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中华民国著名人士

文会附刊（11—– 4）

中华民国著名人士

张群————2

戴季陶———-8

陈果夫———12

陈立夫———14

严家淦———22

蒋方良———27

张知本———33

俞大维——–36

吴国祯——–40

卢作孚——–45

四大家族——48

蔡锷———–54

蔡元培———60

章太炎———72

梅贻琦———81

张伯苓———83

方振武———99

蒋梦麟——–104

黄自———-108

钱穆———-114

徐亨———-118——120

张群（1889年5月9日—1990年12月14日），字岳军，四川省华阳县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元老成员之一，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政学系的元老之一。

 

早年就读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中正为同学。1910年，蒋介石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士官学校，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师团当士官候补官。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二次革命后，张群流亡日本，并完成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于1915年夏毕业。后前往南洋，在当地华人学校教书。护国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上海，1917年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受黄郛帮助前往北京任职，加入国民军，随胡景翼进军四川。1926年败于吴佩孚。张群于是逃亡上海。

1927年起，先后任兵工署长，国立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上海特别市市长（1929年至1930年），上海市市长（1930年至1932年），湖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11月6日，张群在汉口召集四川各军驻汉口代表开谈话会，请各代表分电各将领于11月21日实行停战。

1935年12月到193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险被酆悌阴谋刺杀。1937年1月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外交部长张群。1月20日，外交部长张群接见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谈中日调整邦交问题。1月27日，张群告日本大使馆武官雨宫巽，调整中日邦交，应取消过去非造成之事实，避免今后引起纠纷之行动。2月9日，川樾茂访张群。2月13日，张群宴川樾茂。3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张群辞去外交部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张群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仲鸣任副秘书长。7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政会，会员75人，张群任秘书长。

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193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选任张群继任。8月2日，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本兼各职，特派张群继任，并免去其原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群本兼各职，任命王缵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0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国国民党方面三个代表之一参与国共谈判。

1945年11月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谈判避免冲突、恢复交通，政府代表将对中共10月30日所提四点提案之覆案交给中共代表；财政部派陈果夫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原任孔祥熙免职。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1月11日，国民政府令：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李济深、何键、张群、冯玉祥、宋子文、宋美龄、戴笠、康泽、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82人各给予忠勤勋章。

1947年1月9日，张群与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励、中国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会谈改组政府、恢复和谈等事。1月14日，蒋召见张群，商谈改组政府问题。1月15日，司徒雷登分晤张群及中共代表王炳南。1月20日，张群、陈立夫访中国青年党曾琦、左舜生等，吴鼎昌、王世杰、雷震访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励、伍宪子等，邀请两党参加政府；两党均表示须经党内讨论决策。

3月3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继访张群，商谈有关重庆、成都两地中共人员撤退问题。

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予以恢复设置，原设成都行辕撤销，所有业务归并重庆行营办理，特派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未到任前由张群兼任。

5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张群兼代行营主任。

1947年2月17日，重庆行辕主任张群在成都召集会议，讨论“进剿”川康民变武装，会后抵重庆称：已责成川康绥靖公署负责此事；西康民变武装5,000人集结于雅安以东数里之地准备发动攻击。

1947年4月，行政院改组，任命张群为院长，青年党、民社党人士与社会贤达，均加入行政院。4月23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广播施政方针：追求和平，恢复统一，完成行宪准备，突破经济难关，改善人民生活，并与各友邦和平相处。4月2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商讨有关物价波动之对策。

5月1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在立法院例会报告施政方针。5月7日，张群在国务会议报告物价波动情形及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生活指数解冻问题。5月9日，行政院举行检讨会，决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解冻生活指数；张群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物价问题。5月10日，蒋与张群研讨经济、物价及加薪等问题；行政院物价委员会调整上海市工资。5月13日，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兼省主席张群辞职，以邓锡侯为主席；汉口、西安、广州、沈阳改为院辖市。5月14日，行政院会议决定，军公人员待遇自本月起增加85%。5月21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政府工作。5月27日，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何应钦、兼代主任张群职；特派朱绍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5月31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正式结束，遗留事务将由总署赈恤厅继续办理，救济部分移交社会救济会主持。6月4日，行政院举行会议，决议：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并设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之方案，其围包括三部分；省会设于海口。

7月5日，张群就“戡乱动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谋复兴”。7月7日，张群主持行政院赈灾会议，决议采取切实有效之救济办法，救济各地灾民；本年度已拨赈款252亿元。8月5日，行政院通令简化政治机构，其办法为：一、中央机关各院、部、会、处、厅应竭力裁并，凡所司职责相同者，不准有两个以上同时设立；二、中央在各省、市、县应尽量少设直属机构，凡委托地方政府执行之事，应由地方政府代行；三、省、市、县各机关应尽力裁并，以能行使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任务为限；四、事业机关虽其事业性质重要，但国库暂无力负担其事业者，应即撤销。8月13日，张群就外商投资工业问题发表声明称，外商可以直接投资之工业范围有：大型动力机、机床、汽车、机车、飞机、大船制造业；除政府独营之兵工厂、铸币厂、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外，中国政府对于外商与中国人合资举办工业尤表欢迎。8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该盟本年来在陕西、沈阳、成都、榆林等地被捕盟员，迄今尚未释放，而7月份又在桂林、南宁等地发生逮捕该盟盟员杨荣国、张毕来等10余人事件，特向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书面抗议。8月25日，行政院通令整饬县政，紧缩机构，充裕财源，减少县长兼职，慎选县役员吏。8月27日，国民政府暨中央各机关在国府大礼堂举行仪式，纪念孔子诞辰，蒋亲临主持，到于右任、戴季陶、张群、吴鼎昌、曾琦、吴铁城、白崇禧、邵力子、张厉生、陈启天等300余人。

9月2日，张群对美国记者谈魏德迈声明，谓有甚多事情为魏氏所不知，魏氏建议之改革办法正在实行；魏氏来华之结果，“将不致使中国政府之内政与外交政策有所变更”。9月5日，行政院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凡12条，规定：“凡愿遵照本办法脱离共产党手续者，应自动觅具妥实保证，依限申请登记”；“核准登记之人，得施以感训及劳役”；“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共产党在各地组织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同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通过《节约监督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厉行节约消费之各项办法》：一、营业性跳舞决定在9月底前一律禁绝，以后问题俟禁绝后再议；二、私人使用汽车限制办法；三、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四、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五、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六、厉行节约消费检察办法。9月6日，12月20日，张群对美国记者谈话，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政策及对日和约所持政策迄今并无更改。

1948年2月，行政院院长张群宣布励行10项改革，以自助配合外援。5月18日，行政院举行最后一次政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院长张群领衔向国民政府提出行政院总辞职书。张群同时表示自己无意担任行宪后之行政院长一职。蒋偕夫人飞赴牯岭，召见孙科、张群、吴铁城等商谈国事。1948年被蒋中正聘为总统府资政。

1949年1月，蒋接见孙科、张群等，商谈政局。1月15日，蒋邀张群、陈立夫、王世杰及民社党、青年党领袖，对中共所提“和谈八条件”，交换意见。1月21日，蒋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1月28日，与陈立夫、郑彦棻同来溪口与蒋介石“度岁”。3月18日，在广州张群3月19日要回四川，他正抗拒何应钦压力，不肯接受政务委员职务，但称如果何坚持，他会接受，但会花很少时间在南京。4月2日，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于是晚离南京遄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交换和谈问题之经过情形。4月5日，张群再到溪口。4月7日，蒋介石同张群商谈，“准备对李宗仁坦直以利害”。

1949年4月25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发布通令；一、所有违反国家及人民利益，妨害社会秩序之言论行为，必须予以取缔。二、一切妨害生产，浪费物资及垄断兼并者，必须予以制裁。三、一切树植非法武力，扰害地方，或潜伏城市、乡村之各种组织，必须予以清除。

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9月3日晚，卢汉致电张群，表示愿至重庆，请派飞机至昆明相接。9月3日，张群打消辞意，自广州返重庆，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同行。9月26日，蒋和李宗仁恳谈当前局势，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12月7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

12月8日晨，蒋指示黄少谷致电张群告知刘文辉、邓锡侯自成都秘密出走，嘱其偕余程万、李弥、龙泽汇3位军长速返成都一行。下午4时，张群返抵成都，向蒋报告与卢汉会面情形。12月9日上午，复与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飞往昆明。“飞机在昆明被扣”。12月12日，张群由昆明脱险抵达香港。

12月16日到台湾，蒋于正午约谈，“聆取其在昆明被扣之详情”。

到台湾后，1954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57年9月，蒋中正派特使张群飞日本报聘。1963年5月，再度访日，与前首相岸信介、首相池田勇人及朝野人士商谈“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1964年8月，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衔命访问日、韩。在韩国时获总统朴正熙赠以一等树交勋章，并获韩国首尔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11月，任天主教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中华民国特使，会后访问欧亚中东十四友好国家。1966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67年8月，任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12月，任庆贺利比里亚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特使，顺道访问科特迪瓦，归途访问美国。1968年，获美国圣若望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1969年4月，任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71年3月，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名誉理事长；7月，获韩国成均馆大学颁赠名誉政治科学博士。1972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主席。3月，与秘密回台的台湾独立运动家辜宽敏会面，称台湾独立做不到，为辜氏所驳斥。5月，蒋中正以郑彦棻为总统府秘书长。8月，获颁一等卿云勋章。

1974年7月，夫人马育英女士病逝。1975年4月，总统蒋中正逝世，张群任治丧大员之一。1976年11月，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获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颁赠荣誉文学博士。1978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79年5月，获颁中山奖章。

1980年六月，任中正纪念堂指导委员会委员。1981年4月，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82年3月，获中国文化大学颁赠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4月，好友、国画大师张大千逝世，任张大千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7年5月，百龄诞辰，蒋经国亲自颁赠张氏中正勋章一座。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总统，特派张群为治丧大员之一；7月，连任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89年春，辞去国民大会代表职务。1990年6月，为张学良将军九秩诞辰，张群领衔发起，假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其祝寿。

1990年12月14日，因肾功能衰竭病逝台北，享嵩寿102岁（虚龄）。著有《中日关系密录》等。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

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通称戴季陶，中华民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作词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训政时期任第一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五院院长（就任时年仅37岁）。

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乌程戴山（今属吴兴区八里店镇），生于四川广汉，其高祖戴敏勤入川经商，定居汉州，在中西街开碗铺，世继其业，其父戴小轩兼业中医外科。

1905年，到日本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6年4月，在东京认识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清华学校的蒋介石。1907年转读日本大学法律系。

1909年返华，并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屡于报章批评满清朝廷。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陈其美、钮永建的上海起义，1912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1912年主持上海《民权报》进行二次革命军事联络活动，曾发出警告称：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戴季陶与蒋介石是结拜好友，两人在日本同赁一室。与此同时，戴季陶有一位日本籍护士女友重松金子，重松金子与戴、蒋二人均“过从甚密”，尔后重松金子甚至未婚替戴季陶产下一子。经过跟蒋介石的协调，决定过继给蒋介石，即日后之蒋纬国。经蒋家王太夫人斟酌后，兼祧蒋介石与蒋介石之胞弟蒋瑞青，并决定由蒋介石侧室姚冶诚抚养蒋纬国，据李敖考证，蒋中正原有一个幼弟蒋瑞青，早年过世，无子，王太夫人不忍蒋瑞青绝后，著蒋介石收养蒋纬国，尔后由纬国奉祀瑞青神主香火。

1916年返中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1918年4月代理外交次长。

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传贤，字季陶。6月至7月，发表《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孙中山“博大精深”，马克思只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唯物史观过度单纯。进行国民革命的民族斗争可以不讲阶级斗争。11月，参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西山会议”。

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参与策划四一二事件。1928年，著《日本论》。2月，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起，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至1948年6月辞职，改任国史馆馆长。

戴常作许多国事与世局分析与预测，所以衰老得特别快。

1932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戴季陶、于右任等人“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同年12月，“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继、戴传贤、王世杰、王陆一、王应瑜、朱家骅、吴敬恒、李石曾、沈鹏飞、邵力子、焦易堂、杨虎城、褚民谊等15人，于右任、张继、戴传贤被公推为常务委员。委员会办公处设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划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戴传贤具体主持了校址选择和筹建事务。戴传贤著有《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针对西北教育工作阐述了较为系统的办学思想，对学校的创建具有指导意义。

1934年4月20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3号教学楼）奠基典礼，戴季陶到会祝词，宣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成立。祝词曰：“民为国本，食为民天。炎黄立国，首裕民食。姜原后稷，弘兹天职。衣食既足，礼义斯舆。树德务滋，树基务坚。木贵松柏，宝重金刚。坚贞之性，百物之良。立教兴学，志在成人。建国之业，教学为先。民德归厚，百业兴焉。万众一心，教有次第。学有师承，事有始终。德有本根。克勤克俭，创业之源。脚踏实地，步步向前。光荣历史，从此开篇。奠基礼成万众欢。祝我学校万万年。”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历经西北农学院、西北农业大学和院系调整，于1999年与同处杨陵的1所大学和5个研究所合并成立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校。

1949年2月12日，国史馆馆长戴传贤殁于广州，享年58岁。死因有“用药过量”说（晚年饱受神经痛之苦的戴常需要大量安眠药助睡），也有“忧愤自尽”说，因为感于国共内战中之国民党败局而自杀。另外也有“因病死亡”说，其子蒋纬国则认为是心脏病突发致死[9]。戴季陶逝世，蒋介石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蒋为之哀诔以“痛失勋耆”。2月15日出殡，蒋率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全体出席。3月12日颁发褒扬令。3月31日又颁令，国葬。

戴季陶逝世后，蒋纬国为他义父心丧3年，而且每年都在考试院为故院长冥诞纪念日在善导寺诵经时，著布衣素袍，行跪拜大礼。

妻子钮有恒、赵文淑，妾赵令仪。 戴季陶有一女二子——戴家祥、长子戴安国（母亲是日本黑龙会成员津渊美智子）与蒋纬国。

戴留学日本时，与蒋介石合租一室。戴交一护士重松金子为女友，育有一子，但是重松金子与蒋介石亦有感情，戴因而将此子过继予蒋介石，即为蒋纬国，此经蒋纬国于晚年著书证实。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蒋纬国：“亲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大家都传诵亲伯的文章，气势澎湃，影响深远。在我记忆里……他老人家写文章是从不草稿的。每次都是跟 总理、先君……确定原则，然后和党政有关人士，沟通观念，博采周咨。……他所撰写的历史文件，到今天读来，犹是掷地有声。他……字迹工整，一笔不苟，煞是秀美劲拔。”“亲伯写文章的习惯和功力，可能与革命初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他那深厚中国文化的涵养，横溢的才华及坚定不挠的革命意志，蕴育了他……内敛气质，和铄为不朽的作品。他曾自署为‘戴天仇’，就可以显出……意志与情操了。”

陈果夫（1892年10月27日－1951年8月25日），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东林泽河里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陈果夫的叔父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元勋，与蒋中正曾为结拜兄弟。陈果夫年轻时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受陈其美影响，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讨袁。1920年，在上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有蒋介石等国民党人，曾获利颇丰。所得利润部分用作支持孙中山革命。

1924年，蒋中正主持黄埔军校筹建，陈果夫在上海代其处理军用品采购、人才招揽等工作。1925年，蒋经国前往广州，在黄埔军校与蒋中正讨论计划出国前往莫斯科留学，之后获得蒋中正同意。尽管蒋中正一开始并不希望送自己的儿子前往苏联，后来与陈果夫讨论。对此，陈果夫弟弟陈立夫在1996年接受采访，声称蒋中正接受的背后原因是中国国民党当时并无法确认能够获得苏联支持。

1926年陈到广州，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7年4月初，与国民党内右派吴敬恒、张静江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为之后的清党准备。1928年，蒋中正复出，陈果夫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实质负责国民党内组织，整理党务及进行清党。除重新审查登记国民党员，并开始设立调查组织，即后来专门负责反共之“中统”。1929年任中央执委，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二陈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使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1932年，陈果夫为“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负责整治江苏及淮河水利。1937年5月9日，陈果夫至淮河入海口处视察导淮工程。5月23日，导淮入海初步工程完工，此项工程自1934年11月1日动工，历时两年余，动员20工伕，花费1,000余万元。导淮工程后因抗战而停顿。抗战胜利后，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陈果夫自辛亥革命时已染有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住院，抗战其间多次施手术。战后开始退出政坛，1948年12月，迁居台中休养。1951年8月25日因肺病于台北病逝。遗体权厝于台北县观音山五股示范公墓，1999年归葬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故里的灵安公墓。陈果夫无子嗣，陈立夫过继其长子陈泽安给陈果夫。

1966年曾获颁大韩民国建国勋章。

胡适在陈果夫去世后，在日记中表示，陈果夫一生忠于国家，忠于国民党，坚决反对中共，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有计划的毁谤。

陈果夫力扶中医，于1931年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并任理事长，各地设分支馆，有效地保存了当时在社会舆论上式微的中医学。

1933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特请儿时好友、瘾君子徐俪江出任全省禁烟局长，促其现身说法，以利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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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中华民国政治家。浙江省吴兴县东林泽河里（现属湖州吴兴区东林镇）人，北洋大学(天津大学)采矿系毕业。1924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文的左右股肱，陈其美与蒋中正关系密切，为蒋中正结义之兄，将蒋中正引荐于孙文，而蒋提拔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蒋陈两家可以说是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中正，没有蒋中正也没有陈氏二兄弟的相互提拔的关系。陈立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

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是中国国民党重要人物。兄弟俩早年入私塾，师为若臣。1911年，陈立夫迁居上海后考取了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陈立夫因家中被袁世凯抄家，家庭经济拮据难以继续支持其学业。但其执意求学，私下报考了位于天津的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陈立夫以上海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后，家中同意其继续学业并为其筹集学费，就学期间，陈立夫曾为其老家湖州的富人测量田地、绘制地图，赚取学杂费，以维持学业。自北洋大学毕业后，陈立夫赴美留学。1924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8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

陈立夫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他原来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任采矿工程师赴美工作，向蒋中正辞行，大哥陈果夫转来蒋的两份电报，蒋表示希望陈立夫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陈果夫的劝说以及与蒋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原以为只是帮忙一段时间，便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在北伐前夕，当时蒋中正广罗人才留用了陈立夫，陈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弃工从政。

陈立夫27岁即出任蒋中正的机要秘书，深得信任。29岁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负责人事及组织工作。

1931年，31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导致丁默邨投靠汪兆铭，而作家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就被认为是在讲述丁默邨投靠汪兆铭后的故事。在国民党内，陈果夫和陈立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CC系虽被称为二陈的私人系统，实际上所指的是当时的中央人士所聚集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二陈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时称“蒋家天下陈家党”。而在所谓民国四大家族中，只有陈家与蒋宋孔三家没有姻亲关系。

