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善不完美的中华民国
（参考网文选摘）
（一）
李满星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名校毕业的晏阳初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腹地引领、实施平民教育，不仅大批海归和学者跟随投身其中，且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皆受其感染和启发，也从东到西践行“上山下乡”，分头实施乡村建设试验，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四位知识分子，领头合力推进的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为挽救面临溃败的乡村社会立功甚巨，还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载入史册。
游学识“苦力”，
晏阳初大规模实施平民教育
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依然此起彼伏。就整体而言，直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中国乡村陷入愈来愈深的衰败，百姓贫困不堪，整个乡村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农户总数3.11%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达41.47%，占比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占比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占比61.4%的贫雇农则只拥有20.77%的土地。
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认为，中国自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本不固，则邦不宁。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
晏阳初，祖籍四川省北部的巴中市，出生成长于晚清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辛亥首义后的1913年，他23岁，在父亲支持下到香港求学，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赴美转入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欲求解国弱民困之道。1918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后，27岁的晏阳初横渡大西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法国华工营，成为一名志愿者。他教华工识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引燃了晏阳初头脑里理想的火种。他后来回忆，“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博学慎思的晏阳初在深入思索着。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中，2/3是苦力，世界上2/3的人口都是苦力，而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90%以上的人口也皆是苦力。
这封1918年的信，让晏阳初开始渐渐认识这些中国的“苦力”：他们虽然心身皆“苦”，但脑子同样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因缺失受教育机会，这种能量，没有被开发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这对青年晏阳初来说，其惊喜不亚于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他认为，中国的劳动阶层，长久以来被天然地隔绝在知识之外，被古今众多的劳心者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沁骨入髓，甚至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热血青年晏阳初，在这些“苦力”的身上，不仅看到自己未来的道路，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1919年，他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1920年从美国回中国前，这位既有深厚儒学功底又充分吸纳西学营养、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学子，就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当时，一般留学欧美国家及日本的“富二代”青年，回国后不沉下心做考察研究，不熟悉中国基本国情，只想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者多。晏阳初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进行的调查，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要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8000万学龄儿童，只有700万就学，90%以上的儿童失学。此外还有1亿多青壮年，因为战乱和家庭贫寒等原因，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以及虽然识点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进行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地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要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1922年2月，晏阳初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地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3月，他又组织起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于浙江嘉兴、山东烟台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两地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人数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的学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这种不懈的努力，使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取得了重大影响。
1923年，晏阳初到北平，在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都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心灵深受触动的郑锦毅然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一批博士下乡，
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海归”博士受其感召下乡，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扩大到农村治理，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于小处着眼：为减少饮用水途径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仅短短两年，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就开始有很大起色。
为了全力投身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婴儿离开繁华的北平，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他“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且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他有一段真诚的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晏阳初还说，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他作揖磕头让那些中外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一起完成使命。晏阳初说，“我一生在事业上的交游甚广，与事业无关的至好并不多”。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教育学硕士汤茂如、瞿世英（字菊农，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拓（美艾阿华大学农学博士）、郑锦（字耿常，画家，留日十年）等一批“海归”博士，受晏阳初这种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感召，果断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
直系军阀冯玉祥、奉系军阀张学良等，耳闻目睹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就，并受晏阳初复兴濒临崩溃的农村的执着精神感召，也看到他能身体力行做大事，都十分支持他，还邀请晏阳初给其军官训练班和“平教班”授课。
1929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大公报》青年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短短几天，他感到，定县试验区办事处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小小的新村，生活极简单、有规律，而极富有兴趣，有极简单的运动场、小小的医院、简单的图书馆。定县所见，让徐铸成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过去，徐铸成认为，用教育和社会下层改良的办法来救垂危的中国，太纡远、太空泛了；眼前的所见所闻，却让这个以前在大都市求学的单纯青年，立即改变了极其幼稚的观点。他相信，晏阳初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以及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才是“最前线之革命工作”。像晏阳初的这种试验工作，一步一步虽走得很慢，但进一步便是一步，得一分便是一分。
徐铸成寄回来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1月10日，《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还与晏阳初的“平教总会”合作，于1934年1月4日开始，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每月两期，后改为周刊，共出刊70期，为乡村建设事业搭建起舆论平台。
晏阳初在定县平教村治，泽被后世。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36年，日本的侵略步伐逐步加紧，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此时，已人到中年的晏阳初，以完备的规划、过人的胆略，将村治稳步推进到县政府这一层级，实施新政。他撤销了将近2/3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来参与政府工作。
筹办乡村师范，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就在北方的平民教育开始起步时，早前追随晏阳初的陶行知，则在南方开始筹办乡村师范，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后辗转杭州学医，但因为不是基督教徒而受歧视并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此间，他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撰写《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学市政，半年后便追随在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这位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期望寻找一条能有效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
他早在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就敏锐地发现中国乡村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学到的理论，和国内惨痛的教育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决心教育救国，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他们在全国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在他的努力下，1925年3月，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师资短缺成了最大问题。陶行知与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调查研究沪宁沿线的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乡村师范学校得到批复时，恰逢1927年元旦。而这也就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陶行知无比振奋，在《我们应当向谁拜年》中动情地写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无不来自乡下，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吗？”而下乡拜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乡村教育。
1927年3月，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成立，陶行知明确提出培养：（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开学典礼当晚，陶行知与其他几位客人就睡在稻草铺就的“地毯”上，同卧的竟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为“牛大哥”。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后来，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示范作用彰显，
乡村建设运动遍地开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分别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其乡村建设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梁漱溟曾应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同时期也效法晏阳初、陶行知，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以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成功。1931年，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世以来，由于战乱不已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他在邹平实验县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将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
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还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当年随同梁漱溟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他们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在农村执着地播下理想的种子。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贷款或贷良种棉籽，收棉时还款，“科农贸”结合，造福一方。当时吸引了大量前去参观的外宾和要人，能得到其一捆棉花或一包棉籽，都被视作极大的荣耀。
比晏阳初小3岁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2月，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短短三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了峡区匪患后，决心摸索出一套治理峡区的根本之策。鉴于峡区范围内山多田少，土地所出仅敷农家三个月生活所需的现实，卢作孚经过细致调查与缜密思考，提出“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20世纪30年代初，黄炎培在《蜀游日记》中写道：
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在八九年前，（北碚）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唤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北川铁路1934年建成通车后，不仅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大人物纷至沓来，且有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关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滑翔机表演，还去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曾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试验。
晏阳初引领，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分头实施，众多知识分子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改造试验，不仅受到当时政府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晏阳初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时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他还曾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二）
王欣瑞 ：民国时期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关注
——对《大公报》乡村建设文论的解读
内容提要：
新闻媒体与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点，但《大公报》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还很少有人涉及。《大公报》是民国时期影响广泛的报刊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以深切的人本关怀精神，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做了大量报道。它呼吁关注民生，主张政府参与，并在乡村建设运动高潮期间推出《乡村建设副刊》，为乡村建设事业创造舆论平台。《大公报》既反映了时人关注的社会焦点，也起到了为乡村建设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今天解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窗口。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代以来，如何使农业、农民和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对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尝试和探索。运动期间，主张乡村建设的各界人士通过种种媒体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方案，从多个层面探索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解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好窗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从萌芽逐渐走向兴盛，报刊杂志等媒体率先透露出乡村建设思想传布社会的信息，反映出社会对乡村现代化问题的普遍关注。当时，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在许多著名媒体上大量涌现，人们对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分析、评价纷纷见诸报端，“乡村建设”成为时人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一时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既有乡村建设参与者对自己工作的检查与总结，又有局外人对乡村建设事业的观感与评说。除专门性的学术刊物积极鼓吹乡村运动外，知名度较高的一些综合性报纸杂志，如《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也都曾陆续登载过不少有关乡村改造的文章。报刊媒体敏锐的分析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传播力度和研究深度，从而也助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繁荣之势，本文即选择民国时期著名报刊之一——《大公报》作为解读乡村建设运动的窗口。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营报纸。尤其是1926年后的“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努力提倡民主政治，是民国历史上影响十分广泛的媒体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拯救农村危机，乡村建设思想已经非常活跃，并融入当时政治文化的主流，《大公报》以深切的人本关怀精神，对乡村问题做了大量报道，既反映了时人关注的社会焦点，也在无形中为乡村建设推波助澜。相较同期其他报刊，《大公报》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笔论述，形成了自己的报道特色。
一、关注乡村民生
《大公报》认为“中国农村破产，日趋严重，有识之士，亟待复兴农村，以图挽救，故近年乡村建设运动勃兴。”从1930年起，《大公报》开始派记者到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发表具有纪实风格的调查通讯。同时还充分发挥其通信员队伍的优势，发表了大量的旅行通信和写生，并在此基础上以通信的内容为论据，展开评论，这些在当时的报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报道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问题的进一步关注。1935年，《大公报》发表《中国农民离村及其救济》一文，指出“近年来都市过肥，农村消瘦的病症已普现于我国各地”，文中引用日本人田中直夫所著《中国农民离村问题》分析农民离村的原因，主要有：帝国主义压迫、历年政治变乱、地主富豪的榨取、农业资金缺乏、天灾频仍及买办阶级的操纵等，对中国农村破产环境下的农民离村现象做了深度报道，指出“这样的离村是不得已的、农村崩溃时期的离村。”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公报》组织了“陕赈周”与“救灾日”两次赈款募集活动，在大公报人看来，赈灾也是推进乡村建设的手段之一，在救济民众生命，给予其物质帮助的时候，教以他们独立谋生的知识与技能，实际是在培植乡村建设的基础，从另一角度讲，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赈灾”。从《大公报》两次的赈灾活动中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农民命运和农村社会的深切关注。
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大公报》虽不是直接倡导者，但其对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关注却是一贯的，对乡村建设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公报人认为：“热心于乡村研究、从事于乡村建设者，……虽是因为环境不同，出发点不同，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做出各种不同的试验，得出好些不同的成绩，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就是为乡村谋建设，为中国找出路。”因此，《大公报》不惜版面刊登有关乡村建设的通讯、评论及专家文章。
1930年1月8日至12日，《大公报》连续刊登了《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并配发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1933年3月1日至4月19日间，《大公报》每周1期连载了《山东农村观感记——记邹平之行》；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大公报》连载了《定县参观记》；为配合在邹平召开的第一次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大公报》于1933年7月13日发表了社评《乡村建设协进会之成立》，并以连载的方式向读者推出了《乡村的建设——全国乡运状况之一斑》的长篇介绍文章；同年《大公报》刊载有关专家文章，如傅葆琛的《乡村社会人才问题的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什么》、方显廷的《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方方土的《定县平教工作之我见》、董时进的《棉麦借款与农村复兴》等。对于身体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的可贵精神，《大公报》更是予以赞赏并颂扬：“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实际上能帮助农民，使他们得点好处，便是为他们造福；总比唱高调，讲废话，成天鼓吹怎样救济农民，怎样发展农村，却是从来没有到过农村去的人强得多。我们对于抛弃都市生活，深入农村的人们，应当脱帽鞠躬致敬，因为他们是实践者，是力行者，是奋斗者，是肯牺牲服务者。”《大公报》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反映了它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二、主张政府参与
