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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 王申酉之死  1977 4.27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令太多人產生錯覺，一廂情願地以為是」第二次解放「。王申酉顯然也錯誤地以為冬去春來、自由民主的轉變可期了，因此才會揮筆直抒己見，豈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表現堅持」兩個凡是「而殺人立威，強權暴政畢竟是共產黨看家手段，1976年沒有變，1979年沒有變，1989年沒有變，直至今天依然沒變，———只要中共一天不死，中國大陸淪陷區就無法脫離專政惡魔的踐踏。】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員工，民間思想家，因表達不同政見，於1977年被上海市法院判處死刑。4月27日，未經辯護，立即執行。 王申酉，男，1945年8月生於上海，出身工人家庭，其中，父親是上海閘北工商聯勤雜工人，母親是火柴廠女工，由於出身貧苦，一家人都曾獲得政府照顧。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無線電物理專業。1964年，因在日記中書寫「反革命言論」被同學舉報，被認定為「反動學生」。1965年，因申請加入共青團被要求交出日記，遭到王申酉拒絕。1966年6月，曾短暫參加「紅衛兵」，後因反思「文革」成為「觀潮派」，為解決思想困惑，閱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書籍。 　　1968年1月，「清隊」時受到殘酷批鬥。學校向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控告說：「（王申酉）書寫反動日記、收聽敵台廣播和盜竊學校大量書籍」，後被逮捕，入獄1年3個月。另有文章說，王申酉1968年遭到隔離審查，在此期間遭到折磨，但他寧死不屈，堅持學習英語、德語，潛心閱讀科技及其他方面的書籍，關心國家及世界大事。 1963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965年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因拒絕交出日記，不能加入共青團。 1966年6月在日記中，寫下批判文革言論。被造反派打成反動學生，其日記被展覽，隨後入獄兩年。1968年出獄，隨學校老師去奉賢「五七幹校」勞動，後從幹校回來，留校監督勞動。 　1970年11月，被下放到大豐幹校監督勞動。據說他在繁重的勞動之餘，集中精力通讀《資本論》3遍，通讀《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做了幾百萬字的讀書筆記。約在1973年，又被下放到上海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1976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女友。學校保衛科對他的戀愛橫加干涉，通知女方說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致使女方決定與他斷交。1976年9月10日，毛逝世第二天，他給女朋友寫「情書」，全面介紹他自己的思想觀點。時被監管人員發現，在爭奪時吃掉部分「情書」，剩餘「情書」被看作「反革命黑文」，後被保衛處關押。 1976年11月，被拘留所關押，後被捕入獄。審判員要他將被撕毀的他給女友的反動長信重寫出來。11月18日到23日，他寫出長達6萬字的長篇「供詞」，內容包括︰「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關於蘇聯歷史，關於中國歷史，關於『文化大革命』，關於毛主席」。他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對毛澤東一分為二，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空想社會主義」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義問題。他還認為中國社會非變革不可，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再「閉國自守」，要開展對外貿易等等。全面反思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改革主張。 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會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1977年3月，因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攻擊「反右派運動」、攻擊「反右傾運動」、攻擊「大躍進」、攻擊「人民公社運動」、攻擊「批林批孔」、攻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九項罪名，被區法院原先判處王申酉死緩。上海市法院改為死刑，立即執行。 最終，在一天內上海市革委會領導聽取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6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個。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盧灣區體育館，在三萬人公審大會上被宣判死刑。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即被押赴刑場槍決。 1979年8月，在新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施平的支持下開始為王申酉申請平反。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開了為王申酉平反大會。 1977年，上海青年王申酉被執行死刑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來源：《炎黃春秋》2004年第9期 王申酉的思想，在今天看來，都是正常的思想。他的不幸，就在於比常人早想了一二十年—— 他批評「在我們國家裡，還存在著革命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是1963年； 他批評思想獨裁是1964年； 他批評「三面紅旗一出，三年困苦降臨到六億人頭上」是1965年； 他批評「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是1966年； 他指出「十年前划了30萬（註：原文如此）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直志士」是1967年； 在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寫的「供詞」里，他全面的反思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 他的觀點，不過是寫在日記中，寫在給女友的書信里。他沒有結社，也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僅僅因為思想，因為他的頭腦里產生了與當時統治者不一致的思想，於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讓我們記住王申酉被槍殺的日子吧：1977年4月27日。這個日子和遇羅克被槍殺的日子——1970年3月5日一樣，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都銘刻著國家的恥辱。蘇格拉底被殺死是在2400年前；布魯諾被燒死是在400年前；而中國殺死自己的思想家是20世紀70年代。遇羅克活了27歲！王申酉也只活了31歲！有人感嘆當時中國沒出幾個思想家。中國人不是天生沒有思想能力，而是最傑出的思想者，竟然被推上了斷頭台。 王申酉在80年代初平反時，首都的一些新聞機構組織金鳳等一流記者，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採訪，準備向宣傳張志新一樣大張旗鼓地宣傳王申酉的事迹。然而，報導寫成之後，有關領導人卻提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藏是藏起來了，文稿在金鳳手裡已經藏得發黃髮脆。能否傳之後世，就不好說了。連同代人都不知道王申酉是誰，後世人怎麼會想起尋找他的蹤影呢？ 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所謂「供狀」 警車飛快越過上海鬧市區，駛向普陀區拘留所。當晚即開始審訊，緊緊圍繞著所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罪名而展開。 問：「你的矛頭針對誰？」 答：「我主要寫的是現在的社會情況。」 問：「我們的社會是什麼社會？」 答：「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我想有很多情況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生產力不能高速度增長；科技水平不是高速發展；文學藝術也不能達到高水平。我們社會是閉塞的，不是如馬克思所講的和國際交往密切。」 問：「為什麼你的攻擊在1976年？」 答：「我感到鄧小平重新工作以後，中國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鄧小平以後，我情緒抵觸，認為國家沒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這在給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講了……」他給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給公安局當作「罪證」收繳了，在內蒙做工的弟弟也被關了起來。 一個多月20次審訊，預審員反覆要求王申酉承認所謂「惡毒攻擊罪」。而王申酉認為這不是攻擊，他是講真理，講人所共識的客觀事實。 1976年11月18日，辦案人員要王申酉重寫一遍給女友的那封沒有寫完的長信內容，作為一份他全面的「親筆供詞」。 原來的那封信已被他丟到水池中毀掉了。再重複寫這封信時，他沒有任何資料可供參考，手頭也沒有馬恩典籍可供翻閱，一切全靠他驚人的記憶力，全靠他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理解，靠他多年生活的觀察積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徹分析，他下筆一瀉千里，從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寫了6萬多字。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寫給他女朋友的這封長信分八個問題。除了他談到與女朋友的結識及雙方關係發展前景的問題外，主要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與他的世界觀；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史的看法；對蘇聯歷史的看法；對1949年以後中國歷史的看法與對M的看法；對中國目前現狀的看法。 這是一份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剖析當時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探求建立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很有價值的宏篇論文。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卻被當時的審查者們當作王申酉「惡毒攻擊罪」的罪狀供詞拿出來。 王申酉這份「親筆供詞」全部複述了他在寫給女朋友信中的內容，是他十年探索、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聯繫社會實際形成的真知灼見。 當時萬惡的「四人幫」已經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結束，他滿懷希望他的命運會有根本的改變。他給父母寫信，要求他們用他的工資代買《資本論》1-3卷、《剩餘價值學說史》1-3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馬克思傳》、《論一元唯物史觀的發展》、《沒有地址的信》、《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書送來，還準備在牢中再次攻讀馬恩著作。誰料想竟無人理會他的正當要求，連這封家書也被扣壓。他日日地興奮和期待著。他萬萬沒有想到，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個人迷信」、「極左思潮」仍然緊緊禁錮著當時執政部門一些同志的頭腦。兇險的命運在等待著他！ 六分鐘決定他的命運，他不幸倒在我們自己人的槍口下。1977年年初，北京傳來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強調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凡是惡毒攻擊……者，必須嚴厲鎮壓，決不手軟。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會決定在「五一」節前要召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會，要求法院上報案例。上海市高級法院「死刑複核組」人員立即到各區、縣選擇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選中。「全面專政機器」飛速開動。 時間緊迫，連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顧不得了。按規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訴後，法院才能受理審訊、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關在公安局，並未移交法院審訊。為了趕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報公判案例，3月8日，市、區兩級法院審判員聯合突擊審訊王申酉。此時，他們還沒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訴書。普陀區公安局的起訴書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區法院的，而在頭一天法院卻已開始審訊。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下午，普陀區法院和上海市高級法院聯合提審王申酉五次，圍繞「攻擊罪」整理出了「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攻擊「反右派運動」、攻擊「反右傾運動」、攻擊「大躍進」、攻擊「人民公社運動」、攻擊「批林批孔」、攻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九項惡毒「攻擊罪」。 3月14日，普陀區法院黨組和普陀區公安局分黨委聯席會議決定：對王申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月17日，普陀區區委書記董鎮同志認為王申酉只是動嘴，沒有動手，寫信沒有擴散，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批示：判處死刑，緩期兩年。 區法院黨組將原報批「死刑，立即執行」和區委書記的批示「死刑，緩期兩年」兩種意見一併上報上海市高級法院黨組。 3月25日，上海市高級法院黨組開會討論，一致意見：判處王申酉死緩。 4月5日，當時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在全市黨員幹部大會上說：「我們要認真貫徹執行1977年中央五號文件精神，開展幾次大的打擊，抓住典型案例，堅決打擊，決不手軟！」 參加會議的上海市高級法院院長開完會回來，睡不著覺。