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11—-1）2024.5.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回顾民运的文章两篇
朱虞夫
温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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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林牧晨
一。五四运动
追溯中国民主运动之源，一般都会想到五四运动。一百零五年前的五四运动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还对其后约半个世纪的中国有多方面的影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殖民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创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变革。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则是继政治体制变革之后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的必然历程，好比一部交响曲第一乐章主旋律的变奏，而“五四运动”则是其中的一段华彩，亮丽炫目，却也包含着不和谐的杂音。
中共为掩饰自己匪帮的本质而故意夸大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重点是把它歪曲成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并不断利用一种极左的“五四秘笈”以鼓动颠覆中华民国的各种动乱。中共篡夺江山成功之后，长期把自己描画成“民主”的领导者、孙文的继承人，这种将魔鬼扮美女的鬼蜮伎俩却也迷惑了不少人。但中共又必须防止民众了解五四运动的真相，必须防止民众真的趋向于民主主义，必须防止民众把“造反有理”玩真的，所以在“改开——松绑”的同时强调“四项原则”，并着意淡化了对五四运动的注意，也极力避免提阶级斗争，生怕民众起来造中共官党特权阶级的反。为此，厘清五四运动的历史真相，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课题。
二。鸣放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1956—-1957年的反右运动，只知道有55万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而倒了大霉，却少有人知道因“反右”而被“错划”、受迫害者有三百万之多，少有人知道鸣放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真知灼见的“右派言论”击中了中共的要害，令中共不得不“反击”以自保。而且，“反右”中还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民主运动志士，他们不但在思想言论方面走在历史的前端，而且已经着手于叫板中共政权的组织化行动。一批志士为此牺牲了生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林昭。
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份子；1960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68年处死。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年处死。
追溯当代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源流，可以认为它发端于1956—1957年，在中共高层发动的“鸣放”运动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形成了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林昭等人。由于信息封闭，他们当年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的事迹将会广泛流传下去并成为对中共最后审判的见证。
三。造反运动
中共发动、引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的社会浩劫。其“冲锋队”是一批“红五类”红卫兵。然后引出了遍及各地区各行业的“造反”运动，呈现出1966年底至1967年底的“造反”热潮。这种“奉旨造反”的“运动群众”不乏相当比例的“群众运动”：当时，三五个普通人就成立一个组织并不少见。绝大多数人“造反”只是随大流瞎起哄以表明自己“站队正确”，或许还能捞到些好处，例如充当什么“脱产人员”等等。许多“造反派”、“保皇派”成员也和红卫兵一样干了不少迫害他人的坏事。总体上，“造反派”是充当了毛共马前卒角色，类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然而，“御用造反运动”中也衍生出一类含有真造反的萌芽：
1.通过揭发、批斗“走资派”，中共管理体系的权威遭到空前的蔑视和打击，民众空前的“大胆”无疑是对统治集团的威胁，所以中共镇压造反派是必然之举。
2.通过自建、自管组织，甚至实行组织内民主选举，使异化的“大民主”又异化出一类真民主的萌芽；中共专政的本质当然不容民众自行组织，镇压是必然的。
3.经过“一月风暴”、武斗，大批造反派成员具备了与统治阶级成员、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强势集团相抗衡、斗争的“实战”经验教训，有可能成为后辈用以民主革命的“祖传秘笈”。
文化革命的严酷事实也促使更广泛的各界人士觉醒。在红色宗教猖狂至极的喧嚣后面，是无数人低声的痛骂和诅咒。可以说，文革前的民众基本上没有“犯上”意识，和北朝鲜的奴民相去不远。文革之后，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犯上”的言论竟成为许多“小圈子”的时髦，若不是毛死和其后的政变，中国很可能爆发反共的民主革命。
四。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的“长街送灵”、其后的铁路列车标语事件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向毛党红色教廷示威。毛死前的1975—-1976年间，中共面对呼之欲出的反对派简直束手无策，抛出的“批林批孔批宋江”之类“决策”全都成为被冷嘲热讽的闹剧。四五运动中的诗句“扬眉剑出鞘”成为最受热捧的口号，反映出按捺不住的造反意愿。十月政变被许多人说成是“第二次解放”，逻辑上是把共产党同比于49年之前的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人能认识到1949年的“解放”恰恰是共和制被颠覆、党朝奴役的开始，1976年的政变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悲惨现实。
四五运动于当天深夜被暴力镇压，1976年的“中国人民”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民国国民”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天安门前的两次事件结果也就无法相提并论。
1977年4月27日，上海华东师大员工王申酉被突然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枪杀。罪名是“不杀对不起毛主席”。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赣州市工人李九莲被定为“反革命”，在赣州被处以极刑。
1978年4月30日，为李九莲翻案的标志性人物钟海源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前活摘器官。罪名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中共夺权以前就是杀人无数的黑帮，执政后的中共暴力专政机器对民众更是从不手软，而且根本无须顾忌法律，凭一纸“公安六条”之类的“红头文件”就可以虐杀无辜，百万千万地杀，从无一点悔悟，甚至视为打江山坐江山必行的第一功业，至今依然。
五。78–79民运
许多文献将78–79年的民主运动定位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式开端。
许多文章指北京西单“民主墙”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也有文章认为论运动的深度和延展度，上海更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性。
1978年11月中旬，上海人民广场出现民众自发的聚谈，人数从十几个人到上百人不等，“聚谈“内容有：批评文化革命、反映社会不公、议论高层人物等等。不出一个月，很快发展成几千、上万人次的热点，并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张贴这些文字的”民主墙“主要地点有两处：人民广场、淮海路。在人民广场东北角的墙上张贴文章的有傅申奇（振兴社）、张汝隽（实践者）、胡安宁（孺子牛）、乔中令（又及）、杨周、张先梁、滕沪生、徐兆等，吸引许多人围观、传抄。在淮海路茂名路口张贴文章的主角是陈乐波，他的文章篇幅不长却如点穴般直击政治问题的要害，引起许多关注时政者的重视。另外还有王名画、秦双月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不少人评论：上海的“民主墙”之丰富多彩，实属仅见。
从12月份起，文革中期回沪知青和文革前下放人员为回城举行的请愿、集会、游行也为1978年底的民主风潮助长了声势。两股洪流交织，有时也产生矛盾和负面影响，例如后来突发的共和新路旱桥下阻拦火车的突发事件等等。知青和下放人员形成的“维权运动”关系到几百万上海市民家庭的切身利益，也令许多市民对民主运动予以关注和支持。
1979年初，一批“民主墙”骨干发动了人民广场的大型集会，一月八日晚上达到高潮，据估计超过二十万人次。（次日【解放日报】登出有关报导，将参与人数“浓缩”至三万。）此后，民众自发创办油印刊物形成新的热潮，上海有【民主之声】、【海燕】、【科学民主报】等民刊，有“人权协会”、“民主讨论会”、“民主学社”、”青年经济学会“等组织，还有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上海的集会、标语、刊物中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说法，例如：”毛泽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上海一千万人民绝不饶恕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该死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等等；显然，78–79年上海的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以往，将民主运动推向一个直指专制根基的新阶段。
中共曽一度首肯“民主墙”，曽力图以“招安”等手段化解民主运动对统治者的威胁，而最终以“四项原则”、“三六通告”、“九号文件”等黑帮手法镇压了持续近三年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六。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延展
1982年冬，以王炳章为首的海外中国学人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而后又建立了民运组织。其骨干力量多数是78-79民运和89民运的参与者。其主导思想主要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主张促动中国大陆的“体制内改革”。其成员分布于香港、澳门、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地区、日本、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地，也促进了国际民主人士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六四血腥镇压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对中国反共力量的支持，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自然也就列入国际民主阵营。
空前声势浩大的89民运以血腥镇压收场，使许多人脱离了“体制内改革”的思维框架，转而思考革命之路。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明显地分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其分水岭就是对中共政权的态度：是认同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期待中共自我改造、变革、更新；还是否定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性、认定必须以革命将其彻底铲除。
显然，中共无法容忍海外反共革命派的存在，因而不择手段地加以渗透、控制、瓦解；甚至不惜使用黑帮手段，例如越境绑架王炳章并判以无期徒刑，原因就是王炳章于2000年开始大力宣传以革命改变中国，并且阐明了以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可行性路径。
七。六四血案三十五年回顾
1986年因“反自由化”激起的学潮被视为89民运的先声。19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动的学生运动很快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支持和参与。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反官倒、反贪污、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这些诉求反映出运动的主体——-学界的软弱性质，与当年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相呼应，大有“新公车上书”的态势，内中少不了换上“改革派”人物掌控大局的期望。由此，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游行中打出拥护四项原则的横幅、把蛋击毛像的志士扭送专政机关、等等不堪举措，也就不难看出底蕴了。
诉求不高的89学运其实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而恰恰是六四镇压把运动定格在与专政对垒的高度。民众在六四抗暴中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豪气震动了世界，加上“坦克人”的形象、蛋击毛像的壮举和面对天安门矗立的民主女神像，使89民运从改良层面提升到对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层面 。六四之血历史地扭转了人民对中国党朝的认同惯性，官民敌对、军民敌对从此成为绝大多数人应有的共识。这是一条极其严苛的分界线，许多原先期望中共进行民主变革的人士对“体制内”彻底绝望，明知中共一定会对民众大开杀戒，以后就再也不能轻易上街，必须采用对敌斗争的策略进行艰苦的搏战。然而许多原本很积极的改良派人士“识时务”地退却了，他们无法不顾虑薪资福利、名誉地位，无法不认同长辈颠覆民国镇压异己的红色家世，无法不认同自己在体制内努力了半辈子的成就感，无法拒绝官党特权给与的好处，无法冒险迎受党朝随时可以施行的惩罚。许多人内心明白地不忌讳“自甘堕落”或“躺平”，就是忌讳革命。这种状态其实毫不奇怪，它反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必将来临之前的惶恐，恰如辛亥革命前夕大批满清贵胄移民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共权贵向海外的移动就很说明问题。六四也让官党特权统治阶级加固了他们的信念：心要狠，手要硬，对民众、对民主、对真正的革命绝无妥协退让的余地；一旦专制崩溃，民主制下必将依法清算权贵们的罪恶，如江泽民所说：一旦翻船，我们都得掉脑袋。所以，六四之后再也不存在“党内改革派”，习近平全力推行红色法西斯化与红色一神教就势在必行、势将愈演愈烈，直至逼迫革命爆发。
六四三十五年了，当我们纪念那个血腥的日子，为亡灵哀悼的同时，是否想过：当年死于非命的赤子们如果重生，他们是否会懊恼当初为什么不懂得中共是凶恶的敌人，竟然自以为“人民军队”绝不会对“爱国学生”开枪！早知道官民之间是敌对关系，就不会幼稚地迎向枪林弹雨，至少也得有点讲究对敌斗争策略的常识！所以，总结经验教训，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而且，世人皆知，“见好则进，见坏则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方合常理。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把死棋走活，或者双方都有活路，避免你死我活，更不要彼活我死或双方都死绝。我们所说的民主革命决心铲除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夺人性命。须知九千万中共成员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死心塌地充当专制打手者只是少数。
八。党和政府
49年之后，有林昭等人曽参与最早的组党活动。
79年民运时期，大陆多处有过组党活动，结果都被镇压。
以民运人士为主体的1998年组党运动，反响不小，损失惨重，大批组党人士入狱，其中如李旺阳等许多人被害逝世。
中共当年曽鼓吹民主、攻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轮到中共执政，便痛下杀手，灭绝异己党派组织，并制作了几个花瓶党忽悠世人。
中共实在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它非但是与政府并列的双重权力机构，而且是凌驾于政府、凌驾于法律的强权势力，它口口声声“党和政府”，等于宣示党才是实在的政府，甚至一党独大的实质就是否定政府、反对政府。它毫无顾忌地声明自己就是独裁，就是反对民主制度，就是无法无天。所以，反共民主力量与中共的关系绝不是面对一个政党，而是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暴力犯罪机器。
所以，大陆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面对大陆根本不容政党存在的现实，它并没有把自己摆放在政权争夺、生死搏斗的棋盘上，有的只是承担道义的光荣牺牲，却毫无可能作为政党以竞选获取执政地位或在野党的合法空间。对比之下，海内外有一些人宣示建立政府，尽管毫无真材实料甚至荒腔走板，却也算意识到了一点玄机。
简言之，在中国大陆，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有正常政府的国家，有的只是红色恐怖主义支撑的红色教皇独裁的当代奴隶制朝廷。中国大陆需要的是对中共反动势力的政治革命，而且几乎必然包含某种程度的战争。只有在铲除中共政权的地方才可能有政党政治的空间，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国家、法治、政府。
九。回归民国
二十余年前，由于许多历史档案流传和海内外信息交流，中国大陆出现了“民国热”，各界都有如梦方醒的蛰动。人们寻觅民国史料、仿效民国风尚、景仰民国人物，关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自由地区的发展，油然而生对废弃党朝回归民国的向往。越来越多的海外志士组成旨在光复大陆的团体和机构，显而易见，一旦打出民国旗号，也就等于宣布与中共势不两立。
反而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有不少人钻进死胡同出不来，或者恐共、媚共、甚至投共，或者篡改历史、反中华民国、反中华文化，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各类政客不遗余力地削弱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的反共力量；两蒋坚守的反共复国堡垒几乎已从内部攻破。
而高调支持台湾的美欧等各国政要却都闭口不提中华民国四个字，无非三个原因：1.若公然支持中华民国，就等于自己掌嘴，承认多次打压中华民国而间接造成世纪灾难的严重错误。2.支持中华民国就必然面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共独裁政权还是中华民国才应该代表中国，联合国驱逐创始者中华民国而接纳罪恶滔天的中共政权，对此严重的错误显然没有反省的勇气。3.犹如重温二战，预想三战来临，面对中共为首的新邪恶轴心，民主国家能否有能力有勇气组成同盟国战线与之抗衡。仔细观察阿富汗撤军、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加上许多国家内政的败相，美欧政客的表现令人无法乐观。
所以，中国大陆回归民国的世纪伟业，一难指望当今台湾岛上苟安自闭的政客，二难指望当今自由国家因“先进主义”癌扩散而病入膏肓的左疯政客。求人不得，只有自救，只有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人民的力量来争取人民真正的自由解放、重建主权在民的真共和国。此路艰险漫长，唯有矢志不渝方能践行，而备受煎熬的中华大地上从不缺少敢于挑战恶魔的自由战士。
回归民国，不是要重现民国时期的弊病灾难，不是要重现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灾民流离等恶梦。回归民国，就是要杜绝噩梦再现，要汲取惨痛的历史教训，清除红教余毒，切实遵行宪法，保障民生，兑现民权，团结各地区各民族以共同营造主权在民的民国。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创立民国，中华结束了帝制，踏入共和新纪元，即民国时代。尽管有严重的挫折与反复，尤其是共匪叛国裂国致使大陆沦陷，但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已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民众不可能甘心于中共将国家公器化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党天下。中国人民必将推翻党朝恢复民国，中华民国必将光复大陆沦陷区，这是无数人坚定的信念。正如同百余年前国民革命终能胜利，当代中国”重建共和“的宪政民主革命也必能成功。
十。议会道路
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前，已经有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和许多社会贤达为宪政民主进行了各种探讨、策划和筹组工作。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宋教仁等政治家在宪政政治、政党政治方面有卓越贡献。由于多方面的干扰，中华民国的宪政之路特别艰难，最后在台湾得到全方位的实现，获得全世界民主国家的高度赞赏。台湾的实例说明了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民一样都赞同民主宪政，也有能力实现民主宪政。
大陆沦陷区回归民国之路，主线也就是施行宪政之路，所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宪政革命。确立宪法的权威，实施法治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这场革命的最终目标。显然，宪政之路理当是和平之路。而当专制势力进行顽抗之际，和平的局面就可能被打破，但专制主义者毕竟只是极少数，他们力图维护特权的理由（诸如打天下者坐天下）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顽抗越强烈，最终下场就越可悲。
议会政治是宪政之路的终点站，也是宪政革命发动的起点站。中共政权存在的理由，是自我标榜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事实证明，中共党官基本上都是巧取豪夺民脂民膏的特权阶级反动派。中共以暴力掠夺、压迫、消灭了合法的有产阶级，把有产阶级压榨成无产阶级，在被残害者的累累尸骨上繁衍出一个官党特权阶级，以暴力抢劫、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侵吞了巨量财产，无数案例反映出中共几乎无官不贪的卑劣本质。如此一个剥夺者、压迫者、盗窃者、谋杀者集团的存在，实在是违逆天理人心的祸害。以宪政革命铲除特权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基本良知，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它将消灭根本没有存在理由的特权阶级，它将取消特权，清算非法财产，但不杀人，不害人，不容许法外施暴，除非罪大恶极之徒由被害人告发而受审判。宪政民主革命与中共的”革命“完全不同，它将会拔除”痞子运动“、”暴民政治“、”阶级专政“等等”共产革命“的毒根。宪政民主革命实质上也是拯救中共多数成员得以解放的一剂良药。
从县市乡镇着手推动住民选举民官以取代党官，推动基层民众议政参政组建议会，推动县市民主自治运动，是一条现实可行的大道。多年前，乌坎村民众就成功地赶走了坑害百姓的中共党官，通过民主选举推出了民官、实行了乡村自治。虽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最后被压制，但其成功的经验将成为今后各地宪政民主革命的参考样本。中共基层党官住在乡村、里弄，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的底牌瞒不过邻居，他们的权力没有民众的认可，他们的势力依靠豢养”城管“、”农管“作为打手，以及调动军警以形成镇压优势。但这些手段并不能持久，军警总要撤退，打手迟早被解雇，区区党官面对乡村里弄的民众总是一小撮，民众一旦发动，党官无处可逃。胜负只在于民众发动的范围、程度，以及领导者的策略。
大陆在民国时期有过许多县自治的经验可以提供参考。未来大陆回归民国的最佳布局也应该是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共和国。地方自治能够让所有住民获得公平的同等权益，并以地方自治法规防止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习俗之间的冲突。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授权，而不是”上级任命“。相反，”上级“——-省、地区、直至国家中央政府的组成必须有地方议会背书。政府权力之获得由民众选出的议会授予；政府权力之行使有各级地区政府的分权负责；并受到独立的司法机关、督政机关的监督检查；具有民意—–立法功能的议会还有咨政机构的辅佐；所有政治运作须接受新闻媒体的咨询和披露。这就是议会道路终端的蓝图，不可能完美，很可能失误，总需要修整，但可以长久。其实，议会道路并不复杂，并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走的人多了，便能成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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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杭州“七九”民运回忆
4 月 21, 2016 朱虞夫
为盗回被宙斯窃据的火种，触犯天条的普罗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惩罚，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凶恶的猎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使他承受无尽的痛苦。然而，他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忆起20十年前的一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显现。在恶毒的天条的诅咒下，你们现在好吗？盗火者们，你们是否还热情如旧，是否还记得当初的一切？我试着记录下雪泥鸿爪的片段，以冀抛砖引玉。
一、“79”民运在杭州的兴起
1978年大约是10月底，我去金钗黛巷杭5中宿舍朋友陈维健家。好多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吴报建、章某某，还有几个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兴奋感，似乎在我进去以前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我原来在抚宁巷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到了木场巷小学。我初小的同学有很多是陈维健的中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万老师又是一个极为慈祥的人。陈维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较优秀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经常去他家交换书籍、交流思想、谈论对时局的和中国前途的感想，日复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陈维健体魄强健、生活严谨、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深思，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周围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极端扭曲的时代，这种独立的人格真可谓凤毛麟角。他当时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在码头从事非常繁重的装卸工作。
