灵甫。见第七十四师不肯撤退，黄百韬随即命令第一四八旅发动强攻，以图打通与第七十四师联系。黄派一个营偷袭，该部退回大路的时候，却被国军空军误以为是向后方穿插的解放军，遂进行轰炸，该团参谋被炸死，另损失士兵数名。

黄于是又指挥第一四八旅对解放军阵地发动了两次攻击，解放军虽然顽强固守，然而兵力有限，防守显得非常勉强。第七十四师被困孟良崮的第二天深夜，黄百韬从国防部得到第七十四师的布防图，看后大惊，赶紧命令战力强大的第四十旅、第一○八旅迅速推进，并命令第一四八旅不惜一切代价强攻天马岭。后来四十旅一部以损失500多人的代价，用了7个多小时内攻克天马岭的主峰，第一四八旅亦损失巨大，而解放军阻击第二十五军的兵力此时已经伤亡殆尽。

就在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准备向孟良崮全线推进的时候接到了国防部的电报，说第七十四师已经全军覆没。黄百韬赶紧指挥部队迅速撤退，粟裕在歼灭第七十四师后，本来准备再歼灭第二十五师一部，然而发现第二十五师突然之间就无影无踪了。整个孟良崮战役，第二十五师损失近3,000人。第七十四师即被全歼。黄百韬找到汤恩伯，主动表示自己愿意承当全部责任，后来各路将领都将责任推卸到张灵甫身上，加上顾祝同力保，黄百韬只受撤职留任处分。

胶东扫荡成为黄军事生涯上一个亮点，当时整编第25师占据胶东，胶东共军几乎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当时整第25师和整第64师等齐头并进，重创了胶东解放军。但时因国军在中原战场空虚，蒋不待整25师将胶东扫荡完毕，即调往中原，此后整25师与刘伯承部多次遭遇，均有不俗表现，战功显赫。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之黄泛区中原大捷，是黄军事生涯的顶点。在解放军豫东战役第三阶段中，黄部本来用于增援兖州，当黄部奇兵突至时，粟裕毫无准备，结果将所围国军放出，但粟裕旋即集中兵力猛攻黄部，黄部在连日血战之下阵地已近崩溃。黄百韬在帝丘店地区亲自率2营部队在4辆坦克掩护下苦战八昼夜，亲率战车救援第七十二军，以兵团司令官身份反守为攻逆袭，黄百韬负伤仍死战不退，创造了国军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之唯一战例。他的参谋长死劝也未拦住他，面对绝对优势华野部队，黄百韬部伤亡重大，团长李景春也重伤倒地，黄本人受伤，仍大呼口号，死战不退，部队受兵团司令官激励鼓舞，拼死猛冲猛打，一举夺回4、5个村庄，遏制了华野进攻势头，初步稳定了阵地。同时邱清泉也率部突袭解放军侧背，解放军被迫撤退，并损失惨重。因此役黄百韬于九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并被破格擢为陆军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传闻该晋升引起邱清泉等人不满，最终造成邱清泉与黄百韬两将领失和。

豫东大战之后，因黄部的卓越战功，及顾祝同的极力推荐，并为安抚杂牌军，顾祝同把伞兵部队改编的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划给第七兵团。全军装备超过了半美械军。伞兵和交警总队调走后，国防部又把粤军余汉谋系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编给了同样为广东籍的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因为在豫东大战中损失惨重，第二十五军中较为弱小、受损惨重的川军第148师调驻宿县整补。黄百韬作战中常常将第148师摆在前面，因此第148师认为自己成了炮灰，和黄产生芥蒂。宿县整补期间，第148师各主官纷纷前往南京游说，寻求调动。淮海战役初期的宿县战役期间，曾经多次重创解放军的第148师在一夜之间被中野九纵全歼。

济南战役期间，七兵团一部与邱清泉等组成北上兵团，准备救援济南，但畏惧于解放军强大的阻援兵团，北上兵团一直逡巡不敢进。黄在之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济南必失，此行必是白忙一场。济南果然很快失守，王耀武化装逃出被俘，北上兵团一直没有作为。济南战役前后，黄率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四军等各一部，突袭位于苏北解放军张光中等地方部队，获得重大胜利。

1948年8月，黄百韬驻军在连云港附近的海州新安镇一带。10月下旬，蒋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飞返南京，拟定“徐蚌会战计划”。南京政府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之方针。在会议上，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主张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各方向备战，深沟高垒，打算作持久战。黄这番话，在此前稍久，曾对刘峙说过，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又在会上提出。根据以后事实，黄此一看法，可以说完全正确，只是没有被采纳重视，才招致恶果。而且这个方案最终也未及时实施，杜聿明对国防部主管作战之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有点不放心，认为他们都有共产党间谍嫌疑。

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曾举行徐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当时黄提议放弃苏北重镇海州，大军集结徐州，使用“乌龟战术”，（仿效拿破仑车轮战术）以防守防御战术待变，然后伺机歼敌。但是此方案遭到邱清泉等人嘲笑讥讽，不过最后在顾祝同赞同下，得以执行。11月4日，黄在回新安镇火车上，对部下喟叹这个计划批准的太晚。回到新安镇后，黄开始部署大军撤退。因为黄大意（一说黄曾向刘希望徐州工兵搭浮桥，但是徐州方面迟迟不来），迟迟未在京杭运河上架设浮桥。黄兵团原定11月5日开拔，向大运河以西撤退。但因接应掩护由海州撤退之第九绥靖区及第四十四军，行动迟滞，以致耽误两天。于11月7日才按照顺序，沿陇海铁路向西移动。第六十三军则由新安镇西南之窑湾渡运河西撤。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大兵团拥挤一起，加上眷属行李，以及随军撤退之地方行政和党务人员，无法从桥上迅速通过。

而此时解放军粟裕部已奉命兼程在途中拦阻并攻击黄百韬所部。陈毅以一部阻击徐州方面国军，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11月7日，蒋在黄埔官邸召集军事会议，会上已接到黄百韬兵团被围消息，决定以李弥兵团守徐州，令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回徐州东进，以解碾庄黄百韬兵团之危。由此证明统帅部对于前线情况并不确切了解。11月8日，原驻徐州东北枣庄、台儿庄地区之第三绥靖区所属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因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张克侠所部三个半师阵前起变，以主力迅速南下，占领徐州以东碾庄至曹八集一带地区，把原驻新安之黄百韬兵团隔绝包围。粟裕后来给中央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投共，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

第二十五军因为掩护友军，遭受创伤。黄百韬于兵团主力渡过运河后，召集各军长在碾庄开会，最后同意了就地坚守的方案。华野主力9个纵队全部渡过大运河，稳稳当当把第七兵团围困在碾庄。11月9日，黄百韬兵团且已被围。黄见势不妙，希望李弥第十三兵团协助撤退。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李弥拒绝对第七兵团掩护，以致黄第七兵团侧翼门户洞开。黄百韬作战强调以攻为守，在最初几天的作战中，曾组织兵力对立足未稳的解放军发动局部逆袭，取得良好效果，当时国军空军的一个报告中指出：某日，黄兵团发动逆袭，包围徐庄，歼敌千余。

11月10日下午，蒋催李弥、邱清泉各部兵团驰援。邱部之主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迟迟不肯全面出击，而李弥也并不积极，因此夜以继日一连猛攻十天，才进展三十多华里，离碾庄还有四十多华里，黄兵团已无力支持下去。1948年11月12日，蒋介石给黄百韬下达杀俘手令“凡有俘匪，必须就地处决或即释回，切勿留置我阵地范围之内，务特注意”11月14日执行杀俘令，第六十四军159师477团团长黄大铿在碾庄地区撤出小王庄前令三营副营长吕树明率七连一个班以机枪射杀解放军23个被俘的人员与伤员。

11月15日，顾祝同由南京乘飞机到徐州，督促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部东进解围”期间，顾祝同曾亲到徐州督战，也曾坐飞机到碾庄上空跟黄百韬通话打气。刘镇湘劝黄百韬突围，黄说：“我老了，而且多病，作俘虏我走不动，也不难为情。我牺牲了，还可使别人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许还有希望。你年纪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突围出去，再为党国做点事”。

1948年11月22日，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于窑湾之战败阵后身亡。同日黄百韬兵团覆灭于碾庄地区。共军方面称黄百韬是被击毙的，而国军方面则声称他最后用手枪自杀。死前，他拿出一张照片，背面写：“黄伯韬尽忠报国”，请杨廷宴转交蒋介石委员长。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使解放军在兵力对比上转为优势，并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事实上已决定了淮海战役的胜负。

1949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追其为陆军上将并于南京锺山举行国葬，由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亲自主持，并再追赠其青天白日勋章。同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再将其骨骸迁葬于台湾五指山公墓上将区。此外在南京太平门外蒋王庙李文忠墓后山亦有黄百韬墓，可能为其衣冠冢。1960年，已经撤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正兴建了一条中横公路，为纪念黄百韬而在中横公路的宜兰支线一座桥题名“百韬桥”，这座桥现今位在台7甲线起点。

 

 

邱清泉（1902年1月27日—1949年1月10日），学名青钱，字雨庵，浙江省温州永嘉县蒲洲乡（今温州市龙湾区蒲州）人，1921年以第二名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22年半工半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4年7月录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工兵科第二期，1937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毕业。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与第五军军长，参与昆仑关战役与滇西缅北战役。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内战，为第二兵团司令，在徐蚌会战中阵亡。颇能近体诗，人称“将军诗人”。又由于邱清泉为人桀骜不驯，和同僚、上司向来关系不良，而且作战风格大胆泼辣，亦被称为“邱疯子”。

父邱箴灿（1867年－1938年），母余氏。1922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1924年进入位于广州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为第二期工兵科学生。受教期间，即参与弭平广州商团叛乱事件，东江战役，与弭平广州叛乱事件。1925年毕业，任少尉排长，参与惠州战役，升中尉。

1926年调回黄埔官校，升上尉连长。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邱清泉率入伍生连配属于第4军，曾参与汀泗桥战斗，武昌攻城战与南昌战斗。陆军军官学校于1927年迁至武昌时，邱上尉率入伍生回校上课，但在宁汉分裂时为共产党所禁锢，同时被拘者还包括彭孟缉等廿余人。逃出后抵金陵，任北伐总司令部训练处少校科员，旋任第9师营长，参与龙潭之役。1928年升中校，1929年任第二师工兵营营长，参与中原大战。1931年任第10师上校团长，1933年升少将，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工兵专门学校，结训后进入柏林陆军大学受训，并曾参与1936年纳粹德国陆军的秋季大演习。1937年毕业回国，任教导总队参谋长，并以此职参与对日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邱少将于11月随教导总队移驻江宁，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驻守于中山门与中华门一线，12月12日时日军攻入中华门，部队撤退时被困在南京乡间，期间还曾被日军第5师团第9旅团征服劳役，但未被发觉其身份。1938年逃出后，出任由陆军装甲兵团扩编而成的机械化第二〇〇师副师长。5月，日军进攻徐州，第二〇〇师之一部编组为突击军第一纵队，由邱清泉任司令，该部为机械化纵队，被编入第一战区司令部，抵兰封对抗沿陇海铁路进攻之日本陆军第14师团。9月调郑州，复率机械化纵队参与信阳之役。

1938年10月，邱清泉此时担任任新二十二师师长，负责组训新兵，并修订步兵班教范（后推行全军）。1939年11月，日军登陆广东钦防，欲切断中国与越南之国际交通线，并于12月4日攻占昆仑关。第五军率所部于12月16日发动反攻，新二十二师奉命迂回昆仑关，于20日切断昆仑关交通线。第五军于12月31日攻下昆仑关，并于1940年1月18日换防之前都在昆仑关周边高地与日军激战。此役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阵亡，两个步兵联队与一个炮兵大队被歼灭，联队长亦阵亡。邱因功升第五军副军长，并获颁四等宝鼎勋章，也因在此战中之勇猛表现，获得“邱疯子”的绰号。

邱少将于1940年调委员长侍从室参议，1941年任军训部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1942年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副主任，升中将，调新编第一军军长，旋于1943年1月改任第五军军长。1943年底，国军驻印度部队开始反攻缅北，1944年8月，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与部分军部直属部队奉派前往滇西龙陵参战，归第11集团军节制，邱军长亦前往督战。第二〇〇师于10月切断龙陵交通线，助国军于11月收复龙陵，后于1945年1月攻占畹町周边要地，助第二军于1月20日收复畹町。之后第五军驻守昆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10月3日，第五军奉命解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职务，以及昆明行营在昆明地区各直属部队之武装。除零星冲突外，各直属部队武装于3日晚即已解除。龙云被围于省政府，至7日离开昆明。