他想自己過去曾被市委領導批評「太右」，今天會上的精神是對政治案件判刑要從嚴，王申酉的案子我們判「死緩」是否輕了？如果上報市委審批時，市委意見是「死刑，立即執行」，豈不說明自己真的「右」了？想來想去，他決定將王申酉案改為「死刑，立即執行！」 4月6日上午，他召集黨組開會，傳達市委會議精神。建議立即改變上次黨組判處王申酉死緩的決議，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執行！」王申酉的命運就這樣可悲地決定了！ 我們採訪中了解到，上海市高級法院死刑複查組、刑一庭以及所有黨組成員都沒有看過王申酉寫的六萬言的「供狀」，他們判刑的根據只是區法院整理的幾百字的「九條罪狀」！ 1977年4月7日，一間布置得十分幽雅的會議室里，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會討論市高級法院上報的公判案件。這一天他們共討論了58個案件，決定了68個罪犯的判刑，每個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裝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們在討論這決定人命關天的大事時，包括彙報時間，平均每六分鐘就討論決定一個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12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時彙報了普陀區委建議「死緩」和高級法院黨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兩種意見。市委的決定性意見是「殺」！…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總署 總協 林牧晨   因有淪陷，才有光復；一如因有滿清滅亡明朝，才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辛亥共和革命，因有河山淪陷於日寇，才有收復失地的抗日戰爭。主張光復民國的前提，是明確：大陸淪陷於共匪和淪陷於滿蒙日俄一樣，是亡國於敵手的非民之國。而光復亦同辛亥革命一樣是推翻專制的共和革命。不明確與共勢不兩立的敵對關係，就不可能理解和支持光復革命。 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失利退守台灣，處境艱難困危。蔣中正領導軍民堅持反共復國的意志，肅清內亂，營造反攻基地，並施行地方普選和土地改革等重大措施。 蔣經國領導軍民堅持反共立場，啟動十大建設，使台灣自由地區經濟起飛；同時逐步推動憲政民主，最終完成解嚴和解除黨禁等政治改革。 蔣經國逝世後，台灣在完善憲政民主等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但由於反中「綠獨」逆流的衝擊，加上藍營分裂出恐共媚共濁流，台灣政壇開始落入亂局。 台灣部分明智者堅持反共立場，但正藍旗下力量單薄且有橫插的干擾，難以形成自由中國陣營，無法承接反共復國的使命，而且面臨被中共侵吞的危險。 1949年，中華民國大陸政府被黃俄叛匪顛覆，中共展開土改、鎮反等一系列運動施行紅色恐怖專政，大陸人民陷入被奴役被剝奪被蹂躪被虐殺的黑暗世界。大陸淪陷後，許多地方的反抗此起彼伏、艱苦卓絕、勇烈悲壯。經鎮反、肅反、反右、文革等浩劫，自由力量逐漸顯現。 太多曽被中共的謊言所迷惑的人在目睹了嚴酷的事實後開始有所驚覺、有所醒悟、有所憤懣不平。大批知識界人士在1956—-1957年「鳴放運動」時期發出了怨聲甚至吼聲。例如儲安平抨擊的「黨天下」、「國民黨時期的自由是多或少的問題，共產黨治下的自由是有沒有的問題」；楚歌反映的」老百姓要殺共產黨「；章伯鈞主張的」建立政治設計院「以及私下評論」毛澤東是中國最大的流氓「等等。更有林昭等人編印刊物、組織政治團體以求突破中共的羅網。在中共嚴厲鎮壓下，這些開口說出一些真話的文化人橫遭厄運，無數人被凌虐、幾十萬人慘死。法律條文中查不到的”右派言論「就是這些人的」罪行”，而實際上他們幾乎都是長期勾結、擁護、跟隨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左派民主人士進步分子「，真正堅持守護民國立場的「右派」早已逃亡天涯或被共匪殺得乾乾淨淨，其中包括幾百名共和革命功臣和抗日戰爭的國軍將領，更有幾百萬善良守法的百姓。可是直到2017年最後一次「反右運動」研討會，多數與會的殘存右派分子還是未能認識到當年他們跟從中共的「光榮履歷」其實都屬助紂為虐的罪孽，有人甚至還表示“不說共產黨的壞話”。 1963年開始的左傾進程，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曠古浩劫，卻也暴露出中共政權的黑暗與空虛。1971年的林彪事件促成大面積的醒悟。到了1976年，」四五運動「等事件顯露出反毛情緒已經相當普遍。」四人幫「倒台被許多過於樂觀的人們盛讚為」第二次解放「，而華國鋒舉起」兩個凡是「的大棒殘殺了王申酉等人，讓人們被迎頭一盆冷水澆醒：專制壓迫依然如故。1978年起，胡耀邦等開明派實施了一系列糾偏措施，民間聚集的自由慾望順勢發泄出來，很快形成」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一直延續到1981年方被」四項原則「、」九號文件「包裹的專制寡頭集團剿平。這一階段的民間意識出現了一些越過」雷池「的突破，反映於幾個焦點是：徹底否定文革、質疑馬列毛主義和社會主義優越性、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權力。至此，」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初具獨立的思想意識的指導而近乎於一個政治派別登台亮相了。 雖然中共開明派作出了」改革開放「的讓步措施，讓民眾獲得了」鬆綁「後施展活力的機會以改善生活質量，也造就了引入資本主義元素促成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但專制體制未變，中共統治集團與民為敵的性質未變。這種給經濟鬆綁但又給政治戴銬的畸形社會也就只能病態發展。86年」反自由化「的碰撞、」新權威主義「的浸染、直至89年改良主義」愛國民主運動「演變為血腥屠殺激起的強力反抗情緒和萌動的革命意識，都標示出中國民主運動必然走向」體制內改良「的對立面。甚至胡耀邦趙紫陽的獻祭式隕落也不可能再度釀造」和平演變「的醇酒，中國大陸註定要經歷無可迴避的涅槃火場。 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人數遠不及之前多次運動的殺人記錄，但它是殺得最狂熱的一場表演，而且是那麼真切地呈現於全世界人民眼前。 它幾乎直接促成了」蘇東波「巨變，結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性命。此後，殘餘的中朝古越老」共產國家「其實已經不可能承繼」共產主義「宗譜，只有掛羊頭賣狗肉地強化特權集團的邪教騙術和」商君書「模式的馭民、愚民、辱民、奴民、殘民之妖術。六四鎮壓消滅了」改革「之夢，獲勝的」官倒「們先富起來了，吃過苦頭的」老幹部「還鄉團可以放手報復了，曾經在紅海洋里囂張跋扈的紅二代們紛紛接班上位了。中共黨官特權階級迅速固化，這個紅色王朝以秦始皇加馬列毛的極端邪門歪道毫無顧忌地宣告：他們不可戴天的死敵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現代普世價值。大批一度自欺欺人的」體制內改革派「無奈地意識到令人動心的自由民主理想遠不如升官發財的權勢更無法拒絕，」共產黨確實很糟，應該倒台；但不可損害我的既得利益「——-以這種觀念主導，維持了中共權貴階級和奴才群體抵制民主化的」統一戰線「。而且這種維利計算也驅使國際投機分子湧入大陸，為自己贏取暴利而幫助中共專制堡壘添磚加瓦。其中有大批港商台商，去大陸倒騰了幾十年後鎩羽而歸，方才開口咒罵老共。更有自詡民主中堅的歐美政客如敗登家族等假公濟私與共匪共舞撈取橫財，不惜自毀長城削弱國力。 經76、79、86、89多次民主運動的衝擊，中共與民為敵、以民為奴的本質暴露無遺。尤其經過89年窮凶極惡的屠殺後，改良主義的「體制內改革」迅速被具有革命傾向的民間「自主運動」所取代。 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從70年代的萌芽期演變為89以後的成長期，逐步從摸索–探尋–辨識–表達階段升級為理念性同道群體—預演性政治組織—務實性操作機構。其目標大多交集於在大陸重建中華民國。 大陸經過「改革開放」的「鬆綁」，社會有了一些自由度，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各階層體驗了生活質量不同程度的的改善，變革要求一度減弱。加上國際左瘋狂潮與綏靖主義影響，民主陣營有很嚴重的弱化，間接導致專制軸心邪惡勢力的抬頭與蔓延擴張。許多民主自由的國家陷入自殘自誤自欺欺人的退化危局。留守於台灣的中華民國面對內外夾攻危機四伏。明智者不難看到：拯救台澎金馬人民以及全人類免於覆滅之災的唯一生路只能是徹底消滅以中共為首的紅色恐怖—-綠色恐怖—-黑色恐怖邪惡勢力。2025年有希望成為撥亂反正除舊布新的新開端。 經過思想開放的自由化運動和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中共政權的非法性難以掩蓋，對中華民國的重新認識日益深入，在淪陷區湧起「民國熱」潮，更有越來越多的人舉起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戰棋。  民主運動的政治光譜經歷了多層次演變，「民運」升級為「革命」，「革命」又深化為「反共」，「反共」更匯聚於「民國」；於是，時隔一百多年，重新走向共和的國民革命再一次顯現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意志。 反共、反中共為首的邪惡陣營，已迅速成為世界自由力量的共識。但自由陣營尚存許多失防的缺口，例如國際政要支持台灣卻無視中華民國，顯然只是利用台灣為火線上的橋頭堡而已。台灣綠營的反中與藍營的恐共媚共投共，都在自毀長城坑害中華民國。由此，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歷史使命便責無旁貸、當仁不讓地落在堅持反共立場的大陸、台灣、世界各國的大中華志士肩上。 新的世界格局，需要新的目標確認和路線謀定，以及策略、戰術推演。猶如一部交響樂，必須先完成作曲，然後組成樂隊，經過排練後才能正式演出。而今，這一切具體工作只是初步涉入，遠未完成。但毫無疑問，世界形勢將有大變化，中國大陸將有大演變，當代中國光復革命將不可拖延、不容猶豫地吹響衝鋒號，展開大中華民國的旗幟，踏入順天應人的征程。 中共國家機器走進了死胡同，再也不可回頭。但國際自由陣營的首腦們幾乎都沒反應過來，不但喝下了大量綏靖主義烈酒，還吞下了“覺醒、先進”等主義和亂性、黑命貴、全球化之類左瘋型毒品和麻藥，使自由民主的陣營完全忘記了二戰與冷戰期間的教訓，像開放邊境放任非法移民入侵一樣對中共敞開大門。而且太多國人也依然抱持著「體制內改革」的幻想，愚蠢地等待著中共內部出現一個明君帶領中國走向光明。單看無數次紀念六四的大小會議，幾乎大多數發言都只是在表達自己當年之非凡和如今之卓越，極少見有認真分析國情民意以策劃推動反共工程的政治操作團隊。 如今，西方民主國家正面臨著內外交集的整頓，世界態勢傾向一場世紀大變局。相應各方面都可能迅速改觀。有人感覺到某種預兆，疾呼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機的時刻，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也將隨之被劇烈衝擊。——-感覺不差，但危機豈止於中華！也並非「又到了最危機（危急？）的時刻」，而是「終於到了這個時候」！—–難道你不覺得：我們已經等得太久？中共反動政權維持75年不倒，主要原因當然是反共力量的弱小與缺位，而此中一個因素則是太多自由民主志士尚未充分認識到中共是人民公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一不中華二不人民三不共和的官黨反動王朝。許多“紅色家庭”的子女雖然能夠深明大義投身於民運，但極難意識到父輩參與“解放中國”、“抗美援朝”等“光榮歷史”實在都是棄明投暗的過失。 近來自由陣營的要人做出了「蓄謀」針對中共邪惡軸心的對敵排陣布雷等備戰、臨戰措施。這應是順理成章的必行之舉，而本屬盟軍的陣地卻亂象頻出。例如台灣，藍營大批政要拋棄了「反共復國」這根真正的「定海神針」，從恐共、媚共直到投共如同瘟疫流行。這些一向顯得重德明智高品博學的藍營諸公竟然昏聵混球到這部田地，哪裡還談得上什麼保台護國，乾脆過海下跪投降算了！好在還有明居正等許多正藍中堅守護著民國命脈，而且不斷有青年才俊加入，如邱紹祐等熱血青年顯示出非凡見識並且落實於行動；由此可望正藍軍重振旗鼓，以掃除陰霾重現青天白日。至於綠營，亦可窺見有人漸漸夢醒、開始撥開綠獨網罩，看見了在「去中、反中」簾幕後面被蓄意抹黑的中華民國原來是那麼真實、卓絕、大中至正的血親！可以相信，台灣民眾和更大範圍內的智者終能擺脫實為偽命題的台獨鬼話的糾纏，重新築起自由中華的堡壘，充滿信念與信心地站上抗擊共匪邪魔的崗位。 台灣的混沌狀態是主要危機。如果民進黨不改弦易轍，極有可能發展到利用執政權利實施類似於戒嚴的措施以清除共匪內奸等罪名清算藍營人士、親中人士；你把二二八暴亂捧上神壇，就沒有立場防止再來一次裂國殘民的反政府暴亂；民進黨竟然不懂毀滅中華民國也就毀滅了台灣的命脈。至於國民黨和其他藍營政黨如新黨、親民黨等，既然有連戰、郁慕明、宋楚瑜、洪秀柱等」領袖「帶頭朝拜共獨，還有聲望極高的韓國瑜也糊塗到把九二共識當作定海神針，那麼就不要責怪被台灣人民拋棄了——你既與共匪共識，還有什麼臉面要求長期處於中共威脅下的民眾投你的選票？國民黨唯一起死回生的活路只有兩個字：反共！ “台獨”是偽命題，台灣地區是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領土，不存在讓獨立政體重新獨立的反邏輯的道理，唯一的解釋是綠獨的改朝換代企圖。“九二共識”是鬼話，唯一可成立的解釋只能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高舉青天白日旗、傳承中華民國法統、堅持反對中共專制政權的立場、不忘光復大陸的崇高志向，這才是台灣人民、大陸人民、全世界華人應有的共識。 民運已從改良主義主導轉進入反共為主流，已經踏入新一輪共和革命的程序。而革命的具體方向卻又有所分歧。其一是寄望於中共內部分裂而發生政變；其二是寄望於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打敗中共實施“國際共管大陸政府”；其三是發動大陸反共力量，組織民眾展開民主自治運動，更換官黨政府為民選政府，最終組成自由民主統一的大中華民國。無論哪種可能，都必然會衍生武裝起義式的暴力革命，而且很可能其激烈程度會超過辛亥革命，因為中共的邪惡遠超滿清。 對未來新政權的構想離不開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民族獨立建國”之類的主張都不去考慮大陸真實的國情民意。不了解各地區人口的民族構成和生存現狀，妄議如何用武裝起義、全民公投、國際強力介入等途徑建成獨立國家，並且按照藏青會、東突厥伊斯蘭力量、南蒙獨立運動等群體的主張，須趕走領域之內的漢人，這般輕率的“政見”如同兒戲。須知所有縣市都非單一民族構成，許多“民族自治區”、“民族自治縣”的居民包含幾十個民族，而且絕大多數自治州縣都是漢人占絕大多數。另外，中共玩弄統戰手段，往往施行某些對少數民族的特殊優惠政策（有點類似奧巴馬–敗登的“黑命貴”等製造特權群體的做法），漢族人因此為利益而改動身份變為少數民族的事司空見慣。如果照此類按民族因素決定是非的主張辦事，那麼多數地區只能變成“漢族自治區”，被趕走的無疑是“少數民族”。歷史上以民族宗教等元素施政而造成災禍的實例太多了，包括當前的以巴戰爭、俄烏戰爭等，血仇打上死結便不死不休。 而中華民國主張的地區自治按常理應是最佳選擇。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任何族群都有爭取權益的平等機會，相對多數的族群可能獲得更多選票而得到較多好處，這都是相當合理、自然的，也是相對最公正的。中華民國治下不設民族自治區。另外還重劃政區，例如把內蒙分為熱河、察哈爾、綏遠等，此類措施打破了許多歷史遺留的不合理區劃，相當可取。至於許多學者提出的聯邦制、邦聯制等設想，多半只是沒有地基的空中樓閣，沒什麼意思，頂多讓人贊一句“偉哉宏論”而已。當然，民國派也沒有必要去反對獨立運動，畢竟這些運動都有反共的表現，具有積極意義。民國派提倡國號為中華民國，這四個金不換的大字具有最大的包容度，什麼聯邦、邦聯都不妨進來試驗一番。但既為民國，便不可能容許分土裂國的國中國，更不可能容納帝制復辟，像溥儀那樣的皇帝迷是絕無市場的。 當今中國民主運動的革命化轉型，比較集中體現於民國熱興起、民國派擴展、民國魂歸來。 民國熱不僅是由於對歷史真相的重新認識引起的如夢方醒的震動，也是最具傳統品味與引自西方風尚兩相結合的審美意識、價值判斷。重溫民國」舊夢「，是一種文化復興的意向，民國熱喚醒了潛在的民國夢，其感染力遠超黨棍們的雜碎“中國夢”。