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 （8—–3） 中华民国113年 公元 2024年2月
资料汇编与杂谈
谈古今说中华
华夏中国之演变—————————————1
略检中华亡国史————————————————-6
蒙古侵略罪恶史—————————————9
成吉思汗杀了两亿人—————————————-18
满清罪恶史——————————————-21
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的保留————-34
中华共和之路—————————————–4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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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国之演变
说到中国的来历，安阳殷墟等殷商遗迹是最早的可考历史。殷商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传说。关于最远时期的传说有三个阶段：
1.盘古开天。最早有个神话人物叫盘古，于混沌宇宙中劈开困围、分离天地，以身体化生日月星辰、山川原野、创造了世界。河南民间认桐柏山为盘古诞生地。
2.三皇。有几种排位：伏羲、女娲、神农；或有巢、燧人、祝融等。
3.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五帝之后，夏商周三代中的夏朝，尚无可考的佐证，基本上也属于传说的历史。
华胥国
传说伏羲女娲的母亲是华胥。可解为中国最早的母系氏族中最主要的一个部落，华胥是部落首领的统称。首领以身裹蟒皮显其地位，被说成人首蛇身。
华胥是传说中位于今华阳一带的上古文明，传说华胥氏诞生于此，【传华胥诞生于今陕西蓝田华胥沟】华胥氏出生后，人又称为华阳国。传说黄帝轩辕氏曾夜游华胥之国。在陕西蓝田有华胥陵。
传说华胥氏是华夏民族的远祖，踩到了巨人的足迹后怀孕，分别诞下了女娲、伏羲，后来女娲、伏羲生出了少典，而炎黄二帝又是少典的后裔，故华夏和中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氏。【华胥的怀孕，可解为华胥部落女性主动找到雷泽部落高大健壮的男性与之交合之果】
传说陕西天水秦安，是人类始祖“两皇”（伏羲、女娲）故里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两皇故里”“羲里娲乡”之称，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如：卦台山、安伏、大风台、、风沟、女娲洞、女娲祠、雷泽、伏羲庙等等。它是先民无文字阶段“口传史”的“物化”和“见证”。
华胥之国（亦称华阳国），在有熊国不远的地方，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又一说：华胥国乃以华山命名，境内包括今华州、华阴、华阳等地。
伏羲氏之国，在陈地，又称宛丘，女娲氏、神农氏相继为都，都又称“陈”。【宛丘，古时又称陈州，位于今河南省周口淮阳区，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长眠的地方，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
少典之国在有熊，轩辕黄帝为少典之子，承父志，统九州，国于轩辕之丘。
华胥、伏羲、有熊三国都在豫州中部地区，与考古中裴李岗文化相对应。
可以推断：华胥、三皇、五帝的活动范围延申至今甘肃、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这应该是华夏意识得以普及的基础。
华夏
华夏，意思与中华相等，最初是指史前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分布的若干部落或政治共同体所组成的华夏人群，被后世视为汉文化及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五帝之后，禹是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夏禹治水有功，继位于舜当了中原各部落之共主，成为华人的第一个君主制世袭王朝（家天下之始），也就是夏朝。
夏朝在上古为中央大国，但“夏人”一般指夏朝遗民。而“华夏”仅为汉朝之前的代名词。《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汉代之后，“华夏”渐成了汉族的代称及中国的代称。
目前中国可信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书经·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伪孔传》将其解释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即因周朝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周朝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
中国
在先秦时代，华夏仅为周朝的代称，同时凡遵周礼、守义之诸侯国人，也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国则被视为“蛮夷戎狄”，纵使是周王族的吴国，不守周礼及称王的举动，一样被视为“蛮夷戎狄”。比如作为轩辕黄帝后裔的郯国，时而被视为“中国”，时而被视为“四夷”；同是轩辕黄帝后裔的莒国、邾国，被鲁国视为“蛮夷”，而同是周王族后裔的晋国被鲁国视为“兄弟”。中国最早的含义为周朝统辖的中心地区。
周朝在今河南汝南垒土筑城小山，命名为天中山，定位为中国的中心。中国的主要含义是一个处于”天下中心”地区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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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先秦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夷”、“裔”作为四方，相对而言。与“四夷”、“四裔”对称，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华、夏两字上古同音，本一字。《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华、夏同义反复，华即是夏。 在汉族诞生之后，“华夏”便成为了汉族的代名词。
中华的含义从地区定位延展为在此区域内的族群。
“中国”一词目前最早见于公元前11世纪商周之际，殷人自称“中商”。西周初年的何尊中周成王提到“余其宅兹中国”，意为“我要到中国（殷商故地）去定居”；铭文中的“国”字正写作“或”，这反映出其“中国”一词可能是从殷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公元前1042年，周公旦语卫康叔），这个“中国”指的是“居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的邦国（“国”作“国家”解）、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此处“国”作“地域”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主要指诸夏列邦之全体。
汉代延续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并且出现了中外之分、敌我区隔这样与现代相似的用法。魏、晋、宋、齐、梁、陈皆称呼自己为中国，而以吴、蜀、北朝为“贼”、“虏”、“伪”等。北朝及隋唐亦自称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自称中国，其他政权大多受封、朝贡。宋代时，欧阳修将十国政权列为世家，彭汝砺视五代十国是分裂的中国。在辽宋和金宋的南北对峙时期，“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再次凸显：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古代“中国”是否为专有名词存在争议。然清代前已有各朝代于其国家律法、对外条约和外交事务中，以“中国”一词行文或发言自称。
对外官方交往中，最早用“中国”的是西汉，比如汉使陆贾对南越王赵佗说：“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唐太宗赐薛延陀国书有：“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以颉利暴残，伐而取之，非贪其地与人也。”明太祖赐日本国书有：“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
如同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侵占中原，为稳固其殖民统治、缓解民族对立情绪，亦以中国自称。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正式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概念的名称使用。但直至中华民国之前，所有朝代的正式名称都是特指帝王专属的家天下国度，其统治下的臣民被称之为清人、明人、元人、宋人、唐人等等，”中国人“的称谓只是指地区的含义，类同”山东人、四川人“，并无”国民“的政治含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通称“中国”，从此“中国”成为国际法现代主权国家正式名称确立了划时代的共和制法统。”中国人“也第一次具有了”共和国国民“的政治含义。中华民国依照宪法定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中国人“由此而得以自认为国家主人，不再是任何皇家的”子民“、奴才。
中共依靠苏联趁抗战之机会窃国后，也通称“中国”。但实质上只能定位为中华民国沦陷区。中国大陆人民也不再是具有国家主权的国民、公民，而是中共统治下被迫“拥护”中共专制政权的新型奴民。中共的夺权、裂国、杀戮、和七十余年来对大陆人民的严酷统治，其恶劣性质相当于继蒙元灭宋、满清灭明一样的使中国又一次亡国亡天下。所以，身为屈从于暴政之亡国奴的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的中国人，一如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帜推翻蒙元满清的先辈一样，理所当然将会以反共复民的革命推翻中共殖民政权，恢复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恢复具有国家主人地位、享有公民权利的真正的中国人身份。
略检中华亡国史
中国并不是没被征服过，如：五胡乱华、蒙古灭宋、满清入关，等等。中国这片土地几经磨难，屡次遭到外族入侵，曾经数次被“蛮夷”统治。
一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似乎历史上中国在对抗周边国家时永远是不可 一世。现实却相反，在这悠久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至少亡国了三次。
很多人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不间断的、永远持续的民族文化。其实中华文化是在不断的种族迁徙和在亡国运动中人种不断的杂交形成的各民族和种族的大统一组合体。
中国的正统血脉是炎帝和蚩尤，分布在山东中部地区的九黎部落，东夷民族，是“沂源人”演化来的。但是，中国最终是蚩尤赶跑了炎帝，炎帝又战败投降了外来民族黄帝。最终，中华大地有外来的“和尚”黄帝夺取了控制权，来统治华夏民族——现在的中国人！中国最早的亡国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所谓的华夏族即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在不同时期相互杂交后的结果。最终，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杂交频繁的又发达的民族——华夏族——中华民族。
这样，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战争和征服而相互媾和后的多民族杂交的结果。所以说，中华民族本身就不是一个纯净的单一民族，也谈不上纯正血统。
中国第一次亡国——五胡乱华
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十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从西晋灭亡（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439年）。五胡乱华也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之一。由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江南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同时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亡国亡种（或称“半亡国”）危机。
在五胡进入中原之后，看见男人就杀，看见女人就俘虏，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侵过程中都没有随军携带军粮，于是就将这些被俘的女子充当军粮，开启了将人当成军粮的恶习。随后的羯赵政权更是将汉族女子直接抓起来当成军粮来饲养，甚至将这些女子命名为双脚羊。后来《晋书》记录这个祸乱时，使用中原士族，十个剩不了一个。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显然死亡的更多。在五胡乱华的135年里，北方汉族最初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200万人，到了冉闵花了三年时间灭掉羯赵政权时，此时的北方汉人却不到400万人。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二。而与之对应的，北方的胡人数量却增加到600多万人。
五胡乱华时期，异族入侵导致了长达几百年的战乱和政治动荡，给汉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异族入侵后，他们往往会在统治地区实行“屠城”、“虏掠”等行为，导致大量的汉族平民被杀害、被掠走或逃散。为了巩固其政治和军事统治，他们往往会实行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征收重税、实行民族隔离等，这些也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困难和压力。
中国第二次亡国——蒙元灭宋
1268年元世祖发起元灭宋之战， 1274年元军攻下襄阳，宋将吕文焕投降，随后中书丞相史天泽和枢密院使伯颜率军顺汉水南下长江，目标建康。1275年降将吕文焕率元水陆联军于芜湖击溃贾似道的南宋水军。隔年元军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元军。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宋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张世杰与陈宜中等大臣持续在江西、福建与广东等地抗元。元军陆续攻下华南各地，1278年南宋朝廷退至广东崖山。隔年3月，张弘范在崖山海战攻灭南宋海军， 南宋亡。
忽必烈领导、指挥或者参与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境内或者周围，比如大理、南宋、缅甸等。有人统计，元朝灭宋，最后得到百姓930万户，比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时的1360万少了30%，按照每户有5人来计算，也就是说南宋大约被屠杀了2400万。
1279年，广东崖山海战，降将张弘范打败南宋最后一支武装力量，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史称“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华民族第二次灭亡，而且是整体亡国亡天下。汉人沦为第四等人，任人宰割。
中国第三次亡国——满清入关
276年后(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与煤山。随后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清军入关大败李自成，轻松摘下北京。1662年吴三桂杀死南明永历皇帝，1683年，施琅攻入台湾，打败了郑成功的后人，占领台湾，至此全国都被清军占领。清军入关后做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禽兽不如的行径。还要跑马圈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逼得汉族人毫无生路可言。被清军杀死的汉人多达3200多万人。1662年，明朝末代皇帝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率清军攻入台湾击败郑成功后人，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
清军长驱南下，明朝养了无数个千日的武将们降了一地，只一介文臣史可法死守扬州七天七夜方告失守，清军屠城十天十夜，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逾八十万。
清军施行严酷的殖民征服暴政，下令江南人民十日内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嘉定人黄淳耀和侯峒曾遂率嘉定人民起义。在徐州守城时望清军旗帜而降的明朝总兵官李成栋此时大勇，亲率清兵攻入嘉定屠城，杀两万余人，女子容貌不佳者当场砍头，年轻貌美者均遭“日昼街坊当众奸淫”，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三日后，嘉定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堆过水面数分之高。
明朝军队超过百万，居然被十几万清军纵横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不止扬州和嘉定，被屠城的还有江阴、昆山、常熟、苏州、南昌、海宁、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厦门等等，不可胜数。清军在关内一直杀了37年，共杀人3257万！明朝天启三年(1623)中国登记人口5165万，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朝江山底定，锐减为1908万，全国人口被杀掉三分之二。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开始对华军事侵略。至1945年投降，14年中侵占了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实行了严酷的殖民统治，残杀无数中国人，中国几近灭亡，或被称之为“半亡国”。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共在苏联全力支持下，获得日本巨量武器和军事物资，加上美国左翼政客的掣肘，国民政府在国共战争中失败，退守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大陆沦陷于中共专制暴政的红色殖民统治，灭绝苍生八千万以上，中华文化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被视为与宋亡于蒙元、明亡于满清相同的第三次亡国亡天下。
蒙古侵略罪恶史
估计中国直接死于蒙古入侵所屠杀的有6700万。连同中亚西亚和东欧共死亡约2亿人。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银川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一年之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城时这样描述所看到的情景：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公元1227年，铁木真最终去世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下令将西夏从皇帝到乞丐全部杀绝，近2000万人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偶尔有逃脱漏网的人，也因找不到食物和干净的水源活活饿死。
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整个四川盆地被杀人数约为1400万！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 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近7000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985年版。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这完全说明了当时蒙古的文明程度——那就是与野兽相近甚至还不如。
公元1220一1221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还有说是玉龙劫赤的）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
1220年2月攻克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大批逃跑的兵士和平民被杀死，然后是洗劫和一把大火，彻底地摧毁了不花剌城。
10月，蒙古大军抵达撒麻耳干（意为“肥沃的都市”，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中共有11万守军，其中6万是突厥康里部人，他们以为自己和蒙古人同种必会得到善待，于是有3万人出城投降，但结果却在睡觉时被蒙古人全部烧死射死，无一幸免。
接下来又是一场空前的洗劫，并把全部居民驱逐出城，其中有许多人被处死，好在有契丹人耶律楚材出面阻止，铁木真才听从了他的建议从平民中挑选了3万工匠分赐给诸子、亲属，3万壮丁随军作战，其余则在交纳一定赎金后放回，这些被放回的居民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个角落。
1221年2月，铁木真进抵巴里黑城（巴尔赫），早已闻风丧胆的市民出城请降并宣誓效忠，但铁木真以调查人口为名将无辜市民斩尽杀绝，并把巴里黑城化为了灰烬。
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
接着又围攻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7个月后城破，该城居民又尽数被屠杀，城市被毁。然后又攻陷范延城（巴米安），由于铁木真宠爱的孙子，察合台之子木阿秃干战死，铁木真竟下令“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范延城址由此而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破城后下令不得掠夺任何财物俘虏，将所有人畜杀光，毁城为荒漠。浩劫过后的范延堡得名“卵危八里”意为“歹城”数十年内此地毫无生气，据说连动物也不敢接近。另外，在攻克塞忒耳迷（今俄罗斯捷尔梅兹）后，由于攻城时受到城中军民顽强的抵抗，恼羞成怒的铁木真竟然下令杀尽所有居民。
1221年4月，由窝阔台率领的另一路蒙古军在经过7个月的包围后，终于攻入花国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希瓦附近的科尼亚。乌尔根奇），蒙古军队一入城，据说蒙古士兵受命，每个人要屠杀24个无辜居民，然后又决阿姆河水灌城，全城尽为泽国，偶而有幸未被杀戮的人亦难逃被洪水淹死，据说有120万之多。（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大，因为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也没有这么多人），一座繁华的都城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同时，另一支由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追击花剌子模国国王摩诃丁的蒙古军队在攻克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拜勒寒、剌夷（这是以生产奇异装饰和陶瓷闻名的城市，该城从此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赞詹、可疾云、谷儿只（格鲁吉亚）、篾剌哈（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城后，同样也是残酷的屠城和焚城。蒙古人攻陷哈马丹，这一次市民们进行了抵抗，蒙古人屠杀全体居民并纵火焚城。两个蒙古统帅从哈马丹出发，经阿尔达比勒（他们也洗劫了该城）返回谷儿只。
1221年4月，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
1222年6月，攻占也里〔赫拉特〕，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人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失吉忽秃忽被花剌子模国王子札兰丁在八鲁湾打败，死伤蒙军3万，铁木真后又围住了札兰丁，传说当看到札兰丁作战异常勇敢后，产生惺惺相惜，最后放了札兰丁一马，让他顺利逃跑。而事实是：铁木真为报失吉忽秃忽失败之仇，亲率蒙古军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王子并将他打败，札兰丁最后跳入河水得以逃跑，而他家属中的所有男孩却被无情地杀光。
在南部，迪亚巴克尔和埃尔比勒地区遭到了可怕的洗劫，伊本·艾西尔描述了大屠杀的一些场面：尼西比斯地区的一个人告诉我，当他躲藏在一间房屋里从一个小孔向外张望时，看到每当蒙古人要杀人时，就呼叫 la ilaha illaallah（嘲笑穆斯林的惯用语），屠杀结束后，他掠夺城市，掳走妇女。我看到他们在马上嬉闹、用他们的语言又唱又叫 la ilaha illa allah。
艾西尔又叙述了另一件轶事：我所听到的事情很难使人置信，恐怖之甚使安拉深入每人心中。例如，据说，有一个鞑靼骑兵，独入一个人烟密集的村子，陆续杀其村民，竟无一人敢反抗。又听人说，有一个鞑靼人，手无兵器，而欲杀所虏之人，便命其卧地后去寻找刀，归来杀此人，此人竟不敢逃。又有人告诉我：“我曾与十七人同行。见一鞑靼骑兵至。他命令我们互相反绑两手于背后，同伴们皆服从之，我对他们说，他仅一人，应杀之而逃，同伴们答道，‘我们十分害怕’、我又鼓动他们说他将会杀死你们，让我们先把他杀死，可能安拉会拯救我们。但是，竟无一人敢杀他。于是我用小刀把他杀死，我们才安全逃脱。”
蒙古军队为了报复花剌子模人民的抵抗，每次城陷后都进行残酷的洗劫，大杀大掠之后，或者把城市夷为平地，或者纵火焚之，或者引水灌城，居民除部分工匠和妇女被掠送往蒙古，分给各级贵族充当奴隶外，其余大都惨遭杀戮。偌大的花剌子模王国，在短短的几年间被蒙古人消灭了。蒙古征服者摧毁了中亚许多文明城市，破坏了全部灌溉设施，兵锋所至，满目疮痍，昔日繁荣富饶的花剌子模，变成一片荒漠。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
1258年，旭列兀（拖累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蒙古人还全面破坏两河流域的水利设施，至巴比伦时期就在发挥作用的灌溉系统被毁于一旦；他们还引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进城，整个城市被洪水淹没，即使有个别跺起来的人也被淹死；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格达被彻底毁灭！
蒙古第二次西征是在太宗窝阔台灭金后一年，这次进军路线，是沿阿尔泰山。蒙古灭不里阿儿，钦察，攻入斡罗思(俄罗斯)。三年之后，蹂躏了斡罗思大部分国土，包括莫斯科，蒙军在莫斯科屠杀了共27万俄罗斯人。
1237年12月，里亚赞大公(俄罗斯)尤里和罗曼兄弟二人各自守住里亚赞和科罗姆纳。里亚赞城破，尤里被杀，全城居民都遭屠杀。1238年2月，罗曼在城堡前战败被杀，接着科罗姆纳城被占领。莫斯科遭到洗劫。
蒙古人强攻并焚烧了佩斯城，而匈牙利王贝拉逃到亚德里亚避难。居民们遭受了难言的暴行之后，接着常常是被集体屠杀。《可怜的诺基里·卡曼》是一部充满悲剧的故事集，故事内容大多相似：蒙古人鼓励逃亡的居民重返家园，答应完全赦免他们，在使他们消除疑虑之后，背信弃义地把他们全部杀死。在另外一些场合中，他们把俘虏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强攻设防的城市。“他们躲在这些不幸人们的后面，嘲笑那些被打倒的和杀死那些退却的人”。在强迫农民为他们收割庄稼之后把他们杀死，正像在他们继续前往别处掠夺之前，在撤走时杀死被他们污辱过的当地妇女一样。
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人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
