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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华民国政府国会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国旗  1911.12—–1928 五色旗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所采用的国旗，旗面按顺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红、黄、蓝、白、黑取自中国传统五方色，顺应以五为定数的历史文化习惯。五色同时亦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五色旗最早于1906年冬同盟会本部讨论《革命方略》和国旗草案时被提出。1911年12月4日，江苏、浙江、上海都督于上海会议筹组政府及以五色旗为国旗方案，五色旗为程德全、宋教仁、陈其美、庄蕴宽、赵凤昌所支持，由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设计 。认为五色在中国传统中的五行学说中有所反映，且与五德等中国文化使用五数的习惯相符合。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可以缓和种族革命的意义，亦是政治清明的象征。 武昌起义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多用此旗。1911年12月4日在留沪各省代表及苏浙沪三督参加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由程德全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并在会后刊布于报端，由沪军都督陈其美统一式样并于12月17日向全市颁发标准统一的五色旗。随后参议院为国旗制定产生了剧烈的争议，最终以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最为普遍，决定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电全国，号召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志庆典”，此时临时大总统选票亦印有五色旗图案。12月3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晓谕各界：“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日，南京、上海两地普遍悬挂五色旗。 1912年1月9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南京：“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通过《国旗统一案》，确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军旗。并咨请临时大总统“饬部颁布各省施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公布过渡暂行办法，规定“国旗暂用五色旗”，并将“暂用国旗式样”照会各国驻华公使。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审议国旗统一案，经多数表决通过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参议院颁布《咨请临时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公布施行文》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国旗。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五色旗成为中华民国法定国旗。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公布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4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12月17日公布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各地五色旗逐步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2月29日上午7时，东三省同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全取代五色旗。 日本军部在抗战初期扶持的一些傀儡政权亦采用五色旗或其变体作为旗帜。例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均曾再度使用五色旗。日军扶植的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的设计亦受到了五色旗以颜色代民族的影响。 北京 中华民国国会 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Former site of Beijing Congress），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建成于民国三年（1913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现存建筑有国会议场、“圆楼”、原仁义楼、礼智楼的两栋两层带前廊的楼房 。 1912年1月28日，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相当于西方国会的立法权力机构。为了南北统一，争取北洋军阀的支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初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家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元首，并无实权，政党内阁才具有实权。因此，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首先便欲以陆征祥内阁取代国民党员唐绍仪内阁，以便将内阁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过，此举遭临时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兴起的倒阁风潮后来以国民党员赵秉钧出任总理，进行组阁才告一段落。赵秉钧虽为国民党员，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心腹。8月，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决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各省及地区推选，参议员在各省区中分摊，众议院按每80万人口产生1名的比例以复选制选出，不足800万人口的省份仍须选举10名议员。国会拥有立法权，根据这两部法律规定，宪法草案应由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拟定，而袁世凯企图剥夺国会的制宪权，便欲另立宪法起草机关，以便其操控，制定一部扩大总统权力的所谓“强国宪法”。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以杨度、汪荣宝等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13年3月3日向参议院提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这也遭到参议员的否决，从而打破了袁世凯的企图。除此之外，北京参议院还在财政、官职审定、外交等方面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都打破了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的企图。 在1912年底至次年初的议员大选中，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参众两院中占据392个席位，国民党的组阁势必进一步威胁袁世凯独裁的美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并支持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在竞选中取得优势，但此时已是四分五裂。 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在北京开幕。4月26日，当参众两院选举正副议长时，宋案公布，查知国务总理赵秉钧参与此案的铁证，许多议员亦怀疑袁世凯与此案有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同时，上海审判厅票传赵秉钧到案，但赵未到案，袁世凯也横加阻挠该案的审判。4月27日，袁世凯政府又与五国银行团进行二千五百万磅善后大借款的协商。5月5日，众议院以229票的多数否决了该案，但是袁世凯不顾国会的反对，强行借款。7月，国会又发现袁世凯于4月20日背着国会向奥国秘密借款。从此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冲突日益加剧。5月20日，袁世凯又背着国会与沙俄签定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特权。这也遭到议员的质问。国会开幕以后，由于宋案、借款等问题，未来得及制定宪法。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开成立会。