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衢云（—-1901）———2
严复 （—-1921）———3
谭延闿（—–1930）——–10
陈少白（—–1934）——–15
杨鹤龄（—–1934）——–17
章太炎（—–1936）——–18
尤列 （—–1936）——–28
胡汉民（—–1936）———32
蔡元培（ —-1940）———-37
张静江 (—–1950)———–48
虞洽卿 （—-1945）———56
陈炯明（ —-1933）———60
李石曾 （—–1973）———67
于佑任（ —–1964）———-71
许崇智 （—–1965）———-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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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衢云（1861年12月6日－1901年1月11日），名飞鸿，字肇春，别号衢云，祖籍福建漳州。广东东莞出生，中国近代革命家，1890年于香港创立最早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与孙文兴中会合并后成为总会长（孙文为秘书），负责策划广州起义。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暗杀，遇刺身亡。
杨衢云年幼即随其父到香港，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接受教育。十四岁在香港进入船厂学习机械，因工业意外失去右手三指，于是改习英文。毕业后任教圣若瑟书院，之后转任招商局总书记，及沙宣洋行副经理。
1890年（一说为1892年），与谢缵泰等十馀人组织辅仁文社，由杨任社长，在上环百子里成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文社购买新学书报，讨论中国的发展及改革路向。杨衢云同时亦加入志在反清之洪门。
1895年1月，孙中山到香港，经孙之好友，辅仁文社成员尢列撮合；将孙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设立之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合并后的组织名为兴中会，杨衢云被选为总会长（当时亦称总办或伯理玺天德），孙为秘书，在香港中环成立一商号“乾亨行”作掩饰。
1895年10月，兴中会在广州起义，由杨衢云在香港任总指挥。由于事机不密，为清政府所获悉。陆皓东等七十多人被捕，杨及孙同被通缉。香港政府受清政府压力，迫令二人离境，于五年内不准入境。杨衢云经新加坡，前往南非约翰尼斯堡，之后再转往日本，并辗转在各地发展兴中会。
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总会长一职，改由孙中山担任。同年从日本到香港，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于年底返回香港，于中环结志街52号设私塾辅仁文社教授英文以养妻儿。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于结志街52号2楼寓所（其私塾）内被清廷派出之刺客陈林开枪刺杀，并于翌日（1月11日）失救逝世，享年39岁。谢缵泰为杨衢云安排下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并为杨衢云设计墓碑，为免清廷干扰，只立无字断柱志葬，碑上没留名字，只刻有编号6348，以天圆地方概念设计，刻有青天白日图案，追封杨衢云的功迹，并象征著杨衢云革命的精神。无名碑于12月23日建成；1931年3月4日，谢缵泰曾致函南京之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倡议在中国大陆择地迁葬杨衢云遗骸，并另立石碑刻文以兹关心重视，并以留不朽，但后来不了了之。
1903年，吕超，又名李桂芬，被裁定控谋杀杨衢云罪成，被判死刑，于1903年6月22日执行缳首死刑。
2011年9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6348号墓碑竖立杨衢云生平说明牌，以肯定为国民革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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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乾，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为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严复13岁时，由父母包办娶了第一任妻子王氏，王氏的年纪比严复大一些。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左宗棠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舰”、“扬武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 ，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员”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5月26日，任参政院参政。
1915年7月6日，严复与杨度、梁启超等10人同被委任为宪法起草委员。8月14日，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倡导更改国体，严复列名于发起人中。
1916年，袁世凯死后，7月，大总统黎元洪命令惩办祸首，虽然严复不被通缉，但是他也往天津避祸。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
翻译
《天演论》，赫胥黎，光绪丙申（1896）译序，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清光绪24年（1898年），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27年（1901）。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清光緖二十七年（1901）10月（原著1776年版）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清光緖二十八年（1902）译，南京金粟斋出版，光緖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12再版。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緖二十九年（1903）
《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斯宾塞，上海文明编译书局，清光緖二十九年（1903），改订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
《社会通诠》，甄克斯，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緖二十九年（1903）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緖三十年（1904）至清宣统元年（1909）
《名学浅说》，耶方斯，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
丛书
∙ 《严几道诗文钞》
∙ 《愈壄堂诗集》
∙ 《严几道文集》
∙ 《严译名著丛刊》
∙ 《侯官严氏丛刊》
∙ 《侯官严氏丛刻》
∙ 《严侯官先生全集》
他人汇编
译著
严复总共译有8部西方作品，合称“严译名著八种”。严复对自己的译著颇有自信，曾在信中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30年中无人可为者。”。严复译书的稿费大都用于偿还债务。
误译
俞政曾在《严复译著研究》一书中指严复有多处“误译”，亦表示“严复一生著、译甚多。他在翻译西方论著的时候，常常掺杂己意，还要附加大量按语；有些译作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天演论》、《名学浅说》）：因此，人们把他的翻译作品称为“译著”。意思是说他的译作中的不少内容相当于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然汪荣祖在《重读严复的翻译》一文中则否定俞政的说法，表示俞政指出严复的误译，有的只是“意译”与“直译”上的区别。
大清国歌编写
1911年（宣统三年），隆裕太后下诏旨令典礼院和礼部各衙门创作“国乐”。同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正式“谕旨颁行”，名为《巩金瓯》。严复正是这首国歌的作词人。
呼吁废八股
严复在1895年所撰的《救亡决论》中提出了“废八股”的要求，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认为，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害，“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因此严复主张，如若不改科举、废八股，所谓练兵、所谓通商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客开放。
严复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严复夫妇合葬于此，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
轶事
严复一生不得志，或许跟他狂傲的个性有关。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斥严复“狂傲矜张”，郭嵩焘提醒严复：“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
严复一生嗜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1919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
晚年的严复已经是一名保守派人物。他发起筹安会，支援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同情张勋复辟。他嘲笑胡适等新文学革命派是“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家族
第二代
严复生有九个儿女（五子：严璩、严𤩽、严琥、严璿、严玷。四女：严瑸、严璆、严珑、严顼）。
三子严琥（1897－1962）字叔夏，生于天津。1919年，严琥在老家阳岐玉屏山庄与台湾板桥林家林慕兰小姐结婚。
三女严珑结识黄金生，与其结婚，移民台湾。
第三代
长孙是三子严琥的长子严侨，中国共产党党员，移民台湾，任教于台中一中，后被拘捕，关押在火烧岛。是李敖的高中一年级数学老师，也是李敖“最难忘的老师”。妻子林倩为舅舅板桥林家林熊祥之女、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林衡道之妹。
严孝章，因致力于台湾棒球运动的推展，并且担任第三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故有“成棒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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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
或作祖庵、组安、祖安，别号无畏，斋号切斋，湖南茶陵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曾任湖南都督，第二任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亦长于诗法、书法、枪法，绰号“谭三法”，当年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国民党四大书法家”之一。
清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1880年1月25日），谭延闿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谭锺麟曾任清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并在两广总督任内镇压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
延闿自幼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谭钟麟官高位显，规定延闿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欧阳询、颜真卿大楷、小楷毛笔字。11岁学八股文学，曾以文章，献清德宗帝师翁同龢，同龢览后，称“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
光绪廿八年（1902年）谭延闿在长沙参加乡试，成绩为湖南第九十九名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开封会试第一名，成为中国最后一个会元，亦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同年7月殿试位列二甲三十五名。后以进士朝考名列第一（朝元）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谭延闿和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君主立宪制。宣统元年（1909年）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
辛亥革命时投入革命党，长沙光复后，革命党人湖南都督焦达峰遭梅馨杀害，随后谭被举为湖南军政长官和湖南参议院议长，后三任湖南都督。
民国元年（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党支部部长。1913年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判刑4年。袁世凯赦免谭延闿，但不准他回乡；谭只好在青岛租界和上海租界过着流亡生涯。
护国战争爆发，湖南将军汤芗铭被迫于1916年5月29日宣布独立，他却在7月5日逃离长沙，湖南省内虽曾推举刘人熙为都督，但无法维持治安，8月3日，谭延闿被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收拾乱局。1917年张勋发动辫军复辟期间（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即1917年7月1日），谭获逊清小朝廷授湖南巡抚，随着张勋的失败，头衔又变为湖南督军。谭试图将军队裁减一半，兴办实业和教育，结果护法战争时，湖南再度弱势。1917年8月被段祺瑞免职，傅良佐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被桂军击败，11月退出湖南。
1918年3月，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因为非作歹激起“驱张运动”，1920年6月撤离湖南，其弟张敬汤被杀。张敬尧因治理无方，激起民众驱张。毛泽东因为没有任何派系和既得利益，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等文章里，主张湖南独立：“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人者湖南人之湖，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之后谭延闿再任湖南督军，提倡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
1920年8月16日，谭延闿通电呼吁各省自行宪政。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呼吁谭延闿召集制宪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的朋友和盟友彭璜在湖南商会等支持下要求《湖南宪法》大游行，直到谭延闿表示同意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才解散示威群众。1920年11月7日，程潜部下湖南第六区（醴陵）守备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平江兵变”，以士兵“闹饷”为名枪杀了谭派军官萧昌炽，11月22日通电要求谭延闿下台，同时兵逼长沙。11月23日谭延闿宣布辞职，离开湖南，转赴上海。谭延闿决定让位给赵恒惕，赵大体维持谭延闿之政策。12月11日，赵恒惕宣布成立根本法筹备处，12月21日通电各省联省自治。
1922年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随孙中山赴广州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部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1930年9月病逝南京，葬于紫金山中山陵旁的谭延闿墓，蒋中正为其墓碑题词。墓碑正面原阴刻有蒋中正手书，右上为一列小字“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日”，正中上半部并刻两列小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院长前国民政府主席”、下半部大书“谭公延闿之墓”，左下角署“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敬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碑上的文字被全部磨去，由时任中山陵园管理处第一任处长的高艺林改题为“灵谷深松”四字。
父亲谭锺麟，为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曾任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妻：方榕卿，长女，谭淑舜，长子，儿子谭伯羽，二女儿，女儿谭静（未满 10 岁死亡）。三女儿谭祥，嫁给陈诚，陈诚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副总统。陈诚与谭祥之子陈履安曾任监察院院长。
二儿子，谭弼（字季甫），四女儿，谭韵。表哥为马麒重要幕僚黎丹。
谭延闿的字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字的大家。
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法家多数还是写行书草书，篆书隶书也颇有好手，只是楷书尚不多见。
钱沣是一时名家，学颜体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不若颜鲁公之灵妙。民国以来写颜体字的人，无出谭延闿右者。
南京中山陵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即为谭延闿书法。
谭延闿被列为“国民党四大书法家”之一，即楷书谭延闿、草书于右任、隶书胡汉民、篆书吴敬恒。
谭延闿枪法甚佳，曾与北洋诸将比赛射击，十弹全中。然后竟然双手各执一枪开枪，又十弹全中。
谭延闿的生母李氏出身为婢女，后其父纳为侧室，李氏过世时，依照谭府规矩，地位不高的妇女灵柩只能从侧门出殡。谭延闿大怒，趴在灵柩上，大骂家族长辈：“现在是我死了，我能不能走正门？”全族震撼，不敢言语，于是谭延闿指挥，将母亲灵柩堂堂皇皇地抬出正门去。