許多大陸遊客到台灣後最深刻的感受是“方知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文化、何為真正的中國人”。大陸人認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台灣綠獨卻否認自己與中國有任何關係，認定中國為中共的專利品，真是荒誕的自宮鬧劇。 民國派毫無懸念就是復國派，就是反共的革命派。民國派當然不會糊塗到力圖恢復民國時期的種種災禍弊病，光復民國是重建共和制的主權在民的中國，是整理國故、復興傳統文化的精華，而非攪起沉渣舔舐封建專制的餘毒。民國派順理成章地贊同三民主義和民國憲法，但不排除合理的修訂改進；民國派不會以任何主義或宗教去鉗制國民的思想言論，也不會讓任何黨派、宗教、特定群體操控國政、凌駕於法。民國派力求回到四六憲法的基點重啟憲政工程，但不會拒絕吸收台灣自由地區的憲政經驗。一如日本興於明治維新乃得益於學習西方，中華民國也從不排斥西學，始終把民主與科學列為至尊國寶。 民國派尊崇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先賢，感念他們的貢獻與犧牲。一如傳統倫理的忠孝仁愛、親親、尊賢、尚功，實為養護民族的美德。民國派鄙視那些欺師滅祖毀譽先賢的宵小蟊賊，未來自當清除中共亂臣賊子的所有遺迹。可以預想：未來中國大陸會出現許多”大中至正”的牌匾，還會重新恢復許多地名如：虹口公園恢復為中正公園，襄陽公園恢復為林森公園，等等。沒有對先賢的敬仰就不會尊重傳統，就不會傳承道統，就不會遵循法統，就不會有齊家治國的真道。如美國那種左瘋政客鼓動犯罪分子毀譽先賢的惡劣行徑，竟然比外敵更為猖狂地把偉大的美國搞得幾乎國不成國、州不成州、市不成市、家不成家，實為最切近最慘痛的教訓。 關於未來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進程，原來許多人寄望於中華民國王師北上，從台澎金馬反共基地反攻大陸。但兩蔣之後再不見義師正氣的顯示，直至首腦宣告兩岸毫無關聯，台灣與中國毫無關聯；”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台灣軍民早無此念，只求苟活一隅而已。顯然，按目前狀況，反共復民之重任只能託付於大陸義人志士以及海外同仁。民國派處在極為困頓的境況，很少人能經受這般考驗與磨礪。然而民國派依然有許多同仁決不放棄，並堅信復歸民國的理想必定成功。 有民國派人士指出：大陸民眾展開自治運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都是可以期盼的，例如烏坎模式就曽取得非凡的成功。 還有如甕安事件，民眾攻佔併火燒公安局大樓，類似的抗爭行動並非少見。還要看到即使在嚴酷的高壓之下，依然不斷湧現出勇於挑戰鐵幕的英雄，如韓立法、任志強等。歷史不會斷絕正義的通道，中國大陸的巨變是合理的推斷。可以相信，在當下政治、經濟等多重危機重壓下的淪陷區社會，一旦發生跨越多省市類似“甕安”、“蒲城”的事件，反抗力量將在推波助瀾的過程中集結和壯大，就發展到了勝算可期的形勢，屆時，無數的領袖人物將會蓬起，並觸發中共黨政軍警特成員的倒戈。 須知六四的重要教訓就是：不要滿足於參與和平示威而應組織武力抗爭去贏取勝利。中共黨政軍內部不斷的清洗，也自然會培植出不可小視的反叛力量。須知共產主義信仰早已破滅，極權首腦多半難逃齊奧塞斯庫的下場。 光復大陸的革命當然要清算中共的罪行，也當然要法辦犯罪分子。但對普通中共成員則不應歧視、更不容報復欺凌，因為他們都屬於人民。 未來的中華民國法律需要確保所有守法公民的權益，包括不禁止民眾相信共產主義，一如不禁止任何宗教和非宗教信仰、不干涉什麼無神論多神論一神論、辯證法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等，唯需取締中共的組織活動，一如禁止伊斯蘭國、塔利班、哈馬斯、按提法之類的邪惡集團的活動，以維護社會安全、保護人民的身家性命。 民國派尊崇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先賢，感念他們的貢獻與犧牲。沒有對先賢的敬仰、不尊重傳統，就不會傳承道統，就不會遵循法統，就不會有齊家治國的真道。 可設想光復革命進程： 一、在淪陷區重建中華民國不需要制定任何新方案，只要依照 46 憲法實施即可。也許可以參照台灣地區的成功經驗制定若干增修條文。具體步驟 1）去黨留政，如行政機關還能運作，立即按憲法進行國大代表選舉，由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 2）按憲法選舉立法委員，組成立法院。 3）按憲法設立行政院，組織新政府。如行政機關已停擺，由各市縣當地各界有影響的人士 和各政黨團體代表組成選舉委員會完成上述選舉。 二、設立國庫和金融管理中心，發行新貨幣華圓。審查處理和跨國追繳非法財產。 三、整軍與軍隊國家化的變革同步進行。  須徹底否定中共軍隊的合法性，認清其罪惡本質。 四、通過憲法修正案，實行憲政法治。 五、文化教育事業的整頓，清除共獨遺毒，推動中華文化復興。…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總署 總協 林牧晨                     接棒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時留影 過 清明 （亂板十一字轉韻 ） 一 看膩了櫻花落去紫藤開滿 小園青紅綠紫溢芳菲明艷 卻無間隙容思緒放縱逃逸 奈何固守著慵懶醉卧悠閑 竊欲幻歸舊時鄉野石橋畔 凝神幾點魚漂浮沉水中天 不消斟酌對付歲月剩多少 將一縷幽緒墜入無底深淵 二 目光隨蜂鳥徘徊葉下花前 雨後驕陽須臾焙熱華春馨 遠山又見芸苔鋪開金琉璃 彼時林間小道印跡已無痕 枉然追憶那老歌曲調詞譜 曾經感動的瞬間不會重複 掐指計算幾多熟悉的名字 都無意招呼擅自悄然作古 三 清明詩阿房宮賦杜牧神品 獨善其身須試過濟天知行 生不畏死顏真卿遵仁昭義 扶越棄勾范蠡循道理人情 雖愚夫屠龍有心回潮乏力 留幾聲溪吼林呼隔海遙祈 聚風雷驅鬼神伐紂莫遲疑 望青天仰白日擊鼓展軍旗 ============================ 地角天涯憶同仁    道義知交半零落 清明時節，斷魂雨紛紛、悼亡淚紛紛；惜落花紛紛、尋憂思紛紛。 半暖還寒指天氣，今宵別夢寒指人氣。弘一填詞送別當有所指，聽此歌者亦當有所憶。 七七喜壽之歲，說是人生分水嶺，沒道理，莫在意。但覺知交漸少，離世者漸多，其死因各異，令人唏噓。 小學時便有同學因病夭亡。在貴陽見到醫院裡一女孩餓死。在貴陽楊柳灣、在北京積水潭、在二師院上澳塘港、在閘北師範新村旁的「丁字浜石橋口」，多次見到過玩水淹死的孩子。還有「小癩痢」兄弟兩人，發現楊家宅生產隊挖河泥掘出的未爆炸彈放在鄉政府屋角，便偷偷地動手想砸下銅片賣錢，猛然爆炸，小兄弟倆連同圍觀的幾個孩子當場被炸死，還有彈片擊傷共和新路上的騎車人。 六十年代，廣粵路靶子山不時有槍斃犯人的，不少小學同學會去看熱鬧。還常去那土坡上尋找些銅頭子彈做玩具。據說被殺者家屬要付五角錢子彈費，那可並非小數目；那時一個大餅才三分錢，一斤白米不到兩角錢。…

在中共統治的七十多年裡，以言治罪，血腥殺害了無數有識之士和普通民眾。大部分受害者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僅有不多的犧牲者，還能讓後世的人們緬懷和追思。也足以彰顯中共罄竹難書的罪行一角。四月這個月份就有許多犧牲者，其中林昭是“以信仰與意志，抗爭八年！以血代墨，書寫幾十萬字為自由吶喊！”最後被槍決的，為真理與自由獻身的志士！血灑祭壇的殉道者！   4.29   1968 林昭與星火 （網文選摘） 為真理與自由獻身的志士 血灑祭壇的殉道者 一、林昭的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於蘇州一個官吏家庭。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民國時期從政為官，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他一生清廉耿直，潔身自好。母親許憲民在抗戰期間曾坐過牢，解放後曾任蘇州市民革委員、和政協委員。林昭的大舅許金元是早期共產黨人，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殺。 林昭早年就讀蘇州景海女中，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在學期間，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禮拜，不久，從一位美國傳教士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她自幼深受其母和大舅的影響，其妹彭令范說她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在讀中學時她就參加了左傾的、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的「大眾讀書會」和「大地圖書館」，讀過許多西方政治哲學方面，包括馬列和毛澤東的書籍，甚至還做過幾天中共地下黨員，抨擊國民黨統治。1948年，為追求政治進步，她寧肯不去美國留學，跳窗從家裡出逃，隨之考入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她滿懷希望地迎來1949年，同年參加土改工作隊到蘇南農村。 1954年，她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不久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參加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 停辦後，她成為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紅樓》第二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張元勛。 思想自由，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她無疑是屬於這個精神譜系的。1957年5月19日，張元勛和沉澤宜等人響應中共中央的鳴放號召，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在學生中引發大辯論，有人認為該大字報的內容右傾，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會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為張元勛等人辯護。5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勛出《紅樓》編委會。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將那些向共產黨提意見者說成是右派分子乘機向党進攻。 1957年秋，張元勛、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以死抗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但她因此被認定與黨和政府對抗、態度惡劣，於是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投書向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後因新聞系專業副主任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求情，林昭得以留在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民大學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期間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愛情，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上級指斥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准他們結婚。為此，甘粹被發配到新疆的一個勞改營，一去就是22年。 當時蘭州大學的張春元和顧雁等人，籌辦了針砭時弊的油印刊物《星火》。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林昭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大饑荒憂心如焚，她堅持說出真相，並給領導人寫信，試圖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不久，凡涉及《星火》的人員共30多人，皆遭逮捕。1960年10月，林昭在蘇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父親因此而服藥自殺。 1962年3月，林昭得以保外就醫，回蘇州後結識了黃政，兩人共同起草了中國改革方案。在此期間她還委託朋友，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文章帶到海外發表。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投入監牢。在獄中她曾多次絕食、自殺，並分別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但都沒有迴音。林昭在獄中，沒有筆和紙，她就用自己的血在白色被單上寫作（有二十萬字之多）。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殘酷的虐待。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書寫「告人類」一文。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對於自己的結局，林昭早有預感，並且做好了心理準備。1965年5月6日，七年刑滿釋放的張元勛來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她。她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 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         這個懼怕活著的，更恐懼死後的林昭。林昭墓地成为戒备森严的“国安重地”。当地警方在墓地周围安装大量摄像头，严密监控前来拜谒的人士。许多在林昭忌日前去拜谒的人士，都遭到警方暴力拦阻、殴打乃至拘押。 林昭生为“异民”，死为“异鬼”，中共不能让她活着，死后亦不让她安眠。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成員胡福慶2012年在上海曾參與組織部分維權人士前往林昭募祭奠。 2012年5月3日：上海訪民一行王扣瑪、鄭培培、陳啟勇、李惠芳、徐秋琴、沈永梅、孔玲珍、石萍、陳春芳、鄭建明、李衛青、馮國偉、週妙如、徐順福、王美莉、徐瑋、李玲珍、週榮妹、袁關芬、施亞萍、王承偉、陶建國、張瑜、胡福慶、孫紅箏、範詩銘、朱黎斌等27人，前往蘇州林昭墓祭奠！ 2012年5月3日