在对民生问题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大公报》文论有一个鲜明的主张，即认为应该从政治上着手解决乡村问题，政府应该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政府救济农村，不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上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农村问题，根本与行政改良，税制改革，息息相通，如果政府不努力将全国的行政税制彻底刷新，使国家一切税收不再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根本谈不上救济农村。《大公报》作为舆论工具，曾积极致力于推动当时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经济建设，并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须政府有办法，国民有决心，国难必有解除之日。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大公报》的现代化观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廉洁有能政府。”认为国民政府对于乡村建设与改造没有给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大公报》一个大胆的观点，也是其社训“不私”的体现。“中国的政治，虐农特甚，今日则更不可问。政府政策完全与农民利益违背，且直接威胁其生存。”《大公报》以锐利的眼光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如不注意他们的疾苦，农村破产，中国将急趋灭亡之途。所以，“若夫中国农村破坏，与其谓为经济的关系，毋宁应认政治之原因。”“建设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政治责任者不愿建设或不许建设时，怕是谁也不好建设。”“如果政治责任者谋建设而又愿建设时，以政治力量去推动农村建设即是比较快当的事情。”
1933年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时，《大公报》文章认为：“发展乡村运动之总前提，在减除不当之捐税，安定人们之生活。此而不能，则任何理论之乡村运动，皆为徒劳。虽千百热心学者梁漱溟，亦无济于事也。”1934年8月28日《大公报》的《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中，更是直接呼吁救济农民“需要政治力量”，文章认为政府救济农村责无旁贷，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也不应该放弃利用政治的希望，“一个社会的改造，尤其是一种大规模的有意识的改造，总须是由上而下的。……现在的农村破产程度已至极点，救济农村实系迫不容缓的急务。但救农岂能不借助政治力量！提高关税，抵制海外农品倾销，需要政治力量；减少棉麦借款，需要政治力量；停止内战，剿除匪患，便利货运，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均需要政治力量；即防止水患，积谷，控制粮价，开渠，修堤，也无不需要政治力量。”
“政府参与”是《大公报》改善乡村社会的主张，具体办法就是“改革县制”：“采取措施，改革县制，提高县长地位，并奖励地方人才，使知识分子回县或乡工作。政府对县级工作人员确定生活保障制度，筹津贴金，并严肃法纪，注重实际成绩。”《大公报》这种舆论正好迎合了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的“在全国实行县政改革”决议。事实上，从1932年底开始，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更多的“民间”乡村建设者开始考虑和政府合作搞乡村建设事业的问题。在河北定县的晏阳初提出“政教合一”的主张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乡村建设多年“民间团体”的实验证明，乡村建设事业要有政府的参与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成果。《大公报》不仅以深切的人本关怀精神关注乡村民生，而且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新趋向。主张把乡村建设与政治改造有机联系在一起，《大公报》的这种认识和舆论无疑是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三、刊行《乡村建设副刊》
相较上世纪同期的报刊，《大公报》中对乡村建设最具特色的报道当属其在30年代开辟的《乡村建设副刊》。1934年1月4日，《大公报》秉承其创办丰富多彩副刊的一贯特点，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开办了《乡村建设副刊》。该副刊起初每月两期，由燕京大学杨开道主编。一年后，从第25期开始，改为周刊，由平教总会的瞿菊农主编。该副刊一共编辑刊出70期，刊登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报告及宣传和讨论乡村建设的理论文章约一百篇左右，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乡村自治、经济、金融、教育、合作、卫生、赈济等诸多方面。副刊中，除乡建各实验区工作情况报告外，占篇幅最多的是有关以下三类主题的文章，即：运动概况、乡村合作事业、乡村建设措施。这些文论既反映了时代主题，也为乡村建设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首先是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介绍。从《乡村建设副刊》中可以看出，早在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就有学者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历史和参加团体的类别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研究。徐雍舜在《中国农村运动之总检讨》对乡村建设做了理论上的分析：他首先回顾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历史：从翟城村治到山西村治、从平教会定县实验和梁漱溟邹平实验到全国大范围的乡村建设活动，指出农村运动已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作者把参加的乡建的团体分为政治机关、教育团体、宗教团体、银行团体、社会团体及地方自治团体。接着又对各种农村运动的特性作出了分析，指出：以政治为主体的乡建，就是要以农民为施政的主要对象，为的是实现全民政治，山西的村治即可做到这一点，全国的自治方案以及国民党的农民工作都可属这一类；以教育为主体的乡建是一切的问题都从教育入手，以平教会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代表，它们不限于识字教育，而是广义上的教育；邹平的乡建则属于以政教合一为基本理论，以学校为中心实行政治的功用，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村公所，视学校为教育中心，同时也是政治中心；还有一类乡建就是从经济生活入手，以改进技术、增加生产为努力的目标，湖南棉业实验场、各处的合作运动、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等都以改良经济为依归。
菊农在《乡村建设之历史的任务》中认为乡村建设有其自然的次序，可分为三阶段：乡村社会服务时期、农民自动建设时期、全国计划建设时期。文章强调了乡村建设的“服务精神”和引发农民自动建设力量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民族的新生命，必须有稳固的组织基础和自动建设的力量才能实现。
《大公报》以政治、教育、经济等为主体来划分民国乡村建设不同派别和特性，抓住了乡村建设各派的不同特征，这种类分办法比较科学，依然为当今学者所沿用。对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次序和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说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作了很好的描述和预见，文章发表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次是关于合作事业的介绍。据笔者统计，《乡村建设副刊》近100篇文章中有22篇是关于合作运动的，从中可见时人对合作事业的重视。章元善认为“将来以经济的组织——合作社为中心发展村治，这种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进一步认为合作运动是人民的运动，应由感觉需要合作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合作社的呼号是自助互助，农人们与其求天拜地，还不如努力自救。“合作运动得到人们的信仰，全在合作运功的本质，实在能够抓住时代需要的重心。”政府提倡合作有必要，政府应为农民设法，给予此前得不着的种种便利，尤其是金钱的通融。但是，“过分的提倡，拿合作当一种救济事业去办，亦是同样的于合作无益。”这种对合作社事业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对乡村建设运动中合作事业的顺利开展是非常有益的。还有人认为“合作”代表一种民主精神，“合作社虽不能直接领导民众，从事政治活动，但合作社内部组织及经营之程序，颇合近代民主政治之精神，……合作社无形中可以培植民主势力，实现民主政治。”“合作社为乡村建设中心机关最为合适”。副刊除介绍上述国内的合作思想外，也对丹麦、印度、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给予介绍，这些探讨促进了当时中国合作事业的成熟，成为《大公报》有关乡村建设报道的重要主题。
最后是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乡村建设副刊》提倡要在消极的控制环境和积极的改进生产两方面并进。既要打破农村建设的障碍，如国际资本的压迫和国内苛政的劫掠；也要从改善农民生计入手，切实做一些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效工作，如兴修水利设施，改良生产方式、推广先进农技等，而最重要是要解决农村金融危机，保证农民的借贷和合作组织的资金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以稳固乡村建设工作的基础。如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就呼吁“农村金融机关的设立，已成为事实上的需要”，“应该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对于农民的金融需要加以扶住，并从法律上给以保障”。
《乡村建设副刊》也反映了乡村建设运动中对教育的一贯重视，认为“如何才能引发农民自动地力量呢，惟一地答案就是教育”。副刊主张教育是造成建设力量的原动力，既要以扫除文盲和提高农民文化程序为目标，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培养他们的经济意识和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也要将乡村建设的意义和精神灌输给他们，努力改选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用教育的力量，将青年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使他们成为乡村建设事业的中坚，被认为是推动乡村建设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副刊所反映的改革农村金融、提高农村教育这两大问题，不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中须要花大力气解决好的问题。
（三）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文化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文化是指1912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文化。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它标志著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
1905年新文化运动后，在中国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不再考试八股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仿照日本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制度。1920年，北洋政府规定停止使用文言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教学。1922年，北洋政府仿照美国教育制度，刊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各6年，大学4至6年，课程也进行了改革。1929年，中华民国的高等学校已有70多所。1937年，中华民国的高等学校已有91所。
蔡元培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改革了招生制度，彻底杜绝了优质大学被官僚、商人的没有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入学，提出读书并不是为了求官求富，讲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开始招女学生，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首例。
胡适早期也在国立北京大学执教，胡适为人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讲究教育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已经招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学生，两派势不两立，经常为了一些事情在礼堂吵闹，有一次，胡适在礼堂的时候，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学生站起来指着胡适大骂“汉奸！汉奸！汉奸！”，胡适心平气和地说，“这个屋子里没有汉奸。”
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1927年，他在南京郊区建立了“晓庄师范学校”，践行自己的教育理论。
由于西方人认为文字体系的发展必须经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阶段。 “文字发展三段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这套单一起源、单线发展的文字进化理论主宰了西方学术界。中国的象形文字被认为停留于原始的进化的初阶，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钱玄同与鲁迅、陈独秀一致认为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特点是采用符号表示声调，这虽然不是一种直接的拉丁化方案，但用符号表示声调的方法却延续到汉语拼音方案。
192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特点是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的声调。
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三百二十四字。不过，此次简化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反对。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
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兴起，去掉晦涩的文言文，起用白话文。这一时期文学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杂文家等。
绘画
中华民国早期的著名水墨画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技融合中西，他擅长画马；齐白石融合传统水墨画和民间绘画，擅长画虾、花、鸟、鱼等。
音乐
中华民国早期的音乐主要是放映抗击大日本帝国侵略者的题材。
电影
1896年，西方无声电影传入中国，首先在上海放映。
1905年，中国人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上映的时候“万人空巷”。
1930年代，中华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出品。
中华民国首次在国际上得奖的电影及其制作人员是蔡楚生和其《渔光曲》。
不缠足运动
中国的缠足习俗起源于北宋。到明清时代，缠足逐渐普及于一般阶层妇女。满族人没有接受汉人的缠足风俗，清廷曾多次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汉人则认为缠足乃汉人民俗，刻意保留，所谓男降女不降，缠足比以前更甚。
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沿海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内陆地区。
1912年，詹天佑在广东省广州市建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到1949年，各科技团体已经有150多家。
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担任院长，这乃是当时中华民国最高的学术、科研研究机构，它有院士81人，建立了学术评议制度和院士制度。同时期，北平研究院、中国西部科学院等相继建立。
1930年，中央研究院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等研究所，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都在这里任职。为了改变当时国家落后于欧美诸国的局面，他们勇于探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就。
后人评价
现今中国大陆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中对于中华民国早期的文化的描述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不懈奋斗，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追求，使该时期文化领域不断发生着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冲突。宣传进步、反对落后、追求民主、抨击独裁，讴歌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投降主义，成为民国时期文化领域的主旋律。”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在文化领域也没有取得主体地位。
（四）
女权
1 9 12 年 成 立 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参议院指 出 , “ … … 欲求社会平等 , 必先求男女之平权 ; 欲求男女之平权 , 非先予女子参政权不可 ” 。 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亦 “ 恳求宪法及附属法规定女子参政条文事 ” 。 五四时期 , 直接或间接与参政运动有关的女权组织有 17 个 , 遍及广东 、 浙江 、 北京 、 上 海 、 天津 、 江苏 、 江西 、 山东 、 吉林 、 湖北 、 四川 等省 市 。 这些团体都把争取参政权作为妇女解 放的目标 。 这种状况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 女权主义者认为 , 只要妇女参政权实现了 , 其它一切妇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 “ 中国 权运动 以及参政运动迷信政治 , 以为女子得到政权 , 便能解决女子自身的一切问题 ” 。 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又被时人称为 “ 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 ” , 其社会基础是新式女子学校培养 出来的几十万具有初 、 中级文化的知识女性以及女子留学生 , 她们一般都有较好的经济来源 , 问并且自幼就耳闻 目睹接触西方文明 , 脑子里或多或少吹进了民主思想之风 , 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下层妇女甚至部分男子要高 。
但是 “ 实际考察 , 仍不免有极不平等之现象 ” , 尤其是妇女法律地位的缺乏 , 最让她们感 觉不平等 , 所以她们认为参政权利最为切要 。 这一部分知识女性 , 勇敢地从封建模桔中冲杀出来 , 要求 男子分享政治上的权利 , 这对几千年来 “ 女不 言外 ” 的封建礼教是大胆的冲击 , 反映了中国妇女 权利意识的觉醒 。 但女权运动忽视了一个现实问题 , 即近代中国 妇女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都严重缺乏 。
妇女参政的关键问题在于 : 第一 , 全社会妇女是否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 以及对国家 、 社会管理的普 遍兴趣和积极参与态度 , 也就是说 , 广大妇女是否具有参政意识 。 第二 , 参政的妇女能否自觉代表妇女的整体利益 , 为谋求妇女权益而努力 。前者是前提和基础 , 后者是内容和实质 。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 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 。 就前者而 言 , 不但一般的下层妇女没有参政意识和愿望 , 就连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对参政的理解也是一 知半解 , 认为仅仅有几个妇女到政府机关做官 , 妇女的参政权就解决 了 ; 就 就后者而言 , 已经在国民政府各机关工作的妇女 , 也并不知道为广大妇女谋取广泛的利益 , 她们只是一种点缀 , 为 “ 男女平权 ” 的 法律条例装满门面而已 。 另一方面 , 妇女参政虽是 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 , 但政治地位并不能代表妇女地位的全部 , 政治权利的获得也只是妇女运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 女权运动的局限之 一 , 就在于过分夸大了妇女政治地位的作 用 , 而忽略了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而努力 。 从实际后果看 , 近代中国的女权运 动收效甚 微 。 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 竟然没有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文 , 随着 袁世凯政权统治的强化 , 1913 年 1 月 , 女子参政同 盟会也被勒令解散 。轰动一时的民初妇女参政运动 , 其结局令人痛心。
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的一无所获相比 , 五四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在省市一 级取得了部分成功 。 19 21 年冬 , 湖南举行议员选举 , 经女界努力 , 王昌国等当选为省议员 , 桃源 、 衡阳 、 宁乡 、 湘潭等县有女子当选为县议员 , 湘潭女议员达 7 人之多 ; 湖南省教育 、 财政各机关职员都有了女性 ; 在各界 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 四川省宪部分条文体现 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 如规定 “ 人民在法律上无男女 、 种族 、 宗教 、 阶级之别 , 一律平等 ” ; “ 省民无 论男女 , 满 21 岁皆有公民权 ,受教育之权利 ” 。 据统计 , 从南京 国民政府成 立 到 1936 年 , 各级政府女职员 “ 平均计之 , 约 占 5 一6 % ,中央多于各省也 ” 。 但是 , 女职员 、 女议员往往受到男性的压制 , 她们提出的建议得不到 重视 ,大部分机关增加女职员只不过作为一种点缀 , 以应付时局的要求 , 难以指望她们对整个妇女状况的改善起很大的作用 。 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客观要求 , 是针对 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在权力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 , 因而难以运用政治权力来维护自身权益 、 解决自身问 题的状况而提出的 。 就这一点来说 , 女权运动重视参政权利的获得是有积极意义的 。 但这种想法的背后 不但存在着一种急迫的心理 , 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 。 妇女运动不能不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 , 这一点正是女权运动者所欠缺的 。
“ 提高妇女素质 ” 观
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女权运动者和中共的妇女运动观不以为然 , 认为妇女运动应以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 增强妇女社会参与能力为目标 。 女青年会的宗旨是 “本基督精神 , 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 , 稗有高尚健全之人格 , 团契 之精神 , 服务社会 , 造福人群 ” , 在实 际工作中则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社会服务 、 人格塑造为主要任务 。 德育就是培养妇女具备耶稣基督的人格 , 这种人格的基本特征是自强 、 自立 、 自信 , 具有服务社会 的大 公无私精神 ; 智育就是使妇女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 这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出版事业来进行的 ; 体育即增强妇女体格 , 天足运动 、 卫生运动 、 组织体育运动会 是其主要活动内容 ; 群育即培养妇女的团体合作精神 。 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运动的具体目标在 1923 年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 在 1923 年以前 , 很重视女教徒内部的联络 , 培养妇女的宗教感情 , 为教会输送高级传教人士和虔诚信徒 。 但从 1923年开始 , 中国民众掀起 长达 5 年的 “ 反基督教运动 ” , 对中国基督教组织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 它们开始摸索改革中国基督教的路子 。 女青年会开始关心广大妇女的疾 苦 , 由内部联络转向联系社会 。
