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必反共
网络资料选摘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1
反共——————————-16
中共血债—————————33
士可杀更可辱———————–36
幻想的由来：谎言——————-46
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49
世界三大恶魔———————–52
中共的公安六条———————55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59—–66
———————————————————
网络资料选摘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共产主义者有组织地大量杀害非战斗人员的情景
20世纪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被估计造成了总计8500万到1亿人之间的非正常死亡。一些对大屠杀更高的估计不仅包括了发生在大规模的谋杀或者清除政治对手、内战、恐怖活动和土地改革期间的处决，还包括了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过劳而在劳改营丧失性命。这些研究者相信政府的决策和管理的失误导致了这些灾难，而且，将该死亡一并归类于“大屠杀”、民众灭绝、政治灭绝、阶级灭绝或者宽松定义的种族灭绝。根据这些研究，以此定义的大规模屠杀的死亡总数数以千万计；然而，该方法的有效性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截至2011年，学术界对于这些国家发动大规模屠杀的原因还没有达成共识，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尤其是，探讨当中原因的比较性研究数目有限。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包括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柬埔寨。这三个国家的非战斗人员被杀戮的数目单独估计在2100万到7000万之间。规模较小的则是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以及一些东欧和非洲国家。
术语
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政权”表示那些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里面自称以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也叫“共产主义国家”）。
学者们用一些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对非战斗人员的蓄意屠杀。下列术语被用来描述共产主义政府所造成的屠杀：
- 种族灭绝——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种族灭绝罪不包含对政治或社会群体的大屠杀。对政治群体的保护在第二轮投票后从联合国决议中撤回，因为许多国家，包括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事前考虑到该章节会对他们镇压内部动乱的权利作出不必要的限制。
- 政治灭绝——术语“政治灭绝”用来描述不会被《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规范，针对政治或经济群体的杀戮。Manus I. Midlarsky用术语“政治灭绝”来描述由苏联西部地区直至中国和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在他的书《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面对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的屠杀提出了相似点。
- 民众灭绝——鲁道夫·拉梅尔创造了术语“democide”，其中包含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屠杀。海伦·费因把发生在苏联和柬埔寨的国家造成的大屠杀称作“种族和政治灭绝”。Frank Wayman和Atsushi Tago展示出术语的意义在于，若以民众灭绝（广泛的国家制造的屠杀）或政治灭绝（受到政府反对的少数群体）的使用作为包含于数据集的条件，寻求大屠杀之间联系的统计分析能造成非常不同的结果，包括政权类型的意义或其他方面。
- 危害人类罪——雅克·森密林和迈克尔·曼相信“危害人类罪”在谈论共产主义政权的暴力行为的时候比“种族灭绝”或者“政治灭绝”更确切。
- 阶级灭绝——迈克尔·曼提出了术语“阶级灭绝”以表示“旨在对整个社会阶级的大屠杀”的意思。
- 恐怖——史蒂芬·惠特克罗夫特指出，在苏联，像“恐怖”“清洗”“镇压”这样的术语（后者一般是俄语）一般指的是同样的事件，而且他相信更为中立的术语是“镇压”或“大屠杀”。
- 大屠杀——这个术语被本杰明·瓦伦蒂诺定义为“对大量非战斗人员蓄意的杀戮”，其中“大量”被定义为五年或更短时间内造成至少50,000人恶意地死亡。他把这一定义应用在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柬埔寨，同时承认人数较少的大屠杀也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东欧和非洲。
- 共产主义大屠杀——美国国会把这些大规模屠杀称作“空前的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大屠杀”同时美国国会建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把这一主题称作“共产主义大屠杀”。术语“红色大屠杀”曾经被德国历史学家霍斯特·默勒引用，斯蒂芬·罗斯菲尔德著《红色大屠杀》一书亦曾探讨这一主题。
提出的原因
意识形态
一些理论，比如鲁道夫·拉梅尔的，提出共产主义是大屠杀的明显的诱发因素，引起了学术争议。
克拉斯–戈兰·卡尔松写道：“意识形态是思想的系统，本身不能犯罪。然而，把自己定为共产主义者的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名义下犯罪，或者在谈论他们犯罪的动机的直接来源时不提及共产主义。”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共产主义政权所做的屠杀可以解释为绝对权力和绝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在所有的信仰当中，不论是世俗的或其他的”，拉梅尔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迄今为止最血腥的——比宗教裁判所、历次天主教十字军东征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还要血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血腥的恐怖主义、极端的清洗、致命的集中营与致死的强制劳动、毁灭性的放逐、人为的饥荒、法外处决与欺诈性的作秀审判、彻底的大规模谋杀与种族灭绝。”他写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构造乌托邦的过程视为“对贫穷、剥削、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战争——而且，就像一场真正的战争，非战斗人员会不幸地卷入战斗中。会有必要的敌人伤亡：神职人员、资产阶级、资本家、‘肇事者’、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暴君、财主和地主。就像一场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会死亡，但这些死亡最终会被证明是值得的，就像二战中希特勒被打败。对于实行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目标足以正当化所有的死亡。”
斯蒂芬·罗斯菲尔德在他的书《红色大屠杀》中指共产主义的内部矛盾“导致了杀害”大约6000万甚至更多的人，而这场红色大屠杀——由共产主义领导者如约瑟夫·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胡志明和波尔布特造成的和平时期的大屠杀和其他相关的反人类罪行——应该是任何对共产主义净评估的中心。他声称上述的领导者是“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的严重罪行。”
罗伯特·康奎斯特强调斯大林的清洗没有违背列宁主义的原则，而是弗拉基米尔·列宁所创立体系自然而然造成的后果，列宁自己就下令处死了当地阶级敌人的人质。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设计师及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具体阐述了这一观点，称“事实是在惩罚性的行动中斯大林没有想出列宁时代没有的东西：处死、劫取人质、集中营和所有其他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盖勒特里表示同意，说“换一种方式讲，斯大林只加入了一点点列宁没有引进或者预演的。”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对他的同僚说过：“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击毙怠工者和白军士兵，那算是什么革命呢？”
安妮·阿普勒鲍姆声称，“毫无例外，对一党制国家的列宁主义信念在过往和现在都是每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在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中都重复发生了”。列宁和契卡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说过的句式被部署到了世界各地。她强调即使到了1976年，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仍在埃塞俄比亚肆意制造“红色恐怖”。
文学史学家乔治·G·沃森在《The Lost Literature of Socialism》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保守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并试图回到古代和等级制度。他声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作品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要求并需要种族灭绝，原因隐含在其宣称封建制度—其中先进的国家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必须反其道而被社会主义取代。整个国家会在工人革命后遗留下来，封建残余在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不能一次就前进两步，他们要被消灭。他们是种族渣滓，按恩格斯的话说，并且只适合逗留在历史的粪堆里面。”Robert Grant批评沃森的主张为“可疑的证据”，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至少是一种文化灭绝；但这不明显，至少从沃森的引用中，实际的大屠杀，并不（用他们的用语）仅仅是‘吸收’或‘同化’，是个问题”。
危机状况
埃里克·韦兹称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是在法治的失败下自然而然的结果，在20世纪社会动乱时期很常见。对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出现在极端的社会危机中，通常由政权的非常政策产生。”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决策。
罗克福德大学的斯蒂芬·希克斯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统治的暴力特征归结于那些集体主义政权抛弃保护人权并摒弃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希克斯写道：一方面“事实上每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遵循人道的可靠记录，因为其总体上尊重权利和自由，并让人们一起过上丰富并有意义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在社会主义中“实践已经一再证明它比20世纪最坏的独裁政府还要残忍。每个社会主义政权都转向独裁并开始大量杀人。”
有关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的学术论文集《共产主义黑皮书》详细阐述了“从1917年俄国到1989年阿富汗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斯特凡·库尔图瓦称共产主义与罪恶之间的一个联系是——“共产主义政权……把集体罪行变为一个彻底的政府系统”——并称这一罪恶在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不是政府的实践。
本杰明·瓦伦蒂诺写道，大规模屠杀策略是由共产主义者选择来对大量人口予以经济上的剥夺。“这种速度和广度的社会变革与大规模屠杀的联系首要有两种原因。第一，像这样的变动产生的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常常导致经济崩溃、疾症，还有，最重要的，普遍的饥荒……共产主义政权对社会的激进变革的热衷与大规模杀戮之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所追求的革命变革与他们人口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发生了无情的冲突。事实证明只有少数人在没有高压的情况下愿意接受那种影响深远的牺牲。”
迈克尔·曼写道：“那些共产主义下的最高死亡率并非有意，却是由于被宗派主义恶化的巨大政策错误而造成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牺牲者们无情的或仇恨的观点所致。”
根据雅克·森密林，“20世纪兴起的共产主义体系最后变成在毁灭他们自己人口，不是因为他们像那样计划去消灭他们，却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从上而下地重建‘社会机体’，即使那样意味着清除并重塑机体以适应他们新的独创的政治构想。”
其他主张
民族文化的影响
马丁·玛利亚称俄罗斯的例外论和战争的经历通常是导致暴行的原因。
世俗的价值观
一些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的拥护者指出杀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现代社会信仰的弱化和引发欧洲启蒙时代激进价值观的结果。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家艾伦·赫茨克到在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中的这种趋势，他聚焦于英国天主教作家及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观点并写道：
| “ | 在知识分子的心态中的改变起于对所认为的失败的批评和世俗计划的障眼物。诚然，这一批评并非人们普遍共有的观点，但很多的学术研究，伴随着一系列意见期刊和智库座谈会的激增，从对卓越的社会准绳的抛弃列举后果。这一思想的典范是保罗·约翰逊的权威著作《摩登时代》，这本书抨击了启蒙时代的普遍假设即更少的宗教信仰必定等于更多的人类自由或民主。宗教冲动在20世纪初的欧洲受教育阶级之间的垮塌，他指出，留下一个真空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旗帜下执掌权力的政治家所填满——‘血与土’法西斯主义或无神论共产主义。于是在没有上帝下生活的尝试造就了政治偶像并产生该世纪的‘歹徒政治家’——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些人‘控制人类的贪婪欲望’引发出不可想象的恐怖，或如T·S·艾略特所写，‘如果你不会接受上帝（而且他是痛恨不贞的上帝）你应向希特勒或斯大林献出尊敬。’ | ” |