在中共統治的七十多年裡，以言治罪，血腥殺害了無數有識之士和普通民眾。大部分受害者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僅有不多的犧牲者，還能讓後世的人們緬懷和追思。也足以彰顯中共罄竹難書的罪行一角。四月這個月份就有許多犧牲者，其中陸洪恩作為一個病人也逃不過厄運，見證了這個時代的荒誕，也見證了中共政權在造神運動巔峰時期的黑暗和殘酷！ 4月27日  1968 陸洪恩之死 （王友琴文章摘錄） 陸洪恩，男，1919年生，1943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1954年起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文革前一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療，1966年5月再次發病，因發病時曾有所謂「反動言論」，1966年5月28日被公安局拘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判決死刑槍殺。 陸洪恩出身在上海徐家匯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他的妻子胡國美，畢業於上海中西女中，任上海舞蹈學校的鋼琴伴奏師。認識陸洪恩的人說他極為聰明，不但有音樂天才，還富有文采，文章寫得很好。這應該是事實。因為上海交響樂團是高水準的樂團，他應該是個優秀的藝術家。 1965年1月，陸洪恩和上海交響樂團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賢縣農村參加所謂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此運動也被稱為「四清運動」。在奉賢鄉下，陸洪恩突然行為失常。他的同事只好把他綁起來送到縣醫院打了一針，使他鎮靜下來。隨後，陸洪恩被送回上海。上海精神病醫院最好的醫生和陸洪恩談話並觀察之後，診斷陸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陸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兩個多月接受治療，病情緩解後出院。他能回團上班，但不再擔任指揮。 1966年春天，陸洪恩再度發病。那時在上海交響樂團里分組進行「政治學習」，討論姚文元剛發表的文章《評「三家村」》當時的人們都只能唯唯稱是，照著《人民日報》的說法發言。但是陸洪恩在小組會上對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團里的人和他辯論。他亢奮起來，滔滔不絕地陳述別人都不敢說的看法。當有人駁斥他的看法，說他和蘇聯修正主義頭目赫魯曉夫一樣。在這種刺激下，陸洪恩說，你們說我是，我就是，並且說了「赫魯曉夫萬歲」。這就被當作了「反革命事件」。結果，陸洪恩沒有被送進精神病院，而是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捉進了公安局的看守所。陸洪恩從1965年第一次入精神病院之後，一直服用有鎮靜作用的氯丙嗪，被公安局拘留以後被停了葯，他的病就越來越嚴重。據說，陸洪恩在關押中見到紅色的東西就試圖破壞，那時候到處都是紅色的標語、紅色的毛澤東語錄本等東西。這種對色彩的狂躁反應本來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現，然而，由於紅色被當作「革命」的象徵，所以陸洪恩對紅色的反感也變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據說他在關押中呼喊了「反動口號」，和毛澤東有關。具體喊了什麼，不詳。在文革中，大力追查所謂「反動言論」、「反動標語」和「反動口號」等等，但是被「揭發」出來並且被用來定罪的這類材料，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作「防擴散材料」，都不予公布，也就是說，除了少數「專案組」的人以外，不準一般群眾知道。不準「擴散」的目的之一是怕引起聽眾共鳴。但是，這些沒有明確核實過的材料卻可以被用來判處重刑甚至死刑。陸洪恩1966年被「拘留」，在拘留所被關了一年後，在1967年轉為「逮捕」。 在陸洪恩被關押期間，他曾被押回上海交響樂團，在上海交響樂團的「鬥爭會」上，遭到野蠻的毆打和折磨。現在的人們可能不能想像在交響樂團這樣的地方，怎麼能毆打折磨侮辱樂團里的成員。但是在文革時代，交響樂團不排練也不演出，全部時間用來進行文革，作出了大量野蠻殘酷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被當作什麼值得驚訝的特別的事情。在「鬥爭會」上打人甚至打死人，在上海，1966年8月之後一直在發生。就在上海交響樂團，1967年1月31日，已經是陸洪恩被拘捕半年多之後，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里，在全體工作人員面前，樂團的鋼琴演奏家顧聖嬰被拖到排練大廳的舞台上拳打腳踢。她被男人狠打耳光，被罰跪請罪。在這場「鬥爭會」之後，當天晚上，顧聖嬰和她的母親、弟弟一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顧聖嬰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鋼琴演奏家之一，1937年生，1954年入上海交響樂團，曾經在國際鋼琴比賽上獲獎。顧聖嬰死亡的時候，30歲。 1968年4月27日，上海「革命委員會」屬下的「上海市公檢法領導機關」在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廣場」，當時已經被改名叫做「文化革命廣場」，召開萬人大會，宣布對陸洪恩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除了陸洪恩，還有另外6人被同時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6個人的名字是：柳有新，彭振邦，陳霖，尤詠仁，楊望義，張鵬宏。宣判陸洪恩等7人死刑的大會的全名，叫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會」。這種「公判大會」沒有法官，沒有檢察官，也沒有辯護律師，也沒有陪審員。這不是一個「判決」的程序，而是要公眾接受這個判決以及其中包涵的信號的方式。一萬人參加這個「公判大會」，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判決有參與決定權，而是去表示擁護這個判決，去接受這種殘酷的「專政」。這樣的「公判大會」本身是違法的，這是文革領導者的犯罪行為。作為判處7個人死刑的理論上的根據是些什麼？批評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就可以作死刑判決的依據。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至於這是否事實，又在另一層面上形成嚴重的問題。因為對陸洪恩的行為，根本沒有允許為他辯護，也不允許把他說話的上下文和情景以及意思解釋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考慮他精神失常的因素。 「文化革命廣場」的容量大概是一萬人。上海當局除了召集滿廣場的人來開「公判大會」之外，還組織各個單位的人收看電視上的「公判大會」實況轉播。電視觀眾在屏幕上看到，陸洪恩被五花大綁，健康狀況極壞，兩年的監禁，把他折磨得完全不象一個49歲的人。以惡劣的生活條件虐待被關押者，這本身是一種犯罪，但是當時被公開作為警告和威脅普通人民的手法。《解放日報》的報道還說：大會宣判後，七人「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時候，「這時場內場外的革命群眾長時間的高呼口號，無不拍手稱快」。文革殺人，到1968年已經發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手段比判處死刑還殘酷。即使是不參加直接殺人的人，在1968年也變得相當麻木而缺乏同情心，再沒有比文革在摧毀中國人的道德方面作得更徹底的了。當時的很多人，冷漠，也卑劣，即在狼的面前像羊，在羊的面前像狼。在陸洪恩這樣的待宰的羊的面前，惻隱之心並沒有多少。這種方式的用意之一是造成人人如此的假象，對那些心裡不服的人們造成心理威脅，從而迫使人人都這樣作。這種報道方式，就像「群眾公審大會」方式一樣，用「多數」來恐嚇和壓服別人，是非常惡劣的宣傳手法和征服手段。 槍決陸洪恩等人的布告貼在上海街頭。陸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國安，在上海外語學院被對立派的「群眾組織」抓去關起來。他們強迫他「交代」和陸洪恩的關係等等，試圖抓到他在對待陸洪恩問題方面有什麼「劃不清界限」的「錯誤」，可以整他。陸洪恩被槍決後，有公檢法方面的代表到陸家通知陸洪恩的妻子胡國美，並向其索取打死陸洪恩所用的子彈費。 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鬥爭」後自殺的總人數，根據文革後的1984年上海對文革案件的複查，有11，510人。其中有一些人被活活打死，一些在飽受折磨和虐待後自殺。 對於有精神病史的嫌犯，法庭必須首先考慮這個因素。而陸洪恩一案非常明顯，因為他因「精神分裂」住院治療的經歷，還是僅僅一年以前的事情，直至「案發」，他還在服用治療精神病的藥物，病歷具在，無可懷疑，否認他的病情因素，不是因為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故意不承認。 陸洪恩這樣的人，雖然精神不正常，但是既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打架毀物，不對公眾造成危害。定他們罪的「理由」，只是他們說過的一些話。既然當時的憲法上寫有公民有「言論自由」，言論就不應該成為定罪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定死罪的理由。即使這些話是精神正常的人說的，也不應該是罪，更不應該是死罪。但是，在文革中，這類言論當時被稱作「惡毒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機關內部還將之簡稱為「惡攻」。「惡攻」是當時最大的罪之一。 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聯名發出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一般被簡稱為「公安六條」）第二條說「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但是他們沒有給出定義，什麼樣的言論是「攻擊誣衊」。不小心弄髒了毛或林的照片，開個玩笑，都可以成為「惡攻」，成為「現行反革命」。 另外，儘管這種「惡攻」言論可能並不是向公眾作出的（陸洪恩在這方面是個特例，但是這是因為他精神不正常。），也沒有任何錄音或文字記錄可作證據，只要有兩個人揭發（這兩個人可能受到了包括拷打在內的威脅或者利誘），就可以坐實。然後這種「惡攻」就可以成為重罪甚至死刑罪。如果作自我辯護，那就會當作「抗拒從嚴」的例子受到更殘酷的處罰。「惡攻」罪名在文革中害了千千萬萬的人。 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酷法，卻在文革中一直被認為理所當然。另外，各地都會有一些想通過「挖掘階級敵人」來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這種「惡攻」的話和證據，來把一些人圈進「反革命」的範圍。而被「惡攻」繩子套上脖頸的人，如果他們神志還清楚，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聲明自己沒有這樣說過或者想過這些話，卻不能質疑這一定罪原則。直到1979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有專家指出，他們查找資料，發現希特勒時代的規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文革時代，對領袖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人們聽了才意識到文革的規則的殘酷程度。在歷史上，大權在握的統治者殺害人不是少見的現象，但是，他們殺人，常常找一些「理由」。這些理由一般是「謀反」「貪污」「危害國家安全」。這些「理由」可能不是他們真心想的理由，而是他們找的借口，這種指控也可能根本不是事實而是假造的，但是，能夠放到桌面上來的，還是需要一些比較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文革時代，「中共中央」，也就是毛澤東和林彪自己，發出指令說「攻擊誣衊」他們兩人就是有罪，是重罪，這樣的酷法，史無前例。只是文革十年反覆貫徹這樣的信條，以致人們都有了「從來如此」的印象。 對陸洪恩等人處以死刑，沒有經過正常法律程序，其中重要的是辯護和上訴。根據毛澤東關於「革命委員會」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理論，檢察院、法院、公安局三位一體，死刑由共產黨黨委會決定。在上海，1967年的「一月革命」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槍殺了陸洪恩和林昭，還有很多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姓名的人。 有人記得，1969年10月為「慶祝國慶」，上海有六十多人被槍斃了。張志新是在1975年4月由中共遼寧省委常委會決定判處死刑槍斃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其中起了最後決定的作用。 1981年，張春橋被判處無期徒刑，姚文元被判處了18年徒刑。在審判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時候，他們明明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最得力的幫手，他們的最大的罪名竟然是「反對毛主席」，他們殺害陸洪恩以及類似的普通人民的罪行，卻沒有被得到起訴。

紀念蔣公蔣中正逝世50周年（網文選錄及簡評）1975年4月5日午夜23時50分，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台灣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因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而病逝，享壽88歲（87周歲）。 中正與中國（蔣中正簡歷） 在大陸的歲月   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譜名周泰，學名志清，浙江奉化人，中華民國政治及軍事人物，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  1908年，蔣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蔣奉陳其美委派，任敢死隊隊長，與王金髮等人率領隊員百餘人赴杭州，參加11月4日光復浙江之役。 1913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春，蔣奉命回中國組織反袁軍事活動。蔣奉孫令主持上海討袁軍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負攻取上海西部之責。 1918年，蔣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1920年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前敵總指揮。 1920年，蔣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恆泰號」經紀人，理事長為虞洽卿。蔣曾以所獲部分資助粵軍及其他革命事業。蔣在證券起落中，經過一年時間，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一筆活動資金。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武裝，孫避往永豐艦，6月18日電蔣「盼速來」。6月29日，蔣抵廣東。蔣到孫身邊，蔣由是博得孫信任重用，政治聲譽提高。   1923年2月17日，孫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8月，蔣奉孫派率「孫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歷時三月余：蔣認為蘇聯沒有放棄其「侵略」之野心，認為蘇聯對中國之援助是別有用心；蔣還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是「專制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不能仿效。  1924年1月24日，孫以大元帥名義委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5月3日，孫任命蔣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0月，廣州發生商團事變，蔣承孫命率黃埔學生平叛。   1925年2月，蔣參加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8月24日，蔣當上廣州衛戍司令，一躍成為軍事實力首要人物。  1926年5月，由於中共中央執行共產國際命令之妥協方針，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黨務案」：規定中國共產黨員不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中國國民党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員任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1/3。6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蔣為總司令，直到7月1日下北伐動員令，到7月9日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誓師典禮。