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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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黑幕
枫桥经验—————————-2
枫桥经验：嗜血的运动—————-3
“枫桥经验”是个什么玩意？————–10
冷酷的中共内部清洗
习近平继续进行大清洗——————–12
习近平的“斯大林式大清洗“——————–14
永不停息的清洗———————————–16
习近平整肃军队再出重手—————-19
中共的军队清洗将升级——————21
中共宣布內部大清洗——————————-23
六四事件之后的政治清洗———————24
中共早期的一次党内大清洗———————27
中共，黑帮运作和自相残杀的绞肉机
杨帆案———————————————–31
潘扬事件—————————–44
黄赤波文革遭大难之谜—————–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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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料汇编
枫桥经验：管控民间的刀把子
2023年度海关贸易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进口下降6.5%；贸易顺差收窄2.7%。10月单月贸易顺差收窄30.8%。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9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728亿元，同比暴跌34%，创2014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4～6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为4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
格隆汇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该项数据首次为负。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罕见的情况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减弱。那个中外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一定是中外对抗的时代。官方这么多年的对外仇恨宣传，终于结出了硕果。
就在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习近平召开中央金融会议，寄望于国安刀把子出手维稳金融，严禁唱衰市场，把市场管死。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全面推进枫桥治理模式。就在市场急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环境的档口，习近平的作为进一步向中外投资人发出反向信号。共产党频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盘活经济国安竟然出来恐吓，一方面给私企松绑却炮制出公私合营进一步措施，一方面与美国修好却派张又侠访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唤吓跑的企业回家看看却推广更恐怖的枫桥经验！
颠覆和谐模式，枫桥经验预示底层互斗铸就顶层安全：三大常委会见枫桥经验代表，从最高层向全系统发出最清晰的信号，枫桥经验和模式，将是今后群众工作的主要思路与方式，这无疑是对和谐社会工作模式的颠覆，同时又是毛氏路线的回归，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群众工作场景将推广到全国。
清一色政法专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是枫桥经验的精髓和特色。什么是枫桥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国家执法权，由国家行政机关释放到基层群众组织，底层社会组织的领导，掌握了行政裁量权和法律裁决权，群众之间的所有纠纷，不再由国家基层政府出面，而是由群众内部进行裁决，处理。
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聚焦，让民众相互消耗在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江湖的根由。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国家执法权的扩大化和滥用化，执法权被不具备执法资质的人和组织掌握，意味着国家专政力量增强扩大，意味着国家执法队伍的野蛮增长，意味着基层专政将走向失序、失控。枫桥模式对中国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层互斗，自然就会铸牢顶层安全，底层因为互斗，而失去了对顶层的力量威胁。这是每当国家层面有重大困难出现时，类似枫桥经验就会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层转移底层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终都确保了顶层的政治安全。
枫桥模式具体是什么场景？民众陷于自我斗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看似一拨群众在斗另一拨，实际上是自己斗自己，群众陷入自我斗争的闭环。当群众斗争进入白热化时，高层就会介入来降低温度，进行裁判，再打一拨，拉一拨，永远将群众提线在手中…从会见如此高规格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发展“治安型社会组织”。在浙江诸暨枫桥经验发源地，在联防队、治安员、网格员、治安信息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基层治安结构基础上，有各种由派出所主导的调解中心、红色物业、红色四点半学校、救援志愿队、民生义工团等。
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现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功能。各大城市过去几年在发展所谓的“义警”，遍布街道、商铺、企业、工厂等每个社会角落。他们在公安领导下从事形形色色的监控和维稳。比如说，深圳宝安区现在每45人中就有一个“义警”。习近平一直强调枫桥经验，不是为了对付“黑几类” — 构成黑几类的人是政治敌人，由警察、国安直接应对。枫桥工作法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人盯人式的管控，这需要动员和组织起大量普通中国人。
枫桥经验：嗜血的运动
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今为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
中共执政后一直不停地发动各种“运动”：
1950年：土改。死400万人，关、管600万人。掠夺有产者的土地财产分送贫下中农。
1951年：镇反：死300万人，关、管400万人。
1951年：三反：死30万人，关、管60万人。
1952年：五反。 共军进藏。
1953年：三年入朝战争，共军死伤逾百万。统购统销——粮油计划收购、供应。
1954年：合作社运动。收回土改时期分送的土地财产。
1955年：发行新币。打击“高饶联盟”。工商业改造。
1956年：整风运动。
1957年：反右。社教。
1958年：三面红旗。
1959年：西藏平乱。反右倾，反彭黄张周。
1960年：经济调整，下放运动。
1961年：八字方针，12条、60条。
1962年：七千人大会，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中印战争。四清、五反。
1963年：学雷锋。后十条。
1964年：原子弹。四清，23条。
1965年：三线建设。文艺界整风。评【海瑞罢官】。
1966年：反彭罗陆杨。文革。
宗旨无非是压制和消灭“异己”、巩固专制党朝的绝对统治。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此后，中国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62年底至1963年初，中国一些地方开展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强调了农村及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规定了“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所以“前十条”中提出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1963年9月，中央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量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之上，在各地部分县、公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枫桥经验”便是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初期，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依靠群众（而非政府）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文中回顾了1963年“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
1963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江华任省委第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林乎加率省委工作队来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中共诸暨县委（孙子甫任县委书记），在枫桥区的7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开始，当地的一些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提出了许多过激要求，要求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省委工作队针对这一倾向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干部和群众最后形成了“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63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浙江省公安厅蹲点研究并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了署名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中共诸暨县委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发出。该指示转发了以下三个文件：谢富治《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谢觉哉、张鼎丞《进一步依靠群众，做好司法工作》；《中共浙江省委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语》（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该指示提出“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上述方针的实行，使大多数四类分子都处于群众监督改造之下，而未由政府大规模捕杀。1964年与1965年，全浙江省的刑事案件发案率分别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2，捕人率分别为万分之0.53和万分之0.25，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安定局面。
自1963年毛泽东批示之后，浙江省历届省委、省政府均重视学习并推广“枫桥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枫桥经验受到冲击并且一度中断。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至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治安形势严峻。犯罪分子也属于阶级敌人，所以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实行监督改造的枫桥经验又获得重视。枫桥经验的侧重点也逐渐从四类分子转向现行犯罪。
1971年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由中共中央转发，再度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实行专政的好典型。
1976年12月1日，中共诸暨县委副书记杨金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枫桥经验”。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依靠群众加强专政的好经验》，向全中国推广枫桥经验。该文提到“在对敌斗争中，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凡是应该捕的、必须捕的，要坚决捕起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要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这个经验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
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介绍了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试点经验。据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枫桥区总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三千余人，即每50人中有一个是四类分子。为四类分子摘帽成为政治影响巨大的工作。枫桥区的新经验又成为正确纠正历史问题的工作经验。
综上所述，依靠群众加强对四类分子专政的枫桥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至结束后一度被用于加强社会治安、减少犯罪，后又迅速随着四类分子摘帽完成而归于沉寂。
从1979年之后，枫桥经验再度被冷落。1980年代，枫桥区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并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1991年，诸暨市（县级市，由绍兴市代管）为使“枫桥经验”重新获得重视及推广，派员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等中央部门宣传推介，从而使“枫桥经验”在1991年复兴。这得益于诸暨当地一些对“枫桥经验”深有感情的干部的不断努力。
19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诸暨市的警民继承并运用“枫桥经验”的精神，探索出“组织工作走在预测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预防化解了许多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出现了所谓“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局面。
在中央及中共浙江省委组织下，浙江省先后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1993年）、35周年（1998年）、40周年（2003年）、45周年（2008年）大会。每次纪念大会召开前，当地均组织编纂各类纪念文集，纪念文集大多是枫桥镇各个部门、村社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成果汇报及总结。1999年，中共浙江省委组织推广“枫桥经验”现场会。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通讯《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首次报道“枫桥经验”。报道的侧重点为“稳定和发展”。
