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教育改革———–1
癸卯学制两甲子———–3
民国教育风景线———–5
从晚清到民国的教育改革—26
中国女子学校—————29
民国的平民教育————-55
民国的工读学校————-89
附：工读学校的异化坠落—92—83
晚清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的失败，内忧外患的交织，促使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力主改革教育和选举制度，改造科举制。19世纪40年代，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改革派和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影响最大。清政府在面临统治危机和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对官僚机构和教育选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改变现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梁启超也主张“新政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指出人才为变法之本，变科举为立学校的前提。
维新派关于改革选举体制的主张与主要举措如如下：
（一）变科举，兴学校
从育才环节改革选举体制。改革已腐朽到极点的科举制，废八股取士制，“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以考试成绩为主。同时，兴办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以普及和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
（二）选派留学生
凡受学数年，考试成绩优异者，选送到国外留学。1889年8月18日，光绪皇帝下令各省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本深造。以后，又陆续增派。
（三）破格选才
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起用了一批新人主持新政，如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入值军机处，梁启超加六品衔.
（四）设置课吏局
百日维新期间，一些省份注重整顿吏员队伍，如广东省在广州设立洋务课吏局，经考试和考核录用从事洋务的吏员。
（五）提出行公举，设议院
维新派认为根治中国吏治腐败的关键在改革选举制度，应仿照欧美各国，设立各级议院，议员由公举产生，选举之权、官吏升降之权、国家大事的议定，都由议院决定。凡二十岁以上，无残疾，读书明事理者都有公举权。
（六）改革官制
维新派坚持“变官制”，一是精简机构，二是裁汰冗员，三是核校贤否。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裁撤中央机构中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等官署，将有关事务归并到内阁及六部。当时“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
戊戌维新虽然最后以政治失败告终，但它对旧教育和选举体制的瓦解、新选举和教育体制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体制的形成以及近代文官选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几代改革人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近代教育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近代学校的创立。近代新式学校与官办学校并行，也涌现出一批私立学校。当时的私立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经费来源为宗教团体和个人，以宗教教育为主要目的，同时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
教会学校的创立和发展是由通商口岸延伸到内地各省份，培养了一批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在华文化代表。但是一百年左右的办学，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封闭式的教育体制的藩篱，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也为中国培养了为数不少的新型人才，成为此后政治和教育改革的中坚。
第二类私立学校是在民间私人设立的书院、私塾等基础上，逐渐引入新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而发展起来的。如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立的正蒙书院；1906年，邵章、孙智敏等创办的杭州女塾；中国公学、南开女校等也开风气之先。兴办私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自富商、士绅、官僚、留学生、企业家、社会团体及海外捐助等。私立学校的数量甚至一度还超过了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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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 两甲子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实行的学制。颁布于1904年1月13日，是《钦定学堂章程》之后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法定近代学制系统，标志着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
1902，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布壬寅学制。主持编写壬寅学制的张百熙因偏袒新学而遭谤议论，也因该学制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有人提出异见。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于1903年奏请张之洞，同会孙家鼐等复会同厘订学堂章程，修正前制，商办学务，上谕照准。
1903，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十一月廿六日，清廷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癸卯年而称为“癸卯学制”。
其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又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大教育宗旨，其中忠君、尊孔可被解释为君主专制、重视儒家礼教，所以在癸卯学制中在教育内容方面重视讲经读经，且不重视女子教育。尚公对应德育、尚武对应体育、尚实对应智育，即“三育模式”
“癸卯学制”中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 各类学堂的必修科目，它使近代体育体制得以在中 国逐步确立，近代学校体育也随之而得以普遍实施。可以说 “癸卯学制”对我国学校体育乃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 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制系癸卯学制设置了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两大体系，方便学生能够进行选择。所谓实业教育即职业教育的前身，二者的不同在于实业教育强调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社会本位和技术本位，而职业教育强调为个人谋生而做准备，个性解放，是个人本位。
学制主要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三级，包括蒙养院（相当于现在幼稚园）、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即中学堂（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三级，包括高等学堂（三年）或大学预科、大学堂（三年至四年）、通儒院（相当于现在研究院）。
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为保育招收3岁至7岁幼儿之所，“附设于育婴堂及敬节堂内”。蒙养院纳入学制标志着学前幼儿教育已开始被重视。
1905，光绪三十一年冬，学部成立，曾对癸卯学制作如下修改：
（一）1905，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学部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是为中国实施社会教育之始。
（二）1907，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颁布女子小学章程，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级，修业期各四年，但规定男女分别设立，不得混合，是为中国注重女子教育之始。
（三）1909，宣统元年三月变通初等小学章程分初等小学为三种：五年完全科、四年简易科、三年简易科。
（四）1911，宣统三年，规定义务教育为四年，并拟定实施办法，是为中国推行义务教育之始。
癸卯学制自颁行后，除上述数度修订外，大致沿用，以迄清末。
癸卯学制是我国实施的第一个现代学制，标志我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开端，是我国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近代学校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标志“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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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风景线
惠民教育
学堂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废科举、兴学堂、公费留学，新式教育逐步成为主流。但不管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有一个问题绕不开：优秀的穷孩子怎么读书。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民营学校兴起，填补了公办学校不足。
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各省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州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公立学校省州县只办一所，显然不能满足需要。
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民营学校兴起，填补了公办学校不足。这一年，钱穆十岁，进无锡县果育学校读书。据钱穆回忆，当时的乡贤平生三大愿望：创办学校、诊所和报馆。无锡荣氏家族斥巨资在无锡建有一所中学和大学。钱穆近距离观察荣德生个人，“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
果育学校由本地富人华子才创办，校舍借用华氏祠堂，大厅上课，右侧房为教师办公室，大厅后有假山、小池，左侧房为外请教师宿舍。这种因陋就简的学堂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标配，借用祠堂在私塾的旧址上办新学堂，教师、教材、管理都是新的。
新式学堂的诞生标志精英教育向普惠教育转型。私塾时代每家私塾学生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新式学堂学生则以班为单位，满足了更多的学生求学。钱穆在无锡三兼小学任教时，初小班学生有五十人。
学费
胡适在家乡读私塾，学费为每年两块银圆，胡适母亲为了老师能为胡适“讲书”，每年给六到八块银圆，最多给到十二块银圆。公办学校读书，待遇优厚，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几块银圆的津贴。张之洞创办武昌方言学堂，“新学堂管吃管住，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严复就读的福建船政学堂食宿免费，每人每月四两银子津贴。民办学校对困难学生也有资助机制。
杭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每月学费二元（银圆），膳食费二元四角。钱穆父亲病逝后，家道中落，钱穆面临辍学困境。学校老师为钱穆申请到县里恤孤会的奖学金，使得钱穆继续求学。
民国以后，更为重视教育。上海公学本来是留日学生回国创办，民国建立后，学校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入读。
河南省政府确定二十个名额，每人每年官费二百两银子。二百两银子，相当于发达地区中学教师的年收入。至于国外留学，有官费也有社会资助。
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庚款留学生正式启动，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0美元。1919年，冯友兰留学美国时，官费增加到每人每月90美元。
当时河南省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开办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官费留学。1918年本校和外校各招考二十名学生送出留学。
1900年代的杭州知府林迪臣，大力兴办各类学堂。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绩优异的学生，都由他个人出资留学日本。上海工商巨富穆藕初，资助五位学生留美，每人每月120美元。
对于穷学生来说，出门的钱都只能靠亲友帮衬。胡适考庚款留学，顾虑有三个：母亲生活费、个人欠款、北京应考的旅费生活费。考取后，路费是胡适二哥的好友借的，同宗的叔祖答应年节给胡适母亲垫寄生活费，好友许怡荪帮助了一部分。二十年后，功成名就的胡适仍然满心感激.
这几种助学方式覆盖面都很小，更多的穷学生，需要勤工助学、借贷等各种方式筹钱，才能继续学业。因此，弃学、辍学的比例仍然很高。
蹭学
幼有所学，天赋人权。否则人生至苦。凿壁偷光的另一面是公共服务的缺位。穷孩子求学精神可歌可泣。蒋百里家贫读不起书，由母亲指导识字。八岁时，家乡人张冷生请先生教自己孩子，蒋百里“伴之读”。这一伴，就是三年，期间，读完了《四书》，开始读《五经》。
说起蹭课，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厚待求学青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旁听，免费获取讲义，向先生请教问题。北大学风自由。一九三一年，钱穆在北大任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听课的人除了学生外，还有教师，一些教师夫人，蹭课青年。学生选课自由，可以跨专业选。选定后也可以随意缺席。教师上课前将讲义印好，学生上课前自取，先到先得。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很多青年就在北大附近租房旁听，以至于在北大沙滩附近形成了一个北漂区。“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公寓里，恋恋的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在这里埋头苦学、蹭课、求师。
蹭课也出人才
一九三一年夏，钱穆来到北大讲授《中国通史》，每堂课听课学生近三百人，其中很多人都是蹭课的北漂青年。五十年代钱穆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告诉钱穆，自己曾在北大蹭钱穆的课。还有一位张姓学生，从高三开始来蹭钱穆的课，一蹭四年。抗战后钱穆转到西南联大，这个学生继续蹭了两年课，还和钱穆交流这门课的心得，指出钱穆前后讲课的不同之处。钱穆称赞“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
蹭课的学生中，有一位作家柔石。一九二五年二月，柔石来到北大，当了一名蹭课者。旁听课程中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此与鲁迅结缘。
一九二三年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来到北京，就住在沙滩附近的一个公寓里。沈从文回忆： “来京穷学生日多，” 掌柜的把贮煤间也改造成公寓出租。跟沈从文相同情形的学生，“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沈从文像正式学生一样，在沙滩呆了四年。
民间教育
民国教育界大家辈出，民国学子所具有的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及学养素质，为当今世人所公认。纵观一部民国教育史，不难发现，全国上下达成“教育救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共识的形势，大量不以赢利为首选目标的私立学校的兴起和多数学校使用以民间编选教材为主的格局形成，一批灿如群星的德才兼备的良师的涌现，均为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国民政府对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视同仁，民国政治家的胸襟，以及当时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制，才是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成立的最重要的因素。
私立学校
中国敎改乃政改之先声，晚清政府基于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痛定思痛，提出“教育为富强之基”，颁布“癸卯学制”，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而民国政府对此则更为迫切，在1912年（壬子）至1913年（癸丑）制定公布了世称《壬子癸丑学制》的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该学制为参照日本明治维后的新学制拟定，以“教育立国”“教育强国”为宗旨，颁发了“除高师外，可开办私立学校”的通令。自此，私立学校在中国，遍地开花，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中国对人的教育。
据统计，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五年间，国内的公立大学增一所，私立大学则增七所，其增幅自1913年至1916年始，超过公立大学的一倍至七倍。私立中学也同样如此，仅民国初年，私立中学的新增比例已大大超过公立中学，如江西1923年至1932年前后，江西新开办的民办私立中学占当时全省兴办中学的70%。而上海在1929至1934年期间，初级、中级、高级私立学校占同级学校平均比例为70.20%，86.16%，70.61%，其私立大学竟占69.70%。即使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抗日战争中，起初因战争而减少的私立专科以上的学校，由于民国政府与一些爱国志士的不离不弃，全国私立大学的数量仍呈递增之势：1939年为45所，但到了1944年增至54所，1946学年度第二学期便一跃而至67所，占全国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总数185所的三分之一。
民国的私立学校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始终保持了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优势。作为私立中学，江西心远与湖南明德、天津南开并称为中国三大名校，为国人所称道。而私立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当年其规模和影响绝不在清华北大此类国立大学之下。
私立学校的兴盛，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半壁江山的格局，主要还是受益于民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民国政府的大力推动。
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也是所谓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认为实行思想专制，学术不可能得到发展。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无论是作为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还是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以及一批追求独立自由的大教育家的存在，本身就是民国政治家“兼容并包”的结果。譬如1930年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树人——鲁迅，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蒋介石闻之，不但未追究此人，反而向鲁迅释放敬意。即使如安徽师大校长刘文典，与蒋介石争执，以脚踹回击蒋总裁掌掴这样的惊天事件，竟也只是关几日紧闭了结。这便是一国领袖“以大公至诚之心”，对待异己分子的胸襟。
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下，“政教合一”是一种常态，学校是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但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靠自筹，与公立学校相比，它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说，私立学校追求民主和自由，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主张，几乎多能贯彻办学始终。这一特点，在私立大学尤为突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胡适说，民国的私立大学最大的优点，就在“比较自出、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独立自由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
民国这些具有办学独立性的私立学校，大都采取了与政府不合作或保持距离的方式，摈弃党化奴化的政治教化，竭尽全力地凸显了教育的第一本质——人的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为第一要务。
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如重庆南开中学学校的报栏中并排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比较对照阅读。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主义开展讨论。有的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大学，“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学生可直接从校图书馆借阅英译本的《资本论》这样一类红色书籍，早期的复旦大学竟是“革命派、反政府力量的聚集地和避难所，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所大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 然而，民国政府并未因其“离心离德”而打压甚而至于关闭这类私立学校。政府并未追究这类私立学校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对私立学校自编的教科书，政府也“兼容并包”。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在立国之初当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各级教科书必须经由教育部审定，但民国政府较清政府对于体现人文教育的历史和国文的文科教育的控制欲已大大弱化。晚清的文科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能异常明显，为统治服务的价值导向极为突出，体现了一种“钦定结论”。而民国文科教科书的这一功能则相对淡化，有着一定的开放性。编写者可以在教科书中宣扬自己的“一家之言”。1942年，正中书局以“七家联合供应处”的名义主持印发了一套部编的中学“国文”教材，还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制，多数学校仍以自编教材施敎，尤其是大部分私立学校，以民间编选的代表了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的教材为主，然而，面子里子丧失殆尽的最高教育行政当局，对此居然视若无睹，这与民国的民主共和立国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不可分割。
不论公私，但求教育繁荣