1928年北伐成功後，蔣先後兼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27年3月，蔣下令取消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支持吳稚暉、張靜江等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議，通過吳稚暉提出之《查辦共產黨案》。4月12日蔣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 1927年11月蔣、桂實現聯合；12月10日，南京政府任命蔣為總司令。   1928年2月2日，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政委主席和軍委主席，從此黨政軍權再度集中於蔣。3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正式成立，以蔣為校長。3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一次會議，推蔣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後，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1928年6月15日，蔣以南京政府名義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7月6日，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北京開會，到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8月9日，蔣派方本仁到奉天，勸張學良把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5]:470。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10]:189。，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神，無任佩慰！……願與諸公共策之。」 1930年12月，蔣下令頒布《出版法》，查禁「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之書籍。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五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 1931年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決議：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蔣兼任行政院院長。6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推定蔣為政治會議主席。 蔣在各根據地反覆「清剿」，命令西南地方軍隊堵截紅軍長征，藉機「整理」西南諸省軍政，逐步掌握雲南、貴州、四川三省。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佔領東北三省。9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急電蔣回南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爆發淞滬抗戰。蔣親自負責全面調度指揮軍事行動，致電前線士卒誓死禦敵；同時，蔣下令在河南省洛陽設立臨時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戰之決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隊和軍艦，使得全上海市日軍高達5萬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幫狙擊手在敵後攻擊日本人，做為回應。5月5日，國民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34年2月，蔣發起「新生活運動」，謀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號召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踐「禮義廉恥」，來革新個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 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特任蔣為特級上將。11月1日，王亞樵集團剌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於南京中央黨部禮堂舉行之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剌蔣不成，汪遇剌重傷。 1933年6月9日，國民政府派蔣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1936年，中共和張學良、楊虎城有反蔣同盟秘密協議；7月14日，國民政府特派蔣為國防會議議長。冬，蔣趕到西安，催逼張、楊出兵；張、楊乃發動「兵諫」，於12月12日晨將蔣扣押。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人想立刻把蔣及同行將領處死；毛澤東立刻徵詢莫斯科之指示，提議把蔣交給「人民」公審；斯大林命令毛澤東和蔣友好對話，找出方法和平解決，並釋放蔣；中國迫切要要蔣領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求蔣繼續領導中國；接著只能釋放蔣。後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子文、宋美齡等多方面努力下，達成改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協議，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變」後，蔣停止「剿匪」，還開始每月撥款給中共部隊；共產國際也繼續資金提供，於1937年初給中共80萬美元。    1937年3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准蔣辭國民政府委員職。4月19日，蔣經國帶著蔣方良和蔣孝文，回到上海。  7月蘆溝橋事變起，日本發動全面戰爭；蔣帶領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應付時局；在軍事上緊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即赴保定，「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堅持到底，處處固守」；同時調集九個師向石家莊、保定集中。 日軍入關輕易擊潰第二十九軍，而於7月29、30日佔領平津地區。8月12日，蔣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得到各地各派軍事首領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支持和擁護，舉為陸海空軍大元帥。8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決議，由國民政府授權蔣為陸、海、空三軍大元帥，統帥全國陸海空三軍對日作戰。9月，蔣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自指揮淞滬會戰，迅速調集73個師約40餘萬兵力（占當時全國可調動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長江下游三角洲狹小地區陣地戰，日軍死傷5萬餘人。 期間蔣一直指望英、美各國出面制止戰爭，期待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但英、美等國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蘇聯於8月21日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予軍事貸款，派志願空軍助戰。12月23日，日軍渡過黃河，擔任津浦路北段作戰指揮之韓復榘不戰而退，為穩住戰局和嚴肅軍紀，蔣將韓處決。 1937年11月20日，蔣宣布遷都重慶，是為陪都。   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蔣曾親赴徐州督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籌劃作戰，台兒庄戰役大捷，擊敗日軍兩個精銳師團，殲敵萬人以上；嗣後日軍增調兵力佔領徐州，趁勢沿隴海鐵路西進，直撲中原要地鄭州，蔣下令於6月9日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洪水泛濫將日軍第14師團、第16師團及機械化部隊困陷其中，戰局暫告穩定，但河南東部和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受淹地區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也受到嚴重損失；黃河決堤後，日軍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蔣重新部署武漢防務，以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區作戰為主，配置129個師及騎兵、炮兵等共約100萬兵力，以及海軍、空軍，層層進行陣地戰，盡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前後達4個多月，大小戰鬥數百次，迫使日軍前後投入40萬人以上，消耗軍力重大。10月25日武漢失守，蔣於10月3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要堅持抗戰到底。  1938年，蘇聯派到中國之軍事人員，包括顧問、飛行員、技師等，高達3,665人。蔣在1938年數度向周提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并為一個新政黨——條件是毛澤東、周出國；蔣甚至很嚴肅地提議，國共合并後，中國共產黨不需要正式解散，中國國民黨可以加入共產國際；最後，雙方都無法做出妥協；數星期後，周終於告訴蔣，這個主意行不通；可以看出，蔣不是堅持意識形態、食古不化者，也不是強烈保守派；事實上，蔣是左派儒家，只要共產國際不來指揮蔣如何治理中國，蔣也可以接受反帝國主義之共產國際。 儘管蔣聲望崇隆，但自從失去上海後，蔣之政治基礎受重創；從1937年至1945年徵集1,400萬壯丁當兵；以軍事動員來講，比例相當低——每年只佔人口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蘇聯是3%。此後，日本加強「政治謀略」攻勢，方針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蔣對於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等一批親日分子與日本方面秘密勾結談判「和平」之行徑，表示嚴正態度，於1939年元旦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將汪開除出黨，嗣後並下令通緝。河內刺汪案是戴笠奉蔣之命干，戴笠還於2月底3月初親往河內布置。 蔣在德蘇條約公開後，蔣強調，世界和平與公義「全賴蘇聯與中國」；可是私底下蔣認為，世界事務之巨變預示蘇、日之間不無訂定密約之可能，終將導致世界大戰，屆時中國將和蘇聯站在不同邊，會和民主國家結盟對抗極權主義。 1940年3月29日，汪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政權。 美國和日本新一回合之談判，已訂於1941年12月在華府展開；蔣急電赫爾、居里、諾克斯和史汀生，說：「美國一旦放鬆對日禁運，將使中國抗戰悲潰」，並轉知丘吉爾；丘吉爾發電給羅斯福，支持中方立場；羅斯福決定對日談判時不提出放鬆禁運之方案。 1942年1月3日，美國宣布蔣為同盟國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陸空軍最高統帥。 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蔣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美、英等國提供貸款和軍用物資，抽調精銳部隊組建遠征軍入緬作戰，協同美、英軍隊重創日軍。 1942年緬甸戰役，史迪威把戰敗責任推給中國將領及蔣；英國人怪史迪威和中國人；蔣則怪英國人和史迪威；三方都不無道理，但是戰敗主要是史迪威嚴重低估日軍實力之後果。 蔣派員交涉，與美國、英國先後簽訂取消在華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之新約。美國、英國於1942年10月9日聲明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特權；1943年5月20日中美及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重慶互換批准本，並自即日起生效。 蔣對美國總統代表史迪威想要獲得指揮中國軍隊全權之要求予以拒絕，並迫使羅斯福改派魏德邁接替史迪威。批蔣不遺餘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慶發出之報導中即說：「蔣只有一個感情：中國。」 1944年6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至重慶，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態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華萊士隨即向羅斯福報告。蔣於9月25日要求撤換史迪威後，在10月19日得到羅斯福覆電，同意調回史迪威。 1943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選任蔣代理國民政府主席；9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重慶選舉蔣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夫婦自重慶飛埃及參加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蔣應邀出席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和羅斯福、丘吉爾共同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對日處置方案；會議加強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國際地位，並決定戰後中國收復東北、台灣之基本方案，蔣得到美國支持，取得外交成功；對於美國政府派赫爾利來華「調處」國共關係，蔣堅持中共必須先交出軍隊，實現「軍事統一」。 經日美海戰後，日軍喪失作戰主動權，美軍轉入戰略大反攻，日軍節節敗退。1945年8月7日，蘇聯對日宣戰，近75萬紅軍湧入中國東北。8月14日，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8月11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中、美、英、蘇經瑞士答覆日本，同意其要求，至8月14日日本天皇遂頒布無條件投降之《敕書》，8月15日國民政府接獲日本投降電文。在美國海、空軍運輸力量幫助下，蔣把長期分布在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地之國軍迅速運到南京、上海和華東、華北、華中各戰略要地；並派出大批官員到收復區接收資產。  …