事后知道，陈维健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在听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消息后，已经多次以“郑石鸣”（郑奋、鲁石、民鸣）的联合笔名，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在路过湖滨（现解放路百货商店新旧楼交接处）时，张贴了《国民性一瞥、二瞥》等反专制、倡民主的文章。他们利用夜色，带着大口罩，提着浆糊桶，到了那里，一人扶着自行车，一人站到书包架上，匆匆贴好，立即骑车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当时在玉泉杭州植物园工作，每周进城一次，在与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为他们抄写文章，因为我兼任单位的宣传和美工，文具纸张可以领用。几次抄写后，我又借用陈维健的个人笔名“民鸣”写了几篇小文章。其后我在白天前往民主墙观看，发现有许多外地人在那里抄文章。一打听，他们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抄写的，抄不完就住旅馆，第二天接着抄，费用由委托人（大多是专制政体的受害者）支付。我心里有了一种想法：何不把这些文章油印后分发，便于携带和流传。我建议陈维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册子。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没有必要，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我在抄写《民主万岁》这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添写了许多尖锐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趁机提出：为不连累大家，离开他们，自己改弦更张，并答应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处事非常谨慎，不愿意招惹是非。
20年过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在我是刻骨铭心的，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中披露，不知是否会遭谴责。但是，在浙江民运史上，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人类精神，我想应该予以记录。
“郑奋”是吴报建的笔名。他文笔优美，见解独特，是民主墙前期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当年他从黑龙江回城，没有工作，联络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朋友结识了陈维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墙的消息，开杭州民运风气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鲁石”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瘦长的个子，文儒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是个中学教师，已婚，有家室；在我们这么一群毛头小伙子中，可谓是大哥哥了。在民主墙形成气势后，为家室的安全考虑，他急流勇退了。我几乎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他。
期间，我离开陈维健他们后，经常徜徉在民主墙下，继续以“民鸣”的笔名写了《文革政治小词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读者中形成较大的影响。文章贴多了，我的身份也为读者所熟知。有许多读者踫不到我，就直接用笔在我的文章上写着希望与我见面。
（同时，我通过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与《北京之春》联络，收到北京来信已是1979年2月了。）
二、民主墙下
民主墙下各个阶层的读者闻讯而来，越聚越多。最初，大家神情凝重、默不作声。继而，有人轻声地念，有人悄声地评。看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去，就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有口才的便公开发表自己的观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演说。
在演说的人群中逐渐有几位崭露头角。一位是陈立群，机警聪慧又急智。从济济的人群中，她毅然登上临时搭建的桌台，大义凛然，滔滔雄辩，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那年陈立群22岁，因脚疾，在街道的装订厂工作。她出身在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具有相当文化涵养的开明家庭。一兄三妹，她排行第二，为人朴实厚道。她父亲也是专制制度的受迫害者。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她表现出极强的领导才能，无论内务外交，运转自如，成为高压时期浙江民运的重要负责人。另一位是王荣跃，黑龙江回城知青，待人谦和，敢说敢为，颇具魅力，以他的胆识、勇气和口才，不久成为杭州回城知青的当然领袖。他的哥哥王荣清（当时是杭州绸厂职工）也毅然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到他们兄弟俩有种悲壮的侠风。他们兄弟俩都很正直，每次演讲总是娓娓道来，间或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没有半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做作。他们的家一度成为民运人士的聚会点。我曾认为，我们浙江民运之所以始终健康发展，他们兄弟俩的深厚内涵也起了积极作用。
民主墙上的文章越来越多：署名“杭州锁厂李雪安”的文章，秉笔直书毛泽东，着实使大家惊悸不安。谁都怕引火烧身，谁都不敢与他有任何来往。看看李雪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只有“荷戟独彷徨”了。在众多的民主墙作者中，李是署真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第一人。（多年后，我邂逅李雪安，发现他其实是个极诚实厚道的人，为朋友讲义气。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他并没有利令智昏，把自己嵌进钱眼中去。虽然，他的景况并不太好。）风风火火又闯进一个“方醒华”，文笔犀利，书法优美，颇具鲁迅遗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真名方杏华，当时是杭州钢铁厂小轧分厂行政人员，后来为“六四”下狱，失去工作，颠沛流离，莫知所往。）还有署名“求是”的小块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意在让大家通过讨论来明辩一些是非。（不久，我们通过家访，知道“求是”为张冶达的笔名。张冶达，海宁人，性格温和内向，忠厚长者，恺悌君子，当时在大福清巷的煤球店工作，住在湖滨星远里。后来，张冶达长期从事民运事业，成为后期民刊的主要撰稿人，现在个人景况极差。）
民主墙下站着一个人，站在那里几乎没有挪动过位子，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只是在看。张贴文章的人来了又走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天，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民鸣，叶航想要见你。”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僻静处。
三、“四五”月刊编辑部
在他向我介绍后，我知道了这个人名叫夏连忠，当时任杭州藤器厂工会主席，曾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夏连忠与我约好晚上在民主墙下同叶航见面。1976年我在植物园时曾以“袁鼎”的笔名给当时在杭州玻璃厂平板车间工作的叶航去过信，并索要他主编的《四五》月刊。民主墙运动兴起后，叶航也在墙上张贴了原来的以纪念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四五》月刊。时值1979年，3年前的政治诉求一如明日黄花，观者寥寥。但是，不可否认，以叶航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围已经聚合一批富有经验、知识渊博的智囊人物。我所接触过并敬如兄长的有陈晓峰、韩幼叔、贝立等。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这些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晚上，一行人匆匆而来，一式大氅，挟裹着风尘，为首的便是叶航：气度轩昂，宽额隆准。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说着诸如“早就想见你”的客气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航，可以说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我明白走上这条荆棘路的人，本身是对信仰的祭献。异教徒的命运自古凄惨，然而我们“为王前驱”，以一个小小的我为我们的时代做一个诠释。在叶航身边的是陈晓峰，瘦瘦的个子，深邃的目光，显出几分无畏和哲理。叶航请我随他们一同到西湖边上去会谈。于是，我们来到了一公园的僻静处。
四周漆黑一片，冰冷的风从湖面上强劲地吹来，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稍稍寒暄后，我直截了当地向叶航提出不要再做回锅菜了，我们的刊物应该以启迪民众、宣传民主、铲除产生“文革”专制独裁的土壤为目的。叶航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同意我的观点，提出要请我加入《四五》月刊。我也答应了。叶航当时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我加入《四五》以后一下子就忙碌开了。我有意识地把民主墙下的积极活动份子吸收到《四五》月刊中来。其实，当时《四五》月刊内已经是人才济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叶航的朋友们，还有聂敏之、施国翔、朱惠良、叶崇武、毛庆祥、沈宏、徐涛、夏连忠等等（这几位大都是在文革中久经考验的、在原来的派系斗争中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终于看到了社会的症结所在，毅然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对于各类人才我兼收并蓄，根据他们的特长──设立理论组让智囊们切磋探索。记得理论组是由陈晓峰负责的。会写的进入写作组，根据智囊们的理论写出群众易懂的文章。我兼任写作组负责人。会说的，建立演说组，定期、不定期的民主讨论会供他们挥洒自如，由王荣清兄弟负责。不会写、不会说的安排在发行组，从事后勤工作和刊物的分发工作。朱惠良负责刊物印刷，陈立群姐妹主动负责张贴与发行（其实她们的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财务总管，由徐涛负责。我加入前，《四五》月刊编辑部对社会公开的通信地址是“杭州市第4医院同心干”（施国翔的太太在第4医院工作），有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并留下联络地址。我提出根据读者留下的地址分片回访，通过回访为编辑部进一步组织稿件，同时也扩展了力量。在具体操作上，为了便于和读者沟通，我们在民主墙下设立了“民主信箱”，让读者把意见和建议及稿件自行投放。每次开箱，我们都感动不已。许多读者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个别读者还每月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捐给我们。陈立群姐妹、王荣清兄弟、吴闯（地力）、张冶达以及其他多位积极份子的加盟，内部策略的调整，组织框架的搭建，使《四五》顿然生色，一举成为杭州民运之翘楚。在柳浪闻莺某官邸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选我为《四五》月刊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我估计大家是从几方面来考虑的：第一，我在民主墙发表的多篇文章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我的背景比较单纯，既不是叶航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出身大干部家庭，也不是从派系中来，原有二方都对我感觉不错；第三，我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已由事实证明比较强；第四，当时，接连出刊的《浙江潮》和《沈钟》刊物里有不少是我故友，他们都比较给我面子，我的出任有利于相互间的协调。
期间，返城知青在王荣跃、沈建明等人的带领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他们游行、静坐、绝食，要求废除“上山下乡”政策，要求返回故土，要求落实生存的权利。当局也以强硬态度对待他们，矛盾日渐激化。接连数天，愤怒的知青在湖滨路十字路口集会。参加的知青人数之多，交通为之堵塞。为保护《四五》月刊，保护王荣跃的人身安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写纸条告诫王荣跃把游行集会安排到少年宫去。但是，从众法则已经使知青队伍无法驾御。王荣跃被捕。在受审时，问及我在知青活动中的行为时，王荣跃出示了我的纸条，我们都得以幸免。
记得在知青第一次湖滨集会时，王荣跃在岗亭里演讲。我站在他旁边，尽可能保持冷静，维持着周围的秩序。集会结束，我走下岗亭，被人群密密地围住，无法脱身。在紧急中，朋友刘志群挤过来，把手上的自行车钥匙交给我，并帮我挤出人群去，轻声约我在孩儿巷见面，就让我跨上车走了。到了孩儿巷刘志群的家，里面坐着一大批人，都是刘的朋友，如胡天马、卓刚等。他们都很年轻，向我提出要参加《四五》月刊。我以前也认识他们，都是一些特具艺术气质的好青年。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政治迫害非常残酷，他们还年轻，希望他们不要加入进来。如果他们有意见想发表，可以向我投稿。或者，他们自己出一份刊物，尽量温和一些。以后，他们果然出了《萤火虫》，很有特色，很温和，可读性很高。但是，最后当局仍然没有放过他们。刘志群被迫从单位辞职。当知青请愿达到高潮时，我们在岳王路附近的某位民运成员家开踫头会。有人介绍来两位青年人，其中一位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带着一种军人的气质。他自我介绍叫杨晓雷，在杭钢焦化分厂工作。他非常热情，滔滔不绝地谈了对民运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并表示愿协助我做一些具体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杨晓雷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他和另一位民运成员徐国强（笔名马列兵，当时是杭州印染厂职工，为民运呕心沥血，不幸早逝）病恹恹的样子刚好形成对照。在我离开《四五》编辑部后，杨晓雷一直成为民运的中坚力量。另一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朱惠良，一副憨厚的样子，讷于言辞，人缘极好，办事踏实，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当时《四五》的刻印和发行工作几乎都是他包揽的，一直到具有一手刻蜡纸和美术绝活的吴水泉兄妹加入。
接连几天的集会，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上海的民运人士龚星南正好在当时来杭州。他主动找到我们，约我们去上海与上海的民运人士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互补优势，使沪、杭两地的民运形成合力。我们编辑组全体人员欣然同意。
1979年2月初，叶航、陈晓峰、毛庆祥、徐涛和我一行数人，前往上海。龚星南陪着老乔等几位《人民广场》的民主活跃份子到车站迎接。我们一下车就被“条子”（便衣）盯上了。但是，由于我们一直提倡体制内改革，一直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我们很坦然，按计划和各民运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并由上海方面安排在复兴公园内的茶室里作了较大规模的会谈。大家就民运在中国的存在必要和发展方向作了积极探讨。我们介绍了杭州民运的发展状况。最后，根据上海民运人士偏长演说、杭州民运偏长文章的情况，我们邀请上海方面有机会来杭州演讲，而我们则为上海提供文章。这天，我记忆最深的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小伙子，白皙瘦削的脸，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很文静，总是问我一些具体问题。在我们互留通信地址时，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傅申奇。
四、《浙江潮》与方醒华
在《四五》月刊第3期发刊后，某日，民主墙上张贴了《浙江潮》刊物。从选用的文章看，出这份刊物的是方醒华无疑。通过民主墙上的文章，我已经与方醒华有过几次接触。我们真可谓是“以文会友”了。他清瞿黝黑的脸，一口萧山官话，机敏而强悍。从第一次见面，我凭感觉一下子就把他和布朗基（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职业革命家）联系了起来。在几次的接触中，我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他曾同另一位民主墙的早期发起人王东海一起来我家，约我合作。我至今想不起，为什么竟没有答应他。也许我当时不能接受他那么激进的政治态度。也许我正忙于《四五》的改制吧。于今心里还隐隐有些遗憾。
民主墙下有些独往独来的勇士。他们个性独特，辩才滔滔，胆略过人。我曾同他们接触，希望他们加入到《四五》里来，但是没缘分。吴某某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总认为，《四五》是由学生办的，有种“少不更事”的感觉。在这种想法下，方醒华牵头，联络王东海、吴某某、李雪安和其他几位加盟。《浙江潮》便诞生了。在当时，里里外外都认为，这是一份工人杂志。《浙江潮》的发刊，为浙江的民运注入了新的活力，壮大了声势。我们《四五》不再形单影只。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很受鼓舞。
记得，在《浙江潮》发刊没几天，方醒华约我去半道红与《浙江潮》全体成员见面。那是一幢楼房的底层（后来知道是王东海的家）。我进去后，里面烟雾腾腾。不会抽烟的我几欲窒息。但是，我还是一支一支地接，缕缕不绝地吸。在向他们介绍了《四五》编辑部的情况后，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们接二连三提出的尖锐问题，真有一种“舌战群儒”之感。特别发难的是吴某某和另几位。老谋深算的王东海等待着我的破绽，不紧不慢地送上一个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方醒华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那天，特别提出了帮派问题，因为他们有几位认得《四五》里的原“红暴”派成员。我对他们说，经过风浪波折，每个人的认识在提高，观念在改变，大家都是怀着对民主的信仰才走到一起来的，个人的非组织行为由个人负责，在《四五》月刊里不允许搞任何派系活动。《四五》月刊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派系活动工具。我对他们说，我们大家面对的是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余孽。我们既然参加民主运动，就是选定了走一条充满了血与火的荆棘路。我们都是使者，也许，会以我们的一切殉了我们选定的事业，不要让无谓的猜忌和争论耗费我们的精力。不管是《浙江潮》或者《四五》，大家是兄弟。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为着解放思想，确立人权而抗争。最后，方醒华高度评价了我的观点。其他人也消释了以前的误解。当方醒华送我上车，我几乎虚脱了。在整个“79”民运期间，杭州的各个刊物和团体间也有出现过一次摩擦。我在其中的穿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当年在各个民运团体间获得的信任，使我成为唯一来往于各民运团体间的人。
几乎是同时，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也出刊了《沈钟》杂志，封面由木刻制版，在众多其貌不扬的刊物中，可说是“装帧精美”了。
连同后来出刊的《萤火虫》，杭州有了4家民刊，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探讨之风日盛，民主之声日高。其声势为国内所罕见。较之《四五》，其他三家的成员比较单纯：《浙江潮》以工作多年的工人为主体；《沈钟》以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为主体；《萤火虫》的成员则为具艺术气质的青年工人，也算是声气相求了。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诉求。
五、民运的政治诉求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79”民运期间，众多热血青年痛恨“文革”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事实，认识到一个不受监督的、用强权而不是民意来统治的政体给民族带来的空前浩劫；希望通过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进行探讨，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否则，没准儿一个偶然的机会再出现一个强人，再把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大家通过反思，认识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使每个个人不再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于是，大家提出了要顺应历史发展，反封建专制、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些要求当然会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压制。
于是，大家提出，为治愈民族创伤，必须为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吞噬的彭德怀、刘少奇平反，为被迫害和侮辱的千千万万冤、错、假案的受害者平反。记得当时我们提出了文革期间在杭州发生的几件案子：发生在凤起路的美术家全家自杀案；发生在浣纱路的青年自焚案，以及李提木被枪决的“反革命”案。
李提木，籍贯东阳，生前是杭州凤凰山小学的老师，出身贫困，因家庭多子女，父母准备将其遗弃，为教堂所收养，并根据使徒“李提摩太”的名字被赐教名李提木，受洗后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工作后，敬业爱岗，受到有关方面好评。60年代初，在率学生登山时，为抢救坠崖遇险学生而头部受伤。未几，文革飙起，养伤中，李提木借到《十字勋章》一书，希特勒的焚书、反犹、扩军、备战、蓬勃的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国内狂热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最后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史实，使他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联系了起来。他对“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解放全人类”的叫嚣十分反感。他敏感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根据种种迹象，中国将对世界发动一场战争。而他，作为上帝的羔羊，要起来尽自己的力量阻止这场战争。而且，他通过自己的感受，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及官僚的腐败非常厌恶。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绘画才能，画了一些宣传漫画，到西湖边去张贴。这就是发生在1969年的杭州“3．5”、“3．25”案件。当局被深深地激怒了，在市民中进行了反复侦查。当李提木再一次去西湖边张贴时，在路上被盘查，经搜身后发现传单而被捕。随即，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提木死刑，于1970年4月中旬被处决。是年李提木36岁。一个基督民主主义者由于和平的抗议而丧失了生命，更体现了专制制度的残暴。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起李提木的侄子在植物园工作。更巧的是《四五》编辑部的聂敏之曾与李提木一起关在死囚牢中。李提木临处决前，把部份物品委托聂敏之转交家属。聂敏之由于林彪事件发生而免于一死，出狱后遍访李提木家属不着。我便辗转找到李提木的发妻任月琴，并约聂敏之在植物园见面。
那一幕凄惨的回忆，我至今挥之不去。那天，任月琴带着13、4岁的女儿一起来了。她说，儿子任灵年小不便带，留在家里。在大家谈了李提木的生平和狱中的情况后，我问及任月琴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提木被处决后，在当时的恐怖政局中，他的遗孤得不到任何合法保护，不断遭到暴力的任意侵犯。说到伤心处，任月琴母女泣不成声。于是，我对任月琴提议，当局正在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标榜自己，应该趁这个机会向有关方面提出为李提木平反。可是任月琴没有文化，子女弱小，没有人会写要求平反的材料。我提出由我以李提木侄子的名义写申诉状，由李提木的侄子去向有关方面递送。当局推却不过，只好私下里悄悄地平了反，但拒绝了苦主提出的登报公布的要求。由此可见，假如以前的事与当局无关，当局用不着躲躲闪闪，登报也不会丢了他们的面子。
我们始终认为，开放党禁和报禁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一个不受监督、或者由自己来监督自己的政权是什么黑暗事都做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要求民主、我们为民主而奋斗的根本原因。堂堂中国真的空无一人吗？历史的空白会永远保留吗？民选政府不适应也是10月怀胎所生的中国人吗？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不应该重视吗？“文化大革命”过7、8年还要再来一次吗？“8亿人口，不斗行吗？”
于是，我们义无返顾；于是，我们为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不容；于是，我们被深深地烙下了“矣谒”的烙印。20年过去了，迫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月亮它悄悄地在改变”，傅粉施朱，为了生存，为了既得利益。对于那些明智的政治家，不会忘记满清政府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而终于丧失了生存机会的教训。20世纪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会放弃吗？顽固反对人权准则的政府，能担负起国际重任吗？
民主，我深深地爱你。中国真的不能适应民主制度吗？真的不能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吗？中华5千年的文明史，民主精神一脉相承，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帝尧时代，尚且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不同的时期，赋予民主不同的内容。人类智慧创造的科技已经把人类从自然经济的封建时代发展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还要把人类蒙昧期的制度带入到21世纪吗？
20年过去了，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徘徊期，我的许多朋友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多很多。每一念及，五内如焚。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无怨无悔的。毕竟我们在魔鬼的手掌间挖开了一丝光。我们堂堂正正地享受了一点作为现代人所应该享受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出版和交友的权利。我们的存在使独裁者的自我感觉不再那么好，使他们有所掩饰和顾忌，从而漏出更多的光来。对于一个渴望自由的人，比起我们的父兄，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从邓小平的“中国没有人权问题”到当局给的猪权──“人权就是吃饱饭”──已经是一个飞跃。在此我谨将此文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经历，并把一首普希金的诗献给当年的朋友们：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面，
会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颜，
一定会到来的，那渴盼的时光：
爱情和友谊一定会穿过
阴暗的闸门找到你们，
就像我的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服苦役的黑窝。
沈重的枷锁一定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朱虞夫目前暂留在日本，罹患癌症而无钱治疗，处境艰难。）
难忘的1978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温定凯 2018年11月 2