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破坏水源，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 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结合在一起。他们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城，有一个妇女将珠宝被吞到肚子里，蒙古人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他们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奸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此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屠杀所有的人，他们还常常在屠杀结束时，谨慎地佯装离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有的城市反复被屠数次！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杀光。如果有幸存者，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西亚地区时曾经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 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 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 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 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B。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宋朝时期的商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在那里不但聚集了全世界最大的财富和资本，而且聚集了最多的商人和学者；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消灭待尽，使得最有可能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从此衰落；而西方遭到蒙古人的打击似乎是恰倒好处，既没有伤及筋骨，又被一巴掌打醒了，在蒙古大军停止入侵西欧不久后，西欧正式启动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
成吉思汗杀了两亿人
成吉思汗征伐一生，所灭掉的国家有四十七个，征服了七百多个民族，因蒙古军征讨而死伤的人多达两亿。
可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恐的，因为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的人也只有1.7亿多，远远比不上成吉思汗的记录。
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其发动的战争主要针对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其一是灭金，其二是灭西夏，其三是西征阿拉伯帝国，其四是攻伐欧洲，其五是灭南宋。
灭金：估计屠戮三千万人。也就是说金国人八成以上被屠杀。
灭西夏：估计屠戮几百万人。西夏投降后，除了奴隶雇佣军外，其余全部被杀。因此当年的党项族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西征阿拉伯：估计屠戮两千万人。蒙古军队为了威慑对手几乎是一路屠城，共屠戮了一百多座城池。估计有两千万人被杀。
攻伐欧洲：数字不详。欧洲在14世纪中期，4年的时间，黑死病就导致了欧洲百分之三十人口死亡，而这次黑死病的传染源，欧洲人普遍认为就是由蒙古人带来的。可以说，古代人口的锐减，战争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大规模的致死性传染病也是主因之一。
灭南宋：估计屠戮两千万人
蒙古灭南宋的战争一共持续了四十余年，当然这段时期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了。灭亡南宋的任务主要是成吉思汗的孙辈蒙哥和忽必烈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就是死于攻伐四川的钓鱼城下。后来蒙古大军将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四川军民身上，当时的四川人有接近八成都被杀光。按照宋朝的人口统计和蒙古的人口统计，相差2000余万人，而且这只是大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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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灭两宋 野蛮暴行录
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正式名称是大元蒙古国，它自欺欺人地自称是中国正统，但根本掩盖不住其侵略者与殖民统治者的本质。它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自然不得善果。未及百年，元朝败亡。不可一世的蒙古强权如今虽然还有一片领土，却已经只是个毫无生机、苟延残喘的贫弱小国，难说这不是报应。
同样，中共伪共和国实质上也是个苏联扶持的殖民政权，它在夺权政权之前的全部努力就是颠覆中华民国，它在执政后的全部努力就是维护它所代表的特权阶级的统治。由于本质上相同相通，中共集团一贯卖力地赞颂“一代天骄”之蒙元，许多国人也荒唐地以“中国皇帝成吉思汗征服亚欧”为傲。中共怀有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野心，也有当年蒙古野蛮人特具的残暴能量；但最终亦难逃如同蒙古大帝国灰飞烟灭的悲惨结局。
网络文摘 （略有删减）
华夏复兴文摘
满清罪恶史
满清征服中国的过程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国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就这也够惨烈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记载有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后，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时厄鲁特人几乎被灭。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
满清侵占我中国大好河山是继蒙元之后又一次的中国亡国之耻，这两次再加上日本20世纪的侵华就构成了最初提出的结论：即从秦汉以降，中国有着两次半亡国记录的屈辱历史。
现行教科书将满清入关视为内战，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满清的社会性质。
满清入关时在文化、语言、民族利益上跟当时中国代表明朝及汉民族的根本不同，满清入关是外来侵略，满清是一个殖民政权。外来侵略者在征服了一个地方以后，必须考虑将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在这里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将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政治上帝国化，建立一个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不分彼此的帝国政权；要么建立一个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后代截然分开的殖民政权。汉朝等文化上的文明国家，信奉“有教无类”，所以一般都是建立帝国政权，而罗马和近代西方殖民者在文化道德上信奉野蛮人的“强者为尊”和种族主义，他们一般都会建立一个殖民政权。满清政府的民族等级制度在程度上已经跟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种族隔离制度完全无异。满清在社会制度上更类似于一种殖民者统治亡国奴的殖民地社会。
分析满清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民族等级制度，实际上就是分析汉人是否在政治上满化的问题。政治满化要符合两点：首先，统治者将汉人和满人一样视为政权的依靠力量；其次，汉人将统治者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八旗制度来看，第一条从来没有实现过。从满大臣自称奴才来表示他们和统治者的特殊亲近关系来看，虽然经过了文字狱的愚民欺骗，汉大臣仍然未能做到自称奴才的程度，所以第二条，也未能在汉人中完全实现。 那么，汉人根本就没有在政治上被满化，从而可以看出，满清压迫统治中国人民实行的就是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彻头彻尾殖民统治。
满清建立的八旗制度，将征服者后代和被征服者后代截然分开，在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形成了惊人的不平等，比之罗马殖民地和西方近代殖民地，在种族隔离方面的不平等，甚至犹有过之。
民族等级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利牢牢掌握在某些统治民族手中。满清的权利始终牢牢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只有在清末统治者力不从心的时候，才出现过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政治势力，而这三者无一例外都成了满清统治者的打击对象。有些大汉族主义者还陶醉于说满清有多少多少汉大臣，这跟“乾隆是汉人的儿子”，“敌人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敌人”两种说法一样，都是一种亡国奴式的意淫！就如鲁讯所说“有些人做着奴才，却还以为自己是主子！”大汉族主义者总是津津乐道于某民族用了汉族的文化，其实满清以自以为的“先进”文化为主，“落后”的汉文化只居于从属地位。有些大汉族主义的自豪，到有点象印第安人阿Q似的自豪西方殖民者用了他们的咖啡和可可一样无知和白痴。
满清历代能影响朝政的实权大臣比如有，敖拜等四个顾命大臣、隆克多、年羹尧、 阿桂、和申、福康安、 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曾国番、左宗棠、李鸿章、 北洋军统帅荣禄等。 然而，许多实际上政治力量还要超过这些权臣的大小王爷贝勒构成的高级贵族势力集团尚未计算在内，他们的意见往往才是皇帝倾听纳言的重点，他们才是真正能影响朝政的政治力量。从中不难看出，朝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汉族政治势力，在历次满清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汉人政治势力的声音。唯一的例外是到了晚清实力不济慈禧废光绪的时候，曾经安抚过两江总督张之洞，算是汉族官员有了一点政治影响力。而曾国藩以前的汉大臣，无非是依附于满清贵族势力的附庸而已。这就好象民运人士或是香蕉人物当了美国议员，绝不能说是中国已经影响参与了美国的政治一样。一群有职无权的汉大臣不能说是汉人已经参与了政治，他们只是为满清贵族统治服务跑腿的附庸而已。所谓汉大臣多是干活的事务官员，而非权利官员。岳忠旗也算得大将了，然而有人造谣说他是岳飞后裔，纵然他本人竭力否认但还是马上受到审查，要是没有大小金川战争的成绩只怕他未必能够善终。所以他只是个负责打仗的事务官员，满清贵族眼中的工具而已，他本人根本不拥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另外，满人被统治者视为满清的政权基础，而防汉制汉为满清一贯的基本国策。曾见过有人狡辩说八旗子弟受国家供养，是满清尊重军人的表现。那么满清果真尊重军人吗？从这里入手就可以看出满清的防汉制汉之心。一，先不谈八旗子弟是否能称为军人的问题，先谈当年的汉奸三藩。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而当时女真总人口才仅仅三十万左右。满清能够打入关内，并很快占领中国，完全得益于以明朝旧部大汉奸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满人很少，以至于后来在攻下扬州、嘉定等南方城市进行屠城时，主要靠穿着满清军服的汉人杀汉人，不然光凭满人是杀不过来的。而且，满洲**能迅速攻城掠地，也占据了李闯、张献忠农民军闹的中国正当混乱之时的天赐良机。设想，区区几万八旗兵一分散到几路作战后，早就散化成几千零星部队了，何以窃取整个中国江山？破大明的不是满人，是明朝自身腐朽的政治制度，无力的统治阶层，更主要是李闯农民军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民族统一国防的破坏，加上为满人开关引路杀戮自己民族百姓的汉奸部队。由于温床效应之严重侵蚀，经历了历史上最长和平期后的国人大多变得史无前例地软弱和民心涣散。几乎重演了唐末的那一幕，不同的是，这次是汉奸引狼入室。所到之处，官员百姓皆望风而逃，被农民起义冲击而失去中央强力调度和指挥的军队做着无谓抵抗。
说穿了，满清只不过是在汉族危难之时，落井下石又破门而入的狗贼强盗而已。其胜不在其强盛武力和战斗力有多高，满清皇帝津津乐道的“八色龙旗”部队不过是狗屁，这支努尔哈赤为了泻一己私愤宣誓“七大恨“从十三副铠甲发展起来的幼稚部队，因为无知而变得异常肆虐狂妄，其实无论从战斗力还是作战经验、机动性、军队建制、规模、训练、装备、兵源素质以及军队领导作战驾驭全局能力来说，跟经历百战、互相残杀的鞑靼、瓦剌部队想比都太嫩了。设想，要让努尔哈赤亲率的满人全部家底7万八旗兵，遭遇到不用成祖亲征的边防军，早被打成筛子了。这支部队面对的不过是明军主力在李闯农民起义摧毁后的残余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兵武装，而且还依仗了训练有素的明旧部三万关宁精锐做开路先锋。因为明朝主力精锐已经在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对抗中消耗一空，八旗兵根本没有遭到明朝正规国防军的正式挑战，连场遭遇战都没有，更不用提阵地战了。加上南明王朝马士英等内乱分子为一己私利拥戴五毒俱全的福王为南明皇帝，而且南明政权在战略上天真地想联合满清，进秦中之地剿灭大顺残余势力，并幼稚地打算与满清划江而治。这种从根本上错误估计实际形势的战略思想必然导致了满清与南明实力上的此消彼长。
插上一句，单论气节和大义，文人出身而无军事才能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固然是文天祥似的汉子和有民族志气的。但是他也逃不出读书人似的一时泄愤而导致扬州全城百姓被屠戮凌辱的下场。诚然他自己是自杀殉国了是值得敬佩和宣扬的民族精神，但他的做法是以几十万身家性命为代价的，相比而言怎么偏执和顽固的崇祯皇帝还知道给李自成留下口信要他善待吾国子民。话说回来，多尔衮率领的清狗跟吴三桂、尚可喜、耿尽忠率领之降部在南下途中遇到各地地主势力要么纷纷投降，要么望风而逃跟着南明继续向南跑了，象蒙古侵略中国过程中合川攻坚战一般的有名战役几乎没有。
还可一比，蒙古军队悍战和迅猛噬血的超强战斗力一直为军事学者所称道，从纯军事作战的角度看，蒙古部队骑兵之闪电速度和重骑兵部队兼有秩序和凶猛的战法，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从而才打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相形之下，满洲**的部队除了因无知而形成之狂妄外，几乎哪样优势都不占。
不过，历史就是戏剧性地让其在汉奸指引下进入当时处于无政府极度混乱状态的中国内室。由于阶级利益完全对立的原因，汉族贵族和广大地主阶级对农民军起义建立的大顺政权非常不满，吴三桂不过是汉族地主阶层的一个代表而已。很简单的原因，当自己的财产无论土地银两还是女人被农民军染指后，地主阶层当然要反抗。当时国人上到贵族阶层，下到一般地主无一不是最关心闯王政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根本对关外的**没正眼理会过。而吴三桂毫无疑问就是其中利益被触动后跳起来最高的一个。历史的偶然，明朝偏偏选择此人扼守防备中国东北咽喉山海关。毫无疑问，起初只是想用满人力量对付李闯为自己失去的女人和利益找回平衡的吴三桂，由于混乱情势下突然展现在其眼前的九万里江山诱惑，加上已经引狼入室后无法挽回的情况，他和满清的贪欲和野心迅速膨胀，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拿下飘摇无主的中国，他也死心塌地地做上了满清走狗。在把李闯赶出北京后继续向南攻陷的过程中，他瞬间就堕落成为了民族罪人并从此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这条狗的下场大家都很熟悉，当它贪欲又起想反咬新主人的时候，被一刀斩杀而狗头落地。不过这条狗还算读过书的，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想在主子下手前先下手为强企图自己翻身做主人，可那怎么行？千古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能让你破坏了，只可惜一旦做狗，想往自己身上套人皮也没人信了，所谓一朝做狗，终身为狗，怎么也逃不了狗终究会被主子宰杀的命运。
三藩在满人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立过的战功当远在狗屎八旗之上，然而却遭到撤藩的命令。如果满清把三藩士兵都象八旗一样对待，子子孙孙都由国家养着，那么即使吴三桂起兵造反，也不会后来有如此坚定和踊跃的追随者。 另外，曾国藩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平定太平天国，对满清来说算得上挽救其殖民统治不被破坏的特等战功了，没有曾国藩的话满清说不定就让已经北伐到直隶的太平天国给灭了，然而最后曾国藩不过封侯而已，连公都当不上。而他手下的湘军更是满清一再要求裁撤的对象。按理说，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本该是统治阶层的福音，就算统治者怀疑“愚忠的曾国藩“”的忠诚问题，那么将湘军置于国家直接指挥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结果却是湘军被强行解散，这充分说明了满清统治者的防汉之心。
再来看看满清统治者是如何处理汉族政治势力代表的：曾国藩被鸟尽弓藏，早早剥夺政治权利；左宗堂则死。满清政府借闹的沸沸扬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左宗堂提拔的官员从上到下一并废黜，可惜他们手脚不干净，只给这些官员免职处分却没有“依法治罪”，证明了这从本质上是一次对汉族政治势力开刀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与友邦，勿与家奴”。 满清贵族对后来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其实就很明白地昭示了满清殖民压迫统治汉人的政策，那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以这种防汉思维行事，自然就会建立一个民族等级制度。而且当时汉族对满清民族等级制度的激烈反抗，已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用民族划分阶层的殖民社会。现行误国历史书上所谓满清时已经满汉一家，其乐融融的说法，只能骗骗无知小儿。
看看慈禧对洋人的言听计从，割地赔款跟付帐买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按她的说法才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要看到满清统治者在西方列强和倭寇瓜分中国时一点都不心疼的样子就着急，也不要埋怨慈禧是卖国贼。因为满清贵族压根就没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按满洲人的思想，中国这快土地不过也是其殖民压榨的对象，只不过早来了167年，让满洲八旗子民们早早享受了几代人骑在汉人头上的日子。所以当西方列强开始武装侵入中国之时，满清政府统治者进行的抵抗没有表现出一点民族危难和保护自己家园的危机和紧迫，很简单，这都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在满洲，即关外三省。不要忘记，顺治留给满清历代皇帝及皇族切记之遗训，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
以30万人口的民族统治当时3000多万人口的民族，光想到这，满清皇帝每晚都不能睡的太塌实。所以，致力于对中国人民推行愚民政策最厉害的统治阶层也是满清异族殖民统治者。而且**皇帝雍正实行的“文字狱”，更是要连汉族人民的嘴都堵上，而且不惜以酷刑、屠戮的方式来达到威慑压迫汉族大众，从而实现其奴化汉族，摧毁汉族文化与民族尊严的卑鄙目的。削发蓄辩、圈地跑马，这都是旗人干的落后事情来抹杀汉人文化和经济。明白了满清殖民统治中国的思想，也就不难理解其一直的统治政策方针，如防汉制汉、闭关锁国等等。而且，更能明白为何慈禧太后敢于挪用海军军费庆贺其六十大寿。因为误国历史教育和传统肤浅历史学者没有抓住满清民族等级隔离制度殖民统治这一实质来认识问题，所以其解释往往是牵强和差强人意的。按照一般的历史解释，满清政府昏庸无能，招致了中国近代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才有了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但是这些说法的背后还是表明解释者还在继承满清历史观改造的奴化路子，即还中着几百年来满清侵略者留下的遗毒，还把清廷当做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代表。这些学者如此认识许是因为考虑承认满清为中国政府有利于今天的疆域统一事业。诚然，这样做是实际主义的，不过是对外关系中如此认识。对本国人民，还继承蒙元、满清的愚民政策，什么都想捂住，就显得太低估中国人民智商了。
其实历代满清统治者都不昏庸糊涂，对外政策该怎样比谁都清楚。只不过，他们完全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压榨和奴役的对象来进行统治，根本不把中国汉族等其他民族当做自己国民看待的。这种不把占人口多数人口当自己子民管理对待的统治方式，自然产生出令后来汉族学者看似“昏招”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对外方面。但从其满人八旗为满清之根本的思想出发，就会发现所有满清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很一贯持续并牢牢维护旗人和满洲贵族利益的。先看所谓旗人，166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盖有30余万人。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还算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之辈。但是这些剥削广大汉族人民血汗生活的寄生虫生活费是哪里来呢？就靠原是八旗大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帐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名列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更是衣食父母。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即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之私产，说穿了就是霸占中国的土地给侵略者皇帝一人享用收地租。因此满清皇帝也是所谓的大清帝国之内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从此卖官鬻爵横行社会，极大败坏了国人的心态和素质，而对这些殃及非自己子民的后果满清统治者是从来不用考虑承担责任的。
正因为满清统治者从不糊涂，更不昏庸。1894甲午年是慈禧的花甲60万寿，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为着“万寿”和“造园”，时任海军衙门总理的醇亲王奕儇挪用了2000万海军经费为慈禧庆贺。就在这造园、祝寿之时，中日关系，紧锣密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正因为此，甲午中日海战时，中国对日本的军舰在航行节速、火炮数量、火炮发射速率上全部落于下风。最惨的对比是，日本战舰一分钟打五炮，中国战舰五分钟打一炮。而其实日本在发展海军之初，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海军一点根基。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国力财力相当有限。然而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的皇太后甚至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而几位大败北洋海军的日本海军将领，伊东佑亨(1848～1934)正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即武士出身，后来蒋介石最佩服之说出“不成功，便成仁”的那位。东乡也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并在英国海军中搞了7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赡等同学。
所以说，日本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其整体利益单纯唯一向外扩张的政治决策上层。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满清侵略者统治之下，不能真正代表国人利益的殖民政府当然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主张，从而自然也无法落实并建立强大国防海军来保卫自我利益和家园。满清只是想到如何继续保持压迫统治，如何跟其他侵略者协调好合作关系分割霸占中国。没有本着中国国家真正中央政府代表的利益要求做指导思想，怎么能产生发展强大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方针来呢？所以，单纯地批评满清昏庸无能是幼稚和肤浅的，君不见俄国人刚产生要动外兴安岭的主意，清军就配置重炮和大军跑过去教训俄国人了，然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为什么后来英、法、俄、美、日等掠夺中国其他地方如此大片土地满清都如赠于友人一般慷慨大方？前面已经说过，满清的真正家园是关外满洲，那才是其自己不能割舍和关心的自家土地，而且一直为满人后代完好保存着直到满清覆灭。所以当中国地方在近代被瓜分后，东三省不论土地还是资源、所有权等还是完整无缺。中国的其他领土完全是满人蚕食掠夺的对象，当然在外国友邦稍施武力的情况下放弃一些本属自己殖民的土地或利益来换取自己“继续有份”是显然视时务的，同时还可以显示满清的慷慨和大方也不至于太心疼，说到底也是抢来的，毕竟不是自家东西。
这也不难理解，到后来干脆满清和西方列强勾结起来联合统治、瓜分、殖民、压榨中国人民。西方列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而且西方列强也明白以汉人势力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夺取中国领导地位的后果，西方商贸、军事、政治、文化侵略势必在那时难以向在异族满清统治之下如此容易渗透进来，一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所有，他们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必然招致最大程度的反抗。二是西方畏惧汉人的成熟文化体系、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智力程度，总之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到明朝的态势。西方也深谙满清的统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侵占得来，不是我的江山领土可以随意糟践，不是我的人民生活安康不用考虑，不是我的人民素质可以随意践踏愚化，只要不触及满清贵族和八旗子民的世代剥削者地位和幸福生活，外国提出之任何要求可以答应。大家都是怀着同样针对中国的目的，既然是战友那就要互相扶持，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从而更有效地压榨这些奴隶的土地资源、黄金白银、矿藏、劳动生产品、文明成果、智力资源和所有一切可以剥削的东西。所以，必须让今天的中国人都看到满清，这个趴在中国人民头上240多年的罪恶侵略者对汉族文化进行的摧残，对中国人民世代进行的吸血似的剥削压迫，和其粉饰自己为中国代表中央政府的险恶用心和手段，必然会使人民更深刻领悟世代受到的亡国奴统治。正如要分辨蒙古异族侵略者对中国的统治为殖民统治一样，不要再把满清政府当作中国之合法唯一政府代表。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封建统一朝代只有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和明。其他时间不是中国没有完全统一，就是处于亡国阶段，即蒙元、满清时代。而这样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在论述蒙古异族侵略者统治一节里详细阐述了。