紀念蔣公蔣中正逝世50周年（網文選錄及簡評）1975年4月5日午夜23時50分，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台灣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因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而病逝，享壽88歲（87周歲）。 中正與中國（蔣中正簡歷） 在的歲月   11月14日，蔣自台北飛到重慶。11月29日，主持軍事會議，指示重慶外圍作戰計劃，入夜林園行邸已聞槍聲，兵工廠爆炸，始至白市驛機場；翌日晨飛抵成都，重慶於同日下午陷落。12月7日，蔣指示閻錫山作好當晚離開成都之準備。蔣立即決定國府遷移台北，指示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是晚，行政院舉行會議，通過國府遷設台北，隨即發布「總統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四川軍人劉文輝、鄧錫侯等，與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密謀，欲扣留蔣。蔣12月10日從成都飛抵台灣，稱要「反共復國」、「光復大陸」，以「三民主義建設台灣」。 至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復職。此後，他在台灣延續統治，直至1975年過世。 在中晚年，除特殊情況外，蔣基本上不飲酒，不吸煙，勵行規則刻板之生活。蔣還專門成立「敵後工作委員會」和「大陸遊擊總指揮部」來具體負責向中國大陸騷擾浸透。生活幾近吝嗇，吃過的蘋果也要清點；一件衣服通常穿5、6年，且平時不穿高級衣料，除個別出訪場合外，拒穿西裝；蔣受基督教義吸引是因為它強調將道德思想轉化為行動，此一點和儒家學說相符。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蔣似乎認為在日後或身後多年可以帶來一個多黨但嚴格控制之代議制社會，令社會安定和民眾幸福。 蔣在台灣總結在大陸垮台之教訓，與副總統陳誠推行減租、公地放領和徵收地主多餘土地放給佃農等政策，竭力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穩定財政經濟；同時大力「改造」中國國民黨，加強統治。蔣想辦法使李宗仁回到台灣辭職，可是李宗仁也用各種辦法來搪塞，一直滯留國外。1949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鑒於中國西南地區戰況艱危，決議先設法促請李宗仁回四川視事，否則即請蔣復職。 1950年2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台北賓館召開，對復職事做最後討論；蔣在會中說，過去一年來，他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委員、中央非常委員，均應邀出席，一致要求蔣復職；蔣為順應輿情，乃於3月1日在台北復行視事。 蔣中正「復行視事」後，在國防外交上，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爭取外援、鞏固臺灣，並維持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1950年韓戰爆發，提供國際情勢的轉機，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積極協助臺灣免於中共的武力威脅。1954年底兩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在國共對峙局勢緊張的時代背景下，臺灣實行威權體制，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發布「臺灣省戒嚴令」，隔日起全面實施(臨時)戒嚴，雖使日後臺灣社會得以穩定，長期戒嚴期間屢發生冤錯假案，甚而以政治案件剷除異己。反對者常被以「共黨」、「匪諜」或「台獨叛亂」之名，遭到情治機關刑訊或懲處，如1955年孫立人將軍被構陷涉及下屬郭廷亮匪諜案，遭軟禁家中長達三十三年；1960年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等人；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因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而遭逮捕等。為追求基本人權及公民政治權利的落實，許多人透過體制內及體制外的抗爭，終致成就現今民主自由法治之成果。 中共軍隊持續侵擾中國大陸沿海的國軍據點。1954、1955年之間爆發第一次臺海危機，國軍在美國協助下進行大陳島撤退。1958年中共對金門發動攻擊，引發著名的「八二三砲戰」。在美國的支援下，中華民國透過火力強勢反擊加上制空權的取得，使共軍攻勢受挫，臺海安全最終成功保衛。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無法隨意入境中國大陸，臺灣成為瞭解、研究中國的重要管道之一。   1949年6月來台後，蔣提出「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或者「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   1949年6月，行政院宣布對遼河至閩江沿岸領海對實施軍事封鎖的政策，次年擴大封鎖至廣東；1950年代貫徹領海關閉政策之餘，蔣令海空軍延伸至公海截扣多艘外國商船並沒收船貨，如1953年至1954年的波蘭籍普拉沙號油輪 、高瓦德總統號貨輪、蘇聯籍陶普斯號油輪等，而在聯合國組織引發國際爭議。蔣下令「此乃俄共資匪物資十年來第一次之截獲，亦為對第一次俄寇侵華之報復行動也」。部分蘇聯籍船員被無限期扣留，二死一自殺，中國籍船員被拘禁於綠島，其間有被槍決與傷病而死者，最後倖存者至1988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由李登輝總統釋放返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憑台灣之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支持和庇護。蔣認為朝鮮戰爭是反攻好機會，數度遊說美國援華，開闢第二戰場，或由李彌率領的滇緬游擊隊反攻雲南。1954年12月，和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蔣不斷宣稱要「反攻大陸」的理念，拒絕中共提出之兩黨協商和平解放台灣之建議；也反對「台灣獨立」和「國際託管」等種種「兩個中國」論調，表示「中國事可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堅持一個中國立場，抵制美國、日本等勢力覬覦台灣。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蔣很多活動都以實現其既定之政治目標為出發點，因此，他之文化觀念具有強烈政治性質；只有透過政治帷幕，深窺其文化意義，才能深入了解現代中國歷史行程中出現之蔣現象，作出科學之評估。 1949年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之初就看到臺灣財經問題的癥結，包括低估臺幣的匯率，臺灣省代墊中央政府在臺支付款項等不當政策，造成嚴重通貨膨脹。1949年中推行新臺幣改革，以中央銀行撥還臺灣銀行的黃金(償還臺灣省的代墊款)作準備，同時切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匯兌關係，以緩和臺灣財經惡化。但仍須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援大規模援臺，經濟情況才有結構性的改善。為妥善運用美援，1953年開始第一期經濟建設計畫，提高進口關稅、限制進口，並扶植本土公、民營企業替代進口商品，先自給自足，再轉推動外銷。期間參考美國建議，推動十九項財經改革，透過租稅優惠，實施「獎勵投資條例」，設置加工出口區，吸引投資並增加就業機會。至1972年共完成五期經濟建設計畫（一期4年）。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美援的支持下，政府展開相關的經濟建設與改革，如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有助改善農業經濟的狀態。之後再導引農業的資源來協助工業的發展。   「三七五減租」是規定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地租租額，不得超過作物全年收穫量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耕者有其田」是由政府徵收私有耕地轉賣給承租的佃農。另外還有「公地放領」，將公有出租耕地出售給現耕佃農。這一系列措施推行之後，大幅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及改變原有農業權力結構。而政府透過「肥料換穀」等政策，也取得更多的農業資源。   另一方面，對於失去土地的地主，政府以七成的實物債券，以及三成的臺泥、臺紙、工礦、農林四家公營公司股票給予補償。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促使農業生產力復甦，也讓土地資本在之後投入工業生產，奠定196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工業起飛的基礎。 在文化教育上，遷臺初期，蔣中正有感於臺北文教設施缺乏，並為推動民生主義文化建設，指示規劃設立「南海學園」，內有歷史博物館、藝術教育館、科學教育館、中央圖書館、教育資料館、教育廣播電臺等社教機構。而後，為反制中共在中國大陸掀起之文化大革命，蔣倡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舉凡整理、編印古籍，譯介西方名著，訂定「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等工作，影響深遠。 1960年代中期，隨著臺灣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只有六年的基本國民教育已顯不足；加上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大多已延長國民義務教育的年限，為了促進國家發展及提升國民整體素質，蔣中正總統在1967年的國家安全會議上，拍板定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並在1968年一月正式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將九年國民教育分成兩個階段，原本六年的國民學校改為國民小學，原本三年的初中則改稱為國民中學，國小畢業後可直升國中就讀，不用再經過升學考試。然而九年國教從定案到實施僅約一年，時間過於倉促，無論校舍建築或師資教材都未能及時配合，影響實施初期的教育品質。儘管如此，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提高臺灣人民教育水準，也奠定了臺灣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的人力資源基礎。  1967年7月28日，台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大會，蔣任會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隨即推行。蔣緊密地連接政治與文化。 1971年10月，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接著出現一連串邦交國斷交的骨牌效應，使中華民國國際處境日益艱難。     （蔣中正簽署聯合國憲章畫）

紀念蔣公蔣中正逝世50周年（網文選錄及簡評）1975年4月5日午夜23時50分，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台灣台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因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而病逝，享壽88歲（87周歲）。 中正與中國（蔣中正的最後歲月）   蔣公逝世之前的傷病 1969年9月16日，一名中華民國陸軍軍官開會後下陽明山急馳，蔣車隊緊急剎車，導致蔣伉儷遭遇車禍均受傷；隔月健檢時發現蔣胸腔遭撞擊致心臟瓣膜受傷，健康狀況從此欠佳。1972年3月，蔣因前列腺肥大做手術。後轉為前列腺宿疾。從此，蔣健康一蹶不振。1975年1月初，蔣病情仍無好轉，高燒不退。1月9日，蔣於病中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1975年3月29日透過秦孝儀紀錄留下遺囑。去世時由妻子宋美齡及五院院長簽字見證。 蔣公逝世後之哀榮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晚上8時原已就寢，不意忽發生突發性心臟病，雖經急救，終於回天乏術，於晚上11時50分與世長辭。最後不幸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享壽88歲。宋美齡及蔣經國和蔣孝武、蔣孝勇等家屬隨侍在側。 4月6日2時30分，移靈石牌榮民總醫院，並設靈堂。4月7日上午11時30分，蔣經國侍宋美齡往榮民總醫院瞻仰蔣遺容， 1975年4月9日，於政府治喪大員公祭後，即移靈至國父紀念館，沿途民眾排列百萬人，處處路祭，人人哀號，哭泣跪拜。 4月10日上午7時起，民眾開始進入紀念館瞻仰遺容，第一天即有28萬人之眾。全國同胞及海外回國僑胞每日至靈前致敬者數十萬人。國父紀念館蔣靈堂於4月10日上午7時至4月14日午夜11時50分止，供民眾前往瞻仰遺容，據統計在此期間前往瞻仰之中外人士，多達250萬人。 蔣奉厝大典於4月16日舉行。9時30分，在二十一響喪炮聲中啟靈，中央大員及外國特使團團員等2,000餘人執紼終點，宋美齡率家屬答謝；文武官員分別登車護送靈車，至慈湖行館安厝，沿途恭行路祭之民眾密密延綿。其子蔣經國靈櫬暫厝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 蔣去世後，慈湖及中正紀念堂設中華民國三軍儀隊站崗，定每年民族掃墓節（清明節，於1972年起為國定假日）為「蔣總統逝世紀念日（後為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當時政府規定行文必須挪抬稱他為「蔣公」，以示對蔣崇敬之意。 國際政要評價蔣公 第37任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於1975年4月6日發表聲明稱：「蔣總統為美國戰時一位偉大的盟友及一位英勇的領袖。我們於一九五三年初次會晤之後，這些年來，我即認識並敬仰蔣總統為一位政治家及友人。我發現他是一位睿智、有大勇的人，他堅定的獻身於他所堅信的原則。……」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談話於1975年4月6日稱：「蔣總統的去世，使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人，失去了一位具有超然勇氣的領袖。他是一位始終忠於朋友和原則的偉人。……」他於同年4月16日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蔣追思禮拜中悼辭〈蔣總統——自由的衛士〉稱：「……蔣總統八歲喪父，由他母親獨負教養之責。他常常回憶慈母的訓誡：『我所為你祈禱的，祇要你能忠愛國家，並保存祖先的好名譽。』他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道德觀念，責任感和以堅忍精神應付艱難的能力，應該歸功於他的母親。……在開羅會議完畢後，我聽到羅斯福總統頌揚蔣委員長是一位大勇和具有遠見的人，而對現在與未來的種種問題，了解非常深刻。……蔣總統了解，人類的自由乃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石，正如他了解在較大的國際關係領域中，有了自由就無戰爭的危險，而且有更大的和平可能。他曾寫道：『如果在我死的時候我仍然是一位獨裁者，我當然會與所有的獨裁者一樣，被人們所遺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能為一個民主政府奠定真正的穩定基礎，我將永遠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誰能不相信他已在台灣奠定了為後世子孫所憑藉的自由基石？」第38任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發表聲明稱：「……蔣總統是一位堅決正直、大勇、和深具政治信念的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盟國領袖的辭世最遲者，各種職業與世界各地的人們，會記得他的崇高和對他信仰的主義之獻身。