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经费缺乏。民国政府对此除了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政府应给予私立高等学校经费补助，政府还在教育贷款税收土地划拨等方面为私立学校提供优惠政策，为私立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陈嘉庚在创办厦门大学时，福建省政府当即拨出旧古演武场作为其学校的校址。当地政府发布公告，划定学校地界，责令迁坟，严禁地界内私自买卖土地。南开建校之初，财政入不敷出，直到1922年以后，北洋政府财政部为南开大学拨付了整理债券90万元的利息（每月约4500元），学校的经费情况才转危为安。为了帮助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1934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规定：补助费只给予“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办理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未得公私机关之充分补助者”，“补助费总额定为全年七十二万元，约以百分之七十补助扩充设备，以百分之三十补助添设特种科目之教席”：“补助费之给予，每次以一年为期，但中途经考核认为有违给予规定之条件时，得停止发给。”这项法令公布不久，当即就给经费困难的15所专科以上的学校予以补助，约占私立专科以上学校51所的三分之一。全年的补助费总额还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给予经费补助之外，还将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程学院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帮助部分学校解决了内迁后所导致的诸如校舍师资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期间，公立私立学校的身份转换，居然还可以“来去自由”。当抗战结束时，欲重建的私立大学出现了资金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民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便将很多私立高等学校收归国有，私立的南开大学，竟可以与民国政府签下先公立，五年后再为私立的协议。
终民国一朝，私立大学的教师、职工和学生的生活待遇，政府都视如己出，给予救济。私立学校的学生学籍因某种变故，可毫无阻碍的“变私为公”，东三省沦陷之后，流入关内的流亡学生，可取得公立学校学籍，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直接入读诸如国立中央大学这样的公立大学。在读的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学生，彼此或公或私重新“择校”，完全没有“择校费”和身份的困扰；在这两类学校执教的教师，也可互通有无，绝无人事体制障碍；对私立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以及学生毕业资格、学位授予与教师职称评定等重要事项，特别在教科书的使用上，民国政府教育行政当局既无追求部门威权的尊严和部门利益的贪欲，也无政治因素的干扰，均由私立学校自主。如此“公私不分”，无他，但为我中华民族侧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计耳！
民国期间的私立学校几近“两分天下”，并有不俗成就，与整个社会上对私立学校没有偏见和教育界大家辈出，密不可分，但客观地说，这首先要取决于对整个社会具有导向作用的国民政府对私立学校没有偏见，没有歧视。不论是北洋和国民党执政期间，民国政府始终承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公私不分”倾全力地扶持私立教育，为私立教育提供了宽松积极发展的平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视同仁，民国政治家的胸襟，其时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制，才是这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成立的最重要的因素。
自由的教育
民国的教育为何能够人才辈出？民国教育 思想自由。民国教育为何培养出了这么一大批在学术、教育、科技等方面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何现在的教育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学生？这是当代教育最需要的反思的东西。
一说到民国，我们总想到，鲁迅、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陈寅恪、胡适、梁漱溟、蒋梦麟、钱穆、林语堂、张伯苓、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当年也享受过民国的教育助学金；49年以后国家搞“两弹一星”的老科学家朱光亚、邓稼先等也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
为何民国大师辈出？我们不妨先思考另一个问题：美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回答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回到前一个问题上来说：我们几十年为何出不了大师？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由的缺失。生命是有自由意志的，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个性化人格，也不可能有创造，哪里会有大师？自然原理是：花盆里栽不出大树，笼子里养不出老鹰。
民国教育搞得好，主要是大环境自由宽松。当时军阀虽混战，但不妨碍思想文化自由，社会似乎很乱：演戏的爱谈政治，政客常登戏台，军人喜弄文墨，文人常谈兵法。信仰也五光十色：蒋介石、冯玉祥信奉基督，唐生智、段祺瑞信佛，刘湘信道，陈炯明信仰社会主义……在禁锢人大脑的八股教育寿终正寝之后，皇权制度也土崩瓦解，中国出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局面。
“五四”的启蒙，带来科学教育的畅行，民主共和也深入人心。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学校没有忽视和放弃人文传统教育，加之民国又特别重视公民教育，这就使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三者交融，形成非常好的教育组合。胡适与陶行知把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教育、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思想引入中国，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对改变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大。比如陶行知先生提出的“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要做一品大百姓”就是针对我们传统教育升官发财、成龙成凤的“人上人”价值观而言的，主张培养常人、凡人，同时针对当时学校普遍流行的对孩子管得过死过于成人化的流弊，陶行知提出“解放小孩子”的六点主张。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也对社会影响很大。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果。
当时也有教育部，但教育部对教育的控制很弱，教育实际上还在教育家手里。许多大学真正是教授治校，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校长只管服务，搞不好就被轰走，校长也很有骨气，敢于顶撞领导，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就是一例。许多教师特立独行，一当教授更是牛气冲天，也可对校长的指手画脚不闻不问，课堂上爱咋讲就咋讲，不用担心学生告状被解职，牛人不会被埋没，也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党国对教育也不是不管，但干涉管制没有后来那么细致精密。当时的校长权力较大：可自己设计校舍，可自主开发课程，可自主选择课本，可自由聘请教师，可不看上级脸色决定学校各项事务……蒋梦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时，国民党的高教司司长吴俊升的上任竟然要经过他同意，足见教育家地位之高。
党文化对学校的渗透常常受到学校的抵制，教师和学生的文化人格真正受到了尊重，学校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教育规律去做，也从不喊什么“以人为本”的口号。没听说过党国大员到来要在校门口张挂“欢迎莅临指导”之类标语的事情，也没听说过派美女陪领导吃饭迎接检查之类恶俗不堪的事情，更没听说过校长开房、教授评职称受贿之类的荒唐事。记得诗人流沙河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他们四川金堂中学当时要请来一位党国大员讲话，结果受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学生们打出标语抗议，最后那位党国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流沙河说他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国文老师甚至可以直接用英语讲课，后来去了大学教书。笔者所在中学就是当时的国立中学，著名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就出自我们学校当时的国文教员张寒晖先生之手。
民国时的教育家学养深厚，通才很多，教师也大都能教中小学各种课程，由于没有什么行政干预，更没有考试排名压力和升学压力，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学，尽享教育之乐。大中小学之间教师的流动也很自由，没有什么行政审批和文化身份歧视，许多有名的教师都在中学混过，比如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学也不会强求必须要有一个硕士博士的学位证明，只要能力到位就可以上课，真是不拘一格。比如鲁迅连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文凭都没混上，但能够在几所大学任教；作家沈从文只是一位仅读过小学的湘西青年，后来在北大旁听，进步很快，胡适就敢请他给北大学生上文学课。由于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各种思想观念都可以进入课堂，连辜鸿铭这样留辫子的保皇党人也被邀请来讲学。辜鸿鸣和胡适都讲中国哲学史，观点相左，课堂上相互批判，互不相让。学生们早上听胡适的课，下午听辜鸿铭的课，课下自由讨论，很是受益。当时的学者很受尊重，文化人地位很高，不会出现40个教授去争一个处长之类的奇葩新闻。
民国朝野都很重视教育。即便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也没有放弃对教育的热情。据资料记载：截至1948年7月，民国建立各类高等学校统计共210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
翻看蒋公当时的许多讲话，很是中肯，比如1936年讲到：“做一个人，如果缺乏哲学的修养，没有做人的基础，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虽然一生温饱，苟活百岁，也是枉生一世，没有什么价值。”
1937年讲到：“自动是发于内心的自觉，而内心的自觉是由于精诚的感动。”甚至指示部队长官学习方法：“增进学问经历最要紧的办法就是记日记。”
就是在战争年代，国立中学也没有进行军事特别教育，而是坚持普适大众教育，为国家发展进步培养人才。大学里对贫困学生设有国家奖学金，中小学一直没有停止公民教育，连四年级小学生都在学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什么是共和一类的常识，学生们不知道政治课，只知道公民课。中学里也很自由开发多元，比如南开中学当时在墙上并排张挂着《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名流经常被邀请来做报告，时事辩论赛更是家常便饭，学生们结社、演出、办墙报……都是自发的，是青春活力的展示。党国要员的子女与贫民百姓的子女在学校里也平等相处，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当时，以“新生活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也在积极进行，目的在于养成国民的文明习惯。国民党也搞党化教育，但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抵制得很厉害，所以49年后出现储安平、马寅初、梁漱溟一类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很自然。
当时的教师经济待遇很高，这与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有关。以上海为例，抗战之前，大学教授月薪为400 至500大洋，少的也有200 至300 元。当时一个公立中学教师的月薪有100 银元左右，私立中学的教师待遇稍低，大约在50 至80 银元左右。1927年大学教授的月薪甚至可以达到400到600大洋。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才2块大洋，普通工人15大洋，县长一个月20块大洋，而国小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北大教授一年的薪酬就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的月薪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万—4万元，年薪可以达到34万元。当时许多教授学者家里都顾有女佣，甚至不止一个。这样，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就把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育上来。学校有了人才保证，不愁办不好，好教育是好教师带来的。
当时的民办学校也很牛，不用担心社会身份歧视，更不用担心因为和国立学校争资源而受到排挤打压。比如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大学和陈嘉庚投资兴建的厦门大学当时就是民办学校，到现在依然是名校，其实它们当时就很牛。那些军阀武人也很重视教育，比如张作霖在东北办大学，阎锡山在山西搞义务教育，军阀刘文辉在四川发话：“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则把县长就地处决！”这些粗人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不干涉校内事物，放权给校长，让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当时的大学也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去办的，成长发展很快。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是世界大学排位50名以内的名校，比现在的北大、清华牛多了，可惜的是49年后学习苏联模式，被肢解成20多块，成了专科院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
自由的教材
民国出版业的自由竞争带来高质量的教材。当时的新闻出版自由，民办报纸很多，文化产业没有后来被管得那么细。中小学教材有11家出版社在搞，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没有垄断市场的出版社。各个学校面对国编和民间编订的多套教材，有自由选择权。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出版社和一批优秀教材。我们在几十年后再现的“开明国学读本”等民国教材为什么受到热捧？关键就是质量高，文化思想的含量丰富，因为当时的许多一流学者都加入到教材编写行列中，比如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家”编“小书”，从源头上保证了教材质量。
当时也没有什么规模很大的学校，从民国一些老照片看，许多中小学全校也就几十号人，三五百人的学校就算大校了。没听说过有什么上万人的巨型学校和产业化的教育集团。因为人数不多，学校和老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育，能保证个性发展与人格养成。
当然，民国教育也受到传统科举教育的遗毒影响，过重知识传授，忽视人生教育，好在不断受到批判纠正。比如张寒辉的“做人不易，唯是是宗”和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体现出教育家对人格教育的重视。朱光潜先生批判当时的应试教育：“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教育狭隘到知识的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针对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旧教育，提出“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的新书本教育理念，主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
民国也有全国高考统考，只是因为抗战，坚持了三年到1941年就停止了。当时的考试采取灵活的招生办法，有“保送免试”，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学生中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学生中50％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这样，高校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学生的选择权比较大。国家也没有什么政府认证的“985”“211”之类的重点院校，降低了竞争，不会出现被考试逼死的学生。
当然，民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但能出那么多大师，定有值得回望总结的价值。民国教育是以质取胜，只有人才的高度才代表文化的高度。
私立大学名校
私立大学与公立学校最大的区别是投资方的不同，公立大学由国家财政拨款，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立机构投资设立。因此，在收费上私立学校要比公立学校高一些。此外，投资主体的不同导致两者教学方向的不同。公立大学由国家拨款，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使命，偏重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而私立大学依托市场生存，设立课程面对市场需求，课程设置不断创新，教学质量是其生存的保障。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私立大学的存在，且往往在声望、数量方面，成为一国高等教育的主流。由于西方大学起源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故欧美大学的建学基础更倾向民间资金，发展较为独立自主。亚洲（日本以外）私立大学的发端，则以西方东来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为主，影响力亦最大。
中华民国时期名校勃发
中国第一所民办现代大学东吴大学，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成立，曾颁授中国第一个文学士学位。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民办大学作为主力，且皆未向中央政府注册（北伐结束前，中华民国为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分割统治），董事会拥有充分的自主性。经营至今未遭废止者，皆已为名校。
新教设有：东吴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等共十三所。天主教设有：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等多所。
中国人自办的有：私立南通大学（南通） ，中华大学（武昌），中国大学（北京）、朝阳大学（北京），复旦大学（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南开大学（天津），厦门大学（厦门）等。
国家监督（1929-1949）
1929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进入训政时期。当局陆续颁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与《私立学校规程》，全国的民办大学被纳入体制管理。自此开始，各校校名须冠以私立两字，此外，亦被要求开设“共同必修科目”。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公私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
国立大学
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我国虽先后出现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及国立大学等多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依然是中国大学的主体和主流。
国立两个字来自于民国时期，以国立命名的大学都是国家直属，意味着是国家设立的大学，由中央政府教育部门设立并直接管辖、校长由中央政府或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任命，经费来自国家拨款。
排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南开大学、国立河南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湖南大学、国立中正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国立复旦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私立名校的兴亡盛衰
曾为世界名校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6年，由华北地区教会大学合并而成，包括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等，分别由美国长老会、女公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1919年任校长后，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燕大诞生于五四时期，作为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其教授与毕业生包括埃德加.斯诺、雷洁琼、吴文藻、冯友兰、钱穆、周作人、郑振铎、冰心等。
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员早期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北平四大名校的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是在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的，拥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创始人是马相伯先生，在20世纪初就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驰名于海内外的华人社会。辅仁大学同样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撤销，如今的辅仁大学主要指的是台湾的辅仁大学，是台湾的四大名校之一。胡适、翁文灏、季羡林、郑振铎等名师都曾在辅仁任教。
1952年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1960年，在台湾地区复校，全名“天主教辅仁大学”。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的正式全称是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是由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4个基督教教会联合开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在鼎盛时期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当时的燕京大学有“南齐北燕”之称，知名学者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等都在此执教。齐鲁大学以医学院实力最强，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之称。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各学科分别并入如今的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是我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也就是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1951年，台湾地区也复校东吴大学，金庸先生就毕业于东吴大学。
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圣约翰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在1881年成为我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13年，圣约翰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后发展成为拥有5个学院16个系的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杰出人物。1952年，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建校初始，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先后培养了戴望舒、何振梁、徐悲鸿、翁文灏等一批知名人物。1952年院系调整，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2年院系调整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江东之雄”的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金陵大学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洗星海、梁羽生、陈香梅等著名人物均毕业于岭南大学。