19 23 年中华基督教 女青年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讨论了妇女经济独立 、 家庭及婚姻问题 , 确定把禁烟 、 放足 、 提倡平民教育和改善劳动妇女生活待遇作为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 。 会后 , 女青年会一直在这些方面做出 努力 , 并不断扩大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 。 女青年会尤其重视下层妇女群体 。 在城市 , “他们对于一般知识妇女所轻贱 的工厂劳动妇女尤其特别注意 ” ; 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 , 它又开始推动农村妇女运动 。 女青年会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 其服务事业一般都在教会的积极配合下进行; 教会也因女青年会接触面广而希望通过它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 逐步 使人们慕道信主 , 成为信徒 。 但女青年会毕竟不是 教会 , “ 它可能提供一些宗教教育 , 但它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教会 ” , 它也不要求本会的会员都是基督教徒 。
在女青年会 的德智体群四育中 , 德育具有较 浓厚的宗教色彩 , 智体群三育却很少有宗教意义 。 在女青年会福山乡村服务区 , 民众学校的初级 、 高 级 、 教师训练班的教学内容 , 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课程 。 1923 年以后 , 女青年会主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 。 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 “ 由教育人手劳工界渐进于有系统 、 有目的的正当的劳工运 动 , 注意训 练指导这种运动的领袖天才 , 协助雇主及政府 , 努力谋求现有劳动界生活的改 良 。 ” 在这 一 目标的指引下 , 女青年会在城镇举办劳工服务区 , 创设女工夜校 、 女子教育班 , 努力提高女工的文化素质 , 为她们解决实际问题 ; 在 乡村设立乡村 服务区 , 为农村妇女提供教育 , 并促进家庭副业及手工业的发展 。 对于在封闭 环境中长大的中国妇女来 说 , 这些活动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 整个女青年会事业受到妇女群体的广泛欢迎 , 连 当时 一些 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也不得不承认它深人群众 比较有力 。 “ 她们对于妇女问题方面较多注 意 , 东也办学校 , 西也开演讲会 , 什么卫生 , 什么保 护儿童 , 以及改 良家庭一一组织小家庭— 夫一 妻制 ;这些工作 , 她们在实行上确实有了相 当的努力和成绩 ” 。 她们的活动具有教育性 、 娱乐性和服务性 , 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妇女. “ 系鉴于现代社会上种种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 , 特出而救济 , 为最有价值且为必要的一种运动 ” 。
但现 实的客观环境并没有给女青年会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和时间 。 1937 年 , 日本大兵无情地践踏了女青年会辛苦经营 10 年的福山乡村服务区 , 其他乡村服务区 以及城市事业都在日据时期相继停止工作 , 此时 , 女青年会职员也认识到不获得民族独立 , 没 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 妇女运动不可能真正进行 。 抗日战争开始后 , 女青年会组织了各种服务团救济伤员和难民 , 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 直接投身于民族 解放运动 。
基督教女青年会着力启发妇女心智 , 提高妇女素质 , 增强妇女社会参与能力 , 它的努力从不同方面冲击了数千年来沉淀在人们思想中的关于妇女的传 统观念 。 提倡女子教育 , 改变了明清以来广为流行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 ” 的旧观念 ;健康运动纠正了长期 以来 “ 以弱为美 ” 、 “ 温柔驯服 ” 的变态审美观; 提倡家庭手工业及副业 , 为妇女开拓了更多的就业渠道 并改变着人们在性别分工中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思维定势 , 而且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 。
在 对传统观念造成冲击 的同时 , 女青年会通过社会活 动 (包括文化娱乐活动 )向服务区注人新的观念 、 树 立新的行为规范 、 提倡新的生活方法 , 营造较好的妇女发展环境 , 促进妇女自身的觉醒 。 这才是妇女运动的基础和实质 。 由此观之 , 基 督教女青年会的妇女运动观及其活动 , 为近代中国 提供 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模式
（五）
张鸣2008年5月28日
国家历史系列讲座
民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它的确比我们此前的明朝历史、清朝历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发现彩色历史”的话，这个民国历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现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异的面目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
现在是民国热，我曾经做过这段历史，翻过一些史料，翻过这段时期的大批报纸，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点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线行进
民国时期大分起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北洋时期，一个是国民党时期。但是具体细分，它还有不同的阶段。在北洋时期，分得比较整齐的是“四个四”，即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国民党时期第一阶段黄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战时期，内战时期。
袁世凯时期，开始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大总统没坐稳就开始帝制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袁世凯这个称帝，未必是像我们很多历史学家讲得是这个人特想当皇帝，做皇帝梦没做成，等等。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谓的君主专制去。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最初的四年，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复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做总统那天起就想当皇帝，所有的论证都是从后面往前推的。当时并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种专制的意图，没有证据。
在袁世凯没称帝之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个政权有溃败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依然会称帝的原因，但是称帝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溃败了。历史上讽刺他说是“二陈汤”送了他的命。“二陈汤”一个是陈宦、一个是陈树藩、还有一个是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来都挺忠于他的，后来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开玩笑，就说袁世凯的基本力量，确实在他称帝之后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态势。
我认为有一点，不是因为袁世凯想把中国拉回到过去，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中国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实当时老百姓对民国很不感兴趣，发现民国真不怎么样。没有皇帝的日子还不如有皇帝好过，老百姓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缘故，他觉得中国没有皇帝镇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时候不抗税，没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税。所以袁世凯觉得很麻烦，不光老百姓这样想，底下那些地方势力，尤其是地方军人更这样想，所以他就称帝。这样之后发现情况更糟。社会上层在清朝垮台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忠孝仁义这一套崩解了。忠于谁？核心的价值没着落了。于是西方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就是严复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它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袁世凯称帝触犯了这个进化论，触犯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包括多数的手握重兵的军阀。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锷他们有多大力量，关键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孙中山刚刚创立民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美国体制，就是总统直接统率内阁。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把这个制度改成了法国制，就是半总统制。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多了个总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责任内阁不在总统。
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执政当家，他当的是内阁总理，因为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恢复了民元时的国会。这就开始了皖系统治时期。皖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至少在国家政治运行上，很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国会、有参众两院、有议案、有表决、有责任内阁上国会述职、报告，虽然也是国会里头墨盒乱飞，茶杯乱摔，甚至开会打起来了。那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民主体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实际掌权的段祺瑞发现跟国会弄不明白，跟总统也弄不明白，就出现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内阁或者说掌权的总理跟国会之间的问题。于是他就把第一届国会废了，宣布它到期了。国会议员觉得虽然我们时间上是到了，但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履行职务，你应该补。段祺瑞说不能补了，于是就选了第二届国会。从1917年开始酝酿到1918年选出第二届国会，其中有一个叫徐树铮的智囊，操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地方找了个大宅子，把这些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里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钱。民元国会基本上还是选的，虽然选举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贿选。
到了第二届国会，两种方式，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贿选、买票。他们就是两层，第一次初选出来之后再互选，把人选上去，选成国会。大量都是贿选，公开的买票。当然也有比较横的，比如各地军阀，他打开票箱一看选出来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马上换票、重写。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买卖。这样通过买的方式，选出来一个第二届国会，人称“安福国会”。
显然，从制度层面上第二届国会就比第一届国会差了，但是后来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复了民元国会。按道理说这个国会不是贿选的应该好一点，但殊不知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很腐败了。当时北京有一个说法，就说逛妓院的，又说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众两院，“堂”就是京师大学堂，那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贿选，那时候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的，他不像袁世凯，袁世凯不贿选，他是派人把两院给包围了，说我们都是公民，你们必须把符合我们要求的总统选出来，要是不选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们出去吃饭睡觉。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锟用的是软的一手。他就说你们选吧，一人给你们发点补助，这补助就是五千大洋。当然也有便宜的，关键是看买卖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时候大总统就开始贿选了，皖系贿选国会，直系连总统都是贿选的。
到了奉系上台的时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个临时执政，执政府就在铁狮子胡同，现在还在。临时执政就没有国会了，然后临时执政的执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没办法继续了，这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出来当家，他变成了军政府，安国军政府，他当大元帅，军政府就更没有国会了。
袁世凯时期，我们后来说他到称帝的时候已经是有点特务统治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报纸还是可以抨击他，章太炎这种人的不满意，在底下骂还不行，还非得跑到总统府去大骂，砸桌子、打家具，最后无奈了才把他软禁起来。这个软禁可是非常优待的软禁，一个月给他发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当政的时候，当时报纸骂段祺瑞骂的非常难听。但段祺瑞并没有因为这个骂去把人家报馆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没有。直系的时候，这方面也还可以。
到了奉系就开始实行管制了，尤其是还管大学。奉系接班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比较穷的时候，老师开不出工资来，张作霖说：工资我给你们开，但你们必须听话，不听话就抓枪毙。这个时候开始杀记者了，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枪下。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就更糟了，对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就更严了，这时候就开始有新闻检查官了。至于制度，国民党的制度虽然不是军政府，但事实上是军政府。它是党国，就是以党治国。但事实上党组织又没有军队发达，国会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以国民党的党代会来代替国民大会，立法院实际上并不运作。
我们看到民国这两大阶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着一个下降线在进行的。它跟整个社会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们觉得我们只有不共和，只有远离民主才会好一点。到了国民党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的民主状况是要比北洋时期差一大块，但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力量有所恢复。可以说，好像在制度上是专制在救中国，不是民主在救中国。
为什么在制度层面上这样走下降线？辛亥革命以后实行的制度，从西方移植的代议制体制，中国人实行起来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上层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现代化面相：物质现代化，思想专制化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就说在沿海都市，民族工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的著名品牌，比如说“侯氏制碱”、“金星钢笔”，这些都是在民国没有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业。但是这样的民族工业，在同时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还有很多文化艺术的繁盛，大学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说军阀本身并不像我们很多通俗作品中讲的，都是坏人，都是些抢男霸女的，毫无爱国心的恶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们可以承认，军阀中确实有土匪。但是军阀的主体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清末国家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编练新式陆军。新式陆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凯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练的新军，这些人后来都成军阀了，他们当初都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日本人允许中国人学军事，但是只许你学士官这个层次，就是最基层的，他绝对不允许你往上学。日本有军官大学，但是不让中国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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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马超俊（载民国十九年元月中央周报增刊）
训政时期的工人运动
来源：《马超俊先生言论选集》第1册，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
作者：马超俊（1886—1977） 号星樵。广东台山人。曾在香港九龙江南船坞马宏记机器厂习艺，工余入少年学社，学习两年半毕业。1902年赴美，在旧金山庇利鲁机器造船厂工作，并加入该地致公党。后赴日，在横滨加入同盟会。1905年回香港，积极倡导组织“华人机器工会”。1906年孙中山指派其秘密回港策动工人运动。1907年参加镇南关之役。1911年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潜居香港。武昌起义时，他率领海员100余人，组织广东华侨敢死队，由沪赴汉。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袁、护法运动，担任广东全省机器工人维持会主任，又任广东路第二路游击司令。1920年返回香港，旋即策动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1922年又参与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投靠蒋介石，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后并入是年9月成立的劳工局。马超俊任局长，兼劳工法起草委员 会主任委员，负责劳工法的立法事宜。1928年2月，马超俊调广东农工厅，在该厅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历经十一个月的时间起草完成《劳动法典草案》，遭立法院决议将该草案留备参考，而未能见诸实施。然此后立法院所研拟之劳工立法，其内容大多取材于此。
曾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历任广州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广东农工厅厅长兼建设厅长、南京市长、广东省党部整理委员、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等职。
革命的破坏，与革命的建设，必相辅而行，为总理切要之遗训。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其破坏或建设，而担负此种艰巨之工作者，端赖全国民众。农工群众，为全国民众之大多数，建设时期，尤赖农工群众之努力工作，故在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上，所负为独多，其地位尤为重要。因此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工方面之决议，极为详尽，如果农工运动得收良好之果，其他进展，亦必可以藉此促成，否则略一错误，自必全局影响，就此我们可以知道从事农工运动之艰难，与农工运动关系之重要。
现在我们专就过去的工人运动来说，记得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说：“我国工人运动，在过去时期，有两种状态，即（一）在本党领导时期，大部份是向帝国主义者进攻，是整个的民族运动，有充分的奋斗成绩表现。（二）在被共产党把持操纵时期，用专横的手段，妄行分化阶级，强施阶级斗争，整个的民族利益，几被其牺牲。”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可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工人运动，虽有了多少的进步，但是当时共产党所施的分化毒计，和他们挑拨离间的手段，这种影响和损失，实在很大。一方面工人受其所愚，就是领导工运的人，也有不少的给他们蒙蔽了——也可说是工运全在他们操纵中，以致弄到工人运动，变成了畸形发展，于是错误的地方，遂层出不穷。
溯其最大的错误，大约可分下举三点：
第一为“从事工人运动者利用工人而非指导工人” 须知本党对于工人运动，其最大之目的，是要指导工人，从国民革命的大路上，改善工人生活，增进其生产能力，从个人利益，而发展至国家之利益，以及全民族之利益。不幸事实恰与相反，结果亦只是惟知有个人利益，而忘却国家利益，全民族的利益，更是谈不到了。像这样的去做工人运动，非徒工人得不到幸福，抑且陷工人于盲动妄动之境，其所从事之工人运动，竟成为运动工人。因其完全背弃本党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不顾工人本身之利害，徒然以取得个人或小组之地位及势力为目的。在工人方面，本来未受过严格的训练，智识幼稚，当然是屈服在那种威胁利诱之下，宜乎造成社会上一种恐怖，影响到工运本身也就糟到不可收拾了。
第二便是“工会之过于跋扈与工人之自相倾轧” 须知工会组织，其意义在于训练工人之公民资格，增进其技能，共谋改善人类社会一般的生活状况。乃现在负工会职责的工人，多因受了共产党的麻醉，完全抛弃其职责，而专从事于破坏生产，懈怠工作，排斥异己，擅自作威作福，以欺压管理者，致生产率大为减低，工人间之纠纷，乃日盛一日，而工运遂整个入于歧途，而尤以国营产业为尤甚。
第三“妄提过分的要求” 近年来因生活程度日高，加薪减时的运动，所在皆有，此固事所必然。惟在中国因受帝国主义者侵略，工业状况极为不振，雇主方面，自不能应付稍稍过分的要求。乃工人要求增加工薪，竟有每年达三四次者，而所希求的数目，又往往达于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在从事工人运动者，以为藉此可以买好于工人，而忽视国家产业整个之利益。工会负责者，亦间用以为维持其个人地位的手段，不受党部的指导、和政府的监督。遂至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而劳资纠纷，迄无已时，社会国家，均受其影响。
以上三点，几成今日全国工人运动的通病。
现在已由军事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了，此时工人运动的工作，较诸以前，尤为重大。我们认为在此时期，非有充分的准备，不足以补救以前的错误，而谋今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却须首先明了我国的劳工，仍是处于四面包围中，外有资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内有军阀及反革命者的摧残，所以我们现在去做工人运动，一方面须使工人觉悟，一方面须指导工人的组织和团结，并训练其一致趋向国民革命的大路。不过今后对于工人运动的步骤，究竟怎样，那是应注意的！我们以为最好根据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众运动的四项原则中的一二两项，为今后从事工人运动的标准。原则中第一项说：“民众运动，必须以人民在社会生存上之需要为出发点，而造成其为有组织之人民”，第二项说：“全国农工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智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生计之目的。”
原则上第一项，其注重点在于组织，我们观察过去的工人团体，对于组织实是欠缺健全，组织既不健全，训练上当然也要失去效能，所以组织健全而合法的工人团体，便是今后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如果这步工作的基础稳固了，那么我们便可根据第二项原则，向工人群众中施以严格的训练，也就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今再据以上两个原则，在训政时期工人运动所应注意的几点，条列于后：
一、吾人应于训政时期，令全国工人切实明白其做“人”做“国民”与做“工人的责任”和“地位”。
二、今后工会工作，应使之注重于求工人智识技能之增长，如办理各项教育事业，设立图书馆，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储蓄，并举行演讲会，组织技术研究会等。
三、在训政时期，党部派赴各工会指导员，应同时为该项工人之技术专家。