陈立夫在中国医学的维护与转型中，也扮演过重要角色。1920年代，中国鼠疫、疟疾等传染病肆虐，中医遭到西医药物压制，被汪兆铭为首的官员强硬取缔。陈立夫和其兄长陈果夫挺身而出，与胡汉民等学者在1930年召开“国医馆筹备大会”，要“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学术”，陈立夫被推为理事长，后来这一天，也成为国医节，当时中医已要被废除，可以说中医是由二陈出面所拯救留下的。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中国国民党区域之企图。1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以全权代表身份与蒋中正、陈立夫继续交涉；并指示其了解蒋中正与何应钦对西安问题意见是否一致；中共在当前仍保持调人之地位。4月，蒋经国到南京拜访陈立夫。蒋经国抱怨蒋中正还没见他。陈立夫说：“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1938年，陈立夫38岁任教育部长，正是抗战最艰辛时刻，陈立夫坚持教育是百年大计，当时喊出“战时如平时”口号，陈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陈立夫任部长时期另外实施“贷金”政策，由国家借钱给学生念书，成立了“贷金”，也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来帮助学生念书及出国留学，造就许多现代对国家有成就之学者。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就是其中受惠者。另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师范教育培训制度和教师退休金制度以及教师节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陈立夫还做过一件当时看来似乎不急却影响绵远的事。为了奖励外国青年研究中国的语文、历史和文化，增进对中国的了解，1944年，中国在英国的牛津、伦敦，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十来所大学，共设立了50个名额的奖学金，每年每个名额提供1500美金，凡是在这些大学肄业的非中国学生选学中国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学科一年以上，有相当成绩者都可申请。以后又扩大到英国剑桥、美国斯坦福等多所名牌大学。这一奖学金专案延续到1948年度国民党将要溃败前夕。享受过这一奖学金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汉学家，其中如耶鲁大学的名教授吴克 （Prof. Richard L. Wallker）、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狄百瑞（Prof.W.T.Debary） 等。

1947年，陈立夫当上了《时代》Time杂志一期的封面人物。4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中正提出之国府五院院长名单，孙科为国府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张人杰、李煜瀛、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熊克武、孔祥熙、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等，秘书长陈立夫。

1948年陈立夫曾受命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另任中央政校代校长，后又担任国大代表、立法院副院长及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可说历任所有党政要职，陈立夫还成了《时代》TIME杂志1947年5月26日号一期的封面人物。

1949年3月1日，陈立夫于台中发表谈话称：“合则相亲，异则相对，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乃和平之真谛。”；并云今后将从事伦理哲学撰述工作。中华民国搬迁台湾后，蒋中正为整顿在台势力，并受到陈诚掌握军权逼迫，蒋中正面临党内空前的压力。蒋中正、孙科、陈果夫三个人曾在一起商量，谁来承担丢了大陆的责任？陈果夫和陈立夫说，如果有机会重回大陆，军事重于政治，那么一定要保蒋中正，这个责任就由陈家来担。于是，1950年7月26日，蒋中正宣布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果夫只得了个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衔，陈立夫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陈立夫为巩固蒋中正政权自愿离开政坛，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带全家离开台湾出国，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开始了远离政治的生活，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中正给陈立夫一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陈立夫不要回台湾，蒋中正曾两次亲临吊唁陈果夫这位党国要员，却没有让陈立夫回国奔丧，主要是因为台湾原是陈诚经营起来的，陈立夫是蒋中正原来的膀臂，蒋中正出于对台湾政治稳定的考虑，用人谋事不得不权衡应对。1961年，陈立夫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陈立夫因为人气太旺，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当时陈立夫虽离开政治中心已11年，但在台湾及国民党内的人气还是很高。为了避免陈诚猜忌，陈立夫在处理父亲后事后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陈在美养鸡时间曾多次受蒋中正邀任职务，其中包括联合国代表，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以及巡回大使，但陈立夫均未接受。

陈立夫在美国十八年，过了一段清苦的岁月。为了谋生，他制作皮蛋、辣椒酱、粽子出售，在唐人街华人中小有名气。朋友说，他还曾经腌制一种泡菜，被誉为陈氏泡菜；他还烙过大饼，酥香好吃，被誉为陈氏大饼。但正是在这闲暇时间里，陈立夫完成了近代儒学的旷世巨作：四书道贯。

外传蒋介石因怪罪陈立夫而要求陈离开台湾。但在两蒋遗留的书信中发现蒋经国与陈立夫当时经常书信来往，信中常提起蒋介石与蒋经国对陈立夫在美生活的关心，蒋介石并从他人得知陈在美养鸡生活非常艰苦，曾多次托俞国华汇钱给陈帮助渡过几次生活上的难关，其中蒋介石曾多次透过蒋经国希望陈立夫返台但都遭婉拒。直至陈诚死后蒋介石招陈立夫返台陈才接受回到台湾定居。且在陈立夫定居美国时，蒋介石多次邀任职务，以及陈立夫回台后即任资政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副会长等要职，与其他和蒋介石不合人士的下场完全不同，因此蒋介石与陈立夫不合之说不攻自破。

晚年受招回台湾后陈立夫多次婉拒蒋中正提出之政治职务，最后只接受蒋中正所授之总统府资政，但总是以总统府资政的身份襄助文化复兴运动。陈在大陆时已大力提倡中华文化，回台后更专注于文化上的工作，在蒋中正授命下于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担任董事长，将中国医药学院提升到现今的规模并成立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尤其对中医的保存以及贡献功不可没。

90岁那年，以一生写书法募款所得成立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用以鼓励国内外从事中医药及文化学术高深之研究及推广，在当时中医不被相信以及被打压的情况下极力推崇中医，因此有“中医保镖＂的称号，对中华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也有极大贡献。虽返华后主动退出政坛，但因是国民党元老并对中华文化及中医药贡献许多，仍非常受两岸政治人物、学者及中医界人士尊敬。陈立夫一生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他的许多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集中得以反映。著有《陈立夫讲唯生论》、《四书道贯》、《成败之鉴》、《我怎样活到一百岁》、《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国父道德言论类辑》与《中华医药专辑》，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等书。

陈立夫对两岸和平共处以及希望两岸统一也做过许多努力与建议。他在自传《成败之鉴》中提到“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政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另外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联署提交《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此提议除设置国统会外，其余未经当时政府采纳。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使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虽被中国共产党宣传为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现经多方研究学者证明二陈主管党务而未见以公谋私敛财的证据，并未娶多妻亦无花名在外，在中国近代高层官员中被公认个人品行修养良好，也被肯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各种层面中影响力极深的两兄弟。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曾赞许陈立夫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

陈立夫于2001年2月8日晚8时50分左右在医院的加护病房死亡，走过跨越1世纪的人生，享寿101岁。墓地位于观音山区台北县五股乡成州村西云寺址旁的五股示范公墓内。

中华民国政府通过总统颁布褒扬令给予褒扬。

陈立夫与孙禄卿结为夫妻，育三子一女，孙禄卿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为国画大师刘海粟弟子。陈立夫与孙禄卿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为婚的。13岁那年订婚，直到23岁陈立夫出国前才第一次见过面。虽然是老式婚姻，但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陈立夫自己总结的婚姻经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子女中唯一留在台湾的只有最小的儿子陈泽宠一家，其他后人均在美国定居。

陈泽安，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赴美深造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硕士学位，再于新罕姆西夏大学获博士，是植物病理学家，现定居美国。育有三子一女，陈绍虞，陈绍舜，陈绍玲，陈绍瑾。

陈泽甯，毕业于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后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现定居美国。育有三子，陈绍文，陈绍彬，陈绍杰。

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音乐，于美国Georgian Court 获美术学士，现在美国定居。育有二子一女，俞国平，俞小容，俞季平。

陈泽宠，美国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学士，普度大学MBA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曾接手担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是陈立夫子女中唯一未赴美定居者。2005年8月赴北京旅游，因感冒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却被建议切除肝肿瘤，手术中大量出血，术后病情恶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却无积极处理，转至武警总医院紧急换肝后仍告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其妻林颖曾为此，提出非常多的证据有关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严重失责并试图隐瞒事实，据此提醒中国医疗水准让人堪忧。其育有二子，陈绍诚，陈绍仁。

陈泽宠长子陈绍诚为台湾著名时尚F4, 现继承陈立夫遗志推广中华文化及儒学。.

中国医药学院事件：对于外界质疑的中国医药学院校产纠纷，陈立夫三子陈泽宠说，学校并没有校产之争。陈泽宠透露陈立夫的遗愿是希望中国医药学院成为国立的综合大学。

紫砂壶事件：陈立夫三子陈泽宠媳林颖曾代表陈立夫的子女，于2005年8月对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拍卖之120件“陈立夫旧藏紫砂壶”一事发表声明，称陈立夫一生从没有收藏过紫砂壶，关于“所拍紫砂壶系陈立夫当年所有”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林颖曾向媒体展示了居住美国的陈立夫次子陈泽宁的亲笔信函说明，这封信中写到：“泽宠弟、颖曾妹：近日读新闻之‘陈立夫珍藏紫砂壶将在京拍卖’大感错愕。此事决非事实，有害父亲生前的清名。我们都知道父亲一生不是个有收藏嗜好的人，难得有几件有价值的艺术品，他一向都让母亲和我们兄弟们知道，我们既然都不知道这些紫砂壶，那就决不可能是事实。兹请弟妹查清此次消息的来源，作充分的了解和适当处理，以免让此事有伤于父亲的清名。”

北京中拍国际拍卖公司于2005年8月14日以人民币七百八十万元起拍价“陈立夫旧藏紫砂壶”120件，但由于紫砂壶是否为陈立夫珍藏有争议，这批拍品因无人竞投而流拍。

严家淦（1905年10月23日－1993年12月24日），中华民国政治人物，乳名雨荪，初名静波，号兰芬。后改名家淦，字静波，籍贯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中国国民党籍，历任政府重要职务，为财经专家。曾任继任蒋中正之后的第五任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院长、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美援会主委、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中国石油董事长，亲孔宋系。担任台湾省财政厅厅长期间，废除恶性通膨的旧台币，确立新台币政策，有“新台币之父”的称誉。蒋中正总统过世后，严家淦依法继任总统三年，但其为人恭慎，在位期间亦甚少主导国家政务，主要尊重中国国民党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的施政。

严家淦早年就读于江苏省木渎小学（今江苏省木渎实验小学），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1年，曾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长。

1938年，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长，致力整修公路与河道以使因为进口粮食的口岸被日军占领而混乱的省内交通得以继续。次年任财政厅长，负责筹措战时财政，取消70多种杂税，改善省内财政，之后福建省每年预算平衡而无赤字发生，并为解决福建省粮食供应问题和因应法币通膨问题首创“田赋征实”制度，也就是不缴税金改以缴纳实物即农作物的方式折抵，以避免农民在市场上受到物价波动损失或遭人囤积抬价。次年经由财政部在全国统一推动实施。1945年，出任战时生产局采办部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借款案。

1945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派严家淦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原任徐学禹免职。10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偕同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严家淦等，由上海飞抵台北履新。10月25日，严家淦应受降典礼筹备处之邀，参加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次年严家淦改任台湾省财政处处长，负责接收日产，重建省内财政的工作，并且担任改制后台湾银行的首任董事长。与雾峰林家交好。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之际，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1949年投共）、民政处长周一鹗（1949年投共）、财政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等陈仪在福建时期旧部被台湾人团体指责为陈仪周遭贪官污吏之“四凶”，导致政治黑暗、粮谷外流、人民无米为炊，被指名要求究办。当时，严家淦正好出差在台中参加彰银改组的股东大会，获林献堂即时收容他躲到雾峰林家屋顶避难。

1947年4月29日，行政院首次政务会议，通过台湾省政府各委员及各厅长人选，任命丘念台、严家淦、许恪士、杨家瑜、林献堂、朱佛定、杜聪明、马寿华、刘兼善、李翼中、南志信、游弥坚、朱文伯、陈启清为台湾省政务委员，以丘念台兼民政厅长、严家淦兼财政厅长、许恪士兼教育厅长、杨家瑜兼建设厅长、李翼中兼社会处长。

严家淦鉴于当时台湾财政混乱，宣布中央政府在财政整理期间，暂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中央军费并且按月拨发；另外专案办理省内国防建设法，并暂准台湾银行发行台币。并先后划分省与县市的田赋收入为7与3之比，废止日治时代的印花税，降低筵席税、实施新制印花税，委托台湾银行在台湾实行公库制度，并逐步建立各乡镇的公库网路，。遂一手策划发行新台币，其上司陈仪、陈诚，都很欣赏他办事之能力。于财政厅长任内，严家淦也在台北成立了台北扶轮社并担任创社社长。严家淦建议陈诚改革币制，废除旧台币，发行新台币，实行金圆券跟新台币隔离，因此被称为“新台币之父”。开始推动统一发票于全台，也是他财政部长任内起

1949年6月15日，新台币正式发行，以4万元旧台币换1元新台币，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财政联系，并且利用高利率政策吸收市场流动资本，有效降低通货膨胀及物价混乱。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迁台。12月6日，台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朱佛定，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严家淦，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陈雪屏，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杨家瑜，呈请辞职，朱佛定、严家淦、陈雪屏、杨家瑜均准免本兼各职。

1950年1月，担任经济部部长；3月，转任财政部部长，任内与国防部协商，撙节军事经费，改革过去军队浮报员额，增加费用的恶习。1951年11月时，编制完成4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次年并且重新订定会计年度制度，实施税捐统一稽征条例，厘订财政金融政策，确立现代预算制度。同时也协助时任行政院长陈诚，推动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

1954年6月，台湾省政府改组，严家淦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任内致力推动台湾财经发展，并主持省府迁往南投，仿照伦敦新市镇造镇模式，开辟建设中兴新村，顺利完成台湾省政府的疏迁工作。

1958年3月，财政部部长徐柏园因故去职，由严家淦回任，此后严家淦在任5年9个月，连同之前4年2个月的任期，担任财长长达约10年之久。在第2次任期当中推动更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具体形成了“十九点财政改革措施”，以及影响深远的奖励投资条例。

1963年12月，出任行政院院长。1964年12月，访问韩国。

1966年3月2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今国大会议出席代表一四一六人，严院长以七八二票当选为副总统谨闻。敬请福安，儿经国谨禀，三月廿二日”。

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副总统。

1967年5月6日到5月26日，与夫人访问美国，和林登·詹森总统会晤。随行人员包括：经济部部长李国鼎、外交部政务次长沈锜暨夫人、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秘书长陶声洋等。并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致意、谒甘迺迪之墓。之后亦参访派屈克空军基地、甘迺迪太空中心、纽约联合国大厦等地。访问期间争取到美援停止之后，各项经济合作计画，使美方同意加强科技交流，在驻华大使馆中，设立科技参事，中华民国政府则在行政院之下，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以促进产业升级。7月，衔命代表蒋介石总统参加中华民国、美国、日本、韩国领袖在韩国汉城（今名首尔）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1968年1月4日，访问泰国。

1970年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971年代表中华民国前往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参加阮文绍的总统就职典礼。

1972年3月3日与秘密回台的台湾独立运动家辜宽敏会面。，3月21日经国民大会选举，连任第五任副总统，并卸下行政院长一职交由蒋经国接任。1974年接见来台查找金九相关史料的韩国记者孙忠武，并亲手挥毫书法赠之。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6日上午11时，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总统。任内由于十大建设的重要建设正在进行，台湾经济发展相当蓬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同年6月18日推动防御飞弹的设计、试造、试验、测验、试飞及生产等制程规划之“长安计画”。1977年7月9日访问沙乌地阿拉伯，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第一位出访邦交国的总统。

1978年5月20日，严家淦正式卸下总统职务，卸任后获邀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1979年8月28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建议：“……故宫博物院之文物，确为国家文化精髓，汇萃所文物经纶之宝库。平日事务由叶副主任委员又蒋院长处理，当称稳妥，主任委员之主要任务领衔为主旨。顾严静波先生中西学问均佳，对艺术亦有兴趣，尤其对摄影极有获得。且无论资格经历可绰绰胜任，聘任极为适宜。母，八月廿八日”

严家淦因而再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这项名誉职务，1990年3月间先后辞卸。

由于其总统在任时间仅三年，属过渡性质，加上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一职掌握党政实权，因此外界通常上把他担任总统的时期，计算入蒋经国的统治时期。

1986年9月间，严家淦在主持会议当中脑溢血突发，送医急救。1993年12月24日晚上因长期中风，导致心脏衰竭逝世，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88岁。1994年1月22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怀远堂举行大殓仪式、家祭后，即进行移灵礼，随后，在大直三军大学中正堂举行奉安典礼，治丧大员在门外迎灵，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到场致祭。行政院院长连战等向严氏致最后敬意。治丧大员执绋，并鸣放二十一响礼炮，以示尊敬。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现新北市汐止区）之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严家淦是当时唯一下葬的已故前总统，此纪录保持到2020年前总统李登辉下葬为止。总统李登辉明令褒扬。

严家淦也曾经是历任总统中最长寿的一位（88岁）；直到2020年7月30日始由李登辉（97岁）超越。

严家淦气度雍容，做事细心，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常以“退一步想”和“易地而处”作为做人治事准则。蒋介石认为他“外圆内方，公正无私”。他言行一致，作事条理，尤善于记忆数字，以此来支持其政治观点，因“数字是不说谎的语言”。

前监察院长王作荣曾形容严家淦是他遇见过两位聪明绝顶的人之一（另一人为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苏州木渎严家花园（前名羡园），为严氏故居；严氏来台后长住于原台湾银行头取宿舍，现为国定古迹。

网文选录

徐敏：蒋方良，这个女人不寻常

发表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她出身显赫，俄文名芬娜，是白俄罗斯人，父母都是贵族。原也是上流社会中的千金，不曾想出生不久，即遭遇十月革命，父母因贵族身份被囚禁，死于劳改营中。她很小就成了孤儿，由姐姐抚养长大。1933年，17岁的芬娜技校毕业，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

也是天赐缘分，芬娜分在了蒋经国所在的车间，成为蒋经国的下属。两人一个远离家乡，和父母完全断绝联系；一个父母双亡，孤儿出身，可谓同病相怜。刚开始，蒋经国对芬娜只是出于关心，多有照顾。但渐渐发现，和芬娜相处精神上没有压抑，很愉悦。芬娜也乐意和蒋经国交往，觉得这位大自己6岁的中国青年，工作努力，与众不同。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一来二去，了解加深，两人有了走到一起的愿望。1935年3月，经苏联当局批准，蒋经国和芬娜结为夫妻。婚后，生活虽然贫苦，但很充实。蒋经国后来说：“我们居住的房间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难有一小块牛肉吃。”年底，芬娜为蒋经国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爱伦。孩子的出生，为这对异国患难夫妻，增添了快乐与幸福。

此时的芬娜，并不知道与她结婚生子的蒋经国，是中国最有权势家庭的儿子。只有蒋经国自己明白，他在苏联的处境，会因为中国内战国共双方的关系而动荡不定。1936年，蒋介石调动大军，准备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展开最后攻击。经斯大林授意，苏共中央通知乌拉尔党委解除蒋经国副厂长的职务，并取消其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这使失去工作的蒋经国顿时陷入困境，一家三口只能依赖芬娜的工资生活。这段艰难日子持续了6个月。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关系缓和，蒋经国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一直没有忘记儿子的蒋介石，立刻抓住时机，授意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一定要帮他寻回儿子。蒋廷黻不辱使命，经过一番外交斡旋，苏联方面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不再将蒋经国作为人质扣留苏联。

随即，蒋廷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矮小精壮、皮肤黝黑的蒋经国。1937年3月25日，在与蒋经国见面的第二天清早，蒋廷黻就给蒋介石拍发了一份特急密电：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经国兄昨夜来见，与谈甚久，彼甚关心国事及钧座健康，决于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国，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岁，曾学工程，公子一岁，约于下月中抵沪，行期确定后再报。廷黻。

