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2024.2. (8—-1)
自由、民主、人道、人权
世界人权日 加州民主人士活动
高风亮节的高耀洁
吹哨者蒋彦永医生
呼唤法治的江平
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中国梦
中国梦和中国人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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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 加州民主人士活动
2023年12月10日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杰出民主人士奖 第三十七届颁奖典礼
世界人权日 南北加州民主人士举行多种活动抗议中国当局
（综合信息）
2023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舊金山中國城國父紀念館，舉辦第37屆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和簽聖誕卡為良心犯送溫暖的活動，有上百位華人朋友（包括从南加州等地赶来的同道）出席現場。
旧金山国父纪念馆内的活动情形
（郑云提供）
王爱忠获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
异议人士王愛忠先生獲得了本年度海外最大的華人民主大獎。他十多年來，致力於南方街頭運動，關注中國的訪民及弱勢群體，經常在網路上發表針砭時弊的文章或言論。他多次被中共抓捕，2023年5月18日，被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三年。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方政說：「王愛忠是一個有組織能力、行動能力、有領袖作為的傑出民主人士，我們理事會結合了很多推薦人的意見，把今年的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發給他。」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赵昕对王爱忠评价说：“在国内，像这样的人是最为中共所忌恨的。他着力推动如何从网络、从线上走到线下，从线下的公民圈、同城圈如何地走上广场。”
在本次颁奖活动中，王爱忠的友人汐颜来到颁奖现场代替他领取了奖项。汐颜告诉本台，她认为王爱忠得到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在代王爱忠拿到奖牌的那一刻，她的感受是：“我觉得，如果（王爱忠）知道他有得到这个奖的话，我认为他也会很开心的。这是他应该得的。”
最後的勝利 一定在我們這邊 基金会会长和理事为王爱忠颁奖
汐顏認為，王愛忠是真正的勇士，獲得此項殊榮，當之無愧。王愛忠是有情有義、有理想的人，他有很好的生意，家庭美滿幸福，完全可以選擇歲月靜好的生活。王愛忠卻選擇了一條危機四伏、荊棘密布的道路，十餘年如一日，支援蒙難的同道，堅持不懈地進行維權與抗爭。
她說，王愛忠說過：「我們要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然後形成合力。」他每去到一個地方，都能迅速聚集一大幫朋友到現場。她強調，好人更應該抱團。汐顏希望「大家若有餘力，請多關注並支持那些在牆內、一直在堅持著的、但默默無聞的抗爭者，他們值得、也應該被看見」。
在汐顏看來，今天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實際上是十幾億亡國奴，中共沒有給他們任何權利、福利和尊嚴，也不讓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對他們任意地剝削、淩辱、殺戮。每一個中國人一點小小的抗爭，都會遭到殘酷的打壓。但是汐顏堅信，中共現在茍延殘喘，內外交困，四面楚歌，來日無多。她說：「時間在我們這邊，道義在我們這邊。最後的勝利也一定在我們這裡。」
頒獎詞：從網絡到廣場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趙昕做了頒獎詞，他表示，王愛忠十多年來致力於南方街頭運動抗爭，常年奔走於各個城市中，廣泛聯絡公民同道，長期堅持資助良心犯，建構社會不同圈層的共識網絡。他認為，王愛忠堅守公民立場和憲政民主觀念，與專制做不懈的鬥爭，越挫越勇。勇於發聲，勤於寫作，堅守民間反對立場，為受壓迫的民眾代言，影響卓著，呈現出民間新生代抗爭者領軍人物的陽光風範。在趙昕看來，王愛忠是一個傑出的民主人士，將激勵和鼓舞更多的人們，為了民主和自由，向不可一世的共產專制勢力發起進攻，並獲取最終的勝利。
為良心犯簽賀卡
人道中国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成员也进行了给数以百计的政治犯写下圣诞贺卡的活动。此前，他们也会举行每年一度的给政治犯寄圣诞贺卡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及人道中国理事方政表示，将大量香港政治犯加入邮寄对象之中，是今年的特色：“这几年，随着香港自由的失去、中共对香港的管控，香港成了一个政治犯密集的区域，跟中国内地一样。有很多人在狱中、很多人失去自由、很多人流亡海外成了流亡人士。所以，我们今年就和香港的朋友一起，整理了香港狱中良心人士的名单和地址，也给他们送上一份问候。”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方政介紹說，「簽賀卡送溫暖」活動，已經堅持了35年。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賀卡最早是給六四死難者家屬、六四傷殘人士，包括獄中的政治犯，給他們送去關愛和溫暖，加上一些捐款資助。
方政表示，當他還在中國的時候，在1991年新年，曾收到過美國前旧金山湾区庫柏蒂諾市官员張昭富郵寄的賀卡和一百美金。还收到过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寄给他的新年贺卡。他對國內民主人士說：「你們所做的一切，海外這些有良知、有愛心的人士們是不會忘記的。你們並不孤單，有這麼多人和你們在一起。」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赵长青，在大陆曾经有过16次牢狱之灾。他说之前在狱中时曾经看到过来自美国的寄给他的新年贺卡。当时，一个做小哨的服刑人员偷偷拿了两张贺卡给他看，他看完后，小哨又帮他偷偷放回去了。他从这两张贺卡上看到签名的人，很多人他都不认识，但是有两个人他两知道。其中一位是他1989年秦城监狱的同室狱友。他非常感恩，记录在了监狱日记里，后来这本日记在台湾出版。
女作家汐顏，在國內有過兩次被拘留的經歷，被關了二十幾天。她出來後，有一些人告訴她，曾為她寫過明信片和信。她雖然都沒收到，但很感動，她說：「當我被關在裡面的時候，還有那麼多人記得我、關注我！現在還有很多同道在坐牢，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有很多人都在關注他們，他們並不孤單！」
今年「給良心犯簽賀卡送溫暖」活動，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和人道中國聯合舉辦。現場簽賀卡的人，有頭髮斑白的老人，也有與父母一起前來的幼兒園小朋友。這些聖誕卡，將寄給被關進中國大陸和香港監獄中的維權人士和良心犯。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林牧晨认为，在美国坚持了37年的民主人士奖和签圣诞卡活动，不单单对中国大陆有促进作用，对美国本土、对世界各地都有意义。他举例最近发生在旧金山的事情：“习近平到湾区来，他动员了很多所谓红色的、实际上是黑色的力量，对民主人士进行施暴，非常地猖狂。94年我来到旧金山时，看到基本上看到都是青天白日旗帜。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却有很多五星红旗在。我们今天不要小看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仅仅一支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六四镇压的美国人赛颂菲，认真地为中国的政治犯写好多张卡片。“我觉得支持在狱中的人很重要，因为他们非常孤立，他们因为良心的原因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是勇敢、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人。他们应该有信仰的权力，有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工作的权力。我关注中国和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非人性的对待，都应该被关注。”
第三十七届颁奖典礼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1985年成立，1986年就颁发了第一届杰出民主人士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办颁奖典礼。
方政和六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共同颁奖，赵昕理事做了题为《王爱忠：从网络到广场》颁奖词。“王爱忠常年奔走于各个城市中，广泛联络公民同道，长期坚持为良心犯送饭，构筑社会不同圈层的共识网络。本来他长期经商，本可过得衣食无忧，但是为了道义他却将主要精力用在与社会不公做斗争上，并成为专权者的眼中钉，由此他长年成为被控制和打压的对象。他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人士，并将激励和鼓舞更多的人们为了民主和自由向共产专制势力发起进攻，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人道中國年會報告
現場播放了人道中國的介紹短片，身在紐約的人道中國主席周鋒鎖，透過視訊連線，做了2023年人道中國年度工作報告。周鋒鎖說，2023年，人道中國支持了一百五十多位中國政治犯，包括十多位香港受迫害人士。人道中國支持在中國白紙革命之後興起的各地青年組織，包括在歐洲和美國進行的各種活動。他還表示，人道中國第1次向聯合國提交報告，揭露中共把政治犯的孩子當成人質，其中包括維權律師、法輪功群體和基督徒等。周峰鎖認為，通過節日聖誕卡、小額援助，能夠讓國內的那些良心犯、在最黑暗艱苦的地方堅持的人，不再感受到孤單。迄今為止，已有上千位良心犯，接受到援助和慰問，這是人道中國做的最有效的方面，也一直會持續下去。
2023年中国人权情况报告
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办人向莉做了2023年中国人权情况报告。她指出中国人权情况进一步恶化。她在报告中列举了2023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80多个重大人权案件。 香港的斯尔维亚通过视频远程介绍了香港的人权状况。她指出在国安法下，香港法治的基石已经被破坏。香港目前有近2000名政治犯。香港47人案将于明年三月宣判，这场对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参与者的大抓捕是2020年7月发生的，这意味着案中很多被告在被定罪之前已经被监禁了三年。
香港的斯尔维亚通过视频远程介绍了香港的人权状况。她指出在国安法下，香港法治的基石已经被破坏。香港目前有近2000名政治犯。香港47人案将于明年三月宣判，这场对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参与者的大抓捕是2020年7月发生的，这意味着案中很多被告在被定罪之前已经被监禁了三年。
