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民国干城 忠烈将领

【文会附刊】（10—-3）

民国干城 忠烈将领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战卫国将军录（三）

288.胡宗南—————————3

289.朱绍良————————–11

290.陈诚—————————-12

291.白崇禧————————–14

292.俞飞鹏————————–32

293.上官云相—————— —–34

294.马鸿逵————————–35

295.陈大庆————————–39

296. 杨文瑔—————————40

297.蒋鼎文————————–42

298.熊式辉————————–45

299.胡琏—————————-47

300.梁序昭————————–56

301.关麟征————————–57

302.张发奎————————–59

303.刘玉章————————–67

304.刘茂恩————————–71

305.余汉谋————————–75

306.钱大钧————————–76

307.黄仁霖————————–81

308.方先觉————————–83

309.赖铭汤————————–92

310.徐焕升————————–93

311.孙震—————————-94

312.石觉—————————-96

313.周至柔————————–97

314.何应钦————————–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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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原名琴斋，字寿山，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及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位，蒋中正的心腹之一，民国初期被时人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

胡宗南是东征、北伐、统一、剿匪、抗战、戡乱、保台诸战役，全程参与的唯一黄埔学生。抗战期间，胡宗南曾经主持陆军官校第七分校，地点在王曲。校中有两幅重要对联，一为“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另一为“铁肩担主义，血手著文章”。前者原出现于广州黄埔，后者出自胡宗南的壮怀，皆为黄埔精神精义所在。

由于胡宗南骁勇善战，深谋远虑，善于统御军心，加之又深得蒋中正的宠爱，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军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悍将。

连战指出，他的父亲连震东与胡宗南曾在西安相处多年。在战时干部训练团担任教官的连震东，与胡宗南更在1959年成立的国防研究院中同为第一期研究员，两家人过去交往甚密。

祖籍浙江宁波镇海，3岁时随家迁孝丰（今属湖州安吉县）。青年时代曾追随斧头帮王亚樵。1920年入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暑期学校，结识张其昀、缪凤林。1924年6月进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曾因身高未达1.6米未被录取，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被录取，1925年毕业，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其后胡曾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

1932年，胡宗南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居“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1935年7月，胡宗南率军坚守松潘县城，红军久攻不下，被迫绕道过草地，在草地因恶劣行军条件损失惨重。1937年4月12日，第一军胡宗南部由陕西调往徐州，负责徐州、蚌埠一带治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1937年冬，胡宗南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团长；其后担任国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号称“西北王”。胡宗南以四十万军队驻陕西西安，胡宗南在西安有三个住处，兴隆岭、小雁塔的战区长官部、以及幽会红粉知己的东仓门公馆，号称<狡兔三窟>。

1947年1月15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赴郑州晤参谋总长陈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检讨战局，研究作战方案。

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预谋奇袭延安，因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间谍（与胡宗南部属申健及陈忠经被周恩来共称中共情报“后三杰”），胡宗南的军事行动遂被共产党掌握。胡宗南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是匪谍。

1947年2月9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开作战会议，布置进攻关中地区。2月28日，蒋飞抵西安，部署对延安军事进攻。中共得到秘密情报，部署延安紧急疏散。3月1日，蒋召见胡宗南，研讨进攻延安计划。3月12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三路进攻延安。蒋命胡宗南以25万兵力进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战军放弃延安。胡宗南的第一军收复延安，因战功升为陆军上将并授予二等宝鼎勋章。胡宗南占领延安一年中，始终找不到中国共产党主力，由于机要秘书熊向晖共谍暗中通报，国军于青化砭、羊马河及蟠龙镇三次战役 – 蟠龙镇军部粮弹后勤被共产党部队击败，再败于沙家店战役。宜川战役中，刘戡和严明皆阵亡，旅长李纪云、李昆岗被俘，4月21日整编第十七师撤出延安。1948年6月，蒋介石视察郑州、西安，并在西安召集军事会议，面授胡宗南主任应变机宜，留三日返回南京。10月10日，胡宗南为挽救荔北败局，从耀县、兴平、潼关等地急调整编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九十师、第七十六师等部，共3个旅90,000余人，进行反击。是日，先头部队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解放军击退。

1949年4月10日，胡宗南到溪口。5月，胡宗南部队于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后，损兵折将超过10万余人。5月20日，西安撤守。部队陆续撤退至秦岭及巴山地区。12月7日，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胡手下剩三个兵团，不久第七兵团裴昌会在德阳降共；第十八兵团李振在成都降共；第五兵团李文在雅安被围剿，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12月16日，胡宗南由成都飞到海南岛榆林港。12月20日，胡宗南部队决定放弃成都。12月22日，蒋介石清晨4时即起床，亲函胡宗南指示方针，及今后空军与其进行途中详尽联络方法。因其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下令他与西昌共存亡。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岛飞往西昌，准备收拾残局。

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郭寄峤向蒋介石表示：“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派机接胡回台北。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于西昌机场搭专机飞往台北，并调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同年5月11日，监察院山陕甘监察使主任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以其“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机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六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宣布“监察委员李梦彪等弹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俱不能成立”，“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终因蒋介石庇护而失败。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给行政院院长陈诚上书：“请以现在台湾、香港之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义民三万人为基础，成立三个野战挺进纵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闽、赣、苏各省边境，建立基地。” 8月，身在台北的胡宗南，化名秦东昌[10][11]出任江苏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乘船前往大陈岛赴任。仍复职指挥沿海游击队与解放军作战。1952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过辖区只有浙江沿海少数离岛（主要为大陈列岛、一江山、披山、头门山、渔山、南麂）。

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防卫司令官。1959年，胡宗南退役，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62年2月14日病逝，年65岁。1962年6月，蒋介石亲临胡宗南将军灵堂致祭，最后将之葬于阳明书屋境内中兴路旁。

郝柏村提到：“抗战期间，胡将军驻节西北重镇西安，彭孟缉将军时任西安炮兵旅长，要见他得依例先登记候约。但到台湾后，彭将军任参谋总长，胡将军任陆军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彭总长到澎湖视察时，胡将军都亲迎机场，对这位老部下兼新长官，执行部下之礼甚恭，彭总长连声说不敢当。两位对军中伦理和阶级服从，都立下完美的榜样。” 

曾在大陈岛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陈和贵，忆及当年总是不解胡宗南为何不搭吉普车而宁愿步行爬过山头洽公，事后胡宗南表示：“这里的汽油比台北贵了1倍。”王曲第7分校19期学员孟兴华表示：“校长（胡宗南）自请赴大陈岛打游击战，又自行请命驻守澎湖，完全实践了黄埔人忍辱负重的精神。” 

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说：“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我胡宗南的军事克星。” 

评价

郝柏村在《胡宗南上将年谱》序〈黄埔精神的典范—胡宗南上将〉，写到：“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最年长的学生，入学时已28岁（当时学生平均年龄应为20岁），曾有社会经验，毅然携笔从戎，故在先天上，他是黄埔一期最成熟的学生。历经四大战役，他的升迁在黄埔子弟中首屈一指，毕业后两年（民国16年），就当了师长，从带40人的排长，升到带一万人的师长。尔后从第一师、第一军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先后统兵达百万，而在蒋公心目中，直以接班人之势期许之，乃因他是黄埔精神的标竿。” 

胡宗南于中华民国陆军史上，创下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五个第一：担任军长、兵团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乃至升任将军均拔得头筹，他也是唯一一位迁台前即获第三颗将星的黄埔生。与戴笠不仅同被外界名列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且传为1932年3月成立于南京的“蓝衣社”骨干。

胡宗南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为什么自己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还是输给了农民出身的彭德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对此，彭德怀一句话点破了天机：人和。历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无论你曾经多么强大，多么显赫，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文史天地》2012年第5期载：“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和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凭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第一个晋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胡宗南的统战工作。” 

西北解放之后，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评价为：“志大才疏”。

胡宗南次子胡为善解释：“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胡为善强调：“西峡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中共在国民党军政要员边安插不少间谍，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3人是胡宗南为国府培养的人才，而后被吸收、成为中共情报后三杰。其中熊、申两人早已过世，近来才有陈忠经消息传出，他早以99岁高龄（2014年7月13日）病逝，陈忠经兄弟─陈琳29日于《光明日报》忆述，其兄长身为红色情报人员的生平，披露若干未曝光内幕，也为国民党溃败下了历史注脚。文革期间，陈忠经的身份让他饱受打击，他被视为“敌特”，被打得遍体鳞伤，若非周恩来的保护，他早以“潜伏胡特”之名被杀。文革结束，胡耀邦为他平反，请他出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同时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2009年起因病长期住院直到过世。

陈琳说，1938年至1940年，熊、陈、申等3人逐步深入胡宗南身边，秘密受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陈忠经有一特殊背景，非熊、申二人所拥有。1949年之前，陈父陈延晖长期担任国军高级将领徐永昌幕僚。陈忠经就充分利用这层人脉，抬高身价、巩固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位，同时探听国民党高层的最新动态。某次，陈忠经被戴笠的手下拦住，他灵机一动，上前狠狠打了拦路军官耳光，大骂“你想造反吗？”并顺手掏出一张公文表示，“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对方看情况不对，连忙让路。

期间，陈忠经曾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申健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西京分团书记、熊向晖则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侍从副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培养接班人选，派三人赴美深造；周恩来接获汇报时提到：‘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三人赴美后，国府1947年9月在北京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与电台，逮捕不少中共党员，还包括在西安与熊、陈、申3人秘密接洽的联络人。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都一一惨败。”巧合的是，中国大陆的《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6月号上登载了朱汉生名为《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的文章，表示胡宗南确有接近中国共产党。

这导致胡宗南的后人及旧部属孔令晟等群起抗议。此书原本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刊行；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时任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代表）透过远流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达对本书不满：“为了维护父亲名节，什么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后是敌人。”

张戎在书中提及当年国军将领胡宗南将军，是共产党卧底的间谍，针对台北有人提出反论，张戎表示，她也听说了，因为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曾经跟她连络过，但这是她根据当年胡宗南打了一系列战役的资料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张戎指出，有人说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才是共产党卧底，所以胡宗南是冤枉的，其实熊就是共产党，但他在1947年时就离开胡宗南到美国去了，之后又发生许多事情，包括毛泽东遇险又脱险的事，都在她书中有着墨，那时熊已经不在胡宗南身边了，可是后来胡宗南攻打延安的一系列战役，都让人对胡宗南起疑。张戎说：“熊向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但不能断定胡宗南不是。” 

在其身后50余年，长子胡为真亲自规划、修订，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传记《一代名将胡宗南》、《胡宗南上将年谱》等4部作品，除了在黄埔建军90周年之际，以此系列书纪念黄埔军魂，也为涉及胡宗南的不实传言正视听。胡为真指出，当年老蒋总统曾打算以西昌作为反共的最后根据地，胡宗南当时虽认为军队入川将难保，但仍秉持“服从领袖”精神入川，损兵折将超过10万余人。曾打算死守西昌的胡宗南，根据当时情势在与蒋经国深谈后，促成台湾作为反共根据地的结局，而老蒋也一纸令下要胡宗南弃守西昌来台。

胡宗南的妻子是叶霞翟。胡宗南曾多次于蒋介石面前，为戴笠说项，戴笠也投桃报李，介绍其女门生叶霞翟与胡宗南相识，两人于1937年订婚。不料抗战爆发，胡宗南誓言抗战胜利才成家。由于胡、叶两人并未对外公布婚讯，之间还曾发生蒋夫人宋美龄有意撮合，胡宗南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一段插曲。胡、叶两人直到1947年结婚，此时新郎已51岁、新娘也34岁，夫妇俩的长子即为国安会前秘书长胡为真。

长子胡为真：现任总统府资政，曾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中华民国外交部礼宾司长、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驻新加坡代表等职。

次子胡为善：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财管博士毕业，为现任桃园市私立中原大学副校长，曾于2010年底赴祖籍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寻根之旅

长女胡为美：作家，美国北加州华人作家协会的会长，其丈夫是在IBM供职的工程师。

次女胡为明

胡为真表示，自己前几年才发现父亲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薪水总是分为3等分，一部分是私款拿来公用，一分寄回家要养的部下。透过多年来梳理父亲的资料，以及昔日故旧的分享，胡为真表示：“希望让世人对我父亲的不了解，得到澄清。” 

胡为美认为：“古人说盖棺论定，幼小的我们不懂这些，只记得当时的场面，记得母亲椎心的哭泣声。父亲一生不为自己打算，走后家无恒产，母亲面对现实，积极果断地决定外出工作，以抚育我们四个孩子。不为国家增加负担。母亲是美国威斯康辛麦迪森校区的政治学博士，最终选择办学，继承父亲教育救国的遗志。应邀协助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与父亲生前教育理念一致的好友张其昀博士，创办私立文化学院研究所，（现文化大学前身，初创时一度命名私立远东大学），并且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校址选在阳明山山仔后，从此开始了她献身教育事业、早出晚归的职业妇女生活。而晓峯先生为了纪念父亲当年所说：‘中国复国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学，科学，兵学与品德的修养。’将文大训练新生的大讲堂，定名为宗南堂，并一度陈列了父亲生前所有的勋章、遗墨、配戴过的武器、纪念品等，以激励学子，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朱绍良（1891年10月28日—1963年12月25日），字一民，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其为中华民国末任于福州市办公的福建省主席，福建省福州市人。

先后就读福建陆军小学堂，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讨袁战争、北伐、中原大战、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等战役。

1931年12月兼驻赣绥靖主任。1933年任甘肃省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1935年兼任西北剿共军第1路总指挥。

1937年3月30日，行政院任命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

七七事变后，参加淞沪会战，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结束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新疆省主席。1948年12月30日，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抵达南京。

1949年1月18日，国防部遵蒋令，作以下人事任命：一、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二、衢州绥靖公署撤销，改设福州绥靖公署，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五、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1月20日，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月21日，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5月19日，蒋经国奉命经厦门飞往福州，访福建省朱绍良主席于福建省政府。8月至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3年12月25日在台北病逝，享寿72岁，1964年国防部追晋其为陆军一级上将。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被认为是蒋介石的爱将。1949年渡台后，曾任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等高职。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在民生、军事、经济各方面皆有政绩，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国军之内，由陈诚领导的系统亦有“土木工程系”之称。

陈诚于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炮科。之后在浙军、粤军任排、连长。1924年入黄埔军校当炮兵教官，任特别官佐，炮兵营连、营长。北伐时任总司令部参谋；团长，第21师师长。北伐后带第11师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时因功升任18军军长。陈诚是国军中的干将，参与多次围剿红军，曾分别任各路总指挥。1935年第五次围剿红军时，任前敌总指挥，攻陷广昌、瑞金等重镇。之后曾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总”，进剿陕西红军跟据地。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中正同时被扣，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对蒋的极大忠诚。西安事变后陈诚负责改编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抗战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司令等职，参与过的大战役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

1946年5月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力主对共党用兵。之后指挥国军向解放区进攻被挫。1947年陈诚升任一级上将，兼任东北行营主任，负责东北军事及政治民生。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事失利，多个国军精锐主力兵团被歼，陈诚于5月被免职。10月到台湾，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

到台湾后，陈诚主张“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实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之后又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自1950年3月15日至1954年5月31日及自1958年7月15日至1963年12月15日陈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当蒋介石担任第二任施行中华民国宪法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时，他担任副总统（1960年–1965年）。他也曾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去世。台北县泰山乡曾有陈诚墓园。1995年8月，陈诚的骨灰迁移到高雄县大树乡的佛光山。

评价

在大陆情势逆转的关键时刻，整编来台部队、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规画地方自治；是蒋中正以外的第二号人物，对台湾社会与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诚与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生子陈履安。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伊斯兰经名奥马尔，广西桂林回族人，民国名将，人称“小诸葛”。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起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广西绥靖公署及桂军第二军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官至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并曾出任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

其与李宗仁并为民国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二人最初一同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手驱逐广西的旧军阀。192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后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北伐成功后，和蒋中正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与李宗仁等退回广西。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屡有胜果。

其于1931年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国防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军政长官。然而，国民政府未能保住在中国东北的战果，局势对国府愈趋不利，桂系最终亦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其赴台后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病逝于台北。

白出身回族并笃信伊斯兰教，曾在大陆捐款兴建了多所清真寺、发展穆斯林教育，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中国穆斯林许多方便。另一方面，据其子白先勇回忆，白对于少数穆斯林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例如：女性不得受教育、女性戴面纱等，极为反对。白对其他宗教亦采宽容态度，时常为佛教、道教寺庙题字、撰联，诸如暖暖安德宫、关渡宫附设之广渡寺、梧栖朝元宫、延平郡王祠[等，不胜枚举。

其五子为华文世界著名作家白先勇。

1893年，白生于广西桂林六塘山尾村的一个回族家庭。1907年，白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入学不及3个月，因患恶性疟疾而申请退学。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17年，白申请去新疆训练新军，以十月革命爆发无法成行，回广西见习于陆荣廷部。1918年白到广西模范营当连副，1919年任连长，1920年在百色清鄕；1921年粤军讨伐陆荣廷，模范营反正，白任营长、团附。

1921年底，黄绍竑接过马晓军部队。1922年，白在百色与自治军作战因堕崖受伤，入粤治疗。1923年3月，白因作战足伤，赴广东治疗，孙中山当时正在广州。在广东受黄绍竑之托，经再三研究后，白以全权代表身份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请缨讨伐沈鸿英，并申述广西统一对革命之重要。

1924年，孙也深以为白之建议为上策，立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为参谋长。黄、白立即通电分别就任，赴郁林与李宗仁商合作。1925年，李、黄合作，白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先后击破陆、沈主力，又败唐继尧入桂滇军，一统广西。

1926年，白赴广州商两广统一[。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白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随军北伐，北伐初期，白挥军底定湖南、湖北，进攻江西，击溃吴佩孚、孙传芳军。

1927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任命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举平定浙江，进军上海。白率第一军克复杭州、上海；随任淞沪卫戍警备司令、第二路总指挥，兵出山东南部。配合蒋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清党。8月蒋下野，白任淞沪卫戍司令，荐参谋长张定璠为上海市长。

1927年1月、3月、8月、10月，白多次战胜孙传芳。8月，此时因宁汉分裂，蒋下野，孙传芳部乘中国国民党内部分裂，回头反扑，占领南京龙潭；白恰巧自上海回南京，路上发现孙传芳军踪迹。白立即在无锡下车，用车站电话命令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反攻龙潭，同时命令正从常州开往杭州之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增援。白得讯，自无锡赶往镇江坐镇指挥，何应钦、李宗仁急调第一、第七军由东西两面会攻龙潭，三面围攻孙军，总攻龙潭地区之孙军。白紧急成立指挥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孙军激战6昼夜，遂将孙传芳军击溃，毙敌2万余人，俘虏3万余人，孙传芳主力几全部覆灭。

1927年11月，蒋、汪精卫合作，广州张发奎、黄琪翔“驱李（济深）之役”，白赴汉口指挥第三路军图与程潜进湖南解决唐生智旧部；12月蒋复职。

1928年，白在湖南收编唐生智旧部。3月，蒋屡次命令白早日平定湖南局面势，合力北伐。4月8日，蒋任李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8]:302。白收编湖南唐生智部后，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奉命代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策划肃清关内残余军阀张宗昌、褚玉璞部。5月19日，白应蒋邀赴郑州与蒋冯会晤，商进兵京津会后白统兵北上，张作霖不战而退；6月11日，白、阎锡山连袂入北京；7月6日，蒋、阎、冯、李在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后在小汤山裁兵善后会议，白反对裁兵主张殖边，蒋不纳。

第一、二、三、四集团军都有派部队参加，白领军挥戈北上，9月直达北平、天津。白率李品仙部在滦州肃清直鲁军，9月中白攻入唐山抵滦河。12月13日，胡宗铎偕何键到北平告知白，蒋从江西暗中补给鲁涤平；白示武汉四战之地不宜用兵，著胡宗铎告夏威、陶钧：第四集团军从武汉全退入湖南，后靠两广，候命进止；胡阳奉阴违；12月18日白发电文“建议西北国防”，向蒋表达反对裁军及志愿前往新疆。东北张学良宣布易帜，北伐底定。

北伐期间，桂系势力范围猛增至两广、湖北、平津，中央蒋采信政学系谋士杨永泰“削藩”之建议，以军事解决第四集团军。1929年1月1日，蒋电邀白去南京参加编遣会议，白以病辞；1月5日，李宗仁在南京就军事参议院院长职；1月17日白入北平德国医院疗养。2月11日，胡未征李、白意，以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改组湖南省政府，派夏威、叶琪入湖南。武汉方面桂系少壮派湖北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等冒进出兵湖南攻打鲁涤平，造成“湘变”，授予中央消灭桂系之口实。蒋借口请李济深调停武汉事，李济深入南京即被软禁；蒋通过古应芬拉陈济棠收拾广东；3月20日李品仙在唐山通电反白拥蒋。白得廖磊掩护，仓促出走，从天津乘船至香港返回广西。蒋桂战争开始，中央军中粤军、湘军、滇军各路攻打广西，白与李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后又潜返广西，将中央军击退。5月5日，李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后到香港“联冯（玉祥）”；广西白、黄绍竑分攻广东，于白泥战败，避居海外。11月，李、黄绍竑、白返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战败；12月回平乐休整。

