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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石门坎(散文·上)
◎ 李元龙
知道石门坎，知道柏格理，完全源于一个偶然事件。
十多年前的一天，途经毕节太平桥时，看到一个废旧书报摊子上有几本书，便停下来，随意翻看着。其中有一本封面以灰色为主，兼有个欧洲风格“城堡”图案，作者是个外国人的书。我疑心这是一本西方式的侦探小说，但下方“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字样使得我我拿起书随便翻翻，看到了什么传教士，基督教字样。但决定我开口问问女摊主这本书要多少钱的，还是其中的“威宁”这两个字。
摊主喊价两元，我还一元，这本书就归我了。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的灵魂，被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王树德，甘铎理，高志华，尤其是柏格理，这些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在100多年前，带着献身上帝的精神，带着传播基督福音的虔诚，来到了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了中国最贫穷的贵州，来到了贵州最贫穷的威宁，来到了威宁最贫穷的石门坎。在西南地区，传教士们事无巨细，鞠躬尽力，做了大量的，有益于当地民众，能为上帝的荣耀增加光环的事情。
从细小的方面来看，劝诫人们戒烟戒酒，调解夫妻关系，规定婚姻年龄，救治吞服鸦片自杀者，为受到豪势、官府欺凌的苗族人挺身而出，为少年儿童种牛痘，等等，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创办学校，创办医院，创办麻风病院，发明至今尚在使用的老苗文等等，使得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创造了多个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第一：
-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据沈红《石门文化百年兴衰》）
不能不在此特别提到柏格理牧师，这位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公务员职务，23岁来到中国，在中国谈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呆了28年，最后，因为抢救石门坎伤寒病患者受到感染，在51岁那年，即1915年9月15日，永远留在了石门坎。还有高志华牧师，他是于1938年，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被歹徒杀死在学生宿舍外面。
天哪，这比那个仅仅因为某人一篇文章就弄得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白氏，不知伟大多少倍，并且，这样的人和事，几乎就曾经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竟然到了快四十岁时，才知道其人其事，虽然，这与官方的封锁和讳言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惭愧。
但是，受几十年无神论熏陶长大的我当时对宗教、对基督一点兴趣也没，我感兴趣的，是柏格理等传教士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地方何以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再一个感兴趣的，就是传教士，尤其是柏格里的个人人格魅力。
我随时关注着有关石门坎，有关英国传教士的信息。九十年代中期，在当地电视台得知：为了迎接甘铎理等传教士后代来石门坎瞻仰柏格理的坟墓，当地政府正在重建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柏格理、高志华坟墓。
为了知道更多有关柏格理等的情况，有一天，在遇上一个在当地从事少数民族资料收集整理的所谓离休“老干部”时，我向他打听起有关事宜来。其间，他说传教士“动机不纯”、“没安好心”等，我就与他争论起来。激愤之下，当时，我有可能说了些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和组织不敬的话。两三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位老干当时被气坏了，第二天，尚愤愤然的他跑到毕节报社，跑到组织部，跑到我工作的老干局，要求曝我的光，处我的分，开除我的工作籍，说是如此“反动透顶”的人，不能让他呆在党政部门吃党的饭穿党的衣还说反动话云云。
工作没有被开除不说，后来，我还范进中举般考进毕节日报社，当起了所谓的记者。
2003年的一天，一个也对柏格里很感兴趣的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在毕节一个书店买到了柏格理等著的《在未知的中国》，这是一本包含了我们早就渴望看到的《中国历险记》《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等的一本石门坎“全集”。立时，我来到书店，买了三本《在未知的中国》。我的打算，一本自己留着，两本留着有朝一日朝圣石门坎时，送给还记着柏格理，还对柏格理等传教士感兴趣的当地人。谁知道，围绕着这三本书，后来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的曲折坎坷，那样的令人唏嘘长叹。
读了《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更为柏格理等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除了介绍好几个人购买《在未知的中国》外，我还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那个组织对宗教很敏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领导”的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了一丝丝凉意。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2007年，两位头中的姓刘的那位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泪，还是愧悔的泪，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之“泪”。因为，2005年9月9日我落入文字大狱那天，是他让办公室主任把我引诱到他办公室，由某特殊部门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从那里带到省城监狱的。是的，他这篇文章的确是散文，有形无神的，名副其实的“散文”。
2005年，我和几个朋友说好，当年10月长假期间，我们朝圣石门坎去。
2005年9月9日，因为四篇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的文章，我落入文字大狱中，暂时不能朝圣石门坎了。
那本《柏格理日记》，后来出狱后方知，因为我在前言和后记中眉批了“反动话”，害得这本书也被“逮捕”到那个特殊部门，直到我出狱后，才去把它“保释”回来。
假话、鬼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说特说，真话、人话即使偷偷摸摸地说，还是被害怕真话、人话的人下到大牢里了。我的冤屈向谁诉说，我的灾难，谁能消弭？狱中的我，显得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2005年10月13日那天晚上九时许，身陷看守所，恐惧、绝望中的我突然想起了柏格理，想起了耶稣基督，想起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听我的，人不能救我，上帝可能会听我的，上帝可能会救我。于是，我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上帝忏悔我平生所有的罪过，倾诉我的遭遇，恳求上帝救我于倒悬，一边以从未有过的虔诚宣布皈依了基督。
是的，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宽恕，慰藉，得到了信心。我的心态自那天起，变得平和多了。就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在外面非输液不能好的疾病，在监狱里，竟然只吃两三次药，就令我感到神奇无比地好了。我完全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神的眷顾，拯救。
哈利路亚！
我写信给妻子，请她将《在未知的中国》与其他书混在一起，送到关押我的看守所来，我需要从中汲取坚持真理，完善自我的勇气和力量。其他的书得到了，《在未知的中国》却落入了未知的，“绝对忠诚”中共的人手中。
转押到毕节看守所后，我再次写信让妻子给我送一本《在未知的中国》。第一次，《在未知的中国》被看守拒之于监狱铁窗外面了。显然，有人害怕基督，害怕真理。又过了数月，这本书终于穿破高墙铁窗，进入监狱，摆放到了我的面前。妻子和免费为我辩护的山东律师也曾经想送本《圣经》到监狱里来，都未能成功。所以，《在未知的中国》来到我的手上时，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将之作为自己狱中的圣经，我把《在未知的中国》通读了几遍。
2007年9月下旬，出狱刚几天的一天，我到贵阳看望在此读大学的儿子，以及拜望贵阳诸位关注过我的人们。没想到，这次贵阳之行让我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贵阳市委宣传部“异类”王大卫写的《中国石门坎》。从这本复印的书里，我得知了更多的石门坎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灰暗。
但是，我能查到的资料也好，张坦、王大卫等等的书也好，对于有关石门坎，有感关教士的一些细节，一些关键环节，有的语焉不详，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给回避了。有的，甚至是明显受到主旋律格调影响，有拾人牙慧之嫌。我不是批评，更不是谴责他们。东人达，沈红，张坦，王大卫，说良心话，以他们的身份和他们面临的大环境，他们已经为石门坎做了他们该做、能做的一切，他们是有良知，也是有勇气的人，是有责任感的真正的爱国者，是有使命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值得我尊敬。但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传教士的真相，想挖掘更多有关石门坎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我的灵魂需要净化。
我朝圣石门坎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二
我是于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即3月31日与几位友人踏上朝圣石门坎的路程的。我很虔诚的来朝圣石门坎，他们来玩。
由于我的敏感身份，由于我这支惹祸的笔，我的身份和真实姓名，都只好对石门坎党政部门的人们半遮起来，也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以下文中涉及人物，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只好将之隐去。
由于事先在他人嘴里和书上听到、看到过多关于威宁中水镇到石门坎这段四十公里路程过于坎坷的形容，所以，我脑海里通往石门坎的路总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的。但是，当我驱车行驶在这段路上后，我才发现，虽然将中水到石门坎的公路改建为柏油路的工程正在进行，这里一堆石头，那里一堆泥土，但是，路面却没有“成像”中的坑洼、沟槽，没有成见中的急弯，陡坡，路边也不见令人闻之色变的悬崖绝壁。我对同行者说，对于我这个当过驾驶兵，在云南原始大森林里开过“老乌鸦”——对老解放牌货车的谑称——的人来说，这样的路面，是很好的了。我还对他们说，这可能与人们的成见，以及与写有关石门坎书和文章的人大多来自北方有关，平原地方来的人，见了这样的路，不心惊肉跳才怪。
对于近视眼的我来说，在这条路上开车，最大的障碍是细雨和浓雾。细雨使得车辆与路面的附着系数大大降低，车辆容易打滑。浓雾则让驾驶人员难以提前判断路面情况和发现对面来车。但是，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是一个新手借来的，大家出于安全考虑，都纷纷力挺我开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途中，不断有工程车和客运小四轮驶过，显然，如果天晴路干，就是轿车，也能开进石门坎。正是这样的相对过得去的道路情况，40公里的路程，也就两个来小时，我们就穿云破雾，到达石门坎了。
车辆刚驶进石门乡政府所在地，路边一个风格显然与当地民居不同的红砖房，尤其是房子上“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的字样和房顶那个红色的十字架跳进了我们的眼帘。车上唯一来过石门坎的那位就说，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坟墓就在教堂右边山岗上。虽然雨还在飘，天也接近傍晚，但内心那股对柏格里等崇敬加悲壮的复杂感情还是让我想也没有想，就停下车，走进了教堂。
为了更好地了解石门坎，来此之前，我将《中国石门》等又翻阅了一遍，还在网上调集了一些相关文章阅读。所以，我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对同行人员说，这不是在原先的老教堂遗址上修建的教堂，而是一个澳门基督徒捐款，在新地址上修建的新教堂。工程修建过程中，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一度停工，后来不知如何解决的，好歹完工交付使用了。看管教堂的苗族妇女笑吟吟地给我们打开了教堂的门，坐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先行忏悔、祈祷一番，然后新奇而虔敬地参观着教堂里的一切。
完了之后，我们走上小山岗，来到了仰慕已久的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墓前。此前从书本上得来的“成像”里，柏格理他们的坟墓应该在对面的山上，坟头冲石门坎这边眺望着。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错了。柏格理的坟墓不在对面山上，也没有跟从中国人“向山”的陈规陋习，让坟头冲着一个开阔的方向，以期给活在世上的亲人带来什么好处之类。坟墓选址和坟头的方向，在我看来，好处就两个：一个是能让地下的人与他牵挂的人永不分离，再就是能让地下的他眺望着近在咫尺的莘莘学子。我是从《中国石门坎》里得知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尸骨早在文革期间，就被抛尸野外，至今不知所终的，因此泪水伴随着我整个的默哀和祈祷过程。最终，我将阅读《在未知的中国》等时多次出现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对着墓碑，冲着苍天喊了出来：
上帝啊，让基督的福音，再次来到石门坎，来到中国大地，再次拯救苗民，拯救这片土地，拯救这片土地上上多灾多难的同胞们吧！
上帝啊，让基督的光辉，重新照亮石门坎，照亮中国大地，我，我们等得太久太久，我，我们太需要基督的光辉，太需要基督的爱了！
祭奠完毕，按照书上的线索，我们找到了石门坎的“星级宾馆”，当地回族人马盆芬开的泉兴客栈。马盆芬很热情，说王大卫，沈红等等当初都是住他们家。我最关心的，则是“水火”之事。一问，马说，去年，石门坎就有自来水了，客栈因此也修建了一个简易厕所。我一查看，果然如此，心理释然了。否则，王大卫“见识”过的那不堪入目、寸步难行的厕所，就该我们“享用”了。
我们来到了乡政府，见到了那位我早在书里久闻大名的石门坎“活词典”张国辉老师。在书里，还是口头上，绝大多数人都称呼他张秘书，以他现在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所以，我们都按照当年苗族人对柏格理等传教士的称呼，尊称张国辉为张老师。
