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民国干城-忠烈将领

文会附刊 （10——-4） 中华民国113年   公元 2024年4月

资料汇编：

民国干城 忠烈将领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战卫国将军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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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李运成—————-2

316.顾祝同—————-3

317.李品仙—————-7

318.韩德勤—————-9

319.孙连仲—————13

320.孙立人—————17

321.司徒福—————37

322.郑为元—————39

323.俞大维—————42

323.罗友伦—————44

324.冯启聪—————46

325.黄杰—————–46

326.李延年—————52

327.彭孟缉—————56

328.王叔铭—————60

329.郭寄峤—————61

330.薛岳—————–64

331.于豪章—————68

332.宋长志—————71

333.黎玉玺—————72

334.孙元良—————73

335.陈衣凡—————80

336.高奎元—————82

337.蒋仲苓—————83

338..郝柏村————–86

339.刘和谦————–100

340.李弥—————-103

341.段希文————–107

342.李文焕————–111

343.雷雨田————–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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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成（1909年8月1日—1987年12月20日），字树功，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湖南省湘阴县高家坊人，历经对日抗战、辽沈战役、古宁头战役、摩天岭之役，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陆军副总司令、陆军澎防部司令、宪兵司令、陆军一军团副司令。1926年10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并入黄埔军校第6期）、台湾国防研究院第8期毕业。 

历任排长、连长、陆军第25师150团少校团附营长及中校副团长、衡耒师管区补充团上校团长、第15集团军副官处上校处长、陆军第52军辎重团上校团长、陆军第2师第4团上校团长、陆军第2师上校副师长、陆军第195师上校师长、第52军辖下第25师少将师长、陆军第52军少将副军长、第5军中将军长兼金防部副司令、陆军第52军军官战斗团中将团长、第1军团中将副司令、1963年7月至1965年3月宪兵司令部上将司令、澎防部上将司令、陆军总司令部上将副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特别行政助理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历经抗战、戡乱、辽沈战役，古宁头战役等诸战役。在攻略摩天岭之役战功卓著。[1][2][3]

奉颁有宝鼎等勋章。

• 独子 李启圣(上校军衔退休)
• 孙女 李文仪

顾祝同（1893年1月9日—1987年1月17日），字墨三，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江苏省涟水县人[1]，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卫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强恕中学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会议秘书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

顾祝同十九岁入读江苏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陆军小学停课，顾祝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

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再升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1922年赴粤，加入粤军二军任参谋。陈炯明反叛时担任东路讨贼军副官长，与蒋介石结识。

黄埔军校成立后，调任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主任。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任教导团营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升任师长、军长。之后参加中原大战，任十六路军总指挥。

1931年，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卫军军长。12月15日，蒋介石召开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

1933年，指挥第四、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晋升上将。同年秋，蒋命顾祝同往贵州、四川，任命顾为行营主任，并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行前蒋指示顾说：“四川乃我国抗日的大后方，非常重要，将共‘匪’剿灭以后，就要整理军队，并指导川黔的地方建设”。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会商，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并令顾祝同驻节潼关，指挥陕西、甘肃军事。1月6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飞洛阳转陕西，办理陕西、甘肃善后事宜；何应钦据蒋电令，密电刘峙、顾祝同，补充《陕甘军事善后方案》中驻地区分办法，“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第十七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外，余照方案办理。1月10日，蒋派顾祝同为西安国共两党谈判中国国民党方面代表，后又增派张冲与贺衷寒二人；顾祝同至潼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刘伯承会晤。1月22日，蒋电杨虎城，要其直接与顾祝同商量善后问题；顾祝同派刘震东自潼关至西安，与东北军将领洽谈。1月24日，杨虎城电覆蒋，同意派代表直接与顾祝同商谈。1月28日，东北军代表与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蒋指示顾祝同，对西安方面上述要求“酌允办理”，同意部队撤到渭北后，办理张学良复权手续。1月30日，周恩来经由何柱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1月31日，蒋电顾祝同称，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红军20万元至30万元经费；红军代表李克农与顾祝同谈判，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市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东北军代表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与顾祝同、陈诚等商谈。

1937年2月6日，中央军进抵西安接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暂住临潼。2月8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入西安，蒋电顾祝同：“安置东北军办法，总以调驻豫、鄂、皖省区为唯一方针”。2月9日，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国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中国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谈判历时一个月；周恩来会见顾祝同，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并称蒋原定约周恩来2月10日赴杭州谈判，因故推迟，命顾祝同先与周恩来会谈。

1937年3月1日，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谈判，顾祝同同意先给红军接济30万元，并允为河西走廊及陕南红军送款。3月5日，南京给顾祝同、张冲覆电称，仍坚持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顾、张再联名电请。3月6日，南京电覆顾祝同、张冲，同意红军改编为12个团，但仍坚持只编为3个师；张冲向周恩来提议，按国防师编制，红军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每师可编炮兵、交通、特务各1营，每师1.2万人，加上3个师之上总指挥部4,000人，照此3个师已达4万人，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接受此项改编条件。3月10日，蒋令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在行营主任顾祝同未返四川前，暂代主任。3月30日，周恩来携带与蒋联系之电报密码由南京飞抵西安，与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事项。

1937年5月12日，国民政府令：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因公赴陕，未回任以前，派薜岳为该省政府委员兼代省政府主席。

1937年7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追认特派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战区司令，主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东南五省抗战长达七年。

1941年1月22日，顾祝同命令各县政府、县党部在最短时间彻底肃清皖南新四军零散人员。新四军事件时，顾祝同主要负责包围新四军及扣押叶挺。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何应钦在签字后举办宴会，顾祝同亦参与宴会，宴会结束后步出礼堂与众将合影，下午和同僚前往谒陵瞻仰国父。1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6年，顾任陆军总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进攻山东中共军队，遭遇孟良崮战役大败（顾祝同、汤恩伯、张灵甫、黄百韬、胡琏指挥），精锐之国军整编七十四师被歼。7月9日，顾祝同由沈阳飞往长春，视察附近驻军。

1947年1月9日，蒋电令正在郑州之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陇海铁路东段与山东南部，先集中主力对付陈毅一部，再肃清刘伯承部；称此“实为堵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既定不易之方针”。1月28日，蒋电示顾祝同，称陈毅、刘伯承各部正分由东、西两面对徐州发动钳形攻势。5月3日，蒋飞徐州、济南视察，与顾祝同、王耀武等研商作战部署，次日返南京。7月19日，蒋偕顾祝同飞开封视察军事，部署鲁西南战事，决定抽调6个半旅组成第四兵团，由王仲廉指挥，另从山东抽调4个师，分别增援鲁西南与津浦铁路中段。8月6日，蒋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要求加紧陇海铁路防务部署。

1948年5月19日，新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式就职视事。

1949年1月25日，蒋希望顾祝同“电令李文，指挥北平中央各军”，积极准备战斗。1月29日，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奉蒋之命，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一、认清中共企图；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严厉驳斥”；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期短期变成劲旅”；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2月4日，该通令转发中为解放军所缴获。2月12日，蒋经国奉蒋命电告顾祝同：建议其通知刘安祺将军，“在未奉命令之前，暂勿撤离青岛”。4月26日，蒋到达上海复兴岛，即召见徐永昌、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石觉、陈大庆等陆、海、空高级将领及保密局长毛人凤、上海市长陈良等，听取上海防务报告，并指示方略。

8月23日下午2时，蒋自台北飞抵广州，先行往访李宗仁、阎锡山，继召见刘安祺、顾祝同等，面询军事部署实情，指责顾祝同对广州保卫战之处置太不负责，命其立即改正，切勿再命刘安祺部北调为要。10月8日，顾祝同向蒋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12月7日，特派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12月16日，西康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刘文辉违抗命令，应予撤职；所有违抗命令情节，着由西南军政长官顾祝同查明呈候核办。

1950年3月，赴台兼任代国防部长。1954年，晋任陆军一级上将。1959年6月，蒋介石以顾祝同为国防会议秘书长，彭孟缉为参谋总长，罗列为陆军总司令。1967年，调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病逝台北，享耆寿94岁。

顾祝同共有子女十人。

李品仙（1890年4月22日—1987年3月23日），广西省梧州府苍梧县人，字鹤龄。新桂系将领，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2]。早年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

李品仙生于一个乡绅家庭。幼学旧学。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入蔡锷创设的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升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堂第二期。翌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品仙参加革命派。其后，李品仙回到家乡，任梧州的军械局局员[2]。

1913年（民国二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翌年毕业归乡，入桂军，随军参加护国战争。1916年，李品仙转入湘军。其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手下，参加了护法战争，逐步升职。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湘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

曾任国军师长、军长。1926年6月，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李品仙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率部攻取湖南省各地，为在湖北省击败吴佩孚军作出贡献。翌年2月，任第八军副军长；4月升任军长，兼任武汉三镇卫戌总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员。上海四一二政变爆发后，李品仙支持蒋介石肃清中国共产党[2]。

1927年10月，在宁汉战争中，李品仙追随唐生智，唐生智遭新桂系李宗仁败北。李品仙于1928年2月投向新桂系，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8军军长。其后，再度北伐，在滦河解除了直鲁联军3万人的武装，驻留唐山。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再度起用唐生智。李品仙回到唐生智手下，任第五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同年夏，该军移驻河南，李品仙因病离职，由刘兴任军长。

同年末，唐生智再度反对蒋介石。翌年1月，唐生智败北，李品仙下野，转赴香港。中原大战爆发后，李品仙应新桂系招聘，任湖南善后督办。中原大战新桂系败北，李品仙回到广西，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后，历任南宁军官学校校长、广西边防对汛督办兼左江区行政监督、龙州区民团指挥官。1935年，再度出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6年1月，升为陆军中将，7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翌年3月，获授陆军上将衔。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12月，李品仙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李宗仁）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辖3个军）。曾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台儿庄战役[1]:3319。因给予日军较大打撃而立下军功。1938年6月，参加武汉会战，任武汉防卫军第四兵团司令官。最终同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李品仙率领的军队较友军更为善战。其后，该军队开往湖北省休养、重编。1939年4月，参加随枣会战（日本方面称为襄东会战），与日军4个师团激战，阻止日军攻势，立下军功。

1939年11月，李品仙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豫皖边区总司令[1]:3319。他为安徽省的抗日体制形成作出了贡献。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戦（枣宜会战。日本方面称为宜昌作战）及1941年8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李品仙反击日军成功。另一方面，李品仙对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强力弹压及肃清，与新四军关系趋于紧张。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转移过程中被包围歼灭，史称皖南事变。在此次事变前，李品仙在江北对新四军的防堵对事件发生起到了重要影响。1943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派李品仙为安徽省县长试试务处长。

因屡立军功，1945年1月，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6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结束之际，李品仙负责徐州方面日军受降事宜。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4月，李品仙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兼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参与第二次国共内战。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派李品仙为安徽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8年，李宗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品仙给予全面支援。同年，李品仙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白崇禧）。

1949年5月，任桂林绥靖公署主任。6月1日，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致电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谓即派桂军第三〇三师进驻百色，准备入云南“协助剿匪”；同时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发表成立滇桂黔边区绥靖司令部，以张光炜任司令，公然把云南划入桂军防区[3]:8932。李品仙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但他未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于同年12月前往台湾。

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3年退职，此后担任过台北市水源里的邻长。

1987年3月23日，李品仙在台北市病逝。享耆寿97岁。

韩德勤（1892年10月8日—1988年8月15日），字楚箴，中华民国国军将领。第一届（1947）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其父韩维桢为清末秀才，1924年2月，原配因病去世，后娶了胡嘉瑞为妻。早期认为北洋政府才是正统，直到国民政府统一两广后，才在顾祝同（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引见下投效国民革命军。

1931年8月第三次剿匪战争中红三军团与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消耗很大，红军撤退时正好遇见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红军为补充前一仗的消耗，直接消灭了52师。韩本人被俘虏，但混在一般士兵中得以逃脱。之后降调第2师副师长。

任江苏省保安处处长期间，积极组建陆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成为抗日战争国军敌后游击部队之一，同时也是徐州会战的抗日部队之一、新四军事件发生前遭中国共产党极力打击。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韩德勤部在苏北担负会战地域南线的战斗任务。大约5月上旬，日军101师团佐藤支队（佐藤正三郎）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89军、57军及保安旅）迎战。但因韩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部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通电斥责韩德勤，电文曰：“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日军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期间“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徐州失陷后，蒋介石要求韩德勤“仍指挥缪征流军，务尽守土之责”，到万不得已时，可在苏北实行分区游击。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台儿庄战役）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武汉会战期间，苏北国军韩德勤部积极策应，破坏津浦铁路南段，1938年7月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8月底反攻徐州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先后获蒋介石嘉奖：“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1939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不断。据统计，在1939年初至1943年春撤离鲁苏的五个年头里，鲁苏战区大规模游击作战达20次，小规模游击战斗达5,000次以上，获有确切战果者达2,900余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发生在苏北。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1939年10月，日本第15、第21师团，分三路进攻韩德勤的根据地高邮湖一带，第89军第117师、副总部独立团（独立第6旅前身之一）和税警总队、江苏保安第三、第八旅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天，高邮、宝应失而复得，并攻克盐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同年11底至1940年初，在冬季攻势期间，韩部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进攻，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的“扫荡”。

黄桥战役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项英剿灭韩德勤的部队：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

1940年7月12日，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9月，中共得知国民政府第92军李仙洲企图以三个师援助已遭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妥协，立即下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德志急行军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彭雪枫所在地，115师第5旅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所在地。

10月4日，韩德勤发动黄桥战役，率军3万意图收复7月被新四军占领的原国军防区黄桥镇，但由于陈泰运、李明扬、李长江等非嫡系部队早被陈毅收买，战役中唯有韩之嫡系部队孤军深入，结果被7000共军以逸待劳迅速击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国军损失1.1万人。团以上主官无一生还。虽然还逃回去几千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1943年3月17、18日，彭雪枫与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在山子头战役中，猛烈进攻，一举全歼韩的总部和所属部队，当场击毙江苏省第3保安队司令兼淮泗专员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并俘虏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员韩德勤。基于先前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日趋好转”的估计，中共中央严令各地“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在得知韩德勤被俘虏后，毛泽东迅速电示陈毅等将韩“对韩德勤本人可佯装不知，但应与一部分中上级军官一道优待，一道释放，并严防其自杀和对外自认”。4月1日，新四军释放了韩德勤。

关于山子头战役的起因，中共长期以来说是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允许韩部退入新四军根据地，并给予韩部支援，但是韩德勤“恩将仇报”，反而趁机侵占山子头一带，意图和驻安徽阜阳、蒙城一带的国军王仲廉部会合“反共”，所以才进行“自卫”。但近年来大陆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爱萍传》（东方鹤著）中却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是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假意答应韩德勤在日军扫荡时的借地暂避请求，背后却通知新四军总部和第四师彭雪枫趁势攻击韩德勤。

1950年8月由蒋中正指派蒋鼎文与韩德勤、刘咏尧负责审判吴石匪谍案，吴石、陈宝仓、朱枫等遭判处死刑，蒋鼎文与韩德勤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蒋中正震怒，以其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将三人革除原职。退役后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该案为39至42年间军法审判事宜，国防部向总统呈报有关该部中将参谋次长等人涉及共谍案件之案情经过及审判情形，获总统更改判决刑度及指示意见，该部依判决结果办理执行，并将执行情形呈报总统。另因审判长及审判官等三人转报总统有关被告于法庭之忏悔言词，总统认为其为被告说情而批示将三人革职，后改以记过处分。

荣誉

1931年1月获得三等宝鼎勋章
1936年1月获得二等宝鼎勋章，升任陆军少将
1936年11月获得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四等云麾勋章
1945年10月获得抗战胜利勋章
1947年在原籍江苏省泗阳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来台后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台北市私立强恕中学董事、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常务监事。

孙连仲（1893年2月2日—1990年8月14日），字仿鲁，直隶省雄县（今河北省雄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知名将领。

孙连仲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最初孙连仲有志于学问，但伴随着清末的政治变动，孙连仲舍弃学问，转而从军。早年入北洋第二镇王占元部为炮兵。1914年转入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历任冯玉祥部下炮兵班长、连长、营长、团长。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成立，孙连仲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一炮兵旅旅长。不久，升任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的部队是国民军的精锐，军纪严正。后来，在北方各派的混战中，孙连仲以善战而著称。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加入中国国民党，孙连仲随之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击败了直军、奉军。

1928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青海省，孙连仲被任命为第一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孙连仲虽然任职时间很短，但充分发挥了其内政手腕，调整了有关当地的回族马氏等复杂的民族问题，经济建设初见端绪。

1929年8月，孙连仲转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其后，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裁兵政策，与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讨伐蒋军，是为中原大战。任护党救国军西北第八路总指挥。中原大战中，任反蒋联军第二方面军第5路总指挥，参加陇海路方向作战。

冯玉祥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后，退到黄河以北的反蒋联军第二方面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于1930年10月18日在新乡通电投蒋，10月26日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合计五万余人。随后率该部到山东济宁就食整编：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参谋长赵璞（原青海省省会公安局长）/1931年5月由军官训练班主任赵博生接任。

1931年初，第26路军调到南京浦口，又进行了整编。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4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任命孙连仲为江西清乡督办，命令该部的2个炮团和骑兵师等部留在江北，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两个师，约2.7万人开赴江西围剿中央红军。1931年5月，高树勋第27师首先出动，第81旅在江西永丰县中村地区被红军歼灭，师部和前去增援的第79旅遭受重创，千余士兵被红军俘虏。不久被俘士兵和军官就被红军释放回来了。此战之后，孙连仲收缩兵力固守不前。第二十六路军下组建第十七军，军长高树勋，辖第25、第27师，李松昆继任第25师师长。孙连仲公开要把第26路军编为两个纵队，分别由董振堂、李松昆任长官，高树勋残部也将编入，委任高树勋为前敌总指挥；为此，军长高树勋到南昌称病不归，组建第十七军未实施。

1931年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调集30万人开始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战略，全歼上官云相第47师的第2旅、师部特务营、第54师师部和两个旅大部，又乘胜在黄陂围住敌第8师毛炳文等部，歼敌4个团，尔后回到兴国县境内休整。 蒋介石令第26路军进至赣南宁都，处于红军半包围，董振堂后来写的《第26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称路军兵力分布情况为“全部麇集宁都城，周围尽是赤色区域，米菜都买不到。”孙连仲本人请假赴南京治牙，部队交由参谋长赵博生指挥，多位旅长、师长长期不在宁都城。孙连仲赴南京前，提拔李松昆为第25师师长、路军代理总指挥，张芳昭升任第75旅旅长。但李松昆威望不足，实际管不了事，将领们不听其指挥，参谋长赵博生实际上掌握着全军。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同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率两旅、第二十六路军直属队及第27师一部共1.7万人宁都起义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二十六路军随后整编，2个师从3旅9团制改为2旅4团制，骑兵第4师番号撤销，所属祝常德旅改为74旅编入25师，张华堂旅改为骑兵16旅/路军补充旅/独立44旅，直属路军，另以原25师残部整编为73旅。赵璞复任路军参谋长。

1932年04月19日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军司令。1932年8月，该路军在宜黄被红军击败，第17军军长高树勋被国民政府明令撤职并通缉在案，第17军番号亦撤销，该路军整编，将25、27师合编为27师，孙连仲兼师长，副师长李松昆，参谋长赵璞兼。

1933年6月22日，以第26路军所属第27师和独立第44旅编成第四十二军，调第三十军军长张印湘为军长，张拒不接受，1933年7月24日被免职并关押于南昌行营，1935年被枪决，年仅26岁。1933年8月23日孙连仲兼任第四十二军军长，仍隶第26路军，冯安邦接任27师师长。1933年9月，孙连仲奉命赴鄂豫皖整理接收第三十军，1934年初率第三十军及所属第30、31师入赣隶属第26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1933年6月，第三十军军长兼第30师师长彭振山被免职，由孙连仲兼军长及师长。此时，孙连仲身兼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第三十军军长、第四十二军军长、第30师师长。1934年，国民党五大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爆发后，路军于1937年7月12日奉命支援华北战场，参加娘子关保卫战。8月25日，田镇南接任第三十军军长，冯安邦接任第四十二军军长。1937年9月13日，路军改称第1军团，孙连仲任军团长。1937年10月初编入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长。至此第二十六路军历史结束。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连仲任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军团司令，参加作战，随后接替因恐惧日军而逃亡的刘峙而出任总司令。

民国27年（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孙连仲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与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5师团、矶谷廉介率领的第10师团作战。孙连仲的勇猛战斗扩大了战果，与第60军军长卢汉同时受到蒋委员长的赞赏。

1942年，孙连仲升任第六战区副总司令。1945年6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孙连仲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任马法五免职[2]:7746。因与日军不断作战取胜，孙连仲于1945年7月升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结束后，孙连仲负责北平、天津地区日军的受降事宜。

抗日战争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非中央军，待遇较中央军差距很大，孙连仲对此十分不满。

1945年6月26日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孙连仲所部从豫北向冀南进攻，企图打通平汉铁路，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交手，1945年10月北上接收河北爆发漳河战役（邯郸战役），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另一位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部队几乎遭到全歼，损失较抗日战争时尤大。

