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6—1）2023.12
资料汇编
红朝炼狱；中共杀戮政治犯典型案例
刘文辉 1967.3.23——————–1
陆洪恩–1968.4.27——————–3
林昭 1968.4.29 ——————13
遇罗克 1970.3.5——————–19
冯元春 1970————————22
王佩英 1970.1.27————————–32
陆兰秀 1970.7.4 ——————-39
蔡铁根 1970。3.11——————41
黄立众 1971————————48
张志新 1975. 4.4———————52
王申酉 1977.4.27——————-57
李九莲 1977.12.14————————58
钟海源 1978.4.30——————-63
李旺阳 2012.6.6——————–66
孙林 2023.11.17——————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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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
刘文辉（1937年—1967年3月23日），上海人。因为系统地从理论上激烈批评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主张民主，于1967年3月23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1957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的刘文辉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1962年他被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晖新村11号。文革开始后，刘曾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与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先后被关押13年。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判决，平反纠正，“宣告刘文辉无罪”。在此前，刘文辉父亲刘宗汉和弟弟刘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彻底平反。2004年，刘文忠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书中记叙了刘文辉和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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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洪恩
1968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关于枪杀陆洪恩等人的报道全文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
本市举行公判大会镇压现行反革命
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表示，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 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本报讯 为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昨天在本市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严厉判处了一批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会上，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柳友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陆洪恩，杨望义，张鹏宏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判处其他三名现行反革命罪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昨天，本市一万多名无产阶级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充满了深仇大恨，参加了大会。革命群众齐声朗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参加大会的和会场外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的革命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他在分析了当前大好形势后指出：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敌人越要作垂死挣扎。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最后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专政机关的工作要同群众专政结合起来。广大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布下天罗地网，筑起铜墙铁壁，一切阶级敌人都将无处藏身，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揍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会上，还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他们对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表示坚决的支持，他们在发言中还一致表示：在这场政治大革命中，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提高革命警惕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 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场内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陆洪恩之死
王友琴
陆洪恩，男，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4年起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文革前一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1966年5月再次发病，因发病时曾有所谓“反动言论”，1966年5月28日被公安局拘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枪杀。
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个在发病时在小组会上说了一些并不严重的批评文革的话的人，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监禁两年后判处死刑枪杀。陆洪恩的遭遇浸透了“文革”的血腥和残忍。
陆洪恩出身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他的妻子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任上海舞蹈学校的钢琴伴奏师。认识陆洪恩的人说他极为聪明，不但有音乐天才，还富有文采，文章写得很好。这应该是事实。因为上海交响乐团是高水准的乐团，他应该是个优秀的艺术家。
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随后，陆洪恩被送回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隋月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接受治疗，病情缓解后出院。他能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
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他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他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那时在上海交响乐团发生的事情是，团里分组进行“政治学习”，讨论姚文元刚发表的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发表在1966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三家村”是三个人联合使用的笔名，他们以此笔名在1961年和1962年发表了一些杂文。姚文元的文章声称要揭露这些杂文的“反动本质”，把这些杂文的内容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射和攻击，目的是要让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对这些短文的这样的攻击，也成为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斗争”的一条“理由”。当时的人们都只能唯唯称是，照着《人民日报》的说法发言。但是陆洪恩在小组会上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团里的人和他辩论。他亢奋起来，滔滔不绝地陈述别人都不敢说的看法。当有人驳斥他的看法，说他和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一样。在这种刺激下，陆洪恩说，你们说我是，我就是，并且说了“赫鲁晓夫万岁”。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在1956年开始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残酷迫害并给受害者平反。虽然赫鲁晓夫只是部分地否定了斯大林，他被毛泽东当作“修正主义”的头目抨击，并且在文革前夕遭到中共越来越凶狠的咒骂。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陆洪恩是有精神病的人，在开会辩论时，在对峙的情况下，陆洪恩越说越激烈。因为陆洪恩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并且负气喊了“赫鲁晓夫万岁”，这就被当作了“反革命事件”。结果，陆洪恩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捉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现在回观往事，我们可以认为，陆洪恩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是相当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姚文元文章的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方式非常反感，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都知道把真话说出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刚刚开始时，一般人已经被驯制成不形成或者不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顺从者，没有人敢在公众场合说出自己和权力当局有违逆的想法。陆洪恩精神失常，所以不能懂得必须躲避锋头保护自己，他径自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他不能意识到他犯了大忌，将遭大祸。
在拘留所里，生活条件不好。陆洪恩得不到烟抽，而他是个吸烟很多的人。最不人道的是，陆洪恩从1965年第一次入精神病院之后，一直服用有镇静作用的氯丙嗪，被公安局拘留以后被停了药，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
据说，陆洪恩在关押中见到红色的东西就试图破坏，那时候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等东西。这种对色彩的狂躁反应本来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然而，由于红色被当作“革命”的象征，所以陆洪恩对红色的反感也变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据说他在关押中呼喊了“反动口号”，和毛泽东有关。具体喊了什么，不详。在文革中，大力追查所谓“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等等，但是被“揭发”出来并且被用来定罪的这类材料，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作“防扩散材料”，都不予公布，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专案组”的人以外，不准一般群众知道。不准“扩散”的目的之一是怕引起听众共鸣。但是，这些没有明确核实过的材料却可以被用来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陆洪恩1966年被“拘留”，在拘留所被关了一年后，在1967年转为“逮捕”。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文革时代，司法部门就不遵守法律。在“革命‘的名义下，抓人斗人，都是可以受到赞扬和奖赏的“革命行动”。
在陆洪恩被关押期间，他曾被押回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现在的人们可能不能想象在交响乐团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殴打折磨侮辱乐团里的成员。但是在文革时代，交响乐团不排练也不演出，全部时间用来进行文革，作出了大量野蛮残酷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被当作什么值得惊讶的特别的事情。在“斗争会”上打人甚至打死人，在上海，1966年8月之后一直在发生。就在上海交响乐团，1967年1月31日，已经是陆洪恩被拘捕半年多之后，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乐团的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拳打脚踢。她被男人狠打耳光，被罚跪请罪。在这场“斗争会”之后，当天晚上，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顾圣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937年生，1954年入上海交响乐团，曾经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顾圣婴死亡的时候，30岁。
更残忍的事情接着发生。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倒”了原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了文革的新的权力机构。毛泽东决定把这种新的权力机构改名叫做“革命委员会”，而不再象原来那样叫做“人民政府”。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他们就是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人中间的两个，在文革中掌有极大的权力。“革命委员会”实行毛泽东所说的“一元化领导”，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有判处死刑的大权。
1968年4月27日，上海“革命委员会”属下的“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在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当时已经被改名叫做“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对陆洪恩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除了陆洪恩，还有另外6人被同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6个人的名字是：柳有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杨望义，张鹏宏。因为陆洪恩是交响乐团指挥，是公众中的知名人物，所以笔者得以听说了他的死亡，并且设法调查到他的有关情况。和陆洪恩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另外6个人，笔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被判死刑，希望读者中有知情者能告知。
据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宣判陆洪恩等7人死刑的大会的全名，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这种“公判大会”在文革时代是各地常用的方式。这种“公判大会”没有法官，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陪审员。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这样一种形式，是从1950年代开始实行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极大破坏。不幸的是，这种形式在文革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普遍使用。而且，这种概念深深毒化了人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意识。即使在文革后，很多人说到这样的“公审大会”，也仅仅强调在这样的会上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是无罪的，不是“反革命”，但是不曾指明这样的“公判大会”本身是违法的，这是文革领导者的犯罪行为。
《解放日报》的同一文章还报道了“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一小撮积极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作为判处7个人死刑的理论上的根据，是些什么。批评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就可以作死刑判决的依据。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至于这是否事实，又在另一层面上形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对陆洪恩的行为，根本没有允许为他辩护，也不允许把他说话的上下文和情景以及意思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考虑他精神失常的因素。
《解放日报》的报道还说：“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文革前，判处死刑，准许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虽然据说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推翻过下面的判决，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需要这样作。这种宣布判决、立即枪毙的做法，在法制史上是空前的。判决不是正常的判决，死刑执行也不是正常的死刑执行。对这样的方式，应该提出起诉，进行审判。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可能进行这种审判。
“文化革命广场”的容量大概是一万人。上海当局除了召集满广场的人来开“公判大会”之外，还组织各个单位的人收看电视上的“公判大会”实况转播。当时的各个单位，业务工作可以随时扔下，参加这样的文革活动，而学校本来就是在全面停课之中。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私人电视更是少见。上海是现代中国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不幸，当时的技术不是被用来造福于普通人，而是用来为文革服务。在上海，1967年，举行了几十场电视台上的“斗争会”，可以算是在迫害人方面运用了别处没有用的“高技术”。陆洪恩被判死刑的公判大会，不但有现场的一万多人参加，而且通过电视转播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当电视节目中没有交响乐也没有故事片播放的时候，电视技术被用来播放判处乐团指挥死刑的场面。
电视观众在屏幕上看到，陆洪恩被五花大绑，健康状况极坏，两年的监禁，把他折磨得完全不象一个49岁的人。以恶劣的生活条件虐待被关押者，这本身是一种犯罪，但是当时被公开作为警告和威胁普通人民的手法。
《解放日报》的报道还说：大会宣判后，七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时场内场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革命群众”对枪毙陆洪恩等人“拍手称快”，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实的。文革煽动和鼓励人们使用暴力，相当一些人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对于杀死他人，不但没有同情，还欢欣鼓舞，积极参与，甚至以害人牟利。文革杀人，到1968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手段比判处死刑还残酷。即使是不参加直接杀人的人，在1968年也变得相当麻木而缺乏同情心。在没有比文革在摧毁中国人的道德方面作得更彻底的了。当时的很多人，冷漠，也卑劣，即在狼的面前像羊，在羊的面前像狼。在陆洪恩这样的待宰的羊的面前，恻隐之心并没有多少。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这样报道也是夸大的，因为良心尚存的人们不是仍然是有的。报纸没有作问卷调查，怎么能说人人赞同，“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方式的用意之一是造成人人如此的假象，对那些心里不服的人们造成心理威胁，从而迫使人人都这样作。这种报道方式，就像“群众公审大会”方式一样，用“多数”来恐吓和压服别人，是非常恶劣的宣传手法和征服手段。
枪决陆洪恩等人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看到过布告的人说，布告上有他们的照片，模糊不清，更使人觉得恐怖，因为看了让人觉得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就会被枪毙。
陆洪恩被判死刑的时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在上海外语学院被对立派的“群众组织”抓去关起来。他们强迫他“交代”和陆洪恩的关系等等，试图抓到他在对待陆洪恩问题方面有什么“划不清界限”的“错误”，可以整他。只因胡国安一贯行事小心谨慎，总算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所以被关了两天后被释放了。
陆洪恩被枪决后，有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打死陆洪恩所用的子弹费。
据传，对陆洪恩判死刑，张春桥，“四人帮”之一，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过：“陆洪恩不是精神病，是反革命。他喊赫鲁晓夫万岁，为什么不喊毛主席万岁？” 笔者无法看到当时的会议记录，无法知道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在上海判处死刑，一定经过张春桥和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最后批准。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听过陆洪恩指挥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他作为音乐指挥的名声的。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时代，陆洪恩不是仅有的例子，即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当时会被当成“反革命罪”的话，被判重刑甚至被判死刑。对这样的人的判刑甚至枪毙，至少涉及了几个层面上的非法。
首先，他们精神失常，和文革的恐怖气氛，和遭到残酷的“斗争”，包括殴打侮辱等等非人待遇有关。陆洪恩在文革前就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不遭受文革时代的迫害，他的精神病不会变得那么严重，而且是可能治愈的。从当时一批“斗争对象”被活活打死的事实，可以知道那时的暴力程度有多么严重。在北京，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掀起时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上海，总的来说，被活活打死的人数没有北京多。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文革后的1984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11，510人。其中有一些人被活活打死，一些在饱受折磨和虐待后自杀，因此在各个局部，上海可能和北京一样残酷。在遭到残酷的“斗争”以后，他们未经法律审判程序就被关进监狱。在他们被关进监狱之后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当然已经无法说出。和他们一起被关押但是活着出来的人后来说出了当时监狱里的殴打、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心理折磨。这种通过“革命群众”之手或“专政机关”施行的暴力迫害是非法的。