1930年3月15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为副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李自兼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七、十五军攻湖南。6月中，白攻下岳州，后队为粤军切断；白回师救黄绍竑，于衡阳战败。8月黄绍竑离职，电蒋求和，白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10月白解南宁之围，滇军退云南，白视察龙州、百色。中原大战之后，广西与中央对峙，直至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广西出兵参加抗日为止，其间6年，广西在白领导下，实施“自卫、自给、自足”、“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全省皆兵。白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广西如此积极武化整军，是由于当时中国内外情势发展使然。

1931年2月末，蒋扣胡汉民，古应芬南下策动陈济棠联桂反蒋；4月白偕张发奎赴广东转香港晤汪精卫，适孙科衔命调停，遂约同广州反蒋；5月1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6月两广组成第一、四集团军，白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派蔡元培等赴广东谈和，召集上海和会，约上海和议；南京、广东分召四全大会，后在南京一中全会统一；白在四全大会当选中执委，广州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自从广西省黄绍竑离开广西后，他的位置便由黄旭初取代，而成了新之李、白、黄体制。12月中，应广东中委要求，蒋第二次下野；白出席一中全会，12月28日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1932年，蒋、汪分主军政，两广靠胡汉民与南京对峙；李在广东与陈济棠联络胡汉民，白主持广西军政。

1933年5月，南京明令陈济棠为南路剿总司令，白为副司令；广东派余汉谋军、广西派王赞斌师驻赣南，防蒋南犯。11月闽变，此前陈济棠、陈铭枢到南宁联系，李、白以做法激进拒绝参加；并电邀胡汉民、陈济棠在广东成立抗日政府，未得积极反应。

1934年6月18日，白飞广东晤何键，先是蒋派何键到广州；白借此与余汉谋商谈于赣南，并阅王赞斌师；回广州后，陈济棠召集会议，白称蒋以第五次“围剿”在东线、北线署重兵，意压江西红军向南，应避战免为蒋所乘。1935年，先是红军长征与白函电交责使蒋愤激，蒋邀李于3月下旬在贵阳会晤，不应；白仅派张定璠、刘斐于3月27日在贵阳晤蒋。

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蒋借此收回陈济棠广东军政，陈济棠强邀李、白借抗日反蒋；白先飞广东会商主慎重，因陈济棠坚决而同意联合行动，为“两广事变”。6月，白派李品仙飞长沙争取何键，顷中央军抵衡阳，桂军止进；白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陈济棠不敢纳。7月，广东内变，广西坚持抗日；蒋纳程潜意见，蒋桂和解；蒋初欲在广州晤白，张定璠急电阻止，改由李飞广东见蒋。9月2日，居正、程潜、朱培德飞南宁，蒋桂议和，共同抗日；日本压力愈大，东北张学良形势不稳，中央不愿与广西纠缠下去，他们带蒋亲笔信，深望和议有成。

广西虽然贫穷落后，但亦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白曾自兼航空军事学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广西空军将士泰半壮烈殉职。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前夕，蒋任李为第五路军总司令，白为副总司令，并派参谋总长程潜至广西监督各将领就职宣誓。“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日大战爆发，蒋号召全国抗日。7月27日，蒋派刘斐赴广西，敦促白至南京。8月4日，蒋派专机至桂林将白接往南京。白参加抗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不久李赴徐州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

1938年初徐州会战前，白衔命视察各战区，协助部署计划。白推荐川军邓锡侯部参加徐州会战。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战役前夕，蒋携白飞抵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3人视察陇海铁路前线；蒋当天离开，命令白留下，协助李作战。“台儿庄大捷”是八年抗战中关键一役，是役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全盘作战。4月4日，台儿庄大战方酣之际，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因赴武汉开中国国民党临时全会，顺道到徐州探望李；次日晨，李偕黄旭初往访白崇禧。

1938年6月5日，白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之最高军事会议。6月，白指挥“武汉保卫战”，与日本军盘桓5个月。7月起，白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江北岸武汉保卫战。

1938年8月中旬，西南行营主任白在广东英德召集南方各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后，广东大战日内即将爆发。

1938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南岳会议”，会中决议设立桂林行营，白出任桂林行营主任。12月3日，白担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4个战区。

1939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重庆开会，1月25日闭会，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8月，日本军发动赣湘作战，分六路会攻长沙，白为此次大战之最高统帅，指挥第九战区薛岳司令官迎头痛击，日本军大败而退，是为抗日战争中有名之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日，日本开始移兵广西。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在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之作战情况，并决策发动新攻势。11月6日，蒋、宋美龄夫妇抵达桂林，在白桂林家中探望白母亲马太夫人。1939年11月，日本军第5师团突然在钦县登陆。11月16日，蒋在重庆召见白，令其不必再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桂林指挥作战，并以桂林行营主任全权指挥第五军等中央直系部队。11月19日，白由重庆飞桂林。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12月初占领崑仑关；日本军原拟乘虚由贵州直攻重庆，国军方面旋即调集大军反攻，白崇禧担任总指挥。1940年2月下旬昆仑关之役后，2月25日蒋召开“柳州会议”，检讨桂南会战得失。3个月后，白回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职。

1940年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赴长江以北各战区巡视军事，10月6日巡视完毕返重庆；10月，国共关系恶化，何应钦、白奉令与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军事。1941年皖南事变，何应钦开会商新四军善后，军令部提案一为明令撤销番号，一为不撤销番号；白主张反共。

1943年7月，蒋派白到兰州，处理甘肃回民暴动善后；9月白出席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蒋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1944年长衡会战，6月22日白从重庆飞桂林，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会商，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7月14日，白去湖南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建议战区主力在湘桂铁路两侧以使日军不由此入桂林，薛不允；10月30日，白从柳州飞重庆，向蒋报告湘桂战况；后薛岳调杨森兵团、李玉堂兵团入广西，然迟未能与第十六集团军配合，终使湘桂大撤退；后白建议大别山区为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

1945年春，白兼任军训部长，经常视察各级部队训练装备。2月10日，自李品仙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即调为汉中行营主任。4月29日，白随蒋、宋美龄旅次陕西临潼。6月13日，白随蒋校阅陆军第二〇一师。6月29日，李宗仁、魏德迈、蒋、白在陕西汉中商讨国事。10月1日，李为北平行辕主任。10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白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张治中、张发奎均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特加陆军上将衔。10月20日，白在重庆参加蒋五十九岁华诞宴席，宋美龄切蛋糕庆祝抗战胜利。11月，蒋在重庆召集复员整军会议，会前白再度反对裁军，语蒋：“民国十七年，小汤山裁兵会议，殷鉴不远，一为之甚，其可再乎？”

1946年5月23日，蒋偕宋美龄、白、张嘉璈由南京飞抵沈阳。5月31日，国民政府特任白为国防部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兼任海军总司令，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免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本职，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黄镇球为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薛岳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6月1日，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白任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征求意见时，白持异议，认为如果要打仗，以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来指挥最为适当；蒋反把何调到联合国任军事代表。5月17日，蒋派白飞往中国东北督战，指挥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攻下四平街，并继续进攻长春。白主张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林彪部，但蒋发出停战令。由于美国总统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连续三次给蒋发电，并以断绝美援相威胁，迫蒋停止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同时，前方国军总指挥杜聿明向南京请示，蒋遂电令杜“暂缓追击”。此举使林彪残部得以喘息，导致东北大局逆转。11月，华北战事吃紧，白巡视考察绥远、察哈尔、河北、山西军事。

1947年1月11日，蒋接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与国防部长白，商讨接收大连问题。1月25日，蒋召见国防部长白、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商讨中共拒和问题。1月30日，国民政府特派白为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督察团团长，谷正纲、邓文仪为副团长。

2月27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蒋派兵至台湾镇压。3月11日，国民政府特令国防部长白赴台，前往台湾“宣慰”，并权宜处理各项事务。上午，白在南京接见台湾省旅居上海代表，面告政府处理台变方针。

3月17日，白及蒋经国于中午搭机抵达台北，处理善后事宜。下午，白发表宣字第一号公告，昭示中央政府处理台湾事件之基本原则。白宣布处理台变之基本原则：一、改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县、市长提前民选，并尽量选用本省人士；二、台湾警备总司令不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尽先选用本省人士，政府机关职员，凡同一职务官阶者，本、外省人员待遇一律平等；三、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及政策分别修正或废止；四、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不合法组织自行宣告结束，参与事变有关人员，除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

3月18日下午4时，白在台北宾馆招待各界，称台省事件系受少数共产党分子及少数浪人之煽动，现大致安定，仅有少数青年现仍避居深山，盼望彼辈早日归来，各安生业，政府决不追究。3月20日，白再发表谈话，慰外省籍公务人员不要因曾受到生命财产损害而灰心丧志，须知极大多数台胞仍极爱国。3月22日，白在台中向全省广播称：“对于此次图谋叛乱的主犯，必须从惩办”；“现台湾警备总司令已决定分区绥靖，如共党暴徒仍执迷不悟，将劫夺警察枪支及仓库武器弹药被服不予缴还，国军为绥靖地方，必须痛剿，彻底肃清。”3月25日，白在台北对记者称：“据各地所见，台湾之骚乱，大致平息”，至逃匿深山僻壤之少数暴动分子及共产党徒，约1000人，“凡不明向政府悔过自新者，国军将追踪搜寻”。

3月28日，白召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处长林秀栾、宪兵团长张慕陶、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第一四六旅旅长岳星明等各单位主管举行会议；柯远芬发言表示已下令各地执行清乡计划，限期年底完成：“宁可枉杀九十九个，衹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并引用列宁的话“对敌人宽大，就是对自己残酷”。白当场纠正：“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并指示四点：一、现所拘捕关于二二八事件之人犯，应速依法审判；二、今后拘捕人犯，必须公开依照规定手续为之；三、除台省警总司令部外，其他机关一律不得发令捕人；四、参加暴动之青年学生，准予复学，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但须由其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可予免究。4月1日，白在台北举行记者招持会，就台湾今后局势宣布“善后措施”，谓必须以“杀一儆百之效”在台湾厉行统治。4月2日，白专机离开台湾，返回南京；临行前指示台湾各军政机关，务必将这次“图谋叛乱之首要分子依法严惩”。

白巡按台湾，会见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等人，并向民众广播，声明中央政府军事行动已暂告一段落，将以和平宽大的方针处理此事。期间，白拯救不少台湾士绅，如瑞芳李家李建兴兄弟等。白报告中，严批陈仪，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彭孟缉。

4月7日，国防部长白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台湾事变之起因，并提出善后措施：政治上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并增加省府委员人数，于省府各厅、处、局增设副职，经济上将专卖局撤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供应物资机构等。4月14日，白签呈蒋，胪陈今后对台改进意见，其要旨为：甲、行政，乙、经济，丙、教育，丁、军队及宪警保安部队，戊、其他；4月16日，蒋批示：“所拟皆可如拟”。

1946年6月1日，出任首任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分政务和参谋两个系统。政务系统以国防部长为首，几个政务次长为其助手，下设几个业务司（称之为部本部）。参谋系统以参谋总长为首，几个参谋次长为其助手，下设6厅8局（称之为参谋本部），陆、海、空、联勤及宪兵司令部为参谋本部的实施机关。国防部长是阁僚，随内阁进退，虽然是参谋总长名义上的上级，但无权过问指挥参谋总长；参谋总长掌握军事实权，由国家元首任命，对国家元首负责。陈诚任参谋总长。

194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白兼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骅兼副主任委员，任命翁文灏、陈诚、钱昌照、朱家骅、俞大维、王云五、秦德纯、顾祝同、桂永清、周至柔、黄镇球、钱昌祚兼委员。4月23日，国民政府准免国防部部长白本职；特任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6月10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国防部长白向立法院报告外蒙军队入侵新疆事件。

7月24日，国防部长白在私邸设晚宴招待美国特使魏德迈；饭后，双方长谈南京政府面临之军事形势。白说，一年来之作战证明蒋在军事上指挥无能，蒋以最高统帅指挥到军级甚至到师级部队，不能发挥各级指挥系统其应有之效用，战局发展至此，应由蒋氏独负其责；白氏又称，去年夏初，国军以五比一之优势超过共军，仅仅在一年中，战略之主动，便由国民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孰令为之？孰令致之？最高统帅当不能辞其责任。

10月2日，国防部长白飞赴徐州，布置防务。11月10日，蒋召见白，要在九江设立国防部指指所。11月27日，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成立，白兼任主任，指挥33个旅围攻大别山区，采取军事围攻、分区清剿与政治组训相结合之总力战方针，分进合击，分区清剿中原野战军。12月4日，白自九江抵汉口，指挥大别山区战事。12月5日，白自汉口到信阳布置军事。12月7日，白在汉口部署“清剿”计划，主张加强地方自卫武力，军事与政治、经济密切配合。12月19日，白自汉口到长沙视察。

1948年3月29日，李在南京国民大会竞选副总统，白、黄绍竑反对，李坚持；蒋支持孙科为候选人，结果李当选。5月20日，李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6月25日，新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自南京抵达汉口。6月26日，白由汉口至豫南前线视察。6月28日，白在汉口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职并发表演说称：“今日匪祸猖獗，必须举国上下痛下决心，以剿匪军事为第一，始克有济。”6月29日，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改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可能当局觉得刘峙难任艰钜，故于淮海战役前夕，鉴于刘伯承和陈毅两股即将合流，徐州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兵力，应该统一运用。乃打算在蚌埠设立一个国防部指挥部，由白负责主持，统一指挥华中及徐州两个剿匪总司令部之军事。白认为有不克服之困难，也没有统一指挥之权力，不肯接受。

7月1日，为统一华中剿共军事，国防部将九江指挥部及武汉行辕编并，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由白出任总司令，宋希濂、夏威、张轸、徐祖眙任副总司令。7月5日，白在汉口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阐述总战之意义：“总体战必须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紧密配合……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土地有合理的分配，同时实施‘将士授田’办法，而后始能掌握全体民众，剿匪才有光明前途。”

10月初，白亲到驻马店，在第十二兵团部召开作战会议，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第五绥靖区（信阳）司令张轸、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杨伯涛、覃道善等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均参加。何应钦在征得白同意后，即于10月23日派郭汝瑰专机向蒋建议，蒋自东北会战开始，即偕杜聿明、周至柔、郭忏、罗泽闿等穿梭飞行于北平、沈阳之间，亲自指挥作战，郭汝瑰抵北平之日，即长春失守之时。10月30日，蒋聆悉廖耀湘兵团在西进途中进入预先布置之口袋。蒋闻讯飞返南京。是日下午4时，白应召从汉口飞南京，5时参加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听取罗泽闿关于东北会议从锦州失守到大虎山廖耀湘全军覆灭之报告。

11月27日，白接到蒋之“手启”电，要白氏转知所属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偕新任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到南京一行。宋希濂率部此时驻鄂西一带，奉命后即偕同王凌云于11月30日到汉口，并随即去三元里总部谒白，报告鄂西方面情况。他们辞出时，白要宋希濂单独留下，对他介绍当时军事形势。

12月1日上午12时，宋希濂偕同王凌云飞抵南京，即去黄埔官邸谒见蒋。辞出时，宋希濂让王凌云先走，把白在汉口对他所说一一汇报给蒋。12月8日，蒋致电白，命令白以最快方法将所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调往南京，增援守备兵力，然而受拒。年底，国军在徐蚌会战中失利，蒋嫡系中央军几乎损失殆尽，蒋数度令白出援，白皆推拖，蒋愤掷电话筒、掀桌，痛骂粗话。白则反驳“按兵不动”的指控，指出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包括：黄维第十二兵团所属之胡琏第十八军、吴绍周第八十五军、熊绶春第十四军、覃道善第十军及何竹本整编第二师，杨干才第二十军、李良荣第二十八军，都是华中最精锐之部队，黄维兵团半路被拦，几乎全部被消灭。

1948年12月24日、12月30日白电呈蒋，主张“与共党谋和”。12月24日，白自汉口发出亥敬电请张群、张治中转告蒋，谓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请停战以言和。略谓：“总统蒋钧鉴：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中国版图变色，我五千年之文化历史将从此斩断，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念余年。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蒭荛：（一）先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电话加英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以上所陈，乃多数忠贞而有远见者之共同意见，不敢壅于恕闻，伏乞鉴核察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职白崇禧手呈。亥敬”

12月30日，“白再发通电主和”，促蒋表态。电文如下：“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緃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职白崇禧手呈。亥全”

1949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文告。1月2日，蒋致电白：“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

1月8日，蒋派张群、黄绍竑由南京到汉口晤白，转达蒋两点意见：“（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张群语白崇禧：蒋强调“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白崇禧表示他前后发出二电，均主张备战谋和，而不是无原则之妥协投降；1月10日上午，张群、黄绍竑往长沙晤程潜后返回南京；李宗仁认为蒋之意图“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1月11日，蒋致电白，说“惟此时我军既处劣势，外交运用，恐难有大效”，处境之基本要道为患难相共，自立自助；并称倘苟有一线和平之希望，必竭尽一切方法，以求得之。1月12日，白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拟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并邀请李济深及民革中央迁往武汉；黄绍竑到香港时，李济深已离港北上解放区，黄便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1月13日，白在汉口，“强迫中央银行将运往广州之银元中途截回”。1月20日，蒋宣布引退，由李接任代总统。白建议由张治中组阁，并邀何应钦主军事，李以形格势禁不实行。2月1日，白公布《维持治安紧急处置办法》四条：一、聚众抢劫财物者杀；二、散布谣言、扰乱治安者杀；三、为首纠众暴动者杀；四、故意造成黑市扰乱币制者杀。2月初，孙科迁行政院于广州，与南京总统府对立。

3月上旬，孙科迁行政院回南京，白荐何应钦组阁，并同张治中赴杭州促蒋。3月9日，袁守谦主任带白求见蒋之函件到“溪口”。3月3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等，指出：白崇禧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崇禧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3月底，白送别张治中和谈代表团，殷嘱先签停战协定，再谈和平条款。

4月4日，李济深派朱蕴山带亲笔函到南京住白公馆，谈李签和约。4月上旬，当刘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意见后，白便决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并同江南部队合作保卫长江。4月22日，白飞抵杭州参加蒋召开紧急会议。李、蒋杭州会议，白主张李请蒋复职，蒋则要李继续履职。后李返扺桂林后，即电约白返广西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防务。蒋拨给白银洋400万元（其中以1万5000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送到汉口。4月29日，白自武汉飞桂林，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5月2日，李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到桂林。5月8日，李飞广州。

5月13日，白由广州返武昌，召集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守卫武汉问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经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科方敬之等教育争取，于三大战役后派代表与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接洽；按照邓子恢建议，张轸于5月上旬拟定迎接解放军渡江，配合解放军截击白部队南逃之计划。

5月14日，张轸奉召到武昌出席紧急会议，白出示顾祝同密电，称已得密报，张轸图谋叛变，令将张轸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张轸借机逃离武昌到金口所属国军第一二七军军部，一面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阻击白部队之截击。

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湖南衡阳，白率公署人员离开武汉抵达长沙，暂留长沙指挥所指挥军事；同时命武汉守军撤退。张轸率领所部共2万余人击退白部包围和截击；5月16日，张轸受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见。5月19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举行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白、程潜、李品仙、黄杰、陈明仁、夏威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华中区作战部署。5月底，何应钦辞职，李提名居正组阁，立法院未通过；后蒋授意阎锡山，白未能任国防部长。

6月10日，由白策划组织之类似特务组织“湖南青年工作团”成立，白自兼团长，白亲信、省民政厅长田良骥任团部主任。

8月4日，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等在长沙联名通电和平出降。白率部至湘南地区，以衡阳、邵阳为中心，依托湘江资水，背靠云南、广西、贵州，东起粤北乐昌衔接余汉谋，西至湘西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构成一条湘粤联合防线。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青树坪对桂系军队发起青树坪战役，但遭到白指挥的桂系凌厉反击。此役是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少有的败战。

9月14日，白在广州与余汉谋、薛岳商讨华南军事，至9月17日返衡阳。

10月7日，白所部全部，“已向广西撤退”。10月16日，白发觉解放军对其两翼迂回后，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至12月，白华中剿总所辖60万国军，陆续被渡长江后的共军消灭，仅有18万部队抵达海南岛。12月14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友谊关），切断桂系军队退入越南之后路。桂系本身20万兵力，含李、白起家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等，最后仅存2万余人由军长张湘泽带领退入越南，其余全部在广西战役中，于湖南、广西等地被林彪第四野战军迂回包抄歼灭。