1946年3月，第五军调防南京，随后北调宿县，对敌方淮北军分区进行扫荡，一路所向披靡。 8月，第5军奉命转战鲁西地区，同友邻整编十一师协同作战，通过龙凤战役等一系列战斗，将敌方刘伯承部逐出鲁西地界。1947年9月第五军改称整编第五师，参与郓城会战，在丁里长一带面对敌方粟裕所部主力围攻，岿然不动，在友邻吴化文部协同下，以第二〇〇师与友军连接，以第四十五师迂回，坚持敌攻我左翼，我右翼攻敌，经艰苦卓绝之奋战，于千钧一发之际，因部下邓军林无畏援军之到达，终将敌击退。10月调平汉线，归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节制。11月整编第五师扩编为整编第五军，辖整编第五师与整编第七十师与整编第八十三师。

1948年5月，陆军总部徐州指挥所令整编第五军前往豫东，与粟裕所部交战，后于7月6日达成任务。此役称为豫东战役，国防部称解放军损失约10万余人，但国军共2个整编师与1个独立旅被解放军歼灭，损失亦超过9万余人。有历史学家认为邱清泉是出于个人考虑，怀疑高级军事机关已被中共间谍渗透，怀疑情报而放缓对区寿年的援助。与黄百韬并无不和，因为怀疑情报，而未遵行。但在战后检讨中，蒋介石认为整编第二十五师作战有功，师长黄百韬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但整编第五军邱清泉所部“行动迟缓，应另行议处”。有论者认为此为邱、黄两人不和之始。战后，整编第五军主力整编第八十三师被调出，不久恢复第一〇〇军番号。徐蚌会战期间，被划入黄百韬兵团。且邱清泉在本次作战中，发现由国防部所传来情报不确实，问题相当严重，加上1947年间的诸次战役亦有类似情况。

1948年9月，任第二兵团副司令，10月任司令，驻砀山。第二兵团于11月7日奉命移驻黄口，11日徐蚌会战奉命增援被解放军围于碾庄地区的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但在22日被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的大许家一线，无法突破。而碾庄阵地已于21日被攻破，22日下午第7兵团覆灭。第二兵团解围不成后回防徐州外围，30日奉命放弃徐州，由于撤退路线为部队与难民所塞，且为解放军阻击，12月3日始达陈官庄，但亦在同日与第十三兵团一同被围。4日第2兵团提出突围作战计划，欲以军或师为单位，作辐射状突围，但在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中将所主持的会议中，因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反对而否绝该议。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9日攻进陈官庄阵地，10日凌晨，由于兵力折损殆尽，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亲率兵团部特务营发动反击，血战殉职（一说突围不成邱氏饮弹自戕） 。1949年3月16日，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在溪口，向蒋经国细述邱清泉“自杀成仁经过”。中华民国政府追赠邱清泉为陆军二级上将。

因昆仑关之役与滇西战役，邱清泉获颁四等与三等宝鼎勋章。与解放军作战时，亦于1947年3月14日获四等云麾勋章，同年4月15日晋颁三等云麾勋章。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7月颁褒扬令，1950年下令入祀台湾忠烈祠，1951年复颁褒忠状。1952年，邱清泉成仁三周年纪念，蒋介石亲笔题横额“碧血丹心”以兹纪念。1954年4月3日完工的台7甲线清泉桥，1961年，台中装甲兵训练基地改名为清泉岗基地，1966年3月20日，台中公馆机场改名为清泉岗机场，皆以纪念邱清泉上将。 

邱清泉饱读诗书，多有佳言名句，可谓近代儒将典范，现摘如下：

1、昆仑关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军长。邱也认为这是他平生最畅快淋漓的一仗，意气风发之余，赋诗道：

“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天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2、1943年秋，邱清泉母亲去世，邱清泉忙于整训部队，只好作诗三首，遥祭母亲：

“海天遥望落霞红，机抒声消井臼空。常为远游违左右，徒劳征战转西东。寒霜肃杀悲慈竹，冷雨凄凉泣古桐；纵有俸钱多十万，承欢无路哭秋风。”

“更泽危坐对寒釭，怕听空庭雨打窗。蜡烛烧残肠欲断，拼将秋泪落双双。”

“帘卷潇湘夜欲沉，愁肠敲断五更砧。秋风吹入丝丝雨，似共劳人泪下襟。”

3、1944年8月，第5军第200师与部分军部直属部队奉派前往滇西缅北参战，归第11集团军节制，邱军长亦前往督战，并作诗一首：

“万里云山北望频，南天立马一劳人。邑多衰落伤农圃，路有饥寒耻重臣。生意哀怜驱嬴马，道心消逝伴朱轮。烟村残野夕阳处，枉自风光画样新。”

4、1945年春，邱清泉率中国远征军从中缅边境班师回朝，经过云南保山时，感慨万分，写诗道：

“安论经纬起斯民，终为浮云蔽日频；独仰云山遥万里，常挥涕泪泣孤臣。”

5、赐本军立功诸将士，此诗作与在冀南追击敌军之时，豪迈奔放之英雄气概表露无遗。更指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别，表现出强烈的汉民族正统意识。 “汗马黄沙百战勋，神州多难待诸君；从来王业归汉有，岂可江山与贼分；暖日照融千树雪，寒风吹散满天云；犹多狐鼠遁逃处，河朔家家望五军。”

6、1947年9月第5军改称整编第5师，参与郓城会战，邱清泉作诗一首：

“千里入荒城，又是匆匆别。宅第尽废墟，道路人踪绝。 乌雀绕枝头，蛇鼠出野穴。不知人意苦，但闻声哀咽。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入夜秋风起，云浮月明灭。鸿雁何悲鸣，征夫心胆裂。故园人岂知？天际愁肠结。”

7、 为黄泛区会战后回乡访亲之间所作。前线战局不利，始有隐忧，所以有“胜衰付烟云，得失笑斗鸡!”之句。而目睹家乡质朴田园风光，又不免多生感慨，所以又有“堂燕寻常入，暮鸦终古啼”之句。而诗尾“不如倾斗酒，诗成和醉题。”更堪称点睛之绝句，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磅礴气势表现得一览无遗。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水流已无时，人事比爪泥。春残花溅泪，暑去寒露凄，胜衰付烟云，得失笑斗鸡。孔门闻道死，庄生与物齐；各言志所取，身后互诃诋。是非无定论，荣辱不须迷。堂燕寻常入，暮鸦终古啼，不如倾斗酒，诗成和醉题。”

陈策，KBE（1894年4月2日—1949年8月31日），字筹硕，广东（今属海南）文昌人，中华民国海军上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名将，有“独脚将军”之称。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时，陈策带领数十名英军成功突围，获英皇颁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陈策三岁时随父亲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八岁时回中国。小学毕业后，到广州的广东海军学校读书，并且加入同盟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曾成立“海校同志会”反对袁世凯，事败出走英属香港。1917年海军第一舰队程璧光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陈策亦置身其中。之后更参与游说陈炯明支持孙中山。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双方发生武装冲突。陈策指挥舰队，协助孙中山等人突围。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北伐后，广东舰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仍以陈为司令。

1930年，陈策依靠海军舰队，盘踞海南琼州。1932年与陈济棠发生冲突，陈策率舰到海口，陈济棠出动空军轰炸，击沉驱逐舰一艘，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回国后获南京任为海军部次长，并且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开始制定中国海军抗日方略。1936年陈济棠以抗日名义再次反蒋，但手下的空军、陆军宣布效忠中央，海军亦投奔陈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策兼任虎门要塞司令，负责广东沿海防卫，主力防守虎门，数次击退日海军攻击。1938年与当时居往香港的李福林合演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数百人，但陈策在此役左脚受伤，而且伤口长期未能愈合，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于是前往香港就医，并接受截肢手术，将腐败的左脚切除，再装上义肢，因此被称为“独脚将军”。

1939年，在香港养伤的陈策获委任为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兼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陈利用他在香港的各种关系，统筹在香港进行的抗日工作；包括成立“香港华人抗战协助团”，建立地下抗日力量，使用各种方法组织运送物资到中国后方；陈策也与香港政府展开交流，共同在香港监视日军的动向及分享情报，英国政府亦曾通过陈策与国民政府商讨，一旦日军进攻香港，中国军队能否加以援手。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深圳河以北的日军亦同时发动对香港的进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5战队的九八式轰炸机，在云层掩护下进入香港，然后扫射机场飞机，日军自罗湖桥南下，12月14日占领九龙半岛，18日在港岛北角登陆，至25日英军败局已定。由于英国不能让掌握重要军情的人员落入日军手中，继而遭受严刑逼供，所以皇家海军在12月20日便将五艘残存的鱼雷艇停泊在香港岛西南面的海岛鸭脷洲匿藏起来避免被日军发现，准备让掌握重要军情的人员可循海路逃亡。香港总督杨慕琦在投降前致电知会陈策，英军亦同意将仅余的五艘鱼雷艇交由陈策指挥。陈策获悉驻港英军即将投降后，由于留在香港肯定会被日军俘虏，他便立即率领随行的部下，并与英方情报人员，十多名英国高级军官，以及三十多名决定跟随陈策尝试突围的英军官兵展开逃亡行动。

由于五艘鱼雷艇都停泊在鸭脷洲，所以陈策等人需先乘俗称哗啦哗啦的机动小艇，先由香港仔前往鸭脷洲，但途中却被攻占深湾的日军发现，日军从岸上对其小艇开火扫射，艇上多人中弹死伤，陈策的左手手腕也中弹受伤，血流如注。因为日军不断对小艇扫射，陈策、徐亨、杨全及随行的英军官兵被逼跳入海中，各人的下半身都浸在寒冬下冰冷的海水，只能伸手挽著艇舷，利用艇身作为掩护。日军经过多轮扫射后，以为小艇上的人都已被击毙，于是停止了射击。陈策之后以单手单脚游往鸭脷洲，但陈策在鸭脷洲登岸后便因为受伤失血不支晕倒，幸得英军士兵发现，陈策在撑扶下被送上鱼雷艇。登上鱼雷艇后的陈策立即精神起来，他与随从、掌控重要军情的英方人员及英军官兵，合共70余人分乘五艘鱼雷艇从鸭脷洲出发，尝试突破日军封锁离开即将沦陷的香港。

日本海军当时已奉命封锁香港水域，英军鱼雷艇队航行至蓝塘海峡以东的水域时，便被日军的枞级驱逐舰栂号及鸿型水雷艇鹊号发现，由于双方火力差距甚远，陈策于是指示鱼雷艇队一字排开，迎向日舰高速疾驶，装作将要对日舰发动鱼雷攻击，实际上当时的鱼雷艇为了减轻负重并尽量载多点人，及为免鱼雷被炮火击中后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都没有携带鱼雷，但日舰见到鱼雷艇队来势汹汹，便上当及采取规避动作，鱼雷艇队因此摆脱了日舰截击，艇队途经果洲群岛后再转向大鹏湾，最后陈策等70多人于大鹏半岛的南澳登岸，之后中英双方人员便迅速将所有鱼雷艇凿沉，避免登岸地点被日军发现及跟踪，然后再经陆路逃往广东惠州。

陈策一行人于29日到达中国广东惠州仍由国府势力控制的地区，英国官兵之后获安排经云南、缅甸及英属印度回到英伦，为表扬陈策的贡献，英皇乔治六世授予他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国民政府亦授予陈策一等干城勋章。1943年，陈策据指为履行当日手腕中弹，被徐亨背负获救时的承诺，受洗信奉基督教。

日本投降后，陈策任战后广州市第一任市长，1946年6月离任。194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加聘宋庆龄、胡毅生、刘哲、魏怀、陈其采、许崇智、陈树人、陈策、张钫、尧乐博士、迪鲁瓦、萧萱、李根源为政府顾问。1949年出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8月30日，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策在广州病逝。另外一说是陈策在家中服食安眠药自杀，传说其自杀原因，是受到继室梁淑德炒卖黄金失利而仰药自杀而大受打击。

 墳場研究 Cemetery Study 在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www.facebook.com. 2019-08-31. 1941年12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因英军弱势，决定向日本投降，并于投降前通知陈策将军。陈将军得悉有关消息后，便率领多名中英驻港重要人员(包括后来的香港辅政司麦道高)乘坐鱼雷快艇从香港仔突围离开香港，前往“自由中国”(国民政府控制的地方)；然而途中被日军发现，日军用机关枪及迫击炮攻击陈策将军的鱼雷快艇，导致陈策将军的手腕受伤、军统局少将刑森洲更因此当场死亡以及快艇的发动机损坏，令艇上众人被迫弃船跳入海中，陈策将军在其副官徐亨的协助下成功获救，并与其他重要人员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惠州。英皇乔治六世为了答谢及表扬陈策将军救助英国的驻港人员，便向他颁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所以陈策将军拥有爵士的勋衔