张国辉的父亲叫张文明（1901-1982），我在有关石门坎的书籍、资料上多次看到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毕业于光华学校，曾受教于柏格理。
张国辉今年仅59岁，他出生的时候，外籍传教士已经被全部驱逐出石门坎，驱逐出中国。那么，连传教士也没有见过的张国辉，他是如何成为石门坎活词典的？他的叙述，让人感慨不已。
张文明曾在光华等教会学校读书，初中毕业后时，正好云南威信有基督徒苗族同胞来到石门坎，向王树德请求在威信办一所教会学校，于是张文明受召前往威信，当起了教会学校教师。1952年，所谓新政权接管所有教会学校后，张文明又当了六年“人民教师”。1958年，反右风狂噬中华大地，石门坎，这个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的曾经的西南文化“圣地”，如今成了贵州反右重镇，成了“小台湾”、“小香港”。张文明，这个当了多年教会教师，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当然不可能幸免，在其50多岁的时候也被打成了右派。挨自1979年“平反”时，身心俱饱受摧残的张文明已经病卧茅草屋中多时，三年后，张文明离开了人世。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文明为了唤起本民族学习知识文化，以改变自己和民族命运的激情，创作了至今仍有人传唱的歌曲《打铁要本身硬》。歌中唱到：
谁要帮助你？谁要拯救你？知识会帮助你，文化会拯救你。
世间没有啥依凭，只靠知识和文化。
有理想，看得远，兄弟们，姐妹们，
要努力奋进，为了民族的生存！
……
“如果我的父亲没有没有被打成右派，我就不可能知道这样多有关石门坎过去的事情。”张国辉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一发接一发批斗张文明的人要他写“交代”、写“检查”，一批又一批打着各个革命派别的专案组，甚至红卫兵也要来找他收集黑材料。1979年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省内外专家、学者又把张文明当作石门坎“活历史”，省民委、各级宗教部门又怀揣“扬弃”法宝，来找张文明“抢救历史”。
张国辉说，这样的事情，大多数就在他们当时的家中进行。一次又一次听到有关石门坎过去的事情，时间一长，传教士其人其事也就深深地刻进了自己脑海里，再也不可能忘记。
因为父亲是右派，小学毕业仅读了两个月初中后，张国辉读书的资格，被无情剥夺。就这点文化，在四九年后学校教育质量日渐式微的石门坎，也算是知识分子。为此，八十年代中期，作为没有工作籍的打工者，张老师被招进乡计生办当“小工”，即临时工。还是因为这点文化，张国辉又于九十年代中期，被“重用”到乡镇府做了秘书。直到2002年，他这个干了十来年的“临时”秘书，才由一个正式的干部取代了。从此，张国辉成了闲杂人员。近年来，随着来石门坎采访、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乡政府的官员们没有那样多时间，更没有那样多“货源”满足穷根究底的来访者，于是，张国辉被口头戏封为“外事办主任”，只要一有冲石门坎的而来的人，张国辉就责无旁贷地充当导游兼讲解员，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向对石门坎感兴趣的人们倾倒着他知道的，有关石门坎，有关柏格里等的一切。直到去年，张国辉的工作籍总算落实，每个月有1800元工资了。他说，如果前几年他就“退休”，最多五千元钱就一次性打发他了，如今，满六十岁退休，能按照国家干部待遇拿退休工资，他和老伴的生活总算有保障了。
我们谨慎地问，你这里还有没有过去光华学校的课本等资料。张国辉说，哪里还会有什么材料，当年，他们家被抄了四次，每一次抄家，来者就是冲着家中的书籍、资料来的。“我见过当年杨雅各去日本印刷的《圣经》，见过当年父亲他们读过的民国统一教材，还见过苗文、英文课本，当年的老照片，太可惜了，绝大部分都被抄走了。”张老师痛惜地说，本来，他还保存有几张劫后幸存的老照片，1995年国务院“批准”向外界开放石门坎后，一些人来向他借照片，借的时候说的很好听，信誓旦旦说不仅要还，还要准时、完整地归还，可是，事后不是只还一部分，就是干脆不还。“有一本1916年出版的《圣经》，曾经有人想出钱买我的，但出多少钱，我不可能卖给他。后来，出于帮助、支持关注石门坎的人的想法，我把这本《圣经》借给了一个话说得特别好听的人。事后，书是让人还给我了，拿过来一看，复印的。真气人！贵州民族画报社的一个采访者，当年借了我20多张照片，催促无数次，只还了我五张。只有王大卫，借我的书和照片，一张不少，不仅准时还给我，还应我之请，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天地无极》一书。”张国辉最后说，他肚子里的东西，包括那些书籍资料，都是属于石门坎的，不是他个人的，但愿那些人是出于爱护石门坎、抢救石门坎资料的心愿昧下那些资料、照片的，不要遗失、损坏了它们。
七八年前，高志华等传教士后代“获准”前来石门坎祭奠柏格理、高志华坟墓时，甘铎理的女儿曾拿出一张当年的照片，请张国辉等辨认上面的人。张当时就从上面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父亲的一个学生。其他人又从上面认出了王树德、钟焕然等人。我对张国辉说，能否给我们见识一下这张照片，我们不借，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也不翻拍。张说，这张照片不在他手上，究竟在七个弟兄姊妹谁的手里，他也说不清。
张国辉是中共党员，用他的话来说，他的七个弟兄姊妹都“端共产党的碗，吃共产党的饭”。问他的弟兄姊妹、孩子有没有信奉基督教者，他说：“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第一次被蛇咬，第二次不钻草。”说完，不再说什么。停了一会，又自言自语般地说，被打成右派之前，父亲传教的时候，往往都会带了他一起去。所以，做礼拜，唱赞美诗，他都参加过。他说，父亲讲到激动人心的地方，就会停下来，带了大家一起唱赞美诗，那场景，很美好，很感染人的。说到这里，张国辉总括般地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不止一次通读过《圣经》；我不信教，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却无疑是目前，乃至几十年来其心境的真实写照。其间有几多辛酸和无奈，不是我这个局外人能够充分领会的。
我们问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即：文革中柏格理、高志华被挖掘出来的尸骨，到底在哪里？
张国辉说，当年，柏格理、高志华尸骨被挖掘出来后，随即被丢弃在山岗上。两三天后，有个老人将之收集起来，准备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悄悄将之埋葬在一个人们不容易发现的，安静的地方。但晚上这位老人来的时候，尸骨已经不知所终。张国辉说，几十年的老尸骨，野兽不会感兴趣，很可能是被哪位有良知的苗族基督徒将柏、高二人的尸骨埋葬在什么地方了。
接着，张国辉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这两座坟墓的确是空坟，因为其中除了1915年砌下的保护棺材的“火砖”外，真的是空无一物。但是，九十年代中期清理、重修两座坟墓的时候，曾经在柏格理的墓穴里发现了一根“筒子骨”，即小腿胫骨。张国辉说，这根骨头被当时的威宁县文化局局长安天荣和副局长苗麒麟带走。2006年他们二人来到石门坎时，有人向他们提及此事，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此事，但却说那骨头到底在哪里，他们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大家听了，无不唏嘘感叹，怅憾不已！
三
第二天，即4月1日清早，我们就来到张国辉的住处，一个三层楼的钢筋水泥房屋前。张国辉还没有洗漱完毕，我们参观起与这幢钢筋水泥房几乎合二为一的石房子来。
那是座石头砌成，有着明显欧洲风格的两层楼房屋。石墙上近年挂上去的，标题为“石房子”的一块小黑板上有这样的字样：
高志华先生一九三七年设计修建的“牧师楼”，一九三八年竣工，因整栋楼都用石条堆砌而得名。房子未建成，高先生就被杀害……。
此前，我看到的许多资料都把这栋房子称为当年柏格理修建的教堂。我想，这是因为当年房子上还没有挂上这个小黑板，这些人事先知道柏格理当年在石门坎修建的有教堂，来到这里后，望楼生意，想当然地从外貌上判断这是个教堂。
乡政府工作人员钢筋水泥房屋紧挨乡政府两层楼同样结构的办公楼，办公楼又与石房子结成了“连理”。另一边石门乡的派出所，也与石房子“肌肤相亲”。但是，70年前修建的石房子和几年前修建的水泥房谁丑谁美，我想，只要是审美观不属于怪癖之列，任何人都会作出合乎常识的判断的。进入石房子内部，木地板木楼梯，显得雅致舒适。有卧室，有客厅，有餐厅，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澡间。楼下有壁炉，据说，石房子墙壁都是空心的，这样，壁炉燃烧起来的时候，温暖就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每一个房间。石房子后面，当年用土坯建筑的伙房，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已经不能使用。
据说，石房子是严格按照设计师的模型建造的，模型上设计的是多少块石头，修建好后的石房子上就是多少块石头。房顶上的青瓦，是烧了很多窑瓦后，精挑细选出来的。瓦与瓦之间还勾了石灰，所以，从防雨水，挡灰尘，保温暖等方面来看，都非常理想。1948年，石门坎大地震时，石房子安然无恙。一直用到今天，它不仅是今天石门坎的优质房屋，还是当地最具备审美价值的房屋。两旁后来修建的水泥建筑，在石房子的衬托之下，简直就是石房子的“陪衬房”，实在不堪入目。好在，据说在各方的强烈反映之下，水泥房将被拆除。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和谐的话，那就是楼下那间墙上挂了两块黑布，一块写有“威宁县公安局石门乡派出所”字样的牌子，地上还摆放着显为审讯时用的桌子、凳子、麦克风的房间。不过，在这样的房间审讯嫌犯，也许刑讯逼供之类为法律所不允许，为基督所痛恨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或者相对其他地方很少发生。石房子外墙上还写有“少生优生”“控制人口生长”等计生标语，十分扎眼。因为，举凡知道一定基督教义的人都应该明白，计划生育所推行的强行堕胎等等不人道的作法，是大大有违基督教义的。仅据官方媒体近日报道，中国每年强行堕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500多万，这里面，还不包括1000万以上药物人流杀死的胎儿。将这计划生育的标语写在虔诚的牧师们修建的楼房上，并且，这里每天都有很多的基督徒经过，让人容易联想到“造孽”、“亵渎”、“对树剥皮”之类的词语。
石房子路坎下有不少高高的松树，一望而知，这不是当地树种，也不是自然长出的树木，他们在那些周围自生自灭的树木当中，显得鹤立鸡群，十分抢眼。张国辉来了，他告诉我们，1919年至1920年间，昭通、威宁等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天灾，许多人跑到平时慕名已久的石门坎来逃生。当时，教会救济逃荒者有一个条件，即给你一把苞谷，你就得种下一棵松树。这些成片、成林的松树，就是这样栽种下来的。早先，那边还种得有一大片，但如今早被悉数砍伐殆尽。去年的大凌冻，也令人痛惜地冻倒了几棵大树。
顺着新近铺起的水泥路往下走，近在咫尺，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光华学校，如今的威宁石门民族学校了。现在是早上十点来钟，学生们来到水泥路上，正在做早操。拍了几张学生们做操的照片，我们进入了学校大门。张国辉指着我们遇到的第一座灰色水泥砖教学楼对我们说，这就是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教学楼，它是在当年光华学校的教学楼房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光华学校始建于1905年，第二年秋正式开班上课，1952年改名为现名。2005年，石门民族学校教职工和外界的石门坎人要搞百年校庆庆典，可是，官方却咬定2006年才是百年校庆时间，因此对此次庆典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到第二年，又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官方版的“百年校庆”。我在想，如果当年的光华学校的成立与“红色”有那么一点瓜葛，那么，这庆典，非闹得四邻不安、沸反盈天不可。
无论是《柏格理日记》，还是《在未知的中国》里面，与孩子玩笑嬉戏，我们随处都能看到一个亲爱孩子、童心未泯的上帝使者柏格理的身影。他甚至颇为欣慰地用轻松、欣赏的笔调，记下了苗族女孩在他从英国带来的镜子里第一次看到自己长的什么模样时的惊奇、惊喜、惊叫的场景，记下了小孩们从自己手里得到“洋糖”时的喜出望外，也记下了他拔（假）牙哄得孩子们欢喜异常的趣事。正因为如此，来石门坎前，我为石门坎的孩子们准备了几十个小圆镜，几斤水果糖。我希望他们因此回忆并记住柏格理，更希望他们如柏格理期望的那样，学有所成。还有就是，我希望从孩子们的身上索取柏格理似的快乐。怀着这些想法，我走上教学楼二楼，掏出了那些小镜子和水果糖，还有小皮球。起初，孩子们有些羞涩，迟疑着，没有伸手过来接东西。终于，两三个大方些的孩子经不住这些东西的诱惑，接过了我送到他们面前的东西。接下来，一只只小手伸到我面前，让我手忙脚乱。东西有限，我只好一边分发，一边吆喝：得了水果糖，就不给皮球了，镜子只给女生！孩子们竟然如此喜欢这些东西，他们一人只得到一份小小的快乐，我却因此得到了好多好多大大的快乐。下次来时，一定多买一些带来，收获更多的快乐。
高志华牧师被害的那个学生宿舍在什么地方？张国辉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段小土坡，来到了一栋长长的土木房屋前。通过房屋上的牌子，我们知道，房子建于1912年，是“中华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和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张国辉说，除了作办公场所之外，这栋房子还兼作学生宿舍，当年，高志华就是被杀害于这栋房子的前面。将我们带领到房子的另一头，张国辉指着房屋侧面高处那个小窗户说，1938年4月5日，一帮土匪来到这里打劫，将房子围了起来。屋子里与学生们住在一起的高志华知道这一险情后，为了保护学生，就从那个窗子里跳出，想把土匪引开。谁知，高志华落地后只跑了几步，就被等候在此的土匪杀了两刀。高负痛转身往左边跑去，只跑了十几步，就被埋伏在这里的土匪又杀了三刀，高志华当场就给杀死在那里，张国辉指着一棵小树说。当年见证高志华被杀害的学生，如今还有两个还健在，一个叫杨光明，现在贵阳，一个叫王德光，现在北京。长房子是现存而又相对完好的，当年英国传教士修建的房子之一。虽然破旧不堪，但就在前年，还可以勉强住人。然而，经过前年年底、去年年初那场罕见的大凌冻，长房子中间的一间房顶垮塌了，至今无人修建。任其下去，用不了多久，长房子的命运可想而知。关于长房子的命运。沈红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有着这样的记载：“这座风雨飘摇的建筑能够躲过屡次拆毁的动议、企图，至今屹立，要归功于一位年迈体弱的小学教师朱正华，他一家人默默地守护长房子二十多年，不肯搬出，他的病弱之身，充满使命感。”
如今，一走进威宁石门民族学校大门，首先看到的那栋灰色小学教学楼，是在拆毁“大教室”的基础上修建的。关于大教室，沈红的记录叫人扼腕叹息：“石门坎高等学堂，当地人称作大教室，它是1950年以前石门坎最大教学楼，石木结构，风格简约但不乏庄重浑厚，也是石门坎最美观的建筑之一，原由一位英国老人家捐赠修建。后因多年失修，大教室木料陈腐，墙壁、瓦片破烂不堪。1998年初笔者初访石门坎时，大教室刚刚被拆毁。……一些石门老人闻讯文物被拆毁，痛惜不已。多年以后，年逾古稀的杨明光先生、王德光先生相见时谈到此事，两人潸然落泪。”
有人巴不得长房子等石门坎与英国传教士有关的建筑物长久保留下来，也有人巴不得它马上灰飞烟灭。哪种心态正常、健康，自不待言。
来到一堵呈“L”形，中部有七八个圆洞，还残留着一个门洞的土墙前，张国辉说，这就是当年的女学生宿舍。墙顶，是细细的茅草，薄薄的青苔；墙下，是青青的蒜苗，黄黄的菜花。由此，我们找不到什么当年的记忆，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再现”当年女生们轻灵的身影和清泠的笑语。
与此相邻的几堵断垣残壁，则是我在《中国石门》上得知的灵修楼。张国辉说，九十年代初期之前，灵修楼还完好无损，有人还在里面放过电影。1993年夏季，一场下了十多个钟头的大雨严重损坏了灵修楼，1995年澳大利亚人费立波来石门坎那天，灵修楼倒塌了。