八九二代欧阳若宇分享来到海外后，慢慢理解了自己肩上仍负有道义责任的感悟。“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道光明，那是美国美国作为自由灯塔的光明。但是在国内的那些曾经的朋友，他们执着于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灯塔。所以这种责任，是我们作为同行者的一种责任。作为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有许多挑战、诱惑、机遇，自己最近还收获了爱情。最近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快变得‘岁静’了。但是开心的看到在座的各位，一直坚持每年来参加活动，大家都是没有彻底变得‘岁静’了。我想‘道德绑架’大家，请大家一起履行道义的责任，让国内曾经同行的朋友，得到实在的帮助。”
张先生是90后，来到美国一周年，他和女友一起特意从洛杉矶来到旧金山参加活动。“我在中国时活得非常压抑，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我想活得自由一点，在一个能说真话的地方。我觉得美国是不二之选。我也想为中国的民主做一些贡献，虽然我的力量非常微薄，但是有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出份力，为中国的自由做出了一份贡献。”
王爱忠夫妇的朋友、作家汐颜女士，特意从洛杉矶带着女儿一起赶来旧金山。她代替王爱忠领取了这个奖项，并发表了主题为《荣耀属于抗争的勇士》的感言：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師友：
下午好！今天，我站在這裏，代替身在獄中的抗暴勇士王愛忠先生領獎，我深感榮幸。本來，今天發表獲獎感言的，應該是他本人，但是，身在太平洋那邊的他，正在中共的監獄坐牢，也可以說，他是在替我、替我們每一個人在坐牢。此時此刻，作為一個剛剛逃離中共大監獄的新移民，在美國，在這片充滿陽光和自由的土地上，我為愛忠多年來與中共暴政抗爭所做出的貢獻，為我的朋友獲得這個崇高的獎項而高興。同時，由衷地向他，向他的太太王賀楠以及兩個可愛的女兒致敬，還要向令他無罪系獄的中共犯罪集團，表達最強烈的反對和抗議。
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所先生从纽约连线，与现场观众互动。
在出發前，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準備這個稿子，並為之命題為《榮耀屬於抗爭的勇士》，我以前想，愛忠被陷三年冤獄，他會後悔他所做過的一切嗎？我想起他三年前就在文章裏面寫過：那麽多朋友都進去了，該輪到我了。是的，他應該是有所準備的，我想他會無愧並無悔於自己的一切選擇。就像我的一個牧師朋友說過，即使我在監獄中，我也會堅持傳福音。
我確信，愛忠也會一樣的去踐行他的理想。他是真的勇士，今天此份殊榮，王愛忠當之無愧。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
我常常在回憶和王愛忠之間的交往，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聚會，是在2014年4月，我和佛山的朋友去廣州赴他組的飯局，開車至半路，他打來電話：汐顏，聚不成了，國寶已把我們的包廂包圍了。可我們還是去了，幾個人跑到他訂的飯店附近吃了一個雲吞面。然後我們眼睜睜的看著他被帶走，那一次，審問到半夜才讓他回家。
2015年6月，我因發帖紀念六四被抓，出來後他給我發信息，他說，汐顏，我去年這個時候因為六四進去過，沒想到今年你也遭遇了，你要是想不通，我給你做下心理疏導吧！
2017年7月，我和朋友們因為海祭再次被抓，他積極的聯系律師，在網絡展開聲援。我回家後，他在微信給我說了一句：你又受苦了。我沒有點開，只是對他表示了感謝。因為，對於那些被重判的同道來說，我的遭遇實在微不足道。
2021年3月底，他給我打來電話說：「汐顏，我準備去長沙，我們好久沒見了，你一定要來啊，我們找幾個朋友好好聚一下。」於是我立馬就去了。在那艱難的年月、荒謬的國度裏，我時常有撐不下去的時刻，我時常要借著在與朋友的相聚中，獲得新得力量和勇氣。即使我們什麽都不談，就是面對面坐一坐，也能讓我感到安慰和不孤單。因為愛忠他會告訴我：別怕，我們都在呢！
十年飲冰，熱血未涼。那時候的他，依然意氣風發神采飛揚，在交流中總有真知灼見。那一次，他和一幫朋友在長沙呆了三天，我們一起吃飯喝酒，暢想未來，還浩浩蕩蕩去爬了嶽麓山，說了好多好多的話。記得我問過他：你認為中國最終會實現民主轉型嗎？他堅定的回答：一定會。那時的我，多有心灰意懶之意。他為我們打氣：不要小看你們個人的影響力，要好好利用它，有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存在，就是千軍萬馬，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吧！
返程的路上，我們打了一臺出租車去長沙南站，他回廣州，我回衡陽，在車上，我們談到了女性覺醒和抗爭者的困境，他說：「中國的女性非常了不起，我認識的幾個女性朋友包括你都非常勇敢，你要註意安全，不能再進去了，坐牢的事就交給我們男人吧！」我說好，你也要保重，我們以後一定要多聚聚。
2021年5月28日，王愛忠被帶走，羈押在天河看守所，這個消息來得如此猝不及防，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一段時間，我和許多關心他的朋友們聚在一個專為他而建的小群裏，日夜焦灼的等待他回家的消息，然而沒有，我們最終等到的是，一紙罪惡的的逮捕令。
2023年五月18號，在他羈押了長達兩年、案子在多次無故延遲之後終於開庭，庭審的結果是，以尋釁滋事罪被當庭宣判三年。
他開庭那天，我和我的女兒已經離開了中國。那段時間接踵而至的是，丁家喜律師和許志永博士的被重判。看到這個結果，我不由悲從心來。我沒想到那次在長沙的相聚之後，是他的三年冤獄、和我無奈的逃離。作為他的好朋友，除了憤怒和難過，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心情。
但是他應該不會笑話我是一個逃兵，他以前就鼓勵過我：」帶著孩子出去吧，我總感覺有更大的危機要來。「我問他：「那你呢？」他說：「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完成。」
我離開後，都曾告訴自己，不要回頭看，只能往前走。那片土地對我的傷害實在太深太重，但是，我不能不關註我的朋友。如今，我在這個自由但完全陌生的國度開始新生，我的朋友們卻在黑暗的牢獄裏受盡煎熬，每每念及，我都會提醒自己：絕不原諒，永不遺忘。
愛忠是不幸的，身處高墻之內，憂心如焚，度日如年。我也曾兩次被抓，非常了解坐中共的牢，是多麽的痛苦。同時他又是幸運的，他的名字和事跡廣為流傳，受到各界的極大關註。五湖四海的朋友，都願意對他的遭遇伸以援手。
他的太太王賀楠，婉拒了朋友們一切物質上的支援。2022年2月底，我和朋友曾去廣州看望她和兩個孩子，就連我們給孩子準備的紅包她也不收，多次推脫之後，方才勉強接受。她的解釋是：「愛忠以前就說過，好多朋友生存艱難，更需要幫助，我們的狀況尚可維持，他要是知道我收了姐姐你的錢，可要生氣的。」
他是一個極其慷慨且自律的人，他告訴過我們，這些年來他為各位蒙難或者生活困難的同道，慷慨解囊的金額已達幾十萬人民幣。他多年來一直在堅持閱讀和寫作，學習英語，每天長跑十公裏。他有一次說，汐顏，我現在看英文書已經沒什麽障礙了，你有空也學學英語吧！可是我在那時，一點都沒有聽進去。
據我所知，有許多的抗爭人士，被抓、被失蹤、被捕、被秘密審判，並不為外界所知曉，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曾在街頭貼傳單的、我的湖南老鄉王一飛，第一次被判刑後，出獄時間不長，又二次入獄，至今音訊全無。一個是2019年底，大陸網上流傳著一篇高文謙先生的文章《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因為這篇文章，中共公安部成立專案組，向各省、市、區發出明傳電報，要求將所有轉發這篇文章的人全部抓捕。保守估計，此案被抓的人數，應該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多，被抓的人分別被處以五天、十天、十五天的行政拘留。
後來，一個因為這個案子被拘留過五天的好友告知我這個事情，我簡直目瞪口呆，我羞愧於自己知道得太少，所能做的，也極其有限，因為很多網友沒有多少知名度，也有很多在釋放後選擇了沈默。我們所熟知的抗爭人士和事件，不過是大陸千萬抗爭人士、數不清的抗爭事件的冰山一角。覺醒的人群、抗爭者的實際數量，比我們了解到的要多得多。也因此，我對中國大陸的前景，依然充滿了信心。
我希望，大家若有余力，請多關註和支持那些在墻內、一直在堅持著的、但默默無聞的抗爭者，他們值得、也應該被看見。
王愛忠當年就說過：我們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然後形成合力。他去到每一個地方，都能迅速的聚集一大幫朋友到身邊來，我當年還認為沒有必要，今天才明白其中深意，是的，壞人都在報團，而我們好人，更應該如此。
七十四年來，中共對中國人犯下了數不清的暴行，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罄竹難書，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邪惡、最殘暴的犯罪集團，這個徹頭徹尾的的恐怖組織，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雖萬變不離其宗，但是其反人類的本質，並無二致。
今天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實際上是十四億亡國奴，中共沒有給他們任何權利、福利，尊嚴，也不讓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就是因為它們早已把國民看作戰利品、人質、肉票、奴隸，可以任意剝削、淩辱、殺戮。所以，每一個人的每一點小小的抗爭，它們都會興師動眾，不惜代價，殘酷的進行打壓，妄圖消滅。
在這種殘酷的高壓之下，多少人身心俱疲，痛不欲生，輕則喝茶拘留，重則逮捕判刑，甚至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今天在場的所有人，都是中共暴政之下的受害者，尤其是方政先生。
在苦難和壓迫中掙紮了半個多世紀的國人，已經逐漸認清了這個犯罪團夥的真面目，很多人在逐漸覺醒後、開始走上了抗爭的道路。但種種抗爭，種種艱辛，一言難盡。
令人欣慰的是，全世界大多數民主國家、大多數熱愛自由的人民，也逐漸識破了中共多年來的精心偽裝，徹底撕下了它的畫皮，開始將中共與中國、與中國人切割開來。
今天的中共，全然不見了十年前的囂張跋扈、誌得意滿，盡管還保持著一個金玉其外的假象，但是真實的中共，顯然已經在茍延殘喘、來日無多。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是這個窮兇極惡的犯罪集團，當下的真實寫照。
現在的中國大陸，大批企業撤離、倒閉，大批中產破產，百姓失業，中共搶劫無門，稅源枯竭，財政收入銳減，獲取美元的通道被堵，外匯儲備坐吃山空，匯率搖搖欲墜，維穩壓力巨大，據說不少省市體製內的鐵飯碗也開始發不出工資。習近平上個月卑躬屈膝來美國接受城下之盟，可以說是這個偽政權陷於絕望之中的哀鳴。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已經進入山窮水盡的彌留之際，病入膏肓，神醫束手；萬事俱備，只待入殮。我堅信，時間在我們這邊，道義在我們這邊，所以最後的勝利也一定在我們這邊。這是千千萬萬個王愛忠們，持續的不屈的抗爭的必然結果。榮耀，永遠屬於為中國人的命運誓死抗爭的勇士們。
最後，我向支持王愛忠、支持抗爭勇士的所有人、向這次頒獎活動的組織者、贊助者、以及在座的每一位，表示衷心的感謝！上帝愛你們！
2023年中国人权情况报告
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办人向莉做了2023年中国人权情况报告。她指出中国人权情况进一步恶化。她在报告中列举了2023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80多个重大人权案件。 香港的斯尔维亚通过视频远程介绍了香港的人权状况。她指出在国安法下，香港法治的基石已经被破坏。香港目前有近2000名政治犯。香港47人案将于明年三月宣判，这场对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参与者的大抓捕是2020年7月发生的，这意味着案中很多被告在被定罪之前已经被监禁了三年。
湾区关注良心犯圣诞签卡活动
关爱救助国内狱中的政治犯和良心人士，为他们寄圣诞卡的活动，在旧金山湾区已经持续35年了。今年从几岁的小朋友与父母一起，到年近花甲的老人，都参与了寄圣诞卡送温暖的活动。这些圣诞卡将寄给被关进中国大陆和香港监狱中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良心犯。