王靖国（1893年7月18日—1950年），字治安，山西省代州五台县人.。

王靖国1893年7月18日出生于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新河村，清末入学山西陆军小学堂。1911年（宣统3年）辛亥革命在山西省爆发，他作为学生军的一员加入革命派。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民国3年），他入清河陆军第1预备学校。1916年（民国5年）春，他加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候补生队。翌年秋，他正式入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18年（民国7年）9月自第5期步兵科毕业。王靖国自保定军校毕业后，随即进入部队，有一次团练时突逢大雨，其他兵团一哄而散，而王靖国带的兵团则井然有序地踏步回营，让阎锡山对王靖国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民国15年），他因战功而被提升为第10旅旅长。1927年（民国16年），他升任第5师师长。1928年（民国17年）6月，他升任第6军军长。同年10月，随着北伐结束，国民革命军进行重编和缩编，他被任命为中央陆军编制下的国民革命军第37师师长。同年冬，他任绥远警备司令。   1930年（民国19年）3月，他任晋军第3军军长。同年，他随阎锡山参加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阎锡山败北后，王靖国改任晋东区守备司令。1932年（民国21年）包头的绥西屯垦督办公署设立，他代理督办。1935年（民国24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1936年（民国25年），担任晋绥剿匪总预备军司令官，7月升任第19军军长。蒋中正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同为保定军校出身的陈诚出任教育长，王靖国则为营长，蒋对王非常信赖，1934年11月，蒋前往太原探视阎锡山的父亲，特别在王家公馆留宿了一两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靖国转战山西省各地，担任中央兵团指挥官。1938年（民国27年）2月，兼任第二战区北路军第2路军司令。翌年2月，他任第13集团军总司令。同年7月，转任西路军北区总司令。1945年（民国34年）5月，担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民国35年），王靖国升任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     1948年（民国37年），任第10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在太原保卫战中，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受徐向前派遣劝降，王靖国斥责：“你革你的命，我尽我的忠。”    同月29日，阎锡山前往南京，王靖国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等人受阎锡山委托负责防守太原。同年4月24日，太原陷落，王靖国和孙楚等人被俘虏。1950年王靖国病逝于狱中，家属至今无法找到他的墓地。

万福麟（1880年—1951年），字寿山，祖籍天津宁河。吉林农安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1900年（光绪26年），万福麟参加靖威军。1905年（光绪31年），转入奉天防营，此后不断升迁。1911年（宣统3年），任骑马队第3营管带。

1914年（民国3年），升任后路帮统。1917年（民国6年），任第29师步兵第114团团长。1920年（民国9年），升任第57旅旅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民国10年（1921年），兼任满海警备司令。1922年（民国11年），任东三省陆军第15旅旅长。1923年（民国12年），兼任安泰镇守使。1925年（民国14年），升任东三省陆军第17师师长，并兼任骑兵军副军长。1926年（民国15年），升任第8军军长。

1928年（民国17年）6月，张作霖及黑龙江省督办吴俊陞在皇姑屯事件中遭日本关东军爆炸身亡，万福麟继任黑龙江督办。此外，他还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同年12月，万福麟随张学良东北易帜，常荫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但是，常荫槐和杨宇霆遭张学良肃清，民国18年（1929年）1月，万福麟乃接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同年，万福麟兼任第5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防俄军总司令。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万福麟的军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攻撃，很快败北。同年11月，万福麟辞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此后，万福麟历任北平绥靖公署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1933年（民国22年），作为第4军团指挥官重返前线，被任命为第53军军长。1935年（民国24年）12月，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晋升二级上将。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万福麟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此后，其对日作战战绩不佳。1938年（民国27年）冬，万福麟不再担任前线指挥官。此后，万福麟交卸军职，脱离政治，担任闲职。1940年（民国29年）5月，被任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此为象征性职务，不提名省政府委员及厅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1948年（民国37年）8月，万福麟被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但无实权。1949年（民国38年），万福麟逃往台湾，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1年（民国40年），万福麟病逝台中。享寿71岁。

吴铁城（1888年3月9日—1953年11月19日），祖籍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生于江西省九江府，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军人。属政学系。

吴铁城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平湖村，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府（父亲吴玉田在此经商），父亲是九江的大商人。吴铁城自幼学习英语，入九江同文书院。

1909年（宣统元年），和到九江工作的林森成为好友，吴铁城协助林森在九江设立革命派宣传机关，并经林森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江西省。吴铁城也参加了革命派的起义。10月23日，革命派成立江西军政府，吴铁城任总参议，负责和军事有关的民政事务。11月，吴铁城随林森赴上海、南京，吴铁城作为江西省代表出席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12月，孙中山归国。12月14日，代表17个省份的各省咨议局代表云集南京，共计44人。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吴铁城在此见到了孙中山，因为祖籍同为广东省香山县，故吴铁城来到孙中山身边工作。

清廷虽被推翻了，但时局不稳。1912年11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一份名为《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的文告。翌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吴铁城访问江西都督李烈钧促成起义，但以失败告终，吴铁城逃往日本。吴铁城逃往日本后，进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14年，听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吴铁城率先加入。此后，吴铁城经常以打倒袁世凯之名进行宣传。1915年8月5日，受孙中山之委托前往檀香山主持党务，并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力倡反袁。1916年春天，吴铁城归国，在香港及澳门继续反袁活动。

1917年7月，孙中山到广州开始护法运动，吴铁城与其汇合，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吴铁城任大元帅府参军。

1920年9月，讨贼军总指挥朱执信遭到暗杀，吴铁城代理总指挥，和粤军陈炯明、许崇智合作驱逐了反对孙中山的旧桂系。

1921年，在香山县的竞选中当选为县长，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民选县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吴铁城组织民军抵抗，失败后逃往上海。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表讨伐陈炯明宣言，吴铁城和许崇智合作在福建省组织东路讨贼军，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军总司令。2月，陈炯明被駆逐，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吴铁城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东省警务处长。他还兼任广东省警卫军司令。

1923年10月，吴铁城成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事务，还设立警卫军讲武堂，负责青年的军事训练。

1924年5月，警卫军讲武堂更名为黄埔军官学校。9月，吴铁城随孙中山北伐，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军长。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乱发生，吴铁城率警卫军镇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被视为接近孙科的“太子派”人士。

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遭暗杀身亡。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事先得知有人要暗杀廖仲恺，但未对廖仲恺加强警卫。“廖案”发生当天（1925年8月20日），吴铁城传嫌疑人梅光培到广州市公安局问话，并予以拘留；同时吴铁城派警员逮捕郭敏卿。吴铁城称：“关于廖案之搜索，逮捕嫌疑人犯，所有命令，均由我亲手书写。”随后，“廖案”检察委员会成立，吴铁城为检察员之一。

1925年秋，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人以侦办“廖仲恺遭暗杀一案”的名义，驱逐了胡汉民及许崇智，将政治异见人士邹鲁、林森等人变相调离广州，拘捕了川军将领熊克武。西山会议派由此催生，该派反对汪精卫、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太子派”人士成了西山会议派的争取对象。

1925年12月，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成立，孙科任组织部长，吴铁城任工人部长，傅秉常任商民部长，黄季陆等人任常委。广州市党部反共，孙科、吴铁城、伍朝枢等人是广州反共阵营中的骨干；据《邵元冲日记》载，孙科、吴铁城、许崇智等人在上海经常出现在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场合。

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科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责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于一个月内，将行剌故委员廖仲恺案内主谋要犯朱卓文拿获归案讯办。”2月10日，吴铁城作为检察员在“廖案”特别法庭上陈述有关事项。

1926年，吴铁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1926年3月初，吴铁城、孙科、伍朝枢三人到黄埔军校见校长蒋介石，请求制裁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称考虑再说。后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事件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汪精卫被迫离职，苏联顾问也被排除。但蒋介石未能找到中共“谋叛”的证据。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当面对蒋介石说：“你搞的是不是反革命行动，很值得怀疑。”蒋介石为平众怒，于4月2日拘留了欧阳格这位中山舰事件的前台人物，并将第二十师第五团第三营营长李树森撤职，还在4月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称：中山舰事件是因李树森“措施无方，行动谬所致。”因该事件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之龙于4月14日获释。《蒋介石年谱初稿》载，4月23日，“议决免吴铁城广州市公安局长”，“因吴袒护右派”。4月24日，“令李章达武装往接公安局长任。”

1926年5月30日上午，蒋介石曾下令要拿办吴铁城。中国国民党内有人对此质疑时，蒋介石在7月24日《复张继书》中给出的借口是“铁城则以廖案发生时，有纵逃凶犯之嫌疑。”。作为替罪羊，吴铁城不但失去了广州市公安局长及兼任的第十七师师长职务，还被关押到上横档炮台。熊克武、林直勉也囚禁在此。吴铁城在此仅被关押了4个月，经家人营救，孙科、马超俊斡旋，10月初即获释。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吴铁城表态支持蒋介石，呼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孙科与蒋介石合流。同年6月，吴铁城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翌年秋，被派往中国东北，劝说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1928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29年，吴铁城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还担任南京总理陵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长袖善舞的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游说张学良，使张学良作为蒋介石一派入关参战，吴铁城由此获得蒋介石信任。1931年宁粤分裂，吴铁城因同粤派的孙科关系很深，故吴铁城代表蒋派从事促成宁粤合流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两派实现大团结。1931年，吴铁城任警察总监、侨务委员会委员，仍兼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2年1月6日，吴铁城就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任内积极开展上海市政及防务建设。当时，上海日军同中国的冲突迫在眉睫。1月2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方面取缔抗日组织，向日本方面谢罪。结果，日军同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爆发战斗，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力抗战，最后撤退。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缔结。此后，吴铁城继续留任上海市市长。

1937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吴铁城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3月23日由行政院决议任命。4月2日，国民政府令吴铁城兼广东省保安司令，吴铁城于4月16日视事。5月18日，行政院决议改组广东省政府，吴铁城兼民政厅长，徐景唐兼建设厅长。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市，广东省政府迁往连县。1938年12月、吴铁城被免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召还重庆。此后，吴铁城在香港、澳门从事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1940年，吴铁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任内，他外游东南亚，在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呼吁提供资金。1941年春，回到重庆，任南洋华侨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后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1月，吴铁城作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对记者称：政府确在准备改组，正与参加国民大会各党派商洽改组办法，现一面布置改组，一面谋恢复和谈。1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抵达上海，分别与民社党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陈启天晤谈。吴铁城发表谈话称：和谈暂时已无恢复希望；改组政府事正依计划积极进行，短期内当可使其实现。2月3日，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陈立夫与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等，商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3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第五次大会，秘书长吴铁城报告中国国民党党务概况，分析党务缺点与成功，提出希望中共问题即刻解决，挽救经济危机，安定民生大业。6月20日，国民政任吴铁城为立法院副院长。7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团统一组织原则》，决定设立中央党团统一委员会，由吴铁城、陈诚、陈立夫、刘健群召集；决定9月9日召开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及六届四中全会，任命李俊龙、陶希圣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48年11月，孙科任行政院长，应孙科之邀，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2月25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在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的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党作战。现内阁为战时内阁，非投降内阁。”并称要加强江南防务，重振仍在北方之军队。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开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交涉，孙科、吴铁城表示反对，乃辞任。3月4日，派李惟果赴溪口，转告其望蒋介石“出洋之意”。4月22日，吴铁城从南京经溪口回到广州，告诉美国公使克拉克，蒋和李宗仁今天在杭州会晤，讨论未来计划；吴坚称蒋仍全力支持李。5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临时会议，决定推派吴铁城、阎锡山、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五人，携李宗仁之亲笔函往谒，请蒋到广州主持大计；下午吴铁城等一行乘专机到台。5月28日，吴铁城等五专使由台湾返广州，语记者称：蒋决定短期内来广州主持党务，“领导全党同志参加反共斗争”，除党务之外，一切人事问题，包括中央与各省及作战等决策，“决不干涉”；次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中常会联席会议，听取吴铁城等报告谒蒋经过。8月24日下午，政务委员吴铁城晋谒李宗仁、阎锡山，报告赴日本经过。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国军大败，吴铁城随国民政府往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12月24日，特派吴铁城为中华民国庆贺荷兰王国向印尼联邦移交主权及印尼共和国独立典礼特使；派蒋家栋为副使。

1952年7月20日，在香港循道会英语堂（今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国际礼拜堂）由该会顾克牧师 (Rev. Clifford V. Cook) 施行洗礼成为基督徒。