2002年习近平从福建省调任浙江省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在2003年11月浙江省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中共中央常委罗干则在大会上称“枫桥经验”是“就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2004年5月11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建设“平安浙江”，诸暨市相继建立了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民主恳谈、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等项工作，“枫桥经验”被赋予新内涵。
2003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通讯《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和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并加编者按。报道的侧重点为“和谐社会”。
2008年11月24日，周永康发表讲话称，“要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认真学习运用‘枫桥经验’，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21世纪初，诸暨市整合20项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分解至各级管理部门。上述项目包括“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矛盾纠纷调解体系”、“舆情研判导控服务平台”、“基层信访三诊工作法”等等。其中，为不让矛盾激化，诸暨市建立了“枫桥式矛盾纠纷调解体系”，其核心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枫桥派出所也开创了新模式：建立自派出所到群众家门口的联络线，将整个枫桥镇分为三个警务站（共12位民警）管理，28个村建立警务点（由各村选举的平安专管员负责）。这样几位民警在平安专管员、调解员的配合下，可以很快化解群体性事件，而不用派出大批警察进行简单粗暴的处理。枫桥经验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经验。
2020年4月下旬，中国面临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后，严峻的经济衰退威胁，习近平赴陕西考察时，再度强调“枫桥经验”，指出：“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3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2023年9月20日亚运会期间，习近平在浙江省绍兴市考察。在枫桥经验陈列馆，重温“枫桥经验”诞生演进历程，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情况。
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勉励他们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穆白硕：“枫桥经验”是个什么玩意？
发表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 由 舟巷
据说“枫桥经验”在1963年就炮制出来了，毛泽东还作了批示。可是在文革前后的50年里（1963-2013），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只是在最近10年才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查了资料才知道，在1977年12月之前，中国的官方报纸从来没报道过，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可见毛泽东并没把它当回事，他只批示把文件发到县一级的政府和公安部门。没有象对雷锋、王杰、焦裕禄以及大庆、大寨那样的典型进行广泛宣传，做到人人皆知。
那么毛泽东批示的这个“枫桥经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简而言之，它是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其实哪里是什么“群众的创造”？完全是官方炮制出来的。1963年11月，中共公安部与浙江省委通过在枫桥区蹲点调研、总结提高，最终形成了署名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中共诸暨县委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
所谓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就是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监督、批斗、改造，以实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如果抓多了监狱关不下，所以毛泽东当然支持。枫桥区总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三千余人，即每50人中有一个是四类分子。按照此比例，在文革时期的全国7亿人口中就有1400万阶级敌人，监狱哪能装得下？这1400万“阶级敌人”后来被证明都是被冤枉的。可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多么荒谬与邪恶！
1977年12月21日（华国锋主政时期），《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中共枫桥区委的《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依靠群众加强专政》一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依靠群众加强专政的好经验》，向全中国推广该经验。这是《人民日报》首次报道枫桥经验。这也是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有力证明。
然而华国锋好景不长。随着拨乱反正，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介绍了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试点经验。枫桥区的新经验又成为正确纠正历史问题的先进经验。我把这个新经验叫做“第二枫桥经验”。“第二枫桥经验”是对“第一枫桥经验”的否定，也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否定。不论是坏经验还是好经验，都可以假借枫桥区人民群众的名义来宣传，是不是太荒唐了？这大概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过人民日报的这两次宣传都没有发在第一版，也没有反复宣传，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习近平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2003年他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知道了这个“枫桥经验”，他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已当上总书记的习近平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2023年11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接见了与会代表。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我把习近平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叫做“第三枫桥经验”。
习时代的“第三枫桥经验”与毛时代的“第一枫桥经验”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针对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的。“第三枫桥经验”表面上不提阶级敌人，只提“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是在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对他们真的那么重要吗？非也！习近平在国内政策上的一切大动作，都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稳固，哪里会关心小民之间鸡毛蒜皮的纠纷？
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官员们以及他们支持的黑社会，欺压百姓已成普遍现象，他们强占土地、强拆民房、欺行霸市、行贿受贿。受害百姓则要上访告状，或上网申冤。“第三枫桥经验”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群众互相监督、互相告发，再通过现代科技的监控手段，及时发现群众不满意的苗头，就地解决，及早扑灭，不让上访群众去干扰上级领导或制造社会影响。实施“第三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国家专政机器的触角伸到中国城乡基层的每个角落，对社会实行严厉的、全面的、无孔不入的控制，就象毛时代的人民公社那样。
这个经验那个经验，本质上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必然搞不好。
2023.11.10
冷酷的中共内部清洗
媒体看中国
法国世界报
习近平继续进行大清洗
06/10/2021 –
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指出，2020年7月之前几个月，中共开始了一系列针对警察、司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这些权力的心脏的清洗行动。用公安部长赵克志的话来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些人要“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可靠”。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人成了新的受害者，这两人可不是“苍蝇”，而是真正的“大老虎”：他们分别是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和前司法部长傅政华。
勒梅特表示，这是两个非常厉害的人。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曾经严厉镇压过法轮功成员，随后担任公安部港务司的司长。2020年2月，他还曾经是被紧急派往武汉处理新冠疫情的成员之一。孙立军也曾经和习近平一起出现过。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在一个月后被逮捕。不过，直到9月30日，外界才了解到，他被指控生活堕落、腐败，但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还拉帮结派，并严重危害（党的）政治安全。
就第二人傅正华，当中共中央纪委于10月2日宣布对他展开调查时，观察员们都还不知道他受到的指控到底有多严重。傅政华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2013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他被认为是逮捕数百名维权律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2015年7月，他因“严重违法乱纪”被逮捕。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据说傅正华是忠于习近平的，他甚至在2014年逮捕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勒梅特表示，这两个被清洗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上海帮”走得近而付出代价的。香港政治学家林和立表示，“习近平只信任那些长期在他的派系里服务的人，也就是福建、浙江和陕西的干部。福建和浙江是习近平到北京任职之前工作过的两个省，而陕西则是习近平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显然，习近平认为傅正华与江派和周永康集团继续保持联系。”
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9月23日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林和立写道：“在2020年2月到今年7月的整顿运动中，178431人受到了调查和处分。此次整顿活动涉及1258名高级负责人，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和孙力军等人。
世界报刊出的文章表示，应该把这些逮捕行动和政治环境结合起来看。中共20大将于2022年秋季召开，这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将于11月召开。就像美国汉学家巴里·诺顿和裘德·布兰切特在10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根本性的问题以及选择谁，这些是在大会或全会之前的十二个月内就协商好的，然后在大会期间对外公布。大会上是什么都不决定的，大会只是宣布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在今后12个月的时间内，“大老虎们”是一定要特别有戒心的。
德语媒体：习近平的“斯大林式大清洗“
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多名亲信接连失踪，其中包括两名部长级高官。由于中国政坛的黑箱作业，北京高层的人事变动，自然也引发了众多猜测。
（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正当世界舆论聚焦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之际，中国政坛却在悄然掀起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运动。而这场运动有可能会对世界经济以及地区和平产生深远影响。这篇题为《习的亲信何以神秘失踪》的写道：
“2012年掌权之后，习近平发起的清洗行动已经使数百万官员落马。借用习近平自己的形象措辞，这其中即包括共产党高层的’老虎’，也包括基层官僚机构的’苍蝇’。不过，同过往不同的是，新近落马的官员并非敌对政治阵营的成员，而是属于习近平小圈子的亲信。正因为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提出严肃的质疑。
鉴于首都北京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人们担心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甚至时而疑神疑鬼的习总书记会因为一时误判，为转嫁内政危机而挑起同邻国的战争，甚至对民主台湾发动进攻。无论如何，共产党权力中心中南海发生的政治地震，使本已低迷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这篇《世界报》转载自其合作刊物《 POLITICO》的长篇报道称，前外长秦刚落马后，中国官方宣传机器一直以秦刚的婚外情作为他被解职的原因：
“但据几位同高层有接触的人士透露，秦刚失踪的真正原因涉及一桩更为严重的丑闻。卷入这桩丑闻的还包括国防部长以及多位负责火箭军和中国核武计划的将军。同秦刚几乎同一时间失踪的人当中，确实包括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其副手刘光斌和前任高级副手张振中。
火箭军的其他数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军官也被逮捕。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一名副司令死于不明疾病。最终这些失踪官员被正式宣布解职，他们的职位则由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将领所接替。这种情况不同寻常，因为迄今为止，火箭军的指挥官都从这支部队内部选拨的。
火箭军的清洗行动被官方证实后不久，刚刚在2023年3月被习近平任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宣告失踪。他的解职是十月底正式对外公布的。