而到了清末，民族矛盾愈发激烈，在日留学生分成了两派。满族和汉族留学生是绝无交往的，看到这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此产生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想法。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一些分析认为，满清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满清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30里这些满清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满清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乱世中大批外来汉人中有实力的就扯旗自立山头，比如土匪张作霖。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自然就吸引来了野心更盛的日本和苏联。
尽管经过了200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满清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中华民族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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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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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的保留
罗华庆
一
清廷决定“预备立宪”，是在无法照旧统治的困境中，企图以政制变革实行自救，其选定日本明治宪政作为模式，则出于既仿行宪政、又不使君权受损的政治需要。然而，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种需要，清廷模仿明治宪政时，本能地作了保留。其保留，突出体现在建立宪政基础和确定宪政主体的有关问题上。
（一）古代封建政治转向近代立宪政治的客观要求，使明治政府非常重视从思想意识、经济体制、政治力量等方面建立必要的基础；而作为模仿者，清廷却在这些方面大打折扣。
1、为了推行政体改革，明治政府维新伊始，即宣誓广开言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强调上下一心，“大展经纶”、立基于天下公道，积极开展启蒙运动，大力倡导“文明开化”(（日本）《近代史史科》吉川弘馆1975年版第51页。)。对此，清廷的模仿，仅限于在预备立宪的诏令中宣布“庶政公诸舆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44页。)。就在该诏令颁发不久，清廷接连封报馆、兴党狱、严申学堂戒律、禁止绅民间政，其只要求被动接受并适应钦定的“预备立宪”规范，而不允许自由宣传和讨论立宪政治，致使清末整个社会的宪政意识，与日本明治时代相去甚远。
2、确立宪政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从经济上推进了不少，如允许就业自由、贸易自由，确保居住权、私有权，扩大流通资本、鼓励自由竞争，实行有利于近代农、工商业发展的土地改革、地税改革和财政体系改革(参见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第124—125页。)。凡此种种，清廷一概没有模仿。因而，“预备立宪”未能象明治宪政那样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
3、明治政府实行宪政所倚重的力量，既有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少数贵族，更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积极推动改革进程的大批藩士。这些藩士一定程度地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社会较广泛的支持，其直接参政的骨干分子，占了明治中央政府全部官员的三分之二，并事实上成为政府的核心(在明治维新的改革派藩士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维新伊始即任参议、参与、征士、大藏卿、内务卿、地方官会议议长等要职，人称“维新三杰”；黑田清隆，大隈重信，山县有明等人都曾受命组阁；伊藤博文更与明治宪政密切相连，其亲手制订了明治宪法、又从责任内阁和怄密院创设之日起，先后四任内阁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另，参见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第68页。)。日本此等作法，清廷没有、也不可能模仿。这一点很重要，笔者稍加展开论述。
清末“预备立宪”的主导者，仅限于被迫以仿宪寻找出路的统治集团上层部分人，并未包括真正为以宪政立国而奔走呼号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可怜这统治集团上层部分人，只能代表他们自身，而其自身又宪政素质太差，他们对“预备立宪”握有大权，却严重缺乏为立宪而进行“预备”的应有能力。虽然有些身居要职者，在确实力不从心时，不得不求助于立宪派人士，但从清朝政府整体来讲，绝然不肯将立宪派作为依靠。比如，身为大实业家的张謇，常常受托为地方大员代拟立宪奏折，并曾自刻《日本宪法》12册呈送内廷(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208页。)；但却得不到清政府的实际信用，其后来支持十六省议员联合请愿“速开国会”，尽管“竭诚而请”，终被严厉弹压。又如，时所公认的立宪派理论大师梁启超，自戊戌后长期滞留日本，有些朝廷命官通过各种渠道与梁暗中联系，仅首次出洋考政的载泽等人，即辗转委请梁启超起草考察报告达20余万言；但是，那拉氏始终对梁启超嫉恨、猜忌，决不想任用。梁启超1907年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不足10个月即被明令取缔。直到宣统二年，杨度奏请开放党禁、赦免梁启超，清廷仍然固守成见、不肯应允。诚然，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并不满意“预备立宪”仅仅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但对“预备立宪”本身还是欢迎的，其急切希望能伸出手来，推动清政府以立宪防止革命；而清政府，只因自己内心空虚，总害怕立宪派伸手太长，后来竟不顾一切将立宪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样，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理论上应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过渡，实际全然未象日本那样，使能促进君主立宪的新兴政治力量登台发挥应有的作用。可叹“预备立宪”期间，为数甚多、影响甚广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许能力并不亚于那明治宪政中的藩士们，但却远远不如他们拥有施展才能的权力。比较起来，日本明治宪政可谓“权（力）能（力）合一”（藩士改革派既有宪政能力，又被委以大权）；而清末“预备立宪”则是“权（力）能（力）分离”（资产阶级立宪派有能无权，统治集团上层那部分人有权无能）。这种重大区别，决定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政治力量大不相“仿”。
（二）近代宪政的主体，是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正是在这些宪政主体上“依样画葫芦”；但是，有些“画”法，明显“走样”。这里仅就其相关的法规和建制，举例以证。
1、宪法。清末制宪，基本仿照明治22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但直到王朝复没，完整的宪法未及出台，其制宪要旨见于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
清朝的《宪法大纲》以“君上大权”为主，另附有“臣民权利义务”等三项，其大致抄录了《日本帝国宪法》的前几章，但对有些条文“巧”做手脚。如关于君主在议会闭会期间所发布的可代替法律的紧急敕令，《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到下次会期在帝国议会提出，若议会不予承诺，政府则当公布敕令失效；清朝《宪法大纲》则变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分别见于《日本帝国宪法》第8条、《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8页。)。这样，日本议会微弱的“事后”否决权也被变成了协议权，其本应对君主的“稍加限制”又被释放了。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日本帝国宪法》列为第二章共有15条，而清朝《宪法大纲》则仅列为附录，且减缩成了9条，其中特别是抽掉了可按“规程”进行“请愿”的重要一条。另外，清朝《宪法大纲》还着重强调君主有权“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361页。)，而这一条却是《日本帝国宪法》中所没有的。可见对于公民应有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清朝既和日本一样，都是作为君主对“臣民”的恩赐；又和日本不一样——范围更窄，而且其实现与否更大程度取决于君主的态度。
2、议会。日本明治宪政设立帝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清末“预备立宪”，只定出与日本两院大致对应的钦选、民选议员，合二为一组成了资政院。
清朝资政院的组织和权限，虽比附日本帝国议会而定，但仔细对照，差异不少。如关于议会的议长，日本《议院法》规定，贵族院正、副议长，由君主在议员中敕任，众议院正、副议长，由该院先在议员中选举候补者各3人，再由君主敕任；清朝《资政院院章》则规定，资政院总裁、副总裁各2人均由“特旨简充”，并且总裁只能是“王公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体者”，副总裁只能是“三品以上大员著有才望学识者”(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634页。)。相形之下，对于议会的议长人选，日本还有些“议员选举”的因素，清朝却全是“皇帝任命”；日本并未限定什么身份标准，清朝则不仅限定了，而且官阶、名望等标准使一般人无可企及。显然后者较之前者御用性更强。另外，日本两院正、副议长出席会议，并不参与表决之数。而清朝资政院则规定，院议以到会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若可否同数，则“取决于议长”。这当然更有利于君主假手议长而控制议会了。
关于议会的议员，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只须在选区内得票合乎要求即可当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与之相对应的清朝资政院民选议员，却要先由各省谘议局在其成员中互选出两倍于当选名额者，再由负责监督互选的地方督抚按额从中复加选定。什么“民选”？终究不离官定。日本贵族院的议员成份是皇族、公侯伯子男爵、有勋劳于国家及有学识者、纳税多额者；清朝资政院的钦选议员，除了包括以上成份外，又增设了两类。一类“外藩王公世爵”，这是清廷为了笼络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增加在资政院中与汉人的抗衡力量；另一类“各部院衙门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者”，这有违行政官不涉立法权的宪政通例，其目的在于使合议机关加重“官意”的筹码。此外，《资政院院章》还规定，院议中，对于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省与省的谘议局互相争议事件，当关涉某省，该省谘议局所选出的议员“不得与议”，在表决时还得退出会场。这种在议决有关本省案件时，剥夺本省议员表决权的“回避”制度，却不适用于钦选议员。这无形中规定了两种议员权位的不平等：民选者只能代表局部、钦选者则代表整体。然而，日本帝国议会的两院，皆无类似规定。
关于议会的立法权限，日本议会所提出的议案泛为“法律案”，清朝资政院则被限定为两项：税法及公债事件、修改法典事件编。日本议会可协赞“一切法律”；清朝资政院则被限定为“新订法典及嗣后修改者”，自然不能包括“一切”。日本议会可根据敕令议决宪法修改案；清朝资政院则在可议决的法典修改范围中，被明文规定“宪法不在此限”。这样，日本议会本来就很有限的参与立法权，经过清廷的“模仿”，其在资政院中更是不足为道了。
3、责任内阁。内阁在中国古已有之，但那与近代意义的责任内阁是两码事。清末“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厘定官制大臣所编方案，本拟仿照日本明治宪政设立责任内阁，以原内阁和军机处合并而成。但清廷一时接受不了，仍令原内阁和军机处的“规制”一切“照旧”，只将各部尚书“著充参预政务大臣”。后来迫于各方压力，清廷又命宪政编查馆“参仿”日本内阁制度，再次拟定新的官制。然而，尽管已是“无可奈何”，清廷仍不忍马上看到“花落去”。其在认可责任内阁的同时，又强调只能“筹划试行”。这样，一直拖到清末最后一年，仿日新编的内阁官制，总算附着《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一起推出。
清朝的“责任内阁”模仿日本，其章程可谓“难产”，其人员安排则为移花接木。如关于内阁负责人的官职，日本只设总理一人；清廷则除总理外又加设协理二人，这隐然部分沿用了军机处以多设员额而互相制约的陈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由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度时，身为皇室旧贵族的原太政官三条实美，退为内大臣专治宫中之事，“草莽出身”的伊藤博文“超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宣告结束。新内阁较之旧官制，下级武士成员增加，亲王和公卿的势力则大大减弱（除三条实美外，原左大臣炽仁亲王也未入阁）。但清末废除军机处、改设新内阁的作法却完全不同，不仅原军机处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摇身一变成了新的内阁总理，两位协理亦即原来的军机大臣，而且组成新内阁的13个大臣有9个是满族人，其中5个属于皇族，时论讥之为“皇族内阁”。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带动社会各界轮番上书，以“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为由，要求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清廷蛮横斥之为“议论渐进嚣张”，并公然宣称“朝廷用人……一秉大公”，臣民“不得率行干请”。显而易见，组织责任内阁事关君权问题，清廷甚为敏感，决不允许他人染指。新的内阁官制在章程上既是“参仿”日本所拟定，但清廷“照章”所组成的却是“皇族内阁”。形式上，这个“皇族内阁”是有些近代责任内阁的建制，但实际较之所参仿的日本内阁中官制，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封建遗存却更多、更深。
二
为什么清末“预备立宪”在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中，会出现上述保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一）满汉民族复杂关系的影响
清朝末年的处境与日本明治时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除少数阿伊努人外，全国基本为单一民族，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明治天皇在幕藩体制的崩溃中受到“王政复古”形式的拥戴，从登基之日即由一批维新人士推动锐意进取，显露出一种犹如新朝开国的勃勃生气，维新运动的开展与统治秩序的稳定互相促进。然而，中国境内民族众多，进入封建社会后。君主政权虽多次变“姓”，但主要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改朝换代。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全国政权，“以满制汉”的方针，基本为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一以贯之。可是，由于汉满民族地理、历史文化上的区别，两族人口数量的众寡、文明程度的高低、政治能力的强弱判然分明。这种状况，与双方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极不协调，清朝统治的危机实亦隐伏其中。到了王朝末年，满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导致外患加深、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采取多种形式表示愤懑和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直接挥舞“排满革命”的大旗为天下倡，各地武装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张謇、梁启超等海内外立宪派鼓动起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强烈要求改行君宪制度，满汉平等地奉行三权分立；统治集团中部分汉族大员也应和立宪派的呼声，接连奏请在立宪改制中消除满汉界限，力谋获取更多权益……。满洲贵族原有的统治基础动摇了，旧秩序受到新势力的严重挑战，满汉民族关系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外变得复杂起来。
时势至此，虽是不改制则难以为继，但清廷作为满洲贵族利益的最高代表，不管新定什么政策都不能不考虑到对汉民族的防范，特别是仿行宪政须部分开放原属自己专利的政权，更不敢掉以轻心。其隐忧所在也就是，汉民族在人口数量、文明程度和政治能力上均占绝对优势，立宪将有利于汉人“合法”地与满人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所以清廷在模仿日本宪政时，不可能达到日本那样的开放程度（尽管日本也很保守），不可能象明治政府信任藩士改革派那样信任资产阶级立宪派（立宪派基本为汉人），其势必暗中新设防线，以确保满族王朝的统治不致因立宪而大权旁落。正是基于这种动因，清末两次改定官制，又是规定对皇室、八旗事等“五不议”，又是假借“满汉不分”，将中央部衙官缺由原来的“满汉平列”，先后变成了“满七汉四”和“满九汉四”，并由满人占住要职。这种改革有名无实甚或“以退为进”，当然不能和明治宪政相提并论。
（二）统治集团重重矛盾的牵制。
清末最后几年，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立宪、为何立宪、怎样立宪等问题矛盾重重，从不同侧面严重牵制了“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
1、反对立宪者多方设障。1906年7月考政大臣回国，大致以日本为模式奏请仿行宪政，一度颇为清廷重视，屡受召见。端方尤因与李莲英“契合”，居然得以随时进见且可长谈。反对立宪者气急败坏，为防“患”于未然，深得太后宠信的铁良公开出面干预，“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两不相下”。那拉氏命廷臣会议，守旧派代表纷纷发难，有的干脆提出，中国国民程度不高，连日本宪政也不宜仿行。只是握有实权的庆亲王、袁世凯赞同立宪，廷臣会议才得以议决奏请仿行宪政。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主持先行厘定官制时，反对立宪者再次以种种借口进行阻扰，赞同立宪者亦再次与之激烈论争。双方唇枪舌剑、强词夺理，搅得“初无成见”的“老佛爷”头昏脑胀、寝食不安，甚至连连叹息“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反对立宪者的意见，清廷虽不敢全盘接受（因完全反对立宪只有死路一条），但其“忠心”可佳，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实为一种颇有势力的倾向，又不能不牵制赞成立宪者，并对清廷的决策产生相应影响。这次官制改革方案中关于仿照日本新设责任内阁的重要内容，即被清廷裁去，责任内阁遂成悬案。后来，专门考察了日本宪政的李家驹又受命主持仿照日本编制内阁官制，顽固守旧的御史胡思敬专折奏请清廷“未可偏信”，并要求严饬宪政编查馆大臣“不得援引日本法规扰乱大局”由此可知，1911年清廷之所以首次挂出“责任内阁”的招牌后，又塞进皇族亲贵操纵阁政，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对立宪者的牵制作用仍颇有关系。
2、赞同立宪者各有所图。清末“预备立宪”宣布前后，统治集团内确有不少人先后提出或附从仿行日本宪政的主张，目的却各不相同。例如：光绪皇帝赞同立宪，为的是“合法”亲政、重振朝纲，摆脱那拉氏、打击袁世凯，象明治天皇那样总揽大权。慈禧太后赞同立宪，则由于自己面临垂暮，“欲藉此限制君权之说”，继续压抑光绪，使光绪帝“不能行权于其身后”。摄政王载沣赞同立宪，名义上代子（宣统皇帝）继承“先朝未竟之功”实际上对立宪筹备事宜“徒托空言”，其任命亲弟载涛出长军咨处、将军机处改换成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等，是对仿行日本宪政的扭曲(清末军咨处类似日本明治时期参谋本部，但日本不以皇族出长该部，而清朝皇族载涛先任军咨处大臣，筹设陆军部，皇族内阁成立后，又任军咨府大臣。奕劻赞同立宪，唯担心慈禧太后去世后，光绪皇帝会以亲弟取代自己，企求以立宪之名事先架空光绪。待帝、后相继“驾崩”，宣统继位、载淬摄政，奕劻则多次请辞，至于“预备立宪”之事，其本来就无主张，以前多是“问诸北洋”，这时袁世凯已被开缺，为保权位，他只好设法上下周旋了。
袁世凯赞同立宪，除了别的原因，还“因戊戌之变，与上有隙”，所以欲趁慈禧太后在世之时，定下限制光绪君权的立宪大政，由奕劻出面“以内阁代君主”，自己则左右奕劻、暗掌实权，甚或等待时机权取而代之，什么仿行日本宪政，其只是作为进身之阶而已。至于其他赞同立宪者，据当时官场传言，多为吴樾“炸弹所逼”，眼见“排满”之议盛行，姑谈立宪“以息浮议”，这种人对仿行明治宪政缺乏思想基础，态度也不坚决。如1906年厘定中央官制，当清廷决定裁去原方案中的新内阁时，首先奏请设立责任内阁的端方，“知内意已变，及时请训”，离开了京城；负责主管厘定官制的载泽，也是明哲保身、不再吭气了。此外，有些人虽然赞同立宪，但因反对袁世凯与奕劻结党营私，对奕、袁所要求的责任内阁连带反对。其强调“立宪精神全在议院”，揭露袁世凯不提议院“徒将君上大权移诸内阁”是居心叵测，都很深刻；而其当时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本身，却正好使清廷藉口保留军机处，阉割掉了仿宪改革官制的核心，客观上滞缓、牵制了“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官制改革的模仿。
3、中央和地方争权夺利。由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地主武装的代表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展洋务活动中特殊作用的影响，晚清地方督抚的实力随之增长，有的几乎集兵，政、财及用人权于一身，日渐形成外重内轻之势。当清末立宪问题提上议程时，地方督抚尤其袁世凯等人力图通过立宪形式的政治改革，谋取更多权利；而清朝中央政府，亟欲借口立宪的需要，削减督抚已有的实力。在关于为预备立宪而先行改革官制的御前会议上，清廷决定，不仅中央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而且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权、军权则全部收归中央政府。对此，袁世凯带动各省督抚纷起反对，清廷只得暂时搁下。待公布地方官制后，清廷又一步步具体安排陆军部和度支部，分别揽取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为减少阻力，清廷将权势最盛、位居督抚领袖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名为尊崇，实为裁抑。平实而论，明治维新也发布过“改革藩制布告”，收回了各藩主的种种大权。清末“预备立宪”既是模仿明治宪政，其将全国军权、财权统一于中央，当在情理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各藩主相对独立地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税收权，还有自己的军队，还可对幕府的政策、法令变通执行。清末各省督抚的状况，显然不是这样。因此，清廷收揽地方权利，与明治时期改革藩制的背景并不相同。其二，明治维新初的藩制改革，各藩主是通过“倒幕”而主动“奉还版籍”，明治政府将各藩大权收回中央后，转而又将这些权利的很大部分，委以在中央任职的各藩维新人士。清末削夺督抚权利的状况则与此恰好相反。一方面，地方督抚们尽量抵制，只是在抵制不了时，才勉强认从。另一方面，清廷竭力逼迫，待从各省收回军、财大权后，其完全转托给了铁良、溥颋、载涛等满洲贵族。可见，同为中央集权，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态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是“合作式”的，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则是“对抗式”的。“对抗”的实质即争权夺利。清廷将其对地方督抚的收权之举，与日本的“削藩”并提，旨在有意类比而借题发挥。借题发挥自当使模仿“走样”。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预备立宪”问题的刺激，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其政治意向已不再成为整体。这样，“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处处充满尔虞我诈，“正常”地进行通盘规划和协调行动实不可能，“模仿”中的“保留”势所必然。
（三）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束缚。
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实质是通过学习日本，由旧的封建文化转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而且明治初期输入近代西洋文化也是依赖汉译西著，为何中国在引进资本主义立宪政治方面，反倒落到了以前只是自己追随者的日本后头？原来，正因为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所以，既使得其旧的封建文化远不如中国的悠久和丰富，同时也使得其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化，又比中国要容易和快速得多。因为其原有惯性和负担要比中国少得多。换言之，旧的文化形态越是成熟，其所产生的传统力量越是强大，向新文化的转化也就越是困难。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既构成了高度成熟的封建形态，又为文明古国的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制造了极为深重的历史惰性。悲哉！船大掉头难矣！此“难”之所在，表现种种，其主要者，一是思维的经学方式———举凡兴废取舍，往往以经传之说，圣人之言和祖宗之制等作为依据；二是理政的务实取向——将政治视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只讲如何有利于统治，不讲社会进步与否，若推行改革，常以“应急”和“实用”为主；三是处事的适中原则——因势、随时，不偏不倚，为求均衡统一而适可而止。