1953年11月19日，吴铁城在台北市病逝。享年66岁（满65歳）。

长年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吴铁城，内心反对联共的三大政策。

谷正伦（1889年—1953年），字纪常，贵州安顺人。中华民国国军军事将领，官拜中华民国宪兵中将，曾任宪兵司令、甘肃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南京市代理市长、粮食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被誉为“中华民国宪兵之父”，并揭示：“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为中华民国宪兵的座右铭。

两位胞弟谷正纲、谷正鼎，皆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也被称为“一门三立委”。

目前安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与夫人白氏同葬。

1906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保送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1909年再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深造，并于其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随黄兴参加武昌起义，12月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

1913年（民国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陆军部少校科员，不久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1916年，学成归国后任黔军炮兵团上校团长，不久转任步兵团长。随后的护法战争中率部入川，攻克成都、遂宁。1920年，升任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1921年率部撤反贵州，奉孙中山令兼任贵州南路卫戍中将司令。在平定桂军陆荣廷叛乱中，6月兼任中央直辖黔军第四路军中将司令，率部攻克柳州，进占桂林，12月升任中央直辖黔军上将总司令。后因部属叛变回贵阳，化装经重庆抵上海闭门读书。1923年7月，任湘军第一师顾问，10月兼军官讲习所少将教育长。

1926年（民国十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率部北伐克九江。1927年4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第一师师长。1928年，兼任南京上将戒严司令、首都中将卫戍副司令。1932年，任首都上将卫戍司令、宪兵中将司令、代理南京市市长。

1933年5月，于南京江宁成立宪兵训练所。1934年6月，平息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失踪事件。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3月，兼任宪兵学校中将教育长。1937年，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率宪兵司令部至湖南长沙。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副监。

1939年2月，任鄂湘川黔绥靖主任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任中清查户口，建全保甲，巩固抗战后方。

1940年，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1年，兼西北训练团副团长，9月任行政院水利委员。

1942年，兼甘新公路督办。任职期间重视建设、民生，发展农林牧，修筑天兰铁路；整顿行政，改善粮政，除弊便民。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准免粮食部部长谷正伦本职；特任谷正伦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5月23日，粮食部长谷正伦向国民参政会报告，谓管理粮食办法，为抛售粮食，抑平涨风，平价配售等。7月18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粮食部部长谷正伦辞职，任命俞飞鹏为粮食部长。

1948年5月，回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后有任贵州绥靖公署二级上将主任。任职期间召训财经干部，扩充保安团，训练反共自卫干部。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逼贵阳，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

1950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因病在台北逝世。

桂永清（1901年3月7日—1954年8月12日），陆军、海军一级上将，字率真，江西贵溪县鹰潭楼底桂家人。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毕业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时与贵溪乡人彭程万、李建鼎等到日本留学，后因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而加入为第一期。         抗战中桂永清不战而溃，弃守兰封，导致国军兰封会战失利。   《海军军歌》是中华民国海军现行军歌，史料未记载创作时期，但约为桂永清担任海军总司令的1946年至1949年间创作 ，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所确定，作词者为时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作曲者为音乐家陈德义。              1954年7月1日升任参谋总长，在参谋总长就职52天后，因力疾从公，竟至不起，心脏病发身亡，得年54岁。

1924年春进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后该军校被并编入黄埔军校一同培训，因此毕业是领取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证书。毕业后任教导团之连党代表，继任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务营长。1926年秋，北伐入闽，升团长。1927年龙潭之役，以功进上校，旋授少将，迁警卫师第三十一旅旅长，屡建战功。一个黄埔五期学生称赞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

1930年留学德国，4年后归国，任职中央陆军官校。主动请缨赴察哈尔创办分校培养骑兵军官，出任西北分校筹备主任。事未成，被召回南京负责创办教导总队担任总队长。继调安庆警备副司令；1935年授中将，迁第七十八师师长，寻复任军校教导总队长，兼首都警备副司令。1936年，西安事变，任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率部先发，败逆军于赤水。

1937年，抗战军兴，守上海八字桥、苏州河；1938年，任第四十六师师长，继升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1938年“兰封会战”时，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进攻河南，蒋介石亲自介绍桂永清和黄杰镇守兰封（今兰考县）和商丘，准备以10个师分驻在兰封周边，计划对日军进行合围。此役国军兵力10倍于日军，旨在歼灭土肥原师团。桂永清曾经在此战前鼓吹：“以少胜多，难乎其难，以多胜少，又有何难？”邱清泉亦称：“这点敌人算什么，看我们来打他个落花流水!” 宋希濂不无讥讽地说：“好哇!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但兰封作战中，国民革命军即将完成兰封包围圈时，面对日军第14师团的攻击，桂永清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1]不但无法有效滞迟日军，甚至还违抗上级命令于5月23日擅自撤离兰封城。5月23日，土肥原师团1个加强旅团在坦克大炮的支援下，向兰封城展开进攻，仅仅两三个小时之后，桂永清便招架不住全线溃败，并率众撤离兰封城。同时抗令弃守兰封城的还有第七十一军88师中将师长龙慕韩。主官胆怯最终导致整个兰封战役布局就此崩溃。

此役国民政府军动用了10个师以上的兵力，不但没有歼灭日军，反而让河南防线失守。其后国民政府将黄河决堤滞迟日军，致使河南百姓惨遭洪水侵害。战役结束后，失守商丘的黄杰立刻遭扣押遭汤恩伯看管，与桂永清一同自兰封逃跑的龙慕韩于6月遭枪决，但是应属同罪的桂永清却借由何应钦的女婿这层裙带关系逃过军法处置。桂永清在民国二十七年8月10日上呈给蒋中正兰封会战二十七军作战战报纪录，蒋中正在8月13日批示“你令大军撤退，先自逃命，又何能使此部队守兰封？”，显示蒋清楚桂为兰封会战布署崩盘的原因。     兰封会战后，战争进入武汉周边，为了争取吸收失学青年构成军队新血，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武昌建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工作团，团长由蒋中正兼任，团内实质业务由团教育长掌握，桂永清担任战干一团教育长。随后因武汉会战爆发，战干一团内迁四川綦江；在内迁过程中，战干一团受训团员曾成立忠诚剧社，并在内迁过程中宣传公演；公演内容令桂永清认定团内有共产党潜伏学生。在战干一团迁徙告一段落后，桂永清得到陈诚允诺，伙同团政治部主任滕杰、团总队长杨厚灿（前教导总队工兵团团长）、团指导员萧劲进行秘密审判，大肆对认定团员动用刑讯逼供，伪造证据炮制“潜伏共党组织”，并侵吞枉死学生财物。据后来收拾残局的陆军中将周振强回忆，战干一团以私刑处决了270人、有40人因此终生残废。因受训团员家长上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桂永清等人的劣行才在军方内部被知晓。这个案件中共称为綦江惨案，国军则从未对这次惨案作出解释。

作为桂永清同伙核心共犯，萧劲、杨厚灿在事迹爆发后随即弃职逃跑，滕杰则调往政治部办公厅主任远离第一线；而主犯桂永清则在1940年6月被外放至德国担任驻外武官，彻底被踢出陆军系统，不再接触兵权。1944年任驻英武官。     抗战胜利，桂永清于1946年任海军副总司令，并兼代总司令。1946年5月27日，国民政府令桂永清为中华民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亲率峨眉等13艘舰艇，撤运青岛守军。8月2日，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在南京以《中国海军现状》为题，向全国广播演说：一、海军员额扩充至3.45万人；二、海军舰队实力，现有海防第一、第二舰队，江防舰队与运输舰队共4个舰队，另有10个炮舰队；三、海军已于沪、青、左营及榆林港四处设置基地司令部，另设巡防处11处；四、海军现有沪、青、左营、榆林、马公、黄埔、大沽等海军造船所；五、现海军军官训练，集中于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士兵训练集中于海军军士学校，造船、造械、造机、电工各项则集中于海军机械学校。    1948年，率舰清剿舟山群岛之解放军；1949年，又参加长江江防战役，每遇重要时机，均亲登舰桥督战，身先士卒，提振作战意志。1949年9月3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飞抵厦门，召集在厦门海军各单位首长举行会议。1951年6月，晋升海军二级上将；后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桂永清与海军素无渊源，担任海军总司令乃靠其政治正确与驻英武官时代与赴英接舰军官间学习并成为抗战胜利后重整海军、打倒闽系海军的要角。海军总司令部虽由陈诚挂总司令之位，但1946年陈诚兼任参谋总长并在东北战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周旋，海军的主要指挥者实为担任副总司令的桂永清。      桂永清引大批曾经被闽系打压的其它海军派系与陆军军官进入海军任职，引起旧体系的不满。1947年3月伏波号炮舰因操舰失误遭撞沉，桂永清的统御再度遭到闽系挑战。加上中国共产党在海军内逐渐成立多条内应线，成功策动多艘军舰投共。各种条件下促成桂永清利用反共之名对闽籍海军人员施行非法拘捕。1949年海军官校南迁之时，海军官校校长、准将魏济民遭诬指意图叛乱；桂同时下令关押一切有政治嫌疑的海军人员，最彻底的是海军官校39、40、41年班的再教育行为，其它海军教育系统也有相当人数因此遭拘禁甚至处决。         1954年6月，蒋介石以桂永清为参谋总长。7月1日起，桂永清出任参谋总长，视事仅45日。桂永清于8月12日逝世，享年53岁；总统特明令褒扬，特追晋陆军一级上将。

林蔚（1889年—1955年8月2日），字蔚文，男，浙江黄岩人，中华民国军事人物，陆军二级上将。江南陆师学堂暨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曾任浙军第一师参谋长。

民国15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第一师参谋长、第七军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参谋本部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铨叙厅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军令部次长、桂林行营参谋长、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曾率参谋团赴缅甸，协助盟军作战；并两度出任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次长、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监察委员、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东南军政副长官。1949年去台湾在军事上襄助陈诚，1950年晋升二级上将，1953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55年病逝于台北。

林蔚细致缜密，慎言慎行，蒋中正主持会报的时候，林蔚从日记簿照本宣读报告，有条有理，既细微周延，也能控制时间，素为蒋中正所倚重的幕僚型人才；亦与陈诚相善，并被认为是陈诚的四大金刚之一。

余程万（1902年—1955年8月27日），号坚石，广东台山白沙镇涨村宁兴村人，早年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广东铁路专门学校，中华民国国军将领。

余程万是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跟李延年做参谋长。陆军大学特别班、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陆军大学研究院。

抗日战争时，时任王耀武国民革命军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守湖南常德。1943年，余程万率部8,315人，面对日军数万人猛攻，是为常德会战，余程万部下仅剩83人，他原本打算自杀，后率部突围。战后，蒋介石闻知“常德失守，余程万兔脱”，下令将其送交军法审判，要将他枪决。但在孙连仲、王耀武出面求情之下判刑两年，被囚四个月之后就释放，旋命为国军第七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后调升第二十六军军长。

1949年12月，与李弥将军被投共的云南省主席卢汉逮捕。余程万被卢汉扣留时附和投共，并向第二十六军广播，劝官兵不可妄动，听候命令；但副军长彭佐熙断定余程万被迫而为，遂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命令就任第二十六军军长，第九十三师师长叶植楠为副军长，并由宪兵第十团电台向第八军之曹天戈、孙进贤通讯，达成协议，进攻昆明。12月20日上午卢汉决定将余程万释出，至下午才在火线中将余程万送出；余程万回到军部后便令立即停火，撤回部队，不料当时已有一个团攻入昆明，而且副官处处长许金涛反对，建议即攻克昆明，固守待援。余程万即启用解放军第11军关防，并宣布随军高级人员，如不愿意，即每人发给五块袁大头，准予各自逃命，次日移防蒙自。12月21日，派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军心背离，余程万经高级人员献议，便重新与台北通电，拥护政府。

1950年1月1日，余程万正式就任云南绥远公署主任，但军心已失，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尤其不满余程万；第二十六军部分空运台湾后，已无战斗力。彭佐熙领5,000多人向红河突围入越南，与湖南省政府主席黄杰27,000多人，都缴械困在莱州，后移驻金兰湾，遣回台湾；另一股则由副军长叶植楠、第四九八团长田乐天和前第二三七师政工室少校主任李国辉，领2,000多人。内战结束后，避居香港。

避居香港后，余程万解甲归田，居住香港新界元朗屏山唐人新村，但其部下抵港时长途跋涉已苦不堪言，见余富有而向其请求借贷但遭拒绝。1955年8月27日，其三名旧部赴其寓所入室抢劫，警员到达后与劫匪枪战，余程万在枪战中被警方流弹误击打死。

为了纪念常德血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余程万邀请名作家张恨水写了一部小说《虎贲万岁》。