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火箭军不断发展壮大。据同中国高层有接触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此前向习近平通报的内容中就包括秦刚及火箭军将领亲属向西方情报机构输送中国核机密的信息。
而知情人士中的两人更宣称，今年七月底，秦刚已经在北京已经接治高干的军队医院中死亡，或是自杀，或因酷刑。”
世界报指出，由于中国政治体制高度不透明，所以上述消息无法辨别真伪。
中国从不对外公开共产党内部事务，而西方情报机构也对中共的这一轮清洗行动不予置评。
“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的政治氛围异常紧张。而今年夏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的一番表述，无疑有意或无意地加剧了这种紧张氛围。伯恩斯当时表示，在中国重建间谍网络的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情报人力资源。’目前，草木皆兵的紧张氛围已经渗透到官僚体制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被视为过于西化或同’西方敌对势力’有关联的人，似乎都已危在旦夕。”
今年第三季度，德国对华投资继续下跌，已跌至六年来的最低水平。《商报》报道称：”科隆经济研究所为《商报》进行的一项评估显示，德国在中国的股权投资跌幅最大，差额高达39亿欧元。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在减少。这是近25年来，一个季度的对华投资首次出现负值。这意味着，同一时间段内，从中国撤出的资金高于投入中国的资金。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局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中国投资环境的明显恶化。中国共产党大幅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搜集信息都有可能受到潜在的惩罚。另外，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都出现了趋缓态势。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前不久刚刚表示，经济复苏正处在一个’艰难时期’。”
13.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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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由上而下”永不停息的清洗”能否根治中共贪腐？
2024.01.0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便大力反贪，起初获得许多支持及赞赏。但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视其为集中权力的工具，甚至将习比拟为毛泽东的追随者，透过不断革命的理念来治党和进行整肃。
在中国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堪忧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官员清廉简约的运动也在持续。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领导人常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来排挤对手、巩固权力。而习近平进行的却是“永不停息的清洗”，可谓是追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中国因贪腐而受处分的官员人数，从2013年的大约十八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六十二万人以上，是习近平上任前十年总数的四到五倍之多。
纽约大学法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孔杰荣表示，“中共定期打击贪腐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习近平几乎是在永久、逐渐扩大规模的基础下执行这项运动 ……。中共党内贪污很常见……所以如果想除掉某人，贪污永远可以是工具”。
曾在微博调查中国民众对官员贪污观感的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政治系教授瑞特表示，相对于毛泽东使用极端的言语进行斗争，例如打倒“修正主义”或“反革命”人士；习近平则是透过反贪排除潜在威胁。
学者：习近平非新一代毛泽东
纽约福特汉姆大学中国法政学教授明克胜也点出其中差异，并认为习近平称不上是“新一代的毛泽东”。他表示，毛泽东采取的做法是由下而上，鼓励民众上街指责下属或官员；习近平则是采取中央指挥的由上而下，而且对于民众发起的活动非常谨慎：“习近平试图把他的权力最大化，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放任动员由下而上，担忧情势可能会失控”。
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瑞特说，中国官员在一边由党控制，一边开放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贪腐的机会及行为能如此多且普遍，也是毛泽东时代难以想象的：“民众对于习近平打击贪腐不分官阶高低，一开始可能是认为有益或正面的……。但十年后，我认为反贪运动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而现今中国社群媒体上冷嘲热讽的文化十分普遍，也是毛与习两大时代不同的地方。在毛泽东时代，根本没有可以在网上抒发意见的机会”。
中国尚未采取资产披露等方式根治贪腐
华尔街日报引述哈佛大学的调查发现，认为官员普遍清廉的中国公民比例从习近平上任前大约35%，到了2016年上升了接近两倍到65%。尽管使用公款吃喝或举办奢华活动而受处罚的人数有所下降，但因不当赠送或接受礼物等较为隐蔽的贪腐行为而受罚的人数却持续增加。中共党内甚至有干部选择退休后才接受贿赂，以遮掩非法行为。
报道指出，习近平似乎认定一党统治之下，难以根除腐败。所以只透过警惕，而非资产披露等结构性改革来打击贪腐。然而，以恐惧治党，也扼杀了政策辩论空间，导致下级官员优柔寡断，不利中国面对目前经济低落等重大挑战。
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从消失到撤职，其他涉及火箭军贪污一案的九名将领如李玉超、张振中、吕宏、饶文敏等也在去年末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时事评论人士王剑认为，整个管理层“一锅端”对中国军事作战能力打击很大，“但对习近平来说，权力更重要”。而这也是他能顺利连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无官不贪，基本上他是透过反贪拿到许多中国官员的软肋”。
专家：中国司法专断不利反贪
中国法政学教授明克胜认为，1980年代至2000年改革开放时代建立的权力制衡体制，没能在习近平及其前几任领导人任内下得以成熟，“正因为这些领导人不愿意让这些体制成熟，导致他们被迫诉诸于比较旧的机制像是恐惧或是意识形态，来让人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强调要以司法定罪，时不时也有一些新举措。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认为，某些地方政府，暂停犯罪人员亲属的医疗补助及相关权益，例如限制他们乘坐飞机或是严审入学资格，以及限制入党、参军或担任公职等作为，有违宪法精神。理由是法律责任应由当事人承担，地方政府不因株连涉罪人员家属，形同”连坐”制。
但孔杰荣认为中国执法实情远非如此：“有许多非法执法团体、强制抓捕及拘禁。中共可以贪污的名义起诉任何人，然后让人消失……。整体来说，司法运行非常任意专断且秘密进行，而这不是打击贪腐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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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整肃军队再出重手，半年来有十五名高层将领被清洗
2024年1月5日
- 美国之音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军队的整肃愈演愈烈，最新一轮的行动是近日免除包括前火箭军及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此前两天，全国政协撤销三名国防企业高管的政协委员资格。这表明，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10月被革职以来，军队“反腐”行动持续扩大。据报道，过去六个月内，已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将领和主管被清洗。
12月29日遭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中有三名上将和四名中将，其中多人曾在火箭军任职，包括火箭军两任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周亚宁（上将）、火箭军原参谋长、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原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以及曾任火箭军副司令、后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振中（中将）。
火箭军和军工业是重灾区
另有多人曾在军队装备领域任职，包括前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中将）、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饶文敏（军阶不详）、原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鞠新春（中将）。此外还有原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上将）。
有分析表示，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案牵扯出来的军方腐败窝案，涉案深度和波及面远超出外界预期。
自毛泽东之后中共权势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为在2027年前将中共解放军打造成一只现代化军队的目标，多年来向军队注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军费。而习近平强军战略的核心是提升火箭军的战力。火箭军将在习近平武统民主自治的台湾的野心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火箭军近来陷入广泛的军中腐败丑闻，高层尽遭清洗更换。
彭博社表示，这些仅仅是北京公开宣布的对军方将领的罢免。不像中共体系其他领域的反腐清洗，中共军方通常不公布军内的腐败调查。据财新报道，另一位火箭军的少将去年11月被悄悄地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资格。
彭博社援引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的分析说，最新的清洗行动再次表明，习近平铲除军中腐败的行动还没有成功。
吴志远还表示，对于解放军高层将领及军中高端装备可靠性的疑问，让习近平及中共领导层在未来几年考虑发动对台攻势的时候都应当感到忧虑。
报道说，中国国防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自2015年重组军队以来，习近平提拔了多位航天及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试图追赶美国在高端科技上的实力。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转任总装备部前曾长期在航天工程领域任职。
习近平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将三名军工业的领导人拉进24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体现了他对军工业的偏爱。
不过，随着一名来自武器研发联合体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和两名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高管被从全国政协清洗，军工领域高层的可靠性目前也受到质疑。
报道援引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犇的话说，“这些调查可能削弱那些从军工业提升的技术官僚的政治地位。”
军队腐败或使武统台湾野心夭折
报道表示，中共军中持续的腐败问题可能令中共在某个时刻统一台湾的野心夭折。中共坚称拥有对自1949年以来从未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且逐步发展为民主社会的台湾的主权，而且誓言不惜动用武力也要统一。
此外，另一个对北京的潜在警告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因军队的腐败而受到挫折。解放军的一些研究人员早在2014年就指出，军中腐败问题是影响解放军战力的首要敌人。
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中誓言，今年将展开对腐败的战争，表明军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腐败调查和清洗。
不过，中共上周五任命富有南中国海经验的海军司令员董军为国防部长，填补了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原因不明的失踪造成的长达数月的职位空缺。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首次任命海军将领为国防部长表明，现年62岁的董军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的经验将有助于习近平更好地管控近年与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海上紧张局势。
此外，现年59岁的胡中明12月15日被晋升为海军上将并接任海军司令员。胡中明在海军服役多年，曾任潜艇艇长、海军参谋长助理、海军副参谋长、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战区海军司令员、海军参谋长等职。
彭博社还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专门研究解放军的高级研究员蔡志祥(James Char)的分析说，“这一轮清洗可能是习近平对解放军指挥高层落实一些实质性重组的机会。”
专家称：中共的军队清洗将升级
1月 16, 2024《论坛》员工
在2023年落下帷幕之际，中国加剧了对国防官员的清洗，尤其是与精锐导弹部队有关的官员。 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开除了九名将军。人大被认为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国会”。
据路透社12月下旬报道，其中五名将军是解放军火箭军的前任或现任指挥官，该军种负责战术导弹和核导弹。 就在两天前，新华社报道称，生产导弹系统的国企有三名高管被中共的最高政治咨询机关免职。
为了使解放军现代化，并能够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投射力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在投入巨资。 据美国之音报道，观察人士称，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运动是他消灭他认为对其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者的一种方式。 据路透社报道，这种免职通常是“进一步惩罚的前奏”，如提起刑事诉讼。
美国国防大学的中国军事专家乔尔·伍思诺向彭博社表示：“这些免职事件再次表明，习近平未能成功铲除解放军中的腐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免职的高管主要任职于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企业。 据彭博社报道，在李尚福在任期间，这三人均在职。2023年10月，李尚福突然被免除中国国防部长的职务，其此前曾担任解放军装备部的负责人。