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派孙连仲为河北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1947年10月，河北省政府由保定迁至北平市。1947年11月，国防部下发《保安团编制系统表》，每团辖3个营、1个搜索连、1个迫击炮连及新闻室、通信排、输送连、卫生队；每营辖3个步兵连（140人）、1个重机枪连（89人）；全团计有官兵2450人。河北省有16个保安团。1947年11月合并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1947年11月底，蒋介石视察北平。孙连仲提出辞职，蒋介石同意。1947年12月，孙连仲调往首都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1947年12月16日，行政院第24次会议决议，接受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孙连仲辞职，免除相应的“本兼各职”。

1948年6月，奉令特派为总统府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1949年3月，孙偕夫人罗毓凤飞往台湾。

在台初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56年1月退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由蒋介石提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并和庞炳勋合开餐馆。

1990年（民国79年）8月14日，孙连仲在台北市病逝。享年98岁（满97岁）。

大夫人：苏氏

长子：孙湘德，中华民国陆军将官。与宋哲元次女宋景宪结婚。

孙：孙大强、孙大棣、孙大宇、孙大伟四人。

长女：孙惠书。

二夫人：罗毓凤，大清前端王载漪之孙女，溥僎八女。

子：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

女：孙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孙幼茹、孙小茹。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安徽庐州府庐江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在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预科1923届毕业后，先后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博雅教育学士学位，是抗日战争时期少数留美、且不是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拥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赏识留美军人，因此孙立人的从军历史是从财政部税警总团特科兵团团长起家。

1942年，孙立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后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凭他的西方学识，派往英属缅甸指挥仁安羌之战，以寡敌众击退日军，救出7000余被围英军及500多名西方记者和传教士，在此战后孙立人被英军和美军昵称为“中国的隆美尔”或“东方隆美尔”，意为孙立人与德国名将隆美尔一样足智多谋。同年，他拒绝与上级杜聿明穿过热带丛林野人山撤回云南，而改为率军撤往英属印度，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军事决定。而杜聿明最终领兵逾半出不了山，大多死于瘴气。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英国授予了孙立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是极少数得到该荣誉的外国军官，亦为四名获授美国功勋勋章的中国军官（与蒋中正、戴安澜和谢莽）。第二次国共内战前期，孙立人在东北战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所辖部队相持，参与了第二次四平战役和临江战役等，但与上级杜聿明将帅不和，于1947年4月被调闲职，未参与第二阶段作战。1947年11月，孙立人被被调台湾，主要负责在位于台湾高雄凤山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训练和整编军队。1955年，孙立人遭蒋中正指控涉嫌孙立人兵变案，被软禁33年。1990年，孙立人病逝于家中，享寿89岁。

孙立人为龙舒孙氏第八代。始祖孙正仁本为徽州府休宁县人，贡生，雍正年间迁舒城县东三河镇南岸经商，自此书香门第，八代之内出了三个进士[2]。孙立人天祖的弟弟孙序贤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20年），刑部云南司员外郎，其子孙观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1847年），任直隶布政使。自孙观起，孙家与淮军关系密切。高祖孙恒是太学生。曾祖孙明诗是贡生。祖父孙炳焱是邑庠生（秀才），授七品文林郎。1853年太平军据守三河镇，祖父孙炳焱往南18公里移居庐江县北金牛镇，盖仿徽宅，然而族人仍居三河镇做生意。1869年父亲孙熙泽生于金牛镇，举人，受淮军势力支持，官至济南商埠地方审判厅厅长、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父亲的亲兄（后来出继）孙浤泽光绪六年进士（1880年），广西贺县县令，被上司奏劾夺官，淮军将领、台湾巡抚刘铭传急电召孙浤泽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孙立人1900年生于金牛镇。舒城县三河镇南岸今属肥西县。祖籍按传统以祖父为准，故孙立人祖籍三河镇，父子故居均在金牛镇。舒城县、庐江县均处合肥与桐城之间，孙家书香门弟，受桐城派影响甚深，与合肥反无关系。

孙立人父亲孙熙泽是清末举人，被派任为山东登州府知府，举家前往青岛居住。清朝末年，由于国土被列强强行租借，当时青岛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孙立人9岁时，某天在海边玩耍，发现了一颗极为漂亮的石头，于是高兴地将这颗石头拿在手里面玩耍。这时，来了几个德国小孩，他们看见了孙立人手上的石头，于是联手欺负孙立人，抢走了石头，并且打了孙立人两记耳光，还辱骂了中国人。日后这次事件对于孙立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强盛，才能够让人民都活着有尊严”，也成为他日后投身军旅的重要触媒。

孙立人于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预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预备训练。清华历来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各项球类运动，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身高1米85的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当时篮球项目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先以32-29击败日本，再以30-27击败菲律宾，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国际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孙立人进清华后的第二个学期，因玩跷跷板受伤而住院治疗，又因输尿管障碍，休学一年，终于治愈，故在清华九年，于1923年毕业。

同年赴美留学。因其在清华学校已习基础工程多门，故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土木工程学，1925年学士毕业。期间曾为美国桥梁公司（American Bridge Company）受聘当设计绘图师。1926年孙立人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因其已有学士学位，故直入博雅教育系三年级，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起先于1933年随税警总团调往江西剿共，他以一个团接下一个师的防地：在永丰、丁毛山、七琴等地以寡击众，大破中国工农红军。

1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德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孙立人的训练下，其所属部队官兵教育水准、以及学科、术科和缉私方式的水准都远高于一般部队。事实上，税警总团、第36、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装备与训练的部队。

由于当年孙立人任团长的第四团曾在华东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前十名里面第四团共占了七名，孙式训练遂逐渐崭露头角；也因孙立人热爱篮球，是政府撤退台湾后，中华民国国军早期篮球运动鼓励提倡者。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税警总团第四团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血战两周，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日军久留米师团称孙团为其在华遭遇战力最强之部队。但此役孙立人为夺回友军失去阵地，遭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由其部属李鸿营长指挥号长苏醒与机枪连长胡让梨背负救出，昏厥三天后宋子文派弟弟宋子安将其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以免日军发现被俘。

次年伤愈后，孙立人返回武汉任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长，升任财政部缉私处副处长，并且继续任盐务缉私总队总队长。重组之缉私总队为淞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未受伤的被团长黄杰带走改组为40师）加上新募为主，规模3团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之后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张至六团规模。在国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队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成为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1942年2月，中华民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于进驻缅甸曼德勒，兼任卫戍司令，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4日，西线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将军奉罗卓英之命，派113团星夜驰援，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当。英缅甸军司令斯利姆将军17日亲往会晤，命令该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8日凌晨113团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救了被包围的英国南方军区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和威廉·斯利姆中将及七千英军，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传教士、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五百余人。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一个团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的敌人，并救出将近万名的友军。因此受蒋介石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师奉命掩护盟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的溃退，导致了中国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为对蒋介石表达忠诚，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经野人山热带丛林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这也埋下东北剿共战役杜聿明处处为难孙立人的伏笔。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属瘴疠之区，纵横千里，难以穿越，当机立断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地打垮日军的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队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

战役发动后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新一军战车第一营在胡康河谷之战立下辉煌战绩。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麦瑞尔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及较先进的装备，在面对中国军队时都有压倒性的攻势。尤其是这个由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国驻印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致密的火力攻击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日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中国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依旧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大为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予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缅甸八莫、中国南坎。

1945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颁授郑洞国、霍揆彰、萧毅肃、周福成、何绍周、王凌云、孙立人、廖耀湘以青天白日勋章，颁授卫立煌以一等宝鼎勋章，颁授巴梯斯达以特种大绶卿云勋章，颁授萨拉里架以特种大绶景星勋章[7]:7626。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哨。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日占领南渡，24日占领西保，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部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以胜利告终。此战孙部还逮捕一头缅甸小象，原是日军后勤作工象，取名林旺，后来随孙青年军来台养在新竹动物园，成象后上高速公路改住台北木栅与1990年代，还上台湾电视新闻报导，但林旺在2003年已逝86岁，被制成动物标本，陈示于台北动物园展览，一头缅甸象成许多台湾人游动物园的欢乐回忆。

网上有人杜撰孙立人曾下令将1200名日军俘虏中所有到过中国的都活埋，仅一名台湾新兵未到过中国而幸免于难。此乃无稽之谈。 

一些当年随孙立人远征的38师老兵也明确否认孙下令杀过战俘。比如叶兆言曾写文章记载一位抗战老兵的说法：“广州一位三十八师老兵托人打电话给我……这位老者是孙立人部下，当年在师部谍报队服役，是活着的见证人。出于对老长官的热爱，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日本人非常顽强，生俘的很少，所谓活埋是胡说八道。第二，活捉俘虏可以奖励，为了邀功，也不会这么做。第三，为获得情报，任何一名被俘的日本士兵都有价值，为防止他们自杀，常捆绑在门板上，战俘待遇很高，有时甚至用飞机押送，如果要杀，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这位叫梁振奋的老兵特别提到了孙立人的留美经历，说孙将军在美国学习军事，他接受的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杀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叶兆言：孙立人将军的传说》）

《中央日报》远征军随军记者孙克刚（孙立人的堂侄）撰写的《缅甸荡寇志》中记载，“前后两期攻势作战，和我军（新一军）对垒的日军有第二、十八、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六五个师团，及第三十四独立旅和其它特种兵部队，我军击毙日军共33082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75499员名，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敌人几乎全军覆没，我军和敌军伤亡的比列，是1：6。”

《缅甸荡寇志》还记载：“我们又在一个叫今田宽美的俘虏嘴里得到一篇坦白的自供，他说：‘当我被俘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以为一定是死，不想反而受到优待’。……后来有一个日本俘虏问反正过来的台湾籍日语译员锺正平说：‘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锺正平回答他说：‘是的……’，‘你既然见了他，为什么不行刺？’，俘虏误认锺正平是日本人。锺正平说：‘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俘虏默然！”

孙立人将军指挥新三十八师，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尊称他为“中国军神”。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东北，把日本关东军的军火装备提供给中共。林彪共军至少接受“步骑枪30万支左右, 各种炮1600多门 ( 含迫击炮、掷弹筒) ，坦克 20 辆左右”。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只有154门炮。苏联红军把投降的满洲国20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再加上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为生活只好当兵，使得林彪共军从最初的6万人转瞬就发展到30万，并成为共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 林彪是共军将领中最能战的“常胜将军”，号称东北“黑土地之狐”，率领四野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毛泽东命令林彪 “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长春”，“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946年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同时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由于抗战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共两党争夺中国东北战事受阻，1946年4月，国共双方在东北战略重镇吉林省四平开始了第一次主力决战。原先蒋介石曾下令限东北行营4月2日前攻下四平，可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国军北上进展迟缓，前后拖延几近两月，中间尚有挫败，蒋介石为此十分焦急，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夜，孙立人赶到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5月16日，新编第五十师从正面攻击，新编第三十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一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部防线。5月17日，新五十师第一五〇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5月17日，当战事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派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飞赴东北督战。白崇禧一到东北，即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重新调整作战部署，国军士气大振。5月18日，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线指挥所督战，指挥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陈明仁第七十一军这些中央军精锐，分三路向四平林彪共军进逼包抄。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5月19日，孙立人之新一军进占四平街，陈林达之第一九五师攻占四平街东侧哈福屯，历时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战至此结束[7]:8055。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等新军将领只用3天于5月19日便彻底就攻克，瓦解了杜聿明5个月来与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对峙的僵局，林彪执行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命令退到公主岭，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的情报报告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前进，亲率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又北撤，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6月5日，攻占陶赖昭车站。此时哈尔滨中共党军及各类机关是一片混乱﹐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溃散。

此时林彪部队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12]。但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杜聿明调度有失（当时新一军离海城较远，杜聿明却坚持调新一军驰援），孙立人向蒋介石抗议，埋下将帅失和伏笔。至此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均呈攻击态势。但此时，正值马歇尔调停，马歇尔不断向蒋介石施压，为迫使国共停战不惜以美国援华五亿贷款为要挟，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此举让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但蒋介石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此地易守难攻，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率新五十师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赖昭堡，此时距哈尔滨市仅六十公里，位在哈尔滨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均已做好撤退准备，在孙立人即将攻进哈尔滨之时，1946年6月6日，蒋介石下第二次停战令；国共停战。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书中写道：“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蒋介石后来也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局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1个营被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第一一三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但孙立人却一直坚守松花江南岸，没有给林彪以更大的战果。德惠之役后，新一军扼守松花江南岸的一个连及坚守德惠的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获蒋中正赐名“中正连”、“中正团”。但随后，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中正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

4月26日，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改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官，潘裕昆继任军长。蒋介石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东北国军将领中比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统领各军，所以蒋介石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暂时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接任。1947年6月16日，蒋介石接见东北保安副司令孙立人，听取对东北战况之报告；蒋经国飞四平、公主岭等地视察。

同年7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国防新军训练的重任。此消息一传到哈尔滨后，毛泽东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8月4日，国民政府特派孙立人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司令。8月31日，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孙立人上将，自南京飞抵台北，筹划国军新军训练事宜。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把新一军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黄埔系将领；并且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关东军精良训练的原满洲国军裁撤，使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大增加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虽已被动但尚未恶化至不可为地步，是国军在东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将领。

1947年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到台湾省高雄县凤山镇，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

1949年1月21日蒋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谈。2月11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一名中将特使到台湾，以专机邀请孙到东京会谈。同月，青年军第二零一师调台湾受训。[ 

1949年9月1日，孙正式就职台湾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新职。

1950年3月1日，蒋宣布复行视事，并发表文告，说明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当此危急存亡之日，受全体军民同胞责望之切，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乃决定复职。蒋核定国防机构系统，撤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蒋以孙为陆军总司令。孙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美方对蒋的态度转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减缓在朝鲜战争的压力，立即制定一份国军行动纲领，希望国军进行在中国边境进行游击战，夺回并控制广西、云南等西南省分，来达到削弱甚至推翻中共的目的。孙曾向蒋提出反攻计划，遭蒋拒绝。蒋担心形成僵局，且顾忌曾留学美国的孙威胁他的权力。蒋愿意派遣军队到韩国加入朝鲜战争，美方也不同意。

孙主张军队国家化，对于曾留学苏联而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对当时主管警备总部的彭孟缉也不假辞色。曾在1950年12月，孙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时，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因此也与蒋经国的政工系统埋下冲突之因。蒋经国向蒋构陷孙，认为孙希望借由反攻大陆计划，获得更多军事力量，会威胁到蒋的权力，主张拔除他所有军权。

1951年5月，孙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但却只挂二星在肩头，他坚持第三颗星要在反攻大陆时挂上。美军顾问团（MAAG）在台北正式成立，美援的条件是国府建立起一套美国认可的国防军事预算与监督机制。7月，一份代号为“三七五”的反攻总计划，拟定以闽南与海南岛作为反攻登陆地点，此后数月里，美方不断向台北推销反攻海南岛的方案，孙也持赞同立场，然而蒋却并不热衷。

1952年4月，孙连任陆军总司令。1953年6月，孙在税警总团的老长官黄杰领三万军队，自越南富国岛到台湾。8月黄杰任台北卫戍司令。9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始终主张反攻大陆。1954年、1955年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时他承认反攻大陆是一个极危险的赌博；不过认为延迟反攻并不会减少危险性（当时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正炽）。他表示：“局势将因中共在华南沿海增强防务而告揭晓。共党于完成增强防务后便能向中美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与海面优势挑战。一旦失去海空控制权后便很难守住任何岛屿。”“共党的力量外看似乎要比实际上强大；但中华民国军队反攻后，大陆上的匪军将普遍起来反正，被奴役的人民将起来帮助我们。”“进攻总是一桩冒险的事，不过我们非做此冒险不可——我们在这里除此之外还为了什么？” 

孙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亦曾经历孙立人兴办的军事训练计划，成绩甚佳。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与孙的努力有关。防守第一线的二零一师就是经过孙的陆军训练司令部的训练。

1954年6月24日，蒋任命黄杰为陆军总司令，将孙调任至无实权之总统府参军长，12月3日国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氏政权在获得美国充分保障后，已不再需要依靠孙来维系台美关系。

1955年5月25日，孙旧部属郭廷亮被捕，遭严刑拷问，军统局长毛人凤逼迫孙旧部属郭自诬为匪谍，引发“郭廷亮匪谍案”。5月28日蒋召见孙，说他打仗不行，解除了他的职务，将他软禁在家，派人监视。6月，国府以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8月20日，孙立人兵变案公开化，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公开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总统府参军长孙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蒋指定陈诚为主任等9人组织调查委员会澈查。10月，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蒋以孙立人抗战有功，特准予自新，毋庸议处。孙被判处“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自孙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孙在台中寓所被软禁时，出入都遭到特务监视，不能与人交谈。孙妻子在院子里种玫瑰然后拿到市场去卖，于是就有人称那些玫瑰叫做“将军玫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后，同年5月接任总统的李登辉，下令解除了孙长达33年的软禁，恢复其自由。

1990年11月19日，孙病逝于台中市西区的寓所，享寿89岁。

时任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接受总统李登辉命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故总统夫人蒋宋美龄致送花圈、总统李登辉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

丧礼由总统府资政郑为元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灵柩由清华大学校旗覆旗委员洪同、李干、刘兆玄、张昌华覆盖校旗，弗吉尼亚军校校旗覆旗委员温哈熊、温于俭、叶晨晖覆盖校旗，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四位上将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

孙立人对二次大战的贡献也获得国际肯定，弗吉尼亚军校在校史馆中，将孙立人同另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校友──马歇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并列，永久展览孙立人生前所用的军服、军帽、马靴、马鞭、缴获的日军军旗、毕业证书和画像。

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对“孙案”之调查，最初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郭廷亮匪谍案”。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察委员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立人“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死刑，随后由高层下令改为无期徒刑，迳送绿岛。孙立人被判无期限监禁在家。

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组”之调查结果与“九人小组”差异甚大。监院认为郭廷亮等确系主张军事改革，但绝无兴兵叛乱之情节。所谓遭人检举，乃属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构陷，不足为凭。孙立人对此应毫无责任。监院调查结果因与“九人小组”差异过大，调查期间遭到情治跟监，最后仅在院内会议秘密报告后即以极机密封存，不再公开。1991年，郭廷亮假释自绿岛返台，至台北奔走，希望平反孙立人罪名。却在桃园县中坜车站，自火车摔至月台上后身亡。司法调查以意外或自杀结案，但学者认为可能是遭谋杀。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朱浤源认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孙立人有军事叛变行为。

2014年7月，监察委员李炳南、赵荣耀、马秀如等人公布对当初“九人小组”调查档案的报告。在档案中，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曾向蒋中正建议拔除孙立人兵权，以防他叛变。调查结果认为，蒋中正曾直接对孙案下达许多指示，这个案件是利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反共意识抬头的机会，设局将孙立人软禁，以免蒋中正权力遭威胁。美国政府在本案发生后，曾私下对台湾当局表示关切，因此事件才未扩大。这个报告中，同时对郭廷亮进行平反，认为他系遭构陷。

2017年10月，由新闻报导一起军备局产权诉讼判决，法院文件揭露出1955年陆军第十军中校刘永德，曾于一九五五年检举郭廷亮意图发动兵变，经第十军政战部主任阮成章少将转报，由前总统蒋经国（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指派刘永德，深入叛乱组织担任内线为时数月揭发叛变案。后来蒋经国下令“便签”交办，特准核拨奖励专款八万元给予刘永德奖励。

孙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他非常爱护部属，因此由他所带领的军队极具向心力、非常地忠贞爱国。孙并且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军，也是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因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陆军总司令任内他批评政工权力过大，是威权时期少数勇于提出改革建言者。孙是以客攻主、以少战多、以弱敌强而皆能克敌致胜的名将。他长期在补给完善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但因个性心直口快、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圆通，再加上深得部属们的尊敬与美国政府的青睐，使他于不知不觉中，陷入政治漩涡，而遭人构陷。

孙终身抱持忠贞信念不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孙多次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以“诚”与“拙”自许，主张诚恳，反对以小聪明奉承上级。前驻泰大使、曾随孙担任秘书四年的沈克勤，在日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孙一案记载，以自对孙一生的观察，用“直性而行，率性而为”八字，作为孙个性与行事作风的评价。沈克勤表示，“孙立人的精忠报国是不容怀疑的。”他回忆，1974年，他偷偷前去病床探视长期遭软禁而卧病的孙，提及以佛家忘我来平抚被监禁与生病的苦难，遭孙指责：“如此，谁来救国？”他始终不曾忘记对国家的责任。但孙对于当时以政府为主所力行“以党领军”与两蒋希望推动个人威权崇拜之理念作风颇有不赞同的微词，造成他受到蒋整肃的结局。

孙过去在对如作战策略或布局等诸多处置作法之会议上，常会为一件事情的看法而与自身意见相左的长官或同军衔将领发生争执，即便从事后观点来看孙之意见看似是较为有利或正确，但当下之坚持己见的固执行为已令与孙共事过的长官、同军衔将领感到不悦。他功业过大，引起蒋与其他将领侧目，因非出身黄埔系统，也不擅长逢迎，因此不得蒋信任。

反对意见则认为，孙孤高自傲、无党籍，与作为国民革命军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格格不入，也不擅协调各方面间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脉的国民革命军中难有大作为。刘宜良（江南）的《蒋经国传》中曾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香港《七十年代》刊“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对孙受排挤的情况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中正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蒋中正打圆场。”其部属沈克勤回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曾多次表示想与孙结拜，但孙为了争取陆军权益，曾当众与周至柔吵架。因为对政战系统不满，蒋经国来拜年时，孙也置之不理。