“东亚第一”的华西协和大学
华西协和大学是成都乃至西部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抗战时期，这里成为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这里是我国牙科学的发源地，享有了“东亚第一”的美誉，其文理哲各科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是处于顶端的位置。其所实施的教育以西学、神学为重，其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在西方著名教育家波尔顿、张伯伦的指导下，学校组织管理按“协合”的原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实行“学舍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等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
从这些高校不难看出，我国近代大多数高校都是由国外的教会所创立的，但是在执教中多为国人执教，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培育出了许多著名的人才，为我国的发展与变革以及世界历史进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这些大学如今已经消弭于历史长河中，但是他们为我国的教育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让世界为之瞩目。
民国教育关键
民国时期，外患内忧之下的民国政府实则是弱势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力量的弱势必然会导致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民国政府对教育这一方面无法强有力的控制，从而，使得教育领域人才辈出。民国时期的文人，兼备了骨气与勇气，对于文化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依旧为了保护本国文化的命脉，不惜在战火中南渡西迁。无论多么艰苦的年代，都要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
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的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但是，当时的民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如1912年，当时任职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他就会经常和时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先生辩论一个话题。
蔡元培先生在自己《自写年谱》中回忆道：“范君当时认为，如果小学没有办好，中学就更不可能办好，而大学也一样如此。所以，真的想把国民教育提高，应该先把小学教育办好，而我自认为，如果没有好的大学，中学教育的师资力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力量一样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大学教育抓起来。”
而就是两位先生这样的激烈讨论之后，两人把意见合起来，都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没有那一方面不需要去整顿，这样，想提升教学质量都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教学最重要的用具教学课本，各位教育大德们不知道倾注了多少心血。当时的各文化学着，无论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都对于语文教育抱着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就连蔡元培、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学者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所以，当时的民国语文课本《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组织编写，再有丰子恺先生亲自负责插画，课本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众位学者们全新创作或再创作而来。当时的民国课本是有多么的不可多得！
小学课本，看似简单，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字都融入了学者们的大量心血。当时的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文学家们研究民国教育的教材，就像小学语文课本中，每一课就是很少的一二十字而已，但是，这些学者们都十分谨慎地反复考量。
学者们都认为：课本里的内容，一方面要保证课文具备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这才是教育的两大本质。就比如：当时，学者们因为课本中的一句话到底用“来来来，来上课”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就争论了很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来”字笔画多而“去”字更简单，但是最后，大多数则认为：用“去”字不够亲切，最终选用了“来”字。
在民国时期，选拔人才的方式并没有按照什么严格的规范制度去进行。即便是当时的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选拔人才也都是以衡量学生的才学为主要考量，从来不会去用严苛的考试程序作为标准。
就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很多的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南开等等名校也是如此。之后，众所大学在湖南长沙共同筹建了“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就在1939年，“临时大学”恢复了招生，从全国各所大学优秀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这期间的报考的条件就是：考生必须先上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环节，最后，还有口试环节。
话说，在报考者中，有一位优秀学生名叫周法，他在获得了考试资格后，经过前两个环节的考试，最终，在重庆的傅斯年寓所参加了最后的口试环节。由于，答辩的时间比较长，中午大家一起吃着包子，而周法就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还不忘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周法这样的举动，丝毫没有引起面试官老师的反感。
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垂青，他建议周法日后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课题研究，此举也奠定了周法将来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基础。用人别具一格，也是西南联大特有的用人作风，要是德才兼备，都可以成为优秀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沈从文先生早年小学毕业就去军去了，所以，虽然先生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受人尊敬，可是，先生却不曾任职过教员或是讲师之类，也不曾留学海外。但在1939年，西南联大还是破格聘请沈先生为教授。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1926年春天，清华大学也曾破格聘请过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在国学院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
在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聘任胡适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胡适先生婉拒后，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人，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一并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时，曹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没有著作也没有学历背景，不符合学院导师的用人要求。这令梁启超先生十分生气，梁启超先生强调：陈寅恪的寥寥几百字的见解，超过其它的长篇大论一本书，这样的人虽没有背景，但绝对是一等一的才学。最后陈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请了。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由梅贻琦担任，梅先生始终认为：大学的存在，并不是形式上的学校屋舍，真正的存在，是各位学识、学者、导师们的存在，他们才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所以，在梅先生任职校长期间，当讨论办学路线时，有人问起梅先生的见解，他通常会说：“我尊重大家的建议。”可以说，在各种治校策略上，梅贻琦最大程度地尊重着各位教授的意见。他的理念则是：大学的主体是众位教授，而校长不过是服务于各位教授，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人。
为了坚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大学里只允许有“先生”和“学生”两种称呼，坚决不允许存在官位称呼。著名的民国作家岱峻先生曾回忆说：“民国时期，大学里，如果哪位导师同时担任学术与行政职务，在称呼上，都会是学术职务在前，行政职务在后的。”可见，当时对学术的尊重氛围。而这样的氛围，也保证了思想、政治见解的充分自由，导师和学生之间，也会自己的用行动维护着这份珍贵的自由。
1939年，陈立夫先生任职教育部部长时，他提出：“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导师，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是即将成为国民党党员的人。”对此，引起了导师们的轩然大波，其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果非要我加入国民党，我宁可辞去院长一职。”而后，当陈先生得知，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后，他提出了换房居住，理由就是：“和这样的室友居住，骂国民党不方便。”其实，这也是导师们表达着自己思想自由的最真实的表现。
而在“民主治校”这个层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左派，在大学组建了大学评议会。同时，将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加入到大学评议会。
在大学里，评议会作为了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关，这样就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到了学校的课程、法规、办学方向等事情中来了。所有的办学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决议，这也充分保证了办学的学术质量。
民国时期，文人的傲骨得以凸显！就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说：“王叔岷在刚刚完成著作《庄子校释》的时候，傅斯年毛遂自荐，为他写序，而王叔岷却拒绝了。王叔岷先生认为，傲骨文人都要如老虎、狮子猛兽一般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会选择群居。”这样的小事，也将民国时期的文人傲骨情怀表现的淋淋尽致，让今天的文人望其项背！
在西南联大时期，大学里的文学系成为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白话文作家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这让教授刘文典愤愤不平，他公开言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块，我自配不如该拿四十块，而沈从文只配拿四块钱。”
如此露骨的评价，傲气、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文典先生真可谓是一代大师。倔强的刘文典先生，甚至还会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先生。曾经，大学里又一次警报响起，大家都往外跑，刘文典先生也一样，可是，当他忽然想起心中无限敬佩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而且，看到身边的陈先生跑的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大声的叫着身边的学生、老师前来帮忙，嘴里还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而这个时候，恰巧看到他最藐视的沈从文先生跑的比谁都快，于是，他便大声呵斥着沈先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会讲《庄子》了，学生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跑，而你这个人，你跑什么！”
不但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先生，居然还在任职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学生运动的事情，不惜顶撞老将。他当众不称其“蒋主席”，而称其“新军阀”，现场，傅斯年先生也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丝毫没有畏惧强权的样子。
殊不知，在乡下的傅斯年先生是十分谦和的，一次李庄之行，区长、镇长请傅先生吃饭，傅先生坚持道：“如果车夫的饭菜与自己的不一样，那么，我就拒绝吃饭。”
朱自清先生当年任职西南联大教授时，经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生活艰难至极。可就是这样，先生也坚持着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后，再回去休息。一次，先生不小心得了疟疾，十分不适，就因为答应了学生们第二天上课发作文，所以，他忍着不舒服连夜批改学生文章。疟疾不适，他干脆就把马桶放在书桌旁，整整一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整个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都快脱了相。而就是这样，先生还是一大早，提起包就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丝毫没有理会自己身体已经极度不适。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也是中国文人的先驱与代表。他们不但不畏强权，即便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依旧不会忘记追求着内心深处“自由的国度”。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可以上战场的士兵形象，有的甚至羸弱至极，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大英豪。
从兢兢业业办学的校长，再到一丝不苟、诲人无数的导师，民国时的文人们，的确用自己的风骨和真才实学践行着自己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先行者身份。所以，这些文人学者们，他们的傲骨风范，才真的算是民国往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观古鉴今，目前我们实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花结果。
从晚清到民国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的失败，内忧外患的交织，不仅加剧了清朝的统治危机，也促使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力主改革教育和选举制度，改造科举制。19世纪40年代，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影响最大。清政府在面临统治危机和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对官僚机构和教育选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组与改革。
龚自珍和魏源都提倡“经世致用”，是清末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挽救危亡，强国御辱，必须惩治腐败，举用人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和选举制度。他们揭露，当国家内外交困、急需人才时，却因官场腐败、学用脱节，造成人才奇缺，而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科举制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科举所试学非所用，戕害和埋没人才，既误人子弟，又使国家深受其患。因此积极主张变法，“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针对当时国家二患，一为“人才之虚患”，一为“人心之寐患”，呼吁应从造就人才方面入手，进行改制。具体到选举制，他们主张八股文取士已“既穷既极”，已是穷途末路，应坚决废除之，而采用“讽书射策”作为考试内容，即让应举考生对时事、政事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废弃过去“代圣人立言”的束缚，朝廷从中可选拔出真正有用之人。他们虽然没有提出废止科举制的主张，但却触及到了科举制的要害——八股文取士。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主张改革变法的有识之士，也给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以很大启发。
真正促使清政府有所举动的是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封建官僚中的实权人物，因主张和实施“资取洋人长技”，练兵、造船、制器、兴学、培训人才，而被称为洋务派。他们对选举制度的改革，一是在保留科举制的前提下，对考试内容进行部分调整，如摈弃小楷试帖，另开洋务科；二是另辟途径，培养与选拔急需人才，主要是兴办新式学堂，选送留学生。新式学堂以新的教学方式培养实用型的外语、军事、科技、工业人才，留学生赴欧美选修也多以实用型专业为主。这样一种培养人才的模式，在促成新式教育体系形成的同时，也加速了旧的选举、教育体系的衰亡。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1860-1895年），官费留学生共200多人，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成为各洋务企业的技术骨干。但由于新式学堂仍然没有摆脱封建体制的束缚，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也未能突破旧的体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程度，也宣告了洋务派推行“新政”的破产。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改变现状，变法图强，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梁启超也主张“新政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指出人才为变法之本，变科举为立学校的前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科举，但已将新式学校与旧式科举对立起来，实际是从育才环节改革原有选举体制，从而根除科场、吏治的腐败之源。
维新派关于改革选举体制的主张与主要举措如如下：
（一）变科举，兴学校
这是从育才环节改革选举体制。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已腐朽到极点的科举制，废八股取士制，“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以考试成绩为主，不再凭楷法优劣定高下。同时，兴办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以普及和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逐渐从科举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为新式教育体制的确立扫清了障碍。
（二）选派留学生
凡受学数年，考试成绩优异者，选送到国外留学。看到近邻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1889年8月18日，光绪皇帝下令各省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本深造。以后，又陆续增派。
（三）破格选才
维新派认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是阻挠改革的重大障碍，必须破除常格，不次拔擢，才能“力拨乱之任”。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不拘常格起用了一批新人主持和推行新政，如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以四品卿衔入值军机处，梁启超加六品衔，负责译书编报。
（四）设置课吏局
清朝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吏员把持衙门事务，各官署录用吏员又无严格的考试程序，因而造成吏员总体文化素质低下。百日维新期间，一些省份注重整顿吏员队伍，如广东省在广州设立洋务课吏局，经考试和考核录用从事洋务的吏员。
（五）提出行公举，设议院
维新派认为根治中国吏治腐败的关键在改革选举制度，应仿照欧美各国，建立资产阶级制度，设立各级议院，议员由公举产生，选举之权、官吏升降之权、国家大事的议定，都由议院决定。凡二十岁以上，无残疾，读书明事理者都有公举权。由于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上述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
（六）改革官制
维新派坚持“变官制”是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变官制，一是精简机构，二是裁汰冗员，三是核校贤否。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裁撤中央机构中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等官署，将有关事务归并到内阁及六部。当时“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地方上也有相应的裁撤举措。但裁撤之举遇到很大阻力，不少督抚自恃为慈禧太后新用，藐视维新之令，全国仅有三省裁去武官383人。
戊戌维新虽然最后以政治失败告终，但它对旧教育和选举体制的瓦解、新选举和教育体制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新式教育体制的形成以及近代文官选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几代改革人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三
近代教育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近代学校的创立。近代新式学校与官办学校并行，也涌现出一批私立学校。当时的私立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经费来源为宗教团体和个人，以宗教教育为主要目的，同时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
教会学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创立和发展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加深，而逐渐由通商口岸延伸到内地各省份，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一批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在华文化代表。但是一百年左右的办学，不仅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封闭式的教育体制的藩篱，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也为中国培养了为数不少的新型人才，他们很多人成为此后中国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中坚。如金陵女子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等，都是很具影响和实力的高等院校。