何键（1887年4月10日—1956年4月25日），湖南醴陵人。字芸樵，别署容园。民国时期湖南省政要，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以在湖南积极对付中国共产党而闻名，曾下令处决毛泽东和朱德的夫人。

1906年入长沙岳麓山崇古学堂，后入湖南法政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入武昌陆军中学，然后升读保定军官学校。何键出身普通农家，其父勤俭而曾稍有积蓄，亦因何键升学保定需用而散去。

1916年保定第三期步科毕业，和夏威、白崇禧、张治中、叶琪等皆为同期毕业。回湖南后入湘军，任排长。1918年回家乡醴陵，与张国威收散兵游勇成游击队，拥有枪支近千杆，与张敬尧之北洋军作战。驻在郴州的湘军总司令程潜任何、张为浏醴游击队正副司令。1919年，何、张率领游击队开赴资兴，听候改编。何键企图改编为旅，自任旅长。由于张国威所部实力超过何部，张不甘屈居何下，突然率部撒离资兴，公开与何分裂。何、张分裂后，时任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分别改编何、张两部为骑兵两营，以何、张分任营长，名义上直隶第一旅，实际受唐生智的调遣指挥。何营辖三个连，陶广、王本仁、刘建绪分任连长。1920年赵恒惕驱逐谭延闿后，唐生智升任旅长，何随升为骑兵团长，辖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以陶广、刘建绪为营长，王本仁以非醴陵籍而被挤走。何升任骑兵团长后，还延揽了一些保定军校的同学。1923年，唐生智升任湖南陆军第四师师长，何键随之升为第九旅旅长，辖三个团。

1926年唐生智参加北伐及加入国民党，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何键任第一师（后改为第二师）师长。攻下武汉后，该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任军长。

1927年4月，由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煽动拉拢国民党左派人士，此举使蒋中正大怒，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进行“清党”，解散共产党组织并逮捕共产党人，同时在另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即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决定军事上继续北伐，希望与冯玉祥合作先取得北京。唐生智部支持武汉政府，1927年4月底，何键率军北上，至河北一带与张作霖奉军作战。与此同时，郭亮、柳直荀、夏曦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于1926年中起在湖南展开土地改革，于各地成立农会组织，斗争地主及富农，并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土豪劣绅”。第三十五军军官多为湖南士绅阶层出身，为数不少的军官家庭于后方受共产党批斗。何键之父亲亦在长沙被抄家，逮捕后游街示众。湖南军界中于是逐渐出现严重反共情绪。最终在1927年5月21日引发马日事变。第三十五军驻长沙的第33团许克祥部，在何键的暗中指示下进行清党，封锁共产党各机关，解除共产党武装、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1927年7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亦决定分共。唐生智属下之湘军曾尝试联合孙传芳东征南京，何键一度进至安徽，并被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但唐生智即被各方讨伐，最后撤回湖南。唐于1927年底下野出国，何键从此脱离唐生智，开始创立自己的局面。

何键所领第三十五军以醴陵同乡和旧部关系投靠程潜（时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得以完整地保留建制，并留驻湖南境内。何旋又兼任湖南清乡会办（程潜兼任湖南清乡督办），实际掌握湖南清乡督办署实权，以高压政策在各地围捕、处决共产党。1928年11月，被任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进攻井冈山红军根据地，迫使红军主力离开至江西中央苏区。

1928年五月程潜被桂系软禁，鲁涤平主湘，桂系将所属军队改/*军为师，何键第三十五军改编为第六师。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中，何键都支持蒋中正。1929年，何键被南京国民政府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取代鲁涤平，从此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何键得以武装割湖南，逐步形成一个军事集团。何键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又是发动“马日事变”的反共急先锋，在清剿镇压红军和苏区上一贯积极、得力，又出兵拥蒋讨桂，公开倡言”联络西南，拥护中央”，是蒋介石对付桂系（后来发展到对付“两广”）的缓衡和剿共的可靠力量。何键大力收编散布在湘、赣、鄂的程潜和唐生智的旧部，以及湖南各地团防、挨户团、铲共团之类的地方反共游杂武装，军事势力日渐膨胀。

1929年4月何键就任讨逆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蒋桂战争。第四路辖3个师和2个独立旅约4万多人。

1929年12月，唐生智率第五路军在河南举兵反蒋。何键于12月9日通电表示“拥护中央”。蒋复电“嘉许”，并令何“妥辑部曲”。何键即将第四路军作了第一次整编。

1930年起，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的一、二次围剿。何键部下在1929年逮捕处决了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并割头挂在城门前木杆上示众。在1930年10月逮捕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因为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被何键执行枪决。

1930年桂军与红军两度攻克长沙。1930年底何键作了一次较大的整编。

1930年11月成立航空处，处长黄飞。购进美造飞机十四架，开设航空训练班。1934年秋，黄飞因用飞机运毒，事发被枪决，何键不得不将航空处撤销。

1931年3月1日何键下令将各县的团队，按所辖人数的多寡，分别改编为保安团或保安大队。计长沙、湘潭、湘乡、益阳、邵阳等27县改编为保安团，茶陵、湘阴、宁乡、攸县、安化等30县均改编为保安大队，其他如江华、酃县等10多县则暂时仍旧。所有保安团和保安大队都归湖南清乡司令部统一节制指挥。1933年3月下旬，何键请准将湖南省清乡司令部改为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自兼司令，以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兼副司令。同时，在省政府改增设保安处，实际掌握全省的保安团队。

1933年第五次围剿时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从江西突围，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一路追击至贵州边境。

1934年刘建绪调充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营营长时，蒋拉刘分化何键军事集团开路。1935年，蒋以刘建绪专责围剿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红六军团为理由，使何键辞卸第四路军总指挥，1935年7月刘建绪继任。

1935年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体中委会议。1935年前后，所有保安团的排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四路军所属各师调补。何键军事集团达到极盛时期，拥有合计兵力达10万人左右。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改以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何键调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长，实际上被夺去湖南军政权。1939年改任军事委员会抚恤主任委员。何键系军事集团被分割消化。

1949年移居香港，次年到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台北。蒋中正总统下令将何键遗体已定于三十日出殡，安葬于六张犁极乐公墓，二十九日下午五时成主，由贾景德担任大宾，徐永昌、何成濬担任介宾，仪式隆重肃穆。

何键为中国新兴宗教一贯道信徒。

吉星文（1908年—1958年8月24日），字绍武，河南扶沟吕潭乡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追晋），抗日战争将领，在八二三炮战中重伤阵亡。

1908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十五岁就读县立师范时，适值叔父吉鸿昌的陆军第八混成旅考选学兵，此时的吉星文懔于国难即将当前，因此投笔从戎，进入了叔父吉鸿昌的部队中当兵。一年后升为排长。1926年，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1930年中原大战时提升为连长。在37师109旅219团升至营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临榆县城，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然而在日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及力攻击下没多久榆关便失陷，日军占领榆关后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

3月9日，打虎将军赵登禹率部驰援，他一到罗文峪一带就与日军钤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双方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此时的吉星文任官拜营长。由于吉星文打起仗来从来就不怕死，赵登禹便给他起了个“吉大胆”的外号。

在喜峰口战斗时除了赵登禹与张自忠率“大刀队”与日军拼战外，另由吉星文带一队“大刀队”，绕过日军右翼，于凌晨发起逆袭，攻战王家、瓦房等村，将村中敌人全部歼灭。由于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219团团长。

1936年，吉星文进入军校高级教育班进修一年。1937年6月结训后，奉派率所部驻扎河北省宛平县。

卢沟桥距北平市前门十五公里，属宛平县境内，是一座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石桥，此地为保定通往北平市的交通要道，它已成为中国东北的最后一条防线，此时正由吉星文团长率部戍守。

1937年7月7日晚间十一时，日军于北平的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并且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内搜查，吉星文团长与宛平县长王冷斋研商情势后，断然阻止日军进入。在吉星文表态后，日军恼羞成怒，包围宛平县城。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与日军进行交涉。然而日军却枉顾道义地在交涉进行中对宛平县城发起攻击，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此时吉星文决定奋起还击，于是立即招募“大刀队”以对抗日军，只募集一百人的敢死队，却在短短几小时内就来了五百人，他就凭着敢死队与29军的勇士收复沙岗，坚守着宛平城，击退来犯之日军数次。

7月20日，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进入华北，并且以优势火力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此时吉星文与他的敢死队已与日军作战了十多天但仍保持高昂的士气，仍击退日军多次进攻。

26日，日军已集结6万以上之兵力，准备对北平发动总攻击，吉星文昔日在喜峰口的战友：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一同进入北平与他一同并肩作战，然而在日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击下二人同于28日壮烈殉国，此时吉星文仍领着这群敢死队与29军奋勇抵抗日军二十多天，誓言与坚守最后一道防线，直至平津失陷奉命离开战场为止。

吉星文在华北战场与日军展开周旋，1937年9月，升任师旅长，1938年升任师长。在徐州会战掩护友军撤退，并与张自忠一同参与随枣会战，在这期间他多次因作战而身受重伤。他儿子在日后回忆道：“我爸爸在华北亲自上阵肉搏杀敌时，遭日寇武士刀削去肩头负伤，他始终不敢在我奶奶面前更衣，避免这个‘三指填不满’的伤口唤起长辈的心痛。”这是一个军人在面临忠、孝时所表现出的心境。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吉星文作战勇敢，先后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光华、云麾、干城、忠勤等勋章，并被提升为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受到了蒋中正的亲自接见。

1947年7月6日，冯治安派翟紫封的整编第38旅进占鲁南费县县城，遭陶勇的华野第四纵队攻击，仅一日费县城破，38旅被歼，翟紫封被俘。7月8日，驰援翟部之吉星文整编第37旅在费县南面的层皮山一线进入叶飞的华野第一纵队的包围圈，吉部被歼，副旅长张席卿和团长刘延勋阵亡。冯治安在台儿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泣不成声。

吉星文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8年4月结业后，被任命为第七十七军军长。淮海战役中，吉星文头部中弹负伤，被送上海就医。伤好后，调任第一二五军军长。1949年9月从福建撤到台湾。

吉星文赴台后因其赫赫名声，蒋中正仍委以重任，让他先后出任第五十军军官战斗团团长、澎湖防卫部副司令长官。1957年，吉星文入“陆军大学”深造后，晋升为陆军中将，调赴金门，任“金门防卫部”副司令长官，成为司令官胡琏的副手。吉星文在任副司令官之职时仍关怀下属，有一天巡视坑道，为顾及天气寒冷，竟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士兵保暖。

1958年8月上旬，吉星文的脊椎发炎作痛，经陆军总医院检查，腰部卡了一颗1937年抗日战争时中枪的子弹，原本排订8月下旬住院开刀，但因金门前线紧张而暂停手术。

1958年8月23日18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炮击，短短数小时之内落弹5万7千余发，史称“八二三炮战”。胡琏为了给前来金门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接风洗尘，正准备在“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地太武山麓的翠谷水上餐厅（现为金门金湖镇明德公园）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当时吉星文与赵家骧中将、章杰少将先去餐厅查看，走到中途即遭到炮击，在逃往防空洞途中两位副司令当场身亡，吉星文被炮弹击成重伤。隔天，吉星文因流血过多宣告不治。

吉星文将军殉国之后，1958年8月27日安葬于澎湖县军人忠灵祠（1986年迁葬台北县国军示范公墓），政府在1959年3月28日举行大规模的国葬，并追晋其为二级上将。现于八二三炮战事发地点（金门金湖镇明德公园）设有凉亭，其内设有一纪念碑，写着“吉星文、赵家骧、章杰将军八二三战役殉职纪念碑”。

在台湾台7甲线36K+745m处与马当溪支流交会处，建有以他命名的“星文桥”。

1923年，随叔父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翌年升为排长。

1930年，中原大战时提升为连长，后来升为营长。

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

1937年6月，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在七七事变中，指挥第29军37师219团在卢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

1948年4月，被任命为第77军军长。年底，调任第125军军长。

1949年9月，随部队撤退至台湾。

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

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同年8月23日傍晚六时三十分，解放军在厦门、深江、围头、莲河、大小磴等地云集火炮340门无预警强力炮击金门，吉星文与赵家骧、章杰三位副司令官正在明德湖中的凉亭用餐，遭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击中，翌日辞世。

1959年3月28日，吉星文与赵家骧、章杰三位副司令官牌位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吉星文与赵家骧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章杰追晋为空军中将。