个人的责任
俄罗斯及世界历史学者约翰·汤普森描述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恐怖的体系为“费解”；考察俄罗斯历史，他假设1930年代苏联杀戮的高度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个人的作用——尤其主张
| “ | 试图解释这一可怕的时期作为斯大林对权力的巩固和重塑，或者对党的清洗作为斯大林主义体系的不断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某种原因变得疯狂，或作为斯大林冷酷计算的努力以让国家准备好战争并保证他能在外交政策上不受拘束，不论单独地或一并考虑，都明显是欠说服力的。自从斯大林销毁了记录以及牵涉其中的大部分高官，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清楚地知道什么导致了清洗和恐怖。理性和政策上的考虑无疑有，但任何对这一时期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阐释斯大林的为人及见解。大部分已经发生的只会在一部分归因于斯大林自己的不安的心态、病态的残忍与极端的偏执狂时才会显得合理。面对着对过度集体化以及高速工业化所致的必要牺牲的批评，史达林变得有不安全感（尽管在党和国家之上建立了独裁）、敌意和防备，以及深深地怀疑过去、现在甚至未知的未来的对手密谋反对他，开始表现得像一个陷入困境的人。他很快反击现实或者想像中的敌人。 | ” |
历史学家海伦·拉帕坡特大清洗期间负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僚尼古拉·叶若夫为“智力有限”和“狭隘的政治理解……像其他历史上大屠杀的发动者一样，他用病态的残忍和野蛮的恐怖弥补身材矮小的缺陷。”
与其他大屠杀的比较
丹尼尔·戈德哈根指出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杀死的人比其他任何统治类型都多。”其他研究共产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学者，像是斯蒂芬·罗斯菲尔德、本杰明·瓦伦蒂诺和鲁道夫·拉梅尔，提出了类似的结论。罗斯菲尔德声称“红色大屠杀”杀死的人可能超过了“犹太人大屠杀”和“日本在亚洲的大屠杀”的总和，而且“至少是同样邪恶的，鉴于希特勒种族灭绝的非凡性”。罗斯菲尔德更强调“尽管时下流行著减轻红色大屠杀严重性的说法，通过观察20世纪资本主义杀死了数百万殖民地居民，主要是通过人为的饥荒，但那些重度过失杀人没有一份清单能跟红色大屠杀的总数相比。”
发生过大屠杀的国家
苏联
苏联解体后，从苏联档案查询成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统治下出于政治或刑事犯罪处决大约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记录、古拉格中约170万人的死亡及富农强制迁移过程中390,000人的死亡——总计有约300万官方记录的牺牲者。
由斯大林的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在苏联及共产主义的研究学者间起了激烈争论。发表的结果随着估计的时间、标准及估算的方法而变化。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对苏联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开来做估计，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牺牲者的估计从800万到6100万不等。一些学者当中，斯大林传记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鲁“共产主义记录”系列的负责人乔纳森·布伦特提出约有2000万人的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书《大恐怖》最新一版（2007年）估计尽管准确的人数永远无法确定，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根据史蒂芬·惠特克罗夫特说，斯大林的统治可被指控造成上百万人的“故意死亡”，即使由政权的“玩忽职守”及“残酷”造成的死亡数字明显更高，甚至超过希特勒。惠特克罗夫特排除了所有死于饥荒的人是“有意的死亡”，并声称那些确实符合的较接近于“处死”而不是“谋杀”的分类。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行动，除了间接促进乌克兰大饥荒之外，还有去富农化及针对少数民族的目标行动，可被视为种族灭绝，至少是在宽松定义上。
种族清洗学者亚当·琼斯声称“人类经历的记录中很少有暴行可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政权后，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转向较为约束且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么残忍的国内政策之间引发的暴行相比。”他指出红色高棉（相对而言）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绝对而言）是其中的例外。
红色恐怖
俄国内战期间，双方都作出过恐怖活动（红色和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通过政治警察契卡将数以万计的“阶级敌人”就地正法。当中许多牺牲者是被围捕的“资产阶级人质”后被其就地正法以报复任何所谓的反革命挑衅。许多人在镇压反抗中处死，像是喀琅施塔得起义和坦波夫起义。唐纳德·雷菲尔德声称“仅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之后的镇压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处决。”不少东正教牧师也被杀死。
尼古拉斯·魏斯指，去哥萨克化政策其实是苏联领导人对“排除、消灭并驱逐整个地区的人口”的尝试。在1919年的前几个月，10,000到12,000名哥萨克被处死，而且更多的人被驱逐，在他们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后。
大清洗（叶若夫时期）
斯大林试图巩固自己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地位，导致对各类人拘留和执行死刑的数字剧增，1937–38年达到高潮（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作叶若夫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其中有约700,000人从脑后枪决，其他人在“调查拘禁”的拷打中以及在古拉格中因为饥饿、疾病、暴露和过度劳累死去。
逮捕行动通常根据反革命法实施，其中包括未报告叛逆行为，以及1937年修正案中未履行指定职责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GUGB NKVD）在1936年10月到1938年11月的调查行动中至少有1,710,000人被捕，并有724,000人被处决。
至于对神职人员的迫害，迈克尔·埃尔曼称“……1937–38年亦曾打击俄国正教会及其他宗教的神父（Binner & Junge 2004）或许同样也能当作是灭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引用教会的文件估计超过100,000名牧师、修士和修女在此期间被处死。
前“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构成了死难者的大多数，有669,929人被捕，并有376,202人被处死。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内行动
19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掀起了一系列的行动，针对一些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国家特遣队”。总共有350,000人被捕，并有247,157人被处死。其中波兰人行动已不存在的波兰军事组织，其逮捕和处死的人数似乎是最高的，有140,000人被捕，并有111,000人被处死。即使这些行动按照联合国公约可以定为种族灭绝，或按蒙蒂菲奥里定为“小规模种族灭绝”，对这些事件还是没有权威的法律裁定。
蒙古的大清洗
1937年夏秋两季，约瑟夫·斯大林安排NKVD特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协助霍尔洛·乔巴山策划了蒙古大清洗，其中有22,000到35,000人被处死。大约18,000名牺牲者是喇嘛。
苏联在二战期间的屠杀
1939年9月，随着苏联入侵波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特遣部队开始在占领区清除“苏联的敌对分子”。内务人民委员会有组织地实施拷打，常常造成死亡。
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卡廷大屠杀中处死了21,857名波兰军事组织成员和思想领袖。根据波兰国家回忆研究所资料，150,000名波兰公民死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镇压。
处决行动也发生在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后，]而且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部队在从轴心国的进攻中撤出之前屠杀了上万名囚犯和政治对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于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鉴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暴力是必须的，并且要大规模地策划和使用暴力。历史学界的共识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其政策和政治迫害造成数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
土改和镇反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毛泽东时期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根据1948年官方发布的资料，毛泽东构想“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万）“会被打倒”以促进土改。实际土改中被杀的人数据称会更低，但至少有一百万。
镇反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前中国国民党官员和被怀疑不忠的知识分子。至少712,000人被处决，1,290,000人被投进劳改营，并有1,200,000人“处以长期的思想改造”。
反右运动
1957年，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
本杰明·瓦伦蒂诺称大跃进是中国大饥荒的原因之一，而且饥荒的始作俑者被转移到政权的敌人身上。那些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黑五类”（宗教领袖、右派、富农等）的人死亡人数最多，由于他们在食物配给中获得了最低的次序。历史学家冯客在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写道“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基础”，而且“促动了人类历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大屠杀。”他对中国省级和地方级档案的研究指出死亡人数至少有四千五百万，而且“很多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饿死并死去非常清楚”。冯克的著作中称，在1959年上海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下命令从农村拨走全部粮食的三分之一。他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冯客估计这一时期至少二百五十万人被草率地杀死或被折磨致死。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四清运动
1963年至1965年期间发生的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
汉学家马若德和沈迈克估计仅中国农村地区死于文革暴力的人数在七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毛泽东的红卫兵被授予自由行使侮辱和杀死革命敌人的权力。例如，1966年8月，北京西部就有100多名教师被他们的学生批斗致死。
1967年夏，湖南道县的三十六个人民公社在两个月内，掌权的中共武装人员与贫农杀害了四千五百名富农、地主及其子女亲属，许多被批斗对象全家灭族，连古稀老人与满月婴孩也不放过。广西不但把“专政对象”杀死，还把他们吃掉。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扫四旧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查516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等，被迫害直至被杀害者难以计数。文革后的清理三种人运动、严打运动也导致大量冤杀和非正常死亡。】
六四事件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邓小平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人士行使武力，即清场行动。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死亡人数无从考证。据当事人表示，军方驾驶坦克对入群进行扫射和碾压。
镇压法轮功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创立的气功修炼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共政府于1999年7月20日发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早期，法轮功曾一度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吸收，胡耀邦“三不政策”认为对气功（包括法轮功）虽不鼓励也不应批评。实际上官媒一度正面报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也表示过支持过法轮功。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下令设置机构610办公室，调动了国家官方媒体、司法、警察、军队、教育系统和事业机构，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此后的）互联网的大规模宣传及大规模管控以推动相关政策。有分析称存在系统性酷刑、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活摘器官和滥用精神病医疗措施，藉以迫使修炼者宣布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第一位获准入中国调查的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报告指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66％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