第二，他们当时的言论是在已经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对于精神病人，不仅他们的的言论，就是他们的行为，甚至类似暴力攻击和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都不能作为量刑和判罪的依据。因为精神病人在发病的时候，无法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负责。另外，只有专业医生有权作精神病鉴定。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一个嫌疑犯，即使他没有精神病史，只要他的律师、辩护人或家属，提出他有精神病方面的问题，法庭都必须使他得到精神病专家的检查，获得专业医生的结论。对于有精神病史的嫌犯，法庭必须首先考虑这个因素。而陆洪恩一案非常明显，因为他因“精神分裂”住院治疗的经历，还是仅仅一年以前的事情，直至“案发”，他还在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病历具在，无可怀疑，否认他的病情因素，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故意不承认。
第三，陆洪恩这样的人，虽然精神不正常，但是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打架毁物，不对公众造成危害。定他们罪的“理由”，只是他们说过的一些话。既然当时的宪法上写有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就不应该成为定罪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定死罪的理由。即使这些话是精神正常的人说的，也不应该是罪，更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在文革中，这类言论当时被称作“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机关内部还将之简称为“恶攻”。“恶攻”是当时最大的罪之一。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一般被简称为“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定义，什么样的言论是“攻击诬蔑”。不小心弄脏了毛或林的照片，开个玩笑，都可以成为“恶攻”，成为“现行反革命”。
另外，尽管这种“恶攻”言论可能并不是向公众作出的（陆洪恩在这方面是个特例，但是这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也没有任何录音或文字记录可作证据，只要有两个人揭发（这两个人可能受到了包括拷打在内的威胁或者利诱），就可以坐实。然后这种“恶攻”就可以成为重罪甚至死刑罪。如果作自我辩护，那就会当作“抗拒从严”的例子受到更残酷的处罚。“恶攻”罪名在文革中害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酷法，却在文革中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1979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领袖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人们听了才意识到文革的规则的残酷程度。在历史上，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杀害人不是少见的现象，但是，他们杀人，常常找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一般是“谋反”“贪污”“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理由”可能不是他们真心想的理由，而是他们找的借口，这种指控也可能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假造的，但是，能够放到桌面上来的，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文革时代，“中共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自己，发出指令说“攻击诬蔑”他们两人就是有罪，是重罪，这样的酷法，史无前例。只是文革十年反复贯彻这样的信条，以致人们都有了“从来如此”的印象。
第四，确定对陆洪恩等人处以死刑，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其中重要的是辩护和上诉。如果允许辩护，即使可以把说赫鲁晓夫好话当作判“反革命罪”的根据，至少还可以请上海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为他的病情出庭作证。另外，文革前判处死刑，被告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死刑才得以执行。文革中改变了这一制度，死刑批准权到了各省和直辖市，由各省和直辖市在文革中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批准死刑。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理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三位一体，死刑由共产党党委会决定。在上海，1967年的“一月革命”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枪杀了陆洪恩和林昭，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人。 有人记得，1969年10月为“庆祝国庆”，上海有六十多人被枪毙了。张志新是在1975年4月由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决定判处死刑枪毙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其中起了最后决定的作用。
1981年，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的两个，受到了审判，张春桥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了18年徒刑。能够用法律程序而不是谋杀或秘密囚禁来解决共产党高层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审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时候，他们明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最得力的帮手，他们的最大的罪名竟然是“反对毛主席”，他们杀害陆洪恩以及类似的普通人民的罪行，却没有被得到起诉。
陆洪恩本来是一个在乐池里把美好的音乐带给人们的人。交响乐曾经通过他手中的指挥棒流向爱音乐的人们。他不幸患精神病，如能得到医疗，病情可能缓解甚至痊愈。但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他被逮捕，在文革的第三年，他被杀死了。
胡国美和陆洪恩的儿子叫陆于为，父亲被杀害时他18岁。他被送去新疆劳动11年，直到1979年才返回上海居住和工作。
陆洪恩死后，他的妻子胡国美生活在忧郁和压抑中，现在已经去世。
为了他的死，为了寻求法律正义，应该再审判一次“四人帮”和其他文革的领导者。
【编者按：中共统治下的“反革命”罪，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悪攻”—–“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罪，而其中最重点的就是“防扩散”罪，即呼叫“反动透顶”的口号：“打到毛泽东”。陆洪恩是在被批斗中逼迫至极时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批斗他的打手立即疯狂施暴，陆洪恩则拼死喊叫：“我就是要叫—-打倒毛泽东!打倒毛泽东”！——–此事在当年就流传于上海民间。】
林昭
林昭，原名彭令昭。
1932（？）年，彭令昭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她的父亲是彭国彦，他于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以毕业论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等取得学位；后来，他在1928年9月国民政府首届县长考试后成为榜首，并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后又任江阴县长等。她的母亲是许宪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坐过牢，始终和抗日人士保持联系。曾任苏州《大华报》总经理，并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且曾（秘密）资助中国共产党等，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民革成员和政协委员，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她还有弟彭恩华与妹彭令范。在文化大革命后，彭恩华成为文学作品翻译者，后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获颁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终于2004年于盐湖城过世；他曾秘密保留她的骨灰盒。
此外，她有舅父许金元及许觉民等。许金元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青年部长，后于四·一二事件中，被中国国民党处决。许觉民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1943年，她考入苏州萃英中学。 当时，受母亲影响，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抱持极大热情。毕业于景海高中（景海女师）后，她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该校一度被称作“革命摇篮”，是中共所创办），并表示下定决心投入革命事业，且（发誓）“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她甚至曾无中生有地“揭发”她父亲“犯下的过错”。多年后，她（对此）表示：“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
1949年以前，她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她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等任职。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她的姓名改为林昭。
1954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之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成为毛泽东时代表现最突出的记者。同时，她也观察并意识到现实世界与她的想像的差距，因而在思绪上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中。在该校自由的风气中，她的思想逐渐扩展；同时，她对先前编造父亲“罪行”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1955年春，她加入该校学生社团“北大诗社”，并任该社团发行刊物《北大诗刊》之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她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辑委员，并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之主编为乐黛云。她与张元勋是该刊物第2期的责任编辑。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于北京大学校园等地）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以响应中共中央的“鸣放号召”政策。随后，北京大学校园内日渐出现更多大字报，学生也就此互相辩论；有人认为有些大字报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同月22日，她在公开辩论场合中，反对前述批评，并表示：“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同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自《红楼》编辑委员会开除，并表示该决策之原因为该二人参与于“右派”刊物《广场》之编辑委员会；在会议现场，她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责“右派分子”借由“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名义，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1957年，她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中公开支持同校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等，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归类为“右派”，并被舆论等加以攻击打压。后来，她被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反革命集团罪”等为由，于1962年起被关押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书写带有大量反对毛泽东等相关内容的日记等。
1957年秋，她与张元勋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而幸存。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且“态度恶劣”，遭有关当局加重处分，判以劳动教养三年。她不认同该处分，并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提出质问，表示：“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时任该校领导者）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京大学当时约有八千位学生，其中约1500名师生被归类为“右派（份子）”，其中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至中国的荒凉边疆地区，后经20馀年才得以平反。
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任系主任是安岗，北京大学原校系主任罗列改任该系副主任；罗列当时也被归类为“右派分子”），她于是在罗列的带领下，入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她当时体弱多病等，罗列冒险替她请求宽恕与帮助；她于是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该段“监督劳动”期间，她与同在该资料室“劳动考察”之该校学生甘粹（也因故被归类为“右派分子”）发生爱情关系；随后，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负责管理他们的组织领导等，表示此举为“抗拒改造”，因而驳回该申请。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同年冬，她的病情加重，咳血加剧；她于是请求有关当局准予她休假并至上海休养。1960年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准该申请，随后母亲将她带至上海。
在上海疗养期间，她受当时江浙地区结社文化影响，并与来自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等结识。当时，兰州大学（学生）张春元等，正在准备筹办《星火》杂志，以针对中国时下社会及政治现象提出批评。随后，她的诗作《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等，发表于《星火》第一期。不久，涉及《星火》编辑事务者等皆遭有关当局搜捕。1960年10月，她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
1962年3月，她被有关当局准许保外就医，在苏州结识了黄政，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国改革方案。同年9月，她在苏州与黄政等讨论，并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她曾请求（旅居）上海之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携至中国之外公开发表。
1960年代，她的母亲受洗为基督徒；也有一些教徒会前往他们家中讨论圣经的内容。1963年，她于写作时使用“主历”一词；该纪录或可证明她在当时已成为教徒。
1962年12月，她又被有关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她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写信给时任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报社）等，反映案情并表达其政治见解，但都没有得到回应。据她妹妹回忆，因在狱中无法取得纸笔，她经常以鲜血在被单上书写。另外，因她在狱中表态拒绝（违背其思想而）服从有关当局，被狱卒认定为“表现恶劣”，并因而经常遭受严重虐待。
1965年5月31日，她于法庭上受审，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她随后写下《判决后的申明》；以下摘录部分内容：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1966年5月6日，她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她母亲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据彭令范回忆说，上海公安总局的人后来告诉她，这一死刑命令在市局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是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因此只能执行），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
1968年4月29日，她在狱中被当众宣布处以死刑；同日，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张春桥时任南京军区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终年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事件在1981年报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的《历史的审判》一文中提到），称“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
她于枪决前日模仿汪精卫的绝命诗《被逮口占》，写作如下诗句：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林昭在1960年10月被捕的一个月后，其父吃老鼠药自杀；林昭被枪决后，其母精神失常，在文革中亦被打为右派，头上带著“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内有1981年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判决书。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2003年，中国独立制片人、前新华社记者胡杰把他过去五年中亲自寻访认识林昭本人的80人的录像纪录，更通过特别途径拍摄到林昭狱中文稿，完成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其相关采访《寻找林昭》刊登于2004年8月11日《冰点》，年终时因题材关系，另外“文气丰沛，贯穿首尾”，被章诒和评为她所看过描写林昭最好的一篇，因而得2004年度《冰点》周刊“最佳特稿奖”。
2005年，独立中文笔会设立“林昭纪念奖”。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9年4月，林昭的档案原件由胞妹彭令范捐赠给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2009年10月26日首次公开档案电子版。档案原件包括狱中血书，公开信，私人信件，以及家庭照等。网上有档案目录，档案电子版可供研究。
2012年12月16日，各地网友12月16日在苏州灵岩山林昭墓前举行活动，纪念林昭的80冥诞。据现场照片显示，有十多位国保便衣在网友纪念过程中监视并录影。
2013年4月29日，林昭遇难45周年之际，有人拜祭林昭受到当地政府人员阻挠。
2016年4月28日，林昭祭日前一天，中国各地网民、维权人士等为避开政府干扰，选择提前一天来墓地祭林昭，但遭到公安封山及抓人。
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而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
林昭被部分舆论评价为圣女林昭，盘古乐队亦有一首关于她的歌曲名为《圣女林昭》。
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祖籍山东，出生于北京，是一名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曾写作《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处决。
遇罗克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所以遇罗克的出身属于“黑五类”，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在成绩达标的情况下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遇罗克从儿时起便酷爱读课外书，至被捕前，养成夜夜苦读的习惯。生前记了大量的文稿、日记和读书笔记（文革中因抄家风，不得不烧掉，只留下他最后的一本日记，亦成为给他定罪的内容；当局至今未归还家属）。他做过多种职业：农业工人、代课教师、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的临时工等等。他把一个小学学习成绩最差的乱班在半年之内变为全校纪律与学习最优秀的班级，不过他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国共产党内部“走资当权派”以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阴谋引导社会阶级斗争方向，列举共产党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反驳血统论，指责血统论是走修正主义道路，严重侵犯人权，号召青年与出生论斗争到底。该文广为传播，影响巨大。1967年1月，在牟志京与遇罗文创办的六期《中学文革报》每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皆是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与血统论问题所写的文章，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中学文革报》期期被抢购一空，全国反响十分巨大；六期《中学文革报》上还有遇罗克用其他笔名所写的文章。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尚有其他器官被割与其他病人。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0月7日，北京民主墙民刊《四五论坛》第13期专辑，呼吁为遇罗克昭雪（马德昇特别制作遇罗克木刻插图）。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当局对遇罗克的尸体无任何交代，只付给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币作为抚恤金。遇罗克的日记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张照片都未归还，只归还了十几张照片。
1980年7月21日、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王晨、张天来长篇通讯《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王锐调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查证遇罗克的死刑处决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来亲自签发（因为遇罗克自称“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获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癌症病重代由吴德签发。死刑处决通知原文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其它说法还有：
1，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 遇罗克家人认为他是因六期《中学文革报》而死。
2，因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冯元春
冯元春 (1935 －－ 1970) ，女，四川省青神人，原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整风号召 “ 大鸣大放 ” 是时期川大乃至四川最先批毛泽东者。
其论点是：毛是伪马列主义者，与刘邦同类的乱世夺鼎，夺鼎成功后即杀高岗等功臣，语惊校园与海内。校内组织辩士与之大辩论，无惧。