辛亥革命长沙光复之后，谭立刻写信给广西巡抚沈秉堃，福建提督孙道仁，呼吁他们起事反清，还威胁湖南籍的孙道仁：“你要是不支持革命，我就把你家的房子充公，祖坟刨平！”
孙中山曾向丧偶的谭介绍宋美龄，谭谢绝。后来谭与宋美龄结义为异姓兄妹。
谭延闿笃信佛教，于佛学颇有钻研，其女谭静病危时，曾与谭静讲述净土宗佛理，愿其往生西方净土。
谭延闿最讲究美食，享尽人间口福，是著名的美食家，谭家有私人厨师曹荩臣而闻天下，世称“谭厨”（又作曹敬臣，人称曹四爷）。谭延闿每餐无鱼翅不食。曾有一次赴宴，主人一直强调“鱼翅不好吃，‘味如嚼蜡’。”谭不发一语，只是作揖，最后主人问谭“还要不要吃些什么？”谭回应：“主人见问，却之不恭，请赐‘蜡’。”顿时哄堂大笑。
谭延闿任湖南督军时，雨中乘轿回府，守门卫兵喝令谭下轿接受检查，谭竟淋雨受检。营长鲁涤平得知后大怒，要责罚卫兵，谭延闿却制止：“检查努力，是个好兵，怎么处罚他呢？”
谭延闿五十岁生日时，曾被一名同乡文人张冥飞写“祝寿文”指责谭用人惟亲，文章都是废话。将谭比喻为五代时媚事权贵的冯道，甚至连其书法都比为明朝奸相严嵩之字，几乎无所不骂，连谭体型肥胖、喝绍兴酒、打太极拳也被张揶揄。文章被刊登在报上，闹得满城风雨。谭延闿表示：张冥飞写得不尽真实，但是文笔雄健。打算聘请张当行政院参议，月薪四百银元。希望张能来吃寿酒。张冥飞大为惭愧，到谭的寿宴现场公开道歉，婉拒参议一职。谭于是向孙科推荐张冥飞担任铁道部专员。一年后谭延闿丧礼上，张冥飞抱棺大哭：“知我者，谭畏公也。”
传谭延闿爱好养马、骑马，1930年骑马坠落，导致脑溢血死亡。
谭延闿墓由由关颂声、朱彬、杨廷宝等人设计监工，位于中山陵附近灵谷寺旁，是重要景点之一，而且建筑特点和轶闻故事不少。
章太炎：“进士出身，学问冠于四督，乃文人而非武人，人物颇好，可适为国会议长。”
陈少白（1869年7月20日—1934年12月23日），原名闻绍，后更名白，字少白，以字行，在日本期间曾用名陈璧、服部次郎，广东新会外海南华里人，清末革命家，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同被称为“四大寇”。
1869年7月20日，陈少白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6岁时，他入私塾。1888年，他入读广州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的前身），在读书期间，其三叔陈麦南常带给他许多西文著作的译本，后来他曾对人说“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1889年，他认识了孙中山。1890年他21岁时入读香港西医书院，和孙中山结拜兄弟。在学习期间，他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经常在杨耀记谈论反满清革命，被称为“四大寇”。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辍学，此后帮孙中山在澳门、广州设医局，并参加了革命活动。
1895年，陈少白参与组织香港兴中会，并筹划广州起义。起义事败后，他和孙中山、郑士良一起逃到日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他赴台湾设立兴中会台北分会。1900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香港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在香港办报期间，他还在毕永年的协助下加入哥老会，被推举为“龙头之龙头”。其间，他合并了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三派势力，成立了忠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任总会长，以兴中会纲领为总会纲领。[1]为了宣传革命，他还成立了“采南歌”、“振天声”、“振天声白话剧”等剧社。[2]1900年，陈少白在香港策应了惠州起义。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06年，他支持香港商人陈席儒、杨西岩等人反对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实行官办，并任粤路股东维持路权会顾问。1910年，他任香港工商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经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宣布独立，陈少白受任为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少白随即辞去外交司长职务，成立粤航公司兼任总司理，并收回了外商租赁的部分广州码头。1915年，他和李煜堂创立了上海保险公司，他任主席。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后，陈少白任总统府顾问、大本营参议。1922年1月，他任国立中华国民银行监督。六一六事变后，他辞职回家乡，带头捐资建设校舍、修筑公路，为家乡教育和经济发展居功至伟。
1934年陈因病住院治疗，病情恶化而转入北京一德国医院。同年12月终医治无效而逝世。他的灵柩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代表亲自护送到广东外海，葬于故乡茶庵寺山腰。
著作
∙ 《兴中会革命史要》
∙ 《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
杨鹤龄（1868年7月—1934年8月），字礼遐。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香港商人，中国民主革命家。
杨鹤龄生于澳门。他的老家翠亨村也是孙中山、陆皓东的老家，三个人自幼便认识。1886年，他入广州算学馆，和尢列是同学。[1]1888年他毕业后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上环“杨耀记”店铺。[2]1890年前后，他与孙中山、陈少白、尢列等人于“杨耀记”内密谈反清革命，时人称之为“四大寇”。1892年在澳门，孙中山向镜湖医院借钱兴办中西药局，“担保还银人”是澳门绅商、杨鹤龄的妹夫吴节薇。后来，孙中山因在澳门发展不顺利，遂到广州及香山石岐开药局，据杨鹤龄的儿子杨国铿回忆，当时杨鹤龄将澳门龙嵩街的一座房子卖给了吴节薇，将所得钱款全部赠与孙中山发展事业。1895年，他加入兴中会。后来，孙中山接连发动反清起义，杨鹤龄在香港和澳门筹募革命经费并宣传反清，还曾经在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社任职。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任总统府秘书，同年4月他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而去职。此后，他居住在澳门，并把住宅命名为“杨四寇堂”，纪念四大寇时期。1919年5月16日，他致信孙中山求职，被孙中山婉拒。1920年，他再次致信孙中山求职，再次被孙中山拒绝。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9月14日杨鹤龄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并每月获养老金。孙中山还命许崇智拨款整修了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并更名为“三老楼”，请杨鹤龄、陈少白、尢列入住。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4月4日杨鹤龄被任命为为港澳特务调查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他再次退隐于澳门。
1934年8月，他因脑溢血病逝于澳门，享年67岁。后葬于翠亨村南的金槟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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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1869年1月12日（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生于浙江省杭州府馀杭县
1936年6月14日（67岁）逝世于 江苏省吴县苏州城内锦帆路寓所
先妻：王 氏（1892年结婚—1903年结束）
后妻：汤国梨（1913年结婚—1936年结束）
原名学乘，字枚叔，一作梅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注音符号设计者、中国医学院首任院长。
章太炎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1880年，十三岁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处启蒙。据他自己回忆，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让他阅读《东华录》，了解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的事。
1883年，也就是十六岁时，他奉父之命参加童子试，但因病未能赴试，遂放弃功名。隔年他上书李鸿章，自称其学‘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过未获回音，随后在家自学。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捐款予维新派强学会，与康南海、梁启超通信。1896年，梁启超和夏曾佑派叶浩到杭州请章太炎来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他担任主笔不过四个月便因反对孔教，发生与麦孟华等人“拳殴”之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正学报》，但未出刊便辞谢离去。7月，到上海参与汪康年所办的《昌言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12月4日，避祸流亡到台湾，居台北万华剥皮寮，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与日本人馆森鸿等相往来。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转赴东京。太炎在台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些论文占章氏著作份量并不多，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正疆论》谓“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文中并推崇延平王郑氏，贬抑降清将领洪承畴、李光地，反映章氏虽厕身台湾，反满的汉族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在台亦参加玉山吟社的唱和，与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衣洲“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后，章氏写给大众阅览的文字转变为通俗的文笔，曾做为张我军鼓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由之一，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时，新旧双方各执章氏文字风格之一端以彰显己方立论的正确性。
1899年5月，东渡日本，借住于横滨梁启超处，在京都、东京活动，并通过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7月，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结识唐才常。此时章太炎之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由梁启超题签。他认为当时所有的时弊都是满洲统治造成的，故立宪革命并不能解决问题；故对宋恕说：“当前不可苟效立宪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当除胡虏而自植”。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趋新之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并策划自立军起义，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反对光绪帝复辟，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1901年，至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注意。
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调解孙文与康有为二派的关系。三月计划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意指南明永历帝政权的灭亡，预定的举办日期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但是纪念会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压下被禁止。这时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上海后，重新改定《訄书》，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且常于《苏报》发表文章。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刋于6月10日的《苏报》内，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判刑，入狱三年。在入狱期间，章太炎亦笔耕不辍，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写论文，又著《癸卯狱中自记》，内文有“上天以国粹付余”，是“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狱，由同盟会迎往日本东京，担任《民报》主笔。由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主张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驳，与梁启超论战。此时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定“国号”之功。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1907年，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文有矛盾。四月，章太炎与张继等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座。10月，《民报》因宣传中国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报》复刊及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冲突，章太炎指复刊之《民报》不合法，并攻击孙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与同盟会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继续在东京讲学，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他即中断讲学回国，11月15日，抵达上海。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孙文聘任章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5月，他与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同为新成立共和党理事。11月，袁世凯委任章为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时值宋教仁被刺后，善后大借款风潮又起，南北变色，5月，章太炎到武昌，试图调停，不久到北京接受袁世凯给他的勋二位。6月15日，与汤国黎结婚。此时，章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更被监视居住，终日蜗居于共和党本部内。1914年1月7日，大闹总统府，后被移押至龙泉寺内居住，说章太炎是精神“瞀乱”。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5月，章太炎尝试逃离北京，但被追回。袁世凯病死，章太炎终恢复自由，6月杪，重回上海。
1917年2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抗议德国使用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的行为遭到章与谭人凤联名反对。6月初，因北洋系督军宣告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章太炎与孙文发电给陈炯明，声言：“以保障国会，歼灭叛徒为限，一事未成，必不罢兵旋旆。”7月，二人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推举孙文任海陆军大元帅，章太炎任元帅府秘书长，又为孙文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评蒋介石改换国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佛法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即进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乃依汉字偏旁创造“纽文”“韵文”等记音符号，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1914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中华民国国语的标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章太炎一直不肯相信殷墟甲骨文真的是古文字，认为龟甲不可能在地下埋藏数千年而不朽烂。他在《国故论衡》中写了一篇《理惑论》，是专门抨击金文和甲骨文的。讲到龟甲文时，他说：“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者信以为真，斯亦通人之蔽。……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在其遗著《甲骨学六十年》中亦曾论及此事，说“章氏小学功深，奉《说文》为金科玉律。不容以钟鼎甲骨，订正《说文》之讹误”。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主张社会主义，与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进化论及现代文明，撰写了《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等著作。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口中犹骂声不绝，以粗话辱袁。据说，袁极为生气，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太炎有一致胡适之的白话文书信，抬头刻意写曰：“适之你看”，盖直译旧时信函“某某大鉴”之体也。