1955年孙事件发生，据当时担任总政战部主任的张彝鼎指出：“这件事情很复杂，孙立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老总统（蒋中正）也很看重他，但是孙立人的个性太强。”“做为一个武将，能和古代的郭子仪或民国的徐永昌那样，随和一点，会比较好。像徐永昌，先后在冯玉祥、阎锡山及老总统手下做过事，和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这样才算成功。” 

孙曾在美国留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中国远征军，获得美国军方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优秀、最具国际观的将领。但也因此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遭到蒋怀疑他挟美国以自重。

1949年2月11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一名中将特使到台湾，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孙通过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先要求蒋的许可，蒋同意后，孙搭乘麦克阿瑟的飞机飞往日本。麦克阿瑟告诉孙，美国希望孙承担防卫台湾的责任，美国将给予他全力支持，但孙表明他支持蒋。当回到台湾后，孙立即向陈诚报告麦克阿瑟与他的谈话，并要求陈向蒋报告此事。 

美军顾问团至台湾对蒋提供建议，蒋曾经询问过美军顾问，对国军将领的评价。其中只有孙得到美军顾问的高度评价，认为他可以指挥20万人以上的部队，至于陈诚，被认为只有团长的能力。

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拟定方案，要在台湾由孙立人发动政变推翻蒋，军队指挥权交给孙；以胡适替代蒋，孙同意并要求美国协助，但胡适认为美国一再背叛盟友太过卑劣而断然拒绝。计划拟定后恰巧在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内部重新支持蒋，孙被美国抛弃，但蒋并未将孙叛变之事公开,之后将其软禁看管。

孙长期主张反攻中国大陆，在朝鲜战争期间，曾主张借此机会反攻。从以后被公开的蒋日记里可知，从1951年的1月初开始，孙提出反攻大陆计划，极力想说服蒋同意这个方案，同时希望取得反攻大陆全盘之军事指挥权，甚至以辞职要胁。结果被蒋批评为“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国之感情保护。” 

前陆军上将、寓居在香港的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文中评论过去活跃于台面上的政坛人物时，对孙之下场的是如此评论：“恃才傲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

《孙立人言论选集》朱浤源主编 中研院近史所 民国89年初版

台北故居：日治时期为台湾军司令官官邸，采和洋混风建筑样式，风格特殊。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抵台视察并决定于台湾凤山设立训练基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此建筑物成为孙将军官邸，直到民国四十四年（1955年）八月孙立人事件发生止。2004年1月15日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市定古迹（府文化二字第09304425500号），现为中华民国国防部陆军联谊厅，现址为台北市南昌路一段136号。

孙立人始终思念著安徽老家，1988年，孙的旧属潘德辉回乡探亲，孙委托他到安徽庐江代为祭祖。经过查访发现，孙的祖坟早在文革时就被挖掉了，但潘还是代孙立人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并拍照带回。孙立人看到照片，激动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礼。1990年，潘再度受孙委托，回乡洽商墓地迁葬事宜。返台后，孙立人已处昏迷状态，喃喃地说：“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我等你好久啊！”随即又陷入昏迷。

妻

龚夕涛，元配，1919年结婚，1979年逝，享寿六十岁。

孙张清扬（张晶英），1913年生，1992年7月22日去世。其丧葬事宜由佛光山承办，灵骨奉安于佛光山万寿园的一座独立宝塔。

张美英，1928年12月19日出生于台湾台南州曾文郡麻豆街（今台南市麻豆区），护士出身，和张晶英非亲戚关系。张晶英因为一直未能生育，感到愧疚，于是安排与孙立人年纪有段差距的张美英嫁入作妾，膝下四子女皆为她所生。2016年1月15日卒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医院。

子女

孙立人始终认为“中国安定，天下太平”，因此其四位子女即取其中“中”、“安”、“天”、“太”再加上“平”字做为他们的名字。孙立人出身北平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子女不少亦入读国立清华大学。

长女“孙中平”（1952年－）国立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系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材料科学暨工程博士，曾任美商IBM台湾总经理、台积电企业规划组织副总经理，后担任台积电行销业务部门的产品定价暨事业流程处主管。 

长子“孙安平”（1955年－）国立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材料工程硕士。 现任职于美国硅谷。 

次子“孙天平”（1957年－）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硕士，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职于台资企业汉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职务为区域总监。 次女“孙太平”（1958年－）国立清华大学[26]化学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生物系教授。 

义子“揭钧”（1939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系荣休教授。

司徒福（1916年4月17日—1992年2月5日）历任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第3大队第32中队副中队长、1943年任第32中队中队长、副大队长、1943年赴美国受训，1944年返国后任第4大队大队长，于抗战期间击落日军敌机多架，被美国空战协会选为杰出空军英雄。1945年任空军第5军区第3处副处长。1946年任空军官校高级飞行训练大队大队长。1949年去台后出任空军官校高级飞行训练大队长，第5联队参谋长、副联队长、第3联队联队长，1958年任第4联队联队长。空军作战署署长，1967年10月任空军副参谋长、1970年任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1970年－1972年），升至二级上将，当时代经由作战司令这是辅助经国先生掌握军队及政权接班人最必备的权力、发生飞安C119撞观音山 33名专责摧毁大陆核设施的特战精英殒命1972年转任副总司令。1975年4月升空军总司令，1975年4月4日晋任空军二级上将，当选为国民党十一届中央委员。1977年8月退役，转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83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故司徒福总司令，广东开平人，父司徒元宗年青时自侨居美国返国由美国军校毕业在中国服务不耐清朝军人跪拜礼仪转行为医，司徒福出生于北京，[母陈太夫人育将军兄弟姐妹7人，将军居季。幼就读于天津广东旅津小学，天津汇文初中，北平汇文高中毕业后，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习飞行，伸展凌云御风之抱负。1937民国26年5月毕业于相当是空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洛阳分校，首先应当从民国廿二年谈起。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举行国难会议，准备对日抗战，决议在洛阳设立陆军军官分校，于民国廿二年任祝先生为分校主任，负责轮调全国部队行伍出身之初级干部，予以政治及军事训练，以适应革命建军之基本需要。当时抽调者以东北军及西北军…。就是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第二班(洛阳空军军校)航空班毕业，当时之后的第七期中另有一位毕业生司徒坚飞行员作战逊职，也因此司徒福将军受蒋经国总统重用也成军队支持蒋经国执政四大将之一，有别于蒋夫人派将领。后升至中华民国空军二级上将。曾任中华民国第7任空军总司令及中华航空董事长等职务。 生平八年抗战，当他被中国空军选派加入陈纳德将军号召美国志愿来华的飞行员混合编队抗日作战，未曾一日脱离部队。诸如武汉、衡阳、洛阳保卫战；南昌空战；兰州、成都、重庆、芷江、桂林、柳州、零陵、南郑等各基地之重要出击，无役不与。曾在柳州上空击落敌机一架。将军素以英勇驰名，与日本空军长期搏斗，未曾一次受挫，人称福将；实则将军胆大心细，战技优良所致也。

将军尽瘁空军30余年，鸿勋炳焕，先后奉领四等宝鼎、忠勇、云麾、忠勤、胜利、三等复兴、二等复兴、陆海空甲一、甲二光华、甲一干城、忠贞、一星星序、飞虎一星、彤弓、二等宣威、三等宣威、甲一懋绩、甲二懋绩、甲一楷模、甲二楷模等勋奖章二十余座，并由大韩民国颁赠三等功勋勋章，玻利维亚颁赠司令级航空优异勋章，足证国家倚畀之殷，与友邦元首之钦迟也。

司徒福1937年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6期2班，随即加入空军第四大队22中队队员。1946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高级飞行训练大队中校大队长；1949年到台湾担任飞行训员、大队参谋长。1960年，民国四十八年春，司徒福将军担任空军第四联队长，司徒福任空军第四联队长，副联队长郑松亭、徐华江，都是当年与高志航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空军总部副参谋长。1970年他出任空军副总司令晋升中将，1970年－1972年(1972.05.31)任作战司令赠勋十一位美空军军官。1975年4月，担任空军总司令，再晋任为二级上将。1975.08.02)空军总司令司徒福以酒会欢宴顾培慕博士夫妇，并在会中赠送一面奖牌，司徒福退役后于1977年8月16日接任中华航空董事长。1983年5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至卸任退休。

郑为元（1913年1月20日—1993年8月3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籍贯安徽省合肥县，驻外武官出身，毕业于意大利培卢查大学、黄埔军校8期，国防部长任内颁布台湾解严令，曾任驻美武官、驻意大利武官、国防部人行局长、海军陆战队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警总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行政院退辅会主委、国防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长、中华足协理事长、中华奥委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国统会委员；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荣誉。

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1930年5月，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1933年毕业后历任官校第10期入伍生团及学生总队班、排、区队长、陆军官校德文译述班队附等职。1936年，留学意大利，入步兵学校第9期；继入轻步兵学校，并在义军部队见学；返国后，初任军训部步兵监监员。1940年5月，调任中华民国陆军步兵学校教导总队营长，兼该校研究处教官；同年冬，调任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分队长。之后，任中央训练团军事组科长、副组长。1944年7月，调任军政部扎佐演习场步兵第2团团长。

1945年，先后任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第二七三团团长、第二十九军预备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团长，此一期间，正值抗战全面反攻，曾率部越南丹、出河池、克宜山、取柳州，直驱桂林；又协同友军进取全州，进克灌阳。战后，任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参谋长。

1946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二厅组长、科长职。1947年8月，调任驻美国陆军武官处副武官。1948年9月，调驻意大利武官处武官。1949年7月，任国防部第二厅专员。1950年7月，晋任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五组组长。1951年2月，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五署署长。1952年冬，入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深造。

1953年9月，任陆军第五军第十四师师长。1954年6月，任陆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参谋长。1955年3月，调任陆军第二军军长；同年9月，入实践学社联战班受训。1956年5月，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特2期深造。

1957年2月，调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兼中兴计划室副主任，负责督导完成金马外岛战备及地下化工事。1958年，晋升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并奉调中华民国国防部人事助理参谋次长兼执行官，支援八二三炮战。

1959年8月，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人事行政局局长；9月，调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61年1月，任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1963年8月，入实践学社高级兵学研究班第2期深造。1964年9月，调任陆军第一军团司令。1966年9月，奉调中华民国国防部陆军二级上将副参谋总长。1967年4月，调任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兼中华民国国防部同袍储蓄会常务理事。

1969年7月，回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1972年7月，奉调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

1973年，接任首届中华民国足球协会理事长，创组飞驼足球队与中华木兰女足队，推动国际化与普及体育。

1975年4月，调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1978年，调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

1981年6月10日，调任中华民国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辅导以百万计的退除役官兵就业、就学、就医、就养重责。

1986年，天兵忠灵祠由退伍伞兵杨成芳、艾管宁等人发起筹建，复经前国防部长郑为元上将准予将高雄市大寮区影剧七村左侧二笔军事用地（高雄市大寮区山子顶段第1598之1号及2号地），建祠经费系由个人捐款方式筹措，于1987年4月6日落成启用。目前由中华民国退伍伞兵协会管理维护。

1982年12月，担任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

1987年4月22日，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同年5-6月，亲赴金门发掘三七事件详情。7月14日蒋经国总统宣布次日（7月15日）零时起解解严，他亦作副署，并对现仍遭军审判刑在监的的237位平民予以减刑或释放。

1988年蒋经国逝后，建请新任总统李登辉下令平反并解除对孙立人上将长达33年的软禁[7]；其后亦释放被蒋中正与蒋经国扣留34年的最后四名幸存的陶普斯号油轮的平民船员，以及在绿岛监狱监禁达35年的普拉沙号与哥特瓦总统号波兰货轮最后九名中国籍船员。

1989年12月5日，转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11月1日，昇任总统府资政。

1993年8月3日病逝，享年80岁。

郑为元的军职生涯本以后勤为主，退役后，1981年先担任退辅会主任，1987年4月再担任国防部长，为中华民国首例，后有高华柱及邱国正再为二例。

1988年在面对当时以暴力问政风格闻名的“国会战神”朱高正委员质询时，以“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出自苏轼《留侯论》）作答，以示尊重。郑部长卸任后，获李登辉总统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但郑自谦其个人毕生事迹不足获此勋章，去世前要求家属不得在灵堂上陈列，以示对青天白日勋章之尊重。

俞大维（1897年12月2日—1993年7月8日），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交通部部长、国防部部长等职，在国防部长任内发生一江山岛战役、大陈岛撤退、金门炮战等重大事件。

1918年10月，俞大维赴美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留德期间，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1925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刊登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上，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而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是华罗庚，两人日后成为好友。因兴趣逐渐转向弹道研究，嗣成为弹道学专家，也由此奠定对兵学之深厚基础。

 

1937年抗战爆发，俞大维指挥将沿海30余座兵工厂、钢铁厂、材料厂、及兵工技术单位以有限之人力、物力与兽力搬运，陆续西迁内陆继续生产，为抗战中国国防工业生产贡献卓越，1944年12月，调军政部常务次长，并兼中美联合参谋部中国代表，负责与美方代表魏德迈将军协商，争取美国军援，当时“阿尔发部队装备方案”，使国军36个师换装美式装备，即为此达成之建议。

1946年4月，参加国府、中共、美国代表之3人小组会议，协商战后还都事宜；5月，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5月16日，继俞飞鹏出任交通部部长，任内建立交通资料中心，全国铁道状况之自动化，以及邮政开办24小时服务等事绩尤为人称道。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准免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本职；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交通部长俞大维及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赴美国商讨援华事。1949年3月28日，蒋介石约见俞大维，“商谈组织与技术问题”。1950年1月，赴美养病。1954年，出任国防部长达10年，任内积极整军建设，促使国军成为一支现代化之部队，包含换装F-104星式战斗机的阿里山计划。1958年8月23日，经历金門炮戰，险些殒命。1965年初，因病辞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一职由蒋经国接任。1976年，被总统严家淦聘为总统府资政。

 

1993年7月8日，俞大维病逝，享耆寿96岁，并于台湾海峡完成海葬。1993年7月14日，俞大维获颁褒扬令。

俞大维家世十分显赫，名人众多，还跟许多知名家族结为姻亲。

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1895年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堂兄俞大纯，俞明震独子，曾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

堂侄女俞珊为女演员，与戏剧教育家赵太侔结婚，后离婚。

堂侄俞启威曾与江青同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第一任部长。

堂侄孙俞强声，是俞启威长子，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1986年叛逃美国。

堂侄孙俞敏声，是俞启威次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社科理论界智囊。

堂侄孙俞正声，是俞启威三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政协主席。

二伯俞明观，1895年经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署湖南洪江县知县。

 

父亲俞明颐，曾以湖南试用道任“湖南武备学堂”总办、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部门）兵务总办、湖南陆军小学堂（由“武备学堂”改制）总办。

母亲曾广珊为清末名臣曾国藩之孙女、曾纪鸿（曾国藩次子）之女。蒋介石景仰曾国藩，多次拜访俞家是为了与曾广珊闲聊。

 

弟俞大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并保送美国留学，临行前意外失足坠亡。

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弟俞大絜，在庐山牯岭疗养医治肺痨时病逝，年仅二十岁。

弟俞大纲是中国戏曲学家。

姊俞大缃，早亡。

姊俞大绚，嫁汪都良之子汪沛玉（与俞明震是同期翰林的汪贻书之侄儿），难产身亡，留一女汪忆慈。汪忆慈之女郑培蒂是北京大学英语教师，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担任英语课主讲。后移居香港、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星岛日报》专栏作家。

妹俞大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彭基相的妻子。女儿彭鸿远（中央美院任教）嫁给曾宪涤（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曾昭抡的侄儿，即曾国潢的玄孙），育有一子曾念。

妹俞大𬘡亦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曾国藩弟曾国潢的曾孙）的妻子。

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育有一子傅仁轨。（迁移台湾时，钱思亮、钱复父子一家，同俞大维一家，均借住于傅斯年的台湾大学校长宿舍。）

妻：元配为在德国留学时娶的意大利裔钢琴教师，生下俞扬和几年后去世。续弦陈新午，陈寅恪小妹。长子俞扬和，离婚后再娶蒋孝章（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女儿）为妻。

姑丈陈三立是知名诗人，姑姑俞明诗。

表哥陈寅恪是知名历史学家。

表侄女曾宪植，曾国藩弟弟曾国荃之玄孙女，曾昭和之女，前夫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

族弟俞大光，与俞大维共高祖，为电工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

俞大维一生喜欢读书求知。自幼从《公羊传》入手（春秋笔法），退休后以佛学为主，当他晚年，视力变差，已无法看书时，决定“读了一辈子书，现在要收摊了！”收摊就是不再读书了，但收摊可是有一套吓人的程序：他决定把以前念过的书，温习一遍，之后才不读书。俞大维决定每个月温习一学问，“邀请各类学问极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讨论”，他计划先温习天主教神学，请罗光主教陪他温课，接着还计划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温课，之后还有音乐、美术、哲学、数学、美学……，他不温习军事，因为那不是高深学问。

罗友伦（1912年2月4日—1994年8月25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与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中将， 广东省梅县瑶上乡人，为1950年政府迁台后首位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后接任第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第五任宪兵司令、陆军第一野战军团司令、陆军训练作战发展司令、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与联勤总司令等要职，退伍后任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与总统府国策顾问。

儿子罗文山也是军人，官拜陆军中将，曾任1983－1988年的陆军装甲兵司令与陆军六军团司令，为陆军六军团主官首次有父子档。

出生于一个亦农亦商家庭。５岁丧父、６岁入学、11岁到县城读高小。

1927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七期预科。一年后入骑兵科。

1929年12月毕业，入陆军教导第一师任少尉排长，到湖北追剿李先念红军，又到河南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12月20日升中尉排长。到赣东北进剿方志敏红军。1931年底由师长徐庭瑶保荐，以上尉资格（实际上是中尉代理连长）考入南京陆军步兵学校第一期，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学制一年。1933年4月入南京陆军步兵学校校官研究班第一期，学制6个月。1934年2月入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任上尉区队长。1934年6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科任股员。1935年5月入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队任科员，1935年6月任区队长。1935年10月，入军官外语学校第一期，学习法语两年。1936年12月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5期。

1939年3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从正则班毕业学员中选留约10名为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第八期研究员，1939年6月入学。1939年12月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任上校参谋处长，参加昆仑关战役。1942年2月作为第五军少将参谋长，随部队调云南参加中国远征军。与杜聿明军长率第五军军部走到印度阿萨姆邦。1942年12月1日在昆明就任第五军汽车兵团少将团长。1945年1月22日，就任第五军第49师师长，该师随即被裁撤。1945年3月17日，就任第五军第200师师长。1945年4月5日就任青年军第207师师长。

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的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发表了陆军官校的复校演说。蒋中正说：陆军官校，为革命军基本人才培植的基地，与建军建国的前途有莫大之关系，早就应该恢复校长一职，不能以任何人兼任，所以在校长人选未定之前，军校的名称不愿恢复，这次任命罗友伦同志为校长，正式恢复军校。罗友伦随即在1950年8月接任复校后首任校长一职，而陆官也在同年10月于台湾高雄县凤山镇正式复校，校址为原日本陆军的武器储存库等设施所在。1951年4月，第四军官训练班的所有学员、教师及设施都被编进学员总队，并成立第24期学生总队，其训练期为二年。而罗友伦的治校理念是以精神教育培养军人之武德，以军事教育完成基本战斗训练，以科学教育学习各学科知识，以体能训练锻炼吃苦耐劳精神。陆官迁台后的首次校庆于1954年6月16日举办，同时也是陆官成立三十周年的校庆，罗友伦随侍在当时的总统蒋中正旁，主持校庆阅兵、校阅骑兵队。罗友伦于1954年8月卸任校长交于谢肇齐。

罗友伦在1954年9月1日接替黄珍吾为中华民国宪兵司令部第五任司令，于1955年9月1日卸任司令交于刘炜。而宪兵司令部也因国防组织法修订，于101年12月30日后改称为宪兵指挥部。

1957年4月1日罗友伦接替唐守治为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第四任司令，他制定了“永远忠诚”队训（译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永远忠实”），并将黄埔精神于东征、北伐时校军要求的三不怕精神“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订为海军陆战队的信念，意在培养陆战队员服从负责的团队精神与誓死达成任务的坚定意志，期使海军陆战队是一支军纪严明、训练严格、骁勇善战的两栖劲旅。他于1960年12月31日卸任司令，由郑为元继任。

罗后续接任国防部副参谋总长与几项司令要职，并在1969年1月1日晋升二级上将，接任唐守治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1975年4月7日接任郑为元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军退后转任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与总统府国策顾问。

冯启聪（1914年1月18日—1994年6月7日），中华民国海军二级上将，广东番禺人，曾任海军总司令五年之久。他的出线，代表广东黄埔海校系统，以平衡闽系与青岛海校势力。
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冯启聪上将（右）与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穆勒上将（中央）、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耿特纳中将（左）于台北松山机场举办记者会，1967年7月7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中国大陆时，中华民国海军主力就是太康舰、太平舰、太和舰、太昭舰、太湖舰、太仓舰六艘护航驱逐舰（DE）。太康舰被指定驻防杭州湾，担任总统蒋中正的座舰，出巡长江口、舟山群岛，以至卫护台澎水域：其余五艘太字号要执行东海至南海绵长广大海域中的多项任务，确是疲于奔命。