中共省委宣传部组织省级机关上千干部赴川大礼堂与之辩论，冯元春立台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人迎战众围攻，有理有节有据，面不改色，语调激昂。笔者挤人丛作壁上观，暗暗称奇叫绝。当时尚无她认识之深刻，亦暗叹为女中丈夫也。川大校园与足球场数十米大字报栏上，尽是批她的檄文，省市报刊上也是连篇累牍之声讨，冯元春不退半步，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检讨；被划为极右，尚不罢休，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她徒刑 13 年，押简阳平泉农场劳改；拒不认罪服管，再加判无期徒刑，送南充省一监狱劳改。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清除出党时。冯元春笑曰： “ 我称他是杀功臣之刘邦、朱元璋，岂妄言哉？ ” 被人听见，报之狱管。此时，文革正讲加强全面专政， 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凡攻击已坐上神坛达到君师合一之毛泽东，皆罪不容诛。
冯元春有前科，更属严惩对象，由军管公、检、法系统之军人不经什么审判，先游街示众侮辱，再押至市郊火花公社广场，由农民斗争时，即用钢钎与锄头戳她、挖她，巳奄奄一息，再一枪杀死 — 北京大学女右派林昭是秘密处死，还残忍地向家属索取子弹费；四川大学女右派冯元春之遇难，受的是原始的中世纪之酷刑矣！
1980 年印制的四川省不改正右派名单有 26 人，由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印制，第一名即冯元春。
最早揭露毛泽东的女英雄冯元春－－她比林昭更一针见血，她比张志新死得更惨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五周年 ( 按：此文写于 2006 年 ) ，在这五十多年的岁月里我时时刻刻记着一个人，她就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可惜她早已离开人世，在毛泽东血腥的 “ 十年文革 ” 开始，被 杀于四川省第二监狱南充，死时不足三十岁，一个多么年轻美丽活脱的生命。下令杀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豢养在四川的一条恶狼李井泉。
我和冯元春只有过一次照面，还是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参予批判者立场。我没有见过林昭，只读一些写她的回忆文章。她们俩人都是大学生，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同是学生中的 “ 大右派 ” ，我似乎觉得冯元春的观点更为激进，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剖析更为深刻，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由于历史的尘封和资讯的闭塞，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我有责任把她介绍出来，让更多了解和认识她的人去补充去完善，在中国争取自由的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大概是 1957 年 6 月 2 日 ( 具体日子可能有误 ) ，当时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去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骑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辞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 “ 镇反 ” 、 “ 肃反 ” 、 “ 三反 ” 、 “ 五反 ” ，以及 “ 统购统销 ” 、 “ 农业合作化 ” 、 “ 中苏友好 ” 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置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 “ 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不可避免的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吴若萍先生 ( 后划为右派 ) ，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 “ 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 ” ，这个题目真叫语惊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 “ 太反动 ” 。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 “ 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 ！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材一般，个儿中等，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参加她鸣放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 “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 ‘ 无产阶级专政 ’ 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 ‘ 宪法 ’ 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和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 “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 吴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 “ 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 ‘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她说： “ 毛主席经常说： ‘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 1955 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 “ 反革命 ” 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 “ 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 ‘ 奉献 ‘ ；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 “ 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无疾而终，后来全国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诱导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发起了千古之罪的 “ 反右斗争 ” ，我也因一篇 “ 干预生活 ” 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折磨， 1980 年末 “ 平反 ” 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诉我说： “ 官方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二十年，后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服，经常上访，文革中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被处决。她死得比张志新还惨。 ” 又听一位朋友说： “ 中共四川省委有分内部文件，决定全省有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就有冯元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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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 — 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
作者：铁流
整理大脑中储存的 “ 反右斗争 ” 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三年前告别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的冯元春：二十多岁 “ 天之骄子 ” 的女大学生，短头发、圆眼晴、瓜子脸、中等个儿、深沉少言、貌不出众，却语出惊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
那是 1957 年 6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的第四天，她竟敢在四川大学礼堂面对数千学子说这话。仅是勇敢吗？不，是知识人的良心，是不吐不快的呐喊。正如海要发啸，风要狂吼，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她不昂头谁昂头？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一个造神的年代、愚昧的年代、狂热的年代、一些猴子还没有变成人的年代！
当时的我就是只 “ 猴子 ” ，对她的言论持反对态度。结果，一个月后也成了全市全省的 “ 极右分子 ” 。进监狱，吃 “233” ，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像马，拖镣戴铐。这时，才想起了并非猴子的她。自此，冯元春在我记忆中忘不掉，抹不去，一闭上眼晴就看见她：一个不畏强暴敢说敢言，与北京大学才女林昭相似的女英雄。独裁者虽然杀害了她，她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可是由于冯元春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又生活在四川盆地成都，知道此事的人太少太少。于是我决心搜集材料把她介绍出来，让全中国以致全世界都知道还有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
“ 工夫不负有心人 ” ！
今秋我回故乡成都小憩，难友彭慕陶先生告诉我：铁流，我找到了冯元春的 “ 同案犯 ” 李明阳。
李明阳当年就读于成都 19 中，与四川大学一水相隔，两边有什么热闹事，不出十分钟就知道得清清楚楚。冯元春的鸣放题目不胫而走，自然引起不谙世事、不懂 “ 政治 ” 的学生娃娃李明阳的好奇，很快便成了她忠实的支持者。除此，我还拜望了四川大学生物系的政治秘书李特筠女士 ( 那时生物系还没有党支部，政治秘书相当于今天的支部书记 ) ，以及当日 (1957 年 6 月 7 日 ) 冯元春鸣放时奉命作记录的四川大学学生会广播室副室长王地山难友，还有不少相关人士。
出于好奇的李明阳，在 1957 年 6 月 18 日竟大着胆子然跑到川大女生宿舍去找冯元春。此时冯元春已陷落在 “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 ，从教区到食堂，从操场到宿舍，全是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可她镇定自若，毫不懦怯，并正准备新的文稿与左派辩论。李明阳出于关怀，再三相劝：冯姐，你若再次走上鸣放大会是否策略一点，不要再说毛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剥削集团？
冯元春成竹在胸地一笑说：毛泽东就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就是残酷的剥削集团。
态度坚决，毫不改口，像刺秦荆轲般大义凛然。李明阳为了说服冯元春，此后不辞劳苦多次在川大校园、望江楼边、进城的大街上，与冯元春交换意见，同时也对好些揭发冯元春的大字报上的问题进行核实对证。
冯元春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村贫苦人家，自幼读书成续不错，靠姑妈支持。 1950 年后即参加工作。报上说她是 “ 国民党军队一个连长太太 ” ，又是什么 “ 三青团指导员 ” ，纯系瞎编，是根本没有的事。她是川大生物系四年级学生，为人稳重，不爱说话，也不写文章，性格直拗倔强，敢说敢当，不畏权势，不轻易改变和放弃自已的观点。
李特筠说，在生物系冯元春是个不多说话的人，她为什么在 “ 整风 ” 中说出那番话，至今都一头雾水。据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知情者介绍：冯元春是个 “ 螺丝有肉在肚皮里 ” ，很有思想与见地的人，在 “ 整风鸣放 ” 前夕，她特爱看报纸，还一头扎进图书馆翻查历史资料，对 1955 年 “ 胡风反革反革命集团 ” 一案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专程回到家乡去对 “ 统购统销 ” 、 “ 农业合作社 ” 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听取农民意见。还读了北京大学邮来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 · 斯特朗撰写的《斯大林时代》，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理念。她的先生郭琰 ( 也是我们五七难友 ) ，花不少精力从川大图书馆为我复印出两大张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 — 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 [ 论点 ] 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条 [ 事实 ] 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 “ 论点 ” 和 “ 事实 ” 呢？我把两大版材料认真地看了几遍，归纳如下：
- 冯元春说：“ 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 ” ； “ 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 ” ； “ 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 ” ； “ 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 ” ； “ 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 ” ； “ 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 。
- 冯元春说，“ 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 ” 还有， “ 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 ”“ 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
- 冯元春说，“ 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 30 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 ” 。 “ 为什么胡风上书 30 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 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 。
- 冯元春说，“ 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 ”“ 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 ‘ 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 ’ 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
- 冯元春说：“ 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 ‘ 奴才论 ’ ，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 ‘ 思想改造 ’ 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 ”“ 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
- 冯元春说：“ 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 ”“ 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 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
- 冯元春说：“ 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 ”“ 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 ”“ 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 ” 她 “ 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 ！
李明阳和冯元春交往早被公安便衣暗中盯住，他们几次见面身边有陌生脸孔。一次，冯元春托人送信邀请李明阳来参加她的辩论会，结果信被学校政工干部谭志 远截留。 1957 年 7 月 29 日川大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冯元春进行批斗的那天，李明阳得知消息公然跑去为她辩护，刚一跳上台就被左派学生轰下来，立即扭送到派驻所。不久，冯元春以 “ 反革命罪 ” 被逮捕，他也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冯元春被捕后关押在省公厅梓童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巳的观点，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21 岁的学生李明阳，被成都市东城人民法院也以 “ 反革命罪 ” 判刑 15 年。冯先在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 “ 文革 ” 中因继续批评毛泽东被加刑 5 年，转送南充地区省第一监狱。加刑后冯仍不低头 “ 认罪 ” ，在狱中书写批毛文章，于 1970 年 “ 一打三反 ” 运动中以 “ 恶攻罪 ” 处以极刑。可惜这些文章是销毁了还是存放在档案里，至今没有流传出来，要不也和林昭一样成为千人传万人颂的抗暴英雄。
现居德阳市区西街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的右派老人孙勇烈工程师，是当年目睹冯元春被害的见证人，难友子女刘绍坤于 2006 年 4 月和成都作家冉云飞一道去采访过老人。孙老告诉他们， 1970 年 “ 一打三反 ” 期间，他作为摘帽右派和劳改人员，被达县劳改队派到南充地区去修建南部县可灌溉 100 多万亩土地的升中大水库。 7 月 1 日这天，南充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公审枪毙了三个 “ 现行反革命分子 ” 。
在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每年 “ 五一 ” 、 “ 七一 ” 、 “ 十一 ” ，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指示 杀一批人，体现出他的 “ 英明论断 ” ： “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 ，实际是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先驱者的血，来掩盖内心的怯懦与恐惧。杀吧，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用 “ 文化大革命 ” 报刊上一句惯用的话，就是 “ 残夜将尽风更紧，寒冬欲雪天更寒 ” 。
孙勇烈老人说，那天不大的南充市城区万人空巷，街道两边全是麻木如蚁的看客，声嘶力竭的高音喇叭由 远而近，缓缓驶来的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第二辆是刑车，车上押着三个将要执行的 “ 死刑犯 ” ，突人有人惊叫：看，中间那个是女的， “ 女反革命 ”……
孙勇烈放眼看去，那个女的年约 40 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 “ 冯元春 ” 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 ……
好熟悉的名字！孙勇烈稍一回忆，猛地想起来：这不是川大右派女学生吗？为什么 杀她？难道强大的 “ 无产阶级专政 ” 还怕一个女右派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竟如此虚弱？
不一会儿，大街小巷贴出了 杀人布告，孙勇烈挤进人群仔细地留览了一遍。冯元春被杀的 “ 罪行 ” 是： “ 从 1957 年以来就一贯 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 ”“ 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伏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 实属罪大恶极，不 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 这是毛 杀人的 “ 八股文 ” ，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此后，他又去 “ 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 ” 了解了另两个被 杀的人，一个姓李，是留苏的学生，一个是县武装部长。留苏李姓学生也是因 “ 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 ” 被 杀的。他原是国家五十年代初被选派留苏的大学生。被枪决的原因是他在 1957 年毛泽东接见留苏学生后写的一篇日记： “ 要来又不来，他一个人只一个小时，而我们几千个留学生每个人就等了几个小时，总计耽误了几千个小时。作为领袖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应该讲点信用 ……”
事情是这样的： 1957 年前苏联大使通知中国留学生，说毛在当天上午九点钟要看望留苏学生，叫他们几千人集中等候。可是他们等候了几个小时，毛才 “ 姗姗 ” 到来。他便写下这段现场记忆。想不到后来中苏交恶，文革中清查 “ 苏修特务 ” ，这个 “ 早晨八点钟的太阳 ” 被人检举揭发，在抄家中抄出了这本日记。今天的年轻人绝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然而，这是历史，真真实实的历史！那个被枪毙的县武装部长是亲手 杀死自已妻子的杀人犯。在一天晚上，他发现妻子和人私通，怒不可遏地用利器将妻子杀害，被人揭发判处死刑。由于年代久远，这两人的名字记不清了。
我听完刘绍坤的讲述后，心潮久久难以平静，北大有林昭视座如归，川大有冯元春喋血山河，她们都是帼国英雄，与秋谨一样永 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女杰。她们都明知此举是死，却要去死！死得明白坦然，没一点畏惧怯懦，正如一位难友写的绝命诗：明知虎豹伤人骨，敢死才上断头台。屠夫纵有刀千把，亿万英雄自会来。
附：孙勇烈情况介绍，他 1935 年出生，安徽人， 1956 毕业于北京解放军测绘勘测学院，基督徒世家。 1957 年在成都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达县、南充等地劳改。他家里当医生的爷爷和父亲同时被打成右派，一家三代右派！ 1977 年第二次判反革命罪 9 年， 1980 年 “ 平反 ” 。现居四川德阳，全身是病，妻子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死。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王佩英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27日），女，河南开封人，原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因对毛泽东持异议并公开支持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打倒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遭迫害、处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获得平反。
7岁时母亲去世，12岁时父亲过世，16岁时考入天主教开封教区主顾修女会所办静宜女子中学，王佩英从这所教会学校初中毕业。1934年，王佩英与张以成（1911年生，河北保定地区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结婚，而后前往北平，不久长女玲玲出生（11岁时夭折）。1940年，长子张运生出生，家境清贫。1940年冬，全家返回开封（时为日本占领）。1941年，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担任明码译电员，后被日本宪兵错抓入狱，获释后引起中共地下党注意，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郑州，此后王佩英开始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往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1950年，王佩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5月正式入党。1955年，举家迁往北京，王佩英从郑州铁路局调往铁道部机关，先后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这段时间，家境较宽裕，张以成月薪138元，王佩英70元，有三居室住房，并请有一个保姆。1956年12月31日，最小的女儿张可心出生。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王佩英也捐出了自家的大铁锅。1959年初，因不小心将热水泼到了托儿所小孩身上，被调职到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总务科任单身宿舍服务员（清洁工）。1960年11月，张以成因患肝病去世。王佩英月薪为48.5元，除了长子运生已工作并有月薪37元外，还有7个子女需要照料，家庭经济转为困难，后组织上决定每月给予补助30元，直到这几个孩子成年。张以成去世后不久，王佩英购买了一尊毛泽东白瓷像放在家里。
