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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肆問至六十問 六十壹問至六十六問

六十壹問:有種論調曾十分流行,認為中國人最好搞開明專制。持此論者還舉例子說明,歴史上的開明專制,如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清康熙的康熙之治,曾開太平盛世,創萬民樂業。妳對開明專制的看法如何? 答:一部分人是有這種想法。共產黨內有些人,就是盼者胡耀邦這樣的開明人士執政,不是從制度上思考問題。老百姓喜歡看包公戲,盼望清官。是這個問題另一種形式的反映。我們不否認歴史上曾經出現過清官,出現過英明的君主。他們的確做出過令史 家贊美的政績。但是,歴史上的壞皇帝,殘暴的君主,數量更多。前朝能幹君主的 政績,往往被他的不肖子孫敗壞殆凈。中國歴史上一再出現這樣的循環:王朝腐敗 —革命造反—再建一個新王朝—開國君主或某一子孫勵精圖治—盛世出現— 子孫敗家—腐敗無能—革命造反—改朝換代。我們這一代民運人士就是要打破 這個惡性循環。皇權轉移的一大問題,在於不能保證下一個皇帝永遠是開明的。假如是暴君,昏君(歴史上不勝枚舉),又活的很長,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黴。我們承認 ,民主制度不能保障產生的領袖是最佳人選,但可以保證不會是最壞的。通常是相 當傑出的一代風流。就算是老百姓看走了眼,選了一個壞蛋上來,他也不會猖狂幾 日,還有彈劾的法律在等著他。美國平庸的總統也有過,但起碼不會幹壞事,不會 令歴史大倒退。平庸之才,頂多幹一屆也就完了。用不著象皇權制度,要等老皇帝死了,才有扭轉施政綱領的機會。假如老皇帝死了,上來的更殘暴,怎麽辦? 皇權轉移的另一個不好的地方是,有時,皇權爭奪戰是相當殘酷的。象妳剛才提到的唐太宗李世民,政績到是不錯,但他是殺了他的哥哥才取得皇位的。康熙的皇權爭奪戰也充滿了血腥味。我們設想一下,唐朝時,如果有民主選舉,選民們可能會選擇能幹的李世民,而不是他的庸才兄長。如果選票能解決問題,何必去殺無辜的親人呢?殺了兄長,篡了大位,能把權抓穩,把國家治理好,也就罷了。但是,假如諸王不服,就會開啟戰端。象晉朝的八王之亂,枉死了多少蒼生。 因此,開明專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開明專制的主張者,還不 能回答一個死結性的問題:開明的專制者從哪裏來?從共產黨裏挑?從民間去找? 還是我們一天天傻等著他的降生? 六十貳問:東歐、蘇聯共產專制制度解體後,雖然建立了民主政體,但在經濟 上遇到了很大的睏難,人民生活與中國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統治者頗有沾沾 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說:“還是我們做的對,政治改革不能搞,蘇聯搞了,情況還不如中國。”在這種事實面前,妳怎麽與中共理論? 答:我在今年初潛入中國本土、組織反對黨被捕後,中共國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討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方面來談。 首先,專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法律等若幹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較好,併無前車可鑒。目前,大體有三種模式正在實驗。 第一是俄國模式。俄國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幾乎一夜之間,由專制政體轉入民主政體。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經濟上,尤其在工業上,由於俄國過去的經濟基礎是重工業,類似於中國的東北,改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當前中國東北一樣,輕工業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時陷入睏境。 第二是中國模式。中國走的是另一條路:先改經濟,政治上採取高壓政策。經濟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專制。 第三是波蘭模式。波蘭是政改、經改二者同時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經濟上採取了“休克”療法—一桿子插到底的搬來了市場經濟。 孰好孰壞,目前已初見分曉。在進行三種改革模式的對比之前,我先要強調一個基本論點:改革應當是協調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為先,還是經濟為先,併不重要。重要的是協調。協調的改,社會發展就比較平穩,就不會有大震蕩。中國患了政治落後性改革病,俄 國可能患了經濟落後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沒有代價的。當權者可能要付出代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自己下臺為代價,換取了整個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價。不願付出代價,不 可能獲得自由。象人的一條腿,被繩子綁的時間長了,整條腿會發生缺血。突然放 開了繩子,大腿會又麻又痛,好一陣子才能恢復正常的感覺。一個姿勢坐長了,突然站起走路時,大腿會發麻,如同針紮,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個人都有上述經驗。在暫時的腿麻和永被繩綁、以至整條腿都將壞死之間,妳選擇哪個?政治、經濟長時間被專制的大繩捆綁著,突然一下放開,整個社會會感覺發麻。這個過程, 難以避免。 先看波蘭。波蘭已是民主自由的國度。前幾年,實施休克療法後,波蘭經濟一蹋糊塗。有人大罵休克療法,有人歸於民主開放。陣痛和麻木感之後,去年,波蘭經濟走出谷底,開始明顯好轉。現在,竟然被認為是最佳的投資地點。一下子,休克療法的提倡者要爭功,民主開放派也要爭功。我要提醒大家註意的是,在波蘭經 濟最糟糕的時候,國內形勢比中國還要混亂,但她平安的度過來了。政治、經濟雙雙上了軌道。 再看俄國。俄國的局勢也相當混亂,但始終沒出什麽大事。一般的看法是,這是因為,雖然有些混亂,但他們的社會大框架(民主框架)已經搭好,亂,是在民主 框架裏面的亂。怎麽亂,也沒有把社會的大框架沖垮。所以,不會大亂,不會發生大革命式的暴亂。我問過俄國人,請他們談談俄國的前景。大多數人認為,僅管其經濟改革步履艱難,但今年似乎已經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們最大的欣慰是,由於俄國已經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權力和平轉移的機制已告確立,以至爆發大革命 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關我們中國,情形完全不一樣,錶面上的經濟繁榮,隱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其危機在於,中國的社會大框架還是舊的,而且已經爛了,徹底的爛了。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小亂可能釀成暴亂,社會的舊有框架可能被完全沖垮。之後,再搭起這個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國大十倍的氣力。一言以蔽之,俄國、波蘭的經濟形勢都曾比中國亂得多,但由於進行了民主改革,發生大革命的機會幾乎已被避免。中國則是另一番景象:雖然經濟錶象美麗堂皇,但一場大革命的發生併未避免。打個比方,俄國、波蘭的亂,是在一個民主大廈中的亂,再亂,大樓是堅固 的,不會倒塌。中國也亂,是在一個專制的大廈中亂,亂到一定程度,大樓就要塌 掉。然後,需要從頭做起。整體損失,中國將嚴重得多。 國內有的民運人士對我說,現在中共似乎到了想進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話怎說?可以設想一下,所謂政治改革,就是開放政治權力,即:開放言論自 由,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實行司法獨立。不管落實那一條,中共特權都會面臨被清算的命運—-他們在經濟改革中貪得太多了,幹得壞事太多了。而這一切,都是 由於未有及時進行政治改革、缺乏起碼的監督和制衡造成的。為了保住中共特權們在經改中撈到的不法之財,他們不敢實施政改;為了防止清算自己在經改中欺壓百姓、魚肉人民的罪行,他們不敢實施政改。他們害怕步上菲律賓馬可仕、韓國全鬥 煥被清算的後塵。他們要改,等於首先要嚮自己下手,首先從自己的兒女開刀,首 先把自己為非做歹的下屬送入大獄。他們能這樣做嗎?他們敢這樣做嗎?鄧小平為 什麽對手無寸鐵的“八九”學生開槍,部分原因,就是如果後退一步,其子女鄧樸 方之流就會遭到清算。可能,個別的領導也想到了政改,但是,他們中飽私囊的子女,他們貪贓枉法的下屬,整個壓榨老百姓的官僚機器,將他團團圍住,使他根本動彈不得。現在,似乎只有一種政治改革可能,就是:個別的中共領導人,大魄力 地與人民的力量結合,在政改中,把中共搞下臺。中共雖然下臺了,自己卻可留下歴史的一頁。就算是出了這種葉利欽式的人物,社會的一時動蕩也難以避免。 六十肆問:有人說,民運就是想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盤西化。中國要搞民主 的話,也要搞中國式的民主,不要美式的、英式的民主。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答:我們不想搞全盤西化。前面我已闡明,中華固有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民主基 因,豐富程度,不亞於西方的早期文明。我們挖掘出這些豐富的民主基因,併借鑒 西方各國施行民主的經驗,已經大體勾畫出中國的民主藍圖(請留意即將出版的另一本小冊子)。 中國歴史上,真正實行過全盤西化、俄化的,是中共本身。把中國幾乎拖垮的 計劃經濟體制,是俄化的結果。把中國人的靈魂幾乎摧毀的馬列主義,是西化的結果。 我曾說過,不要強調什麽一定要搞中國式的民主。管它什麽式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好。因為,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內閣制?總統制?各有仟秋。民主有三大要素:主權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實行多數人的統治,保護少數人 的權利。只要有了這三條,就是民主。我曾打比方說,這三大民主要素,好象食物 中的三大要素:澱粉、脂肪、蛋白質。有了這三樣,就是好食品。不管是中國的大米,還是美國的大米,都有這三種養份。妳餓得利害,不會計較什麽的中國的大米…