彭博社援引情报人士消息称，由于解放军内部的腐败，其导弹装满水而不是燃料，导弹发射井也无法打开。 专家表示，清洗可能会影响解放军的战斗力。 彭博社指出，中共“在过去六个月中至少开除了15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包括：
李尚福，他在被罢免前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几个月，据报道，他正因与装备采购和开发有关的腐败指控而接受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12月下旬，中国任命前海军司令董军为国防部长。
8月，习近平亲自为火箭军挑选的两名领导人被非火箭专业人士替代。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林颖佑向美国之音表示，相比作战能力，习近平更重视军队的“绝对忠诚”。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向路透社表示：“会有更多的人下台。”
事实上，林颖佑表示，习近平加强对解放军掌控的运动很难停下来。 “他希望实现恐怖统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就像斯大林在二战前做的那样。”
在这里中共宣布内部大清洗：如延安整风
2020-07-13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1942至1944年，毛泽东杀人如麻，重提这件事情是要告诉党员干部，中共将要「彻底割除」以「不力」官员为代表的「毒瘤」。
习近平一再告诫说，斯大林主义是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都知道内部清洗是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清洗并不是为了应对外来威胁，而是为了使共产党员始终处于一种戒惧状态，甚至在任何可能的异议还没有显现就先将其扼杀。
中共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从1942年至1944年间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主席便推行斯大林主义体系。长征结束后，中共将根据地设在陕西延安，毛泽东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摧毁任何可能动摇其绝对权威的威胁，捏造出一个莫须有的「托洛茨基主义」式异议的罪名抓捕、酷刑折磨、处死一批被视为「不力」或「有危害」的中共党员。学者们认为，在那场运动中，至少有3万人被清除，约1万人被处决。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中共就是在那个时候成形的。
2020年7月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延安整风运动的幽灵又一次出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祕书长是习近平主席的亲密伙伴陈一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把他派往武汉控制地方当局。他被描述为中共的后起之秀。
陈一新还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名称本身就够阴险邪恶了，但与陈一新7月8日面向委员会发表的讲话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在会上两次提到发生在1942至1944年间的延安整风运动，并宣布「新时代政法战线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运动」的计划。整风措施马上开始在试点实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及呼兰区、江苏省徐州市及云龙区、河南省三门峡市及灵宝市、四川省宜宾市及珙县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陕西省宝鸡市国家安全机关，黑龙江省呼兰监狱、松滨监狱承担试点任务。这只是一个试点项目，将于2020年10月完成，然后这场运动将在2021年1月开始在全国推行，并于2022年第一季度完成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任务。
陈一新使用的措辞让人联想到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他说：「政法队伍作为执法之公器、司法之利器，队伍不纯、不公、不力，甚至发生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近些年来，政法系统清除害群之马的力度逐年加大，但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是时候「刮骨疗毒」，「彻底割除毒瘤」，「确保政治和法律团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正和绝对可靠」。
这类措辞通常是针对政治对手和宗教反对派使用的，但在这里，中共所说的是针对党内的干部。中共甚至批评道：「短板弱项，加上一些政法干警法纪观、权力观、利益观不正，导致政法队伍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为此，要在政法系统来一场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坚决清除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补齐短板弱项。」陈一新承诺要「零容忍，坚持重遏制」，「清除害群之马」，「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
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看，人们还会产生一种印象，觉得中共关心的是其认为的法院和监狱对法律执行不力，但对于一个外国观察人士来说，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陈一新引用了毛泽东的口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从严惩办」。
与以往中国的做法一样，他的讲话含括了一个上至省份、下达街区的详细组织计划，并鼓励将运动扩大。
疫情后开展的这场运动证实，中共内部一切都非常不妙，或者至少习近平是这么认为的。另一方面，所有的共产党从来不需要等真正的威胁到来才进行内部清洗。陈一新提到的「存戒惧」是延安整风运动2020年卷土重来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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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之后的政治清洗
维基百科
对于许多中国共产党干部和中国官员来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从1989年6月4日开始遭到了政治清洗。这次清洗包括了党政高层官员和地方官员，其中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他的同事。清党持续了18个月，至少有400万党员（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此期间接受调查。中共表示，进行清洗的目的是“坚决摆脱敌对分子、反党分子和腐败分子”，“严肃处理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以及净化党。
在北京宣布戒严之前参加示威游行的党员必须写上千字文，以表明自己的忠诚，但最终他们忠诚与否将由党判定。只有认定的确忠于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其党员身份。由于中共党员事实上不能自行退党，那些表示愿意退党以抗议镇压的人将由中共开除其党籍的方式将其驱逐出党。
全国清党
清党的最初阶段仅针对大约250名亲自由化的领导干部，他们在支持学生抗议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党员对六四清场感到愤怒。后来党的强硬派开始扩大清党范围，并对全国所有级别的官员展开了调查。
超过80万名党员和干部支持了学生运动，但是根据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1179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惩罚，有13254名党员干部遭受党纪处分。处分人数过少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官员试图相互保护和掩护。不过在清党过程中，有党员认为中共违背了原则让他们受到了冤屈。
1990年春季，中共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清党，1990年共开除了79,000名党员党籍，到1992年10月，累计开除党籍人数已增至154,289。尚不清楚有多少党员仅仅是因为政治清洗而被开除党籍。
清除高官
赵紫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因立场上同情学生被革职。在1989年5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赵和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投票反对对学生运动实施戒严令。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投票支持，同样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保持中立。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表态支持李鹏等人，戒严令最终得以实施。
会议结束后，赵紫阳拒绝参与一切有关实施戒严令的工作。在5月20日于邓小平家中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因为赵紫阳支持学生运动以及赵对抗党的决策，赵紫阳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同时邓小平宣布暂停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赵还试图抗议“邓小平决定的合法性”，声称“在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合法”。赵不接受邓的决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赵被革职的命运。6月24日，赵因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而被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所谴责。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赵被认为对六四风波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主要责任，这令他失去了所有职务。此外，赵还失去了行动自由，遭到中共当局软禁。
胡启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5月17日与赵紫阳一同投票反对颁布戒严令。除了5月17日的投票外，胡启立还公开呼吁进行改革的必要性。5月11日至5月13日，胡启立在北京邀请新闻界负责人，就学生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闻界面前强调国家必须根据法律进行民主改革。更重要的是，他声称新闻界有责任提高中共和政府的透明度。但是在6月24日，中共剥夺了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
鲍彤是清党运动的又一个受害者。他曾是中共中央委员和赵紫阳的得力助手。在1980年代末期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鲍彤是政治改革的支持者。他也是赵紫阳政府中的重要人物。赵曾在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并拒绝将学生运动视为动乱，而演讲稿就是鲍彤起草的。5月17日，赵在政治斗争中落败时，鲍彤也迅速遭到逮捕。尽管鲍彤在被捕之前曾试图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保护自己，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些（可能）不足以保护（他）”。
1989年5月28日，鲍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该监狱专门负责关押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罪犯。鲍于1992年7月2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被指控泄露政府机密信息向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警告中共即将实施戒严令。此外罪名还包括反革命宣传。作为被认为是赵的党羽，鲍自然被免职。
在学生运动期间，阎明复和芮杏文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阎和芮参加了5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胡启立是发布会的主发言人，阎和芮也对学生运动和政府改革的必要性作出肯定。5月15日，阎明复在与50多名学生领袖进行对话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和促进民主的热情。他和李铁映都公开宣称学生运动是积极的。他们还指出，党和政府需要在决策、民主化、反腐败和更多社会问题方面进行改革。由于阎明复和芮杏文等人这些举动，在6月24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二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1991年，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相继复出，但赵紫阳却一直被软禁至2005年去世。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1996年出狱后也一直被软禁至20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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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的一次党内大清洗
2014-03-03 美国之音 林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80年历史上，50年代的“庐山会议”、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甚至40年代延安时期的“整风”，都可谓人尽皆知。可是红军初创时期30年代的“肃反”，特别是毛泽东主导下的“富田事变”，尽管残酷程度恐怕超出了历代的党内斗争，可是却鲜为人知。对这一事变的平反工作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悄悄的进行，其原因何在呢？
富田事变：中共大规模党内清洗
六十年代在中国学习、工作或生活过的人恐怕无人不晓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秋雨缠绵、梧桐落叶，再加上野鹿的哀号，一曲勾画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告别根据地乡亲，踏上长征之路的凄凉情景。然而据考证，这首江西民歌实际上描述的是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岗山时的情景。而正是这一向赣南发展决定却成为发生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清洗的导火线，造成数千名红军党和军队干部死于自己同志手中的更为凄凉的惨景。这就是党史上鲜为人知、却对中共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真相