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饥荒严重。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逐渐公开，王佩英支持刘少奇，认为“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曾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看病，由专业设计院派车接送。1965年之后至文革期间，王佩英先后多次公开支持刘少奇、赫鲁晓夫、陈独秀等。1965年4月，王佩英要求退党，她认为“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撒热血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后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见“罪证材料”）。
鉴于当时刘少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摆脱麻烦，专业设计院不久就将其送往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北京安定医院分院（今回龙观医院）。1965年12月20日，病历记载：
“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文革中，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1968年6月6日，北京安定医院出具出院意见：
68.6.6. 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医师 吴志长
随后，王佩英被押送至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宿舍（海淀区羊坊店铁道部宿舍100栋）的牛棚，由革命群众看押管教，期间受到毒打和折磨，并参加强迫劳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在此前后她先后于1968年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刘少奇万岁”等口号，她坚持认为刘少奇不是叛徒，并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罪证材料中摘引其反革命言论，例如：
……
□，共党居功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党员为民新风尚。
□，共产党员爱解放。骄傲自满失败了，当家作主为个人。
□，党员家丰衣足食。人民生活不堪言。衣食住行真艰难。
□，共党居功。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跃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富。任意剥消，劳苦大众。只顾自己，不为人民。
……
7，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您领导人民干革命，走新资本主义道路……
8，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共产主义百年来到。六亿人民抬手而来。
9，四大家族都走逃。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
10，世界大战就要起，那里是太平仓呀！那里是安全地……
11，中国人民又作美奴，请向谁来解放我国民。祝向谁能解放中国人
12，敬爱党，维心主义。革心的人，良好派。彻底解放中国……
13，定要解放台湾岛。受苦受难同胞们。蒋介石有功之臣。
14，共产党不要再落后也□要领导人民开道车。中国人不愿随你西行。因此定要打倒共产党。
15，中国人民大翻身。全党全民专政权。自由平等□实现。
16，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完成，归功于全党全民。
17，敬爱信仰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
18，总理生活一贯制，终身目的为人类，主义总理来实现。
19，敬爱崇拜刘主席，辛辛苦苦写作品，教育人民一条心。
20，先祖革命我继续，代代传教儿孙们，全家信党万万年。
21，共产党呀！共产党啊！毛泽东呀！毛泽东啊！
22，人民对您客气。毛主席，请您自己跳下政治舞台吧！
否则全国人民，夺政权，怒气冲天那时您怎好退步？
23，共产党员王佩英是有罪之人。从今以后我退党，一生再不信。
24，因无意义没目的。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坚决不信仰共产党。
退党退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
谁在拉权我谁是陆月蛋，谁再教育我同上。
若对我有明确正意的处理。一人做事一人担，自心情愿。总之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绝不考虑自己，更不顾息自己一切。
25，共产党书记王世彦您好请您给我速办退党手续。
感激共产党组织感谢您。请批准我退党吧！
王佩英自述自写7.12
20.21.22
共产党员政治衰退
党民待他无可救药
共产党失败理当然
……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止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已向组织部正式宣誓，我右手打倒共产党，左手打倒反动派，双手打倒全世界人民公敌。”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看看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组织部李部长一天皮鞋革履西服洋装的，是个漂亮的纸人，一天什么也不干。”
“别看刘书记和梅平见了人很和气，好像……”
1968年10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她被捆绑毒打，1969年下半年被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区游斗。她口内被塞入砖头，下颌被掰成脱臼。
1970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保卫组提出将王佩英判处死刑。1970年1月18日，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月22日获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公审，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即被押赴芦沟桥执行枪决。当时，由于担心她喊出口号，她的咽喉被细绳勒住。甚至她可能在押往芦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已被勒死。
电台广播此批案犯罪行时，对王佩英的案情介绍如下：
十一、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70年1月27日。
文革结束后，1979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王佩英案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再审刑事判决书（[80]中刑监字第295号），其中称：
“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
……呼喊反革命口号”等，完全是精神病态反应。
关于原定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问题。经复查，王佩英自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从安定医院被接出院后，至十月二十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在单位看押的这段时间内，确实书写了标语五十一张（其中有三张无反动内容，三张写有“刘少奇万岁”，“亲人刘少奇”，“刘少奇是我救命恩人”）；书写诗词十八首（其中十一首无反动内容）；书写自……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内容如下（有删节）：
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
王佩英同志一九一五年生，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在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工作。
王佩英同志接受革命思想较早，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她在日伪、国民党统治区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为掩护帮助我党地下工作者，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解放以来，先后在郑州邮局、汉口铁路分局、郑州铁路管理局、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等单位任业务员、监印员、办事员、保育员等职。
王佩英同志参加工作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革命利益和需要，一贯服从党组织分配。她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主动，对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总是愉快服从，努力完成。在三反运动中，她立场坚定，夜以继日地坚决同贪污分子作斗争。……（平反决定以下部分片中未拍摄）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关进监狱，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被错误地枪杀，含冤而死。
现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落实，一九七〇年对王佩英同志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昭雪。
院党委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通知所有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等同志所在单位，销毁一切受株连的材料，彻底清除影响。
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
1980年5月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召开了王佩英同志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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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兰秀
陆兰秀（1918年—1970年7月4日），曾任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与同期的遇罗克、张志新类似，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对其正确性提出怀疑，她撰写了多篇文章，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最终因此而被判反革命罪而被执行枪决。
陆兰秀1918年生于苏州。她的父亲陆殿扬是正中书局的高级编审。陆家在南京莫干路10号的一座花园洋房。陆兰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上海启明女校、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1939年，她跟随因抗日战争内迁的武汉大学到了四川省乐山，尽管获得了奖学金，却因为肺结核而被迫休学，回到当时的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家中休养。这时她家旁边有一家共产党员开设的书店，在与店长熟悉后不久，陆兰秀亲眼看着书店员工被国民政府的军队抓捕。陆兰秀为此独自一人坐船到重庆，将此事告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在她打算告诉其他共产党员的时候被诱捕，后被家人救回。
陆兰秀回校后，由化学系转至经济学系，并自学德语打算研读原著《资本论》。她的行为引起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在对方的发展下，陆兰秀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特务认出其共党身份，又两次被追捕，但陆兰秀在失去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坚持。她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工作，换了个假名在工厂里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陆兰秀在参与妇联的工作中认识到邓颖超。在下关车站接送反对内战的上海代表时，陆兰秀被特务打伤，邓颖超付钱给她治疗。陆兰秀装了一副假牙，将剩余的钱买了一个手表，这两样东西成了她的宝贝。
不久她和朱传钧结婚，并进入国防部、工兵署，将情报透露给共产党的军队。
南京被共产党政权控制后后，陆兰秀由刘伯承、邓小平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并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她被分配到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又调动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图书馆出任副馆长。
这段时间因业务需要她又自学了俄语。并阅读了大量书籍。由于她曾经被民国政府的特务逮捕，中共并未有为她恢复党籍。
1966年，因丈夫朱传钧患肺结核和胃溃疡，陆兰秀申请调回苏州图书馆担任副馆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5月3日，她因自己的稿件过分批评共产党以及同情刘少奇等人而被被关押审查，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1969年11月14日起陆兰秀绝食，期间写出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后来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文章；《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陆兰秀在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毛泽东发动此次革命是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须马上结束他对党的控制。
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召开公审大会。陆兰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下午4时40分她被执行枪决，随后遗体被送往苏州医学院解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的丁群在翻阅案卷时发现了这宗错案。丁群为此事奔走，终于1978年5月陆兰秀的案件得到初步平反。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共苏州市委为陆兰秀举行追悼大会，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
陆兰秀身后留下的7大卷 “罪证材料”，14万字的批判“文革”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假牙，一块手表。她的文章由丁群整理。1993年7月，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山血》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群编写的《陆兰秀狱中遗文》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在中国国内出版，至2003年由美国新泽西州的成家出版社出版。
她曾经就读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网站页面上有她的介绍。她生前工作过的苏州图书馆继任馆员也有到她的墓地拜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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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察哈尔省蔚县（今属河北）塔头村。
蔡铁根蒙冤后的反思
【蔡铁根、生于1911年，1936年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49年后在中央军委军训部任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1958年的5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批判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蔡铁根也受到批判。1958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放到常州一家公司工作。接着是几年大饥荒。他对这场人祸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饥荒时“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惨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领袖、所有制和社会制度。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他们的言行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先是列为“政治案件”，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上了沉重的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将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
1980年，蔡铁根冤案终于昭雪，他被定为烈士。】
蔡铁根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蔡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现选摘其中部分日记如下（以下仅标注日期）：
1.反思大饥荒
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
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
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得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0年11月24日）
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
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
“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英明伟大的领袖”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
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
“伟大的毛病”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
（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
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
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
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
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
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
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
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嫌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8月20日）
（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制度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1月11日）
党内斗争，据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并不尽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也是不合实际的）于是党内斗争便成了敌我斗争。于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集团，便成了正确的，因而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也承认，有时多数却并不一定都正确）而失败的集团便成了反马列主义的；于是胜利者集团便给失败者集团作结论，加封号，戴帽子；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甚而至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奸细，特务分子等等名目便应运而生。这都是真的吗？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一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一些卑鄙，恶浊，不惜一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号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党时，向党内也就是向党员提出来的号召；最早是出于刘少奇的党员修养。而见诸报纸并成为向全党全民的号召提出，则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昨日《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是每次整风或整风之后，惟恐整风不透的结尾号召，也就是近几年来泛于整风的最明确的答复。
（1960年6月16日晨）
几年来，党内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党内外的各种庄严规定而任意胡为，他们不仅不按党章规定的程序办事，而且无视党内民主，不准党员有不同意见，也不准党员保留意见，而且也不准党员发表意见。他们任意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随便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加上各种污蔑性的封号并把他们排除在领导之外，甚至于党外，只要对他们个人有意见，那就是反党，只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右派。他们公开地猖狂地蹂躏党的各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发表了许多反动而荒谬的理论，在国内造成了空前的饥荒，把工农都导向了绝路，任意倒行逆施却不准党员有任何意见，这是什么马列主义，这是什么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究竟打算干些什么？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一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客观上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这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强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国，要挽救中国的人民，要挽救中国的革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粉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传统！必须彻底地打倒中国的各种形式的“皇帝”！必须彻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须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准任何“英明伟大”的人物强奸民意！必须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一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意见，分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个政治组织的章程所允许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以右派的名誉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党内有这么一派，并且还想把它的队伍继续扩大，却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只好把他们开除出党，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右派便成了政治组织之外的一种超然的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些人。据说这些人已经被发展到三十多万，按说这个政治力量也很可观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里作者在描写农奴生活时，有这样几句话：