11月20日，白衔李命飞重庆，下午晋见蒋，报告李已于是日“上午飞往香港”。11月21日，蒋约白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为恐李在海外丢丑，必须李本人克日回重庆，面定对内对外大计，“然后未始不可出国”。但必须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以符宪法规定”。

1949年12月3日，白乘飞机去海南岛。12月11日，陈良被派到海口晤白，补发白军费；陆军副总司令罗奇亦衔命敦促白去台湾，“共商善后”。蒋请白去台北组阁。

李宗仁曾警告白“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12月30日，白按原定计划“从海口飞台北”。

1950年1月16日，白从台北电李，对李之出路有六项意见。1月18日，李嘱黄雪邨电覆白，略谓蒋复职违宪。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身份参加一个委员会，负责台湾党务改组工作。并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职。

1952年，蒋经国派人检查白和薛岳两家。1954年3月1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白举起双手表示赞成。

1962年12月4日，白妻子马佩璋病逝。不久，其子白先勇赴美念书。1964年3月18日，当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效法戴高乐政府时，白在台北致电李：“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李宗仁）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我公竟于二月十二日投函纽约前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翻然悔悟，以全晚节。”至此，曾经一道从底层向上浴血奋战，合作亲密无间的李白二人已经形同陌路。

1966年12月2日，白因心肌梗塞逝于台北松江路寓所，终年七十四岁。国防部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回忆道，他曾电嘱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在白氏的补药剂量上动手脚，使其不胜药力，一补不起。五子白先勇驳斥上述说法，并表示：我父亲有心脏病（白家有此病史，白先勇亦动过心脏手术），医生说父亲是心脏病猝发，这是最有可能的，否则想不出任何问题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认为白先勇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专家陈仪深则认为白崇禧被谋杀的可能很大。白逝世当日，白先勇七弟白先敬看到父亲遗容，平静安详，大概病发突然，没有受到太大痛苦，丧礼举行国葬仪式，蒋第一个前往祭悼。《纽约时报》讣文称白崇禧是国民党里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白与夫人及部分子女身后合葬于台北市信义区六张犁回教公墓内白榕荫堂墓园，该墓园为台湾地区少见的伊斯兰式建筑，2013年经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古迹。

俞飞鹏（1884年12月29日—1966年12月19日），浙江奉化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中正的同乡和嫡系亲信，后勤总管。

俞飞鹏出生于浙江奉化，家庭贫寒，1906年考入宁波府师范学堂，1908年毕业回奉化担任小学体育教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俞飞鹏赶往上海，加入上海学生军。蒋介石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后，即任命俞为该团军需官。

1913年，经蒋力荐，俞被保送入北京军需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军事运输和后勤知识。

1924年蒋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任命俞为筹备委员兼军需部临时主任。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即任命俞为军需部副主任。

1926年11月20日，俞父亲俞德桂病故原籍，俞电蒋介石请假奔丧，蒋在南昌覆电：“南昌俞总监鉴：呈悉，惊闻有失怙之戚，不胜怆悼。惟军事方殷，该总监转饷输粟，责任殊钜，古有墨缞从军之礼，况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日，所望勉抑哀思，在军成服，所请辞职，碍难照准。中正。”[1]

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同年调任行政院军政部军需署署长。

1930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直至部长，其任职期间，建成9省长途电话网。开通中英、中美国际长途无线电话，开通上海、广州、汉口之间无线电话。1937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顾孟余辞去交通部长，俞飞鹏任交通部长。

1938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1941年兼任中缅运输总局局长，在仰光沦陷前将当地物资抢运回国。在担任军委会后勤部部长期间，俞飞鹏工作能力遭美军质疑，认为他利用主政国民革命军后勤系统的机会走私牟利，甚至延误军机。1945年2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成立，由陈诚担任总司令官，取代军委会后勤部功能。俞飞鹏被离职后，回任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

1947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特任俞飞鹏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2]:8386。1947年7月30日，粮食部长俞飞鹏在粮政会议上称：中国现已经由美国转请联合国粮食委员会拨付粮食万吨，藉以救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厦门、青岛及福州等17城市。

1949年俞飞鹏到台湾后，辞去一切军政职务，只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其间先后担任招商局（今阳明海运）董事长、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副总裁等。1966年因肺炎寿终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年八十二岁。12月22日蒋介石赠挽联“怆怀勋硕”，12月24日公祭。

据说1943年10月俞飞鹏获颁的青天白日勋章遭其后人变卖，1998年由桃园县陈姓收藏家以新台币800万元向其他收藏家购得。2011年8月8日，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说，“勋章是国家核予的勋赏”，国防部不会追回勋章。

上官云相（1895年—1969年8月8日），字纪青，山东商河人，国民革命军上将。

上官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与叶挺、顾祝同等人为同期校友。1919年毕业后，上官供职于直系孙传芳麾下，为卫队排长，后在孙军中一路升迁。1924年北京政变后，奉系南下占据江苏，不久被孙发动兵变逐走。1925年，施从滨在张宗昌的支持下南下攻打孙传芳，上官率一团迂回至敌后，切断了施的退路，一举擒获施从滨，因功升任旅长。

1927年，为抵挡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与张宗昌握手言和，张率军南下支援孙传芳，因不满奉系势力南下，与其发生冲突，被迫流亡日本。

1928年，上官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47师141旅旅长。1929年3月，升任第47师师长，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参加中原大战以及对红军的围剿。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莲塘黄陂战斗中，上官部遭到重创。次年，率领整编后的47师投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被逐出中央苏区后，上官率部参与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1936年，上官因贪污丑闻辞职。

1937年5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上官云相为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抗日战争开始后，上官任第十一军团长，次年升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上官率部移防安徽南部，次年初对新四军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不久，上官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7年，上官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次年任华北剿匪副总司令。1949年，上官随同国民政府退往台湾。

1969年病逝于台北。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同学余汉谋是上官云相妹夫。

马鸿逵（1892年3月9日—1970年1月14日），乳名三元，字少云，穆斯林（回教徒）。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西北军阀“三马”之一。生于甘肃兰州府河州。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长达17年，集军政大权及中国国民党党务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之“土皇帝”。中华民国初期宁夏的控制者，宁夏马家军领袖。他继承其父马福祥统率宁夏新军，人称“宁夏王”。

马鸿逵，1892年3月9日出生于甘肃河州韩家集阳洼山村。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劝说马占鳌（马千龄之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为“良回”；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语之原由。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禄中武举人、武进士。

1895年，河湟地区之回族、撤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马千龄率其子组织民团，对抗起义军，曾解救被围清军总兵汤彦和。起义群众将马千龄家宅院付之一炬，并到处“捉拿马进士家的人”，马千龄趋避藏区，其次子马福禄和四子马福祥（马鸿逵父亲）率民团辗转到兰州，被陕甘总督陶模收编为步骑两营，加入进攻河州之清军，不久归入董福祥之甘军。时清政府整军，董之甘军编为精锐后军，马福禄、马福祥分任其下之统领、帮统。董军奉调北京附近驻防后，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北京，马福禄率部在正阳门同八国联军战斗时身亡；马福祥率余众护驾慈禧、光绪到西安。

马鸿逵父亲马福祥先后任清政府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绥远都统；1925年，依附冯玉祥，任西北边防会办（冯为督办）；1928年，马福祥转投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旋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病卒于涿州琉璃河旅途中；其政治手腕灵活，长于交际，善于游说，常以在政争中当“调人”自居；为马鸿逵进入军界政坛打开广阔门径。

民国成立后，马福祥任马鸿逵为昭武军中营骑兵帮带，而以马鸿宾为管带，位在马鸿逵之上。民初马鸿逵到北京给袁世凯当侍卫官。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大量颁发勋章，马鸿逵以西北授勋使的头衔回宁夏颁发勋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的部队被列入冯玉祥序列，驻防宁夏。

1928年12月召开编遣会议，马鸿逵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十七师，辖步、骑各1旅，共6个团。1929年4月，冯玉祥部放弃鲁、豫，全军西撤。马鸿逵部由鲁北惠民撤至洛阳。1929年5月21日，和韩复榘、石友三联名发出“拥护中央”通电反冯，5月23日率部从洛阳逃往郑州，遭庞炳勋、孙良诚前堵后追，部队溃散，在新郑收拢残部。蒋介石复电嘉奖，以马鸿逵部为第六十四师，旋扩编为第十一军、赏现洋30万元，枪1000余支。

1929年7月，由郑州移驻济宁。再由济宁移驻徐州。

1929年年12月，蒋唐战争爆发，石友三、韩复榘参与联合反蒋。马鸿逵把石、韩密谋和各方面活动情况密报蒋介石，并条陈惩抚方略。蒋唐战争后，马福祥出面斡旋调解，让石友三向蒋悔过。马福祥被委任为青岛市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辖六十四、七十二2个师，每师2旅4团，另有一个教导团、特务团、炮兵团、骑兵旅、独立第六旅等。在陇海线、津浦线作战多次，特别是增援归德、固守兖州、围攻泰安诸战役有重要贡献。战后在泰安蒿里山修“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与韩复榘平分山东，掌控了泰安及鲁西肥城、济宁等18县军政财税人事全权。1930年10月，蒋介石决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调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接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滞留泰安未到任。马鸿宾主甘不久被西北军余部雷中田发动雷马事变扣押下野。

1931年马鸿逵部被调到豫南围攻鄂豫皖红军。1932年春，主政河南的刘峙以重兵包围马部（此时已缩编为一师五旅）企图缴械。马福祥在南京、汉口行营、信阳之间奔波为马鸿逵说情，途中中暑染病死于北平琉璃河。马鸿逵把军队交给参谋长罗震指挥，赴北本茨丧。蒋介石以顾念西北宿将马福祥为名，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主席。马鸿逵以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五师师长职务，奉命留下主力在豫南剿共。实际上挑选精锐编为5个团，1932年11月启程，1933年1月归宁夏，所部编为新编第7师3个独立旅和1个特务团，开始对宁夏17年统治。留在信阳的第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辖2个旅4个团继续驻守信阳，由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公署刘峙指挥。刘峙把其番号改为剿匪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唐俊德。1934年秋该纵队调开封，与新编第46旅合编为第九十五师，即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大名鼎鼎的“赵子龙师”。

1934年10月19日，蒋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之马鸿逵母子。1936年加上将衔。1937年4月，杀共产党员、豫海县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同年，抗日战争开始，陕西、宁夏一带共产党势力重新上升。同时期其侄子马仲英的地盘丧失，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在马仲英原来的地盘甘肃、新疆等地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与其兄弟马鸿宾的部队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任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大约1938年，日军军事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企图说服马鸿逵等建立日军傀儡政权“回回国”，又游说马鸿逵追随祖上继续效忠清朝，拥护满洲国。马鸿逵通过宁夏省国民党部书记周百隍回复，指出他的很多亲戚包括伯父马福禄都在北京之战对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而日军在当时占联军的大多数，所以他不会和日本人合作。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出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兼西北行辕副主任。国共内战爆发，马鸿逵站在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一方同中国共产党作战。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派马鸿逵为宁夏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9月1日，马鸿逵应蒋介石电召飞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将宁夏军政交其子，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负责。9月2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及川鄂绥靖公署副主席兼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等。之后，9月底马鸿逵弃银川赴重庆追随中华民国政府。10月13日离重庆到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12月和马步芳（已逃往中东）一起被监察院弹劾，要二人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被撤职察办。12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令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鸿逵应予撤去本兼各职。

他遂谎称其四姨太刘慕侠在香港病危，赴港探视。1950年10月，他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到美国。先至加州旧金山，日后长期住洛杉矶，在普马拿市办起一家牧场，以养马为业。

1951年在美国记者招待会上，马鸿逵呼吁美国政府援助台湾。

1970年1月14日在洛杉矶其牧场去世，未曾入籍美国。

逸事

因其在宁夏主政的时候相当庸碌，后世对马鸿逵评价不高。但马鸿逵颇有环保意识，热爱绿化，经常要求部下种树，甚至强发西北民夫数万，仅仅为了种树。

马鸿逵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因祖父马千龄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劝说马占鳌降清，被左宗棠称之为“良回”。

1931年春，马鸿逵在泰山脚下为死去的官兵修建一座纪念碑，意外在蒿里山挖到唐玄宗和宋真宗各自所使用的〈禅地衹玉册〉，之后私带到美国。1970年，四姨太刘慕侠从美国回台，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举行隆重的接收仪式，然后将玉册转赠给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银川市的妓院集中在鼓楼南街与新华街交会处。有一个叫张丽君的头等妓女，色艺俱佳，马鸿逵的长子马敦厚和马的秘书长都为之着迷，常生龃龉。一次二人同时出现在张丽君处，马敦厚即拔枪向秘书长射击，险出人命。各位老鸨见生意前景不错，又从各地购得十二三岁少女若干。马鸿逵念及儿子与秘书长火并事，强行取缔妓院。马鸿逵的处理办法是：

新买来的少女们收归马家大公馆当丫鬟，并请人培训学秦腔演给马鸿逵看。

已结婚或已订婚的，着其家人领回。

没成家或未曾订婚的，则赏给连长级的军官为妻，声明说是马主席赏的，一文不取。

家庭

大夫人马柏芳，甘州提督马进祥的次女。 夫人刘志诚、刘慕侠等。 生有马敦厚、马敦静、马敦仁。

陈大庆（1904年10月8日—1973年8月22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国防部长。1904年生于江西崇义。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 自国民党东征、国民党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由排、连、营长，积功升团、旅长。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师师长，调五十八军副军长，升新编第二军军长，旋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军长，调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至1944年，升十九集团中将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 翌年，调南京卫戌副司令官，1948年调衢州绥署副主任，后调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先后参加了东征棉湖，惠州之役。北伐南昌、冀东战役。五次围剿黄冈、广昌之役 。抗日南口、台儿庄战役。武汉、鄂北、豫南、及中原会战、上海战役等。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陈调至中枢服务。1954年出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继掌国家安全局 ，1960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62年11月，调任台湾省警备总部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于1967年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嗣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

1973年8月22日逝世，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墓地位于现新北市八里区，后迁葬至汐止区国军示范公墓。

杨文瑔（1905—–1973）抗日悍将，在解放战争被俘后，面对共军的改造，表现得非常抗拒，临终前不忘对老蒋表忠，堪称是最顽固的蒋军高级将领。

杨文瑔是四川人，1905年出生，因家境还不错，杨文瑔有机会读了私塾，参加革命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在校担任三、四期学生队区队长。北伐战争打响后，杨文瑔加入国民革命军181旅补充团，担任连长一职。杨文瑔善于动脑，作战勇猛，尤其在攻打济南的战役中，勇担重任，攻克敌人重点防御的据点，得到了上级的器重，升任为营长。

蒋中正的心腹陈诚向他推荐了杨文瑔。老蒋接见杨文瑔后，觉得他可担大任，任命为少将参谋，留在了自己身边。

抗日战争时期，杨文瑔的表现可圈可点，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1937年8月，杨文瑔调任六十一师一八一旅旅长，参加了徐州、武汉会战，强而有力地阻击了日军部队，为大军赢得了充分的时间调动部队。

得益于杨文瑔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1938年调任至54军50师担任副师长，继续参加武汉会战，沉痛打击了来犯的日军。在南昌、长沙会战中，杨文瑔率军重创日寇，收复了失地，升任为50师少将师长。50师在杨文瑔的带领下，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精锐之师，在数次大会战中发挥出不错的效果。到了1942年，杨文瑔已经是54军的中将副军长了，参加了鄂西会战，痛歼了大量敌军。1945年4月，国军开始在局部发起反攻。在湘西会战中，杨文瑔大显身手，与友军配合几乎全歼了日军58旅团。战后，杨文瑔受到了上峰嘉奖。

纵观杨文瑔整个抗日战争史，他是一员悍将、猛将，参加了多场大型会战，所部又是全军的主力，歼敌人数自然不少。杨文瑔智勇双全，是国军的一员虎将。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杨文瑔的官职再上一个台阶，成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司令，手握重兵。同年，杨文瑔任72军中将军长，不久后国军整编，任72整编师中将师长。杨文瑔上任后，对大军进行了一番改革，裁撤了几名主官，选择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将领填补。72军在杨文瑔的一番作为下，战斗力还真提升了不少。1946年共军包围了国军85师，共军正在全力进攻的时候，杨文瑔率72师前来增援，刘帅兵力不足，只得暂避锋芒，下令撤军了。

1947年3月，杨文瑔奉命攻占了山东省泰安市。共军华野三个主力纵队外加一个榴弹炮团，对72师发起猛攻。72军被包围后，面对外无援军，军心涣散的情况，杨文瑔化装潜逃不成，被共军俘虏了。

杨文被俘后，表现得相当淡定。杨文瑔对自己被俘没有不满和怨气，但他对老蒋的态度一直没变，始终对老蒋个人忠诚。被俘后，杨文瑔的心态不错，每天早起早睡，改掉了行军打仗期间的一些坏习惯，身体健康情况也好了不少。

杨文瑔有一个生活习惯——特别爱干净，被俘后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不少与杨文瑔境况相似的同事劝他不要再这么讲究，但劝说的效果并不好，在功德林改造期间，洗脸洗头要花不少时间，平日非常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

在功德林，杨文瑔不配合甚至拒绝思想改造，抗拒改造26年。当改造人员中有人称呼蒋委员长为蒋介石时，他会生气、发火，尤其是听到了有关于老蒋的不少负面消息时，杨文瑔就毫不顾忌自己的形象与他人争吵。

1959年功德林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中没有杨文瑔的名字，此后多年，又有多批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获得特赦，杨文瑔因一直不配合改造，始终没有轮到他。

1973年10月24日，68岁的杨文瑔在辽宁抚顺战俘营因病逝世。临终前，杨文瑔对老蒋依旧有感情，大喊：蒋委员长万岁！

从情感出发，杨文瑔对老蒋忠诚是能够理解的，毕竟自己是老蒋一手提拔上去的，能成为一名中将军长，说明老蒋对他是非常信赖的。

老蒋对于杨文瑔来说，算是自己的恩师，贵人，后者报答他于情于理也说得通。杨文瑔被俘后，抗拒改造，宁可被关了26年，可见其心之坚定，直到死前依旧能喊出那句在当时刺耳的话，算得上是老蒋的忠诚下属了。从人品来看，杨文瑔具有桑梓情怀，他关心教育，在抗日战争前夕给家乡资助万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结束后，杨文瑔又捐款新建了梅花镇中学，对家乡的浓浓情感，尽在行动中。

蒋鼎文（1893年—1974年1月2日），字铭三，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浙江诸暨盘山（亦称磨石山）人。获青天白日勋章，曾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浙江省代表。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幼读私塾，后入翊忠书院（翊忠学堂，校长吴仲怀先生，前清的举人，当地乡哲）。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在杭州参加学生军。民国元年（1912年）学生军并入绍兴大通陆军学堂（绍兴军事学堂），后转入浙江讲武堂。

1914年毕业后入浙江督署守备队，历任排、连长。1915年去广东，供职于援闽浙军总司令部。

1919年投广东护法军政府。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参谋副官。1922年任北伐军滇黔赣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

1923年3月任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参谋。1924年5月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和教官。10月任军校教导团第一营副营长兼第二连连长，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事变。

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淡水之役，营长沈应时受伤，乃升任营长；棉湖之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不久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10月第二次东征时留守广州。

1926年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攻克武昌后，任收编委员会委员。

1927年1月升任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少将团长；4月攻克南京后，任南京警备团团长；8月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局长；10月26日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8年1月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并参加第二期北伐。同年7月25日因北伐完成，各军缩编，任第九师师长。

1929年3月率部平定桂系武汉事变后，任第二军军长。后又参加了讨伐石友三、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原大战爆发后，率部讨伐冯、阎，战后进驻洛阳，兼任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

1931年7月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部进入江西，参加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蒋鼎文率两部增援十九路军，停战后，担任上海守卫。6月任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同年冬兼任川湘鄂赣皖苏浙七省水警总局局长。

1933年春兼任武汉编练处处长，9月参加第五次围剿，任五省剿匪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同年11月率部镇压闽变。

1934年2月任剿匪军东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再度对中共中央红军进行围剿，10月共军向西突围而逃。11月27日改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4月3日授陆军二级上将衔。11月选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奉命镇压两广事变。

1936年7月任国防会议委员，12月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督师围剿陕北红军，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后受张学良委托，往返西安、南京，传达蒋中正手令。

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10月4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1月17日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1938年6月任陕西省主席兼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安司令，11月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2月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1941年5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