赵家骧（1910年－1958年8月23日），字大伟，河南汲县人。

 赵的曾祖父曾辅佐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战死军中。父母亲都是河南望族，他的童年生活具备传统中国乡绅家庭的规范，当然也少不了基本的文化薰陶。就读河南汲县两等小学校、中华大学河南分校中学部、省立第二中学，与同龄的孩子一样，赵亦憧憬军旅生活。于是当吴佩孚在洛阳招收幼年兵时，他便未经家庭允许，报名应考。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战败，赵同幼年兵被俘入奉天，在朱继先主持的东北军官队继续受训，随后进入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九期步兵科，在一千两百人中以第四名卒业。讲武堂教官金海峰首先推荐赵到北平的楚溪春军中，使他得以脱离东北军系统，自由发展，赵的夫人即是楚溪春的长女。

此后他随国民革命军南征北讨，在商震、上官云相、裴昌会部中先后抗日、剿匪，历任参谋、营长、副团长，进陆军大学前为四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

1936年考入陆军大学，为该校第十四期毕业。随后因同学郑作民邀，进入第二军担任少将参谋长，升任十一军团参谋长，在李延年麾下参与武汉保卫战，后获得正式的步兵上校任命状。1942年赴云南担任“驻滇干训团步兵大队”少将大队长，随即调任第五集团军参谋长，与杜聿明关系甚好，1945年随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1947年在卫立煌麾下任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因势难回天，携家至上海，随即渡台。

1951年担任陆军总部参谋长，1955年奉调第一军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随即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预警强力炮击金门，当时在明德湖中的凉亭用餐的国防部长俞大维、金防部司令胡琏幸免于难，赵家骧与另两位副司令官章杰、吉星文同时殉职。可参看金门炮战条目。

赵自幼爱好文史，军旅途中亦不忘读书、练字，爱好写诗，在金门各景点尚有他的诗文题刻。有少稚集、战尘集、北归集等作遗世，这些都收录在后人编辑的“赵家骧将军诗文纪念集”中，由赵的东北好友、监察院长于右任题字，内中亦收录亲友的纪念文集。赵家骧在金门骤逝，家人中最后见过他的是还在念军校的外甥童兆阳，童后来担任国防管理学院院长、陆军军官军校校长与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

郑介民（1897年9月18日—1959年12月11日），原名郑庭炳，别号耀全，广东文昌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军统核心创始人员之一。

1924年，郑介民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后，长期在戴笠麾下工作；后世作家认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情报系统时，钦点了“十三太保”，郑介民列名其中。

1935年，郑介民升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两广事件时受戴笠命令赴香港以金钱策反陈济棠建立的广东海军，是他在当时职务中最重要的工作成果。1941年升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

1943年2月10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负责警卫工作，同年升任少将。1946年兼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首席代表，旋改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后历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国家安全局局长。

1949年4月9日到溪口[2]:181。同年，随民国政府前往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1年1月，何应钦赴东京翌日，郑介民亦密飞东京，并携有中国大陆反共武装分布及与台湾联络情况[3]:24。1956年4月6日晋升二级上将，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9年12月11日凌晨2点在阳明山北投镇自宅去世，追晋一级上将。墓地位于新北市八里区。

已故国立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大陆工作会主任委员郑心雄为其子。在1990年二月政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将“非主流派”李焕与郝柏村结盟的消息透露予“主流派”李登辉阵营，使李登辉阵营成功反制。

其孙为国立中央大学产业经济所所长郑有为。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代表中华民国前往日本参加盟军受降仪式，后出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          自幼在大同长大，13岁时成为孤儿，在一家车马站打工。14岁时，遇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西逃路经大同，他在护驾的毅军中当夫、当兵。1908年，入读武卫左军随营总堂，毕业后授副军校（中尉），任武卫左军路前营左哨副哨长。

辛亥革命爆发时，驻守北京宝泉局。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1916年，赴山东参与居正、吴大洲之民军，进行倒袁运动。       1917年冬，任直隶军官教育团教官。1924年10月，任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5年1月，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8月，任国民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徐永昌以主张不合，乃与冯玉祥疏远。国民三军在陕北缺衣缺食难以生存，1927年率部入山西归入阎锡山属下。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为阎军右翼总指挥，奉军反扑占领了雁北地区，却未能突破右翼防线进入娘子关。1928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6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1928年10月，就任首任绥远省政府主席。1929年8月，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0年，阎锡山谋划倒蒋，徐反对；并一再表示不要用他作指挥官。在阎的坚持下，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后任阎锡山之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9月，被任为晋绥警备总司令。中原大战倒蒋军失败后，徐永昌先指挥西北军在郑州渡河北撤，然后是晋军撤退。待全部军队撤退后，他才渡过黄河铁桥。阎锡山下野，潜赴大连，行前委任徐永昌为晋绥警备总司，负两省军政全责。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1月5日至11月30日短暂停职一切事务。1930年12月1日，复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徐与负责华北军政的张学良商讨，将晋绥军改编为4个军，后又增加了一个护路军，除改变番号外，基本上保全了阎的部队。1931年，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离晋。8月，阎锡山由大连潜归，蒋介石与张学良深感忧虑，一面逼阎出走，一面1931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并有意让徐出任晋绥两省军政长官。徐向蒋陈述利害，认为只有阎锡山可胜此任。     抗战前夕，徐感到已难与阎继续共事。1937年3月6日，国民政府特任陆军二级上将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3月18日，蒋指示徐永昌检查各地国防工事。4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召开省防会议，讨论防务、训练等问题，徐永昌、傅作义及在绥远各将领出席会议。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指挥第一战区抗日军事。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奉命出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期间运筹帷幄，献替良多，于1943年10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特派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参与9月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之受降典礼并签署降伏文书（同行人员尚有杨宣诚中将、朱世明少将、王之少将、李树正少将、王丕承少将）。1946年，被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2月3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派徐永昌任陆军大学校长。       1948年12月，徐永昌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1949年夏天，任行政院政务委员。8月22日下午，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奉命去西北公干，从广州飞重庆，8月23日因为飞机在中途故障，致8月24日成行。9月1日，徐永昌自银川飞赴南郑，转回重庆。政府迁台，率陆军大学师生迁移台北。         

 1952年4月，被蒋中正聘为总统府资政；10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1954年11月，兼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9年7月12日，退役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在台北市积劳病故，享寿72岁。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 号龙池，山西五台河边村（现属定襄县）人。 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政府公派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中国同盟会会员。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举为山西都督。北洋政府期间支持袁世凯称帝。民国六年（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先后设立公私合办的山西省银行、太原兵工厂等诸多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次年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民国十九年（1930年）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倒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 [6]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两面政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1日，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理，以实现其亲自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5月2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葬于七星区阳明山。

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1883年10月8日），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阎锡山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累累，父子二人被迫逃往省会太原躲债。金融投机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后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期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期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宣统元年（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山西爆发革命，清廷一片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禄贞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锡山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锡山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锡山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世凯恨之入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遂告失败。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攻山西。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阎锡山采纳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之时，阎锡山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即主管山西。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世凯民国元年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所以，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二万元银币，接着又连电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 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祺瑞为师，遂得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兼任省长。 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阎锡山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阎锡山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锡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北伐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锡山看到这一形势，乃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29日推阎锡山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锡山为委员。7月15日，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锡山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2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

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锡山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介石的编遣方案。3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锡山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玉祥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锡山竟然将冯玉祥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锡山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锡山知蒋介石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锡山暗中首肯。在唐生智发出通电后，阎锡山见其未将己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锡山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锡山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锡山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锡山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 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销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他还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与此同时，阎锡山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阎锡山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自身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锡山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消除蒋对阎锡山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锡山在晋见之前，曾于3月9日电蒋表示：“山（自称）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阎锡山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同时，阎锡山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阎锡山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阎锡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遂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阎锡山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同年冬，日军炮制了“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威胁。在蒋、日、共三种势力面前，阎锡山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阎锡山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阎锡山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阎锡山停止防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同年冬，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守土抗战”的口号进一步发挥，使之与“牺牲救国”结合。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7月31日，与中共方面的彭雪枫会晤。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7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一起赶到大和岭口，同阎锡山会谈。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锡山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战斗。中国军队坚守23天，予日军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10月初，在太原见到卫立煌。 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阎锡山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新军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已发展为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先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洛川，后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 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3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12月初，阎锡山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锡山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同三方面的关系。阎锡山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锡山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锡山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锡山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本将山西政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锡山在日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锡山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锡山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民国三十四年（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事，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7月，太原已成为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在民国三十六年（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阎锡山名列第32。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妹妹阎慧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1949年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当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正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国防部长也被徐永昌接任。阎锡山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之后居于台北市菁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

病重时，阎锡山对一直看护他的贾景德说：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阎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1960年5月23日病逝，终年77岁。

阎锡山病逝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藩、谷正鼎、梁寒操等人。5月29日入敛，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上。

阎锡山在山西三十多年，一直搞保境安民，尽量不参与军阀混战，为山西重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推行“六政三事”，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

在阎锡山的管理下，山西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阎锡山认为“人以国分，利害相反，战争以生。战争既不可免，为国家生存计，不能不有所准备”。 对于战略、战术、战斗，阎锡山坚持以适当为最高原则。适当原则是阎锡山中的哲学的变体，阎锡山认为在制定战略时要牢牢把握适当原则，做到进退自如，以争取最终的胜利。

阎锡山把国防划分为军事国防和经济国防两部分，主张以经济国防为军事国防的根本，通过经济和军工的自主自立来建立军备的国防体系，真正实现军事上的强大。

阎锡山在其军事策略的指导下，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势力，逐步建立了以五台籍将领为主的嫡系军队。几位五台籍将领如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等从底层军官做起，一直到集团军司令，这其中都少不了阎锡山的提拔与倚重。阎锡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后，开始利用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先后进行了四次扩军，晋军由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万余人扩展到了中原大战前的三十万人，真正成为一支盘踞山西的重要军事力量。

阎锡山在发展军事教育上也不遗余力，先后成立了军士教育团、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山西军官学校、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随营总校、晋绥军官教导团、山西航空学校、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民兵军官教导团、天才军官学校等军事学校，为晋军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阎锡山从各方网罗技术人才，大力发展军工制造，成了与沈阳、汉阳兵工厂齐名的太原兵工厂，基本实现了晋军的武器供给。同吋又建成了两北实业公司，为武器制造提供必要的原料。

阎锡山在军事工业的建设上，思路标新立异，为了使自己的军事实力立于不败之地，阎锡山从人员、技术、管理模式三方面措施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正是由于其正确的建设思路，山西军事工业才能逐渐强大起来。

首先，重视培养技术型人才。选派优秀的人才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并且不惜重金聘请国外技师来华教课，并参与军事工业建设。他创办的实力工业学校、半工半读，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阎锡山给予他们优厚待遇，这些学生大多成为山西军事工业的技术中坚力量。

其次，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地优化生产技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钻研兵器和兵器学的相关问题。如，1924年山西火药厂张凯发明的“凯字号炸药”，成本低，威力大，适用性强。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给山西军事工业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阎锡山还根据山西多山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加大炸药弹体，加重炸药药量来增加威力的做法，制成了大号的手榴弹和手雷，专门防守山拗口和制高点。

最后，实行“包工制”，优化经营管理模式。

阎锡山推行的“自产、自用、自足”的建设方针。经济上，加强金融建设，推行“物产证券”。“物产证券”的推行很好的解决了军事工业建设资金方面的问题，据可靠统计，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山西的各类债券、借款券等共收集资金高达7000万元。正是这批资金，不仅活跃了山西金融的发展，而且从资金上支持了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实现了阎自筹资金建设军事工业的目标。实业上，强调“造产救国”，大力兴办自有企业。阎锡山认为中国国力的衰微的根本原因在于“物力不足”，物质力量的单薄又导致中国的人势无法得以发挥。

他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造产建设、发展实业“和民众对于日寇的反抗情绪，筹建了自己的大型军事工业企业——西北实业公司，正是由于这样的实业企业大大地提升了阎锡山的军事力量，同时也给与抗日战争的后勤供给有利的支持。

20世纪上半叶，阎锡山在山西大力兴办教育，成绩突出，令人关注，并带动其他各地军阀纷纷投资办教育，从而掀起了军阀办教育的热潮。阎锡山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与领悟其统治政策，一方面大力开展带有政策宣传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则率先推行白话文和注音字母，并采用白话书写文告，以期赢得广大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阎锡山令山西省教育厅将抑制洋货的教育与宣传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他还在国民教育课程中增加乡土教育内容。为了增加小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培养其热爱家乡的情感，1928 年晋北平鲁县率先在初级小学中增设乡土教育课程，包括本县沿革、县境、地势、山脉、河流、长城、气候、交通、物产、政区、实业、教育、财政、村政、礼俗等，还附有全县区划表、各区编村表、全县村庄户数及人口表。此后，阎锡山又下令全省所有国民学校均开设乡土课程。还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禁毒内容。他要求在初小历史课中加入清末鸦片的传入及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等内容。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阎锡山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