清末“预备立宪”对都察院的保留，集中说明了以上问题。相对西方和日本来说，作为清王朝监察机关的都察院，可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产”。清末预备立宪，虽然仿行日本明治宪政对中央官制作了较大改革，但对于日本所没有的都察院，却一直没有动摇。有意义的是，为了保留都察院，清末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头面人物，曾附会宪政名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设想：有的要求直接定都察院为下议院，与定政务处为上议院相对应；有的认为资政院成立后即有了上议院的基础，都察院则“改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有的建议将都察院与资政院合并，平日分科研究调查，遇事大众集议，科道弹劾之责亦仍准照旧，既可“收议院之效”，又可“广朝廷耳目”有的甚至标榜都察院是统括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上承列圣倚任之重，下系臣民是非之公”，与一般议院体制“万难含混”，因此不仅不能改为议院，而且在上下议院成立后，仍要独立存在，“不可轻议更张”。不难看出，以上说法虽异，但实质则一：面对世界立宪政治的新潮流，仍以封建文化旧有优越感的惯性，认定都察院在世界各国“数千年都未尝有”，实为中国“古先哲王之美德，历史之盛事，尤今日所当保全者”。就是这样，在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都察院始终以一种封建文化的“国粹”堂而皇之地保留下来，直到与整个封建王朝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应该说，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还是主要的，本文指出模仿中的保留，意在说明：清廷对立宪之事本来就缺乏诚意，其挂出“预备立宪”旗号，即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为猛烈的打击，自不必言；“预备立宪”所唯独模仿的日本明治宪政，与大多数立宪国家不同，属于封建残余最多的二元君宪制，此使热望建立议会君宪制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派之于清廷，遂由请愿、抗争直至完全对立；“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但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进行保留，又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多方面的不满，有的还明确应和立宪派的请愿(各省都督于宣统二年九月两次联衔奏请国会、内阁同时成立，显露出了公开分离的倾向。这样，清廷本想借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之名，行更为集权以加强统治之实，未料事与愿违，其反倒严重削弱了王朝原有的统治基础。质言之，清廷的腐朽愚顽，决定了“预备立宪”模仿明治宪政多有保留，而正是这种保留，既导致模仿本身归于失败，更促使清王朝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中华共和之路
1.改革裂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西洋”观念传入中国。但所谓的“西风东渐”，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日本转手的“东洋”货。一些开明人士促使清廷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而效仿明治维新，但坚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从1865年开始逐步推行洋务运动因而卓有成效但也无能挣脱桎梏。
1851 —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其它许多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和暴乱，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的统治基础。汉人的势力得机遇迅速增长，日益对照出满清蛮族文化的毫无希望。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惨败更使许多原先的改良派转为革命派。是年，孙文等人成立了兴中会。翌年（1895 ）便落实于行动，策动了广州起义，自此，满清皇族帝制政权的掘墓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1898年，改良派促动内外交困的清廷施行戊戌变法，却以血洒京城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破产。满清帝国自断后路，血祭改良之梦，裂变之势已成。
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攻入京城，令清廷帝后落到面对兵荒马乱仓皇外逃的地步，1901年，于无奈之际，病急乱投医般发出变法上喻，又岂能阻止狂澜涌起？是年即爆发了唐才常起义、惠州起义，1903年爆发了广西会党起义。
2.理论先导
孙文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孙文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1905年7月30日，孙文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
孙文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大量的资金支持。
3.革命前奏 1894.孙文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兴中会广州起义 1898.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革命意识加强。 1900.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 1901.慈禧变法上喻，明确坚持维护家天下的皇权。 1903.华兴会成立，广西会党起义 1904.光复会成立 1905.同盟会成立1906.清廷预备立宪，萍浏醴起义.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1907．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徐锡麟安庆起义， 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 1908.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清帝、太后死。熊成基安庆起义 1909共进会成立 1910.广州新军起义，莱阳抗捐起义、长沙抢米暴动、 1911.文学社成立、广州黄花岗起义、保路同志军起义。
革命党集结为系统化的政治操作机构，以民族主义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口号，获得广泛的拥护响应。须知满清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所造的孽债早已深埋下亿万仇恨的种子，从坚持几百年“反清复明”的会党到最先进的知识精英，都铁了心与满清朝廷势不两立。不仅对清廷高官的暗杀接连不断，更有一波接一波的武装起义。 4.起义功成 1911.5.皇族内阁成立。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1911.6.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1911.9.保路同志军起义。 1911年，清廷为了控制保路运动，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人利用这个机会，打算在10月底发动一场起义。 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计划曝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被迫提早于翌日发动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
5.建立政权
1911.10.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多省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昌成立。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代行中央军政府之职责。起义发动者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党。
11月1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2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此时，国内外舆论对于袁世凯任大总统也表示相当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党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继续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11月底，22个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中国本土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消息传到西藏，引发辛亥拉萨动乱，西藏驻军被解除武装，同清朝官员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内地。
1911.11.各省都督代表会议，
当时在美国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之后，开始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取得英国、法国和四国银行团对于革命党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党人占领的南京。
1911.12.南北议和。
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赞成票对1反对票推选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博克多汗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唐努乌梁海仍为外蒙古统治。而后俄罗斯帝国趁机占领唐努乌梁海，并怂恿其脱离外蒙古独立。
6.开创民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临时参议院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实现统一。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能说服清帝溥仪退位并同意共和，就可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于是袁世凯开始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一直逼迫朝廷退位。
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代皇帝溥仪发布宣统帝退位诏书。中国最后一个帝制朝代结束，中华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疆域。
7.时代坐标
中华民国的伟大意义是宣告了皇权帝制的结束，宣告了中国已是主权在民的民天下、不再是属于少数人的家天下，宣告了自由民主宪政法统的确立。中国从此进入民国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坐标；虽然在其后的历程中有各种挫折、反复，包括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和中共黄俄在大陆灭民国建党朝的七十余年专制复辟。但中共始终不敢公然恢复帝制，不敢彻底否定由辛亥革命创立的共和国的法统。民国依然存在并且必将光复沦陷区，这是天道人心所向，毋庸置疑。
1912年2月，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至北京。
8.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是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之通称，因此时期的政府体系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而得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1916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以及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等4个阶段。
9.公布约法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
1912年3月11日，孙文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
10.政党政治
1912年8月，孙文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政党是以同盟会中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成员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
8月。梁启超成立民主党。
1912年12月，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
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重掌西藏。 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与正式正副大总统依序选出，中华民国从临时政府时期走向北洋政府时期。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并极力排挤革命党人。
11.宪政初探
革命与法制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以“原则上承继前清法制”的方式作为过渡。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参选。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占据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
1913年2月21日，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在各省省城设高等审判厅，在地区级行政区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县级地方设初级审判厅”。
3月20日 宋教仁被暗杀。
1913.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
12.二次革命
孙文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叛变反对袁世凯，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
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公民团（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威胁国会，并成功被选举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
10月31日，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打击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参与二次革命之罪名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这一行动一共取消438名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命令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1914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后将其吞并，并更名为图瓦。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并有权提名继承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确立，但是他对此仍不满足。
1914年袁世凯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
1914.7.孙文成立中华革命党
1914年孙文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组织总部和支部，并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为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雏形。
1915.袁世凯承认21条。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
1915年6月9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宣布归附中华民国并实行“自治”。
13.帝制复辟
洪宪帝制
1915年8月12日，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称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全国性的起事，为数众多的行省宣布独立。
14.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主将段祺瑞与冯国璋却不愿意担任镇压护国军的任务。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在四川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
1916.多省宣布独立。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复辟帝制也随之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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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辞去总统位，袁世凯依约继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又被选为首任总统。但他身为共和国元首，魂魄却仍在帝制意识之中。他玩弄权术排除异己，接连捕杀辛亥革命功臣。1913年，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称帝，于是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病死。一念之差，本当功耀民国，却落得千古骂名。
15.军阀政权
北洋政权的更迭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黎元洪政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本是清军军官，被动进入革命阵营，继而列入共和开国元勋之列。一步之得：一生之幸，一世之荣。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6年7月15日，孙文在上海《中华民国之意义》之公开演讲中曾解释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
16.护法运动
孙文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与前国务卿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1917年，孙文前往广州与南方的军阀合作，开始护法运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孙文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但是桂系军阀私怀野心，迫使孙文于1918年5月离开军政府，回到上海。
17.张勋复辟
1917年，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代表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6.7.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
1917年，浸淫于帝王意识的溥仪得利欲熏心的张勋康有为力鼎，演出了一次满清王朝复辟的闹剧，仅仅十一天，就被段祺瑞起兵赶出北京而草草收场。冯国璋复代任民国总统。
18.北洋政体
冯国璋政府
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
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
8月14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
徐世昌政府
1918.9.徐世昌被选为总统。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段祺瑞执政
1918年，徐世昌获选任总统。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历任总统虽然处于军阀势力争斗之中，但除了袁世凯张勋复辟之外，基本上还是守住了中华民国的名号与法统，而且在施政过程中不无可称道之建树。民初虽有乱局，但毕竟已经从帝制中解脱，缓慢曲折地顺应潮流纳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国–共和时代。
19.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学人发起“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该运动开始于中国北京，后遍及全国。参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也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运动形式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
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10月10日，孙文重组中国国民党。
20.自由洪流
民国时期意义最深远的变化应数思想的解放，言论、出版、结社、组党自由的开放。与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高峰的春秋战国相比，中华民国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巅峰。民国的新文化运动虽有许多缺失，但它将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推入一个新的自由开放境界。思想的开放扩展自由的空间，带动了其它各个领域的发展。但在这大潮中也难以避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衍生出了全盘西化、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倾向。
被片面美化宣传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了不少中国激进分子。属于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1919年“五四运动”激荡出一种“救世主”情绪，加之苏联共产党的布局和扶持，使源自儒教“治天下”的“救主”意识与源自乌托邦理想的共产主义相融合，逐步发展成组织化的的共产主义邪教运动而贻害无穷，这是当年知识精英所始料不及的，却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防范的病变。部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如陈独秀等后来有所醒悟和反省，但大错已经铸成，悔恨莫及也！
21.政权裂隙
1920年，亲孙的粤系势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击败桂系，取回对广州军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于11月底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
1920.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
出兵外蒙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由于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新政改革，引发蒙古各界不满，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始反抗中国统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主力撤离蒙古。1921年，俄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兵进入外蒙古，攻占库伦。8月14日，图瓦的布尔什维克建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22.苏联介入
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具有合法性并为西方列强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但却受到忽视，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23.广州政权
1921年4月2日，军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为“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反对北洋政府的法统。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举行，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及《九国公约》。其中《九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土地行政完整。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1923.1.孙文改组国民党。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回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新组建军政府。虽然国号都为中华民国，但相对于北京的北洋政府，1921年建立的该广州政府称为国民政府。
24.曹锟政府
1923.10月， 曹锟贿选担任总统。由此激起对贿选的抨击，但也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认为贿选并非事实；二是认为此中所谓贿选之弊并非传言的那么严重；三是认为贿选在世界各国都不罕见，而且并未触犯当时具体的法规；四是认为用钱买总比用武力夺取好得多。
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
25.联俄容共
改组国民党
孙文力挺的中华革命党难有建树，为开新局，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孙文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
1924年，孙文采纳“联俄容共”政策，接受苏联资助、成立黄埔军校。对于此中之利弊，几乎无人洞察，致使“共毒”酿成后来之大灾。
26.宪政三步
1923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进入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三步走路线，并于1924年正式订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
27.左右竞争