1942年1月12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驻洛阳。

1944年春，日军开始打通大陆的豫湘桂会战，蒋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所部与日军激战于豫中、豫西，是役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力战殉国，7月蒋鼎文因豫中会战失利引咎辞职，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1945年5月选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赴上海，弃官经商。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游历欧美回国后，参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以原籍浙江省诸暨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浙江省代表，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1949年7月任国防部东南区点验整编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赴台湾。由蒋中正指派与韩德勤、刘咏尧负责审判吴石匪谍案，吴石、陈宝仓、朱枫等遭判处死刑，蒋鼎文与韩德勤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蒋中正震怒，以其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将三人革除原职。

退役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

1974年1月2日病逝台北。留有遗物指挥刀一把。

曾捐建家乡的盘山小学，诸暨医院（现诸暨人民医院）。

1967年10月25日，捐赠“商周铜器”11件。

熊式辉（1893年5月19日—1974年1月21日），字天翼，江西省安义县人，是国民政府政学系的要角，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曾主政东北。

1915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1年赴日本陆军大学，1924年毕业。回国返粤，任广州滇军干部学校教育长。

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党代表，10月兼第一师师长。1927年2月，任江西省政府政务委员会会计长。1928年，任陆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9月任淞沪警备司令。1930年5月，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兼陆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6月调任南昌行营参谋长。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召开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任命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1935年10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9月2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时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江西省军管区主任。

1941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后，上调中央，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18日出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英美。向美国政府提出如果同盟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有助于国家地位提升、恢复民族自尊心、功在全国[3]。1943年4月15日回到国内。1943年秋任中央设计局局长，1944年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监事。1945年5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8月5日与宋子文、王世杰飞抵莫斯科，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1日回到国内，筹建东北行营。9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1946年6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及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东北一切军政事务。10月12日从重庆飞抵长春。10月13日下午第一次面见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等；10月17日举行第二次会谈；10月29日举行第三次会谈；11月5日举行第四次会谈。1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称因运兵东北遭到阻碍，中国政府决定把东北行营从长春迁驻山海关。11月17日，东北行营及各省市接收人员全部撤至北平。1946年2-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由于接收东北问题遭到猛烈攻击。蒋介石决定从“外交接收”转为“武力接收东北”。2月14日秀水河子战斗歼灭一个加强团后，杜聿明“深感国军想以两个军接收东北，势不可能……即仓促决定，于18日乘专机飞北平治病”。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长官职务。3月5日，熊式辉回东北。4月5日东北行营从锦州移驻沈阳。4月6日蒋介石一日内连发四道手令要求熊式辉限期攻占四平。4月7日，熊式辉亲自指挥两个师从辽阳、抚顺进攻本溪，伤亡惨重。4月16日熊式辉亲自指挥军队在四平街西南之大洼、金山堡作战，第七十一军第87师被歼。4月28日杜聿明重返东北恢复指挥权。

1947年1月，兼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7年2月晋任二级上将。5月20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向蒋报告东北战局，请求从速增援；蒋下令坚守长春、永吉、沈阳，以待增援。5月22日，蒋电示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保卫四平街战略。5月30日，蒋飞临沈阳巡视，接见熊式辉，听取有关东北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之报告，并指示作战计划。6月15日，原任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飞抵沈阳，当夜趋访东北战况之报告；同日，蒋经国飞四平、公主岭等地视察。8月5日，蒋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告以东北必须确保之理由。8月29日，国民政府令免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职；特派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9月1日，新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自南京抵达沈阳；9月5日熊式辉离开沈阳。

1949年寄居香港与澳门，并在曼谷经营纺织厂。1954年去台湾，偶与当时幽禁的孙立人时有所接触，1974年病逝于台中。熊式辉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元配戴氏，安义人。二房太太顾竹筠最受宠，与宋美龄以“换帖姐妹”相称。三房太太张氏，九江人。四房太太顾柏筠是二房顾竹筠之妹。

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熊式辉受命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后，以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无视中共势力的坐大。反观林彪至哈尔滨后，立即收编伪满部队，接收由苏俄移交解缴日本七十万关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仅仅一年就发展成百万大军。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胡琏（1907年11月13日—1977年6月22日），字伯玉，男，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人[1]，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中华民国驻越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属于蒋介石军事上之嫡系，也属于陈诚土木系。 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大陆后期著名将领。胡琏自军校毕业后，历任第十一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各主要官职，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原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

1907年，胡琏出生于贫寒农家。父亲胡景彦在乡下务农，闲时做雇工，帮人料理农活糊口。母亲王富女是大明乡王堡子村一个贫农女儿。胡琏排行老二，上有长兄，下有小妹。胡琏虽然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村里读私塾无人能比。1925年参加关中地区毕业会试，胡琏名列前茅，令人称奇，同学们从此便以“子奇”来称呼这个小同乡。胡琏老师预言胡琏前途无量，并希望胡家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栽培这个老二。但胡家无力供养胡琏继续求学。胡氏夫妇做主，为胡琏聘一门亲事。胡琏在父母一手包办下，跟邻村姑娘吴秀娃拜天地。

胡琏实际是铁定要投军，刚好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买马，胡琏便跑去参军，在胡景翼 国民二军冯子明部任文书。不久接到在广州当医生的亲戚来信，劝胡琏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胡家穷得实在拿不出旅费，胡琏结发妻子吴秀娃卖掉嫁妆，又提前卖了娘家青苗，终于筹足盘缠南下。胡琏离家前曾向吴氏发誓，将来发达一定要报答她。

1925年9月，胡琏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四期学员。因为黄埔四期以后军校生都未毕业，所以四期实际就是黄埔最后一届。黄埔军校毕业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令东征，东征右翼军由建国粤军军长许崇智指挥，率粤军第二师和由蒋介石校长指挥的校军参战，在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次东征时，校军在淡水大捷和棉湖大捷中表现出色，从此黄埔军校师生正式展开救国救民的丰功伟业，打败陈炯明之后，国民政府成立，誓师北伐胡琏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后，胡琏所属部队被遣散，无处安身，当听说陕西老乡兼校友关麟征当了团长，便赶往蚌埠投奔，被任为连长。后来，关麟征所在的团并入陈诚的第十一师。其后，胡琏参加与冯玉祥部队交火时，第十一师畏缩败退，关键时刻胡琏拔出手枪，威吓溃兵，他的连队竟然守住阵地，让陈诚对胡琏刮目相看，并提拔他做营长。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想把胡琏调到第十四师任营长。胡琏向陈诚痛哭表达自己对第十一师的感情。陈诚非常感动，觉得胡琏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从此对胡琏更加器重，把他当做自己心腹。不过胡琏没去第十四师。1931年至1934年，胡琏曾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共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

1937年初，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胡琏在陈诚任军长的十八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开赴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胡琏率领的第六十六团奉命担负防守上海北面罗店地区的任务。中国主力部队伤亡惨重，很多部队上阵不到一小时就被打残了，战事异常惨烈，18军67师师长李树森身负重伤，201旅少将旅长蔡炳炎壮烈牺牲。胡琏组织敢死队绑着集束炸弹炸日军坦克，多次和日军进行肉搏，一昼夜打退日军余次进攻，双方皆伤亡惨重。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旅旅长。

1943年5月，日本军发动鄂西攻势，意图夺取四川门户石牌要塞、溯江而上、进窥巴蜀，摧破抗战根据地，结束对华战争。胡琏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率领所部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胡琏下严厉命令，并亲自督同全体官兵，昼夜不分凿山构工。也请准上级，派出工兵和石工。由于各线友军失利转进，敌军逐渐逼近石牌，第十一师处于孤军奋战境地，浴血苦战，从5月26日起，一直到打到5月31日。日军尸满山谷，乃于5月31日夜间，曳尾而退。胡琏奉颁青天白日勋章。

胡琏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中共称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在国共内战中，以整编第十一师（1.1万人）纵横中原战场，刘伯承、陈毅等解放军皆未能占得胡上风。1946年10月初，在鲁西钜野、金乡、城武、荷泽四县边区，与刘伯承亲率陈锡联、杨勇、韦杰等3个纵队27个团，整整打了10天，解放军伤亡2.1万余人被俘3,000人，无力续攻，脱离战场而去。

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十一师试图救援张灵甫部不成，张灵甫部被解放军全歼。在山东南麻战役，陈毅华东野战军没有达成作战目标，铩羽而去，此役被中华民国国防部列为24个经典战役之一。胡琏回忆在沂蒙山区作战时亲眼见到“（解放军）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等到国军打到手软时方派上正规军。第十八军新编第二十一旅旅长范任曾说：“他在匪豫鄂边区司令员魏凤楼的老巢中蒐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毛泽东亲笔发下的通告：‘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前，不再与胡琏部正面交手。11月21日，蒋致胡函指示机宜。

第十一师恢复为第十八军，再扩编为第十二兵团。之后黄维担任兵团司令官，胡琏为副司令官。淮海戰役爆发前，胡因父丧丁忧，暂离军职。

1948年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战役中被全歼。除胡琏、尹俊、王靖之等少数人外，兵团司令官黄维、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突围计划是第十八军向双堆集西北、第十军向东北、兵团部长官乘战车随同第十一师向正西冲出重围，突围时间定于黄昏。下午五时多，黄、胡琏二人，同时各自登车。胡琏与战一团战二营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官兵数人共乘一车（这部战车为战二营突围指挥车，仅此车有突围路线地图及资料）。胡琏于开启炮塔门进入车内之顷，背部中流弹，解放军追来，枪、炮射击，手榴弹爆炸，胡琏受重伤。直到距离蒙城大约二十多公里路上，已无解放军踪迹，才停下来整顿。同车官兵因为地形生疏，战车夜间越野，顾虑很多，都有踌躇不前之意。胡琏睹状下车，仰望星斗良久，对驾驶员说：越野南下，我利用星斗方位，在车上保持方向。大家的信心陡增，战车即驶离公路。

1948年12月16日晨，胡琏到会流集。后遇到第十二兵团未被包围的第十八军骑兵团及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适时前来接应，转往上海就医。

1949年1月，在上海虹口天主教医院施手术，一共取出大小弹片32粒之多，有几处受伤部位离肺部仅有一纸之隔。是月上旬，胡琏在上海住院养伤，奉蒋电召入南京谒见，蒙示“迅速整训旧部，以备续为国用”。当即面报：“战事演进到长江流域后，山川形势，将限制大兵团的活动。”蒋颔首并予嘉许。蒋在局势艰难，日理万机之时，召见一个负伤住院之胡琏，且手令其任命，拨发其装备；厥后又鼓舞胡之斗志，确定胡之任务，并准许陈诚动用第十二兵团。不久，某高级军事当局告诉胡琏：蒋在引退离开南京前，曾手令国防部“予胡琏以名义，配属三个军，并于新到的美援武器中，拨足上述三个军的装备。”国防部旋即任命胡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官，以后俞济时随侍蒋于奉化，在解放军渡江前，曾屡次致函询问胡琏军队编练情形。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某最高长官（白崇禧），亲笔函谓将负责为胡琏补充且装备3个军，并请任命胡琏为兵团司令，又谓驻地以咸宁、蒲圻为妥；当时刘景蓉在座，当以来函示之，并悠然自语：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刘问胡琏如何答复，胡琏撕其函而投诸火，笑着对刘说：“黄埔子弟，岂有朝秦暮楚者耶？”不理亦不覆。

刘玉章为京沪杭警备当局（汤恩伯）所倚重，胡琏请刘介绍引见；迨谈至胡琏愿留在前线，“为保卫京沪而尽力……”。该当局即大声说：“你应到后方休息，至少六个月……。”适逢胡适来访，胡琏乃兴辞而出。2月中，该当局召集若干整补部队长会议于杭州，且指定胡琏之司令部与衢州绥靖公署（按京沪杭警备当局兼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共处一地；胡琏决定第二训练司令部所辖第十军及第十八军收容地为江山，至月底，共得8,000余人。在上饶附近之第六十七军，亦有番号而人员不足。3月初，胡琏适奉国防部“第二编练司令部应绥靖赣、浙、闽三省边区，以防共匪潜入渗透”之命；胡琏乃请准衢州绥靖公署，移司令部于江西南城。

1949年5月，国防部已由南京移驻广州，命令胡琏部恢复第十二兵团番号缩编为第十军及第十八两军，迅即加入战斗序列，拒止敌解放军于南丰以北；胡部被服缺乏，械弹无著，新集之兵，尚未训练，逃散回乡，不无可虑。胡乃以第六十七军与第十军合编为第十军，胡部裁减1个军；编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战斗序列。是月底，第二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十二兵团，胡琏奉召晋见蒋于台湾高雄，垂询兵团状况后，面示“应肃清闽粤叛变团队，打通后方补给地之潮汕，并准备保卫台湾”。胡面报蒋说：“钧座引退，三军无主，人心惶惶，统御为难。”蒋表示：“我绝不放弃对中国革命所负的责任”。胡听后极为欣奋，又对蒋说：“是则本军必可再战再胜。”回部队后，胡迅即以此意遍告官兵，欢声雷动，士气高昂。胡立即前往广州，面报参谋总长顾祝同以所受之任务。胡返防后，恰值军官团轮流训练完毕，士兵经一个多月操课，军人仪容亦成；胡乃从事闽西粤东叛变团队之清剿，逐渐控制潮汕为后方补充通路。不出一个月，胡便平定闽西粤东之叛乱。

1949年6月底，第十二兵团局促于广昌、石城间，胡琏仅有黄金10条，乃召集军、师长面分之，其余3条送眷属到厦门，再转台湾；各部队每人每日由县府供应铜板5枚，作为菜金，但操课不辍，毫无怨言，亦无他念。

1949年7月，经过半年重整，重建第十二兵团，根据胡琏“纵深防御、移动防御”原则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从江西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解放军南下大军围歼第十二兵团战略企图，于7月14日进入广东兴宁，在石马镇稍事休整，接着进入梅县，7月14日亦是中央军委关于围歼胡密令电报发出第一天。7月15日正午，胡曾在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故居光裕庐“还我河山”巨幅拓片前誓师并坐镇指挥，后因电话线路多次遭游击队破坏，而匆忙离开石马。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某最高长官（白）欲到第十二兵团视察部队；胡当告以“此间干部均悉总统引退，由于内在一种压迫，极感愤慨，深恐约束不住，对长官有不敬事件发生。”时正混乱，该长官遂终止其行。第十二兵团正将从事扫荡叛变时，忽接会昌电报局转来吴奇伟一封电报，谓事不可为，劝胡向解放军投降，并指定电台呼号；有人向胡招降，此尚属首次，胡乃令僚属覆电给他说：“苍髯老贼，皓首匹夫，降匪媚仇，廉耻何在？生为国民党党员，死为国民党党魂……”按抗日作战时，吴曾仕江防司令，第十八军曾几度归其指挥，此时胡乃忆及1937年1月苏北宿迁剿中国共产党往事，国军第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受攻击，吴在宿迁任指挥所主任，曾数令胡勿救第六十九师，撤回宿迁。盖吴在那时或已通中国共产党卖中华民国，实为当时所始料所不及。

1949年9月初，胡琏撤往潮汕。9月中旬，福建、江西前线形势大变；胡琏原在南丰前线之两个独立团，亦被迫南撤。9月底，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部保安团，会合于梅县、潮州间；为强化阵容，严整队伍，因方天之授权，胡乃从事部队之再编组。

此时第十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薛岳之右翼方天总指挥之统辖，但实际上已处于十分机动之状况中；9月底，罗卓英衔陈诚之命，来调军队。胡琏几经筹思，终以“第十二兵团在国防部的补给名单上，仅两个军，今我实有三个军，以其中之一军，调防金门，似无问题”为定论。罗卓英又问将调何军？胡琏说：“当然十八军！”罗卓英大喜。胡琏回台不久，船到汕头，时正10月初旬，高魁元率其第十八军迅赴金门；此在当时之金、厦，实乃一件大事。胡琏曾以第十八军辖下之一师，游行街头，鼓舞守军士气，兼以安定民心。

1949年10月，在台湾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明令第十二兵团归胡琏指挥，并即向舟山群岛增援，胡琏于此遂解除任务遂行之困扰；第六十七军刘廉一部为第一船团，即向舟山航行，第十二兵团部将率第十九军刘云瀚部为第二船团，继续发航。

1949年10月18日，胡琏在台北，上午晋谒东南军政副长官林蔚于其办公室，林蔚正与厦门电信局长通话，胡琏在侧，得悉该局长云：“‘匪’军已进入市区，我军终止抵抗，尔后已无机会与副长官联络，谨此叩别……。”林蔚乃一忠诚沉毅之长官，此时之面色表情，令胡琏不胜对其敬仰与同情之忱。不二日，陈诚面示胡琏：军事及人事部署已有变更，令胡琏以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及福建省政府主席名义率领所部第十八军、第十九军，接任金门防务，汤恩伯及李良荣两将军调回台湾。正在海峡中行进之第二船团，已令驶赴金门。并派东南军政公署副长官罗卓英同去防地，布达命令，监督交接。10月24日夜，胡由基隆登上运送军品之民裕轮，前往金门，担任新任务。第一船团之刘廉一军增援舟山。第十二兵团遂在金门战役中，发挥重大成效。

1949年10月25日黄昏，民裕轮抵达料罗湾，兵团派员接胡琏等上岸。

1949年10月26日上午十时，胡琏到达大、小金门间之水头。上午十一时，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偕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抵水头村，晤汤恩伯后，旋即赴湖南高地，将部署略为调整。黄昏入暮，各团合围，解放军遁入古宁头村内。胡琏部下高魁元指挥第十八军，成功击败登陆之解放军。战后在阳明山官邸，蒋对胡琏面赐嘉勉说：“你能如此，我殊欣慰！”

1949年12月1日，第十二兵团就地改组为金门防卫司令部，胡琏任司令。12月4日，代总统李宗仁任命胡琏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1952年10月，胡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来台任陆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由刘玉章接任。

1953年，胡琏兴办九龙江酒厂，任命经营私人高粱酒厂的叶华成为该酒厂的技术员，九龙江酒厂即今日金门酒厂之前身。

1957年7月，胡琏回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胡琏第二次到金门主持防务。胡琏认为金门孤悬海上之小岛，一场大战，必然是硬碰硬之死力拼斗。

1958年金门炮战，胡琏险些殒命。炮战后青光眼发病，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由副司令刘鼎汉少将暂代，胡琏赴德国医病治愈，层峰提供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二职让胡挑选。

1958年10月31日，胡琏接任陆军副总司令。11月16日，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由刘安祺接任。时金门驻军达历年最高纪录超越13万兵。

胡琏为人不喜逢迎，据记载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内，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蒋经国曾前来视察，胡未到机场迎接。

1961年，刘安祺接任陆军总司令。1965年8月，高魁元接任陆军总司令。除胡琏以外，前后上下的人都当上总司令。

1964年，美军开始进入越南，越南战争面临重要转捩关头。政府为肆应亚太地区情势演变，亟谋加强中越邦交，从而在全盘外交上有所策进。国府权衡至当，特任胡琏为驻越南全权大使，赋予他无比重大之使命。11月，胡琏到达西贡，1972年12月因病辞职，驻越共达8年之久。中华民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馆位于西贡咸宜大道与巴斯德街路口。

1967年5月19日上午10时30分，有2名匪徒混入使馆，他们将爆裂物安放于胡琏二楼办公室下面，一时轰然巨响，大使馆楼板震塌。大使馆建筑物一楼全毁，胡琏幸免于难[。大使馆也因而由荣工处另建新馆于征女王街。

1972年秋天，胡因公回国，患病留医，不久辞职，未返任所。

1972年12月调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晋升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在立法院第五十四会期开议时，蒋经国所作施政报告口头补充说明，文中曾说：“金门金门战役，我们把共匪登陆的部队都消灭了的那一日，经国从金门到台北，报告总统说：‘金门古宁头大捷了，这一次我们全胜了！’总统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是我们第一次把共匪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

1975年2月11日，蒋经国到金门旧地重游，“深怀伯玉”。

自出使越南任满回国以后，即致力于研读典籍，且对往事深切省察。用冀增益学养，洞悉得失。辄拟撰述各事始末与所悉经纬，作为研究现代史资料。胡素喜读史，脱下军服后，于1974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旁听，结识史学家李守孔，成为晚年好友。

1977年6月22日，胡琏因心肌梗塞去世于台北，享年71。逝世后，家属亲友遵从其遗嘱，将遗体火化，海葬于大、小金门间水头湾海水域中。蒋经国巡视金门时，裁定建立一座“伯玉亭”于金城镇，以为永久纪念。1978年6月22日，俞大维撰、黄杰写“胡伯玉将军纪念碑记”竖立于“伯玉亭”。