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妻儿，途经海参崴返回中国。一路上，想到一别十二年的祖国，想到即将见面的父母，蒋经国既兴奋又忐忑，他不知道身边随行的洋媳妇，父母是否喜欢。

芬娜的心情自然起伏更大，她无法预测，她的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4月19日，蒋经国乘船抵达上海。由侍从室主任陈舜耕和杭州市长周象贤到码头迎接蒋经国一家，随即将其护送至杭州。

几天后，在杭州国民党政府主席别墅，蒋经国见到父亲，二话不说，当即跪下，向父亲行三叩首之礼。

蒋介石侧眼看了一下儿媳，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高鼻梁，洋气十足，和此前蒋经国寄来的黑白照片上的模样，并无太大不同，感觉上还不算陌生，但仍然有些不太适应。直到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发现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媳妇，个性随和，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照顾孩子也很周到，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规范，这才放下心来。为了让她早日融入中国社会，蒋介石替她取了个芳娘的中国名字。

至于浙江宁波奉化溪口镇老家的蒋家人，对洋媳妇倒是格外的好。婆婆毛福梅抱着漂亮的孙子爱不释手，每天变着花样给儿子儿媳做各种家乡名菜。还执意按照老家的规矩，给儿子制作了马褂，为新娘添置了凤冠霞帔，替儿子儿媳补办了中式婚礼。

毛福梅听说儿媳的中文名字芳娘是丈夫取的，很不满意，说：“这名字不好。她是小辈，怎么能叫娘呢？如果我这个当娘的都叫她娘，她该有多少罪过？”于是毛福梅将蒋芳娘改为“蒋方良”，寓贤良方正之意。蒋介石听说后，认可了这名字改得比原来的好。

这一改名，还真从心理上影响了芬娜。而且，芬娜还从婆婆毛福梅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克勤克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成为她日后待人处事的准则，也使她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通过几年的学习，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而且能做一手地道的奉化菜，还自学了戏剧、绘画，除了外表，蒋方良已经变成一个贤惠的中国儿媳妇了。

这段时间，蒋经国也没闲着，他按父亲的吩咐，留在奉化溪口老家，恶补中国文化，读《孟子》，读《曾文正公家书》一类古书，也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1938年，蒋经国开始出任公职，去了江西南部，担任赣县县长。这一年，他们添了女儿蒋孝章。蒋方良和孩子则留在老家，继续普通中国妇女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汉语，俄语只有蒋经国在家才会使用。再后来，蒋方良1945年生下次子蒋孝武，1948年生下三子蒋孝勇。三个儿子个个帅气，但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只有女儿蒋孝章会一点。说到蒋孝章，不妨多写一句，不但人漂亮，而且善解人意。在蒋家第三代“孝”字辈中，她是唯一的女孩，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无人可比。蒋经国后来偶有移情别恋，但与蒋方良夫妻关系牢不可破，蒋孝章是定海神针。

大陆时期，因为战乱，蒋方良跟丈夫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到了抗战后才比较多了一些。

1938年，蒋经国接任赣南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赣南实施“新政”，一面向烟、赌、娼开战；一面减免地租，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到两年时间，地方初步安定，农业产量上升了20%，被地方称颂为“蒋青天”。

与丈夫相比，蒋方良行事低调，深居简出。在大陆如此，就是后来到了台湾，蒋经国地位越来越高，最终成为总统，蒋方良的身份也上升到了第一夫人，但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

在台湾，蒋方良先住长安东路18号，后搬七海寓所。蒋经国终其一生，为人正直，公正廉洁，不喜女人干政，也不希望蒋方良和官太太们搅和在一起搞小圈子。所以蒋方良的生活范围愈缩愈窄，来往的人只剩下那群从大陆到台湾、能讲一口宁波话的老朋友。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有一天对蒋方良说，我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蒋方良从此远离牌桌。

有一次，蒋方良到妇联总会参观艺品展，《中央日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称其为“蒋夫人”。蒋方良看见后立即召来报社负责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要再用这个称呼。在蒋方良看来，“蒋夫人”已经成为宋美龄的专门称谓，如果自己再用这个称呼，就是对婆婆的不敬。这在中国传统礼数中是冒犯长辈的。

蒋经国在世时，蒋家对家庭成员的生日十分重视，包括蒋经国、蒋方良和四个儿女的生日，以及蒋经国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全家都要聚在一起，举办一场简单的家庭聚会，切蛋糕、开香槟。有时蒋经国兴致高，除了当场亲吻蒋方良外，也会在儿女的起哄、簇拥下，与爱妻共舞，十分热闹。

在蒋方良的生活中，有两个中国女人不可或缺。一个是女护士陈冰心，一个是整天忙碌收拾东西的阿宝姐。在七海官邸，阿宝姐名义上是女佣，实际地位却是蒋家成员。不但蒋方良信任她，就连蒋经国对她也礼让三分。

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在江西赣南时，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老师，而阿宝则是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的生活老师。除此之外，阿宝还告诉蒋方良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使蒋方良能尽快地融入中国社会，适应生活。晚年的蒋方良和阿宝姐，形式上虽是主仆关系，但实质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身为蒋家总管，阿宝姐之所以能赢得所有人尊重，固然源于她的敬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但也同她严于律己，绝不谋私的品德密不可分。她每次出门，绝不坐寓所的公务车，情愿自己打电话叫计程车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车资。好几次，蒋方良的司机胡献堂主动想载送她去市区，她都一口回绝，坚持自己花钱坐计程车。她对蒋家的付出，远远超出了蒋家付给她的薪水。

阿宝姐在台湾单身一人，她的全副心力，都投入到她负担的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她被公认的优点，是吃苦耐劳，谨守分寸，光明磊落，从不挑拨是非。可以说，在几十年的相处中，她影响了蒋方良，蒋方良也影响了她。两人性格互补，互有提升。

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只有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访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也迎送宾客，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会和蒋经国一道出门投票。其余时候，面对外界，她一概选择沉默。媒体称她是台湾历任总统中“最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她也因此荣膺美誉，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

作为一个俄罗斯女人，蒋方良19岁嫁给蒋经国，21岁来到中国，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深爱的男人厮守半生，她应该是幸福的。但步入晚年，丈夫先她离世，此后不到8年，三个儿子，也相继过世。其情之苦、之悲、之惨，外人很难体会。

2000年，与蒋方良亲如姐妹的佣人阿宝姐，在服侍蒋方良五十多年后，选择了回到大陆定居，这让蒋方良在遭受丧夫丧子之痛后，又一次受到重击，情绪极为低落。唯一的女儿蒋孝章因长年定居美国，不能陪侍左右，让蒋方良倍感寂寞。她开始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种孤独无助的神情，令人心酸。

蒋经国一生贡献国家，并无私产。蒋方良未承担过任何公职，自然也无私蓄，只能靠蒋经国20个月的俸额115万新台币为生，生活非常拮据。

1992年，蒋方良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两位市长惊叹不已。

据七海寓所的老司机胡献堂说，蒋方良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日子，连出门旅行都不宽裕，更别提回白俄罗斯探亲了。

1999年，孙子蒋友柏从纽约大学毕业，媳妇方智怡带着儿子从美国专程回到台北。一来看望婆婆，二来也想听听祖母对于孙子择业的建议。方智怡告诉蒋方良，蒋友柏毕业以后，有人说他最好回台湾从政，自己却希望他远离政界，最好经商。

蒋方良听后非常赞同，点头说：“对，对。友柏，不能从政，从政不好，你祖父在世的时候，对你阿爹早就说过了，做什么也别再当官了。那可是会毁坏你一生的差事呀！”

问到今后该怎样经商。蒋方良说：“当然要忠诚，不要当奸商！还有，要把员工当人。”

这个俄罗斯女人，终其一生，也从未忘记自己曾经的工人身份。

她人生最后的八年，独自居住在台湾七海寓所，思念家乡，怀念亲人，长期寡言已成习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身体出现状况，只能依靠轮椅，很少出门。但每年到慈湖谒灵，蒋方良从不缺席，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她仍然坚持前往。此时，她只能坐在轮椅上，默默地注视丈夫的遗像，一看就是40分钟。那种一往情深的眼神，让所有人无不为之落泪。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离世。在即将和这个世界分手时，向来寡言少语的她忽然问道：“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2020-12-06

来源：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张知本（1881年2月20日—1976年8月15日）字怀九，号龙甲，别名礼恭，湖北省荆州府石首县人，祖籍湖北江陵。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法学、政治学者。中华民国军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1881年，张知本生于湖北石首。父亲张特章是当地的学者、医生。五岁发蒙，自幼受到父亲熏陶，敬仰曾国藩等汉臣，后师从严赞庭学习。1893年，13岁时中秀才。1895年，张之洞于武昌办武备学堂，张知本作为年轻生员被保送入学，但因课程繁重又不堪军事训练，转投考两湖书院，和黄兴同学，受教于梁鼎芬、杨守敬等老师。1897年，赴京应科举，备取为知县，未应官，返回武昌。1899年，参加因反对俄国侵占东三省而爆发的学潮。同年从两湖书院肄业，官费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一年后转入和佛法律学校学习法律，师从梅谦次郎、中村进午等学者。1905年，经时功玖介绍结识孙文，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归国任教于广济中学堂，不久转任武昌官立法政学堂、私立法政学堂和法官养成所。

1911年夏，父亲过世，全心投入革命，任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与赵俨威等人同事。10月，参与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张知本被推举为政事部副部长，随后升任司法部部长。张知本迅速整备司法制度，12月协助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1912年，南北议和后，北京政府成立，张知本转往北京，因与袁世凯有矛盾而回到湖北，任江汉大学校长。1913年2月，作为国民党党员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同年7月，二次革命革命派败北，江汉大学作为革命派的根据地遭到封闭，张知本作为革命派因唆使学生而被追究，逃往上海。1914年回到湖北，任私立中华大学教授。

1917年7月，孙文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张知本赴广州参加，出席非常国会。其后，李书城在湖南省组织护法军总司令部，张知本任秘书长。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改组（大元帅制改为7总裁制），权限被削弱的孙文赴上海，张知本随从。1923年，张知本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知本参加，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议。张知本反对孙文的三大政策，和冯自由开展反共活动。其后，调往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负责陕西、湖北、湖南3省的党务。同年，任湖北法科大学校长

1925年3月，孙文逝世，张知本被视为同年11月在北京结成的反共右派西山会议派成员。实际上张知本虽对西山会议派的思想倾向予以支持，但对西山会议派领导人招其赴北京参加该派活动持消极态度。而且，中国国民党主流派听取情况时，张知本本人也否认自己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员。即便如此，中国国民党主流派仍认定张知本是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结果翌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居正、张知本等人共同作出开除党籍处分。

1927年春，随着上海法政大学再开，张知本仍任该大学董事兼校长。蒋介石掌权，武汉国民政府与其合流后的9月，张知本复归政界，任湖北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他与胡宗铎、陶钧及新桂系军官交流深入。10月，武汉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张知本任委员兼民政处长。他还任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长，湖北省党部改组后，任训练部长。11月，张知本在新桂系支持下，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28年5月，中国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张知本任该分会委员。1929年初，张知本代理主席。蒋桂战争爆发后，张知本也被卷入，被视为新桂系的一员。随着新桂系败北，张知本被迫下野，并且再度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事件后，张知本对蒋介石十分反感。下野期间，张知本作为法学家上海专心著作，翻译并刊行了《宪法论》、《社会法律学》、《宪政要论》等著作。张知本和王宠惠、董康、江庸被视为当时四大法学家。

张知本积极参加反蒋介石活动。1930年，出席了反蒋的北平扩大会议。1931年2月，胡汉民遭蒋介石软禁，在广州组织反蒋的国民政府，张知本参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各派大同结，张知本为此进行了交涉，各派和解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知本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张知本就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与蒋介石在民众训练的手法上有分歧，故辞任。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长，并兼任立法院宪法草案委员会委员长，张知本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同年8月，宪法草案完成。张知本的草案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限，蒋介石未予采纳，经蒋介石授意的另一位副委员长吴经熊的草案在1934年10月获得采纳。这激起了孙科及张知本的不满。

1935年11月，张知本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委员。翌年，任北平朝阳大学校长。1937年3月，兼任司法院秘书长，但仍将精力主要集中在朝阳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知本率朝阳大学避难，先后迁至长沙、成都、重庆。张知本负责朝阳大学期间，管理自由开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那里是“共产党之巢”，重点监视、控制（迁至重庆也是其中一环）。1942年，张知本任第一任行政法院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战后，张知本任苏浙皖敌伪产接收清查团团长。194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此外，还任国务会议法制审查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张知本被起用为行政法院院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国民党注定败北之后，张知本前往台湾。在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后来，还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作为法学家，任中国宪法学会及中国刑法学会理事长，后获授中华学术院名誉法学博士

1976年8月15日，张知本在台北市病逝。享年96岁。张大一，上海人，两岸相隔，他四处托人寻找祖父坟墓不成，在嘉义县前议长萧登标协助下，终在阳明山公墓找到祖父的坟茔，并于2016年1月20日由友人陪同到阳明山公墓祭拜。

俞大维（1897年12月2日—1993年7月8日），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交通部部长、国防部部长等职，在国防部长任内发生一江山岛战役、大陈岛撤退、金门炮战等重大事件。

1918年10月，俞大维赴美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留德期间，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课程，1925年，俞大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刊登在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上，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而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是华罗庚，两人日后成为好友。因兴趣逐渐转向弹道研究，嗣成为弹道学专家，也由此奠定对兵学之深厚基础。

1937年抗战爆发，俞大维指挥将沿海30余座兵工厂、钢铁厂、材料厂、及兵工技术单位以有限之人力、物力与兽力搬运，陆续西迁内陆继续生产，为抗战中国国防工业生产贡献卓越，1944年12月，调军政部常务次长，并兼中美联合参谋部中国代表，负责与美方代表魏德迈将军协商，争取美国军援，当时“阿尔发部队装备方案”，使国军36个师换装美式装备，即为此达成之建议。

1946年4月，参加国府、中共、美国代表之3人小组会议，协商战后还都事宜；5月，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5月16日，继俞飞鹏出任交通部部长，任内建立交通资料中心，全国铁道状况之自动化，以及邮政开办24小时服务等事绩尤为人称道。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准免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本职；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交通部长俞大维及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赴美国商讨援华事。1949年3月28日，蒋介石约见俞大维，“商谈组织与技术问题”。1950年1月，赴美养病。1954年，出任国防部长达10年，任内积极整军建设，促使国军成为一支现代化之部队，包含换装F-104星式战斗机的阿里山计划。1958年8月23日，经历金門炮戰，险些殒命。1965年初，因病辞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一职由蒋经国接任。1976年，被总统严家淦聘为总统府资政。

1993年7月8日，俞大维病逝，享耆寿96岁，并于台湾海峡完成海葬。1993年7月14日，俞大维获颁褒扬令。

俞大维家世十分显赫，名人众多，还跟许多知名家族结为姻亲。

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1895年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堂兄俞大纯，俞明震独子，曾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

堂侄女俞珊为女演员，与戏剧教育家赵太侔结婚，后离婚。

堂侄俞启威曾与江青同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第一任部长。

堂侄孙俞强声，是俞启威长子，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1986年叛逃美国。

堂侄孙俞敏声，是俞启威次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学者，社科理论界智囊。

堂侄孙俞正声，是俞启威三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主席。

二伯俞明观，1895年经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署湖南洪江县知县，不久病逝。

堂兄俞大绪，俞明观长子。

堂兄俞大经，俞明观次子。娶喻兆蕃五女喻麟，生二子俞启岐、俞启崇。

父亲俞明颐，曾以湖南试用道任“湖南武备学堂”总办、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湖南陆军小学堂（由“武备学堂”改制）总办。

母亲曾广珊为清末名臣曾国藩之孙女、曾纪鸿（曾国藩次子）之女。蒋介石景仰曾国藩，多次拜访俞家是为了与曾广珊闲聊。

弟俞大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并保送美国留学，临行前意外失足坠亡。

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弟俞大絜，在庐山牯岭疗养医治肺痨时病逝，年仅二十岁。

弟俞大纲是中国戏曲学家。

姊俞大缃，早亡。

姊俞大绚，嫁汪都良之子汪沛玉（与俞明震是同期翰林的汪贻书之侄儿），难产身亡，留一女汪忆慈。[22]汪忆慈之女郑培蒂是北京大学英语教师，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担任英语课主讲。后移居香港、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星岛日报》专栏作家。

妹俞大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彭基相的妻子。女儿彭鸿远（中央美院任教）嫁给曾宪涤（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曾昭抡的侄儿，即曾国潢的玄孙），育有一子曾念。

妹俞大𬘡亦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曾国藩弟曾国潢的曾孙）的妻子。

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育有一子傅仁轨。（迁移台湾时，钱思亮、钱复父子一家，同俞大维一家，均借住于傅斯年的台湾大学校长宿舍。）

妻：元配为在德国留学时娶的意大利裔钢琴教师，生下俞扬和几年后去世。续弦陈新午，陈寅恪小妹。长子俞扬和，离婚后再娶蒋孝章（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女儿）为妻。

孙俞祖声

次子俞方济

三子俞小济

姑丈陈三立是知名诗人，姑姑俞明诗。

表哥陈寅恪是知名历史学家。

表姐陈新午，其妻，生有两子俞方济、俞小济。

表侄女曾宪植，曾国藩弟弟曾国荃之玄孙女，曾昭和之女，前夫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

族弟俞大光，与俞大维共高祖，为电工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

俞大维一生喜欢读书求知。自幼从《公羊传》入手（春秋笔法），退休后以佛学为主，当他晚年，视力变差，已无法看书时，决定“读了一辈子书，现在要收摊了！”收摊就是不再读书了，但收摊可是有一套吓人的程序：他决定把以前念过的书，温习一遍，之后才不读书。俞大维决定每个月温习一学问，“邀请各类学问极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讨论”，他计划先温习天主教神学，请罗光主教陪他温课，接着还计划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温课，之后还有音乐、美术、哲学、数学、美学……，他不温习军事，因为那不是高深学问。

 

吴国桢（1903年10月21日－1984年6月6日），字峙之、维周，湖北省建始县人。中国政治人物，曾任上海市的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职，是塑造现代台湾的关键人物之一，亦以公开大胆地与蒋经国激烈争执而著称。

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凉水埠，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顺天府。1914年，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结识了周恩来、李福景等。自南开毕业后，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1926年吴国桢回国后进入政界，在夏斗寅任职期间，担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吴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长，时年29岁。1936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市。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令免钱大钧上海市市长本职，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市长。5月14日，经行政院战后第一次例会任命，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