第二类私立学校是在民间私人设立的书院、私塾等基础上，逐渐引入新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而发展起来的。如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立的正蒙书院；1906年，邵章、孙智敏等创办的杭州女塾；中国公学、南开女校等也开风气之先。兴办私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自富商、士绅、官僚、留学生、企业家、社会团体及海外捐助等。私立学校的数量甚至一度还超过了公立学校。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是私立学校大发展时期升级或创办的国内外知名大学。
但私立学校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多灾多难，战事不断，刚兴起的民办教育风雨飘摇，举步维艰，屡受挫折。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师资的困乏，经费的短缺，在战火中颠簸流离的师生，苦苦支撑着民办教育的一片天地。
中国女子学校
1844 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建立中 国本土上的第一所女塾。
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以利莎于1850年创办的裨文女塾。很快，次年就有了第二所女校——文纪女塾。在十年后上海才迎来了第三所教会女校——清心女塾。
1864年，裨治文夫人又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塾。京沪两地最早的女子学校的创立都与以利莎——这位美国女传教士关系密切。教会通过办女校推动传教事业的做法很快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推广：
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杭州皮市巷创办贞才女学；
据不完全统计，1869年全国教会（不包括天主教会）学校有女学生576人，1877年增至2064人。
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女子学塾；
1887年，美国女传教士沙德纳在南京创办“沙小姐学堂”（1902年更名为汇文女中）…… 早期的教会女校，如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所办的女塾，其招生的卖点就是免费食宿和免费教育，生源主要为通商口岸的贫苦民众。然而，停留在简单启蒙层次的免费教会教育规模难以扩大，一旦差会支持不济，就不得不停办。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后，慈善式教育开始向经营式教育转型，教会女校的服务对象转为中国城市中等以上的富庶家庭。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教学质量出色的教会女校。著名妇女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节制会会长的刘王立明，1916年就是从江西九江的一所教会女校——儒励书院毕业后，考入美国名校西北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到该校的奖学金资助。
1897年4月12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大声疾呼，“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将“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与发展女子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维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1898年5月，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校——“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学，“时则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簦负笈而来”。在经元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桂墅里创办，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人以及各国驻沪领事均慷慨解囊。二十余名8至15岁的中国女孩进入该校学习，学校分算学、医学、法学三科，又另外专设师范科。在《创设女学堂启》中，梁启超寄望该校培养的学生“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虽然学生人数很快在年末得以翻倍，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女学堂”未及壮大就黯然关闭。 中国历史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其实从明代开始就有所松动，中国男性文人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出现转变，中上家庭不仅对女儿、儿媳进行开蒙教育，甚至让妻妾在结婚后继续学习，于是出现了专教女子的“闺塾师”群体。男性文人还乐于赞助周围女性文人的写作与出版活动，尤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女性文化的繁荣。
根据美国著名妇女史学家曼素恩的研究，清代女子受教育程度绝不仅限于《女诫》之类的道德说教文书，而是早已扩展至经史的学习，在士大夫家庭，女孩的早期教育与其兄弟并无太大差异。 清政府在晚期对于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努力不少，但对于女学基本没有考量。1904年通过的“癸卯学制”想要建立的仍然只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将女子教育完全排除在官办学校之外，明确指出女子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有伤风化。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同时颁布了《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提出“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 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1902年，蔡元培和吴怀久分别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和务本女学。与教会女校不同，爱国女学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与革命教育；务本女中则提倡朴实勤勉的校风。
接着，启秀女中和民立女中先后于1905年、1906年开学招生，国人自办女校开始在上海的女子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子世界》于1904年第11期报道了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女子学校的情况：北京有“日本女子大学校卒业生陈彦姿安女士刻拟……创设女学堂一处”；湖北“启秀女学堂本系民办，端抚捐助经费一千两，以期扩充。武昌不缠足会附设之幼女学堂，刻下报名者已有百余人，而学额仅容四十人……经费由宋汪两君分募”；在济南，“山东省城向无女学，由王伯安县令创办女学堂一所，初设南关外后营坊，与男学合校。去年春间，募捐在西关建造洋式楼房一所，名曰新区女学堂，闻尚护抚之女公子及侄女，均入校肄业。仕宦闺女闻风至者，络绎不绝云”；在杭州，有女学校因投资人“忽萌悔志，迟延不缴，经费大为困难”，所幸得到了浙江巡抚聂缉椝的支持，“常年拨款一千八百元，以充女学校经费”；常熟的竞化女学校为《女子世界》的记者们发起举办，有公立学校的教员来义务教学，“改赁校舍于城东后辛巷，添设英文唱歌两科，仍分高等初等两学级，外邑颇多闻风就学者，现学生共有三十人左右”。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自办的女校发起人各异，有海归学生，有民间团体，有现代报刊；经费来源也多种多样，有的由办校人自筹，有的众筹，少数幸运者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资助。 据清朝学部统计，到1907年，除吉林、新疆和甘肃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总数达428所，在校生15496人，但非教会学校女生数仅1500人；到1909年时，教会女校学生人数已超过65000人。
1912年9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逐步确立了新的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可以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及中等实业学校。1914年12月，教育部又颁行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女子教育作出专门规定：“普通教育之中，女子教育亦属重要；我国女学幼稚，数年以来各省渐知兴办女学，而无一定陶成之方针，影响所施，流弊滋大。今且勿骛高远之谈，标示育成良妻贤母主义，以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虽然“壬子学制”与《教育方案草案》仍然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定为女子教育的重点，但在初小阶段实现了男女教育同权。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还在于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1905年，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章程》，肯定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高等部成立，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同年，北京大学也对女学生敞开大门，招收了第一批女旁听生。继南高师和北大之后，三十余所国人自办大学开始兼收女生。这些举措最后促成了1922年新的学制——“壬戌学制”的诞生，国定学制中不再区分男女差别，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女学生群体自诞生以来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1904年，务本女学的毕业典礼竟吸引了五百余人前来观礼，在现场报道的《时报》记者深受震憾，惊呼实乃“吾国女学界未有之盛会”。1910年，常州有女校举办联合运动会，盛况更是空前：“本地团体暨男女宾到者，约达万人席次。”这大概是常州人第一次看到年轻女孩出现在体育赛场上。各类报刊上有关女学生的报道各种各样，1910年《图画日报》对“半园女学生旅行”的图文报道，直观展现了女学生的精神状态。女学生的穿着打扮更是时人热议的焦点，1909年7月《民呼日报》上刊登的题为“看看男女学生时髦装式”的漫画，金丝眼镜、高底皮鞋成为时髦女学生的标志性妆扮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学生群体从无到有，数量迅速增长。她们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上课、郊游、开运动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给女性提供了解放的空间与可能。毕业后，部分女学生还进入了职场，通过女校，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同学网络和社会团体，“女学生”成为一种值得肯定与彰显的社会身份，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与获得解放的第一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女子中学进入兴盛发展时期， 那时的女校多以历史悠久、 校风质朴、外文基础好、教育质量高而享誉社会。
熄火烬灭，异化复燃
1952 年中共政府 接管了教会和私立女中，一律改为公立女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全国的女子学校全部改为男女合校。在这之后长达二、三十年间，中国内地开始了 一段“没有女校的历史”。
1981 年第一所公立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率先恢复，
1994 年第一所私立的广州玛莎女子中 学成立，
1996 年第一批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北 京市华夏女子中学创建。此后，全国先 后有十几个省市恢复女子中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内地有普通初、高中女校约 16 所 （包括在男女合校中设女生部 的），占全国普通初、高中校总数的万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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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校特点
中国女子能够系统地接受学校教育，是以教会学校为发端的。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阿尔德赛小姐在宁波创立一所女塾，此为在中国本土最早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从此开始。
甬江女子中學的前身是1844年由英國「東方婦女教育促進委員會」委派的艾迪綏在寧波祝都橋竹絲牆門內大屋創辦的女塾。當時學校為免費招生，有女生數十人。《中國教育大事典》認為該校是中國內地最早的教會學校，也是中國第一所女校。1857年，學校與美國長老會於1847年興辦的另一所女校合併，在江北桃渡路成立崇德女校。1923年，學校與位於永豐路的聖模女校中學部合併，遷入戰船街校舍，並更名為私立甬江女子中學，由美籍華人徐美珍擔任校長。1927年，學校脫離教會管理，由國人自辦，奉化人沈貽薌擔任校長。1937年，因日軍轟炸，學校遷往奉化亭下，1941年學校併入暫居寧海縣境內的鄞縣縣立臨時中學，一部分學生經過四明山進入上海教會中學借讀。1945年8月，學校復校，1948年建校25周年時曾收到蔣中正和行政院長翁文灝的題字。1951年，學校由中共寧波市政府接收，此後更名為寧波市女子中學。1958年，學校更名為寧波市第六中學並開始實施男女同校。20世紀90年代，學校改為甬江職業高級中學，並於2006年搬離戰船街校址。此後校址作為遺址保留，並於2015年5月成為寧波教育博物館所在地。
1844年初創時期的女塾開設聖經、國文、算術等課程，學生同時在課外學習縫紉和刺繡。學生免費就讀，學校提供衣食起居各種開銷。
1923年遷入戰船街校舍後，學校除設有教室和宿舍外，還設有實驗室、藏書室、琴房等設施。校內禁止纏足，同時規定學生在校一律穿校服，為黑布的旗袍或白衣素裙。考慮到學生多為富家小姐，生活自理能力差，學校允許學生就讀時帶一名丫鬟一同學習。學校實行導師制，每位教師負責20名學生各方面的教育。學校開展各式各樣的校園活動，包括文藝演出和體育活動等，擁有自己的籃球隊，1930年興建的體育館為寧波首座室內體育館。校刊《甬江聲》於1924年5月創刊，為中英文合刊，設有「言論」、「小說」、「隨筆」、「譯述」、「雜著」、「詩詞」、「紀事」七個欄目。
知名校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康美霞。台灣中原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林世芬。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科學家屠呦呦。
1850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设立了一所女塾，10年后，为纪念已故世的丈夫裨治文先生，将女塾改称为裨文女校（倪桂珍即就读于该校）。
185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在上海虹口礼拜堂后设立一座女校，命名为“文纪”，刚开始只有8名学生，课程设置以纺织、缝纫、园艺、烹饪等女红为主。这一时期教会教育还未引起传教士的普遍重视，教会女校均停留在小学阶段，水平比较低。
从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校规模开始扩大，教育程度加深，一批教会女子中学相继建立。
1881年6月，曾创办圣约翰书院（其遗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的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将这两所女校改组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后改称“圣玛利亚女书院”），为女子寄宿学校，校址就设在圣约翰书院北面，校园建筑呈古希腊风格，首任校长是后来和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结婚的中国人黄素娥女士。
圣玛利亚女校早期的办学目的在于“养成学生使她成为贤妻良母”，其标准是：信仰基督教并能履行日常的宗教礼仪；学会必要的家事训练（美国式的），如育儿、厨事和美化家庭；掌握基本的西学知识（如笔算数学、西方史地知识）并熟知儒家经典。其课程如下：
初级课程（相当于小学程度）：初等女国文、初等女修身、圣教、心算、默字、默书、联字、造句、初等描红格、初等习字帖、启悟初津、笔算加减法。
备级课程（相当于初中程度）：高等中学历史、高等女国文、高等女修身、蒙学论说、读经论经摘印（论语、孟子）、基督本纪、训蒙地理志、笔算数学、文俗互译、初等习字帖、造句、短信、短论、记事本、譬喻类篡、地理志略。
正级课程（相当于高中课程）：女子伦理学、近时名家论说、读经（三传摘印、诗书摘印）、地理初桄、天国振兴记、代数、临帖（大字、小楷）、论说（作说理文）、编印中国皇统史、选印古文存粹、作策论及各种文体、天道溯源。
除课程表中所列外，该校还开设唱诗班，以及琴学、纺织、园艺、缝纫和烹调等课，以配合“贤妻良母”的培养。学校要求非常严格，1900年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时，只有一名学生朱静贞毕业。1908年添设师范科、图书馆。此后女校有较大发展，正式成立英文部、中文部和音乐部，学制定为8年。
1923年，圣玛利亚女校迁入白利南路(今长宁路)新校舍，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招生对象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子。到1929年为止，学校共计有八年制毕业生100人，师范毕业生17人，初中毕业生137人，高中毕业生145人，中文特级毕业生63人。这时的圣玛利亚女校发展成为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学校完全按照美国式方法教育：除必修课外，还有宗教活动，家政训练和音乐舞蹈表演等选修课，传授西方上层社会的礼仪、社交知识。其一年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尽管如此，许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仍以能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该校为荣。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嫁入豪门，当大使夫人，也成了不少圣校（校内师生对学校的简称）学生憧憬的目标。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圣校也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都是在圣校期间发表的。
劫夺式的接管
1952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了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并把两校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而原圣玛利亚女中的校址上则建立起了一所新的大专院校———上海纺织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8月，该校被并入东华大学，成为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长宁分校区。
第三女子中学是现在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女中，也是全国保留不多的女子学校。在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的今天，女中显得特立独行。
第三女中的前身圣玛丽亚女校和中西女中创办之初，女中也是特立独行的——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讲求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国，让女孩子抛头露面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是不可思议的。教会女校在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
1892 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是美国监理会于1892年上海创办的一间女校中西女塾。
中西女中连同圣玛利亚女中于1952年被上海市教育局接管，被合并成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现门牌江苏路155号），址属原中西女中。原圣玛利亚女中校址（位处现长宁来福士广场）则改办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后为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长宁分校区。
学校曾培养大批近代中国的知识女性，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还催生了第一间华人自办的女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知名度的教会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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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西方教会在华办学已有一定数量，1877年，西方教会在华学校已有347间，学生5,917名。当时西方教会学校学生不少，却多为流浪儿童，教学内容也以宗教为主，社会影响力有限。监理会传教，设置的课程有英文、国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宗教、家政等，早期所用课本除国文，其他都引入了美国中学原版教材。
中西女中重视英文、音乐舞蹈、礼仪家政的教学和学生的课外活动，很受中上等家庭的欢迎。 中西女中收费较高，与圣玛利亚女中（St.Mary’s Hall）同被称为贵族教会女校。
中西女中没有专用的教堂，社交堂内设有250座位的礼堂，以“海涵堂”牧区名义组织宗教活动。景莲堂建成后，宗教活动在那里进行。大礼堂有座位1192个，两侧设有彩色玻璃窗。
张爱玲毕业于圣玛丽亚女校，宋氏三姐妹毕业于中西女中，林徽因毕业于英国教会所办的培华女中……教会女校在中国给人印象与“贵族学校”几乎等同，然而在创办之初，女校却几乎等同于孤儿院、弃婴堂的地位。
19世纪中期，随着《南京条约》等签订，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初期都在民间传教，但中外文化差异使传教收效甚微。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学校给年幼的孩子灌输教会意识，并培养本土传教力量，成为传教的选择。
女校更是成为贫苦女孩子的收容所。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文纪女校开办于1851年，起初只有8个学生，都是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抱着“给家里省口饭，也让孩子能活下去”的心态送去。女校的课程针对这些女孩设置，也都是一些生存技能。1855年10月4日，女传教士钟凯琳写给纽约传教会总部的信中，记录了女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内容，其中课程包括使用上海方言阅读四福音书、使用上海方言上阅读和书写课、针线课、绣花课等。教会学校的例行祷告，竟然也是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迁就学生使用方言教授。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积淀，到19世纪末，教会女校积累了一定口碑，当地人都知道教会愿意收留女孩，也开始愿意把女孩交给教会抚养。中国男教士也赞同这一做法，女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由教会做媒，嫁给男教士组成基督徒家庭，成为教会信徒来源——圣玛丽亚女校学生与毗邻的圣约翰大学男学生就多有结亲。1888年，圣玛丽亚女校校长黄素娥——一个本地女传教士嫁给了从美国来华传教的圣约翰大学教师卜舫济。
女校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女子该享有教育权开始被民众甚至政府接受，并以法规确定下来。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子教育理念的普及，中国一些上流阶层家庭开始主动把女儿送入女校接受教育。进入女校学习是一种身份的彰显，而且女孩子在女校“镀金”以后身份也大不同，能娶到女校学生在社会上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种骄傲并不是一种虚荣，民国时期一些至今闪亮的名字出自女校。
