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8—4）
网络资料汇编
中共的扩张与东南亚红祸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
红教魔头波尔布特
中共对柬埔寨浩劫的罪责
从东南亚归国的特殊华侨
操控缅北春秋的中共黑手
江心坡、南坎是如何被出卖的
中国拿下皎漂港99年租借权
果敢风云简析
中共与缅共的关系-
中共与越战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1955年－1975年），又称越南战争或越战，是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同南越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对抗受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的一场战争。其战火除在主战场越南以外，还涵盖老挝、高棉、泰国、缅甸，遍及整个中南半岛，亦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的战争，最终在中国军队介入下，南越击败北越并统一越南。
最先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从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詹森将战争扩大。然而美国扩大在中南半岛的行动之后，却面临胶着的战事与国内的反战运动迭起不断的困境，直到中国在新春攻势后决定介入并向北越发动全面进攻，导致战局短时间内迅速逆转。最终于1970年4月彻底占领北越，一年后两越统一。在老挝、高棉、缅甸与泰国境内部分区域的冲突则到1975年4月方平息。
越南在1885年至二战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大日本帝国趁法国战败占领法属印支，维希法国殖民政府仍然运作但其权力被当地的日军悬空。
1945年二战结束前，日军发动三九政变解散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政府改建傀儡政权越南帝国，保大帝为皇帝，以及柬埔寨王国及寮王国等日本傀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战结束3天后，中华民国国军及英军分别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及南部将当地的日军缴械。 1945年9月底英军撤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归还原本的殖民者一法国。 1946年5月中华民国国军撤出越北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世称“北越”。法国则挟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立国。
法国为重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北越和法国以及其傀儡政权越南国进行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西贡、河内等主要城市，但广大农村已经落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游击队手中。到1950年代，冲突已与冷战结合在一起。1950年1月，苏联承认河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越南的合法政府。在随后的一个月内，美国和英国承认在西贡由法国支持的越南国为合法的越南政府。而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更使许多华盛顿决策者确信，印度支那的战争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扩张主义的一个例子。越盟方面得到了来自中共游击队的经验，与苏联的军事顾问，同时，法国方面则获得了美军顾问团的支援。1954年4月，随着越盟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决定撤出越南北部。
1954年日内瓦会议
战事结束后，双方开始和平谈判，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954年7月21日美国、苏联、法国、英国、中国、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九国外长，达成协议，称为《日内瓦协定》或《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越南北部由胡志明统治，南部由保大皇帝控制。胡志明曾希望在南方继续战争，但最终在苏联的要求下决定克制，他们说服他通过选举方式取得权力是可行的。
除了要求撤出越南原法属印度支那并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独立国外，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中，还规定要求南北越成为中立国家，并在1956年7月以前实行普选，由普选再统一南北越，而在普选前，越南平民可以在两个临时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为期 300 天。在CIA的操作下，大约 100 万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北越居民，因害怕受到共产党的迫害而逃往南方，即自由之路行动，给予了后来南越的吴廷琰政权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约有13万越盟的“革命志士”北上集结，预计于两年内重返南方，然而仍有数千名越盟成员留在南越，成为未来叛乱的骨干。
在日内瓦会议上，选举与统一的问题是双方分歧的最大因素，一开始非共产主义的越南代表团极力反对越南的任何分裂，但由于法国支持范文同关于“地方委员会”监督的选举统一的提案，美方于是改提出基于联合国监督下的统一选举的“美国方案”，该方案受到中国、英国与南越代表团的支持，然而由于苏联的反对而作罢，最后，只有法国和北越签署这个协议，美国政府和吴廷琰的越南国则拒绝签署。
随着两越在各自的选举中大举舞弊，公平的自由选举已经成为空话，基于停战协议指导成立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也完全失去作用，眼见和平统一无望，两越分别进行了扩军与邀请外籍顾问等更进一步破坏协议的行为，冲突于是越演越烈。
早期冲突
1954年至1957年间，吴廷琰严厉的打击了南越内部的各种政敌，成功推动了将国体改为共和制的公民投票，然而南越内部的不满并未就此消弭，反而发起一连串的绑架与暗杀行动。从1957年到1960年，叛乱分子针对政府官员、村长、医院工作人员和教师进行了约2,000 次绑架与1,700 次暗杀。这样的暴力事件促使吴廷琰政权发布第10/59 号法律，规定政治暴力可处以死刑和没收财产的惩罚。
而北越也在这样的形势下拟定了名为“南方之路”的重启叛乱计划，并在1959 年3月，宣布发动人民战争以统一整个越南。为此，1959 年 7 月，北越入侵了老挝，开辟了后来成为胡志明小道的第一条路线，并在1960年4 月对成年男性实行普遍征兵。接下来4年内，该路线将运送约40,000名越共士兵渗透到南方支持叛乱。
于是1960年9月，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的支持下，南越发生普遍的反政府叛乱，并于1960年12月20日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时发布十点纲领，纲领号召成立一支人民的军队，推翻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统治，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南方实现独立民主、改善民生、和平中立，进而和平统一祖国。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越南共和国境内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事游击战，事实上由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实施集中统一领导指挥。
在南越，许多对于越共的支持来自于对吴廷琰逆转农村土地改革的不满；在越南分裂前，这些农民受益于越盟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该政策没收了大量私人土地，减少租金和债务，并将许多公共土地出租给贫困农民，在越南分裂后，这项政策在北越被扩大实施，甚至一度演变为对“地主和反动派”的大规模处决，而吴廷琰政府虽然在中美两国的顾问建议下推动了北越土改的替代方案，但许多时候，这项替代方案不只未被援引，反而是地主借着南越军队强行收回其土地及租金；对此，顾问团曾提出大规模的军政改组计划作为配套以作为解决方案，但由于显而易见的阻力，在整个第一共和国时期皆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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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20世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述评（节选）
作者：刘莲芬 施屹立 发布时间：2016-11-24
自20世纪初至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几乎遍及东南亚所有国家。随着冷战走向结束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共产党武装斗争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斗争才基本结束。
（一）越南共产主义运动
越南共产主义运动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3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组织——“越盟”在越南北部开展抗日斗争，并在日本投降后夺取政权，控制了越南北部。此后，越南劳动党及其政府在中国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之下，经过抗法和抗美战争，于1976年统一全国。
（二）老挝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老挝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越南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老挝革命者在1949年同老挝独立运动决裂后，为了生存而同北越人结盟。1975年老挝人民党掌权后，按照越南模式建立政治和经济制度，同越南保持“特殊关系”，在中越冲突中支持越南。
（三）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
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因1975年至1978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大规模种族屠杀而备受关注。柬埔寨进行这样一场毁灭性革命，最终导致了柬埔寨同越南的战争并被越南占领。
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海岛国家，1948年至1960年“紧急状态”时期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以及坚持到80年代中期的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都十分引人注目。
（一）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
印尼共产党建党的时间比中共还早，是20世纪20年代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重要力量。荷兰殖民政府残酷镇压了1926年起义，令印尼共遭受重创，其组织濒于崩溃。二战结束后，印尼各阶层再次掀起民族独立斗争，重建的印尼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9月，印尼共为争夺独立斗争的领导权而发动茉莉芬起义，在印尼共和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打击。50年代再次重建的印尼共采取了同苏加诺总统合作、开展合法斗争的策略，到60年代初发展为除中共和苏共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成为左右印尼政局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由于1965年“9?30”事件及印尼军方的血腥镇压，印尼共遭受了第三次毁灭性打击，沦为影响不大的秘密组织。
印尼共奉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联合的方针，成为最受群众支持的政党，同其他政治力量也维持了良好关系。印尼共与苏加诺出于相信极权政治而成为盟友。1959年至1965年印尼共力量迅速壮大，遭遇灭顶之灾。
（二）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
马来亚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成员主要是华侨、华人和越侨。它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同英国当局合作抗日，战后初期成为马来亚政治中的重要力量。1948年春夏之交，马共发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英国当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全力镇压马共活动。至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时，马共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被迫转移到泰国和马来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活动。英国对马共的镇压被视为东南亚地区戡乱的成功范例。
1948年春马共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夺权，以便把马来亚变为共产党国家。由于英国和马来亚政府的共同镇压，马共的武装斗争被消灭在游击战阶段。
陈平从1947年起一直担任马共总书记。《与陈平对话》记录了1999年2月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对话，陈平首次公开了马共与中共、越共的关系，他到北京后同中国和北越领导人的交往，马共在中苏争论中的立场，以及马共内部的肃反及合艾和谈等。马来亚“紧急状态”是共产党发动的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内乱，英国给予马来亚独立使得马共丧失了号召力。马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最终使马来亚成为“自由”的多民族国家。
（三）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
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并成长为菲律宾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40年代末发起反政府武装斗争。60年代中期菲共总书记吉塞斯·拉瓦被捕后向政府投降，成为菲共历史的分水岭。60年代末，以学生为主力的左翼力量重建菲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持续到80年代中期马科斯政府垮台。
关于缅甸和泰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缅甸和泰国虽是位于东南亚大陆的两个邻国，但两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有很大差异。缅共在缅甸独立之初便掀起反政府武装斗争并坚持40余年。泰共不仅建党的时间晚，而且深受越南战争和亚洲冷战的影响。
（一）缅甸共产主义运动
缅甸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末诞生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之中。太平洋战争期间，它是缅甸抗日组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同英国签订的独立协定不满，缅共红旗派和白旗派在缅甸独立之初就先后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成为50年代到70年代反政府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从1939年缅甸知识分子建立缅共到半个世纪后缅共在少数民族的叛变中覆灭，缅共采取了毛泽东控制农村地区的战略思想，联合反政府的少数民族，并支持中国“文革”。但缅甸军人以缅共的存在为借口，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军人政权，强硬对付叛乱者、边境地区的武装集团以及仰光和平示威的学生。缅共在80年代末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缅共老卫士同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的分裂、未在东北地区搞土地改革、未参加1988年民众起义。
（二）泰国共产主义运动
泰共活动的时间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背景是，泰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并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空军基地，这推动泰共发起反政府武装斗争，美国则帮助泰国政府采取戡乱措施和行动。
中国支持泰共的武装斗争，既是防御又是进攻，目的是消除美国从印度支那给中国造成的威胁，同时在精神上反对莫斯科支持的和平过渡，宣传中国式的暴力革命和自力更生。中国外交由毛泽东的极端主义向邓小平的温和主义的转变，表现为中国停止支持泰共的武装斗争。
红教魔头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名沙洛特绍，“波尔布特”是其化名。波尔布特1925年[出生在磅同省的一个富农家庭，于1963年至1997年期间是红色高棉的实际最高领导人，1963年至1981年间担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担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波尔布特早年曾留学法国，在阅读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后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思想。归国后积极参加反法斗争，后又参加反对西哈努克专制的运动，1963年当选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此后，波尔布特曾多次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军政训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得到了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共高层的支持，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较大影响。1970年朗诺政变后，西哈努克被推翻、流亡中国；在中共的协调下，波尔布特改变策略，与西哈努克合作，共同对抗亲美的高棉共和国政权。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在北越、越共和中共的协助下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掌握实权；波尔布特随后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接见和认可，红色高棉则获得了中方的大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等人还于1976年2月亲自访问柬埔寨进行了“指导”并表示肯定，并派有摄制组前往摄制。
1976年，红色高棉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波尔布特当选总理。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激进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效仿中国实行“大跃进”，并屠杀了大量“新政府的敌人”，还以“大清洗”的名义将柬共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军队的总参谋部几乎屠杀殆尽、另有大量政府官员和军队人员被杀害。直至1979年初，柬埔寨有大量人口遭到政府导致的就地正法或谋杀，也有大量人口在监禁或劳动改造中疾病、虐待、过度劳动、营养不良、饿死等原因丧生，罹难者有大约150万人到300万人，而当时柬埔寨只有800万人口。此屠杀事件，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高棉大屠杀”。对外关系上，由于柬埔寨与越南的宿怨，且越南在中苏交恶中支持苏联，波尔布特奉行反苏且亲中的外交政策。
1977年9月28日，波尔布特应华国锋邀请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华国锋进行了会谈。1978年12月，越南全面入侵柬埔寨，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地区，1979年1月，民主柬埔寨覆灭。越南扶植韩桑林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波尔布特等领导人撤退到泰柬边境的山区，组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同越南对抗。1989年，越南撤军，波尔布特则拒绝参加由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举行的1993年大选，也拒绝让红色高棉游击队缴械，引发红色高棉内讧。1997年6月10日，波尔布特杀害计划向新政府投诚的宋成全家，并凌辱尸体，在红色高棉内部引起众怒。几天后，波尔布特被另一名将领塔莫克逮捕，并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在软禁期间、被移交给国际审判的前夕突然死亡，塔莫克宣布他死于心脏病；另有人怀疑是自杀或谋杀。
沙洛特绍一家拥有华人与高棉人混血的血统，但不懂中文，并且完全以高棉人的方式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位富农，拥有村里最大的房子之一。母亲则是一名受到尊敬的佛教徒。波尔布特的父亲育有两个女儿、七个儿子，这些子女中有三名早夭。波尔布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
当时柬埔寨是个君主制国家，但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国王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波尔布特的堂姐密克是莫尼旺国王的一个妃子，后来成为芭蕾舞教师。在六岁时，沙洛特绍与哥哥沙洛特蔡一起被父母送往柬埔寨首都金边，由堂姐Meak抚养。年幼的他被送入瓦特·博图姆·瓦代伊修道院当了18个月的僧人，在寺院里学习佛教教义和高棉文的阅读写作。
1935年夏天，沙洛特绍搬到哥哥家中，与兄嫂、侄辈一起居住。他被送进罗马天主教的小学学习，于1941年毕业。同年莫尼旺国王逝世，由西哈努克继位。绍进入磅湛省刚刚成立的西哈努克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寄宿生。后来的同志符宁和乔森潘与他是这里的同学，与他关系最好的同学还包括日后被他杀死的政敌朗农，即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的弟弟。1947年毕业后，考入西索瓦公立中学，但未能获得学位，便在金边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木工。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同志英萨利。
1949年，沙洛特绍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奖学金，获准与其他21名留学生到法国留学。在国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标志着沙洛特绍成为柬埔寨少数精英之一。随后，他在1950年1月进入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的信息与数字技术工程学院学习三年，学习成绩优异。
在巴黎读书期间，英萨利与其他两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下研究组织“马克思主义圈子”，定期阅读马克思主义读本，并进行自我批评。沙洛特绍加入了这个组织下的一个研究小组，同一个小组的成员包括胡荣、冼阿里和索诺。沙洛特绍与英萨利于1951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沙洛特绍表示许多马克思的著作很难懂，后来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他们。相反，他熟读了斯大林的著作，包括斯大林授意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对斯大林主义十分认同。他还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部分，认为非常适用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此外，他还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大革命》，据此认为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是革命所必需的；一场革命需要进行到最后，而不妥协才能取得成功；平均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
此时，柬埔寨内部发生冲突，西哈努克国王解散政府，宣布自己为首相。对此沙洛特绍用笔名写下《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一文发表于杂志，反对西哈努克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圈子”决定派人回柬埔寨评估情况，以确定是否应该支持反叛者；沙洛特绍自愿担任这个角色。他于12月登上回国的船，未能取得学位。
1953年1月13日，绍抵达了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此时西哈努克解散了民主党控制的国民议会，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拘禁民主党议员。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柬埔寨陷于内战中，导致不少平民伤亡。绍先是在占达朗赛位于特拉彭·克罗隆的大本营住了数月，后来前往金边。在与“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平赛讨论后，绍认为最有希望的抵抗组织是“高棉越盟”。这是一个北越越南独立同盟会下属的游击队组织，由越族（即京族，越南主要民族）和高棉族成员组成。他的建议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的认可。后来他与拉特一起加入了这个组织，但发现高棉越盟中越南人占了主导地位，而高棉人主要从事琐事，比如绍的任务是种植木薯并在食堂工作。他后来成为高棉越盟东部大区书记杜斯木的秘书和助手。
1953年11月，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独立。在结束战争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与柬埔寨达成协议，将高棉越盟自柬埔寨境内撤离。绍不在撤离人员之内，并决定留在柬埔寨，遂经过越南南部前往波萝勉，最后到达金边。他和其他马列主义者虽然转为秘密活动，但也试图通过选举的手段达到目标。1954年，马列主义者组建了政党人民派，这个政党事实上是马列主义地下组织成立的掩护机构。绍是该党副总书记将耿万萨的助手，可能参加了政党的组建工作。其后绍在金边租了一座房子，在私立学校教授历史，1956年7月与英蒂丽的姐姐、英萨利的妻姐乔帕娜莉按照佛教仪式结婚。此后他继续负责马列主义者的地下通讯，人民派与民主党的许多通讯都由他经手。
虽然西哈努克是中国马列主义者的盟友，但他认为柬埔寨的马列主义者威胁到了自身统治。西哈努克开始镇压马列主义运动时，该运动的成员损失了一半。此时绍和其他成员越来越多地认为柬埔寨的革命者过于从属于越南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沙洛特绍、杜斯木、农谢、英萨利于1959年秘密组建了基于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模式的高棉劳动党。这个政党的存在对非成员保密；杜斯木任总书记，农谢任副总书记；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在党内的地位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
1962年1月，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进一步打击社会主义者，监禁了人民派的领导人，该党陷入瘫痪。7月，杜斯木被捕，遭受酷刑杀害。农谢决定在政治活动中退让一步，使得沙洛特绍成为党的领导人。在1963年召开的“二大”上，高棉劳动党更名为柬埔寨工人党，沙洛特绍当选总书记。1963年2月，反政府学生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此前苏拉玛里特国王于1960年逝世，西哈努克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允许自己成为终身制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解散了人民社会同盟政府，制定了34名由柬埔寨左翼人士组成的名单，要求他们与自己会面并组建新政府。作为名单上的成员之一，沙洛特绍拒绝与西哈努克见面，与英萨利一起离开了金边，来到特本克蒙省丛林中的越共营地。随着政府严厉打击金边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沙洛特绍的营地。随后沙洛特绍在南越边境组建了自己的营地，被称为“办公室100”。他的行动虽被允许与越共正式分开，但越共仍对他的阵营拥有重大指挥权。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应该再次强调应从越南马列主义者独立，并对西哈努克展开武装斗争。翌年的会议中，工人党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进行的是“修正主义”。
1965年4月，沙洛特绍沿着胡志明小道步行前往河内，与胡志明和黎笋等北越领导人见面。然而北越专注于越南战争，不希望绍的部队破坏西哈努克政权的稳定，而后者的反美立场事实上成为了北越的盟友。绍在河内阅读了越南劳动党的档案，认为越南马列主义者致力于追求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因此他们的利益与柬埔寨的利益不能相容。随后他从河内飞往北京，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主持了会见，但多数会议都是同彭真会面。沙洛特绍得到中国共产党许多人的同情，尤其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绍向他们分享了对赫鲁晓夫的负面看法。在北京停留一个月后，他飞回河内，沿着胡志明小道走了四个月，抵达柬埔寨马列主义者位于南越禄宁县的新基地。1966年10月，他与其他几位党领导人秘密决定将党组织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会议同时决定将总部迁往腊塔纳基里省以远离越共的控制、重新展开武装斗争。北越对此表示异议，因此拒绝为他们提供武器的要求。
1967年4月，由于政府腐败、土地剥削等原因，马德望省发生反对政府的三洛起义，自此拉开武装斗争序幕，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基地。至12月，战争从西北大区蔓延至其他地区。然而柬埔寨各地沟通效率很低，每个大区在大部分时间内必须独立运作。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革命势力，政府军王家军队对西部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使得许多百姓对政府不满，纷纷加入叛军，使其数量达到十万人之众。1968年夏天，沙洛特绍迁移到K-5基地。他在这里确立了对党的支配地位，他还接替英萨利担任东北大区书记。
1969年，沙洛特绍停止发表反对西哈努克的言论，将宣传策略改为反对右翼政党的亲美态度。1970年朗诺政变发生后，西哈努克被推翻并流亡北京。新成立的高棉共和国政府持亲美态度，北越的人员都被驱逐。北越派总理范文同来到北京，会见西哈努克，希望他与红色高棉合作。当时沙洛特绍也在北京，北越人员也联系了绍，决定向红色高棉提供对抗高棉共和国政府的任何物资。然而越南和中国领导人皆未将沙洛特绍身处北京的事实告知西哈努克。西哈努克通过电台呼吁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政府并支持红色高棉。