新疆种族灭绝指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建设新疆教培中心。人权观察人士及专家指控“新疆再教育营中存在种族灭绝”。有报道指再教育营内部条件恶劣，部分被关人员时常经历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等，甚至死亡。还有媒体报道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强制分离孩童父母和强制绝育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最近有视频显示，大陆人士在新疆拍摄到了许多特大规模的集中营，集中营有高墙、铁丝网、瞭望监视塔，和”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大标语。】
柬埔寨
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海伦·费因强调，即使柬埔寨领导人宣称坚持农业共产主义教条的外国版，红色高棉政权排外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了更多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现象。戈德哈根解释称红色高棉之所以排外是因为他们相信高棉人是“能够建立真正共产主义的人”。社会学家马丁·肖说，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是“冷战时期最纯粹的种族灭绝”。
杀戮战场是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下大片埋葬大量被杀的人的地方，在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紧接著越南战争结束后。至少200,000人被红色高棉处死，至于对红色高棉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疾病和饥饿，占据约700万人口中的140万到220万的范围。
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因为战争和混乱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后果经历了严重的困难。根据迈克尔·维克里说，在人口7百万的柬埔寨有740,800人因为饥饿、过度劳累和政治迫害而死。其他估计提出人数大约170万并被耶鲁大学的“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计画”描述成“上个世纪人类最严重的惨剧”。
柬埔寨档案中心研究员克雷格·艾奇生提出死亡人数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最接近”的估计有220万。经过5年对20,000多座墓地的研究，他总结“这些大规模墓地埋葬了1,112,829名牺牲者”。
斯蒂芬·罗斯菲尔德声称民主柬埔寨按人均计算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中最极端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产力核心”并且“未能对大规模杀戮设定界限”。
1997年柬埔寨政府要求联合国协助开设屠杀审判庭。在2007年7月18日的起诉，向调查法官提出了5名嫌疑人的名字。2007年9月19日，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及其幸存的最高级成员农谢被判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但没有判种族灭绝罪，他会在种族清洗的特别裁决中面对柬埔寨和外国法官。
其他
大规模屠杀同样发生在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据推测保加利亚和东德也发生过大规模屠杀（规模较小），即使档案的缺失阻止了明确的判断这些事件的规模及行凶者的动机。
根据本杰明·瓦伦蒂诺说，多数自称共产主义的政权没有犯下大规模屠杀的罪行。然而，一些大规模屠杀或许还是发生在一些东欧国家，即使没有足够的档案来对规模、意图和事件起因做出明确的判断。
保加利亚
根据本杰明·瓦伦蒂诺，可取得的证据显示5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从1944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保加利亚，即使档案不足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Dinyu Sharlanov在他的书《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史》中说大约31,000人在1944到1989年的统治中被杀。
东德
根据瓦伦蒂诺，8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一部分苏联的政治迫害中死在了东德。
罗马尼亚
根据瓦伦蒂诺，60,000到3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了罗马尼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从1948到1987年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其他人估计有400,000人是死于集中营。李古乐估计100,000人被处死，150万死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500,000死于饥荒，130万死于朝鲜战争。基于最近的朝鲜人口普查的估计表明240,000到420,000人的死亡是由于1990年代的饥荒造成的，而且1993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有指造成多达一百万人死亡的饥荒，被认为是朝鲜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导致，而且被视为有意的“恐怖饥饿”。2009年，斯蒂芬·罗斯菲尔德称红色大屠杀“仍然存在于朝鲜”作为金正日“拒绝放弃大规模屠杀”的结果。
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1950年代初，胡志明政府发起土地改革运动，按照斯蒂芬·罗斯菲尔德，是“以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牺牲者被以任意方式处置，伴随着4-5%的定额。刑讯逼供在当时被广泛使用。据估计50,000到172,000人死在反对富农和地主的运动中。罗斯菲尔德指出存在更高的人数估计，在200,000到900,000的范围内，其中包括被处死的越南国民党员。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共有50万人在1977到1978年的红色恐怖中被杀。红色恐怖中成群的人被赶进教堂并被烧死，而且女性被士兵有系统强奸。拯救儿童基金会报告红色恐怖的牺牲者不仅包括成年人，还有1,000多名儿童，多数年龄在11到13岁之间，尸体被扔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上。据称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自己亲手杀死了政治对手。
匈牙利
在1919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库恩·贝拉利用“列宁少年队”犯下罪行打击政治对手。二战后，国家保安局维持着集中营并犯下了大规模种族灭绝。
争论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即使经常被视为共产主义的种族屠杀的事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了边缘性案例，根据Frank Wayman和Atsushi Tago说，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处决了10,000到27,000之间的人，多数在Pul-e-Charkhi监狱。
1979年入侵后，苏联组建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傀儡政府，但不是明显稳定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处于战争状态。1987年，全国大约80%的地区已持续被亲共政府控制（并支持苏军）和军队以外的势力占领。为了打破平衡，苏联用了“焦土政策”和“迁徙灭绝”的策略：通过在叛乱省有组织的烧毁庄稼并破坏村庄，以及通过对涉嫌藏匿或支持叛乱者的整个村庄的报复性轰炸，苏联试图强迫当地人口迁移至苏联控制的地区，由此夺去他们对反对派武装的支持。在苏联1988年撤军的时候，100到150万人被杀，多数为阿富汗公民，而且三分之一阿富汗人口流离失所。M. Hassan Kakar指出“阿富汗人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造成的种族灭绝的牺牲者”。已挖出的被处死的犯人的万人坑追溯到苏联时期。
1932年苏联饥荒
在苏联，农业政策的强制改革（农业集体化）与干旱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饥荒最严重的是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常常称作Holodomor。很大一部分饥民（300–350万）是乌克兰人，同时苏联牺牲者总数估计在600–800万。
一些研究者指出造成饥荒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或许被设计作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抬头的抨击，而且由此可能属于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经济学家迈克尔·埃尔曼指出苏联从1930–34年的行动构成了“一系列的反人类罪行”。本杰明·瓦伦蒂诺提出“有强力的证据表明苏联当局以饥饿为武器摧毁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抵抗”而且“这些政策相关的死亡满足大屠杀的标准”。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提摩希·D·史奈德指出在1933年“约瑟夫·斯大林故意在乌克兰制造饥饿”，通过“无情的征粮运动开启了欧洲时代的大规模杀戮”。
尤先科领导下的乌克兰（2004–2010）试图让世界承认这场饥荒为种族灭绝，这一行动受到了一些外国政府支持。俄罗斯政府强烈反对这一观点，指责尤先科把悲剧政治化，赤裸裸的宣传，而且伪造档案。2010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推翻了尤先科对乌克兰大饥荒的政策，并且俄乌两国都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两国共同的悲剧，由“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引起，而不是蓄意的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在决议草案中宣称“苏联残酷且刻意的行动及政策”造成了饥荒并要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数百万无辜的人”的死亡负责。相对于其人口，哈萨克斯坦据信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就哈萨克人的情况，迈克尔·埃尔曼称“看起来是超出联合国公约适用范围的‘忽略的种族灭绝’示例”。
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驱逐
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期间的苏联政府实施了深刻影响苏联民族版图的一系列大规模的驱逐行动。驱逐行动发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路上。一些专家估计驱逐行动中的死亡人数在一些情况下为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的程度。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灾难，斯坦福大学的阿米尔·韦纳写道：该政策可以定为“种族清洗”。莱曼·霍华德·莱格特斯在《Century of Genocide》一书中写道“我们不能严格地说种族灭绝，只有在其过程中存在种族灭绝的可能性。”
西藏问题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实行了文化灭绝。让–路易·马戈林称杀戮在西藏成比例地大过中国内地，而且“因为涉及的数量可以合理地讲作种族灭绝”。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声称，“藏人不仅被枪决，而且被殴打致死、折磨、活活烧死、淹死、肢解、饿死、勒死、吊死、活活煮死、活埋、分尸及斩首”。藏学家和人类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则维护中共，说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夸张失实地指控中国种族屠杀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学者王力雄和佛光大学教授谢剑，谓达赖喇嘛对藏人受迫害之说有许多“夸张与离谱之处”，且达赖在1990年向外界宣传“藏人正在走向灭绝”和西方媒体用诛族（种族屠杀）这类用词“指责”中共“毕竟是夸大了”。
专注种族灭绝研究的加拿大学者亚当·琼斯指出1959年藏区骚乱后，中国当局批斗反对派，在这期间“……共产党干部谴责、折磨并经常处决阶级敌人”。这段时间造成600万人口中的92,000人的死亡。这些死亡，琼斯强调，或许看起来不仅是种族灭绝也是“精英灭绝”——“针对西藏人口中受良好教育及倾向于领导的分子”。
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在第二份针对西藏的报告声称：“存在试图摧毁藏人作为宗教群体的灭绝行为，这些行为属于独立于任何常规责任归属的灭绝行为。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藏人在种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灭绝…”。
将饥荒归类为屠杀
记者和作家舍马斯·米尔恩质疑源于饥荒的死亡是否应视为与国家的杀戮相等，因为从人口数据用于估计饥荒的死亡可能不可靠。他指出，如果是，那么英国应该为19世纪的饥荒期间印度3000万人的死亡负责，而且他抱怨道“没有这样综合的对殖民地事迹之声讨”。
本杰明·瓦伦蒂诺写道：“即使不是所有的因为饥荒而造成的死亡在这些情况下是有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直接用饥荒的最严重影响对付他们怀疑的敌人并以饥饿为武器强迫数百万人顺从国家的指令。”
丹尼尔·戈德哈根指出，在一些情况下，源于饥荒的死亡不应该区别于大屠杀：“当政府没有缓解饥荒，政治领导人决定对大规模死亡‘并不说不’——也就是说，他们说了‘是’”。他声称饥荒被苏联、德国、共产主义中国、英国在肯尼亚、尼日利亚豪萨人反抗伊博族、红色高棉、共产主义北朝鲜、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族、津巴布韦反击反对派控制的地区，以及南苏丹和达尔富尔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利用或者有意容忍。
知名的行刑人