方政说他在1991年就收到过旧金山湾区民选官员寄给他的明信片，还收到过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寄给他的新年贺卡。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赵长青，在大陆曾经有过16次牢狱之灾。他说之前在狱中时曾经看到过来自美国的寄给他的新年贺卡。当时，一个做小哨的服刑人员偷偷拿了两张贺卡给他看，他看完后，小哨又帮他偷偷放回去了。他从这两张贺卡上看到签名的人，很多人他都不认识，但是有两个人他两知道。其中一位是他1989年秦城监狱的同室狱友。他非常感恩，记录在了监狱日记里，后来这本日记在台湾出版。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林牧晨认为，在美国坚持了37年的民主人士奖和签圣诞卡活动，不单单对中国大陆有促进作用，对美国本土、对世界各地都有意义。他举例最近发生在旧金山的事情：“习近平到湾区来，他动员了很多所谓红色的、实际上是黑色的力量，对民主人士进行施暴，非常地猖狂。94年我来到旧金山时，看到基本上看到都是晴天他白日的旗帜。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有很多五星红旗在飘扬。我们今天不要小看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仅仅一支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八九二代欧阳若宇分享来到海外后，慢慢理解了自己肩上仍负有道义责任的感悟。“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道光明，那是美国美国作为自由灯塔的光明。但是在国内的那些曾经的朋友，他们执着于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灯塔。所以这种责任，是我们作为同行者的一种责任。作为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有许多挑战、诱惑、机遇，自己最近还收获了爱情。最近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快变得‘岁静’了。但是开心的看到在座的各位，一直坚持每年来参加活动，大家都是没有彻底变得‘岁静’了。我想‘道德绑架’大家，请大家一起履行道义的责任，让国内曾经同行的朋友，得到实在的帮助。”
张先生是90后，来到美国一周年，他和女友一起特意从洛杉矶来到旧金山参加活动。“我在中国时活得非常压抑，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我想活得自由一点，在一个能说真话的地方。我觉得美国是不二之选。我也想为中国的民主做一些贡献，虽然我的力量非常微薄，但是有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出份力，为中国的自由做出了一份贡献。”
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六四镇压的美国人赛颂菲，认真地为中国的政治犯写好多张卡片。“我觉得支持在狱中的人很重要，因为他们非常孤立，他们因为良心的原因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是勇敢、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人。他们应该有信仰的权力，有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工作的权力。我关注中国和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非人性的对待，都应该被关注。”
世界人权日 南北加州民主人士举行活动抗议中国当局
同一天下午，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一座以海上波浪为造型的大逃港纪念碑雕塑的落成仪式。这座纪念碑上写有“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的字样，用于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为摆脱政治迫害及贫穷而逃亡香港，并在途中遇难的人士。到场出席落成仪式的人们，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以及在美港人，也有不少大逃港亲历者。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告诉本台：“我想通过（大逃港）这个故事、这个雕塑，告诉人们人权对于自由、对于人们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在美国自由的社会、有人权的社会。”
此外，当天中午，在旧金山中领馆门外，一批在美菲律宾人、越南人、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及美国亚裔人士举行了抗议中国当局的集会。
高风亮节的高耀洁
高耀洁医生是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蕴含中华民国风范的知识女性，虽然长期遭受苦难的折磨，但依然保持着真善美的信念，保持着对中华大地上亿万人民的热爱与关怀。在追究艾滋病血灾的艰难历程中，她以弱克强，突破了中共黑帮统治机器的重重封锁，为阻遏血灾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得到全世界的敬重推崇。
2007年，高耀洁医生到旧金山湾区出席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颁奖典礼，接受第二十一届（2006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与会者通过基金会对高医生的介绍和高医生谦逊而实诚的发言，深刻地领悟到高医生不仅仅是救死扶伤的行善者，也是抵抗专制悪政的英勇斗士。她形象地说明，民主人士不仅应该是敢于抗击恶势力的勇者，也应该是高风亮节的正直义士。民主工程所依托的核心就是对真善美热心的追求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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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艾鬥士」高耀潔逝世
儲百亮
2023年12月11日
中國醫生高耀潔於週日在曼哈頓上城的家中去世，享年95歲。她曾不顧政府壓力揭露因混亂無序的采血活動而導致的農村愛滋病疫情。
上世紀90年代末，高耀潔不遺餘力地揭露和遏制愛滋病在貧困農民中的蔓延，這為她在中國贏得聲望，她在國外也廣受讚譽。但共產黨官員最終試圖讓高耀潔保持沉默，她在紐約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十年。
即使流亡在外，健康狀況不佳，她仍繼續為數百個村莊發聲，尤其是在她的家鄉——中國中部的河南省，那裡的居民成群結隊地前往采血站賣血，而采血站粗劣的采血方法，導致數萬乃至可能更多的人死於愛滋病。官員長期隱瞞、忽視或淡化疫情，受感染的村民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幫助，直到高耀潔和其他幾位中國醫生及專家激起的公憤促使政府開始分發藥物。
「愛滋病的流行與蔓延，毀滅的不僅是患者個人，還殃及無數家庭，」高耀潔在2016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這種人為大災難，前所未有。然而，造成這場血禍的責任人，至今沒有一個受到追究的，也沒有一句道歉的話。」
高耀潔在年近70歲的時候開始了自己的第二職業——愛滋病教育工作者，當時她已經退休，不再從事日常的醫學工作。但此前的經歷給她的錘鍊讓她可以堅強地面對接下來的艱辛。
高耀潔於1927年12月19日出生於東部的山東省。她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內戰期間長大。她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的政策造成的饑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她遭受了拘禁和毆打。後來，當她因指控官員隱瞞愛滋病疫情而被軟禁，面對警察和政府官員的壓力時，她說自己經歷過比這更糟糕的事情。
醫學專家王淑平在揭露中國農村愛滋病傳播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2012年，她在談到高耀潔時說：「她最大的貢獻是贏得了新聞媒體的關注。地方政府想掩蓋很多事情，但他們做不到，因為高耀潔很勇敢，一直在說話。」王淑平也移居美國，於2019年去世。
身材矮小、笑聲爽朗的高耀潔走路一瘸一拐，但這並不僅是因為年事已高。她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地主家庭，小時候雙腳用布條裹了六年，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中國傳統習俗，目的是人為製造出小巧的雙腳。她和家人定居在河南古城開封，她很快就表現出獨立的性格，選擇在當地一所大學學習醫學。她於1953年畢業，不久後結婚，成為一名婦科醫生。
河南省是1958年後受饑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1966年「文革」期間，該省爆發了激烈的武鬥。由於高耀潔出生於「地主」家庭而且拒絕屈服，她成了毛派激進分子的重點目標，遭到他們的毒打。她說，由於被迫在冰冷的石頭上跪了幾個小時，她的膝蓋從此落下毛病。
高耀潔一度試圖自殺。她最小的兒子在13歲那年因被誣陷侮辱毛澤東被監禁了三年。由於在那段時期承受過的痛苦以及自那以後與兒子關係長久不和，她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評價非常負面。「如果不拉下毛澤東的神位，中國就沒有希望，去毒要把這個老根挖出來，」她在2015年對一位採訪者表示。
1996年，在全國各地倡導女性健康的高耀潔首次接觸到一名被診斷出愛滋病的患者，那是一名在手術中因輸血而感染的中國農村婦女。她在大約兩周後死亡。高耀潔開始親自走訪村民家裡，調查愛滋病是如何進入河南的。
她和其他醫務人員發現，大量黑心血站正在向村民購買血液，其采血方法幾乎肯定會導致感染的傳播，而這些血站通常都有官方的支持。血站從村民血液中提取有用的血漿，把剩下的血液彙集起來重新輸回需要輸血的村民體內。事實證明，大量彙集血液非常易於傳染病的傳播，包括導致愛滋病的HIV病毒。
1995年，河南官員試圖取締這種行為。但黑血市場依然存在，高耀潔呼籲關閉血站，治療被感染的村民，並對官員問責。她經常和司機從河南省會鄭州的家中出發，長途奔波數日，為患病村民提供建議、食物和衣服，並帶去治療發燒、腹瀉和其他愛滋病癥狀的基本藥物。她回憶稱，在一個村莊裡，她見到了一名在丈夫死於愛滋病後上吊自殺的婦女。兩歲的兒子緊緊抱著母親的腳。
到2000年代初，中國農村的愛滋之禍已成為國際醜聞，國內外的憤怒令中國官員令無法再淡化此事。但高耀潔聲名日益遠播讓其他中國官員感到不安，這些人認為她令他們難堪，特別是當她拒絕停止自己的倡議時。2007年，河南官員曾試圖阻止她前往美國領獎，但遭到了副總理吳儀的駁斥。
2009年，高耀潔移居美國，開始用演講和寫書來講述自己的經歷。她對推廣避孕套以防止HIV病毒和其他性傳播疾病的感染持懷疑態度，這讓許多愛滋病專家感到不滿。但由於她德高望重，即便是在預防愛滋病問題上批評她的人也對她懷有敬意。
她的丈夫、同為醫生的郭明久於2006年去世。高耀潔身後留下兩個女兒郭競先和郭炎光；兒子郭鋤非；妹妹高鳴鳳；三個孫輩；還有生活在中國的三個弟弟和另一個妹妹。
在生命的尾聲，高耀潔住在西哈林區的一處公寓裡，有一群中國學生陪伴她並對她的著作進行編輯。她再也沒有回河南，但她說過希望自己的骨灰被帶回那裡，撒入黃河。
维基百科(摘要)
高耀洁（1927年12月19日—2023年12月10日），本名高明魁，字耀洁。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曹县苏集镇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