1970年5月，绍回到柬埔寨，抵抗运动获得了生机。10月，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阐述“独立主义原则”，呼吁柬埔寨自行决定未来，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影响。该决议还包括越盟在1950年代背叛柬埔寨社会主义运动的陈述。在1971年，对柬埔寨政府的主要战斗由北越和越共参加，红色高棉仅作为协助者。绍利用这种情况大量招募新成员，用比以前更加高的标准进行训练，同时加强了政治理念的灌输。学生和“中农”的入党申请被拒绝，只有明确的农民背景才能入党。1972年初，一只由35,000人组成的常规部队和约100,000名非正规军的军队雏形产生，同时中国每年提供500万美元的武器供应。另一方面，沙洛特绍在柬埔寨东部组建橡胶种植园，通过强迫劳动使其成为红色高棉的一个独立收入来源。红色高棉在其控制区实行新的纪律，占族等少数民族被迫改穿柬埔寨服装。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宣传农民平等，没收所有私人交通工具。这对贫民普遍有利，但对逃到城镇的难民极为不利。
自1973年起，红色高棉已经控制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自此北越开始视绍为一个平等的领导人。同年底，他作出了决定战争未来的决策。首先他决定削减外部供应以免收外国控制，使城市陷入困境；其次他强制控制了试图通过红色高棉路线逃离城市的人。同时，他下令对前政府官员以及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一系列清洗，并在其控制区建立一套新的监狱体系。占族试图起义，以阻止自身文化被摧毁，但很快被粉碎，参与起义的大多数人遭到酷刑。
红色高棉同时制定了将城市居民强制疏散到农村的政策。此前在1971年占领茶胶省时，绍和他的同志对“解放区”城市摆脱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速度感到震惊。为了党的形象，他用了各种方式试图重建社会主义，但没有任何效果。因此他在1973年沮丧地宣布唯一解决方案是将城镇人口送往农村。不久后，由于同样的原因，磅湛的人口被疏散。1974年，红色高棉继续疏散了更大规模的乌栋。9月，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步骤有二：疏散主要城市，将人口迁移到农村；停止货币流通，并逐步将其淘汰。
1975年1月起，红色高棉对高棉共和国政府展开最后攻势。红色高棉确定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的7名主要成员，由西哈努克公布，声称要在革命胜利后将他们处决。此名单上的人物后来被扩展到23人，包括了政府所有高级领导人以及在警察、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北越也决定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之前一举消灭西贡的越南共和国政权。4月，总统苏金奎流亡海外，政府组建了全国最高委员会并接管了总统职权，任命沙索沙康将军为主席。沙索沙康是农谢的表兄弟，也是沙洛特绍在法国的同学。他试图与红色高棉谈判。作为回应，绍将委员会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入了死亡名单。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最终占领了金边。
金边被占领标志着红色高棉夺取了国家政权，沙洛特绍自此成为该国事实上的领导人。他采用了“第一兄弟”的称号，并开始使用“波尔布特”（Pol Pot）的化名。这个化名在高棉语中的没有特别的意义，历史学家沃尔曼称是法语“Politique Potentielle”（潜在政治家）的简称。根据记者肖特为他写的传记，波尔布特参加革命后还曾使用过普克、海、波尔、87、伯父、哥哥、第一兄弟、99、菲姆等化名。
1976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职务，随即被软禁在金边王宫中。不久后，宾努等西哈努克派系的官员也都被迫辞职。在4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柬埔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决定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接受西哈努克的辞职请求；由乔森潘继任国家元首、由波尔布特担任政府总理。这是“波尔布特”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民主柬埔寨官方宣称他是一位“橡胶种植园工人”，是橡胶种植工人工会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波尔布特从未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甚至在执政期间，柬埔寨共产党长期对外隐藏自己的存在，该党仅自称是“安卡”（高棉语“组织”之意）。外界将这一股神秘的共产主义势力称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也成为世界上对柬共及其后继组织的称呼。1977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才在一次演讲中透露出柬共的存在。此前外界都不知道波尔布特是谁，至此才被确认波尔布特就是沙洛特绍。在此之前，外界甚少关注沙洛特绍，认为他是红色高棉中不重要的人物；此前西哈努克1973年访问“解放区”时，甚至没有意识到沙洛特绍是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
红色高棉政权认为农业是国家建设和国防的关键。波尔布特的目标是在五至十年之内完成全国70%至80%的农业机械化，在十五年至二十年之内建立农业机械化的现代工业基地，使柬埔寨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他想切断对外关系，从根本上重建社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为避免外国对行业的统治，波尔布特拒绝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民主柬埔寨施行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在集体农场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工厂、商店也全部收归国有。私人财产被禁止，家庭被取消，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占领金边后，红色高棉立即开始把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不愿离开城市的人被告知城市受到美国轰炸的严重威胁，城市的存在将会持续不超过数天。然而这些城市人口被疏散到农村后，就被编入农业合作社从事生产。西方媒体将这一系列事件描述为“死亡行军”，当时有美国媒体预测，有数十万人将会在疏散和接踵而至的饥荒中丧生。对此波尔布特表示撤离城市的目的为了消灭特定的阶级。他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
1976年，民主柬埔寨将全国人分为三个群体：拥有完全权利者、拥有完全权利的候选人、没有权利的人。没有权利的人包括了从城市来到公社的大多数“新人”。没有权利的人将要被毁灭，他们的口粮配给被减少，因此导致了广泛的饥荒。红色高棉领导人在电台中鼓吹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来建立新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正如他们的一句谚语所说：“留着你也没有用处，消灭你也没有损失。”
红色高棉还根据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对人们进行归类。政府施行国家无神论政策，废除所有宗教，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及佛教信徒进行广泛镇压。民柬政权曾屠杀了近25,000名佛教僧侣。该政权特别针对穆斯林、基督徒、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与西方国家或越南有联系的人、残疾人、华人、老挝人、越南人进行迫害。酷刑处决在全国非常普遍，数千名被指控与前政府有关联的政客或官僚被处决。这一系列血腥事件被称为红色高棉大屠杀，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
外交上，波尔布特采取亲中国政策，站在反苏阵营。这在外交上具有实用性，因为柬埔寨的竞争对手越南与苏联保持一致。1976年12月，为回应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解决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特殊关系的决议”，波尔布特向红色高棉领导人指示称越南是现在的敌人。
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民主柬埔寨与越南发生边境纠纷，双方军队多次侵入对方领土。1976年7月，越南通过“友好条约”，几乎全面控制了老挝。随后波尔布特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越南谈判，试图防止边界争端，但谈判失败。
至1977年时，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全面破裂。该年9月，柬埔寨革命军越境袭击越南，对越南村庄进行破坏，并屠杀村民。不久后，波尔布特发表了一段长达五个小时的演讲，正式公开柬埔寨共产党的存在，并对外公开柬埔寨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此后两国多次入侵对方领土，虽曾尝试通过谈判以达成和解，但最终失败。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发生边境纠纷。越南试图通过中国向柬埔寨施压。对此中国予以拒绝，并为柬埔寨提供武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打算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
1978年5月，东部大区发生叛乱，波尔布特的军队未能迅速平定。5月10日，波尔布特在电台发表讲话，宣称不仅要“消灭5000万越南人”还要在柬埔寨“净化人民”。东部大区有150万人被认为是“有越南心的高棉人”，至少10万人在六个月中被屠杀。12月25日，越南宣称为了“自卫”，派兵入侵柬埔寨，柬越战争爆发。柬埔寨革命军最终被击败，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波尔布特等人逃往泰柬边境地区继续抵抗。1979年1月，由韩桑林等红色高棉脱逃者在越南和苏联的协助下组建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但这个政权不被国际社会公认，且通常被认为是越南的傀儡政权。波尔布特等要员在泰柬边境地区重新集结，并得到泰国的庇护和援助。泰国利用红色高棉作为缓冲力量，使越南人远离泰柬边境。中国利用泰国军方为媒介，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最终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西部重新组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自任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同越南人民军对抗。与此同时，中越战争爆发。
中国政府是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在民主柬埔寨政权被推翻后，仍为该组织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一度被视为抗击越南入侵的主力军，得到中国、美国、泰国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1981年12月，波尔布特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柬埔寨党。波尔布特担任该党的总书记。
翌年，民主柬埔寨党与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共同对抗越南及其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联合国对该政府予以承认，且不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直到1993年，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仍拥有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住在泰柬边境的马莱山一带。他在1980年代初期接受采访，不断指责反对自己的人都是叛徒、越南人的傀儡，直到后来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此后，外界曾一度出现波尔布特已经死亡的传言。
1985年12月，越南人民军发动一次重大攻势，占领了红色高棉控制的大部分地区。越南人民军遭受重大损失，但红色高棉在马莱山的总部以及在拜林省附近的基地被彻底摧毁。波尔布特逃往泰国，此后在达叻府度过了六年。他于1985年以哮喘为由宣布“退休”，将日常的权力交给了宋成，但他仍保留其在党内的影响力，且是反越南联盟的主导力量。8月24日，波尔布特出任民主柬埔寨最高国防研究院院长。据红色高棉一位干部的说法，波尔布特知道国内很多人恨他，且认为他要为屠杀事件负责；他也知道许多人死了，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责任是太过信任下属，没有能够正确地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
1989年，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红色高棉在泰柬边境西部建立的新的据点，波尔布特也从泰国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拒绝和平进程，继续领导与新政府的斗争。新政府对红色高棉下属组织及战士私下展开和平谈判，红色高棉战士纷纷缴械投降。
1995年，波尔布特经历了一次使他身体左侧瘫痪的中风。1997年6月10日，波尔布特宣称宋成企图归顺政府，下令将其一家全部杀害，并用卡车来回碾压他们的尸体直至血肉模糊，因而引发众怒。6月19日，他和几名亲信被红色高棉军官塔莫克逮捕。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宣布波尔布特因“背叛民族”、“杀害同志”，被判终身监禁。另外，有三名忠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军官被直接宣判死刑。这场审判被外界认为是一场摆样子公审，《远东经济评论》的美国记者塞耶对此次审判进行独家报导，轰动亚洲。此后，红色高棉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9人委员会”，塔莫克、乔森潘、农谢成为主要领导人。
10月，塞耶对波尔布特进行采访。波尔布特声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此外，波尔布特声称由红色高棉从学校改造的集中营、集体处决中心S-21监狱只不过是“越南人的展览品”。
1998年4月15日，就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23周年纪念日的两天前，美国之音报道称红色高棉同意将波尔布特移交给国际审判。波尔布特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根据波尔布特妻子棉素碧的说法，就在当天晚上，波尔布特等待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床上去世了。塔莫克宣称波尔布特死于心脏衰竭；但由于尸体指甲出现变色的情况，有人怀疑他死于服毒自杀或谋杀。曾经采访过波尔布特的记者塞耶也认为，波尔布特意识到塔莫克要把自己交给美国后，服用了致死剂量的地西泮和氯喹，最终导致了死亡。有亚洲外交官认为，波尔布特若被红色高棉移交政府，将被送上国际法庭，那时他与金边、中国，甚至泰国时任领导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曝光，将令事情复杂化；若是杀死波尔布特灭口，这些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4月17日，泰国军方证实波尔布特的死讯。随后，柬埔寨政府要求查验波尔布特的尸体。
起初，红色高棉当局尝试用甲醛进行临时防腐处理，但失败了；于是将他的尸体用冰保存，以等待记者前来证实他的死亡并报道他的葬礼。4月20日，波尔布特的遗体在安隆汶县靠近泰国边境的卓姆村被火化。约有20名红色高棉人员出席仪式，波尔布特的妻女以及塔莫克、乔森潘都没有出席其葬礼。柬埔寨政府对红色高棉不经解剖和验证就火化波尔布特遗体表示不满。
在波尔布特死后不到一年，乔森潘和农谢在1998年12月25日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
波尔布特受到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希望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不受外国影响的农业社会。斯大林的作品被描述为对波尔布特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同样深受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1960年代中期，波尔布特阐述了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看法，以更好的适应柬埔寨状况。
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时，波尔布特强调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革命联盟的观念，这个观点与他在巴黎时阅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有关。他提出：农民仍然可以发展出“无产阶级意识”，正是这种方法将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
除了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以外，波尔布特是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和仇外者，他试图从柬埔寨消除所有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然而，作为消灭宗教的一部分，本土宗教也被禁止。
同其他红色高棉领导人一样，波尔布特是一个高棉民族主义者，认为越南人是劣等民族，而高棉人来源于高贵的种族。他们宣扬柬埔寨自身固有的伟大，不断重申吴哥的辉煌历史。
波尔布特希望将下柬埔寨地区纳入民主柬埔寨势力范围。此前西哈努克和朗诺也曾梦想过建立大柬埔寨。在柬埔寨与越南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认为下高棉人正准备推翻越南人统治，派特工煽动下高棉人起义。然而不管下高棉人对越南持有何种看法，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武器、动机和组织能力发动起义。
评价
波尔布特的妻子棉素碧：“他一直是一个好丈夫。他尽力教育孩子不要成为叛徒。自1985年我和他结婚以来，我从未见过他做过坏事……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好父亲。”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指邓小平）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这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六次都跟苏联有关，反对我们，分裂党。可是他们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除出去了。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rectification（纠正）。”
民主柬埔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塔莫克：“波尔布特死了是一件好事。我不觉得悲伤。波尔布特是一个越南间谍。我有档案……全世界应该停止谈论波尔布特死了这件事。他消灭了许多优秀干部，毁灭了我们的运动。我希望他死后在地狱里受苦。”
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评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背离了马列主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批评波尔布特“野蛮法西斯暴徒”。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基尔南称波尔布特为“种族灭绝犯罪者”，认为他的种族灭绝思想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非洲卢旺达胡图族的种族灭绝思想有共同点。
《纽约时报》称波尔布特为“暴君”、他领导的政权在柬埔寨设立了“种族灭绝屠宰场”。
美国之音称波尔布特为“暴虐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
《炎黄春秋》刊登学者王晓林的文章认为：“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认为：“柬埔寨共党的首领、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亲传弟子，他把毛泽东无法在中国这一大国实践的梦想，用于小国柬埔寨作实验，企图一蹴而就，实施突击式的社会改造，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结果，造成了20世纪骇人听闻的共产大惨案。……它实际上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共产主义运动的类似纳粹的“奥斯威辛”式的反人类事件。”
中共对柬埔寨浩劫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伐林追问》2020年5月18日
吴哥窟当地导游是个三十多岁的华人小伙子，但不会讲中文，只能给我们用英文讲解，英文也不是很熟练，我的英文听力也很糟糕，他带我们参观白骨塔，这种白骨塔，柬埔寨到处都有，里面展示骷髅头，等于就是一个微型的红色高棉罪行展示台。导游的语气很冷静，很多内容我似懂非懂，但我听明白了：从他爷爷以下，先后有六个家人死在红色高棉手里。 我们仅仅是过客，是游人，来两三天就走了；而柬埔寨民众，在红色高棉统治下，度过了暗无天日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
2020年）4月12日复活节那天，有一位老先生在洛杉矶去世了，他叫周德高，1932年出生于柬埔寨，享年88岁。他父亲是移民柬埔寨的广东揭阳县农民，外祖母是土著，所以他有四分之一柬埔寨血统。五十年代开始，就以“苦大仇深”和“根正苗红”的背景，接受中国驻金边大使馆的直接领导，从事为祖国服务和帮助柬埔寨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周德高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他和朱学渊先生合作，在2007年，在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一本书《我与中共和柬共》。周德高的经历十分传奇，捲入柬埔寨的一些重大事件。他看透了中共和柬共的真相和本质，毅然决裂，脱队而去，移民美国，在南卡州一所公立学校当清洁工，虽然生活未免艰辛，但是他宁愿这样。偶然遇到朱学渊先生，得到帮助，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这本书我读过，深受震动和启发，我认为，它是研究红色高棉和中共-柬共关系绕不过去的一本重要回忆录。
我还读过另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美国华侨余良的书和文章。他所写的与红色高棉有关的书《红色漩涡》，比周德高那本要稍早一点，2006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所以有评论者说：“这是反映柬埔寨革命、战争、苦难的第一部作品。”我看，或许应该说是第一部中文作品才准确。这本书冠以“纪实小说”的名目，但在自序中，他写道：“此书记录的绝大部分是事实”。
余良1947年出生后因父母去国，被寄养在广东省潮安县外祖父家。在陶铸“村村流血，户户冒烟”的暴力土改中，外祖父和舅父被定为地主而枪毙，外祖母上吊自杀；舅母带表姐和表弟在逃亡中被捉，表弟也遭杀害；农会为了斩草除根，派人追索躲在亲戚家的小余良，幸得好心人掩护而逃过一劫。1960年，余良离开饥饿中国，经香港偷渡到了柬埔寨投奔父母，但后来才知道那并不是亲生父母，他不堪虐待，离家出走；失学、失业、苦力、流浪……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70年进入由越共和柬共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从此掉进红色漩涡，九死一生。
余良被美国人道收留，终于安定下来，在费城开了一家中药店，多次回柬埔寨寻访故地、失联多年的亲友，写下多篇文章。这样就与当历史书刊编辑的我，建立了通讯联系。他还热心帮我联系了在巴黎的一批东南亚华侨，这些华侨编辑出版了文集《印支华人沧桑岁月》，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
对于没有接触过柬埔寨这段灾难历史的观众，要讲清楚来龙去脉不容易，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世界大国法国、美国、中国、苏联和地区强权南越、北越，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插手这个原本是君主制的佛教小国，柬埔寨的国内政治错综复杂，“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连红色高棉都换过很多名字：高棉人民革命党、高棉劳动党，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很难理得清、记得住。红色高棉一会儿合法存在，一会儿转入地下，整个历史头绪繁多，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有兴趣了解。1970年到1979年的十年间，柬埔寨首都金边就“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了四次国名：柬埔寨王国，高棉共和国，民主柬埔寨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1970年，我是一个从武汉下放到湖北天门的插队知青，当时正在江汉平原上与几十万农民和知青一起挖一条汉北河，每天累得筋疲力尽。那天晚上，躺在工棚里铺的稻草上，听收音机里播新闻，得知柬埔寨发生了“反动政变”，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位亲王正在莫斯科访问，得到消息飞来北京，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接，握住他的手说：“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中国为他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他安营扎寨，在深宅大院里设了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老朋友”，虽然当时大多数人看不到电视，但广播中没有哪一天没有西哈努克亲王的消息。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批判扫荡了，只能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后来有了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译制片，正片之前一定会播放新闻简报多少多少期，绝大部分都是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西北，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当时中国人笑称：他是中国最红的电影明星。也是中国最大的八卦主角，他能够流利地说高棉语、法语和英语，还学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爱好足球、篮球、排球和骑马，他是诗人、作曲家和电影制片人，自己写诗自己谱曲，歌颂柬中友谊、赞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首歌曲唱道：“呵，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现在我老婆还张嘴就能唱他作词作曲的歌。不管写得高明不高明，都能流传，因为八亿多人的中国，没有别的像样的文艺作品啊。我后来才知道，他从1964年到2009年，45年间曾六次与中国领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是迄今为止登楼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在口头文学中，西哈努克亲王妻妾成群，或者应该叫王后和妃子吧，王子王孙不可胜数，正史记载先后娶过6名妻子，共有8子6女。当时中国人传说西哈努克亲王看上了舞剧《白毛女》中的一位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来，被周恩来婉拒。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的正经事，是组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联合红色高棉，共同对抗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成立的高棉共和国。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西哈努克亲王只是位名义上的领袖，是高高供起来好凝聚柬埔寨各派势力人心的一面旗帜，真正能对抗亲美政权的是红色高棉指挥的武装力量——柬埔寨革命军。红色高棉，本是由西哈努克于195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对柬埔寨左翼势力的统称，后来就专指柬埔寨共产党那一伙势力。
在那个十年中，越共与红色高棉起初共同的敌人是美国支持的南越和柬埔寨亲美政权，共同的靠山是苏联和中国，但随着中苏意识形态的分裂和越柬民族利益的分歧，情况不一样了。苏联更多地支持北越，红色高棉更把中国当成后台。而美国势力在越南、柬埔寨都遭到节节挫败，一再增兵也深陷泥潭，国内的反战怒潮又一浪高一浪，最后丢下大烂摊子卷铺盖走人。我记得几个里程碑的日期：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在越南和中国的帮助下，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后控制全境；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侵入柬埔寨；
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把红色高棉赶进了偏远的热带丛林。
我还要再加上一个日子：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为了解救红色高棉，当然还有更多的战略目标，对越南发动战争。
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在全国掌权，到1979年1月7日红色高棉政权败退，这三年八个多月，主题词就是“大屠杀”。
我在周德高和余良的书里都读到，打着解放人民旗号的红色高棉军队攻占首都金边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哪晓得仅仅一小时之后，红色高棉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命令市民立即撤出金边；在匆促慌忙的疏散中稍有迟缓者就遭杀害；有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延误了撤离时间而死于枪口之下；不少老人、病人、妇女、小孩在途中不堪折磨，而大量死亡。一个星期后，人烟稠密、繁荣兴旺的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马德望、磅湛、贡布等所有城市无不如此，余良在撤往农村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许多人间惨剧。
那段时间的中国人，对红色高棉领导人，最熟悉的是乔森潘、英萨利，他们跑中国多，在国际舞台上露面多，直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之后，才冒出来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叫波尔布特。原来他才是柬埔寨共产党的一把手，担任新政权的政府总理。