埃塞俄比亚前领导人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被定为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埃塞俄比亚法院以其在红色恐怖中的角色，并且作为被起诉这些罪名的红色高棉最高级别的现存者，对他判处死刑。然而，没有共产主义国家或政府部门被判为种族灭绝罪。埃塞俄比亚法律跟联合国及其他的定义有别，它定义种族灭绝罪是企图清除政治群体，而不光是族裔群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接近于政治灭绝罪的区分。
根据捷克共和国法律，公开否认、质疑、赞成或者企图辩护纳粹和共产主义种族灭绝或者纳粹和共产主义其他罪行的人会被处以6个月到3年徒刑。2005年3月，波兰下议院一致要求俄罗斯把斯大林手下内务人民委员会处死21,000名波兰军事组织成员及思想领袖的卡廷大屠杀定为种族灭绝罪。俄罗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亚历山大·萨文科夫回应道：“种族灭绝的版本已经检视过，而且我的坚定信念是绝对没有基础去从法律条款谈论这件事。”2010年3月，纪念组织呼吁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公开谴责大屠杀是反人类罪行。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布公告称档案材料“不仅揭开了他可怕的悲剧的规模，而且提供了证据说明在卡廷犯下的罪行是直接来自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命令。”
2010年7月26日，超过14,000人受到折磨并被谋杀（多数在附近的琼邑克）的民主柬埔寨S-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由（又称杜赫同志）被判为危害人类罪并判处35年监禁。他的刑期减少到19年是因为他已经入狱11年。
乌克兰拉达于2003年率先认定大饥荒为种族灭绝，并于2006年将否定大饥荒与纳粹大屠杀认为刑事犯罪。2010年，基辅上诉法院裁决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并裁定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帕维尔·波斯特舍夫、孟德尔·哈塔耶维奇、弗拉斯·丘巴尔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负有责任。自2006年以来，这场大饥荒已被乌克兰及其他15个国家认定为种族灭绝，作为苏联当局推出的针对乌克兰人的灭绝行为。
———————————————————————
网络资料（维基）选摘：反共
反共主义（英语：anti-communism），又称反共产主义、反共，是指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共产思想在远古就已存在，有一些原始部落就采取财产共有的做法，马克思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另外在欧洲的现代早期，也出现了支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各种团体。但是这些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并没有共通的学说。
有组织的反共主义是在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学说之后才发生的，1864成立的第一国际，1889成立的第二国际，都有主张共产革命的论点，组织内部就有共产革命和反共的无政府主义路线斗争。组织之外，马克思的共产革命思想引发各国既有政权的疑惧，并对共产人士进行镇压。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国对共产主义疑虑更高，反共主义更兴盛，并且在冷战期间达到了全球范围，当时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反共主义是许多不同政治立场的运动的组成部分，例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麦卡锡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左翼。
在美国，反共主义导致了1919年至1920年的第一次红色恐慌。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
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与反共主义者之间发生了许多军事冲突，包括中国国共内战、韩战、马来亚紧急状态、越战、苏联阿富汗战争等。反共军事联盟北约成立于1949年。随著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国家政权结束统治，促使冷战结束。尽管如此，反共主义仍在许多当代政治运动中存在。
早期的反共
早期共产党希望能在世界各国发动暴力革命，推翻世界各国的政权，成立全球性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世界革命可以导致世界共产主义（World communism）及之后的无国籍共产主义（stateless communism）。
由于早期的共产党不与宗教、君主、议会宪政、民族妥协，倾向进行无神论、无产阶级专政、无国籍主义的武装暴力夺权，因此当时许多国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
- 宗教信仰背景浓厚的国家，像是以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反对共产党的无神论。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目前天主教教廷还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 民主议会宪政统治的国家，反对共产党一党制的工农阶级专政。像英国、美国都相对反共。其中一些主张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党（不一定是执政党），则常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为理由反对共产党的统治。
- 君主制统治的国家，反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贵族及阶级统治，因而反共。像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泰王国都曾经反共。共产党在君主制国家也会使用自由作口号，促进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并得到自由，进而暴动或发动革命。譬如沙俄时代列宁所领导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以民族国家自居的国家，反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不认同跨民族跨国界的苏维埃。如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联邦最后分裂为多民族国家，这些新国家的立场便转为反共。
- 法西斯主义者常常以反共作为其行动纲领，像法西斯义大利、纳粹德国、佛朗哥西班牙都有强烈的反共立场。
1936年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还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共产党在法西斯国家也会拿自由作借口，声称要达致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得到自由，进而发动革命。譬如德国共产党曾经发表《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后来被纳粹党诬陷为策划国会纵火案，趁机镇压共产党夺权。
- 各国法律基本都规定“颠覆国家政权”为违法行为，难以接受共产党武装暴动夺权的做法。
- 共产党暴动夺权，革命成功之后，为没收人民私产，往往引发大规模暴乱甚至内战。共产党也因此常制造大清洗，大屠杀，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让各国难以忍受。譬如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内战、史达林的大清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大屠杀。
至于经济状态是否以资本主义为主，并不是各国反共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 共产革命并不是只有以打倒资本主义作为目标：早期共产党只想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像沙俄跟中华民国先后被共产党推翻，但沙皇跟蒋中正并不是单纯因走资本主义路线才反共，而是因为共产党主张武装暴动、革命夺权，政治立场无法兼容。
- 不实施资本主义但反共：跟资本主义无缘的教廷，反而影响不少天主教国家，因所谓宗教自由和反对无神论而反共。
后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愿意放弃武装斗争，而在议会进行议会斗争，也能争取到一定的国会议席，反共的问题就比较缓和。像是日本共产党、义大利共产党，都在该国国会拥有过议席，但从未成为执政党，亦有如法国共产党曾加入左派社会党主导的执政联盟。
现状
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的国家仅存有中国、越南、寮国、和古巴四国。
【中共与并非共产国家的俄国、朝鲜、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联手组成邪恶阵营，可见”共产主义“并非其终极目标—-甚至并非真实目标，独裁特权统治才是真谛。】
在当今民众有普选权的民主国家，有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是被允许在国内建党，但如日本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政党在其所在国家均未能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其议会席位数量远落后于占有上百席位的其他的主张政党。而在希腊、西班牙，比共产党偏右的反紧缩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席位增长迅速。
而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其中一些对共产党已经深恶痛绝，纷纷推动去共产主义化。像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党宣传、波兰2016年5月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捷克制定《反共产主义运动法》、波罗的海三国禁止共产党活动等。
反共的原因
经济上，反对共产党没收私有财产的共产经济。
- 宗教上，反对共产党的无神论。
- 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化。
- 民族上，反对共产党无国籍主义的共产国际跨国界苏维埃。
- 治安上，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夺权。
- 家庭上，反对共产党的家庭观念。共产党宣言主张以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对儿童进行统一教育。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企事业单位施行过托儿所制度。苏联集体农庄儿童也被认为是“集体财产”，由保育员和老师抚养，每天只许见父母几个小时。
- 个人生活上，反对共产党压制个人自由。共产党执政，往往被认为压制了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政见的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通信自由、对个人隐私保密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
- 言论上，反对共产党执政政权的出版审查与言论管控措施。共产党执政往往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因此会对存在代表资本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或威胁政权稳定的出版物或言论进行歧视或管制。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共
欧洲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
欧洲委员会议会于2006年1月25日冬季会议上发布的第1481/2006号决议欧洲委员会第1481号决议“强烈谴责极权共产政权的罪行”。
欧洲议会提议将8月23日定为纪念20世纪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的全欧洲纪念日。
阿尔巴尼亚
在冷战初期，米哈特·弗拉舍里试图将英美反共反对派联合起来。在“自由阿尔巴尼亚”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6 1949年8月在巴黎举行。它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并被任命为欧洲自由国家委员会的成员。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新成立由民主选举选出的阿尔巴尼亚跨党派政府颁布了《灭绝种族罪法》，以加快对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前共产主义政府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起诉。该法律在英语中也被称为“种族灭绝法” 和“共产主义种族灭绝法”。
亚美尼亚
1921年2月，左翼民族主义者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解体和苏维埃解体仅三个月后，对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当局发动了起义。民族主义者暂时掌权。随后，由著名民族主义领袖加雷金·恩兹德领导的反共叛乱分子撤退到休尼克山区，建立了亚美尼亚山区共和国，该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
比利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一些反共组织，例如贝尔格联盟和政治学，经济及社会学协会。
捷克斯洛伐克
在1990年6月的选举之前，四月份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示威者聚集在一张海报下，在该海报上红色的星星和KSČ的缩写上都画了一个sw字，而所绘的徽章来自于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比尔森由捷克工人的反共产主义起义。
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党政府。1989年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89年11月17日，防暴警察镇压了布拉格的一个和平学生示威活动。从11月19日到12月下旬，该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流行的示威活动。到11月20日，在布拉格集会的和平抗议者人数从前一天的200,000人膨胀至估计的50万人。11月27日举行了为时两小时的大罢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公民。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自1946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共产党被推翻。
芬兰
在芬兰，民族主义的反共产主义在冷战之前以拉普阿运动和爱国人民运动的形式存在，之后被取缔。在冷战期间，立宪权利党反对共产主义。