受刘歆《七略》的影响，以《国故论衡》中《原学》等篇为代表，章太炎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而后来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提出相反的意见。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做媒人，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伍离世后，其子伍朝枢过上海，特地拜谒过章太炎，章对伍廷芳有多番讥讽，譬如将其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而对话不欢而散后，章次日又遣人给伍朝枢送上挽廷芳之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章太炎逝世的时候，只愿以五色旗覆盖棺木，不承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章太炎逝世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当作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发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一系列工作，虽然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1980年代以后编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学研究的人员基础。
弟子
东京时期：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汪东、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陈寅恪、周树人、周作人、胡以鲁、易培基、陶焕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
北京时期：吴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章太炎共育有四个女儿，都是古字命名。三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都没人提亲，因为想提亲的人不懂读她们的名字，不敢提亲。章太炎得悉此事后，在宴会中“无意间”说出她们名字的念法，三个女儿的婚事才不至于因为“不会念名字”而耽误。
长女，章㸚（止也。系也。“㸚”，拼音：li4，南京官话：li4，中古拟音：leh，郎計切，音同“戾”，1893年—1915年，母王氏），字蕴来，丈夫龚宝铨，无子女。1915年9月自缢死，章太炎为女儿写了一篇《亡女事略》。
二女，章叕（聮也。“叕”，南京官话：zho5，中古拟音：tryet，陟劣切，音同“辍”，1897年—1992年，母王氏），随章太炎长兄章篯生活。
三女，章㠭（展古字，1899年—1973年，母王氏），丈夫朱铎民（镜宙），一女
四女，章㗊（众口也。“㗊”，南京官话：zä5，中古拟音：crip，阻力切，音同“仄”。《字汇补》又说是“雷”古字。）。
著作
《章氏丛书》，1915年右文社铅印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木刻本。《章氏丛书续编》，北平1933年。《章氏丛书三编》，1939年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
《国学讲习会略说》，1906年东京秀光社。《国故论衡》，1910年东京秀光社本，丛书增订本。陈平原点校本，朱维铮点校本（《全集》第9集，对照本）。《国学概论》，曹聚仁笔记本（又有张冥飞本，劣）。1922年泰东图书馆排印本。《菿汉三言》，虞云国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国学略说》，涂小马校点，上海文化出版社。
《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章太炎的白话文》，1921年泰东图书馆排印本。《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于1961年，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笔记，王宁整理抄录，影印誊钞本，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章太炎演讲集》，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译作
英国赫伯特·斯宾塞著，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上海《昌言报》第1至7本，1898年。
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社会学》，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铅印本。
主笔刊物
《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评价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尤列（1866—1936），字令季，别字少纨，号小园、钵华道人，广州府顺德县（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
自幼博闻强记，在学堂读书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拒绝科举计进。22岁，进入广州算学馆，结识孙中山、郑士良。毕业后，出任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与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交好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抨击满清政府，畅谈革命，被满清政府称为“四大寇”。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进赴西贡，在南洋发起中和堂，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图南日报》名誉总编。辛亥革命后，曾想北上组织北汉军，由于“南北议和”，只好作罢。二次革命时，东渡日本，闭户著书，定居香港设皇党书院讲学。1921年，出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
尤列幼名季博，学名其洞，原字惟孝，别字少纨，一字令季，又号小园。1888年毕业于广州算术馆，后任广州沙田文算总目。1889年任广东绘图局测绘生，旋奉委为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后考入香港任华民政司署，任书记一职。与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四人同在香港，时常谈论革命问题，时人以“四大寇”称之。1893年辞职返顺德，与陆皓东组兴利蚕子公司。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出走越南西贡，旋返香港。1900年，惠州起义时任运动长江流域会党事务，事败后出走香港及日本横滨；同年任中和堂会长。1901年赴南洋，初在新加坡籍医术宣传革命排满，旋遍设中和堂分会于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等地，与保皇党相抗衡。1903年任新加坡《图南日报》名誉编辑。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被捕入狱，后被殖民地政府遗解出境。
1913年被聘为北京总统府高等顾问。1915年因袁世凯密谋称帝，离京移居日本神户。1920年返香港，以教授蒙童自给，后设学塾于九龙油麻地。1921年任广州总统府顾问，同年返香港继续授童，此后脱离政界。
1932年1月，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
尤列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明末清初地主阶级传统的民族思想影响。17岁到上海，加入洪门。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进广州算学馆肄业。十四年(1888年)，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次年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被派委为中法越南定界委员。不久辞职，考入香港华民政务局任书记。与当时在港读书的陈少白、孙中山、杨鹤龄等“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亲友将他们呼为“四大寇”。
尤列与孙中山的结识经过也颇具传奇色彩。尤列的族人尤格堂是博济医校的毕业生，在顺德乡间行医。尤格堂经常到广州来采购药品，每次总要回到母校探访旧友。有一天晚上，他和尤列正走向博济医院去，经过十三行果摊，看见几个人正在争吵。仔细一看，原来是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两三个人想买荔枝，但大家都没有带钱，让水果摊老板第二天到博济医校去收钱。果摊老板担心收不到赊账，就和孙中山等人发生争吵。尤格堂见到是校友受困，就拿出钱来，支付给水果摊老板代为孙中山解围。在场的尤列也得以结识了孙中山和郑士良。尤列对于孙中山的反清主张倾心悦服，与同为洪门人士的郑士良亦有共同思想。由此，3人结成志同道合的好友。
不久，孙中山到香港就读于西医书院，并结识了陈少白。陈少白原名闻韶，后改名白，字少白，号夔石，广东新会人。同治八年(1869年)，陈少白出生于江门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6岁时，入私垫，天资聪敏，勤勉好学，习字、念书、学写诗文均是同窗中的佼佼者。后人广州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求学。陈少白的三叔陈麦南经常带来多种西文译本给他阅读。陈少自从这些书籍中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1890年，陈少白人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拜盟为兄弟。孙中山致函陈少白，都称少白为“吾弟”。据冯自由称：“总理对同志中如此称呼者，少白一人而已。”陈少白相貌英俊，才思敏捷，但是气量比较狭窄，言语比较尖刻，许多人对他颇有畏意。兴中会初期的文告就多出自陈少白之笔。
光绪十九年(1893年)，尤列与孙中山等八人集会广州城南广雅书局抗风轩，议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筹设兴中会，但事后未建立具体组织。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返回香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尤列协同孙中山联合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设兴中会总部，榜其门曰“乾亨行”。随即策划九月九日举行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
成立中和堂
失败之后，尤列逃往西贡，又潜返港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闻李立庭在广西起事，尤偕宋居仁、邓荫南等前往接应，至藤县而李已败走。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长江中游地区鼓动会党反清，为鄂督张之洞严缉，乃走日本。抵日后，与居横滨的孙中山计议联络学界，开导华侨。华侨中原有的忠和堂改为中和堂，自任会长。第二年赴新加坡，悬壶行医，在吉隆坡及英属各埠设中和堂分支机构。光绪三十年(1904年)尤列与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创办《图南日报》，并任名誉编辑，以吴兴季子笔名撰发刊词。该报开南洋革命报刊之先河。翌年初夏，孙中山自欧赴日途经新加坡，尤列引陈楚楠、张永福等登舟拜谒，商谈派人回国策动起义诸事。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孙中山来新加坡设同盟会分会，尤列与中和堂成员先后加盟。三十四年(1908年)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失败后，大批起义者避地新加坡，尤列尽力予以安置和照顾，但因给养困难，人庞品杂，聚众斗殴行险杀人之事不断发生，尤列“亦被牵涉入狱，期满驱逐出境”。
民国初年，袁世凯为削弱孙中山地位，用王揖唐计，优礼特邀尤列进京，安置他住石驸马大街旧醇王府达二年之久。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尤列不欲为其利用，避往天津，旋走日本，居神户，以教书著述度日，出版了《四书章节易解》、《四书新案》两书。后返香港，仍以授徒为生。1921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修观音山文澜阁以招待“四大寇”中之其他三人。尤列应邀居住，不久离去，继续在港教书。
1927年，尤列通电“讨赤”。“九·一八”事变后，尤列被征为国难会议议员，尝数电当局条陈救亡御侮意见。1936年9月15日，尤列发表《国难当中国民应有的认识》的广播讲话，号召国人以铁血护我河山。26日，赴中山陵致祭。不久，又向蒋介石陈述四条救国方针。12月12日，尤列病故于南京芦席营一三九号寓所。终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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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广东番禺县人氏，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书法家与诗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的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胡家原籍江西庐陵，至其祖父到广州做官，定居广州。父亲辗转于博罗、茂名、德庆等县做幕僚。八岁时随家迁回广州仓边街居住，就读私塾，与长兄师从张德瀛。1891年，十三岁时岁丧父，辍学，十五岁丧母，家计困窘，次年长兄开课供其读书，接触顾炎武和王夫之的学说并与耶稣会有来往听说孙文革命。后就读于海堂，菊波，越秀等书院。1900年，生活渐渐宽裕，结识史坚如等人，担任广州《岭海报》记者。1901年，代人枪手乡试中举人，获得酬劳六千多两。
1902年，结识吴稚晖、钮永建等人，考取“赴日官费生”，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6月，胡因反对清公使及日本政府被退学，回国后任教广西梧州中学。1904年，因受地方保守派反对遂回广州，同年任香山隆都私立学校校长，是年秋再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与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同窗，1905年7月，与廖仲恺同行返粤，8月20日，在孙成立同盟会，胡即回东京，担任评议部议员，《民报》编辑。1907年，起与汪精卫合办中兴日报。1908年，连续发动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等六次起义，胡奔走各地，联络策应。经多次失败，胡将重心从会党转向新军。1909年，胡赴香港策应广州新军运动，11月，成立同盟会南方党部，胡任支部长。1910年2月22日，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均为南方党部所发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从西贡返粤，清军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即入广东咨议局任都督、孙返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
1913年6月14日，时任广东都督旳胡汉民，被袁世凯改命为西藏宣抚使，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创‘民国杂志’。1917年至1921年随孙中山在广东活动，先后任交通部部长、总参议等职。1923年，恢复广州，任省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次大会确定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但遭到胡汉民反对，孙胡产生隔阂，胡汉民一度被外派至上海，后来蒋中正出面调停，孙胡关系缓和。同年9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此后中国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同年8月，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中国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同月，胡汉民出国，被派往苏联考察。
第一次胡蒋合，是从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清党，到8月“宁汉分裂”蒋下野。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支持蒋介石，与其合作共组南京国民政府，主持南京工作，参与反共清党，后任立法院院长等职。
第二次胡蒋合，是从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到1931年2月“汤山事件”。1928年1月，与孙科与伍朝枢赴英国、德国等地考察。1930年10月3日，蒋发表“江电”，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但遭到胡汉民强烈反对。胡汉民坚持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认为制定新约法就是在破坏孙文遗教；同时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支持蒋，对蒋最终获胜贡献不可磨灭，蒋欲提拔张学良的部属为国府委员及部长，又遭胡反对。
1931年2月，胡汉民对召开国民会议，独持异见，反对在国民会议中讨论《约法》，与蒋发生矛盾。2月底，胡被蒋软禁于汤山，被迫辞去所有职务。4月底，中国国民党粤方四位监察院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蒋非法扣留胡汉民为由，通电弹劾蒋，并例举他种种独裁事实。10月14日，蒋在张静江陪同下去见胡汉民，蒋说：“过去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请胡先生指教”。10月14日下午，胡到上海，结束软禁。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
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对蒋抨击。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中国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936年1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