1924.6.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与最高行政机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28.北伐战争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中正开除其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
1926.6.国民革命军北伐。
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吴佩孚。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需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
29.宁汉分裂
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于是向蒋中正靠拢，在南京建立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裂”。
5月，长沙马日事变。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实行四级三审制。“四级”即在中央设最高法院，在地方设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三审”即同一案件可经三级法院审判。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各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根据这个条例，各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各级检察厅改为检察处，废去厅长职务，另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处为各省省府的一部分，受司法部和省政府的指挥监督。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30.宁汉合流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兆铭迫于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31.中共叛乱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共产党则以阴谋夺权和痞子运动进行破坏。因之国民党于1927年开始清共。共产党则发动南昌叛乱，继而在井冈山武装割据，并发动广州起义，建苏维埃政府。国共敌对之势既成。
当时共产党进入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9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发起秋收起义。12月，中共广州暴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到达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中央苏区”。并在中华民国境内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苏维埃政权。
32.形式统一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北洋政府元首张作霖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
1928年6月3日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被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实施以党领政的训政体制，以推展经济与文化的上现代化建设为重心，中华民国经历黄金十年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国民党陷于与中国共产党、残余军阀和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之中；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起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33.统一隐患
1928年，东北易帜，民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上仍处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状态。此后，中华民国在多方面取得极大的进展，被称为“黄金十年”。
1931年，918事变之后一个多月，中共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政府，公然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走上卖国叛贼之路。中共在井冈山等地的割据政权不但通过“土改”、“打土豪”等手段大肆掠夺、劫持、杀戮，罪行累累，甚至在党军内部也展开清洗AB团等暴行，杀得天昏地暗。
表面上统一的中华民国并未能有效地号令全国，地方分裂势力的危机四伏，国民政府的施政困难重重。
34.黄金十年
1928年，全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而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军政），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训政），也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至人民有施行宪政的能力后，再还政于民。
1928年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普通审判机关，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筹画《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发表五五宪草，这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政府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
35.安内攘外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共产党展开围剿。
11月，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1932.1．28，日军进攻上海。
1932年3月，日本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是日本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和权贵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首都设于新京，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溥仪先是任执政，随后又一次复辟帝制号称满洲帝国皇帝，“皇心”不死，丧心病狂。日本借助于满洲国，对东北地区施行了严酷的统治和掠夺。
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
1933年，蒋中正主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他面对着民国政府和军队内部层出不穷的反叛行为。是年，就有“中华共和国”在福建成立，随即与中共同流合污。国军对反叛武装展开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于1934年向西南逃窜，即美其名曰“北上抗日”的“长征”。国军通过追击中共红军，破解了地方军阀的割据屏障，进入西南腹地，为建立抗日大后方打下了基础，但未能全歼共匪，留下了极大的隐患。1936年的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中正的抗日布局，使几近灭亡的中共得以死灰复燃。
为贯彻对日持久战的谋略，国民政府抢先实行了战略大内迁行动，不但向川滇黔等地转移了巨量战略物资、设备、人员，还转移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大批人才，为之后重庆陪都指挥的抗战堡垒做好了准备。在这规模浩大的迁移中无数人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和贡献，例如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贡献出全部轮船完成了航运史上的奇迹。
1934.中共红军逃亡长征。
36.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由中共鼓动谋划的西安事变爆发。但因斯大林顾虑日军会在征服中国之后向苏联用兵，便严令中国不得杀蒋。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抗日。而蒋中正原本就已拟定了持久抗战的规划，因此不难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
37.卫国抗战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
1937年7月之后，日本陆续攻陷华北各地。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
38.收编红军
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中共军队穿上了国军服装，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实际上从未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敌对立场，“国共合作”只是它“借壳上市”的千载良机。
39.血肉长城
1937年中日爆发第二次中日战争，。
八一三事变
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精锐大半折损，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本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
南京惨案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市后，首都南京市于12月沦陷，日本发动震惊国际的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大捷
而后南北日本军欲会师徐州市时，国军在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因战争爆发，立宪被迫延后。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会战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本军攻下武汉市。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市并侵略华南。由于战线拉长，中日转入相持阶段。1939年期间中日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日本军三次南下长沙市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
有资料披露：1937年七七事变是由中共特工挑起的，目的是借刀杀人打击国民政府、削弱国军力量。
日寇全面入侵。随后的813事变，国军主动出击，使日军改变了原定“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计划。淞沪战役消耗了国军大量精锐，加上之后的南京大屠杀，使民国国力严重受损。
与之形成对比：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只参加过“平型关”、“百团大战”等寥寥几次局部战事，其主导谋略是抗日为表、窃国为本，“一分消极抗日、两分敷衍应付、七分趁机发展”。以此方针主导，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非但故意对日军让路避战，而且积极勾结日伪、袭击民国政府敌后机构、袭击国军和其它抗日武装。尤其是新四军，基本上从未打过日军，反而是通过“黄桥战役”等消灭了大量国军，并引以为傲。国民政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1940年的皖南事变。自此，中共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抗日阵线。
40.汪伪投日
1938.12.汪精卫叛变。
1941年—1943年，国军与日本军多次在中原地区和湘浙赣地区争夺，先后爆发多次会战，但总体保持平衡对峙态势。在沦陷区，国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日本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
1940年，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陆续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是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投降派人士所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故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实际上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1940年3月，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为主要成员，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
汪精卫投靠日本，堂堂一个被视为孙中山第一接班人的革命先行者，走出这一步，就等于前功尽弃，否定了他之前的功绩，辜负了曽名动天下的“少年头”，误国害人，也害了自己。
41.共党抗国
1941.1.皖南事变爆发。事件显露出中共抗日为虚抗国为实的本相。中共可以口头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之类的口号，但骨子里对国民政府、对国军充满仇恨敌视，远胜对日寇的敌意。中共一直没有放弃过袭击国军和国民政府各地机构的行动，并频繁进行着与日军和汪伪政权的勾搭，对此这般“抗国”行径在许多歌颂中共党史的红色文艺作品里毫不掩饰。日军也投桃报李，从不攻击中共的地盘。中共与日寇的“和谐”实为抗战历史中的奇迹。
但在另一方面，中共非但处心积虑地对抗国民政府和国军，对内部的清洗也全无“和谐”可言。其中最典型的应数1942年的“延安整风”，残酷斗争中一万多人被杀，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有“异议”之嫌而清除的知识分子，他们满怀热情理想投奔的“抗日圣地”远来是个毒窖魔窟。
42.盟国宣战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由于日本一方开出的停战条件过高使中华民国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谈最后破裂。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对日禁运。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中华民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约瑟夫·史迪威任参谋长。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华民国仍未减轻负担。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国。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43.远征缅甸
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市。
在投入连接不断的抗日战役同时，为保护西南战略同道和支援盟军，民国政府组成远征军深入缅甸战场，歼灭了大量日军，解救了大批英国军政人员，但也付出了惨烈的牺牲。
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使得同盟国必须重视中华民国的关键作用。蒋中正被任命为战区首长，中华民国当然位居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之前列。蒋中正携夫人出席开罗会议取得重大成果，开罗宣言肯定了中华民国应该获取的地位和权力。
44.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声明日本应将台湾岛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
1945年，太平洋同盟国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本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日本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与湘西会战，国军皆抵御成功。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
45.日本投降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市与长崎市先后投下核子弹，苏联亦依据《雅尔塔密约》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攻灭满洲国并占领中国东北。 日本战败后，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 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国军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本军，在整体战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国军成功拖住部分日本军主要战力，并在部分战役中获得胜利，使盟军得以在战略上顺利对付日本军。
46.接管台湾
1945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管台湾。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手管理台湾，并视台湾为清代割让予日本后收复之地，故称此举为“台湾光复”；惟不认同光复论点的人士认为蒋介石是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盟军军事接管台湾，并无任何国际条约规定台湾与澎湖的领土转移给中国，军事占领与主权转移无关。宣扬此类观点的大多是日治时期的既得利益者，无奈日本“皇军”大势已去，他们难以开口宣称台湾属于日本；而在台湾又并不存在另外一个有资格出头接管绿岛的政治机构，甚至连“台湾人”也是个混沌的概念，所谓“本省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大陆的移民。所以这些“日遗皇民“认同日本侵华而否定中国和盟军抗日战争之正义性的立场也不敢放胆宣泄，只能像是怀着一颗炸弹闷在心里。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国民政府将台湾划为一省，开始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国民政府设置职权较他省为大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台湾最高统治机关。
47.创联合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此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虽然其治权仅限于台澎金马，却俨然位居“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共窃国裂国之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48.惨胜险境
1945年，美军对日本的机群和原子弹轰炸，加上苏军参战，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胜利了，中华民国胜利了，但这是血肉换来的惨胜。战后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经济近乎崩溃，国民政府必须着手修复工作，不得不大量裁军。而中共则坐收渔翁之利，获得苏联提供的大量援助和转交的日本关东军全部武装，包括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以此，头戴有青天白日帽徽、吃民国军饷的中共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中华民国展开了进攻。
49.战后困局
1946还都南京。
二战结束前，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达成若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当时外蒙古已建立实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中国共管中长铁路、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以及旅顺军港由苏联租用等。为了减轻对中国的冲击、并防止中共趁机壮大，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外蒙古依此条约举行公民投票，导致其正式自中国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
美国的战时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中国成为战后东亚地区的强大盟友和稳定力量。 然而，随着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美国试图调和敌对势力以进行更有效的抗日战争，但未能成功。 战争快结束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用来控制北平和天津，以防苏联可能入侵，并为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在美国的调解影响下，1946年1月，两党实行军事休战，但国共之间的战斗很快又恢复了。
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争取民众的支持。然而，由于大批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的立场已经黯淡。事实证明，师老兵疲、士气低落的中华民国国军无法与鹞子翻身的中共解放军（以前称为红军）相提并论。共产党人在北部和东北部都站稳了脚跟。
50.国民大会
就在这凶险万分的局势下，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然努力完成宪政任务，竭尽全力于1946年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秉持对所有国人一视同仁的民主精神，诚恳邀请中共等反对党与会共商国是。大会通过了经各方政党代表共同拟定的宪法，出席大会的国大代表皆由地方选举产生，大会全过程都向媒体和公众公开。国大是成功的，虽然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使宪政受阻，而且在国民政府与中共集团的内战中失败，最终导致大陆沦陷；但国大公布的宪法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权威已经竖立，至今仍为退守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的定海神针，也是大陆人民寄予希望的宝典。
- 台湾暴乱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台湾，称为光复。但留住台湾的日本人和“皇民”对民国、包括对美国的敌意并未消除。还有台湾共产党和中共潜伏的人员，都是潜伏的敌对势力。而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又施行了一系列悪政，致使台湾社会不满情绪蔓延，最终导致了1927年的“2.28”官民冲突。潜伏的敌对势力趁机发难，煽起暴乱狂潮，企图夺权政权，中共更是幸灾乐祸极力鼓吹台湾独立建国。对此危局，任何政府当然要进行平乱，国民政府也不可能例外。但在平乱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戒严时期误杀了不少人，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国府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大权独揽。由于政府官员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还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质输往中国大陆，导致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又接管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感到适应不良，进而生起排斥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如此一年多来累积庞大民怨，最终导致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与要求政治改革的二二八事件，但国民政府则增援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菁英与百姓因此遇害。这一事件造成台湾社会长期性的巨大伤痕，对未来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各层面产生长久性的重大影响，例如族群之间的长期对立，以及现在的党派对立。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国民政府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以台湾省政府取代之。 “二二八事件”平息后， 共产党武装二七部队战败，谢雪红等人退往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52.施行宪政
1946.11.南京国民大会召开。《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施行，中华民国政府也于次年投入运作。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建立。三民主义主张各民族和他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公民得以行使政治权利管理政府的民权主义，以及政府应为人民服务且建构繁荣经济社会的民生主义[参55]，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参55]。而五权宪法则确立司法制度独立于其他行政权、立法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与地方自治制度，还明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以及明列基本国策等。
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同年11月21日，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直选；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参57]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国共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失去效力[参58]。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于4月选举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与副总统，分别由蒋中正与李宗仁当选。同年5月20日，蒋中正及李宗仁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并延续至今。新的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运作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国家进入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即宪政阶段。