1930年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他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展开“肃反”，代表赣西南中共党团机构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被供称为AB团首要人物，所谓AB团是指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组织AB反赤团。毛泽东认为赣西南党组织“AB团富农充塞领导机关”，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并在组织上加以解决，12月他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即现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父亲，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的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它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20军干部时，触发20军部份军官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释放被捕同志。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事变领导全部被处决
然而这场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为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20军向西移防，同时把扣留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20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
在江西，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采取了与总前委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左倾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并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而以为得到平反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此前接到项英开会的指示，在不知道生变得情况下前往苏区中央局，结果被一网打尽，全部处决，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AB团。
红20军覆灭在自己人手中
而红20军移防指战员完全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坚持对敌斗争，并配合广西来的邓小平率领下的红7军打了几个大胜仗。31年7月风尘辗转到达于都，接到副排级以上军官开会通知后，20军的7、8百名军官全部被包围缴械，不久这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红20军官兵，除了两人幸免外，全部被处决。
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军事大辞典》是这样记录红20军生命的最后一站的：30年7月赣西南一带地方武装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全军2千500多人。1931年7月该军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红4军和红3军团。“富田事变”之后开始的共产党内部的大规模清洗，最终导致最多有十万人被处决。
富田事变冤魂10万
“富田事变”开始了中共早期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党内清洗。在中共左倾领导下全国各个苏区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据统计短短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在庐山会议受到政治牵连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它恐怕超过了国民党和其军队对共产党的清洗和围剿。
环境造就了共产党的残酷
对于“富田事变”的分析有多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造成的。撰写过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传记、并即将完成毛泽东传记的美国科尔比学院中国问题学者李芾甘教授认为，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以及党内不断出现的变节和叛变，这都使得中共领导人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
李芾甘说：“当时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1927年以后，党遭到国民党的大规模清洗，有不少人向国民党特务叛党，党内也有人背叛，有的当了特务。在政策上中共党内也有许多不同意见。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样残酷无情。党内外都有许多敌人，可以把当时思想状况称为是受围困意识主导。”
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主观因素来看，毛泽东尽管是奉上海中央的指示进行肃反，另外据中共党史专家、北大教授杨奎松说，并没有发现证据杀人是奉毛泽东的命令干的，可是现在中国国内党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作为总前委负责人，毛泽东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究竟毛泽东是因为路线斗争还是因为容不得人的个人品质而酿造了“富田事变”，学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本人在长征后和美国记者斯诺的长谈中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说成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富田事件”中首当其冲被逮捕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创始人李文林的确在30年5月参加李立三上海主持的全国苏维埃会议返回苏区后，部署贯彻和毛泽东主张针锋相对的打大城市的路线。这也就激化了和毛泽东在土地分配和地方机构归属问题上已有分歧。而毛泽东究竟是否利用政策分歧来消除异己，这将依然是只有毛泽东才能回答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被打倒的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曾经和朱德同上井冈山、后在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领袖何笃才的话说，论才干没有人能够超过毛泽东，政治主张也最正确，可是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够一视同仁。毛泽东这种不受党的纪律和伦理的约束，不惜手段消除异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一再得以印证。
延安整风吸取了富田事变的教训
“富田事变”和肃反中对党内意见不同的人所采取的肉体消灭办法，这甚至早于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清洗。可是，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说，当时军事斗争残酷，对敌特嫌疑普遍采取极端手段。而毛泽东从“富田事变”中也吸取了教训。
杨奎松：“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或者说他个人要把这些人要清除掉就一定要清除掉。因为后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以后，他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失误，一个是“富田事变”，一个是“延安整风”。如果他成心要整肃那些人，象根据地肃反那么搞。按道理“延安整风”后，他不应该说这个话，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扯到自己头上来。”
59年在庐山被毛泽东打倒、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和李锐都认为毛泽东是吸取了“富田事变”得教训，后来才在“延安整风”中规定“一个不抓，大部不杀”，使得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办法成为绝响，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共产党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富田事变”中显示出对不同意见的人士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逼供信的做法，就连中共名将肖克也深有感触地写到：“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而在70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肉体消灭的精神摧残，这种做法可以说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和彻底消除。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说，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根本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苏绍智：“共产党建党以后刘少奇说过多少次，我们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是我们的优点。这当然也是个大问题。布尔什维克建党极左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共按布尔什维克原则组党，本身就带有极左的特性。共产党的第二个重大影响就是封建专制的影响。在封建专制时代，处份是十分残酷的。例如抓了人犯罪，进去先打多少大板。中国传统封建一向是有罪推定论，跟民主的无罪推定一向是对立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过去说过的，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揭开中共早期历史一段血腥内幕
49年后中共对苏区一部分被冤屈的人平了反，56年又有8千多被错杀的人平反。可是因为涉及毛泽东，“富田事变”的性质和领导人在中共党史研究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和个别幸存者的推动下，才得到非正式平反。而人们盼望许久的正式平反红头文件却迟迟未下来。
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在“富田事变”前后的清洗中的几万死难者是否得到平反，似乎并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但是，中国国内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掀开中共早期历史上的这一段血腥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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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帮运作和自相残杀的绞肉机
杨帆案
扬帆（1912年—1999年2月20日），原名石蕴华，曾用名殷扬，笔名扬帆，以笔名行，江苏常熟人，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文化界活动
石蕴华1912年生于常熟一个趋于败落的书香门第。自幼学诗读书。1926年随叔父到北京（1928年更名北平），初中毕业后当银行练习生三年。1932年9月，以第9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校期间，在中共地下党员同学杨启哲、袁成隆等人引导下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和纠察队长，在游行中同军警搏斗。同时还投身文化界活动，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参加左翼文化团体，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组织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他还加入北京大学教授余上沅领导的“北平小剧院”，任总务主任，组织演剧活动，当导演兼演员。他在校内外陆续参加15个组织，成为不少组织的领导成员，在北京大学及北平文化界很活跃。
1935年夏，因中共河北省委遭破坏，石蕴华的同学中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石蕴华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大学。这时余上沅教授约他同赴南京创办戏剧学校。该校是中国国民党为同左翼争夺文化阵地而开办，筹委会主任是CC系的张道藩。余上沅经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聘为该校校长。石蕴华收到余上沅的邀约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朋友也都支持他去南京，可在培养戏剧人才的同时开拓左翼群众运动阵地。
1935年8月，石蕴华随余上沅抵达南京，获聘为筹委会秘书兼总务主任，承担了筹办学校的所有具体工作，不到两个月便完成了建校任务，第一期在10月18日开学。石蕴华的办事能力获得了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训导委员会主任的张道藩赏识，于是他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兼训导委员会秘书。石蕴华利用该职掩护校内左翼师生，参与南京的左翼戏剧活动。他同该校导师马彦祥、曹禺建立了友谊，并结识了该校特约讲师田汉、阳翰笙。《曹禺传》称，曹禺到剧校后，“最难使他忘怀，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
石蕴华当初是请假暂时休学离开北京大学的，考试时仍回北京大学参加，所以保有北京大学学籍。1936年上半年是他在北京大学学业的最后一学期，一些中共地下党同学希望他回北京大学，推动一二·九运动后遭压制而陷入低潮的学生运动。因此并加上其他因素，他在1936年春向余上沅请假，自南京回到北京大学。
回北京大学后，石蕴华立即参与重建北京大学学生会，当选为学生会常委，任北京大学四年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同时还参加“左联”、“新兴语文联盟”等左翼团体的领导工作。他曾主持学生集会，参与领导游行。在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联召开的大会上，他指挥纠察队制止了国民党支持者的干预，打伤了两个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因此被法院传讯。这时，国民党又将学生会执委名单送交日本领事馆，指证他们是反日共党分子，企图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他们。石蕴华不得不再度离开北京大学。幸而他已完成全部学业，可以正式毕业了。
1936年7月，石蕴华回到南京戏剧学校担任原职，继续在师生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掩护师生的爱国活动。他同经济学家孙晓村、千家驹等人发起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任救国会的训练部长及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部长。1936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南京的救国会也遭追查。石蕴华的活动早已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关注，也引起了张道藩的怀疑。他们追查了石蕴华在北京大学的活动，无法容忍他继续在南京活动。张道藩责令他自动辞职，“另谋高就”。他在马彦祥家住了七天，后赴上海。当时是1937年3月。