阎锡山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民国六年（1917年）10月，阎锡山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人物评价

孙中山：“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 

张闻天：这个战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确实是向着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前途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个委员会是依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在司令长官行营直辖之下，所以它的组织，确实也是阎伯川先生的思想向着全民族抗战的前途前进了一步的具体表示。这种进步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希望各地的军政领袖都能够学习阎先生。

《财经国家周刊》：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却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40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毫无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保持相对的富庶、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丝微弱的亮色。

《文汇读书周报》：“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

父亲：阎书堂，以营商为生。

母亲：曲月清，为大家闺秀。 

妻子

原配：徐竹青，五台县大逢村人，阎锡山之父包办，一生无子。随阎锡山去台湾，88岁高龄去世。 

二夫人：徐兰森，山西大同人，为阎锡山生了多个孩子。民国三十四年（1946年）病逝于太原，终年48岁。 

名字由来

阎锡山小名叫万喜，有一天，父子俩走在街上，见许多人围着看告示，挤进去一看，见是山西武备学堂招生，回家后，父子俩商量了一夜，就决定前去报名。当天夜里，阎父阎书堂翻来复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儿子如果考进武备学堂，毕业后就成了带兵的武官，人前该何等光彩？后来想起，如果儿子做了官，还叫小名，“万喜”“万喜”地到处叫，实在不雅，就想给儿子起个响响亮亮的官名。因为阎书堂素日迷信，就又想到该给儿子算个卦，看能不能考取，顺便请算命先生帮助起个官名。

阎书堂把阎万喜的生辰八字，告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认真推算了一番后，说阎万喜五行缺金，这次考试一定得中。阎书堂又请算命先生结合阎万喜的命相，给儿子起个官名。算命先生摇头晃脑了半天，经过再三推敲商酌，最后决定叫“锡山”。从此，阎万喜就改名叫阎锡山了。 

左右之道

1937年2月4日，阎锡山谈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反对左可以，自己不当站在右边。反对右可以，自己不当站在左边。站在左边反对右，站在右边反对左，不是消敌是树敌。”

喜好作诗

阎锡山写了不少古体诗，如1933年8月记：“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此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若此流。”1937年7月记：“做事知难行若易，做人知易行却难。毋论做人与做事，寻着难处易其难。”学者李蓼源称，阎锡山一生写过百余首诗，但多为打油诗，多不合韵律，本人也仅求其顺口而已。

谈论用兵

1938年6月19日的阎锡山日记写道：“德日的战术是侵略性的，强国对弱国，用之利多害少……吾国今日与日本作战，是以弱对强，采德日战术甚为不利，但举国军人所学如此，非特更改不易，言更改且难，真是错路定深难返回，谋国必须事事图始虑终。”1941年3月8日写道：“不容部下犯罪是义，预防部下犯罪是仁，做官长必须仁义具备。”虽然阎锡山打过不少败仗，但从日记上看，他的用兵和带兵之道还是可圈可点的。

五妹慧卿

阎锡山的生活中，还有个为他料理生活的“五妹子”阎慧卿。她是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的女儿，论辈分是阎锡山的堂妹，但比阎锡山小27岁。“五妹子”很得阎锡山的喜爱。但到了1949年3月29日，太原即将解放，阎锡山借口要去南京开会，离开太原。临走时，阎对“五妹子”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你就不要去了”。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五妹子”给阎锡山发电报：“一别永诀，来生再见。妹发电之日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随后，她和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等人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居室里服毒自杀。

研究哲学

1931年2月28日，阎锡山日记写道：“苏格拉底行于街，无故被棍击，睹者不平欲为之报复。苏曰：驴踢人一蹄，人岂可还驴一脚？此与孟子与禽兽有何难焉同，乃是不直之忍。”研究过苏格拉底和孟子，阎锡山还有点学贯中西的味道。

会议总结

1949年8月26日，阎锡山对开会进行了一番总结：“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泄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奔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度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

故居

阎锡山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秋，以阎锡山故居为依托，筹备民俗博物馆，1989年河边民俗博物馆（阎锡山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定襄县河边村（原属五台县），始建于1913年前后，总占地面积33000余平方米。

阎府所有院落均以东为上，以东西为中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是典型的传统布局章法。建筑中街道、小巷、夹道为直道，纵向为正东西，横向为正南北。其最鲜明的特色有四：一是阎府建筑中有典型的清朝宫殿式建筑，如文沱草庐一进三院，庄重高大、气宇轩昂。二是传统北方民居，如老太爷府、客房院，朴实典雅、方正气派。三是依势而筑的带廊窑洞，如西花园南楼、东花园二院南楼等，坚固实用、气势豪放。四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总之阎府庄园三十多座院落既严谨有序又富于变化，具有鲜明的晋北地方风格。

墓地

阎锡山墓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永公路245巷32弄里。墓地周围峰峦环抱，茂林修竹，圆冢方碑，坐北朝南，气势非凡。墓前斜坡上，用水泥雕成一个高大的“中”字。取意于阎锡山认为：处事、为人、为政，都要“发于仁，归于中”。 墓园内之墓碑、宝顶，前方层级而上的墓道及后方背山，形成一完整墓园风水形式，贴满墨绿磁砖圆冢独具特色、石碑保存完整、风格独特，与数百公尺远的阎锡山故居的种能洞及红砖屋并列为古迹，相互辉映，共为一体，深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

60.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生于1885年5月9日。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8年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1930年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同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1949年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率军起义。

王瓒绪像

1949年，中共中央任命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率第四十四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四十四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六十七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出川抗战因病去世，围绕着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军政界的强烈反对。次日，留川部队6个师长、5个独立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双方相持不下，情形趋于紧张。蒋介石电召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王缵绪，以及邓锡侯、王陵基、潘文华、唐式遵等到汉口，与中央方面的何应钦、贺国光会谈，双方达成妥协：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6日，行政院公布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行政院议会决定，由职兼代川省主席，闻命之下，不胜惶悚。窃以职份属军人，应以抗战卫国为职志，日前在汉晋谒钧座，即竭诚请缨，回川后并积极整编所部，方期尅日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何图恩命忽颁，令兼省政。以川政务之繁，与后防关系之重，自惟无材，何能胜任？况又抗战前方，岂能兼营并鹜，仰恳钧座，收回成命。……”5月3日，蒋复电称：“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8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正式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任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1938年，四川省已确定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王缵绪肩负起省主席之重任，不遗余力治理各项工作。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维护后方政局稳定。此时四川民众负担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例如，“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缵绪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再有，“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缵绪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迁就”。

王缵绪在任职期内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一是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肉税附加，用于补充教育经费；三是查核减免乡村的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四是查办贪污积案，裁减贪污官吏）。同时，并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6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他的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1938年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省府，请求改善办法。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当时，王缵绪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他在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王缵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支助慰劳金。

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在他的各项政策推行之下，全省逐渐走上轨道，治理完善有序；不担为前线招集与输送了10多万士兵，还确保了抗战前线的各种物资所需，完善与推进了抗建工作。当年媒体报道：“王主席在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一千四百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库存增加余额一千多万现款。这组数字最能体现他的政绩。”

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原川系实力本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缵绪严肃地告诉他们：“现在拍捧不行了，不要来这套。当军人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5个去前线抗日。你们不去打仗还来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这伙人联名呈蒋“反王主川”。

1939年8月，全国抗战形势处于战略相持时期。这时，王缵绪所治理的抗战后方各项工作已达到正常运行并保持相对安定。为使后方局势稳定，他主动向委员长蒋介石申请辞去省主席职务，再次回到前线指挥战斗。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临行前王缵绪电令全川134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整编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

二

1939年11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

王缵绪到达前线，立刻亲自赴各处视察地形与防线，战前尤其严厉整顿军纪，勉励官兵说：“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绝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要配做一个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抗战是我们的目标。不畏难，不怕苦，既流汗，又流血，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败等种种恶习不可。”

此前战况：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在湖北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攻势。为使日军计划破灭，我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要求，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带，以攻为守，打击日军”。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之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王缵绪告诫第二十九集团军全体将士大洪山在此次战役中的重要性，要求部属尽忠职守，奋勇杀敌，誓与大洪山共存亡，坚决阻止日军北进。12月底，王缵绪指挥全军于襄河东岸南下夜袭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以强有力的攻势占领了王家店，歼灭日军近万人。

1940年初，日军第十三师团调动飞机增援，合力猛烈反攻，先占长寿店，又克王家店。此时，王缵绪身先士卒，率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奋力回击，战斗持续数月，双方伤亡均重。王缵绪与将士们顽强战斗，守住了我军的最后防线，坚持到冬季攻势结束。

3月初，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日军兵分两路，以步、骑、炮、空联合之力向我军进攻，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受日军的强势攻击，王缵绪率主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军奋勇出击，在汪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血战三昼夜，于7日晨将日军击溃，固守了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亲冒矢石，率精锐之师又向日军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歼灭日军5000余人，驮马数千匹，日军虽不断增援，死力反扑，经激战8日之久，终未得逞。

5月下旬，日军数万军队由北南下，王缵绪指挥部属追击。此时钟祥之敌，复以骑兵千余人马，便衣队七八百人自长寿店、汪家店北上袭击，另一部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三路夹攻我军。王缵绪在危机时刻，运用战术，利用地形，引敌聚集夹谷之中，而后集中主力进攻，至此日军动摇仓皇溃逃。

6月，日军第四十师团以大洪山为目标，步骑炮空联合，左右各以8000多兵力由随县经三阳店南下。王缵绪所部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早已布阵。虽说王缵绪带军已转战数月，但将士们的士气依然高涨，个个决心与日军作殊死决战。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顽强地固守阵地。因战势惨烈，第五战区所属张自忠部队失利，而张自忠本人在战场上殉国。就在这战况危机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下令指派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中将属部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6月6日，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泽濬率部勇猛尾击日军3个师，遭到日军猛烈反击。王泽濬不得不向其父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南下的两个梯团，从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率军挣扎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击伤日军第四十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击毙日军将校即有十多人。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王缵绪督战负伤，原有8万多官兵尚余5万多人，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要隘面临危机。此后，王缵绪采取了游击战术，利用复杂有利的地形与日军在山区周旋打转，十多次率部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主力，最终夺回了阵地。

1940年5月，王缵绪在战场上被加任陆军上将军衔。

1941年秋，日军又派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青峰山。王缵绪与日军斗智斗勇，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王缵绪率军坚持奋战了1年4个月，拖住了日军西进，成功阻止了日军妄想突破大洪山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最终将日军全部歼灭在青峰山峡谷之中，取得了胜利。此役因而得名“大洪山老王推磨”，轰动全国。

王缵绪在这次战斗中，践行了“民族独立的金字塔，用自已骨肉去砌成”的誓言，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称号。《国民日报》易君左社长发表长诗一首，《闻王治易将军前线负伤，诗以慰之》：

会战凯音传豫鄂，将军大纛自天落。张家集与流水沟，鲜血开成万花萼。将军不怕死，奋勇独冲锋。健儿争努力，血溅马蹄红。将军受伤不知痛，大呼“杀贼休轻纵”！夺回据点更包围，丑寇直如龟入瓮。空前捷报惊两川，两川热浪火烧燃。川军神勇世无敌，一角克堡金瓯全。长沙一战定邦国，其中多少川儿血？奇功屡建说杨王，决斗方酣比英德。襄河固守未稍西，歼倭易如童缚鸡。及今威名震寰宇，南塘盛业谁与齐？尚忆将军出征日，成都千人万人出。欢呼热烈祝凯旋，知公定有平倭术。我来西川大幕中，独垂青眼礼优隆。书生报国感知遇，一洗冀北凡马空。曾观题画知心事，莺飞草长江南泪。万蝶蹁跹八阵图，单刀闪烁群英会。倭儿狼狈欲何之？打通平汉梦真痴。豫南鄂北金汤固，况有巍巍王者师。将军伤轻抑伤重？伤重伤轻休戚共。但使中华一息存，何劳万户千秋供。作诗岂徒慰将军，亦欲天下壮士闻：非常任务诛奸佞，第一勋名荡寇氛！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令调往第六战区，由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由河南内乡经老河口、兴山、长阳至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日军3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拂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驻地，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王缵绪得知此讯放弃疗伤，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在日机的轰炸中他身负重伤，仍顽强指挥作战。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阵地失而复得。3月，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指挥军队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最终击退了日军在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据点。4月，王缵绪因伤情过重暂退火线，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