法国
国际反共主义在1920年代的法德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和反共的思想家在贸易，安全，选举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方面相互对抗。
法国共产党在战时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遭到主要领导人戴高乐的不信任。到1947年，雷蒙德·阿隆成为挑战知识分子的主要知识分子，极左派分子渗透了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社区。他迅速成为一名好斗的冷战战士，挑战任何亲共人士，包括拥护共产主义并捍卫斯大林的让·保罗·萨特。雷蒙德·阿隆赞扬美国的资本主义，支持北约，并谴责马列主义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极权运动。
德国
在纳粹德国，纳粹党禁止共产党，并以共产党为敌人。在经过国会纵火案，4000名德国共产党被逮捕。纳粹党还为其政治对手（例如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集中营。
匈牙利
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是以暴动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政府，从1956年10月23日一直持续到11月10日，起义开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示威，它游行通过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一个试图进入广播大楼以广播其诉求的学生代表团被拘留。当外面的示威者要求释放代表团时，他们遭到国家安全警察开火。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整个首都爆发了动乱和暴力。叛乱在匈牙利迅速蔓延，政府垮台。在宣布愿意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主意，开始镇压革命。
波兰
1939年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次波兰起义是对苏维埃的。起义期间，1940年1月在苏联占领的波多利亚，当地高中的少年袭击了当地的红军营房和监狱，以释放被囚禁在那里的波兰士兵。
在战争的后几年，波兰和苏联游击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一些团体在战后很久仍反对苏维埃。在1944年至1946年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被称为“ 被诅咒士兵”的反共武装团体的士兵立即对共产监狱进行了一系列袭击。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士兵，是波兰的激进反共抵抗力量成员，约瑟夫·弗朗扎克，他在1963年被ZOMO用手枪杀死。
1956年的波兹南抗议活动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反共抗议活动。抗议者被政权压制。
1970年由于食品和其他用品价格突然上涨，在波兰发生的抗议罢工活动，是发生在波兰北部的反共示威。由于波兰人民军和公民民兵的残酷镇压造成至少42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团结工联是华约国家内的反共工会。在1980年代，它构成了广泛的反共运动。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戒严和数年镇压期间试图摧毁工会，但最终政府不得不开始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圆桌会谈后举办的半自由选举，于1989年由团结工联领导的联盟全面击败共党获胜，1990年12月，团结工联的华勒沙当选为波兰总统。
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的反共产主义抵抗运动1948年和60年代初之间持续。武装抵抗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种也是最结构化的抵抗形式。直到1989年底推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止，有关所谓“反共武装抵抗”的细节才公开。直到那时，公众才知道在喀尔巴阡山脉避难的众多“ haiducs ” 小团体，其中一些人抵抗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部队长达十年之久。最后的“ haiduc”在巴纳特山被杀（1962年）。罗马尼亚的抵抗运动是前苏联集团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运动之一。
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是持续了一周的一系列暴力冲突，1989年12月下旬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府。在一次展示审判之后，切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琳娜被处决。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一个以暴力方式推翻其政府或处决其领导人的东方集团国家。
摩尔多瓦
在2009年4月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涉嫌操纵选举之后，出现了摩尔多瓦的反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欧洲联盟的旗帜是摩尔多瓦反共主义者在2009年的象征。反共者使用在线社交网络服务 Twitter来组织自己，因此被媒体称为Twitter Revolution或Grape Revolution。
西班牙
蓝色分部的西班牙反共志愿军在圣塞巴斯蒂安行动组织Anticomunista [ ES ]。西班牙内战是从1936年到1939年的反共产主义的国民军为首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亲共共和党派为首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它以占领马德里和在1939年获得国民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南美
1970年代，南美的右翼军政府实施了兀鹰行动，这是一场政治镇压运动，涉及成千上万的政治暗杀，非法拘留和对共产主义同情者的酷刑。该运动旨在消除据称在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控制反对政府的反对派，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参与政府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智利和乌拉圭，但美国的支持有限。
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崛起之后，美国的许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整个世界上取得胜利，并最终成为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即使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反共主义者仍然对苏联的正式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有戒心。
【美国1947年的漫画《这就是明天？共产主义下的美国！》，描述了想象中共产主义凶手们在美国肆虐民众的恐怖场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近年来美国左疯政客对美国的摧残竟然兑现了七十几年前的忧虑。】
亚洲
蒋中正、李承晚与吴廷琰三人于冷战初期分别领导中华民国、大韩民国与越南共和国，在国共内战、韩战与越战中，于竹幕最前线与共产主义直接对决。
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多次打压中国共产党并发生两次国共内战。第一次源于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件国民党的“清党”行动，国民党在短期屠杀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主要是国民党中左派人士的大量人员，引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始处优势，但共产党的反抗武装因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被清除，直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再次进行合作。抗日战争结束后，两党因为美苏博弈等原因再次进入内战。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后并撤进台湾。
台湾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国国民党镇压了在台湾反抗政府的叛乱份子。此后戒严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奉行反共主义，1954年12月配合美国实施《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并试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手中夺回大陆地区，以及积极支持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反共势力。1975年蒋中正去世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宣传光复大陆，亦转向和平政策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共，但台湾的反共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香港
香港的反共意识在1920年代的省港大罢工过后开始萌芽，当时港英政府制定各种措施，压制不利港英政府的言行，并防止中共势力渗透香港。中共国成立前后，大量内地人到香港扎根，包括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港英政府镇压左派发起的六七暴动后，进一步加强香港的本土化，助长香港人的反共意识。
在香港回归之前，大多数反共主义者都是中国国民党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们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和的统治及其一党专政。香港回归后香港亲台团体逐渐式微，反共主义者大多为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在香港泛民主派政党的支持下，香港发生了许多反共抗议活动。每年在香港举行1989年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2003年至今每年的七月一日都举行七一游行。
自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鱼蛋冲突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香港反共运动越加激进，愈来愈多泛民主派支持者、本土派及城邦派等派别对共产党反感及厌恶，尤其在2019年下旬所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所冒起的“赤纳粹”一词可见一斑。
澳门
相对于香港，澳门因为发生一二·三事件，左派势力成功肃清国民党势力并得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扎根，同时亲共华商权贵及社团抬头，导致现时澳门社会普遍倾向亲共，但仍然有部分澳门人于香港或台湾接受教育后回流，并于澳门宣扬反共意识，但影响甚微。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曾多次与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激烈对抗，是为马共叛乱（1968年-1989年），最终马共瓦解，而马来西亚获得胜利。马来亚共产党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于1930年4月30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的乡村成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马共与马来亚当局的和平谈判破裂，马共转而由武力方式对抗马来亚政府。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共开始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援助，并加大力度对抗马来西亚政府。但由于马共中央的肃反决定造成党内分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0年对外宣布停止革命输出并切断对外国共产党包括马共的援助后，马共开始走向衰败并开始和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展开和谈，三方最终于1989年签订和平条约，之后马共放下武器并宣布解散，部分马共成员留在泰国南部定居，另一部分则选择回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1963年2月2日，新加坡警方展开冷藏行动并逮捕多名共产主义分子，其中包括支持共产主义的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的成员。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林清祥，也在冷藏行动中以从事颠覆活动的罪名被逮捕以及入狱。 在1987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又称光谱行动）中，新加坡展开行动逮捕了多名共产主义分子。
印度
印度国家参与了反对长期存在的纳萨尔派－毛派叛乱的法律和秩序行动。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国家赞助的反毛派民兵。
印度尼西亚
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初，据估计有500,000–3,000,000人被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方和同盟民兵以反共清洗行动杀害，这些行动针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和所谓的共党同情者。2016年底，国际法庭宣布此次大屠杀为危害人类罪，并指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这些罪行的帮凶。
日本
1933年，日本参加了反对第三国际国际协约第九次会议，并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研究协会（日语：国际思想研究会）。
1935之后，日本为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了反共产主义的《 HIROTA三项原则》，日本也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之后，国际反共产主义联盟成立于1937年，并组织召开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国家纪念仪式[ JA ]于1938年。