波尔布特是个化名，原名沙洛特绍，1925年5月出生在柬埔寨一个富农家庭，他与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这些人一样，早年留学法国，在阅读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后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思想。归国后投身革命，1963年当选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此后，波尔布特曾多次前往中国接受军政培训，学习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得到了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共高层的指点，并受到了文革的深刻影响。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直到红色高棉成立全国政权，大多数柬埔寨人都不知道谁是领导人，只知道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
在中国，波尔布特亮相是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隆重接待的第一位国宾。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29日在头版以整版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受到夹道欢迎。女青年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在多年政治运动中煎熬过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布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所谓共产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屠杀了大量“新政府的敌人”，恐怖程度空前绝后。
波尔布特软禁了西哈努克亲王，他的5个子女和14个孙辈在这一时期失踪，西哈努克推测他们都被红色高棉杀害；波尔布特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大清洗。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短短三年八个月，柬埔寨死于杀戮、饥饿、疾病、过度劳动的人数约2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接死于杀害的约100万。柬埔寨的华人经济过去很繁荣，华侨相对比较富裕，于是成了红色高棉革命的对象，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大屠杀。70万华侨中有一半，约30多万人被屠杀。
二十世纪的暴君前三甲，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好像争议不大。但第四位是谁？可能就见仁见智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伊拉克的萨达姆……都可能。我看波尔布特是呼声最高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了《张春桥狱中家书》，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采访者问：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张维维回答：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篇东西传开之后，马上就有人反驳张维维：如果江青、张春桥他们掌权，中国一定会是柬埔寨的放大版。人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我们无法断定：红色高棉从中国学去、加以极端化改造之后全国推行的那一套，是否真会被江青张春桥又搬回到中国；但是张春桥曾经秘密访问红色高棉掌权下的柬埔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大加赞赏，这是事实。
柬埔寨大屠杀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不能因为并不是中国的事就不关心。
1月7日，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现在是柬埔寨的正式国家节日——大屠杀逾越日。几乎每年，柬埔寨民众聚集在首都奥林匹克运动场内庆祝脱离红色高棉统治，政要致词时都要特别感谢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阻止了人民被进一步屠杀。那么，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为了解救红色高棉而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那些牺牲的解放军官兵，是烈士还是炮灰？最重要的是，对于两百万柬埔寨人民死于非命，中共应不应该担负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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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东南亚回归大陆华侨的遭遇 （之一）
从东南亚归国的特殊华侨
2014-08-26 标签: 中共海外渗透
一九七九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一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海外赤子”这部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随之也唱红大江南北，海内外迄今还有不少人记忆犹新。先不论它在对外重新统战和安抚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的归侨起到多大的作用，它毕竟首次承认了两点：一是华侨在国外并不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二是那些被共产党欺骗统战回国的华侨，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千年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回到大陆，却因有所谓的“海外关系”等诸多莫须有罪名，遭到共产党的无情迫害。
据中共侨联网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伊始至一九五五年，共有十八万各种成分的华侨回到大陆，这些人中有回国求学的青年， 也有一部分是被统战成功的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鲜为人知的特殊华侨：他们不是自愿或不明真相被骗回国的正式华侨，他们是由中共一手支持建立的马共、泰共、印共等十几国的党员，因听命中共在东南亚策反暴动，被所在国驱逐出境，这段历史中共是从来不提并尽力掩盖的。
笔者生于华侨家庭，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归侨的圈子里，经常接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后代，现将所知的情况写出来，希望人们了解中共的本质、早期的红色输出及对华侨的欺骗迫害。
中共建东南亚据点 输出暴力
中共窃取政权后，立即对外输出“暴力革命”的思想，公开告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积极支持马来西亚、泰国、寮国、缅甸、越南等各国共产党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在中共的帮助下，泰共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根据地，毛泽东对泰国共产党说，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一九九六年，我所认识的一个泰共的女儿潘立莎，向我介绍在泰国搞暗杀的规矩：凡事成之后，要在死者的鞋里放些钱，以免冤魂找上身。并回忆他们一家和其他泰共，于一九五三年被泰国警察押送出公海遣返大陆时， 还引吭高歌“我的祖国”……。缅共的残暴也是他们的亲人无意透露的，一九八六年，前来广州生产的缅共妻子李氏，当说到其夫性情暴烈时，小声说其在缅甸时， 那些缅共将俘虏的脑浆就着酒食。
马共策反 被遣返回大陆
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三零年四月。日本投降后马共欲推翻英国建立的“马来亚联合邦”，英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把抓捕的马共关押在吉隆玻集中营，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其中的华侨分三十八批遣送回大陆。
第一批遣送时，广州尚在国民政府手里，在汕头港下船后，有些马共直接上福建战场，参加中共军队颠覆中华民国。每次船（批）遣返的人数在五百到六百人之间，总共约有二万一千多（含家属）的马共被遣回大陆。
这些被遣返的特殊华侨，其中一些被认为有培养价值的人，则集中在广东省著名侨乡台山市台城草朗街的学习班（即今天的敬修中学校址内），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实为洗脑），分三个月和六个月或一年的学时。
我的一个朋友陈发云，其父是马共，一九五四年全家被遣送时他才十六岁，被认为有培养价值，送进了“小鬼班”洗脑。级别较高的骨干再经短期培训后安排在省侨委安置处，继续为中共作统战。那些级别较低或无职无权的人，就回农村老家，或由省侨委派人领他们到各地开垦土地，成立华侨农场。
共党策反引东南亚大排华
一九六零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越战前夕，东南亚国家吸取共产党策反的动乱教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大排华，尤其印尼总统苏加诺频布四号法令，关闭所有的华人学校等一切有关组织，规定留下的华人必须入当地籍，很多了解中共本质的华侨投奔台湾、菲律宾或香港，而不明真相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则回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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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料汇编
操控缅北春秋的中共黑手
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包括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台海危机、南海危机、朝韩危机。其实还有中印冲突和缅甸内战等危机。所有这些危机都有中共黑手在搅局。以缅甸战争为例，中共的参与在时间上始于上世纪40年代，在空间上除了缅北地区还遍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其中，老挝、柬埔寨和缅北几乎已是中共势力范围，中共势力在越南、泰国的嚣张程度也日盛一日。中共的野心岂止“一带一路”，它矛头所向直指太平洋—东南亚—印度洋广大区域，比当年希特勒更贪得无厌。
近年来，缅北集中爆发了电信诈骗、人口贩运、绑架勒索、贩毒走私甚至活摘器官传闻等各种罪恶。舆论分析，缅北沦为“人间地狱”，从表面看似历史原因、特殊地理、各种势力操控使然，但被中共渗透操控是深层因素。
中国公安机关2023年11月16日再报，已将缅北五大电信诈骗(电诈)集团之一的明氏家族一窝端，其首脑明学昌自尽身亡。但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此次暗助缅北的武装势力来瓦解电诈集团，间接引爆缅甸的内战，让缅人付出流离失所的代价，再加上缅北各军阀本就多受中共扶植，而为电诈势力护航的缅甸军政府也长期亲中共，因此，这一场反电诈之役犹如中共代理人间因利益冲突而起的厮杀，也再次践踏缅甸难产的民主化。
为帮中国反电诈，缅北彷佛上演了一场黑帮剧。先是果敢反抗军率领的“三兄弟联盟”10月底打着“替中国打击电诈”的旗号，出兵剿猎当地的五大电诈集团(魏家、白家、双刘家和明家)，並攻占百来个城镇和军事据点，与缅甸军政府形成对峙。接著中国通缉缅北各电诈头目，还同步抓捕他们住在中国的家人，包括魏家儿子魏清涛、刘家胞弟刘正琦和明家女婿毕会军，三人上周录制内容雷同的忏悔视频，劝家族降服。
缅北局势受到国际关注。2023年11月19日泰国媒体报道，第17届东盟防长会议以及第10届东盟加八防长会议分别于本月15日和16日在印尼雅加达召开。各国防长尤其关注自2021年2月军人夺权后陷入混乱局势的缅甸安全。各国防长呼吁全面落实缅甸与东盟达成的“五点共识”，同时敦促缅甸各方停止暴力，展现最大的克制，避免局势恶化。据悉自从10月27日缅甸北部爆发战火，已造成逾20万人为了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
缅甸政府军首脑敏昂莱夺权两年多以来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包括军队在内的政府机构人心涣散，造成军政府当前领导力下降，各少数民族武装各自整合，有的则集结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如今政府镇压与民间反抗形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抗阵营，双方都不惜血本寻求取胜。而缅甸内部无论政府军还是各个少数民族武装都分别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
缅甸内战
缅甸地处印太重要战略位置，盛产硬木和贵重的柚木；矿产资源丰富，如锡、钨、锌、铝、石油、天然气、刚玉（红宝石）及玉石（翡翠），其中红宝石及翡翠品质全球最高。从中国大陆涌入的逐利者越来越多。缅北更成为中共布局“一带一路”的东南亚重要基地，除了能连接滇缅通往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出海口，打破国际封锁，更能给美国印太战略版图楔上一颗钉子。缅北靠近中国的地区有七八个规模较大的地方政权，所有缅北诈骗并不是当地割据军阀独立做的，都是中共在背后支持的。中共扶植黑势力，扰乱这个国家，借此间接操控和制约当地政府。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一部分。
1940年代
缅甸与共产党
缅甸今天的乱局与中共有脱不开的关系。自1939年到1989年，缅共总共存世50年。缅共也是中共输出革命的代理人。1939年8月15日昂山任缅共第一届总书记。缅共从一成立就开始内斗，分裂为亲中共的“白旗共产党”和亲苏联的“红旗共产党”。昂山曾亲赴延安学习武装斗争手段；亲苏的德钦巴欣主张争取苏联援助。后来“白旗共”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逐渐坐大，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压力。缅甸各族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回溯到很早以前，昂山曾为日本工作，然后又与（缅甸）共产党合作，某个时候，缅甸人民实际上分裂成支持共产党的一派和支持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一派。实际上发生了分裂。缅共拥有武器等优势。
缅甸内战是自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在国内持续进行的叛乱与冲突。这场冲突主要是由于缅甸国内的种族矛盾，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与国家武装力量缅甸国防军争夺少数民族地方的自决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0年，以昂山为首的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前往日本接受军事训练，为对抗英国的反殖民斗争做准备，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三十义士”。1941年他们返回缅甸后，成立了缅甸独立军，与盟军作战。
1942年，日本占领仰光后，扶植巴莫、昂山等人建立了傀儡政权缅甸国，并将缅甸独立军重组为其武装部队缅甸国防军后又扩大为缅甸国民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昂山对日本赢得战争的能力越来越怀疑，并于1944年年中决定改变立场倒向同盟国。1945年7月，在缅甸的日本军队投降，英国开始与昂山和其他著名的缅甸领导人谈判缅甸独立事宜。
1947年2月，在缅甸独立前夕，昂山与钦族、克钦族和掸族代表在掸邦彬龙举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彬龙协议》。该协议承诺三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实行充分自治，并可选择在独立10年后脱离缅甸。然而不久之后，1947年7月19日昂山被暗杀，独立后的吴努政府没有遵守彬龙协议所规定的条款。这进一步加剧了缅族与该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缅甸独立后
1948年1月4日，缅甸从英国独立后，该国最大的两个反对团体是由缅甸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和由克伦民族联盟领导的克伦民族主义者。
在缅甸独立初期局势平静，但1948年4月2日，缅甸共产党在勃固地区打响了武装冲突的第一枪。在1949年，缅甸共产党打到鼎盛时期，拥有约15000名战士。
在缅甸独立后时期，克伦民族联盟主张建立一个由克伦人统治的独立国家。拟议的克伦人国家将包括下缅甸（外缅甸）的克伦邦和克耶邦（克伦尼邦）的领土。此后，克伦民族联盟逐渐将工作重点从完全独立转移到了缅甸联邦制下的克伦族享有公平代表权的地区自治。
1960年代
在连续三届议会政府在缅甸执政之后，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国防军于1962年3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了议会政府，建立了缅甸军政府。其后，军政府被指控严重践踏和侵犯人权，议会政府内阁和少数民族政治领导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即被逮捕和拘留。在此期间，其他少数民族团体开始组建更大的反叛派别，如克钦独立军，以回应新政府拒绝采用联邦制的立场。
1963年与奈温政府的和平谈判失败后，许多武装组织，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接受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战争”概念。缅甸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在缅甸复制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缅甸共产党对其中国盟友的效仿被许多缅甸人视为中国试图干涉缅甸事务，这种情绪导致了1967年缅甸发生的反华暴力骚乱。到骚乱平息时，已有31名华侨被杀害，几家华侨拥有的企业被烧毁。
在1962年政变后不久和1972年，奈温与几个武装组织举行了和平谈判，但这两次和谈均不欢而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奈温拒绝采用联邦多党制。谈判失败后，缅军的叛逃者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纷纷返回各自的基地。军政府没收了私人财产，并于1974年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以一党制统治国家。在奈温长达26年的独裁统治下，缅甸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王国，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88年，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导致社会主义纲领党和奈温被迫下台，在经过以貌貌为首的短暂文官统治后，被以苏貌将军为首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权——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取而代之。
在1962年吴奈温军政府的高压打击下，缅共瓦解，克钦族部队退入中国境内，被中共安置在贵州，缅族则安排在四川省。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十余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主力，不少人成为缅共高级领导人。前掸邦“果敢王”彭家声便在其中。
彭家声祖籍四川，出生在果敢，1967年加入缅共，缅共溃败后率165人退入云南境内临沧地区，后赴北京，受到高层接见。1968年1月1日，经过中共训练的彭家声兄弟正式打出“缅甸人民军”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云南滇西边境的中共一线部队，受命支援缅共人民军。之后人民军控制了云南和缅甸间近2000公里的边界线周边大块土地。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土地，150至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近3万人。
1960年代，缅甸军政府从退出共产党的昂山那里成立军事强权，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拜的庙是苏联。缅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声称：国际共产运动最正宗的就是ABC，A即阿尔巴尼亚，B即Burma缅甸，C就是中国，所以缅共投靠的是中共。缅甸内战，一直在苏共做后台的军人政府和中共做后台的缅共之间进行。
中缅边境长达2100多公里，其中有近2000公里与中国云南邻界，云南与“金三角”地区最大鸦片产地，与缅甸掸邦高原毗邻。中共对东南亚国家搞输出革命，结果都导致了当地的惨烈的排华事件，当地华人被害。缅甸也一样，最后军政府也对华侨进行惨烈迫害。
1970年代
缅甸人民军坐大还得益于中国“知青”的人力补充。1970年底至1971年中国文革高峰期，红卫兵认为，缅甸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境加入缅甸人民军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无数抱着革命激情或为找人生出路的“知青”跨出国界。他们的举动还被中共当局有关文件规定为“正式参加革命”。第一批人刚进入果敢，就参加了“滚弄战役”，与缅军对峙42天，不少才学会打枪的知青战死。少数失散的女知青则流落缅北，走投无路下唯有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这一仗后，部分跑出去“革命”的知青，又跑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出境“革命”。而沉淀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熬过“吃苦关”，一些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缅甸军政府投靠苏联，缅共投靠中共，1967年中共公开介入缅甸内战，中共一直对缅共有培训，缅共人民军立功书印的都是毛泽东头像；缅共一个连长就可以直接到昆明军区领取冲锋枪。这个基础上，随着中共国内“文革”全国蔓延，一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的大城市知青，开始越境进入缅甸，他们一路下来，贴满“打倒奈温政府”、“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缅共就在中缅国境线上设立招兵站，红卫兵一到，领上枪就能过境打仗。多少知青参加了？中共这边的数字被抹掉了，于是这些人永远也回不来了。偷偷回来的都成了一辈子的黑户口，特别是他们多数都是大城市的，在大城市没有户口，工作、成家、子女入户都成了问题，一辈子受苦。那么大概有多少人呢？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缅共游击队人数激增到五万之众！都是中学生，突然一下子就卷入了缅甸内战当中，死得非常惨。缅军抓住知青志愿军，一律乱棒打死，还有五马分尸。
缅共军事领导先后到北京的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然后到基层54军实习，甚至直接到四川、云南的中共部队里担任实际职务带兵。
缅共的最早创始人，中共国内教材总说是1966年跟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德钦丹东。实际上，缅共真正最早创始人是昂山将军，也就是昂山素姬之父。当年中共在中国做马克思主义代理。东南亚各国从中共这里分销马克思主义。昂山为了从英国统治中独立，也组建了缅甸共产党。他当时寻找中共党组织，在厦门上岸时被日本间谍拦截，转到日本接受训练，回国后组建军队配合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攻打英国军队；后来更有名的是跟日本人一起与中国远征军作战，在与国民党作战上，缅共和中共成了一路人。后来，缅共创始人昂山退了党，又从日本的傀儡变成英国人的盟友，打击日本人。
当年坚决抗击英国要民族独立的昂山，最后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英国读书，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昂山将军被刺杀后，缅甸从军事强人独裁统治发展成军人政权，最主要的领导人吴奈温总统就是昂山的部下。所以，缅甸人民仰望的民主女神、西方国家刻意扶植的昂山素姬，实际上与她的对手、独裁的军人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罗兴亚是穆斯林，那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难题，把孟加拉的穆斯林移民到了缅甸。军队迫害罗兴亚人。缅甸主要的佛教人口昂山素姬也不能得罪，那是她的民众基本盘。另外昂山素姬不得不展现对中共的和好，在中共和西方之间玩平衡。
1980年代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前，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还有脱离缅共成为“缅甸民族联合党”总书记的赵尼来，“缅甸民族联合军”总司令鲍友祥。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林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官兵是中国“知青”。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活跃在缅北各支武装之中，成为“人间地狱”乱象的无数支点。缅共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波晋孟有华人血统，1989年缅共解体后逃亡中国，还在云南重组缅共。后来住在西安的干休所养老，2015年初在北京去世。缅共存活50年间，中共对其大量“国际主义援助”，是不争的史实。
19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昆明滇池边，突然修建起一个神秘的别墅小区，它是中共最机密的营建项目，由中央军委直接委托总后勤部，加上总参二部、中共外联部一起运作的。这些别墅的主人，是缅甸共产党旅级以上高级干部和家属的安顿之所。这只是中共长期以来控制缅共对东南亚进行渗透掌控的一个插曲。
1988年，随着缅甸民主运动大规模爆发，缅共内部也发生分裂，要么出走中国，要么退党向军政府投降。昆明滇池边的高级别墅区安顿缅共高级将领，即发生在这个时期。现在剩下的还有一个克钦独立军，依然在接受中共私下援助。其它的缅共军队都土崩瓦解了。
苏联解体后，没有了原来亲苏亲中的分歧，缅甸军政府一个心思地扎进中共的怀抱。因为西方支持昂山素姬的民主运动，对军政府进行制裁，也客观导致了军政府更加依赖中共。从1988年到2012年，军政府与中共打得火热。
毒品
一般认为，金三角毒品王国是坤沙等毒枭打造的，但实情是：毒品泛滥始自缅共。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共撤回缅甸人民军中的“顾问组”，之后财源也逐步断供。面对危局，缅共中央1980年8月成立直属毒品贸易机构，代号“8.19”。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为总负责人。“8.19”让“海洛因”加工厂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洛因加工厂多达85家。1985年前，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只有鸦片交易，几乎并没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高级干部和整个缅共武装，几乎全部卷入毒品生意。
8888民主运动（1988年）
1988年3月12日，学生们开始在仰光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奈温及其领导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极权统治。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主义纲领党政府迫于压力接受了多党制。然而，1988年9月18日，社会主义纲领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军方随后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并对抗议者实施暴力镇压，在1988年9月21日结束了所有示威活动。
缅甸当局声称约有350人丧生，而反对派组织则声称有数千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于军方之手。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有3000多人在示威活动中丧生。尽管新军政府对8888起义进行了暴力镇压，但在示威活动停止后，新军政府还是同意与某些武装组织达成了停火协议。
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在8888起义中脱颖而出，成为缅甸民主运动的象征，领导着该国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军政府于1990年安排了一次大选，选举议会规模的制宪委员会成员，以起草新宪法。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但军政府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了昂山素季。
1990年代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统治时期（1988–2011）
在宣布1990年大选结果无效后，军政府巩固了对缅甸的统治。1992年，丹瑞取代苏貌成为军政府的领导人，之后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于1997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由11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20世纪90年代，缅甸军严重削弱了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的力量，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基地和据点。
2000年代
2006年，缅军对克伦民族联盟的武装分支克伦民族解放军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冲突导致克伦邦数十万平民流离失所，据估计，由于政府军与克伦民族联盟之间的战斗以及政府强行迁移村庄，约有50万人流离失所。
2007年，数十万僧侣抗议军政府的统治，呼吁自由选举、少数民族权利和释放政治犯，这一事件被称为“番红花革命”。抗议活动的起因是当局取消了压缩天然气的价格补贴。
2009年，缅军袭击了缅甸掸邦北部的果敢地区，导致以彭家声为首的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3万名当地难民逃往邻国中国云南省避难。
2010年，缅军与民主克伦佛教军5旅发生暴力冲突，导致近1万名难民逃往泰国躲避暴力冲突。
2010年代
2011年10月5日在泰国湄公河金三角水域发生中国籍和缅甸籍两艘船舶13名中国船员遭武装分子劫杀的“湄公河惨案”，中共立即跨国调查，向老挝、缅甸和泰国三国派出警务工作组。2012年4月缅甸籍毒枭糯康（坤沙继任人）及多名罪犯被老挝警方擒获，5月移交中国受审，12月，几名缅甸籍主犯糯康、桑康、依莱、扎西卡等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全案并没有交由缅甸审理判决。海外主流媒体报导了中共在全球广设一百多个海外警察局，监视、骚扰甚至遣返流亡的中国公民的消息。为何湄公河惨案中共能跨国执法，还能在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多国设立中共警察局，却放任跟前的缅北罪恶不打击？有舆论认为，中共是刻意纵容缅北犯罪，升级印太动乱，在全球围剿中找突破口。
中共对缅甸的渗透和控制不止在缅甸北部，2022年8月被泰国警方抓获的“网诈之王”佘伦凯（佘智江）和他创建的KK园区，被指是中共染指缅甸的生动写照。
佘智江，1982年1月出生于中国湖南邵东，家族世代农民。此人小学文化，却获得美国德克萨斯州博蒙特理工学院资讯安全和加密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以及“一带一路·中泰缅经济走廊促进会创会主席和中国-东盟经济走廊促进会的主席”等十多个头衔。2018年11月，佘智江受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出席了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晚宴。早在2016年12月1日，佘智江就和缅甸克伦邦边防军将军索奇督签订了合作协定。在缅泰交界的克伦邦妙瓦底，投钜资兴建占地18万亩的KK园区，获使用期70年。2017年1月，佘智江派人在香港注册了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港元。佘智江自称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他主导的前线大型旗舰项目。据称，KK园区安保力量分为三层。第一层在园区最周边，是克伦邦边防军；第二层是园区内保安；第三层是各网诈公司管理人员和“打手”。