高圣尧（出生于1880年）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补用知府），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徐氏为高耀洁养母。
高圣君（出生于1885年）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
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高圣坦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
高耀洁被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孝经；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另外高耀洁小时候接受了缠足。
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率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高圣君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享年57岁。1949年农历9月，高圣坦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高耀洁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
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系厚葬，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士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巴女士抢救无效身亡。巴女士的丈夫表示，两年前，巴女士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高耀洁自费踏上了“防艾” 的道路。她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她查出有些医院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 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
2003年，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 “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情况室”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当局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8年，《高洁的灵魂》首次在香港出版，稿件修改校正需由他人转交代领，后至2010年高耀洁直接电邮出版社编辑希望订正再版，加上2008年后她为何需要踏上流亡之路以及她抵美后的生活。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几十万册，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小区门外待命。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想到政府当局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最后高耀洁决定出走。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
2010年3月，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尽心修改书稿。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第55届联合国议会主席哈里·霍尔克里曾在媒体面前表达了对高耀洁的赞赏：“知识是最好的艾滋病疫苗。在中国河南，有一个为防艾教育而努力付出的志愿者。她的故事很感人，她的精神令人钦佩。”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
《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
《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
《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
2007年，小行星38980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身后
高耀洁在丈夫2005年病重时已立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2017年5月1日通过《敬告广大读者的一个声明》重申自己的遗嘱，决定自己的后事由儿子郭锄非办理，女儿郭竞先协助。
2023年12月10日，高耀洁在她于美国纽约的寓所逝世，享耆寿95岁。她的葬礼于12月18日在芬克里夫墓园的礼拜堂举行。
网络资料
吹哨者蒋彦永医生
蒋彦永（英语：Jiang Yanyong；1931年10月4日—2023年3月11日），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外科医师，被誉为“SARS吹哨者”，第一位在SARS事件中，向国际外界披露中国大陆的严重疫情的医生。同时长期呼吁平反六四事件，希望将其正名为爱国运动。
蒋彦永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问世。
2023年3月11日，下午3点39分蒋彦永于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寿91岁，死因是流感引发心肺功能衰竭。
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哥是中国国民党前秘书长蒋彦士。
蒋彦永1949年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52年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有少将头衔。文革期间（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曾为高官和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美誉。
揭发非典北京市政府隐瞒疫情
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蒋彦永得悉言论后，认为北京的疫情公布不正确，在翌日把掌握到的北京真实情况──包括他身处的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知两家传媒（央视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四天后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相关资讯后主动找到蒋，蒋透过接受访问从而把国内疫情公开，引发舆论。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调查疫情，所得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近。自此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开始重视，重新全面公布病例数字，并同时免去张文康与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
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不认同张文康是因隐瞒疫情被免职的质疑，不认同对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指责。他指出，在中国广东政府第一次发布疫情的时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生SARS，这个发布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警告。他又解释，张文康在记者会缩小病例数字是因为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一时很难掌握到准确数字，并非有意隐瞒疫情。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亦批评华尔街日报报导不实。
蒋彦永医生不满当局隐瞒萨斯（也叫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真相，后曾多次致信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并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因而遭当局长期打压，并被边控。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赞赏说：蒋彦永本着一个医生对生命的高度责任感，他的诚实和勇气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因此于2003年12月选他为年度亚洲风云人物。2004年8月，蒋彦永再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2013年蒋彦永在接受难得的媒体专访时，披露当年揭露SARS疫情真相的经过：2003年春季中国大陆爆发SARS疫情，2003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记者会上，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提供了比事实更少的数字。翌日，4月4日，蒋彦永医生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公布给中国央视四台、凤凰卫视，还说：“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但是这些媒体未理睬蒋彦永的材料。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获悉后主动找到蒋，蒋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才将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公开。
在专访中，蒋彦永说：“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为了讲真话，蒋彦永医生付出了20年的自由和生命代价。多年来，蒋彦永医生经常因为向两会提交信件而受到打压，而长期被限制人身自由。从2004年他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吁信后，蒋彦永一下就被沉寂了5年，当他终于在2009年可以发声后，就又写信给时任中共最高领导胡锦涛，明确表示要对他道歉。他在信中说：“我认为2004年6月1日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年6月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即便在2005年，身为军人的蒋彦永医生得到的限制就已经包括：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不能说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话﹔任何时候﹐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和军队纪律﹔不能向任何人讲述软禁期间的情况﹔未经组织允许﹐不能见任何媒体和记者﹔未经组织允许﹐不能参加任何个人﹑组织邀请参加的一切活动﹐不能参加任何地方社团和民间的活动﹔未经组织允许﹐不许出国探亲﹔必须自觉参加所在党支部的活动﹐并自觉汇报思想活动。