著名建筑家、作家林徽因12岁时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她16岁时随父亲游历欧洲，为父亲做翻译，英语流畅，举止大方，一举成名。此后她参与新月社，不乏精彩诗作，又随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回国后入营造学社，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著述颇丰。
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三姐妹出自上海中西女中。宋霭龄留美毕业后回国，经父亲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精通五种语言，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热心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宋庆龄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道路，为国共两党合作搭桥铺路，起到重要作用。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在校期间，她开始写作并在学校刊物《凤藻》上发表过四篇文章，这是她文学生涯的起步。后来她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写了一个教会女中的故事，其中写到东三省沦陷，学校组织救国会的情景，与她在圣玛丽亚女中时加入“国光会”的情形也颇为相似。离开学校后张爱玲考上伦敦大学，但因战火转入香港大学。1942年她回到上海，1943年写出《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一系列享誉文坛的精彩小说。
此外，根据圣玛丽亚女校校史记载，京剧艺术家李世济、新中国生殖医学奠基人葛秦生、旅美数学家韦澄芬等人均是该校校友，跨度从文到理，从艺术到医学，各领域均有建树。
如果依旧采用旧时方式，教学生用上海话读圣经显然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那么女校在贵族化之后，有了哪些改变呢？
英语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教会女校多数教英文。当时上海齐名的两所女校中西女中及圣玛丽亚女校皆用中英文并重的双语教学方式。当时圣玛丽亚女校分中文部和英文部，所学课程侧重略有不同，但即使是中文部学生学英文也蔚然成风，以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为荣。校刊《凤藻》登载毕业学生给母校的信，多位燕京大学学生嘱咐后辈学妹“社会上对中文要求颇高，万不可偏废中文”，学校风气可见一斑。1920年，英文部学生公演莎士比亚戏剧为母校新校舍筹建捐款，售出一千多张戏票，盛况空前。
除英文外，其他课程的内容也大大丰富，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工技、数学、法律、会计、医药等都成为可选择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情况自由选择。
圣玛丽亚女校与现在高校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保留并增加了很多女性差别化教育的课程。除起初教授的女工刺绣外，更多陶冶情操，增加女性素养的课程也被加入进来。音乐方面，学校有专门的琴房，后来还设立琴科作为一个毕业方向，拿到毕业证书可以做钢琴老师。学校每周都举行音乐会，学生可以邀请亲友参加——这在现在的许多艺术院校都难以做到。体育方面，圣玛丽亚女校禁止女学生缠足，一旦发现也要求立刻放开，如不执行，做退学处理。学校每周有必修体育课，校内还有体育社团，鼓励学生运动。从崇尚力量的篮球到优雅的高尔夫球，都有涉及。圣玛丽亚女校有一段时间借用圣约翰大学操场，当女学生们打球时，圣约翰的男学生经常在旁加油助威，相处颇为愉快。
学校严格的校规礼仪培养了女学生们的风度仪态。宿舍监察严格，要求整齐干净，按时起居。每逢礼拜日，学生统一穿旗袍皮鞋到教堂做礼拜，引众人围观。即使在学校因战乱搬入大陆商场，校舍逼仄条件艰苦，从当时照片看，女学生们依旧烫着精致的鬈发，穿旗袍大衣，未露任何松懈疲惫之态。
学校甚至还为学生设置了必修的家政课程，因为校长担心女学生们重视功课，回家不肯做家务，干脆把这也列为考核内容，“凡高级四年，每学期均有烹饪二时期与中级及初二有缝纫二时，亦女子应具之常识也。”
1952年6月，国家决定取消教会学校和私立中学，圣玛丽亚女校与中西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中，两所教会女校画上句号，这也是中国众多教会女中的命运缩影。
圣玛丽亚女校及其他女子教会学校的消逝代表着尽可能保证男女彻底平等的时代。政府推进了一系列妇女变革措施，包括取消包办婚姻、关闭妓院、改造妓女、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工作、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然而，彻底解脱桎梏、“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却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身份的失落。在男女平等的背景下，在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的自我要求下，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视域之外”。
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是否也是妇女权利的一部分？在重拾女性性别意识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消失的圣玛丽亚女校的遗憾，也是现在市三女中存在的原因。
——（选摘自网络资料，包括2015年03月09日 东方早报杨宝宝的报道文章）
女校之花
中西女中、北京女师大、贝满女中、北京女师、圣玛利亚女中、苏州女师、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平民女学……皆不可小觑。至于著名的金陵女大的办学成果，决不在一般大学之下，它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毕业生，被誉为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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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清道光三十年)，4月的一天，上海南市道教白云观一如往常的宁静，香客三五，青烟袅袅，在其隔壁今西林后路102号，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在上海最早的女子学校裨文女塾(裨文女中)宣告成立。
在这之前，上海妇女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理念，妇女缠足禁锢在家无缘上学。女校开张，使上海妇女有机会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当然，外国教会办女校，其目的是在妇女中传播宗教信仰，培养西方文明的“淑女”。旧时申城外国教会办的女校，当以“中西”、“晏摩氏”、“圣玛利亚”最有名气，是贵族化的女子中学。
现在江苏路上的市三女中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建于1892年的中西女塾(中西女中)。当年建于今西藏中路沐恩堂东侧，吸收中国信徒的女孩入学，宋氏三姐妹曾就读该校。1916年教会将校舍出售给扬子公司建造扬子饭店(即今申江饭店)，得款后在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购地另造分校，1930年改为中西女中。（1952年6月，圣玛利亚女中并入后，改名为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早期沪城此类女校还有清心女中、惠中女校、文纪女塾、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等18所，大多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
清末，梁启超、秋瑾等人鉴于外国教会女校不断扩展，在上海发表文章痛陈女子无文化之害，以及女子教育对争取女权和强国强民之重要性。康有为等人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主张。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维新人士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在上海城南桂墅里(今江南造船厂附近)成立，学生数十人，该校提倡女子放足，课程设置中文、西文、医学、女红4门。戊戌变法失败，经元善遭通缉，学校被勒令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女学、吴怀久创立务本女中之后，启秀女中和民立女中相继开办招生，这是国人在沪上早期创办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5所女校。曩时，孙中山十分重视女子师范教育，曾称：“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女子师范。”1912年，民族资本家凌铭之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清末民初，国人在沪开设的女校还有成东、崇德、养性、坤范等。五四运动时期，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之呼声日益高涨，在当时一般大学仍拒收女子情况下，上海十几所女子高校如上海女子美专、两江女子体专、上海女子商科学校等应运而生。 旧时，在外国教会办的女校中，学生必须读《圣经》、做礼拜；外语被列为主课，一些学校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本都用外文编写；有的学校规定宗教课不及格者开除出校；校内不许升中国国旗，只能升创办人所属国国旗；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只准嫁给基督教徒。圣玛利亚女中学生，必须早晚行祈祷礼，学生请假外出必须由家属或保证人报告校长，纪律颇严，往来信件校长有检查权，学生穿衣不能露肉在外，学费昂贵，每学期大洋80元。可见洋人办女校，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当年中西女中校方重视英语、数理化教育，学生毕业后赴美
留学较多，一些富家弟子以娶中西女中毕业的西方式“淑女”做妻子为荣
然而在蔡元培主持下的爱国女中，颇注意国学、体育，培养女子强健的体魄，还设置国画、手工、乐歌、家政等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南洋女子师范是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其校歌中有“同是圆颅方趾，知识完全，道德完全，蛾眉岂让人先”等词句。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竞雄(秋瑾号)女校，办校宗旨是“使国民得应有之智技能，俾得自谋生计”。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则以“服务、创造”为校训，以“做中国人、做现代化中国主人”为训导目标。当年著名的国学家陆澹安先生在务本女中任国文老师专教《论语》《孟子》，引导学生爱我中华之古老精粹文化。抗战时，泉漳、中华女子初级职业补习学校、华东、启秀、新本、南洋女中、女工夜校等校开展抗日救亡爱国活动。《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小妹曾季肃是名门闺秀，曾就学于爱国女校，接受了学校里新文化、新思潮等爱国主义教育，辛亥革命中，她与同学们积极组织“女子军事团”支援革命军，被推为团长，在上海光复的战斗中，她们协助革命军战斗、募饷，工作出色。 出身官宦之家的崇明文化名人施淑懿自幼好吟诵，常怀忧国之心。民国九年，她任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五四运动期间，她常和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被称为瀛州女杰。
袁希洁，出身书香门第，1912年她变卖首饰筹措钱款，在上海西仓桥自办爱群女校，自任校长，自编教材授课，亲定“勤、慎、庄、俭”四字校训，该校成为老上海知名女校之一。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其中有位郑姓同窗是杜月笙的儿媳，每逢学生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至于班上张爱玲那样家世的学生，还是比较卑微的，她很瘦，也不好看，人很文气，穿着很朴素，学习极用功，老师很喜欢张爱玲。30年代，位于徐家汇的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启明女中。当时读书的学费一学期总在200多块银元，包括食、宿及春秋两季的校服。这在那时是个不菲的数目，好在我父亲沈鹤泉在经营一家书局，使我有机会能进这一贵族女校。记得当时学校里有篮球场、网球场，学校后面有花园，草坪上还有2只秋千架，教室的四楼有一排琴房。班上有近30名同学，上课的内容有语文、政治、数学、体育，外语学法语与英语等，还有一些选修课，如钢琴、油画、刺绣等。课桌是斜面的，连着椅子。
学校里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6点多起床后，7点吃早餐，8点上课，10点钟吃点心，12点吃午餐。吃饭时，长方形的餐桌8人一桌，中、晚餐是4菜一汤。吃饭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1、3、5可说话，2、4、6不能说话。上课时纪律十分严格，不能有一丝声响，静得连地上掉下一枚针也能听到声音。晚上自修课有一个很大的课堂供大家在一起看书学习。一个月放假一天，届时，校门口都停满了来接同学回家的汽车和黄包车。当时这一贵族女校，有的同学都有来头，我记得要好同学中有沪上大亨张啸林之女张佩俊和佩杰姐妹俩，南京路上海国际饭店开张那天，张啸林带着一双女儿还邀我一起到那儿吃西餐。当时同学中有犹太人哈同的孙女罗舜华，有叶澄衷女儿叶莲珍、正广和汽水公司老板女儿徐瑞珠，有杨虎的女儿杨采珍、采英姐妹俩，有原来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万兴食品公司(后改为上海第二食品公司)老板女儿吴佩廷。有白龙山人王一亭的孙女王统德，还有丁香花园张静江的孙女等。
很多同学因为年代久远，我记性不好，已回忆不起来了。从小到老，一直有来往的同学中，有原来天蟾舞台主人顾竹轩的媳妇谢桂英和朱蝉娟同学，可惜均已作古。
晏摩氏女中
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年－1888年3月17日）是19世纪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属于美南浸信会差会。
1819年，晏玛太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1847年9月，受美南浸信会差遣来到中国上海，同年11月在老北门外建第一浸会堂。传教初期，甚为艰难。
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晏玛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又曾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因此在1855年清朝恢复对上海的统治时，帮助他修复了教堂。
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教会经济来源断绝，晏玛太被迫在工部局及美国领事馆任翻译，1866年－1867年任公董局董事，1868－1869年任工部局董事，且一度任美国驻沪副领事，会审公廨陪审官，同时经营房地产买卖。使得浸信会在上海得以维持，并逐步扩展到江苏省一些地方。
1888年3月17日，晏玛太在上海病逝，享年69岁。
美南浸信会在上海开办的晏摩氏女中、在苏州开办的晏成中学的校名都为纪念晏玛太对该会的贡献而起。晏玛太创办的第一浸会堂旧址位于黄浦区民国路人民路706号，现为进德小学改办的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沪江大学内建有以其命名的思晏堂。
晏摩氏女中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以美籍晏摩氏捐赠校舍为名，在教会女中颇有名气，学费昂贵，学生出身大多为中上层家庭，人称“贵族学校”。如：吴国桢夫人、当今“三大船王”之一程云庆夫人，都是该校毕业生。1941年晏摩氏女中曾假陕西北路南京西路的平安 大厦上课。
1897年，美国南浸礼会于老北门浸会堂创办桂秀女学、仅小屋一橼，学生5名。次年，美籍西门夫人晏摩氏捐建四川北路校舍一幢，名“晏摩氏女学”，学生30余名。1910，“晏摩氏女学”更名为“晏摩氏女中”。
1906年，浸会大学预科班招生，校址军工路。1911年，改名为沪江大学附属中学。
1925年，晏摩氏女中和明强中学同时迁入北宝兴路浸会庄。后又建了一条从北宝兴路经过校园大门通往象仪巷的“明晏路“。
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闸北，迫于战火，晏摩氏女中与明强中学停办一年。1937年，抗战爆发，校园毁于战火。晏摩氏女中与明强中学再次停办；沪江附中随大学部迁出战区，假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上课。
1939年，晏摩氏女中与明强、慧灵、晏成临时成立浸会联中，假外滩中国通商银行大厦四楼上课。
1941年，晏摩氏女中脱离联中，独立复校，假南京西路平安大厦上上课。
1945年，抗战胜利，由教会出资修缮浸会庄校舍，次年11月，晏摩氏女中迁回浸会庄，明强中学因故停办。
1947年，沪江附中迁入浸会庄明强中学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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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
1951年，沪江附中与晏摩氏女中进行行政改组，割断与教会的关系，宗教不再列入教学日程，学校由民办。1952年12月25日，两校由政府接办，合并改为公立，命名为上海北郊中学。之后，原晏摩氏女中又先后转手于交大分部、第一师院、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大学。
景海女师
苏州历史上，也有这样一所学校，同样是教会女校，同样是培养名媛淑女，同样走出了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那便是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
该校被誉为淑女的摇篮、贵族的温床，对中国的幼儿师范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景海女校的诞生、教育理念、历史变革及在此毕业的优秀女性。
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在上海举办中西女塾后，第一任校长美国传教士海淑德女士便筹划在苏州也举办同等女校。
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总会募集资金，并规划建设新校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苏州校舍在苏州天赐庄落成。该校“北临钟楼双塔，风景优美空气清新，诚求学适宜之良所”。可惜的是，此时海淑德已病逝两年。她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女传教士，献身中国女子教育17年。为纪念海淑德，学校取名景海女塾，意为景仰海淑德。
景海女塾第一任校长是该会传教士贝厚德女士。
景海女校最初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名媛淑女和高素质的优雅女性，专门针对上等社会家庭提供西方基督化的教育，是一所贵族学校。
1911年《苏州景海女子学堂改良章程》中指出：“本学堂之设专以襄助中国振兴女学，并扬真道为宗旨。”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学校收费也是相当昂贵：“膳食费通年以十个月计算，寄宿者每月英洋十元，走读者每月英洋四元”。
几年后，《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报告书》中将其学费进行调整：“学习费每生每学期收四十五元，选修琴科者加收二十元。”
尽管学费开销不菲，社会名流、富商巨贾依然趋之若鹜。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也以能将女儿送进景海为荣，以期培养成才。
该校以美式教会教育为核心，分为初等和高等两部，在课程安排上中西并用，除国文、英文、算学、理化等科目，并有钢琴科、体操科。
随着社会风气的日渐开通，以及景海女校声誉的提升，其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民国六年（1917年），景海女塾改为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美国的亮美兰女士任校长。
1927年国民政府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也要由中国人担任。1927年秋，江贵云女士接掌校政，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人校长。
为吸纳更多青年女子入学，江贵云将一切规程修订一新，转变办学理念，降低学校的学膳费，推行中文教学，并重新制定课程，重点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还将学校分为初中与师范二部，由江苏省教育厅核准备案，又改组实验小学与幼稚园，为同等学校树模范。教材、教法、设备和活动内容均仿照美国幼儿师范，对中国幼儿师范教育影响较大。
景海女校还设有音乐师范科、高中师范科、幼稚师范科三个科，并附设幼稚园，以后又增设日间托儿所。
中国老师则基本都是国学造诣比较深厚、有名望的人士，近代章回体小说家程瞻庐、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被聘为国文教员，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吴弱男任英文教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景海女校亦难逃厄运。1938年苏州沦陷后，景海女校所有建筑均遭掠夺，日本人把景海女校一座崭新的小教堂当马厩使用。景海女校附小运动场几成畜牧场。此外，景海女校所有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料，如各种表册与学生各科成绩，毁灭无遗。
昔日教书育人的优美境地，如今惨遭战争的蹂躏。战争的破坏和影响太大，景海女校不得不迁往上海复课办学。为尽可能让学生正常上课，校董会议决将景海女校迁往同根同源的上海中西女中。中西女中划拨出一部分校舍，供景海女校办学之用。1937年10月13日，景海女校于战火硝烟的时代背景下，在上海正式复课。
抗战胜利后，景海女校几经修葺，才得以在苏州天赐庄复校。至1949年，景海女校依然有高中师范科、幼稚师范科、初中部共九级，另外还有附小、幼稚园。
在苏州，素有“东吴大学多才子，景海女师多佳人”的说法，景海女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女性。
如1907年由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考入景海女塾的吴贻芳。1928年，她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还被旧金山米尔斯学院在第88届毕业典礼上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受聘于母校金陵女子大学，成为中国第二位大学女校长，先后主持校政23年。1945年，她作为代表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如1936年保送景海女校的赵寄石。毕业后成为景海女校附小的一名教师，多年从事幼儿教育研究，是我国第一代幼儿教育专家，是中国式的幼教理论体系创始人之一。
如1914年考入苏州景海女塾的王淑贞。1917年入苏州女医学堂学习，从小就立志学医以解救妇女的痛苦。20岁时考取清华大学中美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王淑贞长期在上海从事医学临床工作，是中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之一，与北京的林巧稚并称“南王北林”。
还有七岁时就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赵萝蕤。她是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等作品都是她翻译的，还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还有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她是杨绛先生的三姑母，早年从一次不幸的婚姻逃离后，在哥哥的资助下，到景海女校读书，两年后，又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就读。她一生坎坷，终生没有再嫁，致力于学术。她曾留学异乡，颇受现代知识的熏陶，学成归国，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在抗日战争中，她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同胞，最终命丧日寇之手。
还有第一位女性作家、翻译家薛琪瑛；终生致力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担任振华女中校长的王季玉女士……她们都曾在景海女校（包括其前身景海女塾）就读过。
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所以培养幼师为主的女子学校，它见证了清末、民国时期苏州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在当时状态下也保留了教育的火种，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早期代表。其发展历程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也具有代表性，在苏州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林昭早年就读苏州景海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期间，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不久，从一位美国传教士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949年，林昭从苏州景海女中毕业后，即脱离了教会。