荣誉

 四等宝鼎勋章（1945年10月31日批准）

元配吴秀娃：1925年嫁给18岁的胡，婚后当年鼎力资助胡报考黄埔军校。

续娶曾广瑜：曾广瑜是江西赣南米商地大千金，婚后生下3子1女。

侧室曾广仙（据传）：相传后来胡又与曾广瑜堂妹曾广仙结合生下4女。

梁序昭（1903年10月16日—1978年2月7日），前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员。他出身福建，又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28年，北洋政府下令停办，将其并入马尾海军学校），属于中国海军势力最大的闽系。

中华民国政府撤台后，闽系海军军官四散，梁序昭是在台闽系的代表。梁序昭晋升海军总司令，有几个原因，第一，梁有战功，人称“海上小诸葛”，曾指挥大陈岛撤退作战。第二，蒋中正对闽系军官素不友善，但在国共内战逆转，以闽系军官为主的重庆号亦随之投共，中华民国政府撤台后，蒋以提升梁序昭为手段，试图安抚闽系残余军官。第三，梁序昭对指挥登陆舰队颇为娴熟，1950年代中期，中华民国海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展开岛屿争夺，登陆舰队的作用很大，用梁作总司令，符合战略意图。第四，梁序昭素与美国友善，蒋中正提升梁，颇类当初以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用意。

梁序昭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美国人亦以“洛阳”“汉阳”两艘台湾渴望已以的军舰作为贺礼，数艘台湾“阳字号”军舰在1950年代并不轻易出动的；除少数几次岸轰任务与平时的演习护航巡逻外，从未与敌舰艇接战过，可见台湾方面对阳字舰的爱护。

梁序昭在驻韩国大使任内，曾有贩卖汉城（今首尔）明洞侨校千坪土地事件，导致在韩华侨子弟一时无处念书，引发骚动；甚至梁序昭头部曾为此受伤，带头滋事者被引渡回台受审之事。时任中央社驻韩特派员李在方认为此土地贩卖之事，应是蒋中正指示，以解中华民国政府财政之困；李研判那次的侨胞暴动，乃土地掮客未遂者的泄愤之举。

关麟征（1905年3月19日—1980年8月1日），原名志道，字雨东，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陕西鄠县人，曾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与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关1924年受于右任举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毕业后，关随军参加了对陈炯明的东征，在作战中膝盖受重伤，在廖仲恺的亲自关心下方得免于截肢。其后，关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严重的副官，参加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关任中央宪兵团三营营长，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关于南京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后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当时，身为十一师副师长的陈诚欲拉拢关等人反对师长曹万顺，遭到关的反对，自此两人结怨。1928年9月，关升任第十一师步兵三十二旅旅长，次年又任新编第五师副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关任整编后的中央第二教导师一旅一团团长，在张治中麾下参战，因立有战功，升任该师第二旅旅长。次年，关任第四师十一旅旅长，在河北参与对石友三的围剿。1932年，关部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与邝继勋、陈赓等展开连番激战。红四方面军其后被迫放弃鄂豫皖苏区，关也因功升任第二十五师师长。

1933年3月，关奉命率部北上援助宋哲元部抗击日军，参加长城战役，战斗中，关亲率一团冲锋，身负重伤，被迫撤离战场，战后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后关率部驻扎北平，1935年调往洛阳。1936年，关奉命率部进入山西，对东渡黄河的红军东征军进行堵截，先后与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发生战斗。

1936年10月5日，关升任陆军中将，任西北剿匪十一纵队司令，率四个师参与堵截红军西路军。1937年，关升任52军军长，投入抗日战争。抗战中，关率部先后参与漳河战斗、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战役。由于他的英勇，时人誉之为“关铁拳”、“关猛”，与“孙钢头”孙连仲并称。

1938年，关升任第三十三军团长，次年又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1941年7月，关就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调防云南红河以东的滇越国界，负责中国和越南边境的防务，其间因第五十四军副军长傅正模（土木系）举报副总司令兼军长张耀明（陕西派系），关麟征与陈诚发生面对面激烈冲突，导致陈诚胃疾复发吐血。张耀明被免兼军长，由土木系方天继任第五十四军军长，该军不久调出第九集团军。

1944年12月，关升任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第九集团军裁撤。

抗战胜利后，一度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准备率部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但由于陈诚作梗，1945年11月16日蒋介石为了给发动五华山事变的杜聿明形式上的惩戒，令关麟征与杜聿明对调职务，关麟征改任云南警备司令。1945年11月25日，昆明各大学学生罢课示威，反对内战。12月1日，一二一事件发生，关被迫引咎辞职。

1947年，关麟征接替蒋介石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1月，关麟征调任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8月，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关麟征为陆军总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同年11月，关见陈诚在台湾受到蒋介石重用，决意隐退，移居香港，次年被正式免去总司令职务。关麟征虽与陈诚不睦，但素与其陕西同乡、陈诚土木系中得力干将胡琏友善，并不因此影响两人之间友谊，甚至还充满自信的回答胡琏请教他的“东北战略”。

关在香港期间不问世事，拒绝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以书法和秦腔自娱。另外，关也与胡琏的黄埔同学、自己的旧属刘玉章结为儿女亲家。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关前往台湾吊唁，但拒绝了蒋经国的挽留，仍然回到香港。1980年，关因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关的妹妹关梧枝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政协委员，因两岸三地政治情势分隔，直到1979年关病逝前一年，兄妹才再度相见。关育有两子分别为关伯男、关伯偼；香港曾谣传香港女演员关之琳为关之孙女，业经媒体询问关梧枝，证实是误传。关的女儿关伯琨夫婿为黄埔军校教官柯大澍，内战后柯大澍移居香港担任公务员，其子即关麟征外孙柯愈群为吴氏太极拳高手。

张发奎（1896年9月2日—1980年3月10日），字向华，原名发葵，又名逸斌，广东始兴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客家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前陆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名将，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的军队为其部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先指挥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等，后来任第四战区司令。1949年后居于香港，后组成反蒋反共之第三势力。

张发奎九岁入读私塾，1907年进入始兴县高等小学堂。1910年，自行过江搭火车去广州府，据张发奎亲自回忆，当时给学生们煮饭，还做些杂活以赚取车资。到达广州后正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张发奎去报名并且顺利被录取，在增步习艺所遇到了陈策和刘沛泉，日后人们称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

1911年辛亥革命，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清廷开设的增步习艺所亦因此被迫关闭，失学的张发奎等人只好无奈返回老家。1912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张发奎被编在16岁班级，同学有薛岳、黄琪翔、陈芝馨、叶挺等，在校期间秘密加入国民党。1913年张发奎母亲病故。1914年陆军小学毕业后，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1916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起义，张发奎等几百人响应起义，并向校方申请领取军火弹药，但校方根本没有贮存军火，起义就此告终。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来广州，9月10日孙中山正式就任大元帅职，在士敏土厂设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司徒非、陈策和张发奎均成为孙中山的便衣队成员。

1918年1月3日，因新任粤督莫荣新擅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人，孙中山命莫荣新查办无果，乃命效忠于孙中山的两舰炮轰督军府以示薄惩。莫荣新是陆荣廷的亲信，胡毅生命令张发奎运煤给那两艘炮舰。炮战失利，两艘舰败逃。同情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将警卫军廿个营拨付护法军政府，这廿个营重编组后称为“粤军”，孙中山委任陈炯明为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粤军集中在汕头，邓铿号召在士敏土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后来粤军奉命援闽。孙中山以武人作梗，与护法宗旨相违，乃辞职，于5月20日离穗赴沪。

1920年，赴漳州援闽粤军任中尉副官；8月随军回粤与旧桂系交战，只身于敌军阵群中夺获新式步枪两枝并获晋升上尉副官；后于惠州攻坚战任敢督战长，至1922年累升至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第三营营长；6月陈炯明叛变，率部与叛军战于翁源时，陈炯明遣前陆军小学校长翁式亮致函发奎，称：“师生之情，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迅速来归，免贻后悔”。发奎以“忠臣不待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回绝，率部退入始兴仙人洞据山相抗半年，故有“大王”绰号；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函，许以相机驱陈遂出山，任第一师二团三营营长。

1923年2月，以护孙中山回广州，驱陈炯明作战有功升任团长。

1925年8月3日，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独立旅旅长，随国民革命军东征，于热汤与20倍于己的敌军遭遇激战一天与援军击溃敌军；8月，廖仲恺遇刺，建国粤军参谋长蒋中正驱逐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粤军四邑驻军转投，邓本殷乘机反叛进攻广州；11月1日，随南征军总指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分四路（第一路陈铭枢、第二路王均、第三路戴岳、第四路俞作柏）攻邓本殷部；11月4日，第一第二路军克恩平、那碉。11月8日，占阳江、化县；11月10日，朱培德进抵阳江令各部军会攻高州；11月16日，第三路占领罗定，11月20日，南征军克高州邓本殷部退廉江。11月21日，任十二师副师长。11月23日，第三第四路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雷州时，南征总指挥朱培德与陈铭枢不协，朱部第三军向北撤退，南征军事改由李济深负责，遂回军以功迁第十二师师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张率部进军，与湖南第十师担任湘江东岸作战，连克醴陵、平江，吴佩孚部退守汀泗桥。8月26日，与第四军发起击汀泗桥，吴军主力宋大霈率大刀队迎敌，双方激战甚烈，至夜张发奎令三十六团渡水偷袭敌后占领中央阵地。翌日拂晓亲率三十五团与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从正面大败吴军，吴军腹背受敌投降，十二师占领汀泗桥，此即汀泗桥之战。8月30日，与第四军于贺胜桥之战大败吴佩孚直逼武昌，第四军因而得“铁军”之称，张被称为“铁军英雄”。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率十二师援赣，于马回岭之战全歼孙传芳谢鸿勋部，与第七军克九江取南昌，旋回师武汉。

1927年1月，兼任第四军副军长3月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四军十一军军长，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出现宁汉分裂拥护武汉，汪精卫任为第四军军长兼任由原四军十师扩成的第十一军军长。同月下旬，宁汉双方继续分头北伐，张率第四军、十一军于河南大败张作霖奉军主力。6月，回到武汉，升任武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且准备讨伐蒋介石。

1927年7月，初发生宁汉合流。张发奎部下不少人为共产党人，但张一直未曾大力反共，直至7月中，才决心清共。7月30日，张发奎在庐山与汪精卫、孙科等宣布进行分共。8月1日，张的部下，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新编二十军（贺龙）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张即以其余部，包括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二师（缪培南）、第四军二十五师（李汉魂）、第十一军二十六师（许长志）前往南昌讨伐。但之后张没有力追叶挺及贺龙至潮梅一带，而是带兵到广州。11月17日，张发奎乘李济深离粤，与黄琪翔联合李福林在广州发动政变，驱赶在广东的桂系，拥护汪精卫。

1927年11月，张发奎发动政变，驱逐中央军黄绍竑。同年12月11日，张部下共产党人，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时为地下共产党人）及张太雷、叶挺等，在苏联驻广州领事支持下发动广州暴动。张发奎仓皇离开广州，以时驻广州外的三个师，联合李福林的第五军镇压。张因事件受舆论压力，被迫通电下野。

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因编遣问题爆发蒋桂战争。张发奎回国，任第四师师长，初期讨伐桂系，后来联合桂系反蒋。但是在广州附近被击败，退回广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再度以第四军名义，联合桂系反蒋，从广西攻占长沙，但为陈铭枢从后切断而败退。之后张发奎淡出军政，只保留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职衔。

1935年春，回国到南京见蒋中正提出：“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1936年春任皖、赣、浙、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及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专事督办抗日防御工事。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和日军旗舰“出云号”给敌以重大威胁，被誉为神炮。10月30日，左翼军开始败退，蒋改任张指挥左翼及中央军。面对残局，他仍表示：“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11月5日，日军于杭州湾登陆，张部腹背受敌，奉命放弃上海，同月受宝鼎勋章。

1938年，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他指挥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八、第七十、第五十四、第二、第四、第六十各军，负责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的任务。战斗开始后，张发奎所部的预备第十一师、二十五军之一个师和二十九军团主力在姑塘的守军损失惨重。他“下达变换阵地的决心”，以预备队第四军附一五五、第一八七两个师占领狮子山、张家山、两台岭等为第二抵抗线，掩护主力转移。但这一撤退遭到蒋介石的斥责，认为他想保存北伐时第四军的实力，叱令他交出指挥权调回武汉。回汉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战况后，张发奎又调到瑞昌以西地区及马头镇、罗东镇等要塞进行守备，均被日军以优势兵力袭取。后来张发奎又率部在阳新、大冶和通城、岳阳、蒲圻等地组织守备，直到武汉会战结束。

1939年春，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冬，指挥第一次粤北会战获胜。后来，张发奎说：“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并不真确，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为我作了一番宣传，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应该知道。我们把这场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新江与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

1940年1月，第四战区迁往广西，乘隙回乡住了十天，之后到广西任职，收复南宁、龙州、钦县。

1944年10月，日军进攻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失陷，退守至百色。同年冬，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驻桂西，期间经历六寨镇美机误炸事件，险些丧命。

1945年5月，率军夺回南宁。7月，攻克龙州凭祥，进军梧州，又攻克柳州。8月1日，进围广州。12日，总攻广州。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任广州、香港、海南等地受降官。9月16日，在广州接受田中久一投降。10月，派刘绍武师长率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

1947年1月20日，美国政府颁予张发奎棕榈叶自由勋章。同年5月2日，港督杨慕琦颁授张CBE勋章。

同年夏，与缪培南、朱晖日、邓龙光、吴奇伟 、麦朝枢、张弛、谢膺白、吴逸志、邓定远、陈公侠等二十七人组织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印“第四军纪实”一书。

1948年1月，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迫使港英当局停建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冬去职，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1月21日，蒋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3月，改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4月29日，张发奎去桂林，与薛岳及余汉谋毫无保留支持李宗仁。

1949年6月底，定居香港。1955年5月11日，张发奎之妻刘景容正式受洗为天主教徒。隔年10月10日，张也正式受洗。

1971年9月29日，崇正总会总会金禧大庆时，张发奎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致词云“大半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惟赖海外数千万爱国侨胞，大义当前，知所抉择”，张呼吁“支反共国策，发动国民外交，以为我政府外交之后循”。此文见于历年崇正总会印行之纪念特刊。

1972年9月27日，抵达台湾并接受台视新闻采访，当日，蒋总统伉俪在士林官邸以茶会招待张将军互叙离衷。28日，由苏浙旅港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陪同参观金门，并于10月16日返回香港。

1975年4月5日，蒋公逝世，张将军未有入台证，即购票搭飞机赴台北参加祭奠，行政院长蒋经国躬亲接待，并在天母居停，从此张发奎经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曾入荣民总医院作体格检查[1]。1976年11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0年农历岁杪，回家渡春节。医生嘱于3月10日上午入院洗肾换管，经诊断后，发现肾脏情况恶化，随即进行急救，延至当日下午1时50分病逝于养和医院。台湾方面3月15日，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总统特颁褒扬令。

1992年11月6日，按照张发奎将军遗愿，他的遗孀刘景容女士，携定居美国的义子张威立、张丽芳等亲友旧部近百人，从香港护送张将军骨灰回故乡安葬。之后刘景容夫人不顾高龄，先后三次率领张发奎亲属和旧部人员于1993年、1996年，回乡扫墓，并于同年出席广东省纪念张发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张发奎在香港任客家人组织崇正总会会长。现九龙李郑屋邨崇正学校之礼堂“张向华纪念堂”，即纪念张发奎。

将军夫人刘景容女士，出自清化乡望族，端庄贤淑，曾在乡间受旧式教育。义子张威立，毕业美国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夏威夷经营建筑业务。义女张丽芳，婿周世经均定居于美国加州。

评价

张发奎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个异数，一个他不贪污，一个他自己勇敢打仗。——-胡志伟

《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称张发奎为“将军一生戎马，尽忠为国，处事公正，待人坦诚，故能将士用命，迭奏奇功，诚一代名将也。”

张发奎对国民党丢失中国大陆的评价

据顾维钧回忆，大陆沦陷20多年后，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大陆失陷的情形及原因，张发奎说：“其主要原因是1.中国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2.军事上无能。3.蒋介石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       蒋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分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阎锡山在广州任行政院长时，何应钦是国防部长，但连中央嫡系部队的驻地也不知道；任参谋次长的黄杰，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实际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是委员长自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控制的政府军驻在何处。他还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黄伯韬和邱清泉互不合作，互相嫉妒，这仅是徐蚌会战溃败的近因。根本问题是毛泽东对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周围的防守据点等重要情况都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的配备和驻地等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送给毛泽东。甚至连国军打算什么时候向共军某一据点发动攻势，毛泽东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徐州会战结局如此毫不足怪。” 

与汪精卫的关系

张发奎是当年军中拥护汪精卫最忠实、坚决的一人，对汪真正做到了“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即使汪对张的待遇并不是很好，但张也不曾想反对汪精卫，别人说张这是“愚忠”。张发奎却把自己与汪的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张说:“一个女人结婚了，生了个多小孩，但她的丈夫是个烟鬼，又不管家。那她该怎么办？她没法离婚，只能接受事实。”虽不是很贴切，但确表达了张对汪精卫有所不满，却又不得不追随的无奈心理。

轶事

1938年左右，张发奎与黄琪翔、吴奇伟等人有“铁军三代”美誉，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有中国铁军之号。

少帅张学良所写的留书张发奎与北伐军战于中原，班师时留书南将张发奎，期以抗日战争时，并肩作战。

1936年春，张发奎为解决家乡子弟上学困难的问题，献资10万元，委托始兴知名爱国人士张光第和进步青年陈培兴、陈亿勋等人在彩岭创办了一所小学，将学校命名为“私立风度小学”（1944年，增设初中部，并改名为风度学校），该校坐西朝东、依山而建、精致典雅，是一座庄园式的校园。

抗战时于第四战区创办志锐中学（现广东北江中学）。任第四军军长时曾赠始兴中山图书馆《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各一套。

刘玉章（1903年11月11日—1981年4月11日），字麟生，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绰号“刘光头”，陕西兴平人，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25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后于1926年参加国民党北伐。1930年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参与讨冯之役；1933年在第2师任营长时，参加古北口之役。当时第2师（师长黃杰）奉命支援25师师长关麟征所部，于古北口南天门抵抗日军，刘右臂中弹负伤。此时第2师与25师同在第17军（军长徐庭瑶）建制之下，稍后在1937年时，又以此两师为基干成立了52军。

军旅生涯共负伤五次，其中第二次受伤在中原大战时，伤愈后，头发脱落，从此“刘光头”之名响亮于世。

抗战初期，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瑞昌防守战。1937年9、10月保定战役时升任团长。

1939年9月，刘率部参加长沙会战，升旅长兼长沙警备司令。

1941年52军由湖南至广西入云南，负责滇南守备；此时握有52军人事权的老军长关麟征打破学历资历的界限，将刘玉章提升为52军第二师师长。这一事件在52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将领如少将参谋长刘平、25师少将副师长邓士富、195师副师长锺祖荫纷纷以请假来表示对此事的反对，第2师的3个团长也联名抗议，这些抵触接被关麟征一一解决，使刘玉章顺利当上师长。从结果看来，关麟征此举是知人善用的好例子。

1945年抗战胜利，率师入越南受降河内、海防的日军。是年10月底，52军奉命由美国第七舰队的特遣运输舰队从越南涂山港北运，与11月13日抵达秦皇岛，11月16日出山海关。与13军合作攻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至11月26日入锦州。

1946年3月，苏军撤离沈阳，52军随即占领沈阳，与南满解放军激战于摩天岭，在夺取解放军警戒阵地后，继续仰攻，最后至短兵相接，白刃搏斗，双方伏尸壕内，战斗极为惨烈。摩天岭战斗绵亘八十余里，苦战两日夜，解放军终于抵挡不住第2师的凌厉进攻，不支溃败，刘玉章趁胜追击，不仅杀伤大量解放军，还打开进出安东的门户。

五天攻克安东，有“常胜将军”之称。1946年冬，52军主力25师在南满被共军歼灭，师长李正谊被俘，但第二师在刘玉章带领之下纵横东北战场，未尝败绩，成了国府在内战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1948年4月刘玉章接任52军军长一职。9月22日，刘玉章被晋授陆军中将。辽西会战（辽沈战役）进入白热化时，蒋中正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开会。刘玉章认为锦州“守且不足，攻更危险”，不愿归廖耀湘指挥西进。刘亲自到沈阳经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批准，受命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10月31日刘玉章指挥所部逐次登上海轮撤往葫芦岛，刘搭乘最后一艘军舰离去，当时解放军炮弹已经落弹于港内，数百位刘部警卫团战士不及撤退遭俘，刘于舰上痛哭不已。1949年夏，52军参加了上海战役，于月浦之战和解放军进行激战。刘玉章后来撤退到舟山。1950年撤至台湾。