序言 1978年，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 1978年乃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会议确定了邓小平在中共党内实际的领袖地位，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治国方针，虽然“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终于开始以经济建设成绩作为政 绩的评判标准。
1978年，在中国的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 论，虽然这一讨论的结果，最后演变成为政治站队的大亮相，但这一讨论，确实 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史上向“现代迷信”展开系统挑战的先声。 1978年，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里程碑，因为，只是到了1978年，中 国的“民主问题”才作为中国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才将民主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问题加以讨论，而在此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专用词汇中， 民主仅仅是专制制度的政治点缀。 1978年，出现了先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后是西单墙）、紧接着发生在全 国各地的民主运动。从此，中国出现一个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另一种说 法为“民运分子”）的群体，这一群体虽然以后屡遭镇压，但始终顽强存在，成 为当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978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变化和转折的一年，原为中国共产党一员的我 正式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在他那篇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 讲话中，抨击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和上海的“民主讨论会”，他谈到：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 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 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 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 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 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用现在的法律术语，邓小平的这段话是存在问题的，不说是诬陷，至少是不 确切，第一次传达邓小平这篇讲话时，原文是：上海有个所谓的“民主讨论会”， 又叫“振兴社”，听完传达后，我在上海市文联机关当即表示，邓小平的情报有 误，“民主讨论会”和“振兴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文联的领导表示，有不同 意见可以说明，为此，我作了文字说明。后来见诸于《邓小平文选》，“振兴社” 就没有了，我之所以对此熟悉，因为我就是“民主讨论会”三个发起人之一，邓 小平所述的“民主讨论会”的观点，有不少就是我的言论。
今天，时间流逝40年了，中国虽然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格局，但中国的经 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中国目前虽然仍受制 于党禁、报禁，但民众的自由度已经比较宽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起源于1978 年的变革。
第一部分 我是怎么参加“民主运动”的
- 人民广场
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秋高气爽，吃完晚饭，我骑车急急奔向上海的人民 广场，这天下午，机关的人说，昨天晚上，人民广场有人演讲，我得赶去听听。 上海的人民广场虽然没有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那样举世瞩目，但也历来是上海 的政治表现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组织的各种大型庆典活动和游行集 会都在此举行，不仅仅如此，民间的政治活动也大多以此为据点，尤其是文化大 革命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辩论注1 、“工总司”和“上联司”的纷争注2 ， 都以此为战场。
注1：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学生受江青、康生的唆使，到上海煽风点火，被上海民众围攻，但从此引发 了上海的造反热潮，并产生了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等一批“造反英雄”。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均以上 海人民广场为主战场，在此展开激烈的辩论。
注2：文革中，工总司和上联司的武斗是上海地区继造反派和保皇派之后所发生的最大派系武斗，此案目前 还没有真相大白，据说是在毛泽东的同意或授意之下，军队提供全面配合，王洪文指挥10万上海工人革命造 反总司令部的文攻武卫战士，对上海柴油机厂即上联司的总部实施包围攻击，此役为上海地区在文化大革命 中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武斗，但因背景牵涉到伟大领袖，至今仍模糊不清。目前可以得到证实的是原上海市委 书记徐景贤（四人帮的党羽）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徐在回忆录中谈到，毛乘坐装甲车视察了武斗的现场。
到了人民广场，见广场聚集了大约几千人左右，但并没有想象或传闻中的有 人登台演讲，而是几十人一堆几十人一堆的在议论，中心的议题是1976年4月发生 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情，当然，广场的议论话题也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比较 尖锐的问题。 由于我是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1978年8月份才从北京回到上海， 因此，我的消息和感觉无疑比上海的那些道听途说来的准确。于是，我把1976年 的4月事件和我的看法告知了人民广场的上海民众，由于我操一口纯正的京腔，所 述之事亦是众所关心之事，顿时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并引起广泛的提问，因我自 1973起至1978年一直身处多事动荡的北京，也一直关心着中国的政治前途，因此， 听众的提问并难不到我，很快，我成了这天人民广场的中心，被人群围至深夜而 无法脱身，后在一些人的保护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离开广场，但饶是如此， 还是有一人紧追不舍，非得追问我的联系方法，无奈之下,我就告诉他我的姓名和 工作单位，这位热心而紧追不舍的听众告诉我他叫皇普仁，但此后，我再也没有 在人民广场见过此人（估计他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并有可能是人民广场所在 区—黄浦区公安局的，皇普乃黄浦的谐音）。
当时，首先是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而中共 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出现重大的意 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是“两个凡是”，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 中,对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也是争论的具体焦点之一。 第二天，文联机关传达了上海市委的精神，总的来说，由于北京的动向不明， 上海市的地方当局对人民广场出现的事情不置可否，但市委精神的压力显然是存 在的，市里要求大家尤其是共产党员不参与其活动。我们文联机关的同事显然已 经知道我昨晚参与人民广场的事情（可见情报机关的效力，当然也包括那位皇普 仁先生的功绩），同事之间只是神秘的微笑，但我并没有感到压力。
晚上，我又去了人民广场，市里的通知精神显然起了作用。昨日还热闹非凡 的广场，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我本能的意识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真 正来自民间的呼声是极其罕见的，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不允许存在不同政见，而历 次的政治运动，首先遭到扼杀的，就是敢于出头的、持有异议之人，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后期。红色恐怖对于人民大众思想的禁锢和行为的限制，使人民大众只有 跟着山呼万岁的权利，任何的异端只能通过极其隐晦和婉转的方式提出，且机会 极少，象今天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这样表达民众意识的机会是 不可多得的，如果一个通知就能使之销声匿迹，那就太可悲了。
虽然，就我的个性而言，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尤其不喜欢在街头抛头露面， 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这种抛头露面的结果，“枪打出头鸟”这不仅仅是经典古训， 也是自反右运动以后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现实的教训，当时如有人出头，我多半会 退居二线当个听众，或者是“友情参与”，但若因无人出头而要放弃这种表达公 众意志的机会，似乎是太可惜了。
于是，我担当了这个“出头鸟”的角色，坚持 在人民广场公开演讲，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成为一个榜上有名 的“持不同政见者”。 第一次在人民广场演讲，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情不自禁，是为势所 推，但第二次在人民广场演讲，已是我自愿的选择。
- 1978年上海民主运动的起源
时至今日，对上海人民广场民主运动的起端仍是众说纷纭，比较多的猜测是 北京派人来上海煽风点火，有一种说法，据说还是当时北京的市委书记林乎加派 人来上海点的火，但我认为，这种猜测缺乏依据，因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有组 织的民运活动，虽然中国国内也并不缺乏各类的地下组织，此后更有大量的冒出 （即使在红色恐怖时期，这类小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类组织的活动范围是 极小的，没有足够的能量和经费；如是党和政府内部派系之为的说法，更近乎于 天方夜谭，就如“四人帮”把邓小平指责为1976年4月运动的幕后策划者；邓小平、 李鹏把赵紫阳说成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一样的荒谬，因这完全不符合中国 党政官员的逻辑思维和行为规范。
据我所知，首先在上海燃起民运之火的是一个肖姓的青年，此人在中国图书 进出口公司所属的光华出版社工作，和我一样，是一个复退军人，肖的外表象个 草莽英雄，满脸的落腮胡子，其家庭的背景可能是军人，我此后曾与肖谈过多次， 肖是个热血青年，但缺乏系统的政治观点，不具有经过系统训练和政治熏陶的背 景，他的振臂高呼究竟出自什么原因，他本人有过表述，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太温 火了，应该烧一烧，我估计他在他的生活圈子中听到了一些北京的情况，想在上 海响应一下，但就此说肖是受北京某某组织或某某人的指派，似乎缺乏有说服力 的证据。
- 1978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起源
1978年上海的民主运动除其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背景外，其实也是对发生在北 京的民主运动的呼应。1978年11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鉴于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走向，各派势力发生很大的争议，归纳而言，就是“求 是”和“凡是”的争议，文革的受益派力图维护毛泽东的神象，以求稳固自己的 地位；而文革的受害派则力图改变现状。会议期间，也可以说是和中央工作会议 遥相呼应，北京再次发生了自发民众运动，这一次的目标，是要求为1976年4月的 天安门事件平反。
起始于1978年11月北京的自发民众运动，最终演化成一场持续的民主运动，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现代专制走向尽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对其起推进作用的，自然就是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领袖独裁推向极致，使彻底暴露了“一党专制”下社会治 理的弊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当代史上仍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疑点，还有许多事 件有待定论，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评论，至今仍是一 个尚未完成的艰巨使命，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 空前的灾害，它把数千万纯真无知的青年推向疯狂的颠峰，使民族和国民经济陷 入无底的深渊，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引向现代专制。 1975年，这场由毛泽东发起并导演，“四人帮”作为主角的所谓“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物质供应严重匮 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只是依靠闭关锁国的封锁政策，在一手 控制的媒体宣传上莺歌燕舞。 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管经济工作，实行全面整顿，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虽然，整个国民经济还未驶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但明显已不再背道而驰。然而， 就在整顿刚取得细微成果不久，“四人帮”又借故在教育领域挑起是非，以清华 大学校长刘冰请邓小平转信给毛泽东的事情为借口，以整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为理由，挑唆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这就是1975年开始的所谓“反击右 倾反案风”。 然而，1975年已经不同于1966年，1966年，毛泽东一声令下，可以使数千万 红卫兵为他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但到了1975年，人们已摆脱了迷信和盲从的思 维方式，已经开始用理性的思维来分析和对待一切，不管笼罩在领袖身上的光环 有多么的灿烂。
1975年，当年那些曾经冲锋陷阵而又被打入地狱的红卫兵，不但已经不再受 现代迷信的禁锢，而且已具有勇气向权威挑战，其中，对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影响 最为深远的是发生在广州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事件，这篇名为《论社会主 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种种践踏人权、目无法纪的现象进行深 刻的剖析，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发人深省。“李一哲”为李振天、 陈一阳、韩希哲三位青年各取一字而成，他们的大字报在广东引起轰动，但奇怪 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投入大狱（此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在“六四”事件中辞职而至死没有定论的赵紫阳），而是被拉 到广州各大单位进行巡回辩论（当然，此举的本意是批斗），这使他们提出的论 点得以传播、他们的大字报成为手抄本广为流传，我是1975年在北京，由一个军 队的战友（亦是位高干子弟）给我传阅抄录的，应该说读后受益匪浅，可以说， “李一哲”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奠基者，此后，由习仲勋主政的广东省委为“李 一哲”事件进行了平反，“李一哲”之一的韩希哲亦卷入1978年以后的民主运动， 直至1989年“六四”后流亡海外，而另两位一直未再听到他们什么消息。
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受到极其强烈的抵制，尤其在北京，到处流传 着不利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虽然，红色恐怖使大多数干部群众不能畅所欲 言，但对批邓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则是令当权者亦无可奈何的事情，至1976年1月 周恩来总理去世，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依然没有什么进展。 周恩来的去世虽然是预料之中，但仍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尤其是“四人帮” 在追悼活动中所设置的种种限制，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感，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 的不满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阶段，邓小平仍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并致了悼词， 在灵车驱往八宝山的沿途，北京万人空巷，长安街上的送行队伍甚为壮观，周恩 来作为务实派的代表，他的去世和邓的失宠使人们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感到悲观， 但抗争之心也油然而生。 首先发难的是金陵古都南京，1976年3月，因上海文汇报的文章隐射周恩来总 理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南京市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南京的群众在发往北京的列车上涂刷标语，矛头直指“四人帮”，以至进京的列 车必须在丰台停车整容。 北京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1976年3月底临近清明之际，人们以悼念周恩来总 理为由，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送花圈，并很快蔓延成势，大约是3月31日， 由北京市青年工人理论组送的花圈，首先揭开了送花圈的“醉翁之意”，明确表 示要和“党内资产阶级”（北京民众很清楚是指“四人帮”）斗争到底。之后， 花圈越送越多，越送越大，矛头所指，越来越明，对政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强， 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5日上午，我随部队（我所在的军队原为铁道兵，后改为基本建设 工程兵，在北京修建地下铁道，就驻扎在北京的朝阳门，距离天安门仅十五分钟 的自行车车程）的军车出城，途经天安门广场，看到广场仍然是花圈和标语的海 洋，下午4点，在回驻地的路上，又一次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广场已经是 12 烟雾弥漫，回驻地后，我即骑车赶往天安门，只见天安门广场群情激愤，被推翻 的宣传车仍在冒烟，人们围住北京工人纠察队指挥部的那幢小红楼，议论纷纷， 有些群众扭住值勤的战士质问，但大体上还处于平稳状态，有时汽车的燃烧发出 一些爆破声，引起人群的喧哗。我在广场待到6点左右，返回驻地。 晚饭以后，部队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到天安门广场，我预感到可能要出事。7 点多一些，我再次赶到天安门广场，只见沿着天安门广场，已围成一道包围线， 那些身着便衣的工纠队员只是席地而坐，没有对进出广场的人群采取任何限制措 施。限于军队的作息时间，我不到9点离开了广场，就在我离开广场不久，经毛泽 东批准的对天安门广场实施镇压的行动开始，几万名军队和工纠队员开始对天安 门广场进行清场，执行清场任务的主要是身着便衣的军队，据说是驻扎在通县的 警卫三师和警卫四师，工纠队员只是负责外线警戒。这次镇压事件没有开枪，应 该没有死人，当然，挨些拳打脚踢甚至棒击则是难免的，此后有传说死多少人什 么的，应该是以讹传讹，因所有的传说都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人死亡，但不论死不 死人，对群众运动实施镇压的性质是同样的。
1976年4月7日，电台正式广播了对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并把邓小平作为 天安门广场的总后台，把天安门事件作为1957年匈牙利事件的翻版，把邓小平称 之为中国的“纳吉”（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的政府总理，自由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广播中，中共中央宣布三个决定： 1. 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2. 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3. 任命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天安门事件使“四人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取得了表面上的成果， 并使北京城进入了又一次的红色恐怖，各行各业都进入了所谓的清查运动。 然而，中国的百姓已经不能再忍受专制政治的妄为，虽然专政机 器隆隆作响，但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争，匿名的标语四处出 现，对清查运动阳奉阴违更是司空见惯。当时，我所在的军队也在搞 清查，问谁去过天安门广场，开始是一片沉默，后来我就带头表态说： “我去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如不关心， 不去是不正常的，我不认为去天安门广场有什么错”。我的挑头很快 得到反响，人们开始议论和说怪话，结果使这个清查会议不了了之， 会后，党委书记气急败坏地找我，说上面什么什么的，我亦当场表示 了我的不满。
1976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先是周恩来总理的去世， 后是军队元老朱德的去世，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当北京市民还住在 地震棚里，9月9日，享年83岁执政41年的毛泽东主席终于“驾崩”。 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消息后，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喜交加 的感觉，独裁者终于走了，但中国政坛的发展趋势则是不明郎的，权 利出现了一段真空期，清查不再那么紧锣密鼓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 的政要都在关注毛以后的权力归属。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掌握舆论大权的“四人帮”虽然在媒 体上大造声势，以毛泽东临终“遗昭”的方式，大势鼓噪要“按既定 方针办”，然而，秀才的鼓噪毕竟挡不住枪杆子的轻轻一击，10月6日， 以华国锋的领衔地位，配合叶剑英的武装力量（虽然叶剑英没有做过 军队的主帅，没有自己的山头，但叶是军队元老中唯一在位管事理事 的副主席）、汪东兴的御林军（即中央警卫团），用“宫廷政变”的 方式，轻而易举的拿下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老百姓有一段欢欣鼓舞的日子，大约在10月8日左右，我 们就得到了消息，北京市民奔走相告，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一时间，螃蟹热销， 以“三公一母”为组合，显见百姓的喜庆之情。但稍后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新 一届领导，明确表示要继续奉行毛泽东的治国方针，继续反击右倾反案风，这使 百姓深感失望；而新一轮对华国锋个人崇拜的宣传热潮，更引起百姓尤其是知识 阶层的不满，当时围绕在北京百姓心中的两件事，一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二 是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可以说，这两件事情不予明了，北京的政治局势就不会太 平。
1977年的元月，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花圈事件，人们以周恩来总理去 世一周年为契机，再次向天安门广场送花圈，醉翁之意是要求对“四五”天安门 事件进行平反，要求邓小平复出执政，记得当时有首打油诗： 人活7 0古来稀， 小平已过十个七， 再不出来当总理， 14 人民怎能不着急。 1977年的天安门广场，其声势和规模都可以与1976年相比，但没有见诸于报 端，也未见于民主人士的回忆文章，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上，也鲜有着墨，这 可能与1977年的送花圈最终未酿成事端有关，（对此事，最高当局采取了容忍的 态度，软处理的方法，1977年元月10日以后的一个深夜，清场的队伍将花圈集中 起来，先予默哀致意，而后再予以搬运出广场。）但1977年的事件，在中国当代 民运史上，实质有其重要的地位，它对1978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式勃起，有着重 要的先声和催生作用。
我们可以分析1976年、1977年、1978年3次的天安门事件，这3次的天安门事 件都是人民群众对最高决策当局表示不满的举动，前两次的天安门事件都借助于 死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行表达意愿之实。但两次事件的结果不同，1976年的 天安门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惨遭镇压发生流血事件；而1977年的天安门事件，是 以和平的方式告终，事后也没有追查，事件不久，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邓小平的 复出不能说与1977年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毕竟是民心的表现。
而正是1977年天 安门事件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了鼓励，继而在1978年又一次 的用广场集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见。 客观的说，在没有新闻媒体可以掌握的情况下，利用广场集会，是表现民众 意志的一种方法，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但在红色恐怖时代，可以表达民众意 志的方法确是屈指可数的（即使在今日，民众意志的言谈表示虽然还可以说是比 较自由，但文字表示或媒体表示的方法仍是十分艰难的，网络的普及虽然给人们 以交流的便利，但网络的封杀仍是时常发生的），中国古代就有“法不责众”的 典故，确实，即使在专制制度下，对于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虽然也是视为“洪水 猛兽”的，因无法控制，且不便镇压。因此，即使在文革的最疯狂时期，决策当 局也是以“揪群众运动黑手”为重点，用杀一儆百的威慑方式压之，通常不会把 大批群众投入大牢。况且，从理论上说包括宪法上也载明，毛泽东也曾一度提倡 “四大”，即人民群众有权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结 果往往是被“引蛇出洞”。