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仰，称她为“圣女林昭”绝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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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庄，苏州市区地名，指十梓街望星桥以东区域（东至护城河边古城墙，西临官太尉河，南抵十全街，北傍干将河），包括苏州大学校园（本部） 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四云：东庄（《九国志》谓之东墅）与南园，皆广陵王钱元璙帅吴时，其子文奉为衙内指挥使时所创营之。三十年间，极园池之赏。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一称东圃。后圯毁。元末明初，吴孟融即其遗址，略予修整，复名东庄，庄广六十亩，其子吴宽状元及第后，来游访者益多，且赋诗题咏，东庄之名益显。至清代，已荒废殆尽。天赐庄除东庄外，园西南，有巷名姜家弄，卢熊《苏州府志》作姜家巷，同治《苏州府志》作天赐庄，并注：“原韩衙前，旧名姜家弄”。民国《吴县志》卷二十四也作“天赐庄”。
清末，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来此创办东吴大学、博习医院，建圣约翰教堂，所以尽管作为街名，天赐庄早已并入十梓街，但民间常用天赐庄特指望星桥以东苏州大学本部、博习医院（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近地段。
(一)、东吴大学旧址 位于今苏州大学南部，自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901年创办东吴大学起至民国25年(1936)之间，先后建有被称之为东吴五堂(即林堂、孙堂、葛堂、维格堂、子实堂)的校舍和体育馆，其西洋建筑风格浓郁，形态各不相同，且保存完好，这在全国教会学校中也属首屈一指，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二)、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旧址 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女传士海淑德曾在上海办过中西女塾，她后来也准备在苏州办一所类似的学校，1902年校舍落成之日，其已病故，于是命名为景海女师，以示对海淑德的景仰。现存建筑即今苏州大学北部的红楼、绿楼、教学楼、礼堂、医务室楼、书店、八角亭等，其与南部的东吴大学旧址建筑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构成了苏州最为壮观的近代西洋建筑群落，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三)、博习医院旧址 美籍医生柏乐文创建于1883年，博习医院以“医术之精良、器具之完备、诊断之热心、更护之周密”为当时世人所称颂。1922年新建的二层门诊大楼和三层(局部四层)的病房大楼落成，其中的门诊大楼用北京皇宫所用之陆墓御窑金砖砌成，堪称奇特珍贵，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四)、圣约翰教堂 初建于1881年，1915年在美国密苏里圣路易斯的圣约翰教堂帮助下重建，堂名圣约翰，系纪念美国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与该堂建筑风格一致、面积大小一样的教堂还有两座，一座在美国圣路易斯，一座在日本神户。该堂首任牧师为李仲覃，即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的祖父。该堂现为市级文保单位。教堂西侧还有建于1890年的牧师楼一幢。
(五)、其他历史遗存
1.寿星桥 宋代石拱桥，系苏州城内最古老的桥梁，市级文保单位。
2.望信桥 旧时旅人常在此盼望家信，故名，1927年重建。
3.忠信桥 清代梁式平桥，市级文保单位。
4.官太尉桥 清代梁式平桥，市级文保单位。
5.百步街8号 当年东吴大学教员住宅区，台湾著名作家苏雪林曾居此。内有两幢民国建筑，一为平房，一为楼房 市控保建筑。
6.螺丝浜苏大教工住宅区 1号、2号、4号为三幢民国建筑，现代历史学家柴德赓、画家吕凤子、教育家潘慎明曾居此。
7.望信桥南堍6号 化学工程师朱子久故居，市控保建筑。
8.盛家带33号 葑湄草堂，市控保建筑。
9.望信桥北堍23号 程小青故居茧庐，市控保建筑。
10.官太尉桥双塔影园 清代诗人袁学澜故居，市文保单位。
11.叶家弄23号 民国建筑叶宅。
12.祖家桥1号 民国建筑。
13.钟搂头7号 民国建筑袁宅。12.祖家桥1号 民国建筑。
13.钟搂头7号 民国建筑袁宅。
14.百狮子桥3号 民国建筑，当年曾被侵华日军特务机关占用。
15.天赐庄(今十梓街东端)老街南侧 苏大医学院宿舍区和苏州大学宿舍区内另有7幢民国住宅洋楼接踵。
平民教育
陶行知与平民教育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招收了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以慈母般的胸怀，热情的关心爱护着孩子们。
1933年的一天，上海大厦大学校园内，一群群大学生正向着大礼堂走去。他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今天将要举行的报告会：“听说是一些小孩子来演讲。”“是的，叫‘新安旅行团’，听说是苏北淮安新安小学的学生，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十二岁。”“小孩子来跟我们讲课，能讲什么呢？不是开开玩笑吧！”“去听听吧，听了再下结论嘛！”大学生们向礼堂走去，带着好奇、怀疑。会场里渐渐坐满了人。讲台上出现了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中等身材，穿着学生装。有人认出来了：“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开始讲话：“诸位都是大学生，也许会说，叫他们听小孩子讲课，真是笑话。这七个小孩子从淮安一路演讲到上海。‘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靠演讲旅行，作抗日宣传。这个儿童旅行团的价值，是新时代之无价宝，如果一定要定个价值，或者姑且定为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都为新安小朋友所得。而‘新安’不敢占为私有，愿公诸天下后世。讲得如何，请大家一试。”不同凡响的开场白，激起了会场上的一片掌声。小玉站在讲台前，他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衣服，圆圆的小脸因紧张而涨得通红，两手十个手指下意识地搓来搓去。陶先生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在他耳畔说了几句话，就走下台去了。小玉定了定神，开始讲起来：“我的老家在凤阳，凤阳是个穷地方，十年倒有九年荒。妈妈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六个，只剩下我和姐姐。爹爹被抓去当壮丁，活活折磨死了。妈妈活不下去，流着眼泪把姐姐卖给了人贩子……”孩子的脸颊上滚动着泪珠，他抽泣了一下，悲愤地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这样苦？我们曾经问爷爷奶奶，我们曾经问爸爸妈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命苦啊！可是，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命苦，是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外有列强，内有国贼，生产落后，经济衰败，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造成的啊！”清脆的童声震动了每个大学生的心，一些人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附和：“说得好！”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另一个孩子小林走上讲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国家落后，列强就要欺侮。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苦难的中国人民身上又加上了侵略者的铁蹄，这样的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决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大家一致起来，要反抗万恶的侵略者，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全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带头高呼：“打倒侵略者！”“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陶行知先生走上台，把孩子们抱在一起，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他带着孩子们走下讲台，问身边的一位教授：“小孩子讲得如何？”教授风趣地说：“讲得比我们好，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陶先生哈哈大笑说：“小孩子能教大学生，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这虽然是千古奇闻，但却是事实啊！”陶行知接连几天安排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去中小学演讲，去光华、沪江、震旦大学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引轰动。陶行知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是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抵估的力量。”他特意写诗称赞：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淮安新安小学在1935年又第二次组织了“新安旅行团”，在抗日的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爱国，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市，行程五万里，足迹遍及城市、农村、草原、边疆，被人们称为“民族的小号手。”
1939年夏天，有人介绍一位青年诗人到育才学校半工半读，介绍信上写道：“刘文伟，诗人高歌的学生……”陶行知一看，风趣地说：“喔，文――伟，你诗文伟大呀？”青年忙说：“不，相反――很渺小，我已经把伟字改成苇，芦苇的苇。”
陶行知笑了，说：“对呀，不要自封为伟大，要大众承认才是真伟大。你愿意做芦苇，好，芦苇做成船，也可以渡人到达彼岸呀！”
过了一会，陶行知又说：“你是高歌的徒弟，一定是个小详诗人吧？”
青年人答：“不，我是土人，从小是孤儿，做过童工，爱唱劳动号子，自己编词儿，是地道的‘杭唷’派”。
陶行知“哦”了一声说：“那我们是同志呢，我也是‘歌谣派’，你读过我的诗么？”
青年人说：“读过，很喜欢。听说你跟唐代诗人白居易一样，写了诗先读给老妈子听。我还喜欢唱您编的歌。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脑相长歌》等等。”
陶行知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叫刘文苇的青年人，对他特别关心，经常问他学习、生活的情况。
当时小刘才18岁，学习兴趣很高，而且爱好广泛。在育才学校，他感到什么都新鲜，样样都想学想问。陶行知工作很忙，平时住在北碚，到学校来一趟不容易，要处理的事很多。但小刘见缝插针，一有机会就去向陶行知请教，陶行知也总是热情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
有人责备小刘“不懂事”，但陶行知鼓励小刘说：“做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我过去写过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学问，学问，光学不问只是一半，光问不学也只是一半，又学又问才是完整的学问。好比一个人，不能光有右手右脚，也不能光有左手左脚，要左右配合才是完整的人。”
陶行知的教诲给小刘很大启发，他也写了一首诗，题为《学问》：
学问学问，既学又问。光学不问，半截理论，死啃书本，用时不灵。
光问不学，一半是零，不成条理，低级水平。又问又学，真正聪明，
又学又问，才是完整的活的学问。
在陶行知和育才学校文学组主任艾青的帮助教育下，小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诗人。
一天，陶行知在校园里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巴砸自己班上的男同学，陶行知立即制止了他，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王友早早地来到校长室门口准备挨训。这时，陶行知走过来了。他一看到王友，就掏出一块糖果递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
王友惊愕地接过糖果，目不转睛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一颗糖果递给王友，说：“这块糖果也是奖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的时候，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励你。”
王友更惊愕了，他不知道校长到底想干什么。
这时，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王友的手里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证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
王友听了非常感动，他失声叫了起来：“校长，你打我吧，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又掏出一块糖果递给王友，说：“你能正确地认识错误，这块糖果值得奖励给你。现在我已经没有糖果了，你也可以回去了。”
陶行知的教育让王友明白了，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换个角度想想问题。可见，父母应该教育孩子经常问自己：“要是我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想呢？又会怎么做呢？”“我现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他的心里会感觉好受一些呢？”这样，孩子往往会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从而产生宽容的品格。
陶行知对少年儿童求知学习的方法，经常有所指点，最为突出的就是”点石成金”的故事，这也可以说是少年儿童求知学习的最首要、最关键的方法。
在一次育才学校的晨会上，陶校长上汉去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很有本领的道人，只要他用手一指，面前的乱石立即会变成黄金。一天，他让众徒弟坐在他四周，自己用手指点着地下一堆石块，立刻石块都变成了黄澄澄亮光光的大小不等的金块。从徒弟看了又惊又喜，个个拍手叫好。道人对徒弟说：”每人选一块金子，拿去买点吃用的吧！”徒弟们都扑到黄金堆里去翻拣，有的要选一块颜色最黄的，有的要拣一块亮光最足的，有的想找一块最大最大的，大家东翻西找忙个不停。这时却有一个徒弟，他没有去拿金块，只是呆呆地站在道人旁边，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师傅点金的手指看，边看边思考。道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挑选你最喜爱的一块金子呢？”这徒弟回答说：”金子虽好，但一用就完，我看中了师傅那个点石成金的指头。”讲到这里，陶校长突然停住了。学生们急于要知道故事的结局，都催促他：”校长，你讲下去呀！””快点讲下去呀！”
陶校长不再讲故事，却一转话题，进行了一番评述，他说：世上有多少人被闪闪发光的金子迷惑，而忘记了点石成金的指头。同学们，你们在学校求学，可不能光想要得到老师和书本传给你们的现成知识，这些知识虽好，但仅仅是世界上人武部知识的一个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现成知识会不够用的，有的会用不上了，有的会显得陈旧了。有些同学拼命把老师和书本上的知识死记硬背，即使你能人武部背出，你在追求学问（真理）的大道上还会碰到许多新事物、新问题，到那时你能责怪老师没教过、书本上没见过吗？死记硬背不思考，是书呆子的学习方法，这些学生，老师”教多少”，他就”记多少”，这亲，是赶不上时代、超不过老师的。一批批的学生都比老师差，那末，我们的国家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求学必须要学会寻找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要拿到开发文化宝库的金钥匙（也就是这只点石成金的指头）。这样，你们自己就可以一辈子毫无止境地去探求知识，你们就能超过老师，我们的国家就能一代更比一代强。
同学们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懂得了陶校长讲故事的意图。从此，大家不再死记硬背，各自努力探索寻找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老师们也不是片面地向学生传授现成知识，而是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条件，帮助学生学会”学好各门学科的方法和能力”。
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战灾流浪儿童，他们虽然离开了故乡、失去了爹娘，但是他们都是一群天真活泼、富有聪明才智的孩子，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有的爱演戏、有的善唱歌、有的喜爱科研、有的乐于写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夺了这些孩子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陶行知把他们招收进育才学校后，在”因材施教”和”爱”的教育下，经过了一二年的学习和训练，他们的才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音乐组的孩子非但善弹奏、能演唱、会作曲，还能经常为老百姓表演或到大剧院去举行音乐会；戏剧组、舞蹈组的孩子，非但能演戏、跳舞，而且还能自编、自导、自演，用精彩的戏剧与舞蹈反映出抗日的形势；绘画组的孩子们竟能在重庆城市里举办儿童抗敌画展，多么了不起呀！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因循守旧、自己不愿进行教育改革的”学者”们，却在那里阴阳怪气地非议陶行知，说什么：”陶行知丢掉了普及教育来搞’天才教育’了。”
陶行知并没有因为这些非议而动摇了他”为今天培育抗日的人才，为明天培育建国的人才”的决心。他一心为国育才，因此他理直气壮地对这些”非议者”给予了答复，他说：我不是办天才教育，我办的是人才教育。按照每个学生的特长才能、爱好，对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加以定向培养，进行因材施教。这些’人’才在正确指导下经过’一’番努力，就转化成’大才’（’人’字上加一横就成’大’字）。对’大才’再进行深入的诱导，学生们自己再出’一’身力，流’一’身汗，’一’定时间之后，’大才’也就成为’天才’了（’大’字上加一横就成’天’字）。真正的天才是师生经过共同的教学实践活动，不间断的乐教乐学而培养出来的。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几个’天才’又有什么不好呢？”看！陶行知回答得多么好呀！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我们得到启发，天才决不是天生而成的，除了白痴以外，每一个孩子只要培养、引导得当，社会关心、环境适宜，再加上他自己的不断努力，都可以成为天才。陶行知对于培养天才的解释多么有道理呀！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的教学手段非常有新意。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非常烦琐，各种文史资料、插图、题注，学生们往往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因此，陶行知老师在教“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时，他一反以前先讲述课本内容再分析重难点的做法，而是说：“同学们，请大家先把本课要讲习的内容浏览一遍，把你认为是重点的地方标出来，十分钟后我们开始讲课。这十分钟里，你们可以自由讨论。”
学生们开始埋头阅读课本，并时不时有学生交头接耳一番。
十分钟后，陶先生说：“好了，大家都看完了吧？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隋唐时期一课，哪位同学回答一下：隋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怎样？”
一位学生站了起来：“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因为隋阳帝的暴政，而结果是在隋朝统治土崩瓦解的形式下，唐朝建立起来。”
陶先生赞许地看着他的弟子：“对。隋朝灭了，江山落入李氏父子手中，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唐朝从太宗时期开始进入繁荣阶段，史称‘贞观之治’。到玄宗前期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今天将学习唐朝前期这一段我国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历史。那么，同学们，在这段时期，你们认为影响最重大的是哪一段？”
另一学生举手：“陶先生，我觉得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最重要了，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唐朝正处于鼎盛时期。”
这回立即有学生表示反对：“不，我觉得贞观之治才是重中之重。”陶先生微笑地看着这位反对者：“你的理由呢？”
或许是被陶先生的微笑感染了，该学生的音调立即壮了不少：“因为唐朝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兴旺的。”
陶先生依然微笑着：“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对方沉思了一会：“唐太宗李世民借鉴了隋朝灭亡的教训，比较注重各方面发展，这样唐朝从他开始兴盛起来，才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
陶先生点头道：“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个重要阶段。那么，为什么历代王朝第一位君主往往都比较重视社会生产呢？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讲述。苏珊同学，你刚才认为开元盛世也是个重点，你的理由呢？”
那位叫苏珊的立即站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仅是唐朝的全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时期，理所当然是一个重点了。”
陶先生笑逐颜开：“有道理。那么，除了这两个重点，大家谁还有不同意见？百花齐放呵，大家有话尽管说。”另一女生举手道：“老师，武则天统治的时期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呢？”
陶先生笑道：“问的好，贞观之治是一个开端，但开元盛世并不是直接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武则天在位的这段时期也不容忽视。唐高宗时武则天掌权，后来称帝，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统治期间，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可以说她在位的时期上承‘贞观’下启‘开元’。下面我们开始详细讲述这三个时期。”
带着自己找出来的几个重点，学生们顿时有了明确的方向感。
一节课快到尾声时，陶先生问：“谁能说出本节课的重点内容？”
立即有很多同学举手，其中一个答道：“我发现，如果把我们前边分析过的几个重点串起来，就是这节课的一条线索。”
陶先生十分满意的点点头，哈哈笑道：“说得对，既然大家都这么聪明，那么，以后课堂的重点和线索就交给你们自己去找了！”
20年代，为了唤醒民众，改良社会，挽救国家，陶行知以极大的热情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宣传、组织、提倡、推动了这个平民教育运动。当时推广贫民教育，最初的困难就是没有教材。陶行知自编了《平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编成后，陶行知拿它到北京、南京的平民学校中试用，结果很满意。陶行知还把《平民千字课》拿到家里试用。当时家里办了一个“笑山读书处”。他家共7口人：母亲、妻子、妹妹和桃红、小桃、三桃3个儿子，母亲已57岁，妻子和妹妹初通文字，桃红8岁上学，小桃和三桃分别为5岁、4岁，没到入学年龄。桃红很喜欢这本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课文。桃红每天都要把这本书拿来读一会儿。有一天，在一边玩的弟弟小桃也被哥哥读的书吸引过来。他坐在哥哥身边，跟哥哥读书。哥哥读一课，弟弟也跟着读一课，哥哥读完了一册，弟弟也读完了一册。