五十四問:中共一再說什麽,民運人士是在制造動亂。請問,妳如何反駁? 答:中共建國以來,確曾出現過幾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如: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 化大革命,中共自己稱是十年動亂;一九七六年因悼念周恩來而觸發的天安門事件 ;一九八六年的大學生學潮;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如果中共指的動亂是上述運 動的話,稍微尊重一點事實,就應當知道,制造這些動亂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動 亂的根源是中共的專制制度。學生為什麽要上街?沒有中共的專制、沒有中共的腐敗,沒有中共高幹的特權橫行,學生上街做什麽?在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共產黨組織。有些的確想搞一些遊行、示威,即中共稱之為“動亂”的 活動。但他們搞得起來嗎?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嘛!就象一堆柴,如果它是濕的, 故意用火點都燒不起來。反之,如果它是幹的,沒人用火點,太陽光都可能引起大 火。現在,國內到處是幹柴。是誰搞出來的?是民運人士放上去的嗎?這是共產黨 自己制造、自己烤幹的。 與中共的說法恰恰相反,民運的目的是在防止動亂。一個大堤,洪水愈來愈多 ,水壓愈來愈大。怎麽辦呢?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開閘泄洪,減輕壓力,保住大堤 ;一是加高大壩,擋住洪水。後者可能暫時收效,但洪水壓力達到臨界點時,大堤 終會崩潰。社會大堤的崩潰,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場面。中共自己正在給這種場面的 出現,纍積條件。 如果聽聽民運人士的忠告,或許能夠防止社會大堤的崩解。象一九七八年的西 單民主墻運動,民運提出了開放言論、尊重人權、逐步步嚮民主化的建言。假如中 共開明一點,不是鎮壓,而是聽取建言,逐步地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 中共的貪汙、腐化可能不致發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於社會壓力的減輕,也 可能不會釀成後來的八九民運。八九民運被血腥鎮壓了,社會矛盾愈形擴大,如果 中共還不採取減壓措施,一場更大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正在等待著中共。 五十五問:中共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說什麽發展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它怕有個風吹草動引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妳怎麽看待“穩定壓倒一切”? 答:發展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此話不假。但是,怎樣才能獲得穩定的 社會環境呢?其實,在上一個問題(五十三問)中,我已經給出了基本答案。這裏再從另一個角度談一下。 穩定有兩種形式:靜態的穩定和動態的穩定。一個人坐在那兒紋絲不動,是謂 靜態的穩定。靜態穩定比較好辦,死人也可以辦到。走動起來,就成了動態。在走動中求得穩定,看上去簡單,其實很不簡單,人體需要一整套平衡機制。小腦、內 耳、兩臂、雙腿要協調起來,才能穩定。腦子有病的人,走路會摔跟頭。一條腿走路,摔跤也是常有的事。另外,走路時,人體是不斷搖晃的,走鋼絲,走雪路,搖 晃就比較明顯。但是,只要人體的平衡機制好,人體會在搖晃中取得平衡和穩定。 反而那些身體僵直的人,那些患病後雙腿不能彎曲的人,走不了鋼絲。沒有那些小的搖晃,就沒有大的穩定。以小不穩而換取大穩,奧妙就在於此。 社會穩定,無疑是一種動態穩定。如何創造社會穩定,是一門科學,不是靠鎮 壓就能解決問題。如果鎮壓能帶來穩定,那世界上早就天下太平了。社會,也是一個有中樞、有器官、有肢體的有機整體。中樞、器官、肢體諸部的正常,才能保社會整個機體穩步的嚮前發展。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社會的中樞—-共產黨的中央, 中國社會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機關,中國社會的肢體—-各地方政權,統 統不正常,統統腐化了,統統糜爛了,社會怎麽能夠穩定?社會的細胞—-個人,怎麽能夠容忍這種腐化和糜爛? 多少年來,民運人士一直在呼籲協調的改革,即不但經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也要改。這是兩條腿走路的道理。中共的改革,經濟這條腿,大踏步地嚮前;政治這條腿,卻裹足不前,越改,摔跟頭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早就建議,寧願經濟改革這條腿慢點,政治改革跟上來,以便協調地、穩步地嚮前發展。中共一意孤行, 現在,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大,社會的不穩因素每日遞增,動蕩已不可避免。 社會發展,還有必須有一個正常的反饋機理。正確的政策,產生正面的效果, 信息正確地反饋回來,中樞將持續併加強正確的政策,此為正反饋。錯誤的決策, 產生錯誤的效果,社會信息反饋回來,中樞修整錯誤的政策,此為負反饋。反饋機制正常,加上調節機制正常,社會才能穩步發展。中共上梁不正,下面欺上瞞下, 反饋機制完全瓦解,調節機制亦已失靈,我看不出任何可使社會發展保持穩定的希望。 中共真的不懂泄洪防潰,化大震為小震,以小不穩求大穩的道理嗎?看來不象。中共知而不做,是因為它不以整個民族的利益為考量,它是想維持它的專制,維 持它的特權,維持一黨之私利。一個以人民為重的政治家,應該是“人民的利益壓 倒一切”,必要時,以自己的下臺來維護人民的利益。法國的戴高樂,英國的丘吉 爾,都曾尊重民意而下臺。“穩定壓倒一切”,而不是“人民的壓倒一切”,說穿了,就是想把大堤的崩潰時間往後推遲一些,以便多撈一把。民眾說,當大官的, 用推土機往家推,當小官的,用小推車往家拉,老百姓只能用耳挖勺挖。什麽時候大堤挖的差不多了,也就垮了。 五十六問:中共還有一種論調,說什麽,共產黨不能垮,垮了,沒有另外一種 政治力量可以替代,社會將陷於混亂。妳怎麽分析? 答:這是地地道道的奇談怪論。這不等於說,人民要永遠受治於共產黨嗎?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共產黨下臺是早晚的事,問題是如何下臺。是光榮的自己主動下,象波蘭的雅魯澤爾 斯基;還是被人民打倒了下,象菲律賓的馬可示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抑或是開放選舉 被對手公平地選下去,那要看中共自己如何去做。共產黨垮了,誰說沒有人替代?民運就 是一個替代力量。民運已是一個相當強的力量,浮在臺面上的,只是小部分。別說今天的民運已初具規模,就算沒有成形的民運組織,共產黨垮了,也會很快形成民 主團體而接管政權。羅馬尼亞就是一例。共產黨垮臺之前,羅國的民運力量還不如 我們中國的有組織、有綱領。共產黨一旦解體,或一旦開放選舉,民主政黨一天內發展幾仟人、甚至幾萬人,根本不成問題。 八九民運時,北京大學曾出現過一張大字報,說“李鵬能做總理,請問全國還 有誰不能做總理?”我想,中共垮了,別人上了臺,難以保證幹的十分出色,但是 ,幹的比中共壞卻是不容易的。因為,它已是壞到底了。新人幹的不怎麽樣,也不…

文会（电子版）附刊（1——4） 忠烈英华 民国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1——4   秋瑾和她的密友女杰—————————————————————————– 国民革命第一英烈秋瑾————–4——8 吴芝瑛。逝世90周年—————-8——8 马青霞。逝世100周年————–9——9 陈撷芬。逝世100周年————–10—-10 吕碧城。逝世80周年—————-11—-15 姐妹双侠———————————-15—-19 唐群英————————————-19—-22 林宗素————————————-22—-24 民国第一女校长，烈士杨荫瑜—-24—-29 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逝世20周年——-25—–49 中华民国主席林森逝世80周年———-49—–51 民国元老吴稚晖逝世80周年————-51—-56 =============================================================================   巾帼英烈赵洪文国   赵洪文国（1881年－1950年7月16日），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时为奉天省岫岩县杨拉寨洪家堡子），满洲镶黄旗人，爱新觉罗氏宗室家族一个旁支。本名洪文国，后冠夫姓，抗日英雄赵侗之母，人称“赵老太”。曾参加抗日战争，民间称之为“小脚双枪老太婆”、抗日女英雄，游击队之母。1949年4月赵洪文国为国军组织游击队，建立大陆游击区，抵抗进川的共军，1950年2月赵洪文国被捕拒不投降，被处决，行年70岁。 父亲是个贫农，赵洪文国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两人。1898年赵洪文国嫁给赵玉堂，当时他们的家境贫穷。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他们从无房无地的赤贫农民，变成了三道虎岭的富裕家庭。由于经常接济周围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家乡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赵洪文国14岁时经历甲午战争，24岁经历日俄战争，50岁经历沈阳事变。