此时冯启聪担任太平舰舰长，曾支援金门战役的海上阻击。该役结束后，旋即负责旋即执行长江的“关闭”任务。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阻绝中共海外的补给，曾宣布“关闭”长江，不准外国商轮驶进；英国海军曾派舰公然护航英国商轮闯关，太平舰长冯启聪曾对不服制止的英国商轮路易士摩拉号（Louis Morla）开炮，并派遣临检小组乘本舰的鲸鱼小艇，在长江口的巨浪中驶登该英轮临检，并加以警告。在场的英驱逐舰在相互接近航行中，他们确见太平舰全舰人员备战，英舰终于不敢有所行动。不过经过一段时日之后，中华民国外交部受到国际压力，要海军解除“关闭”港口任务，海军于是结束封闭长江口的任务。

1965年8月，总统蒋中正明令以冯启聪为海军总司令。

1969年10月8日上午9时，冯启聪时任海军总司令，冯在左营南码头武昌艇队岸置场，主持两条小潜艇之成军典礼，命名“海蛟号”与“海龙号”，并亲自为每位艇员佩带潜航胸章，这是中华民国海军潜艇兵种的诞生，此兵种建军案当时称为“水星一号”计划。观礼人员，几乎全军和此案有关的高级将领都应邀出席，典礼后还出海操演，无不视为是中华民国海军的一件大事。

黄杰（1902年11月2日—1995年1月14日），字达云，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政治人物、诗人，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等，曾任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警备总部总司令、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行政院政委与总统府战略顾问，早年历任国军第二师中将师长，税警总团总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第六分校主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第五编训司令部司令官，第一兵团司令官，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  湖南省立长沙中学毕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科。1925年1月，任教导第一团侦探队中尉排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回师广州各战役，颇著战绩。1926年9月，升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少校营长，驻军潮州。1927年至192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次龙潭、凤阳、蚌埠、徐州、滕县、济南等战役。北伐完成后，参与西征。

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时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7月11日深夜，敌军突破防线，情势紧急，蒋介石坚持在柳河车站指挥。黄杰奉蒋电话指挥，率所部3个团轻装急进，收复李坝集，挽回危局，厥功至伟，载于蒋介石日记及国民革命军战史。因功于1932年3月，升任第二师中将师长。

1933年长城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部分将领在1942年冬的重庆补拍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1933年3月（民国二十二年），黄杰时任第二师师长，奉命率领第二师集中洛阳，向北通州输送，随即兼程向密云前进。[3]:2193月13日奉命接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南天门防务，防守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等险要阵地，参与长城战役。此役为日本军侵华之第一场血战。日军进逼华北，率部与日军战于长城古北口，屡挫敌锋，第二师官兵殉国者达4千余人，此为有名之“长城战役”，因功于1935年7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36年8月，奉派兼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兼陇海东段警备司令及徐海警备司令。西安事变，又兼潼关警备司令。1937年，任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队长。抗战军兴，黄杰任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8月16日，参加上海“八一三”沪战，固守苏州河、蕰藻浜之线，伤亡惨重。因孙立人是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司令，黄杰算是孙立人老长官。

1938年3月，调往河南参加兰封会战；第八军参与包围土肥原师团，因主动逃跑导致归德失守，致使兰封包围网全盘崩溃，为了阻滞日军追兵，在花园口决堤黄河。9月，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长。1940年5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

1943年1月，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戍守滇西。先后参加过强渡怒江和反攻腾冲外围的战斗（腾冲战役）。

1944年5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奉蒋介石命令，“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系我军之荣辱，且为我国全局转捩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任务”，乃率第二、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一军开始反攻。9月，兼任前敌总指挥，三次围攻龙陵，用5天时间就击溃守敌，夺回龙陵。继而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克复芒市、遮放、畹町四大据点。1944年至1945年间，与日军激战于滇缅边境，击溃日军本多政材所部，收复滇西全境，重开中印公路，奉蒋介石电令嘉奖：“滇缅国境会战，山河重光，功在党国。”获颁三等云麾勋章及美国自由勋章。

1945年4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集训处处长；同年9月，抗战胜利，调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1947年4月，兼任军官训练团教育长。1948年，黄杰以国防部次长身份奉调回湖南工作，兼任第五编练司令部司令官。7月，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督训长江以南国军部队。

1949年1月，调任国防部次长兼陆军第五编练司令官，成立3个军，10个师。同年夏天，黄杰到广州才一个月，参谋总长顾祝同一级上将要黄杰改任参谋次长，接着又要黄杰去接替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此时局势逆转，1949年8月，湖南“局部和平”之变，黄杰为号召部队来归。8月1日，黄杰乘追云号专机飞湖南。黄杰去长沙专诚迎驾第一兵团司令官、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黄杰希望和陈明仁作一次恳谈。陈明仁神情十分沮丧。陈明仁送黄杰和邓文仪到省政府楼梯口止步。是日，程潜投降中国共产党。8月2日，黄杰由衡阳直飞湘西芷江。8月5日，黄杰和邓文仪从衡阳飞回广州。行政院澈夜开会，商讨对变乱局势之应付办法。会议结果，决定派黄杰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兼任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8月7日，乘总统府专机飞衡阳，与白崇禧商量之结果，决定将省府设在芷江，绥靖总司令部及第一兵团司令部设在邵阳。8月8日，黄杰飞芷江就职。自8月15日晚上开始，国军在界岭、青树坪一带围歼林彪第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等三个师，并生俘解放军千余名，虏获轻重兵器甚多，这就是湖南青树坪之捷。事后，陈明仁部分部下叛逃，白崇禧将其收容为国军第一兵团。

1949年9月7日，黄杰乘机飞重庆。下午4时到达重庆，随即至林园官邸晋谒蒋，黄扼要报告工作情形。蒋对长沙事变，第一兵团各部队或坚守阵地，或突围来归以及青树坪之捷，深表嘉许。10月，以友军失期，不得已转进广西；11月，西进云南。

1949年12月8日，卢汉在昆明叛变投向中国共产党。黄杰就近未即时发现阻止，更是引起蒋之疑虑。

1950年3月，黄杰率领三万军队，撤往越南富国岛。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慑于解放军恫吓，背弃双方之“寺马协定”，以执行国际公法为借口，其与部众被困于越北集中营，旋又南移富国岛，历3年半。1951年1月，任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所有入越部队，悉受指挥。其部队后称为富台部队。1953年6月，与3万余军民返台，并整编为海军陆战队。

1953年7月，蒋召见由越南归国之黄杰将军，垂询留越忠贞军民生活及撤运经过。8月，任台北卫戍司令；9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53年中，当年台北社子地区夏季淹水，曾下令协助整治淡水河与基隆河泛滥问题。

1954年，奉调为陆军总司令，并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取代孙立人。

1957年7月，黄杰奉调总统府参军长。1958年8月，奉调为台湾警备总司令。1960年7月，奉命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

1962年12月，黄杰奉命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至1969年7月离职，在任时间达6年7个月。黄杰在省府服务，时间较长，重要施政颇多，比较显著有：办理治山与防洪、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筹建曾文水库、推行社区发展、开辟高雄第二港口、策定台中新港、修筑东部产业道路、兴建澎湖跨海大桥、兴建南部横贯公路等。黄杰停役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发展远洋渔业，配合中央政府，从事各项经济建设。兼任台中一中校长。

1969年7月，黄杰奉调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仍是军职外调的文职政务官。期间制定国防组织法，发展国防科技。

1972年6月，黄杰奉调总统府战略顾问[3]:206。1975年4月25日，黄杰到慈湖吊祭蒋陵寝，哭泣伤痛，令人感动亦感激；与蒋经国相谈甚久，二人共进午餐，使蒋经国“人在悲痛之时，益感友谊之可贵”。

1995年，黄杰病逝台北，享耆寿93岁；安葬于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生平擅诗词及书法，并著有《老兵忆往》、《作战日记》、《淞沪及豫东作战日记》、《服务母校工作纪要》、《滇西作战日记》、《海外羁情》、《中央训练团工作纪要》、《两湖行役》、《留越国军日记》、《入参戎重》、《中兴日记》、《澹园随兴》、《澹园丛稿》等书。

诗作

赠罗振西将军（四十六年任陆军总司令振西副之）

自份胸中有甲兵 丁年携手请长缨 惯从星饭思矫厉 一勃风雷悟再生

入梦轻裘依故剑 关怀肥马出龙城 谁怜白发飞明镜 黄埔雄心老更横

有怀关将军雨东 (关麟征将军字雨东 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关麟征率第二十五师先战古北口 黄杰率第二师接替关麟征续战古北口)

长城歼虏去 并辔入雄图 血肉飞天堑 烽烟混太虚

关东方失险 古北又成墟 争说君无敌 投艰我不如

李延年（1904年3月11日—1974年11月17日），字吉甫，男，山东乐安（今山东广饶）大王镇王西村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

李延年为家中次子，李家为饶县自耕农，其祖父持有土地达百亩，以务农为生。其父李之汉为传统私塾教育之知识分子，在6岁时李延年开始接受私塾教育。

1918年考入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1921年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受到当时时代背景怂恿，李延年决定弃商从军。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编入黄埔教导团担任排长，其后参与了大部分国民革命军初期战役，在第一次东征因战功升任黄埔教导团第8连连长，北伐时1926年末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第5团团长。在南京龙潭与孙传芳部队交战，该役因作战不力受撤职留任处分。第二阶段北伐战役中，强攻临淮关有功撤消处分。在北伐期间，日本制造了济南五三事件，蒋中正授命第5团扼守济南城，掩护其它北伐军，李延年指挥的第5团坚守济南三昼夜后撤退，五三事件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副师长。

1928年底北伐战役结束，部队进行整编，李延年转任国民革命军第9师（前身为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党军第一旅、第一师、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第26旅旅长，驻扎汉口，该师后转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原大战期间，第9师在平汉铁路与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第3路军血战，李延年指挥的第26旅抵抗西北军一师攻势，并坚持至11月西北军总崩。

1931年任总司令部直属攻城旅旅长，1931年6月转任警卫军第二师副师长，驻杭州，警卫第二师年底因蒋中正解任，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88师，李延年续任该师副师长。1932年任第88师副师长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役结束后，1932年5月李延年回任国民革命军第9师，并升任该师师长、7月兼任徐州警备司令。1933年2月，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李延年第九师属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第三纵队（司令赵观涛）。由金溪经南城、南丰向广昌推进。黄陂战役，红军全歼第一纵队（罗卓英）的第52、第59师。陈诚改变部署，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第二纵队（吴奇伟）为前梯队经东陂、甘竹扑广昌；第一纵队为后梯队，辖第11师以及从第三纵队调来的第5、第9师，由宜黄地区出发跟进。红军放过敌先头4个师，突然向后尾的萧乾第11师和李延年第9师发起攻击，即东陂战役，第9师死伤过半，李率残部连夜北撤，第四处围剿被粉碎。1933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即急调李延年、李玉堂两师星夜疾驰闽北，沿建瓯、延平、古田、水口，向福州进逼堵截蔡廷锴部。1934年初调往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1934年2月任剿匪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兼第九师师长，指挥第9、36、39、80、83共五个师，为东路军主力。“四纵”占领龙岩后，李又命36师防守，其余部队清剿闽西苏区。

1934年12月，“四纵”建制撤消，剿匪东路军改为驻闽绥靖公署，李任驻闽绥靖公署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第九师师长，驻泉州。1935年7月改任驻闽绥靖公署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兼第九师师长，驻福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5月，李率第二军赶赴徐州第五战区，增援台儿庄会战，负责截击由海州、鲁南调来参战的两支日本援军。1938年8月升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军军长。武汉会战后，衡阳整编，取消军团制，李仍任第二军军长。1939年初，第二军移防四川秀山。1939年9月调广西南宁，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合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徐庭瑶任总司令，李延年任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参加桂南会战。1940年初，第二军奉调第五战区，在鄂西宜昌，李兼江防副总司令，与日军展开江防守备战。1940年8月，第二军调湖北建始整补月余。1941年8月，李从第二军军长调任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陕东河防总指挥，1942年6月升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豫湘桂会战，日军由洛阳西犯潼关。李奉命率胡宗南等部抽调的30余万部队坚守潼关。李把擅退的国民革命军第97师师长傅维藩和弃阵而逃的两个团长枪决，把灵宝战役中作战不力的国民革命军第109师师长戴慕真扣押判处无期徒刑。最终守住潼关及陕东。1945年6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前往山东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2月各战区撤销，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1947年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1947年6月5日任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主任。1947年秋改任第二兵团司令官兼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1948年春任第九绥靖区（驻海州）司令官。1948年6月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官。淮海战役中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官兼蚌埠指挥所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辖第39军、第54军、第96军、第99军，并指挥刘汝明第八兵团，从蚌埠、固镇救援黄维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击。1949年初，李延年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汤恩伯）兼第六兵团司令长官，驻防在浦镇、浦口。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后，负责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最后撤离工作。4月23日，南京弃守，李延年从南京撤退到杭州，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六兵团负责在浙江阻挡解放军南下的任务，然而六兵团不到一个月的作战后即遭到击败，李延年指挥的部队退入福建省。

1949年5月下旬，李延年驻扎福州，除了六兵团指挥官外另兼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朱绍良），重整六兵团在福建省的一系列防御。

1949年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所属的第十兵团发动福州战役，防线被击溃后，编制在六兵团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三军撤往厦门、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撤往平潭岛、国民革命军七十四军撤往马祖列岛。兵团指挥部则在参谋长任同堂与福州警备司令李以匡指挥下投降。李延年后率领亲信从福州撤入平潭岛。9月13日、14日，解放军二十八军发兵攻占小练岛、大练岛，9月15日登陆攻击平潭岛，为平潭岛战役。9月15日下午，李天霞率领第73军军部由平潭县城撤退到李延年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的观音澳（位于县城东南的海边）。9月15日晚李天霞请李延年的兵团司令部都移驻停泊在港内的一艘数百吨重的小轮“骛江号”上。9月15日午夜后，李延年一行乘小轮驶出港外，李天霞率军部登上“天平轮”逃离平潭开赴台湾。9月16日上午，空军飞平潭上空，所见已无烽火战斗早结束。李延年经马祖北竿塘到台湾，陈诚即以擅自撤守扣押交军法审判。

李天霞称平潭撤守系奉李延年命令；李延年自承曾下令；第六兵团参谋长孙鸣玉出庭证言称：“李延年曾口头命令可撤守。”最后军法判处李延年徒刑十二年，李天霞徒刑八年。李天霞不久后被释放，后曾任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

李延年囚押一年多后，由其军校教官兼部队长官蒋鼎文（曾任第9师师长）、刘峙（黄埔教导团时代之第二营营长）及山东老乡刘安淇等人力保，以因病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此后即无正式职务，闲居台北郊区。1974年11月17日，在台北市病逝，享年七十岁。

彭孟缉（1908年9月12日—1997年12月19日），字明熙，湖北武昌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毕业，复兴社初创时筹备委员之一，属军统系，曾任台湾高雄要塞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警备司令、台湾保安司令、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驻泰国大使、驻日本大使、总统府战略顾问。在二二八事件中造成大量高雄民众伤亡。          彭孟缉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十七日，肄业于湖北汉阳文德书院、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后，参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后奉派赴日本野战炮兵学校进修，返国后任陆军炮兵学校主任教官。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任炮兵十团团长。参加长沙会战，而升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炮兵指挥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台湾日治时期结束。1946年，彭孟缉来台担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由于彭孟缉奉命平乱，深受最高当局赏识，先升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之后出任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台北卫戍司令、参谋总长等要职。         1949年，四六事件爆发，陈诚决定展开镇压，下令当时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的彭孟缉缉拿“主谋份子”。         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迁往台湾后，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于1950年成立，彭孟缉任主任，此后并成立高级班及石牌班等训练机构。1952年，彭孟缉担任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4年，擢升为副参谋总长。8月，参谋总长桂永清病故，蒋中正以副参谋总长彭孟缉接代理参谋总长。          1957年，彭孟缉调任陆军总司令并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9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再任参谋总长。1963年5月，蒋介石明令发表参谋总长彭孟缉连任一次。1965年6月，蒋明令以彭孟缉为总统府参军长。          1967年，彭孟缉先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泰国及日本大使，驻日期间与日本断交。1972年，彭孟缉担任战略顾问，退休后住于台北。1997年逝世，安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上将区。                         二二八事件事件发生期间，彭孟缉担任高雄要塞司令。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报告表示，3月3日台北动乱蔓延及高雄，暴徒百余人驾卡车3辆开始在市区骚动，晚8时于北野、盐埕集合3、4千人围攻警察局，掠劫及殴辱外省人。据彭孟缉的说法，全市7、8百外省籍公务员逃入高雄要塞避难。逃避不及者被集中禁闭于高雄中学。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在3月4日指派彭孟缉担任“台湾南部防卫司令”，指挥所有南部军事单位，包含驻在凤山的21师一个独立团的输送营及第3营。根据彭孟缉的说法，3月5日群众开始攻击要塞司令部，并包围105后方医院，要求夺取枪械、物资，并未得逞。后因传闻有民众要放火烧山，准备用浇上汽油的稻草绳子烧山，要塞司令部遂派兵封锁山下町一带（现今的鼓山路）。高雄市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苓雅区长林界及高雄中学自卫队代表凃光明、范沧榕、曾丰明求见彭孟缉被拒。3月6日黄市长再度请求见面之后，上午9时彭孟缉在会客室接见与谈代表(林界未参加与谈，台电高雄办事处主任李佛续为抢修中断电路一起上山)，会中涂光明提出9项“和平条款”，市长黄仲图所提的要求彭约束其巡逻队禁止继续射杀高雄市民遭到拒绝。谈判破裂后，彭孟缉要求官兵对代表一一搜身，并逮捕范沧榕、曾丰明与凃光明三人，其余人士则于监视下待于原处，于下午2时下令陈国儒带领1大队300余人下山进攻以市参议员为主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在的高雄市政府，同时命令21师第3营进攻高雄火车站及高雄中学。此军队一到达就开始扫射及丢掷手榴弹攻击，当场有五、六十名在市府的民众丧命。当天晚上及隔天早上，士兵再攻击躲在爱河及地下室的民众，让待在市府的民众死伤惨重。大队于下午4时返回高雄要塞，留下第3营看守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车站及高雄中学。扣留人员凃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经3月7日判决死刑，于3月9日在高雄要塞内枪决。3月12日21师抵达高雄，彭孟缉将绥靖工作移交给21师。         彭孟缉自己撰写的二二八事变回忆，自承在大屠杀前两天就做好了出兵部署，“坚定非用武力不足平定叛乱的信念”、第一天代表“离去以后，更加连夜细心策划行动计划”但是，同样在回忆中又说是市长黄仲图要他出兵的，连1993年接受学者赖泽涵、许雪姬访谈时（刊于《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记录》），都矢口否认是他主动出兵，而把责任全推给黄仲图．然根据1947年3月5日彭孟缉发给台湾省警备总部的电文“高雄警戒部署完毕后，据高雄市长及市参议会称高雄市区安静，军队不必过问，并谓警备总部参谋长曾广播军队一律移回营房等语”明确指出，黄仲图并没有要他出兵，反而是请军队不必过问．        1946年至1947年担任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后的“澎湖七一三事件”、“师大四六事件”、“清乡”中，强力进行镇压，造成成千上万民众的伤亡，因而得到“高雄屠夫”的称号。         在国民党内，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为蒋中正手下要员的，前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夫人表示蒋中正甫来台时惊魂未定，居停孙公馆期间，彭孟缉每天早上提着一锅人参炖土鸡的补品呈献给蒋先生享用。在蒋中正失去中国大陆江山、最落难之时，彭孟缉以高雄要塞少将司令之姿呈鸡献媚，因此人云彭孟缉乘鸡飞上天。     作家江南的《蒋经国传》曾载吴国桢视彭孟缉“獐头鼠目”，然而因为彭孟缉有蒋经国做后盾，又有陈诚做靠山，因此彭反而爬得越快。1974年江南访问吴国桢时，吴国祯仍重复十年前告诉江南的话“这个人獐头鼠目，我一再告诉蒋先生，不可重用”。在孙立人事件后，彭孟缉上升至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弟身份继桂永清任参谋总长，江南认为此代表蒋经国势力的上升，所以出现情报人员掌握军事。    作家李敖亦曾批评彭孟缉“因为来台湾最早、主持情报机关最久，所以一手造出的冤案、假案、错案最多”。李敖指称彭在任驻泰大使时，就曾指派特务制造冤案，绑票华侨舒家栋来台，导致舒家栋家破人亡、岳父母双双上吊自杀。     2022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前夕，彭孟缉之子、担任海基会董事的彭荫刚在报纸刊登全版给佩洛西的公开信，称她此行恐使两岸局势更紧张。立委王定宇对此在个人脸书批评彭荫刚“这位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屠夫之子，附和中国恐吓台美关系，自己请辞滚蛋吧”，引起彭荫刚自诉控告王定宇涉及刑法312条之1项对死者公然污辱妨害名誉。2023年1月18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王定宇无罪。 