2012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施，奥巴马对缅甸进行访问，西方开始取消对缅甸制裁，各国投资涌向缅甸。军政府开始放缓对中共的依赖，甚至因为缅甸民众对军政府的厌恶，把很多怨气对准了中国投资项目。在昂山素姬执政后，很多投资项目都开始重新审核。然而同时，中共也迎来了习近平时代，对外高调扩张开始。在亚洲地区与美国发生激烈碰撞。在川普把亚太战略扩充为印太战略之后，印度的角色也凸显出来，印度与缅甸经贸合作与军事联系逐渐增强。
对于缅甸军事政变，俄罗斯、中共没有明确站边表态，但是在联合国却反对对军政府的谴责与制裁。欧盟明确指出是军事政变。而美国拜登政府只谴责，却避免谈军事政变，据称的原因是“操纵大选”，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在缅甸大选之前，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公开指出并谴责缅甸可能存在的大选舞弊行为，对民主政权的伤害。但是在缅甸，究竟谁在作弊呢？“克林顿基金会”有明确支持缅甸民主进程、特别是选举的声明，参与投票的一些硬体设备也都与该基金会联手，号称“共同打造民主社会”。
缅甸军政府对民主选举的直接操控更加赤裸裸，但是真的干起来，军政府必须要考虑西方国家如影随行的制裁，它是否有能力承受。尤其是缅甸人民经过五年的民主教育，民盟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比当年随时被抓被打被解散的境况好多了；缅甸人民也已经具备了更强有力的反抗军政府的能力。那么缅甸军政府发动军事政变一定要有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支持，包括能与美国制裁对抗的金援。那么答案就只有一条：军政府长期以来的外部力量中共，有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介入缅甸政治的资力和决心。
民主化瓶颈
2015年11月，缅甸各地3000多万名选民25年来首次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选举投票，最终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党获胜，缅甸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军人出身的吴登盛将权力平稳过渡给昂山素季政府，为了保障缅甸政府不再度被军人集团控制，卸任后的吴登盛率先作出表率，他搬往缅甸中部地区的彬乌伦落发为僧远离政治舞台。
美国政府曾对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作出过非常大努力。2015年缅甸政权民主过渡后，缅美关系更加紧密，随后美国逐步放松对缅甸的制裁，并向缅甸提供诸多援助。缅甸实现民主后步入了正常国家序列，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但缅中关系一落千丈，缅甸上下一直对中国资本涌入抱有敌意，中国项目在缅甸因环境问题常引起抗议，仅中资密松水电站的建设，缅甸人就持续抗议了10年之久。虽然中缅之久交流未曾中断，但两国关系因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一度倒退是不争的事实。很明显，缅甸这次军事政变少不了北京干预。自中共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后，缅甸作为受益国获得北京大量援助，翁山政府对中共态度也变得暧昧，但中共仍未能在昂山素季掌控的缅甸政府取得绝对优势，尤其是诸多军事目的明显的项目进展缓慢，这也是中共对昂山素季政府逐渐失望的原因之一。对于中共政权来说，他们更喜欢与缅甸军政府人员打交道，双方历史上有过良好的互动；再者，缅甸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多方势力长期混战都需要抱中共大腿求生存，缅甸政局倒退更利于中共对缅甸进行渗透。
另外，缅甸政局发生变化的时间令人玩味，政变恰逢拜登政府接手权力，新政府尚未处理好美国内部诸多问题。缅甸军政府等于在美国眼皮底下搞了小动作，要知道美国对缅甸自上世纪90年代进行制裁，制裁令军方苦不堪言，军方不会这么快好了伤疤忘了疼，敢冒这么大险背后必有更大的金主，中共顺理成章的就是缅甸军方背后的大靠山。
中共鼓动缅甸军方政变貌似又是一场一本万利的买卖，首先，中共在缅甸搞军事政变就是让美国难堪，同时也是在测试拜登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底线，拜登一向以民主斗士自居，缅甸的火花刚好能测试一下拜登是张伯伦还是丘吉尔，说白了是中共在测试美国对东南亚是绥靖还是硬怼，缅甸事件级别刚刚好，非常适合中共投石问路。中共当然知道纸包不住火，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的同时，中共派杨洁篪向美喊话称，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美利益高度关联融合，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搬掉阻碍两国各界交往的“绊脚石”。于是，中共黑手下的够硬，当面姿态又摆得很低将皮球踢给拜登，拜登不得不解决缅甸这个烫手山芋，又没办法直接跟中共撕破脸。
其次，中共信奉地缘政治，认为中国周边国家朝鲜化才能达到边境“长治久安”，拿缅甸试枪没有太大风险，就算失败也能轻易全身而退。其实，中共对缅甸军变前几个月就有所准备，中共称为了防范疫情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建牆，现在看来刚好是防范缅甸的混乱波及到中国境内。
最可怜的莫过于缅甸百姓，他们离美国太远离中共太近，中共的邪恶在于跟美国博弈的同时必须拉几个背锅侠垫背，很可惜刚刚民主化几年的缅甸又被中共拖入深渊。
文官政府时期
2008年，缅甸政府颁布新宪法，并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启动了政治改革，数千名政治犯被释放，其中包括昂山素季。2008年宪法还为6个少数民族设立了1个自治省和5个自治提舍。2014年11月，全国民主联盟试图对宪法进行修改，以回应昂山素季的政党赢得选举后无资格成为缅甸总统的条款。然而，这些修正案遭到了否决。
2013年，缅甸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穆斯林骚乱。暴力事件发生时，以维拉图领导的佛教民族主义组织“969运动”开始兴起。
2015年政治改革结束后，政府开始主办一系列和平会议，希望结束国内冲突。然而，这些努力因没有解决停火组织提出的主要意见，并将该国仍在活动的最大武装组织排除在外而受到批评。政府的批评者认为，缅甸现行宪法赋予军方过多权力，阻碍了该国实现和平和民主改革。一些政客和活动人士因反对军方在政府中的作用而被杀害，如昂山素季的前法律顾问，宪法专家、律师哥尼，他在呼吁政治改革以减少军队影响力后被暗杀。
在掸邦，军方于2015年果敢攻势期间继续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交战。
2016年10月9日，若开罗兴亚救世军首次对孟加拉国和缅甸边境的缅军边防哨所发动了袭击，造成9名边防军官死亡。这促使缅军在若开邦北部开始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并在若开罗兴亚救世军于2017年8月25日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后加强了行动。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并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描述为种族清洗。
2016年11月下旬，由若开军、克钦独立军、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四个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组成的缅北联合阵线袭击了掸邦北部木姐镇附近中缅边境的城镇和边防哨所。武装分子于2016年11月25日占领了勐古镇，并一直控制着该镇，直到2016年12月4日为避免缅甸空军空袭造成平民伤亡而撤出该镇。
2019年8月15日，缅北联合阵线武装分子袭击了瑙丘镇的一所军事学院，造成15人死亡。随后几天发生了进一步冲突，缅甸军方警告称，如果缅北联合阵线不停止袭击，掸邦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
2020年代
2021年政变和暴力的死灰复燃
2021年2月1日凌晨，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昂山素季及其政府的其他几名高级成员在政变期间被军方逮捕。随后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要求敏昂莱和新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下台，释放在政变中被捕的人士，并恢复文官政府。
反政变抗议者用弹弓、燃烧弹和临时盾牌武装自己。2021年3月下旬，有数十名抗议者前往缅甸边境地区，在该国众多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之一的领导下进行训练，从而增加了全国爆发内战的风险。流亡的文官政府，即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提议组建一支“联邦武装力量”来打击缅甸国防军。
抗议者最早的一次武装抗议发生在实皆省的卡莱镇及其周边地区。2021年3月28日，缅军突袭了卡莱的一个抗议营地后，抗议者用猎枪和自制枪支进行了反击。一些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特别是克钦独立军和克伦民族解放军，也因政变恢复或升级了对缅军的袭击。
2021年4月4日，《全国停火协议》的七个签署方宣布决定加入民族团结政府，其中包括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和克伦民族联盟。一些组织已经恢复了对军政府的敌对行动。
在钦邦的敏达和哈卡，钦邦保卫军于2021年4月26日开始武装抵抗。
2021年5月5日，民族团结政府宣布成立武装力量——人民防卫军，以保护其支持者免受军政府的袭击，并作为组建联邦军队的第一步。5月23日，人民防卫军在木姐镇与缅军发生冲突，至少13名缅甸安全部队成员死亡。克耶邦的克伦尼民族保卫军成员也在该邦首府垒固附近与缅军发生冲突。
缅甸共产党于2021年底宣布成立新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
据全球武装冲突数据库项目估计，从2021年2月到12月，已有11000人在冲突中被杀害。
2020年8月，中共驻缅大使馆发布声明辩称，缅甸亚太新城系第三国投资，同“一带一路”倡议毫无关系。但中共对KK园区的官宣与其驻缅使馆的说辞相左。长达13分53秒的亚太城宣传片中，中缅两国的多次经济合作会议，以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侨商联合会等官方组织都被放在前面，以“高度关注”“全力支持”为亚太城背书。中国侨网2019年7月20日以《侨企落地缅甸建智慧新城 力争打造“一带一路”示范项目》为题，报导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与佘伦凯KK园区合作签约的仪式。报导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属公司将为KK园区做顶层设计，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多方面提供智力支撑与保障，力争将园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性旗舰项目。
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犯罪顽疾在东南亚蔓延》的报告。报告说，这些犯罪组织最初主要从事非法在线赌博，现在则开始采用一种新的诈骗形式，中文称之为“杀猪盘”，“因为其目的是在屠杀目标之前把它们养肥”。他们正对美国公民，以及来自欧洲、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犯下罪行。
在缅甸，这些骗局是在与泰国接壤的克伦邦新建城镇水沟谷（Shwe Kokko）进行的，该地区由中国犯罪投资者与缅甸边防卫队合作控制。根据USIP的报告，那里“至少有17个不同的犯罪区”。在世界舆论一边倒谴责缅甸犯罪集团的当口，网易7月23日发表《励志！明光忠考取北京大学》一文，报导了缅北“卧虎山庄”老板明国安的儿子明光忠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报导称，明光忠的爷爷明学昌是缅甸果敢县前任县长，现任掸邦议会议员；父亲明国安则是果敢员警21营的营长，创办了集赌场、酒店和射击场等娱乐项目的“卧虎山庄”。明光忠考上北大，当地还开大会庆祝。他的父亲、叔叔、爷爷都是当地开赌场、诈骗、甚至“噶腰子”卖器官的老板。
卧虎山庄曾囚禁、残害大量中国人，令受害者深恶痛绝。缅甸电信诈骗园区数量庞大，老板和骨干多为华人。缅甸中文报纸《金凤凰》引述中共官方资料披露，截至2022年3月，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作案数量占中国境外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68.5%。从缅甸自首回国的诈骗人员中，偷越国境的占97%；在中缅国境线被拦截的偷越国境人员中，70%偷渡目的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25日报导，南方某地公安局驻云南的警察张焱估计，仅仅是缅甸东部的妙瓦底就有上百个园区，缅甸的猛能、猛平、邦康、大其力、南邓、老街、木姐等地加起来至少有1000个园区，“差不多有数十万人在那边敲键盘”。
2022年7月29日消息，《河南都市报》女记者冒死卧底128天，救出6名中国同胞；菲律宾警方7月27日接到一华人女性报警后，从7幢建筑物中救出来自16个国家2714名被迫从事网络犯罪的受害人，其中包括604名中国人。而吉林市高官却反向宣传。人民网报导，“7月25日，吉林省吉林市市委书记胡斌率团在缅甸中华总商会举行‘共建新通道共谋新发展’经贸合作推介会……”会后吉林市对外友协与缅甸旅游协会共同签署了建立“互为旅游目的地”城市关系合作备忘录。大陆网民质疑：签署协定真的能保证国内游客的人身安全吗？那些人把国人称之为“行走的RMB（人民币）”，足见其心可诛！这些人为了利益可是毫无底线的。这个旅游协定应该只是为了日后干什么事情的铺垫罢了。在缅甸有一些综合体，集合了建筑物、酒店、赌场和各种类型的犯罪活动，包括卖淫等。这涉及到中国公司，或者说中国黑社会公司与缅甸一些武装派系之间的合作。他们用人民币、中国手机，有中国银行在当地开分行。它除了不是中国领土，其它都是中国的。所有这些地方军队、武器、甚至军人，都来自中国。很多中国大陆军人退役后，就会有人请他们到缅北去训练部队，甚至操练形式都是中共军队那一套。 菲律宾、印度、泰国也对诈骗犯予以打击。2022年8月17日，泰国警方宣布佘伦凯（曾用名佘智江）在曼谷被捕。此人被捕前，是多个东南亚华商会的荣誉会长，柬埔寨华侨企业家和“慈善家”。佘在缅甸东部与泰国接壤的克伦邦妙瓦底豪投150亿美元建了臭名昭著的亚太新城产业园（又称KK园区）。网上流传一份佘智江的个人声明，承认他是中共“国安部前干员”，但不承认他是KK园区的老板，“我和亚太集团所经营的项目只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运营”。并表示他在泰国监狱服刑，“受到中国政府构罪背锅和政治迫害”。
美国国务院《2023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关注了缅甸的人口贩运和网络欺诈问题。国际刑警组织2023年6月7日针对包括缅甸在内日益严重的全球人口贩运危机向成员国发出橙色通报（公共安全最高级别警报）。对应全球愤怒舆情，中共却表现冷漠。对此，推特号“真相传媒”质问：女记者都可以救人，为什么中共不救人？
所有中国人都在问，菲律宾能救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中共）政府不能救？表面上好像中国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中国就在缅北旁边，却只能够禁止国人去缅甸，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缅北黑恶势力都是中共在缅甸的抓手，它就是要培植缅甸这些地方武装。
按州或地区划分的冲突
钦邦和实皆省
印度米佐拉姆邦的米佐族、缅甸的钦族以及库基族都是有着共同文化和历史的佐人。
1960年，敦和普姆·拜特成立了钦解放军，以统一钦族聚居区，而米佐民族阵线则为米佐独立而战。钦民族军成立于1988年。2012年，它与钦邦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库基民族军也成立于1988年，其目标是在缅甸和印度建立库基自治。
在印度东北部与印度政府作战的几个分离主义组织也以缅甸为基地开展活动，如佐米革命军、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这些组织经常通过管理松懈的边境进入印度。
2019年6月，缅军在印度军队的配合下，对位于实皆省那加自治区塔加的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总部采取了行动。
克钦邦
克钦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景颇族）是缅甸的主要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克钦邦克钦山北部山区。克钦正规军士兵以前曾是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962年奈温夺取政权后，许多克钦士兵从军队叛逃，并与已经活跃的克钦族武装分子重组，成立克钦独立军，隶属于克钦独立组织。宗教关系紧张也是冲突的根源之一，因为克钦人在历史上主要信奉基督教，而缅甸占多数的缅族则主要信奉佛教。
克钦独立军曾与政府多次签署停火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1994年签署的停火协议，该协议持续了17年，直到2011年6月缅军袭击了克钦独立军位于克钦邦八莫东部塔平河沿岸的阵地。由于停火协议破裂，克钦邦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境内流离失所潮，截至2017年4月，有超过9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分布在150多个营地或类似营地的环境中。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位于非政府控制区，出入受到严格限制。据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估计，2018年4月和5月，因克钦独立军和缅甸国防军之间的战斗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1.4万。
2012年，克钦独立军和缅军之间的冲突造成约2500人伤亡（包括平民和军人），其中211人是政府军士兵。暴力事件导致近10万平民流离失所，364个村庄完全或部分被遗弃。
据当局称，2014年11月19日，缅军袭击了拉咱镇附近的克钦独立军总部，打死了至少22名克钦独立军武装分子。
2018年1月，恩版腊成为克钦独立组织主席和克钦独立军二把手。甘双仍担任克钦独立军总司令。
克耶邦
1957年，克耶邦的民族独立组织成立了克伦尼民族进步党。不久后，克伦尼军也随之成立，为克伦尼人的自决而战。除了1995年短暂的三个月停火外，克伦尼军和缅军一直在该地区作战。克伦尼民族进步党的竞争对手包括左翼的克耶新土地党和克伦尼民族人民解放阵线，这两个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都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
克伦尼军对政府的不满包括政府对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快速消耗、以低价强行出售当地农民的农产品、地方当局内部的敲诈勒索和腐败、强迫劳动、强迫整个村庄和农场搬迁、摧毁房屋、在平民区埋设地雷、酷刑、强奸、法外处决、焚烧村庄、没收粮食供应和牲畜、未经指控实施逮捕以及对穷人的剥削。克伦尼军目前由弼图将军领导，大约有500至1500名士兵。
2021年军事政变后，原文官政府领导的克伦尼民族保卫军在克耶邦北部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冲突随之升级。在缅军袭击并烧毁了该地区的几个村庄后，克伦尼民族保卫军战士对缅军发动了进攻，夺取并摧毁了几个军事哨所。
克伦邦
缅甸东部克伦邦的克伦族是缅甸第三大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自1949年以来，克伦族武装组织一直在争取独立和自决。1949年，时任缅甸陆军总司令、克伦族人史密斯·敦因克伦族反对派组织兴起而被解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接替他的是后来以军事独裁者身份统治缅甸的缅族主义者奈温。
缅甸政府过去曾被指控对克伦族平民使用“焦土”战术，包括（但不限于）烧毁整个村庄、埋设地雷、使用平民作为奴隶劳工、使用平民作为扫雷人员以及强奸和谋杀克伦族妇女。根据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些针对克伦人的策略可以被认定为种族清洗。但当局否认了这些说法。
克伦民族联盟及其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解放军的最初目标是为克伦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然而，自1976年以来，他们转而呼吁建立一个拥有公平的克伦族代表权和克伦族自决权的联邦国家。
1995年，克伦民族联盟的主要总部和行动基地大多被当局摧毁或占领，迫使克伦民族解放军在克伦邦的丛林中开展行动。直到1995年，泰国政府一直在支持缅泰边境的武装分子，但由于与缅甸达成了一项新的重大经济协议，泰国政府很快停止了对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的支持。
2015年10月15日，克伦民族联盟和其他七个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一起同缅甸政府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然而，2018年3月，缅甸政府违反协议，派遣400名缅军士兵进入克伦民族联盟控制区，修建一条连接两个军事基地的公路。克伦民族联盟与缅甸军队在帕本县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导致2000人流离失所。2018年5月17日，缅军同意“暂时推迟”公路项目，并从该地区撤军。
2021年军事政变后，克伦民族联盟恢复了与缅甸政府的斗争。2021年4月27日，克伦民族联盟武装分子占领了缅甸与泰国交界的萨尔温江西岸的一个军事基地。缅军随后对克伦民族联盟阵地进行了空袭作为报复。双方均无伤亡报告。
孟邦
自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孟族人民一直在寻求自决，最初是在孟人民阵线的领导下，1962年成立了新孟邦党。1949年以来，孟民族解放军一直在与政府军作战。2015年孟民族解放军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并与克伦民族解放军发生过小规模冲突。
若开邦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若开邦的若开族（或称阿拉干族）、钦族、和罗兴亚人等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一直在若开邦与缅甸政府政府争夺自决权。在1978年被缅军击败之前，该地区一直是红旗共产党的大本营。其继承者若开共产党一直在若开邦发动叛乱，直至20世纪90年代。
若开族武装组织，如若开军和若开解放军，继续与政府作战，不过自政治改革和和平谈判以来，已经很少发生重大暴力事件。成立于2009年的若开军目前是若开邦最大的地方武装组织，拥有约7000名战士。
2019年1月4日，约300名若开军武装分子在黎明前对布帝洞镇北部的四个边境警察哨所发动了袭击。13名边防警察成员被打死，另有9人受伤，40支枪支和1万多发弹药被抢走。若开军后来称，他们抓获了9名边防警察和5名平民，有3名战士也在袭击中丧生。
袭击发生后，缅甸总统办公室于2019年1月7日在首都内比都召开了国家安全高级别会议，并指示国防部在遭到袭击的地区增加兵力部署，并在必要时动用飞机。据报道，缅军和若开军随后在貌夺、布帝洞、皎道、拉岱当和邦那均等镇发生冲突，迫使5000多名平民离开家园，其中数百人（主要是若开族和卡米族）越过边境逃入孟加拉国。还有关于平民伤亡、任意殴打和拘留若开族人、强行没收财产以及缅军封锁粮食援助和医疗救济的报道。
罗兴亚人叛乱
自1948年以来，罗兴亚人武装分子一直在若开邦北部与地方政府军和其他武装组织作战，以穆斯林为主的罗兴亚族和以佛教徒为主的若开族之间持续不断的宗教暴力加剧了冲突。
缅甸独立后，罗兴亚圣战者与政府军作战，试图将罗兴亚人居住的地区分离并将其并入到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1949年至1954年间，缅甸军方发起了数次行动，以重新控制该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末，圣战者组织失去了大部分动力和支持，到1961年，他们的大多数战士都已投降。
奈温军政府对罗兴亚人的敌意与日俱增。为了将叛乱分子和所谓的“外国人”驱逐出若开邦，当局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如1978年的“龙王行动”和1991年的“清洁美丽国家行动”。
罗兴亚人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一直是冲突期间的一个潜在问题，因此不时发生自发的暴力事件，如2012年若开邦暴动和2013年缅甸反穆斯林暴动。尽管罗兴亚人占若开邦北部三个镇区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经常成为出于宗教动机的袭击的目标。1982年的缅甸《国籍法》并不承认罗兴亚人是缅甸本土的一个民族。因此，罗兴亚人无法申请缅甸公民身份，也几乎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的权利。
2016年10月9日，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了缅甸和孟加拉国边境的三个缅甸边防哨所，在若开邦北部掀起了一场新的武装冲突。据边境城镇貌夺的政府官员称，袭击者从边防哨所掠夺了几十支枪支和弹药，他们还挥舞着刀具和发射金属弹丸的自制弹弓。袭击造成9名边境官员和“数名叛乱分子”死亡。2016年10月11日，4名缅军士兵在战斗的第三天被打死。一周后，一个新兴的反叛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2017年8月25日凌晨，若开罗兴亚救世军武装分子对24个警察哨所和第552轻步兵营陆军基地发动了协同袭击，造成十几人死亡。作为回应，缅军在若开邦北部发起了“清剿行动”，批评者认为这些行动针对的是罗兴亚人平民而非武装分子。暴力事件发生后，该地区仍有20万平民被困，无法充分进入市场并获得生计、服务和医疗。
掸邦
掸邦是缅甸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个邦。掸族（又称傣族）是掸邦最大的民族，也是缅甸第二大民族。掸族是彬龙会议期间参加协商的几个民族之一。《彬龙协议》规定如果掸邦领导人对缅甸中央政府不满意，他们可以选择在缅甸独立10年后从缅甸分离出去。然而，在昂山遇刺后，独立后的缅甸政府没有履行这一协议。
由于10年的谈判毫无结果，1958年5月21日，39名掸族人在召内苏彦达（生于中国云南省瑞丽县）领导下成立了武装抵抗运动。该运动后来被称为“青年义勇军”。
1960年，这场运动在“粗鲁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召内苏彦达和一群年轻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内部分裂，后者随后组建了掸邦独立军。除了青年义勇军和掸邦独立军的残余外，还有主要在掸邦南部活动的掸族团结阵线。
1964年，掸邦独立军、掸族团结阵线和果敢军（一支由果敢族华人组成的地方军队）同意并入掸邦军。缅甸联邦第一任总统、末代永贵土司（良瑞召法）苏瑞泰的王妃召婻哏罕当选为其政治派别掸邦军事会议主席。1971年8月16日，掸邦进步党成立，取代了掸邦军事会议。
在掸邦北部，掸邦进步党与长期活跃在缅中边境地区的缅甸共产党发生了冲突。20世纪60年代，缅军开始实施“嘎戈耶”计划，招募少数民族军队来打击共产主义叛乱分子，作为回报，他们将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条件从事跨境贸易。这导致掸邦军的许多部队投靠民兵组织。掸邦军还与罗星汉和坤沙等鸦片军阀合作。内部分裂导致掸邦军分裂为多个派别，并于1976年年中解散。掸邦进步党后来组建了亲共的北掸邦军继续发动叛乱。1989年4月，缅共遭遇内部兵变并垮台后，北掸邦军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以换取其控制地区的自治权（正式名称为“缅甸掸邦第三特区”）。
20世纪60年代，缅甸政府允许民兵领导人坤沙（汉名张奇夫）种植和交易鸦片，作为掸族武装和共产党叛乱分子作战的回报。他逐渐成为掸邦最有权势的武装组织领导人之一。
1969年，坤沙在与掸邦军密谋后被缅军抓获，后来被流放到泰国，并在泰缅边境附近建立了一支军队，成为金三角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鸦片军阀。
1982年被泰国军队驱逐出境后，坤沙返回缅甸，并于1985年组建了孟泰军。20世纪90年代，孟泰军成为掸邦占主导地位的武装力量，最高兵力达2万人。
1991年，坤沙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并自任“总统”。然而，孟泰军中部分掸民族主义者不同意他的领导。
1995年5月10日，蒙泰军发生分裂，掸族头人昭衮姚率近3000人出走，并在缅甸东北部地区组建了掸邦民族军。随后“掸邦共和国总理”又出走，坤沙不得不先后辞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到1995年12月，佤邦联合军和缅军对孟泰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关键时刻缅军施展了和平劝降的手段，加速推进与坤沙的秘密接触，劝其交出武装换取和平。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
1996年1月5日，即缅甸独立日的第二天，坤沙最终同意无条件缴枪投降。孟泰军于1996年1月18日举行缴枪仪式，向缅甸政府投降，然后坤沙搭乘直升机，飞往仰光。此后，坤沙便隐居于仰光。
原掸邦联合革命军的昭耀世拒绝与坤沙和孟泰军一起投降，率领麾下800名士兵前往掸邦中部，并于1996年1月26日成立了南掸邦军。随后，他又招募了大约1000名士兵，返回掸邦南部，于2003年在老泰亮建立了南掸邦军总部。此后，南掸邦军已成为缅甸最大的掸邦武装组织之一，截至2016年，该组织约有8000名士兵。南掸邦军的政治派别是掸邦重建委员会。南掸邦军在缅泰边境设有多个基地，并于2011年12月2日与缅甸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
2011年，缅军对掸邦武装分子发动了一场名为“毅力行动”的军事攻势。在进攻期间，缅军从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和北掸邦军手中夺取了部分领土，北掸邦军参与了大部分战斗。虽然这次行动的正式目的是回应这些组织对缅甸政府“一个民族一支军队”政策的反对，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军方在玉石贸易中的利益有关。
2015年10月，缅军发动军事攻势，以夺取根据之前的停火协议给予北掸邦军的领土。缅军使用了重型火炮和空袭，造成数千平民流离失所。
此外，在掸邦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包括拉祜民主联盟、德昂民族解放军、佤民族军和勃欧民族解放军等，其规模和隶属关系各不相同。
果敢
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9年，掸邦北部的果敢地区一直由缅甸共产党控制。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领导的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脱离缅共，并与缅甸政府停战，遂成立“缅甸掸邦北部第一特区”，由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控制。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与缅军的停火协议持续了20年，直到2009年，缅军以“缉毒”名义进入果敢，并将彭家声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驱逐出果敢。2011年，果敢自治区成立。2015年，当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试图夺回其在2009年失去的果敢时，暴力事件再次爆发。2017年，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再次与果敢驻军发生冲突。
针对2021年政变，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恢复了对缅甸国防军的斗争。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在掸邦对缅军发动了数次联合袭击。
佤邦
1989年4月17日，在果敢脱离缅共后，鲍有祥领导下的佤族干部也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并成立了佤邦联合党和佤邦联合军。1989年5月，佤邦联合军与缅甸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此后一直以“缅甸第二特区（佤邦）”（缅甸政府称为佤族自治区）的名义统治掸邦的部分地区。缅甸政府曾指责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佤邦和佤邦联合军。