生有五子三女。热心于济贫、办小学。 赵洪文国三子赵侗，在“九一八”事变前曾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并加入中国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赵侗与苗可秀等人到北平组织“东北学生军”；1932年春返回东北，将自己的部队加入到邓铁梅的“义勇军学生队”，1934年2月他们的部队改组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担任司令，赵侗担任参谋长；1935年7月苗可秀牺牲后，赵侗继任铁血军司令。 赵洪文国变卖家产作为抗日经费，还动员全家参与义勇军。他们相约不许爱财，不许祸害妇女，家庭被抄不许埋怨，家人被捉不许乱‘咬’（出卖）。她试图恢复战乱解散的赵家堡子小学，使用国语教材抵制日本文化侵略。 1934年2月，日军获得情报赵家是少年铁血军的中枢，于是将赵家16间房屋烧毁，赵的家产毁于一旦。赵洪文国3月到大孤山等地购买印刷机，在赵家堡子小学组织学生印刷抗日宣传品，与儿媳王全一等人潜入凤城、岫岩、庄河、孤山等县城，以少年铁血军名义张贴散发宣传单。 1934年8月，日军再次突袭赵家堡子，将包括赵老太太一家六口在内的赵氏家族和乡亲300多人抓捕，两个月后，由于赵洪文国不愿投降，当地日军报请关东军司令部打算秘密执行死刑，赵洪文国想办法假释出狱，并救出乡亲等人。赵洪文国一家逃到北平，联系东北救国会支援少年铁血军。 1935， 不附伪满宗室。变卖家产，到华北拉起抗日游击队。至1935年12月，铁血军由辽宁南部发展到辽东、热河各地，队伍发展到11个方面军11000人左右。他们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公选赵侗兼任政府总裁。有资料称，辽南少年铁血军各路连年大小战役300余次，杀敌数4000左右，俘虏日伪军警2000多人。 赵侗：【辽南少年铁血军】总司令，河北【国民抗日军】，河南【太行山光复军】，【晋察冀游击纵队】敌后【辽南政府】总裁，第一个成立敌后政府，第一次击落日寇军机。人称“中国抗日学生军领袖”，“满族第一抗日将领”，“当代岳飞”。   1936年5月，赵洪文国曾打算将一批军火通过海路运送至少年铁血军处，但因日军封锁而失败。1937年春铁血军陷入困境，赵侗入关到北平母亲处寻找支援。 时逢七七事变北平沦陷，赵侗没有再回东北，选择在北平郊区起事。他们的活动得到杜月笙、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及张学良等人的支持。1937年7月20日，主要指挥者24人在北平临时寓所焚香发誓后分两路深夜出城，在城郊西南白羊城起义，组织建立“华北国民抗日军”。在这段时期，赵洪文国在部队中协助运输军火，她乔装成一般老百姓，运送了大量的军火装备，亦有协助游击队员出城。 1937年9月，赵洪文国到武汉宣传抗战争取支援，途中在河南太行山地区，两个女儿牵头筹建抗日光复军。他们组建过万人的部队，试图与河北国民抗日军和东北少年铁血军连成一线。但因为成员来源复杂，后来领导层发生严重分歧而失败。 赵洪文国离开后，华北国民抗日军攻破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救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1000多犯人，并曾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华北国民抗日军”发展至基本部队9个支队，外围6个支队的游击队伍，驻防在平郊、灵源、怀涞和热河等地，人数约为25000人左右。中国共产党得知这支部队的名声，就开始派员进入部队，中共渗透、收编，架空赵侗，逐渐将其同化为中共队伍。最终八路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写信邀请，将他们的部队收编为第八路集团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任司令。 1938，春，长子牺牲后，赵洪文国在太行山青杠岭击毙33日寇。【大公报】和纽约时报报导。 赵洪文国从河南至汉口，宣传抗日，受美、日记者采访。 1938年，赵洪文国离开河南乘坐难民列车来到汉口，宣传抗日。“保卫大武汉”非常时期，赵洪文国发表《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奔走呼号全民抗战，身体力行收复国土。 国际著名记者斯诺、爱泼斯坦以及反战同盟成员绿川英子等采访她，合影留念并多次发表文章，向国际宣传赵老太太，专门介绍其抗战事迹。在1991年出版的爱泼斯坦著作《人民之战》中披露了赵洪文国为游击队购买运输军火和赵侗在河北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历史。据新闻记者宋斐如回忆说，在汉口时曾于冯玉祥家里两次见过赵老太太及她女儿。赵洪文国其实是讲她女儿还能打双 枪，实地参加过战斗。 1938年9月间，赵洪文国被邀请到广州、香港、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及募捐，受到陈嘉庚等南亚华侨的热烈欢迎，为抗日募集到经费物资。在香港她参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妇女界名流的火炬游行。1938年9月下旬，赵侗带着十几个部属离开自己的部队，经北平、天津，乘船到香港与母亲会面。 1939年1月，蒋中正邀请二人到重庆，一时间重庆市万人空巷欢迎“游击队之母”，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冯玉祥、何香凝、朱光珍、史良、陶行知、谢冰心、黄右昌、金仲华等赞美为“全国妇女之楷模”、“孟母、岳母”、“女中模范”、“母教救国”、“女中豪杰”。吴祖光创作以赵侗和战友苗可秀举义抗日为题材的处女作《凤凰城》，赵氏一家抵抗日军的纪录片也开始拍摄。 她组成晋察冀游击纵队，北上抗日。赵侗为少将总司令。 1939年3月，赵洪文国谢绝了国民政府赠送的汽车洋房，也谢绝一些社会名流奉劝赵侗和战友们留在后方休养生息或出国深造的意见。 赵氏母子二人与东北抗战的老战友组织晋察冀游击纵队。赵侗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总司令，少将军衔，率领队伍200人分两批由重庆赴黄河再度北上，计划与河北和辽南的抗日军旧部会合，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何应钦、张治中以及宋美龄联合聘请赵洪文国为全国义务兵役宣传指导员。到川北的南充、达县等十几个县宣传抗日，开始了历时两年，奔波百余市县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1月间，赵侗率部北进抗日途中，于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处的陈庄突遭当时同为友军的共产党八路军贺龙聂荣臻部（为阻止他旧部投奔他）一二〇师偷袭身亡，时年28岁。同时战死的还有赵老太太的三女儿赵理智。赵洪文国对儿女被共产党所害，对《益世报》记者表达悲愤之情。国府追授赵侗中将军衔。赵洪文国继续她的抗日宣传，并为烈属的待遇奔走。 1940，蒋中正接见于重庆，亲书“游击队之母”相赠，认“干姐姐”。 蒋中正提升她为“冀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中将。 1943年3月，赵老太太与东北同乡国民党中将王达，在湖北武汉一带组织游击队，并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敌后战场。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的前一天，赵洪文国的丈夫病故。 战后赵洪文国主动辞去国府军政两部和妇女指导委员会等职务，回到东北在丹东和沈阳筹办加工厂，试图解决抗日军烈属生活出路。但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内战让她无法如愿。 她谴责共军“和谈—内战”为“挑灯拨火、诱惑忠良”  。她受蒋任命为“晋察冀剿共总司令”，集2万人与共作战。辽沈战役后逃亡西南。到重庆第五天受蒋委任“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司令”。蒋叹：“老英雄步履稳健，忠勇之气溢于容颜，实乃民族之幸事”。 她表示精忠尽力。带领儿子、女婿往川西。自封“总统府留守”、“反共大司令”。卷十多银行北逃。动员16兵团一部分听从于她。杀共军代表。后逃往什邡，与袍哥马举林一起。1949年4月，赵洪文国受蒋中正委托由北平到四川组织国军游击队“中国国民反共救国军”，驻扎重庆，抵抗中共军队。四子赵连仲（1927-1950）任总司令，以“总统府留守”自任。他们策划“反征粮”暴动，提出“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建立游击区。其活动包括抵抗进川的解放军，阻止国军十六兵团叛变，杀死解放军代表，围攻川西的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都及川东的秀山等多座县城，兵员2—4万。 1950年2月赵洪文国被捕。她拒不投降共产党。儿子赵连仲于6月20日连同黄光辉、李泽儒和陈公爵在成都磨盘山刑场被枪决。尽管周恩来曾为赵洪文国说情免其死罪，7月16日她依然被处决。赵连仲的妻子邓外桃和孩子予以释放。其后，他们前往香港不知所往。…