正是1977年的天安门事件的顺利告终（不是胜利告终），使之1978年秋天的 波澜再起，由于邓小平已经复出，这次的主题就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1977年和1978年两次民主运动的核心大事，虽然这两件事是关联的，但两件事的处理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不同的，邓 小平的复出困难，完全是由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受益派的阻扰，这主要涉及 的是权利斗争，华国峰的被重用，源之于邓小平的被贬，而当邓小平的被贬证明 是错误时，华国锋的重用自然会受到质疑，因此，从利益上看，华国锋不让邓小 平再次出山是非常正常的，邓小平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在粉碎“四人帮” 的3天后，邓即给主政的华国锋写信，不管这一举措是出于试探、还是表态，其目 的都是想稳住华国锋。 但对天安门事件这种典型真实的群众运动进行平反，就涉及中国共产党对群 众运动的基本态度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但共产党的党派性 质和党派宗旨，使共产党对群众运动只有利用和操纵之份，而决不受群众运动的 左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后，就不再允许脱离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群 众运动，包括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一旦失 控，群众运动就会受到镇压，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工人造反队，都曾遭遇过这样 的经历，因一旦承认群众运动的自主性，就意味着要放弃共产党的绝对控制。
1989 年“六四”前，最高当局之所以死死不对“学生运动”让步，最终导致“六四” 惨案的发生，其原因就是共产党不肯放弃其一党专政的党派性质和独裁专制的党 派宗旨。在“六四”惨案发生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竭力回避“六四” 的问题，而不对“六四”进行公开的平反，其原因还是共产党不肯放弃其党派性 质和党派宗旨。
1978年之所以能够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所促 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派性质和党派宗旨是决不会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 这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促成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主要原 因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利斗争。当然，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也使一部分有良知 的共产党人意识到是共产党的体制出现了问题。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的权利出现了一个强权相对薄弱的时 期，当时执掌中国政权的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文革受益派，但由于他们 在中共党内的资历很浅，缺乏军队的背景（唯一的军队成员陈锡联在1955年授衔 时，只是名上将，御林军统领汪东兴授衔时亦只是少将），因此，在行使权力的 过程中，有很多的约束和顾忌；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 英所代表的军队元老在政治格局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并不主管党务和行政事务，他们所拥有的军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作用，因此，他们有发言权， 但没有实际的党务权和人事权；而此后主导中国政局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等虽然已被“解放出山”，但并不掌握党政大权。因此，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 文革受益派因文革的告终感到失去权利的威胁；而在文革中失势的老干部正在作 夺回权力的努力。
1976年以后，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就是翻案，说起来，这真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大悲剧，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不被整的人；也没有不整人的人。历次 的政治运动，总是有大批的人士被整。今天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评论这些运 动，这些运动都带有整肃、排斥异己的性质，尤其特出的是，无论其运动的初衷 是什么，最终总是当权者的洗牌，有些运动根本无公理可言，如对前国防部长彭 德怀的批判，但这些整肃运动，最终都形成了新的利益帮派，使中国的问题更为 盘根错节。 正是这些翻案风潮，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抛弃他们所受的传统 教育，重新审视中国的当代史事，重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1978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所谓的民主运动，其 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公开讨论，而首要的讨论课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是非，进而 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各次运动的评介，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难免最终要 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
- 民主运动的内容和形式
1978年的民主运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几十年专制政治统治下的集中爆发， 纠合着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恩恩怨怨。由于自1949 年建国以后的运动不息（这还不包括建党期间的所谓历次重大路线斗争和清肃运 动），我们这一代基本是伴随着运动成长的，也是从迷信和崇拜中走过来的，1978 年的民主运动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在事隔40年后的今天，我们 必须承认，我们当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是肤浅的， 认识不足的，但尽管如此，我们的方向无疑是对头的，对中国民主体系的呼唤和 法制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有着重大推进作用的。 1978年的民主运动，说到底，是草民对时事政治的评论和抨击，其首要的内 容当然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随着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运动的 17 主要内容就转入对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介，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批评。
参与民主运动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圈子，有一部分为干部子弟，其父母 大都属知识分子类型和白区工作类型，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和排斥，作为“黑帮” 子弟，其本人也饱受世态炎凉、历经磨难，痛定思痛，对共产党的领导开始持怀 疑态度，这个圈子很少参加街头的活动，即使在场，通常也是作为旁观者，但他 们会书写一些观点鲜明的文章，这个圈子的代表人物是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 长陈同生的儿子陈乐波和陈申申，文革以前，曾有一部深受欢迎的影片《东进序 曲》，影片中有位深入险地、舌战群丑的诸葛亮式人物，也是影片的主人公政治 部黄主任，其创作原型就是陈同生，陈同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冲击，含冤曲死， 是知识分子型的干部在共产党内受排斥和打击的典型例子。 陈乐波和陈申申的离经叛道在干部子弟中也颇具典型意义，此后，陈申申去 了美国，但并非避难。而陈乐波的遭遇则有些离奇，1989年“六四”前夕，因胡 耀帮去世而导致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江泽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为听取民间的 反映和意见，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沂(此人原为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少将军衔，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他划入右派行列，平反后将其派往上海出任宣传部长，但 表现的格外左，离休以后，可能思想有所开放)把陈乐波带到江泽民的家中，陈乐 波对江泽民大侃了一通“法国大革命如何推翻暴政”诸如此类的话题，等江泽民 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后，把陈乐波骂个狗血淋头，上海市公安局把陈乐波抓进监狱， 虽然最终没有治罪，但莫名其妙的关了两年。
民主运动的另一个圈子是青年知识分子，这类圈子比较多，对街头的民主运 动持有限参与的态度，通常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讨论会，但会在街头用大字报的 方式发表一些观点。如乔忠林、胡安宁（他们两个都是华东师范大学68级的学生， 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但都吃过轻信毛泽东的亏）、教师进修学院的李 存荣（在街头的名称为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张汝隽（在街头的称号是“实践 者”“振兴社”）胡可思、林墨晨（他们的圈子叫“海燕”，并以此为名，编了 几期刊物）、傅申奇（曾编过民运刊物“民主之声”）， 民主运动的另一部分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青年，生活给了他们很多 的磨难，这种不如意，使他们对社会表示不满，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 襄阳公园的演说
1978年，民运人士的参政方式主要是街头的演说和大字报，其中人民广场是 个杂谈场所，以聚会议论为主，相对而言，襄阳公园和以后的复兴公园就有点专 题演讲的味道，大字报则主要集中在人民广场和淮海路的一侧（现花园酒店栅栏， 当时是砖砌的围墙）。 在1978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比较系统的演说是在襄阳公 园，演讲是在星期日的上午，具体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恐怕只有在安全局的档案 里才有记录），事先张贴了海报，演说的前一天傍晚下班前，文联的党支部书记， “上海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张军和文联的党支部副书记、组织组长杨我扬找我， 希望我取消这次演讲，其时，我仍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应该是一次组织谈话， 但当时，由于北京对民主运动的态度还不是十分明朗，上海当局也不敢明确表态， 因此，这次谈话只能作为非正式谈话，对文联党组织的劝告，我当即质问，这是 组织决定；还是你们个人的意见。两位组织代表表示：这只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我就表示，如果是组织决定，我还是党员，只能服从，但若是个人意见，我只能 作为参考。两位组织代表也没有再坚持他们的劝告，第二天的演说如期进行。
星期天的襄阳公园，中心草地聚集了上千的听众，当然，其中有不少是负有 特殊使命的公安便衣。我作了《从林彪“四人帮”的崛起，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 法治》的演说，作为开场白，我向在场的听众询问，我的模样不象歹徒吧？当时 我二十五、六岁，自翎还属英俊潇洒之列，我的提问引起现场一片善意的笑声， 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对民主运动的曲解，这主要表现为：在中国 共产党内将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在社会上有部分民众把民主运动视为痞子运 动。 我的演说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演说的主要内容后来形成我的大字报《从林 彪“四人帮”的崛起，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演说结束后，有不少的提问， 其中，具有戏剧性的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学者以一种批评的口气对我的演说加以质 询，但当时就受到在场听众的起哄围攻，据说在场的徐汇区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当 然是身着便服）以听众的角色要求听众听该位仁兄说完，殊不知，其实这位仁兄 要批评我的只是我的谨慎，因此人就是后来成为“民主讨论会”发起人之一并公 开打出“彻底批判共产党”旗号的乔忠林。 演说后的当晚，人民广场的活跃分子陆国富找到我，说有人想约我聊聊，说 此人很有背景，他的父亲是个军长(讹传，乔本人予以否认，但乔的父亲应该是个 干部，据说50年代就担任过企业的领导))等等。可能还是在襄阳公园，见到了那 位乔忠林，见面后，乔忠林对我说：“你今天上午的演说把鼓边都给敲了，但就 是没有敲到鼓心”。 我说：“你是说共产党？”。他点了点头。 “目前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接着说。 “那就难怪了，但如果不把共产党的问题提出来，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共产党”。 显然，他知道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和忌违，便转了个口气。 “当然，我不是要打倒共产党，批判不是个贬义词，批判就是扬弃” “但人们不是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应该说，我们对共产党的问题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我并不愿意目前就公开 谈论这个问题，尤其是我还有着共产党员的称号。 乔忠林很快就加入了街头的民主运动，并成为核心人物之一，他所代表的是 比较激进的一派，相对而言，我是代表比较温和的一派。
- 人民广场的大字报
1978年的民主运动，演说和大字报是民运人士发表己见的基本手段，其后有 一些油印的刊物和传单，襄阳公园的演说以后，我和人民广场的一些志同道合者 也都准备用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在人民广场张贴了《从林彪“四人帮” 的崛起，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的大字报，不过，由于人民广场可供张贴大 字报的地方很少，张贴不久就给覆盖了，据说，中共上海市委搞过一个街头大字 报的汇编，把具有代表性的街头大字报分门别类汇编，包括乔忠林的《彻底批判 共产党》、胡安宁的一篇文章，我的《从林彪“四人帮”的崛起，谈社会主义的 民主和法治》，这个汇编在党内属绝密文件，我没有看见过，但从以后秋后算帐 的资料看，这个汇编是有的，毫无疑义，安全部门收集的资料，比民间的收藏要 丰富，不知道30年档案保存到期后会不会开放这部分资料，如果要写回忆录，资 料保存最齐全的应该是安全局的资料库。 我的大字报是日后开除或取消我党籍的重要依据，大字报中主要的“罪状” 由下列观点组成： 1. 攻击中国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官僚所有、封建专制”； 2. 鼓吹“四人帮”曾经鼓吹过的“党内资产阶级理论”； 其中第1条构成我主要的罪状，据说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有关部 门决定对街头的民主运动采取措施，中共上海市委（也许是公安局二处，即以后 的国家安全局）草拟了一份准备批捕的人员名单，该名单上提到我是这样表述的： 温定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垄断、官僚所有、封建专制”，有 关部门强烈要求严办，但有不同意见，本人是党员。 谈到“国家垄断、官僚所有、封建专制”，其实这十二个字的确是某一阶段 的中国社会主义特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 可能由于本人是党员的缘故，以及我在文化机关工作的原因，这个批捕名单 勾掉了我的名字，但我周围的人全部被公安局批捕或传唤，也许公安局想整齐我 的材料后再对我实施抓捕，但改革开放的一张一弛，使他们失去了机会，因此我 是“民主讨论会”唯一一个没有被抓捕和判刑的核心人员；不能说是第一个，但 我肯定是建国后因为政治问题而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甚至连公安局门都没有进去） 的第一批人。
- “民主讨论会”
“民主讨论会”的酝酿发起，大约在1979年的2月，当时的人民广场，出现了 很多的民间组织，大多是民主运动正式问世前已经形成的三、五人一伙的青年小 团体，如“实践者”（张汝隽）、“海燕”（胡可思）“一群青年理论者”（李 存荣），但更多的是“独立大队”和“散兵游勇”，当时，大家都认为人民广场 的各派力量需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但由于各方的观点不尽相同，还有中国民 族文化的“散沙”特征，更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对非官方组织的禁忌和镇压， 这个联合的组织始终没有成立起来，当然，反对成立联合组织的主要代表是我， 由于我的共产党员身份还在，组织或参加这样的联合组织显然是犯忌的，为此， 我建议成立一个类似联席会议性质的组织，开会时存在，会议结束后对各方都没 有约束力，几次酝酿以后，各方特别是那些“散兵游勇”都赞成这种方式，于是， 不是组织的组织“民主讨论会”应运在上海复兴路上的复兴公园诞生。 “民主讨论会”只是个召集制的讨论会，是个容纳各种观点供各家各派畅所 21 欲言的公共论坛，而促成“民主讨论会”诞生的主要是温定凯、乔忠林、胡安宁， 而形式上的召集人为温定凯、乔忠林、应雄耀。胡安宁是应雄耀的幕后指使人， 胡安宁和乔忠林同为华东师范大学68届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积极分子， 运动后期受打击迫害，胡被分配到陕西铜川，乔尚未分配，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 的讲话以后，乔被捕入狱，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去铜川逮捕了胡安宁。
“民主讨论会”成立以后的没几天，就发生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游行活动， 并在光新路道口拦截北往的火车，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和周边的人（有龚星 南）讲，民主运动不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应该设法阻止这样的活动，应雄耀到现 场代表“民主讨论会”作了劝说的工作。 事后，听龚星南说，他们在牢里，公安局的人很想把知青游行栽赃到我的头 上，但知情人都知道我是不赞成这种活动的，无人证明，公安局只能作罢。 “民主讨论会”于每个星期天在复兴公园召开民主讨论会，并出了一期“民 主讨论会”的刊物，印了四、五百份，刊物中有乔忠林的“彻底批判共产党”、 胡安宁的一篇文章、我的“从林彪、四人帮的产生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是上海民主运动中最具有分量的民间刊物。当时每份收取0.5元的工本费，非常受 欢迎，很可惜，这份刊物，我自己都没有保留下来，这也是习惯，我从不作记录， 从不写日记，我目前保留了一些民运刊物，都不是我收集的，而是一位关心民运 的热心青年最终选择了天主教作为归属，在他临进修道院时，将他收集的民运资 料交我保存。
- 四、二通告
1979年的2月，一场国际舞台上的纷争，给民主运动凭空增添了几分的压力， 这就是中国出兵越南，打了一场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应该说，这场战争还是 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后遗症，如果是今天，中国政府就不会轻易去趟这场浑水。 事情的起源是柬埔寨，当布尔波特的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政权后，在国内 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使几百万柬埔寨人民流离失所，死于非命，残酷镇 压的本意是要巩固政权，但镇压的结果反使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直虎视眈 眈、野心勃勃的越南乘机（但柬埔寨难民确也给经济本就落后的越南凭空增加了 负担）出兵柬埔寨，扶植了洪森政权，把红色高绵又赶到边远地区。 面对红色高棉的求援和越南的扩张野心，中国政府决心出兵，由于中国与柬 埔寨没有共同的边界，无法再用1950年抗美援朝的做法，因此，中国军队只能越 过广西和云南边界，对越南实施正面出击。 中国政府的出兵虽然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在谴责的背后，实质是鼓掌 欢迎，因为就教训越南而言，正是西方国家想做而又不能做的事情，中国政府愿 意出头实质是受西方国家欢迎的，现在有资料披露，对越南出兵，是邓小平访美 时期给卡特总统带去的“见面礼”。 但我们回头再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去扶植和拯救一个奉行“铁血政治”的 红色高棉，难道是值得的吗？事实上，中国、越南和柬埔寨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 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血拼，牺牲了数万的中国 军人，但最终并没有挽救红色高棉走向灭亡的结局。
中国出兵越南成了北京魏京生被捕和坐牢的表面原因，理由是泄露国家军事 机密，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魏京生向海外记者透露的是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官 的名字，这种所谓的国家军事机密的保密性和能否对战争起到作用，相信是“地 球人都知道”。对魏的审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对中国政府出兵越南，我感到非常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借口边境战争整 肃国内政治，因此，我本能上对这场战争是反感的。在机关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时， 我对自卫的概念提出质疑，“到底是越南打中国，还是中国打越南呢？”有些党 棍立即抓住这点想对我发起攻击，空气开始紧张。后来，我就表示，对中国军队 教训越南，遏制越南的侵略扩张，我没有疑义，但我对中央文件的提法有意见， 中共中央没有必要在其内部文件上把事实真相隐晦化，中国打越南就是中国打越 南，没有必要把自己扮成受害者，堂堂大国受一个幅员、人口、资源都无法与其 比拟的小国侵略，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不有损大国的形象吗？有这个必要 吗？ 我的这番讲话，压住了一些党棍借机攻击的势头，之后《上海 文学》杂志社的李子云（曾担任过中国文坛老人夏衍的秘书）说，这种讲法 本身并没有错，中国出兵越南这是事实，中央文件的实质内容都知道，但在我的 讲话中，透露出一种对中央的不信任。 这也是客观的，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持有异议是事实，在共产党的传 统宣传中，白的可以说成是黑的，错的可以说成是对的，而党豢养的文痞已经习 惯了这种文风，即使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屡屡看到这种文章， 其实我当时主要是针对这种文风不满而言。 据说，有人也曾想将这段插曲列为我的罪状，但最后罗列我罪状的文件里， 没有看到这段插曲，可能最终认为是没有文章可做吧？
1979年的3月，街头的民主运动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北京的民主讨论被局 限于月坛公园），但仍没有销声匿迹，相反，街头民主运动的讨论议题和大字报 的内容已经涉及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共产党的容忍范围。3月24 日，邓小平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或者说是在邓小平共产党本性的驱使下， 发表了其有名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公开谴责了北京和上海 的民主运动。 我是在文联机关听了邓的讲话，邓小平在谈到上海的“民主讨论会”时说： “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又叫振兴社。”我听后当即表示，邓小平的情报有误， 因为“振兴社”与民主讨论会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振兴社”是张汝隽等 几个人的小团体，他们在淮海路上张贴过很有分量的大字报，但很少参与街头的 活动。我们机关的党组织对我的抗议到是采纳和接受了，他们对我说，如果你认 为与事实不符，可以将你了解的情况写出来，我随即写了个情况说明，以后邓小 平的讲话正式发表时，有关“振兴社”的内容就不见了。
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局势开始紧张，人大要酝酿修改宪法，把“四大”从宪 法中取消，1979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张贴大字报的“四. 二”通告，毫无疑义，这是将要实施镇压的前兆，街头的民主斗士对此反应激烈， 抗议之声群起，主要观点是上海市公安局只是个执法机构，无权制订法规，更有 人将抗议的标语覆盖在公安局的“四.二通告”上，理由是“四.二通告”张贴之 处应不属于随意张贴之处，张贴在“四.二通告”上不算是违反“四.二通告”。 人民广场的各路英雄以“民主讨论会”为首，决定在星期日的上午，集会抗议“四. 二通告”，并在淮海路上张贴书写标语。
4月3日晚上，我们在连云路一个热心人士提供的聚会点碰头后，回家已经半 夜了，推开房门，只见有4个人在我家里等着我，有市委宣传部和团市委的，看到 我回家，急忙表示他们的来意，希望我能帮助做工作，取消明天的行动，我表示 这很难，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扭转的，他们再三希望我能尽力，而后，我乘他 们的车再赶到连云路，连云路的聚会已经散了，主人对我的举动还有些误会，似 乎我不该带他们来，我也来不及解释，又赶到南京西路乔忠林家，把乔拉出，但 乔的意见也和我一样。都认为无法阻止。
这天最终回家已经是凌晨3点了。 淮海路上布满了警察，他们排队守护着那堵“民主墙”不让我们张贴标语， 双方形成争执和冲突，马路上人山人海，交通封闭，那些民主斗士手拿墨汁，要 冲上去书写标语，但警察死死守住，群情激愤之下，有的斗士已经与警察发生推 推攘攘，我在第一线，但我坚持以理服人的原则，与我跟前的警察讲理，但我边 上的李方（广场的散兵游勇，其父亲是我文联的同事），已经克制不住，几乎要 和那位警察动手，墨汁已经洒了那位警察一身，也洒了我一身，但我并不想发生 斗殴事件和流血事件，拼命拦住他们，保护那位坚守岗位的警察，僵持了一会， 警察接到命令撤退，临走时，那位警察紧紧握了握我的手，虽无言语，但其感谢 之意不在言表之中。在以后的清算中，李方被捕，淮海路事件亦是他主要罪状之 一，那位警察据说也作了证词，听说公安局本想把我也列入淮海路的罪魁祸首之 一，要那位警察作证，但最后是没有下文，可能是那位警察不愿作证。我想也是， 虽然警察作为一个群体，与民主运动是天敌，但具体到个体，警察也是有思想的， 也是明事理的，尤其是那位警察，他应该非常清楚，那天淮海路之所以没有发生 流血事件，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 镇压
预料中的镇压终于降临了，上海市公安局于四月中旬开始全面抓捕人民广场 的民运人士，“民主讨论会”的头面人物除我之外，全部被捕，当然，被捕的人 都以为我也在被捕之列。事实上，抓人后的第二天，文联党组就和我谈话，问我 对抓人事情的看法，我当即表示了抗议。文联党组征求意见是假，实质上是让我 “停职检查”，当然，文联党组和我的谈话是有余地的，并没有象电视剧或电影 中那样的正式向我宣布，而是含含糊糊地让我不要工作了，但没有任何其他的限 制措施。 本来我也是在被捕的名单上的，由于存在不同意见且本人是党员的缘故，可 能还有我所在单位是比较敏感的文化团体的原因，在审核这份批捕名单时，我被 勾掉了，有关部门想先抓捕民主讨论会的其他参与者整理出更多材料后再回头抓 我。但由于时局的变幻、政策在开放和紧缩之间跳跃，抓我的时机就错过了，我 因此成为“民主讨论会”重要成员中唯一没有进过监狱大门（也包括公安局的门） 的人，也是中国第一批因政治问题但没有受到监禁的人士。