勐拉
1989年4月19日，吴再林（生于中国海南省，汉名林明贤）领导的缅共人民军815军区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和“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缅甸政府称为勐拉乡）。
对人权的侵犯
缅甸政府被指控对平民使用“焦土”战术，尤其是在克伦邦。指控包括烧毁整个村庄、埋设地雷、将平民用作奴隶劳工、将平民作为扫雷兵以及强奸和谋杀克伦妇女。根据律师事务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些针对克伦人的策略被认定为种族清洗。
双方都被指控使用地雷，造成数百名平民意外伤亡。克伦民族联盟被指控在农村地区埋设地雷，其中大部分尚未解除武装。克伦民族联盟声称，地雷对击退政府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阻止缅甸国防军袭击平民”。然而，埋设的地雷的受害者大多是当地平民，而不是政府军。地雷受害者必须前往缅甸-泰国边境寻求治疗，因为当地医院和设施缺乏适当的设备和资金。
双方还被指控使用了数千名儿童兵，尽管缅甸政府和七个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于2012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不会利用儿童获取军事和政治利益。国际劳工组织指责双方违反协议继续使用儿童兵。据国际劳工组织称，自2012年以来，缅甸国防军已释放了数百名儿童兵；然而，国际劳工组织还估计，2013年至2014年间，缅甸国防军至少招募了340名儿童兵。与此同时，据报道，武装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入伍。
缅甸使用儿童兵的最显著案例之一是双胞胎Johnny和Luther Htoo，他们是前反叛派别上帝军的领导人。1997年上帝军成立时，两人只有十岁。2022年7月25日，人权观察报道称，缅甸军政府在闭门审判后判处四名男子死刑，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些处决发生在极不公正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军事审判之后。
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者
泰国来兴府迈拉难民营是联合国难民署在泰国设立的9个难民营之一，其中居住着有70多万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人士。从1948年到2011年，估计有130000人在冲突中死亡。自2011年以来，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已记录了30000多人死亡。
冲突还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逃往泰国、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等邻国。1962年政变后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导致近30万人被驱逐。联合国估计，1996年至2006年间，缅甸境内约有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23万多人仍在该国东南部流离失所，12.8万难民住在缅甸-泰国边境的临时避难所。2007年8月，约160000名难民逃往缅甸-泰国边境以及泰国边境省份清迈和拉差布里的9个难民营。大约62%的难民人口是流离失所的克伦人。此后，无国界医生组织等人道主义组织向难民派遣了工作人员和医疗支持。截至2014年，估计缅甸境内仍有60万至100万人流离失所。在冲突过程中，缅甸政府官员被指控强行驱逐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平民，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他们重新用于商业、工业和军事项目。
根据国际难民组织的数据，2012年若开邦约有75000名罗兴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若开邦罗兴亚难民营的生活条件“完全不足”，无法获得基本服务。2017年10月，孟加拉国估计有947000名罗兴亚难民。罗兴亚人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最不受通缉的人之一”和“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民族之一”
据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报告，截至2018年，缅甸共有401000人因人为和自然灾害以及冲突和暴力而境内流离失所。这一数字包括全国各地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若开邦有13.1万人，克钦邦有9.7万人，凯因邦有5万人，塔宁塔里地区有4万人，克伦尼州有2.7万人，勃固地区有2.2万人，孟邦有1.8万人，掸邦有1.5万人，钦邦有1300人。]在这些总的流离失所者中，IDMC估计，2018年约有42000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新流离失所。与2017年相比，若开邦的新流离失所率较低，但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新流离失所者比率较高，这两个邦共有约3.6万人流离失所。
全球营地协调和营地管理小组在2019年估计，缅甸至少有941000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超过12.8万人生活在若开邦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超过10.5万人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流离失所。虽然许多流离失所只持续了积极战斗的时间，但克钦邦、若开邦和掸邦的营地证明了长期流离失所。这些营地的生活条件往往过于拥挤，住房、卫生、医疗、食品和教育不足。据估计，截至2019年11月，缅甸共有约35%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非政府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出入即使不是完全受限，也是有限的，这使国际和地方组织的救援工作变得复杂。
国际反应
自1991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就缅甸政府通过了25项不同的决议，谴责前几届军政府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和缺乏政治自由。2009年，他们敦促当时的执政军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结束该国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关于军方和地方准军事组织侵犯人权的报道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7年3月启动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实况调查团，但缅甸政府未能与之合作。特派团2018年9月发布的报告强调了自2011年以来克钦邦、若开邦和掸邦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明显模式”。缅甸国防军被指控蓄意和系统地以平民为目标、性暴力、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言论以及士兵有罪不罚。
目击者证词称，在若开邦，缅甸国防军的“清除行动”相当于在至少54个地点有计划和蓄意的大规模屠杀。据报道，数百甚至数千名罗兴亚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包括大规模轮奸，至少392个罗兴亚村庄被烧毁。报告还强调了对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定罪，这两名路透社记者揭露了军方法外杀害十名罗兴亚人的行为，随后被监禁；这些记者后来被释放，并因其报道获得2019年普利策奖。
除了针对罗兴亚社区的暴力行为外，该报告还指出，缅甸武装部队对若开邦民族的虐待行为，包括强迫劳动、性暴力、强迫驱逐和杀戮。它还强调了武装组织在克钦邦、若开邦和掸邦犯下的罪行，包括纵火、勒索、破坏财产、强迫劳动、强奸、谋杀和强迫失踪。访问团呼吁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军事领导人，特别是总司令敏昂莱大将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冈比亚于2019年11月11日向国际法院对缅甸提起诉讼。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2019年12月的公开听证会上为缅甸军方将领辩护，反对种族灭绝指控。
外国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政府和活跃在中缅边境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关系密切，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在冲突中扮演着多方面的角色。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1989年，缅甸共产党瓦解后，缅甸指责中国继续支持在其边境活动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如佤邦联合军和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后者由于具有共同的汉族背景而与中国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2016年，中国承诺支持缅甸的和平进程，鼓励对中国友好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参加与缅甸政府的和平谈判，并派遣更多军队确保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安全。中国还提供了300万美元作为谈判资金。然而，由于中国据称与缅北联合阵线和佤邦联合军有联系，缅甸政府对中国参与缅甸和平进程表示怀疑。
印度
由于与印度东北部武装活动重叠，印度和缅甸有着共同的战略军事关系。印度为缅甸军队提供了训练、武器和战术装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对武装分子采取了联合行动。缅甸还在寻找和逮捕逃离印度东北部的武装分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5月，缅甸向印度当局移交了22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几名高级指挥官。同样，印度是少数几个不顾全球强烈抗议强行将罗兴亚难民遣返缅甸的国家之一。
巴基斯坦
1948年至1950年，巴基斯坦向若开邦北部的圣战者提供援助。1950年，巴基斯坦政府就缅甸政府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向缅甸政府提出警告。作为回应，缅甸总理吴努立即派遣穆斯林外交官佩钦就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巴基斯坦同意停止对圣战者组织的援助，并逮捕该组织的成员。1954年，圣战组织领导人米尔·卡西姆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他的许多追随者后来向缅甸政府投降。
国际危机组织2016年12月14日报道称，在与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访谈中，该组织领导人声称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私人捐助者有联系。国际危机组织还发布了未经证实的报道，称罗兴亚人村民受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秘密训练”。2017年9月，孟加拉国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与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合作的可能性“极高”。
俄罗斯
2013年11月，缅甸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代表团在内比都举行会议，同意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军事技术交流方面。2016年6月，缅甸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俄罗斯承诺为缅甸军队提供更多武器和训练。
泰国
泰国曾公开支持缅甸的各种地方武装组织，谴责当时执政的军政府的行为，并允许武器弹药通过其边境走私。然而，1995年，泰国政府在与缅甸签署了一项重要经济协议，从而确保了泰缅边境的安全，并停止了所有通过泰国的后勤援助支持。
美国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援助从中国逃往缅甸的中华民国国军士兵。其中包括“白纸方案”，该行动涉及通过泰国向他们提供非致命性援助，直到1953年，他们将7000名士兵空运到台湾并结束了行动。
南斯拉夫
从1952年开始，南斯拉夫成为缅甸政府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当时由于美国和英国的缓慢且不稳定的支持，缅甸向贝尔格莱德伸出了援手。两国关系因此变得非常密切，南斯拉夫人民军还派遣顾问协助缅甸前线作战。缅甸和南斯拉夫之间突然建立的牢固关系引起了美国人的担忧，他们担心南斯拉夫的支持会加强政府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前只寻求西方的支持的奈温对缅甸与南斯拉夫合作的速度印象深刻，并于1953年前往贝尔格莱德访问。
军火供应商
截至2019年，缅甸军队由来自7个国家的14家军火公司提供武器：中国、印度、以色列、朝鲜、菲律宾、俄罗斯和乌克兰。
尽管塞尔维亚在2021年缅甸政变后签署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呼吁停止向缅甸出售武器的联合国决议，但在政变后不到一周，数百枚塞尔维亚制造的80毫米火箭弹就从贝尔格莱德运往仰光。
越南也一直是缅甸军方现代化努力的坚定支持者，为其提供弹药和军事硬件。缅甸军方官员也曾访问越南，接受越南人民军同行的军事建议。
外国战士
戴夫·埃弗雷特曾是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的成员，1986年退伍后作为雇佣兵加入克伦民族解放军。他化名“史蒂夫”与克伦民族解放军并肩作战，训练武装分子，帮助他们提高枪法，并教他们如何使用M18A1阔刀地雷。为了帮助克伦民族解放军筹集经费，埃弗雷特在同谋的帮助下在澳大利亚犯下了几起抢劫案，并参加了驾驶课程，以便将武器走私到缅甸。一年后，埃弗雷特于1987年返回澳大利亚。
据报道，英国特种部队、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法国外籍军团和俄罗斯特种部队的前成员也曾在2012年与武装分子并肩作战。
停火谈判
一些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与缅甸历届政府曾达成停火和和平协议，但大多数协议后来都破裂了。在2011年的新宪法改革下，缅甸政府与数支武装组织签署了邦级与全国的停火协议。17个最大的武装组织中有14个与政治改革后的新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缅甸和平中心的说法，克钦独立组织与其盟友同政府之间的冲突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造成了又一次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有14个签署组织都希望根据1947年彬龙协议精神进行谈判以获取自决、联邦制（即区域自治）、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权利。然而，新宪法只有少数几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款，因此缅甸政府在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讨论是依照新宪法，而不是彬龙协议。由于缅甸政府没有给出包含所有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在内的广泛计划或框架，克伦民族联盟愤而退出了会议，并抱怨缺乏诚意。然而，国家和平协议委员会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大部分谈判是正式且和平的。
2015年3月31日，15个不同的武装组织（均为全国停火协调组成员）的代表和缅甸政府敲定了《全国停火协议》草案 。然而，2015年10月15日，15个武装组织中只有8个签署了最终协议。来自联合国、英国、挪威、日本和美国的观察员和代表见证了协议的签署。另有2个武装组织后来与2018年2月13日加入了协议。
2016年8月31日1至9月4日举行了第一届21世纪彬龙会议暨联邦和平大会，多个不同组织派代表出席，试图在政府和不同民族地方武装之间进行调解。会议的名称参考了1947年英国统治时期召开的彬龙会议，当时昂山和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谈判。
现状
近来，中共军机频繁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情报汇总显示，中国当时派出的轰炸机和部分战斗机，还以当天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例行训练的美军“罗斯福号”航舰打击群为目标，进行了模拟攻击。真实意图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对美国的战略挑衅，对美国第二岛链关岛的阿德森空军基地等重大目标、美国的海外军事资产，包括航母的军事演练。如果说过去一年，中共还蜷缩在自己的沿海搞演习，现在它已经明确升高对美国的真实打击威胁了。加上美国国会近期的亲台法案陆续出台，中共已经断定，要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把消灭部分美军军事力量作为必要因素了；去年九月份，中共一部宣传片已经充分表达了它的这种企图，那就是对美国第二岛链关岛的阿德森空军基地等重大目标美国的海外军事资产，包括航母进行军事攻击。中共的防御性国策彻底改变，专注于对解决台湾问题绕不过去的美国军事力量的打击了。
中共就吃准了拜登政府也许就是希拉里以来的口头强势，甚至可能为利益牺牲台湾的外交本质。处于对川普和美国保守派再次上台，延续川普第一任的真实强硬措施，现在这个四年，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可以让中共获得对台优势和国际扩张的机遇。
军事上的冒险必然要带来军事布局上的迅速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石油运输通道。由此，缅甸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缅甸位于中国、印度之间，这个地理位置，是美中政治制度争夺的一个焦点，是新兴民主制度与传统专制体制的较量。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各地在中国病毒疫情之后对于中国的依赖加强，缅甸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最前线，也是在当下美国民主制度重大弊端暴露后，中共极权统治理念输出的最佳实验地，因为缅甸军政府长期对中共依赖，以及现行昂山素姬民主政府对中共的绥靖让步，都让中共抓住了好时机。
第二，现在中国原油输入走的路线是马六甲海峡，这条海峡非常狭窄，美国只需要一条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提康德罗加巡洋舰，就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它140套模组，一个模组控制32套发射具，所以即便同时有数百枚导弹，还有潜射鱼雷来袭，都可以应对。这个咽喉掐段，中国原油85%就中断了。
但是现在，“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支点是伊朗，而在东南亚就是缅甸，特别是重中之重的中缅油气管道。2010年这个项目就跟军政府谈好了，2017年这条管道开通，现在中共希望整个收购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在这里独占海港，叫做皎漂港。中国已建成从皎漂至昆明的输油管。
由于这个港口面对印度洋，那么中国的石油就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为中国提供中国与中东原油之间的首个陆上入口，在缅甸境内长约800公里，原油管道的设计能力为2200万吨/年。如同当年的中缅公路一样，比马六甲海峡路径还减少了1800英里运程，直接进入重庆并分流到广西等沿海中共海军出海口。
中共外长王毅到缅甸，除了会见政府昂山素姬以外，他竟然会见了国防军司令，即军政府最高权力敏莱昂。外交部长去会见军队最高首领，可想而知中共已经开始行动。
在王毅到达前一天，缅甸方面签署通达皎漂的铁路项目。此外，为了保障这个美国显然不乐意和缅甸民间反弹的这个战略重点，中共情愿放弃原来投资了很多钱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来保障皎漂港的顺利进行。
美国方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加快与缅甸的军事合作，比如邀请缅甸加入美泰合办、有20多个国家参与“金色眼镜蛇”军演，目的就是使缅甸加快脱离中共。2月1日，美国务卿布林肯重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
既然中美关系没有原来设想的“一家亲”，那么中共就在这个点上下手了——缅甸事发。中共看准了拜登的短板，拜登要是说军事政变，要制裁，那么缅甸军政府更加投向中共怀抱，石油管道项目迅速落实，中共在军事布局上取得优势；如果拜登不说军事政变，那么多年来尤其是民主党主张的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假话，就会成为国内政治对手的攻击借口。中共得以在东南亚加大其极权统治理念的扩张。拜登政府可以说是面临内外交困。
关键
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都说明，缅北犯罪组织就是中共在东南亚和缅甸的代理人。缅甸政府不和中共合作，这些中共背后支持的势力就搞独立，和缅甸政府打仗，搞恐怖袭击等各种恶行。而另一方面，中共又促使缅甸军方成为一个凌驾于政府和法律的特权集团，顽固地阻拦着缅甸民主化的道路。当年昂山素季找中共谈，可是中共支持军政府，还暗中支持北部割据的各武装力量，而其中有大量中共间谍。这就是它控制缅甸的步骤，包括控制缅甸外海的航道。因此，要解决缅甸的问题，就必须先彻底解决中共渗透扩张、操纵控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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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选录
十八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是如何被出卖的
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片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一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东北三省，二是被英帝国主义所侵占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片马边城。这两大片土地是当时灼烧
中国人心灵念念不忘的国耻家恨。抗战胜利後，东三省收复，但西南这片约相当于整个安徽省面积的土地江心坡，则在一九六○年中共与缅甸划界时被周恩来大笔一挥，白白让与了外人。与此同时出让的还有现今云南丽江县境外的边境重镇–南坎。对五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南坎和江心坡早已是被遗忘的地名。
江心坡与南坎的历史与香港十分相同，但後者中共执意收回，前者却轻易放弃，两相比较，使人感到对中共政权而言，主权神圣国土不可弃之类原则纯是空话，争与不争，全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东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片马是位于恩梅开江下游，内地与江心坡相通的一个边境重镇。这片土地
是清朝云南腾越州所属的大塘、止那等土司控制的地方。其地少数民族多与汉民族有深厚渊源，如其一支濮曼族人自承是蜀汉时诸葛亮平南时所遗汉人士兵的後裔，至今仍祀奉诸葛武侯。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间，英国发动三次侵缅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帝国主义遂通过缅甸此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边疆，於一九一三年武力占据片马，断绝江心坡与中国内地之通道，并于一九二七年吞并江心坡。但民国政府始终未曾承认过，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云南交涉署曾向英国驻滇总领事提出过抗议照会，称「查江心坡一带仍属我国领土，查此滇缅界务尚未勘定，片马交涉尚未解决之际，缅甸政府复派兵经营江心坡一带，并掳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亲善之旨。准函前由，相应照会总领事查照，转电缅甸政府，迅将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桩一律撤去，静候将来中英两国派出之大员会勘，至纫睦谊。」今日台湾发行的地图上，江心坡和以西的孟养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国版图中。
所割土地比台湾还大一倍
一九四八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仍霸占江心坡地区不放，而後来上台的中共政权则为了与缅甸交好向缅方表示愿意放弃大片国土。一九五七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表示承认当年由英国所划定但原不被中国承认的
中缅国界线，即英人所划的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三年後中共与缅甸签署边界条约，仅收回片马，江心坡则一笔勾销，同时并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并慷慨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是中共上台後一次出卖的最大面积国土。纵贯养西部，与迈立开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脉即是著名的野人山。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统领下与日交战失利，曾横越野人山撤退到印度休整，这是一段悲壮惨烈的行程。
一九六○年的中缅边界条约第二条称「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盂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权关系」，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二二
○平方公里，八十五平方英里）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份。」一块主权属于中国毫无争议的国土南坎竟如此以他国的「实际需要」为由，轻易断送了。
南坎：中缅边境的一颗明珠
就南坎的历史来看，简直就是第二个香港。南坎是孟卯三角地尖端处一个城市，其形势犹如九龙之于新界。孟卯三角地是瑞丽江及支流南碗河交界处一个富饶的坝子，处中缅交通要道上，至今从缅甸入云南，亦必由南坎度瑞丽江。由于地处要冲，加上孟卯坝土地肥沃，出产富饶，今缅北最大产米区即在此，因此南坎中缅商贾云集，为滇西南及缅北一相当繁荣的商业小都市。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孤军中的李崇文和李文焕的游击队即驻扎在南坎附近的腊戍，据说对外联络、收集情报及采购给养都在南坎一带进行。
但不幸南坎虽属中国，但却是被缅甸国土包围的一块飞地，垂涎南坎的英国要求清政府割让，被李鸿章所拒绝，但在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将南坎永久租借给英国。
根据该年中英两国签署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英国承认南坎为中国之地，但由中国永久租予英国管辖，租价若干俟後再议。後议定英国每年付租银一千卢比给中国。据记载，英国付租直到缅甸独立，後由缅甸付给，
中共上台後才中断。
南坎之租借属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缅甸独立後，该条约即应废除，中国也应理直气壮要回，应如其後中共毫不犹豫收回香港一样。但想不到中共为「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竟主动放弃了。
中共承认麦线的缅甸段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有个麦克马洪线争端，缘因一九一四年当时印度的殖民政府外务大臣英人麦克马洪无视中印边界传统以喜马拉雅山南坡为界，提出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划界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国民党政府和现今的中共政府均不予承认。由于缅甸当时为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的一行省，此麦克马洪线也就划到了中缅边界北部，蚕食了中国不少领土。但中共一九六○年与缅甸划界时，基本上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
如果说当初中国被迫割地失土，是因为中国积弱，对手英国强大，但在中共上台，缅甸独立後，中缅两国的力量强弱己互相易位，缅甸己无力再继续霸占中国领土，中国如果要收复失土应无困难。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缅旬，缅甸总理吴努即向周自承，他对中国怀有恐惧。同年吴努回访中国，又向中国说，中国犹如大象，缅甸犹如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结果中国这只大象并未发怒，而且还慷慨赠土，以致当时有关报导说「缅甸非常感动」。
中共这种奇怪反常的慷慨主要有两个现实的政治原因：
一是当时中印关系非常紧张，中印边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中共决定尽快解决与西邻其他各国的边界问题，除缅甸，中共对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作了领土让步，不过尤以对缅甸牺牲最太。
出卖国土为消灭国民党孤军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後，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这只孤军盛时一度反攻进入云南，并曾占领中缅地区约三个台湾面积的大片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孤军有可能和反对缅甸中央政府的掸邦游击队合作，独立建国。若是，中国西南边陲将出现一个虎视耽耽的反共国家，这当然是中共极不愿见到的前景。
台湾作家柏杨以邓克保之名所著《异域》这部报告文学指出，孤军出没的缅西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所以在去年（编按：一九六○年）匆匆的，丧权辱国的和缅甸『划界订约』（编按：指一九六○年的『中缅边界条约』），就是企图明确的显示出来我们侵占了缅甸的国土，作为消灭和控告我们（编按：指孤军）的法律根据。」
对于这一卖国割地历史真相，云南人民至今仍有记忆，金钟六、七年代在云南工作时，常听当地居民谈起割江心坡，让南坎之事仍不胜惋惜，但中共对此却讳莫如深，大陆所有历史、地理书籍均避口不谈，甚至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有关云南边境变迁的学术文章对此也含糊其词。云南大学档案系副教授万家林、王文光九六年发表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月刊》上的一篇有关文章提到江心坡，说江心坡于清时被「英国占领，划归缅甸，解放後中缅重订边界时，才将片古岗（即片马）收回」，竟然回避中缅划界时中国放弃了大片土地的事实。
借助这段历史认清中共的所谓主权原则是何等的功利和虚伪。若知中共为其现时政治利益巳多次放弃或割让国土，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何对钓鱼台主权之争表现软弱，但对香港的主权回归却有一种类似义和团狂热民族主义的偏执。就如民族主义是中共巩固政权，凝聚民心的一种统治术，领土主权亦不过是中共外交上讨价还价一个筹码罢了。两者的动机皆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统治者的权利。
缅北内战告一段落 中国拿下皎漂港99年租借权!