文会（电子版）附刊  （1——3） 中华民国政治探讨（网络文摘选编） 目录 一．中华民国国号 二．青天白日旗 三．清末和民国的自治、联邦 四．中华民国国会 五．中华民国宪法纵观 六．民国宪法评论 ———————————————– 一．季祖华，网文汇编 中华民国的国号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通称“China”，也自称“中国”或“民国”。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为未来实现民权主义共和制的中国取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号。他后来在1916年解释为何要称“中华民国”，而不称作“中华共和国”：    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馀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世界各国，隶于此旗帜之下者，如希腊，则有贵族奴隶之堦级，直可称之曰“专制共和”。如美国则已有十四省，树直接民权之规模，而瑞士则全乎直接民权制度。虽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故今后国民当奋振全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俾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祇一种代议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地方财政完全由地方处理之，而分任中央之政费。其馀各种实业，则惩美国托拉斯之弊，而归诸中央。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华民国是以“人民为主”。  有台湾政治人物认为中华民国的英文官方译名是“Republic of China”（直译：中华共和国）并没有将“民”字翻译出来，其实按照孙中山的意思，中华民国应该翻译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译名）]。而后世中华民国确实易被误解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也有人认为，作为国号，中华民国四个字实在是精辟博大，无可增减、挑剔。至于英文翻译，并无完美的选择，不妨用：China Civil Country，—-CCC, 英文直译即：中华公民国，华文正称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把人民、共和、甚至联邦、邦联等等政见全都包容了，纳川成海，天下为公，主权属民，国在中华。极好！  二．程宗，网文汇编   青天白日旗    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一、兴中会（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二、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成立）；三、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成立）；四、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成立）；五、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10日成立）。    中国国民党党旗，称为青天白日旗，简称“二色旗”、“青白旗”。设计者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共和革命流血牺牲第一人”的陆皓东。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春，孙中山回国，在香港士丹顿街13号开设“乾亨行”，为兴中会总部提供活动经费，并为日后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895年3月，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求和，民情激愤，兴中会总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陆皓东提出：为了团结同志，号召天下起而响应，一定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帜，以示与清朝决裂。    这个建议获得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一致支持。孙中山与陆皓东是同乡同学加同志，知道陆皓东长于绘画，便委托陆皓东设计革命军旗图案。经反复修改后定稿，陆皓东终于设计出了革命军的旗帜。旗式为长方形，蓝底色，旗中有一轮白日，周围十二道光叉四射，称之为青天白日旗，即后来的国民党党旗，简称“二色旗”。    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广东发动起义，并以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这面军旗，成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标志，此后多次起义皆以此旗为标帜号召。    1924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陆军旗。    中国国民党党旗上图案的具体含义是这样的：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着1年12个月，1天12个时辰；也象征著国家的命脉，随着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华民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中国国民党将青天白日旗沿用为党旗至今，但党内有一种把中国两字去掉的“台湾本土化”倾向，与绿营的“去中化”相呼应。怪不得被人视为欺师灭祖之不肖子孙。  三．网文选录…

民國在淪陷區的歷史雖然短暫，卻留下無數攝人心扉、催人淚下、令人回味的故事。民國的英雄、烈士、勇士、學者、大伽、專家，更是精英薈萃，燦若群星！ 此外，還有中共統治七十多年來海內外無數學者、仁人志士、異議人士對中共的剖析、批判；對社會問題的真實記錄和深刻解析。 因中春文會印刷版篇幅有限，特設文會附刊電子版和網絡版，以饗讀者。希望大家喜歡！ 1-1 巨龍擦亮眼 1-2 淪陷區抗暴 1-3 民國政治 1-4 忠烈英华   2-1 九州观察 2-2 国情民意 2-3 直筆議政 2-4 忠烈英华   3-1 革命的辛亥年 3-2 武昌起义风云人物 3-3 中国民族与自治问题 3-4 非法党国，罪恶红朝   4-1筚路蓝缕的民国教育事业 4-2 民国的运动 4-3 自媒体文选 4-4 民国领袖，中华伟人   5-1-正义必反共 5-2-自媒体文摘 5-3 含弘光大的民国教育 5-4-民國風雲人物   6-1-资料汇编 6-2-中共党朝的红色恐怖 6-3-中华圣女林昭冥诞纪念 6-4-中共处决242名国军将领   7-1中华民国113年 7-2国情民意2023年回望 7-3国情民意2023年回望2 7-4国情民意2023年回望3   8-1自由、民主、人道、人权…

文会电子版附刊（1—-2） ======================================================= 史料汇编   大陆沦陷后反共抗暴武装斗争 编者按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随着中共恶行的欲盖弥彰，随着自由民主理念的普及，从中国大陆到海外各国的反共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共产党的罪恶已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多年来，还是有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认识相当肤浅，包括许多民运人士局限于六四等“含冤”情节，不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共从它成立开始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中共属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官僚特权阶级的御用工具，中共政权是以民为奴、与民为敌的专制党朝，其恶劣性质超过两次灭亡中国的蒙元满清。不少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在批判中共的同时，依然以自己或父辈参加过中共主导的“革命“为荣，因为除此之外他们的人生几乎只剩下灰暗的空白。太多人不能、不敢去反思：中共的“革命”是旨在颠覆共和国的反动叛乱，中共的红军和解放军志愿军是服务于中共邪恶集团镇压人民的党卫军。其中一例，就是在大陆沦陷过程中，中共以“剿匪”的名义对几百万忠于中华民国的人士实行的镇压，实际上就是共匪对人民的侵犯、掠夺、围剿；而大批反共抗暴的勇士则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 ————————————————————————– 目录： 一．1950年西南“剿匪”真相 二．民变与“匪乱” 三．邓小平与西南剿匪 四．关于东北剿匪 五．反共救国军 六．忠义救国军 七．泰缅孤军   网文选录 一．   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张菁 2023-05-23     迄今，中共不愿告诉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是：在上个世纪爆发的朝鲜战争中，被联合国军俘获的两万一千余名中共军人中，有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厌恶中共？除了原有的国民党倒戈老兵通过对比，知晓中共的诛心残酷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美国人杰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   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   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这段被尘封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中共顺利占领西南 历史资料显示，中共占领西南四省的“西南战役“是比较顺利的。自1949年11月1日开始进军西南，11月15日，占领贵州省会贵阳，30日，占领重庆，12月9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易帜，12月27日，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历时仅57天。刘伯承、邓小平在1950年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由此可见，中共在占领西南过程中，很多旧政府人员主动归顺，很多武装军队倒戈，使得西南地区的接收非常顺利。   