彭孟缉之子彭荫刚在2007年委用中研院研究员朱浤源、黄彰健等学者，为彭孟缉在处理二二八事件的事上翻案。但在原文目的写道“消除对外省人的误会，为中国统一促进”以及“彭孟缉处理高雄事件未犯错”为结论，至今仍受到争议。另彭荫刚在媒体刊登广告，歌颂其父一生，更于文章中指称当年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为“暴徒”，该则广告引发受难者凃光明家属的强烈不满，控告彭荫刚诽谤。     子女：彭荫刚（1935年12月29日–），现任台湾中航董事长及海基会董事等。妻董小平为“中国船王”董浩云之女、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之妹。    彭荫宣（1936年-2012年7月29日），建筑师，哈佛大学建筑学研究所硕士，曾任职于贝聿铭事务所，彭荫宣之子彭士佛为建筑师。

王叔铭（1905年11月10日—1998年10月28日），本名勋，号叔铭，军界人士称其绰号为王老虎，山东省诸城县人，空军一级上将。

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同年12月，孙中山在广东开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校长由苏联顾问李糜担任；蒋介石奉孙中山指示将7位黄埔一期生转入该校，王叔铭为其中一员。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师生亦有参战；1925年8月，包括王叔铭在内的6位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第一期学生由李糜带回苏联继续深造，王叔铭在苏联第二军事航空学校、苏俄高级战斗射击轰炸学校、苏联飞行侦察专门学校习得相关基本战斗技术，1928年完成学业，继续在苏联空军内见习，直到1931年秋季回国。    1931年回国时，王叔铭因在苏联久待，无法剔除其可能有加入共产党的嫌疑理由遭到拘押，后在毛邦初保荐下获释启用。1932年10月，王叔铭配属至中央航空学校，任飞行教官；1933年2月，编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授阶空军中尉，任中央航空学校暂编第二轰炸队队长。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为争取苏援需求，王叔铭在1937年9月成为赴苏军事代表团之一员派赴苏联争取第一批苏援；返国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空军军士学校开办，校长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张有谷，王叔铭任军士学校教育处长；1938年5月，王叔铭改任中国驻苏联空军武官，1940年返回后担任空军第三路司令，后任军士学校教育长；1941年1月22日升任空军官校教育长，1941年5月国民政府在昆明开设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王叔铭改任该指挥部上校司令，兼云南省防空副司令、昆明城防副司令。航委会第1志愿军大队服务团管理主任、美籍志愿军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主任。

1943年1月晋升少校，2月，接替杨鹤霄担任空军第三路司令，负责四川、甘肃省等地空军机场的营运管理、后勤补给与防卫任务。   1944年8月14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6月，调任空军总司令部中校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6年11月，升任空军上校；1948年9月，晋升空军少将；1951年晋级中将，1952年3月升任空军上将总司令。         1956年4月4日，驻台美军第13航空特遣队启用台北通讯站作为总部，指挥官小本杰明·戴维斯准将与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上将出席了启用仪式，两人共同校阅美军部队。          1957年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同年12月3日，与总统蒋介石跟来访的泰国国防部长乃他侬进行会谈。1959年7月，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年2月，任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空军代表兼首席代表。1972年5月，任驻约旦王国大使。1975年7月，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9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享寿92岁。

荣誉：中华民国勋章奖章 河图勋章（1948年12月1日批准）

郭寄峤（1902年11月14日—1998年7月26日），原名光霱，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陆军二级上将军衔。为郝伯村妻子郭婉华的四叔。

郭寄峤毕业后进入奉系军队服役，所属郭松龄之部队麾下。由于郭松龄后来与冯玉祥合谋反叛张作霖失败遭到处决，郭寄峤只能流亡到西北军体系。在魏益三的运作下，郭松龄的残部合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郭寄峤则因魏益三的赏识出任第四军参谋长。

民国十五年（1926），因军饷无以为继魏益三叛离国民军系，率领部队投靠与冯玉祥对立的吴佩孚，部队改名为讨赤联军第八军，郭寄峤续任第八军参谋处处长。随着吴佩孚被国民革命军击败，魏益三再度叛变投诚国民革命军，部队名称变更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郭寄峤续任该军参谋长。

北伐战争结束后，因为看坏魏益三的前途，郭寄峤离开三十军投靠何键，担任其参谋长。但郭寄峤非湖南人，无法获得何键重用。因此在民国十九年（1930）投靠同为安徽人的卫立煌，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5师参谋长，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该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郭寄峤因此升职为军参谋长兼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在第十四军任职期间，郭寄峤因闽变时的用兵获得卫立煌的倚重，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升迁为陆军少将。

西安事变期间，郭寄峤与卫立煌一同遭张学良拘留，后同时遭释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升任陆军中将。同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6日郭寄峤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中将军长，该军的统领部队为卫立煌担任指挥官之国民革命军第14集团军，为卫立煌系统的主干武力部队。在卫立煌的职务持续升任期间，郭寄峤也因此兼任更多上层职务。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兼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卫立煌调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官，郭寄峤也随之调职兼任第一战区参谋长。除了第九军军长职务，郭寄峤同时也是第一战区与中国共产党交涉之对口。

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郭寄峤的第九军军长职务交裴昌会，并转任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参谋长。

民国三十一年（1942）8月，转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最初仍担任参谋长，后升任副总司令兼干训班主任。

民国三十二年（1943）10月，因卫立煌转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郭寄峤被卫立煌延揽担任长官部参谋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初，郭寄峤调离中国远征军转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脱离与卫立煌之间的职务纽带关系。同年7月20日转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民国三十四（1945）年2月11日，转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6月获选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年中转任抗日战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与吴忠信和张治中搭档协助朱绍良敉平伊宁事变。

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6月改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10月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协调与西北马家军之间的关系。此职务任职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郭寄峤离职并撤往台湾。

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派郭寄峤为甘肃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抵达台湾后，郭寄峤曾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参谋次长、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民国四十年（1951）3月出任国防部长，授阶陆军二级上将，至民国四十三年（1954）5月卸任，此后离开军界。

国防部长卸任后，转任国策顾问。民国四十六年（1957）10月出任中国国民党第8届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此后持续连任至第15届。

民国五十二年（1963），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职至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卸任。

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是郭寄峤的侄女婿，前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即其侄外孙。郭逸民为其侄子，已由中国科技大学教务长退休。东吴大学物理系教授郭中一为其侄孙，离职后返回合肥开办生态农场。另一侄孙郭中人。

郭寄峤为世界郭氏宗亲总会的创会理事长

郭寄峤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总司令，及旅部、师部、军部、军团总司令部各级参谋长。郭寄峤曾参加北伐、剿共诸战役，及转战河南、河北诸会战。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忻口之役，郭寄峤歼灭日军板垣征四郎兵团大部，使华北得以从容布置军事。1938年至1940年间，郭寄峤率部扼守中条山、太行山之间，击退日军13次猛攻，均获致重大战果。1944年，郭寄峤参加豫西、陕东诸战役，阻止日军西进。1945年秋，新疆匪乱，迪化危急，郭寄峤孤军驰往，平定乱事。1946年9月，郭寄峤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扰陇东、窥伺西安；郭寄峤部与解放军彭德怀部激战，歼彭德怀部5万人，造成著名之陇东大捷。1950年4月，郭寄峤负责指挥舟山国军转进部队15余万人来台湾，并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来台初期稳定军政体系，度过当时不安的军事政局。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原名仰岳，字伯陵，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客家人，为民国年间名将，在抗日战争中多次胜利，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因此被日军冠以“薛老虎”之称。

原名薛仰岳，因出生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刚战败，其父起名“仰岳”以求能效法岳飞成为民族英雄。薛仰岳后改名薛岳，以示不仅仰慕岳飞，更将身体力行。

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与张发奎、叶挺为同学。但薛岳未随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升入湖北武昌的第二陆军预备学校。也未在1917年初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见1987年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书中收有民国十一年编录的《保定军校同学录》的完整资料。《张发奎口述自传》详细记载了薛岳从陆军小学到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被广州法租界逮捕入狱、第一次出狱是1916年9月，后又再次被捕入狱，于1917年初方才重获自由，回到家乡，最后投身粤军的经历。

1918年7月，在保定军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后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营长。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闹翻双方陷于战事，薛岳曾保护宋庆龄脱险。

粤军被蒋介石收编，编为北伐军第一军第3师，第3师的军官又与第1、2师混编，薛岳以收编粤军军官的身份进入蒋介石嫡系第一军。北伐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曾建议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当反革命抓起来！”

1927年蒋介石清党，薛岳因“不反对逮捕共产党，但是反对枪杀他们”被迫离开蒋介石第一军，回到广东改投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拉队伍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师部就设在省议会旧址上，大门是对正东较场。当时东较场是清党的刑场，天天都闻到杀人的枪声，有时还是连珠般地响个不停。副师长邓龙光。参谋长罗梓材，参谋处长孟敏，副官处长吴飞，经理处长黄国维，军医处长冯某，政治部主任戴振魂/凌仲冕（代理）。

不到一个月新二师开韶关整理训练。

张发奎回粤后，薛带新编二师加入张发奎系统。第四军内部发生纷争赶走军长缪培南，迎回张发奎任军长，薛岳又顶上去做张发奎的副手。1927年11月17日凌晨爆发广州张黄事变。广州起义发生后，粤军第四军的主力在东江一时回不来，只好把西江方向的薛岳师调入城，彻底镇压了广州城内的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这一系列事件导致粤军第四军损失惨重。张发奎系粤军追随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策略，1928年接受蒋介石改编参加二期北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发奎系粤军第四军倒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反蒋。粤（张发奎）桂联军进入衡阳的时候，粤军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尾随而至，断了张发奎后路。随之衡阳决战，结果张、桂联军惨败。张发奎下手，第四军被迫归顺蒋介石，实行中央化，薛岳当上了第四军军长，薛岳率领粤军第四军弃桂投蒋，背景是当时汪蒋合流。

此后在中央军系统中，由于陈诚也有粤军第一师经历，志在接班的陈诚广纳班底，把浙军系统和粤一师邓演达系的干部都被纳入陈诚的小团体。薛岳得到陈诚的信任、推荐，在国共战争期为蒋介石重用负责追剿中国工农红军，曾经多次重创红军。中央红军长征，率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穷追不舍，有“红军一路跑，薛岳一路追”之说，被当时红军视为“长征头号敌人”。红军入湘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第二路司令，辖第59、90、92、93师。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薛部追上红军大战六天，红军自原先8万6千兵力剩下残军3万溃败于薛岳。1935年1月25日，蒋介石任命薛岳为贵阳绥靖主任，掌握了贵阳与省政。1935年2月2日，成立湘鄂川黔边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共十二个师、四个旅，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对长征路过云南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进行防堵追剿。

1937年6月2日，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薛岳宣誓就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等会战，指挥的前五场会战每战都造成日军逾万人伤亡；分别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副总司令。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指出：“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与会者全体起立鼓掌。薛岳曾经指挥万家岭战役等多次战役，并且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以其著名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但该战术在第4次会战遭到横山勇利用兵力优势破解。1945年6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奇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原任薛岳免职。

1946年10月10日，荣膺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授总统自由勋章。

抗日战争结束后，薛岳指挥国军百万野战部队大举进攻华东解放区。1947年1月10日，国军占领苏北沭阳，蒋指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继续进击，求于10日内结束苏北军事。

1947年1月鲁南战役失败，薛岳损失了蒋介石最重视的机械化部队第一快速纵队，薛岳失去军事指挥权。参谋总长陈诚接任华东国军指挥权，部署筹划了莱芜战役，损失李仙洲部队6万余人。薛岳被当作替罪羊，1947年3月3日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的罪名撤了薛岳的职。1947年5月10日，国民政府特任薛岳为国民政府参军长，原委商震应免本职。1948年5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1949年初，全家族从上海乘专列撤回广东乐昌老家。1949年1月21日，代总统李宗仁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2月2日，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对美联社记者声称，建立粤、桂、闽、湘四省联盟。2月4日，薛岳于广州宣布施政三大原则：一、政治自由；二、经济民主；三、军事自卫。中国共产党占领大陆后，撤退至海南岛。1949年10月解放军发动广东战役。

1949年12月28日，特派薛岳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海南防卫总司令官。薛岳把原来广东省的6个保安师运到海南，编成了第四军、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四军，每军各2个师，又利用军舰和飞机在海南构筑了一道“伯陵防线”，尝试将海南建设为反共基地后图“反攻大陆”。1950年4月中共进攻海南，国军战败后薛岳撤出海南并赴台。

抵台后获升任一级上将，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因光复会裁撤而自然卸任，担任此职长达25年。

退休后隐居于台湾嘉义县竹崎乡一座农村大宅，薛岳命名其为忠恕邨，生活深居简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薛岳被李登辉任命为二十一名治丧大员之一，1月30日蒋经国大殓时，薛岳为遗体覆盖党旗的八名元老之一。

1998年5月3日逝世，享寿103岁。李登辉令褒扬。

于豪章，陆官十二期（1918年3月12日—1999年4月19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祖籍江苏淮安，祖父辈移居安徽凤阳府城镇，是史上最年轻的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就任时年仅51岁，也是“嘉禾案”这项陆军军制改革计划的实际构思者与推行者。1955年海军陆战队第二任司令周雨寰病故，据当时参谋长孔令晟受访回忆记录p.73页中写，于豪章时任副司令被周司令太太骗到隔巷家中来吃饭为由，在饭后回家路上命枪手枪击中腿部受伤。1974年12月27日“昌平演习”期间因坠机意外而残废，打乱了当时总统蒋中正有意任命其为参谋总长并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之人事案。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刚毕业就牺牲殆尽 最惨烈的黄埔11期之后

1935年，毕业于南京高级中学，报考中央军校十二期习步科。

1938年1月，毕业。4月15日，任陆军新编第九师特务连少尉排长；10月1日，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参谋。

1939年8月1日，任陆军（川军郭汝栋部）第二十六师工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1940年2月1日，任陆军第二十六师司令部少校参谋。

1940年底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8期。1941年3月在重庆入校学习。 1943年8月自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8期毕业。分到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二课中校参谋。1944年3月升任第二课课长。1945年6月，中国远征军撤销。1945年9月7日，任陆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司令部中校参谋长。

1946年12月23日，赴美国装甲兵学校就学。1947年9月底归国。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四署军械处上校科长。

1948年2月1日，调入总统府军务局（原委员长侍从室）第二科负责汇总各战区战报。不久负责“地图室”战况汇集和标示。1948年底任总统府军务局作战科上校科长。1949年元旦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作为侍从武官陪同到溪口三个月。渡江战役前，持蒋介石的4封亲笔信送到沿江防守的4名军长。

1949年底，跟随总统蒋公到台湾。任高级参谋。1950年3月，调金门。任第十军上校团长。

1951年11月1日，任陆军第六军第三三九师第一〇一五团团长。1952年升少将副师长。

1953年美援来临升副军长并未参与突击东山岛战役，当时陆战队有何恩廷旅长率领陆战队第一旅当攻击抢滩陆战队指挥官和河北支队混合编队。

1954年1月1日，陆战队周雨寰司令力邀陆大毕业生入陆战队海军陆战队少将参谋长。

1955年1月1日，任海军陆战队少将副司令。于豪章将军遭周雨寰夫人派枪手在左营建业十二村之建业十一路十二路转角埋伏，事发地点在眷村家晚宴后枪击于豪章腿部中弹立刻送医无大碍，原本两家住附近感情很好却因周司令当时四十一岁时，因患肝癌送美军医院治疗在美国病故，周夫人殇痛精神异常。

1957年4月16日，任陆军第五十一师少将师长；9月1日任四十九师少将师长。

1961年5月，任参谋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1962年1月20日，任陆军第八军中将军长。

1964年1月21日，任陆军第一军团司令部中将副司令；9月1日，任海军陆战队中将司令。1964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副部长，衣复恩担任国防部计划次长室执行官。1966年7月，衣复恩接到国防部军法局的传票。

1966年2月，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68年1月10日，任中将副参谋总长。

1969年7月1日，任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是陆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司令。同年1969年，也就是中华民国58年9月16日于傍晚时分，大约五点左右，结束了午后兜风之散心行程，准备要返回阳明山官邸享用晚膳之际，万万没想到，戒备森严的总统专属车队居然在仰德大道遇上不速之客之超车而受伤住院治疗后遗症影响老先生寿命。

1974年12月27日乘坐UH-1H直升机赴新竹参加师对抗反登陆演习，遭遇坠机空难，深受重伤。

1975年2月底，请辞陆军总司令。1975年4月1日，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75年4月5日蒋中正总统逝世出殡。

1976年1月9日，结束在美治疗，返回台湾。1984年以二级上将军衔退役。1988年5月1日，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999年，过世。

1976年、1981年、1988年、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于豪章在陆军总司令任内的1974年昌平演习因直升机坠落而重伤，图为台湾桃园市龙潭区陆军龙城营区内的“昌平演习殉难将士纪念碑志”，于氏之名亦刻于碑文上的重伤者名单中。

1974年12月27日，国防部实施代号“昌平”演习期间，时任陆军总司令于豪章与其他共13位高阶将领分别搭乘2架UH-1H直升机赴桃园县杨梅镇（今桃园市杨梅区）视察陆军第六十八师与第十七师进行师对抗演习，发生坠机事件，于豪章身受重伤，终生不良于行，军旅生涯至此终止。

副官高华柱上尉（后官拜二级上将，历任联勤司令与国防部长、国安会秘书长）爬出来求救，挽回于豪章一命。

2011年12月27日，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为此立碑纪念，提醒官兵注意飞航安全。

李总统登辉先生于1999年5月14日明令褒扬总统府国策顾问、前陆军总司令于豪章.

三姑父倪周人：曾任孔祥熙的秘书。

父亲：于尔晋，原于凤阳当地担任英文教职，后弃学从政，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会计长及粮食部幕僚长等要职。

妻子：于高瑜，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系毕业，曾任陆总妇联分会主任委员。

宋长志（1916年6月10日—2002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外交官，辽宁省辽中县人，生于奉天省，籍贯山东省，英国皇家海军大学毕业，是总统蒋经国任内的第一任参谋总长，期间历经1979年中美断交，曾任海军大陈特种任务舰队长、总统府副侍卫长、总统府侍从高参、海军士校校长、海军官校校长、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驻巴拿马共和国大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华军史学会理事长、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

生于辽宁，1941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曾亲身参加武汉会战。之后任航海员、队长、教官、科长、主任等职。1944年，赴英国皇家海军大学深造。1946年，返国参加国共内战。

1949年，宋长志任逸仙军舰舰长，兼第一江防区指挥官，驻守江阴。同年因江阴要塞守军投共，当时第二舰队在江阴水域除了“逸仙”以外还有“信阳”（舰长白树绵），由于正在要塞炮的射界之下，只好佯装愿与对方谈和，直到22日傍晚，两舰趁隙偷偷起锚，在长江两边炮火攻击下，加速冲向下游，顺利脱险。

1954年宋长志升任海军登陆舰队司令兼大陈特种任务舰队指挥官。大陈岛失守后，宋长志在台湾任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六年后，调任海军第一军区司令。后宋长志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参谋长任内接触了蒋经国。后宋长志历任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并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86年自军职卸任后，宋长志，调任驻巴拿马大使与总统府战略顾问，此职务一直留任至2002年病逝台北为止。

黎玉玺（1914年5月28日—2003年2月19日），号薪传，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四川达县人，曾任参谋总长与海军总司令。      黎玉玺1934年毕业于电雷学校，经进修后，于1938年加入江阴江防司令部任基层海军军官，正式参与中日战争。二战后，1946年则旋即参与国共内战。历经胶东、辽东沿海海战，并于1947年9月截获击毁甫成立的中国解放军的海康号、海燕号，并收复烟台、威海卫、营口等港口。1948年，国共内战战况逆转，国民革命军渐次从中国大陆撤退，他也担任掩护撤退等工作，颇有战功。          195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迁徙来台后，他再于中华民国海军中任少将参谋长，副总司令。并在1955年，1958年参与各战役。其中以八二四海战与九二海战最为著名。他并在于金门海战达成运送八英寸巨炮任务（轰雷行动），为该海战关键人物之一。因此战功，他于1959年2月升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同年7月晋升海军二级上将。           1965年6月，蒋中正明令发表黎玉玺为参谋总长[1]。7月，升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该参谋总长任期于1967年6月结束。         1967年7月，任总统府参军长，晋升一级上将。1970年6月18日，特任黎玉玺为驻土耳其大使；6月25日，呈递到任国书。1973年7月，回任总统府参军长。1978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2003年黎玉玺罹患肺癌。2003年2月19日上午，黎玉玺因肺癌引发呼吸衰竭，病逝三军总医院，享寿89岁。

黎玉玺之子黎昌意曾在香港经商并担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香港事务局局长（即中华旅行社总经理）及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书记长，因其高调参与活动、组织亲台政党一二三民主联盟，并与具官方身份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今香港中联办前身）来往而引起香港传统右派社团（如九龙总商会、九龙乐善堂、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等）不满，曾发动九次“倒黎”，最后其黯然下台。黎昌意女儿黎明柔为艺人及于中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主持。

据说1949年蒋中正来台，就是坐舰黎玉玺上校的军舰至基隆，当时老蒋舰上点名，第一位点舰长，黎喊玉玺在，蒋大悦，即便江山不在玉玺仍在握，此起不停升黎官至海军总司令及参谋总长等职务一说。

孙元良（1904年3月17日—2007年5月25日），籍贯四川华阳，祖籍浙江绍兴，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孙元良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一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第259旅旅长、第88师师长、第72军军长、第29军军长等职，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任国军第16兵团总司令、川鄂绥署主任等，后于渡江战役中撤退，赴台后随即签署退役文书，后创办瑞祥针织公司并任董事长。2007年逝世于台北市。