四、工会对待厂主及国有实业之管理机关，应具有两种态度，一方面应严行监督其奉行所颁布关于待遇工人的各项法律，切实施行，同时并当体谅国家工业不振的现况，竭力匡扶，共求所以抵抗帝国主义者侵略势力之道，故宜同舟共济，工人应与工厂相依为命，不可仇视，而怠工作。
五、工会应使之多注意该项工业状况之调查统计，一方面所以考察国家生产事业之现状，同时并力求所以增进工人工作效能，以及改善工作状况的方法。
六、在训政时期，工会对于国家政治，应令其取研究态度，少发表无谓的主张。
总之，训政时期的工人运动，实是一紧要关头，尤其是被共党破毁之余，引其趋入轨道的工作为不易，所幸现在国民政府已将工会法颁布，同时立法院亦将工厂法通过，不久也可颁布，以后做工人运动的同志们，已有所遵循，工人方面，亦得有一种保障，同志们！做工运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持国民革命途中的大部分力量，要图训政工作的早日完成，及彻底为工人谋利益，以检讨我们过去的错误，而清除旧的污点，必须具最大的决心，和十二分的努力，力鉴前车之覆，改弦更张，而尤须深入工人队里，实施正当的指导与训练，这种重任，已经是责无旁贷，我们要毅然的担负起来，同志们！努力吧！
（七）
“五四”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敦促当时的北洋政府不可签约，要求惩处相关官员。事情的缘由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期望“公理战胜强权”，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参会各国决定把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积蓄的民族情绪爆发，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上街游行，并发展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一般还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国性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参与的六三运动，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官员被免职，最后中国代表团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关于“五四运动”跟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二者基本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另外一些意见认为二者有联系但应该区分开：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是文化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或者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蒋介石认为一个是崇洋媚外，一个是爱国运动；中共认为一个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
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达成既定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和政治热情。五四运动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运动对学生思想和组织的预备，又反过来帮助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广，但也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积极投入政治活动，胡适等少数人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非政治化的新文化运动广度扩大了，深度却停滞了，许多政治思想则被引入。五四激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统治。青年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助成了北伐，但国民党掌权以后自身也被学生运动所困扰。在外来政治思潮的涌入中，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并迅速扩大影响，1921年中共成立，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成为共产党领袖。五四运动大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从1939年起，国共两党都各自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国民政府于1944年改为文艺节。
对五四运动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周策纵大致区分了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共产党三大类立场，每一类里面还有不同看法和历史变迁[28]。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肯定新文化运动，肯定五四运动本身，但否定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认为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蒋介石都提倡传统文化，否定新文化运动，孙中山肯定五四，蒋介石对五四运动态度很微妙，明着还是褒奖，强调其民族情绪，不谈其反传统的一面，暗中尽量疏远；共产党对二者都肯定，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大提高，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1919年3月爆发三一运动，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外来思想和影响交织影响下，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五四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都为运动带来催化剂作用。
辛亥革命后政局与新思想发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这种影响随著《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后发展，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组织纷纷建立，出现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打下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而同时间革命风潮导致政局一直极不稳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北洋政府就曾试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地军阀相继各自对峙，期间爆发三次革命。而社会在曲折进步的同时，社会民众也日益不满持续动荡的时局。
两个政府与多派系的角力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国会中段祺瑞操纵的“安福系”亲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亲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后一直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此时南方另有一政府，源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展三次革命，又称护法运动，誓师北伐，但1918年孙中山在内部矛盾中离职，广州军政府由桂系军阀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经试图和谈，但并无结果。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五人中有一人为南方政府代表。孙中山寓居上海，那里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并与在福建的陈炯明来往密切。而同时其他军阀都有参与角力，除了控制国会的皖系段祺瑞以外，还有直系冯囯璋，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桂系陆荣廷等等，虽非独立，但都各自为政，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在五四前后都有很多的运作，为运动推波助澜。周策纵认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够成功，在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实力均衡”。
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国内时呈现还有一个角力战，是介于安徽派军阀掌握的北京政府势力，和希望介入中国支配权的日本帝国势力间。由此于后显见“运动”性质，非如表面单纯反帝反封建，也暗内含反日、反安徽派的意图。
文化进步与学术繁荣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排外与开放两个思潮不断斗争，甲午战争震动中国，一方面开始有更多的人重视思想的引进，另一方面也激发排外情绪，义和团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绪大爆发，但此后转入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新政、宪政、基督教、进化论、德先生、赛先生，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外来思想纷纷进入中国。
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白话运动，反儒家思潮、整理国故。
1915年以来，这些对内对外的思想运动到了一个新高度，称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
国际间关系和民族思潮的变化
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通过1895年甲午战争占有了台湾等地，使中国藩属国朝鲜独立，此后不断蚕食，于1910年吞并朝鲜。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旨在夺取德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包括胶州湾。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但除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关系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国一直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1868年签订蒲安臣条约，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899年，美国发表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中外关系的大倒退，但此后美国带头，各国主动放弃部分庚子赔款，中外关系大大缓和。1907年到1917年间，中英合作最终禁止了鸦片进口，1912年12个国家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基本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协约国一方向同盟国阵营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跟法英美一同成了获胜的协约国后，中国民众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间观感可以说都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
一战与民族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战后自决运动潮流
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战后国际和平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包含了十四条原则，连同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共同促成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快速发展。受苏联革命影响，在中国、朝鲜和台湾等地，同时都注意到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亚洲的各国民族运动者便开始相互交流意见或彼此支援。
在五四爆发前两个月，日据朝鲜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 三一运动被认为是加速了五四进程，成为五四的行为楷模。
1919年1月18日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美国总统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正式提交请求《山东问题说贴》，经双方多轮陈述，几经曲折，最后美国支持中国，英法倾向于日本，日本以退出国联相威胁，美国妥协。大会4月30日决定支持日本立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代表团向政府直接报告结果的同时，代表团顾问梁启超则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和林长民：“对德国事, 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 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 不啻加绳自缚, 请警告政府及国民, 严查各全权, 万勿署名, 以示决心”。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 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 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2日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北大一千多人几乎全体出席，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应邀有代表参加，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有知晓和私下支持。同学们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要求严惩曹汝霖（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经手签订者）、章宗祥（驻日公使，签订胶济铁路协议）、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驻日公使，向日借款经手人）。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劝阻未果。下午1点许，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军警前来意图驱赶，见学生势大，旋即撤退。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了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巡捕房不准学生通过，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至美国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因为是星期天，并未见到各国公使本人。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让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让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涌入。学生未寻见藏匿起来的曹汝霖，发现了章宗祥，殴打了他，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前来驱散，逮捕了32名学生。
北京政府方面态度严厉。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5月7日驱散社会团体的国耻日纪念活动。5月8日，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5月10日，学生提讯。5月14日，下令将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胁。5月23日取消多种学生及社会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学生3日内复课。
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也与政府对立。5月5日，北京各校开会，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长开会，著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学生向法庭提交言辞激烈之声明。罢课开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5月21日，总理钱能训回复，模棱两可地表示会“郑重进行”之意，随后有更多高压手段。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设立义勇团、讲演团、各校自治十人团。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转向多样化小型街头集会，发表演讲，鼓励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各界支持，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学生迅速响应，游行、示威、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南方政府、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康有为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发上海罢市罢工浪潮，进而扩展到全国，运动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这既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称作六三运动。
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2号逮捕7名学生，学生非常愤怒，出动更多的人上街，3号逮捕400馀人，4号逮捕700馀人，政府不得不征用校舍作为拘留所，学生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教师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去监狱慰问，送去食物。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来9月16日方获保释出狱。
5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使得运动的参与面扩大了，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为在5月7日因伤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有10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并一家一家地走访商店，恳请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罢市开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估计6万到10万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此后罢工罢市浪潮扩散到全国。
政府妥协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后退。6月5日，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但没有被接受，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开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全国各界各方前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对德《凡尔赛条约》中也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中国想要的。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不允许，一直抗争到最后无果。最后，6月28日签约日，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影响
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凡尔赛条约》，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共和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个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至此，山东问题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
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
社团：成立各种团体、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各种演讲到处都有。许多知识界的名人访华，到各地访问演讲，比如杜威1919-1921、罗素1920-1921、泰戈尔1923年访华，等等。
文学：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现了大批白话文文学家。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
艺术：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许多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得到推广，涌现出许多画家。
妇女运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初，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放女禁，开始招收女生。女性就业机会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节育的思想传入中国等等。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最后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
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学潮、工会与商会
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难以枚举。一项调查表明，1922年中国发生125次教育界大骚乱。学生也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化、政治化。自由主义者表达希望学生回校学习，左倾主义者则积极鼓励学生运动。
五四以后，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罢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发展为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工人的运动。
五四以后，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直皖战争与北伐
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下台，直系上台。
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积极吸纳参加过五四的学生。
五四之前，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少，比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四以后成为一股热潮。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成员，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排挤、衰落。
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这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马林来到中国，他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参加过五四的青年学生成为共产党成员的重要来源。
非基运动与反帝运动
在五四之后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中，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国共产党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
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但此后进入一个比较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内地会等发展很快，国语的和合本圣经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共产国际带领中共发起了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俄国人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之计划。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于3月9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将于4月4日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许多对宗教持温和与学术性的批评态度，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受苏联影响，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发起严厉的批判，与几年前的温和批评相去甚远。1922年3月21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4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12人发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此后双方公开辩论若干回合。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广义的反帝。反对帝国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部，五四以后在苏联的推动下，国内左倾政治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学同盟宣言》，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帮助“资本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此后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数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并不认同将西方国家都归为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