1979年4月被捕的人员很多，“民主讨论会”中有乔忠林、应雄耀、沈海玲、 龚星南、其他方面的人有李方、王辅臣等，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去陕西铜川抓捕 了胡安宁。 被捕的民运人士，关押在思南路的第一看守所，几乎所有被捕的人都以为我 也在被捕之列，这些人出来后告诉我，在看守所，他们想法在饭盒上刻字，互通 信息，总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到今天，还是有人对我的幸免持怀疑态度，认为我 和安全部门可能会有所勾结，那位范似东在美国和我联系时，似乎也想往这上靠。 老实说，直到今天，对1979年我没有被捕的原因也同样不知所以，分析原因， 除了前述的本人是党员和我所在单位是比较敏感的文化团体的原因外，可能还有 以下的因素： 1. 虽然我是民主讨论会的发起人，但我在人民广场的活动历来坚持公开、合 法的原则，“合法斗争”是我在民主运动中一贯公开声称的原则。这个原 则，当然也为安全部门所知，在文联党组与我的接触中，他们也谈到过这 个事情，当然他们所说的是我年纪虽轻，但非常老练，有一定的政治经验 和阅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你说你是“合法斗争”，但你是共产 党员，你和谁斗争？”但既然我以合法斗争为原则，在我的言论和行为中， 必定比较谨慎，即使我批评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但通常也会以林彪和 “四人帮”为引子。 2. 我不搞秘密组织，坚持公开性，我曾对周围的人说，我讲的话，可以在任 何场合说，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有公安局的人在那卧底，我已经基本 确认一位林**肯定是卧底，因其年龄已接近半百，非常关心“民主讨论会” 的一切，但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卧底人士的特征。但我从不排 斥林**参加我们的各项活动，我希望通过他来上传我们的信息，因我们并 无推翻政权的打算，我们当时更希望是推动体制内的变革。更何况，民主 讨论会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组织。当然，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真 要整你，可以随意给你加上个帽子，且这是不容你分辩的。 可以说，我是建国以来因政治问题而没有坐牢的第一批人，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社会进步，虽然这一进步是以无数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
10。 在文联的挨整
政治形势的反复无常，使对我的审查时松时紧，应该说，上海市文联对我是 比较宽松的，首先是文联的党组（书记是钟望阳，曾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后任 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在文革中被整；副书记是冯岗，原解放日报的副主编， 亦在文革中受批）对整人并不积极，文联本是个自由化空气较浓的社会团体，素 有裴多菲俱乐部之称，在结束文化革命后的开放环境下，文联党组并不想背整人 的恶名。 在文联，真正热衷于整人或者说是习惯于整人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是 文联组织组组长杨我仰，此人原为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的副主任，也是1978年从部 队转业到文联，应该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恩怨，也许是职业习惯，此公的 思维方式比较传统，属深受共产党传统思维和宣传毒害的那种，他原以为抓住我 的事情搞出点名堂，可以作为他在文联的政绩，但由于我并不是属于可以轻易摆 布的那种，着实使他吃了几个钉子，有一次，组织组找我谈话，我去时刚好他离 开，桌子上摊着有关部门整我的材料，我乘便浏览了一下，该材料完全承袭文化 大革命的风格，虽然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显然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或片面强 调。在以后与党组的谈话中，我抓住这份材料发难，据说杨也为此受到批评，因 这份材料显然是不该给我看的。这些整人专家总认为他们以党的名义，侠组织之 力量，被整之人只有屈首低头之命，而中国历来的政治气候也确实给他们以呼风 唤雨之力量，但这都是现代专制造成的，而一旦现代专制失去魔力，在其麾下的 任何法杖都会随之逊色的。杨我仰在对付我遇到挫折后，就不再单独找我谈话， 每次找我谈话，总是要找几个老干部作陪，由这些人先出面，他抓实质性的问题。 杨我仰是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培养的典型政工干部，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自己的 思想，只会执行上级的指示，虽然他们对自己的私利也不会放弃，也会利用自己 的职权谋取私利，但他们身上机器的成分会更多一些，有趣的是，1989年的“六 四”，上海作家协会也组织机关干部和专业作家游行示威，我作为前作家协会机 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事后，据说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想把我作为这 次游行的组织者，但遭到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是赵长天，系作家出生，思想比较 开放，但不幸英年早逝）的拒绝，由于杨我仰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作家协会有些 人笑言“组织组长杨我仰组织了这次游行示威”。
- 和安全局的正式接触
在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即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国家安全部由原 中共中央调查部和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合并组建）的眼中，我显然是人民广场民主 运动参与者中身份地位比较特别的重点对象，在我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也耗 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金钱。我刚从北京回来，是文化艺术团体的工作人员，他们以 为我有什么背景或者后台。其实，我是一介平民百姓，虽然我有一个知名度很高 的兄长，其参加了邓小平复出后的教育改革座谈会，为恢复高考作出过贡献，但 其时，他只能算是一个知名学者，并无任何政治背景，而且，我参与民主运动和 他没有任何关系。 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上海市有关部门逮捕了包括乔忠林（民主讨论 会的发起人之一）、胡安宁（民主讨论会的实际发起人之一）、应雄耀（民主讨 论会的发起人之一）、龚新南（民主讨论会的积极参与者）、王辅臣（即邓小平 讲话中所谓诽谤毛泽东同志、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者）、沈海玲、李方 等人，尽管安全局对我实行的是高度监视，包括实施了窃听跟踪（用现在的话来 说叫“上手段”），但很少与我正面接触。 对民主运动人士实施逮捕的当天，文联党组找我谈话，主管党务的副书记冯 岗问我，最近有没有听说些什么，根据最近的动向，我一听，估计是抓人了。我 就说，是不是抓人了。冯岗点点头，问我有什么想法，听到这个消息，我并不吃 惊，由于心理早有准备，我非常镇静的表示遗憾，然后，冯岗叫我把工作放一放， 这实质是让我停职审查，但文联党组并没有明确向我宣布。我也没当会事，自己 找个屋子看看书，事实上，也没人来管我，因此，在我停职审查期间，除了少数 几次与党组和组织组谈话外，我一直比较自由，也没有与公安部门有什么接触。
唯一的一次与公安局的正面接触大约是1979-1980年间，由于对我的审查老是 没有结论，我屡屡表示抗议，有天下午，组织组通知我，说公安局的同志要和我 谈谈。这天下午，公安局来了3个人，为首的自称姓张，约40岁左右，另两人比较 年青，一个姓黄，另一个始终没说话，不记得其姓了，在组织组与他们照面后， 组织组的人作了介绍，老张很客气的说：我们还可以称为同志吧？ 我接口说：是吗？好象有人不这么认为吧？ 谈话是在文联的西厅，文联组织组的人没有参加，谈话的气氛虽然不是剑拔 28 弩张，但暗藏锋芒，这次的谈话，使我领教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厉害，领略了预审 高手的剑锋。 谈话当然是围绕着民主运动中的言论展开的，主要是老张，其他人没有插话。
老张问：“在连云路（人民广场附近的一个居民点，一个民主运动支持者提 供给我们作碰头用，我们有时在此聚会）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有伟大、光荣、正 确的一面，也有相反的一面，也就是说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你有没有听 说过？ “我不记得，没有印象” “你是个共产党员，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是个概念问题，可能说法不太准确吧？”我显然有点含糊其词。 “你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记不清楚” “如果有人证明是你讲过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要对此进行解释。” “怎样解释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荒诞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各 级组织居然没有一个公开出来反对，任凭少数几个人为所欲为，这段历史难道能 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 老张的提问方式完全是审讯学中的从外围着手，试图使你逻辑混乱，不能自 圆其说，而后再予以击破。经过这段对话，我对其的问题回答得更为谨慎了。 几个小时的对话，他们似乎并不想问我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多的是将我的 一些在他们眼中是出格的话重复给我，显然是给我一些警告，要我知趣。 谈话快结束时，我说，“根据我们今天的谈话，我认为你们对我采取了非法 窃听的手段，我表示抗议。” “你可以去告我们”。老张有持无恐的表示。当然，我也只是表示一下我的 态度，我不可能去向裁判申诉裁判的违规。 谈话中我曾同意就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写一材料，他们说过一个星期来拿，但 显然他们对我写的材料不感兴趣，过了三、四个星期，那个小黄才来向我要材料， 我当即表示：“看来你们并不需要我的材料，那就免了吧？”那个小黄忙打招呼， 说是因为忙。
我再次看到小黄，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大约是在1982年，我们几个在 人民广场认识的朋友合计做点小生意，在温州开了个小商店，参与者有李存荣（即 “一群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代表，上海教育学院的教师，“六四”事件后辞职去 日本，回来后做了一段期货交易，以后我们曾一起创办了在上海知名的“自立书 店”）、秦林山（人民广场的主要活跃分子，上海外贸学院学生，毕业后分配中 国铅笔一厂，离职后经商，后与青岛民主运动的活跃人物孙维邦的妹妹孙维仙结 婚，孙维邦是1978年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经商并开了一家饭店，“六.四” 事件后，被指控支持学生运动判刑10年，孙坐牢期间，秦林山经营管理饭店，孙 出狱后，秦林山与孙维仙离婚，交还饭店，去洪都拉斯开饭店，后回上海，据说， 国家安全局不让秦入境，后让其作了承诺和担保后再让其入境），范似东（当时 民主运动的外围分子，在《民主之声》上写过文章，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 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和温州的两个朋友，我只是投点资，经营主要是范似东和秦 林山负责。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范似东有虚报货款和挪用货款的问题，我 们几个商量了以后，决定终止合作，进行清算，在我去范似东家告知我们的决定 时，安全局正好上范似东家对范实施逮捕，带队的就是那个小黄，我们打了个照 面，那天安全局去了一大堆人，又是录音又是拍照的，我在那很尴尬，看了一会， 而后小黄示意我离开，我也就走了。第二天，据说安全局来了四个人找文联党组， 通过文联党组要我讲一讲与范似东的关系，无疑，安全局想借此机会整我。
范是以间谍罪被捕的，据说，国家安全局还拍了一部记录片，组织机关团体 观看。范被判了12年徒刑，范的情人陈丽萍被判了3年，当然，以间谍罪判处范似 东对范是来说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其实，在范被捕之前大约一星期， 我已从陈丽萍那里知道了他们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决定终止合作的原因之一。 范的囹圄之灾起因于他们与美领馆的交往，当时的驻沪领事戴维喜欢结交中 国人士，自然受安全局的关注。陈丽萍英语不错，很想出国，与美领馆的交往是 由她而起，陈向美领馆引荐了范似东，范对美领馆的人士说，他是上海民主运动 的领袖，美领馆很感兴趣，请出领馆里专门收集这方面资料的专家向范询问，但 范说不出所以然，那个专家也就不再感兴趣了。要说范似东他们向美领馆提供了 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那是冤枉的，唯一有点违规的资料是中共中央5号文件（可能文 号有误），是关于学生出国留学的规定和政策。从情报学角度上说，这份文件虽 标有秘密的标志，但属广泛传达的，并非真正的保密文件。范和陈与美领馆的交 30 往搞的神神秘秘的，他们进外交公寓以假名登记，但这都在安全部门的掌控之中， 有一次范和秦林山去温州洞头，安全部门派车紧紧跟踪，秦林山也发现跟踪，但 以为是跟踪他的。范的所为，秦也不知情。 因范的问题，我又被文联审查。当然，审查的结果是范与美领馆的交往我没 有参与，但这次审查直接导致了我被调离文联机关，下放到文联下属的图片中心。 范几乎是坐满了十二年牢才被释放的，他出来后，曾来找过我，说他是为民 主运动坐牢的，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因他只是个外围分子，我说，你坐牢是与美 领馆的交往引起的，而你们与美领馆的交往主要为出国，不象你讲的那么高尚。 对我的不认同，范很失望，此后就没再联系，范当时对我说，他挪用的钱以后会 还上的，我表示这钱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后几年，范到了香港，从香港汇了15000 元补偿给我、李存荣、秦林山（代表温州两位朋友，因秦当时没有投资）。以后 范以难民的身份从香港碾转至美国。 说到美国，范出来时曾对我说，美领馆当时承诺保证他们安全，如遭中国政 府非难，他们会出面交涉。但他被捕后，美领馆并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他认为美 国政府欺骗了他们，他准备到美国去起诉美国政府，对范的异想天开，我当时就 泼了冷水，你有什么证据可以告美国政府呢？恐怕连律师费你都无法承担。范还 对我说，大赦国际曾将他的问题向中国政府交涉，他在监狱中，比利时的副首相 曾到狱中探视，范说的这些情况，我们无法核实，但不管怎样，范的12年铁窗生 涯确是过分的、冤枉的。 范到美国后，想写上海的民主运动史，曾多次打电话找我了解和核实当时的 情况。据说，范的书已在美国出版，书名《老虎–中美关系史上的惊天大案》，至 今我也没有看到范似东写的书，在范的电话采访中，我曾要求他发表我的谈话要 经过我的审核，当时范答应了，但显然范没有遵守诺言。
从范的书名上，我估计 范还是以他个人的经历作为书的主要内容，其实范的案件，并非什么惊天大案， 只是中国安全部门的一个借题发挥之作，对美中关系不会构成什么影响。
- 我与政府机关的沟通
虽然我是人民广场民主运动的为首分子，但另一方面，我也是上海人民广场 广场民主运动与中国党政机关的联系沟通渠道之一，这并不是说我有政府方面的 背景，甚至像某些人猜测的我与政府方面有勾结，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几个 31 方面： 1. 我当时工作的上海市文联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直属单位，我在上海文联的 一言一行，都会通过所谓的组织渠道传递信息，如邓小平讲话中关于“民 主讨论会”和“振兴社”的错误，就是我在文联指责后予以纠正的，在上 海人民广场，我坚持“公开斗争”、“合法斗争”，因此，我历来不反对 与政府机关包括公安机关的联系和沟通。 2. 当时的上海市委是通过共青团上海市委作为一线机构负责对人民广场民 主运动的联系和接触，而我是他们的重点工作对象，团市委群工部有个姓 陈的干部（转业军人）经常与我联系（虽然以后听说他因立场不坚定而受 到批评），另外，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陆国梁也见过几回，陆的背景应 该是反击右倾翻案中受迫害的，属于有思想的，如果不被招安，应该也是 民运分子，但一旦坐在官方位置上，其言谈就格外的枯燥。 3. 我曾与团市委副书记陈启懋（后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举行过会谈， 虽然不能作为正式的座谈会，但陈显然是作为官方代表来听取民众意见的。 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主要是宣传我们的主张， 是呼吁中国要实行民主和法制的治国方针，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主张直接 与当局交流呢？由于我历来主张“合法斗争”，因此，我可以在任何的场 合下宣讲自己的主张。事实上，我也在所工作的文联机关宣讲和坚持自己 的主张。 在上海的民主运动中，主要的参与者来自三个方面，一部份是干部子弟，其 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使他们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深有了解，对社会诸 多问题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的家庭背景也使他们有较多的信息渠道；一部份 可以说是中国的草根，身处社会的底层，饱受苦难煎熬，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而 力图改变；另一部份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他们接触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看到这个 国家制度上的缺陷，并试图推动社会变革。可以说，这三方面的人员与我都有广 泛的接触，都维持着比较紧密地联系。
- 两次出党
虽然，我没有坐牢，但政治上的挨整却是不可避免，大约是1981年2月，对我 的审查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处理阶段，这天我感觉气氛有点奇怪，似乎避着我在开会，虽然我本人并没有被邀参加开除我党籍的党小组会，但后来还是有“党内同 仁”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本想闯入会议室行使我的党员权利，但后来考虑，没必 要给本来相处不错的同事难堪，也就罢了。 这天接近中午时，上海市文联的党组副书记冯岗、文联秘书长丰村、组织组 长杨我仰、办公室副主任王进正式找我谈话，冯岗说： “对你的审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三条出路：第一条路 是检查，如果检查深刻能够通过，可以保留党籍，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条 路是你既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退党；第三条路则是交全体党员大会讨论”。 第三条路的意思是开除党籍，事实上，开除我出党的决议正在各党小组讨论。 我当即回答： “关于检查的问题，你们让我检查什么？我不认为我的行为和思想是错误的， 中央对1976年的“四五运动”已经正式平反，邓小平对1978年的事情当时也作了 肯定，是错误我可以检查，没有错误我是不检查的”； “关于退党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我还要 看一看，现在我没有必要退党”； “至于交全体党员讨论的问题，那不是由我决定的，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 不是已经在讨论了吗”？ 这次谈话，是所谓组织给我的最后机会，由于态度明确，谈话很快结束。 但预期马上召开的党支部大会并没有如期召开，过了几天，有两位没有在党 内担任职务的老党员找我非正式谈话，大致的意思是双方都退一步，劝我作些检 查。我有些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既定方针发生变化。
在这之前，中共上海市委的班子发生变化，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 派原海军政委苏振华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原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担任第二书记、 原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担任第三书记，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彭冲，这个班子的设计是 针对当时上海是“四人帮”重点控制地区的特点量身而定的。民主运动兴起后， 据说彭冲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曾点过我的名，说象我这样的 共产党员就应该开除出党。后来中共中央派原粮食部长陈国栋来上海当书记，派 后来在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因“六四”事件而丢官的芮杏文担任市 长。新班子上任后，我曾就对我的审查投书上海市委（虽然我明知对我的审查决 定本来就是上海市委做的），表示我的意见。 后来我知道，致使支部大会不开的原因是开除我出党的决议在各党小组讨论 通过时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当时文联一共有11个党小组（以部门和协会为单位， 有几个协会不在巨鹿路本部），开除我的决议以6：5遭到否决，除设在文联机关 外的机构、协会的党小组外，机关本部的党小组多数不同意开除我出党，致使开 除我出党的决议搁浅。 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出党的决议在党内被遭到否决，据我所知，在中共党内（特 别是执政以后）是史无前例的，这并不是我有什么背景，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 专制亦已开始走向末路，唯上为是，惟命是从的现象已在普通党员中开始失去市 场。 开除我出党的决议搁浅后，文联机关党组向上作了汇报，据说，当时主持上 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洪泽曾表示，天安门广场（当然包括上海人民广 场）当时邓小平自己也表示支持吗，不要追究了，说说清楚算了。洪泽过去曾任 中共华东局的宣传部副部长，是党内老资格的意识形态专家，思想比较开放，也 很干练。 那两位老党员找我非正式谈话，就是基于洪泽的讲话，后来，我曾象征性作 了些组织纪律性的检查，但此后就没有下文，据说是公安局（当时还没有成立国 家安全部，政治方面的事务归公安局政治保卫处负责）方面不同意就此了结这件 事，就这样又过了半年。
在此期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那位以“摸着石子过 河”著称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的改革并无既定的方案，而是不断的用左手牵制右 手，用右手打击左手，在此反复中，迎来了第一次反自由化高峰，即针对白桦先 生“苦恋”所进行的批判。虽然，针对“苦恋”所进行的批判并没有取得保守派 预期的结果，相反，这种批判反而在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更强烈的抗争，但尽管 如此，“批判”毕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引成一种高压政策，在此环境下，中共上 海市委机关党委（我的党员关系隶属于该党委）推出了解决我党籍问题的第二方 案。 大约是1981年的7、8月间，文联机关党支部（支部书记为“上海文学”杂志 社的编辑部主任张军、副书记为组织组长杨我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专题讨论 取消我党籍的问题。 这次支部大会的召开，事先没再走党小组预习的程序，由于对此我早有准备， 因此表现也比较坦然，当然，在中共党内，对处理这类问题也是富有经验的，事 先也作了准备，无非是找几个人进行“大批判”。 会议开始，支部书记宣读我的“罪状”，主要是“民主讨论会”的问题即所 谓的非组织活动和我在一些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的言论，如我曾说过：如果说 苏联的社会主义被称之为铁幕式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铁桶式的 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材料很长，有些在之前的审查中涉及过，有些没有；而过 去在审查期间作为我问题的言论，有些在这次的材料中消失了。如在审查过程中， 曾指责我攻击领袖（指那位“英明领袖华国锋”，因在人民广场，有人说是华国 锋主导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当时就驳斥说，不对，主导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包 括部分革命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公安部门将此作为我攻击英明领袖的证据，在 文联的被审查谈话时，我曾情绪激动的反驳道：难道你们想搞新的个人崇拜吗？）， 因华国锋已经下台，该言论已经不能再以此治罪。 针对过去在审查过程中涉及的一些事情和言论，我已经准备了一份数万字的 答辩材料，在会上，我陈述了我的立场和观点，驳斥了对我的指责。 然后，预先布置的批判人员开始登台，我感到庆幸的是，登台发言的除了两 个党棍，再就是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被迫充当打手的文学编辑，文联大多数的共 产党员尤其是那些具有声望的人士，已不愿再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同流合污，即使 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至少是不趟浑水。 由于会议已延续了很长时间，不少与会者对这种老套的批判感到怨倦，建议 早些结束会议，于是会议进入表决，主持者称，对我的问题是一种处理而不是处 分，参照中共中央对革命意志蓑退的党员（主要指老干部）可以取消其党籍的规 定，要表决的是取消我党籍的决定。这个形式也是很荒谬的，我不是老干部，这 个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由于开除我出党的决议已经被否定了一次，不能再开 除一次，实在没法，只能套用这个规定了。 表决用举手的方式进行，第一次表决，同意的有50多人，反对的没有，弃权 的有三人，但经统计，参会人员共有70多人，也就是说，有将近20余人什么手都 没举，用不参与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这个统计结果使主持者颇为尴尬，有 人就说，不管怎样，总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吗！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表决， 这次表决先从反对的开始，此时，刚好党组的机要秘书陈贤迪从外面进入会议室， 他举起了手，我马上表示，我自己还有一票，这样，就有了两票反对；接下去表 决弃权，有四个人举起手，其中有那位著名的王若望先生，还有“上海文学”杂 志社的几个编辑历燕书、肖元敏和徐大隆；此后，就不再表决，剩余的人员就算 是同意，这种表决法可以说是一种作弊，但由于这不会影响表决结果，我也不想 使那些以沉默表示反对的同事招致可能的政治迫害，也就没再坚持。于是，取消 我党籍的决议以2票反对，4票弃权，余票同意的结果通过。通过以后，王若望先 生发言，就他投弃权票一事作了说明，王若望先生发言的中心意思是，我对中国 社会问题的思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象我这样的人存在。 以后，文联党组织开除王若望先生党籍时，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则已经作了 修改，由于因政治见解或政治异议被开除出党，在基层支部愈来愈难通过，因此， 新章程对开除党员已经不需基层支部通过，可以由上级党委直接开除，因此，开 除王若望党籍，已经不需要文联支部讨论了，当然，此时的我，也早已被取消党 籍而不再具有表决权了。 决议通过以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规程，对任何党内的处分或处理都可以申 请复议或申诉，我当然不会放弃任何合法的抗争，即准备了申诉的材料并交给党 组。决议通过后的两个星期左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基层处的几位先生会同文 联组织组找我，给我一份通过的决议要我签字，我在决议上签署了我的反对意见， 对我的申诉，宣传部的钟先生回答说收到了，但没有对我的申诉表示任何的意见， 当然，即使要表示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宣传部的人参加了取消我党籍的会议， 但按照中国共产党规程，不给我申诉答复，显然也是违反规程的。
取消我党籍的决定，中共上海市委没采取党内通报的方式，而党内罪名比我 小的多的练增民（原上海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一个基层施工队的党支部书记）因参 与“民运活动”被开除出党，曾在党内通报。之所以没有在我的事情上大张旗鼓 的原因无法得知，可能因为形势变化无常，那些整我的人不想把事做绝而留有余 地，之所以不对我的申诉回复，可能出之于同一个原因。
- 40年后的回顾和沉思