1947年5月22日，吴国桢公布四项紧急措施，决对煽动罢工罢课者，予以逮捕究办。吴国桢从政颇为勤勉，并且与半数以上被捕的共产党地下人员进行谈话。194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派吴国桢为上海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3月9日，蒋经国劝吴国桢“不辞市长职”。3月18日，《上海晚邮报》报导，上海市长吴国桢坚决请辞。4月，吴国桢因目睹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而对上海前景失去信心，并身患疟疾，只得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准假一个月，吴国桢乃于4月17日携家属至台湾。5月1日，行政院第五十七次会议议决：准上海市长吴国桢辞职，任命陈良为上海市长。一个月后，解放军攻占上海，吴遂定居台湾。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原因。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北。12月15日，美国建议将陈诚换成吴国桢，蒋中正遂任命吴国桢接替军人出身的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12月16日，蒋介石有条件任命吴国桢全权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不干预省政府的任何事务，故蒋渭川为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任显群为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彭德为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陈雪屏为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徐庆钟为委员兼农林厅厅长；同时也任命吴国桢兼台湾省保安司令。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1950年1月，吴国桢在一场由蒋介石召集三军将领的会议中，提出应严禁军队走私，并将矛头直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桂要求吴拿出证据，吴随即将海军走私材料递呈蒋介石，并称已逮捕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长钟山以及舰长周齐荣。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台湾当局，并给予美援，吴国桢地位不再重要，与蒋经国及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

1952年，台湾第二次市县长和市县议会的选举在即，吴国桢在台北建立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此举引发蒋氏父子高度不满。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介石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1952年复活节当天，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和仆人吃饭。一出门，就看到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帽松动，几遭不测。 1953年4月3日，吴国桢几乎被刺客杀死。4月10日，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5月24日，吴国桢夫妇得到邀请前赴美国讲学开会，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除了吴的次子吴修潢必须留在台湾作人质，吴的全家都前往美国。1954年，当他的儿子离开台湾后，吴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存在的严重问题。同年，吴在杂志《Look》上发表文章“你的钱正被用来建造台湾的警察国家”。

1954年2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免职，蒋氏父子决定乘机削除“政学系”势力。吴国桢和张群、王世杰等人都过从甚密。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贪污套取巨额外汇的传闻，台湾报纸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社论；1954年2月9日，吴国桢在台湾大各报刊登启事驳斥谣言：“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侪于人类。”并且公开批评政府“一党统治”，批评救国团、情治单位及蒋介石独裁，并指出台湾当时政治的六大问题：一党专政、军队政战部门、特务问题、人权问题、言论自由与思想控制。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文中指称目前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30－40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美国著名报刊《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并称“国民党之经费，非由党员之捐助，乃系政府，即国民之负担，这种国库通党库做法，除共产集权国家外，实为今古所无。”

针对吴国桢公开批评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时任立法院院长张道藩曾三度向行政院提出三次质询批评吴国桢，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列举吴国桢十三条罪状；但证据明显不足，仅用“据说”、“据闻”、“据报”等不确定的字眼。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吴国桢写了三封信给蒋介石，逐条驳斥对他的诬蔑。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会妨碍台湾进步。3月17日，国民大会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除撤免吴国桢政务委员职务并依法究办，蒋介石总统同日发布“总统令”称：“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藉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多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八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澈查究办，此令。”[16]将吴国桢撤职查办，并开除吴国桢的中国国民党籍。吴国桢还公开声明要蒋给他扣留在台北的儿子吴修潢发护照，“如你30天后仍坚持拒发，我将被迫采取其它行动。”蒋介石无奈，命外交部补发吴修潢护照。吴修潢三个月后到了美国。

吴国桢一连串的动作让同在美国的胡适终于按捺不住。1954年8月3日胡适去信给吴国桢，信中以最严厉的字眼谴责吴国桢，批评吴“没有常识，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几天后（7日）吴国桢回信胡适，吴国桢表示：“我后悔的是我在过去许多次向道德考虑以外的其他影响力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决定只根据道德考虑从事，不顾其他。如果我过去犯了错误，那因为我以前太软弱，而我的确现在正努力不再软弱。”，接着两人在美国大打笔仗，胡甚至痛骂吴是“道德的懦夫”。8月16日，胡适在美国《新领袖》杂志以英文发表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内容提到“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进一步批驳吴国桢的观点。有人推断胡适在美国批评吴国桢是在作“奉命文章”，“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当时台湾的自由派人士殷海光反而支持吴国桢。1955年，人在台湾的殷海光去信胡适，提到台湾状况，胡适回信说：“台岛情形，我岂不知？”同样在台湾的雷震写信给胡适：“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这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

“吴国桢事件”告一段落后，吴国桢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阿姆斯特朗大西洋州立大学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在美国期间，吴国桢著有各种著作，其中包括详细分析中国神话与早期历史的《中国的传统》一书。

1984年6月6日，因心脏病病故于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寓所，终年81岁。死讯传到台湾，再次引起极大震荡，《雷声》、《夏潮》等刊物借机大做文章。作家刘宜良生前一度有意撰写“吴国桢传”，但是尚未动笔，刘宜良便被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授意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董桂森、吴敦等人暗杀于旧金山，人称江南案。

1928年，吴国桢在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结识汉阳铁工厂技师长黄金涛之女，毕业于上海晏摩氏女校的黄卓群。1931年在汉口结婚。吴国桢与黄卓群育有二女二子：吴修蓉（Eileen）、吴修惠（Edith）、吴修广（H.K.）和吴修潢（Sherman） ，次女吴修惠嫁给厉鼎毅，是著名物理学家。2002年黄卓群去世。

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吴国桢结识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夫妇。当上海局势不稳时，吴国桢将两个女儿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麦考密克家。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男，四川省重庆府合州（今属重庆市合川区）人，中国爱国企业家，社会改革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北碚的开拓者，他领导了1938年的人员物资自武汉、宜昌向四川的大转运。他是工矿团体西区选出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辑

1893年4月14日生于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上完小学即辍学。 1910年，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1926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并持有重庆天府煤矿三分之一的股份。1940年就任中华民国全国粮食局局长。

• 北川铁路
  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成为了四川的第一条铁路。
• 天府矿业公司
  1933年，卢作孚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使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不断加强，产量大大提高，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供煤量达45%。
• 三峡染织工厂
  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 中国西部科学院
  即现重庆自然博物馆。1930年3月，卢作孚派人打菩萨，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物品。随后，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 峡区地方医院
  即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又名民生医院。卢作孚1927年用旧庙作院址，“创办一个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民治疗疾病”而创办，抗战时期为江苏医学院。“情系民生、追求卓越”为办院理念。1936年，卢作孚主持峡区举办了敬老会，旨在“提倡健康的人生”。
• 《嘉陵江》报
  1928年3月4日， 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省内外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卢作孚以“努力的同人”的名 义，在《发刊词》中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 到太平洋……”由于白话浅显易懂，编辑简明扼要，新闻素材丰富，专人派送发行，时效性强，受众广泛，该报很快就改为两日刊。1931年1月改为《嘉陵江日报》，赢得广大读者喜欢。

建设北碚

 

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被喻为“北碚之父”。

• 北碚花园城的雏形
  卢作孚文选载：“北碚面临嘉陵江，高出江面八丈以上，然而是要被洪水淹没的。后面被一条溪流围绕著，中央高而周围低，每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市场的人无法逃避。最好是将溪流填了起来与北碚一样平，作人们逃避的道路，而且增加现在无法发展的市场一倍以上的地面。”据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著文说：“父亲依靠全体民众的辛勤劳动，环绕北碚后面的一条很深的溪流填筑起来了。北碚市区的面积也成倍地扩大了。父亲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
• 兼善中学
  1930年秋，卢作孚所办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开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诠释了“兼善天下”的办学理念，立校训“舍得干，读兼善”传承至今。当时，兼善中学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筹实业，既是培育学生的劳动基地，又坚持了自力更生地办学。
• 重庆北温泉 北碚公园
  1927年，卢作孚一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的南宋初建的温泉寺创办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1927年底开始，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青年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平民公园，即现北碚公园。
• 北碚图书馆
  “创办一个图书馆，供给近的人们到馆里读书，远的人们到馆里借书。”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利用大家捐赠的四百本书，办起了峡区图书馆，即现在的北碚图书馆，人们亲切地称“红楼图书馆”。
• 北碚体育场
  1927年8月，卢作孚在北碚鞍子坝租了一块土地，著手建体育场，于第二年建成，命名为“北碚体育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卢作孚主持峡防局在这里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专案最多、参加面最广的“嘉陵江运动会”，来自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和北碚共38个单位及社会团体的1161名运动员踊跃角逐。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蒋介石政权要求要他到台湾继续他的航运事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动员他北上投靠新政权。最终卢作孚在中共地下党的说服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带着他在香港的船队投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政权签订了公私合营的协议。

1950年6月，卢作孚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共领导见面。同年10月回到重庆，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初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民生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财务逐渐陷入困境。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号在丰都触礁沉没。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卢在一张草纸上留下遗嘱：

1. 妻子蒙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
2. 民生公司股票退还；
3.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
4. 借公司的家具归还。

 

四大家族概念的产生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19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瞿秋白和老毛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

之后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文人之一的陈伯达的在内战(解放战争中)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向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公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公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着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至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当年的中国政策确实是失误了，当年面对国民政府溃败坐视不救，1946年还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之后终于在朝鲜接受了教训。

这些论点直到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不过随着90年代胡佛档案馆内关于宋子文的秘密资料的界灭，该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1，蒋家

孔令仪：宋美龄遗产只有12万美元

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

孔令仪说，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中国大陆方面保存。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

这个文章显然是爆炸性的，自然不能让一些人满意。台独一派随即胡言乱语地攻击宋美龄有不少巨额的固定资产，什么运到美国的财产有97箱之多(据当时蒋家老家人回忆：这几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随行人员的行李，以及一些台湾土产和礼品)。实际上所谓的蝗虫谷地处纽约长岛，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蝗虫谷的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这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还是相当低廉的。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成为台湾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

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蒋方良1992年会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候，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时就回答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2，陈家

陈果夫：潦倒而死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

陈立夫：养鸡为生

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

3，宋家

宋家和下面的孔家的情况比前面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

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到了最近随着二位老夫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

这些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是绝不可能作假的。

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二十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是与以前被攻击为世界首富之称是没有法子相比的。

还有一些关于宋子文晚年私人财务的资料。据说宋子文到美国以后曾经做过一些金融股票的投资。不过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动荡，宋子文虽然是经济老手也马失前蹄过，投资中有过一定的的损失。资料显示，为弥补炒股的亏空，宋子文曾将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万美元的价格向银行抵押(号称美国第一大街的第五大街的房子才抵押28万美元，可见宋老当时经济之困难。

总之，宋家在美国算是富人或者说是中产阶级，但是这种程度的富翁在美国随处都是，根本没有什么稀奇。

4，孔家

可以说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

1933 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 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 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二年那，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

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人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

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

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美国后来在抗战结束以后采用大量军用垃圾(所谓的剩余物资)冲抵)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

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大家可以看到，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到了一战期间又通过卖给欧洲交战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大赚了一笔。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

到了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孔家现在在美的财产却是也不少，主要都是孔家长子孔令侃早年精明的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所得。早在佛罗里达迪斯尼世界未建之前，他就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附近的不少廉价土地，到五十年后的1997年就卖出了20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捐给周边的学校及医院。而纽约蝗虫谷的孔宅在宋美龄死后也只拍卖得到300万美元。不过孔家也不算是巨富一类。

当年杜鲁门政府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之后由于压力实在过大，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

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网文：一读者推荐）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祖籍原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出生成长于原宝庆府武冈州山门，清末民初政治家、军事家，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后来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以维护宪政，被誉为护国大将军与护国军神。

清朝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1882年12月18日），蔡艮寅出生于原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大坝上。父亲蔡政（字正陵），祖籍原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太平天国战乱时随蔡锷祖父移居原宝庆府武冈州山门。母亲王氏，原宝庆府武冈州山门柑子塘人。

蔡艮寅6岁入私塾读书，10岁能文。12岁师从樊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湖南学政江标赴邵阳举行院试，未满14岁的蔡艮寅的文章获得江标赏识，遂补为县学生。14岁时，蔡艮寅又应岁试，名列一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5岁的蔡艮寅跟随樊锥赴秋闱（乡试）。经督学徐仁铸推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长沙的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受到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赴上海，入南洋公学，旋于同年（1899年）应梁启超之召，利用时任工部右侍郎袁世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给激进民主人士的一千大洋遣散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政治哲学，并且补习普通科学。在校期间，曾以笔名“孟博”、“奋翮生”，投稿于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不久，改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和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唐才常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更名“蔡锷”，再赴日本。在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明治三十六年（1903）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第3期（同期日本学生为第16期）骑兵科学员，同期有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及中国留学生95人（其中步兵科蒋百里、工兵科张孝准）。毕业于三十七年冬（1904年）10月24日。

光绪三十年（1904年），蔡锷毕业归国。1904年12月，获江西巡抚夏少非聘任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称江西材官学堂监督。1905年2月，任湖南教练处帮办、湖南武备学堂教官、湖南兵目学堂教官。同年8月，赴广西省，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同年9月，兼广西巡抚部院总参谋官，10月兼任广西测絵学堂堂长。1907年2月，广西陆军小学堂创立，蔡锷兼任总办。同年3月，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1908年4月，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1标标统。1909年（宣统元年）2月，任广西龙州的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后改任监督。1910年7月，任广西混成协协统。

1911年7月，蔡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同云南省的革命派人士李根源、唐继尧决定举兵响应。10月30日，蔡锷在昆明举兵发动重九起义，将云贵总督李经羲逮捕，掌握了云南省大权。

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戴为云南都督。蔡锷随即改革云南的军事、政治。他清廉与果断的政治姿态使省政面目一新，结束了省内的混乱，成功掌握人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继续担任云南省都督。

1912年（民国元年）1月27日，蔡锷成为统一共和党总干事。同年8月，脱离统一共和党。1913年（民国2年）5月29日，蔡锷成为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兼湖南支部长，不久便辞任。但是，此后蔡和梁的关系极为密切。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蔡锷支持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害怕各地方势力坐大，乃将各地方都督召到北京，进行笼络并监视。同年10月，蔡锷入北京，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

1913年（民国2年）10月，蔡锷出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5日，任行政会议议员。1914年（民国3年）5月1日，任参政院参政。同年6月，获授将军府昭威将军。7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5年（民国4年）11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回到云南。12月25日，唐继尧发表云南省独立宣言。同时组织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第2军总司令李烈钧、第3军总司令唐继尧）。护国战争爆发。而后从张玉法的中国近代史称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护国三杰”，以后如薛化元、李守孔等史学家亦从之。

1916年（民国5年）春，蔡锷率2万人的护国军第1军在四川省的泸州、纳溪（今泸州市纳溪区）一带击败了8万人的北京政府军。随后，广西省的陆荣廷发表独立宣言，并派陈培坤率桂军出兵湖南，在5月6日至5月19日进行的武冈衡阳战斗中，决定性的歼灭湖南的北洋军。不久，袁世凯便取消帝制。1916年（民国5年）5月8日，蔡锷出任护国军军务院抚军。袁世凯逝世后的1916年6月24日，蔡锷获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益武将军。7月6日，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时任国务总理的段褀瑞，更曾以职位相让，力邀蔡锷北上。蔡锷因患结核病，赴日本福冈市接受治疗。同年8月7日，蔡锷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务。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今九州大学病院）逝世。享年35岁（满33周岁）。国会议决为蔡锷举行国葬，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得到此待遇的第一人。1917年（民国6年）4月12日，国葬在湖南省的岳麓山举行，蔡锷墓至今犹存。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更以“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为挽联。民间称蔡锷为再造共和第一人。

评价

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惊悉蔡松坡八日逝世，昊天不吊，丧我元勋；克强既殂，松坡又逝；人亡国瘁，薄海同悲；东望扶桑，悼痛何极。所有饰终典礼及灵榇回国办法，已饬院迅速议行”、“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著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

中华民国参议院：“得蔡公松坡噩电，痛哭失声，罔知所措。公为共和再造之元勋、民国伟人、天南一柱，大星崩陨，全国震惊。望瀛海以昭魂，念丰功而增恸。谨于本日大会议决休会一日，并下半旗以致哀悼。”

中华民国众议院：“顷得噩耗，本院同人佥以先生玄黄，再造志决，身歼夺国命之所依，胡天心之太忍。除本日休会志悼并另期开会追悼外，特先电唁。”

《中华新报》：“光复民国伟人”

《申报》：“松坡虽死，而其对中国之心仍未死也！”

《时事新报》：“独先生仗剑而起，提滇中数千之师，以当袁军数万之众，而能克叙州、下纳溪、冲泸州，使袁军胆落天下之人，因此知袁军不可畏。袁氏百胜之威，先生以一朝挫之，共和之局，因以再定。凡兹所述，乃其荦荦大者，其他利国福民之事，尚悉数难终。若夫艰巨之任，则争居人前；权利之来，则愿居人后，其谦光之德、有容之量，尤为并世所罕见。故先生非独国家之干城，抑亦军人之模范也。” 

家庭

蔡锷共有一妻一妾，育有二子四女，其中两个女儿早夭，其他二子二女长大成人。其妻刘侠贞育有三女，一女成人。其妾潘蕙英育有一女二子，均成人。

妻：刘侠贞，长女：蔡铸莲，次女：蔡福莲（早夭）四女（早夭）

侧室：潘蕙英，三女：蔡淑莲，长子：蔡端生，次子：蔡永宁

逸事1915年底，在北京的蔡锷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因周围有袁世凯派人监视，所以表面拥护袁世凯称帝。实际上蔡锷先将母亲和家眷分批安排送离北京，随后经周善培策划，整日在市场、戏院、八大胡同妓院游荡，并假装迷恋妓女小凤仙，以麻痹袁世凯，使袁世凯减少了对蔡锷的监视。一个月之后，蔡锷装病，先入北京的日本医院，然后串通医院出具证明书，要蔡锷赴天津治病。经梁启超帮助，蔡锷随即潜逃出北京，赴天津。后来，蔡锷取道越南回到云南。于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小凤仙之母为偏房，受正妻排挤，离家早亡，小凤仙随奶妈四处漂流，以卖唱为生。许姫传所记1951年小凤仙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年仅15岁，“那时常听他（指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实际上蔡锷在北京密谋反袁世凯时，知情人及协助者为其侧室潘蕙英。小凤仙既不知情，也未参与蔡锷逃走之事。

蔡锷在世时，1916年春出版的杨尘因所著章回小说《新华春梦记》中，最先将蔡锷与小凤仙写成知音。但是，张冥飞在这部书的尾批中称：“松坡……自污使老袁不以为虑耳，非真有爱于小凤仙者也。即使真爱小凤仙，亦决不肯以心腹事告之。”并明确称：“作者如此写来，乃是别有用意，阅者勿谓真有其事也。”此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蔡锷和小凤仙被虚构并演绎成一段爱情故事的主角。

蔡锷逝世后，各种报刊随即刊登了一些托名小凤仙的挽联、悼文，实际上都是各地好事者所撰写，与小凤仙本人并无关系。比如衡州的王血痕等人就是这样的好事者。上述各种挽联中，有一些流传较广，比如“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如“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说：“这是好事者一种通性，总想英雄儿女配合一起，传为佳话。”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述，1910年蔡锷在广西教练新军，其处事不公，先是包庇舞弊违规考入桂军学堂学习的湘籍学生（清廷规定各地新军应为本省人），后又在桂军学堂（因经费不足）考察学生以决定学生是否能留读时以偏袒的手法（考诗词文章，而非兵法或军事学）再次包庇文学水准较高的湘籍学生，引得桂籍学生（李宗仁、白崇禧等未来的名将均在此列）发动学潮，进而与得知此事的广西士绅联手将其驱逐，而蔡锷带至广西学堂的湘籍教员也因此离职。