然而一个月之后的2月18日，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却说：“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归顺的地方势力和倒戈的国民党军队复又反叛了呢？   中共强行征粮   其实，杰米．布朗对147名来自西南地区的战俘审讯记录的研究表明，中共占领西南地区后，旋即展开的征粮、禁银、禁烟、收枪运动才是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原因。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所收录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区征粮与民变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粮行为是导致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对民众进行乱扣乱押、绑人吊人、滥施行罚，如搜家（杀猪抵粮）、封门、不让民众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现因交不起粮自杀、卖子纳粮等现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中也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   当时反抗者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针对这些激进政策的，而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从中看出，武装反抗者们最大的诉求是保家保命，而并无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标。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1950年1月，西南各地颁布《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要求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并要求3月底前完成。…

起义军130 多人，徐氏兄弟48 人。收歛费用亦徐氏兄弟捐献。 1930年代的纪功坊 黄花岗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是为了纪念于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除了七十二烈士墓之外，墓园内还陆续地修建了王昌墓、邓仲元墓、冯如墓、潘达微墓、史坚如墓和杨仙逸墓。 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他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三‧二九起义失败后，购得东郊红花岗，改原地名为黄花岗，是以秋日黄花喻烈士不屈的品格，黄花岗之名沿用至今。 原处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1918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长林森又募得侨资赞助，建纪功坊、墓亭及立碑石。墓园为著名设计师杨锡宗设计，孙中山亲手栽植了马尾松。1919年，林森等审核得56人姓名，由汪精卫书石。1922年，又核实有16名烈士姓名，再由汪精卫补书于石，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 1924年，大本营军政部与广东省长公署保护墓园布告：大本营军政部及广东省长公署奉孙中山大元帅训令，以《布告第一一号》文，由军政部长程潜及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合签署发布。公布划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地界范围。 现时墓园内仍存有刻有全文的石碑，落款时间为1924年2月。上述范围也说明了为何先烈路有如此多的革命志士的墓地。墓园落成后不久，有人认为，整个结构像公园式，因内有茶亭、水池、音乐台等游乐设施，有失庄严，建议改为坟场式；纪功坊上的自由神，是外国人崇拜的偶像，不宜用在纪念七十二烈士的坟场中。因此在1930年5月，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78次会议议决重修黄花岗坟园计划。改建工程分三期进行，最大工程有二：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换成国民党党徽；改建墓道，开辟正南大墓道，正面大路入口处建筑一座宏伟古朴的牌坊，上嵌孙中山1921年所题“浩气长存”四字，作为正门，原来的大门改为侧门。整个改建工程至1937年3月竣工。 49后，广州市政府重修并扩建了该陵园，并命名为黄花岗公园。潘达微墓于1951年自模范监狱旁迁入；范鸿泰墓于1958年自先烈路二望岗迁入。因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开拓，本来广袤而完整的七十二烈士墓园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把一个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压缩为一个不大的“公园”。烈士墓落成之初纪功坊上曾仿照美国及法国设有象征共和理想的自由女神像，由美洲华侨党员赠送，神像约有两米多高，头戴七束光芒冠冕，左手挟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举槌，正对前方墓塘碑亭顶部的自由钟，警醒革命者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当时在神像脚下，左右各蹲伏着一只石雕雄鹰，亟待向蓝天飞翔。1936年，因被认为作为外国人偶像的自由神放在坟场不合适而改成国民党党徽石块。、 49后，原来的自由女神像被重新放回，此时神像左手中的槌子已不知去向，于是被塞上了一杆枪，象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于1966年8月28日在墓地汇集，举行宣判“散发著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女神”推倒砸碎，并换上一支约2米的水泥塑火炬，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革的烈火可以烧遍全中国。后因北京直接干预，纪功坊其后才没有被红卫兵用炸药炸毁。陵园内几乎所有墓碑、石碑的碑文均曾被红卫兵破坏，某些人名被凿去，被修理过的文字有：中华民国、国民党、革命、浩气长存、孙中山敬题、民国十年、蒋中正、胡汉民/胡汉民先生/胡汉民敬题/番禺胡汉民书、林森、陈炯明、陈逆炯明、汪兆铭/汪精卫、邹鲁/鲁（邹鲁撰文的自称）、袁世凯、总裁。两年后，有人认为这支火炬与整个建筑的风格不协调而将其移走，剩下光秃秃的坐垫。1981年12月11日，刚成立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重修黄花岗陵墓，当时发现原来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已失踪，文革时期换上的火炬也没有了，碑亭上国民党徽被挖去，不少碑文被凿去，墓道上两条连州青石透雕龙柱的龙须被打断。继而拨款重塑自由女神像，新雕像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手持火炬，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雕塑家林毓豪和罗国强重新塑造，左手持法律书，右手高擎火炬，意味自由将在法律的严格保护下。被毁坏的碑文等后来被重新填补，但时至今日仍能清楚可以看到修补痕迹。而黄花井上被凿掉的青天白日图案则没有修复。 ——————————— 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于1911年4月27日（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发起的一场起义。这场起义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会议上由孙文提出，并由黄兴主持筹划。1911年1月18日，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初定起义日期为4月13日，但由于武器装备尚未到位、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策应起义的新军大部即将退伍等多种原因，起义时间最终被推迟至4月27日，即农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黄兴赶赴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起义原计划配合新军、巡防营和巡警队，分十路进攻夺取广州城，并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革命。但起义信息泄露，指挥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员，原攻城计划则转为刺杀计划。4月27日起义正式爆发，因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按兵不动，原计划的四条进攻路线仅剩黄兴一部130余人。起义部队之后攻入两广总督署，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跑。水师提督李准的两个防营随即前来镇压，起义部队在随后的巷战中被冲散，大多被俘或阵亡。关于起义失败的原因，黄兴认为除了武器装备运输缓慢、温生才刺杀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义为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认为自己只是支持起义延期，并非贪生怕死。 起义中的死难者被同盟会会员潘达微组织社会力量安葬于红花岗。潘达微认为黄花岗比红花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称烈士安葬地为黄花岗，此名后来广为接受。