“我没有权力为我自己工作——我没有权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脱离动物状态的人宁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饥饿和寒冷，决不愿吃的饱，穿的好而忍受别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这么一所小小的无论多么简陋的茅屋属于自己，或者有一亩不论多么贫瘠的和荒芜，总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没有权力结婚……
“我的精力由于丧失了积极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锄，每一锹都需要紧张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这些是作者在描写十九世纪南美农奴生活而写的。但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吗？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可是自由对于人来说，和财产是同样的重要，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饭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自由就没有饭吃，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现代的中国，完全牺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饱。
这样看来，人们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财产，而要私有财产就不能要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吃饭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作奴隶，要自由，那就还是保持私有制度的好。只有在私有制度下，吃饭和自由两者才可以兼得，虽然有时两者并不能够完美地兼得，有时为了吃饭不得不暂时牺牲点儿自由，有时为了自由，不得不暂时吃的坏些儿或饿些儿，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连吃饱饭这一样也不能保险。
（1963年6月27日）
饥寒交迫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好？是全民忍饥号寒好呢，还是一部分人饥寒一部分人温饱好？是稍有点儿民主好呢，还是完全独裁统治好？是稍有点儿自由好呢，还是完全没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一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但共产党有何能一下子把六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全部很好地管理起来。于是便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包而不办”的严重现象来。然而人民却要处处等待领导，既不肯（也不能）积极主动，也不肯积极负责。于是无人管理和胡乱管理的现象便泛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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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众（1936年—1971年），字美琦，号立众，曾用名黄道河，曾化名赵为民。安徽省无为县人，黄立众反革命案首犯。
1936年1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1958年8月被开除团籍，1960年6月被校长陆平开除学籍。 之后回乡务农。1960年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其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被捕后，经中共无为县委拟处、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黄立众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判决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黄立众编写歌谣：“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
在监狱中亦有很多诗作，比如：
五言：“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
焦面诗：“一步一陷井，井井埋活人。先生教学生，为民要忠诚。饿死千千万，为何不动心？”
菩萨蛮：“铁幕难买自由贵，青春誓给人民累。饿死地灰悲，遍野尸骨堆。今朝还杀人，龙心何时碎？莫学秦始皇，快获真舜尧。”
1961:北大学生”劳动党”事件
2013-12-17
有些往事，时隔多年，仍然会令你瞠目结舌。1961年1月28日，农历腊月十二，安徽无为县侦破的“劳动党案件”，就是这样的往事。
根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刊载的署名谢贵平的文章——《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这件往事，在性质上，是一起反党反政府的暴动未遂案件。为防“劳动党”激起事端，无为县公检法军事小组动用了两个连的部队，将8名阴谋发动武装暴动的骨干分子缉拿归案，同时缴获的还有一批物证：“劳动党党章”、“告全国同胞书”、“杀人条例”、斧头。
这则故事之所以令人瞠目结舌，还因为故事的主角，暴动未遂案的首犯黄立众，曾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1956年秋天，20岁的黄立众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离开生他养他的无为县昆山乡。四年后，因为如实反映农村和农民问题，批评大跃进之类的政策，北京大学开除了他的学籍，将他押上火车，遣返故乡。遣返路上，这个落魄的秀才，将标明开除学籍的户口本扔进了长江。没有户口本，在那个年代是致命的，他在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间往返漂泊，一连数日，始终找不到工作。无可奈何，跳出农门的他，不得不重返农门，面朝黄土背朝天，务农度日。
不知是不满北大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是为苦难农民找出路，在饿死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回到家乡的黄立众走上了组党暴动的不归路。
自1958年至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其残酷程度突破了我们今天的想象力。黄立众组党暴动的无为县，饿死20余万人。没有饿死的妇女中，除了干部家庭的妇女，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
如此背景之下，黄立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把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素养发挥得淋漓尽致，宣传暴动的言辞可谓雅俗共赏。论雅的，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党，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当它丧失了工具作用时，人民将它一脚踢开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论俗的，他编写歌谣：“政府说得都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我农民实在难忍，哎哟，哎哟，我农民实在难忍；四两米稀饭照见鬼魂，浮肿病到处流行，田里草长得比人深。一亩七斤、八斤，哎哟，哎哟，一亩七斤、八斤”。
黄立众在“劳动党”组织初具雏形后，亲笔撰写《党纲党章》，制定《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列出准备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按照他们的计划，暴动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所幸发现及时，解放军出动，没有酿成大祸。在监狱中，黄立众死不认错，还写下“反动黑诗”，如“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
起初，政府的“刀把子”似乎没有赶尽杀绝的念头。待到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形势骤然变得无比紧张，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不但判决首犯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还扩大打击范围，判处10来个人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在故乡，黄立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牌子，被解放军执行枪决。迄今，凯迪网上还有一张处死黄立众的历史遗照，两个背枪的战士摁住他的双肩，他双腿跪地，抿着嘴，抬头向前，额上露出几道深深的皱纹。
今天，我重提这桩如烟往事，不是为了让你瞠目结舌，夺取你的眼球，更不是为黄立众等人平反，赚取你的同情。秘密暴动，杀害干部，肯定是极端的，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探其动机，特别是那群准备跟着黄立众揭竿而起的农民，所反对的无非是饥饿，所追求的无非是生存的权利。这涉及到一个中国历史上讳莫如深的话题：公民有没有反抗的权利？
早在100多年前，一个名叫梭罗的美国哲学家，就在他蜚声世界的名著《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言之凿凿地宣布，公民有权反抗政府。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当政府机构运作出现偏差出现失误的时候，公民有权拒绝与政府结盟。100多年过后，另一个名叫德沃金的美国法学家，在他影响法学界的名著《认真对待权利》中证实：如果政府行为不是为了公共幸福，人民可以起身反抗。
援引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我援引这两个美国人的观点，是因为我相信跟政府抗争是人民的权利，当然，权利总是相对的，对抗政府的权利也是需要受到限制的，起码，你不能以暴力杀害表达你的反抗。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可能也是这样理解的。1982年，该院以书面形式纠正了当年的判决，他们回复无为县人民法院道，“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但是，判处黄立众死刑，是量刑过重，属“冤杀”。至于响应黄立众号召的那群农民，该院宣告他们无罪，认为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是“不当”的，因为“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
（本文资料来源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刊载的署名谢贵平的文章——《北大学生黄立众与1961年中国劳动党事件》、《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及其后果》）
张志新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1975年4月4日），天津人，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1975年4月4日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经过公开审判后处死，1979年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反，中共辽宁省委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后开始闻名中国。她的监禁生涯从1969年到1975年一共持续了六年，直至被执行死刑[1]。关于她的笔录目前尚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开。2019年中国官方将张志新列为“最美奋斗者”之一。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在天津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父亲张玉藻曾参加辛亥革命，母亲郝玉芝是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家中有3个哥哥，3个妹妹。
1950年，张志新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今天津市海河中学）毕业，前往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2]。朝鲜战争爆发后，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的张志新响应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0年，张志新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后来的丈夫曾真。1951年1月，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 。
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后留校，在俄语系资料室工作。那时，曾真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团委书记。1955年10月1日两人结婚。1955年12月，张志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2]，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他们育有两名子女：女儿曾林林1956年出生，儿子曾彤彤1965年出生。
1968年，张志新曾对同事透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不能理解”，遭同事秘密举报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不久，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将张志新和3万多工作人员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改造。干校指责张志新反对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批斗。张志新曾在批斗会上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并在批斗会上对文革打击刘少奇等大批干部提出质疑，同时认为不应该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张志新在狱中坚称自己无罪，并写下《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这是忠于党的表现，是一个普通党员对待路线斗争应尽的义务和权利。
张志新在监狱备受折磨，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把拖布往里面噻。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背上背着18斤重的铁锤，脚上带着脚镣，辽宁省的政治官员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陈禹山称政治官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其实行强奸、轮奸。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且把她绑起来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970年5月，张志新被辽宁当局以“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死刑，报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谢越在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辽宁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认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要判张志新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经研究得到认可，誊抄审判意见稿时把刑期改为15年。但是，张志新在关押期间谩骂监狱长，喊“打倒毛泽东”。此事惊动了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发话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监狱组织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在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经失常的张志新突然神智恢复，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故未马上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会议中毛远新发表了他的意见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此话一出导致她死亡。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判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望遵照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然按省委批示执行。”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在处决前，张的喉管被割断并捂住口鼻以阻止其发声。[6][2][4][13]从陈禹山发布的信息来看，割喉的命令出自毛远新，亦有人提出“毛远新没有相关命令”“并未割喉而是割声带”的意见。
一个女管教员目睹惨状旋即昏厥，后因另罪被捕，囚17年。另外一名表达赞同张志新言论的党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78年10月16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张志新无罪。
1979年3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3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报告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情况，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任仲夷就张志新冤案的专题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随即，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张志新冤案全部平反，告一段落。随后，《辽宁日报》刊布长篇通讯《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编辑看完打算转载，遭到胡乔木的抵制，一个月后，胡耀邦作出批示：“张志新就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刊登”，胡乔木才予以放行。
张志新平反后，安葬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墓碑题词“探求真理，贵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1979年，上海电视台录制了根据张志新事迹改编的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2019年中国官方将张志新列为“最美奋斗者”之一。
再过十几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对“三忠于”、跳“忠字舞”，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家庭
1950年，张志新在中国人民大学认识曾真，1955年国庆节两人结婚。曾真是陶铸夫人曾志的弟弟。
两人育有2个子女，女儿曾林林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儿子曾彤彤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儿子女儿都居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王申酉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员工，民间思想家，因表达不同政见，于1977年被上海市法院判处死刑。4月27日，未经辩护，立即执行。
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5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 1966年6月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生，其日记被被展览，随后入狱两年。1968年出狱，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后从干校回来，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致使女方决定与他断交。王申酉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监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审查，他拒绝交出，发生扭打，又被投进监狱。
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六万字，内容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主席”。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问题[1]。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国自守”，要开展对外贸易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区法院原先判处王申酉死缓。上海市法院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最终，在一天内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个。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
1979年8月，在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的支持下开始为王申酉申请平反。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大会。
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申酉文集》。
李九莲
民族的先知
—李九莲匿名信与日记摘抄（选摘）
反革命匿名信:
编者按：李九莲何止一次对我哭诉：这实际是对曾昭银复信的复信，他绝对一万个明白！何成其”匿名”？指鹿为马的时代，心灵最隐秘的一角被”公安六条”万吨巨磐碾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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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去的参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的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合，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论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我个人的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工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去渡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革命与奋斗观点不放，是因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在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此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第一封信的全部思想基础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的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此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会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而变，这不足为奇，我也许胡说，也许是幻想，蛋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万勿给予他人