其子为著名电影明星秦汉。

称呼：抗日名将。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率第5军259旅于庙行击退日军，获宝鼎勋章。1937年淞沪会战中率88师守闸北，获云麾勋章。1944年率29军于贵州独山击退日军，获青天白日勋章。

1904年3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县（今属双流区）。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师附属中学。1924年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经李大钊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在奉新违命撤退，差点被枪毙 。后因薛岳、刘峙等说情得免。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野战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教导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1934年，参与国共内战初期之将乐战斗等战斗。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伤亡惨重，补充的后备团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10月26日，大场阵地失陷，上海市区内已无法踞守。上午他向顾祝同上将指出全军88师留守上海造成牺牲并无意义，争取到仅留下一团死守的命令，孙元良命令国军524团团附谢晋元“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即为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第七十二军军长兼第八十八师师长，部队据守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阵地。而第88师因淞沪会战的巨量消耗，至南京时兵力仅约7,000名，装备只有步枪三四千把、轻机枪不到200挺、马克沁重机枪五六十挺、火炮20门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4门六年式75毫米山炮，面对日军第6与第114两师团近4万人兵力，配备75毫米以上口径大炮116门，九四装甲车、八九式中型战车80多辆，然而面对兵力与火力的极大差距，孙元良第88师依旧发挥极为英勇顽强的战力，连日方在战后出版的部队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也不得不给予高度评价。12月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由于唐对作战无全盘计划，使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直攻中华门。防御中华门的便是孙元良指挥的第72军补充团与88师工兵营，面对日军强大的炮火与装甲部队支援，孙部官兵持续顽强抵抗，双方于城墙边与城墙上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甚至组织敢死队试图登城，阵地数次易手，日军在伤亡惨重下才总算攻陷88师阵地。12日下午，唐生智下令各部突围。88师主阵地被敌军占领，88、87两师的溃退部队走拟出挹江门。南京保卫战中，孙元良辖下的第88师阵亡旅长2人、团长3人、营长11人，连排长伤亡十分之八，而日军仅第6师团从12月6日至13日就至少战死233人、战伤1,041人（上述伤亡数据也是严重低估日军伤亡的数据，双方战况激烈到日军第47步兵联队第3大队在投入作战进攻孙元良麾下第72军补充旅第2团阵地前，下辖的4个中队的中队长即因战况激烈、友军死伤惨重而在上阵前留下遗书，结果仅担任敢死队的第11中队于12月10日夜间至11日凌晨就死伤200多人，仅存24人毫发无伤，中队长首藤武中尉也伤重不治，负责救援第11中队的第10与第12中队也严重受创。），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伤于雨花台战斗（而防御雨花台的便是孙元良的第88师），仅12月11日当天，第6师团就有8名中队长被孙部官兵击毙。同样投入围攻孙元良第88师的日军第114师团亦遭遇孙部顽抗而死伤惨重，仅辖下的第115步兵联队第三大队就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71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38人且有145人轻重伤。该师团另一步兵联队第150步兵联队则在12月10日至13日投入2,236名兵力参战，结果被孙部击毙55人且被击伤148人，第114师团亦有2个大队长被孙元良部所击毙。南京保卫战当中国军总共击毙日军中尉以上军官至少27名，其中有15名是被孙元良部所击毙。第88师战前约6,000余人，战后仅500人归队。

孙元良于1938年3月下旬抵达武汉。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孙元良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5月26日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12月，日军两个联队攻陷贵州独山（今独山县），威胁贵阳及陪都重庆。孙元良率二十九军驰援。在欠缺车辆运输、需穿越溃军和难民的情况下，他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的两个联队，后随着主力部队逐次抵达战场，孙率部于12月8日至13日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独山一役的获胜，阻止日军进入战略要地贵阳，保卫了陪都重庆，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10月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令，任常镇地区守备指挥官，负责无锡、苏州、江阴等八县防务。1946年6月任重庆警备司令任职18个月。1948年初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1948年8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率兵团参加徐蚌会战。12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后，率领16兵团在兵团及军直属山野炮掩护下突围。突围后到达萧县，拂晓时遭到小部解放军部队的夜袭，兵团部队大部分崩溃，孙元良率兵团司令部400多名官兵逃脱。

1949年2月，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兼任第41军军长，率领官佐从南京到万县，在孙震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下重建部队。1949年11月，解放军发动川东南战役。重庆沦陷后，率部撤向川北。1949年12月孙震飞台后，孙元良兼任川鄂绥署主任。率部在广汉布防，隶属于胡宗南。1949年12月21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3个军10个师6万人在什邡宣布起义，孙元良率领国防部警卫团扩编的董兆均第60师制止投共未果，率第60师逃往广汉，在新都唐家寺把部队交给60师师长董兆钧，孙元良同第41军军长张宣武潜入成都，让子女先行逃亡，最后中华民国政府战败撤退才逃往香港，后来台，退役。 

1970年代初，一度在日本开面馆，名为“天福园”。1975年，定居高雄，任一家针织品公司董事长。

1985年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2004年，海峡两岸各办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校8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邀请身为当时黄埔一期唯一还在世的孙元良。孙以身体年迈，除了拒绝中共，也未参加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官方举办的活动。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因器官衰竭，在台湾去世，是最后一位过世的黄埔一期学生。同年6月9日，遗体火化后，先安厝于林口顶福陵园，家属依其遗嘱不发讣文，翌日才登报告示孙元良辞世的消息，并等候适当时机迁葬至南京。

父亲孙廷荣，曾任清朝彰明县知县，1917年卒于成都。母亲锺英。叔父孙震是川军将领，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

子女11人，其中孙祥辉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于1967年驾驶TF-104G战机（机号4143）于训练任务时发生发动机失火，与同机飞官黄瑞文一同殉职；女儿孙祥娟是台湾最大少女品牌服饰比其集团总经理；孙祥钟是台湾电影明星，艺名为“秦汉”；孙子是形象同样备具争议的偶像剧演员孙国豪。

周镇寰是他的机要秘书。

1961年，宋希濂撰写《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1962年，葛天撰文《我所知道的孙元良》，称孙元良临阵脱逃、贪污和企图强奸劳军的女学生代表。

2019年6月，电影《八佰》中国大陆公映前夕，导演管虎在宣传时，提及孙元良，与其子秦汉合照，被认为将四行仓库保卫战归功于他，引网民争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刊文《【解读】孙元良缘何引争议》，指孙元良贪生怕死、克扣军饷、私刻公章、企图强奸学生，不应该通过电影《八佰》将孙元良刻画为抗战英雄。

有文献称孙元良为“飞将军”。这些文献一般认为，孙元良在以下时机均临阵脱逃：1926年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守江西南昌，临阵脱逃导致阵地无人防守，南昌失陷于直系军阀孙传芳，后于江西奉新再次抗命撤退，临阵脱逃；1937年指挥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守上海；1937年指挥第88师守南京；1948年12月指挥第16兵团参加淮海战役。

孙元良所作通报中自述，1937年12月13日晨，他与副师长彭巩英率领部队从南京城北方的晓庄出发，往东南方向撤退，途中遭敌。孙元良第88师之战斗详报：12日晨，沿京芜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全部我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炮……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全部官兵六千余员皆英勇壮烈殉国。

孙自述，在南京陷落后，自己带领着司令部六百人突围离开南京。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宋希濂于1938年1月的〈陆军第78军南京会战详报〉说，由他指挥的第78军于12月12日封锁挹江门、掩护唐生智部从下关撤退。相对于孙元良的第88师在城南牺牲奋战，还被命令要从正面突围，78军“未发一枪、未杀一敌即行撤退，并未能与各友军同一行动突破敌之包围，引为遗憾”，13日凌晨00:30，“因受各部队长之敦促，（军长宋希濂）随军直属部队（欠工兵营）于第一次渡江。”

宋希濂1961年所著〈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说：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因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

然而与宋希濂回忆大相径庭的是，南京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世端于1937年12月19日的报告却指出：“八八、八七、三六等师司令部及重要辎重灰（10日）晚已由八八师之军需处卸运汉口。孙元良军自文（12日）晨雨花台失守至长官公署请援，即刻再返中华门督战。”由此可见孙元良并未如宋希濂回忆那样擅离职守率部逃亡，而根据日军资料与战后参战日军编写的部队史，日军于12日在中华门遭遇孙部官兵有组织且顽强的抵抗，守军并未有溃逃现象，甚至日军第114师团还有2名大队长与1名中尉情报军官于12日当天被孙部击毙，足见对孙与所部的溃逃指控有所不实。

中国大陆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经盛鸿教授称：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得知孙元良藏身难民营，亲自将孙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密室加以保护。大屠杀高潮过去之后，孙元良才得以从南京脱身。此说法无法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佐证：《拉贝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孙元良。

孙元良在淞沪会战后因军饷与上海工事款项等问题，被蒋中正要求至军法处辩明，于4月3日自行进入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孙元良提出辩白书后，蒋中正将此案交由康泽与戴笠调查后无罪获释，共在监狱中待了42天。院文引葛文称，孙元良之所以无罪获释，是因为在“各地医院中买通几个该师的伤官兵”、“买通八十八师旅长廖龄奇”及陈诚、顾祝同、汤恩伯出面保释。

然而军法执行总监鹿锺麟经过调查之后回报第88师在上海军纪极佳，得到当地民众极大的赞誉与爱戴，对于孙元良本人钦赞特别的高，贪污之事全然查无实据。

院文引葛天（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指，孙元良在淞沪会战期间，贪污慰劳品、抢劫物资，更企图强奸在88师部慰劳的上海女学生代表。葛天称，1937年10月上旬，孙元良见慰问学生中的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当即留该学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八十八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前往劝解未果，孙元良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然而根据军法执行总监鹿锺麟的报告，孙部在上海军纪严明，上海民众极其爱戴，对于孙本人更是钦赞有加，与葛天的说法大相径庭，出入极大。

陈衣凡（1912年10月18日—2008年2月6日），又名家贵，中华民国空军二级上将退役。

1912年10月18日出生于奉天海城（今辽宁鞍山）。中学期间适值九一八事变而决定投身军旅，1933年进入黄埔军校10期工兵科。后受孙逸仙“无空防即无国防”之主张，于1934年以绩优选送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甲班轰炸科。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空军第13中队飞行员。1938年任第八大队第14中队分队长，5月19日23时半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陈衣凡驾中国空军仅剩最后一架He-111A轰炸机担任后勤支援运输。以后复入空军参谋大学。

1945年赴美国恩尼德航校、柏格斯川航校、同盟国三军联合计划作为学校、美国海军高级军官两栖作战班。1946年回国，入实践研究院联战班及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钻研中西军事理论，遂任空军第2大队副大队长。1948年4月16日任第1大队副大队长，接受加拿大乔治·司徒华（George E. Stewart）教官的带飞训练，成为第一位放单飞的蚊式机飞行员。以后任大队长。到台湾后，任台中基地指挥官。1952年任空军总部第2处处长。

1953年派任驻菲律宾空军武官。1957年任空军训练司令部参谋长。1959年任空军作战署署长。1964年任空军总部人事署长暨国防部人力司司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1968年3月任空军总部参谋长、1969年7月任空军副总司令。1970年6月29日为中将空军第六任总司令，7月3日晋升空军二级上将。

1975年6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越南撤侨华航事件近代史中无陈衣凡将军派驻约旦，断交离任也无记载资料驻约旦大使(1975年5月-1977年5月)。

2008年2月6日3时20分因肺积水、发炎与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市内湖三军总医院，享寿96岁。3月9日10时在三军总医院万安怀德生命纪念馆隆重举行公祭，由空军司令彭胜竹上将代表国防部长蔡明宪前往致哀，由总统府战略顾问陈燊龄一级上将担任主祭官，前空军总司令乌钺上将率治丧委员会，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前退辅会主委许历农、前国防部长李天羽以及立法委员蒋孝严等党政军要员，前往现场吊唁。由赵知远、林文礼、黄显荣、夏瀛洲等四位退役上将为灵柩覆盖党旗，由总统府战略顾问沈国祯上将、空军司令彭胜竹上将、联勤司令金乃杰上将、副参谋总长彭进明上将担任国旗覆旗官，以表彰其一生为空军军事训练及中华民国军事外交的卓越贡献。告别式后发引安厝于台北碧潭空军烈士公墓。

高魁元（1907年3月26日—2012年5月7日），字煜辰，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山东省峄县人，毕业于陆军官校4期、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曾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

1926年，高魁元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独立宪兵团连排长与连长。1928年3月，升任陆军独立第二师第二团第一营营长。1929年5月，调任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六队区队长。

1931年至1936年间，高魁元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1936年，因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第八十三团团长。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高魁元参与淞沪会战、昆仑关战役及湘西会战。战争中，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九师少将师长。1941年，以师长之职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奉命守备湘阴之新墙河、归义、营田一线。

1942年3月，高魁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再任第一一八师师长，因治军颇力偶有战绩，于当时败多胜少的国军中为少见。1949年4月，调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9年10月，高氏戍守金门，是国军于“古宁头战役”战胜关键人物。后任台北防卫区副司令、军长。195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政战主任兼行政院反共义士辅导处副处长，辅导总队总队长。1957年，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1年，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5年，蒋介石明令以高魁元为陆军总司令。    1967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晋升陆军一级上将。1970年，任总统府参军长。1973年，蒋经国出任第9任行政院长后，再将临退的高魁元找回，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蒋经国明令以高魁元为国防部长。1981年，高魁元请辞国防部长，当时高龄73岁。                    高魁元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高魁元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年纪最大、担任时间最久的国防部长，亦曾是中华民国国军年龄最大的现役将领，“最长寿的上将”实当之无愧。    2012年5月7日晚间9点41分，高魁元因多重器官衰竭，于台北市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嵩寿105岁。6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出席高魁元安息弥撒，并颁发褒扬令。

高魁元一帆风顺，主持国防大政，他经历重要军政之完整而多，在并世将领中，没有谁能够和他相比。胡琏生前，常以有此好朋友好同志为荣为乐。

蒋仲苓（1922年9月21日—2015年3月18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退役，生于浙江省义乌，曾任陆军六军团司令、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总统府资政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等职位，是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李登辉所信任的陆军将领。

1940年黄埔军校16期通信科毕业，1967年1月晋任少将，7月，调任陆军军官学校军事训练部教务长兼学生部队指挥官。1968年8月，调任陆军预备第四师师长。1969年12月，调任陆军预备第六师师长。1970年11月，再调任陆军步兵第二六师师长，任内参加师实兵对抗演习。1972年7月，调任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参谋长。1973年4月调任陆军第三军军长，11月，调任陆军第九军军长。1974年元月晋任中将。1975年7月调任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1976年4月，入战争学院将官班深造。1977年4月，调任陆军第六军团司令，任内曾率部参加1978年“汉威演习”国庆阅兵大典，并兼任阅兵指挥官。1979年12月，调任金门防卫司令官，并兼金门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锐意经营战场、培养战力、全力备战，并致力地方建设，以裕民生。

1981年12月，奉令调任陆军总司令并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在职历时6年6个月，秉承陆军传统，发扬忠诚军风，精实干部教育，落实陆军部队训练，加强作战整备，更新武器装备，裁撤轻装步兵师，成立机械化步兵师，与美国合作生产M48H战车，整建老旧营舍，改善陆军官兵生活设施，全力谋求陆军迈向现代化。1988年6月，调国防部任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并兼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1989年12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襄赞中枢。

1991年12月，李登辉鉴于总统府参军长蒋仲苓上将即将届龄除役，为了能让蒋仲苓继续留任，李登辉想出了升任一级上将的妙招。因为只要升上一级上将，蒋仲苓就没有届龄退役的困扰。

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立即大为反对，原来前总统蒋经国早年曾于国防部中任职，更曾任国防部长，后来定下不成文的规矩：凡升一级上将者，必须有重大战功或曾出任参谋总长才能升为一级上将（例如郝柏村本人）。当时更有人建议蒋纬国升为一级上将，但蒋经国以其未曾出任参谋总长为由而拒绝。

由于当时宪法规定，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统须依法行使命令，依法任用官员，依法即内阁首长要副署。郝柏村坚不副署，所以此议搁置。

后来继郝柏村后出任参谋总长的陈燊龄任职届满，李登辉不予续任。按照规矩应轮由海军总司令叶昌桐继任，李总统却起用已经转任战略顾问的前海军总司令刘和谦。李登辉所持的理由是海军当中有人反对，指叶氏与海军基层有严重脱节，受郝柏村的陆军主义影响。而刘和谦则在海军中辈分高，但在现代战略上仍不断与时并进。尽管郝柏村认为李登辉以叶氏是郝柏村的人而不起用，但这次人事命令归三军统帅，郝柏村只有副署。

此时李登辉重提蒋仲苓升一级上将案，郝柏村忍无可忍，决定商请彭孟缉、黄杰、薛岳等战略顾问助阵，摆明要杯葛到底。双方关系呈现紧张态势。最后，当事人蒋仲苓自己出面打圆场，此案暂告落幕。

1992年6月，李登辉要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转告郝柏村，不久将发表蒋仲苓为一级上将，请郝柏村签署。郝柏村的反应是不签署，并呈请辞职，李登辉不接受郝柏村辞职。最后蒋仲苓升一级上将案，不得不收回。蒋仲苓如期退役，转任国策顾问。

1994年1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任内致力于军队之国家化，完成博爱大楼初步构想，展开各项设计蓝图与先期规划作业，推动老旧营区都市计划变更及审议等程序，活化土地资源运用与募兵制，奠立成功基础，贡献颇大。

1995年9月19日蒋仲苓受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张俊雄、江鹏坚及新党籍立法委员陈癸淼质询，针对军中因意外及不当管教的致死案例，蒋仲苓表示“哪个地方不死人”，引起轩然大波，但最后蒋仲苓于25日道歉了事。

1996年11月11日率团访问南非，参观第三届南非国防武器展览，后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2015年1月30日因心脏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感染入住荣总安宁病房。

2015年3月18日上午10时58分因心脏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

中华民国勋章奖章

• 一等云麾勋章（1992年9月24日于中华民国总统府颁授）
• 青天白日勋章（1998年3月2日于中华民国总统府颁授）

郝柏村（1919年8月8日—2020年3月30日），字伯春。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郝荣村。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政治人物。曾任第1届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第16至20届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第13任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获颁卿云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

郝柏村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12期炮兵科，于抗日战争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参加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战场。政府迁台后，郝柏村在金门炮战时担任最前线小金门陆军步兵第九师师长，曾赴美国陆军指参学院中华民国特别班第一期留学深造，为中华民国国军留美将领之一，也是中华民国在位最久的参谋总长，退伍后历任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并曾脱党参选第九届中华民国副总统。是继陈诚以后，第二位曾任参谋总长的行政院院长。向来被称为“军人强人”，军旅生涯达半个世纪[3]。郝以反共急先锋自居，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晚年在台湾倡导一个中国的论点，且多次赴中国大陆参加中共官方活动。不过，他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合法性，并呼吁中共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地位。2017年，以98岁的年龄改信基督新教，并于同年12月31日接受洗礼。

2020年3月30日下午，郝柏村因多重器官衰竭于台北市内湖三军总医院离世，享嵩寿100岁。4月10日，中华民国政府以一级上将军礼，安葬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其长子是中国国民党籍前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1919年8月8日（农历己未年七月十三日），郝柏村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盐都区尚庄镇（原葛武镇）郝荣村。郝柏村母亲是袁珍宝，父亲郝绪龄是独子，自幼娇生惯养，读了很多古书，等到他要考秀才时，科举制度已废，眼见清廷腐败，国运日非，便绝意仕途，守着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地，在家耕读课子。郝柏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哥哥和姐姐幼时染天花夭折。弟弟郝柏森曾任贵州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已去世，三个妹妹郝锦春、郝秀春、郝争春，均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并已退休。

郝柏村父亲对他抱有很大期望，满六岁，父亲就送他去郝荣庄西北角的家塾净土庵内拜族人郝荫嘏（人称八先生）为师，读书识字，幼年在家乡郝荣村郝荫嘏私塾馆、盐城县第八区尚庄小学、盐城实验小学、盐城中学就读。

1935年，16岁去南京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与江苏省立常州高中，被录取为陆军官校第十二期新生[2]，入读第12期炮兵科。1938年1月20日，由于抗战形势紧张而提前毕业。19岁时在陆军官校毕业。分发到河南省宁陵县的炮兵学校，学习苏联援助的火炮的射击技术。

1938年参加广州战役负伤。1939年国军发动冬季攻势时，正任陆军炮兵第七旅第十四团第二营第五连中尉排长，在广西省兴安县受训，随后调至皖南，负责封锁长江以阻断日军连通武汉的水路补给线。1940年结束炮校学习，分发到陆军炮兵第七旅第十四团第二营第五连中尉排长、代理连长，驻防在湘桂一带，随即调贵州炮校学习。1940年，担任炮兵第十四团第五连代理连长。

1941年任连长后，在桂林考取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即现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被旅长批准而作罢。

1942年秋，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驻印陆军炮兵第一旅补充团第二营上尉营附、第二营第六连连长。在发动缅北攻势前，于1943年底调重庆陆军大学正规班20期受训。1944年，在重庆陆军大学第二十期学习结束后，升任炮兵第十四团参谋主任，先后驻防郑州、徐州。抗战期间，其父母先后在盐城老家去世，均未及返乡。