（队长手记） 2024-01-13
缅北冲突在持续两个多月后，终于步入了尾声。
1月10日至11日，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德昂、若开等三家缅北民地武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这次的停火协议，内容相对详实，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战，军事人员脱离接触，剩下的争端和诉求，都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当然，还有最基础的一条，无论是军政府还是三家缅北民地武，都郑重向中方承诺：不损害中方边民和在缅项目人员的安全。
这是果敢、德昂、若开三家民地武装和缅甸政府军的第一次正式停火协议，也是第二次停火协议，去年12月同样是在昆明，双方一度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不过执行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被缅甸各方撕毁。在临时停火协议被撕毁后的两周，“三兄弟联盟”陆续攻陷了南散、老街、户板、贵概、木邦、大勐宜等多个重要据点，包围了中缅边境最大口岸木姐，直逼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腊戌。
目前的形势是，同盟军已经超额完成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但想完全取代政府军，拿下整个缅北不太现实，缅甸政府军虽然在缅北溃败，但毕竟是中央军。所以两边面临的局面是：接下来怎么办？
选择这时候停火，政府军是有利的，老街刚经历大败，军心涣散，士气低迷，虽然在腊戌集结了上万大军，但参杂了大量残兵败将，很难想象还有多少战斗力。继续打下去，被包围的木姐肯定很快沦陷，甚至腊戌都有失陷的可能，而如果腊戌丢了，敏昂莱大将不说下野，至少小日子不会好过。
对于“三兄弟联盟”而言，肯定也是能接受这个结果的，德昂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德昂邦全境，果敢同盟军荣归故里，不但完全光复果敢两县，还控制了勐古、木邦两县全境以及贵概县大部。这么一来，彭德仁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控制的面积，不仅超过了他爸彭家声，甚至都超过了1995年以前的“掸邦第一特区”。
签订正式停火协议，实控了地盘，得到了背书，起码眼前到手的可以落袋为安。而攻打腊戌大概率只是一个态势，做足样子，获得更多谈判条件，毕竟腊戌不可能像打老街一样，把桥一炸，直接瓮中捉鳖，而且它是一个华人占半数的城市，就算同盟军真拿下了，也未必能有效统治。
另一方面，中国是需要缅甸维持和平的，去年12月26日，刚签下续租99年的缅甸皎漂港，对中国来说，皎漂港将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华中地区最好的出海口。一旦项目完成，将大大降低对马六甲贸易和能源航线的依赖，使中国制造更容易通过印度洋进入全球市场。
这么重要的港口一直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但这件事足足谈了十二年。早在2007年就向缅方提出了皎漂港的开发计划，打算建立一条连接皎漂港和昆明铁路与公路交通网络。经过多轮艰苦谈判，直到2018年，中缅双方才签下租借50年的协议，可惜的是，2021年敏昂莱上台后，协议迟迟未落地。时隔三年，中国从军政府手里，再拿下皎漂港99年的租赁权，这一次，估计缅方能好好配合了。
但话又说回来，正式停火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缅甸将迎来持久的和平。缅甸的内部冲突背后，是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化解的。
缅甸国土面积为67.7万平方公里 ，约5400万人口，境内民族众多，第一大民族缅族占到总人口数的65%，而缅政府正式承认的少数民族，就多达四十二个135支系，其中有影响力大的就有十几个，民地武组织就是来自这些少数民族。
民族太多，太独立，但缅军却要大搞“大缅族主义”，哪怕是所谓的西方民主派也难以幸免，其民族歧视程度全球罕见，身份证都能被严苛划分为六个等级。从历史来看，缅甸立国是通过谈判成立的联邦，没经历过血战，谈出来的江山，必然是各种利益与妥协的缝合。
内战打了70年，消停不了，这次停火，也注定会是暂时的，后面还有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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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旧文重贴）
果敢风云简析
1.历史脉络
自汉朝起，就有汉人定居于缅北。明末，大批汉人流亡到缅北地区定居。清朝，缅北局部地区属请政府管辖。
1897，清朝割让部分领土给英属缅甸，留下了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1947，“彬龙协议”赋予果敢等地区联邦成员地位。
1949，大批国军成员退往缅甸，其中许多人定居于缅北。
1960，“中缅条约”，中共政府为对付国民党孤军，赠送江心坡、南坎等领土给缅甸。 1967，缅共得势，获得中共的扶助支持。
1968，中共大力介入缅北地区以扩展缅共势力。
1989年，彭家声成立民族民主同盟军，与缅政府达成停战协定，成立了高度自治的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被招安，改旗易帜，当了缅甸政府在果敢的主席。缅甸境内其他17支武装纷纷效仿。
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攻打果敢，彭家声政权倒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星散。果敢地区的力量因此一分为二，一派站到彭家声一边对抗缅甸政府，另一派以白所成为首的果敢军政高层反对开战，支持与缅甸政府“和解”，白所成在彭家声失踪后接任主席之职。
2013年1月31日缅甸执政党“巩发党”议员下果敢地区为当地百姓办理身份证。议员指出，果敢人已正式成为缅甸正式国民，希冀号称“缅甸小中华”的“汉族割据独立王国”，在政治上将会加快融入缅甸的进程，果敢的“归顺”会对缅甸政府推行多年的“削藩”大业起到示范作用，有利于彻底解决缅北地区的武装割问题；果敢地区的百年逐鹿，可能最终将归于缅甸的“统一”。 但这种乐观的期望并未得到实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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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北地区华人构成
- 清朝以前就定居的华人华裔。主要是明末清初时期的难民。
b.民国（主要是抗战时期）移居缅甸的华人。
c.1949年左右因民国被颠覆而移居缅甸的华人。
d.文革时期进入缅北地区的红卫兵及准军事人员。
e.为躲避中共暴政而陆续逃往缅甸的华人，其中主要是云南人。
f.为谋财而进入缅甸的商人、小贩及打工者。
g.因中共官方项目进入缅甸的工程管理、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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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缅北地区的吸引力
- 丰富的矿产，如宝石、翡翠、铜矿、锡矿等。
- 自然资源，如柚木、紫檀、黄花梨等木材，及大米、橡胶等。
- 能源：油、气、水利资源等。
d.战略通道。通向印度洋的必经之路，打破民主阵营对中共包围圈的重要突 破口，也是通过缅甸、老挝、越南、泰国而南下渗透的环节之一。
e.潜在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因长期落后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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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缅北政治斗争的交集点
- 因军政府长期的劣政造成缅北地区合理的独立自治状态，与军政府“大一统”的企求相抵触，因此短期内政府与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会持续下去。
- 边境地区多个独立武装久陷于黑道操作和中共势力的操纵，因而无力形成进步、联合、统一的政治力量以抗衡政府军的打击，难以在缅甸民主化的进程中谋取应得的权益。
- 鉴于民主和专制两大阵营的敌对状态，作为前身为缅共的地方势力必将成为政府取缔的对象。也许明智的地方领袖将会提出适当的自治方案容纳于未来的缅甸民主政体。由此，寄希望于中共支持的“红与黑”（毛共加黑道）割据势力终将被淘汰出局。
- 缅北地区的问题无疑是未来整个缅甸从军政府专制向民主转型这个大局中的组成部分。那种鼓吹中共以武力支持华人在缅北独立的观念显然是违背缅甸整体利益也不符合缅北华人利益的；除非中共专制政权垮台、让渡给民主政体，那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选择。缅北华人的前途只能在于促进缅甸的民主进程，包括争取高度的地方自治；而不是寄望于中共专制势力为后盾的占山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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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料摘要
果敢，缅甸掸邦果敢第一特区，地处缅北萨尔温江东岸，面积约5200平方方公里，与我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以及保山地区的龙陵县接壤，中缅国界线长达250公里。首府老街市距南伞口岸不足5公里。果敢族其实大部分是汉族的后代，作为汉人聚居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相传，追随南明永历皇帝逃亡缅甸的文臣武将，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萨尔温江以东一个叫做科干的地方。
18世纪中叶，几个汉人部落镇康与木邦之间的麻栗坝崛起，盘踞一方。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清廷册封麻栗坝兴达户部落头人杨国华为世袭果敢县令，使其成为帝国治下的羁縻政权。本地人解释，“果敢”二字来自于科干，以其谐音取“果断勇敢”之意而得名。掸族人则说，“果敢”是掸语“九户”的发音，说明了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状况。 杨氏家族在接受清廷委任的同时，还向附近的木邦土司进贡，以求在夹缝中得生存。
百年来，汉人与当地人混居、通婚，形成了缅甸所称的“果敢族”，虽然缅甸政府视其为掸族分支，但果敢人的文化习俗与云南汉族没有区别。土司府修成汉式衙门院落的形制，设有听讼问案的正堂，也有师爷、跟班等小吏随员。几大家族婚丧嫁娶如需求神佛、置家当、请戏班，目的地仍是大理或者保山。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将果敢地区划归英属缅甸。英国殖民当局从果敢与木邦的关系出发，将其定为木邦大土司属下的小土司邦，辖区面积约5200平方公里。
1922年，英国殖民当局在掸族聚居地区设立掸邦，果敢地区划入其范围。其实，掸族与中国的傣族是同一民族，至今仍以傣人自称。殖民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间接统治，除将“世袭果敢县令”的名衔换为“世袭果敢训政布司”外，其他制度一如其旧。除了边界事务之外，殖民当局对果敢的影响，仅限于向土司颁发勋章，允许杨氏子弟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就学，以及每年派来专员巡视而已。
从晚清到民国，果敢社会的面貌随着临近云南县镇变化，辫子剪了，学堂开了，神位上的“天地君亲师”换成了“天地国亲师”，土司衙门里也出现了顾问、科长的头衔。果敢的百姓仍以华人、汉人自居，与中国境内村镇的交往和贸易亦如往常。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在滚弄召集掸邦土司、头人开会，要求他们服从日本人的指挥，许以“民族独立”等各种利益。木邦土司的弟弟参加了会议，但果敢土司杨文炳却不为利诱所动，而是前往昆明面见英国驻昆总领事和中国政府官员，要求参加抗日战争。在中英双方折冲之下，杨文炳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果敢自卫队上校司令的职务，属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指挥，率领所部1000余人配合进驻的新编第39师对日作战。杨文炳还挑选了13个年轻人前往大理，到中国远征军驻滇干部训练团大理分团受训。他们毕业之后和20多个中国青年一起回到果敢，成为自卫队的骨干。
1943年7月，杨文炳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果敢人民抗日事迹，得到了蒋授予的勋章，职级也提升为少将，显示国民政府对果敢同胞抗日热情的嘉赏。但当杨文炳返回果敢后不久，驻屯在老街附近的中国远征军第9师便出动部队包围土司衙门将其逮捕。自卫队也在驻滇干训团干部的控制下缴械。事后，第9师师长张金廷指责杨文炳与日本人有勾结，并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杨文炳后来被证明无罪，仍被软禁到1947年才回到果敢。相传，这件事的背后与杨家内部争夺土司地位的斗争关系匪浅。英国为了拉拢安抚杨文炳，授予他官员级不列颠帝国勋章（OBE）一枚。
1945年1月，滇缅公路打通，进驻果敢的中国远征军陆续奉调回国，有数百名军官和士兵通过“请长假”和逃亡的方式留了下来，他们或是已在果敢成家立业，或是不想再去上战场，成为百年来果敢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四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残兵败将从云南逃往缅甸，许多人就在果敢定居下来。
1947年2月，缅甸的“国父”昂山在与掸邦各族代表签订了《彬龙协议》，就共同建立缅甸联邦达成一致，杨文炳身临其会并在协议上签字。两年后，他将土司的职位让与次子杨振材。
1949年，又有大批的国军的残部从云南逃到了缅甸。中国鸦片市场逐渐冷落，果敢鸦片贸易转向缅甸国内和泰国，逐渐引起缅甸政府的侧目。缅甸北部种植罂粟的历史由来已久，对多数农民而言，只是用以治疗小病和餐饮调味的植物，制成鸦片虽能换些钱物，却没有多大的收购量，不值得刻意广种。
19世纪后半叶，吸食鸦片的习惯在中国泛滥，云南产的鸦片膏“云土”成为市场上抢手的硬通货。由于气候、水土一脉相承，果敢地区一跃成为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销的重镇，甚至出现了“鸦片烟节”，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土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1950年代，李弥率领国民党残军活跃于滇缅边界，对果敢的影响却不大，只在当地招收过一批华人子弟参加其“反共抗俄大学”。
1959年，缅甸政府采取金钱补偿的方式，要求掸邦各土司放弃世袭治权，实施地方自治，并由政府军进驻。果敢土司杨振材交出了权力，并移居腊戌以示诚意。自治政府成立后，地方权力仍然把持在以杨氏家族为首的几大家族手里，并且借着自治的名义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日后的鸦片将军罗星汉，在抗战期间曾在大理干训团受训，并加入了国民党。他原本在杨振材之妹杨金秀组织的马帮中当队长，随着果敢势力的扩大，他建立起自己的制毒工厂和运毒武装，并利用自身的关系与国民党残军取得联系，向泰国销售毒品。
1960年，由周恩来签署的中缅边界条约时将大片土地拱手相让给缅甸政府，果敢就是中共出卖土地的“杰作，”—–因此，逃亡在该地区的原国民党军队就成了入侵他国的武装部队，缅甸政府从此有了消灭和向国际社会控告国民党孤军入侵的法律根据。
1962年3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奈温军政府上台后一改文官政府的温和政策，重点改组东北军区，增强作战能力，开始着手收回掸邦自治权，并将打击的重点置于果敢族群。
1963年，政府军逮捕杨振材、杨金秀、罗星汉等头面人物，占领了果敢。罗星汉在狱中向缅甸军政府表示愿意合作后被释放，配合政府军的攻势，策反和瓦解了以杨振材之弟杨振声为首的果敢自卫军，并被扶植为果敢自卫队队长和前进委员会主席，成为军政府在果敢代理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缅甸共产党崛起，罗星汉的自卫队在与缅共人民军彭家声部的作战中屡战屡败，被迫撤往萨尔温江以西。同年，率部与缅甸政府军打游击的果敢自卫军副大队长彭家声，因屡战屡败被迫退入中国境内。
1965年，缅甸政府军进驻果敢，土司政权结束。
1967年，暴徒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小城市抢劫华侨华人店铺住家，杀人放火，无法无天，迫使3万8千多果敢人逃入中国境内——既令国际社会瞠目结舌，也引起世界人民对果敢的广泛注意与同情。
1967年，缅甸共产党邀请彭家声加入。次年元月，经过严格训练和重新准备后，彭家声的部队年带兵打败缅甸政府军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进入果敢。
1968年，“毛主席的好学生”缅共主席德钦丹东遇害，这一下激怒了中国跟奈温死磕。于是周恩来推出了中国支持缅共武装的七大革命技巧：
- 公开支持缅共，谴责奈温，不公开地向缅共武装派遣“成建制的大型顾问组”和输送武器。周提议对外一律称之为“访问组”。
- 由“有作战能力的人员”，组成“不明国籍的志愿武装团体”，前往缅甸自愿助战；
- 把十年前已在贵州，四川落户的原缅共人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让他们返回缅甸，他们在中国联姻的亲朋，民兵老乡，友人都可前往缅甸“建立根据地”；
- 在云南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上山下乡知青，如果“自愿到缅甸支援世界革命”，有关文件规定：可以享受“参加革命工作”待遇；
- 建立“缅共中央广播电台”，“暂居”中国境内，“暂借”中国新闻工作者，来声讨奈温统治集团。
- 由缅共名义公开打出“缅共人民军”的旗号，与奈温政府宣战，以表明是缅甸国内的革命，与中国无关！
- 云南省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市，自治州，以105,106、108、326、等为代号，迅速建立为支援缅共的专职机构与后勤基地。
因为缅甸情况特殊。首先是两国过去一直友好，它又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就需要有个“政策尺度”，避免授人以柄有“军事侵略”的政治色彩。即使万一被缅甸抓住点证据，也可以理直气壮说是美帝、苏修造谣，来个断然否认！ 缅共残余武装彭家声部，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在云南省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云南省镇康县和缅甸的果敢县仅距8公里，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起来投入了军事训练。同时，数千计的男女知青，也带着“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其中。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也被照搬到缅甸。“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剥夺资本家财产”的运动，一时间人心惶惶，四方不得安宁。根据地内的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的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也开展了“党内革命”，有不同意见的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
缅共所谓“党内革命”比中国还残酷，“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1968年，彭家声返回果敢时，已经站在缅甸共产党麾下，率领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盘踞在果敢的罗星汉自卫队击败，继而将缅甸政府军赶出了果敢。彭家声“解放”果敢之后，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又有一群群向往“世界革命”的年轻人不甘上山下乡的苦闷，越界投奔缅共。文革的时候，缅共的武装在中缅边界这一带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当时还有一些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最远从北京，包括从四川云南等地红卫兵，进了缅甸参加了缅共的武装，他们有些人现在还在果敢那里。 缅共失败后为彭家声所部控制。
通过与缅甸中央进行停火谈判后，果敢成为缅甸掸邦的第一特区，实行高度自治，拥有军队并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从文化、经济各方面来说，果敢与中国内地没什么两样:用的是人民币，说的是云南汉话，手机是中国移动号码，连座机也是云南区号，果敢近15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全靠从中国进口，可谓与中国唇齿相依、血脉相连。
基于民族政策和语言交流等问题，缅共将很多中国青年分配给了东北军区和果敢县，这之中就包括日后的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政委员会总书记蒋志明、副总司令罗常保。
彭家声，1949年生，祖籍中国四川。生于缅甸果敢红石头河，长在云南镇康，曾在国民党军官任教的军事训练班受训，在当时的果敢土司杨振材开办的进修班里恶补了不到一年的军事知识，年仅18岁就开始在土司公署自卫队但任分队长，数年后升为副大队长。彭家声是长子。兄弟六人全部在果敢身居要职。44岁的彭家声带着几十名青年成立了“果敢人民革命军”，任总司令，与缅甸政府军打起了游击。他的经历是果敢50年风云变幻的缩影，如果不是缅甸政府收回土司权力，他可能还在当学校教师；如果不是中共对缅共的大力支持，他可能在退出中国之后就被缴械遣返。可以说是时势成就了彭家声，但彭家声崛起之后，也左右果敢局势将近30年。
不久，配备先进武器的“缅甸人民军”，在“不明身份”的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对缅甸政府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缅共后来成立了4个军区，近10个县委、县政府，建立了缅甸的井冈山“果敢革命根据地”。其鼎盛时期，有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军队近 3万人。
1969年4月，果敢立县，彭家声任县长，后缅共内部分化严重，彭家声也随之沉浮，从1977年开始，一直隐居贺岛。直到后来旧部逐渐控制了果敢的局势，他才复出主持局面。实际统治果敢。
1973年4月，在毒品贸易利润的支撑下，罗星汉集合几路掸族武装成立掸邦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公然树起反对缅甸政府的大旗。但在缅甸和泰国的联合打击下，建国大梦迅速破灭，本人也于是年7月在泰国被捕。罗星汉的残部分由其弟罗星明、部将黄兴和率领，仍然进行武装制贩毒品的事业。黄兴和后投奔坤沙，因谋叛被杀，罗星明在罗星汉的劝说下于1980年率部投降。罗星汉的武装在征战与吞并中，扩充到了3500人的规模，是当时缅北地区仅次于政府军的实力派，为了维持个人权力和庞大武装，罗星汉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毒品贸易上，每年产销量数百吨，成为闻名世界的“鸦片将军”，被誉为大金三角地区的第一代毒枭，也带动了果敢乃至整个缅北地区毒品产业的发展，并为之后的缅共及其残余的各派武装势力所效仿。
从果敢人的利益出发，“自治”是主体民族统治下，少数民族保障利益的良方；在缅甸政府看来则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貌合神离与反抗，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中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大局下，缅甸政府难以直接借口民族问题推行其“削藩”政策，但缅北地区特殊的历史格局给了他们更具备合法性的杀手锏——禁毒。
20世纪80年代初，彭家声已经成为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手握重兵，权势显赫。但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之后，结束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缺乏造血能力的缅共开始通过制贩毒品维持生存。在利益的诱使下，党的理想与纪律不复存在，各军区与缅共中央之间矛盾日深，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成为关键问题。