直到最近几年，蒋彦永医生即便生病住院也失去自由，2019年4月7日，资深媒体人高瑜发推说：蒋彦永医生今天批准到301医院接受四名专家会诊，他走出万寿路朱各庄26号干休所大门时，受到岗哨的阻挡，不让出大门，还对他进行推搡。他家两部军线座机均被掐线。蒋医生非常气愤， 斥责解放军违法宪法。
20年来，世界没有忘记蒋彦永医生，2020年2月，英国《卫报》独家报导再称，蒋彦永医生一位密友披露，自2019年4月以来，中共官员再次切断了蒋彦永与外界的联系，并限制其行动。因为在被软禁前夕，蒋彦永仍致信中共高层，要求重新评估八九六四民主运动。
3年来，新冠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没有被人们忘记。如今，对被迫在与世隔绝中离世的蒋彦永医生，历史会记得：他曾经不仅是一位自觉而勇敢的非典吹哨人，还因呼吁平反六四而做出了毕生最大的努力。
揭发死囚器官交易丑闻
2015年3月，蒋彦永向香港媒体有线新闻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
蒋彦永妻子华仲尉表示，88岁的蒋彦永患有肺炎，病情不好，神志也不太清楚；2020年2月7日在家中疗养，没有在301医院住院。蒋彦永2004年后就不能出国探亲，曾想到香港看看，但当局不批准他去香港。据报，2月7日蒋彦永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干部休养所前面，已有便衣公安。
政治立场
1990年代初，蒋彦永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蒋彦永又通过毛泽东原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流传。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经不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达姆弹镇压民众的说法，并且在因镇压而去世的学生身上发现此类子弹残留弹头的纪录。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的蒋彦永便曾亲自加以证实。
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
据媒体援引蒋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301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但是中国政府声明否认此事。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医生本人也已于2004年7月19日被释放，但此后一直被实行监视，处在软禁状态。2005年3月22日蒋彦永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访。有消息称，蒋彦永是受到军方内部审查。2005年7月，蒋彦永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据外媒报道，蒋彦永曾提出解除与301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但未获准许；但蒋彦永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称生活和科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综合中外媒体报道，蒋彦永称自己“SARS后露面比较少是因为对流行病了解很少，没什么好说”；而不能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先要得到医院批准，否则就违背了军队有关纪律。
2004年，蒋彦永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十八届（2003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
私权神圣，法治天下——呼喊者江平
12月19日，江平先生去世。命途多舛的中国改革派法学群体又折损一位领军人物。根据许多资料以及江平生前好友、同为中国大陆沦陷区法学界改革派干城的程干远先生的介绍，我们知道江平为司法改革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也知道这种努力所面对的风险和渺茫的前景，因为一个专制极权的党朝在本质上是与法治对立的。共党匪首毛泽东多次嘲笑法律、蔑视法律，自比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混世魔王。中共执政七十余年来，无数司法工作者被专制机器的无法之法玩弄、羞辱、迫害、残杀，无数相信天道人心之王法者躺倒在专制铁蹄下的血泊之中。
可以肯定，没有铲除专制的民主革命开道，中国大陆的法治就永远只能是一场梦。然而，尽管不得已低头于暴政檐下，改革派人士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正如清末立宪派的努力，对于辛亥革命具有前导和协助作用，对于民国的法制建设也有不可或缺的贡献。中国即将来临的民主化变革必然要汇聚革命派、改革派和更广泛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化的“立约”。“无规矩不成方圆”，革命必须是讲道理守规矩的正道。
中国民主化变革的主要路线自然是犁庭扫穴的大革命，但绝非共产党祖传秘笈中的那种血腥造反，绝非马列主义经典中“打碎国家”、消灭异己的那种冷酷暴乱。民主化必须和法制化紧密结合，民主政府的建立首先要有宪法权威的确立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从最基本的理念出发，可以确定：革命就是法治的奠基，民主就是法治的程序；共产主义运动之类的“革命”则是绝对的反革命。反革命则必然反法治，无法无天的中共党天下专制政权必将被真正的革命推翻，换之以“为万世开太平”的“法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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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9日
贺卫方教授：沉痛悼念江平先生
昨天晚上，得到郭恒忠兄的消息，午夜时分赶到中日友好医院，在ICU病房里，见到了深度昏迷中的江平先生。他已经无法自主呼吸和自主心跳，全靠医疗设备维系生命体征。表情仍然是慈祥而又坚毅，脸色也算正常，胸口还有起伏，但医生建议亲友弟子半夜来看望，本身就意味着恐怕是难以回天了。凌晨回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寄希望于奇迹，但这次看起来希望不大了。到了十九日中午，噩耗传来，先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恒忠发布的消息，说先生享年九十四岁，是按照传统纪年。按实足年龄，再过九天才是他九十三岁生日。最近一段时间，来往密切的弟子们还在私下商量怎样为先生祝寿呢。
江平先生是浩劫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教育的一位旗帜型人物。他是卓越的法学家、立法者、教育家和中外法学和立法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他智力超群，口才过人，学养渊博，人格伟大，无论在同事中还是在学生中，都享有巨大的声誉。留苏归来所经历的种种难以想象的挫折磨难，没有打垮他，反而锻造了他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勇气。他最初以民商法和罗马法研究而立基，但很早就意识到，私法的健全离不开良好的公法环境，于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努力打通学科壁垒，推进国家宪法制度的建设。这种追求体现在著述、会议讲话里，更通过他极富魅力的讲演，使得影响力超出了法学界，加之在许多重大案件里他严谨而通达的说理，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国民的法学导师。
江平先生可谓赍志而殁，他的离去，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倍加凄苦，中国法学与中国法治都失去了一个灯塔式的人物。但是，我坚信，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会在后人中得到传承，他所追求的法治目标终将在神州大地上实现！
愿江平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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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曾被打成“右派”差点儿丢了性命，“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八九·六四”后因支持学生被免去校长职务。他曾表示，其坎坷经历并非个人悲剧，应该从国家制度上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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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原名江伟琏，祖籍浙江省宁波市。1930年12月28日，江平出生在大连一个银行职员家庭，1937年全家迁往上海，一年后转往北平。江平初中就读于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崇德中学。1948年到1949年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
1951年到1956年作为首批至苏联的留学生，先后就读于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27岁的江平找了19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右派”帽子让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江平被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在延庆劳动改造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曾感叹：“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恢复助教身份。1983年至1990年，江平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是江平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追求。1988年至1992年，江平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多年后，江平回首往事时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坎坷）并不是个别人的。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江平毕生坚持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1989年，他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他因此被中共司法部免去校长职务。从1989年到1993年期间，他被禁止出国，甚至被校党委要求，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之前，要先行通报。