在灵修楼和女生宿舍后方，就是著名的“五英镑小楼”遗址。据说，这是由沈红考证出来的。所谓遗址，看上去其实就是个石头砌的堡坎。柏格里当年幽默地称，五英镑小楼的“后墙”有几英里厚，所指正是房屋后面的大山。
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大的水泥篮球场。张国辉说，当年，这里是栋大大的，有天井的四合院房屋。周围那些大树，是传教士张道惠的孩子栽种的。
继续往前，经过几户人家，就到了仰慕已久的“石门坎”这里了。走近那道方形，凹进去的石门前看看，摸摸，石门，真是天然的。石门坎的名称，又是怎样来的？张国辉说，过去的石门坎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闭塞，你们看，对面山上的驿道，过去，这驿道上，每天都有八、九十店马通过。一店马，有十二匹，规模不算小吧。但是，当年的马帮经过石门坎时，不是走我们看得见的这条驿道，而是要多绕几十里路，走山那一边的老驿道。柏格理、张道惠他们来了之后，为了大家进出石门坎的方便，便带领当地人，打开了石门旁边的岩石，并修筑了我们脚下的石梯。所以，石门坎是两个概念，石门，是天然的，坎，则是人工的。石门坎这个称呼，也就是从那时候叫开来的。石门坎的开通和驿道的修筑，大大方便了村民，尤其是方便了上学的孩子，也将贵州威宁通向云南昭通、彝良的路程缩短了几十公里。
张国辉说，六十年代他们在石门坎读书时，几乎每周都要到下面的山涧里洗衣服。男生在上游洗，女生就在下游洗；男生在下游洗，女生就在上游洗，反正，得隔开。为什么？我们纳闷。大多数人只有一套衣裤啊，不隔开，光胴胴，怎么见人？张国辉幽默地笑着抖出了“包袱”。
踅转回来，我们见到了那个奇迹般的游泳池。说这个游泳池是个奇迹，不仅仅因为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露天游泳池。1987年，东人达第一次来到石门坎时，“解放”近40年的石门坎，水，还是一个困扰着当地人的一大难题。当年，东人达他们一行四人洗脸时，还是在东人达的“一声令下”，四人各自将毛巾摁入水中“拌酱”。“翻身”近六十年后，王大卫来到石门坎，“第一天晚上，我就遇上了‘水问题’的考验——没水漱口、洗脸、洗脚。”
关于石门坎用水，柏格理百年前有如此的叙述：“石门附近没有水，要到很高的山上去取泉水，来回要几个小时，而且山路艰险难行。每次去取水时，看到那些小心行走、攀援在山径上的村民，心里就感到不安，连续几个晚上都在想能用什么办法解决石门的水问题呢？再困难的事都能解决，就不能解决这件事吗？”
如此“不安”的结果是：柏格理组织村民，伐倒树木，掏空树心，刳木成槽，做成引水下山的“涧槽”，从石门对面三公里以外的半山腰将水引下来，经由石门下面的绝壁，流淌到到游泳池，流淌到学校等处。张国辉说，引水的涧槽，六十年代他们读书的时候还在，同学们每天轮流维护水槽，否则被人或牲口弄脱节，就没有水了。
一个“外人”，刚来到石门坎，就对石门坎的缺水感到不安了，而我们的“自己人”，却心安理得了将近六十年。
石门坎的自来水是什么时候安装的，钱，又是从何而出的？张国辉告诉我们，2005年，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到石门坎考察后，批给石门坎3000万元建设资金，用于石门乡的公路建设，街道路面硬化，自来水安装等。自来水水源和走势，都是当年柏格理时代的水源和涧槽走势。
据说，当年在柏格理坟墓前祭奠一番，都与众人离去，走了几步的钱运录略站一站，然后一个人倒回来，在柏格理目前弯腰鞠躬，然后再次离去。是对石门坎缺水等现状有了柏格理似的不安，还是见贤思齐，觉得做人，尤其是为官就应该像柏格理那样急百姓所急？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对钱运录此举，虽各有各的解读，但有一点是形成共识的，那就是，钱运录的这种言行很出乎意料之外，与他的政治身份和官衔有点“那个”。我一瞬间的感叹是：在官场混，说真话、做真人，还真得如钱运录这样“低调”些才行。不管怎样，石门坎百年前后两次引水下山的事情说明，不管职位高低，不管你是“内人”外人，不管你信仰如何，只要有心栽花，花朵就会开放。
过去在书上、网上见到的石门坎游泳池照片，都是缺角少边的，这让我误以为，游泳池坍塌损坏了。来到现场才看到，除了四周出于孩子安全考虑的保护性土质围墙之外，游泳池还出人意料地十分完好，只要除去杂草，掏去积土，蓄上水，就能在里面游泳了。想像一下，清亮的池水，戏水的孩童，地下的柏格理看到这一幕，他该会发出怎样欣慰的微笑啊！
还值得一提的是，游泳池的中间有一个将池子分为两部分的隔断。较大的这一边，是男生泳池，较小的那一边，则是女生泳池。怎么，柏格理他们也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特色概念？我的猜测，那毕竟是百年前的中国，这是不得不入乡随俗而如此这般的。但是，泳池的水，是先进入女生泳池，然后才能进入男生泳池。也即说，男生泳池里的水，等于是女生用过的“剩水”。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许多男人，还仍然不愿意将自己的衣服与老婆的混在一起洗，试想，如果叫有这样的观念的人来修建游泳池，女生还能否享受到这样的“优先权”，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女生泳池小，男生泳池大，则是那时的学校，男生远远多于女生使然，而不是柏格里理偏心”男生。
张国辉看到过他父亲在某年运动会上得到的游泳第一名的奖状，他说，他父亲直到50多岁的时候，还喜欢游泳。游泳池是1913年修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比的是在10分钟内能游多少圈。游泳池在张国辉他们读书的时候都还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1968年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到石门坎以后，保护性围墙扒开，里面的水也被全部放掉了。
往上走，我们看到了修建于1907年的女教师宿舍。这是现存最早，也较为完好的传教士修建的房子。房子现在空着，没有人住。每一个关闭着的窗户上，都有落名为“志愿者”的人用粉笔写的“破坏文物可耻”的字样。我想，与其他旅游景点的警示性文字不一样，旅游景点的警示性文字是争对个人的，这里的几个字则是争对“集体”的。因为前车之鉴，爱护石门坎的人们很害怕这些劫后余生的当年老建筑物遭受大教室的命运。
如今的教辅站房屋，是在当年有名的石门坎教堂基础之上修建的。石门坎教堂是在1948年大地震时垮塌的，垮塌后，据说，因为传教士们知道距离改朝换代的时间不远了，也就没有再恢复这座教堂了。我的推想，传教士们当然知道“新政权”政权对待宗教，对待基督徒们的态度，所以，也就没有再修建教堂。这，才是传教士们没有恢复石门坎教堂的根本原因。四九年后，尤其是不久后的肃反、反右，尤其是文革的发生说明，石门坎教堂重新修建起来，也起不到其该起的作用了。可想而知，当年英国传教士们被逼无奈撤走时，心里是有多么的眷念，有多么的不愿，又是作了多么诚挚，而又是多么美好的祈祷。
1948年的大地震，还使得石门坎许多教职工失去了栖身之所。为此，张继乔给这部分教职工修建了一栋小砖房。年逾“花甲”的小砖房不仅还“健在”，我们看到，它甚至还在老弱病残之躯，发挥着建房者的初衷，还在为今天的教师们遮风挡雨而支撑着，勉力支撑着。教师们不愿意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屋里了，房屋，也早该退休，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教师们还得继续住在这栋房子里，无钱六十逞英雄般的老房子，也还得继续充很充能，为教师们遮风挡雨……
小砖房对面，一栋三层新教学楼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在其右面，则是一栋暂新的，外表在当地算是很华丽的四层教学楼。教学楼刚启用不久，洁白的瓷砖，大红的“一切为了学生”等字样都很抢眼。可是，据知情人透露，这是个“马屎工程”。据说，该教学楼修到半中间时，隐约传说，修成危房了。不知怎么“补救”的，工程被叫停一段后，又动工了。主体工程完工，还“赤身裸体”的时候，一眼就可以大看出来，教学楼两个楼梯间四根应该笔直的砖柱，成了弯曲的蛇身。当然，在披上洁白无瑕的外套之后，教学楼的这一“微瑕”，也就给抹平，给“矫正”了。四层教学楼，建建停停，磕磕绊绊，前后四年之久，好歹总算竣工了。我的心里立即闪过这样念想：柏格理他们绝对不会修建这样种让人提心吊胆，随时威胁着数百师生生命安全的教学楼来“教书育人”！
百年前，外国人不远万里，给石门坎带来了进步，带来了文明；百年后，自家人从自家门前给石门坎带来的，则是腐败，是马屎工程，等等。真正的爱，基督的爱，的确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政治的。可悲的是，罪恶亦然。
我只好在心里祈愿：但愿，除了那四根柱子只是看起来弯曲，实际上教学楼根本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上帝保佑，阿门！
下面淡黄色瓷砖教学楼前，苗族信教史和苗族溯源碑躲在坎下，似乎不愿给人瞧见似的。原来，起初繁体字原碑，文革时给“破四旧”了，如今这两块碑，是今年重竖的，简体字的新碑。可惜忘记询问一声，碑上的苗文，是柏格里发明，苗族人不愿放弃的老苗文，还是四九年后政府推行，苗族人“学不好”的新苗文。
不管他了，上楼参观陈列室去。事前的想象，百年建起的老学校，又曾经那样的辉煌，里面的陈列物，不说汗牛充栋，最起码，也不应该如此寥若晨星。那些个陈旧的什么手风琴，留声机还是什么等等，一眼看去，还以为是柏格理他们留下来的，赶紧上前仔细观摩。谁知文字介绍告诉我，那是四九年后的家伙。嘿，我跑大老远，这样的货色不值得我流连。且看那些老照片去，哪怕，我知道这都是翻拍的，但他们的内涵和真实性，都远比那些“50后”耐人寻味。
由此，我见到了青年时期英气逼人的柏格理照片，见到了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及其夫人照片，见到了王树德，高志华，邰幕廉等牧师的照片。还见到了杨汉先、朱焕章等光华老校长的照片。那一张张当年柏格理拍摄的四九年前石门坎景象和石门坎人的旧照，无可辩驳地说明，“解放”前几十年和“解放”后几十年石门坎的景象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只能让你得出一个十分沮丧的结论：今不如昔！关于这一点，沈红，王大卫等等的书里、文章里，也都发出了类似的感叹。
让我稍稍有些意外的是，东人达的《在未知的中国》，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在陈列室也“赫然在目”。东人达，这位原先毕节师专的教师，，他的《在未知的中国》是在毕节时采访，调查，写作的。到2003年此书迂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时，他早已经是重庆三峡学院的教授。到重庆“了解情况”来了。张坦，仅仅因为《“窄门”前的石门坎》在云南教育出版社面世，便遭遇了单位的“逼宫”——先是报刊资料不再送给他看，后来是开会不通知他参加，再后来，连办公桌，也给他抬到了走廊上。如此僵持了一年，最后，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张坦只好主动提出辞职，离开贵州，到成都另谋出路。（见王大卫《中国石门》“成都访张坦”一文）。东人达和张坦的书，好歹是在大陆出版的，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包括此书第二版，后来易名为的《寻找那些灵魂》，则都是在香港出版的。泱泱大陆，出版社成百上千，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技术实力，我的小人之心，可能是因为王大卫在此书后记里提到的“没有删去对地方官员的批评，有的言辞甚至是比较尖锐的”，因为书中引用了敏感人士，如今在美国政治避难的何清涟的好几句“语录”，甚至还因为其在“万州访东人达”一节里提到的，《在未知的中国》出版后：“非常有意思的是,云南出版的书，贵州省的安全部门派人‘了解情况’”。我还心不由己地想到，外省的人在海外“反动网站”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都没进监狱，我只是在海外“网站反动”网站发表了区区四篇文章，就被那个部门弄进监狱，还被判了两年刑。
夜郎国还是夜郎国，没有因为自己给自己戴上三块表就“先进”起来。
陈列室里，《中国石门》，怎么只有上集，没有下集?得到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的：被某某要人的秘书代这位要人“借”走了。
以我的眼光来看，东人达和张坦的书，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其实还有着不少“局限性”。比如，身为中共党员的东人达，他在其《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传教士的“殖民侵略背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老七，当年这个十分歧视妇女，残酷压榨佃户的土目，明明是一个愚顽不化，只知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人，东人达在书里不仅称赞老七“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甚至还用歌颂般的话如此描述老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洋教，言辞与勇气，同内地的义和团何其相似。”这样的说法，则与中共的几个官员在初版《柏格理日记》序言和后记里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在序言里，杨官员列举了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的几项了不起的成就，但话锋一转，他的结论却是“驴则付汝，姜还树生”似的：“无论他的一切活动效果如何，都在为殖民侵略的大前提和终极目的服务。”
陈、马二官员则在后记里不仅捡拾中共历史教科书里的牙慧，还如东人达般对老七称赞有加：“柏格理在义和团革命运动时，就动用昆明的政府军队护送他从昭通到会泽向中越边界撤离……由此，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出传教士们在干什么勾当。这说明当时的土目老七，更加能看清柏格理的宗教外衣。”张坦的书里，没有拉马恩大旗作虎皮，虽然也有“基督教具有超地域传播的功能和强烈的侵略意识”的字样，虽然提到了朱焕章的死亡，但却“自杀”二字也避讳了，只用“因故身亡”含混带过（见《‘窄门’前的石门坎》128页），但却没有东人达，尤其是没有既得利益的官员们那种对柏格理等基督徒那种前提与结论自相矛盾，眼光游离，甚而至于是敌视般的态度。
在《中国石门》一书里，王大卫记录了一位彝族“退休干部”的话：从柏格理等传教士身上，我们甚至看见了超越宗教、政治、文化和种族的人道精神和人道情怀。
柏格理他们完全超出了地域、政治的范围来到中国大地，来到石门坎传播基督大爱，可是，一些曾经受益于传教士，从威宁走出来的官员，仍然冥顽不化地在政治的鬼打墙怪圈里打转，死活不肯走出来。
谁写石门坎谁倒霉，这是石门坎人根据张坦等人的命运总结出来的一句精炼准确的话。如此合符主旋律的格调，如此为当政者讳的说法，还不能为党棍和政客所容忍，真叫人欲哭无泪，叫人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也为执政党感到悲哀。
这边，是柏格理回国休假是带来的种子栽种的“丝栗树”；那边，是张道惠的孩子后来栽种的樱桃树。学校下面下面那棵粗壮、高大的名叫“国槐”的大树，是柏格理探亲时带来的树种，也是柏格理亲手栽种的。关于这棵大树的栽种，当年还有个趣闻。英语的树和苗语的豆，发音十分接近，只是音调不同而已。当年，柏格理带着学生们栽种这些树种时，学生们问柏格理：这栽种的，是什么啊？柏格理用不很地道的苗语回答学生们，栽种的是树子。可是，学生们却听成豆子了。直到第二年，这些“豆子”长到一人高了，学生们才明白过来，柏格理老师去年带领他们栽种的，不是豆子，而是树子。当年在这片地方栽种的，是一大片树子，如今，却只剩下这一棵了。经过去年大凝冻，这棵树子也生病了，它的树枝上长了许多“寄生茶”，树子有了寄生茶，这是患了严重疾病的标志。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罹患寄生茶的树木就会死亡。