1936年5月9日，在广州一场与朋友的象棋对弈中，突发脑溢血，三日后病逝。
蒋拨款60万治丧，定为国葬。5月25日，在南京励志社举行追悼会，蒋出席并送挽联“沧海正横流，风雨同舟苦共济；中原谁砥柱，荆蓁满地哭元勋”祭悼。其国葬于同年7月13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
为纪念胡汉民的贡献，国民政府将广州市一条路命名为汉民路（今北京路） ，而广州市永汉区（今越秀区）亦曾易名为“汉民区”；在台湾，高雄市小港区及新北市中和区亦有汉民路。
章太炎：“学问在四督中为第二，拙于用兵，性质狡黠，有种种手段。”
孙中山：“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李宗仁回忆录》：“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
汪希文,《孙中山的左右手：朱执信与胡汉民》：“当年国民党除国父之外，汪、胡（汪精卫、胡汉民）是共同分坐第二把交椅，两人的工作，性质则有多少分别，党中同志，皆认为胡是‘坐宫’；汪是“行宫”。展堂（胡汉民）经常是在国父身边，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可以与他比拟。”
胡汉民在广州去世后，原计划安葬在南京中山陵，陪葬孙中山，但其妻以不方便扫墓、祭祀为由，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就在龙眼洞（龙洞）拨了800亩地来安葬。当时墓地在银屏岭狮山半山腰中兴建，建于1936年，混凝土结构，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又是国共内战，墓地并没有正式竣工，还剩下很多石料在该处。
1949年中共建政后，墓地被广东省林业学校占据，修墓石料均都占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被毁，上面建成一房，把胡的墓穴压着。1981年，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托人嘱咐妹妹胡绮霞向当局提议重建。中共中央审查三年，断定胡汉民不是杀害廖仲恺的幕后黑手，重建计划方获批准。
当时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七万多元，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建，在原墓东面300米处另建新墓，1985年8月7日竣工，但其女不同意将其父棺木迁至新墓，故新墓实为空冢。新墓为外饰水洗米石的墓，坐东南向西北。当中高3米，一级护岭。碑镌“胡汉民先生之墓”七字。左前方建有“不匮亭”。右侧为胡汉民夫人墓，墓碑中刻“先妣陈太夫人墓”，下款署“民国三十五年”。整个墓园占地约1,800平方米。墓砌有拱手及祭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胡汉民以精于隶书著名，与篆书的吴稚晖、楷书的谭延闿、草书的于右任等人，并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
胡汉民曾为广州的海珠桥题写了两幅字稿，其中一幅由落成开始于桥上中跨钢梁上悬挂至1949年，另一幅由时任广州市长刘纪文收藏，胡刘私交甚笃。2012年，刘的后人把原件捐予广州市人民政府，时任广州市长陈建华收到墨宝后就交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作为馆藏。经过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的鉴定，确为胡的亲笔所书，该墨宝目前的评级是国家一级品。胡的收藏版在大修后首次被挂上桥，但顺序被颠倒及没有署名。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职员对此回应称，排列顺序从左至右是为了“配合现代阅读习惯”。对于署名则“暂不考虑”，其声称“胡汉民本人是国民党元老，署在海珠桥上‘恐有不妥’，同时从美观上来说，‘海珠桥’三字下面再加落款也‘不太好看’。”
家族自祖父来广东做官，开始落籍番禺。父亲胡文照做过博罗、高州等处州县幕僚（师爷）。堂弟胡毅生。
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又字鹤卿、民友、孑民，号隺庼，小名宜哥，小字意可，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翻译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25岁成进士，被点翰林院庶吉士，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他也是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四一二事件时领衔发表《护党救国之通电》，要求清党。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手定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学术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础。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蔡元培于清同治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即今绍兴）。
祖父蔡嘉谟在当地经商，并且有七个孩子。长子蔡光普为地下钱庄经理，也就是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字耀山，对人十分厚爱，与周氏结婚，育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
蔡元培一生凡三娶。1889年3月与元配王昭（仲明）结婚。1900年，王氏病逝，翌年续娶黄世振（仲玉）。1921年1月，黄氏病逝。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周氏于1975年8月病逝。他们共有五子：蔡阿根、蔡无忌、蔡柏龄、蔡怀新、蔡英多；二女：蔡威廉、蔡睟盎。
蔡元培6岁入读私塾。11岁丧父后，由曾经念书的六叔蔡铭恩（茗珊）指导学习《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等。
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取秀才后，开始博览群书。
1884年，18岁的蔡元培设馆教书。
1885年，到杭州参加乡试。
清光绪16年（1890年）庚寅恩科贡士，因故未参加当年殿试，光绪18年（1892年）壬辰科补殿试，中二甲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后，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和西学，同情维新派。
1898年秋（清朝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杀害了他所崇拜的谭嗣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市第一中学前身）总理，提倡新学。1900年秋，因不满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来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传播爱国民权思想。次年在上海与章炳麟、蒋智由、叶瀚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会长。同年秋创办爱国女学，组建爱国学社接收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由于爱国学社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引发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后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中国学生遭受无理压迫，愤而伴送被放逐的吴稚晖等归国。1904年2月，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倡导革命。
1904年11月，蔡元培与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密谋武装起义。次年加入同盟会，藉学校和报纸培植革命力量。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到德国留学。在柏林一年学德语，1908年秋，在莱比锡大学研究了3年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应陈其美来电催促，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天就任命蔡元培作教育部长。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确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派专蔡元培为专使，与唐绍仪、汪精卫同往北京迎接袁世凯来南京就任。伴随蔡往北京还有欢迎员十四人，如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等。27日，蔡元培抵达北京，即与袁世凯会面，袁表达南下愿望，次日又与袁世凯开茶话会。29日夜，驻扎北京曹锟所部陆军第三镇发生兵变，肆意开枪放炮，沿途挨户抢劫，金银点十室九空，蔡元培等人驻地也遭抢劫，损失了部分行李文件等物，个别欢迎员走失。蔡元培次日早餐移居六国饭店以防不测，后致电南京等处报告所有欢迎员平安无恙，并向孙中山报告相关情况，并要求返回南京面陈各项事宜。4月，蔡元培与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苦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同时，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校。同年，蔡元培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教育制度，任上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辞职。
1913年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蔡元培在法国与汪精卫比邻而居，期间袁世凯、克定父子透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精卫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1915年汪精卫回国后将子女托寄给在波尔多的蔡元培照看。蔡元培还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
1915年与李石曾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与吴玉章等组织华法教育会。
蔡透改变北大：
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敦聘专门学者，提倡自由主义的科学研究。组织进德会，挽救奔竞和游荡的旧习。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北大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他还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终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由于延聘和支持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辜鸿铭等人任教讲学，使北大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而且由于他们这些教授作为或激进，或左倾，或保皇等不同思想的代表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五四运动中同情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7月，蒋梦麟答应代表蔡元培个人，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暂主北大校务；9月，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学主持一切，蒋梦麟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法国，委蒋梦麟代理校务。1921年11月，蔡元培同意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07年自费留德，他在驻德使馆中兼职，还担任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由于没有柏林大学要求的中学毕业证，1908年转投莱比锡大学读了三年书，因为辛亥革命才回国。
1915年参加德法勤工俭学（Work-Study program）项目，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一职。
1920年初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李石曾任董事长。1920年冬在里昂设立分部，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任校长，资金由中法双方共同筹集，后来1924年获得法国以庚子赔款退款捐助，此校到1946年结束，前后有131人获得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
1923年1月，因为愤慨于当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的不称职无耻，辞职又去漫游欧洲。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到德国求学，专攻民族学。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监察委员20人，仅到8人，不过半数），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会议，策划清党。4月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蔡元培等人一同辞职与蒋前往上海。后任代理国府主席。12月1日，蔡元培在上海大华饭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上担任主婚人。当年还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复出：“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1927年，蔡元培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0月任为首任院长。除仿效法国大学院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外，在这期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成立国际出版品交换处。11月27日和萧友梅于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即现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音乐院校。
1928年于杭州西子湖畔创立国立艺术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美术学府。林风眠为首任院长兼教授，并聘任潘天寿、方干民、吴大羽等人担任教授。学院参照外国美术学院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初设立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研究部和预科，后又增设建筑、音乐专业。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并在新文化的激越浪潮中创办国立艺术院。在1928年4月9日补行开学式的讲话中，他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在1928年大学院制订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在他看来，“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
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
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0月以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大佬”在上海劝说李济深前往南京调停，结果李济深遭到蒋介石扣留，使蔡元培十分气愤，开始疏远南京政府。
1928年8月，蔡元培举家南下，定居上海，先后租住多个地点。最初租住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升平街243号。约在1930年租住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2-44号）。1933年租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52号。1937年10月移居海格路175号（今华山路303弄）16号。一个月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30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上海与杨杏佛、胡适、曾孟朴、叶恭绰、宗白华、徐志摩、戈公振、谢寿康、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唐腴庐和郭有守等14人发起中国笔会，蔡元培出任首任理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12月15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遭北平前来请愿的学生（含北大学生）绑架，并遭殴打致伤。1932年12月，与宋庆龄、鲁迅和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拥护国共合作。他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和陈望道等100多人在上海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抨击了中国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1936年，与陶玄、张静江和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创办世界学校，实行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学生从小培养成出国留学及有用的人才。
1937年11月27日，由庄长恭、丁燮林2位研究员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妻周峻（养浩）和子女在12月29日也到香港。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圣约翰座堂）举行美术展览会。宋庆龄邀请他出席并且公开发表演说。时任港督为罗富国爵士。