中华民国成立后，农历三月廿九日即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在1924年国民党中执委会议上，因考虑到农历存在闰三月，遂将起义纪念日期改至阳历3月29日以避免混乱。1943年国民政府将3月29日定为中华民国青年节。 1908年，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加入广州新军，并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许多新军士兵被发展为革命党。1909年11月，同盟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胡汉民担任支部长。单独负责西南各省的党务和军务。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组织广州新军的一标、炮一营、炮二营、工程营、辎重营等共计三千余人发动起义，是为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开始后不久，倪映典只身与清军谈判，在谈判结束时遭清军杀害，起义部队随即失去指挥，不久即宣告失败。但这次起义极大鼓舞了华侨对革命的信心，大批华侨自发给同盟会捐资来资助革命；同盟会方面也从这次起义中意识到，新军可以作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要有合适的指挥者。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会议考虑到广州新军第二标因被缴械而未能参与之前的起义故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及第三标一营和巡防队也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党人，于是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起义。会议还计划，在起义胜利之后，由黄兴和赵声各率领一部起兵北伐，以期取得全国范围的响应。因此是次起义也称第三次广州起义。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1月底，黄兴成立了起义统筹部并自任部长，以赵声为副部长。起义统筹部下分八个课室：调度课，课长姚雨平；交通课，课长由赵声兼任；储备课，课长胡毅生；编制课，课长陈炯明；秘书课，课长胡汉民；出纳课，课长李海云；调查课，课长罗炽扬；总务课，课长洪承典。各课在广州共设置了38处分支机关，很多机关为同盟会的女会员以女眷身份作为掩护而租赁的。此外在广州百花街，起义统筹部还设置了实行部，负责制造炸弹和准备暗杀活动。 槟榔屿会议结束后，孙文等同盟会会员着手筹集起义经费。为此，孙文特意致函咸马里和布思，委托他们在美国筹集钱款。此外黄兴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吉隆坡等地募集款项；胡汉民、邓泽如、谢良牧、姚雨平等人也分别从事筹款事宜。陈耀垣、冯自由和黄芸苏等人则负责在美洲等地筹款。所有的筹款活动几乎全靠募款人的游说。经多方奔走，同盟会会员们募集到了总计157，213元。 本次起义原本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包括新军第二标、巡防营和警察。但由于警察并没有战斗力，且巡防营经常被派驻在广州以外的地点，黄兴和赵声等人就将新军第二标作为起义的骨干。庚戌新军起义之前，加入同盟会仅仅签订一份盟单。此次起义筹备时，在签订盟单的基础上，每人再配发1元。相关的盟单在签订完成后随即回收至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此外，起义统筹部还试图发动广州周边的巡防营、警察和民军，让他们在起义爆发时从外围向广州发动进攻。为此，黄兴长子黄一欧等四人在1911年初抵达广州并投考了巡警所，最终顺利通过考试。随即这四个人在巡警中展开了起义宣传。 起义统筹部决定选拔一批能直接听命于起义领导机关的人员作为骨干队伍，其中包括黄兴所辖的林时爽、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熊克武等人，以及赵声所辖的宋玉琳等人。这些人被选作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起初招募了500人，经扩招后总人数达到800人。这些选锋来自除留学生之外，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统筹部花费了65981元购买了大量枪械和子弹。起义统筹部还联络了湖北、湖南等地的新军，相约在广州起义成功之后互为响应。另外，起义统筹部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关，以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同时，统筹部还派遣了方君瑛等人前往桂林，与广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接洽，以便起义成功后相互相应。 1911年4月8日，黄兴主持召开了起义统筹部的发难会议。这次会议中，将赵声任命为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副总司令。会议还确定了起义部队攻打广州的十路进攻计划：黄兴率南洋和福建的100名选锋攻打两广总督署；赵声率江苏、安徽的100名选锋攻打水师行台；徐维扬和莫纪彭率北江的100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陈炯明和胡毅生率民军和东江的100名选锋拦截清军，并占领归德门和大北门的城楼；黄侠毅、梁起率东莞的100名选锋攻打警察署和广中协署，同时防守大南门；姚雨平率100人攻打飞来庙和小北门，以便放新军入城；李文甫率50人攻打石马槽军械局；张六村率50人攻占龙王庙；洪承典率50人攻打西槐二巷的炮营；罗仲霍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会议还设置了放火委员，在旗界和租界设置了9处放火点，起义时由同盟会女会员放火，以便扰乱清军军心。 会议制定的起义时间原为4月13日。但由于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自发地前去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并最终杀死广州将军孚琦，导致清政府严密设防，起义统筹部最终决定推迟至4月底举行起义。黄兴先行于4月23日进入广州，并将起义指挥部设在了越华街小东营五号。24日，起义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期间胡毅生和陈炯明以起义所需款项尚未到齐，购买的军火也没有到位为由请求推迟起义时间，经商议后起义时间推迟到26日。而赵声由于在广州熟人太多，为了避免暴露，决定延后抵达广州，并以宋玉琳为自己的临时代表。黄兴到达广州后，以军火仍未到齐、新军第二标的士兵将于农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原因，将起义时间向后推了一天，定在了当月27日，即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 4月23日至25日，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军的枪械上的枪机，同时大批清兵进入广州城，而始平书院、三眼井等革命党人的军火库遭到清军的突击检查，装备全部被清缴，运输的炸药也被清军搜走不少。另外，清军在城内的龙王庙突然增加了驻扎兵力。起义指挥部因此认定，起义的信息已经被泄露。香港统筹部对此给出了缓期起义的建议，陈炯明和朱执信对此持同意态度，而姚雨平对于临阵反复更改时间持反对态度，认为如此做起义必然失败。黄兴见此情形，认为继续延期与解散起义部队无异，遂下令解散起义部队。但鉴于此次起义已经花费十万余元，黄兴为今后革命能够继续向华侨筹资，最终决定以个人行动的方式举行起义。 4月26日上午，遣散令发出，大多数革命党人陆续撤出广州。此时林时塽、喻培伦以广州城内巡警局正在大规模搜查革命党人为由，建议立即发动起义，否则即使遣散也会被逮捕。黄兴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准备集结尚未撤离广州的三四十名革命党人直接攻击两广总督署。此时姚雨平和陈炯明回报，称与同盟会联系密切的顺德第三营被调回了广州。鉴于这一情形，黄兴立即电告香港总部，表示仍将举行起义，起义时间仍定在4月27日。因大批革命党人已经离开广州，原有的攻打广州城的计划，转为以暗杀广州城内清政府高官为主要任务的计划。在新的计划中，原有的十路攻打广州城的计划，也由于人手不足而缩减为四路进攻：黄兴率部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打小北门，占领飞来庙，迎接新军和巡防营入城；陈炯明率80人巡警教练所；胡毅生率20余人防守大南门。 计划制定完成之后，黄兴向香港总部再次发出电文，敦促革命党人尽快赶来广州，策应起义。但香港方面建议晚一天发动起义，以便撤回的革命党人能够返回广州参加起义，但黄兴仍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起义。是日为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因此起义也称三二九广州起义或辛亥广州起义。 4月27日，黄兴所部以在胳膊上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作为分辨敌我的标志。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起义正式爆发，但参加起义的仅有黄兴一队，其余三队均未出现。仅剩的起义部队被均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由黄兴率部离开小东营的起义指挥所后直扑两广总督署；而徐维扬则率部殿后。黄兴所部抵达两广总督署，林时塽等人用炸弹击溃守门的卫兵。选锋们随即突入署内并与其余卫兵展开枪战，候补知府李象辰和总督卫队管带金振邦在枪战中被打死。革命党人一度占领两广总督衙门，之后黄兴负伤。 黄兴等人四下搜捕两广总督张鸣岐，却发现张鸣岐已经逃往水师行台。此时喻培伦带领数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很快李准派自己下属的两个防营分三路围堵起义部队。