53.大陆沦陷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势力扩大，国共两党再起冲突。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与中央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市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年底，美国派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签订一月停战令，并召开各党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春，国共爆发政治摩擦，4月，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5月，孙立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取胜后追击林彪率领的中共部队，直逼哈尔滨市。此间美国马歇尔威胁要求停战，国军被迫停止追击。
1947年初，中共三次拒绝国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后才能实现和平，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2月，美国宣布完全退出国共调停，并开始在中华民国撤军。3月，中央将中共代表团逐出南京市；胡宗南率军攻进延安市，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中共将其控制区称为解放区。
战争初期，国军在各个战场呈进攻态势，几经挫折，终在1947年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损失大量有生力量。
1947年入冬开始，解放军反攻驻守于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军，相继占领石家庄，四平等。1948年夏，国军困守城市，失去周围农村拱护，战局对政府不利。
1948年9月辽西会战爆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下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锦州、沈阳先后被解放军攻下，东北失守，政府内部要求蒋辞职呼声甚高。在关内，早在9月济南战役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领有山东并南下。11月爆发徐蚌会战，黄百韬部集结途中被围，国军自徐州东进解围失败，黄维部自华中前往解救，也于宿县附近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中华民国政府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撤退途中被分割包围，于隔年1月溃败。前两次战役使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华北国军海运退路。在天津市失守后，北平守将傅作义投诚，华北大部被解放军占领。
1949年1月17日，苏、英、美、法先后拒绝调停中国内战。1月19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1月20日，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1月21日，蒋中正宣布下野，但仍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2月5日，“行政院迁广州正式开始办公”。2月6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强调贯彻和平主张，政府迁地办公，决非放弃和平。” 2月9日，湘、桂、赣、皖、豫、闽、鄂、汉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始为期三日的会议”。2月2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财政经济改革草案”。2月28日，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期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
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开启北平和谈，李宗仁期望“划江而治”。然而中共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4月20日，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投降。4月23日，国军撤离南京。
1949年5月4日，杭州失陷。5月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5月20日，西安撤守。5月22日，上海市区被解放军攻占。武汉市相继失陷。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广州市。
1949年8月至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陆续占领华南地区。8月16日，国军撤离福州。8月20日，赣州失守。9月10日，衡阳失守。9月20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开幕，政府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苏案。9月30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10月3日，苏联通知绝交。外交部正式声明：“对俄断绝邦交。”。并呼吁联合国，应充分注意苏联侵略中国，“威胁远东之行为”。10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波兰、捷克两国，“断绝邦交”。10月7日，韶关失守。10月12日，“政府宣布自广州迁重庆办公”。10月13日，广州失守。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福建。10月16日，国军撤离厦门，“退守金门”。在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失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1月攻重庆。11月14日，“桂林失守”。11月25日，贵阳失守。11月29日，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重庆已受包围”。11月30日，广西南宁失守。中华民国政府三迁成都，西昌成为国共内战末期指挥中心。
养精蓄锐的中共在苏联支持下借助于日寇入侵之机全力摧毁民国，而美国左翼政客在紧要关头却给国军添堵断援，使国军错失了消灭共军的战机。加上长期鏖战国力损失巨大，与日寇血拼了八年的国军不愿打内战的厌战情绪极为普遍，国共内战的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惨痛的失败固然无言以自慰，但留下了一部卓越的宪法和施行宪政的记录，其意义超越军事的胜负。内战失败的结局一如宋明之亡都属于并非单凭主观努力就可抗拒的逆向历史演变，都是野蛮势力征服文明的洪水之灾，而历史的反动终究是不会长久的。
54.退守台湾
194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1949年12月1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12月7日，行政院电令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12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设置总指挥部”；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飞往台北。解放军占领四川省。
1950年，海南、西昌被解放军攻占；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2年，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攻占。经过几年小型战斗，舟山群岛被解放军所占领，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金门、马祖及若干南海诸岛（东沙、太平）等地，并延续迄今。
- 抗共戒严
194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将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并正式行宪，同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爆发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仅统治台澎金马地区，形成与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对立局面。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在台湾施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
战后时期中华民国在台湾自由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共，为此而施行戒严等措施有效地抵御了中共的攻击和渗透，但也造成一些误杀误伤和民权受限。
蒋中正政府
1949年起，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连失利，中华民国历经多次迁都，中央政府最后迁往台湾台北；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事末期，解放军陆续占领国军在西南各省与沿海之根据地，最后中国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控制。自此，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中华民国政府只剩下以台湾为主的两个省份的建制（包括台湾省和福建省），台海两岸开始分治。1955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领土缩限至台澎金马与东沙、南沙群岛。
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省主席陈诚对全台湾下达戒严令，从此台湾便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人民的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一些异议人士遭受迫害，情治单位（主要执行者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可疑人士及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者捕杀关押、没收财产，不时传出冤狱，史称“白色恐怖”。
1950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蒋中正宣布在台湾复行视事。此时政府财政匮乏，使用先前抢运到台湾的黄金解危。期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经济援助，使中华民国转危为安并且稳定军事与经济。但因国军优先守卫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控制；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以及国共双方在中国大陆沿海的几次交火后，由于国军防御坚强及解放军缺乏渡海能力，使得两岸在军事上逐渐由直接作战转为偶发冲突的对峙局面，双方主要以金门–厦门为核心展开炮击为形式的军事示威，外交上则争夺“中国”的代表权。
两岸战事渐歇后，中华民国政府将金门、马祖等外岛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的前线，在台湾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逐渐提高。为了抗共，中华民国政府借由《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民主宪政体制，除加强“反共抗俄”宣传外，也将收复中国大陆领土作为重要国策；蒋中正则借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任内大力实施威权统治。虽然安定内部，但造成许多人被指为“匪谍”遭迫害。
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省议员及全台各县长市长实施民选。1966年，中共当局发起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文化遭受空前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因而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内政方面，台湾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稳定农业；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台湾的民营企业与工商业发展，发展出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模式。
1970年代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71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中华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开始出现急剧变化，从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开始，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
1971年，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失去中国代表权
1974年，因第一次石油危机，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至1979年。
严家淦政府
首位文人总统严家淦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6日上午11时，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总统。为了安定民心，严家淦慰留已提出辞呈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继续推动十大建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一同稳定台湾民心。此时台湾经济发展相当蓬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同年6月18日推动防御导弹的设计、试造、试验、测验、试飞及生产等制程规划之“长安计划”。1977年7月9日，严家淦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首位出访邦交国的总统。
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随后由蒋经国当选第六及第七任总统。
蒋经国政府
随着产业从农业发展到轻重工业、国民教育普及，中华民国在19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代，担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推动的十大建设至今仍被视为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基本工程。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为稳定经济发展，1973年11月，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宣示推动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这些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使1980年代后的中华民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股市指数高达万点，所谓的“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民生富裕民众殷实的背景之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时期累积。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79年，吉米·卡特执政下的美国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使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变革的决心，所以纷纷向其示好，意图在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之际可以分一杯羮，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经只余下少数，发达国家中则仅剩大韩民国及南非等，但上述两国也在1990年代先后与中华民国断交。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为了因应国际情势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需求，蒋经国审慎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化。
1980年代，蒋经国总统逐渐将政治民主化，是由于“江南案”的发生。1986年9月28日，党外运动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尚未解严，但蒋经国事实上默许民进党的存在。这是由于在同年的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10月15日通过起草新的国家安全法来取代戒严令的决定。
1986 民主进步党成立。
1986年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采取宽容态度，继而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并在1988年起解除党禁与报禁。1987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自此逐渐热络。
1987李登辉当选
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恢复宪政，并实施民主化改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中国大陆之非政治交流也逐渐恢复。
整个戒严时期，民众的自由权利受到约束管控，但社会安全得到保障，经济发展，民生乐利，区域自治与选举进展平稳。
56.解严解禁
民主自由化时期
李登辉政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依照宪政体制的国家元首交接；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3次全代会上，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虽接掌党政领导位置，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且曾意图逼退李登辉，引发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与保守的“非主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两者的争斗至第八任总统选举前的1990年2月达到最高峰，被称为“二月政争”。最后由主流派取得优势，李登辉也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坐实党政实权，开启往后长达十年的“李登辉时代”。
而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华民国的国会（包括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便因执政的国民党以动员戡乱以及维护“法统”为由未曾改选，遂被党外人士讥为“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终致于1990年发生国内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而发起的三月学运。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发动修宪，首先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并在1991年、1992年先后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修宪结果使原大陆地区选出之中央公职人员优遇退职、由台湾地区选出之全部新任国代修宪，最终达成总统的公民直选。与此同时，立法院于1992年5月16日修正刑法一百条，许多名列黑名单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得以回国，自此“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思想与言论自由得以获得保障。由于这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没有经历激烈的流血革命冲突，因而被称为“宁静革命”，也使中华民国的国家体制逐渐向台湾社会靠拢。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国际社会关注之下，李登辉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搭档竞选成功，顺利连任总统。为了化解省籍情结，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提出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政策。1997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经济稳定。两岸政府于1990年代以民间机构建立起非政治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亦曾举行两次辜汪会谈；但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两岸的对话机制长期陷入停滞。在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治安案件不断（如刘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白晓燕命案），对李登辉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埋下2000年政党轮替的导因。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对苗栗至嘉义一带各县与台北市造成重大的灾害。
57.政党轮替
陈水扁政府
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执政，国民党首次在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开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体制渐与台湾社会相融合，文化发展上则从中华文化本位转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重心，公民社会开始成形.。 2000年举行的第二次正、副总统直选，由民主进步党籍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但民主进步党并未于2001年的立委选举中过半，导致施政上时常与在野党发生冲突，而泛蓝、泛绿两大政治势力也在此时开始形成。陈水扁政府上台后，因蓝绿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产业外移与媒体乱象影响，国内政治、社会及经济等均显得动荡不安[参73]。由于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并于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8月，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以牵手方式排列成长约500公里的人链，反对中国大陆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设施以及支持反导弹公投，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3月20日，陈水扁成功连任总统，但因选举前夕发生枪击事件，部分人士质疑选举结果并发起抗争；年底，民主进步党于立委选举中未能过半，无法全面执政的局面再次延续。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召开修订宪法，将修宪权力移交给国民[参74]；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同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造成台湾部分舆论不满，因而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
2005年起，陈水扁亲信涉及的多起贪污弊案遭到揭发，对陈水扁政府和民主进步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导致民主进步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2006年更引发出要求陈水扁下台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导致民主进步党在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马英九政府
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
2008年，总统与国会选举从该年起开始在同年举行：1月的第七届立委选举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中国国民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但选制的改变也使得小型政党未能获得席位而难以发展，部分弱势群体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为所属群体发声；3月的第十二任总统选举，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也使中国国民党在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后第一次达成掌握中央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局面。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政府同时开始对前任总统陈水扁涉嫌贪污的侦办。马英九政府将改善两岸关系做为施政重点之一，以对中国大陆当局提出活路外交、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举行江陈会谈等方式以加强两岸合作；对于两岸的政治地位，不同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他主张“一中各表”的关系，并且认同九二共识。
2009年8月发生八八水灾，由于马英九政府未能及时反应，错失紧急动员全力救灾的先机，且一度拒绝外援，而引发民怨。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正式签署ECFA，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准备经由ECFA来推展中华民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澳洲、东盟国家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提升经济竞争力。而自2005年起，由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长年努力，中华民国国民相继于日本、英国、爱尔兰及至全欧盟得以持中华民国护照而免签证观光[参76]，尤其在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快速增加，成为马英九政府引以自豪的政绩之一。