1940年3月3日，年迈的蔡元培于寓所失足跌倒。3月4日便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3月5日病逝，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其著作辑有《蔡元培选集》。
蔡元培两次留德，从而学到了贯穿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政治不可染指研究，大学独立之精神。
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绍兴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该处始建于明代晚期，是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北京蔡元培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原门牌33号），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蔡元培于1917年至192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寓居于此。
上海蔡元培故居位于上海市华山路303弄16号，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1937年蔡元培入住。现三楼设立为“蔡元培实物馆”，展出众多珍贵文物。此处是蔡元培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
除了教育和美学方面之外，蔡元培在民族学方面亦有作出贡献。他的梦想之一是撰写《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1892年春，蔡元培赴京殿试。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18年发表北京大学校长启事，广泛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供研究之用。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1.广西凌云瑶族调查研究
2.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
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研究
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
5.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
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
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自蔡元培开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1940年3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学者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张昌华在《百年风度》认为，蔡元培不仅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而且一生生活清苦，经常举债度日，如果稍有余钱，即款接亲朋、周济寒士。晚年流寓香港，目疾已重，常向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借大字本书阅读。精神重压，物质匮乏，使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死后无一间屋，积欠医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之费用，由王云五先生代筹，足见其一生清廉，令人无限缅怀。
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中国大陆对蔡评价两极，有人认为其与四一二事件有涉。
北京大学2006年起设立蔡元培奖，表彰为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北大教授，2008年之后改为每五年颁发一次。2001年，设立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并以元培计划实验班的名义，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开展通识教育；2007年，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正式成立。
香港浸会大学其中一个学生舍堂命名为“蔡元培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以纪念蔡元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而蔡元培堂一众旧生及宿生，希望在国内发扬蔡先生的教育理念，于2007年9月在中国广东省阳东县成立全国第一所“蔡元培学校”。
台湾中央研究院设立一座蔡元培纪念馆，以纪念第一任院长蔡元培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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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
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1950年9月3日），谱名增澄，字静江、人杰，别号饮光、卧禅，浙江乌程（今浙江南浔）人，为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第一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第二任领导人，历任总统府资政、浙江省政府主席。
张静江家族原籍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在明末为避战乱，一支迁居到浙江，到清康熙年间，开始定居在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今湖州市南浔区）。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是江南巨富，往返于南浔、上海与杭州三地，经营辑里丝出口和两浙盐业，聚敛的资财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号称南浔“四象”之一（南浔人按照家财多少，分别将富户称为“大象”、“牛”和“小黄狗”，镇上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小黄狗”，四象为刘、张、庞、顾四家）。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1856年—1926年）是张颂贤的次子，因为长兄张宝庆体弱多病，接续张颂贤经营庞大的家族生意，还利用家族业盐的优势，进一步开设众多的酱园。张静江的外祖父庞云鏳（1833年-1889年）也是南浔“四象”之一，不仅经营生丝出口，也涉足军火行业；张静江的两个舅舅庞莱臣和庞青城均是文化名人。
张静江共有兄弟七人（张弁群、张静江、张澹如、张墨耕、张让之、张久香、张镜芙），他排行第二，1877年（清光绪三年）9月19日，出生于南浔镇东大街的尊德堂（张颂贤府第）。张静江少年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他爱好围棋和骑马，常在故乡南浔狭窄的街巷中纵马疾驰。而且性好交友，喜冒险，因而自号“人杰”。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8岁的张静江罹患骨痛症，成为跛足，行走不便；不久又害眼病，视力大受影响，因此父亲同意他放弃参加科举考试，改而钻研书画，书法模仿李邕（李北海）、赵孟𫖯，绘画模仿董其昌、王鉴。1896年，张静江既然科举无望，他的父亲张宝善于是捐银十万两，为19岁的张静江捐得一个江苏省候补道员头衔。并且在同年，张静江得以门当户对地与苏州籍人士、山东学台姚菊岐之女姚蕙结为夫妇。姚蕙生长于书香世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张静江成婚后，住在尊德堂后院的一栋建筑在高台上的洋楼里，东面有一个网球场和荷花池。而其他兄弟和父母都住在前面旧式的新宅院和老宅院里。不过张静江青年时代居住的洋楼已于1938年被日军焚毁，只有老宅院幸存下来，作为张静江旧居开放。
1900年，张静江随岳父姚菊岐前往北京，在黄思永家举办的筵席上结识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张静江听说了李石曾将要随同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的消息，于是通过李石曾的说情，也获得了一等商务参赞的随员身份。10月14日，他乘上法国邮轮安南号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后到达法国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李石曾到法国后进入大学深造，而张静江则热衷于贸易，次年即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开设通运公司，开中国人在法国办公司的先河。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生丝、茶叶及古董，张静江凭借家族的经商传统和自己在古玩字画方面的知识，迅速在中法贸易中积累财富，又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设立了分公司，“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1905年，由于吴稚晖的拜访，张静江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激进，推崇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主张，表示“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4]因此和吴稚晖、李石曾被称为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1906年底，他们三人又和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世界社，1907年又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姚蕙为发行人），内容主要是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风景[3]。当然，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均由张静江提供。
1906年初，张静江为了筹办杂志，必须前往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购买中文字模并雇用一名中文排字工人。根据胡汉民的回忆，就在这次航程中，张静江偶遇孙中山，表示他愿意支持革命，如果孙中山有需要，即在电报中以5个字母代表所需经费的数额（如A代表1万法郎，E代表5万法郎）。自1907年起，张静江多次在经济上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的行动。孙中山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前往巴黎筹款时，经常在张静江寓所开会，而会后就睡在张静江家会客室的地毯上。
辛亥革命以后，张静江从巴黎回国，定居上海，住在公共租界中心西藏路南京路口附近的大庆里，那里早先是祖父张颂贤的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
这时，蒋中正刚从日本陆军学校留学回到上海，他通过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介绍（蒋中正父亲是张秉三家在奉化的盐栈经理），结识了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张石铭的四公子），再由张乃骅引见，介绍给张静江。后来张静江又把蒋中正介绍给孙中山。1913年，蒋中正参加二次革命讨袁失败，遭到松沪镇守使郑汝成通缉，逃往日本。次年蒋中正再度准备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时，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司令部遭到袭击，行动失败，蒋中正在张静江家中避难，昼伏夜出。蒋中正加入中华革命党时，张为监誓人。
1916年5月，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蒋中正失去依靠，很快，他与张静江（两人年龄相差10岁）、许崇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是广东籍的一个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三人结拜金兰。他加入张静江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恒泰记”，做股票生意，就在这段时间。
张静江是国民党重要人物，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先后任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张静江北上探视，因此他成为孙中山病危时签署遗嘱的在场证明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张静江则为12位丧事筹备委员之一。此后，他又参与南京中山陵的建造，直到1929年奉安大典全部完成。
孙中山去世后，一段时期内张静江成为扶持蒋中正掌控权力的重要支柱。1925年6月，蒋中正掌握了两广军政大权，立刻电促张静江去广州臂助。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列为16名委员之一。
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张静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二任正式领导人。1926年7月6日，张静江以足疾为由，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改由蒋中正继任，但由于蒋作为军事领袖将要指挥北伐，因而主席职位仍由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又以党国元老提名蒋中正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中正邀请张静江到南昌商谈，此后张静江即前往上海，在商界展开活动，为蒋中正控制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建都南京，从而大体上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3月28日，张静江和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4月2日，正式议决清除国民党内的中共分子，4月12日清党之役在上海开始。此后，张静江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浙江省政务及清党工作。1927年8月蒋中正下野，张静江也离开省长职位；1928年蒋中正复职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又再度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张静江回上海定居后，迎娶了续弦夫人朱逸民。朱逸民在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读书时有一位比她小5岁的同学陈洁如（1905年－1971年），经常到西藏路大庆里的张家做客。1919年，蒋中正在上海张静江家中结识陈洁如，此后对她展开热烈追求，陈洁如的母亲发现蒋介石已有妻妾，而且在上海并无正当的职业与住所，拒绝了蒋的求婚。于是蒋介石通过朱逸民和张静江夫妇与陈母沟通，表示陈洁如将是蒋‘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使蒋中正与陈洁如得以在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里的大东旅社举行婚礼，张静江则是证婚人。1927年，蒋中正准备与宋美龄(1897年—2003年)结婚前，又通过张静江夫妇出面，安排陈洁如“暂时离开中国5年”，待北伐成功，仍然恢复婚姻关系。1927年8月，陈洁如离开上海前往美国，陪同前往的是张静江的长女张蕊英和五女张菁英[7] [8]。后来蒋中正显然无意实现对陈洁如的许诺，而张静江与蒋中正的关系也冷淡了下来。
张静江在任职浙江省主席的2年内，主持修筑了杭州电厂、杭江铁路、杭长公路、杭平公路、杭徽公路。杭江铁路的修筑在1930年代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此前中国的铁路绝大部分都是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中，靠外国贷款得以建成。由中国资本修筑的铁路则困难重重，迁延多年无法完成，如粤汉铁路的工期长达20余年。杭江铁路长达200多千米，完全由中国资本在数年内修筑完成，推动了1930年代中国铁路修筑的又一次高潮。为纪念其贡献，杭江铁路钱塘江以南的第一个车站便以其名命名为静江站（现钱塘江站）。
1929年，张静江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西湖博览会，促进了杭州的城市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不过到1930年11月，张静江与蒋中正矛盾激化，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
1936年，与蔡元培、陶玄、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创办世界学校，实行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学生从小培养成出国留学及有用的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张静江等一批元老竭力主张按孙中山遗嘱，转入建设时期。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张静江被推任委员长。张静江在建设委员会存在的十年间(1928年—1938年)，主持多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仅花费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了五千万余元的财产。
张静江主持建设基础设施，是从电力工业开始。首先在南京江边的下关建造了首都电厂，推动了南京的首都建设。随后将原有私营的震华和耀明电灯公司组合扩建为发电量6400千瓦的戚墅堰电厂，为无锡、常州2地的工业区的长期发展提供电力支持。最后筹备在无锡和苏州交界的望亭建设一座10万千瓦火力的发电所，供应整个长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需要。1937年春天，望亭新厂的厂基二百余亩已经买好，由常州西通丹阳的三万三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也已完成。只是由于同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一切计划均成泡影。