你明白的人
二、二十九
注：此信是写给他的男朋友曾昭银的，曾昭银与李九莲都是赣州三中的学生，在赣州的六二九事件中曾昭银是三中”卫东彪战斗团”的团长，李九莲是副团长，后曾参军，在福建服役。曾昭银收到此信后上交政治部，于是有了李九莲的第一次入狱。另，查一九六九年并非闰年，并无二月二十九日，疑为三月一日写。
李九莲日记摘抄
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斗批改”，如何能给人以”阶级、道路、路线”斗争的名词？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老造反派就是会直观地看问题，不明其中奥妙！所以还在试图奋斗，欲达自己认为是真理的目的。……
国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第9页）
世上永是浑浊的，人们永是麻木、愚昧的，……
我厌世
厌世者是愚蠢，无能自私之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观了吗？（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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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哪，何生我？！！！
家庭的矛盾到了极点，痛苦到了极点，原来很幸福的家庭啊！有多少这样的家庭被破坏，残酷啊。
父亲是三查对象……。
哥哥……搞得他够苦了，不也是自悲吗？
大妹妹远离赣州，到那折磨人的身体的鬼地方去，消磨一生。（注去上山下乡）
小妹妹又是在什么共大，远离自己的双亲，还不懂事，就得独立生活。
我自己的苦恼！
加起来这个帐怎么也算不清。
运动，运动何时了！
（2月26日第25—26页）
残冬的太阳余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是穿着棉袄还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阿，多多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淡发抖呢”！（现）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期待着……？（第27页3月11日）
在工厂里，苦恼多于欢乐。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各部门都是乱的，矛盾重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十分严重。有私字、有能力的人，尽量地踩在别人的肩上往上爬，组织有气，学生倒霉。工人是迷信于官的，为生活与饭碗所迫，为”私”字所迫，不得不如此。（3月7日第28页）
熊辉，24岁的青年，也终于上了军管小组的布告了。对于他我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很久了，而且他的影子几天都浮现于我的脑海，他独立奋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也隐藏自己的思想，谨慎加谨慎，再没有组织之前，不要乱说乱动，省得自取灭亡。
（3月9日第29页）
注：熊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出身为官吏家庭，思想极端反动。因书写七本反动日记和49条反动标语等罪恶，于1968年被我政府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暴露自己本性是可怕的，”不识庐山真面目”，正确的认识，只有将真象隐蔽着。
父亲简直是头脑发昏了，得以忘形，狗急跳墙，即为暴露本性。
（3月18日第30页）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斗父之仇一定要报！一定要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定报张××，二是报居委会的某些干部们。……你来硬的，我就来软的，看你怎么样。老实和听之任之是愚蠢的，只有活的狡猾的老实才能达到予期的效果，否则，便走向反面。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都要冷静，对敌斗争中，冷静是首要的一环，只有冷静才能进行分析。只有分析之后，才能采取行动。
老实人终究要吃亏，不要那么的幼稚和热情，说话要注意，知道前面是虎山，无奈身不由己，便往虎口里送，大家如此，独你不能如此，以后要表现得乐观些，不要显露自己的消沉和虚弱，这是不利的。
（3月19日第31页）
我们的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3月21日第32页）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也是刘少奇思想的大普及，只是相对的，是对立又统一的。（3月24日第33页）
灰色的前途，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
青春少女不是欢度着那人生的黄金时代，而是在痛苦中呻吟，她是不敢去想那未来的生活，一想到，她马上就要失神和颤栗，她伸出双手，想拉住春天，啊！留住吧，我的现在，不要跨入那可怕的未来。她的心情是灰暗沉重的，她不敢去想她的一家，一个由幸福逐渐走向痛苦的家，这样的家是社会的缩影。（第40页）
文化大革命以后，对干部阶层，对知识分子阶层，对青年学生阶层，有着特别深重的影响。
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
知识分子们呢？不愿干了，我国知识分子太多了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思？都渴望战争。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或者有什么意思？都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亡自己。（第42页）
说是清除了国家政权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可是这些人到底干什么呢，一切还不是取决于历史，历史决定现实吗？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第43页）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只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后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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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地方？既然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和痛苦，难道这是所谓的”共产”吗？（第43页）
愿降罕见鹅毛雪，天公有罪官难判。烈士轻云上九霄，鸣冤齐滴冷雪下。
学友同战风华茂，烂漫风雪仍从容。今固黄昏独立愁，展概无意苦争春。
（第44页）
长恨歌
“长恨歌”为谁作，提起头来心更恶。朝思暮想无了期，再把鸾笺诉情薄。（第52页）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和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任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官也空，职也空，数尽乐随恨无穷。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洽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着，便是南柯一梦中。
《看破红尘歌》（第54页）
注：原文件中将李九莲的日记按照内容分了四个部分，笔者重新按照页码编排过了，这样能更好的了解李九莲的思想变化。
钟海源
冰心铁骨奇女子
—王友琴
中共建政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有一批冰心铁骨的奇女子，被中共残酷杀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钟海源不仅被枪杀，而且她的肾脏被强摘，供一个高干子女做移植。
钟海源的肾被强摘
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新建县的一个刑场上。
钟海源被两名武警架到指定的行刑地点。一个副营长按照事先的约定，故意朝她的右背打了一枪，然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名医务人员，迅速把她抬进附近的一辆篷布军车上。军车上早就搭好了一个临时手术台。几名医生和护士，以最快的速度，取出了钟海源的肾……。
手术过程中，一缕缕鲜血溢满了车厢的底板，滴滴嗒嗒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太滑，一位老军医用拖把来回擦着车厢底板上的血，之后挤进一个塑料桶里，几次之后，竟盛满了半桶血。
当时，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飞行员，是一名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生命垂危，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据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医院到处寻找肾源，结果，找到了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年轻女子钟海源。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1981年9月5日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江西人士朱毅，到北京中纪委上访时，谈到钟海源被活体剖肾时，听取申诉的中纪委官员朱立、史树德非常震惊，立刻站起来，当着朱毅的面，给新华社记者戴煌打电话求证。戴煌曾到江西省调查此案，证实有此事。
1989年，江西作家胡平，在北京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第3期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谈到了钟海源被强摘器官之事。这是中共官方媒体第一次披露强摘死刑犯器官问题。
2006年1月10日，大陆作家老鬼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愿你的死能唤醒中华民族》，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其中，也谈到了钟海源被强摘器官之事。
钟海源为什么被枪杀？
一是为另一外中华奇女子李九莲鸣不平。
1969年5月1日，李九莲因为男友告发他反对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被中共赣州地委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中共称林彪“叛党叛国”。但赣州地委不愿承认抓李九莲错了，仍坚持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以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1972年将她释放，分配到江西兴国钨矿厂当工人。李九莲因不满自己的遭遇，从赣州到北京，持续不断上访，但都没有结果。
从1974年4月4日起，在中共发动“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之际，李九莲在赣州公园接连贴出六份大字报，声明当初反对林彪没错，要求彻底平反。李九莲的大字报在赣州地区引发强烈反响，同情、支持、声援李九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当地领导不仅不给她平反，反而认为他是“现行反革命翻案”，1974年4月19日深夜，李九莲再次被抓，由此引发更大的抗议浪潮。
1974年4月26日，群众自发成立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要求彻查真相，持续向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共中央反映李九莲的冤情。“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赣州市街头。
当时，身为景凤山小学教师的钟海源，原本不认识李九莲，看了李九莲的大字报后，深为她的睿智和勇气所打动，认为李九莲是“女性的骄傲”，希望能够为李九莲平反尽一点力，主动到“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做义工，担任播音员，为李九莲鸣不平。
但是，当时，中共从上到下极左路线仍占主导地位，对赣州声势浩大的为李九莲申冤活动采取高压政策，不许翻案。
1975年5月，公安部批复：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反革命性质组织，应予取缔。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捕。
在那白色恐怖笼罩全赣州的非常时刻，钟海源却在自己家里起草“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1974年11月29日，她跑到赣南剧院散发这些传单时被抓捕。被抓捕后，她一直坚持“李九莲无罪”，结果，被判刑七年。
二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由于公安部曾支持江西省委镇压为李九莲奔走呼号的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钟海源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没有好感。
1976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提拔重用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被监禁中的钟海源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被加刑至12年。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被关押在监狱里的钟海源，坚持不认罪。她不只一次，二次，而是数十次地与看守辩论。每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即使嘴巴被打出血，头发被揪掉一大把，还是不改口。审讯她的公安都承认：“这个女人好厉害，赣州女犯里没见过这样的。”
最后，在小腿骨被打断的情况下，她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打倒华国锋”五个字。
钟海源无罪
钟海源案因李九莲案而起。
1977年12月11日，在赣县看守所，赣州地区公安局警官向李九莲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从1973年到1977年，李九莲为自己的冤情申诉了5年，不仅没有获得平反，反而招致更大的打击报复，先是被判刑15年，最后，也因“恶毒攻击华主席”被判处死刑。
她悲愤难抑，在一张发黄的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这是李九莲的绝笔，也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魂的共同心声。
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上公开审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抛尸荒野。
当时，因为替李九莲申冤，两名奇女子被枪杀，60人被判五至二十年有期徒刑，60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000多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株连。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标志十年文革结束。
然而，文革宣告结束，文革暴行在江西省仍在上演。李九莲死于“四人帮”被抓捕后1年零两个月零8天；钟海源死于“四人帮”被抓捕后1年零6个月零24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有许多人替李九莲、钟海源申冤。中共赣州市委、赣州地委、江西省委的某些领导，千方百计抵制冤案昭雪。
1980年11月，新华社记者、曾经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的戴煌，到江西采访。他查阅了200多万字的案卷、进行了大量实地走访、调查。1981年除夕夜，写成一篇“内参”。
1981年1月25日，这篇“内参”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手上。胡耀邦立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长赵苍壁做出批示：
“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在胡耀邦亲自过问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案最终得到平反。
1981年3月18日，江西省委常委会作出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1981年5月9日，江西省高级法院重新制作钟海源案的（1981）刑二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正式宣告钟海源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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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阳
李旺阳事件是指中国湖南省六四民运劳工维权人士李旺阳在可疑情况下死亡事件，但官方报告表示他为自杀。
李旺阳因支持八九民运囚禁累积计达22年。刑满出狱后，2012年5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脱离了监视，接受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记者林建诚访问相关六四民运。访问在该年6月2日播出，当地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亦加强了对李旺阳的监控。6月6日，胞妹李旺玲到访发现他已死亡，情况可疑，他也没有留下遗书。当局6月8日进行了尸检，报告的结论是自杀。6月9日李旺阳的遗体被当局没有亲人的许可下在邵阳市殡仪馆强行火化。他的亲戚和朋友质疑李旺阳是“被自杀”，引起国内和外地关注。6月10日，成千上万的人在香港上街游行。6月中旬，因香港和其他的关注，北京下令刑事调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2012年7月30日表示李旺阳死于自杀，证据确凿；各界的人士仍然认为李旺阳的死疑点重重。
从李旺阳的死亡起，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夫妻却被严密监控。湖南省公安厅公布李旺阳死因调查报告宣称他是自杀后，李旺玲夫妇仍是失踪状态。记者继续搜索他们的踪迹，最终九月初，他们被《明报》记者发现。他们接受采访时坚持从来没有同意尸检，火化或自杀的判决，可是在当局的监督下回答问题他们要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记者调查期间被当地公安在旅馆扣留44小时，新闻界对香港记者受到威胁表示不满。
李旺阳生平
李旺阳（1950年11月12日－2012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滑石新村人，1966年至1988年先后在邵阳市陶瓷厂、玻璃厂、水泥厂附属加工厂当工人。李旺阳是中国独立工会最早的活动分子，中国的工运领袖。李旺阳在1983年就组织了“邵阳市工人互助会”[1]。1989年李旺阳于邵阳组织工人自治参与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1989年－2000年6月8日），至2001年再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囚禁10年（2001年5月6日─2011年5月5日），累积计达22年，是六四事件被囚禁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2年6月4日获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颁发自由精神奖。6月6日早凌晨4点，在湖南邵阳市一间医院被其亲属发现身亡，死因成疑，现葬于市内的大山岭陵园。
李旺阳是湖南邵阳市玻璃厂工人，他在北京时受到西单民主墙的熏陶，对民主主义产生共鸣，并于1983年成立工人互助会，创办《资江民报》。
在八九民运中，他出任邵阳市工自联主席，声援学运。当民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后，他举办了六四死难者追悼会，后被指“反革命份子”，犯上反革命组织罪，于6月9日被捕，原被判10年监禁，他在庭上抗辩：
“游行示威、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既没有罪，也没有错。…中国工人已经觉醒了！……这个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他最后被加刑至13年，初于邵阳市泷溪监狱（湖南省第六监狱）服刑，后改囚沅江监狱（湖南省第一监狱），接着往岳阳劳改农场劳改[5][6]。
他原在1996年6月因患多种病症而获保外就医，但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中国当局怕他以此机会号召平反六四，撤销了他的保外就医，于2月重囚沅江监狱。服刑期间，他坚持原则，拒绝当权者的说法，受尽酷刑对待，疾病也得不到治疗，绝食抗议但遭狱方撬掉左侧牙齿强迫进食。李旺阳在监狱的情况可由他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访问时可见一斑：“监狱里面铁匠打的那种土铐子，比手腕还小，铐不进去，用钳子来使劲夹，等于是用钳子在夹骨头，他使劲的一钳，我头就发昏，眼睛就不看见了。”他被囚于阔1米，长2米，高1.6米，有如棺材大小的囚牢不下二十次，囚牢只有一个取饭洞和一个排泄洞，没有灯光和被褥，内部环境恶劣，虱子、苍蝇满布，他只能或坐或卧，为时最短1个月，最长3个月。受到如斯虐待，李旺阳于2000年已经患严重心脏病、甲状腺亢进、左眼失明、颈椎及腰椎病、双耳接近失聪，活动能力大减，因病重而减刑两年，于该年6月8日出狱。
李旺阳出狱后，身体不能自理，由其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夫妻照顾，他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民主党人秦永敏亦呼吁海内外民运人士帮助贫病交迫的李旺阳，他在居住地受到严密监控，与他同时期放监的异见人士张京生打算探望李旺阳，在路途上被捕，并行政拘留十五日，湖南当局警告所有民运人士，谁探望李旺阳就抓捕谁。在此期间，邵阳市以找不到李旺阳档案为由，拒发退休养老金，只发300元“低保”。李旺阳的家人亦遭受逼害，他的妹夫赵宝珠被无理解雇，因着他们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的居所被发展商强行清拆，不作赔偿，使他们至今仍居无定所。
由于多年的虐待，他的身高由1.82米萎缩至1.73米，2001年1月5日向当地政府发信，扬言一周不送他去医院，便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援助，政府就范，但李旺阳一花光慈善组织捐助医药费后，医院竟又停止治疗。李旺阳认为中国政府用酷刑对待他，令至他身体残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赔偿损失，故联合其他湖南民运人士绝食抗议，共绝食22日，他的妹妹李旺玲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访问，被湖南当局判以三年劳改。5月6日他于大祥医院再次被刑事拘留，6月7日被捕，四天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9月11日，邵阳市中级法院将他判处1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重囚沅江监狱。
2011年5月5日，李旺阳刑满出狱，他的病情恶化，双耳已经完全失聪，只能抬回家中，其后转往大祥医院接受治疗。妹妹李旺玲每天煮两顿饭，跋涉七公里路去医院照顾他。海内外民运人士捐款给他医病，但银行户口却无理被封，联系为李旺阳治疗的医生也因为公安阻挠而不能成行。
2012年5月22日，在李旺阳朋友帮助下，他脱离了监视，接受香港有线新闻台中国组记者林建诚访问，由于失明失聪，只能靠手掌心写字才明白，访问中他表示，希望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坚持下去：
| “ | 丁子霖教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二十多年来她每一天都在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而呼号、呼吁、呐喊，不愧为天安门母亲的称号，我希望她能坚持到平反的那一天。六四事件必须平反，死难烈士的灵魂，应该得到安息。 | ” |
谈到自己因投身民运而被摧残的身体，他表示不后悔：
| “ |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社会，为了中国早日实现多党制，我就是砍头，我也不回头！ | ” |
访问在2012年6月2日播出，引起海外关注，当地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亦加强了对李旺阳的监控。6月4日，李旺阳获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颁发自由精神奖。
6月6日，李旺玲收到大祥区人民医院通知李旺阳自杀，当她赶到时，发现他伏尸窗边，颈项绑着白绳，白绳则绑着窗口，但他的双脚着地、手搭在窗上，而房间遗物仍维持原状，他也没有留下遗书。李旺玲拥尸大哭，他的朋友只来得及拍了两张半身尸体照片，来不及照全身照片，就被公安赶走。公安进行拍照后，便强行移走尸体。
赵宝珠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时，质疑李旺阳不是“自杀”，首先发现遗体的李旺阳家属提供给传媒的两幅照片都显示李旺阳的死亡超出常态，有大量疑点。李旺阳的家属和朋友家属在访问中表示他没有轻生念头，有意医治失聪的耳朵，而且他在狱中22年来坚强对抗当权者的虐待，从不屈服，所以他们判定李旺阳是被谋杀。