1978年距今已经40年了，虽然岁月的流逝使1978年的风风雨雨渐渐淡出人们 的记忆，就如1989年的“六四”似乎也渐渐被人遗忘一样，但作为当事人，我对 1978年的往事一直是记忆犹新，更为重要的，1978年所提出的课题即“社会主义 的民主和法制”，至今仍是中国人民需要正视和重视的，虽然“社会主义”已经 改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且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民主和法制”仍是 中国社会需要建立和健全的根本制度。 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 也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当自主权，也得到了较大的个人自由空间。但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社会的腐败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日显扩大，且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又要回到40年前所提出的课题：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此，我们丝毫没有否认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即邓小平、胡耀邦、赵 紫阳）也包括第三代领导人（即江泽民、朱镕基）、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温 家宝）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这种贡献最大程度是表现在经济体制 的改革方面。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虽然有过反复，走过弯路，带有弊端，但中 国的经济（无论是经济总量和质量还是所有制形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混合经济成分已经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且已经无法再 走回头路了，尽管其中不乏央企的垄断经营、尽管私有化过程中普遍的官商勾结、 尽管其具有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特征。 然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系列游 戏规则包括潜规则不光约束了人民大众的民主选择，也极大地束搏了共产党自己， 就执政者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后代领导人在体验一党专政的时候，可以得到独断 专营的痛快；但同时也都饱尝了专制制度治下种种弊端所带来的压抑，他们也都 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刻意营造的仕途环境下战战兢兢、一步一步而取得领导权的， 作为共产党内的优秀分子，他们当然清楚这个制度的弊病，他们也想建树自己的 政绩，甚至想改变这一制度，但这个由他们继承的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 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包括领导权的可能丧失，使他们更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以致 任何新的思想都需用极其隐晦的方式表达，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其理 论基础应该来源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所谓全民党 的理论。这本来是对共产党性质的根本改变，是使共产党走向普世价值的很好契 机。但在“三个代表”的宣讲中，根本无法突出这一根本改变，使三个代表的理 论完全没有变革的理论指导作用；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更是无法深究 的空洞纲领，一个不受监督的政党、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一支由政党绝对 控制的军队，怎么可能去“科学发展”呢？于是乎，所谓“和谐”成了不作为的 代言词，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办法抑制腐败的盛行和漫延，仍不能启动 人人都知道需要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习近平的中国梦，对被选到的贪官当然 是恶梦，但对广大的草根百姓显然也不是美梦，更多的感觉是幻梦。 政治体制的改革至少在本届政党班子任期内是看不到希望的，恰恰相反，1978 年改革以后，在政治体制上取得的最大成果，即取消最高领导的终身制，居然高 票通过修宪而取消，这是政治改革方面的倒退，而且，屡屡出现因“妄议中央方 针”而丢官的新闻。可见，有人是怀念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
在中国共 产党的第五代接班人中，估计实施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就目前的态势来看， 与其空谈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如讲如何遏制腐败来得更为实际。就腐败而言，虽 然这个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但我宁可相信，中国的执政者也希望腐败问 题能够得到遏制，因腐败问题最终将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而面对中国共产党 的困局（即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已经不是泛谈或抓捕一批贪官就可以 轻易解决的事情了。 时常有人问我，中国的民主化有无希望，其进程大约需要多久，对此，我是 充满信心的，我相信，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虽然可以享受独裁的不受监督， 但对这个制度的罪恶和弊端都是心知肚明的，相信他们也是愿意改变这个制度的， 只是忌于艰难和对权利丧失的畏惧而视为危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 网技术的普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势必要作出“与时俱进” 的改变，这个“与时俱进”就是承认和接受“普世价值”，让中国走上民主宪政 的道路，这是符合社会发展史和社会进步逻辑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整体 的“哗变”，民主和宪政的普世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只是由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制约和民众的素质因素，这个过程会长一些，也许需要二十年甚至更多， 但从执政的角度考虑，共产党放弃固有的党派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改变自己， 从建立内部的民主机制着手以及真正的接受外部的监督，将是最合理、最现实、 也是社会代价最小的选择。
第二部分 我是怎样走上“持不同政见”道路的
我周边的人时常问我，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为什么会走政治这条路？且 是反对派政治的路？也许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基层的草民，根本就不应该过问政 治，因为对中国的官场政治，你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吃政治饭，也应该是走仕途 之路，在官场中混，慢慢的望上爬，况且，我也是懂得官场的规则、并得到“领 导”的赏识、有官场厮混的基础。 我也曾认真的回顾过我的历程，在我的人生道路中确实也有些转折点，也许 都可能使我的人生完全变样。
我属于中国习惯称为“老三届”的那一代人，是69届的初中生，实际只接受 过小学的完整教育，初中教育是被荒废的。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指 文化革命中的66、67、68包括69届中学生）是倒霉的一代，怎么说呢？该长身体 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实际上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人祸）；该读书的时候， 赶上文化革命（实质是摧残文化的革命）；该工作的时候，被上山下乡（变相的 劳动改造）；好不容易返城，又面临失业（饱尝经济落后的苦果）；千辛万苦的 找个工作，不久又面临下岗（实践改革的阵痛）。 在我们这一代中，我属于比较特殊的例子，我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中最为 复杂和曲折的。
我1953年6月出生于上海，我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通家庭，根据家谱 资料，我的先祖应该是浙江湖州的士族，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湖州遭受天平军的 围困，是动乱的重灾区，我先祖中有叔侄两人沿太湖逃难到江苏无锡，在无锡西 门外落脚，并在此重建家业，开设了米行，是当地的望族，在无锡名人志上，温 明远列在其中，其就是我先祖中的叔叔，而我的太祖父则是叔侄中的侄子，当初 应该是叔侄共同创业。但到了我爷爷这一代，已经是家道中落，据说我爷爷一辈 子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传统宅男”，且去世很早，连我母亲 也未见过她的公婆。因此，我父亲17岁（他是三兄妹中的老大）就从无锡到上海 “学生意”，先是在一家报关行，后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叫“鸿运来”的酒楼当账 房先生。1949年革命后，父亲进入政府系统，先是在上海新城区（后改为静安区）的卫生局，后在卫生防疫站工作。我母亲也是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大家庭内， 做过小学教师，也做过工，和我父亲结婚以后，和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在家相夫 教子，1949年革命后，在政府的号召下，也是为生活需求，重新出来工作，先是 在街道做居民委员会主任，后因60年代在街道工作中对一些城市居民被遣返回乡 表示了同情而被视为立场错误，从而转入工厂做财务工作。就政权的变更，对我 们这样的家庭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共产党的执 政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什么，当然，也同样没有带来什么，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 主”，只是共产党一句换取民心的口号，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和利益， 就家庭背景而言，我并没有从政的因子和背景。相反，我的父亲因在反右运动中 目睹同事只是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之事深受刺激，一直告诫我们不要偏离 党的领导和指示，以免随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不测。 从环境角度看，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共产党执政以 后所灌输的单边教育（所谓单边教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党化教育，其教育的中 心点就是：一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一切服从党安排）。小学时代的记忆已 经比较模糊了，但我应该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记得我的算术是全班最好且是计 算速度最快的，我还是学校航模队的代表，制作了很多的飞机和舰船模型，而且 可以根据一幅画来自己设计模型，若干年以后，我还是能够制作船模，且制作手 艺得到一致的赞赏，按照这样的轨迹，我应该是走技术发展的道路，我还记得小 时候父亲曾表示要送我上大学，按当时的生活水准，供养一个大学生并不容易，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我大哥上了大学，而我父母没有送二哥和姐姐上大学的 计划。而命运的造化，使我这个应该上大学的人仅受过小学的完整教育，并几次 与大学失之交臂（虽然我有四门大学课程的证书，是自学考试，但因后来开办书 店，事务较多而放弃了），只不过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学习，一直是业内的佼佼 者，最后上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的EMBA，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EMBA是鱼龙混珠的 代名词，但在EMBA学习中，我同样是班里的佼佼者，所掌握知识并不比老师少， 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回顾我的人生，我之所以走上“持不同政见”的道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
- 读书
我1966年小学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这一代只接受过小学的完整 教育，但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课余读了很多书，是同龄人中比较早熟的，且这个 习惯沿袭了我的一生，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读书提高了我的认知、读书影响了 我的思维方式。 我喜欢读书得益于我的大哥，他中学时期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帮忙，因此， 我们家从不缺书，以后在农村，我也是想方设法找书，虽然在农村，书的资源极 其匮乏。以后当兵到了北京，是如鱼得水，我不多的津贴几乎都用在书上，特别 是那些“内部书籍”，包括历史书籍、名人传记、领袖的回忆录，也包括西方的 学术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料特别是一些苏共内幕资料等，我在北京结识 了一些在中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新华社的朋友，经常与他们交 流，他们都是有经历的前辈，也能够帮我买到那些内部发行的书，我也知道到什 么地方去找那些内部书籍，如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内部发行专柜、灯市口的中国书 店（以旧书为主）等，由于较多的接触了西方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经济学说，且在 中西文化包括中西政治理论和伦理的比较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在起初的感觉中， 西方的政治伦理包括其表述的方法，比党国的那些枯燥乏味的说教和宣传更有说 服力，以后慢慢的意识到，西方的理论和治国方略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验证的， 是在争论和选择中形成的，至少它的理论是公开的、是可以质疑的、是可以讨论 的，这就是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根本区别。虽然不能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完美无 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其他的制度能够超越；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也 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那些反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都演变 成独裁和专制，无论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还是古巴。而中国共产党自己所 走过的历程，亦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就逐渐走上独 裁的道路，先是排斥党外的不同意见（以1957年的反右为典型），接着排斥党内 的不同意见（1959年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一批敢于表述不同意 见的同仁打为反党集团），更于1966年以君临天下的方式发起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其执政期间已完全以封建君王的方式处理国事。 通过大量的阅读，摒弃了我过去所受的党化教育，如前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 （后翻译为吉拉斯）的《新阶级》，分析了集权的共产党在获得政权以后演变成 社会特权阶层的必然性；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以生动的笔 法描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兴起，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的一比，前苏联的阿 夫托尔汉诺夫的《苏共野史》、《权力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的铁血政治，铁血政治的核心是压制和打击不同政见，这一结果使权力高度集中，奠定了 “党天下”也是“领袖天下”的基础，而前苏联的政治格局（以联共步简明党史 为主要教材）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对中国共产 党发展的作用和后果。但遗憾的是，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看书的习惯， 他们的知识更多的是来自文件或者是党化的资料，我曾与时任文联党组副书记的 冯岗交流过，当时我说了几本有名的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料丛书，如《第 三条道路》、《苏共野史》、《权力学》等，他居然都不知道，冯岗原来是《解 放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应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专家，但连他这样的人都不 看与党的历史和党的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著作，可见党内思想的封闭程度。
我的读书爱好以后严重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1983年，在私营经济有所松动 的大背景下，我与在民运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李存荣一起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创 办了上海第一家私营书店，命名为“自立书店”，主要是由我主持，后李存荣退 出了。凭着我对书籍的爱好和熟悉，由我组织货源，“自立书店”在上海名气很 大，是以精品书称著，特别是学术著作。自立书店对这个行业的最大贡献，是在 1986年首创用广告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四家媒体向读者推荐 西方学术著作，在全国和业界的影响很大。 在我的身上，读书改变一切是得到充分验证的，在我职业生涯中，出版和咨 询是重要的阶段，我曾在多个场合谈到咨询，认为在中国做咨询行业，需要1. 具 备一定的法律知识；2.具备一定的财务知识；3.懂得政府的行为准则；4.了解企 业的运行规则。在这个行业中，我应该属于佼佼者，而我这个只收过小学完整教 育的人能够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依赖于孜孜不倦的读书。
- 上山下乡
虽然我的家庭是普通百姓，生活条件一般，但上山下乡，却仍使我们这些来 自城市的青年，体验到农村的艰辛，也看到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就本质而言， 如果你接触到了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面对现实与宣传和想象的截 然相反，你自然会对你置身其中的社会及其问题提出质疑。 我上山下乡在自然条件相对富裕的东北农村，但就在当地农村欢迎我们知识 青年的会上，就感到当头一棒。知青下乡按照惯例首先要吃忆苦饭，也就是所谓 的“忆苦思甜”。生产队做的是苞米面稀粥，但当地的农民跟着大碗大碗的喝， 好像是豪宴。下乡的第三天，我们青年点边上的农民忽然不出工了，原因是因为 没有粮吃了（东北以粮仓出名，东北的农村都没有粮吃，可以想象全国的情况。 事后了解到，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对农村的粮食实行高额征收所致），当时 我们感到很震惊。以后和当地农民混熟了，听到了一些与传统宣传截然相反的事 情，如当地一位典型雇工出生的农民，称那时给地主扛活的时候待遇很好；一位 贫下中农说，单干的时候比现在要好得多；另一位贫下中农说土改的时候他差点 被拉去枪毙。这使我对土改和人民公社的成效表示怀疑，在农村推行集体所有制 显然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对照前苏联强制推行集体农庄制的做法及 其后果，简直是如出一辙，可以看得出来，农民对集体化是反对的，只是迫于强 权，接受无可奈何的结果。
在农村时，我曾参加过一年公社水库的建设，即所谓的“出民工”，是由政 府机构指定名额参与政府的工程建设，劳动强度非常大，我们1百多人开天辟地干 了几个月，说是修筑一条淤洪道，但有一天突然停了下来，说是按现在的进度即 使几年也完不成，后改为修一个闸门，解决淤洪的问题。就这样，几个月的辛勤 劳动付之东流。在农村乃至在中国，这种盲目瞎指挥的案例举不胜举，这也使我 对整个治理系统产生怀疑。在水库时，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有一个民 兵连长对水库领导的吃吃喝喝提了一点意见，结果招致打击报复。在共产党的历 史中，实质上腐败的土壤一直存在，如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是对 领导干部的“小灶”表示异议，因为在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中，一直以官兵一致、 上下平等为标榜，但“特殊化”随处可见，本来在中国这种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是 不奇怪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真的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你就会感到不公， 你越是虔诚的相信共产党，结果就越是不理解。殊不知，共产党说的和做的完全 不是一回事。当然，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物质严重匮乏，基层的腐败最多 也就是吃吃喝喝。 在农村的几年，对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成为磨炼意志的重要阶段，我时常与人说：“有上山下乡的那碗酒垫底，什么样 的酒我都能对付！”（引用文革时期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台词）,但对思想的形 成而言，是我离经叛道的开始。
- 军队生活
我进入军队应该是很偶然的，1972年的冬天，民工生涯结束后，由于1971年 没有回上海过年，我准备回上海，虽然听说在征兵，但我感觉自己不是当兵的料， 因在出民工时期，我得了一种游走性的关节炎，腿上疼痛异常，且不断的换地方 游走，几乎呈瘫痪状况，大约一个星期不能动弹，后在去县医院的路上，又神奇 的好了，这事当时动静很大，知道的人很多，因此对参军也没有上心。在回家去 齐齐哈尔乘车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乡亲，他告诉我说，公社武装部的张部长点名 让我当兵。知道此事后，我放弃了回家的打算，准备报名参军。虽然我对当兵并 无兴趣，但当兵无疑是脱离农村的极好机会。然而，我当兵的途径并非一帆风顺， 领兵的排长不知从哪听到我在水库生病的事情，对我的身体表示担心，后来我和 他讲，之所以武装部长要推荐我当兵，应该是我在水库表现出色，这可是高强度 的劳动，要抬几百斤的石头，且是在“水深火热”中干活（实际如此，尽管是顶 着炎热，因基础要挖到永冻层，是在冰水中挖泥），后总算过关。
1972年底踏上 南下的列车，在车上我们才知道，我们加入的军队为铁道兵第15师，驻扎在北京 修建北京的地下铁道。 铁道兵15师是一支非常独特的部队，称之为“工改兵”，在北京修建地下铁 道的原有两支队伍，一为北京市地下铁道工程局；一为铁道兵第12师，后来也许 是因为要统一管理，也许是某位领导人心血来潮，将北京市地下铁道工程局改为 军队编制，穿上军装，由铁道兵12师抽调一些干部（大多担任正职）补充组成。 但仍有一些职工。因此，这支军队的干部年龄普遍较大，据说北京游行的时候， 人们都吃不准这支军队的性质，甚至有人说是国防科委的。因此，我在军队的经 历实质包括了企业和军队的过程，我们这种部队，完完全全从事的是建筑性行业， 就是一个施工队伍，我在的期间，铁道兵12师、15师已经改组为基本建设工程兵， 称为“在列不在编”，即虽然挂着军队的名称，在军队的行列，但已经不属于军 队的编制，不吃军费，归属于国家建委。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的两个师彻底回 归地方，成为北京城建集团。 军队的岁月是我认识这个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我处的军队不是驻扎在与 世隔绝的偏僻山区，更不是在渺无人烟的边疆哨所，而是位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 北京，且居于北京的中心城区（我在北京期间，一直居住在复兴们、东直门、朝 44 阳门，在老北京的城墙之上，北京地铁的二号线就是建设在北京内城的城墙之下）， 耳闻眼见较一般的军队和地方要多，我在这个军队感到了这个军队的问题，有几 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
1）宣传的夸大和虚假
我在部队是搞宣传的，因此对共产党的宣传体系是非常熟悉的。我们部队有 个副指导员（系工改兵干部），出于道义，为一个乡亲寻找亲人，应该是没有太 多的费神，这当然是一件善事，这个副指导员也是平易近人非常朴实的一个人。 但是，军队的宣传系统对此事肆意拔高，搞得他本人都对此不好意思。由此可见， 共产党的传统宣传已经脱离了事情的本来面貌，完全背离了真实、客观的基本原 则，这不是个案，在以后的军队生活中，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屡见不鲜，可以说 这种虚假宣传是渗透在党文化之中，是渗透在共产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之中的。 由此及彼，对共产党所宣传的这些典范，由于是“神话”，其可信度就很差，更 是由于共产党奉行的是“愚民政策”，是“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无法 去深究其真相。现在在网上就有很多关于英雄的真相究竟是如何的争论，我可以 断言说，这些所谓的英雄，从个人的角度看来说，其实都是不错的，只是共产党 的宣传将其神话而显得不接人气了，其失去真实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共产党的宣传， 对正面宣传“无限拔高”，对反面宣传“无限上纲”，这是共产党宣传的一惯做 法，如果有人愿意做深入调查，写一篇“典型是怎么树起的”报告文学，或者发 一个这一题目的内容征集，相信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目前，网络上有对英雄人物的丑化及其反驳，就我的经验和感觉而言，所谓 的英雄人物可以说是百分百有拔高成分的，虽然这些“英雄”本身没错，行为确 实也有感人之处，但坏事的是传统宣传方式，人为的拔高，使“英雄”神圣化而 脱离实际，因此，对于网上的这些争论，追求真正的真相并无意义，应该声讨的 是共产党传统的宣传。
2) 庸俗文化
我们军队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农村，由于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中国农村的传 统基础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难，又由于共产党实行的管制 经济（我认为，用计划经济来命名中国前30年的经济，实质是不符合事实和不恰当的，严格的说，前30年共产党实施的是管制经济，这种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 限制了个体包括群体的创造力），绝大多数群体根本没有创业甚至是择业的可能 性。因此，上学和当兵成了农家子弟脱离农村的唯二途径。 由于共产党的教育只是强调服从和听从，没有尊严、尊重、和独立人格的教 育，因此军队中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当物质条件相对好一些以后，就自然演变为 买官卖官），在军队中，有一件小事但却使我感到震惊，那就是连队的通信员会 如此地照顾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他们甚至在早上放好水、把牙膏挤好。而在军 队条例里，连队的通信员并无照顾指导员和连长生活的义务。在基层，在日常生 活中，马屁都可以拍到如此的精致，那再往上呢？这简直都不能想象。在没有加 入军队前，我们对军队都有一种向往，都有一种神圣感，毛泽东甚至发出过“全 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但进入军队后，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军队的 一些老兵常说：什么大熔炉，军队就是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淳朴的农家子 弟都能演变成趋炎附势的小人。最近的反腐，涉及了军内多个高级将领，包括两 位军委副主席，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中国军队的文化构成，要抵制腐败是很难的， 要保持洁身自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军队中，当兵只是创造了脱离农村的机会，但真正的脱离农村，只有在提 干之后，因此，为了提干，有些人就挖空心思想法讨好和迎合上司，在军队得到 提拔的主要就是那些会来事的人（不能排斥少数的优秀分子被提拔），当然，也 有些领导干部喜欢老实人，在一个人才得不到重用甚至是使用的体态下，这个军 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实际上，这一用人原则渗透在整个党国的组织体系之 中。本人在军队中（包括以后在文联）一直被列为提拔的对象，但始终未被提拔， 就是因为本人保留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保留了自己对事物的独立见解，当然，对 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本人也是不屑为之的。