张静江主持建设的第二项基础设施是通讯业。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已设电台，并筹建全国无线电台，创建真如国际电台。
此后，张静江着手解决能源问题，接办长兴煤矿和馒头山煤矿，创办淮南煤矿公司等。还兼顾了交通运输的建设，创办了江南汽车公司，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
1928年到193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被称为“黄金十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静江全家先撤退到汉口，但到1938年，没有随政府西迁重庆，而是经香港转赴瑞士养病。翌年又经法国巴黎到美国纽约定居。
张静江晚年笃信佛教。1936年8月，他拜访印光法师，临走时放声大哭，从此热衷于念经打坐，吃素修行，并在上海成立佛教协会，在莫干山建立佛堂。1948年，蒋介石于南京就任总统后，聘张静江为首批总统府资政。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因心力衰竭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73岁。安葬在纽约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园公墓（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宋美龄、顾维钧等名人均安葬此处）。
张静江前后两次结婚。共有10个女儿和2个儿子。姚蕙和朱逸民各生了5个女儿，2个儿子均为朱逸民所生。
长女张蕊英Therese(—1950年)，1930年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留学生瞿濂甫(志洁)，后离婚。1950年在上海患急性脑炎去世。
次女张芷英Yvonne(—1975年)，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嫁给同乡、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周君梅（名周延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
三女张芸英Suzanne(—1998年)，钢琴家，嫁给导演陈寿荫，1946年离婚，并移居北京，1955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1998年去世。
四女张荔英Georgette(1906年—1993年)，画家，1930年在巴黎嫁给武汉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陈友仁，1954年定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任教。
五女张菁(倩)英Helen(1910年—2005年)，1934年曾参加芝加哥百年进步展览会驾机表演的女飞行家，服装设计师，曾于1941年纽约援华盛会中帮旅美女星黄柳霜设计表演晚装，获得好评。1945年以后嫁给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并在上海开设锦霓服装社，1949年后移居美国，2005年去世。
杭州葛岭张静江故居（静逸别墅）
上海思南路张静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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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
虞洽卿（1867年6月19日—1945年4月26日），幼名瑞岳，名和德，字洽卿，浙江宁波人，中国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1867年6月19日，虞和德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三北地区镇海县北部的龙山乡山下村。虞洽卿成名后，上海人常称“宁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虞和德的父亲虞万丰原是当地一名裁缝，母亲虞方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虞洽卿5岁时父亲病故，因此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依靠母亲从事纺织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对母亲极为孝顺，凡是他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包括他后来捐出巨资兴办家乡公益事业，以及平素勤俭节约的习惯，均与母教有关。1930年他母亲去世，虞洽卿为其母大办丧事，也曾轰动一时。虞洽卿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每天到海滩上捡拾蚌蛤贴补家用（称为“靠海囡”）。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宁波籍人士就形成了在上海经商的传统，旅居上海的宁波籍人士当时已经是当地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在1881年，年仅14岁的虞洽卿经人介绍，也只身前往上海，在望平街上的瑞康颜料行当学徒。由于他工作勤快、善于招揽生意，使得瑞康颜料行的盈利大幅增加，很快得到老板奚润如的赏识，未及满师就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望平街上的同行竞相以高薪争聘虞洽卿，店主则用加薪、赠干股等办法设法笼络挽留。
瑞康的主要业务是经销德国进口染料。虞洽卿经常与外国洋行接触，认识到英语在上海这个国际商埠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向传教士学习英语，并到城隍庙等处为外国游客导游，藉以练习会话。
1892年，25岁的虞洽卿经族人虞芗山介绍，被聘任为德商鲁麟洋行跑街，旋即升买办。由于可以抽取高额佣金，收入颇丰。同时虞洽卿自己也兼做进出口生意及房地产买卖，他设立升顺、顺征等地产公司和通惠银号，购进闸北顺征里全部房产和浙江路等多处房地产。1896年，虞洽卿花了400多两白银，向清政府捐得候补道台官衔。
1898年，上海法租界发生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的会馆，创建于1797年，1862年被划入上海法租界内。1874年，已经因征地筑路迁坟发生过一起法租界公董局与宁波同乡会之间的流血冲突。24年后，双方再次发生流血冲突，引发全体旅沪宁波人的一致停工罢市抗议，最终四明公所的地产得以保全。在这次事件中，虞洽卿崭露头角，特别是他鼓动洗衣业领袖沈洪赉，带领全市洗衣业工人拒绝为法国人服务，使他成为沪上妇幼皆知的知名人士。他也因此被选为四明公所会董。
1902年，他辞去了鲁麟洋行的职务，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荷兰银行在上海新设立分行，虞洽卿又转任该行买办。荷兰银行发行纸币，并做进出口押汇等业务。虞洽卿的买办身份虽延续到1941年离沪为止，但自1924年起已由其子虞顺恩代理。由于虞洽卿任职期间使该行获得巨额利润，1929年2月荷兰政府颁给他勋章，并赠王室保存了200多年的自鸣钟一座。
1905年12月，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廨案，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15名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又发生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的争议，外国巡捕不尊重中国官员，用武力抢夺犯人。上海居民对本国官员受辱反应强烈，四处围打巡捕，还放火烧了巡捕房。虞洽卿作为代表与租界当局交涉，据理力争，又策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租界华捕罢岗，最终迫使英方让步，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为上海滩妇幼皆知的知名人士。
1905年，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发起创办了华商体操会。1906年，虞洽卿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决心发展实业。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正式加入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是为“万国商团中华队”。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就随“万国商团”出防维持秩序。当时五大臣考察回国，载泽、端方等人途径上海，虞洽卿率华人队前往接受了他们的检阅，受到他们嘉奖。以后上海华界也效仿组织了“上海商团”，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成为光复上海的一支武装力量。
1908年，虞洽卿与一批旅沪宁波籍人士袁鎏、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璋、周晋镳、陈薰开办四明银行。
1909年，虞洽卿又开始投资于航运业，先后创办宁绍、三北、鸿安3家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上海至汉口的航线，获得巨利，为当时国内民营航运企业之首。
1910年，他在南京发起南洋劝业会，任副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资助同盟会经费，沪军都督府成立，任顾问官、闸北民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1920年起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1924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1925年五卅运动中起初曾支持罢工、罢市等活动。1927年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又支持蒋中正四一二清党反共。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10年时间内，他曾任上海特别市参议会参事、中央银行监事、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并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从西贡、仰光运来平粜米，解决租界内难民拥挤而缺粮的危机。不过也有人指出他从中假公济私，获取大量利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一直留在上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完成重庆方面的任务，和日汪势力斗争捍卫重庆在上海租界的有限主权，保证重庆对上海租界华人法院、及华董位置的控制。但是1941年，汪精卫集中力量要控制租界主权，虞洽卿在沪已无可为，他离沪赴港，蒋介石方面为了避免虞洽卿被汪精卫政权利用，建议他去重庆。到重庆后，蒋介石设宴欢迎他。但是离开上海的他，在公共事务上影响力锐减，蜕化成一个纯粹的政商。
1941年到重庆后，他的主要身份从一个航商变成了贸易商。利用特权关系，囤积战时紧俏货物，大量购买汽车，走陆运，获得巨额利润。
虞洽卿还是为数极少的华人东正教徒之一，教名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1935年成立上海中国正教协会时，他担任会长。不过该会存在了2年，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活动。
虞洽卿路：1936年，虞洽卿庆祝七十岁生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1936年7月2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外籍董事占绝对多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共租界内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以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将位于宁波旅沪同乡会门前，纵贯租界中心的南北向主要街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10月1日正式改名，举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礼。（上海法租界内也有一条用华人姓名命名的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但只是一条又短又窄的小马路，朱葆三是浙江定海人）。虞洽卿路的名称一直使用到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恢复原名西藏路，1946年蒋中正政府再将其更名为西藏中路，此后路名未再更改。
浙江慈溪龙山虞氏旧宅建筑群（天叙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武进路虞氏住宅（闸北区武进路560号、580号），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陈炯明
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竞存，绰号阿烟，广东海丰人，曾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中华民国陆军部陆军总长兼内务部内务总长和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他主政广东期间曾推动广东建设，设立广州市。陈炯明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联省自治，曾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实践其政治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才是中国应走的方向，反对北伐，并且因此驱逐他曾经支持的孙中山。最终陈炯明被孙中山和蒋中正打败，退居香港。
1898年中清朝秀才。1906年，陈炯明入读广东法政学堂，为第一届学员，同届同学中有邹鲁，教员中有朱执信、古应芬。在读期间，曾领衔控告惠州知府陈召棠。于1908年7月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陈炯明毕业后回乡一年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指鸦片，非烟草）局等社会工作。又筹办《陆安自治报》（后改称《海丰自治报》）。
1909年7月，陈炯明当选广东咨议局议员，积极推行各种改革社会与保障人权的议案，后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创办《可报》支持革命党。
1910年参与倪映典的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陈与马育航，龚石云等经香港回海丰，期间也有参加刘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活动。至5月返回广州，参加谘议局议论整顿粤汉铁路及筹抵赌饷等事的临时会议。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他一方面参与起义，另一方面又借助自己的议员身份，以个人的房产保护革命党人的准备工作。陈炯明在黄花岗起义中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中，或说临阵脱逃。之后陈避居香港九龙城南，后在南洋华侨的资助下，在海陆丰筹备革命武装力量，占领惠州后改称“循军”。广东光复后，他带领循军入广州，亲往清朝新军滇军的将领龙济光处将其说服，并将其部队交回其管理，任命其为广东总绥靖处副经略使。陈炯明在广州整顿军队编制，循军自行解散。
民国成立后，陈炯明历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龙济光在二次革命时跟随袁世凯，击败陈炯明控制了广东地区。8月4日，陈炯明部下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在牛王庙炮撃都督府，陈闻变，即逃往香港，又遭到香港政府的驱逐，原打算前往法国，到达新加坡时得知广东的袁党内讧，军中又有支持革命者，陈便打算留在新加坡以图日后反攻。其后曾短期旅游法国。期间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文个人，陈炯明认为其不符合民主思想，并未参加。
1916年陈炯明潜逃至广东东江地区组织广东共和军，反对洪宪称帝的袁世凯。陆荣廷的旧桂系部队击败龙济光进入广东，北洋政府调停龙济光退驻广东西南的雷州地区。陈炯明被北洋政府封为“定威将军”，调派回京“有要事谘询”，广东共和军由朱庆澜省长接收。
1917年12月中旬，孙中山派朱执信与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交涉，拨二十营警卫军与陈炯明，改编为“援闽护法粤军”，向福建进军抵抗闽督李厚基的攻势。陈炯明兼任惠潮梅督办，在当地设立筹饷局，在汕尾建立造弹厂等设施，并协助当地人修筑道路。孙文对陈炯明日见倚重和信任，尤其是向海外华侨募捐，把二十营警卫军改编为两个军，第一军由陈炯明统帅。1918年8月31日，援闽护法粤军进驻漳州。9月，建立闽南护法区。11月下旬，停战。
陈炯明在闽南逗留了两年零四个月，期间致力于建设闽南护法区，实行新政。桂系操纵的广州军政府于1920年8月11日下令以沈鸿英为攻闽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福建。陈炯明和亲孙中山的许崇智部队反攻，陈于1920年11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长期受到桂系力量打压的广东地区欢迎陈炯明主政，省外广东人合资汇款60万支持陈，又有华侨捐献飞机12架。陈炯明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并改编陈的军队由其直辖。11月29日，军政府任陈为总司令。
1921年2月中旬，孙中山召集广东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等人以选总统无异于自树目标，广东目前无力抵抗北方进攻为由反对，但最终未能阻止。6月，军政府派为援桂总司令。同月，桂系军阀再次进逼广东，陈炯明带兵迎敌。此战虽大败桂系且一度反攻广西，但死伤人员约有全军五分之一，士气大受打击。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民选议员和地方长官等）；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8月初，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原打算协助马君武筹划仿照广东省的“地方自治”计划，包括恢复省议会，筹设仿照广州的市政府。但孙再下令陈炯明北伐，激化其与陈的矛盾。