1983年3月11日，彭家声发动政变，派兵攻占缅共北方分局驻地勐古，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为第一支与缅甸政府和解的割据武装。彭家声的辖区被划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军队改组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由缅甸政府认定为边防警察部队。4月间，奉命镇压“彭家声反革命集团”的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第12旅旅长赵尼莱也率部独立，并包围缅共中央驻地邦康，将一众中央领导驱逐出境。随后，“八一五”、101两个军区也各自独立。缅共中央再次出走中国，自此一蹶不振。
彭家声虽然是缅共的掘墓人，却对共产党以党治政、以党领军的一套方式十分认同。他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作为统治果敢的核心组织，在行政单位设立党的机构，在军事单位配备政工干部；拉拢掸、佤、克钦等族自治势力，组建“民族和平民主阵线”，自任主席，作为果敢版的统一战线，聚拢对抗缅甸政府的力量。 在彭的治理下，果敢俨然成为中国大陆城镇的缅北翻版，每一个去过果敢的中国人，都认为这里和中国西南的小县城没有两样：满目的中文招牌和品牌，缅甸文字比英文还要罕见。当地手机是中国移动的，宽带是中国电信的，甚至还有中国邮政的代办点；街上的公告和海报从行文到语气，与国境外的镇康县如出一辙；操练的士兵一板一眼颇似解放军，只是多了一些山寨味道，据说彭家声曾重金聘请解放军退役军官担任教官。 这种情况也许出乎许多人意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缅甸，但对于果敢来说，不过是百年传统的延续。
罗星汉与缅甸政府分分合合，始终保持着联系，1989年彭家声与政府和解的背后，依然有他在牵线搭桥。他还经常出现在各路媒体的访谈当中，侃侃而谈缅甸的民族问题与禁毒问题。罗星汉的时代结束了，但由他发展壮大的毒品工业，始终是缅甸政府与包括果敢地方政权在内的缅北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根源。缅甸政府军打击各派民族武装的理由，经常是毒品。而各派武装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缅甸军政府实施民族迫害，制贩毒品不过是为了民族生存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
1989年，彭家声成立民族民主同盟军，与缅政府达成停战协定，成立了高度自治的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被招安，改旗易帜，当了缅甸政府在果敢的主席。缅甸境内其他17支武装纷纷效仿。缅甸政府在1989年接受了彭家声的自治，并不等于就此放弃了统一地方治权的努力。彭家声收复果敢之战中，缅甸政府军乘机出动，在老街、清水河等地设立据点。虽然东北军区向彭家声表示待到局势稳定就会撤军，但始终没有行动。因彭杨冲突在果敢产生的另一支武装势力，以勐撒拉、李尼门为首的“勐古保卫军”，靠大举种植罂粟制贩毒品维持生存，曾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不满。
1990年，任特区政府主席的彭家声同意在果敢进行改种禁毒。
1992年11月，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第一副司令杨茂良起兵攻打司令彭家声，彭即兵败垮台。杨茂良出身果敢土司世家，在本地有声望人脉，又得到佤邦联合军的协助，很快将拥护彭家声的队伍打垮。
三年后，彭家声在其女婿、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林明贤的支援下又成功复辟，杨茂良兵败下野，盘踞果敢百余年的土司杨家势力让位于彭家。在果敢方面的话语体系中，曾将1992年彭杨冲突的原因归结于彭家声反对杨茂良的贩毒行为， 1995年，彭家声恢复权力后，更是采取各种方法吸纳中国人到果敢经商、工作。到上世纪末，果敢地区的人口已达22万左右，首府老街已经成为有10万人聚居的新兴城镇，能听到云南、福建、广东各色方言。 果敢人乐见家乡的发展和开放，中国政府也希望边境的民族政权是屏障而非祸根，对果敢给予从物资、资金到政策的各种支持。
彭家声时常发出“实现民族自治，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缅甸联邦共和国”的声音，展示其尊重国家主权的形象。彭家声在果敢设立开发区、修建水电站，提出禁毒计划、推广替代种植，到本世纪初又仿效澳门模式，大举建设赌场吸引外来赌客以筹聚资金，但始终未能消除各界对其制毒贩毒的指责。
2000年，勐古保卫军祸起萧墙，李尼门率部发动兵变，扣押勐撒拉，与其支持者大打出手。结果却是政府军就近趁虚而入，李尼门被击毙，勐撒拉被逮捕，原本由其统治的2000平方公里果敢土地全部被政府军控制。
2002年底，果敢根除了罂粟种植。进入和平年代，果敢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2005年彭家声在国际社会的禁毒压力下，让白所成担任禁毒委员会主任的“苦差”，动员所有官员奔赴各区挨家挨户动员，用八个月时间将200年毒源禁绝。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部分前身是缅甸共产党，成为1989年党解散后，十几个派系中第一个与当时军政府签署双边停火协议的派系。果敢特区和同盟军在彭家声的带领下，享受着1989-2009年与政府的停火。
2009年这种和平发生了变动，同盟军在压力下转变为受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准军事组织“边防军”。同盟军抵制这一举措，并让军队的敌对行动增加，据称同盟军跟毒品交易有联系。2009年果敢事件发生后，彭家声被竞争对手逐出组织，军队对其的逃离发出逮捕令。
2009年8月7日，果敢军与缅甸政府军已经停火20年后，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派出30名警察欲搜查该厂，遭到拒绝。缅甸军政府向果敢调派军队，果敢军与缅甸政府军出现对峙和摩擦。在果敢做生意、打工的中国人多达数万，老街店铺90%以上由中国人投资。对峙事件吓走了大多数中国商人，有大约3万缅甸人越境进入中国，以逃避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的冲突。果敢从未如此凋敝冷清。
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军攻打果敢，彭家声政权倒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星散，彭本人亦下落不明，是为“八八”事件。果敢地区的力量因此一分为二，一派站到彭家声一边对抗缅甸政府，另一派以白所成为首的果敢军政高层反对开战，支持与缅甸政府“和解”，白所成在彭家声失踪后接任主席之职。自此以后果敢问题始终成为大陆互联网上讨论的焦点。彭家声一派残余的反抗力量给白所成打上“汉奸”的名号，在网络上利用“民族情感”对白所成进行讨伐；支持白所成的力量亦利用网络“澄清”事实，双方在网络上的论战形成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网民多数对果敢历史知之甚少，常被双方的争吵搞得一头雾水。而2009年“八八”事件的起因，却赫然是同盟军的枪械修理厂涉嫌制毒。毒品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始终是果敢安定与发展的症结所在。
2009年8月24日，缅甸军队下令果敢军队退出同盟军，加入受政府控制的边防军，被果敢同盟军拒绝，双方再次对峙。25日，1000多名约三个营政府军乘坐多辆汽车进入老街，许多居民和商人担心爆发冲突，再次向中国边界一带逃离。
2009年8月28日，果敢军缅甸政府军攻占果敢。彭家声所部撤到山区。 2012年，白所成支持融入缅甸的政策。他在年终总结大会上提到，当地人由于多不懂缅语，与政府打交道极不方便，自从成立了果敢自治区以后，大力引进缅文教师。缅甸果敢地区在白所成上台后，一改彭家声时代“家天下”统治模式，转为由常委会“集体领导”。面对“彭家声派”甩来“民族败类”帽子的批判，白所成多次利用公开场合进行辩解：时代已变了，缅甸需要统一，地方割据难以为继，果敢绝无对抗缅甸政府的实力，战争只会给当地带来灾难。
2013年1月底接见中国投资考察团时，白所成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继续猛打“民族情感”牌，说：“果敢人说的是汉话，读的是汉语课本，打的电话是中国区号，用的是中国货币，吃的是中国米，所有的技术来自于中国……果敢自治区欢迎您‘果敢’投资，投资果敢！”
2013年1月31日果敢地区新华乡、大水塘乡的会场外排起长龙，缅甸执政党“巩发党”议员正下乡为当地百姓办理身份证。名为肖顺贵的议员指出，果敢人已正式成为缅甸正式国民，但却有很多百姓没有身份证，申请了也没办下来，所以他们特意下乡服务。这一系列进程意味着，果敢在文化、经济上继续保持与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这个号称“缅甸小中华”的“汉族割据独立王国”，在政治上将会加快融入缅甸的进程。
果敢的“归顺”会对缅甸政府推行多年的“削藩”大业起到示范作用，有利于彻底解决缅北地区的武装割问题。果敢地区的百年逐鹿，可能最终将归于缅甸的“统一”。
由于彭家声几起几落，因此在“八八”事件后，始终有人宣称彭家声最终会回来。但三年过去了，能看到的只有以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员、彭家声长子彭德仁名义通过网络发布的新年致辞，宣称“一直秉承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精神”进行准备，“誓将这场民族革命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果敢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彭家声，他相当于果敢的“金正日”，相当权威，如同帝王，很多公众场合都挂有他的“标准像”，对彭家声的评价历来争议多多，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毒枭，是继坤沙、罗兴汉之后新崛起的一代毒王，但他却是果敢提出禁毒主张的第一人，而且果敢的确在2002年底根除了罂粟种植，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开花的赌场，赌客99%是中国人。彭的老婆在老街罩的那些场子进去都是杀猪场（就是以骗人为主的场子），麻黄素白粉、关人看单的到处都是，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中国人。
虽然彭家声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他一直坚持维护果敢的民族利益，抗击政府军达数十年之久。 曾经历时几十年的缅甸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岁月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切照旧。“唱红歌，唱红歌，老百姓越唱越穷，当官的财富越唱越多”。这是红色幽默，彭家声富可敌国。 光阴荏苒，40多年过去，果敢老百姓们的红色家乡依然还是当年那幅破败相，穷困仍然相魔鬼一样紧紧缠绕着他们。
2014年12月，彭家声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同盟军正试图收复一些2009年失去的地盘。
2015年2月9日，在靠近中缅边境的掸邦果敢自治区的首府老街地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想通过军事行动控制果敢自治区。被称为“果敢王”的彭家声此前对媒体说，战斗导火索是赴江对岸的东安探亲的不到30名果敢战士在2月9日上岸时遭遇政府军袭击，多名战士当场丧生。因此，彭家声将此次冲突称为“探亲战争”。2009年因“八八事件”只身逃离果敢的前缅甸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近日重回故乡，领导“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与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交战。 2月9日至12日，政府军与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在果敢地区发生13次战斗，政府军出动战机。政府军47人死亡，73人受伤。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28人死亡。政府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缅甸总统吴登盛17日签署总统令，从17日起在果敢实施紧急状态90天，军管一切权力。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根据总统授权任命下属军官，负责军管。 战争是政治手段不能解决而最终发生的事情。彭家声军队是在2009年被军政府打跑的军队。他们想要重新得到政治地位，特别是像现在举行的全国停战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们也想有一席之地。他们曾用各种方法申请获得这种权利，包括与彭家声军队曾共同战斗的已经与缅政府达成停战协议的其他武装组织也要求过，但是最终都被政府完全拒绝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最终的战争争取方式。
现在政府并没有停止内战的意思，其实想留下火种。彭家声军队是第一支与缅政府停战的部队，彭家声因此认为军政府无论什么事都会给予支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军想把果敢军、佤联军、与孟拉军编入边防部队，但是谁都不接受。军政府就对这三支部队里面军事力量最薄弱的果敢军进行攻击，同时也是对其他部队的威慑。彭家声军队因此才逃亡。彭家声对此根本无法接受，所以再次对缅军进攻。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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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战事爆发背后的政治动因 这次果敢战事，还有前一时期的江西南庄战役，果敢同盟军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以打促谈，争取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这个诉求，中方在给缅军的有关缅北和平建议中也提到了果敢同盟军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次果敢战役后，缅军总司令敏昂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方在果敢同盟军的问题上，提了干涉缅甸内政的建议。缅军直接拒绝了关于果敢同盟军的建议，随后，果敢战事就正式爆发。在果敢战事爆发之前，彭家声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要缅方给予其谈判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得到缅军的响应。随后，果敢战事爆发，局面就暂时都失去控制，同盟军提出的恢复果敢第一特区的要求，成为新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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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同盟军的政治宣传
果敢同盟军在打回果敢之初，就明确提出了果敢人不打果敢人，目标只对准缅军。到同盟军起初的攻势势如破竹之时，同盟军的某个网络上有影响的宣传人员，在博客上对白所成明学昌魏三等自治区政府要员喊打喊杀，直接敌对准自治区政府要员而不是缅军，之后，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政府，对中国政府连篇累牍地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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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同盟军的性质
一种观点是：没有彭家声的声望，就不可能有果敢同盟军的重新组建，但果敢同盟军也不等同于彭家声。果敢同盟军目前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并由缅甸民族正义党所领导以争取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的革命武装组织，而非某个人的私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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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军方为什么在果敢战事上如此强硬？ 从缅甸国家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对于西方国家和缅甸内部大量的政党和民众要求进行全民投票修宪的呼声，吴登盛政府已经夹持这些有利于他政治利益的呼声答应就修宪问题在5月份进行全民公投，在这种局面下，除了总统资格条款有可能修改公投外，军方不经任何选举就自动占有议会25%的席位的条款的修改也可能会进行公投。
在军方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修宪公投的压力下，军方如果坚决反对修宪公投的声音就会显得异常刺耳。而此时的果敢战事的爆发，无疑为缅军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机会，为此，敏昂来总司令甚至高调说打击果敢同盟军是一场反侵略战争，就是意在通过调动国内的大缅主义情绪来让缅甸民众认为军方的25%的席位是不可修改的，对果敢地区实行90天的军管，也恰好涵盖了计划5月份的修宪公投。 因此，在修宪公投没有结束之前，不管缅军在果敢战场遭到多大损失，也不会轻言撤军和和谈，相反，这个期间的缅军重大伤亡反而更能刺激缅甸内地民众的大缅主义情绪，从而达到就军方在议会中的25%席位不举行修改公投。在达到这个政治目标后，才有可能转变对果敢同盟军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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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牧晨 2024.1.修改
中共与缅共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才传入缅甸，非马克思主义的各式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缅甸，当时反英独立的青年深受影响。
1939年8月15日，一些“德钦党” 内的激进分子在印度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当选为第一任共产党总书记，不久由于昂山忙于别的事务，与共产党渐次疏远。
1940年至1941年间，德钦丹东、德钦索等人被捕，缅共无形中陷于瓦解。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暴发，1942年1月日本军队从马来西亚和泰国侵入缅甸，德钦索出狱，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任第二任缅甸共产党总书记。
1944年8月，缅共、“缅甸国民军”（昂山为首）、“缅甸人民革命党”（即缅甸社会党前身）等抗日团体，秘密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1945年缅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举吴登佩敏为缅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并通过了在缅共推行美国共产党白劳德路线的“和平发展路线”。
1946年3月，由于清算白劳德路线造成缅甸共产党内部第一次大分裂，德钦索与其它七个中央委员脱离缅共另行组织红旗共产党，德钦索任红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缅甸共产党则重新组成新的中央，选举德钦丹东出任中央总书记（后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6 年10月，缅共因同昂山（此时已经完全脱离缅甸共产党）及社会党份子政见分歧，缅甸共产党决定退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缅甸独立后，缅甸共产党坚持反对吴努政府。
1948年8月，吴努政府向缅甸共产党全面进攻，缅共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武装斗争，并与中共关系密切。同时转入武装斗争的有红旗共产党、人民志愿军和一部份国防军。
1949年3月，缅共与人民志愿军及起义的国防军（该部国防军于1950年完全接受缅共领导，并正式编入缅共的武装中）取得协议，建立“人民统一阵线”，组成了“民主联军”，协同作战。但为期不久，阵线即告分裂，并发生内战，克伦自卫军与缅共发生武装冲突，缅共同时与红旗共产党之间也发生磨擦，缅共武装斗争的发展大受影响。
1950年4月至1951年底间，吴努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缅甸共产党武装被迫退出所有城镇，全部转入农村。红旗派不断削弱，活动区域曾退至缅印边境一带。
1951年7月28日，以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为首的80多人抵达中国培训学习。
1972年德钦梭被缅甸政府逮捕，宣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由于德钦梭本人向当局说明需要书写缅甸历史的縁故，1980年被当局提前释放。
缅甸共产党“白旗派”德钦丹东领导的地下武装，50年代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和地盘。
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失去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耸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1952年7月，缅甸共产党、红旗共产党和人民志愿军骨干份子组成的人民同志党之间停止了武装冲突。此后，缅共曾一再向吴努政府提出和平谈判建议，吴努政府都予以回绝。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份缅族部队，由于不敌缅甸政符军的军事打击，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退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接收并进行了安置，克钦族大多安排在中国贵州，缅族大多数安排在中国四川。
1959年缅共同克伦族团结党、新孟邦党、克耶族进步党、钦族最高委员会建立了“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60 年11月，缅共派代表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并签署了有关文件。以后在国际共运的争论中，缅共站在中共一边，并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缅共的指导思想。自此以后，中共全面介入缅甸内战中，为缅共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员，建立了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所有装备及物资均由中共提供，从此缅共也完全充当着中共义务兵的角色。
1962年奈温将军上台执政，1963年6月至11月，缅甸政府（革命委员会）提出与缅共进行各谈，在中共的背后支持下，缅共在和谈中全面要求参政，并拒绝了政府要缅共交出武装的要求。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指导下，缅共于1964年举行中央全会，确定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路线。
1966年中共国庆，缅共主席德钦丹东作为毛泽东的亲密友人登上中共国庆天安门城楼，正式揭开了中共公开支持缅共的序幕。
在中国爆发文革之后，缅共不仅在军事、经济、干部组织结构上都效仿、依赖北京。甚至缅共当时也开展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规定全军全民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林彪和缅共第一任总书记德钦素的画像早请示， 晚汇报。67年时，就培训他们。就带他们到处去那个军区、老游击区参观访问。学习如何打游击战，还有学理论。 68年，他们就回缅甸去。去了一年之后， 就在中缅边界的地区建立了东北根据地。
当年， 不少中国的红卫兵为了声援缅共的革命， 而越过边境置身于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之中。那些人不会打仗，结果死了一大帮。在缅甸共产党中真正的缅甸人很少，主要是少数民族瓦族人（大约百分之七、八十），还有中国去的那些红卫兵， 有上海的，都参加缅共了， 跟缅甸政府作战。�
缅甸政府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排华行动，致使当地大批华人不得不四处逃离。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殃及的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上的人，还有不少海外的华人。缅甸排华的事件是受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概在67， 68年的时候，有一些左派学校，也就是比较亲大陆的那些华人学校的学生，他们开始佩戴毛泽东像章。因为那些学校在62年就已经变成了国有学校，这些华侨子弟因为佩戴毛泽东的徽章，结果就引起老师的干涉。那么从这一点小事情开始，渐渐扩大就变成了学潮，学潮就变成缅甸人攻击华人的事件了。