刘玉章抵台后，1953年任中部防守区司令官，1954年在黄埔官校同期同学胡琏之后出任金防部司令官，经历九三炮战。依炮战战训，领导金门挖山洞、掘战壕、凿地道，积极建筑防御工事；并开辟太武山登山公路。地下化的金门，对后来八二三炮战起了作用。

1981年12月，由何应钦撰写之太武山金门防卫司令部纪念前司令刘玉章上将的碑牌。刘玉章与胡琏在1950年代曾负责金门防务。

1957年转任陆军副总司令，次年就任预备部队训练司令，于台湾八七水灾后领导部队救灾。1959年12月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

1958年接任陆军预备训练司令部司令，以其数十年带兵练兵经验，在美军顾问的协助下，引进美式新兵训练制度，建立教育班长制度。

1960年12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63年调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襄助陈大庆将军，1967年7月继任警备总部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在任三年，直到1970年6月。任内发生“陈玉玺案”、“柏杨案”、“彭明敏潜逃事件”、“泰源事件”等，但蒋介石仍在其卸任时授予二等云麾勋章一座。

1970年6月25日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同时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5年台湾制片商曾向刘玉章索取在戡乱初期（1946年10月21日）国军接收东北时第五十二军在大摩天岭与共军激战的故事资料，拍摄《大摩天岭》影片。著名一景是一刘兵，竟冲出防线，牺牲自命搂住共军炮火机关枪

著有《戎马五十年》。1981年4月11日病逝，享寿78岁。

在国共内战时期，因为国军从中央参谋机关到各战区指挥机关，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共谍，以至于经常是国军下级作战部队还没拿到作战计划，共军就已经知道作战计划了。当年担任52军军长的刘将军，就发现只要按上级下达的作战计划打，怎么打怎么输；而不按上级下达的作战计划打，倒反而能赢，于是干脆来个不服从军令，自己觉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也不准备作战计划，结果国军整个国共内战虽失败，但是52军却几乎没吃过败仗。

郝柏村在回忆录中写道：“1955年秋，我到金门任第8炮兵指挥，同时兼任金门防卫司令部炮兵指挥官。当时金门司令是刘玉章将军，也是沙场老将，属于52军关麟征的系统。刘司令看似老粗，实则心细，战场经验丰富，治军很严，做事踏实。他每日看部队，把所见记在小本子上，每周开一次会报，首先检讨上次会报裁示执行情形，如该做而未做是过不了关的。他这种务实的作风，对我尔后行事有很大影响。”

刘玉章做台湾军管区司令时，有一次张大千要送给刘玉章一幅画，在仪式上，刘玉章上将一身戎装，挂上许多勋章，看起来虎虎的。张大千跟他说：“刘司令，你穿起军服来看起来好神气，好威武。”刘玉章接碴就说：“我脱光了更威武！”在台北据说与争议性名女人何秀子互动交往颇好

有一次部下认为不公，有怨言，刘玉章挺身而出，大骂说：“我爱你们，我是鸡巴，你们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这一骂，“部下”变成“下部”，都骂服了。

有一次，蒋介石到金门前线视察部队，当面问刘将军：“如果共军从前面打来，你怎么办？”刘说：“干！”蒋介石又问：“共军若从左打来，你怎么办？”刘又回答：“干！”蒋介石再问：“共军如果从后面打来，你怎么办？”刘还是回答：“干！”故此后，有人戏称刘为“三干将军”。

九三炮战后，台湾各界劳军团抵达金门，其中台语片影星白兰被当时担任金门防卫部司令官的刘玉章相中，成为俩相好。一日巡视双乳山时，受到驻地官兵同声欢迎司令官巡视“白兰高地”，乍闻之，顷感惊讶！惟片刻后，即哑然微笑，似作满意回应。后来“白兰高地”之名，传遍全岛，成为官兵茶余饭后最热门话题。金门双乳山，若仍叫“白兰高地”，其典故在此。

任职金防部司令官时期，对甫从学校毕业调至金门服役之预官及军校毕业生等基层军官训话，说道：‘现在国家在打仗，你们谁敢当孬种，我就枪毙谁！打仗过程中，谁继续当孬种，我就继续枪毙谁，这样子枪毙几次后，剩下的，就是可以好好打仗的队伍了’。

荣誉

中华民国勋章奖章

 四等宝鼎勋章（1948年12月1日批准）

刘茂恩，字书霖，河南巩县人，生于1898年6月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父刘惟永是小商人，长兄刘镇华系民初军阀，曾任陕西督军、省长。刘茂恩幼读私塾，后入小学，1913年入洛阳河南省立第八中学。1915年10月被刘镇华保送到北京袁世凯办的混成模范团第二期辎重科受训，1917年7月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19年3月毕业，到陕西刘镇华军中，先在军官教育团执教，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25年4月胡、憨战争中，刘镇华支援憨玉琨，被胡景翼击败。刘茂恩参加了这次战争，战后随刘镇华逃到山西，投靠阎锡山。

1926年春，刘镇华企图重返陕西，决定攻打西安。4月，刘茂恩参与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围攻西安八个月之久。11月被国民联军抄袭，败退河南陕州。1927年4月，刘镇华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被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辖五个军，刘茂恩任第四军军长。

参加北伐战争

1928年5月，刘茂恩参与北伐，先后在山东、河北打败直鲁联军和奉军。6月，第八方面军改编为第十一路军，名义上直属中央，实际上归阎锡山节制，驻防豫西。

中原大战转投蒋介石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刘镇华出国游历，刘茂恩代理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受阎锡山令，到豫东参战。其时，第六路军总指挥万选才率部东进抵开封后，被阎锡山任为河南省主席。

刘茂恩与万选才有宿怨，8月，冯、阎军在陇海路失利后，万选才部向后退却经过刘的防地时，刘派人将万扣押，送交蒋介石，并在蒋重金收买下率部倒戈投蒋，使冯、阎军受到沉重打击。刘投蒋后，先后任陇海路左翼军第四守备区司令、平汉路左翼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蒋介石战胜冯、阎后，对刘茂恩奖赏有加。

参与围剿红军

1933年5月，刘镇华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兼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刘茂恩任安徽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所率领的第十五军成为刘镇华部参加“围剿”红军的主力。

1934年10月，方志敏率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皖南北上时，刘茂恩部进驻屯溪阻截，于1935年1月24日将方志敏俘获。以后，刘又率部入川追击工农红军。1936年刘兼任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英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茂恩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由六安开往石家庄。9月入山西增援大同。师至怀仁，大同失陷，乃奉命掩护友军及兵站物资的转移，苦战五昼夜。旋在忻口战役中率部血战逾旬，重创日军板垣师团一部。10月受命守备汾河，掩护石家庄、太原以北地区友军的转移，刘率部力战，使友军得以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郭晓棠、杨章武等人参加刘茂恩部，晓以民族大义，增强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1938年3月临汾失守以后，刘部进抵晋西北。在这期间，他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常常见面，还资助一部分被服、弹药。同年夏，刘部进入中条山绛县以南地区，与日军对峙。八路军人员通过刘部防区时，皆能顺利过境。

1939年10月，刘茂恩晋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与日军鏖战于安泽、浮山、晋城、阳城一带，击退敌军多次进犯。1941年春夏，日军调集重兵猛攻中条山，刘部苦战近月，一时军饷供给困难，军中马匹都杀以为食，终被迫退渡黄河，守备豫西河防。

1944年春，刘茂恩率第十五军防守洛阳，兼任豫西警备司令。日军进犯中原时，刘部死守洛阳四十六天，孤军无援，后突围至卢氏、淅川一带休整。7月，刘茂恩任河南省主席，兼省警备总司令。1945年3月，日军再次西犯，刘率部进驻伏牛山区，阻敌入陕。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解放战争中战败潜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亟谋发动内战。1946年3月，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郑州召开绥靖会议，颁发“绥靖手册”，筹划编组地方反动武装，清查保甲户口、构筑工事、训练军警等，并计划使用优势兵力击溃晋冀鲁豫和豫鄂区解放军主力，分区隔离，逐步实行清乡。

刘茂恩带领省辖保安团及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刘还成立了泛东“剿匪”指挥部和豫北办事处，就近指挥专员、县长构筑防御工事，严密保甲组织，建立还乡工作队。他的床头装有电话，日夜听取各地报告，进行指挥。

1948年3月，国民党军第二零六师被解放军围歼，洛阳解放。与此同时，刘茂恩所属第十五军也在鲁山被击溃，军长武庭麟被俘。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处于解放军包围中。6月17日，解放军开始进攻开封，20日下午攻入河南省政府大院，刘茂恩在卫兵护拥下由后侧门潜出，化装逃出开封城。

1948年6月26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开封后，刘随整编第五军进城，一面办理善后，一面电请辞职。7月27日，河南省政府改组，由张轸接任省主席。9月2日，刘茂恩离开封到南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委。

南京沦陷前夕，刘茂恩携眷前往台湾，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国策顾问”。

1981年4月24日，于台北病逝。

余汉谋（1896年9月22日—1981年12月27日），字幄奇，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主政广东。

民国初年，余汉谋未到二十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之后到武昌昇读陆军预备学校。191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六期步科毕业。之后于北洋军内任排长、连长。1920年入粤军，任营长。1925年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余任第11师31团团长，师长为陈济棠，同年参加粤桂战争。北伐时随第11师与李济深留守广州。1931年5月，陈济棠等反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余汉谋任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员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

广州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取消。1934年至1935年余率部参加江西剿共战争，曾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司令。

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再度反蒋（两广事变）。余汉谋通电各广东将领支持蒋介石中央。陈手下之空军司令黄光锐亦带飞机飞南昌投靠蒋。陈事败出走香港，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

1937年1月5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立即向中国工农红军闽赣浙边区游击队进攻，“务于短期内完全廓清”。1月16日，广东米荒严重，余汉谋、黄慕松电蒋，请求免征洋米税。2月15日，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至南京。3月5日，余汉谋自上海返广东。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所部的广东军队主力被调离广东，参加淞沪、南京、武汉等战役。1938年10月，日军以空军、海军优势火力支援下，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两星期后攻陷广州。

 

余汉谋被革职留任，仓皇撤退中连余汉谋自己的夫人上官贤德也被滞留在香港，直到1942年才被中共指挥的东江纵队救出，更被讥讽为“余汉无谋”。1939年，日军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被余汉谋所击退，才复职，并兼任第七战区总司令，防区包括广东粤北及潮梅一带。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余被任为陆军总司令。

1949年1月21日，蒋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同日，蒋介石下野。5月27日，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下令通缉在粤东、闽北起事之吴奇伟、李洁之、萧文等11人。余部在广东、海南被解放军歼灭，余最终于1950年4月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5年晋升一级上将。

1981年12月27日，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

大夫人：上官贤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同学上官云相之胞妹）。

钱大钧（1893年6月14日—1982年7月21日），字慕尹，江苏吴县正仪乡（现昆山市巴城镇）雅泾村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青天白日勋章获勋者。钱大钧为国民革命军创立时的核心人物之一，为孙中山组织军队时的参谋，同时也是蒋中正的核心幕僚之一。

钱大钧的父亲以经商维生，祖父钱伯熊是清朝贡生。钱大钧4岁时举家迁至苏州，6岁开始在私塾就学，9岁入苏州英华学校（现苏州市第十六中学）就读，后又转入新创立的初等小学。1903年考入苏州长洲高等小学堂。钱大钧的父亲在1906年过世，因家道中落，曾一度中断学业随次兄去上海经商。不久重新进入长洲高等小学堂复读。16岁时（1909年）得到保荐进入江苏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一度离校参加革命军作战，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复学，1912年完成3年军事教育，开始其军旅生涯。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钱大钧参加钮永建所组织的敢死队，兵败后逃回故乡避居。在1914年得到纽永健的举荐资助到日本东京留学，在日本时于殷汝骊创办的革命派军事学校“浩然庐（浩然学社）”学习，并在日本与孙中山见面，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民国三年年底返国，考入位在武昌的陆军第三预备学校（前陆军第三中学堂），后因在学校中进行反袁世凯宣传活动而被通缉辍学逃至上海，在上海时期曾再度协助纽永健训练新军。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钱大钧的通缉被撤销，得以回到预备学校完成学业，并在同年底完成学业，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

钱大钧还未正式入学保定军校之前，即在民国五年11月得到纽永健保荐保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后先是在东京振武学校进行预备教育，并在日本陆军炮兵单位短暂实习。民国六年（1917年）6月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队第十二期炮兵科生，在该校完成2年学习后在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返国。回国后与同盟会元老欧阳耀如长女欧阳丽藻成婚。返国后，钱大钧进入保定军校就职，为军校第八期炮兵科第四队分队长，后又任第九期炮兵科炮兵队队长。

孙中山在民国十年（1921年）被流亡广东的旧国会议员推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钱大钧决定辞职南下广东投效孙中山，钱大钧抵达广东后加入粤军，为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司令部参谋，后转任粤军第二师（师长许崇智）中校参谋。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设黄埔军校，钱大钧为校务筹备的核心人物之一，后续任黄埔军校运作的重要干部，黄埔军校开办前，钱大钧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5月黄埔军校开学后，转任第一期中校兵器教官，11月2日升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黄埔军校代理总教官（11月20日）、黄埔军校参谋处处长（12月9日）。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东征，钱大钧在第一次东征的淡水战斗后替换指挥能力不佳的王柏龄成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团长，后在击溃林虎的救粤军建有战功。第一次东征结束后，钱大钧返回黄埔军校筹组教导第三团，转任教导第三团团长，并投入歼灭广州国民政府的滇系与桂系军队之任务。在10月爆发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中教导第三团只作为侧翼支援部队，未投入战斗最为激烈的惠州城攻城战。第二次东征结束后，钱大钧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在升任军长后将师长职务交付钱大钧，在2月即调职为第2师师长，3月又调为第一军第20师（前黄埔军校教导师）中将师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20师作为根据地的防御任务驻防广州，钱大钧因此兼任了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州戒严司令。

中国国民党清党期间，钱大钧负责广东省的清党指挥任务，并派军截堵南昌暴动失败后南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民国十六年（1927）9月26日，20师吸收投降的北洋军残部，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合组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钱大钧任中将军长，三十二军在民国十七（1928）年1月北调，钱大钧转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4月）、江南剿匪司令（6月）。同年8月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编遣，三十二军缩编改变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3师，钱大钧仍续任中将师长一职。

民国十八年（1929）1月7日，钱大钧因“师内高级军官擅离职守”之罪名遭到撤职，第3师师长由陈继承接任，钱大钧转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参加了蒋桂战争中南京政府的用兵参谋职务。3月转任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任务是负责整编原先新桂系的第四集团军下辖随营军官学校。该教育单位后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钱大钧兼任该分校教育长，并将该分校学生比照中央军校第7期毕业资格编入部队服役。钱大钧随后继续以该校编制招收中央军校第8期生任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以武汉分校毕业生与部分学生为核心成立国民革命军教导第3师，钱大钧担任师长，投入中原大战，教导第3师在中原大战胜利后于1930年11月28日改制为国民革命军第14师。由于该师在鄂北广水、花园及湘北岳阳、云溪各地与红军作战时，被消灭了两个团，故蒋介石决定将该师交给第11师师长陈诚整顿。1931年1月13日，第十四师与陈诚的第十一师合编为第十八军，钱大钧调任武汉要塞司令部司令，由陈诚任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原第十四师的团营长们大都拥护钱大钧，不愿跟陈诚走，陈诚便将他们全部撤换。

汉口要塞司令任内，钱大钧整编该要塞部队，汉口要塞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撤编，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9师，钱大钧担任师长，下辖步兵265旅（旅长张雪中）、步兵267旅（旅长袁守谦）。1932年3月1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废校，所属教官转移至南京本校，尚就学的学生编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1932年6月，钱大钧兼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第89师与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4师合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钱大钧升任军长，89师师长由汤恩伯接任，并投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战争。

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钱大钧卸任十三军军长，转任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兼军政部陆军编练处主任。1933年8月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曾参与长城战役期间与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任务。1933年12月，军政部陆军编练处组建军事委员会补充第一旅，旅长为黄埔三期王耀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参谋长，作为监视张学良与东北军残军的任务。

民国二十四年（1935）4月4日，正式叙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0月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协助蒋中正处理军机事务。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两广事件中，钱大钧作为蒋中正代理人拢络到余汉谋，促成陈济棠在广东势力的倒台。西安事变中，钱大钧在指挥卫队时背部遭到枪伤，民国二十六年2月伤愈归建，续任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后升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1938年2月，钱大钧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后转任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处长，执掌空军作战。钱大钧转任航空委员会是作为蒋中正核心参谋之因素，本身对空军为完全外行，因此在调职后与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团空军顾问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日加列夫处学习空军相关知识，并批准在同年5月之人道远征作战。11月，作为蒋中正的代理人身份调查文夕大火责任归属。1938年底，得到航空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宋子文同意为航委会高阶人员提拨过节津贴。此津贴因分配问题引发内部流言，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开始介入调查。

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8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贺耀组及副局长戴笠联名将此事报告蒋介石。5月24日，蒋中正以“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贪财如命，欺上舞弊，著即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依法惩罪。”下令将钱大钧撤职并由军事法庭审理，为“钱大钧领取特别费案”。军事法庭调阅相关档案后确定宋子文确实曾允诺核拨，因此至多是行政缺失，并不构成贪污，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该案的审判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实则钱所犯仅蒙蔽或是取巧一项”。不过蒋中正因此案将钱大钧冷冻了2年。

民国三十年（1941）7月，钱大钧得到何应钦保荐复出，出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不久改任秘书长，1942年6月跟随何应钦转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底，由于军政部部长由陈诚接任，蒋中正权衡不能让辈分较低的陈诚去指挥在军校期间即为炮兵队队长的钱大钧，因此又将钱大钧调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其市长任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离职。钱大钧贪财，当时上海的报纸故意把钱大钧接收上海排错成“钩大钱劫收上海”。1949年钱大钧先是迁居香港，在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2月转往台湾。

钱大钧到台湾后基本上已不涉入军事事务，在军方的职务仅有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最后与军职相关的事务是处理孙立人兵变案时担任军事法庭庭长。

台湾期间，钱大钧主要工作是推广足球与田径运动等项目，担任过台湾省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等。民国四十九年（1960）担任远东旅行社董事长，民国五十二年（1963）6月担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后转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1968年）。

在国民党党务中，钱大钧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

除了运动推广，钱大钧的嗜好还有书法，擅长钟鼎篆体。曾为圆山大饭店提词，圆山饭店之匾额据信为其墨宝。此外其以钟鼎篆体抄写金刚经全文，目前搜藏于国立历史博物馆。

1982年7月21日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年90岁。

钱大钧娶欧阳藻丽、欧阳生丽两夫人，是亲姐妹，因此有“渔色”的名声。

履历

黄埔军校参谋处处长

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

国民革命军第20师师长

广州警备司令

新编第1师师长

第32军军长

第3师师长

总司令部总参议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

第14师师长

武汉要塞司令

第89师师长

第13军军长

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谋长、主任

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

军政部政务次长

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

西南军政副长官

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

荣誉

一等景星勋章（1945年11月1日批准）

黄仁霖（1901年9月26日—1983年），江西安义人。中华民国国军联勤的杰出领导者、新生活运动全国总干事。1955年二级上将军衔。

生于上海，就读于上海育才公学、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20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1922年留学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1924年夏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1926年秋返国，进入了岳父余日章担任总干事的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1934年创建励志社任总干事。1936年西安事变解决后，1937年3月接替钱大钧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组长、战地服务团主任，招待盟军。1945年美国政府授予“司令级功猷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褒奖状称“有杰出之表现，著有功勋”。

1946年，全权招待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人员。国共内战爆发后，负责招待美国军事顾问团。1947年应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邀请，赴美考察军事后勤业务。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写：

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L·的弟弟”。J·L·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兵，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默维尔将军，自己却扮演鲍勃·霍普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L·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L·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回国后出任联勤副总司令，负责基隆港的重新开放，接收美援物资。

1954年6月30日升联勤司令兼任东吴大学副董事长，1958年受聘为董事长。1959年1月31日卸任联勤总司令，出任国营招商局董事长。1965年驻巴拿马大使。1975年后旅居美国。

方先觉（1903年11月22日—1983年3月3日），字子珊。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江苏省萧县栏杆区方家寨（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方家寨）人。带领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坚守衡阳四十七天，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荣获青天白日勋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军团副司令、联合勤务总司令研究督察主任委员、澎湖防卫副司令官等等。 1945年2月，方先觉所率第十军所属各师师长均获颁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使得第十军成为中华民国建军至今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共获得四座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的部队。第一届（1947）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

1949年至台湾担任军职，曾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第一军团副司令、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8年，方先觉退役，1983年在台北病逝。