蔡锷与蒋百里同庚，并且为莫逆之交。

纪念

挽联

孙中山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挽松坡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祭蔡松坡文》：“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

康有为挽蔡锷联：“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纪念设施

蔡锷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蔡锷公馆，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

蔡锷故居，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原名蒋河桥乡）蔡锷村。

蔡锷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蔡锷于1913年11月至1915年11月居此。

松社，1918年梁启超等人为纪念蔡锷在上海成立。

松坡图书馆，1922年在北京的松社成员决定筹建松坡图书馆并设蔡公祠。在北海公园快雪堂院内设松坡图书馆第一馆，在小石虎胡同清右翼宗学旧址设松坡图书馆第二馆。1922年，松社成员推举梁启超为馆长。1923年11月图书馆成立。第二馆在1924年6月开放，第一馆在1925年10月开放。1929年，第二馆并入第一馆。后来，松坡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

蔡公祠，1922年在北京的松社成员决定筹建松坡图书馆并设蔡公祠。民国十二年（1923年），将北海公园快雪堂改为蔡公祠，以纪念蔡锷。快雪堂院落内的澂观堂为松坡图书馆阅览室，浴兰轩为藏书室，快雪堂为蔡公祠。

蔡公祠，1919年在云南昆明南校场（今宝善街段，位于现云南省京剧院宿舍大院内）建蔡公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拆除。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又字鹤卿、民友、孑民，号隺庼，小名宜哥，小字意可，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25岁成进士，被点翰林院庶吉士，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他也是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四一二事件时领衔发表《护党救国之通电》，要求清党。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手定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学术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础。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即今绍兴）。元培祖父蔡嘉谟在当地经商，并且有七个孩子。长子蔡光普为地下钱庄经理，也就是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字耀山，对人十分厚爱，与周氏结婚，育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蔡元培一生凡三娶。1889年3月与元配王昭（仲明）结婚。1900年，王氏病逝，翌年续娶黄世振（仲玉）。1921年1月，黄氏病逝。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周氏于1975年8月病逝。他们共有五子：蔡阿根、蔡无忌、蔡柏龄、蔡怀新、蔡英多；二女：蔡威廉、蔡睟盎。

蔡元培6岁入读私塾。11岁丧父后，由曾经念书的六叔蔡铭恩（茗珊）指导学习《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等。

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取秀才后，开始博览群书。

1884年，18岁的蔡元培设馆教书。

1885年，到杭州参加乡试。

清光绪16年（1890年）庚寅恩科贡士，因故未参加当年殿试，光绪18年（1892年）壬辰科补殿试，中二甲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后，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和西学，同情维新派。

1898年秋（清朝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杀害了他所崇拜的谭嗣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市第一中学前身）总理，提倡新学。1900年秋，因不满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来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传播爱国民权思想。次年在上海与章炳麟、蒋智由、叶瀚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会长。同年秋创办爱国女学，组建爱国学社接收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由于爱国学社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引发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后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中国学生遭受无理压迫，愤而伴送被放逐的吴稚晖等归国。1904年2月，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倡导革命。

1904年11月，蔡元培与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密谋武装起义。次年加入同盟会，藉学校和报纸培植革命力量。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到德国留学。在柏林一年学德语，1908年秋，在莱比锡大学研究了3年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应陈其美来电催促，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天就任命蔡元培作教育部长。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确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派专使迎接袁世凯来南京就任，蔡元培任“迎袁专使”，另有欢迎员八人，包括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和唐绍仪一同前往北京。27日，蔡元培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次日袁世凯开茶话会，表达南下愿望。29日夜，驻扎北京曹锟所部陆军第三镇发生兵变，肆意开枪放炮，沿途挨户抢劫，金银点十室九空，蔡元培等人驻地也遭抢劫，损失了部分行李文件等物，个别欢迎员走失。蔡元培次日早餐移居六国饭店以防不测，后致电南京等处报告所有欢迎员平安无恙，并向孙中山报告相关情况，并要求返回南京面陈各项事宜。4月，蔡元培与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苦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同时，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校。同年，蔡元培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教育制度，任上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辞职。

1913年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蔡元培在法国与汪精卫比邻而居，期间袁世凯、克定父子透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精卫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1915年汪精卫回国后将子女托寄给在波尔多的蔡元培照看。蔡元培还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

1915年与李石曾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与吴玉章等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敦聘专门学者，提倡自由主义的科学研究。组织进德会，挽救奔竞和游荡的旧习。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北大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他还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终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由于延聘和支持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辜鸿铭等人任教讲学，使北大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而且由于他们这些教授作为或激进，或左倾，或保皇等不同思想的代表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五四运动中同情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7月，蒋梦麟答应代表蔡元培个人，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暂主北大校务；9月，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学主持一切，蒋梦麟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法国，委蒋梦麟代理校务。1921年11月，蔡元培同意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07年自费留德，他在驻德使馆中兼职，还担任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由于没有柏林大学要求的中学毕业证，1908年转投莱比锡大学读了三年书。因为辛亥革命才在1912年回国。

1915年参加德法勤工俭学（Work-Study program）项目，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一职。

1920年初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李石曾任董事长。1920年冬在里昂设立分部，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任校长，资金由中法双方共同筹集，后来1924年获得法国以庚子赔款退款捐助，此校到1946年结束，前后有131人获得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

1923年1月，因为愤慨于当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的不称职无耻，辞职又去漫游欧洲。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到德国求学，专攻民族学。

1926年2月回国，参加中国国民党主持的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监察委员20人，仅到8人，不过半数），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会议，策划清党。4月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蔡元培等人一同辞职与蒋前往上海。后任代理国府主席。12月1日，蔡元培在上海大华饭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上担任主婚人。当年还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复出：“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1927年，蔡元培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0月任为首任院长。除仿效法国大学院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外，在这期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成立国际出版品交换处。11月27日和萧友梅于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即现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音乐院校。

1928年于杭州西子湖畔创立国立艺术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美术学府。林风眠为首任院长兼教授，并聘任潘天寿、方干民、吴大羽等人担任教授。学院参照外国美术学院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初设立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研究部和预科，后又增设建筑、音乐专业。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并在新文化的激越浪潮中创办国立艺术院。在1928年4月9日补行开学式的讲话中，他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在1928年大学院制订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在他看来，“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

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

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0月以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大佬”在上海劝说李济深前往南京调停，结果李济深遭到蒋介石扣留，使蔡元培十分气愤，开始疏远南京政府。

1928年8月，蔡元培举家南下，定居上海，先后租住多个地点。最初租住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升平街243号。约在1930年租住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2-44号）。1933年租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52号。1937年10月移居海格路175号（今华山路303弄）16号。一个月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30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上海与杨杏佛、胡适、曾孟朴、叶恭绰、宗白华、徐志摩、戈公振、谢寿康、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唐腴庐和郭有守等14人发起中国笔会，蔡元培出任首任理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12月15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遭北平前来请愿的学生（含北大学生）绑架，并遭殴打致伤。1932年12月，与宋庆龄、鲁迅和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拥护国共合作。他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和陈望道等100多人在上海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对马克思表达敬意，严厉抨击了中国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1936年，与陶玄、张静江和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创办世界学校，实行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学生从小培养成出国留学及有用的人才。

1937年11月27日，由庄长恭、丁燮林2位研究员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妻周峻（养浩）和子女在12月29日也到香港。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圣约翰座堂）举行美术展览会。宋庆龄邀请他出席并且公开发表演说。时任港督为罗富国爵士。

1940年3月3日，年迈的蔡元培于寓所失足跌倒。3月4日便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3月5日病逝，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其著作辑有《蔡元培选集》。

蔡元培两次留德，从而学到了贯穿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政治不可染指研究，大学独立之精神。

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故居

绍兴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该处始建于明代晚期，是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北京蔡元培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原门牌33号），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蔡元培于1917年至192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寓居于此。

上海蔡元培故居位于上海市华山路303弄16号，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1937年蔡元培入住。现三楼设立为“蔡元培实物馆”，展出众多珍贵文物。此处是蔡元培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

除了教育和美学方面之外，蔡元培在民族学方面亦有作出贡献。他的梦想之一是撰写《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1892年春，蔡元培赴京殿试。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18年发表北京大学校长启事，广泛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供研究之用。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1. 广西凌云瑶族调查研究
2. 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
3. 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研究
4. 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
5. 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
6.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

评价

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自蔡元培开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1940年3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学者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

张昌华在《百年风度》认为，蔡元培不仅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而且一生生活清苦，经常举债度日，如果稍有余钱，即款接亲朋、周济寒士。晚年流寓香港，目疾已重，常向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借大字本书阅读。精神重压，物质匮乏，使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死后无一间屋，积欠医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之费用，由王云五先生代筹，足见其一生清廉，令人无限缅怀。

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中国大陆对蔡评价两极，有人认为其与四一二事件有涉。

纪念

北京大学2006年起设立蔡元培奖，表彰为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北大教授，2008年之后改为每五年颁发一次。2001年，设立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并以元培计划实验班的名义，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开展通识教育；2007年，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正式成立。

香港浸会大学其中一个学生舍堂命名为“蔡元培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以纪念蔡元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而蔡元培堂一众旧生及宿生，希望在国内发扬蔡先生的教育理念，于2007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阳东县成立全国第一所“蔡元培学校”。

台湾中央研究院设立一座蔡元培纪念馆，以纪念第一任院长蔡元培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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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清末民初思想家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一作梅叔，以紀念西漢辭賦家枚乘。後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学大师、民族主義革命者、中華民國國語設計者、中國醫學院首任院长。

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學家传。1880年，十三歲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處啟蒙。據他自己回憶，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讓他閱讀《东华录》，了解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的事。1883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奉父之命參加童子試，但因病未能赴試，遂放棄功名。隔年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過未獲回音，隨後在家自學。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捐款予維新派強學會，與康南海、梁啓超通信。1896年，梁啟超和夏曾佑派葉浩到杭州請章太炎來上海任《時務報》主筆。他擔任主筆不過四個月便因反對孔教，發生與麥孟華等人「拳毆」之事件。此後回到浙江，與較為穩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來。1898年春，曾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辦《正學報》，但未出刊便辭謝離去。7月，到上海參與汪康年所辦的《昌言報》。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避地台灣，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1898年12月4日，避禍流亡到當時為日本統治的台灣台北，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人館森鴻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文中並推崇延平王鄭氏，貶抑降清將領洪承疇、李光地，反映章氏雖厠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在台亦參加玉山吟社的唱和，與法院長水尾晚翠、報館主筆籾山衣洲「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章氏寫給大眾閱覽的文字轉變為通俗的文筆，曾做為張我軍鼓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由之一，台灣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時，新舊雙方各執章氏文字風格之一端以彰顯己方立論的正確性。

1899年六月前往日本本土，在京都、東京活動，認識孫文，不久後回中國，擔任上海《亞東時報》主筆。1901年，至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宣揚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蘇巡撫恩銘注意。

1899年5月，東渡日本，借住於橫濱梁啟超處，並結識了孫中山。7月，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結識唐才常。此時章太炎之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由梁啓超題簽。他認為當時所有的時弊都是滿洲統治造成的，故立憲革命並不能解決問題；故對宋恕說：“當前不可苟效立憲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當除胡虜而自植”。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趨新之士大夫嚴復、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張園組織「中國議會」以挽救時局，並策劃自立軍起義，章太炎應邀參加。在會上，章太炎反對光緒帝復辟，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但章氏仍與康、梁等人保留着聯絡。

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调解孫文与康有為二派的关系。三月計劃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支那亡國」意指南明永曆帝政權的滅亡，預定的舉辦日期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但是紀念會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壓下被禁止。这时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上海后，重新改定《訄书》，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且常于《苏报》发表文章。

1903年，发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刋于6月10日的《苏报》內，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判刑，入狱三年。在入狱期间，章太炎亦笔耕不辍，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寫論文，又著《癸卯狱中自记》，内文有“上天以国粹付余”，是“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狱，由同盟會迎往日本東京，担任《民报》主笔。由於梁啟超在《新民丛报》主張立憲，反對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駁，与梁啟超论战。此时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定“国号”之功。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1907年，因《民報》經費問題與孫文有矛盾。四月，章太炎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開始，為留學生開設講座。10月，《民報》因宣傳中國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報》復刊及籌款等事，與孫中山發生衝突，章太炎指復刊之《民報》不合法，並攻擊孫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於東京重組「光復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與同盟會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繼續在東京講學，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東京，他即中斷講學回國，11月15日，抵達上海。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來源請求]，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孙文聘任章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梨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但遭袁世凯软禁，后又被袁世凯爪牙污蔑为精神“瞀乱”，于1914年1月7日被移押至龙泉寺内居住。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恢复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孫中山，反對南北議和。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評蔣介石改換國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迴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俞曲園因太炎提倡排滿革命，曾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謝本師》一文，收入《訄書重訂本》，又有《俞先生傳》，收入《太炎文錄》。但太炎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一本曲園師承，絕非自立門戶。

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乃依漢字偏旁创造「紐文」「韻文」等記音符號，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1914年，由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周樹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中華民國國語的標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章太炎一直不肯相信殷墟甲骨文真的是古文字，认为龟甲不可能在地下埋藏数千年而不朽烂。他在《国故论衡》中写了一篇《理惑论》，是专门抨击金文和甲骨文的。讲到龟甲文时，他说：“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者信以为真，斯亦通人之蔽。……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在其遗著《甲骨学六十年》中亦曾论及此事，说“章氏小学功深，奉《说文》为金科玉律。不容以钟鼎甲骨，订正《说文》之讹误”。

章太炎精通醫學，著有《霍亂論》、《章太炎醫論》（原名《猝病新論》）。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主张社会主义，与片山潛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进化论及现代文明，撰写了《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等著作。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被迫寫“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口中猶罵聲不絕，以粗話辱袁。据说，袁極為生氣，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時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太炎有一致胡適之的白話文書信，抬頭刻意寫曰：「適之你看」，蓋直譯舊時信函「某某大鑑」之體也。

受劉歆《七略》的影響，以《國故論衡》中《原學》等篇為代表，章太炎主張「九流皆出王官」說，而後來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提出相反的意見。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說：“人之娶妻当饭喫，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做媒人，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禮當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時大窘。

章太炎素惡伍廷芳，伍離世後，其子伍朝樞過上海，特地拜謁過章太炎，章對伍廷芳有多番譏諷，譬如將其比作春秋時狼狽逃難過昭關的伍子胥。而對話不歡而散後，章次日又遣人給伍朝樞送上輓廷芳之聯：「一夜變鬚眉，難得東皋公定計；片時留骨殖，不用西門慶花錢。」

章太炎逝世的時候，只願以五色旗覆蓋棺木，不承認青天白日满地紅旗。

章太炎逝世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章太炎被當作法家體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發掘，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並「解放」了一批學者，編輯了若干章太炎詩文、著作的選本和注釋本。這一系列工作，雖然受到政治風潮的影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1980年代以後編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學研究的人員基礎。

弟子

東京時期：錢玄同、許壽裳、朱希祖、黃侃、汪東、沈兼士、马裕藻、龔寶銓、陳寅恪、周樹人、周作人、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

北京時期：吳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蘇州時期：龐俊、沈延國、徐復、朱季海、王仲荦等

家庭

1892年，23岁的青年章太炎，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育有三女。1903年，王氏病故。

1912年，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在在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章公开刊登征婚启事，择偶条件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后经过蔡元培介绍，1913年，44岁的章太炎与时年30岁的浙江人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过于兴奋，把皮鞋都左右穿反。

章太炎夫妇育有二子。

长子章导（1917年—1990年，母汤国梨），经前国务总理李根源介绍，曾娶苏州尚书第彭氏长女彭雪亞为妻，后离异。共成婚二次，婚生子女五人，非婚生子女三人。

章念祖

儿子五十余岁，刚结婚未有子女

章念辉（女）

章念驰，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女儿

章念靖（女）

章念翔

女儿

次子章奇（1924年—2015年，母汤国梨），单身无子女

女儿

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三個女兒到了適婚年齡，都沒人提親，因為想提親的人不懂讀她們的名字，不敢提親。章太炎得悉此事後，在宴會中「無意間」說出她們名字的唸法，三個女兒的婚事才不至於因為「不會唸名字」而耽誤。

長女，章㸚（止也。系也。「㸚」，拼音：li4，南京官话：li，中古擬音：leh，郎計切，音同「戾」，1893年—1915年，母王氏），字蘊來，丈夫龚宝铨，无子女。1915年9月，自缢死，章太炎为女兒写了一篇《亡女事略》。

二女，章叕（聮也。「叕」，南京官话：zho，中古擬音：tryet，陟劣切，音同「輟」，1897年—1992年，母王氏），随章太炎长兄章籛生活

三女，章㠭（展古字，1899年—1973年，母王氏），丈夫朱铎民（镜宙），一女

四女，章㗊（衆口也。「㗊」，南京官话：zä，中古擬音：crip，阻力切，音同「仄」。《字彙補》又說是“雷”古字。）。

主笔刊物：《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評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鲁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強調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

纪念太炎文学院

章太炎故居，位于今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章太炎出生地

章太炎旧居，位于苏州市锦帆路，章太炎逝世地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国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鉢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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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天津市人，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

生平

1904年，15岁的梅贻琦初入天津南开学堂（其前身是由严范孙创办的“严氏家塾”，当时称“私立中学堂”，后又曾改称“敬业中学堂”），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学生。

1908年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生（首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考得第六名（总分834分，平均分75.11）。

1911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电机工程，1914年夏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获美国Sigma Xi荣誉学会 嘉奖（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制度，获奖者由各大学推荐，奖品为一金质钥匙，故称“金钥奖”）。

1914年回国在天津青年会工作，1915年到清华学校执教英文、几何；1916年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

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对日八年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身份主持校务。 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2]。

1948年12月29日，梅贻琦坚辞教育部长，陈雪屏代理教育部务。

1953年，任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奉召返台，在今台湾新竹市赤土崎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参见：国立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

1958年7月任教育部部长，兼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4届(数理科学组)院士。

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月19日上午11时病逝台大医院。23日举行追思会公祭，蒋中正总统特颁“勋昭作育”挽额并派张群至祭，陈诚副总统亦颁挽联：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妻子韩咏华，天津人，为津门八大家之一韩家之族裔，1919年与梅先生结婚，育有一子四女。

家族

其四弟梅贻宝曾先后任职燕京大学等院校，并于1970年至1973年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长。

评价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

纪念

1963年，梅贻琦葬于国立清华大学校园，其墓地名为“梅园”。

1969年，国立清华大学与国立交通大学共同举行梅竹赛，纪念两校梅贻琦前校长（1962年过世）与交大前校长凌竹铭先生（当时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

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含北平时期、新竹时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年 – 1948年、1955年 – 1962年），清华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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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政治家。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高等教育，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张伯苓是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为代表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及校长，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始人和常务委员之一，他还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以及考试院行宪后首任院长。

张伯苓于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水师实习并亲历甲午海战和北洋水师的覆没，退役回到天津后转而兴办教育，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此后张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接办自贡曙光中学，从南开派员支援东北大学并义务担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委员，参与创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常务委员。因创办新式教育，张伯苓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因其领导的南开中学在1908年提出奥运三问而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晚年，张伯苓曾介入政治领域，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考试院院长，同时与蒋中正、周恩来等人交好，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后一度在海峡两岸评价两极化。直至1980年代，海峡两岸对张伯苓的评价趋于一致：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