评价
蒋介石：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胡适：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顾颉刚： 八年前的五四运动，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但这是只有几个教员学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做工作，这运动是浮面。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
李泽厚：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即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著或暗中潜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以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石齐平：根据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的研究，在文艺复兴前，中国的科技从来就是领先全球的。但李约瑟未能解释何以中国会先盛后衰，我的解读是两个原因：自汉以下的“独尊儒术”，加上隋唐以下的“科举取士”，两者一结合，就使得中国几乎所有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再也无暇钻研天下其他学问了。所幸，这两套约束先后在20世纪初获得解除。清末1905年废科举，民初1919年五四运动重新认识科学，自此以后，中国原本的科技力获得释放。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频放异彩，此之故也。这一点，西方人不懂，中国人自己也多未懂，但慢慢会懂。
重要参与者
北京
方豪，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于南京。
许德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匡互生，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夏秀峰，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学校学生。
何浩若，清华学校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学校学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郑振铎，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周恩来，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山东省
张文英，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运动时期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留日学生救国团领袖，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天津永大和久利执行与总务主任二十三年，立项并支持研发出了侯氏碱法。
上海
周明栋，同济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科主任，同济学生代表。
武昌
知识分子
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时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适，中国近代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启超，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林长民，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鲁迅，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关团体
北平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馀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馀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份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总统认为这象征著五四时代最重要的启蒙精神，相信这也将有助深化台湾民主经验的内涵，让我们的社会尊崇追求真实且不媚俗的精神。”“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欧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也不是关于脱离共产主义极权的自由。
有分析称，“自由”才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便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共产极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丧失了(大饥荒时期，人们出去要饭都需要凭证明)，可见，极权比专制要可怕得多；“而极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有着不解之缘。蒋氏虽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终其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他时常以儒家道统的卫道者自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在退居台湾的最后岁月里，仍旧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但内战失败的阴影长期困扰着蒋介石，他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惨重的失败了，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图修复反共思想体系。此时岛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也颇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因为台湾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从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上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很多台湾民众连对国家认同都发生了疑惑。台湾早期作家李昂小说《迷园》就是写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而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描摹出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抗战胜利后，备受异族蹂躏的台湾终于光复，可惜没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深深刺伤了台湾民众的情感。后来国民党败退后大迁徙，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台湾人对外省人有着一定的敌意，极端的“台独分子”挑战着蒋介石。
一些“台独分子”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等等。就在“台独”势力叫嚣不停时，岛内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岛内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蒋介石这些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统治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在复兴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八）
理想国剖析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470年－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和其追随者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相信“理想存在于一个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因此有人主张苏格拉底相信只有哲学家才有这种能力统治其他人。他公开的反对当时雅典已经长期实行的民主制度。但不只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反对所有不符合他哲学中理想国家的政府形式，而雅典政府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在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雅典由于政治的动乱而经历多次大规模变迁，民主制度最后被军阀三十人僭主集团推翻，领导这个集团的是柏拉图的一名亲戚克里提亚斯，他也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僭主集团在暴虐统治一年后终于被推翻，雅典又重新采纳民主制度，当时民主政府还对暴政统治期间的所有有关人士宣布大赦。但仅仅四年之后，民主制度就把目标指向了压制苏格拉底上。苏格拉底最终被500位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里，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然后以360票对140票以不虔诚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原因是不相信神）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的审判在那个时代是相当不寻常的事件，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罪名是相信无神论，但雅典是当时全希腊拥有最高程度言论自由的城市，无神论并非法律明文禁止的罪过，同时也有许多笃信无神论的知识份子存在，大众也很少对此加以谴责。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撰写的许多知名剧本不但大肆宣扬无神论、同时还公开嘲笑许多神祇和传统英雄，他甚至将宙斯描述为精力旺盛的无赖、将海格力斯描述为愚笨的人，但阿里斯托芬从没有因此遭受惩罚。
理想的城邦
在苏格拉底看来，按照他的设想所构建出来的城邦，应当是至善至美的，其特点主要有四个，即聪明智慧、勇敢刚毅、明睿克制、公平正义。其中，智慧是对城邦各项事务的最好决断，存在于城邦明谋善断的少数统治者中；勇敢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对于信念的保持与维护，存在于城邦的护卫者，即士兵之中；克制是一致整顿和秩序，是对于某些快乐和欲望的节制，是较好的部分对较差的部分的统治，而克制在城邦中的体现是质地较好的金和银统治着质地较差的铁和铜，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公平与正义，在这里苏格拉底终于给出了他对于正义的确切答案，是每个人从事自己天性适合的工作，而心无旁骛。而在这四个特点当中，正义是另外三者得以产生与成立的力量，它需要由统治者所主持，使得每个人既不占得他人所有，也不被他人篡夺自己所有。
政体
苏格拉底谈论城邦的政体形式，他认为除了理想的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还有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与僭主政体。这些政体都是由前一种政体演化而来。苏格拉底还持有一种思想，即人与政体是相似的，每一种政体可以对应一种类型的人。
拉科尼克式政体（荣誉政体）
拉科尼克式政体又称荣誉政体，是基于斯巴达式的政体发展出来的一种。荣誉政体来源于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中，由于生育政策或其他政策的失误，导致下一辈领导者能力不强，即领导者智者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不一致、不平等、不和谐。这样的不一致引发了战争与仇恨、分歧与叛乱，从而政体发生了调整。在妥协、折中之下，政体便恢复了私有化与奴隶制，完成了向荣誉政体的转变。
在荣誉政体当中，和理想国政体相似的是，城邦里的人民依然尊敬、崇奉统治者，士兵也能免于农耕劳作与经商，从而专注于战争。在这样的政体中，由于私有化的出现，人们变得贪图财货、恣意挥霍、小气计较、逃避礼法，同时忽视说理与哲学，崇奉体育；在奴隶制之下，人们变得粗暴对待奴隶，喜欢权势、爱好尊荣。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一个善与恶相混的政体，由于缺乏理性、崇尚武力与荣誉，政体中的人失去了理想国政体中的良好品德。
相对应地，荣誉政体型的人，是一个处在治理不善的城邦里的高尚父亲的后代，他的父亲受到周遭环境的排挤，而时运不济。由于受到母亲与家奴的“挑拨”，他希望变得比父亲“男子气”，加之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得自身受到两股力量的牵引，一方面是对父亲高尚品德的学习，另一方面是其他人对他更加刚强的要求，从而使得这个人变得态度傲慢、热爱荣誉。这就是荣誉政体下的人的特征。
寡头政体
寡头政体发展于荣誉政体财产私有化的基础之上，由于个人财富的积累，变得更加不遵循礼法（在苏格拉底看来，金钱与品德是天平的两端，金钱越重，品德越低），从而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财富和富人受到尊重，而品德与好人受到忽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财富，社会整体逐渐变得蔑视穷人，因此开始禁止财产不达标的人参与官职。在寡头政体之下，阶层之间的分化完全以财产为标志，富人掌握权力，穷人与权力无缘。
由于寡头政体只以金钱为判定标准，这就有很大的可能使得能力不强的有钱人担任专门业务，因此降低了社会的效率和力量。同时，由于阶层分化严重，穷人与富人变得相互敌对，从而加重了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在军队建设上，由于社会的贪财风气，富人不轻易资助军队，且因为穷富之间的敌对，而无法使用群众来建立良好的军队，对外便无法发动战争，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在寡头政体当中，产生了没有财产的贫民阶级（可以理解为后来的无产阶级），同时，一些富人对其父辈的财产挥霍浪费，而在后期，要么沦为乞丐，要么变为无恶不作的歹徒，这些歹徒，又被苏格拉底称为蜂巢当中带刺的、有害的“雄蜂”。
寡头政体式的人对于财产更加地追求。他的荣誉政体式的父亲因为被他人诬告或是其他因素而被剥夺财产，从而陷入贫穷。由于陷入贫穷，他便选择了抛弃荣誉，变得喜好物欲、贪图财货。
民主政体
民主政体的一个来源是基于寡头政体当中，由于富人对拥有巨大财富的追求，希望通过一些法律来遏止年轻人挥霍财产，以换取自身的高利贷，因此发展出了民主政体。这是由于自愿订立的契约，是由订约人承担风险的，而民主政体的订约人是全体公民，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受到约束。
民主政体的第二种来源是在寡头政体当中，穷人与富人的矛盾逐渐加剧，从而发生了穷人对富人的战争。而在寡头政体当中，富人的力量有限，因此原有的穷人杀戮、放逐部分富人，成立更加平等的民主政体。
在民主政体当中，最大的特点便是人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除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民主政体中地社会文化十分多元化，治理也偏向于宽松化。然而，民主政体中对人人平等的极端追求，导致法律不严，罪犯与公民混杂在一起。民主政体不做细节上的苛求，对不同的人与事物给予一率的平等，对个人来说，只要一个人表示拥护群众，社会就让他从政、给予荣耀。
民主政体的弊端来自于它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平等的观念导致下级对官长的不服从。无政府的统治同样渗透于微观层面，导致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自由、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自由、年轻人对长者的自由、奴隶的自由、男女之间的自由以及牲畜对人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自由是缺乏秩序的表现以及社会混乱的根源，因此远不如前几个政体形式。同时，苏格拉底将民主政体中的人分为三类，过于自由放任、成为支配者的被称为带刺的“雄蜂”，而最富有的人则是被雄蜂掠取的对象，普通的人民则没什么财产、不参加政务。
民主政体式的人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寡头政体中节约的父亲的儿子一开始受其父亲的影响，节制物欲与不必要的欲望，之后，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告诫与影响使其产生了对于自身的反叛与斗争，变得不再产生羞耻感、克制、适度开销，而是傲慢不逊、混乱骄纵、放荡不羁、恬不知耻。在民主政体式的人的内心中，必要的欲望拓展为不必要的欲望，从而认为所有欲望都是平等的，其行为变得没有章程、没有必然。在这里，苏格拉底将基本的吃穿住称为必要的欲望，而对奢华、感官快感、情欲的追求则被他称为不必要的欲望。
僭主政体
僭主政体来源于在民主政体当中，“雄蜂”抢占富人的“蜂蜜”（即财产）分给贫穷人民，而自己保留最大的份额。而抵抗这一行为的富人被认为是寡头政体者，从而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抓出寡头政体的拥护者。在这样一个局面中，人民推举出了自己的保护者（通常是“雄蜂”），保护者通过对富人进行不公正的指控，许诺人民豁免债务、分配土地。这样的保护者有两个结局，要么被自己的敌人谋害，要么成为一名僭主。在成为僭主之后，保护人便要求成立军队以保护自己，这时，民主社会当中的富人纷纷逃离或是被放逐，僭主政体便产生了。
僭主政体是苏格拉底心中最次的一种政体形式，即暴君与困苦的人民组成的社会。在僭主政体当中，其领导者是僭主，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他笑脸相迎，而僭主也已经消灭或是和解被放逐的敌人。为了防止敌对力量，僭主通过发动战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是使人民忙于生计而无暇反对自己，或是将有自由思想的人送到前线消灭。僭主在当权之后将会拔除扶持他的、有地位、有品格、有财富的人，因为这些人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由于僭主的独裁，容易受到城邦居民的憎恨，僭主用金钱招来军队，将原来的奴隶变成自己的警卫、唱赞歌的人。在金钱的来源上，开始时僭主用原有的财富，即从富人那里搜刮的金钱做供养，后用人民做供养，而这时候，僭主已然建立起自己的威权与军队，从而能够用于对人民展开恐怖统治与压迫。
僭主政体式的人拥有民主政体式的父亲，他的父亲有着在必要与不必要中间的欲望形态，而其儿子又受到社会环境中绝对自由、放荡思想的诱惑，从而将欲望向不必要的形式转移，慢慢变得不满足于自己的欲望，这就导致其挥霍无度，举债、质典产业，而父亲权威的缺失，使得僭主政体式的人对父母拳脚相加、夺取其财产。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还专门叙述了僭主的个人特征，认为僭主的灵魂里有一个最强大的僭主，他不仅掠夺自己的人民、出卖自己的祖国，还用专横压制他人。而如何让僭主政体发生转变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拥有判断是非能力的人，看清僭主的真面目，向世人揭示他。
柏拉图
柏拉图（前429年－前347年），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雅典人，他的著作大多以对话录形式纪录，并创办了著名的学院。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史称“西方三圣”或“希腊三哲”。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28岁的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彻底绝望。约公元前387年结束旅行返回雅典，在雅典城外西北角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即著名的柏拉图学院，这所学院成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王制》，是柏拉图在大约西元前390年所写成的作品，主要谈及了正义、秩序和正义的人及城邦所扮演的角色。
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如果理想的贵族政体发生蜕变，荣誉取代了知识和德性，则形成勋阀政体；勋阀政体的荣誉被财富取代，则形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蜕变形成民主政体，再蜕变则形成僭主政体。柏拉图对理想政体和现实政体根据统治者数量进行了区分，分为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此理论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一直为政治家们所采用。
此外，柏拉图在《法律篇》还提出了“混合政体”。他认为这是最好最稳定的政体，综合了君主政体跟贵族政体的智慧和德性(德行)以及稳定、和平及秩序还有平民政体、民主政体跟共和政体的平等(又叫做公正，也就是公平)和自由。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近代分权式政府的理论先驱。
《理想国》一书主要是关柏拉图心中对于理想型国家的构建、治理和正义之道。整部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其他人进行对话的方式，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拥有真、善、美三者相结合而成的完美又优越的理想之国，它将成为人类最为幸福的所在。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如是说道。
在他所描绘的乌托邦中，主要由普通公民、士兵和卫国者三者人所构建，分别代表了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品格。
卫国者依靠着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所赋予的力量来统治整个国家；士兵们用自己忠诚和勇气来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并保证国家的安全；劳动者或者说普通公民则发挥自己的所长，自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劳动，创造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三者各谋其职，各有其位，从而确保国家有秩序地平稳运行。
其中卫国者在数量安排上显然要比其他两者少得多，并且只享有政治权力。而普通公民或是士兵中有优秀人才的出现，他们可以得以提拔，卫国者中无法满足标准的则相应降级。
书中主要从教育、经济、宗教方面对卫国者的能力，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才能为国家服务两方面进行探讨，并给出见解和具体建议。
教育的要求是，要以培养人的勇敢和礼仪这样的优良品质为主。接受教育的青年们所接触到的音乐和书籍，都必须经过严格挑选，至于幼年孩童所能听到的故事，只能是官方规定范围之内的，女性与男性在地位和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她们也同样应当接受教育，并且有机会成为伟大的卫国者或者士兵。
经济上，即使是社会上层的卫国者也没有私人财产，因为整个国家都处于共产主义之中，他们只能拥有生存所必备的小房屋和简单食物。朋友之间，包括妻子、孩子都是共有共享，一切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中心。
宗教上，政府所刻意制造出来的神话都是为了蒙骗公民，极大地否认了神学，崇尚和宣扬无神论。
幸福理想
那么，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幸福，又如何实现理想和幸福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助乌托邦创造者的思想，给出了答案。
所谓理想，就是理论上的，和现实状况没有太多关联的愿望。它与人类日常吃、喝、住、行这些方面的欲望是不相同的，更与个人财产、样貌、身体等状况没有牵扯。
因为在理想的国度中，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有房住，每个人都是善良并能够用善意来对待他人的。
国家、政治、法律，都必须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且能够与人类的灵魂相连才有存在的意义。
人类灵魂中最为渴求的就是善，神的本质就是至善，而幸福就是最高层次的善，是一种出自理性的，具有对欲望、感情所克制的情感。
当恶的力量出现并压制善的部分的时候，人们就会成为自己的奴隶，所获得的快乐不再真实，而是一种虚假的，不切实际的快乐。
“我们都要坚定地走向上之路，紧紧追随着正义和美德，相信灵魂是永恒的且能经受住一切善与恶的考验。我们相互之间以及我们和神之间都要相亲相爱。这两种爱都在这儿，我们就像竞赛的胜利者环场一周收集奖品那样得到它们。无论在今世还是在我们所说的千年之后，我们的生活都会美满幸福。”
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述的，关于人们如何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要在遵循内心向往的选择基础上，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上，合乎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伦要求，在纵情所欲与抑制贪欲之间找到平衡之处，并加以修炼。
一个人的肉身到了某一时刻终将会腐朽消失，而一个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的本性并非肉身与灵魂的简单相加，而是借助于肉体，统治着肉体，从而达到某一目的的灵魂。
在优雅的言辞、进步的教育熏陶下，人们就会拥有理智而变得理性，从而喜爱美好和善良之物，自觉抵制和反感丑陋与邪恶的事物。