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2001年10月12日，他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江平参与了《民法通则》的制订，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法典》编纂负责人，《物权法》专家起草小组负责人，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制订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江平还曾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带头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草案。
江平一生都在为“私权神圣”而呼喊。他曾说，“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市场，二是法治，两者相辅相成。”在江平看来，就法治而言有两个任务，一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二是制约政府权力。中国改革需要制约公权力，否则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也无法保障私权。
2014年9月，江平接受中共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专访时指出，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如何把公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这是当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且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不仅是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也是廉洁政府的前提。只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权力受到制约，才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
回望自己的人生，江平在90岁接受财新网专访时曾说，自己做到了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他自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而是一名培育现代法治观念的法学教育家。
呼格吉勒图案件平反后，江平曾为呼格吉勒图撰写墓志铭，其中写道：“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在2015年12月，江平在南开大学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中指出：“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不扭转这种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念，就会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得知江平逝世后，和江平相交多年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治时代》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执行总编辑刘桂明用“传道的人生”来形容江平的一生。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无论是当教授还是当校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人大，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论坛上，他永远是呼吁和建言。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永远在呐喊。“是的，呐喊也好，演讲也好，建言也好，献策也好，都是在为依法治国而传道。所以，江老师所主张就是为了传道，就是为了传授法律常识，就是为了传播法学理论，就是为了传达法律思想，就是为了传递法治理念，就是为了传承法律文化。”这位一生都在“传道”的江平在90岁接受财新网专访时曾做出这样的自我评价。自己做到了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他自认为，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而是一名培育现代法治观念的法学教育家。
江平曾在2010年撰文回顾他1991年获得博导资格20年间带博士生的经历。他说，自己于1991年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回过头来看，带的博士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里面没有高层官员。江平多年前的撰文还提到，自己带的这20届的博士生中，真正在里面混文凭的，或者在博士生阶段不努力学习的，不敢说绝对没有，但确实非常非常少。每每念及这一点，自己觉得良心上还是很坦然的。“至少从我所在的民商法专业来说，博士生入学考试，无论是当初考试命题也好，改卷子也好，录取也好，都是完全按照学术标准来录取的。从这点来说，我也是问心无愧的。”江平的在读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2022级博士生严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江平老师招博士生任何人打招呼都不管用。他的人格和风骨绝对值得称赞。“江平老师招博士生，看重的是你有没有法治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我考他的博士完全是被他的人格魅力召唤，我考了三年，像登山一样，要登就登最顶级的山。”
从1988年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到1990年离任，江平仅任一年半多一点校长，但却被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中国著名记者高瑜在X平台上写道，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永远的校长”江平先生于今日中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感谢他培养出莫少平、浦志强一批优秀的法律界人士。”高瑜还发表一张照片，是蒋彦永医生在莫少平律师的陪同下向江平咨询法律问题，并写道：”蒋彦永医生于今年3月11日病逝。…这批有良知的中国大知识分子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民国一代知识界为中国历史留下难于复制的至高点。”
据中国媒体报道，江平曾表示，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他生前也不停地为法治呐喊，为私权利呐喊。在一篇题为《八十自述：我为什么要呐喊》的文章里， 他写道：”严格来说，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份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他写道，只向真理低头；不媚权，也不讨好舆论。
网友@崔叡娜椰奶发帖说：不知道“法大于政，不可政大于法”这句话是否出自江平先生，但即使不是他所言，想必江平教授也是深深地认可这句话吧。同为法大出身的罗翔老师说“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于我们法律人而言，法怎能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工具”呢？宪法分配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民法为私人自由行为提供支持。刑法以国家的名义施以惩罚意在维护公共秩序。“法的生命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法律从不是万能的，它旨在确立社会的规则而不是控制人的行为。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言一出，它便决非所谓阶级的工具。法的追求在于正义在于权利在于人的尊严。我们相信自由是“自主决定，自负其责”，民主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使人民为自己谋幸福”，民主是手段，法治是目的，宪政是保障。民主并非万能，很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问题需要宪法克服。然而我们依然相信，应假定一个自由理性的人，最了解自己的利益最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他者。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民主，我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法治往往不追求天国的完美，而追求现实的最佳妥协。自由主义是双向否定的，既否定权力之恶，亦否定暴民之恶。宪政要求的三权分立与政党政治，就是相信政治是人民不同利益的妥协与博弈，怀疑权力之恶而要求权力之间的制约。公权永远是为私权而服务的。江平有言：“如果私权不兴，一个社会是没法兴旺发达的……保护私权是公权力行使的一个终极目标”。今天的中国，宪政和法治似乎还很遥远，我却相信即便如此这依然是我们最接近它的时刻。江平校长虽未能看到一个宪政的中国法治的中国的到来，我们却依然在追求它的道路上。江平不朽！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江平经历长达22年的右派生涯，在文革中也是被重点批斗下放的宪法学者。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他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多年后，江平回首往事时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坎坷）并不是个别人。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网友@gaoyu发帖说：在中国律师不断被送进监狱、被取消律师资格的情况下，重读2011年江平先生给《律师文摘》创刊十年写的的祝语《律师兴则国家兴》令人感慨万千。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国家的法治水平。一，国家兴不仅仅是经济兴，更重要的是民主兴，法治兴。二，警察无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 “警察国家”对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却是个”不祥之兆”！三，律师的职责就在于维权，维护他人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权利，但要维护他人的权利，必须首先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自己的权利尚且不能保护，怎么能去维护他人的权利！
最后就用这两天在朋友圈广传的江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结尾：对于个人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国家权力，法无授权皆禁止。
网文选录