起义部队随即纵火后撤出衙门，撤出时遭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林时塽误以为对方是前来接应的部队并上前接触，但这支部队其实是李准下属的巡防营，林时塽当场遭枪杀。撤出衙门时，黄兴右手的两根手指在交火中被子弹打断。 由于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悬殊，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大批革命党被捕牺牲。此后黄兴将部队分为三路突围： 来自花县的40余人由徐维扬率领攻打小北门以迎接新军入城。部队赶至小北门时，却发现新军没有得到起义的消息，进而没有前来策应起义。期间该部遭遇观音山的清军袭击。随后该部转而前往水师行台，于正南街、二牌楼等地与清军展开巷战，后从小北门逃出，并最终在三元里遭遇清军。徐维扬让其余6名选锋撤退，自己和选锋徐怀波前往城西营救其他革命党人。最终撤退的6名选锋遭遇清军全部战死，而徐维扬和徐怀波最终幸免于难。 来自四川、福建和海外的选锋由刘梅卿、马侣率领攻打督练公所，与喻培伦所部会合。选锋们最终在洪桥被冲散，喻培伦所部数人选择前往小北门，但被带路的打更人引错了路线，最终不得已进入源盛米店内继续与清军作战，清军随即放火烧店，店内的选锋大多受伤被俘；选锋莫纪彭在被冲散之后直奔巡警教练所请求支援，但此时黄一欧等四人已经投入到了起义之中，其余巡警们发现革命党人力量单薄之后并未参加起义。 剩下的十余人由黄兴亲率出大南门，以接应巡防营。这批选锋在双门底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双方随即展开交火。交火中起义部队发现对方原本应该是策应起义的，只因没有再胳膊上缠白毛巾而误伤，但对方阵中的革命党人温带雄已经被选锋方声洞开枪打死。起义部队随即被冲散，黄兴最终独自化妆渡过珠江，在同盟会女会员徐宗汉所在的秘密机关内得以包扎伤口。此后又转移至广州城河南的“胡宅”内隐蔽起来。 起义被俘者至少31人，其余大部阵亡，只有极少数人幸存。被俘人员中包括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人，在被清政府审讯后遭到杀害。黄兴、朱执信等逃脱，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方声洞等赴死。 起义被镇压后，广州城全城戒严，清军和巡警组成的军警搜查队在城内搜捕未来得及逃离的革命党人，只要发现疑似革命党人，当即枪杀。此外军警搜查队还在城内搜查革命党人存放的各类武器，搜出大量枪支、炸弹等。得知起义事发之后，赵声和胡汉民率领部分选锋赶赴广州，却因清军戒严而无法进城，只得分批撤退。赵声随后在“胡宅”内与黄兴会合。而黄一欧则在广州戒严有所松懈时，从暂避处赶回了香港。 黄兴在起义失败之后，与胡汉民一同撰写了一份起义始末的报告书，黄兴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四点：一是准备时间过久，人比军械先到，导致泄露了风声；二是起义队伍中出了叛徒，让敌人提前做了准备；三是温生才自作主张的刺杀行动和新军的退伍，都是对起义造成意外影响的障碍；第四是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三队人马临阵脱逃，导致起义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黄兴在报告书中称姚雨平等三人为“鼠子”，抨击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姚雨平在起义失败后辗转于南洋多地举行报告会，称自己和另外两人仅仅是因为对起义时间有疑虑而未参加起义，并非贪生怕死。 清政府在枪杀革命党人后，故意将革命党人暴尸街头，时至5月1日才允许广州地方善堂清理街道。此时之前没能参加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说服时任广东清乡总办的江孔殷和广东广仁善堂为烈士备置棺材。经潘达微指挥工人清洗、辨认、等级，共清理出72具烈士遗骸。这些遗骸最终被收葬于广州红花岗。后因潘达微在《平民报》上发表《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中，有意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故而这72名烈士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作黄花岗起义。 起义结束后，沙面的外国军舰和士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对此张鸣岐派李准到沙面向各国领事通报情况，并以让各国领事受惊为由致歉。在这之后，成功镇压起义的李准遭到了张鸣岐的猜忌，加之革命党人在广州日益频繁的刺杀活动，致使李准后来对革命党人保持中立，之后逐渐倒向革命党人，并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推动了广东光复。赵声在起义失败之后回到香港，悲愤成疾，当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年仅30岁。8月5日，中国民主革命家杨守仁得知起义失败后，因过度忧愤而于英国利物浦的大西洋海湾投海身亡。 1912年，赵声被南京临时政府追封为上将军。而参加起义的陈得平、冯熙周等人在幸存下来之后，转赴云南讲武堂受训。黄兴在起义失败后革命活动转为以刺杀为主，先后主持了针对李准和广州将军凤山的刺杀活动。这次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激励了革命热情，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称这场起义与武昌起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主持护法运动期间，时任广东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方声涛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方声涛遂与护法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发起捐款，以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该建造项目于1918年建成，共修建纪功坊、墓亭和碑石等建筑。1922年，72名烈士的身份被全部查实。此后陆续查实身份的牺牲的战士达到102名。1932年该墓由广东省政府出资，再次得以扩建。这次扩建修建了新的墓道和牌坊，以及一座新的莲花池。 1911年6月，黄花岗烈士墓就有两次拜祭活动。中华民国成立后，至1924年之前，每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都会在黄花岗烈士墓举行公祭活动。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考虑到阴历有闰三月二十九日，难免引起祭祀活动的混乱，于是将公祭日期改为了阳历的3月29日。这一决定自1925年起开始施行。1938年3月1日，国民党五届中央党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将阳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并决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办纪念大会，以纪念包括黄花岗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

阳明山中山楼是位于中华民国台北市阳明山的多功能会议设施，1965年10月动工、1966年11月12日竣工启用，由修泽兰设计，占地约18,000平方公尺，外型的中式宫殿式建筑样式为主要特色；楼高三层，内部设有可容纳1,800人的会议厅（中华文化堂）、与可容纳2,000人的餐厅各一座。目前由国立台湾图书馆辖下的“阳明山中山楼管理所”负责管理。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在1996年改由公民直选之前，皆由国民大会代表选出，而中山楼正是国民大会迁台后的主要开会场所，至2005年国民大会终止运作；因此中山楼除历经多次总统选举，也是中华民国宪法历次增修的会议所在地。中山楼建筑亦常为新台币钞券、邮票的主题图像，为现版新台币壹百元纸钞背面的代表图像。中山楼在设立之前，其周边陆续由“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进驻，以及之后的“国防部青邨干训班”，并兴建介寿堂、讲堂、宿舍等设施，与中山楼及周边地形呈现特殊景观，并具历史意义，周边建筑群在2013年11月20日被台北市政府公告为“中山楼周边园区文化景观”。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的1949年，国防研究院将领计画合赠一栋住宅予兼任国防研究院院长的总统蒋中正祝寿，取名为“嵩寿楼”，并邀请修泽兰建筑师设计。蒋中正在看过设计图后，将其改为能容纳800人开会的建筑，并定名“中山楼”，之后再要求改为能容纳1,200人的空间。然而由于兴建经费庞大，所需1,500万元，因此计画暂时搁置。 1965年适逢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时任总统蒋中正为纪念此事，并同时发扬中华文化，期使中华民国政府在正式集会、庆典、接待国宾时，有适合之场地，并让国际人士领略中华文化之精粹，因此再次召见修泽兰讨论中山楼兴建之事，之后在1965年10月动工，由荣民工程处承包，1966年11月完工，在同月12日（国父诞辰纪念日）由蒋中正主持落成典礼。中正堂落成后在1966年11月13日至16日对外开放，估计约有10万人次参访。 自1972年2月21日，国民大会召开地点改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同年3月22日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出中华民国第五任正副总统，直到在1990年3月21日在此选出第八任正副总统。 多次的国宴、接待侨胞、退辅会辅导会议、1967年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1969年亚洲国会议会联合会、1984年中美工商联合会议惜别晚宴、1987年亚太影展开幕典礼等活动都在中山楼举行。 