1938年11月，首相近卫文麿宣布反共产主义的东亚新秩序。
在1948年至1951年的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发生了“红色清洗”，其中有20,000多名被指控是共产党员的人被从其工作地点清除。尔后美日安保条约实施下更强化日本政府反共思潮。
韩国
崔智龙是韩国一位直言不讳的反共漫画家，他的政治漫画常批评对朝鲜采取阳光政策的前韩国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
杂谈
主张社会主义的西方左派政党及人士（如工党、社会党等）也不再是对反共主义者的严重威胁，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时间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都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变。
而在西方国家，由于非常多的资金被用来从事反共主义的学术类研究、社会活动和宣传，加上主张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转型并参与反共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演变成为了反对一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潮，反对经济与市场被政客与寡头垄断，也指责共产党将资本主义的缺点发扬光大这种吊诡现象（例如，一部分中国资本家、富人很支持及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已不再反共），此外贪污、腐败现象亦是支持反共主张的主要理由，这体现在例如美国对待古巴、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上。美国多次批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府独裁与不给民众普选权，也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
而在古巴问题上，由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从古巴逃脱菲德尔·卡斯特罗统治的流亡者族群仍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虽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古关系缓和，但美国仍然未全面解除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
当今的反共主义并非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亦存在。比如在中国大陆，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则是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亦为常见。知名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如：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任志强事件、新冠疫情期间湖北大学教授梁艳萍和武汉大学副教授周玄毅等。香港《白粉报》指出，“中共党内更多是隐形两面人，中共现有八千多万党员，究竟有多少两面人，恐怕只有‘神知道’”。如果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标准，每年查处数万名贪官，就等于每年揭发数万名“两面人”。 而在朝鲜，则经常发生通过各种方式逃离朝鲜到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脱北”事件。而外界将这些人称之为“脱北者”。在“脱北者”其中也不乏一部分朝鲜高官。如曾经创立了朝鲜“主体思想”的创始人黄长烨。
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反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认资本主义之后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些反共主义者质疑“为什么可以”以及“如何做到”和平地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很多批评者也主张共产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关键错误：它预言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富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反共主义者把西方工业化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预测矛盾的证据：穷人和富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有人认为，整体的富裕是生产力提升的后果，这跟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矛盾，以香港为例子，香港人均GDP达50000美元，但基尼系数亦达到十分危险的0.588。也有人认为这论点的支持者普遍都忽略了资本主义跨国垄断和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得出这个结论，也有人认为因为所谓的“跨国巨头”沃尔玛90%的营销额都是在美国本土，而非是在美国国外，所以资本主义的富裕与“跨国垄断”无联系。
反共主义的根据有时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明显矛盾、以及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当权者的行为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一些反共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并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称为极权主义。
很多反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保护人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并认为共产主义中人民被剥夺选举权、扼杀言论自由,社会缺乏法治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然而，在现实中，也有共产主义政党对保障人权和民主的承诺，并在通过普选上台后均得到落实，例如圣马力诺共产党、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等。
在美国国内，很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全球取得胜利，并最终对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观点导致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实行共产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有人担心一些强大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中国会使用它们的实力以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强迫其他国家实施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历史上，苏联确实推翻了周围很多欧洲国家的政权，并为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这些行动使得一些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转而接受一些实用的反共主义策略：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限制“苏联帝国”膨胀的手段。
反共主义者也反对标榜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政府的很多实际政策和行动，因其行动和施政与共产主义理论所承诺的有极大差异。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只在“理论上”理想可行，但是在实践中却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一个功能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其中每一公民都成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东西，但是无社会回报，这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而其他必有的人类特质，如贪婪、懒惰或愚蠢，对于建立一个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障碍。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存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则共产主义政府几乎只能使用高压和威胁来使每个人“遵循这个体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性论是一个伪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并没有某种普遍适用、永恒的人的本性，只有不同时代与社会条件下的不同的人，人们对于人性的提法不过是他们将所处时代的现象看作是所有时代都固有的而形成的误解。
夺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政党（有时是由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党）倾向于镇压政治上与其有不同见解者，如史达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乔巴山、胡志明、金日成、霍查、狄托、齐奥塞斯库、门格斯图等人或其累代接班人所领导下的政权如是。共产主义政府被批判者认为是建立了新的特权统治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可能比先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与腐败。右派学者辛灏年便认为共产党夺权后的统治是一种“专制复辟”。
德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曾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过时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想法，认为什么都能实现，但却不指出这种理想的状态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能够正常运转。现实证明，如果没有市场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突出地位，复杂的经济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会发展到一个消除了不平等、没有剥削和没有人统治人的最好的社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但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决定论式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一种常见的误解，事实上马克思绝不认为人类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共产主义——如果是的话马克思也就没有必要强调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了，而需要人作为主体发挥其主体性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制度而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将其视为某种信仰是相当偏颇的认识。事实上，二战后当代西方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都受到了马克思理论的很大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等。
【历史上有多种反共，例如主张某种政教合一的宗教主张而反共等等，反共未必都完全符合正义；但坚持正义立场者必定反共。】
中共血债
中共土改选定地主处死，镇反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所以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自愧不如。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
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干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着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实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仅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封锁，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2月24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毛泽东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据说当时，仅仅由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就能够枪毙成批的地主；只要几个积极分子的几声口号，就能够将“地主”全家的财产剥夺罄尽；甚至连不愿要，或是不敢要地主财产的诚实农民都会大祸临头。
在这期间，中共还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不少贫苦农民因为得到了土地，感激中共，所以接受了这种说法。
那么，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到二百万。
而根据旅美当代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士可杀更可辱
【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部分人的命运】
1948年，中国的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诞生了，在 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时刻，他们何去何从，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学者专门写下了他们的选择——《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呀！有的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不想没有国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不 了钻到故纸堆里留下了，有的害怕台湾还是不保留下了，当然也有毅然决然离开的，相当部分则是怀有极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风的伟大献词《时间开始了》，他 说的是伟大的新时代的时间开始了。中共接管政权前后，共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28位人文组院士中留在大陆的18位（考古学家都在这个组）。他们，除了那 个没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肃、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残与人格凌辱而自杀的。