抵达上海后，石蕴华更名殷扬，住在朋友杨启哲家，任文化界救国会组织部文艺组组长，负责联系文艺界的团体及个人会员。1937年8月6月，他经杨启哲、汪光焕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因已经过长期考验，所以无候补期）。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成立救亡协会，殷扬任协会组织部长。不久，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在文委书记孙冶方领导下成立戏剧电影委员会，由殷扬、于伶、姜椿芳负责，殷扬除了负总责之外，还分工领导群众戏剧运动及“小剧场”活动，任“影评人协会”主席，并且指导“电影从业员协会”的工作。殷扬和于伶等人通过剧协组织起13个救亡演剧队，派其中11个队赴前线及大后方活动。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转入上海租界。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剧协在部分学校和群众团体中组织起一百余个业余话剧团体。殷扬组织业余剧团每周日轮流演出救亡戏剧，该戏剧形式曾获周恩来称赞。
1938年1月，殷扬受聘任《译报》编辑及特派记者，负责编辑国际版及《译报周刊》“戏剧与电影”栏目。同时还在中共地下党开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及“现代知识讲座”讲《中国戏剧史》；与梅益、林淡秋合作翻译英国女作家弗蕾达·厄特利写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的泥足》一书；此外他还写了些小小说及讽刺小说。1938年12月起，殷扬作为编委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文委组织的由梅益任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
在上海的两年中，殷扬除在文化战线承担任务外，还在刘少文领导下兼做情报工作，如调查日特及汪伪特务机关的活动；还奉命同国民党地下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定期交换日特及汪伪的情报。
1939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联合组织“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出团”，团长是吴大琨（代表地方协会），殷扬任副团长（代表文化界救亡协会），团员30余人，均为20岁左右的青年，大多准备参加新四军，因为此前新四军军部曾要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援一批知识青年去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工作。慰问团春节期间自上海启程，坐船至浙江省温州，经浙江省战时省会金华及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慰问团在为前线官兵演出慰问的同时，不断突破第三战区的监视、阻拦和扣押，最终经新四军派人接应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殷扬本准备将这批青年送到新四军后便回上海，但新四军政委项英希望他留下，并说中共江苏省委已同意他留新四军工作。自此，殷扬成为新四军战士，更名扬帆。
新四军时期
扬帆到新四军后，起初被分配到文化队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1939年9月文化队结束后，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任秘书、军法处调查科长，在军部秘书长兼情报处长李一氓领导下，负责收集情报，以确保军部安全。自此，他经常以新四军军部中校秘书的身份，来往国民党军队中，同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中共秘密党员联系，收集情报，传达上级指示。在日伪占领区，扬帆也建立了情报联络点，以掌握日伪动态。当时新四军军部和教导总队、后方医院、兵站等直属单位分散在泾县十多个村，而当地区乡政府被国民党控制，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组织遍布，这些组织与周边的国民党驻军联系密切，时常针对新四军进行活动。为做好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的保卫工作，扬帆发动群众成立了“青年抗日联合会”、“儿童团”，依靠群众提供信息、收集情报。
扬帆1930年代后期在上海时与蓝苹（江青）的丈夫唐纳同为“影评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交往很多，因而较了解蓝苹的情况。1939年5月，扬帆有一次路遇项英，项英因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蓝苹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便向扬帆打听蓝苹是何人，扬帆作了详细汇报，介绍了蓝苹在济南和上海的活动以及1934年被捕的情况，并说蓝苹学识浅薄，爱出风头，夸夸其谈，喜怒无常，1936年4月与唐纳结婚后，唐纳百般体贴，但蓝苹不称心时便吵闹打人，有时拽着唐纳的头发往墙上撞，还常常口出污言，简直就是个泼妇。后来蓝苹又因与王莹争当《赛金花》主角而哭闹。1936年9月间和已有妻儿的章泯同居，迫使章泯离婚。因蓝苹这一系列表现，社会上对她很不同情，她在上海没法混下去，这才在1937年春离开上海到西安，托关系进入延安。项英让扬帆将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注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戏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项英据此给延安发电报，表明“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该电报自然起不了作用，因半年前的1938年11月毛泽东便已与更名为江青的蓝苹结婚。
1941年初，在蒋介石催迫下，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离皖南。扬帆承担组织军部警卫的任务，于1941年1月4日离开云岭镇。行动前，扬帆曾获得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的情报，得知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计划，但因新四军领导决策失误，新四军仍落入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包围，被困茂林石井坑，激战四天后弹尽粮绝，不得不分散突围。扬帆与胡立教一起，翻山越岭，昼伏夜行，多次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捕杀，2月15日抵达苏北东台，见到了陈毅、粟裕，成为“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苏北的首批干部。随后，他们又来到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向刘少奇详细汇报“皖南事变”情况，谈了8小时。
到盐城后不久，扬帆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保安处副处长（代理处长），后来又任中共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盐阜行署保安处长。他参与组建新四军军部、盐阜行署及下属县区的公安队伍，曾破获两起阴谋暴动案，保卫了新四军军部及苏北根据地的安全。他还负责复审了多起“肃托”冤案，使一些被诬为托派的中共党员获得平反。他争取了地方武装“左司令”，为开辟新根据地奠定了条件。经过扬帆与公安系统的努力，盐阜地区治安情况好转，社会趋于稳定。1942年他担任盐阜保安处长时，受到参加过长征的副处长排挤，最后扬帆被调离保安处。
1942年初秋，扬帆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化委员会任委员兼秘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上海的不少文化人转移至苏北根据地，文委是接待文化人的工作机构。扬帆被陈毅视为从事该工作的最佳人选，所以让他负责文委的实际工作。扬帆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建立“文化新村”，作为部分文化人的住所及开展文化活动的地点，同时也是对当地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基地。根据陈毅建议，扬帆筹组“湖海艺文社”，社址在文化新村。为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扬帆还被安排担任盐阜参议会驻会委员。
1942年12月，新四军为应付日伪军扫荡而转移至淮南，饶漱石让扬帆留在盐阜区，随新四军三师师部行动，陈毅嘱咐扬帆协同三师师长黄克诚妥善安排文化人。扬帆以三师秘书长的名义，为一些文化人安排好居所后，便随三师指挥所参加反扫荡斗争。经63天战斗，打退日伪军进攻，不仅收复失地，还扩大了根据地。
延安整风时，有位曾在南京戏剧学校学习的文化人交代历史时提到，他在戏校时曾由石蕴华介绍参加地下“救国会”。负责审干的康生认定南京救国会同国民党CC系有联系，扬帆是CC分子，乃通知新四军逮捕审查。1943年12月2日，扬帆奉命从新四军三师驻地到达盱眙县新四军军部后便立即被逮捕，关押在黄花塘一个农家小屋，戴手铐脚镣。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了由饶漱石、刘长胜、潘汉年组成的审查小组，多次逼扬帆“坦白”。扬帆则坚持四条原则：一不乱供，二不逃跑，三不自杀，四严守监规。在被监禁10个月后，因延安抢救运动获得纠正，扬帆才获释。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扬帆任部长。扬帆上任后，四处搜集情报并开展活动。其间两次奉派到南京。第一次是因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来，希望和新四军进行秘密接触。中共中央华中局请示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同意秘密接触，以便摸清日方的意图，但不谈判具体问题。1945年6月，冈村宁次派三个日本人来谈判，扬帆作为新四军方面三位代表之一参加谈判。日方提出建立“局部和平”，被新四军方面拒绝。日方希望新四军派出负责官员到南京同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赴南京，全权代表新四军同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扬帆到南京后，日方由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面谈判，提出日方愿让出8个县城以换取“局部和平”，并希望新四军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军及蒋介石军队。这种要求当即被扬帆拒绝。次日，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设宴招待扬帆，表示具体问题可先不谈，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谈判回来后，扬帆向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汇报。第二次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次日，扬帆奉命再到南京，谈判日军投降事宜。他通过前次被派到新四军的日方代表，要求日军按照朱德总司令命令，就近向新四军投降。日方答复称，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方只能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军方面谅解。此时扬帆获悉蒋介石已再三下令中共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知道谈判受降已无可能，便在收集情报并对潜伏南京的中共情报人员作了工作部署后，回到新四军军部复命。
内战情报工作
日本投降后，华中敌后广大地区除少数城市外都先后被共产党占领，连成了有三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中央决定成立由邓子恢、谭震林任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扬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长。任内，扬帆建起多条通往国统区的地下交通线，加强了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情报工作联系，整顿并发展了一批直接掌握的工作关系，组织起6个工作委员会以分别对国统区的中统、军统、青红帮、军队、政府、党团6个方面开展工作，情报工作一直伸展至湘鄂赣地区。获取的情报有的上报中央及中央局，有的分送有关部门参考。如有位被派到南京的情报干部打入了国民党一个印刷所，获得了国民党的整军方案，后又从国防部获得“各战区战斗序列”及准备内战的部署。这些情报使中共在重庆谈判和应付蒋军发动内战时掌握主动，受到周恩来表扬及中共中央嘉奖。
1946年5月，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为配合战争，扬帆根据中央指示，率领情报队伍开辟第二条战线。1946年8月间，他们争取“交通警察总队”一大队长王一藩率部四百余人在山东起义，投向胶东解放区。1946年冬，中共军队主动撤出两淮地区后，扬帆随军抵达山东，改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他继续开展华中及上海、南京的情报工作，同时还在山东沿海港口开辟新交通线，恢复同南方部分国统区城市的联系。1947年9月，他奉命兼任“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被中共军队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经常为他们上课，并向他们收集情报。这些俘虏经审查教育，于1947年冬分批释放，有的回去策动旧部起义，有的重新拉起部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有的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破获敌特组织，捕获武装特务。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准备南下接管上海及苏南的警察局，组建人民公安机关，扬帆于1949年2月下旬率六十多名干部抵达淮阴，建立了面向上海、南京、镇江等地的工作站，派出策动国民党部队投降的情报干部。例如为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挥重要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和此前的济南前线吴化文起义，就是由华东社会部科长王征明具体组织。扬帆还组织一百余人（包括从上海撤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集中整理数年来积累的情报资料。在一个多月内将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宪特、官僚企业和全市工商文教卫等各系统各部门的沿革、现况、领导名单地址、电话号码，乃至各保保长名单等，整理汇编为36册资料，分发给军以上单位及接管干部。陈毅表扬他们“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
共和国初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华东局社会部进驻江苏丹阳。华东局决定由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三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扬帆分工负责进城后的肃反工作。1949年5月26日进上海后，因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上海警察系统已经有20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有中共党员470名，所以接管工作顺利，但市内治安很混乱。中共上海市委组建军警联合办事处，数天内便收容散兵及外地流入人员共两万余人；查封了证券大楼，遏止投机倒把，控制了局势。