树下有个什么“县级文物保护”的石碑，可是，这个石碑被人打倒在地了。我蓦然联想起了柏格理、高志华墓前同样被打倒的小石碑：看来，这不是偶然事件，有人，还在如当年的老七等等那样，还在顽固、愚昧地忌恨耶稣基督，忌恨柏格理他们。我还想起了当年柏格理差点被打死，差点被暗杀……对了，从今天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高志华牧师，他哪里是如传说中，如我们在那些文章里所读到的那样，是被劫财的土匪杀害的，他，分明是被忌恨、仇视耶稣基督，忌恨、仇视高志华他们的魔鬼故意杀害的。所不同的在于：老七等魔鬼四九年前没有达到的目的，四九年以后，由他们的利益代理者为他们达到了——外国传教士们，四九年后被一个不剩地驱逐出了石门坎，驱逐出了威宁，驱逐出了贵州，驱逐出了中国大地。
宗教侵略之说与传教士的被妖魔化，原因再简单不过。大家随便想想，四九年以后，你只能尊谁为救星？文革期间的一首歌的歌词说得再明白不过：救星就是某某某，救星就是某某某。是啊，不把你这个外邦救星撵走并妖魔化，我这个急欲、必欲取而代之的“救星”，只想有“救星”之名，不想干“救星”之实的“救星”，怎会有人承认，怎会有人顶礼膜拜？这与街坊小市民妇人的干仗手法是一脉相承的：贬低对手的目的就一个：抬高自己。柏格理早在1892年6月3日的一则日记里，就对这样的污蔑行径作了一针见血的透视：“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妇女告诉我们一些在街上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可怕谣言。我认为，这些人本身就不道德，因此才捏造出种种有关我们的事情来。”
淳朴善良的苗民，对传教士的态度，是与党棍、政客完全不一样的。柏格理在1904年7月23日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我问他们是不是怕我们，有一个人回答：大家听到汉人和诺苏说什么外国人！外国人！起初我们感到害怕。不久以后，我们出来一看，然而发觉你们并不外，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们就是一家，只不过你们来自远方。这番话简直就是最伟大的贺词。”试问，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哪一个党棍、政客得到过如此纯真、质朴的赞赏？
宗教侵略之说显然与事实相违背，前提与结论的不沾边。
宗教侵略之说与传教士的被妖魔化，如果说，四九年之前是自下而上，还含有很大愚昧、无知的成分；四九年以后，则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别有用心的诬陷。
王大卫《中国石门》中记载，即使是在家中挂了写有“人民大救星”毛泽东像，封闭如苏科寨的吴善宇老人，也认为，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更不是“文化特务”。吴善宇老人并不了解伟大领袖其人其事，“人民大救星”五个字，是他从党书报上复制、粘贴下来的。早在少儿时代，我就在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上看到这样的内容：在义和团攻下的天津一个教堂地下室里，“拳勇”们发现了许多婴孩，这些婴孩，是传教士从民间以美丽的谎言骗来，喂养在地下室，准备搞医学实验，甚至是将婴孩喂养肥胖后，杀来食用的。在一份五十年代贵州省的一份对西南地区传教活动“定性”般的资料上，“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苗族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帝国主义者在宗教掩护下的间谍活动”等句式充斥其间。文革期间，“帝国主义别动队”、“殖民运动的先锋”、“文化侵略的罪人”等争对传教活动的不实之词，更是充斥着各种报刊杂志。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解放”六十年了，宗教侵略说，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3月31日在威宁县城时，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是，本来，贵州方面本想将石门坎申报为什么文化遗产，但一听说国外宗教团体要将柏格里“封圣”什么的，就被吓的偃旗息鼓了。另一位政府部门的人人云亦云般地说：传教士来石门坎传教，是想达到侵略石门坎，从而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在看了《中国石门》之后，知道王大卫所在的工作部门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王大卫“发财”的单位，竟然是贵阳市委宣传部，因为，我认为，他这个比东人达还体制内的人，却比东人达对待柏格里等传教士的态度还客观得多。《中国石门》里有着这样的内容：有位分管宗教的领导对大卫个启基说，国外和港台在贫困地区捐资建设学校的目的，是想搞“政治渗透”。大卫听了大惑不解哪里不可以搞“渗透”，为什么偏偏要到边远、贫困地区来搞呢？ 在1910年10月27日的日记里，柏格理有如下记载：
在我们今天的行进途中，经过了一所群山环绕的独立地主庄院，还在小路上遇到一位诺苏地主。他以最不友好的姿态对待我们。他说：“我们痛恨柏格理，因为他来到我们之间，并摧毁了我们的神的威力。”
两年以前，在这座寨子里，诺苏地主对于皈依基督教的苗族人进行了可怕的迫害。那些苗族人被罚交103两银子，他们的租金增加了，他们有点被用自己的头发绑起来、有点给捆住手臂，下面则一律屈膝——地主一边打他们一边吼叫：“为什么不喊你们的耶稣来救你们？”耶稣能为你们做什么？那位外国老师能为你们做什么？”
伯格理也差点被打死，差点被暗杀。在甘铎理所著《在云的那一边——伯格理传记》里，有着这样的记叙：
一些地主对于他们痛恨的那个外国人怀着极大的敌意，因为它是招致他们社会种这场骚动的不受欢迎的罪魁祸首。他们巴不得以折磨下属农奴的同样残酷手段来对待他。他们之中有些人看来急于对柏格理下手，愿意为任何将他伏击并杀死的暴徒提供大价钱。另一些人则公开放出话来，如果他出现在他们的领地上，九立刻把他干掉。
老七这样的土目、地主，在一些人看来，革命、共产的时候，他就是阶级敌人；而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他又成了“团结对象”，甚至是同志。显然，在为反洋教而反洋教，或者说，在反洋教对自己有力的背景之下，暴虐的土目、地主，党棍，以及邪教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
再稍稍往下，是一个足球场。这就是石门坎足球场，怎么这样狭长?张国辉告诉我们，这只是学校足球场，正宗的石门坎足球场，在另一个地方，比这大多了。当年，贵州省省主席杨森带兵来到石门坎，见到这里居然有足球队，就叫他的足球队与石门坎足球队踢了三场球赛。比赛的结果是2比1，石门坎队胜。据张国辉说，杨森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踢胜一场，完全是石门坎足球队照顾省主席的面子踢的假球。苗族人有一种用麻线制作，名叫“泡（读作：pao,第一声）弹”的自制玩具，玩时，女生偏爱用手拍打，男生则多用脚踢弄。柏格理本身酷爱足球，喜欢多人一起踢玩。足球被柏格理引进到石门坎后，很快得到当地人的喜爱。为此，人们还给足球起了个土洋结合的名称：皮泡弹。长虽然有125米，但宽仅有25米，且下方就是很深的地坎，这样的足球场，怎么踢足球啊？张国辉说，柏格理因地制宜的足球规则是：人们并排站在地坎这方，将球望坡坎上猛踢，球到达最高点滚落下来后，滚到谁的身边，谁就接着往上又踢。如果你的技术差劲没踢成，球因此滚落到深远的地看下面去，作为惩罚，对不起，那你准备好干粮，下山捡球去吧。当然，这个说法是夸张了的，但是，下面出自李昌平文章里的情况却是可靠的：
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四个球员。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促进全民强身健体。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等。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歌舞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给优胜者物质和精神的奖励。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奇不已，也引起了当时贵州省省长的关注。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看。
这一场叙说，直说的我这个足球盲脚痒痒的。对了，我带来的那些小皮球，不正好可以充作足球，踢它一场开开心。于是，我与同行者放下背包、相机，拿出几个小皮球，邀请来四五个学生，嘻嘻哈哈地踢开了。大家兴致很高，你来我往，你争我夺，不一会，就踢得汗水淋漓，气喘吁吁。踢完，我给足球小队员们一人分发了一小把水果糖，还有每人一个小“足球”。最后，我邀请小队员们与我合影留念。我心里快慰极了，我想，柏格理知道了刚才的事情，也会因此对我说“OK”的。
中午饭快两点钟了才吃的，吃完后，根据张国辉的带领，我们来到了石门街上的张义祥家。张义祥的爷爷是个布道员，父亲名叫张德泉，生于1915年，2000年去世，也是光华学校毕业。虽然参加过中共的游击团，但张德泉1958年还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被判处15年重刑，投入到大方猫场硫磺矿劳改。刑期满后，深知回到石门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张德泉要求留场谋生，直到1979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些，才回到离别了21年的故乡。我问张义祥信基督与否，他说，他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相信基督了，现在，只在心里信基督。说完，又仿佛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以前是外人找回迷途的羔羊，现在是迷途的羔羊自己在找回羊群里！
这句话，很符合四九年前后石门坎信奉基督的人们的情形，很能反映石门坎四九年前后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很经典的，不是过来人，知情者，有心人，说不出这样高度概括的话来。
从张义祥家出来后，我们跟着张国辉，来到了澳大利亚人费立波的坟墓前。关于费立波其人其事，有个叫杨波的贵州人的记录较为完备：
费立波，NGO凯尔国际项目首任中国代表。1985年凯尔国际进入中国。与国家级特困县贵州省威宁县合作在雪山灼圃等地开展高山草场，草地绵羊等扶贫发展项目。1989年凯尔国际撤出中国。经费立波等的积极努力，香港乐施会进入中国，接替凯尔在贵州威宁云南禄劝和澜沧县的农村扶贫综合发展项目。费立波任首任驻华代表。1992年起乐施会在威宁县开展养猪贷款，地膜玉米，洋芋套种，以物放贷，小额信贷等综合项目，主要项目点之一就是威宁石门坎。费立波常年奔波这些极贫地区村寨，与当地农户们同吃同住同生活，建立了极深厚的感情。但终因过度劳累兼环境恶劣生活艰苦，1994年7月15日在其家乡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于脑瘤。享年40岁。费立波遗愿将其骨灰分成四份，永远留在他热爱的家乡墨尔本，和他鞠躬尽瘁做扶贫发展的第二故乡—中国石门坎，禄劝，澜沧。1996年，费立波的哥哥遵其遗愿专程将一份骨灰送到中国石门坎。当时石门坎政治环境极其恶劣。费立波骨灰放入土中，就埋在山上现在坟的位置，但无坟。工作人员作了记号。外人看上去与平地无异。之后乐施会驻石门坎项目办多次打报告申请为费立波建坟立碑。报告打到国安局，不同意，因为“死了还占我们的土地”。2001年，石门坎政治环境稍有放松后，当地人员发起农户集资为费立波建坟，并以石门坎项目农户名义立碑。各寨有代表参加。其情感人。
“死了还占我们的土地”，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用心不良。我还是党报记者时，每有外国人，甚至是香港人到毕节科考，甚至是来毕节扶贫，被精心挑选过的采访记者还要被反复打这样的招呼：我们只要他们的技术和钱，不要多和他们说什么，更不要有任何文字资料落到他们手里。
作为衣冠楚楚的人，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心理，是怎么阴暗到这步田地的；作为魔鬼，我倒能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根本目的：不是曾经天天叫人们唱“爹亲娘亲不如他亲，天大地大不如它的恩情大”吗，是的，他们就是想取神而代之，让人们远离真正的神，远离真理，做一个个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只知唯己首是瞻的愚民。
晚上九点过钟，我们荣幸地参加了在教堂进行的祈祷和学唱赞美诗聚会。那个教唱赞美诗的人，看起来气质与众不同，加上他在我听来很专业的音乐修养，我想，他应该是学校的音乐教师。外面还在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这些人却穿破黑夜，来到教堂，用自己质朴、优美的歌喉唱着赞美上帝的诗歌，他们让我肃然起敬。他们自然流畅的祈祷和纯真优雅的歌声将我比较得粗俗无知，让我发自心底地羡慕、敬佩他们。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祈祷，一起学唱赞美诗，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这歌声，传承自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国，传承自数千年前的麦加圣地；也是传承自四九年前的异域他乡，传承自百年前的石门坎，传承自柏格理等传教士，学唱着这样美妙的歌曲，聆听着这样的天籁，我的眼里，浸润着汪汪热泪，我的心里，滚动着股股暖流。
唯有此时此刻，我才算是真正领会到了柏格理日记里这两句话的真谛：“生活在这样的人们之中真是莫大的幸福，或许是上帝才使我配得上所有这些人。”“人们看到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同他们结识……真是欢欣无比，为什么我竟能被允许看到这个场景！”
《自由写作》首发
朝圣石门坎(散文·下)
◎ 李元龙
四
4月2日清晨，雨停了，雾也稀薄了。九时许从泉兴客栈出发前往对面隐约可见的麻风村时，还看不出多少太阳会出来的迹象。走在半道，不到十点钟，太阳就把我们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脱了下来。王大卫的《中国石门》说，前往麻风村的路，如果步行，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以为路有多远，有多烂，结果，边走边玩的我们，也就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走到麻风村了。
修建麻风病的计划是柏格里1912年制定的，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1915年，柏格理便不幸逝世了。柏格理逝世六年之后张道惠、王树德等根据柏格理生前夙愿，将麻风病医院修在了距离石门坎直线距离仅一公里多，绕道却有七八公里的对面山包上。石门坎麻风病院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教会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教会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衣被等生活物品。麻风病院的修建，使得原先受到亲友邻居驱逐，甚至会受到官府杀死并焚烧的麻风病患者处境大为改观。麻风病人们治愈之后，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永久安顿下来。麻疯村，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个自然而又特殊的村子。
麻风村男女老少目前还有16户人家58个人，其中，麻风病康复者15人。1948年大地震的时候，除了那边还剩下三间房屋没震塌外，麻风村的其他房屋全垮塌了。2005年4月王大卫来麻风村的时候，麻风村的人们还仍然居住在当年传教士地震后重新为他们修建的，破旧不堪的房屋里。看着那些猪圈牛棚般的，早该完成其使命的所谓“住房”，我真感到奇怪： 60年来，这些危房是怎样为麻风村的人们遮风挡雨的？麻风村的人们又是怎样在这样的危房里度过了60年的凄风苦雨的？
如果不是香港一个慈善基金会捐赠25万元，于前年为麻风村人们修建了三栋20间砖混建构的平房，58位村民，还只能住在那些随时都可能垮塌的破旧房子里，接受每人每月26元的“高度重视”。别人捐赠的钱，我们主持修建的房屋，修成什么样的房屋了？村民们纷纷指给我们看：人住进来没多久，水泥地面就开始坏损，如今早已是坑洼遍布，沟壑纵横。而房顶，也有几间漏雨了。还说，这三栋房子，至今尚未验收。