柏拉图还特意利用“暴君”这一角色，通过对其无上的权力和内心深处的恐惧、空虚、嫉妒和困惑，来说明人们的心灵会在充斥着欲望的社会里遭受奴役，会因此陷入痛苦与煎熬而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幸福是一种灵魂的和谐状态，是灵魂的美好与健全，它不同于单纯的肉体所感受到的，通过食物获得所满足的温饱或财富、地位的享有所得到的声誉，而是一种纯粹的、至善的，只能属于灵魂的快乐。
柏拉图在对话录《会饮篇》中所提到的最为崇高的爱情，正是爱的双方对于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与此同时，幸福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幸福，它远远超过了个人利益和理想的实现。
在他的《理想国》中，幸福就是卫国者们能用自己的智慧和道德为全体人民谋求公正和平等，是士兵们贡献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守卫家园，是公民们专注生产生活，为其它人群提供生活物资。
乌托邦
即使環境如此險惡，我們依然渴望理想、尋找正義。未來也許是吃得飽、穿得暖的生活；也許更和平、更有愛，人人互相扶持的社會；追求自由平等、公平貿易、反剝削、拒絕血汗勞工、永續環保……所有議題的選擇，都為著建構我們理想中，更美好的世界！理想國是人類的夢想之地、正義城邦，理想的社會原型。過去有許多作家都曾以此主題留下經典之作，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英國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義大利康帕內拉《太陽城》、德國安德里亞《基督城》(這三部作品被譽為「三大烏托邦小說」)、培根《新大西島》、美國貝拉米《回顧》、豪爾斯《新理想國》、英國莫里斯《烏有鄉消息》。
（九)
理想的社会是可能的吗——波普尔、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批判
（2009年07月13日 凤凰网历史综合）
人在世界上作为一种类而存在。从古至今，人类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灾害、饥荒、贫穷、战争、奴役、压迫与剥削，其中大多数痛苦却是由人类自身所造成的。面对着人类的痛苦，人类也进行了反思。不少人以真挚的热情，从高尚的道德义愤感出发，力图建构起一种非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试图付诸人类历史的实践，去建立起一种人间天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促使一些思想家进行反思:这种人间天堂存在吗？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人间天堂的过程中却往往跌下了地狱呢？就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两人早年却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社会的深刻变迁使他们不再乐观，他们开始对理想社会进行了冷静的反省与批判。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 ，一种试图在人间实现天堂的企图都只会把人类带到地狱。波普尔指出，“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将F.荷尔德林的一句话作为引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能够动员大众以其为模本而从事建立人间天堂的努力，它的善良的出发点是我们不怀疑的，这甚至是吸引大众的魅力之所在。这种理想具有宗教式的救赎与拯救的情怀，以及殉道者的勇气与决心。
尽管波普尔和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特征认识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归纳一下，他们认为建构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主要有以下特征:
*建构性的。理想社会的形成不会是自发的，天堂不会自动降临人间，自生自发的社会往往具有保守性与滞后性。因此，人必须设计一个在各方面都较完善的理想社会。
*理想主义的。通过建构而形成的社会不再具有原先社会的种种弊端，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其完善性，这是天堂在人间的实现。
*理性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建构起这种理想社会，正是由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能力，能洞察社会的结构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故能够设计人类的未来。理想主义是基于理性主义的。
*线性主义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一个完满的理想社会必然存在，它必定会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来到人间。历史发展趋向着这种理想社会。
*目的论的。这种理想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它对人类社会有范导性的意义。人类社会从此有了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
*自由的。理想社会之前的各种自由是有限的、虚幻的，理想社会的到来也就是人类自由的真正来临。
*道德主义的。人设计这种理想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因此目的就在于建立道德的人类社会，理想社会在理论上应同时是一个道德社会。
*整体性的。为了保证这种理想社会的实现，有必要动用一切社会资源，使用必要的强制来使之尽快加速到来。
*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在实现之后，人类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大多已解决，有的只会是局部的修正与完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如何毕其功于一役。
一、理性主义抑或非理性
从表面上看，我们之所以能设计一个理想社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具有理性。理性主义的建构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正是由于人类没有运用好自己的理性去发现支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规律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类应能运用理性去发现社会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设计未来，改造社会。因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这些社会工程师无一不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
但这种理性主义真是一种理性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大与自负吗？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明确地做出了回答:不，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实质上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足以“致命的自负”。对人类理性的盲目自信与崇拜，这是对理性的非理性态度。建构理想社会的前提是人具有强大的理性，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人被抬到神的高度。
本着这种理性的自负，滥用这种理性来设计社会的作法，波普尔称为“社会整体工程”。但社会整体工程却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力量相关联而成，“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梦想。”大多数人类结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忽视社会工程的复杂性而试图去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预报，给人类只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文明成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扩展秩序而取得的，这种扩展秩序因为充分利用了各个个人身上“分立的知识”。以人类有限理性去干涉需要无限理性才能处理的复杂事实与联系，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建构论者大多对经验不屑一顾，对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弃之一旁。他们认为经验的东西的变化无定的，不足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在长期的经验中形成的传统往往具有保守性与不合理的因素，建构论者把对传统的信奉称为“迷信”。而波普尔和哈耶克两人的理论上都是建立在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之上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人对这种社会的认识总不免片面与主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因循理性推理，而是对传统的遵守。从根本上说，人之所以具有理性，是因为他置身于由经验和传统所构成的规则体系中。当他企图远离经验与传统的背景时，就像要拨起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是可笑的。
因此，人类社会那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形式，大多并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人类的制度往往是理性建构所不可及的，是自生自发的结果，是一个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经验与知识不断被纳入其中，其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所能完全知道的。这并不是说社会的规则是不变的，但规则是自调的。
同时理想社会的建构者大多具有一种行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从正面讲是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从反面讲就是偏执与竭斯底里。建构论者自以为发现并拥有真理，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这种人间天堂。
波普尔认为这样的设计同时具有唯美主义、完美主义与乌托邦的性质，在实现的过程上又往往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从纯粹并真心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极力推崇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叫人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目的在于自知其无知，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柏拉图则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背叛，认识不到人的理性限度的理性主义并不是真的理性主义。
二、历史主义抑或圣人主义？
建构论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决不会承认其理想社会是一种海市蜃楼。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的观念。尽管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各种反复与曲折，但这只不过是理性的狡诈，理想社会必将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理想社会不是乌托邦，相反却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现实社会应根据这把尺子进行改造。波普尔把这种历史观称作“历史决定论”，也可以说理想社会是先验的，它潜在地对现实社会起着范导的作用。
历史真是这样有规律地向既定目标呈线性地发展吗？波普尔说:“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进化。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进化不是指沿着哪种特定的方向前进，相反，真正的进化只是针对过程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结果的，历史是动态发展但并不是线性发展。
三、自由抑或奴役
由于坚信这种理想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建构论者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服从，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觉投身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过程中，作为一个助产士去加速理想社会的到来，这才是真正自由精神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
波普尔与哈耶克认为我们可以先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两者都是并存的，问题在于孰轻孰重，谁在逻辑上优先。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市民社会应高于国家，国家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来克服市民社会崩溃的趋势，是必要的恶。
建构论者则认为，理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最高目标，是个人及社会的价值之源。因此，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高于社会。
这样一切的问题最后都要由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来裁决，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私域被抹杀了。自由在这里并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计划者对社会成员为所欲为的自由。一种整体主义的目的论必将导致集权和专制，必将导致自由的消亡。
自由是一种免于强制的状态，因此从本质上讲，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中，政府并不向个人做出肯定式的命令或指示。它所能够做的就是为个人提供一个受保护的私域，以使个体免受他人的侵扰，因此在私域中个人的行为政府是不干涉的。
四、道德主义抑或非道德？
实际上人并非生而平等，这些建构论者也并不认为人是平等的，他们正是从不平等的现实出发去追求平等。但是在追求平等的名义下总会产生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产生却是以“独裁”的方式确定第一个人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平等是起点的平等和程序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但在建构主义者这里，既不是起点和程序的平等，实际上也没有结果的平等。
表面看来建构论者似乎担负着无限的责任 ，但实际上他们正缺少责任意识的。因为他们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严格的因果性的，他们是在历史的启示或领袖的引导下行事，故自己也就免除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哈耶克认为，行动和责任总是具体的，抽象的行动是无意义的，比如泛利他主义就是无意义的。同样，责任也是具体的，“不存在由一群人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这样的结果是往往任何个人都不承担责任，这恰恰是不道德的。”
结语
波普尔和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由于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这样人类不会存在一个终极完美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到来是可怕的。但不是说人类不要理想，而是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过于自负的理想。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不完善走向相对完善的过程，但永远不会有完美。他们认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要小心脚下的路，人类力求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应尽量避免走向人间地狱，也不要因追求建立人间天堂的理想社会而跌下人为的地狱。这样他们认为人类合适的位置也许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人运动，以德国学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基础，以各国共产党或类似名称的共产主义政党为组织基础，成为不同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以暴力反抗现行政治秩序的社会运动的路径之一，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内部冲突、动荡以及大范围的社会秩序重建。
共产主义运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建立一种新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做为初级目标，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结果的世界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认为其是为争取全人类最终解放而进行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其主要主要原因为工人阶级组织性是最强的，此外 ，工人阶级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因此，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其诉求也是各阶层中最多者。因此，共产主义者认为满足了无产阶级的诉求，就等于是满足了全社会的要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解放。这种解放，首先要通过剥夺剥削者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达到。这种革命胜利以后，将立即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并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推行无产阶级的要求，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理论，人类的原始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中，财产是共有的，每一人都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共同利益工作，并分享所有东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继承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发现，系统地论述了人类历史早期的情况、私有制的起源和原始共产主义的消亡。
在19世纪前，欧洲已经开始有构建平等社会的思想的萌生。也有不少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学作品（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但由于这段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比较纯粹是对理想国度的追求而缺乏充分的科学性、且缺乏唯物主义元素，因此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或称乌托邦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的则是科学共产主义，后者发生在近代。基督教亦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
早期基督教（未被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的基督教）被认为是一个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 例如《使徒行传》第2章第44节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4:32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4:34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掉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自由主义学者米瑟斯：“从过去千百年来不断更新力量的基督教千禧年说，只需再迈出一步，便有了哲学千禧年说，即18世纪对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解释；然后经由圣西门，黑格尔和魏特林，便有了马克思和列宁。”
“他们（早期基督徒）采用了下列方式来实现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集合，即让每一小我都保存自己的财产，特别是保存自己在生产原料方面的财产，而仅仅要求在享用与使用方面–特别是在对生活原料的享用与使用方面–实行共产主义。””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使用自己的兄弟们的财富；拥有财产的基督徒不得拒绝自己的贫苦兄弟提出的利用和使用这些财产的要求。””全部的原始基督教整体都有一个合伙特征，那就是竭力取消家庭生活。因此，在这些整体中有一条规定，即每天合伙用餐。”
中世纪天主教会曾企图建立“公社”来避免战争。16世纪，英国作家、天主教殉道圣徒托马斯·摩尔写有《乌托邦》一书，描述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国度。英国内战时期的挖掘派成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农业公社。对私有财产的批评，持续到了18世纪启蒙时期，例如让-雅克·卢梭深受天主教内詹森主义运动之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也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称许。18世纪震教徒实验了一种称之为宗教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1525年3月德国的再洗礼派受到残酷的迫害。这些再洗礼派教徒在威斯特伐里亚，尼德兰和东佛里斯兰东躲西藏，寻找支持者。在这些地方，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不久他们就在东佛里斯兰，荷兰和上艾瑟尔发动了多次骚乱，满载着分裂派教徒的船抵达阿姆斯特丹。在各个大城市，资产者拿起了武器对付这些信神的社会主义者。”
1534年2月9日，新教再洗礼派于德国的明斯特地区发动起义，占领市议会，23日选出再洗礼派市长，成立新的市政机构。明斯特城市议会颁布普遍再洗礼令，将富人驱逐出城，加强城市防卫，并按财产公有的理想变革所有制，严格禁止高利贷和投机活动，登记生活资料，没收所有金银以应公共需要。莱顿继马笃斯任领导人后，任命12位长老组成政府，颁布律法，并于1534年秋成为公社的国王，集思想、政治、军事领导于一身。起义者于1534年5月打退明斯特主教雇佣军的第一次进攻之后，坚持防御战达16个月之久。后由于援军不至，城内粮绝，丧失战斗力。1535年6月24日城市被攻陷，莱顿期其他领导人于1536年1月26日被处死。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考茨基感叹明斯特公社“在共产主义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恩格斯也在“新时代”杂志中，做了一篇“原始基督教史论”的论文，指出这种相同的性质，这篇文章是在恩格斯死前不久写作的，它指出恩格斯在当时对于这个题目之注意是怎样深刻，又指出他怎样自然地写作一篇与“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相平行的文字。这一篇文章说道：“原始基督教历史表现了好些与近代劳动者运动之可惊的一致性。基督教像近代劳动者之运动一样，原始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的表现是一种奴隶和自由人的宗教，贫穷者的宗教，被放逐者的宗教，服属于罗马和为罗马所分散的民族的宗教。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两者，都宣传横暴和不幸的拯救；基督教把这种拯救付之于死后的天堂之一种将来的生活；而社会主义则以为由于社会之变形便可以在这个世界得获这种解脱了。两者都被人捉获及困迫，他们的信徒都是违法的，都被镇压于特别规律之下，在一方面，像是一种全人类的仇敌，而在他方面，又是国家、宗教、家庭和社会秩序的仇敌。但虽然有一切之困迫，两者的进步，都是不能抵抗的，而且在好些情境之中，由于这些困迫，反得获胜利的支持。基督教从其发迹时起，过了三个世纪，便为罗马帝国认为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只过了六十牟，却已经征服了一个地方，证明它的胜利是绝对可靠的。”大体说来，这种平行的比较是真确的，自然其中也应有几点修正；基督教决不能称为一种奴隶的宗教；它对于奴隶，是没有作出什么来。在另一方面，为基督教所公布的对不幸者的解放，最初，是很为物质的，其实现是在于地上，而不在于天堂。这一种情形更增加近代劳动者运动之类似性。”[6]厄内斯特·勒南认为：“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考茨基和恩格斯的两大段文字共同指向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早期基督教是进行共运的组织，二是近代共运（1830年以后）是早期基督教的复活。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魏特林（1808——1871）：“基督教要求财富共有共享，一句话，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共享自由，同甘共苦；不可忘记，凡是不愿意财富共有共享的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所有善良的基督教徒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反对真正的基督教的人将千方百计给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一一克服。”