文革期间，北京还在中国境内为缅共设立对缅甸广播的电台，提供设备甚至工作人员， 帮助缅甸共产党搞宣传。电台高唱革命歌曲呀，反对奈温政府，替缅甸共产党宣传。
1968 年9月24日，活动在缅甸勃固地区“白旗派”的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在营地被其警卫人员枪杀，当时缅共中央与活动在缅北的人员对接不上的状态下，他们不清楚缅北的德钦巴登顶在中国的支持下已经在缅北建立了根据地，为了转变局势，德钦丹东的中央与政府吴奈温进行了一次和谈，奈温将军亲自派飞机将“总书记”德钦丹东接到仰光，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德钦丹东被飞机送回不久，就被缅甸情报部门策反成功的德钦丹东警卫员苗敏刺死，苗敏携枪逃跑，缅共中央推选德钦辛继任主席，德钦巴登顶为付主席。德钦辛1975年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德钦丹东遇刺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有利时机，对勃固进行大规模进攻，取得了全胜。
1968年，南部缅共武装面临灭亡时，北部被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取得胜利，势力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职业军人娴熟指挥下，缅共人民军过关斩将，使政府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实际上这些军人就是中国派出的军事顾问，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人民军在果敢站稳脚根后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岩扩展，1970年4月，人民军攻克北卡佤山的猛卯。人民军内也开始大量使用毛泽东语录，在人民军的立功证书上清楚地印着毛泽东着军服的头像，内容十分奇怪，上面写道：XXX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X次战斗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荣立X等功。下面署名：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总部。
69 年以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下到与缅甸一江之隔的瑞丽等地，缅共在中国边境一线开办了几个兵站，走头无路的知青为谋一条生路投奔了缅共领导的人民军，缅共增加了这一批有知识文化的人员，带动了人民军的大规模发展，中国派出以李金桥（后云南军区司令员）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组织和协调缅共物资供给及战略指挥等工作。虽然中共支持缅共，缅共的经济还是有限。为解决中央经费不足的矛盾，缅共中央支持在解放区内，允许农民种植鸦片，并由一些地方财政贷款给农民发展鸦片的种植，所有鸦片统一由公家收购，在东北军区辖区果敢县老街成立专门的税务处，由缅共中央指派人民军东北军区人员唐朝文任处长协调鸦片外销，为使税务处能名正言顺工作，同时在老街开办的一家“特货贸易公司”，在缅北非常时期，鸦片的名称即为“特货”。果敢县委财政部长杨茂安主持特货公司工作，人民军东北军区财政部付部长兼贵概县财政部长刘国玺统一负责实际行动及财务管理。税务处正式设立和特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缅共迈向贩运和买卖毒品的第一步。
中共六十年代末开始公开扶持缅共，并组成军事顾问团参与缅共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人民军所有的武器装备由中共全部提供，这也是为什么缅共在六十年代末能够兴起的主要因素。中国境内西双版纳猛海打洛、澜沧地区孟连猛啊、思茅地区西盟、临沧地区南伞、德宏地区遮放、瑞丽及腾冲等地，都建有中共军队直辖“敌工站”，敌工站建在各边境小镇负有特殊使命，同时也兼有与缅共人民军联络任务。人民军运送弹药装备及人民军伤员转院、小部队的借道协调等工作也是设立在众多边陲小镇上敌工站的任务之一。
七十年代，中国云南各地边城的部队医院，经常能看到一些没有军衔的军人住院，云南省城的昆明军区总医院更是住了众多这样的伤员。属于缅共中央高级人员因事进入中国境内，或者是缅共驻中国的特派员都是身着中共解放军军装和配带解放军军衔，一般人根本分不出这些人是缅共还是中共解放军人员。
1970年11月，占领与中国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攻占了瑞丽县对面的姐兰、云南潞西县茫海境外的猛古并建立了根据地，缅共北方分局一度在这里工作，不久组建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天，后为赵明，付司令是彭家声，彭家富为东北军区2旅旅长，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活动于缅甸贵概、棒赛、景北、猛古、果敢、北佤等地，东北军区加入了大量中国知青，缅共新的根据地，最强大时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左右，七十年代初，随着大批量中国知青加入缅共人民军，人民军在数量和军事实力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相继创建北方根据地，控制北方的一些城镇及农村。
1970年，在中共军队的协同下，中共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康亲自坐镇中缅边界一方蜿町，缅共集结了全部兵力，为打通西进之路首先进攻缅甸重镇腊戌。奈温调动全国军队主力，将进攻腊戌的缅共人民军围了水泄不通，人民军在强大的火力下，只有强行突围，此次战役死伤参战的中国知青200多人，部队突围七天七夜回到中国边境蜿町时西进部队所剩无几，人民军从此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
1971年底，为鼓士气，在中国军队配合下，东北军区与果敢、棒赛、北佤县的县大队共3000兵力，进攻缅甸边境重镇滚弄，与政府军恶战42天也没能拿下滚弄。
1972 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领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德钦巴登顶、杨光、林天、余建、德钦培等人纷纷进入邦桑。在僾尼族聚集的掸邦东部地区，缅共人民军815军区成立，林明贤任司令员，林明贤是东北军区付司令彭家声的女婿，中国海南人。
东北军区主要负责腊戌以北的解放区，总兵力5000人左右，司令员赵明，付司令彭家声，参谋长余建，财政部长刘国玺，内务处长杨茂安，一旅旅长魏超仁，二旅旅长彭家富，付参谋长蒋声明。
中部军区根据地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一带，主要辖区是邦桑以南的区域，司令员李自如，付司令是佤族头人后裔鲍友祥，下属5旅、12旅，兵力4000人，中部军区以佤族为主，是缅共人民军中一支较能呼苦与作战的部队。
815军区当时的辖区一直沿湄公河至缅老边境，缅甸景栋以北的大部地区均是815的根据地，768旅旅长宰弄板，缅甸掸族为主。683旅则以僾尼族为主要人员。
101 军区在“史迪威公路”的北线靠近中国的一段，属于克钦邦，以克钦族为主，司令员丁英，克钦族，这个军区一直是缅共人民军在克钦独立军辖区内唯一的根据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邦桑中央警卫旅旅长罗常保，中国昆明知青，89年缅共灭亡后任815军区参谋长，和林明贤一起在与中国打洛一江之隔的小猛拉。
1975年3月15日，德钦辛和中央书记德钦漆在作战中死亡，5月缅共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德钦巴登顶为缅共中央主席，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实际上缅甸北部各种贩毒武装，除坤沙和果敢毒品大王罗兴汉以外，也就是原来的缅甸共产党人民军。
1976年六月下旬，经过一个多月准备，51小组第一行动组十三人清一色中国五六式冲锋枪和六二式轻机枪，身着摘去军衔的军服，押运驮了近一千公斤黄砒的十八匹骡马离开猛古，特别行动组持有顾问团的特别借道证，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盘查进入中国边陲龙陵县的边远山区。这一年正是中国边防武警正式组建和大规模完善的头年，境外缅共人民军的各种情况对这支新军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当接到情报说有一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活动在边境时，他们还以为发生了敌情，冒然围截了51特别第一行动组，行动小组虽然在中国境内又持有借道证，当时武警对这样的事感觉特别纳闷，这个行动组所有人员及骡马物资特货都成为武警战利品，中国军队芒卡敌工站人员发现了这一重要情况，并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当年在中缅边境地区，除了传统的鸦片走私入境内，还没有发现有其它各类的毒品，“黄砒”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于这些武警来说是一无所知。边防武警还没有弄清缧马上驮什么货时，保山军分区电令该武警将所俘人员及全部物资放走，所有询问笔录全部上缴军分区销毁，当地武警责任人全部就地免职转业，参与围迁人员统一复员。51小组第一特别行动组顺利地进入入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下成功到达泰北完成小组成立以来的第一宗毒品交易，所有人员都受到缅共中央的特别嘉奖。
缅共人民军所属各军区在没有介入毒品交易之前，各部仓库都存有大量的鸦片，在“革命”时期，鸦片被禁止进行买卖，各解放区对老百姓种植鸦片管理比较严厉，缅共所辖政府每年都能收缴大量鸦片，这些收缴的鸦片都由收缴部门各自保管。东北军区在一次果敢地区打击政府军行动中，缴获果敢产鸦片共1500公斤鸦片，在缅北，果敢出产的鸦片质量最好，因为居住在果敢地区的汉人不嚼槟榔，嚼槟榔需要用生石灰混合毛烟一起才能吃，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有嚼槟榔习惯，凡是嚼槟榔地区的鸦片质量都赶不上果敢地区，因为吃槟榔的人口水里含有大量石灰碱，而石灰碱则对鸦片产生化学反应，收割鸦片时必须在刀口沾上口水，这样鸦片就不会沾刀，割起来很方便，果敢没有人嚼槟榔，所以果敢地区的鸦片在缅北一直保持上等地位。缴获的鸦片长期锁在东北军区物资仓库内。负责管理仓库的是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转入缅甸共产党的华人，缅甸名叫昂奈。
1976年，果敢、北佤、南佤、景北四个县县长、县委书记们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财政问题”以及如何利用条件进行“创收”，没有任何人提起存在物资仓库的鸦片，昂奈决定对军需仓库这1500公斤鸦片下手。在极短的时间内，昂奈秘密联系到买主，窜通好平时和自己要好的几个弟兄，将保存了数年之久的1500公斤鸦片全部出手。事情后来败露，昂奈仅仅被关押了几天禁闭就没事了，出禁闭室不到一个月，昂奈就偷偷离开了人民军而不知去向。昂奈倒卖鸦片之事很快就过去了，在人民军内部，在任何一个军区或者是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队，实际上都存有大量的鸦片，而公开征收鸦片以来，从来没有那一个部门主动交出过鸦片，大多数都被当事人悄悄地处理，钱则进了个人口袋。当毒品交易成为一个政治集团的主要经营后，罪恶随着就不断发生，80年代的缅甸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
黄砒的利润远超鸦片利润，泰缅边界的贩毒集团设在泰北山林中的海洛因加工厂只要收到黄砒很快就能提出高纯度海洛因，再由毒品集团将海洛因转销到世界各地。为获取更多利润，缅共中央以政府名义发布公文，号召鼓励当地烟农们“以烟代税”，鸦片成吨收购后，由各区、县政府送到由军队严密控制的“加工厂”进行加工。在缅共中央“创收”政策下面，加工黄砒的工厂在各军区内比比皆是。与中国畹町只有一桥之隔的棒赛，专门从外地请来技术人员，指导部队生产黄砒，70 年代，缅共控制下掸邦鸦片产量为450吨。
中缅边界全长2185公里，缅政府军所控制的有效地段当年不足100公里，其它地段均由人民军所控制，之所以控制这些地段，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获取中共的援助，自从51行动组成立以后，这条线路就变成特别行动组贩运毒品的安全通道。从缅境内进入泰国北部，沿途必须经过其它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和大毒贩张其富（坤沙）控制区，由于利润的诱惑，势必导致双方争斗，更何况缅共在国内推行中共的极左路线，与其它反政府武装的关系较为恶劣，特货贸易时期就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战争而使特货落入他人之手。
51行动组贩运特货属于“公家”行为，现在的黄砒数量在一天天增多，借道中国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为能保持长时期运送，于是，1978年缅共决定51小组由地下转为公开，公开向老百姓征收鸦片及课税活动，并且采取统购统销的方式进行运作，利用秘密借道向泰国边境运送。
1978 年11月至1979年9月，为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缅共中央全会在缅北根据地举行。长期受中共影响的思想并未能得到改变，相反还多了一些教条主义及在缅共内竭力推行大缅族主义。此次会议为缅共的彻底垮台留下了隐患，实行大缅族主义是针对占人民军半数以上华人而制定，人民军内部的华人已经明显受到排挤与歧视，各军区战斗力受到致命影响，加上所谓的土地革命及将小资本家划入对立面，缅共无论是在其根据地或政府区域，人民越来越反感，一系列的政策导致了缅共的提前垮台。
80年代，缅共的武装斗争开始走下坡路。其政治号召力及影响日益见小。1980年曾就“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同缅政府进行又一次谈判，德钦巴登顶并单独会见了奈温将军，和过去一样，谈判并没有任何成果，而缅共内部的问题却越积越多。
8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因素在国际事务之中占有了更多份额，“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主旋律，1978年以后的中国与过去不一样了，与一江之隔的缅甸，看到了这种变化，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双边的边境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1980年8月19日，缅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专门机构指挥具体工作，这个机构代号“819”，由中央付主席德钦佩丁任“819”总指挥，主要人员有吴觉敏、吴觉男（中国名：赵华）、苏康成、张德文以及杨德茂，张德文和杨德茂均是人民军东北军区人员，果敢人。自此，缅共高级干部除德钦巴登顶及极少数人外，全部卷入贩卖毒品的活动中。
在人民军内部，各级干部认识到 “819”意味金钱与财富，纷纷通过各种关系，企图进入“819”特货交易，手中控制有权的军政人员，以形形色色的手段大肆进行谋利，设工厂进行黄砒加工又卖给“819”，有的干脆入股分红。“819”所有成员，加工“公家”的鸦片卖买同时，也在倒卖自己的私货，“公家”与“个人”，成了一条扯不断的绳子，这样的权钱交易，变得最终无法收拾，高级干部在毒品交易中谋取暴利，而中央集体的经费变得越来越少，钱进了私人的口袋。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东的内弟陈奂生加入“819”直属51特别行动组，权倾51，红极一时，大肆用“公家”的资金收购黄砒贩卖，所有的资金从不上交，此事在人民军中引起极大不满，1986年陈奂生回中国探亲，缅共中央政治局下令让他结清帐目又走，而德钦佩丁付主席看在其姐夫高东的面子，特批陈奂生探亲，从此，陈奂生一去不复返。1989年3月缅共垮台后，经查证，陈奂生当时卷走贩毒资金合美元一千三百多万元。
人民军中部军区六旅政委车炬，1978年所属部队受命担任51小组向泰国边境押运特货任务，六旅防区是缅共中央驻地邦桑（现改为邦康）楠卡河以南地区，六旅势力范围达泰国边境地区，根据缅共中央命令，六旅全权负责向泰国贩毒集团进行买卖交易，车炬是中国知青，中国知青在缅共人民军中是主要骨干。车炬老家在云南文山，从小就随母亲在昆明生活，1969年上山下乡，1970年初和几个同学出境加入缅甸共产党，由于知青大多能吃苦耐劳，打仗十分勇敢，并且能出奇制胜，很多人均被提升为缅共人民军中高级干部，1972年车炬被中央任命为人民军中部军区六旅政委。由于车炬办事精明，经过他交易的特货从未失过手，车炬受到缅共中央的表彰，并成了缅共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从中央高级干部到各军区部门首长，谁要进行特货交易都必然有求于他，其中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东、中央委员巴丹、815军区司令员林明贤（彭家声之女婿）、东北军区付司令彭家声、人民军101军区司令员丁英、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苏康成、人民军48师师长林天、缅共所属贵概县县长吴拉佩、吴觉敏、人民军果敢县委大队长杨茂良、51特别小组具体负责人东北军区财政部付部长刘国玺、东北军区68师师长余鉴等都和车炬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岩小石在与坤沙部为争夺贩毒通道在泰缅边界打得不可开交时，车炬派员支持岩小石部，一举攻下坤沙在泰缅边界景帕布山一线据点。抢夺到不少地盘，车炬在泰缅边境的势力更加巩固。这个时候的车炬，已经不满足转手贩卖黄砒了，经过策划并得到“819”最高领导允许，车炬自己在原坤沙地盘楠漠建成四号海洛英加工厂，车炬高薪从泰国请来海洛英加工技师，开始从事海洛英的加工。自 70年代中期到89年缅共灭亡时，除“819”特货经车炬的手转入世界各地外，车炬与岩小石属于个人每年“特货”交易收入高达3亿泰铢，约合1200万美元，缅共特货经营的资金，车炬按“819”的密令全部存在外国银行，1989年缅共瓦解后，除车炬本人外，谁也不清楚缅共究竟在国外银行存有多少贩毒资产。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笔资产的流向，当然，这笔资金唯一的掌握者车炬升任佤联军第420师师长，420师仍然驻防泰缅边境地区。当政局平稳后，鲍友祥的佤联军、彭家声的民族民主同盟军、林明贤的掸邦东部同盟军以及丁英所属101军区均对缅共时期贩毒资金的下落提出疑问，车炬必然成为众人想往的重要目标，鲍友祥近水楼台抢先将车炬秘密关押，车炬于1990年被叫到瓦联军总部邦桑开会，期间由佤邦中央警卫团团长尼东受命逮捕车炬，直接关押在北佤县中央警卫团的地牢之中，其间受尽酷刑，不久即死于地牢，鲍友祥佤联军部没有任何收获，车炬带着所有的资金和机密离开人世。
1985 年，中国最后断绝了对缅共的军事援助。缅甸共产党清楚地看到，争取外援是不大可能了。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层层人员都在学习改革开放进行经商，都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及大肆贩毒，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从党的高级干部到普能的人民军战士各显神通，更多的毒品转道中国流入世界各地，萨尔温江东岸地区，成为“金三角”罂粟种植的核心区域。纪律的松懈造成更多无法控制的事件发生，缅共高层都出现了500公斤海洛因巨额贸易款被几个人私分。这样的事件造成了党内离心离德，缅共中央主要领导死搬中国模式。
1987年1月6日，在反围剿战斗中主动放弃棒赛根据地。人民军内部宗派主义更加严重，缅共及人民军的上层领导中，缅族人占四分之三左右，而基层干部和战士差不多全是少数民数，尤其以佤族居多。缅共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歧视排挤，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的大缅族主义强烈不满，党中央领导层中派系众多，队伍内部腐化变质，不同的民族和地方势力之间成帮结伙，各部之间甚至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加上缅共多年依靠中共提供装备及物资供给，缺泛自力精神，中共停止外援后就开始信心动摇，士气低落，在中央鼓动下，走私贩毒，无所不作。缅共企图改变现状，派出人员与越南共产党达成协议，越共和中共多年的敌对情绪，导致越方完全反对缅共内部华人高、中层干部，要求缅共清除领导层内的华人，而缅共忽视了华人在人民军内部的绝对作用，开始在高层中排挤华人，东北军区首当其冲，原司令员林天调入中央，赵明继任东北军区司令员，这些听起来是中国人名字的人，其实全部都是缅族，赵明任司令员后，权力开始收紧，付司令彭家声很快被清除出局，其弟彭家富的旅长则由蒋志明取代。
1987 年8月，东北军区原付司令彭家声，人民军原二旅旅长杨忠卫、缅共中央情报部李生、人民军果敢县大队长杨茂良等人在中国边境小城孟连召开了秘密会议，一致通过推翻缅共的决策，由彭家富回果敢成立人民军果敢临时军事指挥部，先期控制果敢军队，杨茂良予以配合行动，彭家声游说人民军各路人马，行动在高度机秘下进行了近一年多时间。
1989 年3月11日，果敢地区人民军起义，完全脱离缅甸共产党，正式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同盟军发兵猛古，缅共东北军区1旅四个营全部加入同盟军。14日，未放一枪一弹，同盟军占领了缅共北方局所在地猛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其余人员全部倒戈同盟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及时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同胞书”等文件，同盟军的行动很快取得成功，至3月16日，同盟军已经控制了原缅共东北军区80%的领地。
1989 年4月11日，缅共候补中央委员赵尼来和中部分局付司令鲍友祥及人民军5旅、12旅等在北佤县困马宣布起义，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中央全部领导人，随后将他们驱赶到中国云南省孟连县。该部控制了南北佤、邦桑特别区和景北县的大部，上层领导不少是中国出去的汉人。
1989年4月19日，815军区司令员林明贤也率部脱离缅共宣布独立，组成“缅甸联邦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815军区编为369师、911两个师，兵力3000余人，控制了缅甸东部缅中、缅老边境地区，面积为4952平方公里。
1989年缅共彻底灭亡，缅共中央所有上层领导最后步原“红旗党”后尘，在所有武装宣布独立后全部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对这些昔日的难兄难弟进行了安排。
被赶入中国境内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于6月16日在中国云南省孟连县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尽管暂被接纳，但101军区司令丁英声称“暂时不接受缅共临时中央的领导”。101军区是缅共中最晚组建的一个军区，成员基本上是克钦族，总部设在中国腾冲境外的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个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德钦巴登顶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施令，仍在不烦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尽头。101军区付司令泽龙与三个营的营长，一同向司令员丁英施加强大压力，迫其作出最终选择，或脱离缅共、或自己跟缅共少数领导人一起离开板瓦。丁英看到缅共大势已去，又回想起当年在缅共中被歧视的往事，选择了与泽龙等人一起脱离缅共。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巴登顶等人只有离开101军区，来到中国境内，请求中国当局给予躲藏之地。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一支共产主义政治武装力量，演变成一支缅甸最大的反政府武装，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究竟是不是一支政治军队？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军队？缅共的历史，给金三角以更丰富的内涵。
黄砒：易于加工，所以缅共时期大量的黄砒进入国际市埸，经加工过的黄砒，远比鸦片容易运输的多，而且经济价值更高。
用几只大铁桶，将生鸦片放入铁桶内，完全溶解后，鸦片液经过紧绷的布过滤，再稍加热过滤，中分解出灰黄色的结晶物就是吗啡。吗啡并不是100%的纯品，它仍含有一小份可卡因，把这种吗啡压成块状后，就成为金三角人所说的黄砒，它的纯度为95%左右。
这也就是当今世界瞩目的金三角的内幕所在，这也是金三角地区，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角斗中，鸦片为什么会扮演最为重要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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