张伯苓妻子王淑贞，二人育有四子。除四子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外，其余子女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迫害。

生平

1876年，时值清光绪二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1]。1882年，张伯苓6岁时入私塾开始读书。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学习驾驶。报考北洋水师学堂的原因有三，其一，该校为公费，可减轻家庭负担；其二，海军为当时新创兵种，天津为港口城市，故海军在当时被认为前程远大；其三，张伯苓有从军报国的志向。

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与18位完成学业的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此后，由于无军舰进行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到天津的家中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张伯苓自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同年冬，张伯苓娶天津宜兴埠安氏，但婚后五日，安氏因结核病去世。

1896年春，奉父母之命，张伯苓续娶王淑贞，婚后不久即被派赴通济号练习舰服务。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即降下日本国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通过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

创办南开中学

张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后，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1898年，严修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即“严馆”。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教育，让学生学习跳高，在当时属罕见之举。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馆”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同年，严修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第二年扩充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

1903年，严修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在严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个月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他们遂以严馆、王馆为基础，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该学堂收有原严馆、王馆的学生，并从社会上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等学生。1904年底，按照严修的意见，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之后，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学堂名称必须表明其资金来源及性质，该学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天津士绅郑菊如将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以扩建校舍。1909年，张伯苓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为基督徒。

1911年，清华学校代理总办范源濂聘请张伯苓到北京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课业进行了改革。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由此，原本拨给前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给私立第一中学堂。由于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学堂遂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的改变，二是表明学堂的所在地，“南开”二字最初的含义是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的意思。1915年，张伯苓短期代理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创办南开大学

1916年，张伯苓尝试创建南开学校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后便宣告失败。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学习教育学等，并在课余时间走访了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期间张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比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1918年冬，张伯苓归国后，组织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为南开大学的筹建而奔走，先后面见傅增湘、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政要及学者，商讨筹建大学事宜并募集资金。其中，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予南开大学。1919年春，张伯苓主持在南开中学南端空地建设大学部的教室，当年秋季落成。9月5、6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在社会贤达捐助的支持下，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校，成为张伯苓办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1921年，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更名为“天津私立南开大学”。

1922年，张伯苓多方接触，以求建设南开大学。1月17日，张伯苓与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洽谈，拟在南开大学筹建东方文化研究院。3月，张伯苓与哈佛大学洽谈援助南开大学工科事宜。同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创立，张伯苓出任会长，一直任至1924年该会同中华体育协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张伯苓继续当选为名誉会长。1935年，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会长一职，主任干事改为总干事，张伯苓继续担任负责人。

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开校。1924年2月，张伯苓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同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了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轮回”怪圈。这种教育无法救国，学生的学习无法为社会服务。该文一度令南大师生关系紧张，但在张伯苓的冷处理下渐渐缓和，张伯苓开始反思效仿欧美教育体制的缺点。不久，南开大学教务会议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均改用国语讲授。

1926年，张伯苓邀请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大学任教。何廉接受了张伯苓的聘任邀请，提议设立一个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张的支持[18]。1927年9月，在何廉倡议、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逐渐发展成为公认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1928年，成立天津南开小学，由此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系列学校成形。1932年，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创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到东北地区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了大量基础资料，随后派南开大学蒋廷黻等多名学者前往东北地区考察研究，并在三年后形成了《东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动机，被学界认为是1937年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遭到日军轰炸的原因之一。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期间，1929年4月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改选，张伯苓受邀担任校董。1929年6月，张抵达法国后，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委员会之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

1930年春，实业家章瑞庭将其在天津西郊章氏私立第一小学、章氏私立第二小学两所学校，交由张伯苓管理，两校即已成为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同年，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出现了副校长请辞的管理危机，聘任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宁几经请辞留任并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派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孟琴襄到东北大学支援校务管理，并亲自义务担任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11]。同年，张伯苓当选斐陶斐励学会全国总会会长。1933年12月24日，张伯苓列席南开学校召开董事会，商议南开大学接办海军医学院的相关事宜，最终未能成功。

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的资产及人才储备逐渐丰厚。到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南开大学接受的社会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学前列。

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日益受到日本威胁。1935年，张伯苓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定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同年9月开学，即“重庆南开中学”。抗日战争前夕，校长张伯苓因担心南开大学遭到日军侵袭、对日军进行事先防范，在日军占领天津前，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南开中学校内忠恕图书馆的底楼，并将南开经济研究所十余年的积累的127箱、21,000卷图书资料、调查研究材料也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前装箱南运，经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转运抵重庆。

1937年前半年，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当时蒋中正曾有请张伯苓出掌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7月，张伯苓在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的力邀下到自贡市考察。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张伯苓得知后感到震惊，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包括中央社的记者采访时，曾直白地表达过：“我自己的事业完了。” 30日晨，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向张伯苓表示慰问并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 30日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表示已在南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并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8月，得知南开大学校舍被日军炸毁后，自贡市蜀光中学的20多位校董联名邀请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并推举他为曙光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张伯苓出任董事长后，令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喻传鉴兼任蜀光中学校长。

1938年1月，教育机构迁至昆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外，他还担任重庆中学校长。同年7月，他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积极支持蒋中正，多次参与蒋中正针对国民参政会中其它政党议案的对策。1939年，教育部组织图书征集委员会，张伯苓任会长。1940年9月，张伯苓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被选为主席团副主席。在国民参政会主持会议时，虽然张伯苓多次申明持有中立立场、不会偏袒，但其难免有时与中共代表意见相左，而会场之中张氏常常难以协调各方矛盾。张伯苓曾谈及国民参政会表示：“会上意见不一样，常常是吵吵闹闹，我发表意见，有的参政员不同意。邓颖超就常反驳我，弄得我挺为难。”他也谈及周恩来：“他听我的发言，同意的就笑眯眯地点头说：校长讲得好。有的时候就笑笑不发言，尊重我，他是我的好学生嘛！” 1941年，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介绍人为蒋中正。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张伯苓认为美国参战会加速日本战败。而战后，南开大学将面临复校天津的问题，但受制于规模，教授人数与战前相比大为减少，“将来复校必感才荒”，须提前予以谋划。1942年2月13日，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并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蒋介石仍本着“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同意南开大学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2月17日，张伯苓与邱宗岳、陈序经、杨石先、李卓敏、伉乃如五教授在寓所召开了南开复兴筹备会，此后半个月内又召开了三次南开复兴筹备会，商定了战后南开大学人才招聘、研究方向和筹集经费等问题。

1940年代，云南省政府决定修建石屏至佛海铁路，以连接滇越铁路[36]。1942年4月28日，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龚仲钧致函张伯苓拟委请南开大学实地调查研究。张伯苓立即写信给当时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争取承接调研活动，并因此获得资助在南开大学建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38]。 1944年，南开建校四十周年暨张伯苓七十岁寿诞之际，各地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通过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基金”募捐活动，拟以40和70两个周年纪念年份之和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但因社会反响热烈，最终捐款总数远超预期，达600余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纪录。同时，国民政府为表彰张伯苓终身从教，授予其一等景星勋章。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伯苓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同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到津南村寓所看望张伯苓。1946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第192次毕业典礼上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1947年1月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函告张伯苓，拟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逾3,000人在火车站迎接。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委员。1947年11月24日，享有极高威望的张伯苓以132,217张选票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据称其“个人得票之多全国之冠”。当时，南京、平津一度传出张伯苓预备竞选副总统的消息。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蒋介石当选总统。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一结束，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1948年5月15日，运动会结束后，张伯苓回天津，南开为他举行返校节，补祝73岁寿辰。

1948年6月，时任考试院长戴季陶再次请辞，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获监察院投票同意[44]。张伯苓于1948年7月乘飞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由于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但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中正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的方式解决此事，并面告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但朱家骅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张兼任南开校长。曾任南开学校教务主任的时任考试院秘书长雷法章致信黄钰生，认为南开可以援引蒋中正辞去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职务后被聘为名誉校长之例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陈序经、黄钰生等人遂发起挽留张伯苓并请其就任名誉校长的活动。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见政治糜烂，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9月，天津市长杜建时将拟聘张伯苓为国立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代理校长一事告知正在北平的蒋中正。

1948年10月20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并无如前所议张氏转任名誉校长一事，致何廉给朱家骅写信抗议，但未获回应。

1948年年末，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3号的寓所，深居简出。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之际，由于张伯苓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国共双方均在争取张伯苓。周恩来通过在香港的南开校友王恩东辗转捎信给张伯苓，并在信中以在南开就读时的笔名飞飞写道：“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请其不要离开中国大陆。11月21日，蒋中正赴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当面提出请前往台湾，张拒绝并请求辞去考试院院长职位。11月23日，蒋经国拜访张伯苓，敦请他离开重庆。11月27日，蒋经国随蒋中正访张伯苓。蒋氏父子再次拜访张伯苓，请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张伯苓婉言谢绝。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但未获张伯苓同意。蒋中正飞离重庆后，蒋经国再次催请张伯苓离开重庆：“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终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婉拒。

1949年以后

张伯苓拒绝蒋中正的赴台邀请而留在中国大陆后，在政治上开始遭到冷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庇护，张伯苓未像其他旧军政要员一样受到清算和审判。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政权更替。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学校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天津地区的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也相继收归国有。

1950年初，居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的张伯苓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压力。1950年3月，张伯苓给周恩来写信表达了想回到天津居住的北归心情，周恩来批示“允其北归”。5月4日，在周恩来关照下，张伯苓和夫人得以离开重庆津南村居所，搭乘军用运输机先行飞抵北京，周恩来和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在北京的数月内，张伯苓夫妇一直住在傅作义的一处私人住宅内。张伯苓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氏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此举成为此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1950年暑期，张伯苓希望回天津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中共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但未得到任何答复。9月15日，张伯苓启程回津，临行前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其饯行。张伯苓将严修的照片赠予周恩来，周表示：“我在欧洲时，有人劝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很感激。”，了解到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可能受到天津当局的压力，当即表示将写信告知天津市政府具体情况。回到天津后，张氏一家人先后落脚南海路和宁家大楼，在南海路时曾被天津的警察监视，直到周恩来的信送达后才撤掉警察。张氏一家在宁家大楼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又搬去大理道37号卢木斋之子卢开源的私宅。10月，南开学校校庆来临之际，张伯苓前去参加有关庆祝活动，但南开中学当局不允许他进入校园，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在一般席位，未给予其礼遇。

逝世

195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九，卢木斋之子卢开源来看望张伯苓，告诉张氏北京方面准备请张伯苓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很高兴，下午6点多亲自送卢到户外，当天天气很冷，晚间张伯苓突患脑栓塞，延至23日病逝，享年75岁。在张伯苓生命垂危之际，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代张伯苓立遗嘱。黄钰生获大家公推代笔，遗嘱经黄钰生草就之后，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常润色并定稿。

当时，台湾方面对张伯苓的逝世也颇为关注，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的张伯苓遗嘱，但被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证实为假托之名伪造。1951年2月27日，得知张伯苓病逝的蒋中正在其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同年3月31日，南开旅台校友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等团体在台北的北一女中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由蒋中正亲临主祭，并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王宠惠、陈诚、王世杰、张厉生、章嘉等张氏的好友皆参加典礼。

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今天津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今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临时小学等，接办了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南开系列学校。除创办和管理南开系列学校外，张伯苓还曾兼职参与管理其他学校，如曾担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清华学校大学部（今清华大学）筹备顾问，代理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受聘任齐鲁大学董事长、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接管章瑞庭创办的章氏私立小学两所[24]，担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委员、派员支持东北大学管理，参与创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常务委员等。虽然在南开系列学校任校长期间，张伯苓曾兼职或代理管理过其他学校，但始终拒绝离开南开学校而专职担任其他学校校长职务。如蒋中正曾希望张伯苓任四川大学校长，被张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的理由婉拒。张伯苓一生专注兴办教育，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在办学过程中张伯苓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张伯苓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21世纪后，学术界对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研究逐步升温，逐渐成为学术界对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

公能教育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南开“校父”严修即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张伯苓亦在多次演讲中提倡，并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公、能两个维度的教育。1934年，在南开学校创办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正式宣布以“允公允能”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意在培养学生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后来，又将1919年创作的南开校歌中的“月异日新”吸纳进来，扩充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八字校训，又被称为“公能”校训。张伯苓自己对公能校训的解释是：“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 “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学者认为张伯苓所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教育理念是以中国传统为本，融合中西价值观解决中国大学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所诞生的南开精神，是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与融合。“公能”校训作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探索，也是对教育方法的把握。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张伯苓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

在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标确定的立足点是如何“医治”当时中国的“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张伯苓认为，“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而五种弊病中，张伯苓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在爱国爱群的公德教育实践方面，1935年9月17日，南开学校举办新学年始业式正逢日军从东北向华北入侵之际，张伯苓发表了《认识环境，努力去干！》的演说，提出“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令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这在日后被称为张伯苓的“爱国三问”。

体育教育与奥林匹克

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教育对个人身心发展、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轻武，鄙视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 因此，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的领导者应当高度重视学校体育，他指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在实践方面，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曾在1947年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写道：“除了教会学校外，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开学校。南开学生在华北、全国及远东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奖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 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称：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不久将参加奥运会充满希望。同时，他还建议中国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及早参加奥运会。1908年8月，张伯苓奉派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会后，他顺道考察了欧美教育，并观看了当时英国伦敦正在举办的第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当时的满洲国政府要求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则在《大公报》发表声明作为中国人决不代表满洲国参赛。当年，中国政府没有参赛计划，张伯苓则直接向洛杉矶奥组委发送紧急电报为刘长春报名，促成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2019年7月，南开大学举办了“张伯苓体育思想研究”的讨论会和“以体育人”张伯苓体育思想高峰论坛，以纪念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学校管理与经费筹措

张伯苓的大学管理思想体现于近代南开大学创办的实践，经济学家何廉曾评价：“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才与管理专家”。“私立非私有”的理念是张伯苓大学管理思想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张伯苓治理学校期间，为学校募款数百万元，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月300元，但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张伯苓大学组织管理思想的基本价值是民主治校、校务公开；在教师管理思想上，张伯苓提倡大师办学、尊重教师；学生管理思想的目标追求是自觉自治、全面发展。

在教育经费筹措方面，张伯苓具有极强的社会活动和动员能力，自创办之初至1927年，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靠张伯苓向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来自南洋烟草公司、谭真工厂、徐世昌、李秀山、王仲希、蔡虎臣、袁伯森、阎锡山、陈光远、黎元洪、李炳麟、严范孙、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沈庆辉、李组绅、袁述之、靳云鹏、许静仁、金伯平、丁美英、施雷德、何庆成、卢木斋、李兴臣等个人、非政府捐款1274183元，所占比例为84.11%；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共捐款220864元，占14.57%。由于张伯苓办学经费的募捐的对象包括军阀及政客，也遭到当时青年学生等质疑。张伯苓则认为自己所做的是进步的事业，没有错误，那些富翁之钱是盘剥搜刮人民的，将其引入教育事业是有益的，因此大度而生动地回应：“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私立南开大学进入国立化进程，张伯苓围绕办学自主权与资源获取与国民政府展开博弈，一方面顺应形势，拉拢蒋中正、积极参与政治、调整办学理念。另一方面，则坚持南开大学的私立属性。

评价

张伯苓去世后，因其曾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及与蒋中正私交等缘故，海峡两岸对其评价一度两极化。台湾方面，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南开校友以纪念集、悼文、传记和专著等纪念张伯苓办学功绩，每逢张伯苓逢十诞辰举行纪念活动；中国大陆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张伯苓的名字一度成为禁忌。随着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不断，南开大学各院系批判张伯苓的调门日益高涨，称其“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中正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等。更有甚者，南开大学的教师曾被要求逐一表态，即便曾与张伯苓共事的南开老教工发出反对批判张伯苓的“不和谐之声”也被淹没。1960年南开大学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官方重新评价并肯定张伯苓，海峡两岸对张伯苓的评价趋于一致：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

去张伯苓化

20世纪50年代初，私立天津南开中学、私立天津南开女中、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政府收管，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天津市立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数字序列的校名取代原有“南开”字样的校牌。南开系列学校内均不再出现张伯苓的印迹。南开校歌、青莲紫校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与张伯苓一度成为“旧南开”象征，被刻意淡化处理。南开学校官方凡谈及南开校史都不再提及张伯苓，只有严修一人创办南开。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的南开大学召开了新南开大学成立大会，违背了张伯苓建设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协调、互补的综合性大学的办学规划，一度萎缩成了仅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中文、历史、外文、经济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踏平了张伯苓夫妇的墓地，砸毁了墓碑。张家后人拣出尸骨火化，将骨灰只能放在家中壁橱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张伯苓孙女张媛贞悲叹：“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纪念活动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去世当天清晨，曾向蒋经国过问张伯苓的百年诞辰相关事宜。当天，张伯苓百岁冥诞纪念茶会于台北的中山堂举办，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以及时任副总统严家淦、南开旅台校友及师长等各界500馀人亲自出席茶会，时任总统的蒋中正则特颁“硕学高风”匾额。蒋经国在会中赞扬张伯苓一生为国育才，对中国教育界贡献极大，并表示张伯苓“非但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更可以说是全国学校的校长”。

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举行张伯苓骨灰安放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1981年，南开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南开学报》（第1期）刊发《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长篇学术论文，这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最全面论述张伯苓创办南开及其教育思想历史贡献的文章。同年，《新华文摘》第5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1986年4月5日，全国政协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开大学召开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大规模举办张伯苓纪念活动。周恩来夫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以学生的名义为纪念会敬献缎带写着“深切缅怀张伯苓校长”的花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发表题为《纪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讲话，给予张伯苓极高的评价。

2004年，南开学校建校100周年之际，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了电视剧《张伯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因张伯苓在中国最早倡导奥林匹克，因而掀起了一阵纪念张伯苓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潮。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为《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再次出现纪念张伯苓的热潮，《别有中国》等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和再版，中央电视台和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

著作、文集

1946年，在美国的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以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纪念张伯苓七十诞辰，编纂成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适写的《教育家张伯苓》，司徒雷登为该书撰写了导言。1948年，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67]。2019年4月，南开大学翻译并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中文译名定位《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中文版除对原文内容作注释、补充作者情况简介外，并附1948至1949年的英文书评7篇。

在专著方面，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专家梁吉生先后出版了《张伯苓年谱长编》、《张伯苓私档全宗》、《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画传》与《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较为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引起学界极大的反响和共鸣。198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是张伯苓教育思想言论和著述的汇辑。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前夕，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肯定了张伯苓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倡导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奥林匹克理念的实践。其中，梁吉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伯苓年谱长编》，全面、客观、学术性地展现了张伯苓的一生，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6年4月，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写于1963年的《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在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共同整理、校注后以《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的书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家人的角度叙述了近距离观察到的张伯苓的思想与行为，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者提供了另一个的视角。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相继出版了《巍巍我南开大校长：纪念张伯苓先生》，收录了南开系列学校发展中的亲历者撰写的近六十篇纪念张伯苓先生的文章，回顾了张伯苓先生对南开的历史贡献。此外，学者周利成出版的《张伯苓全集（全10卷）》、唐澜波出版的《中国教育大家、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等专著。