……」4月15日，美國副總統洛克斐勒率團抵台時發表書面聲明：「……美國人民將長遠銘記蔣總統的果斷、大勇和愛國情操，以及他在二次大戰期間，身為同盟戰友對盟國目標的貢獻。」 1975年4月6日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表示：「我們失去了一位偉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我們不可能忘記蔣先生為日本所出的力。雖然日本軍方在中國造成了一場風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國，不把任何人當作戰犯。他反對蘇俄分裂日本，並運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們的天皇制度。他協助日本戰後的混亂，並協助日本奠下復興的基礎。」內閣官房長官井出一太郎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一個「非官方」談話稱讚蔣：「在激動歷史的轉變中的日本國民之間所熟知而且親密的人士，他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人物……確信必將留住人們的記憶里……蔣總統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戰後重建與復興。蔣總統的逝世對日本國民有如晴天霹靂，有良知的日本國民莫不悲痛萬分」。同日，前首相佐藤榮作談話稱：「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惠。」接著，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以自由民主黨總裁名義發唁電給蔣經國。4月7日，自民黨幹事會決定派遣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為「自民黨總裁代理」名義前往台灣弔喪。消息發表後，立刻引起中國大陸方面強烈譴責。中國大陸對日本政府兩面討好作風反應極大，認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在交涉締約的階段，日本政府此舉，實是給日後的中日友好關係予以惡劣的影響」。三木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後，「為了不加深對中國方面的刺激」，改變主張，認為最好以私人名義前往弔唁。結果，在自民黨會議上，佐藤榮作以自民黨「友人代表」出席蔣喪禮。其餘出席者尚有其兄岸信介、眾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日本全國各報都以第一版頭條新聞刊登蔣去世消息及其遺像。《朝日新聞》社論說：「蔣介石氏是近代中國所產生的英雄，蔣氏的光榮在領導對日抗戰勝利時達到了頂峰，並且由於蔣氏的以德報怨的布告，使得日本的二百萬軍隊能夠生還故國，是日本國民所無法忘懷的事……」，蔣經國上台以後將可能是一種「現實、合理路線性濃厚的融和政策」。《產經新聞》說在「蔣經國時代」來了以後，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不可能有所變化。《產經新聞》和《讀賣新聞》也都強調蔣的「以德報怨」和「革命的精神」。 4月6日，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發表特別聲明：「蔣總統不但對導致二次大戰盟國勝利有偉大的貢獻，而且對韓國的獨立運動，也曾予積極的支持。蔣總統對二次大戰後為奠定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基礎，貢獻尤多。他的這些無法數計勛業，將永為韓國人民所難忘……」並發表悼辭稱：「……本人和韓國同胞暨全世界所有崇仰其勛業的人們，敬向蔣總統歷盡艱困，而仍固守信仰，堅毅不拔的精神致最崇高的敬禮。……」，並派出總理金鍾泌來台弔唁。韓國媒體亦大篇幅報導。4月8日，英文《韓國時報》社論稱：「……這位已故中國政治家，在我國悲劇殖民時代中對我們愛國志士不斷予以援助，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促使韓國人民恢復國家的獨立。……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總統創造新的社會風氣。因此，目前自由中國人民享受繁榮的經濟，其經濟體系比遷台時擴大為十倍，國民所得在七百美元以上……自由中國人民預期在今後五年內，將使他們的國家在經濟上趨於先進國家之林。蔣總統在韓國歷史黑暗期間，援助韓國獨立鬥士，並予以庇護，此一歷史事實，韓國全體人民將沒齒難忘。我們愛國志士在蔣公鼓勵和保護下，能在國外對國內的殖民統治者鬥爭。由於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的明白規定，蔣委員長促使世界各國承認獨立韓國的歷史正當主張。在他領導之下，中華民國與新建立的大韓民國維持友好關係，尤其在國際政治方面更如此。……」同日，韓國英文《前鋒報》社論稱：「……由於蔣總統的革命背景和歷史遠見，對過去殖民的韓國表示特別同情，並對韓國人民為國家獨立奮鬥予以友愛的協助。蔣公逝世，我們感到更為悲痛，因為他和中國在遭逢災難的時期，尤對流亡的韓國臨時政府如此關切。蔣公要在開羅宣言中規定韓國獲得解放成為獨立國家，因此該宣言允許韓國在『適當時機』內予以獨立。」4月11日，韓國總理金鐘泌談話稱：「蔣總統對韓國獨立建國的支持與貢獻，載於韓國史冊，韓國國民將永誌不忘他的恩德。……」 日本建立中正神社，以蔣為主神，是附屬於愛知縣額田郡幸田町貴嶺宮的攝末社。 在巴拉圭首都亞松森蔣介石大道亦設有蔣銅像。 蔣宋美齡承丈夫遺志 1975年，蔣中正過世後，宋美齡孀居美國，這時她已八十高齡，但仍堅持繼承丈夫的遺志，在海外團結僑民。在任何公開集會，她都一直堅持表達：台灣是中國大陸人民自由的希望，更是亞洲的自由燈塔。 1981年5月底，宋慶齡於中國去世，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曾向宋美齡發訃聞，希望她到北京祭拜，但遭她嚴詞拒絕。隔年7月，中共統戰部長廖承志致信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呼籲兩岸展開和談，這時宋美齡發表「給廖承志公開函」，支持蔣經國的三不政策，在開頭她聲明：「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同時她也呼籲廖承志，應繼承父親廖仲愷的遺志，退出中共。 1986年，高齡近九十歲的宋美齡返台，出席蔣公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對著在場的數萬群眾發表了人生最後一場大型公眾演說「我將再起」，希望在場的國民黨員及群眾們，能讓三民主義的光輝普照大陸，她引用丈夫蔣中正生前的遺願，說道： 我們建設台灣，是要以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復國的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台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在於全世界的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然不限於台灣，時間的範圍，也不限於目前。大家必須深切明瞭台灣建設之遠大的目的，和永久的意義，那才能克服一切所有的艱難與挫折。先總統和美齡，都深深認定中華民族有其必能生存復興的力量。先總統稱之為「實踐歷史使命的力量」，美齡認為這種浩大潛力，足以使我們國家民族於痛深創鉅之後恢復元氣。這種力量來自上下五千年悠久優越之文化與道德的陶冶所成，而且波瀾壯闊，永不消滅。 宋美齡女士於2003年10月23日於紐約曼哈頓寓所逝世，享嵩壽105歲，是二戰參戰國各國元首的第一夫人中最長壽的一位。而她一生的事迹，與丈夫蔣中正「中美相敬」的故事，也將永久留存於歷史。 中共仇蔣污蔣 1975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以「蔣介石死了」為題報道蔣中正去世，以極小的篇幅刊登在《人民日報》4月7日第四版下角：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訊：　台北消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四月五日在台北病死。據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四月六日報道，蔣介石死後，蔣幫由偽「副總統」嚴家淦接任偽「總統」，以繼續維持其對台灣人民的反動統治。蔣介石自從一九二七年背叛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以來，一直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代表，堅持反共反人民，獨裁賣國。他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但是他的血腥統治始終未能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武裝鬥爭，終於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蔣介石逃到台灣後，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下苟延殘喘，繼續堅持與人民為敵。—–– 台灣綠獨去蔣化 在台灣，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後政治民主化，以及社會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盛行，民間對蔣中正的評價逐漸由「神格化」回歸正常化；許多台灣人開始追究蔣在二二八事件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所應負的責任，2000年民主進步黨首次上台後，時任總統陳水扁大力實行去蔣化，推動移除蔣在台的銅像，並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園區，2008年由時任總統馬英九改回原名「中正紀念堂」。 2018年，反蔣團體為紀念二二八事件71周年及對蔣的不滿，到桃園慈湖陵寢潑灑紅漆。近年來還不斷有人企圖拆毀蔣中正紀念堂和慈湖陵寢。 反共民國派尊崇蔣公 約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淪陷區及海外華人群體反共意識興起，其中許多人進而成為主張回歸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派—–民國派。民國派的幾個「基本點」是： 1.還歷史真相，重新認識中華民國的偉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由此也就一竿子到底否定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確定了結束中共專制黨朝的目標。 2.充分肯定中華民國憲法，並將其視為未來民主政權機構遵循運用的根本大法。 3.否定了中共建黨之後全部歷史的價值，將其歸入類同滿清蒙元的反動罪惡政權之列。決不容專制勢力有死灰復燃之機會。 4.確定孫文共和國國父的地位，確定蔣中正共和國捍衛者、民族英雄的地位。以此象徵國家道統之確立。 5.有中華民國豐厚歷史借鑒，未來光復革命的各階段目標路線將有跡可循。 6.繼承民國道統，亦即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和吸納世界先進文化，融合為以三民主義為內核的民國文化。 7.承接民國紀元，即1912年1月1日為建國日、為民國—共和時代之起點。 8.中華民國國旗的主要元素—–青天白日徽，亦即中華民國國徽，永不變更。 長久以來，海峽兩岸一大奇觀是敵對的雙方都尊孫文。其中奧秘無非就是當年孫文容共之策讓中共獲得生髮之機遇。但實際上孫文並不贊同共產主義—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等共產黨教義，只不過是當年孫文面對困局的權宜之計而已。孫文後來選擇蔣中正為肱骨，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恰是蔣中正早已看穿了共產黨的邪惡。 蔣中正一生風起雲湧，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共。雖然回首那一系列的驚濤駭浪，蔣中正的反共大計竟然勝少敗多，但他的堅持不僅維繫了民國命脈，而且實為世界反共史冊中無與倫比的復興基地和鐵血坐標。環顧現今世界，曾經光芒萬丈的民主國家紛紛陷落於共產邪教及其衍生物猖狂肆虐的泥淖而幾乎束手無策，若有蔣中正再現，應能為蕩滌左瘋邪門歪道注入強大的洪流！ 反共民國派尊崇蔣中正為偉人，並非視之為完人，並非無視他的缺點錯誤，而是公正的評價蔣公這位中流砥柱式的歷史人物，以此釐清中華民國最艱險的那漫長經歷，從而尋出未來必經的關隘通道。

在中共統治的七十多年裡，以言治罪，血腥殺害了無數有識之士和普通民眾。大部分受害者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僅有不多的犧牲者，還能讓後世的人們緬懷和追思。也足以彰顯中共罄竹難書的罪行一角。四月這個月份就有許多犧牲者，在中共製造的無數冤案中，談案可列入奇案之一例……….. 4.25. 1970 談元泉之死 （網文摘要及簡評） 【55周年前，1970年，在中共一連串」打擊反革命「的運動中，4月25日，上海公判大會宣判談元泉死刑，立即執行。革命樣闆戲之一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盪火種》改編而來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編）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闆，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組織起來，在裡弄裡演出了《蘆盪火種》。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説“這不是一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闆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爲”，四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説，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産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談元泉只是個喜歡唱唱戲的普通市民，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意識，無端」受封「為反革命，實在匪夷所思。在中共製造的無數冤案中，談案可列入奇案之一例，為中共暴政添了一個註腳。】談元泉案是”文革樣板戲事件”一系列案件之一，也是最為荒唐的一例！ 當時的背景是： 黃振迪：「文革樣板戲事件」摘要 文革樣板戲對京劇藝術，除了毀滅就是毀滅。 排練「文革樣板戲」，是刺刀下的舞蹈。參加演出的文革樣板戲的京劇名家，動輒就戴上帽子受到摧殘和打擊。在樣板戲的創作過程中，江青屢屢以「帽子」壓人，動輒氣勢洶洶地責問：「你們還有沒有黨」！由於在藝術上與江青意見不合，一大批藝術家被打成「破壞紅燈記的反革命份子」，被關進「牛棚」。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少春塑造了《白毛女》中的楊白勞、《紅燈記》中的李玉和、《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等，在「文革」中卻慘遭迫害，於1975年逝世，年僅56歲。《紅燈記》原編導阿甲，因在劇本的修改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甚至是因為無所適從，而被江青認為是抵制和反對革命現代戲，在文革中關進牛棚，打成反革命。上海愛華滬劇團是最早編演《紅燈記》的，可是文革中卻要他們反過來按照京劇版本演出，滬劇李玉和的扮演者袁濱忠被打成黑尖子，遭到造反派的嚴刑拷打，1967年12月被迫自盡，年僅35歲。連後來被江青利用的錢浩梁（被江青改名「浩亮」，飾演李玉和）也作為「黑苗子」，也在被貼了大字報後，被責令靠邊站。其他的如張東川（中國京劇院副院長）、劉吉典（《紅燈記》音樂設計）等都被打成反革命份子，關進牛棚。 而培養建國後一代新人的老一輩京劇表演藝術家，除了在文革前去世的，無一不被殘酷摧殘。 荀慧生在文革中更是揪斗和毒打是家常便飯。