在军队时，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 考是1977年高教座谈会上决定的，我的哥哥作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参加了座谈会， 是他提议恢复高考的，他建议是：自愿报名，严格考试，领导批准，择优录取。 但邓小平说，你的16个字，我只能取12个字，领导要不批准呢？因此领导批准不 能用），但部队还有保送名额，据说，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军队院校的名额，开 会研究时，几乎所有人都说应该是我去，但就是书记不同意，主张送一名基层的 战士去，而此人正好在探亲，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没有去找书记，虽然我也 非常看好这个机会，但我知道，因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清查的时候，我带头进行抵制，事后又证明我是对的，这就得罪了那位书记。后来听说这个院校的名额就 此放弃了。 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地方发生，可以引证的就是我在文联的经历。
文联是1978 年恢复的，我是文联恢复初期作为复退军人进入文联，到1985年原被市委占领的 文艺会堂（上海市延安西路200号）归还给文联，据原文联秘书长丰村（住持日常 工作）和我说，他提议我去担任文艺活动中心的主任，因我在文联也是被认为是 能干的，原文联的基本建设也是由我负责的。但其时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刚从 市委书记任上退到文联当主席，他表示，他到文联当主席已受到众多的责难（因 其已经70多岁），不能再启用我这个有争议的人，后来就让“上海文艺”的一个 编辑去负责。我听到后也就一笑了之，因此时我已经开设了上海第一家私营书店 （在上海曾非常知名的“自立书店”），正准备从文联辞职。
- 北京的经历
我在北京生活了将近6年，从1972年底到1978年的秋，这段时间是中国的青年 一代刚从文化革命的疯狂中被砸醒而进入反思和深思的转折时期，这段时间也是 中国现代迷信和现代专制走向疯狂走向没落的时期，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最为曲直和反复的时期。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较多的政治运动，如果你是个上进的青年，对政治都 有着一定的偏好，这并不是喜好政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胁迫，那时的政治或者 说是我们对政治的理解都是非常狭隘的，简单的讲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这个 国家的动向，虽然共产党要上进青年关心政治的本意是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 一切服从共产党。严格的说我对政治有稍许深入的理解是在北京，在北京，我看 了更多现代西方的历史著作、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加上之前在农村的历练，使 之开拓了视野、改变了思维方式、打破了思想的禁锢，也是在北京，我结识了一 些知识界的人士，从知识界人士对时政的不满和分析中，意识到中国政界的问题。
我有意识介入政治风云之中是在北京，1972年刚到北京时，过的还是相对平 静的生活，就和文化大革命一样，在经历了林彪事情后，前期的批林整风，基层 的动静并不大，林彪事件的影响和牵连主要是在军队的上层，我曾听一个其伯父 是北京卫戍区高级将领的战友说，林彪事件后，原四野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被集中 办学习班（实质就是变相隔离），他的这个伯父也被隔离办学习班。但在基层， 人们只是感到震惊，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接班人，被列入党章的第二把手居然出逃 国外，感到不可思议。对这种剧变，党内的资深人士也许可以领悟，因党内这种 事情并非罕见，党内资历在毛泽东之上的张国涛就跑去了国府，和毛泽东斗了多 年的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也跑去了苏联。但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而言，林彪事件 所带来的震撼是深刻的，但由于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早期的混乱，虽然 一般权力从“造反派”到“工宣队”到“军宣队”已经更迭了几回，局面还是保 持了相对的稳定。 文化革命除早期的混乱外，出现频繁反复的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事情，1973年， 在毛泽东的恩准下，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要职，开始整治经济。大约也就是在 此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在中国现代史的语意上，“抓革命、促 生产”似乎是连贯的，但中国式的革命和生产永远是相悖的两回事，因为毛泽东 的抓革命就是搞政治运动，实质就是破坏生产。因此，邓小平的“促生产”，势 必会和“抓革命”形成对抗。邓小平复出后，选用了万里和赵紫阳等文革以前的 能臣干将，对工农业生产大力整治，万里在铁路运输上大力整顿，使铁路运输恢 复了准点运行，而文革以来人民已经习惯了晚点；赵紫阳在四川放松了农民的紧 箍咒，使农业生产走入正常；当时，我在北京深有体会和感触，在与知识分子的 交往中可以感觉到，人们开始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抱有希望，可以说，这时期是以 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一时压倒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但文革派失势并没有失 宠，这些天生的“革命家”不甘寂寞，仍在策划着新的政治运动，不久批林批孔 运动应运而生。共产党的运动历来是全民运动，但在基层，人们对这些运动的背 景和目的是模糊的，数千年前的孔夫子与今天的政治有何关系呢？仅仅因为林彪 书写了一幅“克己复礼”的帖子吗？毛泽东虽然其思想体系来自于中国文化，但 其身上反传统的意识也是显然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这些政治运动很难说是有计划的，更多的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和随意性，有时候，领导人随意的一句话，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可怕的是， 这个制度能够因为领导随意的一句话而搅乱整个社会的运行进程，在中国的这种 特殊的政治形态下，各种政治力量都会利用领导人的喜怒哀乐来达到他们的政治 目的。 如果文化大革命当中存在什么疑团的话，或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历次运动到底 是针对什么人的？最大的可能那就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有资历、有能 力、有势力能够对抗毛泽东的只有周恩来，至于刘少奇等人虽然在党内地位很高， 但在军内并无根基，毛泽东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但周恩来在军内有 非常深厚的人脉基础，与军内的各个山头都有交集，而且，周掌握中国的情报系 统，可以说，中国的情报系统是周一手组建和掌控的，只是周自知论手段和心机 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只把精明表现在处世的圆滑和干练上，但在毛泽东的眼里， 周恩来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是唯一可以威胁到他权威地位的敌手。又由于周 恩来在大众眼里就是一个圣人，公开的批周会引起领导层剧烈的分化和社会的混 乱，甚至会引起周的反抗，因此，毛在公开批周的问题上还是谨慎的。但江青对 毛的心思是知道的，会时不时的用侧击的方法帮毛抽打一下周。私底下流传的“批 林批孔批周公”就是如此。此后，又出现一个评“水浒”的运动，说是针对“投 降派”，应该也是这样一类的运动。
频繁的政治运动，驱使中国的大众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不得不去关心政 治，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往往被政治运动所吞噬。当然，关心政治的结果也往往被 政治运动的齿轮所碾碎，但对一个有点思想和独立人格的青年来说，有一种责任 情怀，中国古代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训诫，何况 是身处动荡时代的政治中心，对中国之命运和前途的担心和期盼是每一个有识之 士的必然心情。可以说对政治和国家命运，我一直都很关心，但一直是处于肤浅 的阶段，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慢慢形成了批判的思维，努力寻求形成中 国病灶的真正原因。 真正促使我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思和深思，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倒行逆 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种摧毁社会正常伦理基础和经济 基础的绞肉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深陷于无穷的运动之 中，运动制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次序和社会环境；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成了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僚排斥异己、压制不同 意见（更不要说是不同政见了）的工具，他们可以肆意的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这种貌似革命的理论，不以广大人民的生存利益（更不 谈幸福指数）为本，一味强调所谓“思想纯正”，更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 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其荒谬的逻辑，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致命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笼罩下，所谓的继续革命根本不以人民的生活 指数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而是以对领袖的忠诚为依托，把 领袖抬到封建帝王的神坛。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后期，我们已经从社会实践中抛弃了传统宣传 的那一套，虽然对整个体制问题的认识还不那么透彻，但已经深深的意识到，民 主宪政的理论无疑要比所谓的“继续革命”要科学的多。 今天看来，我加入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原因是：知识所致；环境所使：机遇 所促。
第三部分 脱离公职后的岁月
虽然在旁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受到处理的前共产党员”，所谓的仕途已告 终结，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对这个结果可以说早有预感（实际上，我是做了坐 牢的思想准备），因此，也是淡然处之。但对于中国的改革形势仍然是时时关心、 事事关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说是尚未兴起就严重受挫，但中国的经济改 革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权贵集团吞噬了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成果，但中国的私营 经济还是在开放中夺得了一席之地。 我时常对人言，我经历了中国从封闭到开发的全过程，可以当之无愧的说： 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体，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付 出了代价，也享受了改革开发的成果。因为我亲力亲为的参与了中国的改革。 所谓的脱离公职，就是指我离开体制，自主创业。之前，我属于政府事业单 位的一个公职人员，属于吃财政饭的，但1995年5月，我决定从单位辞职，下海创 业。 脱离公职以后，我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也是有价值的事情，在我的人生历 程中，应该有几项第一的记录：
- 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私营书店：
1978年以后，我们一直关注经济的改革，首先是在经济比较活跃的温州开办 了一个商店，虽然我没有参与具体的经营，但也是一个投资者、关心着和知晓者， 尽管商店因范似东的问题最终关闭。范似东因与美驻沪领事馆交往被安全部门逮捕，其女友在事先也揭示了经营中的问题，我们也有所发现， 种种原因，我们决定关闭温州的商店。
作为投资者我也承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指 当时而言，那时大家都没有钱，1000元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大约是2年的工资）。 1982年，我与上海教育学院的李存荣（也是在温州开店的合伙人）合计要在 经济上有所作为，对我们这样的一介书生而言，似乎开个书店是个说的过去的选 择，坦率的说，书店能不能维持（当时也没有想到挣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但传播知识、传播思想显然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而且，我们都是书籍的爱 好者，家里也收藏了不少的书。 1983年的5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上海第1家私营书店“自立书店”在 徐家汇交通大学的边上华山路1902号正式开张。筹备期间，也有一些故事，当时 要确定开店的申请人，由于我当时还在上海市文联的图片中心上班，李存荣亦是 上海教育学院的在职教师，都不具备申请的资格，而我当时的女友虽然也是开店 的主要成员，但她是返城知青，户口还没有落到上海，同样不具备申请的资格， 好在她有个做临时工的同事，家中两个女孩都刚毕业，处于待业状态，我们就与 她的父亲谈，请他的女儿出面申请，我们承诺出60元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是 比较高的，这个父亲开始认为我们是在说大话，根本出不了这么高的工资，但我 们表明，我们是由思想准备的，也在我们的能力和承受范围之内，“自立书店” 的名号，还是这位父亲提议的 。
书店的开张取得了成功，在文化事业遭到全面摧残的文革时代，出版事业也 难以幸免，文革时期的出版物，大多为毛泽东的著作和说教的资料，稍有的几部 文学著作，亦是严重歪曲历史、粉饰现实的所谓“高大上”的作品，当文革结束 后恢复出版外国文学名著时，人们争相排队去购买，我当时在北京，几乎是所有 的钱都拿去买书，到1983年，高潮虽然已退，但随著出版物的紧箍咒不断的松懈， 出版事业还是在鼎盛期内，人们求知的欲望还是在高涨期内。开店一星期后，我 们可以确定，书店不需要补贴也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也可以得到一些虽然微薄但 可以支持生存和发展的利润。 由于对书的熟悉，很快的进入了这个行业，书店的业务关键是进货，这主要 由我负责，女友负责销售，李存荣偶尔进一些教学参考书。 回想当初，开店的初期是很辛苦的，由于我尚在公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 休息日操劳书店的事务，这时，应验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古语，我被下 放到图片中心，在时间上给了我便利条件，图片中心有早中班，这就有充分的时 间去组织货源，虽然很辛苦。 由于在书店的付出方面悬殊太大，可能是为避免今后的矛盾，也可能是不好 意思，李存荣提出退出书店的经营，我们进行了清算，结算了利润，从账目上看， 3个月的利润应该有近2000元钱，当然，由于要扩大规模，增加书源，书店的流动 ，（此事后来颇有些戏剧性，后来是以两女孩中的妹妹申请了执照，两女孩中的姐姐在书店工作，后发现那 个女孩有偷窃行为，而此时女友已落实了上海户籍，便以他的名义申领了执照，开除了那女孩，结束了合作。） 资金一直是紧张的，我的一些朋友都给书店提供了帮助，包括以后曾在申花足球 俱乐部当老总的楼世芳。 “自立书店”曾经在上海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多次被报纸和电台电视台报道， 当时宣传的还有一家在浦东的“小草书店”，由一个待业青年创办，宣传他主要 是待业青年创业，而宣传“自立书店”则是因为书好，符合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的需求。当然，宣传自立书店不会提及我这个书店的后台老板和主要经营者，恰 恰相反，我们的这个书店，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在他们的思路里，我们的书 店是小说“红岩”中所描述的“沙坪书店”，是民运分子的联络点，书店的红色 幕布后面，在从事着反政府活动。据说，自立书店出现后，安全部门要求，以后 开书店要经过安全部门的审批。估计这一规定后来难以实行，因自立书店的成功， 成了那些民运分子寻求谋生的效仿榜样，如付申奇、李建明、张汝君等多名知名 民运分子都加入了开书店的行列。 报纸宣传的主角是我的女友，后来也是我的前妻，她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荣 誉，曾被当选全国的“三八妇女突击手”、静安区的政协委员，上海市个体私营 协会的常务理事。 书店的生命在于好书，对于书店的经营者而言，好书有两个含义，1是好卖的 书；2是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书，当然好的学术著作也是好卖的，尤其是在国门刚 打开的时候，被封闭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也急需了解世界文明的历程、吸收人类 智慧的结晶、知晓当今世界的潮流。自立书店对这两类书都卖，且尽管进货折扣 很低，但从不加价出售，这也赢得读者的口碑，当初金庸的武侠书和琼瑶的言情 小说非常畅销，许多书摊都要加价销售。 当时，所谓出版发行的第二渠道还没有形成，进货主要靠出版社和新华书店， 我就需要到各个新华书店包括上海书店去寻书。以后我与新华书店的长宁区店和 徐汇区店合作，通过新华书店的征订系统订货，这其中也遇到一点遗憾的事，如 我通过征订系统订了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300本，而新华书店的徐汇区店 自身1本也没有订，书到货后，市场的反映很好，他们居然扣留了200本，只发给 我100本，尽管这是违约行为，但因当时我只能借助于他们的征订系统，虽然这100 本书在书店是一抢而光，可也无法再去要回被扣的部分，估计此书在徐汇的新华 书店也是一抢而光。
上海书店是一家旧书店，也卖新书，但比较隐蔽，我在那里找到很多好书，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自立书店创办之初，自立书店的性质是个体劳动者，是完全排斥在体制外的 且不能扩大经营的，个体劳动者也称之为个体户，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是属低下 的，稍稍有点身份的不会去做个体户，数年之后，政策逐渐开放，工商局曾告诉 我们，可以雇员8人转为私营企业，自立书店也曾拥有3个营业点。自立书店之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放下架子投身于出版发行事业，名噪一时的北京大学边的“万 圣书园”就是学者刘苏里开设的，而上海的“季风书店”就是由社科院的严博非 和何平、朱虹这些文人开的，这些书店都在业内取得非凡的成绩并深受读者尤其 是学者的欢迎。 自立书店也在事业上栽过跟斗，那时，由于武侠小说的畅销，盗版现象十分 猖獗，这些盗版书籍质量低劣，错字连篇，但有市场，为维护书店的运行，我们 也选择适量进货，有一次被卢湾区的工商查处，事发的起因是，上海书店的一个 业务经理，利用自己的资源非法出版，已经被有关部门掌握注意，其外甥在卢湾 开了一个书店，自然也被注意，因此而牵连的我们。当然，盗版包括盗版的销售 都是违规的。
- 全国首例为图书做广告
1985年，虽然经过“反自由化运动”的冲击，但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 还是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能够容忍一定的自由化，邓小平则是一会偏左，一会 偏右，这给西方学术著作的出版带来了良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一批过去内部出 版的西方学术著作转向公开出版发行，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伏尔泰的《哲 学通讯》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则推出《人伦》等一批较新的西方学术名著；福建 人民出版社推出波普尔的《无穷的探索》及库恩的《必要的张力》，这些图书在 我们书店都卖的非常好。对此，我做了书店经营史上最重要的决策，准备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青年报》上向读者推荐西方学 术名著，当时全国没有在报纸上为图书做广告的，自立书店是第一家。广告的费 用大约是5000千元，几乎是我们全部的流动资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广告刊出后，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象雪片似的汇来，1天多达几百单，于是把我们忙 坏了，登记、备货、包装、邮寄，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来帮忙，如高桥石化的高忠、（ 高忠后来去了美国，并在纽约开了一家中文书店。） 高教研究院的李新华（李新华在89学潮后因支持学潮被赋闲。）、 轻工质量检测院的梁衍（ 梁衍后与我合作开办了一家IT公司。）、医药管理局的梁新鹏（梁新鹏后与我一起参与了上海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的筹建）等。 自立书店的举动对80年代中国学术著作的出版特别是西方学术著作的出版起 了不小的作用，因原来新华书店的征订系统，是由最基层的营业员根据自己的知 识结构选择图书订购，到区店后汇总（区店可做调整），再报到市店汇总，最终 由总店汇总后报各省市的发行所及向出版社订货。因此，书店书架上的书主要取 决于基层营业员的素质，原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以学术著作闻名，主要是营业 组长严忠麟会选书，而中国绝大多数的基层营业员文化程度不高，不懂书的价值， 因此，当时的书店缺乏好书，尤其是缺乏学术著作。 可以说，自立书店的大胆尝试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开端，“自立书店”在中央 级的报刊上刊登广告，是向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传递了信息，对 上海以外的读者，“自立书店”是采取邮寄的办法供应，但由于大多数读者不会 选择邮购的方式，而会到当地的新华书店去寻找、去询问，如果问的读者多了， 书店自然会考虑进货，我们的广告也清楚的登载了出版社。最终这些购买愿望会 反馈至出版社，出版社也自然会加大学术著作的出版力度和发行数量。
中国的书店在民国时期都是知识分子兴办的，只是建立党国后，尤其是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后，书店变成了由官办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的行业，57年反右后， 知识分子被实际禁言，更不要说办书店了，在国外包括民国时期，书店多是兼营 出版的，但在中国，虽然宪法规定了出版自由，但实质新闻出版业是共产党控制 最严的一个行业，甚至在中国加入WTO15年后的今天，虽然出现了各种民营的编辑 工作室，但仍然必须由党控制的出版社进行终审，虽然出版社想独立自主、也不 排斥出版社的领导闯关和编辑的大逆不道而犯禁出版，但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丝 毫没有放松，已经有多起因犯禁（这个禁是可以意会，无必要言传的）而负责人 遭到撤职的事件，如《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 自立书店开张2年之后，我从文联辞职，虽然仍负责自立书店的经营（主要是 负责组织书源），但还身肩其它的事务，当时温元凯是红极一时，找他的人很多， 他在中国科科技大学进行教改，搞了个振华公司，有个香港的商人与他合作，实 际是想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做生意，为此成立了一个振华国际服务部， 那个香港商人请我帮忙，主持这个国际服务部，但搞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商 人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在大陆发展，后也就不了了之。之后，作家协会原兴办的 一个作家服务社原承包经理离职，作家协会的老同事又请我去主持，因与自立书 店的业务关联且不冲突，在那又待了两年。自立书店在经历了鼎盛期（也是中国 出版业的鼎盛期）后，我的主要精力先是转向出版，之后又转向咨询。
1995年以 后，因再没有精力顾及，最终关闭了自立书店。 因为“自立书店”的原因，也使我成为最早涉及电子商务的人士之一，大约 是1999年，我的一个朋友李小军找到我，他是上海较早下海的干部子弟之一，创 办了三C电脑公司，后改为先导公司，之后又到华宏公司（华宏系中国政府最早与 外方合作从事电脑硬件技术开发的大型电脑公司），说有位台湾的工商界人士想 把美国的亚马逊搬到中国，想寻求合作伙伴，他推荐了我。 那位台湾人士李先生是美国应用半导体公司（500强公司）的高管，在电子商 务方兴之时想在中国试行亚马逊的商业模式，而摩根斯坦利旗下的一个基金也愿 意出资，他们已经为这个计划定了名称：华一，意思就是华夏第一。由于我有书 店经营和出版的背景，同时又在投资咨询行业执业，非常熟悉这个行业。事实上， 在书店自立开业期间，我针对图书行业中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问题，亦有 过研究，曾想搞一个针对高端图书的全国邮购中心，也曾与上海的新华书店谈过， 但由于体制的不兼容，此事没有结果。亚马逊的构想与我原先的设想是不谋而合 的。因此，我同意加入，并着手制定商业计划。 鉴于中国图书的定价较低，事实上是不能支持物流成本的，为此，我制订的 商业计划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出版和征订相结合，我在商业计划书中提出的口 号是：让读者知道中国目前都出了什么书，让读者知道中国未来将要出什么 书，让读者知道去哪里买这些书。我的意图是建立一个面向读者的征订系统， 而中国原有的征订系统是面向书店的。 为解决网络交易中先付款还是先发货的难题，我设计了引入保险公司的模式， 即将款打给保险公司，实际就是引入第三方支付，这个设计在支付宝出现之前（如 果阿里巴巴没有支付宝，阿里巴巴的网购是做不大的），对我设计的商业模式， 台湾的李先生和摩根斯坦利方面都非常欣赏。已经明确投资600万美元，并将股权 结构和激励机制都设计好了。 但时至2000年，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出现了第一次破碎，纳斯达克的互联网 指数出现大幅下挫，摩根斯坦利方面和我谈，说能否只做线上的，而不做线下。 我考虑了一下，和他们讲，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书价较低，且盗版严重，靠 网上售书，其物流成本很高，很难支持运行。只做线上，目前的条件不成熟。 我退出之后，当当等图书网站兴起，但是，他们至今仍没有解决盈利的问题。
- 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做实务的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