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扬帆充分利用已起义投诚的国民党特务，侦取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的行迹，策动国民党特务自首立功。很快便破获国民党保密局设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二十余个电台及潜伏组织。各国民党特务系统均有站长、处长、主任和骨干秘密自首，有的还提供了潜伏特务及武装特务的情报。在扬帆领导下，上海的肃反成绩显著。如根据一名投诚人员提供的情报，破获潜伏特务及武装特务共三十多起，缴获了电台、密码、枪支弹药。1949年10月25日，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派遣特务组织，逮捕外籍间谍、报务员及中国籍情报员、交通员，进而在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和领事馆追捕了一批苏联籍和中国籍情报员。1949年11月，抓获了自台湾潜入上海准备暗杀陈毅、扬帆和罗瑞卿的杀手刘全德。1950年1月，抓获了向台湾提供轰炸目标的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干。在此期间，还破获多起准备爆破暗杀、投毒的案件，保卫了上海市民及党政机关、民主人士的安全。
1951年4月，扬帆任上海市镇反统一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三千多名军警干部、工人、学生，在4月下旬统一行动，逮捕反对中共人士八千六百多人，并再次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间谍案，逮捕间谍雷德蒙等28人。
当时“全国各大区和省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是当过红军的干部，有的还是早年中央特科或延安中央社会部的老同志”，唯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是抗日战争初期时入党的知识分子。由于中共有长期蔑视知识分子的传统，扬帆遭挫折打击很难避免。扬帆为人耿直，清高自守，不易见容。在1951年的华东公安会议上，与会者对扬帆的议论很多，例如说上海市公安局对华东公安部不尊重，和特务坐一条板凳，敌我不分，实行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看不起外地外省等等，矛头都指向扬帆。会上有人甚至指名道姓说：“扬帆目空一切，除陈毅饶漱石，谁也看不起，闹独立性，搞宗派。”
扬帆在肃反工作中利用起义投诚的国民党特务，“以特反特”，使上海的肃反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早在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去广州途经上海时，谈到主持广州公安工作的两位公安局副局长陈泊、陈坤“包庇一批敌人到公安内部加以重用”，准备把他们“一锅端”。罗瑞卿在谈陈泊、陈坤的情况时曾当面警告扬帆：“扬帆，还有你呐，你好好说说。”扬帆向罗瑞卿解释了当初经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利用敌特的情况，接着又在公安系统内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改变“敌情又多又滥”的状况。对此，罗瑞卿表示：“上海纠正错误的态度是好的，上海的问题解决了。
1951年12月，扬帆突然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这一虚职，由许建国接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6月，根据许建国的要求，扬帆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这种反常调动使扬帆感到“中央公安部可能对我有点看法，有些信不过我。”同时因连年积劳成疾，尤其是视力严重衰退，经诊断为脑垂体瘤，需做手术。经中共上海市委报中央批准，扬帆被送到苏联治疗，于1953年2月接受手术。
1953年3月，扬帆在莫斯科接受脑垂体瘤手术后，有一天蔡畅拉他去看望江青，蔡畅向江青介绍：这是你在上海时认识的扬帆同志。事隔16年，江青已不认得扬帆，扬帆主动说明自己在上海时的名字是殷扬。这就和当年项英给中央的阻止江青同毛泽东结婚的报告对上了，报告里点明是殷扬提供的消息。后来据凌云在《怀念徐子荣同志》一文中称，江青曾多次找徐子荣谈话，“说30年代过来的文化人中隐藏有叛徒特务，要公安部查究。”
1953年5月，扬帆自苏联回到上海，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赤波被调到上海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10月，扬帆被排除在上海市公安局党组之外。1953年12月21日，就在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上海的五天之前，扬帆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和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委员职务。据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的黄赤波《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称，罗瑞卿当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市局“对混入党内和公安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扬帆”进行斗争。1954年7月起，扬帆不断在各类会议上受批判，从包庇重用投奔国民政府的特务，引申到指责他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1954年12月31日，他被押送到北京“进行政治审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扬帆被押到北京后，罗瑞卿、徐子荣都曾找扬帆谈话，谈话重点都是向他询问当年向项英反映江青情况的始末。
在被捕后的审讯中，扬帆多次被问到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历史、包庇重用坏人以及同饶漱石、潘汉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此后的10年预审中审讯了10年。1965年8月，在秦城监狱小礼堂，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扬帆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一是内奸反革命，二是为台湾送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三是包庇重用大批叛徒特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3月，陈伯达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陈伯达在1981年交代，他在1967年写的让谢富治“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的条子，“是开会时受命写的”，受谁之命想不起来了。1967年4月，江青成立专案组，亲自主管，名义上是饶漱石专案组，实际重点是扬帆。从此，扬帆受到残酷迫害。原来秦城监狱监管人员属于公安系统，较为讲政策，此时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他们对扬帆肆意凌辱，使扬帆重病，一只眼睛还失明了。直到1971年9月林彪九一三事件后，监管条件才略有改善。1975年七八月间，扬帆获释出狱，安置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每月生活费80元。因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扬帆的精神已很不正常，幻听幻觉严重。他自认为有架科学仪器，每天和周恩来说话。1978年10月，扬帆的妻子李琼携儿子到农场看他，他认为这是有人欺骗他，便把妻儿赶走了。次日他对指导员说：“昨夜来的不是我老婆儿子，是江青派来整我的特务，你们不要上当。”
1979年1月7日，在李琼的努力及有关部门支持下，扬帆被送回上海，住进上海精神病院，后转华山医院、华东医院。经过这三家医院的治疗和两次抢救，以及妻子儿女的护理，扬帆逐渐康复。1980年4月，公安部派人送来复查结论，否定了他的内奸反革命的罪名，但仍保留了他在工作中“确有严重错误”的尾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承认扬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1955年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蒙冤二十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与清除影响。”上海公安系统因受扬帆冤案株连而遭清洗逮捕、长期遭迫害的七百多人也都陆续获得平反，其中有些人已被迫害致死。扬帆平反后，恢复了八级工资，当了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85年11月，扬帆在杭州养病，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告诉扬帆：北京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曾亲口对王芳说：“扬帆这个冤案，百分之百是江青的原因。”
1999年2月20日，扬帆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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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真相 潘扬事件
2018年05月28日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发动肃反运动，要求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联系的干部主动向中央交代。出席会议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1943年与汪精卫政府联系时临时被拉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报告。他向党汇报这一长期隐瞒的情况是因为，参与与南京汪精卫政府联络的胡均鹤被捕，其交待可能涉及他见汪的情况。毛泽东阅潘的报告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下令逮捕了潘汉年，按照拼凑出集团的习惯，将潘与受饶漱石案牵连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定为了“潘扬反革命集团”。随后，中共在潘、扬任职的上海市掀起了声讨和揭发潘、扬的运动，逮捕、整肃数千人，其中包括1936年到延安为国共秘密谈判穿针引线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潘汉年被捕后，以李克农为首的潘汉年案项目组向政治局和书记处提出了审查报告，其中提出反证说，潘打入日、汪组织、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进行情报工作系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行动，直到上海解放，中共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毛泽东不接受李的反证，将潘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将潘案长期搁置。
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之大，毛泽东比谁都清楚。1931年中，中共第二号特务首脑顾顺章变节，导致中共上海地下党网络被摧毁。经博古推荐，潘汉年临危受命，离开上海文艺界，中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出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成为中共情报主管周恩来的助手。1933年，左翼文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汉年因身分可能暴露而转移中央苏区。到苏区后，他奉毛泽东之命与驻闽十九路军密谋反蒋政变，代表中共中央与福建方面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然后出席了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行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仪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派潘汉年赴莫斯科争取对会议结果的认可，潘汉年与陈云在长征半路离队，分头取道云南、四川到上海与宋庆龄接头，由宋安排赴苏。1935年9月，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结果，王明命潘汉年留莫斯科学“新编密电码”。在潘汉年学得密电码准备回国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王明开始了代表两党的秘密接触。奉王明之命，潘与邓展开了谈判，约定向两党高层报告情况后在南京举行正式谈判。1936年6月，潘汉年回国，按照约定先到南京见陈果夫。陈得知潘尚未回到陕北，要求潘须先到陕北取得毛泽东、周恩来的授权后才开始谈判。8月初，潘汉年到达陕北。出国一年半，潘汉年不知道张闻天只是个挂名领袖，按照程序向最高领袖张闻天汇报在莫斯科的情况而没有，先向毛泽东汇报，招致毛的强烈不满。在听取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潘汉年报告了与国民党谈判接触的情况，汇报了王明交代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王明派他学习密电码，王明派他与国民党代表会谈等等。毛泽东本来就对潘汉年滞留莫斯科一年多不满，再听潘一口一个王明更加反感，认定潘是王明的人，于是在高层会上反对派潘汉年继续国共谈判。但这时毛泽东尚未取得独裁地位，政治局多数同意博古的建议，决定派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10月，潘汉年怀揣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亲笔信来到上海策划了“七君子事件”，为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策动兵变作了必要铺垫。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了华南情报局，率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袁殊的联系，通过袁介绍与“岩井机关”首脑岩井英会谈约定共、日停战，交换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通过情报交换，潘向延安传去了大量战略情报，包括日本政府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放弃北攻苏联，准备南进对英美开战的情报，帮助毛泽东在抗战中料事如神。1943 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然后再会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得延安批准。[49] 1944年，潘汉年根据延安发出的搜集日蒋勾结证据的指示，亲自为汪、蒋牵线搭桥，请国民党元老任庵游说故交周佛海与重庆联系以制造“蒋汪勾结”的证据。周接受了游说，开始暗中为重庆效劳。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潘汉年的行动虽未达到摧毁蒋介石抗战领袖声望的目的，却促成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了重庆的卧底。延安将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委任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背后还是潘汉年的效力。1945年，毛泽东指定潘汉年为七大代表，在延安设酒为潘洗尘。在随后几年的国共战争中，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联络，策动国民党内的倒蒋运动，出面说服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从1936年10月怀揣毛泽东亲笔信离开延安到上海，潘汉年红色情报生涯的每一步均依毛泽东指示行事，成为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享受长期安宁的幕后功臣。没有毛、潘的通敌，中共不可能毫无顾虑地集中高层在延安整风三年。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抵得上千军万马。毛泽东拒绝李克农提出的反证一定要长期关押潘汉年并非因潘通敌，而因几项不能明言的理由。其一，他始终视潘为王明、博古的人；其二，他亲自领导了向东北军、西北军安插红色代理人，深知两面间谍的巨大威胁，怀疑红色间谍都是两面的，对红色间谍采取“用后清洗”的策略；其三，他在饶漱石告状，被迫出面释疑，暴露延安通敌的难堪中深感潘、饶都知道得太多了，要让他们在建国后为党的利益消失；其四，他早年经岳父好友章士钊举荐任汪的秘书，获汪提拔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奉汪为恩师，忌讳属下私会汪精卫，怀疑属下听汪谈到他微时之事；其五，他需要在建国后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