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中国梦
吴祚来 2013年4月28日
中国主管宣传、教育的部门和共青团正在启动一轮春季宣传攻势，目标是让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接受“中国梦”。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要求，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伊始，便选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借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道出了他心中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称为近代。在官方审定的历史课本中，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列强的侵略史，也是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史。官修历史并不倾向于把这段历史描写为，大清被迫改革开放并向西方学习，甚至被迫尝试君主立宪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这种历史教育客观上起到了激发民众“爱国”和“仇外”情绪的作用。
如果说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梦想首先是民族独立、国家强大，那么这个梦想今天已然实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就实现了民族独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实现的伟大政治梦想只有一个：民主宪政之梦。
当代中国，对社会与青少年最需要的教育，是公民教育、宪政教育与法治教育，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青少年学子，缺少的不是梦想，也不是爱国情怀，缺少的是公民政治常识与生活安全常识。
科学家讲求科学精神，政治家也应当追求政治文明，践行人类共同的价值，使国家政治获得真正的进步。民主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国政治精英在清末之时，梦想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的核心是用宪法约束权力，是让君主制和平过渡，只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主权在民。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倡导的也是民主宪政。国民党声称，中国需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过渡到政治文明社会，而共产党主张，中国的民主宪政可以一步到位，延安农民可以拿黄豆当选票，就可以实现民主选举，由此推论所谓军政训政，只是国民党不实行宪政的托词。
1949年中共建政后，抛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毛泽东的个人权力登峰造极，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及其后任者们，恢复了经济领域的常识，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在政治领域则固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不容民主宪政制约党权。
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更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倡导宪政的《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刘晓波被判刑。
当《南方周末》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在“2013年新年献词”中将“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起来时，便不容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识形态官员。媒体禁谈宪政梦想，近期网上热传的红衣大叔《我的中国梦》视频，网友把自由民主宪政看成自己的中国梦，也遭删除。
将普世价值归入西方价值，并加以对立，又屏蔽了媒体与民间的民主宪政梦，习近平今天提出“中国梦”，能够装进去的也只有民族主义。将中国梦统一为党国复兴梦，继政治经济文化之后，梦想也被党垄断。
习近平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是“蛋糕论”的翻版，即只有大家一心做大蛋糕，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到更多的蛋糕。不过，人们会问，蛋糕做大做成之后，依据什么原则来分蛋糕呢？三十年来，中国穷尽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把中国这块蛋糕做成世界第二，但整个社会财富，集中在不到人口百分之三的权贵手中。
就是马克思也不认同这个逻辑。马克思曾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逻辑是，每一个人好，国家民族才会好，所以当政者应该通过宪政，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平幸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帮助人民实现梦想，而不是将人民视为国家实现梦想的工具。
大清不改变君主专制，败于日本。日本不放弃军国主义，最终战败。缺少民主宪政的“中国梦”，既无法承续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努力，也无法在现实中凝聚支持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孩子们大脑中安置“中国梦”，不如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至于把领导人的讲话当成重大的教育内容强力推行，更是不可取的。
网文选录 2022。
中国梦和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梦。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梦”究竟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百姓的“幸福梦” 还是习近平的“帝王梦”
在中共中央宣布要召开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辽宁考察。他在2022年8月17日在辽宁考察时说：“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梦”并不是中国人的梦，而是中共的梦，是习近平的梦。
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说：“‘中国梦’，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是为了他一党专治的私利，是为了少数的领导人要站在世界中心的这样一个梦。”
徐文立表示，习近平要引导整个人类的方向，他并没有什么“中国梦”。他只不过是知道”中国梦”这个提法能够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盛行的中国能够有很多的追随者。
徐文立说：“这只是他的一个号召人和统一人思想的一个噱头而已。以他的本质，他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梦。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一个漂亮的名词而已，只是利用了中国现在现有的爱国主义，因为他已经完全用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来鼓动人已经鼓动不动了，他只好用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帜。但是实质上是习近平的帝王梦，称霸梦。”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认为，在今天的中国，马列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没有了，孔子思想的价值体系也没有了，于是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个“中国梦”，对未来的某种幻想。
夏明教授说： “美国梦是我们翻译的，其实叫美国人梦。美国人梦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自由，就是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个人主义的梦。而中国呢，‘中国梦’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国崛起，一种帝国构建。它先把老百姓通过这种‘中国梦’，把个人主义的东西，把个人的东西寄托在一个宏大的帝国构建的蓝图上。所以这是它用来统治的一种方式。”
夏明教授举例说，比如所谓的‘强军梦’实际上是习近平把军队作为他的御林军。他的‘强军梦’其实就是为他使国家处于永久的军事状态提供理论依据，这样就可以告诉中国人，我们现在大敌当前，只有强军才能保护自己，不然就要亡国亡族。所以“强军梦”其实是习近平和中共进行政治治理的手法，通过“强军梦”吓唬和镇压自己的老百姓。
夏明教授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开始超过国防军费，你就可以看到，维稳镇压人民是当下第一要务。同时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文革，还是六四，还是当下的各种治理中，它也是用军队。那么显然，军队是中共治理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镇压机器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他的强军梦其实也就是用刺刀来稳固他当下的这个政权。”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习近平想要的所谓“复兴”是中国的统治者在世界上可以居于显要的地位，万邦来朝，就像在唐朝、明朝、清朝时代，那些小国家都跑到中国来朝拜，表示臣服。刘青认为习近平想要的是这种威仪感。刘青说：“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满足这种万邦来朝的这种帝王梦，才符合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当然这个梦只是习近平的梦，跟中国人没关系。”
普通老百姓关心什么？刘青认为，大多数人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例如经济，是不是能够年年工资收入增加一点，生活是不是能够更安定一些，自由度是不是能更高一些，更好一些。
刘青说：“这个‘中国梦’，第一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第二，他的‘中国梦’实际是在毁中国老百姓的梦。中国老百姓希望能够生活好一点，经济继续改善发展，一家老小能平安安乐，生活充裕。他的这个帝王的梦，权力人物的梦，一般来说，对老百姓，跟普通民众的梦根本不是一回事。普通民众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疆土，对这个虚荣，在国际上的虚荣有多大兴趣。”