王大卫的《中国石门》里，有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个老师上课，两个学生和一条狗听课。这是当年，王大卫他们在麻风村的福声小学拍到的场景。福声小学是2004年，深圳和厦门的基督徒们在一个叫吴彩金的女士的奔走呼号之下，花了20万元人民币修建，2007年开学的。名义上叫小学校，其实，就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屋。“校长”、教师就一人，他就是麻风病康复者，初中学历、麻风村唯一的识文断字的人，村长，60岁的朱树成。据《中国石门》记载“2004年10月，十多位捐资者到柳树村考察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就是在深圳花20万建一座房子，也比这个好！”
柳树村就是麻风村，据说，新的这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好名称，是1995年之际，一位毕节地委的副书记来此考察时“敷”的。柳树村当然更比麻风村赏心悦耳多了，只是，这一名称没有使得麻风村也赏心悦目起来。当年，当地干部们一再嘱咐王大卫，在书里一定要将麻风村写成柳树村。我们来到麻风村这天，没有人打这样的招呼，尤其是，我没有看见这里有什么诗情画意，所以，我当然要用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也是当地人还在普遍使用的“麻风村”老名称。倒是在这位副书记当年的“关照”之下，1996年1月6日，石门坎乡的14个行政村76个村民组中，有74个通电了。剩下的白刀岭和发地组，也在半个月前通电了。不管怎样说，这是桩好事，虽然在我看来，石门坎完全可以早许多年通电，尤其是，假如传教士们没有被逼走。
福声小学刚刚修建起来的时候，曾经有33个学生，到去年，就剩下14个了，还只是“在册”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有一天无一天地来读书，所以，王大卫书里才有了两个学生和一条狗一起“上课”的照片。到了去年，难以为继的学校只好关门了事。这是什么原因呢？得到的回答止于“不好说，一言难尽”。
关于福声小学，王大卫的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位分管宗教的领导对大卫和启基说，国外和港台在贫困地区捐资建设学校的目的，是想搞‘政治渗透’。大卫听了大惑不解：哪里不可以搞渗透，为什么偏偏要到边远、贫困地区来搞？”“朱树成的工资是深圳一个叫朴玉水的慈善者提供的，每月400元人民币每年给十个月。他的工资由威宁县政府中教科转。朱老师说，不知是何原因，他的工资不但愈来愈少，而且不按时给他。……自从她做了福声小学的老师后，政府每月补贴他的26元生活费就停发了。”
当地学校说，福声小学停课后，全部学生都转学到将近两个小时路程的对面石门坎民族学校去了。可是，一个名叫王海燕的八岁女生家长却告诉我们，她的女儿没能插进对面学校，失学在家了。再问还有失学儿童没有，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
麻风村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个名叫王德华的人。王德华现年40岁，他的父亲患上麻风病来到麻风村时，他只有八岁。19岁来到麻风村居住时，他还好好的，两三年后，他也患上了麻风病（稍稍有点麻风病常识的人们今天已经知道，麻风病并非病菌感染，而是遗传缺陷所致）。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王德华不仅手脚20个指头不是蜷曲，就是缺损了。下肢，也被麻风病折磨弯曲，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双膝着地，还得用两首配合着，才能“行走”。
虽然残疾到如此令人不忍目睹的地步，但是，王德华的头脑却异常聪明。很让人难以置信，我面前的这个高度残疾的人，他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他还能借助胶垫挥锄种地，他甚至还能用扳手，用夹钳，用起子等修理电器，修理摩托车。见我们颇为疑惑的目光，王德华“走”进他的屋子，拉出他的工具箱，拿出他的夹钳，套筒扳手，还有锄头，演示给我们看，他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
“如果我不劳动，我连稀饭汤汤也喝不上！”王德华说，他目前的最大愿望，是摆脱下煤井挖煤，下地劳作的重体力劳动，到石门坎街上摆一个修理摩托的摊子，自食其力，孝敬年逾古稀的二老，帮补侄子……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在心里将柏格理日记里的一句话：“一个允许这样的道路存在的政府，真应该为人民所摆脱”套改为：一个允许这样的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政府，真应该为纳税人所唾弃！
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除此之外，我无可奈何。
在麻风村，我听到的，唯一有点希望的话是：去年夏天，威宁县疾控中心，毕节地区撒拉溪麻风病医院来此调查，并作了登记，拟将这里的人们搬迁到撒拉溪去。我曾经采访报道过撒拉溪麻风病院，我知道，那里也是四九年前，英国其他传教士为收治麻风病患者而修建的。到了今天，虽然也很败落，但较之石门坎麻风村，方方面面毕竟好多了。因为，撒拉溪麻风病院就在一条省道旁边，是领导们逢年过节“送温暖”的“基地”，向外界昭示自己不忘老弱病残的“样板”。
但愿，麻风村的58个人能够如愿以偿！
年已古稀的王小元，自1971年患麻风病住到这里以来，已经38年。七、八年前，他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完全失明了。他的女儿、女婿都才是二十多的年轻人，为了照顾父亲，只好搬到这里来住。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聋哑人，小儿麻痹患者，她们都是女性，因为在别处嫁不出去，只好将就嫁给这里的，与他们的命运不相上下的麻风病康复者。也与王德华一样，要活命，他们就得种庄稼，喂鸡养猪，放牛割草下煤窑。
我给一个小女孩几颗水果糖吃，转回身来，我看到她将一颗水果糖咬一口，然后给她的妈妈咬一口；自己再咬一口，再给妈妈咬一口。麻风村的人们不是如此相濡以沫，生存不到今天的。我为能见证这样的人类至爱，能够拍下如此可遇不可求的照片而感到幸运，也感到深深的不安。
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来到石门坎的这两天，不说男子，就是女子，背背的，挑担的，栽种的，挽起裤子光起脚踩粪的，随处可见。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数次来到石门坎的李昌平的两句话：
贫困的石门坎啊！我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石门坎啊！100年前的老照片为你佐证：贫困不是你的错！
众多媒体的关注，沈红，张坦，李昌平，王大卫的披露，什么时候才能唤醒那一根根冬眠着的“准死老蛇”？春风，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够吹拂到石门坎，将麻风村吹成名实相副的柳树村？
从麻风村走出来后，我们还是决定走到距此几公里外的雨撒湾孤儿院去，虽然，在此之前，我就知道，除了几堵断壁残垣，当年的孤儿院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
翻开《伯格理日记》，随处可以看到其中有关孩子的记录。柏格理经常与孩子们玩游戏，聚会时将孩子抱在自己的膝头坐着，吧马让给残疾小女孩骑乘，等等。请看下面几则日记：
（一）
雨和雾笼罩着大地，外面一片泥泞。许多孩子来到这里，几乎待了一整天。我们多么欢乐！大家玩了各种游戏，彼此相互追逐，最后我打开自己的箱子，详细地向他们介绍每一件物品——口琴、哨子、照片和红手帕最受欢迎。接着，他们找到了我的牙科钳子。在此之前，他们曾看见我拔过两颗牙。特别是我假装拔出自己的牙齿，并向他们介绍我的假牙时，孩子们无比激动，先是齐声尖叫，然后尽情大笑。这些孩子们是多么天真活泼啊！在我离开村寨时，他们总要伤心哭泣。对于这种离别，我也是无限惆怅。
（二）
这个苗寨里有许多儿童，就使我们过得无比快活。第二天早晨，孩子们伴着我们走出寨子很远，仍要继续把我们送下去。我劝他们不要再远送，还是转回家去。突然，我看见三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都是热泪盈眶，为了分别竟然这么难过。
（三）
我们不能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皈依，失去启蒙教育。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花朵。我们要尽力栽培好他们，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正是为了栽培好这些上帝的花朵，在生之前，柏格理就开始筹建孤儿院的计划了。与麻疯村的情形相同，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柏格理就与世长辞了。雨撒湾孤儿院，是柏格理逝世7年后的1922年，由张道惠、王树德组织村民们修建的。
五十年代中后期，孤儿院日渐式微，以致消失。是“优越”的制度之下不会有孤儿，还是孤儿院的存在有碍观瞻？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们在雨撒湾，的确只见到几堵据称是当年孤儿院残存下来的土石断墙。坐在断墙前的那个老太太，以及在孤儿院屋基上修建起来的那栋贴了瓷砖的民居，不知她，以及他们家和当年的某个孤儿有没有联系？
正拍照着，见到那边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正在搬运什么，我立即跑过去，抢拍了几张照片。孩子们搬运的是一个缺了三分之一的塑料桶，桶里装的，是一些废弃的酒瓶子，饮料罐，以及一些电子废弃原件等。我问他们搬运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他们的回答就一个字：玩。果然，东西被他们搬运到一个废旧土墙里面，土墙里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地下的破盆子等等告诉我，他们在“办家家”。
当年的雨撒湾孤儿院建立之后，石门坎及周遭因为贫困、死亡、战乱等成为孤儿的小孩子，都可以生活在孤儿院。教会不仅负责孤儿们的生活，还免费让孤儿们到光华学校读书，甚至还聘请了护理人员照顾孤儿们的生活。孤儿院孤儿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30人。我面前的这几个今天的雨撒湾幼童，他们很不干净的衣服显然是人们捐助的，他们的脸，不知多久没有洗过了，他们瘦小的身子是他们营养状况的最好注释。一边分发糖果、玩具给他们，一边想：这些父母健在的孩子，这些生在今天的中国，长在那面旗子下的非孤儿，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比百年前那些不幸之中万幸的孤儿要好吗？
我的思绪，还回到了去年平安夜那天。那天下午，我来到了毕节城中心猫猫城福音堂，刚走到福音堂大门前，就看到大门两侧砖柱上各贴了一张红番番的“通告”。通告里的一条，就是“凡年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不得进入教堂。”我很吃惊，《圣经》里关于神如何关爱孩子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柏格理等等在石门坎与孩子相处如父兄，如佳友，甚至如玩伴的情形，也历历在目，可是这个“福音堂”，它怎么可以拒绝孩子接受基督的福音呢？三自旗号下的教会，就“特色”到如此地步？
这，是否就是四九年后，石门坎教育也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是否就是石门坎孩子与百年前石门坎孩子相比，精神面貌更是大不如前的原因之一？
从雨撒湾通向石门的山涧便道上，我们看到了几所即普通的坟墓，不是有张国辉这个不可替换的向导，我们怎么也行不到，石门坎当年大名鼎鼎的杨雅各的坟墓，就在其间。
杨雅各是于19904年在云南昭通初识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来，在传教士手里，在教会学校，这位原本多才多艺的文盲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不可多得，不可或缺的桥梁，杨雅各配合着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坎建起了教堂，学堂等等。运用自己丰厚的有关本民族的知识，杨雅各帮助着柏格理创制了至今难以取代的老苗文。作为当时最为合适的人选，1917年年初，杨雅各远赴东洋日本，待了半年多时间，印制了苗文《圣经》。
遗憾的是，1945年逝世的时候，杨雅各先生年仅63岁。据杨雅各的后人记叙，在杨雅各先生的追记仪式上，他的一个儿子如此安慰前来吊唁的人们：人既有生就必有死，请大家亲戚朋友不必悲伤！
这句话，在当时看似平常，但是，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却有着先见之明——杨雅各之后最为优秀的苗族文化继承者，虔诚的基督徒朱焕章，在杨雅各逝世十年之后，即1955年，被新政权逼得走投无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朱焕章，在贵阳黔灵山上吊自杀。比朱焕章还“帝国主义走狗、间谍”的杨雅各先生如果再活十年，其结局如何，是如朱焕章般肯定的。
来得正当其世，走得正当其时，杨雅各的逝世时间，也许正是上帝对这位剧毒的优秀子民，苗家引以为荣的同胞厚爱。
再次经由古驿道，再次穿过石门坎之后，我们践约来到了昨晚上教唱赞美诗的王国光老师家。王国光的话语，还有他家侧面的两条牛，一头猪，一只狗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吃皇粮的专业音乐教师，而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昨晚唱赞美诗的那个女性，她原来是王国光的夫人。我看你，越看越眼熟……啊，对了，王大卫的书上有你的照片，我一边说，一边打开背包里的《中国石门》，果然翻到了那张拍摄于他们家这栋小房子前面的照片。从照片上，我还认出了王国光；从图片说明上，我知道了他的夫人名叫韩玉琴。不是如此近距离接触，是不容易认出他们夫妇来的，因为，眼前的他们穿戴的，是很汉化的服装，和善而面带笑容的样子；照片上的他们夫妇，则是盛装之下显得更加独特，手捧《圣经》，一脸肃穆的容貌。王国光生于1962年，读过几年小学，育有二女一男。三个孩子，两个读高中，一个打工为弟妹挣学费。王国光是完全靠自学获得的音乐修养，也是完全靠自学，才走上讲解真道的圣坛。扛上锄头是庄稼汉，放下锄头是布道员，石门坎的不少苗民都是如此，尤其是四九年前。
突然，一阵沁人心脾的甜酒香味钻进鼻孔，我连吸几口气：好香好香，哪来的……问话未完，我已经看见，韩玉琴正在一个刚打开的陶罐里舀甜酒哩。在大太阳里走了一天，晒了一天，能喝上一顿自己平时就非常喜爱的甜酒，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分，我连连喝彩：好甜酒，我就喜好这一口！香味纯正，正合我意，七八个人当中，数我最为“贪杯”——其他人只喝一小碗，我则喝了满满两大碗，直喝得肚皮胀鼓鼓的。让我意外的是，快喝完了，我才发现，原来，如此美味的甜酒，居然是用苞谷做的。过去喝过多次苞谷甜酒的，但无一例外，都带点辛辣味，哪有王国光家的这个爽口宜人。
从王国光家出来，已是下午六时许，走到一个石房子前时，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朱焕章的三女儿朱玉华老师。竟然能够在这里见到朱焕章的女儿，我略有些吃惊。因为，我太想见到朱焕章的后代了，尤其是，这位老人，她就是朱焕章的女儿。
石门坎的人，我最早知道的，是朱焕章。读书十一年，我唯一登门看望过的，就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一个较有个性的威宁籍姓王的老师。十几年前与一个同学去看王老师，讲到了肃反、反右，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话题，王老师当时对我们说，四九年后对待知识分子，真是太狠了，有一个从威宁出来，在省教育厅当副科长的基督徒，在文革期间，就被逼得上吊而死了。那时，我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还是王老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自杀，是严重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可想而知，这位姓朱的基督徒，肯定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才选择这条路的。