纪念雕像及建筑

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等校园内均设立有张伯苓雕像以资纪念。

此外，台湾明道大学因张伯苓被誉为有志于终身奉献教育工作者的典范，故将该校行政中心命名为伯苓大楼。

家庭

张伯苓祖父张虔，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而致疯狂病逝，享年38岁。张伯苓父亲张云藻，字久庵，为独生子，早年考科举不中，但酷爱音乐及骑射，家人便依其爱好，延聘名乐师教授，其精通各种乐器，尤擅弹奏琵琶，天津人称“琵琶张”，家道中落，在几处塾馆教书为生。张久庵年轻时先娶妻胡氏，病故。续娶杨氏，张久庵43岁时得子张伯苓。

胞弟张彭春，字仲述，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张伯苓1895年曾娶宜兴埠安氏，但婚后5日，安氏因肺结核去世。次年，张续娶王淑贞为妻，一般被称为王夫人。二人共计生育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最后只有四个儿子长大成人。除四子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外，其余三子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张伯苓曾言“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日后被总结为张氏家训。

张伯苓长子张希陆，原名张锡禄，生于1901年，数学家，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晚年卧病在床，1988年辞世。次子张锡羊，出生于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三子张锡祚，生于1908年，会计，文化大革命时身受迫害，于1976年前后去世。四子张锡祜，生于1913年，运动员，1937年，前往轰炸日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时，在江西南昌坠机殉国。

张伯苓嫡孙张元龙，生于1948年，张锡祚之子，曾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会长。张伯苓孙女张媛贞，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2020年1月8日在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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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1885年2月7日－1941年12月）名运策，字叔平，安徽省凤阳府寿州瓦埠镇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叔祖父方觉先曾获太平天国王爵之封。祖父方省三，为方觉先从侄。父亲方椿良，字旭初，本业务农外也受过传统教育，在城内私塾兼职授课，1922年逝。母亲孙氏，生子三人。继母金福莲（1875-1957）生二子、二女。兄方运震早殁，弟运廷、运鉴、运朋，妹运兰、运月。　

方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方振武幼年无力接受教育，青年时代开始瓦埠镇街上卖水谋生。在青年时代因方振武与同乡豪族发生冲突，最后受逼离乡潜逃。

离乡潜逃后，方振武进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后安徽武备学堂），并成为最初以征兵制入取的清末新军序列。武备学堂毕业后，方振武进入陆军第九镇第三十一混成协炮营从军，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7）7月，参与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该次行动失败，方振武也被逮捕监禁，后在同盟会会员的贿赂下得以逃狱。后改名重新加入陆军第二镇第三协锱重营从军。辛亥革命后，方振武脱队返回华中，参与李征五所率领的上海光复军。后投入攻占南京的作战，此后转入由冷遹（冷御秋）指挥的国民第一军第三师锱重营，担任营长，后升任中校，并结识了张宗昌。国民第一军后与其它部队组成北伐军，和张勋率领的定武军与山东清军混编部队在安徽省固县交战，该战北伐军胜利，并将张勋部队击退至徐州。

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时，第三师表态支持孙中山，与亲近袁世凯的部队作战败北，随冷遹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进入革命党开办的军校浩然学社和日本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14年（民国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在军事上的协助者之一。民国六年（1917）返国后进入广州护法军政府，参与护法战争，任护法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民国十年（1921）5月改任北伐军大队长，同年10月，孙中山号令部队北伐。方振武部队与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立场表达反对，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也出现分裂解体，北伐失败。方振武部队在无法确保给养的情况下陷入困境，虽然仍持续从江西北上安徽南部，原本方振武希望可以直接带枪投靠浙江军阀卢永祥，但卢永祥不将其视为可用战力，而是在浙西开化直接用武力逼迫该部队缴枪解散。失去军队的方振武只能下野寓居上海。 

民国十三年（1924）9月，江浙战争（齐卢战争）爆发，方振武向卢永祥自荐，卢永祥启用方振武后，授命为浙江督军署别动队司令，由浙江联军第二军副司令杨化招指挥，杨化招则将其编入张义纯指挥的第24混成旅团长兼第1支队使用。别动队的规模约有600人，组成主要是安徽省籍流亡到上海的平民与失业工人，任务主要是后方支援，在浏河嘉定一带做策应和联络。江浙战争结果是卢永祥战败，方振武将部队缴械给上海总商会后解散部队，再度成为无兵之将。

在同一时间，中国北方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失去部队的方振武北上天津，投奔旧识张宗昌。张宗昌任命方振武为镇威军先遣第二梯队少将司令，参谋长阮玄武上校。该部队主力部队为振威军第74团，该团起源 则是被李景林缴械解编的陆军第23师（师长王承斌）。74团下辖3个步兵营（营长顾震、盛祥生、郑植）、1个迫击炮连（连长魏锡光）、1个机枪连（连长李尚德），共2,000多人，重编后先是在天津赛马场进行训练，缺乏的武器则由张宗昌的部属褚玉璞协助筹措。

民国十四年（1925）元旦发兵南下，以奉系先锋部队的身份南下占领了江苏省浦口、龙潭、镇江直至上海闸北，驻兵昆山，并在家乡寿县、凤台一带组建一个教练营，营长阮玄武，参谋长改为苏致臣。同年5月，74团随张宗昌进军山东省，收编山东陆军混成第7旅（旅长胡翼儒）留在惠民县的2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并组成一支团级部队，团长史晟恩，由于方振武旗下部队扩张到两个团，部队名称也改为山东陆军第六旅，旅长由方振武担任。此时第六旅有两个主力团；第一团团长史晟恩、方部编为第二团团长顾震，都是张宗昌的干部。方振武的应对办法是把各营拆开编入两个团。1925年秋，方振武升任直鲁联军第24师师长兼兖州镇守使。

在肥城县与入侵山东省的河南省军阀国民二军作战时，方振武把顾震撤职，任命阮玄武为第二团团长，郑植为第三团团长，张义诚继任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后在汶河作战阵亡），鲍刚继任第二团第三营营长。第三团则是从现有的各营抽调人员编成。师参谋长苏致臣，师部秘书长方植之（方振武堂叔）。冯玉祥派徐谦联络策反方振武。

1926年（民国15年）1月15日，方振武扣押了史晟恩，率部队一夜走了八十里开到郓城县以西，发表通电宣布脱离直鲁联军，转投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自任为国民军第五军军长，在临濮集渡过黄河西进濮阳休整。1926年3月底，方振武率部沿京汉路辗转北上，开到北京附近长辛店、牛栏山。出任国民军第5军军长。这时，由于直、奉的联合进攻，冯玉祥已被迫下野，3月22日国民一军放弃天津，4月15日又由北京撤往南口。方振武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也西撤宣化休整。直奉联军发动晋北战役，方振武为国民军东路副总司令，在天镇、阳高、应县、浑源作战。1926年8月国民军总退却，方部移驻五原县。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任国民联军第2军军长，并兼任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2]国民联军第五军奉命救援被围城的西安，由五原经宁夏、固原、平凉、乾州到咸阳，先解猴儿寨被围的赵登禹部，继与刘汝明等部进攻围攻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使被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于1926年11月27日重见天日。

国民联军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率部过华阴，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击败奉军万福麟部，占灵宝、陕州，克新安。先后攻占洛阳、郑州、南阳、襄樊等地，并一路扩充队伍，实力发展到3个军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5万多人。1927年（民国16年）6月，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方面军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委员。模仿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组建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自任校长，共产党员张兆丰与国民党左派余亚农为副校长，魏昆山为教育长，学员后分到第六路军各部从事政治工作。

国民革命军时期

驻襄樊期间，方振武在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和冯玉祥发生了一些矛盾，宣布脱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总司令”之职。不久参加了南京方面“讨唐(生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1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方振武兼)、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二次北伐中，1928年5月1日任济南卫戌司令、左路军总指挥。奉军败走关外，方振武率部进驻北平古北口。

1929年初，军队缩编，方振武改任国民革命军第45师师长，驻古北口。1929年（民国18年）3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发表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奉命从津浦路南下，第一步开到德州、禹城、平原一带。4月初，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等，新桂系内部分化，蒋桂战争迅速以南京政府方胜出。1929年5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所部第44师、第45师在许昌驻防。1929年7月底第45师调入安徽剿匪。然而，方振武政治立场开始偏向反蒋中正一派，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实力派军人策划反蒋，同年9月中旬，方振武被南京政府以开会名义诱骗至南京逮捕，关押汤山监狱。蒋介石下令撤销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由方鼎英和方策强行接收点编第44师、第45师。而后44师、45师自行发动反蒋兵变，兵败。1930年（民国19年）10月，遭到剥夺中国国民党党籍1年的处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前夕，于当年10月，李济深、方振武等获释。方振武恢复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身份，但无获得军事职务补偿，住上海法租界。此后的方振武在政治派系上与冯玉祥较为密切，但并未成为实际的结盟关系。

抗日同盟军时期

1932年12月20日，方振武变卖家产筹集经费，抵达山西介休的新编第二师（师长鲍刚），率领旧部改称为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参谋长阮玄武，辖新编第二师鲍刚（辖王中孚团、刘子斌团、乔明礼团）、新编第三师张人杰。从介休出发经平遥、襄垣、黎城，出东阳关，经涉县、武安，从平汉路北上行至石家庄附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奉命派商震第三十二军在保定拦阻，方振武部改道进入太行山区，阮玄武和张人杰带着新编第三师为前队，方振武带着新编第二师王中孚团居中，鲍刚带着新编第二师的刘子斌团、乔明礼团殿后。鲍刚部队在后面停止不进，并在涞源发出通电，宣布与方振武脱离关系。

抗日救国军只有张人杰的一个师(3000余人)和王中孚团，经定县、唐县、灵丘、广灵、蔚县于1933年4月底抵达察哈尔省宣化。

1933年（民国22年）5月，参加吉鸿昌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司令兼北路前敌总指挥。其后，在蒋介石的压力下，8月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把部队改为“抗日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在昌平小汤山兵败，逃往香港。在香港，方振武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鲍刚部队改编为阎锡山部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鲍刚，副旅长辛少亭。抗战爆发后编为第二十军团独立第46旅，旅长辛少亭，参加了著名的平汉路抗战和正定保卫战。1938年1月，骑兵第四军缩编的新编第5师与独立第46旅以及豫北师管区的5个新兵营一起改编为第110师，，两旅四团制，第110师编入第十三军。辛任第328旅少将旅长。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受到国民政府军令部嘉奖，被誉为“运动战第一“，并记战功。台儿庄战役后，因伤亡过重，部队调河南唐河整训，后参加了武汉会战的瑞(昌)武(昌)公路保卫战，江西南昌樟树抗战及随枣会战。

结局

1935年留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面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日。1938年（民国27年）3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在桂林闲住。后被迫避居香港九龙丹桂村。

1941年（民国30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方振武把家人（夫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寄住刘熙众家，只身潜赴内地，途中在广东省中山县被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截获暗杀。享年60岁。此后，方振武后人世居香港。

家庭

四子方心让：骨科医生，曾任香港医学会会长

孙女陈方安生：长子方心诰之女，政治人物，港英时代末代及第一位华人布政司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首任政务司司长。

孙女方敏生：方心让之女，社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前首席执行官

方振武于1936年曾赴加拿大温哥华，获当地侨胞热烈欢迎，离开温哥华时机场热烈欢送，并赠剑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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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谱名德铭，字兆贤，别号孟邻，笔名唯心浙江馀姚人，教育家、作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馀姚蒋村。他的祖父在南京、上海做钱庄生意，去世后交给他的父亲蒋怀清经营，因此他常常奔波往返于馀姚和上海两地。母亲为经氏。

1891年，五岁的蒋梦麟被父亲送入私塾学习。1892年，母亲过世。1898年，十二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蔡元培任该校监督。1899年，随家人到上海生活近两年，暂住天主教开办的学校继续学习英文。1900年，迁回故乡。1901年，到杭州求学，进入教会学校就读，继续学习英文。1903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初秋赴绍兴参加科举考试，被取为馀姚县学附生，后来还是决定返回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学业。

1904年暑假前，离开浙江高等学堂，前往上海，考取南洋公学。周末馀暇，时常前往福州路的奇芳茶馆，与上海学生讨论时事、阅读革命书刊。1907年6月暑假，接受担任钱庄经理的堂兄建议，前往日本旅游一个月馀。

赴美求学

1908年暑假，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未被录取，为此，蒋父筹措四千两银子供先生赴美留学。8月底，剪掉辫子，到上海取得护照和签证。9月24日，与官费留学生蔡光勚等人一起赴美。10月下旬，抵达美国旧金山，由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秋季班已开学，只好专心学习英文等待明年春季班入学。1909年2月，以南洋公学学分申请，入柏克莱加州大学农学院。入学半年后在朋友劝告下，于1909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1910年，《大同日报》所属的旧金山致公堂和旧金山同盟会合并，2月，受刘成禺之邀和孙中山会面。后加入同盟会，为《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撰写社论，不久担任《大同日报》主笔。1911年，武昌起义后刘成禺回国，《大同日报》的社论交由蒋梦麟一人主笔。1912年6月，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教育学系。随即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导师为约翰·杜威。

1917年1月，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蒋梦麟也联署支持，正式成立后任总书记。6月，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遂离美返国，毕业论文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蔡元培在北大评议会提出增设教育系，拟聘蒋梦麟担任该系主任，因直隶教育厅长黄炎培的反对而作罢。

从事教育

1917年秋，蒋梦麟回国后，由黄炎培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出版社工作，同时加入由黄炎培主持的江苏省教育会担任理事。1918年夏，从商务印书馆辞职，与朋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任主编。其间帮助校阅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原稿。6月16日，与黄炎培前往东三省调查教育状况。

1919年3月10日，被教育部聘任为教育调查会员。4月30日下午，与胡适、陶行知等人至上海码头迎接约翰·杜威夫妇。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退隐杭州。5月9日，蒋梦麟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5月12日，与罗家伦两人一起陪同杜威拜访孙中山。6月6日，上海罢市第二日，上海商、学、工、报界假总商会开会，有代表报告工部局干涉罢市，当即推定蒋梦麟、虞洽卿等五人往英、美领事公馆疏通，蒋梦麟任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临时干部。6月12日，临时干部在青年会开会，以英、法领事证实北京政府已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职务，议决明日下午2时开市。6月16日，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7月，蒋梦麟受蔡元培之托前往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暑假，自北京往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考察教育，历时一月馀。蔡元培于9月12日重返北大复职校长，蒋梦麟担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并为策划里昂中法大学事宜赴法，蒋梦麟第二次代理校长。1921年冬，蔡元培返校后，赴欧美考察，以国民代表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1922年2月6日，会议闭幕，取道英国、法国，香港返回上海。8月，与黄炎培到杭州为职教社招募新社员。1923年3月，因教育部拖欠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三个多月薪资，而发起罢课索薪运动，蒋梦麟等八校校长联名请辞表示抗议。

1923年1月，任“国立北京八校校长联合会”主席。蔡元培以教育总长彭允彝主张罗文干按重议干涉司法独立而辞职离校。12月27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未回校以前，派蒋梦麟代理校长，这是他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11月，因经费积欠九月之久，教职员联席会决议罢课，在蒋梦麟的主持下恢复正常。蒋梦麟在这几年间新设立了教育系、生物系、心理学系等系，各项研究和调查也多能继续进行。1924年9月13日，中华教育文教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外交部成立，任董事。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奉联军入京而离开北京，4月，孙宝琦告知他被列入黑名单，遂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三个月，同时躲入东交民巷的还有李大钊、朱家骅等人。后趁机逃往搭乘火车至天津，再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后转赴杭州。

迈入政界

1927年4月1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后，蒋梦麟被蒋中正任命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长。4月25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亦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开始党政生涯。6月27日，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出任校长。7月15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浙江省政府，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1928年2月6日，大学院改第三中山大学为浙江大学，仍任校长。9月15日，蔡元培推荐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院长。10月19日，出任教育部长仍兼浙大校长。10月3日 – 10月24日兼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第二任院长。1929年1月23日，受聘为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

1930年7月12日，辞去校长兼职，由邵裴子继任，他在南京专任教育部长。11月27日，因劳动大学停办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易长等案与吴稚晖等人意见相左，请辞教育部长职务。12月4日，中执委政治会议，准允辞去教育部长，并任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高鲁继任教育部长。12月19日，自南京北上。1931年9月17日，“新北大”开学后一天发生九一八事变。1933年5月4日，受聘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14日，受聘为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1934年，受聘为隶属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会委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复课。蒋梦麟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随学校迁往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7月，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1945年7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特任蒋梦麟为行政院秘书长。1946年6月22日，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0月3日，接受派任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为处理绥靖区行政事务。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行政院院长职，蒋梦麟随之卸除行政院秘书长职。4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8年6月，在南京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办公时，蒋介石准备要求他担任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10月1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于南京正式成立，担任主任委员。12月4日，“农复会”随政府迁往广州。

国府迁台后，1949年2月，在台北与穆懿尔、沈宗瀚商谈“农复会”在台湾工作。8月，“农复会”由广州迁台北办公。10月9日，先生飞抵台北，“农复会”在台湾展开工作。1950年6月7日，受聘为第一届“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1952年，时任农复会主委并引进美国四健会运动，由政府机关与农会合作进行，目的在训练今日农村青年将来具备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同时开始提倡节育政策。1955年，担任行政院经济委员会委员。

晚年经历

1958年8月，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年6月19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8岁。遗体与第二任妻子陶曾谷合葬安葬于阳明山公墓。

蒋梦麟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遇害后，尽力关照其遗孀陶曾谷，1933年，蒋氏于妻子病故后便与陶氏结婚，蒋氏曾对来访宾客说如此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第三任妻子徐贤乐是知名书画家郑曼青夫人丁惟庄的表姐，两人相差22岁，蒋梦麟于75岁高龄之时娶了当时53岁的徐贤乐，徐贤乐对采访她的记者回忆，在学校里，追求他的男同学数不胜数，在外交部上班，她便是“部花“，在中央信托局上班，她就是“局花“，蒋梦麟对她一见钟情。但正当蒋梦麟希望迎娶徐贤乐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友人都出面反对，原因是徐贤乐曾经结过婚，最后却因为金钱问题闹到离婚，而反对的友人中包含了胡适、陈诚、蒋宋美龄，二人之婚姻郑曼青为介绍人，唯婚姻仅维持2年半即以离婚收场，蒋梦麟后与徐贤乐打离婚官司，后遭法院判决赔偿徐贤乐50万元。

蒋梦麟任北京大学代理及在任校长达17年，是该校校史上任期最长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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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1904年3月23日－1938年5月9日），字今吾，男，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中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炎培之侄。其知名作品如《踏雪寻梅》、《中华民国国旗歌》、《旗正飘飘》等曲的谱曲。

黄自自幼饱读诗书，尤爱音乐。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校，接触西洋音乐。毕业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毕业后1928年入耶鲁大学学习西洋音乐理论与作曲，隔年毕业回国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校。1935年，黄自创办第一个由全华人组成的管弦乐团——上海管弦乐团。弟子包括音乐家贺绿汀、丁善德、朱英、江定仙、林声翕、刘雪庵等。1938年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 

黄自从小习西乐与协助国民政府谱写抗战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视为资产阶级音乐学阀，作品被认为是感情颓靡的挽歌。其弟子贺绿汀等也遭到严厉批判。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黄自的贡献才重新获得中国大陆音乐界的重视。