一、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 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二、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 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 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 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 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 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 “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 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 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 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 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 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 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 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 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 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 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 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 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 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 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饒毓泰（1891-1968）。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 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灝（1889-1971）。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 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71年病逝北 京。
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 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 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 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 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 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 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 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 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 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有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 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六、其他部分著名学人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 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 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 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 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 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 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 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 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 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 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 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 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 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 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 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幻想的由来——谎言
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新华社1944年2月2日文章。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
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
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是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 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于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于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 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着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后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 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
（一）世界著名的《新闻周刊》2000年第一期发表了通过两年时间征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的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2000千多人的投票评选：评选出了20世纪三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最大杀人罪犯，最血腥的三大恶魔，第一号为毛泽东（屠–杀，整死3900万，饿死4300万中国人），第二号为斯大林（屠–杀2000万苏联人），第三号为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
如有疑问，可到图书馆借阅《新闻周刊》2000年第一期，其中有详实的分析报道。
（二）把毛泽东与斯大林并列，斯大林感到愤慨和不平
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现在的待遇可差远了。
斯大林：他死去后立刻被批判，并被开馆戮尸。
毛泽东：政府定性三七开，而且对错误批评不痛不痒。他的尸体还躺在天安门，无数的愚民（看看 毛泽东帖吧 就知道了）还在吹嘘他100％的伟大。
从结果看，好像毛泽东比斯大林伟大得多是吗？
可事实恰恰相反，论成就：
1） 军事。斯大林对二战正义力量的获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毛泽东抗日如何大家都知道。（当然我没有怪他的意思，但是贡献小是确定的）
2）经济。苏联长时间是世界第二强国；
中国长时间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3） 科技。苏联的原子弹，卫星，运载火箭，飞机… 太强了，很多比美国还早；中国呢，几个海归搞了个原子弹就是最高成就了。
4） 文化。苏联产生了那么多的文学，音乐巨匠，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朝鲜，东欧 .中国呢？
Nothing，如果一定要说有地话，看样板戏吧。
论罪恶：
1）饿死的人，苏联比中国差远了吧。
2）斗死的人，苏联更是比不上中国。
3）对战友的清洗，斯大林赶不上毛泽东吧。
我斯大林感到一不平：我样样比他强，凭什么毛泽东得享尊容，我斯大林却不得好死！
（三）把毛泽东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希特勒感到冤枉和不服！
（1）希特勒是屠–杀犹太人的恶魔，可是他热爱德意志民族，从来不无辜屠–杀德国人，杀戮的都是外族人，而老毛屠–杀的3900万，饿死的4100万都是中国人。希特勒从不卖国，而老毛甘做苏俄的狗奴，大肆卖国，出卖中华民国180万国家领土；希特勒是军事天才，横扫欧洲，老毛连日本占领的一个县城，都没有攻下。希特勒是个治国天才，让德国经济在战争废墟上，迅猛发展。老毛则是彻头彻尾的治国白痴，除了杀人整人害人，啥也不懂，把国家搞到民不聊生，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崩溃边缘！
（2）论罪恶：
希特勒只有两项罪行：屠–杀罪和侵略罪，而老毛则至少犯有下列罪行：武装叛乱罪；分。裂。国。家。罪；出。卖。领。土。罪；投。敌。叛。国。罪；屠–杀人民罪；祸国殃民罪；毁灭中华传统罪；毁灭中华文化罪；毁灭生存环境罪；毁灭经济发展罪；摧残知识人才罪；个人崇拜罪；贪色淫乱罪！
（3）希特勒不反对私有制，他领导纳粹党，该党的追随者中独立业主占18.9％。
毛泽东要消灭私有制，在他领导下的共产党中没有业主和资本家。
（4）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曾参加过议会竞选。希特勒参加过竞选总统，得第二高票，毛泽东从来没有参加过竞选活动。希特勒的早期政治活动在城市，他的追随者中农民只占13％，而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活动在农村，他早期领导的政党中成员多数是农民。
（5）希特勒掌权之后，对他的战友论功行赏，共享权力。而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大杀功臣，展开党内斗争。二号人物刘少奇，林彪相继被他逼死。
（6）希特勒在世界上最密切的盟国则是日本、意大利这样一些发达国家。而且真是同患难共命运。
毛泽东在国际上的亲密战友是北朝鲜、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这样一些又穷又落后的小国，而且经常反目成仇。
（7）希特勒比较重视法律，他为迫害犹太人制定了“纽伦堡法”。
毛泽东迫害“地、富、反、坏、右”没有法律依据，“文革”中打“反革命”是根据“公安六条”。毛泽东自称“无法无天”，搞人治，他建国28年没有像样的法律，大学法律系几乎完全撤销。
（8）希特勒不准他的理论进入学校。
在毛泽东统治下，他的语录被编进大中小学教材。毛泽东破坏教育，“文革”中让大学停止招生，让学生停课闹“革命”。希特勒比较重视教育，在二次大战中，大学也没有长期停课。
（9）希特勒死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财产。
毛泽东临死前拥有一亿五千多万的财产（稿费）。他的书籍是靠官方派发，官方宣传（广告）发行，他的书籍中包含著，秘书、文胆（拿公薪）的劳动，其中不少内容是集体讨论的结果。
当时毛泽东是千万富翁，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
（10）希特勒很少接近女色，他没有给他的爱人–埃娃? 布劳恩加官进爵，送去上大学。
毛泽东沉溺女色，用特权选妃子，用公款包二奶、三奶……，把他的“女友”提拨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送进北大、清华上学。
（11）希特勒热爱德意志文明和文化，保护和弘扬德国文化。毛泽东则老毛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代文物，摧毁了无数的知识人才，把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与文化遗产毁灭殆尽。
（12）希特勒死后即遭德国民众和本国政府的唾弃。他的影响基本消除。
毛泽东死后28年在中国大陆仍将其思想奉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塑像，仍被官方尊称为“伟大领袖”、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毛泽东思想仍作为必修课，强行灌输给大学生，并要求考核，埋没了大量人才。
世界杀人记录前三名：毛泽东超斯大林和希特勒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0/0323/161716.html
中共的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
1967.01.13,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解读
它的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周恩来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该条是为公安六条的核心。
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21种人的名单，红卫兵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被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得到了来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年10月根据“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7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