一百多年前，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来到石门坎传教、兴办教育，几十年时间，使得石门坎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和“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得到那本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百年前写的《柏格理日记》，对石门坎产生极大兴趣后，我很想知道，朱焕章，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要自杀，在什么地方自杀的？可是，我在好几有关石门坎的文章里看到的说法，都是“含冤而死”、“含冤辞世”之类，说得最“详细”的，也不过是“含怨自尽”。因为写石门坎而被逼辞去工作，如今在成都的张坦，在其《“窄门”前的石门坎》中提到朱焕章的死因时，用的是更隐讳的“因故身亡”几个字。显然，这些人都是出于某种忌讳，甚至是出于某种压力，都口将言而嗫嚅了。
今天，我能否知道我想知道的真相？
走进朱老师的家里，我们被她这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家震动了。地皮，是土质的，石头墙壁，也呈“返璞归真状”，连灰，也没有糊上。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彩电，我们说怕只有12英寸，朱老师说，哪里，有14吋呢。
采访，就在这样晦暗的屋子和沉重的气氛里进行。
朱玉华生于1938年，毕业于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们呢1905年创建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威宁县城初中毕业后，1955年考取贵阳医士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毕节，云南永善当校医，后来，为了给肃反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并被逼自杀的父亲平反，朱玉华才调回到威宁三中当校医兼任生物教学。
请问，朱焕章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又是如何平反的？
“我父亲，完全是被他们活活逼死的啊！”一涉及到这段伤心的往事，朱玉华的口吻，就更加沉重了。朱玉华说，肃反期间，朱焕章身为省教育厅中教科副科长，当时，有人多次逼迫、威胁朱焕章写黑材料，“揭发”其他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善良，他不愿意害人，那些人又不放过他，他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自杀。这些，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他当时写有遗书。”朱玉华说，她看见过这份遗书，上面写有“我宁愿选择沉默，也不能说假话，更不能陷害他人”等内容。
朱焕章死了，黑锅继续背，污水继续往他头上泼。几天不见朱焕章上班，当时，教育厅怀疑朱焕章是畏罪潜逃到国外去了，还到朱焕章家中来讨人。直到一个来月后，教育厅才在贵阳黔灵山公园一棵树上，发现早已经自缢身亡的朱焕章。将朱焕章连同自己的罪恶匆匆就地掩埋后，一伙人才将朱焕章死亡的事情通知了在母亲带领下，一直焦急万分地到处寻找朱焕章的亲人们。
朱焕章死亡的日期是：1955年12月12日。
写到这里，很有必要呈现一个朱焕章简介：朱焕章，男，生于1903年，卒于1955年。小学就读于石门坎光华小学，中学就读于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毕业后回到光华小学任教。后由教会资助，继续就读成都华西大学教育学。学成回乡，旋被邀请到云南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因感念苗区同胞能到城市念书的人太少，因此，他辞去昭通的高薪工作，再次返回石门坎。1943年，他创办了第一所苗族中学–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后任校长杨忠德回忆起办学的艰辛时说：朱焕章来到石门坎，钱无一文，房无一间，情境非常艰难。在这些无钱无房的情况下，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和大家一样也是洋芋瓜用当饭..……
还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说一下。熟悉朱焕章的人都知道，当年，蒋介石曾经两次欲重用朱焕章。第一次，是1935年，朱焕章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参加毕业典礼的蒋介石挽留朱焕章在成都做事，说白了，就是做官，朱焕章为了回到石门坎兴办教育，婉拒了蒋介石的好意。第二次，是1946年，作为国大代表的朱焕章到首都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又一次挽留朱焕章在南京做事，朱焕章再一次辞谢了蒋介石的好意，回到石门坎，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呕心沥血。可怪的是，1954年，朱焕章却被“调”到贵州省教育厅，当了一个小小的中教科副科长。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让人觉得非常耐人寻味。朱焕章，这个一门心思只想为家乡教育奔波劳累、尽心尽力的大教育家，为什么，在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高官厚禄的一再挽留，他都没有动心，为什么到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个轻飘飘的“调”字，朱焕章就走马上任，为一个没有品位的副科长而折腰了？
我的猜测，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老年的朱焕章为人处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了官迷禄蠹；
二、新政权较之旧政权太有才、太有德，让朱焕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愿意为新政权效犬马之劳；
三、新政权的干部们口才太好，用种种花言巧语将朱焕章蒙“请”到了省城做官；
四、新政权的干部们既然要将“黄袍”加诸朱焕章之身，那就由不得你姓朱的愿不愿意。
我的看法，第一条，以朱焕章的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若是第二、第三条，那么，在做了几个月官之后，他面临的如果是稍稍讲些道理，略略有点文明气息的对象，那么，他可以挂冠而去，重回故里，继续为石门坎的教育鞠躬尽力。可是，从他踏入“仕途”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被逼自杀这一悲惨事件来看，很清楚了，去年来不来做官既然不由你做主，今年走不走人，难道就会由你做主？所以，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也更符合新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手腕，更符合逻辑和常识等等。
悲剧，昨天的悲剧，今天的悲剧，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令人仰天长啸的悲剧，令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令人怒发冲冠的悲剧！
朱焕章一家四九年前的辉煌无比和四九年后代无比悲惨，完全就是石门坎“解放”前后命运大起大落的一个缩影。
石门坎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到了反右，尤其是到了文革期间，石门坎被扣上崇洋媚外，小台湾，小香港等罪名，石门坎人受尽了歧视和排挤。朱玉华说，毕业后，她虽然勉强有了个工作，但学校里关于揭发她父亲，揭发她的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帝国主义走狗、间谍”，“反革命狗崽子”等等吓人的大帽子，随时都会抛出来。对此，朱玉华采取的是任随他人说去，我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做没有做亏心事，我心里清楚，问心无愧就行。朱玉华的一个妹妹文革期间考取了艺术学校，毕业后却因为父亲事情的影响，直到父亲平反后，才安排了工作。
说起父亲的平反，朱玉华感叹不已。她说，八十年代初，一个外地朋友对她说，他看见一个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文件，她的父亲应该在平凡之列，不妨写个要求平反的申请试试。为了跑父亲的事情方便，朱玉华费了一番周折，才从永善调到了威宁。写好平反申请之后，朱玉华为此专门请了假，住在贵阳跑这事。“当时，别说到底能否平反，会不会因此被扣上什么罪名抓进监狱，心里没有什么底啊。”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提起这件事，朱玉华还在心有余悸似的。她说：“直到1981年父亲平反的文件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了我的姐妹和母亲。当时，她们责怪我说，这样大的事情，怎么不和她们说一声，大家一起努力。我告诉她们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万一人家说我是‘反攻倒算’、‘反革命翻案’什么的，要倒霉，要进监狱，我一个人担当，一个人进监狱好了，不能被人家一网打尽啊！”
朱焕章的平反，并没有给他的后代的命运带来实质性的转机。我采访到的情况告诉我，朱焕章，这个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大花苗史上获此学位的第一人，当了15年光华学校校长，为石门坎，为威宁，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做出过杰出努力的基督徒的后代，他们的命运很有代表性，很是悲惨，也很有说明性。
朱玉华的丈夫是石门坎苏科寨人，是大名鼎鼎的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吴信纯的四儿子吴善成。得益于渊源家学，吴善成和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在威宁民族中学读书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是班长，还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当年，无论是同学和学校教师，他们都看好这个石门坎的书香门第之后，他们说：吴明源都考不起大学，这个学校的学生谁也不要想考起大学。
然而，吴明源，他就是没有跨进大学门槛。原因，不是他没有考好，而是他遭遇了中国特色的腐败。朱玉华说，当年，朱玉华的大儿子参加高考，报考的是贵州省民族学院。由于没有关系，也没有前送礼，她的儿子的学籍，就被一个权势人物顶替了。说到这些，朱玉华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说：“直到几年后，我才在一个地方亲自听到教育部门的几个人议论说，朱玉华的大儿子吴明源的学籍，是被本县副某长某某某的兄弟某某某顶替了的。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我就朱玉华。我听了，欲哭无泪。”
后来，吴明源还曾经报名当兵，体检等等都合格的，但是，他还是没能当上兵。“原因？”朱玉华说：“不是受到历史问题影响，就是没有关系没送礼这些，现在的社会关系，真是太复杂了。”
更为悲惨的是，后来就业于毕节毛纺厂的吴明源，在新千年到来之前，他又遭遇了中国特色的“下岗“。失业后，没有了出路的吴明源只好回到老家石门坎做泥水工。2005年，他患上癌症，2006年，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可以让地下的博士爷爷和学士外公引以为荣的孩子，就这样抱憾离开了这个冷漠、残酷的人世间。
灾难，还没有结束。
前几年，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患上了石门坎流行严重的肺结核。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在家吃点便宜药，人，如今只剩下一丝丝气息了。对肺结核，政府不是完全免费治疗吗？朱玉华说：“人家是给你免费治疗，但免费治疗，我们得把病人搬弄到威宁县城。我退休的早，在威宁没有房屋。你们想想。二儿媳要摆摊子求生活，照顾二儿子的事情，多由我负责。我七十多岁的人了，别说照顾不了他，就是照顾得了，进城之后，吃饭睡觉，一天要多少钱？再说，他都这样了，即使有车，能否经得住一百多公里路途颠簸，活着去到城里治疗，也是个问题啊。我们家没有关系，也没有钱，疾控中心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样远，下乡来给你儿子一个人治病吧。”
我们也曾见到了吴忠源。他那病弱的样子，他那绝望的目光，对有一点起码良心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考验。到卫石门坎生院反映他的病情，往有关部门打电话，给他出主意，让他写个书面求助信交给有关单位部门，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自己的户口在威宁县城，人，住在石门坎。石门坎的困难补助，轮不到我头上，单位上有什么补助，我不得而知，也没人给过我。”朱玉华说，去年，黔灵山叫迁走园内坟墓，迁移父亲朱焕章坟墓的钱，多是关注石门坎，关心他们家的人捐助的。张坦不仅捐助了一万元钱，还为此奔走呼号，题写碑文等。
我小心地问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即她们健在的五姊妹及其子女信基督与否的问题。朱玉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少女时代，她常常在父亲的带领下，进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好开心，好快乐，但是，万万没想到父亲后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今天会是这样的处境。“我们一家几代，可以说，是成也信教，败也信教。”朱玉华说，包括已经去世的大姐，她们姊妹六人都“在党”工作，当年的教训，她们永生不忘，今天的生存需要，也让她们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别说她们这一代，就是下一代，也没有一个人皈依基督。说完，稍稍停顿，又补充到：“这不是说我对基督反感，我们姊妹都知道，坑害我们的，不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我表面不信，但我心里却是信的。”
那么，写过入党申请吗？朱玉华说，她们六姊妹，只有在云南工作的那个妹子是党员，其他的全在贵州，一个党员也没有。“不是没有动过入党的念头，我也写过入党申请的，但是，我是反革命后代，人家咋子会批准你入党？贵州的环境，不如人家云南啊。”朱玉华说。
我再次想起了东人达和张坦，想起了他们翻译或写的有关石门坎的书：贵州人写贵州事，书只能在云南出版。又返回来：贵州的国安“调查”，贵州的民族宗教工作者逼走了贵州的人。是的，这样的事情，与制度分不开，但也与人，是否有良知，也分不开。
“有人对我说，以我父亲的名义，申请几个钱给二儿子治病。但是，我不想沾老人的光，不想求爹爹告奶奶看人家的白眼。我的退休工资可以买些药给二儿子吃的。就是爬着跪着，今年，我也得把我这个房子粉糊起来。”朱玉华最后说，有生之年，她还想尽最大努力，给在外面打工，没有一间房屋的幺儿子修建两间房屋。
我深知，对朱玉华这样的老人，仅仅有敬佩，还远远不够。但是，有人不知道。或者说，该知道的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充作天聋地哑。
上帝啊，保佑朱焕章的后代，让他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吧！