国土规划方面，2010年底实施7个县市的县市合并升格改制案，形成“五都十四县三市”的行政区划格局。
2012年1月，马英九连任总统成功，中国国民党也在第八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而被认为是国内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认同所致。但是马英九连任不久，即因无法提振经济、无法解决土地征收等社会正义议题、两岸政策与民众沟通不良等不当施政而饱受各界批评。
2013年起，马英九在处理洪仲丘事件不当，导致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白衫军运动；同年9月，马英九因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发起九月政争，引发政局动荡。一年后，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问题处理失当，对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更引发出要求马英九撤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导致中国国民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于新加坡举行的会面，也是海峡两岸（即中国大陆与台湾）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来（66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象征两岸史上最大突破。会中主要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双方没有签署协议或发布共同声明。
蔡英文政府
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并首次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首次完全执政。
2016年1月16日， 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
2016年12月6日《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将同性婚姻法制化，为亚洲首例。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总统成功。
2020年6月6日，第三届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罢免案通过。
赖清德政府
2024年初，赖清德竞选获胜，就任总统。
- 九二共识
1992立法委员首次全面改选；香港会谈，用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中国并互
重）来实现政治妥协。 促使1993年辜汪会谈，两岸关系解冻。
2004冻结国民大会，公民投票法入宪。中共推行反分裂国家法，两岸关系退
步。 2006为反制反分裂国家法，宣布中止国统会。
2014 太阳花学运，民众反对加深与中国大陆贸易。
2015 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吁搁置南海主权争议。于新加坡举行马习会，
为两岸分治66年来首次双方领导人会面
2016 蔡英文 当选 民进党于立法院取得过半席次。 推行新南向政策，减少
依赖中国大陆贸易。
2020 蔡英文提出“中华民国台湾“是独立国家，“两岸互不隶属“。
马英九因“马习会“的”成果“而被”九二共识“套住，无法解脱。他去大陆时曽发表讲话，指称大陆属于中华民国地区，此说令许多人振奋。但不久却又说必须相信习近平，促使国民党败选，令人侧目。
赖清德一直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却又强调：台湾已经实现了独立。
台湾各界对“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仍然在混乱的概念中纠缠。
现今的中华民国于国际间常因地理位置通称为“台湾”、或因政治因素被权宜性称为“中华台北”、“台湾地区”等，以经济成就闻名于世。
从1992年提出“九二共识“之后，出于苟安一隅委曲求全的潜在心理，国民党、新党、亲民党等高层就一步步陷入恐共媚共的泥坑。若干党国要人流露奴颜媚骨的一系列表演令人齿冷。明明中共是最凶险的死敌，从未放弃侵夺台湾的企图，不断升级的战力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台湾人民的生存；与这样一个恶魔般的敌人谋取”共识“，岂非自定叛降之罪？凭此安能获得台湾明智者的选票？”蓝营“若不重回反共复民的立场，安能重生！
59。大陆沦陷区
（一）前十七年
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党朝专制复辟时期，对大陆民众实质上的殖民式统治，其严酷超越蒙元、满清，也超过其俄父列宁斯大林。
A.媚苏镇民
1949.12.毛泽东会见斯大林。中共推动崇拜俄父斯大林、崇拜苏联的热潮。
1950.6.中共开始土改。煽动暴力大规模掠夺农村有产者的土地财产并虐杀“地主、富农、恶霸、善霸”等无辜百姓。8月，划分农村阶级成分，以划分阶级的名义进一步残害无辜民众。土改致使约四百万人死于非命。10月，遵照苏联旨意，中共志愿军入朝，投入支持金家王朝对抗联合国军的韩战。
1951.2.镇反。搜捕虐杀原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三青团及军政人员，屠戮百万以上，或三百万以上。12月，三反。十几万人被逼自杀，更多人被捕被判刑，而其罪名大多数都难以成立。
1952.1.五反。7月，解放军进藏。
1953.2.合作化。收回土改分出的田地。10月、11月，粮油统购统销。自此，农民失去了自立谋生的出路，一步步沦为农奴。
1955.2.发行新币。3月，反高饶联盟。 11月，工商业改造。又称“公私合营”，实际上是逼迫工商业者出让产权。被逼自杀者难以计数。 中共党魁还通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反胡风集团等等文艺和学术问题的批判演化成党同伐异的政治运动。
1956.整风运动。中共的“整风”几乎年年有，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国民整成奴隶，把党内成员整成奴才。
1957.6.反右。约300万人被整肃，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惩处，其中大部分人被凌虐惨死。8月，社教。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全面整肃和强迫洗脑。中共又以党的文件为依据实行“劳动教养”政策，大批无罪者被抓捕，进入“劳教农场”无尽期强迫劳动。
1958.5.“三面红旗”。即1.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大跃进：粮食挂帅、钢铁挂帅、十五年赶上英国佬。3.人民公社：集体劳动，集体吃饭，财产集体所有。10月，伤亡百万的志愿军离朝。另外，全国开展“全民除四害”运动，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劳民伤财，不少人意外死亡。
1959.3.西藏平乱。7月，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彭黄张周。主要原因是彭德怀见大饥荒饿殍遍地而上书万言令毛震怒。
1961.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连带之后的12条、六十条等，欲借此类愚民政策以应付经济崩溃和饥荒蔓延的危局。10月，出席苏共12大的中共代表提前回国，中苏翻脸。
B,反苏奴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主义集团把意图扭转斯大林悪政路线的苏共定位为“修正主义”，展开连篇累牍的批判，以此防止国内抵制极左路线的开明派崛起。而且借此削弱苏联的威势，与之争夺红色霸主地位。
1962年1月，7千人大会，对大跃进造成的世纪人祸进行检讨追究，开明派势力有所抬头；毛泽东得到林彪救驾过关。8月，开明派推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9月，毛泽东开始反攻，提出“阶级斗争天天讲”。11月，中印战争。继续开展四清，五反。
1963年3月，毛泽东力推“学雷锋”，展开全民洗脑的愚民运动，并以此遏阻刘少奇“论修养”一书的影响。
1964年10月，造出原子弹。推行社教23条；提出斗争重点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矛头所向，主要是指党内的部分有开明派倾向的上层人士。这些开明派力图挽救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推行了“自留地”等救急措施，使农村惨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基本上解除了大饥荒中饿殍遍野的危局。
（二）文革十年
A，充神害民
1966年5月，“毛共”集团发出“516通知”，整肃开明派的彭罗陆杨。8月，发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16条。红卫兵得到毛共的鼓励支持而红潮狂涌，全国大乱，无数人被红色暴力掠夺抓捕、凌虐杀害。毛共集团全力鼓动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吹捧塑造成君临天下的红色新教主、新教皇、新上帝、新太阳。“毛神”崇拜的红色邪教泛滥成灾，不但全中国处处“红海洋”，狂潮甚至波及世界、流毒五洲、贻害至今。
1967年1月上旬，上海群众组织联合制止“经济主义”狂潮，被称为一月风暴，毛共集团借此煽动“夺权”，以唆使造反派为他火中取栗，打乱天下便有机会独霸天下。再加上“三支两军”，军队介入政治格斗。接着是反“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进一步排除异己。
1968年8月，组成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管理学校，把学校改造成“红色义和团”培训基地。12月，开始实施“上山下乡”，把上千万失去进学和就业机会的学生发配边远农村农场，去接受从来没有获得教育机会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大多数都是不久前“叱诧风云”的“红卫兵小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几乎整整一代人被耽误了青春、落魄一生。
1969年1月，全面展开始于一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无数人被作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迫害、虐杀。4月份，红色闹剧式的“九大”召开，毛共集团沐猴而冠掌握国家重器，“毛神”成为凌驾一切的魔王。6月，贺龙死。11月，刘少奇死、陶铸死。这些中共“开明派”本来都是罪行累累的共产党凶手，却因为涉嫌为对毛神愚忠不够的开明派而被凌虐致死，足见中共绞肉机之冷酷。最高层的中共大佬尚且如此，更何况芸芸众生。例如“胡守均集团”、“516集团”等等，原来都是崇拜毛神的狂热分子，岂料下场竟如待宰猪狗！
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展开，无数人被迫害、抓捕、关押、批斗、屠杀。6月，工农兵学员无须考试，由“单位领导”点名进入大学“上管改”：在“工宣队”、“军宣队”、“军管会”的领导下“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而大半教授、教师们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霸”、“牛鬼蛇神”等帽子，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
B.神威坍塌
1971年3月，林立果主导成立密谋政变的军人组织，主导“571”（武起义）计划制定。7月，基辛格访华。9月，林彪出逃的913事件爆发，全国震动，加上作为罪证的“571反革命文件”传达，竟使无数人从迷误中惊觉醒悟。10月，中共党国获得联合国席位“恢复”，国际左倾势力又给中共吞下一粒续命丸。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9月，田中访华。面对中共反文明反人类的红色邪教肆虐，国际左倾政客竟与狼共舞。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王洪文任副主席。中共政权已露出外强中干的败相。民间对毛共毛神的不满情绪蔓延，有些蕴含反意的小册子暗中流传。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貌似莫名其妙的闹剧，实乃黔驴技穷的昏招。11月，彭德怀死。他因上书草民申诉而遭横祸，因而被视为中共“红洞县”里仅有的两位好人之一。—–另一位就是罪行累累但最后终于反省并反戈一击筹划政变、出师未捷而先死的林彪。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去世。无数中国大陆年年南望王师的民国遗民闻讯暗自垂泪。
1976年1月，周恩来死。民众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自发仪式表达出主要是仇恨毛泽东的久蓄的悲愤。这种情绪的蔓延产生了春节期间沪宁铁路的“反动标语”事件和4月5日天安门事件。5月，云南7.6级地震。7月，朱德死。最厉害的是唐山等地区7.8级地震，死亡24万人以上。8月，松潘7.2级地震。9月，恶贯满盈的毛泽东终于死亡，广泛评论其死亡是他一生所做的唯一好事。10月6日，毛共四人帮倒台。从毛泽东一家到他的追随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多数人认为已经十年的文化革命就此结束，少数人认为专制暴政依然在横行无忌，作为目标于消灭新文化的文化革命其实并未结束。
（三）改革开放十三年
A.保神镇民
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对毛泽东的膜拜。他不久前主导了宫廷政变、逮捕毛泽东夫人与亲信，却愚不可及地还要崇毛，此举只能说明他的粉碎四人帮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抵制极左暴政的觉悟。由此，不难解释为何王申酉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枪杀，枪决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不杀对不起毛主席”！
但社会各阶层都有许多人压抑不住对毛和文革的蔑视、仇视，包括许多受过迫害的统治集团要员，也对文革和毛共极左集团恨意难消。力求有所改变的开明派期待重新夺回从前的特权，很快形成了“拨乱反正”的影子联盟。
B．保党防民
1978年5月，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共开明派发动“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如洪水决堤般摧垮了毛泽东的神座。11月，四五事件平反、右派摘帽、理论界判“两个凡是”。民间异议人士乘势展开思想交流和集会结社活动，形成许多城市的“民主墙”—-民间思想交流和舆论中心。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成分问题上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其实是种族灭绝的严重罪行）。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采取多种激烈的行为掀起回城回家运动，加上更早的大批“下放”人员上访伸冤请愿等群体行动，也融入并加强了民主运动的声势。民主运动的部分中坚发表了严厉揭批中共专制暴政的言论，并通过民间自办刊物等形式展开了组织、串联、联合行动。79年的民主运动在广度深度及持久性等许多方面都史无前例。
79年2月，中越爆发边境战争。战争由邓小平主导，战争的目的一是为支援柬埔寨红色高棉的亲中共政权，二是要通过战争的“洗牌”掌握军权，从而操控政权，三是以战争为理由压制起势旺盛的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识洪流。“邓共”集团迫不及待地抛出“3.6上海公安局通告”等试探招数，然后出台“四个坚持”的杀威棒，其专制恶棍的本质暴露无遗。
而在经济领域，中共出台了一些“松绑”政策。7月，下放了部分国企自主权。对城市失业者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等谋生觅财活动以及农村单干风潮也视若无睹或网开一面，而此种变化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之由来。中共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总设计师”的创新，只不过是面对国民经济近乎于“崩溃边缘”的困局而放弃或减弱了原本严厉的管控。
1980年9月，几乎已成僵尸的胡风获平反。又开除早已死去的康生、谢富治的党籍，中共演出滑稽戏的能耐非同凡响。在民主意识潮流的推动下，中共战战兢兢地允许局部范围内民众参与选举人民代表，虽然确有极少数民间人士竞选成功，但绝大多数实例都是虚假的选举或下作的封杀。
全国多个城市的民运人士面对邓共的压制并不退缩，通过交流串联，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编印散发出一期又一期的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和其它刊物。邓共集团对此视若洪水猛兽，1981年2月，中共发出红头文件，严厉处理和取缔“非法刊物、组织”，大批民运人士锒铛入狱。
中共对抗民主潮流，显然失去了道德高地。面对信仰、信任、信心的危机，中共抛出“五讲四美”等骗术，几乎引不起起码的注意。1982年2月，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这些被囚禁三十多年的国民政府成员都是抗战甚至辛亥革命参与者，大部分已经死于狱中。11月，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创歌词，不知屈死于九泉之下的田汉作何想。
1983年8月，全国刮起“严打”台风，滥捕滥杀如狼似虎，轻罪重判、有错但无罪也判，冤案无数，冤魂无数。中共的红色恐怖暴政并不曽因“改革开放”而有所收敛。
C.二次掠夺
1986年底至1987年1月，为争取自由权利，学潮在许多城市同时爆发，不久被压制，许多骨干被捕。此番对学生运动的压制和开除方励之等人的作为，说明中共对知识分子深层次的歧视和敌视，也说明国民政府时期中共不断发起反政府学生运动，都只是把学子当枪使的诡计而已。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此前蒋经国实行了许多开明措施，包括十大建设、解严开禁、倡导三民主义和平统一，并开放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等等。
不少大陆人士指出，蒋经国的逝世，意味着和平统一的期望就此破灭。
对比蒋经国在台湾的一系列惠民利国措施，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给予中共权贵更多化公为私浑水摸鱼的特权，比起前二十七年竭泽而渔大扫荡式的掠夺，这第二次掠夺更多采取了养鸡取卵、放羊剪毛的方式。
3月，拉萨事件爆发，胡锦涛头戴钢盔现场指挥了血腥镇压。10月，因中共推行“双轨制”导致经济滑坡、市场混乱、物价暴涨。中共出手清理整顿公司，严控购买力，压制了沸腾的民怨，却不能阻止特权阶级无法无天的闷声发财。
D.保权屠民
1989年4月，胡耀邦猝死，北京大学生率先发起悼念活动，各界人士与广大市民自发响应，很快，全国许多城市群起响应。中共“体制内”也有许多人公开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显示出专制堡垒内部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包括当时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也倾向于推动有限民主的开明措施；坚持共产党的统治、以开明派取代守旧派，容许民众兑现一部分自由权利，成为当时流行的“新权威主义”，不少“精英”潜意识地做了荣任“军机处行走”的思想准备。好比戊戌变法的历史剧重演，“邓共”终于痛下杀手，着意制造天安门大屠杀，不惜以几十万人头的代价换取中共延续几十年的绝对统治。“六四”惨案充分说明中共殖民政权以民为奴、与民为敌的反动本质，说明了通过服膺于强权的“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是异想天开的死路一条。
（四）新殖民主义党朝时期
1989年的屠杀和镇压，以天安门广场坦克列阵的形象使中共定格于征服者和屠夫的角色，一如蒙元与满清的殖民强权。蒙元和满清是异族入侵，中共集团是身为同族华人的人民公敌，这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就是阶级专政的本质。
在“六四”以前，中共精心打扮成人民的代表、救星，而民众也普遍蒙昧地相信“人民政府”、“人民军队”；所以，党共军开枪时，老百姓竟然不相信“人民子弟兵会杀人民”，根本不知自卫躲避，以至无数人枉然被杀。“六四”已经成为一个分水岭，它以鲜血告诫人们：从今以后，对中共绝对不可相信，必须敌视、敌对，就像对蒙元、满清和日寇一样。
A.软硬兼施的江胡权术
1990年，江泽民凭借取缔【世界经济导报】等专制打手的“政绩”而被推上首脑大位。他一方面继续镇压异己，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特权阶级侵吞“全民所有制”的公产、闷声发财。由此而为贪污腐化之风迅速蔓延开启大门。之前的“改革开放”使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升格为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曾经被哄成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终于被扒掉了戏服现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一钱不值的本相。“新殖民政权”重演了初期资本主义的饿狼吃相，许多人不择手段盈利成了暴发户，许多人累死累活用血汗钱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但牺牲了身心健康，许多人为了挣钱而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许多人为钱而陷入犯罪的深潭。权钱交易、金钱崇拜，成为中共“新殖民主义”的特色。
以钱为中心的风气也转移了社会舆论针对中共专制的压力。民主运动冷场，但仍有部分民运人士坚守在反抗专制的战壕。
1991年起，许多地区的异议人士以多种形式抨击中共暴政、开展不同程度的组织活动。例如上海的地下刊物【复兴】和“人权协会”的筹组、申请登记注册、“民主沙龙”公园聚会等等。许多人因此被施压、迫害、逮捕、判刑，但反抗专制暴政之火至今还在燃烧。
1994年，中共对民运人士的迫害引来各方面的严厉谴责，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个别人士得以出国，例如4月24日，王军涛获得释放，“保外就医”，远赴美国。5月14日，陈子明获得释放，保外就医。但同时又重判的一些异议人士。
3月31日，32名台湾观光旅客及船工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千岛湖被劫杀，在船舱内被烧死。李登辉在台湾发出谴责，台湾反共舆情高涨。
1997年2月1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书记黄长烨在北京转机回平壤时，进入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朝鲜随即宣称韩国绑架了黄，并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华大使馆。两次努力都告失败。中国政府动用1000名武警及装甲车强化大使馆警备。实际上，在“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烟幕底下，中共的霸权主义与朝鲜的“主体思想”裂痕极深，互相之间不断产生摩擦。
2月19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逝世。中共把邓小平供上神位，但无法抹去他作为专制屠夫的罪恶历史记录。
7月1日，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明眼人指出，此“回归”等于“回龟”，是再一次落入被殖民地位，而且进一步陷入只能龟缩于铁笼的困境中。
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四二五上访事件。7月22日，中共取缔法轮功。其实法轮功原本是因得到中共扶持而走红的，因顾忌它演变成难以管控的民间组织，才下了重手。 2001年，1月23日，部分疑似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
7月1日，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厚颜无耻地把坚持专制主义的中共自吹自擂地抬高到人类代表的神位。
2004年，1月17日——中国卫生部宣布已经确定广东两例的两例SARS疑似病例为确诊病例。“非典”流行，无数人遭殃。
B.坚忍不拔的维权抗争
2006年的维权绝食接力是中国律师高智晟在2006年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非法对维权人士进行跟踪、软禁、辱骂、殴打和限制人身自由等政府行为，而进行的一次绝食抗议活动，由数量不少的志愿者进行轮流接替绝食。中国政府对具体参与者实施了打压，但中国境内外也有不少人士表示声援和支持。
200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分配不公、医疗教育社险等民生出现的问题不时被人质疑，民间的维权开始崛起。2003年的陕北石油事件和2005年的太石村罢免事件成为民间维权与中国官方维持稳定的冲突典型。由于两件事没有达成各方能接受的结果，中国官方与民间维权被人认为进行对峙或对抗。
高智晟分别三次上书中国当局，陈述了法轮功人士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相关处罚不有依据程序、被剥夺司法求助的现况，并要求有关当局努力改变。2005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在中国调查酷刑问题期间，高智晟向曼弗雷德·诺瓦克报告了中国政府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而弗雷德·诺瓦克最终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酷刑问题调查正式报告则认为，中国使用酷刑的现象很普遍，且中国政府没有给酷刑受害者申诉的系统。法轮功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政治禁忌，高智晟主办的律师事务所因此被北京司法局以有争议的原由取缔，此后高律师一直被不明身份的人（有人认为这些人是中国政府的秘密警察）跟踪、限制人身自由，并引发言语和肢体的冲突。随后，中国的多个维权人士或异见人士遭遇警察和不明身份者的跟踪、殴打、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协助民间维权对抗政府的人士和律师也被警告。
2005年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的郭飞雄参与太石村罢免事件，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谘助。9月13日被广州番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12月27日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系狱期间，他进行了绝食抗争，就囚犯被强制劳改上书广东当局。出狱后，他公开描述了其在狱中的经历，特别说明了审查人员对他进行过刑讯逼供。此后郭飞雄一直被当局和不明身份者跟踪与干涉。
2006年2月3日郭飞雄在试图拍下秘密跟踪者时与后者发生冲突，被派出所带走并强制滞留10多个小时。2月4日零点30分左右，被放行的郭飞雄在派出所大厅被秘密跟踪者当着警察的面拖出，实施了殴打。
此事促使高晟智与其它维权人士发起绝食接力运动，以抗议中国当局不依据法律的打压和非法侵害。苏家屯事件曝光后，高智晟公开表示要参与调查苏家屯事件的真相。
从2006年2月4日6时开始，启动了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由高智晟律师和叶霜先生绝食48小时开始，胡佳、齐志勇先生接力第二棒，关增礼、李先生接力第三棒，并由赵昕、郭飞熊先生接力第四棒绝食48小时。以后由志愿者自发接替。多名参与者被逮捕或失踪，绝食接力开始改变方式.