《明报》报导，李旺阳的朋友和家人对法警介入遗体勘察表达不满，经过交涉警方口头同意家属查验遗体，家属在广州聘请律师作公证人，由第三方查验遗体。但李旺玲和赵宝珠却被严密监控，他们居住的宾馆不得外人进入，想见他们的人亦遭驱逐，电话也打不通。千名维权人士联署要求彻查真相，与李旺阳同属中国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的维权人士周志荣成立“李旺阳被自杀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真相始末。安徽异见人士张林因在网上悼念李旺阳遭公安至电威胁：“少去关注李旺阳，否则后果不可预料！”而无锡的异见人士华春辉被约谈时，公安恐吓：“看到李旺阳之死受到启发，已经给他设计了几种比李旺阳更奇特的死法……”李旺阳的灵堂设在家人暂住的宾馆内，五、六名公安于6月7日往宾馆向他的家人施压，说李旺阳是自杀的，要他们签字火化，李旺玲坚决拒绝：“我不会签字！对哥哥的死我还在质疑。”李旺阳朋友朱承志到灵堂悼念后，当局将他软禁家中。
2012年6月9日，有传李旺阳的遗体已于早上9时40分左右，被当局在邵阳市殡仪馆强行火化。他的亲朋，包括他的妹妹，妹夫等，仍被严密监控，不能与外界接触。殡仪馆职员宣称受到政府指令火化，现场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监察，全程得到家属签同意书批准。而李旺阳朋友，“李旺阳被自杀真相调查委员会”发起人周志荣被公安逮捕。根据《苹果日报》引述消息来源报导，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赵鲁湘是李旺阳之死的嫌疑人之一，李旺阳朋友黄丽红表示亲眼见赵鲁湘迫李旺玲签字。
湖南省公安厅公布李旺阳死因调查报告宣称他是自杀，之后，被软禁的李旺阳亲友被迫签署同意文件后陆续释放，唯独李旺玲夫妇仍是失踪状态。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2012年7月30日首次回应事件时表示，李旺阳是自杀的，证据确凿，强调“湖南公民中没有人对这个事件提出过任何质疑”，而李旺阳家属接受“自杀结论”。
香港记者林建诚
负责访问李旺阳之香港有线电视台中国组记者林建诚惊闻恶耗，心情激动：“这根本是暗杀，如果不满意采访可以杀我，不要杀他，不要杀没有还手之力的人！”他对李旺阳认识不深，皆因林建诚认识他的朋友才接触到李旺阳。林建诚形容李旺阳是“真正英雄中的英雄”，表示他思维清晰，无悔平反六四：“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我很同情、也很欣赏这个硬汉，看到他被摧残，我也不禁落泪。”林建诚与李旺玲通电话中双双痛哭，他认为采访李旺阳，才会招至当权者的报复，对自己间接导致李旺阳被杀而非常内疚。
香港民主派
李旺阳之死引起香港舆论哗然和公愤，尤其事件发生在六四事件23周年不久，《苹果日报》和《明报》作头版报导，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死因可疑，断没有可能在公安重重监视下自缢。他展示两张现场照片，其一李旺阳双脚没有离地，其二是他颈部系上纱布，但方位却可疑，公安强行移走尸体亦怀疑想毁尸灭迹[32][33]。支联会、职工盟、城大关注组、学联等团体前往中联办抗议公安无法无天，和为李旺阳之死默哀。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表示，一定会在七一十五周年当天狙击预定访港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求他停止包庇杀害李旺阳的凶手，并交代李旺阳死亡真相。
社民连于中联办门外设置李旺阳的灵堂，但一度遭声称附近居民的两名男子破坏，破坏者被警方逮捕。民阵在6月10日举行“声讨屠夫政权”游行，要求中联办说出事件真相，有25,000人参加。
2013年3月，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范徐丽泰解释此事件性质时控诉范徐丽泰“冷血”、“百分之百是江青，扭曲事实，无视侵犯法治的行为。李旺阳事件涉及酷刑、被杀，以及李旺阳家人被失踪或拘留，全部都是法治问题，如果你没有得到家属同意就火化尸体，这样难道还不是法治问题？支联会将去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斥北京就李旺阳事件回复委员会的说法有违事实，希望委员会继续关注。”
香港建制派
建制派方面，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刘健仪及何锺泰同意李旺阳之死有重重疑点，会去信人大常委要求彻查事件。但同样是港区人大代表的黄国健却表示每天都有很多类似案件，要求查清每件事是不可能，叶国谦原本表示不会就李旺阳之死行动，但数日后表示和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商量过后，改变主意，向有关当局发信要求跟进。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李旺阳之死可能涉及谋杀，因维稳而消灭一个人的生命，根本没有人权可言。
2013年3月，香港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解释此事说：“这不是一个法治的问题，李旺阳事件其实跟最高人民法院没什么特别关系，是当时一件……当地一件医疗上的事故，由公安处理，所以我不知道为何会跟法院有关。其实内地人，根本没有什么人知道李旺阳事情，就算知道的，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重要性。”
香港政府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是首个评论李旺阳之死的香港政府高级官员，他从医学的角度推断，表示李旺阳之死有不少疑点：“他是一个严重残疾的人士，严重残疾的人士要想自杀都不是那么容易。”他又推断：“如果任何人为了牺牲自己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他一定会留下一番他想说的话。”。
候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对李旺阳之死有个人感受，但不作公开表态，但他出席街工论坛时，与同场人士一同为李旺阳默哀，但在之后的一天表示自己只为死人默哀。
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事件不离事实，终会水落石出。”他理解香港人对李旺阳之死的感受。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立法会问答大会中表示认同李旺阳之死有疑点，已经向中央政府反映。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则表示，绑着李旺阳的绳索方向有问题，他的死有很多疑点。
二人涉颠覆罪被捕
最早发现李旺阳疑“自杀”的李旺阳好友朱承志，因将在现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发布互联网，质疑官方调查结果，于李旺阳遗体火化当天被警方带走，要求签署不再关注李旺阳死因的保证书。由于拒绝签字，他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行政拘留十日。6月18日，朱承志拘留期满，当天再遭邵阳市公安当局以“问题还没查清楚”为由拘留，关押在市看守所。7月25日被公安拘捕，目前羁押在邵阳市看守所。逮捕通知书上有邵阳市公安局印章，但并无签署办案人名字。当局仍然禁止他与家人见面及由家属自聘律师。朱承志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6月20日，维权人士肖勇，也因为关注李旺阳事件被判劳教一年半。
明报访问
香港《明报》两名记者9月初到邵阳访问其失踪数周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夫妇两人证实在李旺阳的死因调查过程中，从未参与验尸报告、解剖报告等，也没有在判定为“自杀”的验尸报导上签字同意。赵宝珠还说他没有听说过“联合调查报告”的结论。报导引述过后赵宝珠在监视下回答记者有关事件的提问，神色紧张仅地反复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明报》记者调查期间被当地公安在旅馆扣留44小时。受到严密监控，熟睡里也多次被吵醒盘问。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赵应春说是非常过分及罕有，认为“情况严重并且很离谱”。《明报》表示此行为“严重侵犯记者的人身安全和采访自由，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本报强烈抗议并予以谴责”。工联会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陈婉娴表示死因有需要进一步调查；刘健仪再次去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中央政府介入，确保新闻工作者采访自由，把案件查到水落石出。
李旺玲和赵宝珠受访之后，他夫妇被加大监控以及再次失踪，直到年前得以获得短暂自由，2013年春节过后又再次失踪（被监控在旅馆以及被旅游）直到2013年7月4日仍然了无音讯，由于关注李旺阳事件大概有几十上百人次的邵阳公民被监控在旅馆或家里，被喝茶，被旅游等。上述非法事件以李旺阳事件后的两个月内，9月5日之后到中共十八大开完会左右，从2013年5月底到6月10日左右三个时间段最为集中。2013年6月2日，两个衡阳网友黄勇华、魏贤力在邵阳祭拜铁汉李旺阳被拘留。
雕像纪念
2018年6月6日，李旺阳雕像落成典礼在“自由雕塑公园”举行，雕像连底座高6米，用时3个月完成。陈维明在雕像落成典礼上接受记者电话采访表示，他特别敬佩铮铮民运铁汉李旺阳的“宁愿杀头也不回头”的精神。他说：“就是因为他这种执着，为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献出了生命。李旺阳砍头不回头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希望他的塑像激励更多的人们起来反对专制统治。” 陈维明接着讲述他创作李旺阳雕像的艺术构思，他说：“我在构思的时候当然要体现出他引颈高歌，不怕被杀戮。他手上的链条象征着专制，他那种不屈的形象立在苍穹之下，但他并不孤单。我希望通过这个塑像告诉中国爱好自由的人们，一个李旺阳倒下去，千万个李旺阳像这个雕塑一样站立起来，李旺阳就像一盏明灯，照耀我们前进。”李旺阳妹妹李旺玲原定亲身赴美参加李旺阳雕像落成典典礼，被中方禁止出境，她只好透过社交媒体拍下片段，向国内外的朋友及香港同胞等表示感谢。
2022年，法国贝济耶市也树立了李旺阳半身铜像。
中共暴政肆虐，红色恐怖猖獗
孙林之死
遭警察暴力身亡 亲友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嫌
2023年11月21日 叶兵
长期受当局监控的南京媒体人、异议人士孙林上周五被警察送往医院后不久被宣告不治身亡。其友人援引邻居的话称，一群警察冲进孙林住所后，听到里面传出打斗声。他的突然死亡在异见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等社群激起强烈质疑和愤怒。亲友纷纷要求查明其死因真相，追究可能的犯罪分子责任，给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捍卫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对孙林之死表示关切，并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使其停止打击报复独立媒体和自由记者。
11月18日，孙林朋友、澳大利亚民间组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创办人孙立勇在社交网络发消息说，11月17日（昨天）中午一时许，南京玄武分局国保一帮人闯入孙林家，随后邻里听到房内发出打斗声……下午2点44分孙林被送入江苏中西医结合医院……5点45分医院出具死亡报告。
消息传出后，震惊了孙林的朋友圈和海内外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及了解他的异议人士们。他们纷纷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声，要求追查并公布孙林突然死亡的真相，惩处涉嫌打人致死的凶手。
孙立勇随后又在X平台上连续发帖，介绍事件的相关情况。他写道：“昨天（17日）上午10点44分家人还与孙林通话，孙林一切正常；3天前孙林刚刚做过全面体检，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昨天晚上家属被国保传到医院，家属要求见遗体，国保不让见，今天凌晨3点多才放家属回家，允诺今天下午2点可以看遗体。目前孙林遗体由南京国保控制，已被从医院转移到了南京西天寺。”
人命关天死因可疑 亲属遭噤声
孙立勇对美国之音表示，身体本来没有毛病的孙林为了购买人寿保险，才于出事三天前做了全面体检，并未发现健康有问题，而他的亲属听到医院护士讲，孙林被送到医院后衣服凌乱，衣扣都掉了。
他说：“当时抢救的护士说，跟他们（亲属）说，来的时候扣子都没了，衣服凌乱。他两点四十四分到的医院嘛。去医院的时候可能把人打得都死了。五点四十五分，也就是三个小时以后出具的死亡报告。”
孙立勇指出，目前孙林的亲属没有同意火化遗体，但他从知情者处获得的消息是，南京国保针对孙林死亡事件对死者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等亲属采取了严控措施，首先控制了孙林与前妻何方的女儿孙艺嘉，并到何方的住所，要求何方做孙艺嘉的工作，不许闹事，否则后果自负。
监控录像或是真相调查关键
孙立勇指出，带人冲进孙林住所的国保大队长王达立功心切，自从数月前接替退休的前任以来，跟孙林的关系一直很僵。
他认为，孙林的住所里外和周遭布满了监控摄像头，要查明他是否被殴打致死，查看现场监控录像就会真相大白，但问题是当局会不会公布这些现场录像。
他说：“孙林的房子里边没有死角，它都有摄像头。他房子里边、外面、楼道，哪儿都是摄像头，所以孙林被打死的这个经过是有录像的。但是公安局国保在掌握所有这些录像带。”
孙林的另一位朋友、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就孙林之死提出质疑，当地国保要求他删帖遭拒绝。这位前地方检察院公职人员要求当局对孙林之死展开调查，公布现场监控录像和法医尸检报告，给社会一个交代，并惩罚可能的打人致死罪犯。他说：“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孙立勇等朋友和来自孙林家属的信息看，无国界记者孙林是在11月17日南京宣武区分局政保（人员）登门后发生冲突后送医不治身亡。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具体致死原因和责任人不详。好在孙林家室内都安装了监控录像，只要公布录像和医生、法医的检查报告，不难判明真相。作为相识的朋友，我只能要求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并公布真相，给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还孙林一个公道，惩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孙林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也遭到当局警告，被禁止上网发帖或前往南京悼念孙林。
友人：愿他自此身心都获自由安宁
一位身在中国、不愿透露身份的与孙林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听到孙林的死讯，她感到很震惊，很意外，但是由于孙林性格刚烈、不惧风险、期待自己很勇敢，而在当前中国这种政治环境下，对于孙林的死亡原因，不可能指望当局会说明真相。她说：“目前中国的环境，调查死因是不可能的。网上一些基督教的朋友已经给他（孙林）祷告了。我也发了推特，希望他能够从此心灵和肉体上都得到自由和安宁。”
无国界记者：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案
无国界记者组织就孙林疑遭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对新闻自由展开了大规模围剿，中国新闻状况出现急剧倒退。文章认为，曾为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中国新闻和人权状况的独立记者孙林是近些年来遭当局打击报复、残害致死的又一位新闻自由捍卫者。文章援引无国界记者亚太部主任Cédric Alviani的话说：“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案是中国政权偏执的直接后果，这种偏执导致其领导人把每一个独立媒体或记者都视为国家的敌人，因此使他们面临系统性的报复。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权施加更大压力，使其停止对新闻自由和信息权利的无情打击。”
知名活动人士、媒体人呼吁追查真相
11月20日，社会活动人士黄金秋、吴立红、邹巍、昝爱宗、严忠良、庄道鹤、李青等人以孙林友人的名义发表致南京市政府的公开信，呼吁当局展开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公开信说：“孙林去世前三天做过全面体检，身体良好，现突然暴死，我们作为孙林先生多年的朋友，深为不解，呼吁尽快独立调查，如实公布真相；若是孙林先生被害而死，他就会成为人权烈士，南京市政府必须对此负责，我们必须呼吁江苏省政府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公布真相。
稍早前，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锋锁、研究六四事件历史文献的学者吴仁华、博讯网创办人韦石等知名人士也呼吁海内外各界关注孙林命案，要求立案调查南京国保涉嫌殴打孙林致死事件，逮捕凶嫌并公开案件的相关细节。
六十岁出头的孙林出生于中共老红军家庭，曾任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因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遭解职，后经商及从事公民维权活动，担任博讯网和无国界新闻自由记者，笔名孑木，多次被捕入狱，2018年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出狱后长期遭国保限制自由，禁止与友人见面。
———-（美国之音）
孙林之死震动异见圈 传多人为他喊冤被抓捕
2023年11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的异议人士邹巍在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牌悼念孙林，当晚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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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1月21日讯】中国异议人士孙林（孑木）上周在家中被打死，异见人士指控中共开启了上门杀人的“新时代”，纷纷要求调查。当局强力打压，传不止一人被抓。
11月21日，维权网报导，浙江省杭州市的异议人士邹巍20日深夜被抓。其母亲所住的朝晖小区单元也被抄家。网传截图显示，杭州公安21日抄家时，出示了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的检查证。
邹巍是南京异议人士孙林的朋友。网传多张照片显示，11月20日，即邹巍被抓当天，他曾在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起写有“孙林烈士千古”的A4纸，悼念孙林。
邹巍也是在20日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签名人之一。
另有消息指，21日，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也被无锡市公安带走，其妻子许洁华担心他被公安陷害，因为南京孙林死讯传出后，吴立红曾公开质疑孙林之死，要求真相。
维权网报导，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湖南异议人士迷迭香等，也因为在推特上关注孙林之死并表达前往南京吊丧的意愿，结果遭到所在地国保的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也报导，南京市的吴菊芳19日曾被传唤到派出所，只因为她转发了一条孙林死亡的消息。郑州的方言也曾被传唤到派出所，被威胁不准去南京。中共当局现在全面网控孙林的消息，阻止异见人士到南京去维权。
17日下午一点多，南京玄武区国保一帮人闯入孙林家中，邻居听到屋内传出打斗声音，随后孙林被送到医院，下午5点45分，医院宣布孙林死亡。外界强烈质疑，孙林是被国保公安打死。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在网上发文：“一位两次入狱的异议人士，具有高度警惕的防备能力，家中安有监控，拒绝与国保配合，不获允许，旁人难以入室，竟然在家里和多名闯入者发生肢体冲突，送入医院，伤重不治，家人被严密监控。如此人命大案，是否开了走向恐怖主义人权迫害的先河？”
维权网也发文指出，孙林不是死在监狱里，也不是在大街上，而是死在自己家，这很可能是当地国保在公然明目张胆地作恶。巧合的是，当时正是习近平访美并遭遇海外人士大规模抗议之际。
文章称，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不仅是体制内外的人士，接二连三的非正常死亡，就连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也蹊跷地“心脏病突发”死亡。可以断言，因为孙林之死再开恶例，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异类人士以类似的方
式结束生命。
南京公民记者孙林因为坚持真相，多次被当局迫害，但拒不屈服。他死后，遗体就被当地国保控制，家人也遭到控制和威胁。
孙林的死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异议人士和网友纷纷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此案，保护孙林的家属和朋友，追究凶手的责任。
20日，孙林的友人黄金秋、吴立红、邹巍、昝爱宗、严忠良、庄道鹤、李青等人共同发出一份致南京市当局的公开信，要求当局调查并公布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记者周归航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林清）
自由亚洲电台
异议人士孙林疑遭殴打致死 家属被控 网民遭警告不得悼念
2023.11.20
中国异议人士孙林在南京家中与多名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孙林受伤后被送医院，其后死亡。目前，警方已控制孙林的家属，并警告安徽、北京等地的网民不得赴南京悼念孙林。海外人权组织和孙林的朋友敦促当局调查及公布孙林的死因。
中国异议人士，公民记者孙林上周五遭到长期监视他的公安上门，期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孙林受伤送医不治身亡。澳大利亚的民间组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创办人孙立勇上周六（18日）对外通报，17日中午，南京玄武分局国保警察闯入孙林家，随后邻里听到房内发出打斗声……下午2点44分孙林被送入江苏中西医结合医院，5点45分医院出具孙林死亡报告。
孙立勇本周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上周五10点44分家人还与孙林通话，孙林一切正常；3天前孙林刚刚做过全面体检，身体状况正常。他说，孙林的亲属告诉他：“孙林去世了，我就问了一下情况。因为在孙林坐牢期间，我们救助孙林都是通过他的亲属。他（或她）说17日中午，南京国保一帮人去孙林家，街坊都听到屋内噼哩啪啦打（打斗声），乱成一团了。孙林快70岁了，哪里打得过一帮小伙子。”
孙立勇说，上周，他还劝孙林早日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但孙林未作表态。他继续说：“孙林家属告诉我，孙林的家属到医院问护士孙林什么情况，医生说，他的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一帮小伙子打老头，肯定照死里打，孙林打不过他们。”
孙立勇的通报还说，17日晚上，孙林的家属被国保传到医院，家属要求见遗体，被国保拒绝，次日凌晨3点多，才放家属回家。目前孙林遗体由南京国保控制，已被从医院转移到了南京西天寺。孙林去世后，国保控制了孙林的女儿孙艺嘉，并到孙林前妻何方的住所，要求何方做孙艺嘉的工作，不许闹事，否则后果自负。”
长期资助孙林的孙立勇率先在海外社交平台X发孙林遇难消息。
孙林报道维权事件批评政府被囚八年
68岁的孙林笔名“孓木”，原为博讯新闻网、无疆界等媒体的公民记者，主要报道民间维权事件、揭露社会阴暗面。
2008年，孙林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判刑4年。出狱后，孙林资助四川异议人士陈卫的妻子，又协助山东异议人士张林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等，还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政权的文章。2018年，孙林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孙林的前妻和女儿，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转向南京市公安局值班室，但无法接通。
对于孙林突然死亡，其友人高先生对本台说，他得知孙林死亡的消息后，感到突然以及难过：“这个消息非常突然，从迹象来看，说明他是被殴打致死，我跟他也联系过，也见过面。”
出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家庭的孙林曾告诉本台，他年轻时参加解放军特种兵，其后下海经商，在朝鲜投资朝中孙林国际大酒店，家产丰厚。
与孙林相熟的一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本台说：“他是‘红二代’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据说他姐姐以前是南京市公安局国保一负责人，因为他的事被迫退休。如果没有与公安肢体冲突，孙林不可能死的，此前他总说自己可能有危险。也有可能有人借此机会假装‘失手’把他打死，这都有可能。”
警方警告不得赴南京及议论孙林之死
孙林的好友林大刚和付涛对失去孙林感到愤怒，要求南京有关当局对孙林遗体进行独立鉴定，还打算赴南京进行悼念活动。付涛对本台说，孙林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不可能突然死亡：“我感觉到孙林跟我们的交往中，身体一直很好，没有任何的基础性疾病。目前从获得的信息来看，感觉他是非正常死亡，但是真相与事实有待法医的有关鉴定。但是对他的死，我们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惋惜，表示沉痛的哀悼。”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在社交平台发文，警方为孙林死亡事登门警告，不许妄议，要求删帖。愤而答复：朋友死得不明不白，还能不让人说话？还说，要求查明真相和追责是公民权利。希望换位思考，如果你们的亲友莫名死亡会怎么做？帖子不删，抓人也不删，文责自负。网民迷迭香周日发文，“我上午也接到通知，不可发声，不可去南京，被我拒绝。我跟国保说：孙林之死对我们这些长期跟国保打交道的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他这次在国保上门后莫名死亡，以后我还敢跟你们见面吗？ ”