影响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合法”扩大了法律打击对象的范围，并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为执法权的流失、滥用（群众专政）提供了根据。是政治权力非程序更迭时维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极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依据的就是这一文件规定。其条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时候。
撤销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中共一系列恶法中最凶神恶煞的典型，但绝非孤例。79年“六条”撤销之后马上就有“3.6通告”接上，之后依然，至今恶法层出不穷。七十余年的中共政权不是无所不能，却的确是无恶不作。】
网络文摘
从中国国民党的创党理念，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论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
中国国民党于1919年10月10日改组成立，创党人孙中山为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是国民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国民党的历史，是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虽然在日寇入侵和共产党祸乱期间暂时无法进行，但国民党兵败台湾后，特别是独裁者蒋介石亡故后，得以继续落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
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哲学。自1949年起，独裁者毛泽东领导中共以阶级斗争为最高纲领，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大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文化。1976年以后，邓小平式的共产党夺得政权，推行一党专制，邓共借改革开放之名，行垄断中国权力资源利益之实。邓共继承了毛泽东及毛共的反民主反自由本质，残酷镇压民众的民主诉求和维权行为，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使得中国成为21世纪的独裁专制势力的代表。
小结：国共两党的最高理念决然相反，一个是追求民主，一个是实行专制。
三，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论点：国民党的共和制度，是属于民主制度。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属于独裁专制制度。两党的政治主张，已经决定了一个走向民主，一个走向独裁专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根据中国的现状，孙中山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时期，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小结：看国民党历史，孙中山主张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得以认真贯彻，最终得以完成宪政阶段，中华民国从此成为民主现代国家。
四，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论点：美国是民主体制的输出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学习美国走向民主化，是唯一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起，美国与国民党政权有着良好的同盟关系。韩战爆发，使得中华民国与美国结成同盟，共同抵御来自共产国家阵营的武力威胁。
作为民主体制的模范国家美国，除了军事上协防台湾外，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对台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当时台湾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即使美国政府不说，美国民众不管，台湾进步知识份子们一定会起来抗争。面对民间的民主诉求，背后是民主老大哥美国政府，台湾当局除了逐步落实民主，还可以有那条路走？如果国民党政府采取持续镇压，美国政府和世界舆论会假装不知吗？
小结：中华民国在台湾，背靠美国好存活；假如惹得美国恼，丢给大陆解放你。
五，从孙中山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论点：国共两党创党人士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背景，也是决定两党本质区别的因素之一。
国民党初期，主要成员由知识份子和民族资本家所组成，他们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包括西方民主概念和保护私有财产和尊重知识等理念。对个人财产最好的保护，对个人权利最好的捍卫，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就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制度，使得所有人在这个制度下平等，这才是使得社会走向和谐稳定最好的方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美国民主理念的孙中山化。共产党所批判的所谓宋孔陈家族，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
而共产党建党之初，为苏维埃俄共在中国的傀儡政党。中共当初的主要成员，相对国民党主要成员，在当时社会里处于相对弱势，有些成员是土匪出身。这些人不但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而且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缺乏道德底线，最终使得共产党成为血腥残暴的专制政党。即便在人类进入21世纪，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成为现代潮流的今天，邓共当权者们仍然坚持一党专制统治，绝然拒绝民众的民主诉求，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专制国家。
小结：国共两党创立之初，两党领袖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背景，也决定了这个党是否是顺应潮流的政党还是顽固不化的政党。
总结：
1，国民党的本质是赞同共和制度的政党。共产党是认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政党。
2，国民党的目的是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目的是实现他们的空想共产主义。
3，国民党是在尊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追求他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共产党是在摧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追求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4，国民党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政党。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他们是一个欺骗成性的政党。
5，国民党创建之初就制定了政治民主化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共产党即使在今天，还发表包括“不搞西方式民主”的“五不搞”专制宣言。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这些浅显的道理本无必要啰嗦。因为对罔顾事实的人来说，维护专制政权，已经成为他们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
愚公 (2013-07-27 ) |
| 有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党。它们有
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暴力起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官场腐败、还有 “一个中国、反对分裂”相似的大中国情结等等。这两个活宝曾经互相打 得头破血流，但也有几次楼搂抱抱的“蜜月”，现下又在重复“国共和谈 合作”了。所以不少人，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一锅煮，认为都不是好袅。 民党不但被动接受民主，还日趋靠拢共产党，出卖台湾民主。所以和中共 是一丘之貉。 以时日，也会平反六四。等等。 质上区别两个政党的根本不同。 而共产党是个 “专制党”。 “手段”——“结果”这三个基本阶段来套进推演，不难看出以下轨迹： 、财富、文化、信仰、民族一律享有平等国民权利的民主共和国，也即不 预设敌人的和平的政治构架，孙文认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其政 治性质完全是中性的和中庸的，因而也是和平的，他留下的遗言也是“和 平、奋斗、救中国”； 争来消灭地主资本家以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它不但预设敌人，而且长期地 预设敌人，毛泽东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它 的政治设计一开始就等同于战争宣言，毛泽东一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继续革命”的阶级战争进行到底，临死还要恶嚎：“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赢”，大家都有基本的“生存权利”，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祖上和 自然留下来的土地财产；可共产党搞的“土改”就是杀人土改，斗杀无数 地主，农民得到的都是“带血的土地”（最终还被没收），并且被共产党 绑上了夺权的战车，成为共产党的战争炮灰。 根本不能建成所谓新世界，毛死后，鼻青眼肿伤痕累累的共产党开始另找经 济建设为主的新路，但是其“战争政治”的性质没有变，也就是预设敌人的 战争逻辑没有变，一天到晚警惕“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战争思维没有 变，分分秒秒对内紧握刀把子枪杆子的临战状态没有变，按照战争原则而不 是公正原则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基本手腕没有变。所谓的“和平盛世”， 只不过是隐蔽的 “半战争状态”。 服、迫其投降归顺也是战争状态的另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党 把中国人民都当成了它的“战俘”，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北伐战争等等战争以后，本来是可以较快实现和平政治纲领的。但是由于日 本侵犯中原战争扩大中日火拚导致共产党壮大以后，局面异常复杂严峻。 双方都有备战的举动，似乎可以各打五十大板。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那是肯 定在于共产党要挑起内战，因为共产党在没有一兵一卒时目标就是“武装夺 取政权”而不断暴动，在有了百万大军以后怎么可能反而成为和平天使了？ 毛泽东是高唱和平积极战争的高手，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给国民党以后它的 战争政治就发挥到了极致。 那么好，现在是再次验证的好机会。现在不是第三次国共和谈吗？能不能在 双方公开坦诚、国际上已经结束冷战，和平互利成为主旋律的新的历史环境 中，重新确认当年的“双十协定”，讨论和实现走向和平建国的“军队国家 化，政治民主化，政党平等化”的三大原则呢？谁是战争专制党，谁是和平 民主党，马上见分晓。可以在此打赌，共产党如果能够承认接受这个三原则， 全世界姓王的都可以王字倒写。共产党的专制本质和战争本性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国民党逼出来的。而国民党的专制特别后来到台湾后的严格专制，可以 说基本上是共产党逼出来的。 的既定方针，通过不懈努力（当然包括民间的努力），最终实现宪政也即和 平建国的理想，这已经在台湾得到了证明。但是，共产党的纲领里面根本没 有这个和平政治的目标，对于共产党来说和平只是用来骗人的旗帜，从来就 不是它的追求。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就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 名义的不间断的长期杀人，那天能够突然造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 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和平和谐的大同世界，包括它自己在内所有的鬼都不会 相信，所以它目标中的理想状态就是永远的专制战争。 也是“半专制”，而共产党的专制则是从头到尾的“全面专制”。 只是被共产党利用来蛊惑人心颠覆政府，败退台湾以后开始了比较严厉的专 制。尽管如此，到台湾以后，国民党一没有搞杀人土改，二没有搞“引蛇出 动一网打尽”的阴谋运动，也没有大规模掀起毁灭道德的文化大革命等，台 湾的戒严主要在严厉取缔左倾活动杜绝共产党的渗透，再就是限制自由化言 论防止削弱政权权威和职能，同时基层选举早已开始，人民可以比较自由出 国等等。与大陆共产党的全面专制相比，一个天边透亮，一个是漆黑一团。 当然，专制如同战争，误伤错杀（冤假错案）不少，权力如同春药，黑金腐 败也有，这是相似的地方，但级别程度相差甚远。 领里面就有民主宪政的目标，所以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双赢”，民主实现了， 国民党还健在。你对一棵冻存的种子浇水施肥，种子可能萌芽开花结果；你 对一块顽石浇水施肥，任你如何努力，顽石依然是顽石。 主只是它忽悠人民欺骗世界的手段，目的还是建立和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所 以共产党和民主根本上本质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民主和共产党不可 能“双赢”。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努力，只有不断被共产党镇压或瓦解，而 一旦民主成功之日，便是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如苏联和东欧人民那样， 争得了民主的同时，抛弃了共产党。 |
【许多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闭眼无视国民党与共产党敌对的本质，一厢情愿地鼓吹“九二共识”，以为媚共可保安于一隅，甚至过海投共，实乃放弃起码人格国格党格的败家毁党叛国之举。国民党只有回到两蒋的反共复民立场才能重拾党魂恢复生机。】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