被解往京郊的沙河農場「勞動」。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實在支撐不住，倒卧冰天雪地，無人理會，「達4小時之久」。終於12月26日氣絕，年68歲。 尚小雲在「文革」中連連挨斗。有一次，他被4個人揪往四肢，像扔件東西一樣地扔上大卡車遊街示眾。回來時又被人一腳從車上踢下來。他一人每天要用小車清除八棟樓的垃圾。尚家被封查，只帶出三口人的碗筷，每月領得總共36元，後雙目失明，於76年身亡。 著名武生蓋叫天、白玉昆、劉宮陽等「文革」均遭迫害甚深，特別是蓋老「文革」開始時已年73歲，一身好武藝而無法自衛，慘遭紅衛兵欺凌。蓋、白兩位均在「文革」中被害死。 馬連良，他的演唱藝術世稱「馬派」，是當代最有影響的老生流派之一。因演《海瑞罷官》，有犯龍顏。1965年被江青趕出北京京劇團，「文革」一起，馬便被打成「漢奸」、「戲霸」。抄家後，馬先生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室內，時常被揪出批鬥。有時竟致在單位不敢回家。凌辱和恐怖把馬先生嚇得人體浮腫、不能進食。1966年12月16日馬先生含冤去世，時年66歲。 梅蘭芳最得意的高足、上海戲曲學校副校長言慧珠。1966年不堪侮辱自尋短見時，年僅47歲。 上海戲曲學校教師、梅派傳人楊畹農，「文革」初被迫跳樓自殺。他的得意弟子張君屏女士毅然不顧造反派威脅，經理其喪事。文革後，調入上海京劇院，目睹心傷，以痛失恩師兼伯兄之故，絕意息影舞台，時年僅40歲。 長於旦角，也擅演小生的京劇教師徐碧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文藝黑線骨幹」和「反動藝術權威」，1971年終被迫害而死。 二、三十年代著名旦角黃玉麟，「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1968年慘死。 曾任暨南大學講師，崑曲大師、京劇著名儒雅小生俞振飛，擅吹笛，精書畫，上海戲曲學校校長，「文革」遭批鬥，被罰勞動達10年之久。 最著名的銅錘花臉裘盛戎，「文革」遭殘酷折磨，1971年去世，終年56歲。 京胡琴師之王楊寶忠，「文革」時身染重病，回北京就醫，被天津戲校造反派「劫持回津，囚於斗室。天寒腹空，竟至凍餓而死！」 在文革時代，沒有一個傳統巨人不受到衝擊，沒有一個藝術家不被殘酷迫害！而對京劇傳統劇目的毀滅，也已經超過了「焚書」的程度。在歌頌工農兵的借口之下，京劇學校、劇團完全癱瘓，除演文革樣板戲，對傳統京劇則是完全禁止。大批傳統劇目資料，被紅衛兵搜出焚毀。有的甚至成了打擊傳統京劇藝人的「罪證」。「江南第一名丑」劉斌昆，握有其師秘傳劇本870出，其中400出是醜行劇本。劉先生的珍藏古本「文革」中全被毀。一些傳統優秀劇目，從此在人間消失。 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曾抵制江青的胡作非為，在上海京劇院黨總支會議上批評江青讓劇團停止演出，單打一地排「樣板戲」，耗資人民幣幾十萬，指責這是「勞民傷財」、「耽誤演員的青春」。1965年11月，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便向周信芳發動報復，在《文匯報》上連篇累牘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上綱上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文革」剛起，周信芳與兒子周少麟（現居美國）就被扣在京劇院交待問題。紅衛兵則直衝周宅，用磚頭石塊砸家養的警犬，用軍用的皮帶抽打兒媳敏禎，揪住孫女玫玫要給她剪牛鬼頭示眾。敏禎被打昏，玫玫被嚇瘋。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遊街示眾。鼻孔里，嘴角上，都流著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周夫人裘麗琳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開肉綻，終於卧床不起。1968年，張春橋親自批捕了周信芳。接著，又抄周家，並拘捕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獲釋，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沒能見上最後一面不算，連死訊都不知道。1970年，周少麟因說了江青就是電影演員藍蘋這樣一句真話，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勞改營。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19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終年80歲。 文革份子在把老一輩藝術家摧殘死絕、傳統劇目全數毀滅、群眾的傳統京劇藝術活動打擊殆盡、切斷京劇藝術血脈和根基，把現代京劇藝術與傳統京劇藝術完全割裂，使傳統京劇完全陷入垂死的境地的同時，他們又大搞「八億人看八大樣板戲」的鬧劇。在披著京劇外衣的「文革八大樣板戲」中，在人才上是毀滅性地使用，表演藝術家是在法西斯統治下，在入毒氣室的最後一次滅絕性「勞動」，因此才造成了現代京劇的式微。京劇創作基本停頓，京劇表演也為廣大觀眾所拋棄。 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5年9月李少春亡故，馬連良、於連泉、葉盛章、言慧珠、荀慧生、蓋叫天、馬富祿、裘盛戎、唐韻笙、李多奎、周信芳等先後亡故。其後三年，至1978年開始恢復傳統戲，尚小雲、譚富英、奚嘯伯、葉盛蘭等又相繼離世。至此，49年前成名的一代京劇藝術大家，除袁世海、張君秋等極個別者外，12年內幾乎全軍覆沒。而這12年中，傳統戲不許教不學更不許演，至使整個京劇藝術傳承完全中斷，導致49年後新成長的兩代演員錯過了學習與實踐的黃金期。因為文革對京劇的摧殘，才使現代京劇的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1970年1月31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一打」的對象是各地殘存反抗中共權威的人，「三反」的目的是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據部分披露檔案和學者研究，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有約200萬人遭到迫害、10萬-20萬人非正常死亡。其打擊面比之前的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小，但定義仍然模糊不清。 由中共黨的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判處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為了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中央政府把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將此進一步下放，一直放到縣一級都有權力宣布執行死刑，被判處死刑的一律立即執行。殺人變成了達成數字的任務。 對反革命分子量刑時，組織「革命群眾」學習文件，討論反革命分子該不該槍斃，算是執行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指示。在該運動中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處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羅克、王佩英等各式案件。這場運動在各地的進展和持續時間不盡相同。有些地方持續到 1972 年，如上海於1972年底結束。   中共官方沒有發表該運動總共鎮壓了多少人，發表的唯一數字是前10個月（到1970年11月）揭發了「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殺了數千人。據歷史學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萬多名，捕了二十八點四八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 丁抒估計，該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10萬-20萬之間。 作家張郎郎在該運動中被判處死刑，後改判有期徒刑。他表示，該運動被殺的大多是知識分子。與1966年「紅八月」的不同，是紅八月由出身決定人的命運，而一打三反則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處死。   【1966—1967，可以看作是文革」群眾運動「暴亂時期，而1968—1970的」清隊「、」清查516「、」一打三反「則可以視為」運動群眾「時期，亦即專制機器利用」公安六條「作為」尚方寶劍「發威肆虐的整肅期。筆者亦在1968年」清隊「中被打成反革命、關押半年多，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輪番批鬥，並被定以「敵性內處」（敵我矛盾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之「政治結論」。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專政壓力才有一點點鬆動。譚元泉被殺的時期正是紅色恐怖殺人如麻最猖狂的階段。】     有關譚元泉案真相的不同說法   1.《上海滬劇志》摘要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各級群文事業單位癱瘓，城鄉業餘文藝組織解體，許多滬劇業餘作者和演員相繼受到各種迫害，其創作成果也遭到批判。過去的老劇目概不能唱，新編的節目又動輒得咎。但廣大滬劇愛好者還是在各種非公開場合拉拉唱唱，並不時翻唱各自喜愛的滬劇唱段。   譚元泉原是黃浦區的一位教師，平素喜歡唱滬劇，他組織的業餘滬劇小分隊演唱過《三代人》和《蘆盪火種》等片段，很受就近地區青年們的歡迎，然而「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卻以唱《三代人》不唱《紅燈記》，唱《蘆盪火種》不唱《沙家浜》，有意破壞「樣板戲」的莫須有罪名，將小分隊成員關押審查，在全市電視聯播大會上進行批鬥。張春橋也過問此案並作嚴厲批示。當時的市革會三令五申，發動在全市層層清查，由此又引出一系列所謂「破壞樣板戲」的冤案。1969年春，譚元泉被判極刑處決，1人判無期徒刑，7人判7年至20年徒刑，此案共株連無辜148人。   2.黃振迪《文革樣板戲事件》摘要 　　 極為為可怕的案例是，當時因扣上一頂「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竟致槍決。上海鋼管廠司磅員譚元泉，愛好文藝，1967年2月以來，譚經常聚集業餘演唱愛好者唐某、庄某等人，在一些居民家中自拉自唱，有時亦參加一些工廠、醫院、機關等單位組織的滬劇清唱活動，受到群眾的歡迎。 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北京文藝界座談會講話中提出保衛革命樣板戲的號召。當時，張春橋即向徐景賢傳達江青的講話，並要他抓典型事件。 同年9月2日，上海市維護革命新秩序辦公室根據靜安區公檢法軍管組和文攻武衛指揮部的調查報告，批准對譚元泉等人進行衝擊，並寫成《一個由流氓阿飛為首組成的文藝小分隊以唱革命樣板戲為名，極力醜化革命英雄人物》一文刊第五十七期《簡報》上報市革委會。 徐景賢如獲至寶在此《簡報》上批示：「最近江青同志嚴肅指出有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革命樣板戲，這是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請公檢法軍管會和文攻武衛指揮部要對壞人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張春橋批示：「這個人（指譚元泉）判死刑可能涉及許多類型的人，殺是比較簡單的，在殺前要充分利用這個反面教員。」 王維國說：「他是要推翻政權，不是可殺可不殺，而是非殺不可的。」由於張春橋、徐景賢等人對譚元泉先定調子，劃框框，因此，文攻武衛在審訊過程中大搞逼、供、信。誣譚腐蝕毒害青年，造成30多名青年受到株連。經調查，這些青年都未發現有問題，且從未受過刑事處分；原定譚所謂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文攻武衛指揮部硬要譚的同伴揭發，遭拒後承辦人員就威脅利誘，指名問供。同伴沒有辦法，只得胡編亂造。…

在中共統治的七十多年裡，以言治罪，血腥殺害了無數有識之士和普通民眾。大部分受害者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僅有不多的犧牲者，還能讓後世的人們緬懷和追思。也足以彰顯中共罄竹難書的罪行一角。四月這個月份就有許多犧牲者，其中天才青年，可能成為歷史學泰斗的沈元是極具悲劇性的一位………..   沈元之死 4.18.  1970 （網文選錄） 沈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原籍浙江義烏，生於上海，中國歷史學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槍決。據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回憶，沈元是其親表弟，出生不到一歲父親便因抗戰之故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只留下沈元由奶奶帶大，等到抗戰勝利後，沈元才知道父親已殉職，只有母親和兄姐三人歸還。 1955年，沈元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入學期間，沈元刻苦研讀，幾無片刻休息。沈元亦曾關心時事。1956年，他在圖書館看到刊載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文報紙，遂將其主要內容譯出並與同學議論。由於秘密報告指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錯誤有其制度根源，沈元因此被當作極右學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運動時，沈元被劃為「右派份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期間落下肝病。 1961年，沈元「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閉門讀書，不問時事，潛心研究歷史。1962年，沈元的研究論文被推薦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下簡稱「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主任劉導生。劉導生又推介給歷史學家、學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黎澍和其他歷史學家看過這些論文後皆感震驚，同聲讚歎其為難遇之才。黎澍並將當時處在街道居委會管下的沈元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其後，沈元又受到當時《人民日報》編輯部賞識。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然而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出名是白專壓倒紅專，於是不讓沈元再發文章為止。 文革期間，沈元被多次批鬥，未婚的夫人（亦是其表妹）也受到牽連，兩人被趕出家門，無處藏身，連在杭州的姐姐也不敢接納。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無路，以黑鞋油塗面扮裝黑人慾進入某非洲國家駐華使館，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沈元被槍決。 1972年後，其家人才收到槍決通知，被索要5分錢的子彈費，其屍骨無存。其家人對沈元判決書表述指其所謂「化妝成黑人」投奔外國領事館一事並不認可，認為那不符合他這個人一貫的思維方式和做事邏輯，而且宣判說辭也是矛盾百出，沒有任何的人證物證。只是檔案至今沒有解密。1980年春天，沈元被平反。 【沈元欲逃往外國，本就不屬於犯罪，更無由判成死罪。中共的苛政酷政暴政才是必應判死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