黄自在童蒙时期，就展现对音乐的爱好。此外，黄自从小喜爱中国古典诗歌。自述道：“白乐天所写的《琵琶行》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年龄太小，所以不能理解和懂得其中的内涵，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知道个大概，我之所以喜欢这个作品，只因为其中的字元和音阶都非常有力量，念起来十分好听。”

1924年，黄自20岁时，成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专攻心理学。欧柏林学院设有举世闻名的音乐学院、华丽的来斯堂，还有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华涅堂，使这风景绚丽的小城慢慢成为一个音乐城。黄自在此受到浓厚音乐气息熏陶，获得学位后，留校继续学习钢琴、理论作曲。

不同于乐坛前辈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留学日本以汲取西学，黄自与赵元任、萧友梅等人，是直接前往欧美取经，取用欧美作曲技巧。

黄自在欧柏林学院，结识初恋情人胡永馥。胡永馥也是清华公费留学生，在学习钢琴。她比黄自大一届，主修教育。黄自未到美国前，胡永馥就被推选为欧柏林学院中国学生会副会长，1925年被选为会长。由于他和胡永馥两人都志在留学报国，又爱好音乐、兴趣相投，不久便开始交往。1926年底，黄自与胡永馥订下婚约。隔年胡永馥比黄自先归国。

1928年3月，胡永馥却突然心脏病发，病逝于上海。黄自接获噩耗，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转学到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1929年3月13日，胡永馥逝世周年，黄自完成交响序曲《怀旧》，以纪念初恋情人。这是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同年5月31日，耶鲁大学的毕业音乐会上，由黄自的导师大卫·斯坦利·史密斯指挥，耶鲁的学生乐队与新港交响乐队首演。

《怀旧》在康州新港坞西音乐厅首演后，《新港晚报》刊文盛赞此曲：“《怀旧》是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该曲或许不像其他作品那么炫耀，但至少有一个中心乐念，并且表现出最佳的配器手法；它同时也是音乐会中唯一令人充分欣赏的作品。”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对《怀旧》高度评价：“我相信如果一国之内简直没有乐队作品的创作，那么，谁也承认这是一国的奇耻大辱。 ……不意今番竟得睹黄今吾君的《怀旧》曲，我十余年的渴望，现在变成现实了……年富力强的黄君，初次的试作即得这样的成绩，将来的造就不是未可限量吗？ ”

黄自回国后，应上海工部局弦乐队指挥梅百器之邀，在上海演出《怀旧》。当时黄自将与汪颐年女士结婚，但为悼念与胡永馥的珍贵深情，将自己的婚礼安排在公演之后举行。

1929年，黄自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次年转任国立音专的理论作曲教授，兼任音专教务主任。黄自专授和声学、对位法、音乐史、音乐欣赏。

1938年5月9日，黄自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年仅34岁。

黄自临终时，对夫人汪颐年说：“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创作完呢！”

身后

追思会上，弟子创作了一首搭配合唱的管弦乐作品〈悼今吾宗师〉（张昊作词、陈田鹤作曲）： “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埋终古。”

1943年5月，重庆的中国音乐研究会为纪念黄自逝世五周年，特别出版了〈黄自遗作——《长恨歌》专号〉。

家庭

妻子汪颐年是小提琴家，出身上海名门望族，秀外慧中。婚后育有一子二女。子黄德音为精细化工专家。

弟子

黄自培养作曲人才，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各有个性与成就。黄自在理论作曲，号称有“四大弟子”，包括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等。“四大弟子”既继承音乐语言凝炼的精髓，结构严谨，又各有独特个性。贺绿汀于稳重沉着中又富有浓郁乡土风味；刘雪庵偏重都市流行气息，追求旋律精致美感；江定仙在抒情中带戏剧性激情，“洋气”较重；陈田鹤艺术风格则突出中国传统音调的融合与抒情气质。

另外还有得意弟子林声翕，作有《白云故乡》、 《满江红》、《迎春曲》等作品。

音乐主张

黄自认为中国音乐仍处于学步阶段，若立刻飞跃到新音乐，必然导致学生、学者、欣赏者的“迷失”。黄自打算先从音乐教育着手，要将中国从旧音乐古典阶段，按部就班导向现代新音乐。

黄自回国前夕，接受《新港晚报》专访说： “我们不被认为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乐感还未被启发。我们的政府已经在小学和中学开始这种启蒙。这是我回去之后能够从事的工作。 ”

艺术贡献

黄自除作曲外，创办了上海管弦乐团，是第一个全由华人组成的管弦乐团。此外，也与萧友梅等人，创办音乐杂志。

黄自一生创作音乐时间仅8至10年，留下40余首作品；数量不多，但品质可观。黄自留下的音乐创作，参考刘美燕《黄自研究》载录之47首作品，可分成以下几类。

艺术歌曲

黄自作品最有影响力的属艺术歌曲。黄自是19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繁荣时期，最有创作价值也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中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歌曲创作，是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民族色彩的歌曲形式。舒伯特是西方艺术歌曲的代表人物和典范，黄自则在舒伯特的基础上又经过深入研究，是中国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界的一个高峰。黄自创作艺术歌曲时，看重歌词和音乐的结合，善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意境，歌词富有诗意和较高的艺术性。

常与黄自配合的歌词创作者韦瀚章，与黄自主张相近，皆致力于“诗乐结合”、“词曲交融”。韦瀚章歌词结集为《野草词》，词风温柔敦厚、皎然出尘，不食人间烟火。知名音乐家黄友棣总结韦瀚章的词风：“词中有乐，词内提供丰富音乐境界。”

伴奏部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衬托出歌唱者在演唱中的情绪，以便于诠释出作者想表达的深层意义。

黄自艺术歌曲，可再细分为三种类型：

抒情类： 《春思曲》 、《长恨歌》清唱剧、 《思乡》、《玫瑰三愿》

古诗词类： 《花非花》、《卜算子》、《点绛唇‧赋登楼》

写实类：《天伦歌》、《谁养我》、《睡狮》

作品包括：《思乡》、《春思曲》、《长恨歌》清唱剧、《天伦歌》、《玫瑰三愿》、《点绛唇》、《南乡子》、《秋色近》、《淮南民歌》、《摇篮曲》。

学堂乐歌

1932-1935年，黄自受商务印书馆委托，和应尚能、张玉珍、韦瀚章等人，编写音乐教材《复兴初中音乐教科书》（全国采用），由教育着手，稳住了中国音乐发展走向。这部教材从1933年至1936年期间，续印本多达11版之多，对当时音乐教育有极大影响。

黄自负责编写“欣赏”和“和声”两部分。这六册教科书共有69首歌曲，其中28首由黄自作曲，如 ：《睡狮》、《雨后西湖》、《秋郊乐》、《西风的话》等，都是为中学生创作的教材，其中许多作品也属于艺术歌曲范畴。

作品包括：《互助》、《农歌》、《燕语》、《本事》、《游戏》、《蝴蝶》、《农家乐》、《秋郊乐》、《卡农歌》、《采莲谣》、《下江陵》、《花非花》、《卜算子》、《西风的话》、《踏雪寻梅》、《雨后西湖》、《四时渔家乐》、《峨嵋山月歌》、《送毕业同学》、《欢迎运动员凯旋》。

爱国抗敌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黄自创作大量爱国作品、抒情作品，以音乐抗敌报国。《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是中国第一首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合唱曲。

作品包括：《抗敌歌》(1931年)、《旗正飘飘》(1932年)、《热血歌》、《睡狮》、《新中国的主人》、《中国一定强》、《国旗歌》、《国父逝世纪念歌》、《国庆歌》、《国庆》。

管弦乐曲

作品包括：《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

改编他人之作，或将原作配以和声

作品包括：《中华民国国歌》、《目莲救母》、《春郊》、《中华民国国旗歌》、《破车瘦老的马》、《摇篮曲》。

回忆及评价

夫人汪颐年回忆道：“每个夜晚黄自都伏案疾书，我在旁默默相助……他曾深有体会说过：‘当老师的必须要深深懂得知识其中的内涵，必须要做大量的课前准备，在上课时，才能给学生讲得很生动，才能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他常常对学生们说：‘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 ”

黄自在国立音专的同事、长期配合的歌词创作者韦瀚章追忆说：“黄自出身于一个知书识礼的家庭，而且研究过心理学，所以他对待任何人，都是一样和颜悦色。他对学生们也是一般和气，诚恳，但不失师长的尊严。学生们见着他，总觉得他是一位慈祥和善的好老师，总是爱戴他，尊敬他。学生的习作有错误时，他要逐个找来，面对面地给予指正，但绝不指责。”“假若他能多活几年——即使仅仅十年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写成更多更动人的作品，因为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而又转入胜利的年代。那种苦尽甘来的滋味，黄自当能以最动人的乐曲表达出来。”

黄自弟子、作曲家刘雪庵回忆道：“虽然恩师黄自平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在辅导学生及培育中国音乐教育这棵新生的嫩苗时，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见者都有亲热感。他虽是教授，但从不‘好为人师’，也从不对人感到厌烦，而是侃侃而谈、启发提问、因势利导，令人广开思路；既是谈笑风生，又是诲人不倦。先生的声音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先生渊博的学识，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 ”

弟子贺绿汀曾评价：黄自“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

赵元任对黄自的音乐创作的评价： “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黄自的和声大半是朴实的如其为人”； “黄自的节律当然变化很多。大体上说起来是倾向于稳重派… …黄自对于中国字在乐句里轻重音的配置，可以说严格得要命，在现代作曲家中间，很少有像他这样严格的。” “他(黄自)的长处是做什么像什么，总是极得体，总是极好唱，我曾经称他为现代中国最可唱的作曲家。因为这个的缘故，我赞成现在学作曲的学生们把研究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工夫至少匀一小部分来注意点黄自的音乐。” 

汪颐年曾在〈忆黄自〉回忆道：“因为黄自先生的北京话不好，经常搞不清字与字之间的音律，所以每次当他拿到一个作品的时候，总要让我先给他做下示范，然后他再自己练习，把每个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都做标记。有时一遍他听不清楚或者做不好，就会让我做二遍甚至三遍的示范，直到他弄明白为止。”可见黄自对于歌词音律的看重。

地位

在中国现代，贺绿汀始终是音乐界中流砥柱人物。贺绿汀曾在黄自追悼会后发表〈哀悼我们唯一的导师黄自先生〉，并终身称黄自为“最大的恩师” ，有人对此大加责难。然而，贺绿汀依然重申： “我过去称黄自为恩师，现在我还是称他为恩师，他对我的帮助不能否定，否则对我良心不安。”

直到改革开放后，黄自的贡献才重获大陆音乐界的重视。如今，黄自铜像树立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园内，一贯温蔼带笑，屹立不朽。 正如黄自在《乐评丛话》所说的：“人的感情左右是一时的，但艺术是永久的，评乐时果然谁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但一时的毁，既不能使天才创作永久埋没；一时的誉，也不足以使平凡的作品免受时代的淘汰。所以只有时间是最公允、最准确的音乐评论家。 ”

弟子贺绿汀给予黄自先生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和地位，他认为黄自的“作品已经指示出新中国音乐的方向”，“他的功绩跟俄国的格林卡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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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錢恩鑅，字賓四，是出身江蘇無錫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及作家等，亦是吳越錢氏的後代。他是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的共同創辦人。他被許多中國史學領域研究者認為是大中華學術圈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及哲學家之一；他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稱作中國的「（現代）四大史學家」。1968年，中央研究院將他選為該研究機構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

1900年，六歲入私塾讀書。宣統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遂輟學，在家自學。民國元年（1912年），年十八，任教於家鄉小學。民國十一年（1922年），先後八年，受聘集美、無錫三師、蘇州省立中學執教。民國十九年（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颉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民國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發表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力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錢穆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高校。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國史大綱》出版，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任教。5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約集民主社會黨、青年黨領導人討論組織經濟研討委員會，朱家驊、陳立夫等50餘人出席，會議推定閻錫山、陳啟天、萬鴻圖、張其昀、錢穆、程天放、袁守謙等13人為起草綱領委員。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華關係白皮書》、《中美問題白皮書》）。8月12日起，新華社連續發了六篇評論《中美問題白皮書》的文章，其中五篇為毛澤東親自執筆；在8月14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毛澤東點名胡適、傅斯年與錢穆受美帝控制，錢穆既憤怒又擔憂遭到迫害。

10月，錢穆随廣州私立華僑大学南下香港，出任「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前身）院長。1950年，亞洲文商學院更名「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絃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56年，錢穆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1960年，錢穆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錢穆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1973年，錢穆等人創立新亞教育文化會，並在新亞書院位於九龍土瓜灣的舊址改辦新亞中學。

1967年10月，錢穆自港赴台。1968年，遷居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素書樓。該地點為時任總統之蔣介石直接下令撥用與建樓。1968年，錢穆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時，钱氏名落孙山。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就是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此後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視力因白內障而日弱（至1978年訪港前夕，錢穆已基本上永久失明），仍隨時提出新觀點，由夫人胡美琦誦讀整理出版為《晚學盲言》。1989年，錢穆應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請，在夫人陪伴下返港出席新亞書院40週年校慶，此乃錢氏生前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

錢穆在遷出素書樓3個月後，於同年8月30日逝世於臺北市杭州南路寓所中，其對妻的遺言為：「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來給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會使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具有了價值。」

1992年，胡美琦奉錢穆靈骨，歸葬故里蘇州西山太湖之濱。

錢穆沒有接受過現代大學訓練，他的治學理念受呂思勉影響甚深。當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议，說“余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說：“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錢先生後來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於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提出新說：“……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所依託的文化保有真誠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絕非可僅僅以「君主专制」簡單概括。钱穆的徒弟余英時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正是出於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放在中國文明系統的框架內求客觀的瞭解，錢穆主張，應該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礎上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而非以後見之明淺薄地非議與污蔑之。

錢穆在治學方面與胡適頗多牴觸。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愛徒樓旁有錢穆故居，即為錢穆曾居住之素書樓。

評價

 

牟宗三：“当时局势危殆，有瓦解之势。学校朝不保夕，政府无暇顾及。人情汹汹，学生多有走陕北从共党者。教授亦多纵容之，无有为立精神之主宰者。惟钱穆先生，因富历史传统意识，慷慨陈词，多有讲述。”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金耀基：「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許倬雲：「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錢婉約：「終於走近大山，在領略其巍峨的身軀、莊嚴的儀態、豐富多彩的植被以外，對於其蘊含著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寶藏，我懂得多少？在離開祖父的歲月裡，我需要花費多少的歲月精力，才能無愧擁有這樣大山般的先祖，無愧這一個月的庭訓親炙？在這個意義上，父親為我作了榜樣，他的這本《思親補讀筆記》，就是在那以後，特別是在祖父去世之後，不斷閱讀祖父著作，在內心走近祖父的記錄。

汪榮祖教授在《錢穆論清學史述評》一文中以為：「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李敖《蔣介石研究》中，引用了錢穆寫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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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亨（1912.12.6—2009.2.3），广州花县人。黄埔海军学校毕业。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名誉主席。广东花县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青年时期爱好体育活动,曾多次参加国际体育比赛1949 年去香港。1950 年以来,历任香港游泳、排球篮球总会会长、名誉会长以及中国台湾省的游泳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业余游泳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台湾省的体育协进会副理事长和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等。1970 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72 年和1973 年任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 

1918年，徐亨入岭南大学附小读书。他体质强壮，身材预长，具有当运动员的天赋。他亦从小酷 爱体育，尤喜足球、篮球、排球和游泳。在岭南大学附中念中学时，他是学校排球、篮球队主力。18岁即入选国家排球队、足球队。青年时期在上海参加东华体育会足球队，被誉为百无一失的守门名将。该足球队与三十年代的香港的南华足球队鼎足华夏，被誉为中国的“足球两雄”。

1930年，徐亨作为国家足球队队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荣获冠军。在二、三、五、八届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皆夺得金牌，徐享以其出色的球艺，把守住了中国队的大门，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排球队击败了日本队,摘取桂冠，徐亨是中国排球队主力队员。三十年代，徐亨以其赫赫战绩，蜚声海外，为中国和世界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徐亨岭大附中毕 业后，他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徐亨曾一度在广州广雅中学任体育教师，期间倡建广雅游泳健将。 

后来，徐亨报考黄埔海军学校，在军校读了三年书。之后，在海军服役。1937年抗战军兴，海军名将陈策任虎门要塞司令，徐亨蒙赏识任机要秘书。时陈策左足患血管硬化经手术截除，以木质假脚代步，故时人称为“独脚将军”。徐亨则佐辅身旁，侍从左右。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始，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陈策将军担任“国民政府驻香港特派代表”兼“国民党港九总支部主任委员”，徐亨是随从参谋，为陈策之得力助手。同年12月11日，日军攻占九龙，13日进攻香港,陈策、徐亨等驻港官员俱被围困，但他们宁死不降。终于历尽艰辛，以坚毅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率领部分人员且战且退。最后，跳入水中泅水，在日寇的枪林弹雨追击中，冒险排难。几经周折，才逃出虎口。 

1944年，法西斯在海洋肆虐，袭击盟军舰只，美国海军受到重大创伤，中国沿海各省亦被日军全线封锁。当时,中美双方协商决定，由美国赠送驱逐舰两艘，扫雷舰六艘，由中国派员到美接收，经重庆“军委会”批准，组成赴美接舰参战军官队，徐亨受命领队赴美。 

1946年4月，中国正式接收美赠:“永宁、泰康、太平、永胜、永盛、永泰、永兴、永定”等八艘军舰，徐亨被任命为“永宁”舰的舰长。之后，重庆“国防部”还委任徐亨为海军上校主任参谋，并晋升他为海军少将顾问。1947年，徐亨转任上海中央航空公司总务处长，筹组台湾复兴航空公司。同时，在香港设立国际贸易公司，华夏国际投资公司等机构，他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年，全国解放之际，徐亨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迁驻台湾。 

1975年，徐亨得侨界的拥戴，被选为“台湾立法委员”，并荣膺“大韩民国”，庆熙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6年，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香港时报》《台湾日报》董事长。 

1982年，徐亨先生七十诞辰，台湾党、政、军要人，体坛精英及社会名流为徐亨先生夫 祝寿，被授予“足球寿星”殊荣，仍聘为体育顾问。 

1988年，在国际奥委会退休，荣膺奥运会国际委员。萨马兰奇主席特颁“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奥运会的贡献。同年，担任台湾红十字会总会长。 

1990年5月24日，徐亨先生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邀请访问北京。之后，徐亨先生飞赴上海，参加华东体育会60周年纪念活动，并到杭州访问。6月6日抵达广州，作为期五天的访问。

在台湾，徐享对体育事业仍非常关心，曾捐赠台币壹千万元，建立“徐享体育基金会”，以扶持和发展台湾的体育事业。 

徐亨于2009年去世，享年97岁。

父亲徐甘澍，母亲黄玉英，均执业西医。悬壶济世，在广州西关长寿西路开设保生医院，曾创制发冷丸，癣药水，风行全国各地，妇孺皆知。伯父徐甘棠，是著名数学家，曾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他昆仲俩生前关怀桑梓，重视乡村教育，曾出资在乡兴办“棠澍小学”( 该校解放初改名为“荷塘小学”，现已恢复原校名 )，村民子女在该校就读成材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