“中国梦”和中国的前途
刘青同时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所谓的“中国梦”，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小。刘青说：“到2049年还有27年的时间，这27年中共实际要考虑的绝不是说怎么发展实现他的这个帝王梦，要考虑的是他的帝王宝位还能够不能够存在问题，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不满一定会动摇他的统治，甚至颠覆他的统治。”
刘青说，现在在中国还有不少民众支持中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生活比较宽裕了。但是随着经济的萎缩，随着闭关锁国带来的困境，这种对中共的支持和赞扬的声音一定会减弱，甚至出现反面的声音。
徐文立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中国共产党开始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做的梦是共产国际的梦，而不是中国的梦。
徐文立说：“一个没有祖国的党能有‘中国梦’吗？它不把中国毁掉才怪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后把中国的多少土地都出让给了俄罗斯，这不就事实吗？！所以你说他们有‘中国梦’，从理论上就是讲不通的，和他们没有祖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相抵触的。”
刘青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期的经济可以说是中共统治下最强盛的时期，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甚至影响到了各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无理要求也不得不屈从。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并不是积极推进经济，而是凡事都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都是要给世界指路，寻找世界人类发展。
刘青说：“中共发展起来这几十年，你看就这种张狂劲，就露出了这种野心，对世界，对人类这种侵犯，要把他的制度推广到整个世界上去。民主社会，普世价值的社会，怎么会接受这种专制呢？所以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些。世界上现在很多针对中共，科技也好，经济也好，这种联盟正在不断地出现形成。另外一方面，世界上一些其他能够替代中共这种经济。”
刘青认为，中国近年来咄咄逼人的行为使世界寻找新的全球加工厂，包括印度和越南。刘青说：“他搞的都是这些东西，让世界看到的都是中共的专制和专制方面的这种对人类统治的这种野心。所以世界整个警惕了。现在在经济方面都是控制，尤其是高科技技术这些，还有经济的交往也都处于一种控制，过去的很多优惠和过去有些事情睁只眼闭只眼，现在都不行。所以习近平他一方面要做他的这个帝王，中国帝王梦，另一方面他的实践是背道而驰。为什么呢？他把整个世界，他的那种野心和胃口，把整个世界给吓住了，使世界加速跟他的脱钩和对他的抗拒。”
而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徐文立抱有谨慎的乐观。徐文立说：“不管共产党的统治是怎样，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许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个已经根深蒂固地在中国发展。我们客观地说，你回过头去看中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基本上不谈‘共产党’这三个字，也没有他们的机构在那里头张牙舞爪。当然不能说所有的电视剧都这样，主流的电视剧，被大家所欢迎的电视剧，宣扬的是个人自由，个人来决定问，包括两代人年轻人都要求自主。所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观念已经随着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深入到了中国大陆。”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想必“中国梦”会被中共不断提起，只是，中国人更关心可能不是“中国梦”，而是自己当下和未来的生活。
网络资料摘录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維基百科，自由的 百科全書）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英語：，简称 CDEF），是一个在美國加州注册的非盈利组织，由黄雨川、郭台鉴、杨云、孙鲁正、梁冬、江文、林剑明等人创立于1985年。 基金会總部設於舊金山，设置奖金奖励下列促进中国社会繁荣进步之活动：
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杰出贡献之人士或活动，也即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始自1986年。获奖人包括两岸三地和国际人士。
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维护人权自由有教育意义之各种研讨活动。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
始称“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有杰出贡献之人士或著作奖”，自从1986年开始评选没有间断（2018年除外）。
第4届（1989年度）：王丹，柴玲，吾尔开希，康宁祥，岑建勋
第7届（1992年度）：刘青，彭定康，《新新闻》周刊，南希·裴洛西
第10届（1995年度）：许良英，干净选举全国推行委员会，黎智英，中国人权 (组织)
第11届（1996年度）：陈子明，罗森索（A.M. Rosenthal），胡菊人
第15届（2000年度）：戈什曼（Carl Gershman），彭明，施明德
第18届（2003年度）：蒋彦永，杜导斌，于浩成，基本法23条关注组
第20届（2005年度）：高智晟，焦国标，天安门三君子（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第23届（2008年度）：零八宪章签署人群体
第24届（2009年度）：艾未未，贺卫方，福建三网友案关注团
第30届（2015年度）：唐荆陵
第32届（2017年度）：劉賢斌，秦永敏，陳西，陳衛，陳樹慶，呂耿松， 謝長發
第33届（2019年度）：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抗争群体，八九六四抗暴团群体
第34届（2020年度）：許志永
第35届（2021年度）：陳雲飛，鄒幸彤
第36届（2022年度）：四通桥勇士“彭载舟”
特殊贡献奖
- 王友琴（2022年6月3日获特别奖）：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表彰其多年收集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的努力。
- 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2020年12月10日获特别奖）：美国联邦众议员，表彰其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 Thomas Marsh（2016年12月10日获特别奖）：艺术学教授，雕塑家，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者和义工，表彰其创作旧金山花园角民主女神像。
- 马良骏：（2010年3月15日获特别奖）：硅谷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副会长，表彰其多年来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贡献。
- 孙鲁正：（2001年于第十五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仪式上获特别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委，表彰其多年来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贡献。
- 孙国栋、何冰姿夫妇：（2003年5月31日于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仪式上获特别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委。表彰其多年来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贡献。
- 成其林：（2003年5月31日于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仪式上获特别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理事，表彰其多年来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贡献。
- 刘凯申：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创始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理事，表彰其多年来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贡献。
- 黄雨川：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前会长。表彰其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立和终身贡献。
组织结构
会长：方政
历任会长：黄雨川、杜维新、贾育台、蒋亨兰、何慧、林牧晨、周锋锁
理事会，负责日常运营和筹款，对杰出民主人士奖没有投票权。现任理事为，方政、蔣亨蘭、林牧晨、江波、張志強、封從德、何慧、賈育台、成妮燕、成佳燕、任松林、林劲鹏、成秋波、李亚恬、郑云、赵昕、陈闯创、李向阳、赵常青。
评选委员会為學界、政界、新聞界的專家，负责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评选。第一届评选委员会有16人，包括匹兹堡大学历史教授许倬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教授夏志清、著名作家白先勇、香港《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百姓》杂志社长陆铿、《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王炳章等。历届曾任和现任评选委员会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和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Goeran Malmqvist）、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和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王德威、丘宏达、余国藩、李怡、林培瑞（Perry Link）、林毓生、孙国栋、陈树柏、程万里、杨力宇、杨国枢、柴松林、黎成信、叢蘇、杜維明、王惟正、辛灝年、何俊仁（Albert Chun Yan Ho）、嚴家其、余健文、張偉國、陳博中、夏業良、慕亦仁（Poul Mooney）、程鐵軍、夏明、原中國《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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