“六、四”以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止步，鸟笼经济派的整顿无法 扭转市场经济的趋势，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掀起一波高潮，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已基本确定，但中国经济仍有 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整个行政体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我们有几个 朋友开始酝酿做些事情，原《世界经济导报》的李俊杰联系了北京的曹思源、曹 思源原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是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的起草工作小组组长，1988 年后下海在北京海淀区注册成立了“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据说， 该所在注册时遇到麻烦，因工商登记条例没有这一门类，是赵紫阳特批的，曹思 源的北京思源是一个民办研究机构，曹后来又得到四通段永基的资助，创办了北 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六、四”时，曹也积极参与声援学生的活动而受到监 禁。出来后，曹继续从事社会问题的研究，并积极提出宪政的主张。北京思源当 时主要是研究中国企业的破产问题，我们和曹思源合作，是要在上海成立一家重 点放在收购和兼并实务方面的机构，因1994年的中国，企业已基本被要求走市场 化的道路，中国企业的市场化重组，已经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当然破产也是一 个是课题，事实上，企业破产也是企业重组的一个重要途径。
1994年，上海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正式成立，由我、李俊杰、华东化 工学院的梁新鹏为核心，此外，原《世界经济导报》的范军、《新闻报》的柳澄 超、上海展览中心的阮海宁（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阮江宁的哥哥）成为该所的出资 股东，以后，又吸收了高鹏，但不久，高鹏就离开思源去了万通，年底，李方和 沈岩加盟我们，为之另成立了一个上海思源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从此进入了 咨询行业。开始，我还兼顾着自立书店的经营，但两年以后，彻底关闭了自立书 店。 当初组建思源的时候，中国企业重组的基本模式是行政组合，政府通过行政 划拨的方式，钦点鸳鸯谱，让盈利企业照顾亏损企业，而且，这种重组只能是在 区域范围内实施，因此，这类重组不具有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但随着中国经济 57 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中国企业的重组购并也迈出了市场化的进程，并对中国经济 的市场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思源操作过几单业务，都具有典范的作用：
1）青岛啤酒收购案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后，企业面临扩展规模，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 问题，此时，外资也进入中国市场，开始蚕食中国的啤酒市场。当时，青岛啤酒 的规模扩张有两条途经，一是就地扩产，有计划在青岛新建一个40万吨的啤酒厂， 这当然有利于地方财政，但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铁路运输、仓储物流、 产品质量等等。另一个途径就是异地扩张，在主要的消费市场兴办企业，从啤酒 生产的特性来看，在主要的消费市场建厂显然是上策，但建厂也有两个选择，一 是新建；二是收购存量，无论从经济的角度和竞争的格局来考虑，收购显然具有 优越性。 青岛啤酒上市后，首先收购了扬州啤酒，但事后发现，该项收购非常粗糙， 留有一些后遗症，此后，青岛啤酒有意借助于专业机构，在一次会议上，青岛啤 酒的副总刘英弟找到我们，请我们帮助进行收购的策划和操作，具体的目标是西 安汉斯啤酒厂和沈阳酿酒厂。 为此，由我负责，前后十上青岛，六下西安，在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对西安 汉斯啤酒厂的收购，在收购方案设计中，我根据西安汉斯啤酒厂的资产状况和负 债状况，以及计划扩产的规模，提出以新设的方式建立“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 以3亿人民币作为未来的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的资产规模，按50%的负债率设计 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工厂年生产15万吨啤酒所需的新增资金8250万作为青岛啤酒 的出资比例（占55%），以西安汉斯的啤酒资产（约2亿多）作为西安汉斯的注册 资本（约6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和新公司承担的负债（约1.5亿），其余 与啤酒无关的资产则保留在原西安汉斯啤酒有限公司，该方案考虑了各方的权益， 是个共赢的结局，顺利获得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并得到西安市政 府的同意。 该项收购是非常成功的，青岛啤酒以3亿的总成本、8000多万的投资获取15 万吨啤酒生产能力的控股权，吨投资成本为2000元；而美国AB公司收购武汉中德 啤酒80%的股权（5万吨生产能力）的出价是5800万美元，吨投资成本为12000元。 58 以后西安青岛成为青岛啤酒重要的收益来源，汉斯啤酒成为青岛啤酒的四大品牌 之一，我设计的收购模式也成为青岛啤酒扩张的典型方式。 当然，这项目收购也留有一些问题，鉴于青岛啤酒是异地收购，且收购的是 一家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当然希望由青岛啤酒方面的人员掌控企业，不希望受 到当地政府包括原企业领导成员的过多影响，因此，在设计公司架构时，我们没 有考虑设置监事会，这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坦率的说，我们当时对《公 司法》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后来有一位北京来的律师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我们考 虑西安新领导班子的执行力，坚持不设监事会，这也得到青岛啤酒管理层的支持， 在董事会的汇报会上，我表示，我国在公司架构方面有两部法律，一是《公司法》， 其规定公司应设监事会，另一部是《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该法在公司架构方面 可以不设监事会，青岛啤酒是中外合资企业，可以参照《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 这个说法是有点强词夺理的，因即使是中外合资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仍应该 按照企业的注册性质参照相关的法律。之后，据说西安市工商局也对此提出异议， 后我建议设立一个监事。
2）国内第1例外资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案 1996-1997年之际，四川证券公司找我们，言及四川广汉市政府想把四川广华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首选是外资,想委托我们代理。 接受委托以后，我们考虑过该项委托的复杂性，在此之前，上市公司的国有 股权转让给外资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先例参照，这只能是“摸着石子过河”。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有一家美国的投资机构表示了兴趣。 于是我们去四川广汉实地考察，广汉市坐落在四川盆地，离省会成都仅40公 里，是著名三星堆古迹的所在地，在当地有“小香港”之称，娱乐业比较发达， 据说，一到周末，成都的车辆川流不息地涌往广汉。 四川广华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原为私募股份公司，通过民间集资的办法，引进 了化纤生产成套设备，但产量和装备都不属于龙头企业，虽然企业通过努力上市， 但这只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募集到大量资金，因此，公司 也没有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的资金来源。尤其是近年来，化纤生产设备引进过度， 产品的销售价格下滑，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为此，公司的管理层和地方政府，想 将公司转让，换取资金另谋发展。 59 很快，外商与广汉市政府和广华公司进行了收购的商业谈判，谈判分为两个 阶段，先确定收购意向和收购的原则，完成申报后再会商合同细节。对美国的这 家投资机构来说，其有纺织板块，该公司也是做“中国概念”的，对中国第一例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既有商业价值，也有广告效应；对广汉市政府来说，出 手是主要的。我作为四川方面的首席顾问，承担了主要的商业谈判工作，在对公 司合理估值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心理状况，我提出按2.1元/股收购，该价格略 高于广华公司的净资产，也略高于证券市场上的挂牌价，这一收购价格被双方接 受，随之签署了收购意向书，由于该收购意向书中，已经有原则性的条款和收购 参考价格，因此，该意向书具有协议书的性质。 收购意向书签署以后，广汉市政府开始向有关部门申报，首先是四川省政府， 而后由四川省政府报送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当时隶属于财政部）,国家国资局在 征求了六个部委（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外经委、中国证监委、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后，发文批准四川省广汉市国资局将四川广华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美国的投资公司。应该说，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出台 之前，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所做的方案和起草的文件已经得到国家主 管部门的批准。 之后的事情就具有戏剧性了： 首先是商业谈判，在获取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时候，证券市场里开始出现一 股收购潮，四川广华自然也成了证券市场的宠儿，小道消息不断，我们和外商约 好在珠海进行商业谈判，此次谈判属秘密谈判，但我人还在上海，股市上就有消 息传播，股价也随之上涨。在珠海的谈判，由于外商还未作准备，谈判失败，但 双方约定，十天以后，移师四川的都江堰继续谈判。 10天以后，双方在都江堰的月亮湾度假村继续谈判，出门之前，广华的股票 又一次掀起波澜。 夏日的都江堰倒是清凉宜人，但双方的谈判却异常激烈，虽说原则和定价已 经确定，但许多细节仍需谈判商定，而细节也是可以决定成败的。老道的外商代 表具有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打交道的经验，提出许多难题，其中最棘手的是履 约保证金问题和违约问题。地方政府很实际，希望外商付款，首先付履约保证金， 但外商随即提出，他们可以先支付履约保证金，但若发生不能履行合同的问题， 也要求广汉市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倍返回，这一下就使谈判陷入僵局，说实话，对这例全国首起的国有股权转让外资案，由于没有先例， 谁也不敢说满话。 面对僵局，我设计了一个违约的程度问题，即设定了一个“一般违约”和“完 全违约”的问题，并确定了一方在一般违约和完全违约时的责任，最终为双方所 接受，应该说，广汉市政府对我这个顾问是比较满意的，经过一星期的谈判，双 方签署了转让的正式合同，此时的广华股票，已经从原则意向书签署时的2.07元/ 股，最高涨到8.8元/股。 合同签署以后，广华公司的证券事务代表就向中国证监会报告，要求按信息 披露规定公告，但中国证监会要求地方政府和公司到北京当面汇报。随后，广汉 市市长和公司代表到中国证监会向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汇报了转让情况并提供了转 让的合同文本，据公司代表事后告诉我，周道炯看了合同后表示，广华的转让还 是比较规范的，但最近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收购热潮，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 正要出一个文件，你们先不要公告，等文件出来后，给你们按特案处理。 广汉市政府接受了周道炯的建议，就没有及时公告，不日，国务院证管委文 件下发，但文件的措辞严厉，口气强硬，言及一切未经批准的购并一律停止。此 时的证监会改了口气，原先承诺的特事特办变成不办，虽然四川广华的股权转让 是得到批准的，但此时的证监会要求公司请财政部国资局（当时隶属于财政部） 再出具一个原出具文件仍然有效的文件，这在财政部看来是近乎于荒唐的说法， 那有自己发文申明自己的文件是有效的？ 公司的代表在北京住了近三个月，在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国资局之间来回奔 波，但毫无结果，但此次波折的内幕也渐渐得知，原来，中国证监会向国务院递 交了一个报告，提及广华的股权转让并经国资局批准等事宜。当时的国务院主要 领导在报告上并未对转让本身发表意见，而是对批准程序提出异议，问国资局有 无批准的权力，请中办查一下，因其主管国务院的机构设置和机构权利，后中办 回复，按照有关规定，此类转让应由国资局审核批准，该领导又在中办的回复上 批示，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尽管该主要领导并没有对转让本身表态，但这些批 示使中国证监会对转让也不敢轻易表态。 得知这一情况，我去了北京，和公司的代表一起再到证监会和国资局作最后 的努力，证监会的马副主席接待了我们，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总理这样批示， 除非财政部国资局另有文件，否则，证监会是不同意办理的。在国资局，企业司 61 的几位司处长，他们毫不掩饰对领导批示的不满，甚至说大概是领导没睡醒作的 批示，而且，他们告诉我们，在国资局批复前征求了六部委的意见，并经朱熔基 副总理的圈阅。 回来后，我们分析了此时的困境，认为在北京已无法解决问题，因这已经涉 及两个国家部门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上市公司虽然行政隶属归地方政府，可审批 事务归国资局；但涉及证券事务又属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范围，这两个机构实质在 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管理权。为此，我们决定强行公告，我们与《中国证券报》 上海记者站商议，在周末的下午四、五点时，给中国证监会发去传真，言明公告 事项，在中国证监会尚未反映过来之际，就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了转让事项， 结果在证券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马上被停牌两天，随即国务院证管委发文，责 成四川省人民政府查处。 事情的演变虽然有些激化，但我们还是在预料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四川 省人民政府对此事非常清楚，因审批首先是由从四川省政府开始的。果然，四川 省人民政府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坦诚转让是符合程序的， 手续也是完备的，建议国家批准此项转让。报告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批了，但 到主要领导手里，据说，主要领导说，这份报告的结论怎么和当初的说法不同， 我同意转让，但既然六部委正在起草国有股转让的有关文件，是否请公司在文件 出台后再实施。 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忽悠地方政府和公司，市场的变化是非常快的，而这类的 转让是不可能等的，总理的这一批示，实质是枪毙了公司的转让。后来，四川广 华转让给了广东的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更名为“英豪科教”。
3）广东粤西电厂重组诉讼案 广东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受托处理中外合作的纠纷，1996年的10月我去粤西， 帮一个意大利背景的香港公司评判一家电厂的前景，并解决重组的问题。该电厂 已经开工，设备已经订购且已经可以交付使用，但基础设施由于中方的资金不到 位而处于停顿状态。 考察的结果，根据广东省的电力发展趋势和电厂的规模（3.9万千瓦柴油机发 电）,该厂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办下去，虽然中方保证履行购电的协议，但我们看 不到履约的基础。我向委托方坦诚说明了我们的观点。 62 但设备制造和供应商是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同时又是银团贷款的担保方， 终止合同马上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而且设备不进中国，就会出现违约的问题或双 方违约的问题，外方尝试作最后的努力，在一次会议上，外方的代表要当地的政 府表态，到底要不要这个电厂，如果不要，我们的设备可以不到黄埔，转运他国。 当地的市长信誓旦旦的表示：我们需要这个电厂，我们只是资金短缺，如果外方 解决资金问题，我代表**人民感谢你们。 在地方政府的忽悠下，意大利的公司又增加投资880万美元。但一年以后，电 厂建设完成，麻烦开始了，首先是“上网配套费”的问题，1995年国家五部委（国 家计委、国家经委、水利电力部、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曾颁布过一个标 志为“秘密”的限制小火电的195号文件，其中对违规建设小火电项目的上网要征 收惩罚性的“上网配套费”，征收标准为每千瓦/1500-2000元。从文件看，惩罚 的对象是未经批准的小火电，而这个广东的电厂虽然是小火电，但却是手续完备 的中外合作企业，当不属于惩罚对象。由于地方政府和供电局并不想真正的履行 合同，在电厂要求发电上网时，地方政府唆使广东省电力局发了一个要求缴纳“上 网配套费”的文件，并提出按出资比例交纳的建议，由于公司重组后，外方出资 已经占项目总投资的94%，因此所谓的共同交纳，实质是外方一方交纳，虽然根据 合同，即使出现此类收费，最终仍要反映在上网电费中由供电局负责支付。 面对这一难题，外方在广州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有来自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的两位律师及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一位来自华东政法学院曾在美国留学的教 师；有公司的行政经理，一位有着中国律师执照的非职业律师，若干年后，最终 也成为职业律师；会议讨论了我们面临的难题，在此前，我已经就这一难题，起 草了一份分析报告，分析了广东电力形势和中方违约的必然性，也提出了我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意见，先交涉，视交涉的情况再决定进一步的行动。 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出结果，事实上，这一问题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美 国来的律师提议通过行政诉讼，但我们觉得很渺茫，因为诉讼的主体很可能是国 家的部委，而真正的侵害主体，即地方政府则很可能在边上看笑话；因为这是上 级部门提出要交上网配套费，这钱不是他们要收；而发文件的省电力局，完全可 以说是执行国家规定。也有人建议走上层路线，到北京托人找有关的领导，但我 表示，此类事情，一般的批示是不解决问题的。 最终，会议还是同意我的报告，先走交涉的路，于是，我开始与中方交涉。 首先，我找了地方电力局，陈述了中外合作企业的特殊性，不应该缴纳“上网配 套费”，电力局的李局长说，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想交，“那我们就申 请要求减免吧？”，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申请减免报告递给他，要求他们与我们共 同申请减免，那位李局长料想我们过不了这道嵌，痛快的给我盖了章。 之后，我们就去广东省电力局交涉，鉴于事关重大，外方也找了很多方方面 面的关系，其中有人做过霍英东的秘书，有人认识某某领导，老实说，我本人虽 然不反对找人，但我知道，在通常的情况下，可进可出的事情，找人是有作用的， 但我们的事情，事关一级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这不是一般找人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也对外方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所有找的关系，其实都没有 起过真正的作用。 在广东省电力局，我们和分管的一位副局长谈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坦诚告知， 上网配套费是因地方政府要求而发文的，他们同意再做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一段 时间以后，我们再去省电力局，被告知，地方政府的工作做不通。 面对困局，我提出广东省电力局目前是替人受过，此事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厉 害关系，在目前的状态下，广东省电力局的所谓工作，也是没有力度的，对此， 我们如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事实上也可以帮助广东省电力局摆脱困境，我把这 意思给广东省电力局的有关人员作了表示，他们说，你们该怎样就怎样。
于是， 我起草了一份态度强硬的文件，文件指出： 1. 辉罗电厂是国家正式批准的中外合作企业，不应也不能对其征收惩罚性的 “上网配套费”； 2. 五部委的文件没有外经委的会签，不适用于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且文件 标明为秘密，不能作为国家法规； 3. 国家有关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不涉及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本案应予参 照； 4. 五部委的文件发布于己1995年，广东省1996年下达，而辉罗电厂的项目批 准为1994年，按照法不追溯的原则，该文件不能追究和惩罚辉罗电厂。 文件要求广东省电力局一星期内给我们回复，否则我们只能采取投诉、行政 诉讼或向媒体披露的方法来维护公司的利益。 文件发出后不久，广东省电力局重新发了一个文件，言及其征收上网配套费 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中外合作企业的特殊性，且属于地方自产自销项目，是否征 64 收上网配套费由当地的供电局自己掌握。 省电力局又把皮球又踢回到地方政府。 当我们拿到省电力局的文件后，我去见地方供电局的李局长，他沉闷了一会 说：“我请你做我们的顾问。”我开玩笑的说：“可以啊，顾问费3000万美元。” 因这个项目的总投资为3000万美元，而对省电力局会出这样的文件，也是出乎地 方政府的意料。 省电力局改变文件后，地方政府就彻底撕破了脸皮，公开表示不能执行合同， 其参加会谈的一个常委，仍表示要收取“上网配套费”；而供电局长则表示，只 能按照0.6元/千瓦时收购3000万度，而按照合同规定，供电局应按照0.75元/千瓦 时收购15900万度。 面对中方的无赖态度，我们倒也是无计可施，此时，外方在北京的一个朋友 表示可以帮忙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反映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为此，我 赶到北京，与有关的人员会谈，确定反映问题的文稿。大约一个星期后，李长春 作了批示：请汤炳权同志过问一下。汤是主管外经的副省长。
李长春批示后，广东省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广东省外经委，召开了一个协 调会议，并让地方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就中外双方的主要争议问题表示了他们的 意见： 1. 关于上网配套费，他们亦认为不应该向中外合作企业征收上网配套费； 2. 关于收购电量问题，地方应该尽量解决，如有困难，可与省电力局协调上 省网； 3.关于上网电价问题，地方物价局曾经出具的0.75元/千瓦时 但由于在文件 上表示，要在正式上网时另行审核行文，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批准文件，须 双方再协商。 此外，广东省人民政府由副秘书长罗越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把地方政 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找来专题研究了辉罗电厂的问题，虽然外方没有参加会议，但 事后将会议的记要发给了外方，会议认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要地方政 府认真研究守约和违约的利弊。 然而，广东省政府的这两个会议并没有对地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地方政 府仍是我行我素，仍然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即坚持收取上网配套费，坚持不履 行合同。 无奈之下，外方只有终止合同，提前清算合作公司，外方的投资损失为2200 万美元。在清算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在报关时发现，中方私自进口了3000吨 钢材和一批二手工程机械，为此，又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地方政府承担了关 税，才使报关通过。 虽然，清算工作持续近两年的时间才最终结束，清算的结果，外方的损失为 2200万美元；中方的损失是1500万人民币；为方便清算，整个设备和厂房，外方 按500万美元和440万人民币收购，但由于设备需找到买家才能退运，整个退场工 作延续到2003年底才结束。此时，外方请我作为权益代表提起向中方索赔的工作， 为此，自2004年3月起，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索赔诉讼，期间，我和广东的六家中高 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贸仲华南分会、中国贸仲等中国最高的司法仲裁机 构交涉，其中的波折、反复也足以写书。 我们在向中国贸仲提请仲裁的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 件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查封了供电 局在一个电厂的10%股权，其价值约为350万美元，而后围绕着财产保全展开了激 烈的争夺，对方首先提出异议，广州中院召开听证会，我们根据最高院的规定和 广东省高院的规定，驳斥了对方的异议。随后，对方动用行政力量，鼓动云浮市 中院向广东省高院和广州市中院提出管辖权问题，显然，在涉及地方政府利益的 问题上，广东省高院是偏向于对方的，只是由于广州中院承办法官的意见，使之 拖了一段时间，最后由广州中院书面向广东省高院请示，广东省高院予以批复， 将我们这个典型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只是因为最高法院的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涉外 财产保全案件属不属于涉外民商事案件）划归没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云浮 中院，而云浮中院在明知可能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就予以解封。
而此时，在贸仲华南分会，又上演了另外的一幕好戏，案件的首席仲裁员是 华南分会的副秘书徐三桥，在第一次开庭时，庭审的形势明显不利于对方，首席 仲裁员表示双方的证据比较一致，事实比较清楚，无需再次开庭。但就在审理时 限即将到的时候，我打电话询问出仲裁书的时间，华南分会回答我快了，这几天 就有消息，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我们收到的是“首席仲裁员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职”的通知，原先的庭审宣告作废，首席仲裁员的变更给云浮中院的解封 赢得了时间。 为打赢这场官司，对方可以说是不惜成本，其原先聘请了广州的两家律师事 66 务所，后来，又聘请了据说搞得定仲裁委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果然，该律师事 务所就导演了变更首席仲裁员的事件，我们曾向华南分会和北京的中国贸仲交涉， 因这种变化是非正常的，且在贸仲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交涉没有结果。 新的首席仲裁员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晨光院长担任，又开了两次庭，由于 事实清楚，仲裁庭的辩论并无什么特别，倒是对方请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在仲裁庭上胡说八道，毫无根据的说外方将二手设备卖了三千万美元，我后来查 了仲裁员名册，那位张姓女士竟然还是中国贸仲的仲裁员，我随即给贸仲写信反 映，对那位主任的职业操守提出质疑，并在答辩中指责她信口雌黄。后来，供电 局的李炳才局长遇到我，说我告了那位张张律师一状，可见贸仲对此事是做了调 查的，至于结论，就不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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