母亲操劳了大半生，没有机会读书，行知也送给母亲一本《平民千字课》母亲笑着对儿子说：“我又不识字，你送我书做什么？行知说：“教母亲读书啊！”母亲说：“我都57岁了，还能读书？”老太太经过儿子的劝导，很快也捧起了《平民千字课》。行知又动员妹妹文美教母亲识字，桃红和小桃也不示弱，他们也成了祖母的小先生。有一天随美国科学家推士来华进行教育考察的推士夫人到陶行知家做客，见到小桃教祖母读《平民千字课》的情景，非常惊奇，她立即抓拍了一张祖孙同读书的照片。
陶母读了16天《平民千字课》的时候，陶行知正在张家口推广平民教育。他便用16课中所学过的字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居然能完全看懂。陶行知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他即兴赋诗《慈母读书图》。更使他高兴的是：从哥哥教弟弟、女儿教母亲、孙子教祖母读书这件事上，发现了自己寻找了很久的开展平民教育的有效方法——连环教学法。
陶行知的连还教学法，使陶行知如获至宝。他的朋友成了他推广的对象。他这种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宣传、推广平民教育。他在给他妹妹陶文美的信中写道：“最近，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学校、旅馆里、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我都去劝平民教育，并且很有灵验，很有乐趣。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洁堂里、监狱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连车夫、佣人、厨师也不例外。
“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这句话正是他为人类、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这所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是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劳动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
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位人民教育家。他经常用对联形式宣传改革教育的思想主张。
1927年，陶行知先生为了推行“改革全国乡村教育”的主张，创办了晓庄师范。3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那天，他为典礼会场撰写了一副对联：
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功夫。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一贯主张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改革宗旨。他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衣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生产，挑粪种地，睡地铺，住牛栏。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两副对联：
从野人生活出发； 向极乐世界进军。
这副对联，通过形象的比喻，反映了他将求实精神与远大目标结合起来的教学思想。另一副是他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对联：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字里行间，都闪耀着一位人民教育家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不谋私利，鞠躬尽瘁的高尚精神的光辉。
为了丰富农民业余学习生活，陶行知先生还在南京某农村办了一个中心茶园，让农民一边喝茶，一边听书、讲时事、放留声机等。他还特地为茶园撰写了三副对联：
为农民教育之枢纽； 是乡村社会的中心。 多谢你来帮助；
少了我也不行。 嘻嘻哈哈喝茶； 叽叽咕咕谈心。
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壁报《小喇叭》又一期出刊了。壁报前人头攒动，越涌越多。一定有一两篇有水平的创作发表了，同学们边看报，边议论，外围的人向里挤，里面的人不愿让，有人建议：”读一下，读一下吧！”只听得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开始朗诵了：”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习几何苦恼多，不如学习咪嗦哆！”歪诗不胫而走，传遍了全校，引起了争论，多种评价，褒贬不一。
陶校长知道了此事，也观看了小诗。次日，陶校长邀请小作者促膝谈心，和作者研究人生与数学的密切关系。从吃饭、穿衣谈到音阶频率的振动，直到国家大事，哪一件都少不了数学，离不开数学。因此，人人要学数学，数学对人们就象人们离不开空气、水分、阳光、营养品一样的重要。小作者听到陶校长的谆谆诱导，连连点头说：”校长，我这下真的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们同学把学好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方法论这四门功课作为开启文化宝库的’四把钥匙’的道理。我检讨，……”陶校长马上接过话头说：”现在我们是民主讨论，不是榫会，你能认识问题，提高思想，就是进步。”小作者连连点头说：”我们音乐组不少同学都有这种思想，让我去说服他们！” 陶校长眯着双眼放心地说了一句：”好啦！我们今天的民主探讨到此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十分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于是许多狡猾的商人便开始想出馊主意，他们首先在粮食上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在粮食里掺杂了大量的石子、砂粒、稗子和霉烂的米，真是可恶极了。把这样的粮食卖出去，坑苦了广大老百姓，他们自己却大把大把地赚起了昧心钱。 育才学校也买了不少这样的粮食。师生可就倒霉了，不吃又不行，吃了这样的米，又不能消化，得肠胃病的师生越来越多。看到这一情况，陶行知先生十分焦急。为了保证师生们健康，他不得不规定每天早晨用20分钟时间上一堂“选米课”，全校师生人人动手，把米里面的杂质——剔除。但尽管如此，米里面的小砂子仍然很多，学生们吃饭时还是不时地咯牙，有的学生一嚼到砂子，立刻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食堂的餐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饭粒。 陶先生看到了这个情况，摇了摇头，深深的叹了口气：“唉，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为了几粒砂子，吐出一口米饭，也太可惜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一天，等大家吃完然饭后，陶先生一个人留在饭厅里，走到每张桌子前，把米饭一颗一颗计了数，再按桌子分别包成小包，写上数字，带走了。 第二天晨会上，陶先生很严肃地站到了讲台上，他扶了扶鼻梁上那副深灰色的眼镜，环视了一下台下的师生们，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抗战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国家混乱，加上奸商的捣乱，使我们衣食就更加困难了！”陶先生不无内疚的说：“我这个校长没当好，让大家受苦了，请大家能够原谅！”接着，他话锋一转，有点气愤地说道：“我们的粮食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学却还是不知道爱惜，吃到砂子就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我看了 很痛心。昨天午饭之后，我数了一下每张饭桌上散落和饭粒，少的90多粒，最多的已经超过了600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低下头，有的涨红了脸，……陶先生接着出了一道算术题，让大家一起来计算，他说：“我们吃饭时浪费的米粒每张饭桌上300粒计算，那么我们每顿饭浪费了多少粮食？如果把这些粮食算成钱以后，可以买多少发子弹？这些子弹又可以消灭多少个日本鬼子？请大家认真算一下。”同学们在下面算呀算呀，当他们算出答案时，都不禁伸了伸舌头，低下了头。 陶先生又带着大家背起了李绅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接着说：“同不们，现在粮食更是来之不易，是农民们冒着侵略者的炮火用生命种出来 的，也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夺来的啊！我们怎么能随便浪费粮食呢？有米饭吃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样随便糟蹋粮食，那就太对不起前方的抗日战士和后方辛苦劳动的农民伯伯了！” 同学们听了后，似乎一下子懂事了。从此以后，同学们在吃饭时遇到砂子，总是特别小心翼翼地只把砂子吐出来，而把米饭仍然吃下去。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饭粒了。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一世英名，光照中华大地。
上海静安寺附近车站，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在高声叫卖：“新闻报，大公报！”穿长袍马褂的先生呵斥：“走开，小瘪三！”小姐掩住鼻子说：“脏死了，滚远点！”
陶行知在等车，一群报童围住他。陶先生笑咪咪地掏出钱，向每一个报童买了一份报纸，报童纷纷找钱给他，他摇摇手：“不用找了。”他拉着一个孩子的手问：“你们是逃荒来的吧？”孩子点点头，他抚着孩子的头说：“国家穷得连灾民都接济不上了，苦了你们这群小朋友。”这时，来了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驱赶报童。陶行知用英语与他交涉，巡捕走开了。报童们感激地向他道谢，他和蔼地说：“不用谢，你们快去卖报吧！”
几天后，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陶行知走来，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先生！先生！”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报都卖完了？”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晚上卖《晚报》，只有中午有空。”“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文化。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一个报童怯生生地靠近陶行知，陶将他挽着坐在身边说：“孩子，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有空学点文化，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侮你们。”“读书？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陶行知伸出手指说：“看，这就是笔。”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大人小人的人，做人的人。一报童说：“没有书怎么办？”“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你们识了字，会读报上的新闻，介绍报纸的内容，人家听了会喜欢买你们的报纸。”“没有老师怎么办呢？”陶行知想了一想说：“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教你们识字。谁识的字多，学得快，我就多买他的报纸。”从此，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
后来他请陈挺夫、方明来当小先生，在梵皇渡路荣庆里办了一个报童工学团。在报童工学团，这些穷苦的流浪儿学识字，学文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先生的关心教育下，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于长江南岸的燕子矶，是“金陵名胜”之一。也许是大江东流一去不返的苍凉寥廓景象，易引发人生短暂的感伤。有些厌世者就选择这儿告别人间。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在劳山脚下创办晓庄师范学校，那儿离燕子矶不远。有一天，他听到人们在纷纷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两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劝喻轻生者，并把它立在矶头上。一牌上写“想一想”三个大字，下边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法。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另一牌上则写“死不得”三个大字，下写：“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
其时陶行知先生有个朋友辛甫在燕子矶旁边开了一家小小的茶酒馆。竖立木牌后，陶行知就请他暗中留意，一是酒不要多出卖，最多卖一两，以免喝醉了更加悲从中来；二是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不去，就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终于停下了投江的脚步。
1980年，当时88岁的复旦大学陈子展教授撰文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有像陈教授这样经历的人一定为数不少。
教育家陶行知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常劝孩子在少年时代要勤奋学习，莫误好时光，曾作诗赠给孩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蹉跎悔歧路，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丧，难民如潮水般涌向大西南，其中有很多是少年儿童。
一天，陶行知和戴伯韬一同去查看重庆一所战时保育院。只见吃饭的时候，大小孩子挤在一起你争我抢，大的吃饱了，小的一口也没吃到，乱哭乱叫。在一间阴森潮湿的房子里，一群生病的难童躺在地上呻吟着，有几个死去的小孩还躺在病孩中间。在保育院天天都有达官贵人前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女儿、干儿子。他们当着小孩面评头论足，使身体有缺陷的难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陶行知感到痛心极了。
陶行知想起此前在汉口一所临时保育院的见闻。他在那里看到一名害癞痢头的难童正在指挥小孩们唱歌，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而且十分聪敏。当即，与陶行知一同考察的任光教孩子们唱他新谱的歌曲《高粱红了》的开头几句。随后便问：“谁能用谱把它记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又是这个癞痢头难童举起手来，他准确地把刚唱的两句歌曲的旋律写在黑板上，任光感到很惊喜。陶行知认为，难童中，确实有许多天才儿童，只是这些幼苗缺少阳光、雨露。他下决心开办育才学校，为国家民族选拔人才幼苗，从难童中挑选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加以特殊培养。
育才学校开办后，陶行知发现那个害癞痢头具有音乐天才的难童没有选上，便找来负责招生的常学墉老师，向他介绍这个难童的特征，叮咛常老师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到。后来，常老师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位小朋友叫陈贻鑫，在大田坝第一保育院。原来，育才学校招生时，陈贻鑫正患疟疾，所以错过了机会。陶行知知此情况后，即刻写信给该院院长罗叔章，请他派人把这个难童送到育才学校来上学。罗叔章派一位姓袁的老师，带着陈贻鑫翻过金剑雪山，渡过嘉陵江，经北碚到北泉，交由一位育才学校的老师护送到古圣寺。陶行知见到他十分高兴，安排他到音乐组学习，还写信告诉远在新加坡的作曲家任光：“你在汉口赏识的秃头小朋友已经由我们迎接来了。”
渐渐长大的陈贻鑫，因害癞痢头情绪低落。陶行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专门请皮肤病专家给他治疗，但效果不明显。后来，陶行知听说距重庆一百多里的荣昌县，有一位刘医生擅治此病，于是就拜托冯玉祥将军与青年会干事黄次咸邀请刘医生来校为陈贻鑫治疗。治疗期间，陶行知来到学校亲自为陈贻鑫熬药。在陶行知的关怀和精心照顾下，陈贻鑫光秃的头上终于长满了黑发，成为一位身材颀长、眼睛聪慧、充满自信和音乐才华的英俊少年。
一天午后，一群小小孩子在田间的小路上奔跑，追逐着一只蜻蜒。蜻蜒闪着绿莹莹的大眼睛，颤动着翅膀，惊慌地上下乱飞。也许是被追赶得昏了头，突然，猛地撞在树干上摔了下来。翠贞扑上去捉住了它，几个孩子抢着要，叫着嚷着，闹成一团。
陶行知恰好从村里走出来，孩子们看见了他，齐声欢叫：“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停下脚步，见他们的捉蜻蜒玩，便慈爱地抚着翠贞的小辫子问：“翠贞，你知道蜻蜒吃什么吗？”
翠贞想了一下，回答道：“吃虫子。”
“吃露水”。另一个男孩说。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吃草，吃树叶，吃泥土！”
陶先生拉着孩子们坐在田埂上说：“还是翠贞说得对。蜻蜒吃虫子，苍蝇、蚊子、水里孑孓它都吃，你们说蜻蜒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翠贞点点头。陶行知从她手里取过蜻蜒，高高举起，阳光下，蜻蜒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尾巴一撅一撅的。陶先生又问：“蜻蜒尾巴有什么用，谁知道？”
“蜻蜒用尾巴在河里点水。”
“尾巴是指方向的。”
陶行知将蜻蜒小心地翻过去，指着它的尾巴说：“你们看，它的尾巴是一节节的，又细又长。它用尾巴保持平衡，调整方向。在它饿极时，会将自己的尾巴吃去一截，不过，以后又会长出来。”接着他将蜻蜒的头部对着孩子们说：“它的眼睛很大，结构很复杂，有成千上万的小眼睛构成的，可以看清四面八方的虫子……”
孩子们入神地听着，一个小男孩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抚了一下蜻蜒的尾巴。陶行知将蜻蜒举在眼前，用商量的口吻说：“蜻蜒是吃害虫的，它是人类的朋友，放了它，让它为我们去消灭害虫，好不好？”说着把蜻蜒还给翠贞。翠贞看看小伙伴们，孩子们纷纷说：“放了它，放了它，让它回家去！”翠贞张开小手将蜻蜒往上一送，蜻蜒忽地坠落下来，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又展开翅膀向空中飞去。
陶先生说：“孩子们，我们观察生物，切不可将它捉来弄死。一只蜻蜒一年可以为人类消灭成千上万只蚊子。你们看，它在大自然中飞来飞去，多么自在，多么活泼！”
蜻蜒在空中飞了几圈，很快飞到流水潺潺的河面上，俯冲上升，盘旋翻飞。孩子们注视着它，欢呼着：“嗬，在跳舞呢，看！”
陶行知便由此想到许多学校的生物课，都是将活生生的东西弄死，做成标本，他多次指出：“生物课不要变成死物课，‘生物陈列所’不要变成‘僵尸陈列所’，更不要在无意中培养孩子们残忍的天性。”他主张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中去。要认识青蛙，可以到河边去观察，要认识小鸟，可以到树林里去。这样，才能观察到真正的生物，孩子们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陶行知是一位既有言教，更有身教的人民教育家，他律已甚严，以身作则。
古人曰：”吾日三省吾身”，而陶行知则”每天四问”。1942年7月，他在重庆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四问”的内容，就是每天要反躬自问身体、学校、工作和道德上有没有进步，进步了多少。他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越大，就越会为非作歹，残害人民。他曾大声疾呼，要全校师生”建筑人格长城”。
他自己就是用他的实际动来”建筑人格长城”的。在育才学校，就流传过一个关于陶行知的两个口袋的故事。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和全校师生赤手空拳办起来的，有时全校师生几乎无以举炊，陶行知东张西罗，左支右绌，迫不得已就停止体育锻炼，每天改吃两顿稀粥，以勉强维持生活。在这样艰难困苦中，有人劝陶行知把育才停办了算了，但他坚决不答应。他发动全校师生走街串巷，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募捐，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陶行知带头外出募捐，并宣布一条纪律：募捐来的钱涓滴归公，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借故挪用分文。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口袋,一只袋公款，一只袋私款。有一次他到远处去募捐，走访了好多地方，募捐了不少现款，袋里装得满满的。在归途搭车时，忽然发现放私款的那只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当时就有一个坚决的想法，决不那用公家一分钱，尽管一天奔波下来，既疲惫不堪，又饥肠辘辘，但仍坚持从十里外步行回校。
当育才学校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感动，赶到陶行知先生的住处慰问时，陶行知亲切地、深刻地跟大家讲起韩非子在《喻志》中所说的一个比喻：”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在现实生活中，小漏洞往往可以酿成大灾祸，千万不要以小失大。陶行知就是这样”以教人者教已”，在”建筑人格长城”中做到不留一点空隙。
陶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语言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谁听了都会被他深深吸引，为他演讲中强大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在他一生无数次的演讲中，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那是陶行知1938年在武汉大学做的一次演讲。那一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不仅全校师生都来听，连附近学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都闻讯赶来。他们都知道，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并听他说些什么。
会议开始后，有几位先生先后上台作了演讲。轮到陶行知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夹着一个皮包走上了讲台。他戴着眼镜，穿着西服，未曾开口，先向全场扫视了一遍。大家屏息凝神，都望着他，等他开口说话。有的人还打开速记本，准备把陶行知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陶行知并没有讲话。他从包里抓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公鸡喔喔地乱叫。台下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着，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他左手按住鸡的头，逼它吃米。鸡直叫不吃。陶行知又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挣扎着仍不肯吃。接着，陶行知轻轻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只见大公鸡抖了抖翅膀，伸头四处张望了一下，便从容地低下头吃起米来。
这时，陶行知说话了：“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你逼鸡吃米，或者把米硬塞到它的嘴里，它都不肯吃。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让它自由自在，它就会主动地自己去吃米”
陶行知又向会场扫视了一圈，加重语气说：“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因硬灌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去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讲完，把公鸡装进皮包，又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我的话讲完了。”便退下场去了。
听众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只是过了一会儿，会场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边鼓掌边喊：“好！陶先生讲得好！讲得好！”
南京晓庄师范开办时，学校聘请了一位高姓校工。陶行知很喜欢这位校工，觉得他虽不识字，却耿直率真，颇有诗人气质。当时曾有人建议解聘该校工，对这一提议，陶行知断然拒绝，并说“他也是我们当中一个，决不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当听说这位校工不听调度后，陶行知即刻写一信给他，真诚地奉劝他要尽本份、守职责。
陶行知说道：“我们主张人类平等：校长和校工一律看待，吃一样的饭，一样的要尽本分。校长不尽本分，校长的饭碗便要打破；校工不尽本分，校工的饭碗也是要打破的。”又说：“您倘若诚实到老，尽本分，听调度，帮人忙，和气待人，那您便是我们晓庄理想的校工，也可以说是校工中之圣人，保您有个铁饭碗，永远打不破。您要不信我的话，那便是瓷器饭碗，随时可以打破的。”