1922年夏，孙“自桂回粤”。4月，孙执意北伐，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回惠州隐居。4月21日，孙裁撤援桂总司令一职，“免陈炯明职”。同日，广东省政府免陈炯明广东省省长职，任命伍廷芳接任。
1922年4、5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使得孙中山原本的打算落空。6月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集会，宣布“非法总统”徐世昌无效。5月27日，命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
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之后黎元洪复职。北方各界以护法运动目的已达为由，纷纷希望孙下野，以求打破两个总统的僵局。而粤军中的叶举等人也联名发电文要求孙下野。陈的部下，粤军将领邓铿遭暗杀，孙文一方坚称是陈炯明所为，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史料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孙文一方所为。6月16日，陈部下叶举在通知孙后，出兵围攻总统府，鸣炮警示孙离开广东。“陈率部叛变”，占据广州城。孙转移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还击轰炸广州后离开广东，史称“六一六事变”。9月16日，陈自任总司令。蒋中正即回师广州讨伐陈部。
胡适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主张上的冲突。
1923年1月4日，孙文通电讨伐陈炯明， 并收买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与拥护孙文的许崇智粤军联合，组成东西两路“讨贼军”，合击陈炯明。1月15日陈炯明宣布下野，次日撤出广州退守惠州东江。2月21日孙中山重回广州。
1923年5月28日到10月27日，支持孙中山的部队围攻惠州，粤军死守。陈炯明实际未有参加战斗。10月粤军反攻发动广州近郊攻势，未果后双方保持僵局。后1924年广州发生广州商团事变，广东各界由于孙中山的行为而转向同情粤军。陈炯明也已经策划好反攻计划，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孙中山的部队获得了苏联的支持并获得大量军火，在武力优势上压倒粤军有优势。
1925年，孙中山派蒋中正率黄埔军校部队两次东征，在第二次东征中苏联更派顾问直接指挥部队行动，粤军被彻底击溃。陈炯明兵败后被迫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5年10月10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陈炯明被推举为总理。
陈炯明晚年生活拮据，有时甚至三餐不继。九一八事变后，有日本人送他八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最终陈于1933年病逝香港，停尸于家中的一张行军床，连棺材也是母亲备用的棺木。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陈家收到各方挽联达三千多幅，陈立夫、邹鲁、章太炎、吴佩孚、段祺瑞、居正、尢列、张东荪、张君劢、朱庆澜、曹亚伯、徐傅霖、黄绍竑、陈铭枢、黄素居、徐景唐、黄三德、褚辅成、马育航、黄季陆、谢炳文等均有送联。因家中无钱下葬，灵柩存放于香港东华义庄。1934年他的旧部发起募捐活动，社会各界纷纷捐资，其中包括有汪精卫、陈济棠、蒋中正等人。1934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一，1921年陈任省长时下令禁烟的日子）终葬于惠州西湖旁紫薇山。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用12磅大锤猛击陈墓3米多高的花岗岩大碑未成，打算翌日用炸药炸平坟墓，第二天却被村民以害怕危及周边房屋为由保护起来。陈炯明墓在1990年被列入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之后多年，当地政府也没有修葺此墓。直到2010年底，惠州当地政府才重新规划修复该墓及周边地区。
1919年12月1日，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倡言“全人类社会主义”，并曾以“红年大熟”为题，祝贺苏联十月政变的成功。1920年1月1日，陈炯明又创办《闽星日报》，鼓吹进化论。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点，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由于陈炯明治理有方，漳州面貌焕然一新，一份德国报纸评价道：“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
1920年4月下旬，陈炯明部驻军福建期间，苏俄派路博将军（又译波达波夫）送列宁亲笔信与陈炯明联系，并咨询陈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在1920年5月8日给列宁的覆信中，陈炯明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希望“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并宣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将尽全力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
1920年11月陈炯明回到广东，就开始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他的最初目标是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
1921年3月，苏俄《外交部公报》称陈炯明为“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波氏访问前，英美两国的情报里，对陈炯明已常有“布尔什维克将军”之称。美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民国时期的联省自治并不是陈炯明最早提出的，梁启超在其所写的《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中，首次提出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
在地方自治上，政府颁布“暂行县自治条例”，“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务的决策权，而条例未规定者归省政府管理。县议会议员有限期，县政府受省政府监督。
民选县长由县民直接选举县长侯选人三名，再由省长择一委任，这是为了避免部分地方恶势力干扰选举。舞弊违法的问题则交由省法院处理。当时番禺县的县长选举，两次被法院否决。县级议员方面，每个县的议员名额由本县居民数量计算。议员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没有薪酬只有一些公务费用报销。
陈炯明将地方法院分为数级，分别为地方审检厅、一等地方法庭、二等地方法庭、三等地方法庭。同时他严禁自己的部队未经司令部允许将犯人就地枪决。
陈主政广东，就马上禁赌、烟（指鸦片）。并在广州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
陈一方面裁减广东驻军，另一方面着手裁减政府人员。
1921年初，广东省议会选出省宪起草委员会进行起草省宪。同年12月19日，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这比湖南与浙江两省的省宪晚几个月。广东省宪规定比较简单，起草主任黄毅与湘浙两省宪的起草人，中华民国约法起草人之一王正廷有密切联络。 陈炯明并没有批准和实行广东省的宪法草案，到了他那儿就石沉大海。
陈炯明在任期间，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他又下令兴建公路，公家兴办实业，扶持民间企业。
1924年4月6日，当时陈炯明所部洪兆麟军饷欠缺，二人以筹集军饷为名，在潮梅各县开设神庙、坟墓捐，把神庙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等10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坟墓一等１元，二等６角，估计收入700多万光洋。7月29日，陈炯明又与洪兆麟在潮汕开办麻将捐，第一年可收6.2万元。同年，陈炯明征收烟税300多万光洋，解决了许多财政问题。
陈炯明曾在家乡和梅州、揭阳等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
1920年10月，陈炯明以广东省省长名义致电陈独秀，请其来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兴办教育。陈独秀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同意后，12月16日晚，陈独秀同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一道，从上海赶赴广州，一起面见了陈炯明。
1921年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出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总揽全会事务。在陈炯明的支持下，陈独秀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教育模式：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首倡男女同校。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开办工人夜校。开办俄语教学。
陈炯明亦对女权运动大力倡导并给予支持，主张经教育权利、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现实主义的顺序渐次达到。
1921年1月，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相继在广东省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并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由于陈在广东执政时间过短，以至于很多政策、措施还没有机会实现，便在孙中山完全掌权后被废除。
1918年1月，陈炯明曾资助83名男女学生留学英、法、美、日，彭湃即身在其列。1921年5月，彭湃自日本学成归粤，于故乡海丰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与“劳动者同情会”。8月，他前往广州向陈炯明说明情况，得到陈的支持，并被任命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陈炯明最初对彭湃发起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抱持宽容与支持之态，并试图说服彭湃为其服务。
随着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会的扩大，海丰士绅阶层屡向陈炯明报告农会的危险性，尤其农会与国民党之间愈益密切的关系。1924年2月10日，陈炯明将彭湃、王作新与海丰的豪绅代表邀至私宅会面。彭湃表明了自己的所有观点，豪绅随即向陈炯明施压，王作新则称若陈炯明继续庇护农会，他将罢职。 3月21日，王作新奉陈炯明之命布告解散农会，海丰农会转入地下状态。彭湃因此对陈炯明深为愤恨，称“此人非杀不可”。4月上旬，彭湃转赴广州加入中共。 1925年2月黄埔军校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彭湃和海陆丰农会积极参加及配合东征军，击溃陈炯明的部队，海丰县农会于1925年3月恢复；6月东征军暂离开海丰，陈炯明部重占海丰后对农会进行了报复，并毁了彭家。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
章太炎赞誉陈炯明“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
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还是中共，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19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陈炯明之子陈定炎著有《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一书，企望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但由于引用资料过度依赖《华字日报》，遭到杨津涛、刘京一等学者的批评。
刘仲敬评价陈炯明：真能不受外援，不卖国土，唯陈炯明足以当之。陈炯明历任方面大员，毫无贪污，家无恒产，病危不能支付房租，死无买棺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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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
李石曾（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民、真石增，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私立南通大学首席校董。
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石曾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宦之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是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鸿藻（1820年2月14日—1897年7月24日），字兰荪，号石孙、砚斋，河北保定人。同光年间的清流领袖，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河南学政。
亲家公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1880年生。武昌方言学堂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教员,后改任长沙师范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第三子，6岁即熟读诗书，15岁从京城名儒齐禊亭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在巴黎，李石曾入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
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界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同年，经张静江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巴黎分会。
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豆腐，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
911年李石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天津，他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
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
1913年初，首批由俭学会资助的30名学生赴法，李石曾安排他们进入巴黎南郊的蒙达学院。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石曾避往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北方陷于战火之中，中国的俭学生大都避往法国西南部，一时生活无着，处境艰难。
1914年李石曾与蔡元培、汪精卫等组织了留法西南维持会。1915年6月，李石曾援引豆腐公司的成例，和蔡元培等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留学生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
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他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同时，李石曾还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了留法高等预备班。这个班的设备好，教师水平高，是向法国输送留学生最多的预备班。
1918年，北京成立法文专修馆，李石曾任副馆长并亲自授课。由于赴法学生与日俱增，华法教育会应接不暇，心系勤工俭学事业的李石曾再度到法国，亲自为学生们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工可做，陷入困境。李石曾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及教育界人士关系，多方奔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工作。
1920年，李石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同年，他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在法国建立里昂中法大学。
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中法学院、中央研究院。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他参与驱逐溥仪出宫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建，曾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8年，在国民政府任命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中他位列第一，成为第一任理事长。
1949年移居海外，1956年回到台湾，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元老”之一。
在筹建故宫博物院的过程中，曾力排阻挠干扰，组织专家全面清点宫内文物、图书、物品，并抓住时机创立故宫博物院，中国博物馆事业由此向正轨化发展。在故宫任职期间，设法确保故宫文物、典籍免遭流散。1926年遭北洋政府通缉，被迫离开北京。
1928年，故宫博物院重新组成理事会，仍为理事长，并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29年筹建北平研究院，任院长。1931年被派为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副会长。