对日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分发至陆军总司令部第三署第二组任中校参谋。1946年8月29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上将随员。后任陆军炮兵第十二团第二营中校营长。1947年9月随陆军炮兵第十二团开赴东北。古宁头战役后，台湾已戒严，没有随军队到达台湾。1949年逃难来台，后与国防部长郭寄峤上将侄女结婚。

1949年，任世桂随蒋介石去台湾后，任保安旅（后改制为台湾警卫旅）旅长、“台北警备司令部”司令兼台北市戒严司令。该旅原是护卫台北高层长官的卫队，1950年台湾军队普遍缩编的情势下，郝柏村获准自香港归队。1950年，郝柏村从香港去台湾，凭个人资历，在炮校谋得教员职位，两年后升任炮兵学校总校官。于1949年至1955年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随从参谋（时任参谋总长包括：陆军顾祝同一级上将、空军周至柔一级上将、海军桂永清一级上将与陆军彭孟缉一级上将），期间接受日军顾问团圆山军官团的军官训练。1954年，在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培训一年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挥官[。

前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上将曾说：“郝柏村我是有印象的，他很开朗、正直、精明能干，很有国家民族观念。在凤山训练时成绩很好，学科、术科很好，我大部分给他A+，全陆军只有他一人，那时他是中校吧！” 

1955年至1957年间，任陆军第三军炮兵指挥部上校指挥官。1958年，升任第九师少将师长兼战地指挥官，戍守小金门（烈屿）。1958年金门炮战发生时有功，因而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据称在1962年国军预备反攻中国大陆，按计划郝柏村是第一个出战的军长，嗣因美国的反对而未实行。1963年，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结束后回台，出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1964年，晋升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1965年，接替胡琏，出任总统府侍卫长。1977年4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调升国防部副参谋总长。1978年6月，掌陆军总司令。

1981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晋升为一级上将。12月由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晋任，在职八年。参谋总长原两年一任，因种种特殊情况一再延任。是岛内担任此职务任期最长者。

1984年，参谋总长任内亲自规划出汉光演习，对国军建军规划留下历史性功劳。1985年，参谋总长任内废除陆军第一特种兵。

1987年5月，奉总统蒋经国命令，调查并处理三七事件。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发表电视谈话，稳定人心。1988年5月，身为参谋总长七年多而权势如日中天的郝柏村在接受《远见杂志》访问时自称“觉得目前（与继任总统李登辉、财经背景的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配合协调得还蛮好的”。

党外政论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生前常以政论文字抨击“军头郝柏村”的党军意识、强人干政、任期一再延长破坏国军体制而甚遭忌惮。

1991年10月26日，第十八届台湾运动会开幕典礼，郝柏村院长致词

1988年，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1989年，郝柏村担任国防部长。1990年5月初，时任行政院院长李焕确定请辞阁揆，而下任阁揆名单纷纷引起外界媒体猜测，5月2日从国民党内部传出李登辉将任命郝柏村继任阁揆的消息。然而也引起部分媒体对其军人身份的挞伐，例如《首都早报》即在同年5月3日以斗大头版“干！反对军人组阁”为题，而《自立晚报》也在1990年5月3日的社论中，贴出“无言”二字为社论；作家苦苓（王裕仁）也在《自立晚报》的专栏中以“国之将亡，必有XX”为由宣布“停笔七七四十九天”。1990年5月19日，民主进步党发起“反军人干政大游行”，国民党则说，郝柏村组阁是军人从政，而非军人干政。

在野党民进党也扬言退出李登辉总统召开的国是会议。同时国民党以前美国总统艾森豪也是退伍将领出身的例子反驳，最后在民进党强烈杯葛下，郝柏村仍获得以国民党为多数的立法院表决同意，于6月1日就任，当时称为“李郝体制”。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兼任中国国民党改革策划小组副召集人，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登辉后来回忆，让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既可以瓦解“李焕与郝柏村的结盟”，使李焕的去职不再被杯葛，且可以让郝柏村办理退役、交出军权，直接接受舆论的洗礼。此外，李登辉亦认为“郝柏村是个愿意做事的人”，亦有助于推动国政。

在行政院长任内，郝柏村大力整顿治安，逮捕多名枪击要犯，并且在民间的民主呼声下实施了刑法一百条的修订。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六年国建，主张建设“十八个现代生活圈”，以及五轻动工、规划六轻以及核四的启动，并主导财税改革，但其任用的财政部长王建煊旋因推行土地增值税改革失败而被迫辞职，而六年国建在后继者连战内阁任内因财政支出庞大和部分内容起争议而日后端赖实际发展有所调整与分年进行。在外交政策上，郝柏村履行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但对大肆金援保留意见；任内中华民国与诺鲁、尼加拉瓜、中非、拉脱维亚、尼日建交或复交，与沙特阿拉伯和韩国断交。

1990年4月2日，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请李登辉总统答应1992年前实施全民健康保险[26]。郝柏村与其继任者连战则被认为推动促成了全民健保的实施。

在统独议题上，郝柏村坚定反对“台独”为海内外所周知，他在立法院面对立委谢长廷的质询时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接受台独，这是我的良心。”在答复陈水扁质询时说：“关于台独，这个是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不敷衍。如果我说可研究，那是敷衍，我绝不敷衍！任何情况，都不能走台独这条路，政府不能接受，总统也绝不会接受。”并公开表示：“只要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有一天民进党执政也没什么不可以。”其任内，《国家统一纲领》颁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制定，国家统一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相继设立，举行九二香港会谈。

行政院长郝柏村曾以“任何国家的建设大抵是以中央政府所在地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回应高雄县市为主以及部分台南县市、屏东县的立委多次在立法院表达重北轻南的问题。

1991年12月，李登辉鉴于总统府参军长蒋仲苓上将即将届龄除役，为了能让蒋仲苓继续留任，李登辉想将蒋升任一级上将。因为只要升上一级上将，蒋仲苓就没有届龄退役的困扰。

时任行政院长郝柏村立即大为反对，原来前总统蒋经国早年任职国防部部长时定下不成文的规矩：凡升一级上将者，必须有重大战功或曾出任参谋总长才能升为一级上将（例如：郝柏村本人）。当时更有人建议蒋经国升为一级上将，但被蒋经国以未曾出任参谋总长而拒绝。而且，一级上将等同于美军的四星上将，不能随便提升。

由于当时宪法规定，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总统须依法任用官员，依法即内阁首长要副署。郝柏村坚不副署，所以此议搁置。

后来继郝柏村后出任参谋总长的陈燊龄上将任职届满，李登辉不予续任。按照规矩应轮由海军总司令叶昌桐上将继任，李登辉却起用已经半退役的前海军总司令刘和谦上将。李登辉所持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海军当中有人反对，指叶氏与海军基层严重脱节，受郝柏村的陆军主义影响。而刘和谦则在海军中辈分高，但在现代战略上仍不断与时并进。尽管郝柏村认为李登辉之所以不给叶昌桐继任，是因为以叶氏是郝柏村的人，但军事人事命令权归三军统帅，郝柏村只有副署。

此时李登辉重提蒋仲苓升一级上将案，郝柏村忍无可忍，决定商请彭孟缉、黄杰、薛岳等总统府战略顾问助阵，摆明要杯葛到底。双方关系呈现紧张态势。最后，当事人蒋仲苓自己出面打圆场，此案暂告落幕。

1992年6月，李登辉要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转告郝柏村，不久将发表蒋仲苓为一级上将，请郝柏村签署。郝柏村的反应是不签署并呈请辞职。李登辉不接受郝柏村辞职。最后蒋仲苓升一级上将案，不得不收回。最后蒋仲苓如期退役，转任战略顾问，后来再出任国防部长。而李登辉后来在推动修宪时取消行政院长的副署权亦源于此事。

郝柏村就任行政院长后，多次不顾总统才是三军统帅而擅自召开军事会议引发重大争议。1990年7月，立法委员叶菊兰率先质询郝柏村召开“体制外军事会议”，对此郝柏村起先透过郭天佑对外发言：“这是无中生有、颠倒不实的消息”，国防部军事发言人也否认郝召开军事会议。7月23日，郝柏村第七度召开军事会议，终于引起总统府的反击。

叶菊兰于其夫婿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当年，在台北市南区当选，进军国会，她揭露并质询郝柏村紊乱体制、每月在行政院召集参谋总长至军团司令等高级将领开军事汇报或会议（却刻意排除文人国防部长陈履安），破坏军政军令分立，侵犯总统的统帅权，民进党对此大加挞伐[31][32][33]。郝柏村的回应是：“这是属于军政范围内的事，国防部长要用多少装备、多少军队、花多少钱，这些事我该知道呀！又不属于不归我职权的军令范围，我所做所为并没有逾权啊！” 

对此，郝柏村希望向李登辉总统亲自解释，但未得总统府回应。1991年8月9日，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邱进益引述李登辉总统在8月1日接见军事将领的谈话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效忠，这是一个新方向，同时，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看人，要看国家。”这一句说话，被郝柏村视为李登辉总统对其警告。最后行政院由否认转为承认；李登辉也改口：“不要看‘人’，要看国家”是指他自己。这一句话，郝柏村本人视为李登辉在背后刺他一刀。

同情郝柏村的人认为叶菊兰的资料是李登辉总统的办公室主任苏志诚所提供。然而李登辉对此否认，认为应是国防部内反郝派系所提供。

1990年10月20日，郝柏村在行政院院会中指示，认为有环保争议的第六套轻油裂解厂是“政府核定的重大经建计划，因此一定要建。国家建设所考量的是整体的利益，不能因一地或一少部分人利益而否决全民利益”。不顾民意反对之六轻建成后出现环保争议，虽六轻约有六成的产品出口，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约为台湾的总排放量的1/5，每年产生1万6000吨的硫氧化物与3340吨的悬浮微粒。

郝柏村在行政院长任内以强硬作风著名，被认为是激化朝野对立，不只民进党反对，连集思会等部分国民党主流派立委亦有反对意见，只有军系立委与新国民党连线支持郝柏村。国防部长陈履安在任内被李登辉总统提名为监察院长，而郝柏村表示自己不知情，“看报纸才知道”。以此事被部分人士视为总统调动阁员不与阁揆商量。

1992年，立法院改选，中国国民党受到重大挫败；李登辉以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为名迫郝柏村辞职[2]。1992年末，立法院进行全面改选后，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期于1993年1月31日结束，总统李登辉以“建立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为由，要求郝柏村辞职，而郝柏村本人坚持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才辞职（象征以党领政），双方相峙不下。

1993年1月30日国民大会临时会闭幕典礼，李登辉率同五院院长应邀出席发表谈话。然而郝柏村一入会场，就遭到民进党国代与一些国民党主流派国代大呼郝柏村下台；而国大警卫组人员与联指部官员居然袖手旁观，未替郝排除障碍，郝柏村在反制民进党抗争下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后宣布辞职。当时郝方认为未来立法院开议，若民进党立委持续抗争，他可能连立法院大门口都进不去，与其受屈辱，干脆辞职。郝柏村回到行政院后指示幕僚人员拟就“呈辞信函”，交由新闻局发布“郝柏村决定请辞”的消息；随后连战打破沉默，“愿意承担艰巨”，公开表示组阁意愿。郝柏村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连战获李登辉支持出任行政院长。

1993年，郝柏村担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8月在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被推举为国民党副主席，与副总统李元簇、司法院长林洋港、行政院长连战并列。

1995年，退出中国国民党，遭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由于与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等“主流派”理念不合，郝与被归属“非主流派”的林洋港一起接受连署，退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宣布开除郝柏村与林洋港党籍。1996年，郝柏村与前司法院长林洋港搭档参选总统选举，但落选[2]。“林郝配”在新党奥援下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参加中华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选举，也是首次直接民选的总统、副总统选举，获得一百六十万票，以14.9%得票率在四组参选人中列第三位，最终落选。

退休后多次前往中国大陆，到访北京、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河南、广西、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地。1999年4月，郝柏村一家12人从台北经香港飞抵南京，开始他阔别家乡61年以来首次返乡祭祖扫墓之行。2014年，率领傅应川、胡筑生、黄炳麟、何世同等退役将领三次前往中国大陆，以“陆军一级上将、抗战老兵”的身份走访华北、华中、华南等多处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遗迹。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动恢复郝柏村党籍，并聘他为中评委主席团主席。2005年2月6日，中国国民党聘任其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同年他完成对蒋公日记的批注，出版了《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等书。同年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获颁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纪念活动

2017年12月31日，受洗成为基督新教徒（教派为灵恩派）。2019年8月8日，《郝柏村回忆录》在郝柏村一百岁生日正日出版。

2019年4月2日，身体左半边无力，不过意识仍清醒，被紧急送院治疗。郝柏村中风送往内湖三军总医院急救，并持续有发烧现象，停留在加护病房住院观察。

2020年3月30日下午2时47分，郝柏村因年事已高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在内湖三军总医院离世，享嵩寿100岁。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颁赠其褒扬令.

与其他安葬在特勋区的元首、将领不同，郝柏村的家属最终并未选择将褒扬令和墓志铭镌刻于墓园上，取而代之的是金门炮战过后蒋中正授予郝柏村的四等云麾勋章证书及蒋对郝柏村留下的勉励书信。

民间企业及郝柏村之亲友、部属，为感念郝柏村，为其立碑、铸像以志念追思，铜像由王英信设计雕制，设立于南投县草屯镇狮象山文化园区，并于郝柏村逝世满一周年之际揭幕。

其妻郭菀华，生于1922年，与郝柏村于1950年结婚，在2018年9月11日逝世。两人育有五名子女，长子郝龙斌、次子郝海晏、长女郝海雯、次女郝海玲、三女郝海琪。孙子女为郝汉祥、郝汉明。堂哥郝次航，中华民国前任国防部长郭寄峤上将为其妻四叔。

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及郝柏村与李焕、邱创焕等国民党保守派原先均以“法统”为由主张“委任直选”。但就在3月中旬，国民党十三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总统委任直选制，可能定案出炉之际，李登辉突然以深入基层，了解民间要求公民直选为由，透露政策转向的讯息。

2014年5月10日，郝柏村出席新同盟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郝柏村“生为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死为中国国民党的党魂”因此，个人总是以一个传教士的态度，在任何场合都要为效忠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而奋斗。郝柏村认为，总统马英九是个厚道、善良的领导人，或许民众对他的施政作为不尽满意，“包括我个人在内”，但不能因为对他不满就不投国民党，应把个人对马总统的不满意跟投票捍卫中华民国的基本任务切开。另外，郝柏村指责“这次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不是学运，他们攻占了立法院、行政院，这是政变，这是暴动！把过去60年来建立的民主声誉，破坏无虞，我个人感觉非常痛心”他在同一场合表示，台湾还不到废除核能发电的时候。。郝柏村在台北出席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研讨会时表示，台湾最需要的是和平、是经济的发展，坚持“九二共识”是台湾生存、和平发展的唯一道路。

2014年11月，郝柏村抨击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是台湾“皇民的后裔”，郝柏村认为柯文哲爷爷同李登辉一样都是皇民，是不是做官并不重要，但当时的皇民在台湾是特权阶级。郝此言论引起舆论挞伐。

2016年5月5日，总统马英九邀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毛治国、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胡为真、丁懋时等多位卸任国安首长，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但4日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要求郝柏村等人登太平岛，政府不能动用预算。对此，郝柏村则透过幕僚表示，“自费很合理”。幕僚也指出，郝柏村卸下公职后，不论到中国大陆、香港或海外其他地区都是自费，不花公家的钱，这次登太平岛也不例外。

1984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郝柏村在同年日记中曾批评为统战手段。

“中共与英国公布香港协议为大阴谋、大骗局、大统战。其作用有二：一为对我统战，妄图以所谓解决香港模式解决所谓台湾问题；二是使香港人放心，事实上等于西藏协议。”“中共统战即是攻心，过去、现在、将来都做，国军官兵必须坚定意志，不受欺骗而时时准备作战。”（1984）“中共策略在敌人堡垒内部攻下，此即为统战笑脸妙用。”“重温中共惯用两手战略乃适时之教育。”（1988）

“一桩大陆妻子控告案，在台湾结婚近四十年已做了祖父的老兵郑元贞在台婚姻竟被法院判决撤销，这又中了中共企图以家务打乱社会的阴谋。”（1988）

1989年6月4日，记录“凌晨共军对天安门学生展开血腥屠杀，并以战车辗压。”并陆续表示“中共以军力镇压民主运动，吾人应立即戒备，今后更进一步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大陆争民主争自由的全面反共抗暴，诚如经国先生所说亡共在共，今日中共完全倚赖军队维持政权。”“中共以枪杆子出政权，现在仅赖枪杆子维持政权绝不能长久。统战花招被拆穿，对大陆热及共党趋温和幻想为最好教育。” 

2013年8月，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随口哼唱前国军第200师军歌义勇军进行曲。2014年，至中国大陆参加七七事变纪念活动。中国中央电视台对郝柏村进行专访，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清唱部分被中共媒体大肆宣传及被民主进步党责为“通敌”，成为两岸各自新闻焦点，对此郝柏村表示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唱。7月7日，在参访芦沟桥时，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论点后郝柏村除了大声强调对日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这点历史不容抹灭外，甚至质问馆内向导人员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并且直轰馆内完全不提国军抗战贡献，引起馆内向导人员尴尬，而此举谈话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重视。

2014年7月，郝柏村探访郑州花园口，称1938年国民政府制造的花园口决堤事件是必要战略]。

2015年8月底，中华民国前副总统连战确定将出席9月3日北京的对日抗战周年大阅兵，先前传出郝柏村、许历农也将出席阅兵，27日郝柏村则严正澄清，指未接到邀请，也绝不会出席，郝柏村强调，中共所呈现的抗战史并不正确，八年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郝伯村办公室27日声明稿方式指出，郝柏村身为抗战老兵，对于抗战历史有深刻了解；他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日前在台北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同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说法”、“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一人领导，没有第二个人”。郝柏村也多次在与老朋友的聚会场合中，明确和许多军中袍泽表达希望大家勿参加此次阅兵。郝龙斌说，父亲和许多退役将领都讲过，“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们站到中共的阅兵台上看阅兵，就应该放弃退休俸”，军人有武德，“跑到打败你的那边，看人家阅兵，这算什么？”郝柏村并向中共提出五点建议：一、联合台北、北京、日本与全球二战历史学者，根据各方所提资料，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二、重庆为抗战首都，应在当地建造抗战纪念馆，并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三、重大会战战场的核心地点，应建造纪念馆，作为地区性的爱国教育基地；四、恢复各地已被拆除的抗战实景；五、欢迎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抗战历史真相特展，并请批评指教。最后，不同于外界谣传，郝柏村、许历农均未赴中国大陆参加中共举办的阅兵。

2015年在台北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郝柏村表示，中国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把共产党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说法。他还指出，在抗战中，“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而且从比例上来说，“抗战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5%”。

2016年8月13日，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在香港举办“我们中国人的抗战史：中华民族抗日战史”论坛；郝柏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称，到底抗战是谁领导，看《大公报》就知道：1945年8月《大公报》有一篇社评说“感谢蒋委员长的领导！”[3]郝柏村还说，他从念小学时就开始看《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在中国报业当中很有历史，那时天天看《大公报》。

1999年4月3日，与家人经香港转机回江苏扫墓时，面对机场呛声的民众，曾说：“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不同，他在先总统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 

郝柏村于2014年9月3日提出台湾前途由中国人决定，表示“台湾的前途就是中华民国的前途，中华民国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来决定。” 

2015年12月20日，郝柏村投书联合报《弃独不武缓统与九二共识》，文中“两岸关系的框架，其实在一九七二年，由美国和中共两个强权所决定的”在刊登时被修改为“两岸关系的框架，其实在一九七二年，由美中两个强权所决定的”。次日，郝柏村去函联合报澄清，称“本人一生都在保卫中华民国，从未视中共为中国，耿耿此心，敬请明鉴”。

2019年8月8日，郝柏村于100岁生日当天在台北发表回忆录；他在书中写到，台湾人不认同中华民族，必将带来无穷灾害，“最令我忧心”；他并仿诗人陆游诗作：“保台反独绝非空，但悲不见中华同；两岸和平统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郝前副主席戎马一生、公忠体国，个性刚毅不屈，于国家认同上不偏不倚，是值得全党效法的模范，除了对家属致上最高的慰问，中国国民党也将全力协助郝前副主席的身后治丧事宜。郝前副主席见证了中华民国百年历史，一生担任过无数国家及本党要职，亲身参与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对国家民族有卓越贡献，中国国民党将永远缅怀“郝伯伯”传奇的一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其脸书发文悼念郝柏村，赞扬他对台湾、两岸关系和星台关系做出许多贡献，并称他将被铭记为“新加坡的好朋友”。

与郝柏村多年敌对的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称赞郝柏村反共，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派将军”，对其保卫台海安全极为赞许。

与郝柏村有数十年恩怨的李登辉身体微恙，其办公室主任王燕军表示，郝柏村算得上一代名将，可说福寿双全。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于八二三炮战周年纪念会上，对郝柏村授予褒扬令，表彰郝柏村一生的丰功伟业。

中华民国勋章奖章

一等卿云勋章（1993年2月26日于台北总统府颁授）

刘和谦（1926年8月28日—2023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毕业于海军官校36年班、美国海军PG学院、美国海军大学，年轻时曾撰写《海军救国论》因而闻名，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国防部联训部主任。亦先后受四位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聘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曾获颁军人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