英国作家罗伯特·欧文，以及法国的克劳德·昂列·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验，被认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则是产生于19世纪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社会贫富的鸿沟确扩大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原始的社会类型。一些人相信在西半球，原住民的美洲，曾经存在过类似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部落。人类社会之后经过古代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发展到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预言，下一步社会进化，最终会回归到共产主义。
回顾一下基督教创立之后最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不过，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虽然还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整个社会变成现实，但它却不断地造就一批批新的无产者，从而也就不断地使人们产生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渴求。
基督教越是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就越是以鲜明的态度放弃在全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在基督教内部创建共产主义的团体。只有当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为国教，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都能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组织时，这种聚居共同体才具备组建的条件。这时，数不胜数的基督徒聚居共同体便迅速地应运而生，这种共同体就是寺院。一个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维持生计：它可以靠劳动过活，可以靠求乞糊口，也可以靠剥削为生。同样，寺院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取收益。有些寺院的成员原来就是流氓无产者，这些寺院就明显地带有流氓无产者的倾向，主要是依靠乞求施舍来维持生存。有些寺院运气颇佳，吸收了富人入寺为僧，或者找到了富翁充当施主，它们获得了这些富人捐赠的钱财和地产，接收了他们送来的奴隶或隶农，于是，虔诚的僧侣便可以靠剥削奴隶和隶农来坐享其成。而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寺院则是那些准备相濡以沫、共赴艰危的穷人结成的团体。这些寺院就只有靠内部成员从事手工劳动来谋求生路，至少在创建之初，这些寺院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撑持局面的。寺院要想坚持卖行它的共产主义，从而继续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只有立誓禁绝婚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几乎没有一个成员愿意留在圣洁的独身主义等级里。群婚制解体了，随后便出现了许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这样一来，生活资料方面的共产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当人们在‘丈夫’和‘妻子’前面冠以‘我的’和‘你的’这样的词汇时，实际上就已经迈出了脱离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下一步，人们当然就就会以满腔的热忱去关心自己的子女，再下一步，他们就势必要求积聚私人的财产，以供给自己的子女在目前和将来使用。”寺院在经济上拥有压倒同时代的其他一切经营组织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必然会使所有的寺院都变得殷实富足而又权势煊赫。任何一个寺院，即便在创立之初没有仰仗某个显贵闻达的施主的扶持而获得钱财与权势，只要它在那荒僻的草莽之间坚持生存下来，它迟早总会达到有钱有势的地位。而掌握权势与钱财，也就意味着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于是，僧侣和修女就不再象以前那样自食其力了，他们已经有可能靠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当然不会放弃这种机会。这样一来，寺院就从生产联合体变成了剥削联合体。随着财产的日积月累，寺院已经不再是生产联合体，而变成了剥削联合体，既然是这样，它也就不再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避难之地了。寺院变成了侍候贵族公子哥儿和千金小姐的处所。
法兰西斯教团中严守教义的一派构成了僧侣共产主义和当时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僧侣共产主义是中世纪的社会基础之一，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则力求彻底变革现存的社会。
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当然，这里说的所谓共产主义只是僧侣的共产主义。这位理论家就是卡拉布里亚的修道院院长——菲奥利的约阿希姆。当时的各种社会弊病，尤其是教会内部盛行的令人发指的剥削和舞弊之风，使约阿希姆感慨万端，他要在这人欲横流的氛围中寻找一条匡时济世之路，他认为，这条道路就是普遍实行共产主义。——当然，这里的所谓共产主义只能是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寺院共产主义。
在他看来，一场革命正在到来，一个新的社会即将诞生——那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千年王国。他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最初是人们崇奉‘肉’的时期，这一时期起始于亚当，终止于耶稣；接着，是人们对‘灵’与‘肉’同时崇奉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至今；最后，还有一个完全崇奉‘灵’ 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端于圣本尼狄克在世的岁月。”这第三种社会是普遍实行僧侣制度的社会。到那时，整个人类都将被组织在寺院之中。“我们必须象圣徒那样生活，为此，我们就不能去追求尘世的财产，而应当贡献出这些财产。……”这第三种社会据说在圣本尼狄克以后的第二十二代，亦即不久的将来就要全面实现。原来，约阿希姆曾经预言，社会变革将在1260年左右大功告成。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快要到来的时候，罗马教廷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于是，约阿希姆的信徒们便期望皇帝能战胜教皇，并在推翻教皇以后，庄严地揭开新社会的序幕。在人民的心目中，所谓“帝国的伟业”，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
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
（十）
异端教派的共产主义与教皇统治
弗兰西斯派教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寺院共产主义组织具有多么鲜明的反对教皇统治的倾向。事实上，从11世纪起，许许多多的僧侣改革运动和创立教团的举动本身就是对教皇统治权的谴责，而且，这种谴责往往采取十分猛烈的攻势。
凡是关心无产者利益的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把矛头对准了教皇操纵的教会。这是因为在中世纪的各个有产阶级中，教会是首屈一指的豪富，它占据着数额最多的财富，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 有人认为，在中世纪后半期，人们普遍对教廷表示服从，是出于由衷的钦仰，或者，是由于思想的愚昧，这种观点真是荒唐之至。其实，在绝大多数场合，这种服从乃是一种咬牙切齿、忍气吞声的服从，只要条件许可，人们就会奋起反抗。在整个中世纪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内，各阶级、各地区反抗教皇统治权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过，只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教皇的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正如财政寡头在当今的社会里还不可能被推翻一样。事实上，每爆发一次这样的斗争，每出现一次社会性的灾难，每发生一次战争、瘟疫、饥荒和暴动，其结果都只能促使一切剥削者中最大的剥削者进一步聚敛财富、巩固权力。这在当时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 1848年革命。金融寡头所支持的王权被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特权也被剥夺了。政权落到了人民手里，也就是说，落到了工业资本家、小资产者、小农和工人手中。共同的敌人刚被推翻，这些阶级就意识到了各自的特殊阶级利益，意识到了各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虽然这种认识深浅不一，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这中间，尤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表现得最为清晰而深刻。革命一方面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威力，一方面也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是某些狂热的文人墨客所迷恋的资种梦幻，它深深地植根于革命阶级之中；它已经不再是供人观赏的玩物，相反，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变成一种锐不可当的武器。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不遗余力地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运动。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反对一切貌似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心惊胆颤，草木皆兵，把某些极其温和的博爱思想也当成了社会主义。在资产者的社会里，社会主义遭到了取缔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决定何去何从：如果他们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那就会被逐出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湮没无闻；如果他们不想遭到这样的命运，那就必须干净彻贯、永生永世同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实行决裂。
中世纪的贫富对立
在整个中世纪，乃至在宗教改革时期，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远没有象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悬殊。然而，那时的贫富差别却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鲜明显豁，一览无遗，因而也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愤慨。
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产生于往昔社会制度下的思想传统，对后世的社会制度会发生影响，这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这种思想传统对社会发展往往起着干扰和阻遏的作用，因为它妨碍人们认清社会发展的崭新趋势和需求。可是在中世纪末期，思想传统所起的作用却常常同上述情况截然相反。 而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同情者来说，无论是罗马法还是古典文学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在罗马社会遗存的另一类文献中找到了自己寻求的东西，这种文献就是福音书。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完全契合他们的需要，因为在当时，还没有条件进行较高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共产主义在那时还只能是一种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只能把富人的多余财物平均分配给缺衣少食的贫民。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不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上的共产主义教义造成的，然而却正是这种教义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滋蔓，正象罗马法促进了专制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样。
由此看来，中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依据仍然，是基督教的宗教教义。但尽管如此，这种运动也还是无可避免地同掌握权柄的教会发生了冲突，因为教会是首屈一指的豪富，它早已把普遍实行共产主义的主张宣布为魔鬼的异端邪说，并且使用了形形色色的诡辩伎俩，力图曲解和抹杀原始基督教典籍中的共产主义内容。
如果说，努力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举动必将促使人们走上异教的道路，即走上同罗马教会发生冲突的道路，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异教的活动，即反对教会的斗争，也必将促使共产主义思想四处传扬。 一个崇拜原始基督教的人，只要不是存心淆乱黑白，就绝不会从“上帝箴言”中找出什么反对的论据；所以，有产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只要已经投身于异教运动，只要能在思想上冲破本阶级的私利和偏见的樊笼，就比较容易接受民主的共产主义，尤其当反对罗马教廷的各个有产阶级把罗马教廷视为凶悍的强敌，而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某些偏激的思想家闹腾的无伤大体的儿戏的时候，当一切反对罗马教廷的势力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时候，那些正直之士就更容易接受民主的共产主义。在开始阶段，这种异教的共产主义看上去只对罗马教廷的剥削事业构成威胁。所以，它很容易得到具有异教思想的有产阶级的宽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回到原始基督教去的号召不仅能在穷苦的民众中，而且能在有产阶级的许多成员中掀起共产主义的浪潮。 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既不同于罗马社会衰落时的无产阶级，又不同于现代的无产阶级；同样，以中世纪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也既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又不同于19世纪的共产主义。它构成了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中世纪的共产主义与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基于相同的原因，都是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科学
神秘主义科学和艺术一样，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独立发展。要使科学得到繁荣，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使科学研究有可能进行，而且要有一定的需求，使科学研究获得动力。即使科学研究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也并不是每一及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能产生深入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内部真实联系的需求。一个走向衰亡的阶级或社会，总是不愿意看到客观真实。 它们不是把人们的聪明才智用来弄清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用来寻找种种根据，以便借此来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乃至自我欺骗，同时，他们也借此来掩盖真象，使敌人弄不清它们的实力和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历来只有新兴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才能把科学事业推向前进。谁真正地把握着未来，谁就会兴致勃勃地去研究客观真实，并揭穿一切掩盖客观真实的虚幻的假象。 那些乐于接受原始基督教的阶层，同时也乐于接受神秘主义的学说。于是，神秘主义就同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并驾齐驱，一起得到了发展。 闵采尔怀着锡利亚式的狂想，以极其狂热的激情，把行将建立的新社会想象成了人间天堂。他大声疾呼：
“的确，从开始树立纯真信仰的那一刻起，我们大家势必在心灵深处产生并保持这样的信念：由于基督化为肉身来到人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将成为神灵，并同基督一起成为上帝的弟子，亲聆上帝的教诲，从而超凡入圣。或者更明确地说，我们自己就将完全变成救世主，而红尘世界则将变为天堂。”
这段话反映了关于世界末日劫变的神秘主义思想，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完全符合那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精神。
苦行主义
除了神秘主义之外，这里还要着重介绍一下中世纪末期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即苦行主义特征，这也是他们区别于现代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早期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性质，主要是由流氓无产阶级决定的。而流氓无产阶级最突出的特点——如果用道德家的眼光来看，也可以称之为罪孽——就是懒惰、肮脏、浑浑噩噩。基督教的苦行主义，说到底，无非是用一整套精心构想的方法，把流氓无产者的这些特性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同产生于类似社会条件下的印度苦行主义（即婆罗门教和佛教的苦行主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际性和革命精神
本书论及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中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现代共产主义都具有国际性，这是上述三种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它们同带有区域性质的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地方。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是为单个的城市行政区及其管辖的地域设想的模式。而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是为着整个人类，或者至少也是为着他所立足的整个国际文化圈而从事活动的 异教共产主义的革命性。 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也不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中世纪以后出现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必然会在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努力干预政治，并采取反抗的行动。它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会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把这种专政看成是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有力的杠杆。
（十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样本是前苏联。而苏联实施“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果，正如前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任俄共主席的久加诺夫所反思的那样，形成了苏共在苏联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并认为这是苏联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这个论断大体上击中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要害。这“三个垄断”的反人道主义，对苏联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每一个苏联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因此丧失了他们的人权，丧失了民主自由，丧失了思想自由，而坠入了由共产党的“三个垄断”所造成的20世纪新奴隶制度之中。因此，要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必须先剖析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因为社会主义的失败之果，就种因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
马克思、恩格斯同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在他们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变化。19世纪30年代时，他们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初成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拥护者；1845年他们开始创立以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思想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深刻变革，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逐渐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直接继承了恩格斯所开拓和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东方落后国家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则一直固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首由恩格斯发轫，后由列宁专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哲学、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三大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疏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精确地、完整地阐明了他的学说的基本思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各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正是意在突显他们理论和学说体系的这个基本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他们所判定的当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条件和根源做经济分析，以“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正是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精髓，《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要领和核心，剩余价值学说对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分析和论证的主体，并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支柱。应该说，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地构成了马克思学说体系的最基本的思想——是贯穿他的学说体系的一根“红线”，是它的灵魂，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最本质、最根本、最基本的东西。毛泽东自述，他青年时期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时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就认定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他理解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他就是靠这一“真经”夺得政权，在中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在晚年更是毫不含糊地将其概括、提炼并表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是“根本的根本”，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个被中共尊奉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人，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却真可谓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普列汉诺夫1918年口授的《政治遗嘱》指出了这一点：“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这不仅切合俄国的实际，也一针见血地揭开了所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铁幕。请君一读关于斯大林暴政的材料、回顾中国建国后血迹斑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及柬共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有关报告，就不难发现，这种全面的阶级恐怖以至全面的全国恐怖，具有露骨的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属性。指出这一点，对辩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我们考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历史定位的重要提示，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命运。