10月，日军纠集5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王缵绪带伤奔赴战场，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此时，王缵绪指挥集团军所属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与日军鏖战数日，并有所缴获。不料另一路日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这时，日军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四十四军所地桃源。王缵绪率余部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12月3日，常德失守，随后日军撤出，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收复常德。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的兵力基本耗尽。

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销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六十七军建制，保留四十四军。经军委会批准，四十四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4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军再次发动对长沙、衡阳攻势。6月7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到古港附近，王泽濬率四十四军迎敌，击退日军，缴获甚多。日军大量派兵支援，四十四军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激战九昼夜，于14日退出浏阳。

1945年初，日军由茶陵安阳南进，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奉父命迎敌并受父亲直接指挥。这是抗战中王缵绪、王泽濬父子与日军进行的最后一战，日军虽于7月攻陷茶陵，8月又攻陷衡阳，但都遇到顽强抵抗，付出惨重代价。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我军最终迎得胜利。

1945年9月，因王缵绪抗战有功，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

三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召王缵绪到南京。行前王缵绪对记者说：“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尽管如此，王缵绪还是被任命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1949年，王缵绪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同年12月14日，他授意新编四十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同时自行取消了自己的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完整无损以及7000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12月24日，王缵绪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司令职衔，将所掌控的军队和武器移交给以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其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军、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然而，解放后王缵绪的坎坷命运却令人唏嘘。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他身边故旧、好友先后被划为右派，如台盟谢雪红，民盟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起义将领龙云等，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在此形势下，他选择了躲避，告假去港就医。途经深圳时被扣押（随身携带物品为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52万字个人日记），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了3年，其间既未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后，《四川日报》曾发表“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后，而后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道。1960年，王缵绪终因绝食死于看守所内。而现在能见到的介绍王缵绪的文字，一般写做“潜往深圳，企图越境”，以及“在狱中病逝”。

正是因为王缵绪1957年之后的遭遇，如今有关介绍他的文章及人物志之类的内容，有些地方在表述上与史实不符，起码是用词不当。例如：王缵绪被讥讽为“倒戈将军”，是指他背叛杨森，投靠刘湘；又背叛刘湘，投靠蒋介石等。其实在军阀混战时期，王缵绪、刘湘、杨森三人地位相等，同窗学子，不存在谁投靠谁与背叛谁。刘与杨产生分歧，王缵绪作出适应历史时代的抉择，他看出杨的野心不利于北伐大局，只有助刘统一四川才能结束军阀内战，有利于整个国计民生，这样做即便是“倒戈”，也是值得称赞的。再如：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宣布联共抗日，但是找不到富足安定的抗战大后方，一时很难下定践诺决心。王缵绪为了促蒋抗日，便及时让蒋的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如果说这是他“背刘投蒋”，未免不是置大局于不顾而私见度人。

通过诸多资料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王缵绪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参加“保路同志军”，是典型的革新派人物。抗战期间他主持川政，在供应抗战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急剧加重情势下，凭借着智慧和毅力，把川政整顿得生机勃勃，从而支撑着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斗争共同完成了全面抗战的格局。他身为国民党上将，坚持在前线对日作战，可算是最知名的川军名将，在抗日战争中曾是全国民众敬仰的英雄人物。在解放战争中他拒蒋去台，主动选择率军起义，保住了川地城市完整以及人民生命及财产免遭兵燹诸举，为大西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缵绪有“儒将”之称，一生热心教育，成功地创办了两所学校，即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和西充巴蜀学校（今西充中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他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危难困境中，能够做到体恤民意，兴修农田、水利、交通以及许多公共事业，现有碑文记载。解放后，他将自己创办的两所学校无偿捐给新中国，还将毕生搜集的珍贵的文物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四川省西充中学2004年编写的“校本课程系列教材”第五章《抗日沙场好儿郎》，详细记载了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民族解放战争，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王缵绪将军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沙场，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作战共计2300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所辖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共6.6万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4万余人，最后仅存不到2万人，伤亡失散不计其数）。靠的是‘川造步枪’和无法御寒的单衣，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战，为中华民族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表明，人民至今没有忘记川军抗战，没有忘记王缵绪。

罗卓英（1896年3月19日—1961年11月6日)，原名东潘，字尤青，别号慈威（又作慈卫），中华民国陆军将领（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土木系主要成员。

罗卓英1896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曲滩村宜洋坪，客家人。幼年过嗣叔父，居住同县湖寮乡岭下村。1914年在大埔县官学堂完成教育，原先预定考进大埔中学，但是在民国7年（1918年）转报考保定军校中选，成为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学官。与他成为至交的同期同学包括有陈诚（炮兵科）、周至柔（步兵科），这些至交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有重要影响；1922年7月保定军校第8期生毕业，罗卓英并未进入部队服役，而是返乡担任大埔中学教务主任，并协助开办湖山中学，成为该校校长。

1923年，罗卓英得到同乡长辈邹鲁延揽，以少校阶担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所辖之湖梅军参谋，但是任官不久后即辞职。

罗卓英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军始于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前，大约在1924年底前后进入黄埔军校，由同学兼至交的陈诚推荐入伍，在1925年初苏联军援抵达后担任黄埔军校校军炮兵营第三连上尉连长，此后罗卓英的军旅职务与陈诚的平步青云就有着紧密关系。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屡战皆捷，陈诚所率领的炮一连屡次在作战中建功，在第二次东征战役攻下惠州城时，炮一连的准确炮击摧毁了传统城楼，使得胶着战局得以突破，罗卓英逐渐被提拔为少校副营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炮兵营配属在何应钦所辖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福建朝北方进军。1927年4月，陈诚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21师师长，罗卓英追随同学离开炮兵部队，担任该师参谋处长，后升任参谋长。

21师在与孙传芳部队交战实立有战功，因此在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时，陈诚因功在1928年初升任陆海空军部警卫司令，罗卓英成为该单位的警卫团上校团长，该单位随后因何应钦压力而撤裁。但是整支部队随即转换体制，在1928年秋季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师，由陈诚担任副师长，罗卓英成为师参谋长。1929年，陈诚扶正为11师师长，罗卓英则晋升为下属之33旅旅长，随后晋升为11师副师长。

在当时，11师的特色为该师的基层军官清一色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任官，可视为蒋中正的亲信武力，也可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军阀作战中的主力战斗部队。

1930年中原大战初，第11师主要在河南作战，交战对象是冯玉祥部队，于5月的马牧集战斗中第11师击败了万选才部队。随后11师开进山东，在7月曲阜战斗中拯救马鸿逵部队，并击败了晋军李生达，11师最终在攻占郑州与济南具有重要战功。由于第11师的战果，在1930年底中原大战告一段落后，该部队吸纳国民革命军第14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驻地武汉，陈诚也晋升为十八军军长兼14师师长，原11师师长职则由罗卓英扶正。

1931年5月，十八军开入江西省，纳编第三次江西剿共战争左路集团军序列，该役最后为国民革命军战败，但11师并无重大损失。

由于十八军在第三次剿共战争期间没有重大折损，陈诚趁着战局变化其间吸纳了许多遭共产党军击溃的部队残军，大幅扩张第十八军编制，充实其羽翼。包括国民革命军52师(晋军、师长韩德勤)、国民革命军第43师(孙传芳系，师长郭华宗)，由于扩张过度，随后罗卓英被陈诚找入第十八军军部任副军长兼11师师长，协助整理这些趁乱吸收的杂牌部队。在1933年，陈诚将国民革命军第59师(川军、师长张英)收编入十八军，此时十八军已扩张到各单位无法坐视之情况。

由于体制上并不接受十八军的状态，在陈诚的建议下蒋中正决定在1933年初重新启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编制，下属52师(师长李明)、59师(师长陈时骥)，罗卓英任该军军长。1933年2月，第五军参加第四次江西剿共战争，为中路军第1纵队，罗卓英同时兼指挥第11师。不过该役第1纵队在2月底到3月初遭到红军毁灭性打击，第五军两个师全遭歼灭，师长全遭俘虏。第五军因此撤销，罗卓英则回到第十八军系统下任副军长，代行军长职务。

1933年底，陈诚在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1934年春季交出了十八军军长一职，由罗卓英继任军长，副军长由43师师长刘绍先接任。1935年升任中将。

1936年两广事件，十八军布署在粤汉铁路南段防止桂系部队北上。随后8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平桂战斗序列中，罗卓英担任敌前总指挥。随后十八军南下，蒋中正亲赴广州并开设广州行营，罗卓英任命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随着罗卓英的职务扩张，其开始参与党职，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罗卓英任十八军军长，下辖11师、14师、67师、98师。首先参战者为98师，在8月15日开抵上海编入左翼军，负责宝山、罗店、浏河等地的守备。随后左翼军增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陈诚，罗卓英任副司令官，下辖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淞沪战役后期则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军等单位。

1937年10月，罗卓英任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等，随后第十五集团军。左翼军在上海战役中并未被突破，但是在上海战线总崩后，十五集团军退入苏皖浙边区，未参加南京保卫战。罗卓英则在11月19日转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辅佐唐生智进行南京保卫战，但南京随即失守，罗卓英撤离回到苏皖浙边区，在1938年1月接替薛岳成为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归抗日战争第三战区节制，十八军军长则由黄维接任。

第十九集团军在1938年投入武汉会战，无显著战功。

1939年3月，第十九集团军投入南昌会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罗卓英担任敌前总指挥，该役南昌失守。同年9月，十九集团军投入第一次长沙战役。

1940年2月，罗卓英兼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1年初，第十九集团军投入上高会战，该役成功击退日军入侵，罗卓英因该役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年底，第十九军投入第三次长沙会战，该役在战役布局成功之下战胜。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美国向日本宣战。由于东南亚战况迫切，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远征军。该职务司令官一职原先属意卫立煌，但因卫的政治忠诚度问题，在人令颁布但人尚未到职前，该职务及由罗卓英接替，1942年4月2日，蒋介石派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一路司令长官。4月5日，蒋介石偕罗卓英及史迪威由重庆乘飞机经昆明抵腊戍。

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入缅作战中，因英军的急速崩溃导致远征军损失惨重，同时史迪威亦轻视罗卓英能力，并多度要求撤换，蒋受迫史迪威压力而将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架空，实权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参谋长史迪威运作。

在第一次滇缅战役落败后，罗卓英虽然名义上是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负责兼度驻印度部队训练；但史迪威期望将中国驻印军营级以上主官全面由美军军官任命，以助印军指挥权问题继续向重庆施压，重庆国民政府最后妥协，以撤职罗卓英，撤销副总指挥换取国民革命军营级以上军官仍继续保有驻印军职务之自主性。罗卓英因此离开印度，返回重庆。

1943年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4月22日军事委员会免去其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1]:7106。后转任军令部次长，兼桂林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主持中国远征军所属部队实施美式教育训练。随后转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全国知识青年编练总监。

194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罗卓英转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由军职转换为政治界。

1947年6月中旬，越法战争以来，政局混乱，华侨在越南生命财产均无保障，近纷纷向云南、广西两省边境避难，人数已达4,000余人，云南省侨务处、社会处已派员前往救济；6月19日，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就越方限令华侨疏散，电请行政院派舰保护撤退[1]:8373。7月19日，国民政府派罗卓英为广东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7年9月，因同学陈诚的邀请，重返军职担任接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协助行辕主任陈诚处理国共内战东北战场，但东北战场溃败，罗卓英也跟着陈诚一同辞职负责。

1948年底，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罗卓英追随其进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公署副长官。1949年其族人多随之迁往台湾，乡居屏东县。12月31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卓英呈请辞职，被准予免职。

1950年3月，罗卓英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兼台南研究区主任与国民大会代表。

1961年在台北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陈诚亲撰祭文《哭尤兄》曰：“假令论及昔年报国，与其谓诚稍有贡献，毋宁悉以属之于兄。”

1947年与1983年为纪念1946年接收该岛时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号慈威），取名“南威岛”兼有接收舰队威镇南海之意。

儿子罗中郎，国民革命军上将，1948年负笈美国纽约大学传播系获硕士学位，1972年创办 “海外电视公司”，八十七岁病逝美国纽约。

义女张翠英，美国海外电视台秘书

著作：《呼江吸海楼诗集》《正气歌注》

罗卓英身经百战，马上英姿早已载入史册。少为人知的，是他文采风流，精擅律绝。戎马倥偬之际，几乎无役不诗。抗战胜利后，他出版有《呼江吸海楼诗集》，收入183题共593首诗，皆创作于1937年7月至1946年11月，涵盖整个抗战时期，时罗卓英在四十二至五十一岁之间。其中多数篇章，如《芦沟曲》、 《罗店》、《吊宝山殉城姚营官兵》、《上高会战奏捷四首》、《远征军贺捷诗三首》等，经战地记者转载传播，一时脍炙人口，乃至蜚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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