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

1938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入贵州避难。并于省立遵义师范附中就读。

1941年11月26日，国文考题作文“海军救国论”考入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学校。

1947年，海军军官学校毕业。

1948年，获选派赴美国接收太和号驱逐舰，任枪炮员。

1949年，参与上海战役。

1950年代先后任情报官、作战官、舰队通信官、总统府侍卫室侍卫官、大和舰副长、永宁舰舰长、作战组组长。

1958年1月27日任永宁舰舰长时，永宁舰在绿岛北部中寮遇台风触礁搁浅而报废。

1960年－1967年，转任海军情报工作，先后任海军舰队指挥部作战处长，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处副处长，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特别助理。

1967年，调任会稽军舰舰长。

1969年，任海军指挥参谋大学总教官。

1970年－1983年，历任海军驱逐巡防部队副指挥官、海军勤务舰队舰队长、海军总司令部作战署署长、海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部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海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1983年，负责监督及管理从荷兰购买两艘剑龙级潜舰的计划，为台湾发展水下吓阻战力。

1983年5月，刘和谦升任海军总司令。任内致力海军潜舰军事部署、维持台湾海峡两岸武力平衡，并获登入中华民国潜舰名人榜。1988年6月调任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

刘和谦海军总司令任内正值郝柏村任参谋总长时期，1986年5月陈燊龄出任空军总司令后，郝即有意一统三军，然而其中海军最难控制。所以郝积极培植叶昌桐、夏甸二位军事将领，希望透过叶、夏二人控制海军。在叶昌桐出任副总参谋总长后不久，郝有意指派夏甸由计划次长任内，回任海军舰队司令。然而遭刘和谦基于传统考量，决定以与夏甸同期的欧阳位先行出任舰队司令；而夏暂时出任海军参谋长。刘和谦的人事安排经蒋经国首肯，等于否决郝柏村派令，使郝颇感不快。

欧阳位任满后，刘立即呈报夏甸出任舰队司令，不料夏以“不愿接受同期同学遗缺”为由，拒绝出任舰队司令。于是郝提报夏甸升任海军副总司令，然而刘和谦以“体制不符”为由力拒夏甸任海军副总司令，得罪了郝柏村。夏甸事件后不久，刘提报的人事晋升案，郝一件都不批，最后迫使刘向蒋经国陈述，经蒋出面干预。而在二代舰更新计划中，郝希望由参谋本部主导，但刘基于风险考虑，于海军总部成立“舰管室”由海军处理，犯了郝的大忌。

蒋经国逝世后，发生陆战队司令黄端先涉嫌贪污案，遭人向监察院检举。郝柏村强迫刘和谦将黄调任海军副司令，遭刘以额满拒绝。海军总部官员不经意将郝的意图泄漏，引发轩然大波。在陆战队司令继任人选方面，郝属意由陆军八军团副司令宋子琏出任；刘坚持由海军中将陆战队副司令马履绥，最终在舆论报导下，郝为示大公，同意马履绥升任陆战队司令。然而刘和谦争取陆战队重回海军手中，引起郝柏村撤换刘和谦，并不依军事惯例调任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而是调为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形同贬调。

事后有军事首长认为郝柏村调任刘和谦为联训部主任，与郝调任蒋仲苓为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案，相提并论为郝的失策。如果刘升为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则刘、蒋必定当选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全会中央委员，在二年后主流派、非主流派的二月政争间，刘、蒋理应支持郝柏村，如刘、蒋有“倒戈”纪录，则李登辉绝不会重用刘、蒋二人。然而因为郝一意孤行将刘贬至联训部，提名时又没提名刘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最终刘自行参选，获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反而使刘于二年后政争期间，因无投票资格，得以不用表态度过仕途危机。

1989年，刘和谦以半退休状态，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1年11月20日，刘和谦应时任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之邀请，膺任参谋总长，并晋升海军一级上将。李登辉拔擢半退休的刘和谦，而非由海军总司令叶昌桐出任参谋总长。外界有谓这是因二月政争中，叶昌桐有倒戈纪录；反而刘和谦非国民党中央委员，无从表态，而成为李登辉制郝的活棋。[5]:8159李登辉卸任后在回忆录则表示，李对叶昌桐的能力毫无意见，但是海军内部有人反映，叶昌桐对于海军的发展，与实际指挥作战阶层有严重脱节，由于叶长年追随郝柏村，在大陆军主义影响下，其建军思想始终不敢提出突破性的构想，李登辉因此有所犹疑。反而刘和谦虽形同退休，却一直未停顿现代战略的研究，至于刘与郝关系不善，不是李登辉考虑的重点，要紧的是军中战略应该多元化，不能一言堂。

1995年6月，刘和谦自参谋总长卸任，并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并再度回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直到逝世。

2023年12月14日，刘和谦上将凌晨于台北市内湖区三军总医院去世，享耆寿97岁，国防部将协助家属治丧。2024年1月23日，于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蔡英文亲赴致祭并颁赠褒扬令，仪式后安葬于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 

中华民国勋章奖章

青天白日勋章（1995年6月29日于台北总统府颁授）

李弥（1902年11月4日—1973年3月10日），字炳仁，号文卿，云南腾冲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泰北孤军最早的领导者。

李弥1902年生于云南省盏达土司（祖籍腾冲县）。弟兄八人，李弥排行第六。小学毕业后，转去腾冲县升学，就读于清末举人王承漠的私馆。1924年，李弥到广州，经人介绍在云南驻粤滇军第七师师部当差，任勤务兵。该师师长李根云不久提拔他为副官。不久李弥被保送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一团第五连学习。1926年10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分往驻南昌的朱培德部任职。

1927年南昌起义前，朱德以军官教导团团长的身份，对李弥做过不少工作，但李弥拒不参加，由江西到上海，后去南京在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这时，一些地方部队纷纷要求蒋介石派黄埔军校的毕业学生去。李弥被派往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先后任营的特派员，营长和副团长等职。1930年，李弥随部开赴鄂西，江西，听从陈诚调谴，参与剿共。1936年，任江西瑞昌县县长。

1939年，参加昆仑关战役。1940年，枣宜会战后，调升为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1942年，升为第八军副军长兼湖南芷(江)绥(宁)师管区司令。不久，该军开往云南的河口、马关一带，以阻止日军经由越南向云南的进犯。1943年底，在马关的古木，主持该军的干部训练班，曾在石壁上刻下“还我河山”四字。1944年，奔赴滇西松山战场，加入中国远征军，打响松山战役，因功升任第八军军长。

1947年，在云南省莲山设治局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所部改编为第十三兵团，任十三兵团司令官。徐蚌会战中，奉命支援黄百韬部未果。

1949年，第十三兵团在陈官庄全军覆没，李弥化装逃到山东潍县、青岛、乘海轮赴南京、上海。2月7日，蒋介石约李弥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归途情形”。李弥又出任第六编练司令部总司令，以曹天戈（浙江镇海人，黄埔四期毕业，曾任王铁汉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总统府参军）、傅克精、邱开基为副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副军长为柳元麟（黄埔四期毕业，浙江慈谿人，曾任侍从室副主任）；未几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后往闽西征兵。6月初云南有不稳现象，7月徐永昌、萧毅肃、王叔铭飞昆明。8月，蒋命令李弥返回云南部署。8月27日，蒋派李弥回云南。

1949年12月9日，李弥和余程万参加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省政府召开之军政联席会议[4]:13。卢汉以“长官张群由蓉莅昆，定今晚九时召开会议”，请李弥、余程万、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总司令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章鹤、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及军统负责人沈醉等到卢汉新公馆出席。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云南省归降中共。

宣布倒戈后，卢汉把第八军各师改编为解放军第28、29、30等师。时第六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陆军大学毕业）从昆明坐吉普车带关防派给第八军启用，曹天戈出头制止大家愤怒，便放卓立回昆明。12月10日拂晓，卢汉派两个保安团，进攻第八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李桢干（湖南宝庆人）以不足一团兵力在半天内追到昆明城郊，打死一团长。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曹天戈、第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第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第二三七师师长李彬甫、第三师师长田仲达与李桢干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与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广东罗定人，黄埔二期毕业）联络，向昆明进攻，活捉卢汉。

12月12日，李弥答应“反正”，并回到第八军。12月16日，各师长均主张即攻昆明，活捉卢汉；李弥退居幕后，部队由曹天戈指挥。李弥要求马上进攻昆明。余程万仍被扣押，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所部进击到昆明以北，包围昆明，两度猛攻后，卢汉于12月14日把余程万送出昆明。余程万率领第二十六军向云南南部撤退。12月19日拂晓，第八军开始总攻昆明，12月20日即攻占市郊伏马山制高点。卢汉的军队包围第八军，第八军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重修蒙自机场，联络国府。12月21日，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第二十六军前锋到达昆明城外，占领巫家坝机场，一部已入市区。12月22日，第六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八兵团，司令官为汤尧，副司令官为曹天戈，孙进贤升为第九军军长，田仲达升为第九军副军长，石建中升为第八军副军长。

1950年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芸繁及空军第三军区副司令易国瑞飞到蒙自。李弥参加3次最高军事会议，报告最高长官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基地。顾祝同宣布将第二十六军空运台湾，防务全交第八军；顾祝同并带700箱袁大头，分发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做军费，每箱内分装两布袋，每袋1,000元。1月17日，李弥、余程万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及张群同机飞返第二十六军防地云南蒙自，在海南岛途中，第二十六军已有1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留下来整顿。当晚，李弥通宵召开军事会议，第二天随顾祝同和张群飞往西昌。孙进贤炸毁元江铁索桥，1月25日汤尧、曹天戈等在失散中被俘；时李弥随顾祝同飞西昌，拜会胡宗南、贺国光，共商大计后，又折回蒙自，蒙自失守转飞台湾，以后李弥到香港居住。李弥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继续于云南江心坡地区带领云南反共救国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云南人丁中江与李弥、余程万在胡文虎花园商议，与驻泰国武官陈振熙联络；李弥毅然到曼谷，通过泰国警察总监乃炮之关系进入云南边境。

1951年，蒋中正批示，将留越的富台部队接回台湾，但留缅的李弥部队不准接回。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美制武器运往缅甸，支援李弥部队。李弥因争取“美援”，中共及联合国向泰国、缅甸施压干预，于是武力部队回到台湾，留下少数由柳元麟指挥，后柳元麟回台湾。1951年4月，李弥反攻云南战役开始，陆续攻占云南省边境地区的八个县治。不久之后，在解放军反击下失败。7月下旬，撤退到缅甸。1954年，李弥率部撤往台湾，其下的段希文等部队接获蒋中正密令，自愿留下，成为泰北孤军。

李弥回台湾后，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成为天主教徒。1963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长子李云川、幼子李获之均学成居美国，女儿李心娥嫁至国外。

1973年12月8日，李弥因心脏病复发逝世，死后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于斌总主教、薛岳、李宗黄、张宝树主持。

段希文（1911年—1980年），生于中国云南宜良县大渡口村，拥有中华民国与泰国双重国籍，中华民国陆军少将，曾任中华民国国军39师师长。在国共内战后，至缅甸与泰北统率泰北孤军。因协助泰国平定游击队，获得泰国公民资格。

1929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9期步兵科。先后在滇军4团、5团任职，由准尉见习官升任少校副区队长。

中日战争期间，任国军第39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防守武汉一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云南继第60军后又编成第二批抗日部队（第五十八军）。段希文被编在该军新11师1旅1团，担任三营少校营长。

1938年，8月初从云南开赴抗日前线。

1942年春，段希文升任31团中校副团长。

1943年，10余万敌军进犯湘西，守军57师余程万部守城半月，伤亡惨重，最后仅率领200余人突围，常德失守。第五十八军奉命驰援。12月10日，第五十八军在野炮营的掩护下，新10师及段希文所在的新11师共同作战，经过激烈巷战，终击溃来犯之敌，常德得以全部收复。在此次战役中，段希文率部奋勇杀敌，不幸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后住院两月痊愈。

1944年长衡会战，段希文所在的第五十八军完成前方掩护任务后，转向敌后方开展游击战，攻占朱亭火车站，并协助友军火力封锁湘江，击沉敌运输船数艘，完全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9月以后，段希文团奉命随军南下，在攸县、茶陵、资兴、郴州一带与敌展开激战。

1945年1月，段希文率团随第五十八军东进江西赣江西岸地区，激烈交战后，收复了永新、遂川，使遂川国际机场的运输得以恢复。

1945年6月以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已完全失败。段希文率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赣江以西的地区接连收复大片失地，到8月15日日军投降前，南昌三江口以南的失地已全部收复。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政府在九江受降。

1948年，任新编第12师师长。

1949年，任265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国共内战结束，云南两广等地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段希文经广西、广州抵达香港。50年代初期，香港虽然遍地是商机，可段希文是个带兵打仗的军人，对做生意一点也不感兴趣，在香港的生活可谓是百无聊赖。他在太平山下租了一户民居栖身，平日里深居简出，除了与滞留在香港的几个军队里的旧同事往来外，绝少与外人联系。

后来邂逅李弥将军等人，均力邀其前往泰缅边境参加孤军。是年7月，段希文转往曼谷，加入国军残部，开始了异域的军旅生涯。先担任云南救国军第4军政区司令。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提供武器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经各种管道，泰缅游击队获得武器补给，声威大振，其部队控制缅甸北部地区。

1952年，任干训团第4期大队长。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缅甸与老挝在苏联支持下，分别在联合国大会中抗议中华民国政府入侵领土，美国向台湾施压，要求蒋介石下令撤军。联合国与泰国政府达成协议，提供难民营给泰北孤军。因为缺少后援，段希文率领第５军3,000余名官军，由缅甸金三角，撤退至泰国北部清莱府美斯乐地区，成为泰北孤军。蒋介石下令泰北国军撤回台湾，但云南省党部书记长李先庚暗中转达蒋中正总统密令，要求段希文与其部属留在泰北。李弥回到台湾之后，因中风，在台北疗养。

1954年，前滇缅边区游击队副总指挥柳元麟奉派至泰北地区，担任总指挥，段希文任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并兼任干训团教育长。

1956年，任西区指挥官。

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藉泰北孤军反攻大陆的战略计划，对泰北孤军的支援逐步减少。

1961年3月6日，受到联合国的压力，蒋介石再度下令泰北国军撤回台湾。段希文及其部属受命至猛撒机场，准备回台湾，但再度接到蒋中正密令，要求他留下，伺机反攻大陆。这样国军残部1、2、4军撤​​往台湾，段希文和他的第5军又留了下来。实际上，他的第5军也只有3,000多人。之后与第3军组成指挥部，自任指挥官兼第5军军长。蒋介石断绝了其补给后，段希文遂率第5军进入泰北边境的密梭罗，到了一个20余户僳僳族人居住的小村子，见此地险峻、偏僻闭塞，距离泰缅及泰老边境又很近，段希文决定在此设置军部，更名为美斯乐。但在金三角的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台湾当局为了达到控制孤军的目的，采取多种手段施压，并多次派专员前往招安，或逼其撤往台湾，或逼其服从台号令，或以恢复补给为由对云南实施窜扰，或对孤军进行收编，均遭到段希文拒绝。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泰国国内，对于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泰国各界斥声渐獗。

1968年，泰国最高统帅发出最后通牒，孤军或解除武装或撤出泰缅边境，除此别无选择。

1970年，泰国最高统帅部2次颁布缴械令，孤军面临生死存亡之秋，进退维谷之际，突遇泰国“后院起火”，帕当山的一支反派游击队反政府武装诱俘了清莱府省长，攻占了清孔县，逼迫县长造反。而攻打叭当的泰国军队也遭受重创，损失惨重。泰国举国震惊，为了让泰北孤军及其眷属生存下来，段希文与泰国政府合作，向泰王称臣，随后泰政府决定请孤军帮忙，为此泰国的江萨将军为孤军作出了取消缴械、授予合法居住权等诸多承诺。泰王任命段希文为泰北人民武装自卫队总指挥，负责训练泰国军队。段希文和李文焕抽调了精锐兵力，在段希文亲自指挥下，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谋略，前山强攻诱敌，后山潜行攀登，一举攻下帕当山并消灭了反政府武装。但孤军也遭受了阵亡70余人，轻重伤300余人的重大损失。

孤军一战成名后，和泰国方面的关系得到大大改善。泰王普密蓬在皇宫召见他并亲自颁发给段希文一枚勋章，以褒其勇。并给阵亡将士家属和负伤的将士也颁发了泰国公民证，其他人发给居住证。随后泰国政府批准孤军改编，称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自卫队编制为1,500人，泰国政府按此发放给弹药和军粮。改编为自卫队后，段希文分出部分部队和眷属，建立生产基地，种谷子、大豆、玉米。

在异邦立足后，段希文大力兴办教育。段希文出资在美斯乐创办了兴华中学，对当地学生和边远贫困学生免收学费。并每年保送40名优秀学生到外地上大学，其资助的学生如今遍布海内外，不少人成就颇丰。

1980年，6月18日凌晨1时30分，段希文因心脏病猝发，于曼谷辞世，享年69岁。知悉噩耗，泰国举国震惊，次日，泰国前总理江萨上将亲临批耶泰医院，向段希文遗体告别。公祭在美斯乐当地延续了整整15天，数万群众冒雨从缅甸、泰国前来祭奠。7月24日，葬礼举行。其间泰国总理及多名将领敬献花圈，送葬队伍长达两公里。按其遗愿，他被安葬在距美思乐一公里的他那翁山之巅，面朝北方——自己的家乡。而段将军陵园赞助人第一人就是前世界第一毒枭张奇夫——昆沙。

段希文之父为段克昌。

段希文德配李惠芳，系宜良县城北村人，贤淑仁慈，1945年段希文因军务离家后，其孤身一人抚养子女成人，历尽艰辛。 28年后（1973年）李氏在香港和段希文见面，希文泣称其是“伟大的母亲”。李氏于1992年病故于云南昆明。长子段浩川。

而段希文原南京所娶李丽员、在泰国所娶刀世慧均已离异。段希文一生共育有6子6女，子女均各有所成。

李文焕（1919年—2000年），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字彩然，号黎石，人们尊称为“石公”，云南镇康人。泰缅孤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2000年11月去世，享年82岁。

李文焕并非正统军人出生，他在中国抗日战争时，组织过乡勇保卫家园，后来国共内战，因为家乡盗匪肆虐，被县长任命为剿匪大队长，维持家园治安。卢汉投共之后，李文焕率领家乡的子弟兵一同到缅甸投奔李弥，才从此踏上戎马生涯。第三军的组成，正是当年的这些子弟兵，李文焕带着这批子弟兵从云南走到了缅甸，又从缅甸走到了泰国。

1971年的夏天,长年盘据泰国北部的泰国共产党武装被泰缅孤军彻底击败，经过血战泰缅孤军帮助泰国军方收复了帕党山。而这一战争，也正式换来留在泰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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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田（1916年—2012年5月18日），原名张秉寿，1916年生（一说1918年），生于中国云南曲溪（今建水曲江）， 毕业于南京中央宪兵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昆明宪兵队队长，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在国共内战后，至缅甸与泰北继段希文少将统率泰北孤军。2012年5月18日，雷雨田于泰北清莱病逝。

1934年由同乡朱培德引进，投考南京中央宪兵学校；1937年毕业。
1937年八年抗战时，参加南京保卫战，参战宪兵6,400多人，仅数百人生还；此役是中华民国国军宪兵建军以来牺牲最惨烈之战役。之后随部队转战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各省。抗战胜利后，以上尉军官的身份在广州参加授降仪式，随后派赴南京宪兵学校服务；之后参加戡乱三大战徐蚌会战，差点变成解放军俘虏。
1949年12月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投靠中国共产党，军衔团长担任昆明宪兵队队长的雷雨田随第8军第237师709团与第26军第93师第278团转进滇缅边区缅北，并改名换姓；后来缅北的国军统一改编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向云南边境发动游击战。 由于后援不继及缅甸政府因此向联合国控诉纠纷，当时蒋中正总统于1953年、1961年两度将缅北反共救国军官兵及眷属撤运来台，但仍有部分忠贞官兵及眷属不愿撤离，自此变成孤军，最后被迫转进泰国；李文焕率第3军转进清迈，段希文、雷雨田率第5军转进清莱美斯乐。
1967年退辅会主任赵聚钰到美斯乐查访后，回到台湾向蒋经国报告，拟出50个名额接济孤军子弟初中毕业后回台升学计划；为了在异域求生存，于1970年接受泰国政府的改编，协助泰军清剿泰共；因剿共有功，得以合法留置。

1980年段希文因病过世，雷雨田成为美斯乐地区孤军的领袖；1981年中华救助总会（简称救总）工作团带动民间展开“送炭到泰北”活动，展开全面性救助工作。 在此期间，曾调停金三角坤沙、罗星汉之间的纷争，雷雨田自己写的简易自传——《从战乱到升平看泰北蜕变》中描述“把军事第一，政治第二，经济第三之迷信观念颠而倒之，要以经济带动政治，政治带动军事之构想，用谋前程，乃一本泰政府政策，参酌本身之条件，策订观光农业双管配合发展，农业规划充实观光资源，观光促进农产品之推销，不旋踵美斯乐侥幸忝列观光胜地之林也。”，因此广植樱花树美化环境，辅以孤军独特的历史，使美斯乐地区逐渐转型成为观光景点；为考察观光发展，1993年后到云南、贵州、北京参访。

2012年于泰北清莱病逝，国防部长高华柱致赠挽联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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