我在心里，为朱焕章，为朱焕章的后人；为石门坎，为更多的人们，祈祷着，祈祷着！
（文章发出前夕，石门坎转来消息，朱玉华的二儿子吴忠源已经死去两个来月……）
五
年丰村的苏科寨距离石门坎有十七八公里路程，那里有一所教堂，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天，即4月4日清早，我们即上了车，奔苏科寨而去。
石门坎通往苏科寨的公路，也正在修建当中。张国辉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年底修建完毕之后，来苏科寨，来石门坎，就不用经过赫章和威宁，取道云南镇雄、彝良，道路宽阔平坦不说，还能减少行程七、八十公里。这几天的收获，远比我们预想的好，现在听了这样的好消息，大家都兴奋地表示，以后，每年都要来几次石门坎，来祭奠柏格理他们，来凭吊当年传教士的遗迹，来与苗族虔诚的基督徒交朋友，来聆听天籁般的赞美诗，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今天天气已经转为阴天，大雾，或在山顶，或在山腰氤氲着，蠕动着。一阵穿云破雾，车只行驶七、八公里，刚到石坝村，道路就被施工石头挡住了。石头挡得住车辆的四轮，挡不住在柏格理等精神激励下的我们的双脚，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大路好走，路途较远，小路与此相反，张国辉问我们，沿着大路走，还是取道小路而行？想都没有想，我们就说，走小路，再难走，也不会有当年柏格理他们那时候难走。再说，走在柏格理他们走过多次的小路上，收获会更多的。
步行到半山腰时，一马当先的我看见一个围了头帕的女性老年人拄了根竹棍，有些吃力地从山上走下来。我连忙先让道，接着拍了几张照片。在一个地方休息时，我把刚才的照片给大家看，张国辉看了，说，这就是在“地区”写党史的高手，县级领导谢某某的大嫂。说完，问我们知道不知道谢某某其人。我们都乐了，说，知道，怎么不知道，谢某某，有名得很哪。
有个人问我们，谢某某有什么好笑的？我就给他说，谢某某，是个今天十分难得的人才啊。他是毕节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每逢其组织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能整出几首“绝句”、“七律”之类发表在党报、党刊上。接着，我给大家讲了谢某某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也最为经典的一个故事：我与谢某某曾经是同事，有一年，我和他奉命带领所谓离休老干外出“参观考察”。出发上车之际，他对老干们吆喝道：地市级的坐前面，县团级的坐后面。此话一出，地市级的不吭声，县团级的则给气得脸红筋涨，有的县团级干脆一屁股甩到前面座位上：我今天倒要看看，那个有种的敢把我撵到后面去！
近日还听说，已经退休了的谢因为与一个“老领导”为了争夺地区诗词楹联协会主席交椅，竟然在会场先是互相贬损，接着老拳相向……
我们正在赶往的苏科寨，传教士曾经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吴性纯。有人说，四九年“解放”后，石门坎及其周围的乡民中，就没有出过数得上的人物了。今天这一巧遇，可以堵住这部分采信了“有害信息”的人的口了：这谢某某，人家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在解放军大学锻炼过，还把官衔也成功做到了“七品”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县级奇才啊。
到达苏科寨，走进吴宗全家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两点钟。
苏科寨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寨子，总共就40户人家，160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户汉人之外，其他的人户都笃信基督教。吴宗全的夫人为我们准备午饭，我们和吴宗全的话题，自然就围绕着苏科寨的信教史展开。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不久，基督的福音，也就随着他的脚步，传到了苏科寨。吴宗全说，吴性纯出生于1878年，去世于1979年，是他的二爷爷。少年时代在光华小学毕业后，吴性纯被送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深造。后因为品学兼营优，又由教会资助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继续深造。1927年，成为第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后，他义无反顾，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生养自己的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等等。苏科寨最早的教堂，就是他回到苏科寨后，牵头集资，并组织村民们投工投劳修建的。教堂修建好后，除了礼拜天做礼拜外，平时就用作孩子上学的教室。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吴性纯买了数十套桌凳，捐赠给苏科寨学校。到了反右、文革时期，苏科寨也不能信教了，教堂也被拆除。但是，吴宗全说，即使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基督之光，也没有从苏科寨，从石门坎消失，公开不敢从事基督教的活动，暗中，还是有不少人信奉基督教。文革结束初期，虽然仍然不敢公开，但是，信教的人们明显开始多起来，也较为公开些了。到了1988年，威宁民宗局拨了3000元钱，用作恢复苏科寨教堂。这点钱，即使在当时，也只够买瓦用。修建教堂所需的木料，砖块等，都是基督徒们这家凑点，那家捐点来的。需要劳力的地方，教徒们不用谁吆喝，自己就来了。
吴宗全一家，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基督徒，他的三个子女，也都是基督徒。如今，苏科寨这个点有100多名受洗基督徒，另有300来人登记在册。我们问，登记在册是什么意思，吴宗全说，也就是，欲皈依受洗的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得由民政局，统战部和公安局登记在册，然后才能受洗。其他人听了，不觉什么，我听了皈依基督居然要到公安局登记，就想起了自己刚出监狱的时候，警务区把我传唤到派出所，把我作为“重点人口”登记在册的事情。看来，在许多人心目中，基督徒是刑满释放人员般需要高度重视的“准犯罪嫌疑人”。
过去，许多人都因为信奉基督受到迫害，有的甚至给迫害死了。即使在今天，信奉基督教，看来也不受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科寨信仰基督教的人为什么还这样多？有人问。吴宗全说，信奉基督和不信奉基督，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表现，都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基督徒不仅能认识繁体字，知识相对丰富，在思想观念上，也相对开放，具有爱心。吴宗全引用了从石门坎走出去的王文宪老人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如果没有柏格理，没有基督教，苏科寨和石门坎将一直处在黑暗中。
是的，如果不是柏格理，如果不是基督教，石门坎没有四九年前的文化兴盛，也不会有今天修建好和正在修建中的教学楼，不会今天就用上自来水，不会有正在施工中的柏油路……等等，等等。
谈着话，有人来问吴宗全捐粮食的事情。我们一打听，原来，上个月，云南彝良核桃坪有30多户人家遭受了火灾，不用动员，不用催促，也不急什么名字，不记多少，有钱捐钱，有粮捐粮，也不管受灾的人是省内省外，主内主外，苏科寨，石门坎的基督徒们，正在向受灾的邻省弟兄姊妹捐助他们目前最为需要的衣服和粮食。
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苏科寨与石门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向灾区捐赠了钱物。关心他人如关心自己，早在1915年12月云南蔡锷发起讨袁起义的时候，石门坎教区教友们竟然发动募集了1000多元汇至云南军政府，这个消息在当时轰动一时。
吃完饭，我们来到教堂。教堂里面，一块黑板上写着“苏科教会核桃坪捐献”字样，地下，则是教友们捐献的十多袋粮食，一些衣服。
墙上还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以及一个石门乡党委、政府送来的“开业志喜”般的牌匾。我知道“开业”之说于教堂有些不恰当，甚至是亵渎，可是，面对牌匾上的烫金大字“招财进宝”四个字，我想，送牌匾的人，即使不是有意识的，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也许就希望这里不是个搞宗教活动的地方，而是曲线搞钱的场所。据说，石门坎的道路翻修等等，都是与石门坎将被开发成“旅游区”有关。是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石门坎内外的人们一切向钱看，挖掘石门坎的经济价值，利用传教士的经济价值，而不要、不能去关注石门坎和传教士的精神价值。正因为如此，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后代来石门坎祭奠自己的亲人，只得取道云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做坏事般悄悄来到坟墓上，默哀、祈祷十来分钟，就匆匆离去，否则，派出所，党政的“高度重视”，就会接踵而来。
桌子上的《圣经》，墙上的文字，要么是汉字，要么是老苗文，即当年柏格理和苗族知识分子发明的波拉德文字。墙上的那段约翰福音，也是老苗文。四九年后，为了取代苗族人心目中“救星”的地位吧，新苗文出来了，还办夜校等学习班推广。折腾几年，因为百年后的新苗文实在没有百年前的老苗文科学、先进、易学，所以，石门坎的人们，至今使用的，仍然是老苗文。显然，在心胸褊狭、恼羞成怒的那部分人心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套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就是：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
想当救星给人膜拜，想充先进有人紧跟，和究竟是否救星和是否先进，那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吴性纯在苏科寨有个侄儿，名叫吴善宇，起码75岁了。据王大卫和沈红的书里记载，吴善宇记忆惊人，表达清晰，思维活跃。我对吴善宇感兴趣，很想见见他，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记载在王大卫的《中国石门坎》里：
他认为，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不是“文化侵略”，更不是“文化特务”。理由是：英国传教士在没有自己文字的苗族地区，创制了苗文，创办了学校，创办了医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还传播了文化和文明，他们并没有掠夺中国的文化。
还有，就是这一段叙述：在吴善宇几乎一贫如洗的家里，端端正正挂了一幅毛泽东的头像，头像下端，用毛笔写了几个字：人民大救星。我在这幅像前伫立良久，沉思不语。
关于前一段，我想，吴善宇虽然文化不高，又是一介布衣，但他的这一观点，犹如没有受到官方宣传影响那样，显得真挚而淳朴，更是显得比有些专家、教授还有见地。但是，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吴善宇怎么又把毛像称为“人民大救星”？是救星，四九年后，为什么信教也有罪？是救星，朱焕章怎么自杀了？是救星，那个云南武定受到过毛救星接见的苗族传教士王志明，怎么仅仅因为文革期间劝说基督徒不要参加“三忠于”运动，就被枪毙了，枪毙前为了防止他喊口号，还用刺刀把他的舌头搅碎了（见《中国石门坎》简化字版本《寻找那些灵魂》385页）？是救星，吴善宇本人怎么还一贫如洗，连所穿衣服都是前来“考察”的“同志”送的？
遗憾的是，据吴宗全和张国辉说，如今的吴善宇已经老悖，言语重复、颠三倒四，没必要见他了。
沈红，包括甘铎理他们的后代来到石门坎，来到苏科寨，遇上什么吃什么，从来不答应村民为自己特意准备食物。见贤思齐，离开苏科寨与吴宗全一家告别时，我们想开饭钱给吴宗全。可是，张国辉说，别那样，多余的，吴宗全不会收你们饭钱的。怎么办？不能就这样走了啊。还是我们中的一员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借口”：苏科寨不是正在给核桃坪的灾民捐款吗，我们这钱不是给你的，你帮我们捐给核桃坪灾民吧。果然，吴宗全收下钱后，说，一定帮我们把这钱转给灾民。
多么淳朴，多么虔诚的基督徒！
还有《中国石门》上那个长相清癯，气质非凡的陶进国长老，我也想与他面晤，但据说他家住得太远，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够了，只好不去。但我想，以后，我会来见陶长老的。
离开苏科寨，我们来到了距此不远的年丰小学。年丰小学现有在校生178个，校长是吴宗全的弟弟吴宗成。吴宗成是六七届石门坎民族学校小学毕业生，初中未读完，就回到苏科寨，1974年正式进入年丰小学，当了多年代课教师，近年好不容易才转正了。年丰小学现在有两栋教学楼，一栋是1994年修建的瓦房教学楼，新的这一栋有300多平方米，是一个叫做刘晓平的成都人于2005年捐款11万余元修建的，他是个基督徒。该校有教师共六名，只有两个正式教师，其余皆为代课教师。在同一个学校，干几乎相同的工作，正式教师，工资达到二千四、五，非正式教师，就只有300元。为什么这些教师不能转正？据说，也就是没有把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过关，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这玩意，任你课上得再好，有关部门就是不发给你教师资格证，你就永远只能做一个没有资格的教师。但是，自学的不行，你得参加人家举办的有关学习班，如此学来的，才是“知识”，就像考驾照，在别处学的，技术再好，交警部门也不承认，非得交了学习费，并把学习过场走完，才给你驾驶证。正因为如此，石门坎代课时间很长的张国健和吴元华老师，前者代课26年，后者代课20年，仍然是只领两三百元的吊命代课教师。如此寒酸的“束脩”，怎么留得住教师，所以，石门坎的教师来过不少，只要不是本地人，都总是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代课教师是石门坎的主力教师，他们全走了，石门坎的学校，大多要垮。吴宗成说，沈红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石门坎19位代课教师出去培训，考取教师资格证，将他们永久留在石门坎。但是，石门坎教辅站接到电话的人对沈红说：有钱，拿来，我们会自己组织培训事宜。此事就这样搁浅了。前天，沈红打电话来，问吴宗成，每年给代课教师增加1000元，能否稳住代课教师，能稳住，她努力努力……
离开年丰小学，走过一段段修建中的公路，赶上在十来公里外等候我们的车辆，回到石门坎，天已经黑尽了。
六
4月4日，天刚亮不久，我就起床，一个人来到了柏格理和高志华墓前。今天是清明节，我又在石门坎，在这一天凭吊一下柏格理和高志华，理所当然。在二位牧师墓前进行了默哀和祈祷，完了之后，补拍了二位尊敬的牧师坟墓照片。来的那天，一是天色接近傍晚，再一是有水珠溅到了镜头上，拍下来的照片上就有很多水珠。
张国辉所说的“上帝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距离石门坎56六公里的新营村。新营村有76户人家，近300人。站在高处看新营村，有个现象很显眼，几村里每一栋小茅草房屋旁边，就有一栋水泥平房。张国辉说，这都是香港乐施会费立波等实施小额贷款，投入发展基金等的成果。在费立波等来此之前，新营村是石门坎最穷的村。费立波来到新营村的时候了解到，一到了新年二三月份，新营村的人们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有的人家户，几个月没有蒸一次饭，连蒸饭的甄子，都罅口——开裂——了。境况稍好的人家即使有钱买点苞谷，也只能用书包买个十斤八斤，买多了，没钱。乐施会来了之后，不仅带来了小额贷款，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地膜栽种、小水窖技术。若干年下来，如今的新营村，不仅是石门坎住房平方最多的村子，还新修了30多个大、小水窖，解决了人畜饮水，人畜同居的问题。我们说，难怪都有新房子住了，老茅草房还留着，原来，是留给牲畜的。过去每逢过年，只有几户人家杀个“瘦壳壳”猪，如今，大部分人家都能杀肥猪过年，有的人家户，还不只杀一个猪。新营村有个基督徒聚会点，因为教友较多，所以，每年的圣诞节，都过得比传统春节隆重。