在主张人人平等的同时，陶行知很重视培养学生的互助品质，引导学生在说话做事中学习如何商量合作。“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互助即自助，一个人如果没有互助的习惯，他在社会上也是断难生存的。陶行知曾在他所创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寓言小说《古庙敲钟录》中，诗意地表达了他对平等互助重要性的认识。“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1931年，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及其教育的出路在于平等互助。“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是学校组织必须履行的重要使命和责任。陶行知对我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予以批判，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我们应当知道民国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学校里的一切成员，无论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搞特殊。
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抗战期间他困居重庆，贫病交迫。陶行知先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请他担任育才学校的历史老师，生活上也对他非常关心。翦伯赞住在一间斗室里，天天埋头写《中国史纲》，经常写到深更半夜。为了提神，他有了吸烟的嗜好。但生活贫困，买不起好烟抽，劣质烟呛得他拚命的咳嗽。夫人关心他的身体，一直劝他戒烟。为此，夫妻俩还闹了别扭。有一次，翦伯赞夫人淑婉要求陶行知先生来劝他戒烟，陶先生深知翦伯赞的脾气，委婉地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看就不必逼着他戒烟了，就让他抽吧，不过要尽量少抽点。”翦伯赞非常感激陶先生的体谅，高兴地说：“知我者行知也！”陶先生自己是从不抽烟的，也谢绝朋友敬烟。但为了能让朋友翦伯赞抽上几支好烟，他开始接受别人的敬烟。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敬了陶先生一支烟，陶先生一看，是大名鼎鼎的骆驼牌香烟，他高兴极了，立即用白纸包好，并写了一首小诗，托人送给翦伯赞先生。这首诗写道：
抽一支骆驼烟， 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翦伯先拿起这支骆驼牌香烟，心里非常激动，他由衷地感激陶行知对他的关心和鼓励。以后陶等待经常给他送来香烟，目的是希望他能好好工作，为人民多写出一些好文章。抗战胜利后，两人约好一起到上海，陶先生对他说：“上海的民主气氛浓厚，上海的青年也富有朝气，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陶行知先回到上海，讲好第二天派学生到车站接翦伯赞夫妇。但当翦伯赞夫妇到达上海北站时，在出口处迎接的却是陶行知。陶先生亲自领他们到一个朋友家里暂住，这里的房子宽敞舒适，翦伯赞很满意。过了几天，翦伯赞夫妇去看望陶行知时，却见他住的那间小房子才十几平方米，摆了一张大铁床和一张方桌后，剩下的空间已很狭小。加上窗户朝西，房间闷热，实在让人难以久留。但陶先生对此毫不在乎，只一个劲问翦伯赞夫妇住的地方是否称心。陶先生心里只想着朋友，唯独没有自己，翦伯赞的眼睛不由的有一点湿润了。不久，夏天到了。翦伯赞夫妇觉得住在别人家里总有点不方便，怕给人家带来难处，便一起想办法找房子。但手头没有资金，哪里找得到合适的房子！这时的翦伯赞由于贫困，缺少营养，已得了黄疸病，心情十分烦躁。一天，翦伯赞夫妇去看陶行知先生，想诉诉苦，解解闷气。到了那里，翦伯赞一坐下就大发牢骚：“我们在上海简直是多余的人，上海人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黄金！”陶先生笑着问：“你是不是为了房子的事不耐烦？”翦伯赞夫人淑婉把最近找房子的情况说了一通，陶先生说：“其实你在我朋友家中多住几天也没有关系。”淑婉又说：“主要是天气热了，总有些不方便，怕人家讨厌。”陶行知开始说笑话了：“没有结婚以前，一加一等于二，结婚以后，一加一等于一，你们虽然是两个人，不是等于一个人吗！”接着陶先生又说：“不要着急，房子会有的。时局好了，当然会有房子住；时局坏了，也会有房子住。”翦伯赞感到奇怪，问：“时局坏了，怎么也有房子给我们住呢？”陶先生笑着说：“时局坏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给我们住吗？”翦伯赞听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心头的愁闷也烟消云散了。后来，翦伯赞终于病倒了，第一个打电话问候的是陶行知；住进医院后，第一个派人来看望的，又是陶行知。从住院到陶行知逝世的前一天，陶行知每天都打电话给翦夫人淑婉询问病情，而且每隔两天，总要派人到医院看望翦伯赞。当他听说翦伯赞没有蚊帐，便将自己用的一顶旧蚊帐和“滴滴涕”送去当听说没有钱交医药费，又先后送去法币40万元（其中20万元是冯玉祥和一些朋友捐助的），一直到陶行知逝世前两天，还派自己的二儿子陶晓光送去十包“幸福牌”香烟。陶行知突然去世后，翦伯赞怀着沉痛的心情买了一个花圈，在夫人和医生的搀扶下，赶到殡仪馆，他哭倒在陶行知灵前……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
3 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 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晓庄一带草丛里蛇很多，经常有人被咬伤，不仅农民怕蛇，师生们也怕蛇，迷信的人还说是“蛇娘娘”作怪，碰不得的呢。
晓庄学校的生物指导员姚文采找到陶行知：“我想要进行一次蛇的教学做，让大家会辨别有毒无毒的蛇，懂得预防和救治的方法，打破恐惧和迷信的心理，你看怎样？”
陶先生很赞同：“好的。我想，师范生将来出去都要到乡村办学，乡村蛇多，怕蛇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交给师范生蛇的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捉蛇的本领。文采，你试试看吧！”
姚文采专程到夫子庙请了两位“蛇花子”来给大家上课。“蛇花子”把师生带到山里，只见他们仔细地观察草丛，一发现动静，飞快地扑上去用手按住“七寸”，然后一手抓住蛇尾，拎起来用力摔几下，没有几分钟，刚才还吐着血红舌头、狰狞可怕的蛇就散了架，成了软绵绵的一根绳子。反复几次以后，胆大的学生开始跟着学捉蛇，石俊同学学得很快，一个人就抓了几条蛇。原来，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把捉的蛇带回学校，“蛇花子”又接着讲了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别，讲了常见蛇的种类，什么青竹蛇、火赤链、眼镜蛇、蟒蛇、水蛇等，还讲了被毒蛇咬伤后怎样自救和急救，用哪些药来防治等。
许多人听得很有兴趣，提出不少问题：
“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
“蛇怎么能吞得下大老鼠呢？”
“蛇怎么生小蛇呢？”
……
“蛇花子”抱歉地说：“这些我们就说不清楚了，还是请教你们的先生吧。”
姚文采忙叫大家安静下来：“刚才提的问题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来研究解决。关于‘蛇’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以后，他们又上山捉了好几十条蛇，并分别放在笼子里，写上名称、特点、有没有毒和被蛇咬伤后的防治方法，还举办了“蛇展览”，供大家参观。
来看“蛇展”的农民很多，他们问：蛇是不是神怪？有没有‘白蛇娘娘’？看见两头蛇会不会倒霉？师范生都做了回答。石俊同学还把蛇围在脖子上，缠在腰里戏耍，解除人们对蛇的恐惧心理，既破除了迷信，又普及了科学知识。
……
晓庄的生物课教学真是既丰富又有趣。陶先生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的生物课！”
陶行知先生经常用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勉励学生，并处处为学生作表率。
有一次，有学生给他的诗歌、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他听了特别的高兴。其中，有位小学生把他的诗句“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把“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中的最后一句改为“木头人”，他知道了不仅不生气，还给与肯定，说：“这也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陶先生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人表明：真理才是唯一可追求的，在老师与真理之间，首先要尊重的应该是后者。
1932年8月，晓庄的孩子们听说陶行知要在上海办一所让贫困孩子学习的乡村工学团，他们高兴极了，就一起给陶行知写信，希望能来“工学团”学习。
陶行知很快回了信：“你们来了，但你们的同学怎么办？晓庄有成千的孩子怎么办？为了你们都可以上学，我教你们个办法，那就是自己干，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边教边学，这样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吗？”同时，陶行知还写信请当地的农民陈金禄、董云龙等来帮助小朋友自己办学。
就这样，孩子们开始自己办学了。他们推选了胡同炳、陈云金、陈仪珍等10位同学担任小先生，农民们也推选了陈金禄等10位老农帮助管理学校。1932年9月4日，以孩子们当老师，古庙当教室，农民当“校董”的一所学校诞生了。开学那天，就来了80多个学生。
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马上派人到晓庄来看望孩子们。当他得知学校办得井井有条，很受孩子们和农民的欢迎，兴奋极了，马上提笔写信鼓励他们：“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事，你们这个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创举。”还特地写了一首诗：
一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陶行知还亲自为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儿童自动学校”，还写了两幅字，一幅是《手脑相长歌》，一幅是《自立歌》。
收到陶先生的来信，孩子们高兴地抢着传看。有个孩子提出：“大孩自动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后来陶行知知道后，他在发表这首诗时把“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了。
“儿童自动学校” 办起来后，学生不断增多，学校规模也大了，陶行知就把10位小老师编成两组，轮流到上海的“工学团”学习深造，农民们说“陶先生还叫种田娃‘留洋’呢！”
在学校2周年校庆时，陶先生还派人给送来了2000多册儿童读物和一台收音机，并专门请人到晓庄来放电影，3周年校庆时，陶行知还特地写来了祝词：
紫金山为笔，青天为纸，乌云为墨，动手来写字：
“立大志，求大智，做大事。”
有一天，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热情地让她坐下，又倒了一杯茶给她，问道：“怎么不带儿子一起来玩？”
这位夫人有点气乎乎地说：“别提了，一提就叫我生气。今天我把他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陶先生惊异地问：“这是为什么？你儿子很聪明，蛮可爱的哩！”
朋友的夫人取出一个纸包，里面被拆得乱七八糟的一块手表。这表成色还很新，镀金的表壳打开了，玻璃破碎，连秒针也掉了下来。她生气地说：“陶先生，这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他才七八岁，就敢拆表，将来大了恐怕连房子都敢拆呢！所以我打了他一顿。”
陶先生听了笑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
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
陶先生摇摇头。
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陶先生把拆坏的表拿过来，对夫人说：“走，我们上你家去，见见这个小‘爱迪生’。”
到了朋友家里，陶先生见到那个孩子正蹲在院子的大树下，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夫人一见又来了气，正要骂他，陶先生立即劝住了。
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开来呢？能告诉我吗？”
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里的嘀嗒嘀嗒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我错了，不该把手表拆坏，惹妈妈生气。”
陶先生说：“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你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
孩子又望望妈妈，说：“去店里干什么？”
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
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
陶先生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一元六角修理费。
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知识。”师傅同意了。
陶行知和孩子站在旁边，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嘀嗒声。孩子高兴地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
陶先生临走又花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陶先生把孩子送到家后，孩子立即跳呀蹦的跟妈妈说：“妈妈，伯伯买了一只钟，让我学习拆装呢！”
那位朋友的夫人不解地问：“还让他拆啊？”
陶行知笑笑说：“你不是问我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吗？我的办法说是，把孩子和表一起送到钟表铺，请钟表师傅修理。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修表匠成了先生，令郎成了速成学生，修理费成了学费，你的孩子好奇心就可得到满足，或者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咧。”
陶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孩子拆表是因为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其实就是一种求知欲，原是有出息的表现。你打了他，不是把他的求知欲打掉了吗？与其不分青皂地打一顿，不如引导他去把事情做好，培养他的兴趣。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就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我们应该学习爱迪生的母亲，那么理解、宽容孩子，那么善于鼓励孩子去动手动脑，这样，更多的‘爱迪生’们就不会被打跑、赶走了。”
夫人听了恍然大悟，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诚恳地说：“陶先生，您说得对，太谢谢您了，我今后一定照您的办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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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学校
民国早期的一所惠州工读学校
杨维俭2019-04-01
惠州在清朝光绪年间，先后共建有四所小学：一是惠州府两等小学堂（成立于1903年，民国初年改为惠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现市第一小学前身）；二是观澜小学堂（成立于1903年，民国初期改为惠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现市第二小学前身）；三是昌明小学堂（成立于1908年，民国初期改为惠阳县立第一区第一小学，现市第十一小学前身）；四是振坤女子小学堂（成立于1908年，1926年改为惠阳女子师范，1939年10月惠州第一次沦陷后停办）。自民国九年（1920年）开始，广东省由于军阀连年混战，遍地烽烟。特别是东江一带，长期由军阀陈炯明所盘踞，局势动荡不安，惠州首当其冲，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故教育事业停滞不前。许多贫困人家的子弟，虽然到了入学年龄，但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入学，只能失学在家，帮助家长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看守门户或照顾弟妹等，有的甚至到商铺去做童工，成为文盲一族。有的家境稍好些的，对其子弟入学读书亦未引起足够重视，充其量是让孩子念至初小毕业，或到私塾去念上三两年书，认识一些字，会简单书写便条、信件，便算完成任务，情况令人担忧。有鉴于此，在这期间，由地方教育界知名人士李望山、黄维舟、杨固初等人为委员组成惠阳县教育会，辅助县公署处理地方教育行政事务（其职能范围相当于现政府的教育科、局行政机构）。李、黄两人先后担任该会会长职务，杨则担任副会长一职。从此，惠州的小学教育有所发展，相继成立了纫兰女子小学堂、精诚小学、六度庵小学、东区小学、大中初级小学、南区小学、西区小学及时化小学等。
为了给因家境贫苦而失学的少年儿童提供入学读书、学艺的机会，民国9年（1920），以粤军将领叶举为首的社会名流在惠州发起募捐活动，拟兴办一所地方公益性的新型半工半读学校，学生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可学习某些工艺技术。这一善举得到惠州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广大民众反应热烈。很多开明士绅纷纷慷慨解囊，共襄盛举。由县教育会负责筹办有关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学校于民国10年（1921）2月正式成立。学校命名为惠州工读学校，校长杨固初，校址设在府城学院衙（现市十一小学），由惠阳县政府无偿拨付使用。办学宗旨：全部招收本城一些因家贫失学的十一、二岁男童，给予读书、学艺机会，使他们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及某些工艺一技之长，将来能赖以就业谋生、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学校属公益性质，学生就读后，一律不收学杂费，由学校免费发给课本及文化用品。此外，学校每天免费供给一餐饭。这对城内贫苦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大福音：既可解决子弟失学困难，接受文化教育；又能学到一些手艺技术；此外，还可免费吃一餐饭，减少家长部分经济负担。此举可谓一举多得。此举受到城内贫苦家庭的热烈欢迎，他们积极动员其子弟入学就读。
该校在学制方面，无固定年限。学生批准入读后，按各人原有文化程度高低编级，因人施教。最高一级相当于旧制高小水平，最低一级则从扫盲识字学起。当学生工艺培训熟练后，可申请结业离校，参加社会就业，自食其力。教学课程分两大类：一是文化知识，设国文（即语文，含识字）、算术（即数学、含简易珠算）、习字（主要练习写毛笔正楷字）等科目；二是工艺培训，设有染织与藤织两个科目。学生上午学文化知识，下午学工艺操作，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实习的工艺产品有染制各色机织白布及各色原纱、藤织的枕头、茶几、藤篮、藤匧、藤书包、座椅、凳子等。学校聘请了几位小学教师及染织、藤织熟练师傅，分别负责文化教育及工艺培训课程。为了节约开支，校长除负责办学全面工作外，还兼任部分高年级国文、算术课程。总而言之，全校员工从上到下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开源节流，促进该校稳步发展。
学校开办初期，共招收到学生60名。打下基础后，最多发展到在校学生180余名。学生在学艺、技术熟练后，精益求精，产品投入市场，销路尚好。学校经济来源除由社会各界集资捐款外，惠阳县政府还定期拨给部分办学经费，还有一部分为学生工艺产品销售收益及劳务收入等，这样勉强可以维持。到最后，由于经济无法维持，迫于无奈，于民国15年停办，实在令人惋惜。
惠州工读学校从1921年2月正式成立，至1926年止，办学长达五年之久。该校开创了惠州义务教育的先河，是惠州历史上第一所半工半读的公益性职业学校，为当年全城数百多个贫困家庭失学男童提供了入校读书的机会，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为以后进入社会就业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染织与藤织工艺学习方面，通过精心培训与实践，学生也取得了一定技术专长，离校后参加同行业工作，便可驾轻就熟，自食其力，生活有所保障。该校为社会培养一批新生劳动力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一造福乡梓的义举，可谓功德无量。
附件：（维基百科）
工读学校的异化坠落
工读学校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地区设置的一类特殊教育学校。根据官方的定义，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的中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学校”。工读学校的管理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级学校要严格，学生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制一般为两年。这种学校原来属于“半工半读”的性质。在1999年之前，学校报当地公安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当地教育部门同意后即可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但自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后，在家长（或监护人）、学校，以及公安局三方面同意之后，才可以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
虽然相关法律规定工读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不应受歧视”，但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普遍对工读学校的学生存在偏见甚至歧视。虽然官方认为“工读学校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亦有文章对工读学校的矫正效果提出了质疑。大多数工读学校目前都面临招生困难、校外延伸教育欠缺等困局。
近年来，因为多种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读学校数量锐减。截至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72所工读学校。
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读学校据信源于苏联于苏德战争时设立的“工读教育学校”。不同的是，当时苏联的工读教育学校主要招收苏联的战争孤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等人的倡导下，工读学校被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惟该类学校变成了管教“坏孩子”的专门学校。195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所工读学校北京海淀寄读学校开办。到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工读学校200馀所，但大多数工读学校于文革期间都一度停办。1987年，中国共青团中央下发《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对工读学校作了规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后，在家长（或监护人）、学校，以及公安局三方面同意之后，才可以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而在此之前，学校报当地公安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当地教育部门同意后即可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同时，工读学校的官方定义也发生了变化，1995年之前，官方将工读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义为“把具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学生，通过半工半读教育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在此之后，官方将其职能改为“接纳厌学和行为偏常的‘问题学生’”。
在历史上，曾有工读学校被用作五七干校、严打时期的拘留所的案例。甚至有工读学校为了缓解压力而在学校开办工厂。
现状
近年来，工读学校数量锐减。截至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76所工读学校，且大都面临困境。在现有制度和社会观念下，工读学校很难招到学生，其社会声誉也不佳。一些父母对在工读学校学习的子女采取逃避、放任的态度。在工读学校工作的教师亦有待遇低、压力大的抱怨。
另一方面，工读学校自身也存在办学条件差、模式不规范的问题。
【中共创办的“工读学校”实质上属于监狱系统，为惩罚机构的最低一级，其上有“少年儿童管教所”、“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劳动教养农场”、“劳动改造农场”、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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