2006年4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零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案，促请中共政权停止迫害为保卫人权而努力的律师。
C.立宪派的影子重现
改革开放之路已经堵塞，改革派人士实质上只有转向革命派方能兑现其初心。这种转变趋势比较集中地体现于法律界人士，在中共高层也有反应。这又似乎重现了满清百日维新失败、立宪派转向共和革命的历史轨迹。
新西山会议（另称杏林山庄会议），是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组织的一次闭门秘密会议，正式名称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后在网上被和西山会议相联系，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主要参加者有贺卫方、张维迎、杨东平、石小敏等。会议后不久，其会议纪要即在网上泄漏，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2006年4月9日由毛泽东旗帜网主办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发动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乌有之乡也曾组织过有关的批判。
2007年2月温家宝发表文章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普世价值论争成为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
2008
5月12日，四川省发生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到300,000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7月1日，中国上海闸北政法大楼发生暴力袭警案，杨佳携带匕首、燃烧瓶等武器闯进大楼内，刺死6名警察，刺伤3名警察和1名保安。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市民公开声援杨佳、赞赏“刀客”。
9月11日，中国乳品制造商三鹿集团宣布召回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部分奶粉，已有432名婴幼儿被疑因食用该品牌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等病，其中1人死亡。
2008年11月，由于中共改革派刊物《炎黄春秋》多次刊登涉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文章，江泽民担心自己的影响会因此被削弱甚至否定，要求分管意识形态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严肃处置，文化部以杂志相关人员年龄过大劝其退休。但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干预下，时任社长杜导正得以继续任职。
2008年，异议人士群体发表了“08宪章“，前后有超过万人签名支持，形成一次大规模的组织化政治示威。
2009
7月5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严重骚乱，造成至少140人死亡，828人受伤。
8月27日，缅甸政府军和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率领的果敢同盟军在果敢发生武装冲突，导致3万多难民逃住中国。缅北之乱与中共支持缅共武装割据的历史密切相关。
12月25日，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的空椅子
著名作家、《零八憲章》起草者之一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2010年引起極大反響的事件之一。被中國政府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監禁的劉曉波獲諾獎後，中國官方媒體則幾乎全都對劉曉波獲諾獎這一世界媒體的頭條新聞表示沉默。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出現大量要求北京當局釋放劉曉波的呼聲。但這些呼籲並未改變中國政府的態度。劉曉波獲獎後妻子劉霞立即受軟禁，他的所有家人親戚被禁出國代領諾獎，連那些有可能受邀請參加和平獎頒獎儀式的人士也全部受到當局監控，被禁止離境。
12月10日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劉曉波的獲獎證書被放在頒獎主席台上的一張空椅子上。
2011年9月，朱镕基高调出书，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十八大被认为“政治保守主义的胜利”，江泽民在人事安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修宪终结“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之后，一些改革派中共党员因反对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被开除党籍，如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红二代任志强。
2011
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协同江泽民等出席并发表讲话称中共是孙中山最忠实继承者。中共的“继承”就是颠覆孙中山缔造的民国！
11月21日，广东陆丰约4千东海镇乌坎村民游行至市政府门前抗议全国劳模好村官，打出标语誓与土地共存亡。乌坎模式可视为地方自治的民主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2
9月21日，因食用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牌奶粉而正在医院住院治疗的中国婴幼儿达到12,892人。
12月9日，303名中国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联名签署的，敦促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公开发表。至12月11日，《零八宪章》发起人中已有两人因此事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逮捕。
2015
7月2日，章诒和在新浪微博发文，指共军抗战毙敌851人，引起争议。
2017
1月1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函要求将“八年抗战”字样的教材内容均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有人指出，中共此举是因为日本有关中共消灭日寇不足千人的档案披露，于是想拉扯1937年以前的一些武装抗日史，例如有一些共产党人参与的东北抗日联军等等。
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要严厉惩处煽动颠覆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深化反邪教斗争。对此，法广报道指出，大法官周强公开反对司法独立，评论称倒行逆施兼违联合国决议。很多人指出，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组织。
2018
7月11日：中国民主党创建人秦永敏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秦永敏的主张是“朝野良性互动”，认中共是唯一的主导改革力量；如此温和的改良派都不能容忍，足见中共内在的虚弱。
2019
3.15.香港众志在政府总部发起静坐，抗议政府拟修订《逃犯条例》，建议容许逃犯移交至中国内地，是为“反送中运动”的开端。
6月，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大规模爆发：自2月15日港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以来的社会争议演变为大规模公民抗命。 6月6日：香港法律界3000人身穿黑衣走上街头静默抗议。 6月9日：103万人上街示威反对修法，而港府晚间11时仍宣布立法会将按日程于6月12日二读《逃犯条例》，导致当晚立法会周边爆发警民冲突。 6月12日：凌晨起，警民冲突加剧，警察使用胡椒喷雾、烟雾弹、布袋弹、橡胶子弹清场，将示威游行定性为“暴动”。 6月15日：35岁梁姓“黄衣人”于太古广场坠楼身亡，引发民众追思，是为运动爆发以来第一死。 6月16日：超过200万港人上街大游行，规模空前，正式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不要检控示威者、撤销暴动定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开枪责任、落实真普选。
6月18日：特首林郑月娥再度开记者会致歉，表示已“停止”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工作，但依然不提撤回二字，拒绝回应五大诉求。 6月21-26日：民间陆续发起不合作运动，市民包围警察总部、发起G20 Free Hong Kong集会等。
6月底：一名香港教育学院的21岁女学生及一名29岁女子分别在29及30日于粉岭及中环坠楼身亡，留下抗争字句作为遗言。
（五）沦陷、封控、抗争、光复；革命的前夜
2020
1月2日：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1月19日：武汉市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综合防控工作答记者问，受访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初步印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工作防控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疫情“可防可控”。
1月20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各相关部门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亦作出指示，要求加强舆论引导，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就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会议认为，这一疫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紧急情况，但尚未在全球构成紧急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十日内继续开会，研究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月24日：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扩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内包括省会武汉市等十多个城市实施“封城”措施。武汉市长指出至少有500万人在封城前逃离了武汉。
3月16日：全球第一针新冠肺炎疫苗在中国武汉施打，并公布了全世界第一份人体实验数据。
3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李克强宣布，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抗疫获得初步成功。
3月26日：为应对当前疫情，参考多国做法，中国决定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
目前公认的数据统计认为，首宗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是2019年12月1日。首位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可能出现于12月12日。12月26日，武汉市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医生张继先最早发现和上报此不明原因肺炎，并怀疑该病属传染病。其后该病在武汉市出现大规模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采取疫区封锁隔离措施，是近代公共卫生史上第一例将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采取封锁措施。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总体上中国大陆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李克强宣布，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此后仍有数起小规模集中爆发事件，但均通过大规模检测等措施在早期阻断了传播。
因防疫造成的人员流动限制，对中国大陆水利工作造成影响，间接导致了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疫情对水利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要靠冬修春修的堤防维护因冬春两季正值抗疫而受限，应在汛前完工的涉水工程受到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各级政府的防汛检查、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也都受到疫情影响。
2021
5月24日：国台办晚间声称“十分忧虑”台湾疫情，并愿意迅速安排台湾民众尽快使用其疫苗，也愿意考虑派防疫专家往台。陆委会则回应指出，陆方从未提供其疫苗资讯，只是明显的统战分化操作。
6.25一批科学家发表论文，报导1933年黑龙江出土的哈尔滨头骨化石，代表了一个新的人种，命名为“龙人”，可能是智人最近的亲戚。
6月28日：中、俄领导人举行视像会晤宣布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期限5年之际，针对条约中称两国互不存在领土要求，律师卢廷阁提出质疑，后于7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走。
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致贺电，随后朱立伦在回复电文表示深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求同尊异，加强交流合作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上坚持“和平统一”等方针，声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干涉，又指“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10月13日：针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双十谈话提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国台办回应称，两岸关系绝不是国与国关系，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2022
1月7日：就西安疫情中出现民众看病难、医疗供需矛盾等问题，西安市卫健委向全市人民致歉，表示深感愧疚。
1月8日：引发热议的西安封城日记《长安十日》在中国大陆被全网下架；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支持该文作者的评论同日被删除。
1月9日：因应疫情恶化，北京市政府呼吁市民留在北京过年，非必要不出城。；天津市出现Omicron本土疫情且源头不明，是中国大陆首例，同日全市展开核酸检测，当地出现抢购潮。
3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要求“动态清零”，尽快遏制新冠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5月1日：上海普陀区有福利院将仍存活的年长者装尸袋、险送殡仪馆火化，引发民愤；其后该区民政局5名官员被问责调查。
5月3日：因应疫情，河南郑州市宣布翌日起封控一周，非必要不得进出该市，当地爆发抢购潮，晚间离城道路交通堵塞。
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行做斗争；评论员胡锡进同日发文反对不断封城，不久被删除。
5月13日：针对网传有内地居民被拒办护照或出境时被剪毁护照和绿卡，国家移民局指全属假消息，但重申疫情下会从严限制非必要出境活动。
5月15日：北京大学以防疫为由在学生宿舍范围建墙阻隔，引发大批学生聚集抗议，并将墙推倒；副校长出面与学生对话，承诺会作出让步。
5月16日：上海即日起逐步放宽管控，旋即出现“离沪潮”，火车票一票难求，大批民众涌向虹桥火车站，单日预计载客量逾1万人次。
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前往四川考察，强调要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坚持“动态清零”。
2022年10月13日，在北京市四通桥上，一名抗议者挂起两条横幅并播放扩音设备，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称其为“独裁国贼”，同时焚烧轮胎燃起浓烟以吸引路人注意。抗议者提出了罢免习近平的党政职务、普选国家主席、叫停清零政策等诉求。此后警察到现场将其逮捕。
该事件被视为六四事件后北京重现少见的抗议运动。由于后续大批网络模仿、暗语的出现，中国政府对本事件在微信和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实行高强度的噤声管制。本次事件的抗议者受到海内外跨世代异见人士的声援，不少人通过在网上分享抗议海报而凝聚共同的政治参与意识。
抗议者彭立发所用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被一个月后的白纸运动所采用，成为中国各地城市和校园的口号。抗议事件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新十条，中国大陆事实上放弃“清零政策”。因此此次抗议成为中国政府结束“清零政策”的开端。
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发生暴动，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富士康新聘员工认为工资津贴未按照合约发放，同时认为园区防疫措施不到位担心感染新冠，因此在当日晚尝试冲出园区。随后和保安发生冲突，后来政府调来大量警力并且冲突升级。富士康在次日回应已履行付款协议。截至11月24日凌晨冲突仍在持续。此次事件大陆主流媒体均未报道，并且禁止在社交媒体讨论。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由于疫情封锁导致救援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进入起火楼救援，民众在网上表达对清零政策的不满。
11月24日起，全国大规模爆发白纸运动，也称“白纸革命”。
2023
1月2日：深夜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发生燃放烟花爆竹导致警民冲突。当地年轻群众砸警车，把警车掀翻。3日，鹿邑县警方对8名违法行为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立案侦查；逮捕六人。 1月7日：重庆大渡口中元汇吉药厂不经员工协商，直接裁员一万多人，且拖欠工人的工资，近2万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厂内的产品、机器被砸，有厂方相关负责人被打，大批警力到场，爆发激烈冲突。
2月17日：中国警察为压制抗议示威活动和避免被拍摄散播，发明2人一组手持巨幅蓝色布幕，先遮住示威者，然后进行逮捕。于此日正式于南京市投入实战使用，被网友称为“遮羞布”。当天上午，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门口遭多名苏宁檀悦业主陈情抗议，因为开发商延期不交屋。当局出动大批员警压制排除，过程中动用数组蓝色布幕遮住抗议民众，期间有抗议民众被数名巡防队员抬走。
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意见》中提到“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
3月10日：继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废除任期限制的法律背景下，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实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国家元首三连任，任期超越了建国领袖毛泽东。
4月17日：2名涉嫌代表福州市公安局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开设海外110警察站的纽约市华裔居民被美国司法部逮捕。44名被指控对异见人士进行“跨国镇压”的中国执法人员，包括40名中国公安部警察和2名中国国家网信办官员，遭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起诉。
香港“时代革命”遭到严酷镇压，曽被许诺“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一如整个中国大陆，已彻底沦陷于红色殖民专制之下。但香港民主运动向革命目标的提升，已经标志性地将中国大陆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以“白纸革命”为典型之一的抗战中，打倒中共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已经不稀罕。
习近平自我膨胀，努力成为毛泽东第二甚至还要超过毛，已经走入极端独裁的死胡同。习用“一带一路”、在国外设立警察特务据点等伎俩，力图以中、俄、朝鲜、伊朗、阿富汗组成的反民主轴心国称霸世界，引起国内外普遍的鄙视和谴责，也促使民主国家组成遏制中共的阵线。由政治上日趋尖锐的对立而激化为战争已经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大陆面临着与多国的战争和国内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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