回到石门坎，吃了午饭后，我们对张国辉说，下午，我们自己随便走走看看，这几天辛苦你了，你就休息休息吧。
来石门坎几天了，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正式的足球场，于是，大家决定问询着，到足球场看看。
走在公路一个弯道上时，看到路边有一个下颌上长了两寸来长胡子，穿件中山装的壮年男子，我想，他应该是本地人，于是，就走上前去，问他可否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谁知，他说他不是本地人，是云南彝良人，不知道足球场在什么地方。道谢之后，我们往前走，准备问其他人。走了几步，我回，随口问道：请问，你信奉基督吗？他回答：信的，我信奉基督，今天，我就是专门来给柏牧师、高牧师扫墓的。
我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你从云南，从彝良，专门赶到石门坎，为柏格理、高志华扫墓？
他回答：是的，我昨天就出发的。
你家距离石门坎有多远？
80里。
我对面前这个人肃然起敬，于是，我与他攀谈起来。这一谈，谈到了我很想知道，我很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他叫张荣显，彝良县奎阳乡人。他的父亲叫张树德，早年从石门坎光华学校毕业，后来在家乡当牧师。文革之前，张树德就被打为反革命，受到种种迫害。文革开始不久的一天深夜，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房门。门打开之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穿了件反衣服的人。那人拒绝进屋，只是隔了门对他父亲说：快跑吧，不跑不行了，他们要整死你的。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之中。张荣显的母亲，那时已经过世，连当时不在家的张荣显的大哥张容纳也来不及找，连夜，张树德带着张荣显弟兄姊妹四人，几经辗转，来到了云南镇雄一个偏僻的山村，开始了多年的避难生活。没有一起逃走的张容纳被那伙人抓起来，顶替父亲挨批挨斗，挨打挨挂黑牌，直到多年后，才悄悄找到镇雄，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等。迫害没有吓到张树德一家人对主耶稣的信奉，不仅逃难中的张树德坚持着读圣经，作祈祷，做礼拜，就连张容纳，也坚持着对上帝的忠诚，在镇雄期间，在做着地下牧师。几岁的时候，张荣显就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了。那个年代，信奉基督，根本不敢公开，得避人耳目地进行。七十年代初期，十多岁的张荣显就经常跟着父亲、哥哥等，于每个礼拜天深夜十点至十二点，悄悄来到山上聚会，大家一起，在石洞里进行祈祷、唱赞美诗、做礼拜等。张荣显受洗的时间是1979年，在当时，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第二年张荣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在是背着反革命黑锅的人，直到去世两三年后，父亲才被平反。
一起来到柏格理、高志华墓前，献花、鞠躬、默哀、祈祷后，张荣显说，自从1986年开始，或清明，或其他时间，他每年都要步行来到石门坎，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1987年来到石门坎时，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女老人告诉他，她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在什么地方，只不过，因为自己当年还年轻，老人没有把具体地点告诉自己。当时，我一听悲喜交集，我一下子紧紧搂住张荣显，哽咽着在张荣显耳边说：真是太好了，是上帝派你来见我，是上帝派你来告诉我这些的。知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在什么地方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只要我们确切知道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尸骨还在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还在关注着石门坎的人们，这就够了！
其他人也流泪了，他们也说，真的太奇妙了，如果不是早上去了新营村，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行动，如果不是要找足球场，如果不是偶然问了路边的张荣显，如果我没有再回头问他信奉基督与否……我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这一切，永远不能认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张荣显！
感谢上帝！
张荣显说，柏格理他们住过的五英镑小楼被推倒的时候，那位女老人哭了。也是这位老人带张荣显来到柏格理坟墓上的，因虽然，那时，柏格理的坟墓只是一座劫后的废墟。
过去，每次阅读《伯格理日记》等，读到柏格理感染伤寒病死亡一节时，我总是仰天长叹：上帝啊，这样好的人，这样虔诚的你的仆人，他怎么还会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的眼皮底下，以这样的方式死在这里呢？
在一本薄薄的石门坎教会自行编印的《石门坎基督教会简史》扉页，我看到了引用于《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的这样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想起了表面没有皈依基督，却说心里相信上帝的张国辉，朱玉华，想起了拿出房屋给弟兄姐妹做聚会点的谢正书、张玉来，想起了深夜来到山洞也要信靠上帝的张树德，张容纳，张荣显，想起了冒了天大风险收埋伯格理、高志华尸骨的不知名老人……直至此时此刻，我才算是懂得了伯格理牧师，高志华牧师，索恩牧师，萨温牧师……长眠于石门坎，长眠于中国大地的意义所在。
我感到宽慰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是啊，那只能把柏格理、高志华尸骨抛出坟墓，不能将柏格理、高志华灵魂赶出石门坎，不能将基督的福音拒之于石门坎之外的，我们尽可以蔑视他们！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传道者，张荣显的言谈中充满着基督特有的哲理和真理。他说，他之所以要年年来拜谒柏格理、高志华的坟墓，是因为自己最清楚，没有柏格理他们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这里，这里的人们就没有昨天和今天这样的行走在光明之中的好日子。“圣经说，你当孝敬父母，在我们看来，柏格理、高志华他们就如我们的父母一样的爱护我们，我们当然也当敬爱他们。”张荣显还安慰我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柏格理、高志华的尸骨究竟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死后，门徒们到坟墓里找他时，只看到耶稣生前所穿的麻布。这时，天使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有人偷去主耶稣的尸体了，你们怎么在活人中找死人？他已经复活了！
终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天堂相会的，临别柏格理、高志华坟墓之际，张荣显喃喃地说。
张荣显要踏上回彝良的路程，我们要如约去看护教堂的张玉来的家中。相会是奇迹般的，相别是难分难舍的。都各自走开好远了，我们还在与张荣显隔着山谷，远远相望，遥遥招手；相望，招手……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了对电话，这一现代已经很普及的通讯工具由衷的赞美：多亏有了电话，我不会与这样好的人失去联系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对张荣显的思念和对重逢的迫不及待使得我拿起了电话，按照张荣显当初留给我的，他的邻居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真是神奇而令人热泪盈眶，不大一会，李弟兄，一个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真是张荣显弟兄，张荣显弟兄，他真在那头和我说话了！他说，分别的第二天，他就打过我的电话，但对方说打错了。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再告诉他，他一对，嘿，真是我写给他的号码有误。
幸好，我给张弟兄他比较及时地打了一个电话，否则，多不好。
张荣显问我，什么时候还去石门坎，什么时候去他家作客。我说，会的，都会去的，最可能的，是今年圣诞节前几天。到时候如果能够成行，我一定提前告诉他。
放下电话没多长时间，我的电话又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一接，是张荣显打来的。他说，这是他一个什么“姑爷”的手机，以后打这个电话，找他会更方便。最后为我祈祷：主与你同在！
我也为他祈祷：主与你同在！
随着张玉来的夫人，我们来到了他在新寨的家中。张玉来家的境况看来相对好，除了一栋好完好的土木结构茅草房外，他家还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混平房。张玉来和儿女们栽苞谷去了，我们也来到地里，看看他们劳动的情形。张玉来正和儿女们一道，有的在用锄头覆盖小坑里的苞谷种子，有的正在往地里运送肥料，孙子孙女们则背了个小背篓，在讨猪草。这里虽然鲜见稻田，但这种平和喜悦的地头劳作情形，还是让人容易想起“乡间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有插田”之类的古诗。见我们来了，张玉来带领家人很快做完活路，收拾起农具，与我们一道回到了家中。家里有个手风琴，原来，这琴是张玉来的女婿的。他女婿是个布道员，手风琴，是教唱赞美诗时用的。张玉来的爷爷见过柏格里，他的二女一儿，包括女婿，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茅草房里，张玉来的夫人指着墙上的黑板说，在如今他们看护的新教堂修复之前，有五个点的教友，在这里聚会了七年。张玉来在教会的职务，是执事。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如约见到张国辉，并在她的带领下，见到了杨雅各的曾孙女，现年68岁的杨华银。杨华银是杨雅各的二儿子的孙女。我们走到杨华银家门前时，杨华银正在喂猪，见我们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把我们让进屋子。这个屋子的简陋，与朱玉华的家一样，一贫如洗，命运也与朱玉华差不多，令人感叹。杨华银在六十年代初期结的婚，婚后生育了一儿一女后，文革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杨华银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家庭大受歧视，他的丈夫想出人头地，混了个什么头子干着。这样一来，杨华银的身份就成了他前途上的一个障碍，他采取的办法是：从杨华银和自己儿女的面前消失。从那以后，杨华银和她的儿女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丈夫和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当初去了哪里，现在在哪里，甚至是死是活，等等，杨华银和儿女们一概不知。那一年，杨华银才23岁，也就是说，杨华银守活寡，已经整整45年。女儿，嫁到临乡黑土河去了，儿子，本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但是，他与朱玉华的儿子一样，也于数年前患上了石门坎发病率很高的肺结核，并于去年早逝。去世时，才45岁。儿子去世后，留下了孙子孙女四个人。如今，大的那个孙女才读初三，小的孙女，才五、六岁。杨华银家有一亩多地，现在，种地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儿媳身上。杨华银说，她的身体还将就，天气好的时候，她还能跟了媳妇下地，做点丢种子之类的轻活。在家里，喂猪养鸡做饭等，她样样都得干。“媳妇太累、太忙了，我不能看着她一个人忙了地里忙家里，只要遛的动，我就得帮着她，把孙子孙女们带出来。”杨华银说。
儿子死后，杨华银气得不行，连耳朵也气得不大听得见声音了，身体也下滑了很多。后来，关心她的人给她说，你来信靠主耶稣吧，请主耶稣帮助你。没别的办法了，杨华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抱起了《圣经》，走进了教堂。“自从信主之后，弟兄姊妹们都帮我祷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因此好了许多。心情一好，身体也好了起来，否则，像你们这样的说话声音，我根本听不清。”说完之后，杨华银稍稍停顿，又补充了一句：“感谢主耶稣！”
七
当天晚上，我独自参加了教堂唱赞美诗的聚会。聚会结束后，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等大致告诉了王国光和张玉来老师，并对他们说，本来很想参加明天的礼拜，但人家的车明天一大早就要走，没办法，只好现在就和你们告别了，我还会再来石门坎的。两位老师说，他们不怕，不忌讳我的人和事，请我放心，还嘱咐我有机会到他们家做客。我说，一定会来的，再来，就不与他人联系，直接就到他们家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在雨里雾里，我们依依告别了石门坎，告别了柏格理等的坟墓，告别了王国光他们，踏上了归程。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车辆行驶到威宁县观风海镇野鸡坪时，雨雾中飘起了雪花。并且，雪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一会，就没有了雨水，天空飘下的，全是鹅毛大雪，真正的鹅毛大雪。很快，地面就铺上了白茫茫的雪花。
看着这奇异的天象，我的心，若有所悟。是啊，我们刚到石门坎的3月31日和第二天，都是阴雨天，4月2日，却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接下来的三天，是阴天，而今天，却是大雪天。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明天是阴是晴，但是，瑞雪兆丰年，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好日子。想一想，2号之前的阴雨天气，不就是1905年之前柏格理他们来到石门坎之前，苗族人等在黑夜里挣扎的真实写照吗。而2号那一天的灿烂阳光，不就是石门坎1905年到1949年，传教士在石门坎传播福音的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日吗。接下来的两天阴天，也就可以理解成1949年到现在，石门坎相对1905年前好些，相对1905年到1949年又差得很远的时期。那么，我们离开石门坎的4月5日，有雨有雾，还有大雪，这不就是物极必反，苦尽甘来的神喻吗。对，就是这样，基督之光，又一次将照射在石门坎了。天下苦秦久矣，若是这样，该有多好。
当年，王树德离开石门坎悔过休假时，一个依依不舍的老年女性基督徒流着泪对王树德说：“慢慢走，老师，慢慢走再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这些孩子们。”
我也在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呼唤着：伯格理，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主耶稣，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照看我们！
录自 独立中文笔会 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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