民间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博讯网创办人韦石，呼吁海内外各界拨打江苏南京110报警服务台，要求立案调查孙林先生被国保殴打致死事件，将凶手逮捕并向公众公开案件相关细节。此外，孙林的朋友黄金秋 吴立红 邹巍 昝爱宗 严忠良 庄道鹤 李青 等人在网上发帖，呼吁江苏省政府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公布真相。
记者：古亭 责编：许书婷、陈美华、嘉远 网编：瑞哲
自由亚洲电台
南京公安反指被孙林打伤 十天前国保跨省追缴孙林新书
2023.11.21
中国异议人士孙林上周被南京国保殴打致死。最新消息披露，南京国保11月17日强行进入孙家，遭到激烈抵抗，数名国保受伤，孙林则被殴打致死。另据孙林友人披露，十天前，南京国保曾到武汉追缴孙林寄给友人的一本新书。目前，尚不知孙林遭到暴力是否与这本新书有关。
孙林被南京国保殴打后死亡的消息受到海内外关注。据南京一名国保对有关人士披露，事发当天，多名国保强行闯入孙林家后，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该名国保反指孙林打伤多名国保，孙林本人被殴打致死。
据孙林的友人本周二对本台披露，十天前，南京市公安局国保在武汉国保陪同下找到孙林的好友肖玉庆。他说，不久前，肖玉庆刚在武汉出院，收到孙林新书后还没来得及看：“十天前，南京国保和武汉国保一起去找过他（武汉的肖玉庆），孙林写了一本书寄给他，他第一天收到书，第二天公安上门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看书就把这本书收走了。在出事的前一天，孙林和肖玉庆（70多岁）还在聊天，他（刚出院）准备出院后去南京。”
孙林寄给朋友新书被国保跨省追回
目前尚不知这本书是否给孙林带来“杀身之祸”。不过，这位匿名的受访者估计，南京玄武区国保为孙林的一本书跑到武汉追查，其后又闯入孙林家，此举并不寻常。
孙林这位好友还说：“南京的维权人士，有我认识的，因为在群里发了有关孙林死亡的消息，当天就被传唤到派出所。孙林死亡的消息怎么可以封锁住？隐瞒是没用的。”
本台记者联系到武汉居民肖玉庆，尝试了解孙林与他通话内容和寄给他的这本书的名字。肖玉庆说，他被禁止在评论区发言和接受采访，此限令从18日到下个月（12月）3日。
湖北网民莫先生周二告诉本台，国保通知他不得去南京：“我这边每十天半个月国保就来一次。昨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哪里都去不了。我只要买火车票，二十分钟之内，他们（国保）就会来拦截。河南的维权人士方言，国保通知她不要去南京，生存环境愈来愈差了。”
各地警方阻挠民众前往南京
孙林的朋友高先生周二对本台说，孙林之死引发民众关注，警方已经采取行动：“全部是国保通知，株洲、长沙、衡阳、郑州等，我得知这几个地方的人说，国保都已经‘打招呼’了，有的人被传唤到派出所，第一是南京的吴菊芳前天（19日）被传唤到派出所，到晚上12点。她就转发了一条孙林的消息，现在全面网控孙林的消息，就怕人们到南京去。郑州的方言也被传唤到派出所，不准到南京去。”
周二当天，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被无锡市公安局警察带走，其妻子许洁华担心吴立红被无锡公安陷害。南京孙林死讯传出后，吳立紅质疑孙林之死，要求真相。
率先报道孙林身亡的海外异议人士孙立勇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几天来，他一直试图与孙林的家属联系，只听到铃声，但无人接听。本台记者本周一及周二多次致电孙林的妻子和女儿，遇到同样的问题。
据维权网消息，孙林的友人黄金秋、吴立红、邹巍、昝爱宗、严忠良、庄道鹤、李青等人共同在一份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上签名，呼吁当局尽快独立调查，如实公布真相；呼吁江苏省政府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布真相。
上周五（17日）下午一点多，南京玄武区国保一帮人闯入孙林家中，邻居听到屋内传出打斗声音，随后孙林被送到医院抢救，下午5点45分，医院宣布孙林死亡。当局不准孙林的亲属见遗体。
孙林的友人陆先生告诉记者，孙林当时拒绝国保进入他家，国保破门而入：“他们（国保）要进入他家，（孙林）拒绝他们进入，他们直接闯进去的，以后就发生了具体冲突。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想控制你就会不择手段，这个时候往往会把人搞死，还切断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不让舆论发酵。”
陆先生说，官方不太可能公布孙林的真实死因，但关注孙林的民众早已胸中有数。
11月20日，浙江异议人士、孙林的友人邹巍在杭州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手举写有“孙林烈士千古”的白纸。（网络图片/古亭提供）
本周一，孙林的朋友邹巍在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起A4纸纪念孙林之死。
在社交平台X，网民大雄的微笑@DXDWX999发出多张视频截图，说孙林在住所内外安装了九个摄像头，11月17日遇害身亡后，设备遭到当局破坏，海外追究迫害异议人士的组织“恶人榜”，其技术人员正在逐步恢复，陆续会公布孙林生前的画面和视频。
记者：古亭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禁闻网
维权评论：南京异议人士孙林之死开恐怖主义人权迫害先河
2023年11月21日
特约评论员：慕江天
2023年11月18日，维权网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疑在头一日被当地国保殴打致死。据悉，当天中午，南京玄武分局国保一行闯入孙林家，随后邻居听到房内发出的打斗声。到下午14点44分孙林被送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17点45分医院出具死亡报告。
孙林生于1955年4月15日，网名“孑木”，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活跃于网络，曾担任前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博讯新闻网和无国界等媒体记者。孙林的死讯一经传开，舆论便为之震惊，尤其是异议人士，更是感觉物伤其类。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湖南异议人士迷迭香等，因为在推特上对孙林之死的高度关注和表达将前往南京吊丧的意愿，结果遭到所在地国保的警告，被要求不得为此发声，更不得奔赴南京。
对于很多善于翻墙的人士而言，孙林或者孑木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曾经有段时间，他在网络上相当活跃，并且因为大胆敢言而锒铛入狱。而骚扰对于他来说，则是家常便饭，每逢敏感日期，当地国保都会登门拜访，对其进行警告甚至恐吓，孙林一度表示将誓死抗争。
孙林性情刚烈，对普世价值的追求相当执着。1998年8月，孙林曾被南京电视台18频道录用，后因言语过激而被解聘；1998年9月，曾自己开办“星梦影视制作中心”，后因被人诬告而被迫关闭；2000年，曾被南京《今日商报社》录用，任“大都市”专刊主编，但很快再次因“言语过激”而被停刊。2006年10月，才正式开始了其异议人士的生涯，在博讯新闻网等媒体以记者的身份，采写了大量维权报道。
孙林告别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生经历，正印了此前别人对同类人士的总结：“不在监狱，就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他于2007年5月、2016年11月两度被抓捕，其后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共计八年时间，头一次罪名为“非法持有枪支”、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后一次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孙林的“二进宫”均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勇气，第一次被抓捕时，孙林曾头撞栏杆，受重伤后伤口缝了28针。羁押期间上庭时，他将衣服的前后均绣写了大大的“冤”字。第二次被抓捕时，他曾用头撞警车表示抗议。从他在看守所拍摄的照片观察，他虽然在当时瘦得皮包骨头，但是，却是一身正气、金刚怒目。
虽然牢狱之灾和骚扰不断，但是，孙林却永不屈服，最近一次出狱是在2020年12月，出狱过后，孙林依然通过各种平台勇敢发声。在他死亡之前几天，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所到之处，遭到大规模的人群抗议，孙林转发了多条抗议视频，这也是当地国保要对其登门拜访的原因。以孙林的个性，必然反抗，因此，双方发声冲突就顺理成章。一般说来，国保都会三人同行，所以，孙林必然寡不敌众，在反抗过程中被殴打致死毫不奇怪。
当前，因为很难联系上孙林的近亲属，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媒体的报道都是客观地称其疑被国保殴打致死。不过，孙林死亡过后，家属并不能顺利收尸，其尸体被国保控制，这一细节也从侧面说明，当地国保是做贼心虚，否则，完全不用这样处置。据悉，在孙林死亡当天上午10点44分，家人还曾与其通话，未见任何异常，在此前3天，孙林刚刚做过全面体检，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据悉，孙林的遗体已经被国保从医院转移到了南京西天寺，孙林的女儿孙艺嘉已经被国保控制，国保还赶赴其前妻何方的住所，要求何方做孙艺嘉的工作，不许闹事，否则后果自负。这也是外界在得知孙林死亡的消息之后，再难获得后续情况的重要原因。
在偌大一个中国，各类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敏感人士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数不胜数，如曹顺利、李旺阳等，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孙林确系被国保殴打致死，但是，从其生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其死前的打斗迹象以及死后国保的异常反应看，他被国保殴打致死是大概率的事。
查阅孙林的推特账号（孤剑@sunlinjiemu），其最后的发言日期永远定格在了11月17日，再往前追溯，可见，其它发言也非常大胆，倘若不知道是他的账号，很多人还会误以为号主是身在海外的自由人。对于无法前往南京为孙林吊丧的人而言，其账号底下，或许是一个凭吊他的去处。
孙林不幸以这种方式早逝，让很多同道倍觉神伤，海内外大批人士对此深感震惊。身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孙林之死难以想象，她说：“一位两次入狱的异议人士，具有高度警惕的防备能力，家中安有监控，拒绝与国保配合，不获允许，旁人难以入室，竟然在家里和多名闯入者发生肢体冲突，送入医院，伤重不治，家人被严密监控。如此人命大案，是否开了走向恐怖主义人权迫害的先河？”
既然孙林的生命已经戛然而止，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查其死因。虽然海外平台上各界人士对此的舆论沸沸扬扬，可是，当局却装聋作哑，表现得若无其事，在国内平台上，相关话题被严厉封杀，关注此事者只能点对点交流。不过，相当多的人士公开表态，希望国际社会能高度关注此事，向当局施压，从而让当局彻查其死因和严惩凶手。不过，从当前的情况看，要达成这一目标极其艰难。
孙林的死亡，不是在监狱里，也不是死在大街上，而是死在自己家，这很可能是当地国保在公然明目张胆地作恶。巧合的是，当时正是习近平访美，并遭遇海外人士大规模抗议之际。殴打他的国保是如何进入其屋的？是放进去的还是强行破门而入？这些暂时都不得而知，但从各地国保都在试图阻挠其他异议人士前往吊丧的情况看，不排除孙林是被高层授意当地国保殴打致死的可能。
孙林死亡事件可以说又是当局欠下的一笔血债，仅在南京一地，被迫害致死的就不止他一人，还有异议作家、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筹组人杨天水。杨天水在离世过后，当局的做法如出一辙，强行要求其家属在遗体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并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
在最近十来年，中国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不管是体制内外的人士，非正常死亡者接二连三，就连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悄然死亡，定性为“心脏病突发”。孙林之死，虽然系被国保殴打致死的概率很大，但是，当局不可能承认，最终，应该也会以突发疾病或者自杀等结论对其死加以定性。可以断言，因为孙林之死的再开恶例，从今往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异类人士以类似的方式实现生命的终结。
2023年11月21日
为异议人士孙林冤死发声 传邹巍、吴立红被抓
【大纪元2023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夏松报导）网传杭州市异议人士邹巍、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被抓，原因是南京著名异议人士孙林日前冤死后，他们为其发声、求真相。
11月21日，中国民主运动义工陈立群（@liqunchen）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说：“浙江省杭州市的异议人士邹巍，昨天深夜被抓。其母亲所住的朝晖小区家里被抄家。目前情况不详。 邹巍日前为南京异议人士孙林的冤死举牌发声。 请关注！”并附上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20日出具的检查证。
此前一小时，她还发文说：“ 突发：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11月21日被无锡市公安局警察带走，其妻子许洁华担心吴立红被无锡公安陷害，南京孙林死讯传出，他质疑孙林之死，求真相。”
此前，居澳洲的中国异议人士孙立勇11月18日向新唐人电视台爆料说，南京著名异议人士孙林突然去世，死因可疑。目前，孙林的妻子和女儿都被警方威胁要对外噤声。同时，多名其它地区的异议人士也在网上发消息说，遭到国保警告不得议论也不得去南京。
20日，社会活动人士黄金秋、吴立红、邹巍、昝爱宗、严忠良、庄道鹤、李青等人以孙林友人的名义发表致南京市政府的公开信，呼吁当局展开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公开信说：“孙林去世前三天做过全面体检，身体良好，现突然暴死，我们作为孙林先生多年的朋友，深为不解，呼吁尽快独立调查，如实公布真相；若是孙林先生被害而死，他就会成为人权烈士，南京市政府必须对此负责，我们必须呼吁江苏省政府独立调查，追究责任，公布真相。”
原海军中校参谋姚诚20日在社交平台X上连续发文说：“孙林的家我经常去，他在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防盗装置，根本就不让国保进家，他哥姐有人在北京是部级官员，也有在省公安厅任职的，国保也拿他没办法，这次我严重怀疑是国保强行进入的。”
“急切希望知情者透露孙林被打死的过程和原因及遗体处理情况，我在联络南京的朋友，但他们都被控制了。”
孙林60岁出头，出生于中共老红军家庭，曾任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因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遭解职，后经商及从事公民维权活动，担任博讯网和无国界新闻自由记者，笔名孑木，多次被捕入狱，2018年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出狱后长期遭国保限制自由，禁止与友人见面。
责任编辑：李元瑞
老红军的儿子被打死 当局不好收拾了
| 紫荆花开2023-11-21 | 紫荆花开的个人频道 |
老红军的儿子被打死 当局不好收拾了
中国异议人士孙林上周在家中被南京国保打死，引起社会震动。异见人士指控中共开启了上门杀人的“新时代”，纷纷要求调查。当局强力打压，传不止一人被抓。由于孙林父亲是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生前也是江苏省的高级官员，孙林的死也在红二代中有很大反响，中共当局千方百计进行打压。
11月21日，维权网报道，浙江省杭州市的异议人士邹巍20日深夜被抓。其母亲所住的朝晖小区单元也被抄家。
邹巍是南京异议人士孙林的朋友。网传多张照片显示，11月20日，即邹巍被抓当天，他曾在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起写有“孙林烈士千古”的A4纸，悼念孙林。
邹巍也是在20日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签名人之一。
另有消息指，21日，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也被无锡市公安带走，其妻子许洁华担心他被公安陷害，因为南京孙林死讯传出后，吴立红曾公开质疑孙林之死，要求真相。
维权网报道，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湖南异议人士迷迭香等，也因为在推特上关注孙林之死并表达前往南京吊丧的意愿，结果遭到所在地国保的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南京市的吴菊芳19日曾被传唤到派出所，只因为她转发了一条孙林死亡的消息。郑州的方言也曾被传唤到派出所，被威胁不准去南京。中共当局现在全面网控孙林的消息，阻止异见人士到南京去维权。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在网上发文：“如此人命大案，是否开了走向恐怖主义人权迫害的先河？”
维权网也发文指出，孙林不是死在监狱里，也不是在大街上，而是死在自己家，这很可能是当地国保在公然明目张胆地作恶。巧合的是，当时正是习近平访美并遭遇海外人士大规模抗议之际。暗指孙林因为传播习近平出访不利，而惹恼了过保。
文章称，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不管是体制内外的人士，非正常死亡者接二连三，就连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也蹊跷地“心脏病突发”死亡。可以断言，因为孙林之死再开恶例，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异类人士以类似的方式结束生命。
孙林的死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异议人士和网友纷纷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此案，保护孙林的家属和朋友，追究凶手的责任。
“白纸运动”近一年 中国人权仍堪忧
21/11/2023
2022年11月下旬，上海、北京、成都、武汉和中国其它城市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习近平政府清零政策，也有人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由于中国各地抗议者当时手持白纸象征对中共审查制度的抗议，因此称为“白纸”抗议。一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堪忧。
2022年11月27日，抗议者在北京游行示威时举着白纸，喊着口号。在一个一切都被严密监控和审查的社会，白纸是对人民不被允许说话的无声抗议。在中国“白纸运动”期间，一个叫“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推特账号成为外界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回顾白纸运动的导火索：去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幢住宅大楼发生大火，由于严格的清零措施阻碍人们逃生，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名小孩，这在中国大陆触发了大规模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也参与运动，进行声援。在广泛的抗议活动发生几天后，中国各地突然取消清零封锁，许多民众以及医疗机构对政府的突然转变毫无准备，使得COVID-19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
虽然部分被拘留的白纸运动抗议者获释，但仍有很多年轻的抗议者下落不明或仍被关押。其中19岁的维吾尔族学生卡米尔‧瓦伊（Kamile Wayit）因在网上分享抗议视频，被当局扣上“宣扬极端主义”的帽子被拘留在新疆。参与过白纸运动的23岁中国来港女博士生曾雨璇，因纪念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而被以“煽动叛乱罪”判处六个月监禁，由于她判刑前已经被关押多月，她今年10月中旬刑满出狱后，随即被遣返回中国大陆，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络。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虽然白纸运动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平息，但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年轻人，以及其他海外留学生在继续批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政府。10月下旬，上海数千名年轻人庆祝万圣节，有些人穿着闭路电视摄影机等服装，巧妙地嘲讽中共政府的镇压。也有人扮成乞丐，讽刺中国经济不景气，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企。
“白纸运动”一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堪忧，特别是政治异议人士的生存处境受到进一步挤压。
异议人士孙林之死
中国异议人士孙林11月17日在自己家中，被强行进门的南京国保殴打，数名国保受伤，孙林则被殴打致死。孙林的好友告诉自由亚洲说：“南京的维权人士，有我认识的，因为在群里发了有关孙林死亡的消息，当天就被传唤到派出所。株洲、长沙、衡阳、郑州等地国保都已经‘打招呼’了，有的人被传唤到派出所，第一是南京的吴菊芳19日被传唤到派出所，到晚上12点。她就转发了一条孙林的消息，现在全面网控孙林的消息，就怕人们到南京去。郑州的方言也被传唤到派出所，不准到南京去。” 但本周一，孙林的朋友邹巍不顾警方打压，在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起A4纸纪念孙林之死。
同一消息源显示：本周二当天，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因要求得到孙林之死的真相，而被无锡市公安局警察带走，其妻许洁华担心吴立红被无锡公安陷害。率先报道孙林身亡的海外异议人士孙立勇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几天来，他一直试图与孙林的家属联系，只听到铃声，但无人接听。其他海外媒体记者本周一及周二多次致电孙林的妻子和女儿，遇到同样的问题。
人权律师唐吉田不被允许赴日看望病女 且再度失联
曾被长期羁押，今年年初才获释的人权律师唐吉田近期再度与外界失联。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唐吉田身处吉林延边一所宾馆，被公安严密监控。外界促请当局尽快放行唐吉田，让他到日本照顾病重的女儿。2021年5月，唐吉田旅居日本的独生女儿唐正琪因为肺结核引发脑水肿，过去两年多一直昏迷，但当局一直禁止唐吉田出境，到日本看望女儿。
异议人士朱虞夫被软禁不能赴日探望病危的妹妹
被浙江当局视为头号监控对象的异议人士朱虞夫为了到日本探望病危的妹妹，不惜远赴广西闯关，却在11月3日遭当局以涉嫌偷渡拦截遣返，目前被软禁家中。实际上朱虞夫被警方拦截的地点在中国境内，离边界还有一两公里。71岁、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朱虞夫在广西被关押两天后，遭杭州公安遣返，目前被软禁在家，并签署了保证书，同意三个月内不出门。
朱虞夫是上世纪70年代杭州民主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2012年，他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由于身份特殊，他出狱后申请出国一再碰壁，虽然他获得日本签证，但在今年3月被国保没收护照。
“中国人权观察”创始人之一徐秦案开庭日期再次延后
据民生观察日前消息显示：江苏扬州中国玫瑰团队秘书长、维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创始人之一徐秦长年关心中国人权议题，参与过声援维权律师余文生和维权公民徐琳的活动，而在2018年2月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并被追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她在2021年11月5日在家中再度被警方突然带走，虽然出现多种健康问题，法院开庭日期却不断延后，再次从2023年11月3日延至2024年2月3日。
中国“白纸运动”接近一周年，“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允许举办全国性“白纸运动”抗议一周年纪念活动，当局应释放所有因公开批评政府疫情应对措施而被拘留的人，并停止审查社交媒体上与抗议相关的信息。
人权观察亚洲总监伊莱恩‧皮尔森（Elaine Pearson）日前在文章中还表示，“白纸运动是结束三年清零封锁至关重要的因素，一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人们拥有安全的公共空间，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局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和平批评政府疫情应对措施而被拘留的人，以及参与抗议活动的人。” “中国政府维持严格社会控制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中国各地人民努力创造空间来促进正义和问责等普世价值观。”“习近平日益高压的统治已经过去了十年，今天，追求更加公正中国的暗流继续激励着许多中国人。”
作者：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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