1903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萧县栏杆区方家寨（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方家寨）一个乡绅家庭。幼年在家乡读书。 民国六年（1917年9月），考入萧县第四高等小学，三年后考入徐州中学，并立志成为一名律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方先觉在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后接触到了三民主义。时黄埔军校以一期毕业生王仲廉为招生委员赴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得此消息后遂决定投笔从戎。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方先觉经过考试成为了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第1营的一名入伍生。在经过半年的入伍生训练之后，方先觉升为正式军校学生，编入步兵第2大队。11月，任第3师第9团侦察队少尉见习官，见习期满后改任中尉排长。自排长开始晋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期间曾参加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于衡阳守城四十七日，战力不支而向日军谈判投降并被俘虏，但拒绝横山勇授与“先和军司令”职位，后逃归，又曾在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四期学习。1949年后到台湾，曾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第一军团副司令、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8年退役，后在家修身养性，勤习书画。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因心肌梗塞去世在台北市，享年81。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方先觉得到团长卫立煌的推荐，被调到第1军宪兵第3连担任上尉连长。三个月后又被调到第20师，担任补充团（团长卢权）第3营第9连上尉连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新编第1师改称第69师，方先觉所在的部队改称第205团第3营，方仍任营长。同年4月，方随军移驻上海，仍旧执行担负地方治安的任务。同年8月，第69师被缩编为第3师第8旅，方改任第15团第1营少校营长，并随军移驻苏州。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被卫立煌任命为第134旅第269团第1营少校营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8日）第45师奉命改称第10师，方先觉所在的部队也随之改番号为第30旅第59团第1营，方仍任营长。这个时候，军委会拟将第10师按照军校教导师的德式教育方式来训练，便调教导第1师副师长白兆琮来第10师任副师长。白氏到任后立即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方先觉参加干部训练，并接受了新颖的德式操练。10月第10师独立旅扩编为第83师，方先觉被调升为第83师补充团中校团副。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淞沪战争爆发后，第83师被紧急调往浙江下浦布防。6月，第83师奉命开赴湖北花园、孝感集结，并于同年8月间投入到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作战中。9月，方又随部投入到追击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作战之中。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方先觉随第83师北上参战。4月25日黄昏，第83师接替南天门中央阵地。从26日日军发起猛烈进攻开始，方先觉在阵地上浴血奋战坚守不退，于28日因受重伤而离开前线，被送往北平医院救治。方先觉伤愈后又于12月随83师南下进攻在福建自立政府的第19路军。仙游一战，方身先士卒，突破敌军张君嵩部防线，受到了师长刘戡的嘉奖。福建事变平息后，方随部长驻福建泰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7日），方先觉被叙任为陆军步兵少校。10月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学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毕业后调往第3师（师长李玉堂）补充团担任团长。由于方对补充团实施的德式训练成绩名列全师之首，逐渐得到了李的器重。10月2日，方先觉晋任为陆军步兵中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方先觉的补充团于10月中旬抵达上海，奉命配合友军第36师担负苏州河南岸防务，11月5日起于虹桥机场至七宝镇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奉命收拢从前线溃退的败兵。11月9日方团随部撤离战场，开赴苏州以北集结，旋调往汉口休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方先觉调任第9旅（旅长胡蕴山）第16团团长。5月，方团随部调往第5战区，在邳县以东、郯城西南地区阻击日军，后又调到徐州以西掩护战区主力后撤。6月8日军委会以第3师为基础组建第8军，师长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方先觉也随之升任第3师（师长赵锡田）第9旅（旅长胡蕴山）副旅长，时第9旅担负九江防务。

7月24日，方先觉随部担负鸦雀山阵地的守备任务，以掩护友军第27军团侧翼。25日，日军对第9旅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方于前线指挥作战时接连三处负伤，遂被送往野战医院救治。10月方先觉伤愈归队。

在组建的预备第10师调动中被提升为预10师少将副师长。方先觉到任后，再次发挥其训练特长，他对部队进行了大幅度改组，施以德式操练，加紧训练严整军纪，使全师面貌大为改观。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驻防于抚河东岸的预10师奉命策应友军反攻南昌。4月21日，副师长方先觉亲率所属第28团（团长葛先才）在赣江以东发起进攻，并于24日攻占西凉山，完成作战任务。四天后，方将防务移交友军后撤回原防。同年12月，预10师参加冬季攻势，并在青阳与贵池间的陈家大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时师长蒋超雄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抢占山头，其中左路由蒋亲自指挥，右路由方指挥。

12月16日入夜，预10师按照原计划实施进攻，方先觉率领的右路部队成功夺取了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由于左路进攻失利，致使右翼受到日军威胁，方先觉指挥所部在阵地坚守五昼夜，因损失过重被迫放弃阵地，退往歙县整补。战后，师长蒋超雄被追究责任撤职查办，由方先觉升任师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预10师编入新组建的第10军序列，并开赴湖南沅陵整训。一年后长沙会战爆发，预10师奉命于9月开赴长沙东以北的金井布防，以阻击进犯之日军。9月25日凌晨，刚刚在前一天深夜抵达战场的预10师遭到日军第3师团一部的猛烈进攻。方先觉指挥所部顽强阻击，但在日军优势火力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战至26日，预10师伤亡近半，第30团阵地被日军突破。与此同时，第10军所属其余两师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军长李玉堂被迫下令所属各部撤往榔梨市集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军委会追究金井失守的责任，李玉堂被撤职查办，方先觉受记过处分，所属第30团团长田琳也因丢失阵被撤职。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向长沙进犯，预10师被列入了固守长沙部队的序列之中。12月30日，方根据第10军军部制订的作战方案，率部开赴长沙城南构筑防御工事。他在召开师部会议时先表达了固守长沙的决心，随后决定将师部放在妙高峰南城墙后。1月4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发现有被各路中国援军包围的危险之后，被迫下令撤退，长沙之围遂解。方先觉所在的第10军坚守长沙不退，是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虽被撤职但仍指挥第10军的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在长沙作战中出力最多的方先觉于1942年3月28日被提拔为第10军军长。同年9月8日军委会为了嘉奖防守长沙有功的将领和部队，授予方先觉等三位师长四等宝鼎勋章，预备第10师也于同日获颁荣誉旗。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第10军奉军事委员会之命驰援常德友军。11月25日第10军渡过资水，方先觉决定以所属第3师为右路先行抢占德山。预10师于28日进至赵家桥后即遭到日军阻击，该师高级指挥官非死即伤，师长孙明瑾、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以及两名团长负重伤，一名团长失踪。失去指挥且已丧失作战能力的预10师被迫在副师长李拔夫的收容下退出了战斗。方先觉曾命令第190师火速增援预10师，却因薛岳的干涉，遭到师长朱岳的拒绝。12月7日，执行薛岳命令的第190师以惨重代价突进至石门桥，但在德山苦战的第3师早已在两天前接应第57师残部向西南方突围而去了。

一个月后，方先觉在南岳衡山的南坡上为阵亡师长孙明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孙师长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方先觉多次与薛岳发生争吵。薛岳见方以下犯上，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将其撤职，此事遭到第10军官兵一致抗议，经过军委会调查，肯定了第10军 在常德会战中所作的贡献，委员长蒋中正还特送方先觉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薛岳为增强第10军的战斗力，将驻防衡阳机场的暂编第54师拨归方先觉指挥。6月28日，日军集中第68师团、第116师团主力开始发起猛烈进攻。经五天激战，进攻的日军第68师团攻克了张家山阵地，但其余各处皆无进展，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为重组战力，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7月6日，接到务必再坚持两星期，以配合外围友军将进攻的日军包围歼灭的命令，方先觉组织留置于衡山的第3师第8团归建，以增加防守兵力。

7月11日，日军第68、第116两个师团第二次对衡阳发起进攻。第10军官兵坚持至15日，多处阵线被突破。8月4日，日军发起第三次进攻。8月7日凌晨，日军在经过长达两小时的猛烈轰炸后发起了总攻，守军阵地大部被毁，五桂岭、接龙山阵地先后失守。中午时分，日军突入城内，第10军官兵仍在一片废墟中坚持作战。预10师28团团长曾京带着一些士兵跑到军部，想保护方先觉突围，但被其拒绝。方在命令曾京重返阵地继续作战后，下令解散军部，并拔出右边腰后的左轮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就在此时，方的行为引起了副官王泽洪的注意，他立即飞身上前打其手臂，子弹向斜上方穿过屋顶而出。入夜后，方先觉派遣参谋长孙鸣玉、副官处长张广宽为代表，前往天马山方向寻找日军指挥官联系停战事宜。

8月8日凌晨，日军第11军司令部派遣情报参谋竹内实孝少佐，前往第10军军部接洽停战。方先觉回复第10军绝无投降之意，同时还提出“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的要求。竹内参谋则表示日军对第10军官兵的敬意，并同意方提出的要求。四时许，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等人被日军第68师团士兵送到位于五桂岭的第68师团部后，方先觉再次提出救治第10军负伤官兵的要求，却被师团长堤三树男以缺乏医疗用品为由拒绝。8月8日下午十三时，方先觉等高级将领被日军拘押于城外天主教堂内，日军随即又强迫要求方先觉等人组建“先和军”，并任命方为军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分任第1、第2、第3、第4师师长。11月19日，被囚禁达3个月之久的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人的帮助下逃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随后又经第19师派队护送，顺利抵达了重庆。抵达重庆后，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受到了重庆各界人的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亦争先报道方氏脱险经过。

1944年6月22日到1944年8月8日之间，方先觉将军率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被日方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以攻城日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守城四十七天，最终敌我死伤比例三比一。在寡不敌众又久未得到援助的情况下，方以“保证生存官兵安全，保证伤兵得到救治”为条件与日军谈判停战。在衡阳之役结束后，12月30日，重庆为方先觉归来召开大规模欢迎会，但衡阳保卫战后投降日军，受到来自左翼人士的批评，1945年2月，方先觉所率第十军所属各师师长均获颁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使得第十军成为中华民国建军至今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共获得四座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的部队。1945年5月10日，国民党召开六大，大会代表王昆仑公开质疑方先觉的所做所为，受到其他大会代表的围攻。

根据乔家才著《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记载，方先觉当时被日军单独拘禁在天主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遂发动一次抢救行动，成功将方先觉救出。中华民国政府皆以“方先觉于衡阳会战中力战被俘”记载于官方纪录。

1941年，长沙会战爆发，方先觉率预10师奉命于9月开赴长沙东以北的金井布防，阻击进犯日军。方先觉所在的第10军坚守长沙不退，是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方先觉于1942年3月28日被提拔为第10军军长。同年9月8日军委会为了嘉奖防守长沙有功的将领和部队，授予方先觉四等宝鼎勋章。

1943年11月，第10军奉军事委员会之命驰援常德友军。26日，周庆祥的第3师被日军阻于兴隆店无法前进，方先觉闻讯亲率军部进至兴隆店督战。战后军委会肯定了方先觉在常德会战中所作的贡献，委员长蒋中正还特送方先觉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1944年，衡阳保卫战爆发，方先觉率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这一仗直接促使东条英机下台。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1944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4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方指示手下拟出几项投降条件，大意：要求保留第10军建制；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要求日军立即停火；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此战虽败，但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令日军死伤1.9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此后，方先觉辗转回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表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驻军金乡的整新21旅突然遭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纵队围攻，该旅旅长李文密连电告急。薛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以方先觉的整88师为主力，并配属新由台湾调来的整140旅以及整57师的一个炮兵营为东路纵队，刘汝明整68师三个团附张岚峰部为西路纵队，向金乡增援。方先觉受领任务后，于1947年1月1日先命整62旅186团一个营为先头部队，占领距金乡60华里的鱼台作为前进据点。1月3日，整88师进驻鱼台，方先觉自率师部入驻城内，以整62旅集结在鱼台以北，整140旅集结在鱼台以西。共军对整88师各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方先觉决定改攻为守，自率师部与整140旅279团、整62旅186团残部退守单县，实力尚存的184团留守鱼台。事后徐州绥署追究责任，薛岳先是将师参谋长周芸繁撤职，接着又以指挥无方、贪污腐化为名，要撤了方先觉的职务。而方也不甘示弱，双方互相控告到了国防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因薛岳有陈诚支持，方先觉被撤职查办。7月6日，方先觉到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深造。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方又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同年12月陆大毕业后派往陆军总司令部第1训练处（处长王敬久），担任中将副处长，协助襄理福建地区的补充兵训练事宜。

1949年2月第1训练处改组为第1编练司令部（司令官王敬久），方也随之改任中将副司令官。同年7月又调任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中将副司令官。一个月后，第6兵团在福州被打散，方又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军官训练团中将团长，10月随部撤台。

1950年1月，方先觉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高级参谋。4月以“国防部”（部长陈诚）中将参议的身份入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三期受训。8月又入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受训。

1953年2月，方先觉调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刘安祺）中将副司令官兼防空指挥官。

1954年6月，带职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系第三期深造。一年后再入石牌实践学社联战班第四期受训。结业后仍返原部，并协助继任司令官胡宗南襄理军务。

1959年11月，调任第1军团中将副司令官，期间共协助过三任司令官袁朴、唐守治、罗友伦。由于方先觉在台期间曾受到衡阳事件的抨击，以致影响仕途，始终无缘晋升司令官。

1962年1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石觉）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8年底，以陆军中将的官阶退为备役，后被聘任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6年，再次荣膺“国大”江苏省代表。

1983年3月3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家中去世。后葬于台北县汐止市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中将2区。

赖名汤（1911年6月1日—1984年11月28日），号晓庵，空军一级上将，本籍江西省石城县，前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

1967年接任空军总司令，任内大力推动航空国防工业：建立航空工业发展中心，选派航空工程军官赴美受训，支持多项飞机研发（介寿号、中兴号、中运机、自强号），并多次赴美洽商军机（UH-1H，F-5E/F）合作生产事宜，奠定我国航空工业的基础，确立了空军后勤补给生产能力。

1937年，刚从杭州笕桥国民革命军空军学校毕业的赖名汤，即跟随高志航参与对日战役，获得一定战功。随后南京空战中受伤，从现役飞官转任于教育与训练工作，后赴美担任留美空军领队，嗣升总领队，中国驻英国武官，总部情报署署长等职。

1949年，政府播迁台湾后，以国军军事情报为主。并于1953年，于韩国处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1万4千名战俘来台事宜。因为处理得宜，晋升国防部参谋次长。

先后担任联勤总司令、空军总司令。1965年6月，蒋介石明令联勤总司令赖名汤连任一次。1970年升任参谋总长，担任此职务一直到1976年卸任。获颁授青天白日、宝鼎、云麾、胜利、忠勤、复兴等勋章。1971年9月，访问美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韩国。

1945年底与名作曲家赖孙德芳女士结婚，育有三子，长子赖世伦现居美国、长女赖晓伦、次子赖世声为前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局长。

1984年11月30日，病逝于台湾台北，享年73岁。

徐焕昇（1910年9月－1984年3月4日），中华民国空军二级上将，江苏崇明人，原为医科生，后有感于北伐而转读军校，并曾在抗战期间立下多起战功，为著名空军飞行员，曾任空军总司令、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担任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期间与中华民国交通部主导中华航空成立。

江苏医学院肄业，黄埔军校第6期，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曾经远赴德国、意大利航空学校深造。航校毕业后初任学校教官以及蒋中正座机副驾驶、副队长及中队长。1938年与战友佟彦博等人驾驶美制B-10重型轰炸机携带百万份传单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经停宁波栎社机场补充燃油，前往日本本土九州岛投撒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编译的《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工人书》等日语宣传单并成功返回，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赞扬，全体机组成员获国民政府晋升一级授予嘉奖。美国《生活》杂志六年后评论其为“先于美军吉米·杜立特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来源请求]1949年随蒋中正总统赴台，曾任总统府侍从室主任、空军总部主任、空军参谋长以及空军副总司令。1963年接任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1967年卸任后担任中华航空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84年3月4日病逝于台北，享寿74岁。

孙震（1892年2月5日—1985年9月9日），谱名定懋，后改名孙楙，再改名孙震，字德操，别号梦僧，男，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四川，中华民国军事人物。他是孙元良的叔父，秦汉的叔公。

孙震原籍浙江绍兴杨家垅（今齐贤镇），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于四川绵竹[1]。宣统元年（1909年）进入西安陆军第二中学堂就读。之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就读，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在学业未完成的状况下离校跟随熊克武参加战役。1914年加入四川陆军第二师担任排长一职，后来持续升为连长、营长。1917年升为骑兵旅第一团团长，后来又升任为旅长、师长、川西北屯殖军司令（1933年[2]）等职。1926年经侄儿孙元良介绍投效国民革命军，担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参加北伐。1929年于四川成都成立树德小学和树德中学。1935年升任第二十九军军长。1936年2月25日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7年开办高中。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8日，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大会，主任委员何应钦宣布日军在芦沟桥挑衅经过，谓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与会人员闻之愤慨异常，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场请缨，愿率所部出川，参加抗战[3]:5467。孙震与四川省主席刘湘一起出川，担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在太原会战后，1938年升任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来奉令转饬第四十一军守卫滕县，造就滕县战斗的胜利，也使得之后的台儿庄会战与徐州会战获得胜利。1939年5月，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之后亦参与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西鄂北会战等等战役。

1945年底，在平汉铁路南段受降的孙震的川军第22集团军改为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副司令董宋珩（保定二期的同学）、陈鼎勋、李宗昉，参谋长胡临聪

1947年5月18日，参谋总长陈诚撤销第五绥靖区。5月26日，第五绥靖区奉令与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合并，孙震继范汉杰为郑州陆军指挥所主任。称病回成都。直至1947年入冬才就职。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参谋长韩文源，副参谋长李循道，秘书长卢旭全，均为顾祝同的夹袋人物。1948年1月，经过顾祝同运作，把豫北的整编第41师、郑州的整编第47师，组建为整编第47军，军长孙元良（孙震的侄子，黄埔一期，时任重庆警备司令，与这支川军素无关系）。由于开封、许昌、洛阳相继被解放军攻占，郑州成为孤点，且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刘峙接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官，孙震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1948年6月孙震通过顾的关系想要从郑州脱身，顾祝同在宜昌设立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郑州指挥所的顾系人物愿意去宜昌的都带去任职，如韩文源升任绥署副主任，李循道升任参谋长，要到了第301、第302师两个空番号自行组建。 1948年8月，整编师、旅改称军、师。整编第47军改为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辖第41军、第47军。

1948年9月中旬，孙震抵达宜昌正式组建川鄂边区绥靖公署。1948年12月底，孙元良第16兵团在淮海战役被全歼。孙震电请蒋介石批准重建第41、第47军。蒋介石批示把这两个军在南京收容的士兵和新兵全部编给汤恩伯，官佐一律拨回宜昌交予孙震。

1949年1月，宋希濂指使第60师师长易瑾谎报解放军逼近宜昌，使得川鄂绥署撤退至三斗坪。宋希濂趁机控制了宜昌。

1949年2月，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希望孙震所部为其守住川东，指定万县为川鄂绥署驻地，划出川东的3个专区22个县为其绥靖区。孙震部遂脱离华中剿总白崇禧。孙元良在南京从蒋介石要来建军巨款，自任第41军军长，亲信旧部杨熙宇任第47军军长，带着这些班底到万县。孙震指定第41军驻万县，第301师新兵拨归，张则荪升任副军长；第47军驻丰都，第302师新兵拨归，张子完升任副军长。

1949年5月，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张群。孙震兼任副司令长官。为守住川东门户，张群把由豫、鄂、湘退入川的残余部队均划给孙震，加派范绍增、陈兰亭、孙元良、罗广文、陈鼎勋等任川鄂绥署副主任（副主任达到8人）。

1949年11月，解放军发动川东南战役。国防部发表组建第16兵团，孙元良为兵团司令，辖第41、第47、第79、第124军。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成都的国防部长顾祝同指示孙震率部撤向川北，沿渠河布防，对重庆警戒。孙震率部撤向顺庆，把万县交给朱鼎卿。1949年12月随杨森的包机，携全家赴台。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与第16兵团的3个军10个师在什邡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随国民政府，从四川到达台湾，1952年退役，后长期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5年9月9日病逝于台北，享年93岁。

石觉（1908年2月15日—1986年9月23日），字为开，广西省义宁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中华民国第10任铨叙部部长。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三期毕业，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国民革命军北伐。1934年底于赣中击溃中国工农红军，缔造霍邱战斗大捷及浒湾战斗大捷；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枣宜会战及豫中会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1944年底，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战力坚强，获第一优先换装美式军械；1945年底率军赴中国东北接收，镇守热河。后先后负责保卫北平、上海；1949年任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在登步岛战役获胜，后又负责转移十余万舟山部队至台湾；到台湾后，先后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部司令、台湾南部防守区司令部司令、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国防部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晋级为陆军二级上将。