《宣言》中最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因而也最能激起人们热血沸腾的革命目标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彻底”决裂，曾鼓动了多少充满革命浪漫精神的共产党人为之颠狂，为之蹈火赴汤。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农村，就是夺取地主、富农、中农、贫苦农民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将其充公；在城市，就是夺取工商业资产者、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一切资本和生产资料，一律归公；一切自然资源，除了空气全部国有，一律归公。恩格斯说是“一切生产部门”（见《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说是“社会总产品”（见《哥达纲领批判》），统统都归于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最彻底的独占垄断。这种“最彻底”的决裂，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决定性影响，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难性恶果。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把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认定无产阶级必定成为历史的新主人，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地成为新时代的新“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既然给了自己这一历史定位，就理所当然地以战斗姿态，居高临下，唯我独尊地以批判并肃清一切自由思想、自由精神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己任。他们在党内外进行了永不休止的、没完没了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和思想整肃运动。
《宣言》宣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把人的独立性、个性、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通通都说成是资本的属性，这是何等的武断；把消灭人的独立性、个性、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也看作是消灭资本的必然结果，这又是何等的霸道和暴戾。
《宣言》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如此共产党就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当然代表、先锋队，并确立它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当然的领导定位。第三国际各国党的专制独裁，正是从这里找到理论根据的。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疑，这是马克思关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最初表述。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主要采取如下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敌对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显然，在《共产党宣言》里，“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的理论框架，已略具轮廓。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的奠基著作，被共产党人奉为“圣经”，用以指导他们的思想、行动和政治斗争。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历史根源。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徵被概括为三点：（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二）“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他们对“生活源泉的垄断”，是造成工人阶级的依附性及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应当“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直接垄断、掌控。（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在掌控“社会总产品”的基础上，“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再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最后，才能够在劳动者中进行按劳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了。
依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三个基本点，第三国际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都普遍地采用了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三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一言以蔽之：实现了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专制独裁，对社会劳动资料－一切生产部门－社会总产品－社会生活源泉绝对的独占垄断，进而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独一无二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掌控。这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9世纪70到90年代，欧洲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电力普及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时期。经济上，资本社会化规模越来越高，企业形式有重大发展，出现了股份制、托拉斯、国有化企业，资本主义内部成长出明显的新的社会化因素，形成了消化自身矛盾的自我调节机制。政治上，民主立宪制度完善起来，普选制普遍建立，民选国家代议制机关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平等、有序、自由竞争的多党政治格局形成，为工人政党通过议会选举和平取得政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883年，马克思逝世。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在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开始探索新的斗争道路。他在1894年3月6日致拉法格的信说：“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显然，恩格斯走向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引向了真正科学的、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尔等）继承恩格斯遗志，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并获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20世纪初，革命运动高潮转向了东方，俄国成为它的中心。东方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落后的专制国家。这些国家有一批思想偏激左倾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固持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狂热地沉溺于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沉溺于无产阶级专政，沉溺于以暴虐的阶级斗争推行同人类传统文明彻底决裂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实施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彻底、集中的一体化控制的计划经济，把人类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了武装政变，夺取了政权，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为确立其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展了反对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攻击第二国际“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泥潭”，指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并成立第三国际以凝聚支持俄共、反对第二国际的国际力量。第三国际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反对恩格斯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固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了邪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这需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纲领实施的史实中去探求。以下是笔者梳理史实后得出的结论：
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成了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垄断。这种统治者一味依仗暴力对被统治者的管制、压迫、镇压，是一种让人战栗的阶级暴力和阶级恐怖，具有鲜明的反人性、反人道主义色彩。
为了一目了然地看清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需要比较“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同的立国宗旨和任务。200多年前，美国为脱离宗主国英国，发表了一篇《独立宣言》，作者是托玛斯·杰斐逊，他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为创建美国独立国家而献身的政治家。这篇《独立宣言》有着深邃、丰富的思想内容，又充满了高昂的自由民主激情，成为人类历史上流芳百世的名篇。请看：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美国的立国之本，完全建立在人的生存、平等、自由、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基础之上。这个声明有鲜明的“人”本位理念，令人强烈感受到“人”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为了实施这种阶级统治，镇压一切反对者，共产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严密而成本最昂贵的专政体系。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专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列宁用语），其组成是：共产党组织；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公检法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国家组织；工会和农业、手工业合作组织；青年团政治组织；妇联、青联、文联等群众团体。特别是，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共产党在基层建立支部，并按照专政体系的行政归属系统，即系统的条条和地区的块块，建立了党统属的组织系统，且凌驾于专政体系中的每一行政机构之上，从而在专政体系的任何一个行政系统里，形成了二元结构：行政组织机构和党组织机构同时并存。
斯大林毫不掩饰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一党专制独裁的本质：共产党作为独一无二的“领导力量”，它的任务就是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这里，斯大林强调“党的领导”，其本质含义就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使之运作于手掌之上，操纵自如，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体系，党、政权、群众团体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有时称为“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运转的。它的游戏规则是“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而中央还有一个“领导核心”——党的领袖，全党、全国都要团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这样，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在专政体系中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一个人说了算，在各个单位里也是党的书记说了算。一党专制独裁制实质上也就是党的领袖个人的专制独裁。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共产党通过它的领袖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专制独裁体系。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而超强度的控制体系，覆盖着整个社会，其触角伸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极其庞大的政治机体，组织严密庞大、维持费用极其高昂、极度劳民伤财。
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政治垄断，特别是它的首领——党魁的个人权力的政治垄断。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毛泽东则借用“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句成语，无耻地矜夸自己将个人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行为。既然党魁的个人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限制和监督，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已完全蜕变为共产党党魁的个人独裁。它的这一本质衍变的历史必然性，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就已经指出：“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不相容。……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嗅觉、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预见性，是何等的敏锐和准确啊！他确认，用来维持共产党党魁无限权力的，必然是“阶级恐怖”和“全面的全国恐怖”。由于列宁早逝，没有多久，这一预言就由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完全证实了。这并非斯大林个人的本性使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使然。斯大林残害和杀戮了一大批“十月革命”的元勋，其中包括和列宁共同指挥十月武装起义的托洛茨基、党的理论家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1934年，苏共17大后，1,666名党代表有1,108名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军队大清洗，包括元帅在内的767名高级军官中，有512名被镇压；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害。据苏联晚期负责冤案平反的官员说：“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达2,000万人。被流放边疆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还不在其内。”还有记载表明，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在波兰卡廷森林里对数万波兰人实施种族大虐杀。如果中国能够将中共毛泽东、柬共波尔布特的有关记录公之于世，读者必会作出判断：这种暴虐的、恐怖的屠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行中，决不是苏联仅有的、罕见的个案，而是共产体制普遍的事实。
其次，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社会群体被强制地分割为两个部分：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实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暴虐、最恐怖的阶级统治。1944年，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指出：“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共产党实施意识形态垄断，严密控制社会意识形态，其根本目标，即在于此。为此，共产党一贯地以阶级斗争野蛮残暴的方式,推行“整肃运动”、“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阶级斗争和专政原则处理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共产党绝对控制着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源、生产机构、生产资料和文化资源，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媒体和从业人员，媒体业被定位为党的工具与党的喉舌，要求一切从业人员，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即所有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实施全面、彻底、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这就迫使人们沦入了对共产党专政国家完全、彻底的人身依附，因而也就无可奈何地忍受它的盘剥和奴役。
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实施“科学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支柱。《哥达纲领批判》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掌握“社会总产品”，《共产主义原理》要求垄断“一切生产部门”。实施这种垄断，完全是运用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激烈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的。在城市，工商业者的企业、工厂、商店，手工业者的作坊及其生产资料，通过“没收”、“夺取”、“剥夺”，还有“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全部被剥夺殆尽。在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全被没收（不少人还丧失了生命），农民的全部土地和牲畜、农具，也都被“集体化”、“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吞没。自然资源除空气与水之外，完全“国有化”。又通过“国家收购”、“统购统销”，消灭市场经济，建立“合作社”，垄断和掌控农产品流通过程和价格体系，完全而彻底地垄断了社会生活必需品资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资料——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论证和预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本质和历史命运。他引用希莱尔·贝洛克的话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揭露了共产党专政国家控制社会总产品进行社会财富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实质上也就是对人们生活本身（不仅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生活）实施全方位和一体化的控制。这一点，确确实实地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历史见证人。
历史证明：人们一旦失去了维持和保障自身生存必须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丧失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垄断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共产党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更加全面、彻底、集中，而且通过严格的生活资料票证供应制度,排除了任何个人对任何生活资源占有的可能性，人们的衣、食、住、行，每一项物质需求无不仰求于那个垄断者——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除了对垄断者——共产党彻底的人身依附外，已经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既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信徒和力行者，又是它的一个极其悲惨的牺牲品，他晚年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他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毛泽东也恶狠狠地说过类似的话,不拥护共产党,就没有饭吃。这是一种20世纪的新奴隶制。这实在是用血和泪写下的沉重历史教训！
国家垄断社会总产品（包括一切生产部门与全部生活源泉），被看作是实施计划经济的必要物质前提和基础，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和康庄大道。但是，历史的现实是完全相反的。F·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些本属于人间地狱的东西，包装上乌托邦的、科学的外衣，使它看起来象诱人的天堂。但是地狱就是地狱，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计划经济，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历经70余年的实践检验，已经彻底失败和破产。
在冷战时期，人们常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竞赛的成败得失来评论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实际上，在他们划定的资本主义阵营中，有相当一批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自由民主制，在经济体制上常常兼容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混合因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常兼容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其本质属性的区分不完全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差别，而在于自由民主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分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优胜劣汰，实质上是在自由民主阵营和无产阶级专政阵营之间的竞赛。
（十二）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 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 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 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 —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 “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
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 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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