建筑特色 中山楼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一栋盖于硫磺口的建物，硫磺口是日治时代的草山温泉涌泉地，位于大会议厅之讲台西侧，早年供应附近温泉旅馆使用，为减低地热，则以十数根圆管钻入讲台下方，使地热沿管线喷出。 中山楼正面朝向纱帽山，并与牌楼、同为修泽兰设计的“圆讲堂”、“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国建馆）连成一线，而两侧分别有百寿桥、香山桥。中山楼的牌楼北侧刻有“天下为公”，南侧刻有“大道之行”，牌楼下方喷水池的古龙浮雕为杨英风设计。 中山楼全楼以中国宫殿建筑式样为本，依山势而建，以绿色玻璃瓦覆顶，搭配红檐、白墙，建筑主体之屋顶采单檐歇山顶。由于此为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百岁诞辰之建筑，因此在设计与装饰上融合许多吉祥元素，如：寿字台阶、百寿桥、福字灯座、蝙蝠方格门等。建筑照明部分，有多达48种造型各异之宫灯遍布内外。室内布置则有欧豪年、高逸鸿、黄君璧、江兆申、王壮为、季康之书画作品。 中山楼的兴建基地后方倚靠七星山，两侧各有一条温泉溪──松溪、磺溪，其地基为坚硬的火成岩、软泥与硫磺土混杂，需要用炸药炸掉大范围的磐石才能整平基地，然而因高温蒸气使爆破工程执行不易，因此修改设计，依地势高差分层规划台阶。另外，地基下方的硫磺土遇水会发热并冒出蒸气，因此在基地钻孔设置硫磺气导管，并且考量硫磺气对建材的损害，建材避免使用金属，连桌椅的榫头都不用钉子。建筑师在设计时将每根主要立柱依地势与地质加长、加大，使之深入至硫磺土层以下，最深可逾12公尺。为防止硫磺土对建筑之侵蚀，以热柏油浇灌柱子与柱础，再以铝箔油毛毡包覆，隔绝硫气。 轶闻 由于中山楼坐落于大屯火山群的硫磺地带上，故在中山楼举行餐会的时候，接待方所准备的银制餐具容易接触空气中的硫产生黑色的硫化银斑点，故要平均20分钟左右要更换一次。关于中山楼的风水传说，则是其位于龙脉之上，位置与士林官邸、圆山行馆及总统府连成一线，左青龙、右白虎，前有纱帽山，左右还有松溪、磺溪环绕，形成“玉带围腰”。 此外，中山楼当前列为禁区的二楼含有“总统套房”的设施，有模拟台海战争、蒋中正用于指挥作战的兵棋室，内有四台完全依照中国大陆沿海地形制作的立体模型图，及对匪作战地形图；且兵棋室的屏风后方，还有一张床，为蒋经国的办公室，据说是蒋经国为了尊敬先父，不愿使用父亲生前的房间，才在兵棋室下榻。 台北市政府在2013年11月20日公告“中山楼周边园区文化景观”，其范围包含中山楼以南至湖山路一段道路以北，包含阳明山中山楼（1999年公告市定古迹）、青邨国建馆（2013年公告历史建筑）、青邨圆讲堂（2013年公告历史建筑），及周边的介寿堂、舜水楼、梨洲楼、松柏村、八卦升旗台。 草山在日治时期发展为温泉休闲胜地，在草山前山地区除了有民间的温泉旅馆，亦有草山贵宾馆（战后为第一宾馆）、草山公共浴场众乐园（现为台北市教师研习中心）、草山警察疗养所、草山林间学校、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的观光馆（之后改做草山贵宾馆别馆，战后为第二宾馆）等设施。二战后的1949年10月，蒋中正总统来台参加台湾光复周年庆祝大会期间，就曾住在草山第二宾馆。在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同年8月在第二宾馆成立国民党总裁办公室，10月在原本的草山林间学校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在阳明山的基地称阳明山庄），陆续兴建介寿堂、国建馆、阳明新村等设施，使此处成为反共复国人员的培育基地。1959年10月1日，革命实践研究院迁到木栅的中兴山庄，此处改由国防研究院使用，并兴建圆讲堂、舜水楼、黎洲楼，中山堂则在之后落成。1975年9月28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回此处。1994年1月，国防部总政战部青邨干部训练班与革命实践院对调而迁至此处，故此处又被称为“青邨”。青邨和中山楼在2005年11月1日移交教育部，2007年后闲置至今。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包括：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 1947年第一届选举名额：2961，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92年第二届选举名额：325 1996年第三届选举名额：334 2005年任务型选举名额：300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 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仿建的重庆国民政府大楼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间迁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时间内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中华民国陪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1937年，国民革命军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汉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重庆由于地处四川省东部，四川盆地丘陵地带，市区四周环山，主城半岛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东面又有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重庆为长江上游航运交通枢纽，交通便捷； 重庆有完善的工业（含军工）基础条件； 重庆虽然物产贫瘠，但所属四川省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极大的战略储备资源。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 1937年底，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令首都南京市告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迁至湖北汉口。 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 1939年4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迁往重庆，12月1日经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其名义上的临时首都。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4年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召开，三国军队结为同盟。 1941年12月31日，鉴于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倡议下，同盟国中国战区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被反法西斯同盟国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至贵州独山，距重庆仅400公里，重庆危急。蒋中正任命总参谋长何应钦与陈诚亲自率军前往贵州将日军击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政府各机关陆续回迁至南京市。 1949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总统令：中央政府订于38年10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 1949年11月30日，共军进入重庆主城区，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成都。 行政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中华民国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政府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1.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 2.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 3.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4.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教育机构内迁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 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军政部陆军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另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借读生），国立交通大学， 沪江大学，中央音乐学院 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贵阳—国立贵阳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 大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最初在万县（今万州）复课，后停办，并入中央大学）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重庆文化界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戏剧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