周至柔（1899年11月30日—1986年8月29日），原名百福，字至柔，以字行，中华民国陆军、空军一级上将，浙江台州临海县人，曾任台湾省主席、国防会议（今国安会）秘书长、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制宪国大代表、抗战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委、空军官校教育长及校长，为一手创建中华民国空军组织及制度化的实际推行者。1951年，晋陆军一级上将衔[2]:1603，同时具有陆军、空军将官身份。

生于1899年11月30日（旧历十月二十八日）。1919年，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在校与陈诚、罗卓英等结为拜把兄弟。1922年毕业，在中国国民党军事派系中，属于陈诚土木系。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与国民党北伐。曾出国考察空军教育，返国后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1936年，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抗战中任中国空军的总指挥。1943年11月作为军事顾问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6年，航空委员会改制为空军总司令部，中国空军正式建军。周至柔担任第一任空军总司令，但其军种仍为陆军，并未改为空军。

1949年4月10日到溪口。同年随国军到台湾。迁台初期曾指挥空军轰炸上海。

1950年3月，蒋介石以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3月17日，以陆军中将军衔接替顾祝同担任参谋总长，并兼任空军总司令。4月25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在国防部任内，建立了军官退休制度和轮调制度。后被卷入毛邦初事件，但经查无辜。

1954年7月，蒋介石以周至柔为国防会议秘书长。1957年，任第6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主持新竹海埔新生地工程。

1962年，任总统府参军长。1967年，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8月29日，任内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享年88岁。骨灰坛安置于美国纽约海德公园附近庄严寺内。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祖籍江西金谿。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国民党军政界首要人物；在黄埔系当中，有蒋何并称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政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部长及行政院院长。于1949年前往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和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任台湾观光协会首任荣誉会长。为中华民国统帅旗、黄埔军校校旗及中华民国国徽设计者（因青天白日圆形体第一次出现在黄埔军校校旗中）。在高层决策谋划中有“干才”之誉。日本称其为日本通巨头。曾获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皇乔治六世、法国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等授予各式勋章。著有《八年抗战》、《中国与世界前途》，曾任上海大夏大学董事长。

1890年4月2日，何出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何祖籍江西临川；在五名兄弟中排行第三。

何七岁入读乡塾，十岁就读于本乡初等小学，十三岁入县立高等小学；1901年，何以考选第一名，保送入省会贵阳陆军小学。1909年春，获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期有谷正伦等人；是年秋，陆军部尚书铁良考选留日学生20人。何与谷正伦一同被录取，东渡日本，进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军兴，何与振武学校同学返国参加辛亥革命，任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训练科一等科员，旋奉派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第三团连长，后升营长。1912年，何返日本继续学业；先入振武学校，继到日本陆军在宇都宫的步兵第59联队实习。1913年秋，何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科。1916年毕业。学成回国后，经上海返贵州。1916年，何到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那里做了一名军务处的科员。是时，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成立黔军第一师，广觅军事人才；何一到贵州，便被王文华任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并负责筹办贵阳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是年7月，何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

1916年11月，王文华率黔军入四川讨伐刘存厚，何任黔军第五团团长，率部出贵州讨伐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12月，大败吴军于黄角桠，迫使吴光新退出重庆。讨伐刘存厚战役后，王文华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何旋即担任了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率部驻防湖南、贵州边境。何又担任贵州警务处处长。

1919年，何仿照意大利王国建国英雄马志尼“少年意大利”之组织，创设“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成为国民党在贵州之外围组织，并很快在全省八十一县成立分支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贵州日报》；何为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与刘显世领导之旧派——进步系对立，夺取贵州政权，奠定良好基础，故深得王文华信赖。

何为了使新派力量成为贵州政治上的重心，便联合贵州省立法政学校校长彭克荷等人，主张建设民主新贵州。与此同时，何还担任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的军事体育教师。1920年，王文华为避免指挥部下推翻自己母舅刘显世嫌疑，在上海暂住，期间被刺客所杀。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何兼代参谋长。

王文华死后，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状态；何企图与妻兄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谋夺省政，兵发贵阳，限令何即日离开贵州。何被迫交出兵权，自率一连前往昆明，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1921年冬，贵州省政局完全陷入混乱，何认为在此地不会有作为，便同其参谋郑仲坚、军需李绍阳离开贵州，出走昆明。

何到达昆明后，下榻省府招待所于园。1922年，何为贵州守旧派刘敦吾买凶手杀伤，他身中两枪，伤肺部，入昆明医院得到一位法国医生治疗。何遭到仇家暗算，险些丧命。身体康复后，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又怂恿他回贵州，他没有同意。而后他又顾虑到久留昆明会遭人猜忌，便匆匆走滇越铁路经海防去往上海。

1924年，孙中山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托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介绍至广州谒见蒋。同月，被孙任命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协助筹建军校。陆军军官学校行政分为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等。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官何、钱大钧、刘峙、顾祝同等。何被孙任为黄埔军校总军事教官、教育长，战术长官，后改任总教官。后黄埔军由军校第二、三期学生2000余人和以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编成黄埔校军教导团，共有两团，第一教导团团长何、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两团共有士卒3000余人，参加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1925年2月，大元帅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东征联军，蒋任司令兼任两团总教官；何率教导第一团学生军担任攻击淡水城主力军，在棉湖取得胜利。

何又击败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5月，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驱兵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何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旅旅长，秘密将部队撤离东江，集结于广州附近。5月12日，密切协同粤军将叛乱滇军全部肃清，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

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把驻在广东军队一律改称革命军。黄埔军改为第一军（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学生毕业三期，共3300余人，以此为骨干，扩编成军，初有两教导团，第一次东征后扩编为3个团，敉平杨、刘后扩编为3个师，何为第一师长，王懋功为第二师长，钱大钧为教导师长），蒋任军长，旋改为何，总兵力10,600。东征结束后，何任潮汕善后督办，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惠潮梅绥靖委员，代表蒋掌握军、政大权。何整训部队，准备北伐。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何任潮梅警备司令，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北伐，东路攻福建、浙江，由何应钦指挥，主要攻击孙传芳。在何指挥下，第一军一部以攻代守，于10月9日奇袭松口。何由广东潮州、梅州攻福建，绕至永定，主将周荫人越城而逃，仅以身免。何一战克永定，11月8日克漳州，11月23日克泉州，12月克福州。蒋因命该部改为东路军，由何任总指挥；并令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东进，加入东路军序列。12月，何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六个纵队，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责由福建而浙江，攻取上海。1927年2月19日，东路军入杭州，并沿沪杭路继续进击，浙江全省底定。3月14日，北洋政府长江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来归国民革命军，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率领舰队协助东路军收复上海；并派舰3艘溯长江西上，协助攻取南京。3月19日，东路军击破张宗昌部克复上海。3月23日，东路军攻抵镇江，与中路军两面夹击南京，直鲁军北走渡过长江，南京于3月24日克复。

1927年4月，宁汉分裂。4月2日，蒋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反共会议，何在会上极力支持主张消灭中国共产党。7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13日，蒋宣布下野，宁汉复合。何与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通令各军。8月，何、白崇禧指挥部队在龙潭与孙传芳部血战，全歼孙传芳部五万余人，缴械四万余支，终于挽回危局。沪宁铁路上的战斗结束后，10月，共同策定：何部与白崇禧第二路军负责渡江北上，追击孙传芳败逃之敌，于12月底夺回徐州。何将所部原东路军改编为第一路军，自己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继续渡江北伐。1928年1月，蒋复职总司令，将何第一路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留守南京。2月7日，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何代理。何并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实由蒋伯诚代理。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任讨逆军总参谋长、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署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帮助蒋运筹方略，一举打败桂系。

1930年3月，何就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署武汉行营主任，严防阎锡山、冯玉祥异动。10月，中原大战已近尾声，何被调任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事宜。

1931年2月，何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身份，组织南昌行营，任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军总司令，调兵遣将。6月21日，蒋亲至南昌，主持第三次围剿事宜，以何为剿匪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统朱绍良、蒋鼎文、陈诚等部。7月，何任前敌总指挥。1932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何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围剿事宜。九一八事变后，何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明令，以何代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

1931年10月，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后来何两次致电傅作义，命其押送“王敬斋”（即王若飞）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傅作义托辞拒绝。

何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既定国策，倚靠万里长城作为防御唯一工事，企图以部队守住长城线，阻止日军进入关内。1933年5月23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电话通知傅作义到北平商谈要事，传作义答：“正在激战中，不能离开。”傅作义遂派参谋长苗玉田到北平。何见到苗玉田后，即说：我们与日军停战，已于昨晚达成协议，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并要苗玉田给傅作义传令。5月31日，何之代表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军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熊斌在日方事先拟定条款上一字不改签署《塘沽停战协定》。6月，何电行政院，自请处分。

1935年6月9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出备忘录，限3日内答复。6月10日，日本北平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提出多项无理要求：一、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二、取消河北省内中国国民党党部；三、撤退驻防河北境内之中央军。何拒绝签字。7月6日，何将高桥7月1日代拟文稿请示行政院同意后，是日电鲍文樾送交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关于河北事件之书面公函，世称《何梅协定》：“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此两协定普遍被认为是“卖国”的协定，遭到民众和舆论强烈反对。

1935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何为陆军一级上将。11月26日，国民政府为应付华北特殊情势，裁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特任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何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12月2日，何、熊式辉在保定，与商震、万福麟、门致中、鲍文樾等协商华北问题，何对日本记者发表声明，希望中日“和平亲善，共存共荣”，夜何与北平土肥原互通电话多次。12月4日，日本不欢迎何留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托人转告何说：在私交方面，他对何氏表示欢迎，在公事方面如果何留驻北平，北方将会严重的困扰，是夜日军方代表与宋哲元接触施加压力。12月7日，何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电请南京批示，中国国民党中央覆电照准。12月12日，何以冀察政务委员会业经组成，在北平任务已毕，是日离开北平南下回南京覆命。12月14日，何抵达南京，向蒋报告处华北时局经过，何语记者称：宋哲元等对中央始终忠诚拥护，中央为综理冀察政务便利起见，已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为委员长，何否认12月9日北平学生与军警冲突死学生事。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逼蒋抗日。12月12日下午3时50分，西安事变消息传至南京，当夜中国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何在讨论处置陕变办法时，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所以，两会决议如下：一、由孔祥熙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五人为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五、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2月13日，何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作当前军事报告，指责张、杨行为叛逆，分析东北军和西北军军事实力，以及中央军讨伐张杨之胜算；12月16日，何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他被推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12月17日，何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以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

12月25日，蒋被释放，翌日回到南京。何到机场去迎接蒋，在欢迎会上为蒋宣读答词；向蒋诉说他仗大义、伸国法，不得已而主张讨逆之苦衷。12月29日，蒋下令撤销何之讨逆军总司令部，所有事宜交由军政部办理；何在处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善后时，仍然主张武力解决张、杨部队。1937年5月，他派四弟何辑五与陈诚、刘峙、于学忠等整理东北军；何和蒋改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1937年7月3日，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前夕，当时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田多一，强硬向何要求，说如果中国不接受广田三原则，则战争将不可避免。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2日蒋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军政部长、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在会上发言说：“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8月15日，何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2月6日，在汉口举行第五十四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委员如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认为可以答应条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张群等均未表示异议，惟蒋则始终持保留态度。1938年1月，何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总长。

1942年3月，周恩来与何会面，要求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4个军、12个师（其军队早超过此数，要求扩编之目的是争取更多军饷和军事补给，当时国民政府只给其45,000人之军需），被拒。1944年11月，陈诚取代何为军政部部长。12月，何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12月8日，在参谋总长何指挥下，收复独山，贵州局势趋于稳定。

1945年2月9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任总司令。4月，何亲自指挥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制定反攻广东作战计划。何指挥各方面军，将分路进击之日军各个歼灭。8月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自昆明飞抵南宁检阅各部队。8月16日，何马上回到重庆，蒋刚好住在公馆，指派何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中国战区之日军投降事宜，由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处理。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由重庆赴芷江，即在芷江成立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8月21日，日军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飞抵芷江，即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召晤，并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上将面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

1945年9月9日，何（右）代表中方接受日方代表小林浅三郎中将递交的降书

1945年9月8日，何由芷江飞往南京受降。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外代表千余人出席，何主持。何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何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冈村宁次签署降书，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递交。9月10日，何召见冈村宁次，指示处理日军投降事宜，冈村宁次表示：自签订降后，“就脱离日本政府之节制，完全听从何总司令之命令”。9月12日，何令冈村宁次取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国民政令授予蒋及何、吴敬恒、戴季陶、张伯苓、胡适等7,278人胜利勋章，方先觉、端木杰、刘膺古等1,822人忠勤勋章，肖勃、宋锷、王可襄等12人云麾勋章。10月14日，何赴徐州、郑州视察，次日在郑州召集军政长官会议后，乘机经开封返回南京。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上海飞抵南京，蒋派何赴上海迎接。

1946年4月，何任重庆行辕主任。4月23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予以恢复设置，原设成都行辕撤销，所有业务归并重庆行营办理，特派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未到任前由张群兼任。5月9日，何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答记者称，军事委员所属军令部、军政部、军训后勤部、政治部及参谋本部于5月15日结束，陆军总司令部月末结束，成立国防部，直隶行政院，最高统帅权属于国家元首。5月31日，陆军总司令部举行结束典礼，何通电，自6月1日起，解除其本人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6月1日，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被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6月29日，他到达美国华盛顿，谒见美国总统杜鲁门。

1947年2月3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及驻联合国参谋委员会代表何，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何告诉记者，美国撤退军调部人员之后，中国内战不致因此趋于激烈，并估计目前政府军约有150个师。4月1日，军事参议院撤销，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何任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锺麟、杨杰、陈济棠、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等为委员。5月10日，国民政府特任何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龙云、于学忠、鹿锺麟、杨杰、陈济棠、陈绍宽、黄绍竑、刘峙、卫立煌、蒋鼎文、贺耀祖为顾问委员会委员。5月27日，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何、兼代主任张群职；特派朱绍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

1948年5月，何接白崇禧任翁文灏内阁国防部部长。5月，蒋召见何，就行宪后新行政院之有关问题进行商谈。6月1日，蒋特任顾孟余为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何为国防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长，谷正纲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6月24日，立法院开会检讨中原战局，新任国防部长何出席报告。6月25日，国防部长何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报告军事称：“吾人必须坚定信心，同时接纳一切善言，方能提前消灭共匪。”。7月7日，民国政府定是日为陆军节，国防部长何对全体官兵致词，勉励发扬八年抗战的光荣历史，“保证建国必成”。8月1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抵达南京，出席重要军事会议；刘、杜在晋见国防部长何、参谋总长顾祝同，并访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白崇禧。

前线失败，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何也随即辞职，淮海战役彻底惨败后，他曾到上海养。

1949年2月14日，何应钦自上海抵南京，自称为养病到此；记者诣以对和平之意见，何应钦答称：“和平不仅中国需要，且为世界所切望……岂不更佳。”2月21日，何在南京向司徒雷登大使探询，美国政府能否邀请蒋到美国访问；何认为如果能有3个月全权，他能使情势改善到让中共难以渡江。3月8日，孙科因与李宗仁意见不合辞职，3月12日李提名何组阁，并经立法院之同意。3月23日，何继孙科为行政院长。3月24日，何于李行代总统时就任行政院长，“举行首次政务会议，派定政府和谈代表”。3月29日，国民代表上海联谊会开会，致电李、何转和谈代表，提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政府为国民大会依据宪法所产生，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

4月7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何“报告和谈经过”。

4月21日，行政院长何电令各地方政府及治安机关，“加紧维持社会秩序与治安”，并要求各地重新公布戒严法，严厉执行。国共和谈破裂后，4月22日，蒋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约李宗仁赴杭州会商国是，参与者另有行政院长何、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白崇禧、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等。还有顾祝同、汤恩伯等在笕桥航校会商对付时局办法。李令：国防部部长徐永昌著专任陆军大学校长，特任何应钦兼国防部部长，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国防部参谋总长改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

4月23日，国府迁往广州，当时行政院长是何，国防部长是徐永昌。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经浦口渡江，南京易手。4月24日，行政院长何与副院长贾景德、秘书长黄少谷、内政部长李汉魂、交通部长端木杰已抵达广州。

4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一八六次会议，出席者有何、王竉惠等数十人，孙科主席；经会议决定：一、和谈指导委员会任务终了，应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林促请代总统李宗仁早日来广州。

5月10日，何出席立法院第三会期第十八次秘密会议，报告和谈破裂经过及当前施政方针；并表示：“本应退避贤路，惟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事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各立法委员提议动用国库金银外币，稳定经济，加强军事战斗力；征用富豪金银充作战费，以及追究“叛变”责任，整肃投降分子；另由梁寒操等30人提出由立法院组织非常时期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

5月11日，何于广州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白崇禧奉召到穗出席；会议决定以最大力量保卫华南和西南地区，并决定广东、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联防计划。

5月14日，兼国防部长何电令，以解放军渡江后，国军“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要求部队“振作士气”，“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

5月18日，行政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决议：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郭寄峤无庸代理，派马步芳副长官升代；二、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黄旭初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为贵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甘丽初为增设副主任。

5月20日，“请辞本兼各职”。5月30日，何应钦内阁为恶劣情况所迫全体总辞，辞职获准。7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组织非常委员会，委员7人，包括何应钦。何不久便去台湾。

此后，他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直至去世。1951年春，何由台湾飞往日本访问。1月，何代表蒋应麦克阿瑟之召赴东京，携有已为蒋所核准之计划，准备用20至25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拟与麦克阿瑟具体研究此项计划及预计效果。麦克阿瑟通知蒋可能在1月底宣布终止台湾出击中国大陆之限制等情；蒋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毛泽东希望迅速研究对策。何经常率领代表团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

1953年春夏之际，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一级上将何，乃与孙连仲将军、台北市市长吴三连共同发起组织“台北高尔夫俱乐部”，获陈重光、黄启瑞、陈长桐、徐宗涑、辜振甫、 林益三等诸人之赞助、支持；在何将军与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将军大力鼎助下，取得位于台北市市郊南机场之国军农场（即今日青年公园）的土地使用权，做兴建球场之用。

1962年8月12日，以特使身份访问韩国，参加大韩民国独立庆典。

1974年7月5日，何接见美国作家法伦斯华斯。

1979年3月11日，总统蒋经国特颁国光勋章予何应钦。

1981年12月，何应钦署名，在金门太武山为金门防卫司令部前司令官刘玉章上将题写的碑牌

1981年，纽约侨胞呼吁要求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阳明山中山楼正式成立，由何任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4年9月9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斥责中国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统战阴谋”。

1986年4月，何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1987年10月21日上午，何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同日，蒋经国颁褒扬令：“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殳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干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庙议。乃至长缨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出任行政院长，潇谟默运，靖献尤多。”遗体葬于台北县汐止镇（现新北市汐止区）之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轶事

1922年，何应钦在昆明正义路华丰茶楼被仇家暗算，被射中肺部。当时的云南警察厅厅长朱德，将他送到法国医院救治。最终弹头未能取出，医师说只能确保10年无事。但是之后的60年，何依然健在人间，只是走路时右肩有轻微倾斜的现象。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奉令将汪精卫的坟炸毁。

评价

1948年8月，何应钦批评蒋中正干预军官任命。蒋中正回应：“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

解放军出版社之《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称：何应钦虽隐藏着篡位野心，但只想巧取而不敢豪夺，因此毕生事业总跳不出蒋所说“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何应钦被人视为亲日派，但总是受蒋意志左右，对其抗日、妥日、反共之政策紧步后尘，积极卖力。

担任宋美龄机要秘书张紫葛，在回忆书提到，1939年8月7日德国戈宁密使来访，此时中国与日本作战吃紧，劝蒋投降日本。蒋氏夫妻拒绝并限24小时内出境。密使戈宁透过韩香梅引荐，何应钦与韩香梅深交，此次见面为亲日派何应钦所指示。后续张紫葛与谌志远教授闲谈时，谌志远说：何应钦曾与我一次酒后流露，1939年德国密使拉拢“中日停战讲和”时，何应钦自称：他极力辅弼蒋公一句“正义而伸张国魂之措置”─（何应钦原话）。张紫葛：“何应钦为人老谋深算，城府甚深，何以酒后不慎，泄漏重要机密呢？”谌志远微笑：“伪醉耳！此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又久负亲日派之大名，正想摇身一变抗日英雄，幻想利用我这书呆子，为之树碑立传。却不知适得其反。”

家族

何父亲何其敏，职业商人；母亲史氏；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1916年4月30日，与贵州督军刘显世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昆仲胞妹王文湘于贵州结婚；婚后生一女，名何丽珠。侄孙何祖光，香港富商；侄孙媳妇温碧霞，著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