1932年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外交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回国主持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大会。著有《石僧笔记》，遗稿有《扩武自述》、《石僧随笔》等。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宫。11月5日，李石曾以民间代表身份参与其事，出任故宫财产清理保管委员会主席。
1926年，张静江和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因关系密切，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
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李石曾任院长。
1927年4月，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多次开会密谋，鼓动和支持蒋介石反共，“四·一二”政变后，李石曾又全力支持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抗战期间，李石曾在欧美从事外交活动。
1948年他回国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以后去瑞士。
1956年，李石曾定居台湾，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73年9月30日逝世，终年92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他不是书法家 随手为故宫博物院写了五个大字 成为一段经典.。这几个字雄浑大气，厚重沉稳，神似颜真卿书法真迹，很多人以为并非真人书写，而是从颜真卿书帖里集字而成。
于佑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陕西三原人，籍贯陕西泾阳斗口于村，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近代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髾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时人多敬称其为于老。于右任早年系中国同盟会成员，民国成立之后长年在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担任监察院院长达34年，是历史上在任最久的五院院长。同时他也是上海大学首任校长。于右任长髯飘飘，是其一大特征。
于的生母赵氏在其两岁时病重，将于右任托付给二伯母房氏抚养。7岁入私塾，17岁于右任中秀才，23岁中举人，1904年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24岁的于右任曾披头散发，光着上身，提一把砍刀，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配上“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题联。这被三原县令德锐和陕甘总督升允举发，遭清廷通缉，流亡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震旦公学。在震旦学院，于右任受到马相伯院长的赏识。他开始在《新民丛报》上以“于右任”为名，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后在震旦学院肄业。1905年赴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 于右任先生的晚年回忆作品《怀恩记》里，有这样一段话：“陕西提倡新学，最用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其弟长安毛俊臣先生，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问业于毛先生”。陕西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毛昌杰便是于右任的老师。
1907年4月2日，于上海四马路群学社书店创办大型日报《神州日报》，虽未声明是革命派言论机关，但实际上革命倾向非常明显。创刊后仅80天，因邻居家失火，殃及报社，编辑、印刷、营业部均被烧毁，于右任无力恢复，自行辞退。离开后经几个月的筹备，1909年3月26日创办《民呼日报》，由于负面报导很快遭到清廷控告，被逐出英租界，被迫停刊。停刊两月后，10月3日，于右任在法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很快由于报导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遭朝鲜人安重根刺杀事件倾向性明显遭到日方抗议，租界当局于1909年11月查封了《民吁日报》。后在沈缦云资助下与1910年10月11日创办《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于右任逃亡日本，《民立报》停刊。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于右任也跟着辞职，仅在任4个月。1918年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成立陕西靖国军，任驻陕总司令。
1919年1月5日，孙中山函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勉其贯彻民治主义，望念国事之艰暨西陲之要任，万勿遽怀灰心而有引退之意。3月15日，于右任通电南北代表及全国各界，对上海西报所载靖国军出兵西安一事辟谣，并责北军仍违约进攻靖国军。3月19日，于右任电唐绍仪，告以陕西东路为北军占去，靖国军关山吃紧，乾县之围愈急，次日又电称“各处战争，仍未停止”。4月4日，陕西靖国军总、副司令于右任、张钫通电南北有关各方，告以“乾县敌军仍行攻击”，4月12日于、张专电朱启钤，称“乾县围尚未解……战事未已”，并谓陕西划界监视员张瑞玑处陈树藩势力范围中，“其言论行动难保不为所利用，一切电函切祈慎察”。4月15日，于右任、张钫联名电唐绍仪、朱启钤，指责张瑞玑关于陕省停战通电，违背事实，蒙蔽和会，污蔑靖国军。
1922年在上海，于右任参加创办上海大学。1924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年底陪同孙中山北上赴京。
1926年1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苏联促冯玉祥速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冯玉祥由苏俄回国，督率所部横越朔漠，经过宁夏，进入甘肃，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于右任先由五原起行，兼程回陕西收集国民二军及国民三军馀部，组成联军，率领7个师大军，东进援救陕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指任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全国后，于右任历任审计院。1931年监察院院长，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
1932年秋，筹备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并就任首任校长。
1948年4月19日，在当年3月的总统选举过后，曾参选副总统选举，然而根据当时的国民大会秘书处所公布副总统候选人签署代表人数：于右任获得512票的签署支持，仅次于孙科。在4月20日下午的首轮投票中，于右任只获得了493票，却在同时竞选的六人中排名第四，而无法进入第二轮投票。
1948年6月，于右任当选为监察院院长，刘哲当选为副院长。
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青田街官邸。于右任寓居台湾十五年，台湾书法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日记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边自注：山要高者，树要大者）。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大陆乎，何日光复？”
1月24日，于右任于日记中写下《思乡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海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8月12日，于右任因病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后于11月10日20:08病逝。墓位于台湾阳明山国家公园巴拉卡公路上。
于右任去世后，中华民国政府在玉山主峰树立其雕像，计3公尺高，本意在补足4,000公尺高度（玉山当时测量数据为海拔3,997米），并有尊重于右任遥望大陆遗愿“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之意。但铜像于1995年、1996年二次遭到破坏；其中参与1995年11月1日第一次“砍头”的“元凶”叶博文（前建国广场成员、前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馆长、核四公投促进会执行长）在追诉期过后的2007年2月12日首次公开承认破坏行为并引以为荣，而另二位破坏者为林长安（前绿色和平电台主持人）与陈朝顺（绿党2002年台北市第六选举区市议员候选人），三人破坏的理由为“还我玉山原貌”；在首次被“断头”经修复后不久，在1996年5月初被整个拆除、丢入山谷，不知所终，这次破坏迄今无人出面承认说明。
台北市仁爱路与敦化南路交叉处的仁爱圆环设有台北于右任铜像，在1998年迁至国立国父纪念馆。
位在基隆市的崇右技术学院为于右任所提议创设，并于1964年开始招生，学校名称有崇敬于右任之意涵。
2012年，位于阳明山的于右任墓被定为新北市三级古迹。
2014年3月，台湾爆发占领立法院事件，于右任题写的“立法院”匾额被示威群众拆下，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20日表示，匾额已取回，先暂存分局内。
2014年12月，为纪念于右任逝世50周年，其籍贯陕西泾阳县和出生地三原县都举行了纪念仪式和家祭。于右任的侄孙女于媛与陕西乡亲70馀人12月16日前往阳明山于右任墓园，以古礼献上了来自家乡的泥土、泾渭汉河水和五谷等祭品[10]。于右任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12月17日在台北举行，两岸逾百位人士出席。中华民国副总统吴敦义出席，并认为：于右任先生参与革命有成，在任监察院长期间端肃政风，更在书法上取得很大成就。
于右任晚年赋诗一首：“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亡国三恶因》：
1.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2.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3.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宵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于右任精书法，尤擅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于右任被列为“民国四大书法家”[13]，其为楷书谭延闿、草书于右任、隶书胡汉民、篆书吴稚晖。
于右任1932年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草书，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著作《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牧羊儿的自述》（1953）等。
轶事
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时看到员工随处小便，遂提笔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公告张贴，因墨宝珍贵被人偷去收藏；又因于的标准草书字字可分离，后人便重新组装成“小处不可随便”。
中华民国政府原来将中东国家“Yemen”翻译为“也门”，于右任认为“也”在中国古代是阴户的象形字，因此“也门”的译法有不雅之嫌，在《中央日报》上投书建议改为“叶门”，后遂其愿。
香港著名客家菜食肆泉章居于石硖尾巴域街店的招牌，由于右任于1954年所题，店楼房外墙的招牌题字仍然留有于右任的签名和盖印。店家称当年于右任喜爱泉章居的盐焗鸡，因而题字相送；又有说，第一代老板陈奕泉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坚持所有食材及用具均需产自台湾或有关之商号，可能因这关系获于右任题字；真相无从稽考。巴域街分店已结业多年，但招牌仍然遗留在大厦外墙上。
香港旧式具有历史的宗教圣地，佛教道场尸罗精舍多处地方仍存有于右任所提的牌匾。
长子，于望德（1910－？），早年赴英国留学，先入爱丁堡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入伦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国民党英国爱丁堡支部书记。返国后历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宪政计划委员会法制组专门委员、经济会议政务组副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后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十三期和国防研究院受训。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驻哥伦比亚全权公使；6月兼驻委内瑞拉全权公使；7月兼驻厄瓜多尔全权公使。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54年11月，任驻巴拿马大使。1955年兼任驻洪都拉斯公使。1956年卸任，从巴拿马返回台湾，任外交部顾问、行政院顾问、外交领使人员讲习所顾问、中国文化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国防研究院首席讲座等。1984年于望德捐赠“南宋影青印花水草纹盖盒”给国立故宫博物院。
次子，于彭（1916年9月9日－2019年9月14日[17]），字仲芩，金陵大学肄业后，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国际关系研究员。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美洲司专门委员。1956年3月，任中华民国驻秘鲁大使馆参事。1962年10月，任驻牙买加大使馆代办。1967年2月起，先后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简任秘书兼国外经济文化事务委员会执行秘书、研究设计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秘书、行政院参议等职。1971年7月，调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公使。1976年1月，任外交部领事事务处处长。1980年1月起，担任中华民国驻宏都拉斯大使。2016年于彭捐赠所藏18件其父书法珍品给国立故宫博物院，2017年6月国立故宫博物院展出3个月的“自然生姿态－于右任书法特展”，当中主打选件就为于彭捐赠之精品。
四女于念慈，其夫张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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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智
许崇智（1887年10月14日—1965年1月25日），字汝为，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潮州府澄海县，建国粤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许崇智出身广州名门西关许氏。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三期步科。1906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福州陆军第十镇第20协协统，参加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当年更威胁上司福建提督孙道仁加入同盟会。于1911年11月更命令起义军发射了首枚炮弹，揭开福建起义战争的序幕，清军最终不敌。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回国，参加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1917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事，成为粤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19年，粤军被编为两个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1922年，孙中山决定北伐，并任命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陈炯明的部下发动六一六事变后，许崇智部借道江西进入闽南。1923年1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任东路讨贼军司令，从闽南方向讨伐盘踞广东的陈炯明。1924年就任建国粤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最高级军事将领。1925年1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参加第一次东征，继续讨伐陈炯明，击败陈军主力。
许崇智与蒋介石纠缠不清，因他在1916年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两人同年1887年生，更力排众议推荐他任黄埔军校校长，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却遭蒋出卖，许氏官邸遭黄埔学生军包围夺取军权，开始了两人之后40年时敌时友的关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一时间成为仅次于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国民党领袖。当年8月20日，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以国民党右派涉嫌最大为名排挤许崇智，许的很多亲信被抓，本人被迫到上海避居公共租界。1927年冬，蒋给许旅费20万元，令许先后到美洲、欧洲等地旅行两年多。1929年，许返回上海。
地位崇高的许崇智后常遭汪精卫威迫任汪精卫政权领导，故1939年从上海偷偷移居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许崇智被日军拘捕并囚禁，再逼他支持汪精卫政权，许崇智誓死不从，偷渡至澳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专机到港迎接许崇智回南京，1948年聘他为首批总统府资政，之后他一直留港，是国民党人到港必拜见的人物，至196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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