毛泽东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的想法不是始于整肃潘汉年。建国前，中共对“国统区”地下党曾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指示”，随着解放军占领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开始考虑官位问题。自古以来，农民造反无非以升官发财相号召。怀着皇帝梦投身革命的毛泽东清楚各级将领都像自己一样有出人头地的心思。革命胜利了不给他们官位就无法让军队效忠。随着占领城市增加，各城市的地下党市委接管本市领导权的想法与军队将领们的当官想法冲突。“渡江战役”后，军代表要求在南京地下党中展开整党，称地下党“组织不纯”混入了反革命，称许多新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成分复杂”，处分了百余地下党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拒绝这样的指责与处分，与南下大员发生了激烈争论。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在召集地下党会议上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严厉批评地下党对解放军有不服气情绪，强调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称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邓的这篇报告后来未被没收入《邓小平文选》）南京地下党与南下大员发生争论的情况被汇报给了中共中央，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毛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的这一批示传达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南下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而对地下党们完全保密。毛泽东的这“新十六字方针”不只针对南京，而是针对全国地下党。他知道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没有整出什么反革命，但他需要这样的整肃。对于潘汉年，毛泽东清楚他对党的贡献，但要求他像其他白区干部一样，为党的利益牺牲。自从投身中共，潘汉年同时效力于中共和共产国际。1932年，他参与共产国际营救驻中国重员牛兰夫妇的行动。与高岗一样，潘汉年也是斯大林欣赏的人。只要斯大林在，毛泽东不会对他们动手。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动手收拾高饶，同时也动手收拾潘汉年。由潘汉年、扬帆案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大抓“反革命”的全国肃反运动，将中共地下党精英几乎一网打尽，腾出了众多官位安排军队干部。这种“卸磨杀驴”的作法对白区干部是有些残酷，但能赢得了军队将领们的一致拥护，有助毛泽东巩固权力地位。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毛泽东此番讲话成了对潘汉年的非正式判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1月补判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决书》列举三项罪名为：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中统特务。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将已经假释出狱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大特务潘汉年在监狱中饱尝革命苦难时，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却获释出狱，获政协委员衔和良好待遇，得出版著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当年特科的战友，同船赴莫斯科的陈云为潘汉年发起了迟来的鸣冤。根据陈云、廖承志、刘晓、夏衍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胡耀邦主持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及对扬帆平反的通知。该平反通知所依据的仍是1955年李克农提出的五项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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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公安局长黄赤波文革遭大难之谜
2023年01月10日 大纪元 王友群
十年文革期间，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被迫害致残。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时任上海市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
黄赤波，湖北大冶人，1931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后，先后任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局长，江苏省委委员、省公安厅长，上海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副局长。一度兼任上海市检察署检察长。1957年至1967年，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9年，“当选”上海市委常委。
上世纪五六十年，黄赤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保卫中央领导在上海的安全。每当有中央领导到上海时，他都是鞍前马后，细心周到，尽心竭力。
比如，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黄赤波组织市公安局和有关分局干警，对重点地区的安全情况认真调查研究，采取了切实可靠的保卫措施，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文革初上海最早受冲击的高官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后，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是最早受冲击的高官。
这与北京的形势密切相关。文革初毛泽东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罗即罗瑞卿。罗当了10年公安部长，同时也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罗被打倒后，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几乎被“一锅端”。
黄赤波是罗瑞卿亲自点名调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黄与罗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罗一倒台，黄在劫难逃。
黄赤波被造反派说成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只黑手，是反革命黑帮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门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得力干将”，先是靠边站，接着是抄家，之后是被夺权，然后是被批斗。
造反派指控黄赤波的罪状有三：
第一，欺骗毛。
1962年毛到上海，黄赤波向毛汇报说：“警卫人员除了保卫首长以外，有空就搞农副业生产，办了个农场。”毛表示赞许，并表示想参观一下农场。黄赤波连夜赶紧向××处调用价值一万七千余元的农副产品，赶办了一个假农场，以蒙混过关。
1965年，毛再次到上海检查公安工作时，问其是否养猪，黄回答说“养了”，毛要看一看，黄赤波派人连夜筹集洋种猪60头，品种鸡100只，种鱼26,600尾，资金49,850元，办起了一个特快“农场”应付毛。
第二，讨好刘、邓、罗。
他曾为刘少奇、王光美置办出国行装，建造别墅；送给邓小平一副从香港买来的精雕细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称赞罗瑞卿是“年轻有为的天才，天塌下来能顶住”，并在罗来上海时，左右不离地陪着。
第三，贪图享乐，生活奢侈。
市公安局劳改处是他的享乐基地。他身有“四金”：金表、金烟嘴、金裤带扣、金皮鞋扣，家有“七机”：电视机、落地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吸尘机，冷气机等。
他吃鸡规定要“三黄一黑”，吃鱼要活的，鲫鱼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来上海十多年，换了七次住房，每换一次，都要进行装修，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
被押解到北京关押七年
1968年2月23日-25日，包括黄赤波在内的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处长、科长等17人，因所谓“搜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被秘密逮捕，并由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用专机押解到北京，关进北京军区看守所。
起因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当时，江青处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既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看到这些材料后，哭哭啼啼地对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不太想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连忙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依次签了名。之后，吴法宪亲自到上海去了一趟，把收缴来的传单、小册子，连同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一起用专机运到北京。
吴法宪回忆说：“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
这些材料全部被销毁了。黄赤波等人则受到中央办案办长时间的审查和各种酷刑折磨。
黄赤波被关押的真实原因
1954年3月3日，1959年3月26日，1959年4月1日，江青分别在杭州、上海收到三封寄给她的匿名信。信中，讲了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风流韵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等。
当时的江青，因为是毛的夫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官员最好的接待、保卫。她自己也非常享受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突然接到这样的匿名信，自然令她非常难堪，惶恐不安。于是，江青借口这些匿名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是重大政治问题，要求严查。
匿名信事件很快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领导。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查办，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参与破案。
破案过程中，为了把案子查清楚，办案人员搜集了不少江青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照片，在上海演艺圈的风流韵事的各种报道，以及她在上海被捕、变节、获释的一些材料。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对这些“密闻”，都属于知情者。
文革爆发后，江青担心当年参与查办三封匿名信的公安系统官员，将他们了解到的江青30年代的丑闻，特别是她被捕、变节问题，传播到社会上去，影响她第一夫人的地位，威胁她的政治生命，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当年参与侦破三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长、副部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及其他专案组成员，全部抓捕，并长时间关押、封口。
江青强扣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是：对毛泽东和江青搞窃听，整江青的黑材料。
黄赤波在北京的监狱里被关押达七年多，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被折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浑身是病。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林彪一死，毛、江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替罪羊林彪，将他们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林彪身上。之后，一些曾被关押的中共老干部陆续被释放。到了1975年，黄赤波获释，回到上海。
黄赤波曾经整过很多人
1953年4月，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到江苏南京视察，亲自找江苏省公安厅长黄赤波谈话，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调查处理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的问题。
罗瑞卿要求黄赤波到上海后，“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
罗瑞卿对他说：你到任后，放开手脚，大胆干，不要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要怕搞错了、搞过头了，并比喻说：“开刀哪能不带点鲜肉呢！”
黄赤波心领神会，到任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是阶级斗争。”
黄赤波为了整倒扬帆一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了扬帆手下的600多名公安干警。其中，大多数人蒙冤入狱，多数死于非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结语
十年文革结束后，被非法关押25年的扬帆已获平反，也就是说，扬帆没有问题。
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奉毛泽东之命，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扬帆和扬帆手下的人，许多人被他们整得非常惨。
1966年，文革爆发后，罗瑞卿、黄赤波又被毛泽东、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被整得死去活来。
罗瑞卿、黄赤波等，先整人，后挨整，都是悲剧。他们都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中的棋子。需要时，夸你用你；不需要时，立即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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