委员会在天坛制定了宪法草案，称“天坛宪草”。袁世凯指使黎元洪会同十四省都督联电上先选总统建议书，又诱致另一些人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在五日之内草草完成了总统选举法，并规定大总统权限在正式宪法形成之前参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在没有国家宪法的条件下，在军警、地痞、流氓的武力威胁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嗣后，袁世凯企图取消对大总统权力的限制，这都遭到国会的反对。袁世凯不甘心，以“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为由，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省军政长官随即纷纷主张解散国民党，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解散国会。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开，次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先后代之以御用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颁布了《咨询政治会议救国大计令》，为其彻底解散国会提供依据，并且据此设立约法会议。在约法会议上，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通过了《参政院组织法》和《立法院组织法》，通过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得大总统的职权和任期与皇帝无异。参政院正副院长和参政均由袁世凯任命。通过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变更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成真。 1916年6月，袁世凯倒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国会。1917年5月，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中国是否参加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矛盾，引发府院之争。由于国会反对内阁的参政方针，段祺瑞指使皖系军人向国会施加压力，并组织人包围众议院会场，辱殴议员多人。5月19日，国会表示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的提案，并呈请黎元洪免除段祺瑞总理之职。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特任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段祺瑞前往天津，策动各省军阀联合反对黎元洪，并诱使张勋的辫子军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12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夭折。 张勋复辟后，在黎元洪离京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接着，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平张勋。1917年8月，段祺瑞重新执政，他以再造民国的功勋自居，决定废弃旧国会，以“临时参议院”代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于是南下广州，于8月25日组建“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参加广州国会的多数是从北京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旧国民党议员，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称为国会非常会议。翌年6月，非常国会决定继续召开第一国会的第二期常会，为凑足法定人数，将未到会的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1920年底，粤系将桂系逐出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复会，并于1921年4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段祺瑞并未急于恢复解散的国会，而是接受了研究系的梁启超的建议，先成立临时参议院，并规定了议员选民资格，为接下来的新国会做准备。研究系欲借此重建政党政治。而段祺瑞则收买皖系政客，先是在1918年3月8日，由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宅成立“安福俱乐部”，欲操纵国会选举。后来王揖唐又在临时参议院当选议长，安福系在临时参议院中的势力大增。1918年8月12日，新国会在北京开幕，此时的国会因别于民国元年的旧国会而称。由于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施金钱，广拉选票，取得330个席位，研究系遭皖系排挤，只得20席位。安福系大占优势，因此，这个第二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国会也结束了。 1920年10月24日，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军政府，服从北京，徐世昌于是宣布全国统一，并于月底，下令各省重选议员，召集新国会。但遭到多方反对，只有苏、皖、鲁、晋、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举行众议院选举。这些新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因政局动荡，“新新国会”一直未能召开。1922年，直系战败奉系后，欲召集旧国会，“新新国会”反对无力，遂告夭折。 1922年4月，直系进京，吴佩孚为独揽大权，否定孙中山、徐世昌的法律地位，便否认非常国会与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打出“法统重光”的旗号，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来“统一全国”。并决定捧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解散的第一届国会。黎元洪于6月11日进京复职，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不过，国会恢复后，在法统上便发生了严重争执。后来，邹鲁、谢持等被孙中山召回南方，组织对陈炯明的讨伐。国会正式采用了“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的名称。1922年10月11日，国会举行第三期常会，虽标榜制定宪法，但终因议员到会人数不足而“流会”。会上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宪法会议规则》，此举是为了使议员出席达到法定人数。 1922年11月，国会受曹锟指使发起弹劾亲吴佩孚的“好人内阁”，又借“金法郎案”动摇黎元洪的地位。1923年6月，曹锟发动政变，对黎实行逼宫夺印，致使部分议员南下，国会停顿。曹锟为了摄取总统宝座，高价贿选。1923年10月5日，在曹锟的高压与利诱下，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举国哗然，纷纷谴责国会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彻底垮台，第一届国会随之结束。后段祺瑞出山主政，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设临时参政院。段祺瑞为颁布宪法，规定制定宪法由两个机构进行。一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一为国民代表会议，负责议决宪法。后因政局恶化，国民代表会议陷于流产，宪法未能产生，正式国会因此也为成立。从此，民国无国会。 国会是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建立议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为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追求并努力践行的。然而，虽清廷被推翻，民国也建立，但在封建专制思想依然浓厚的近代中国，国会的运转举步维艰，不是被利用，便是被解散。民国肇建十多年来，国会虽是欲求民主共和的精英们与封建军阀斗争的场所和武器，然而最终却被任意蹂躏，西方的代议制在中国成了个畸形怪胎，脆弱的国会见证了中国民主共和历程的艰难曲折。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南京代表会议时期（1911年12月16日－1912年1月28日） 12月16日在南京继续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到会代表45人，共代表苏、浙、湘、鄂、川、滇、晋、陕、皖、赣、闽、粤、桂、奉、直、豫、鲁17省。会议推选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福建代表潘训福为书记。12月29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后，该议会废止。 第一次临时参议院（南京→北京） 临时参议院是在正式国会成立之前的临时议会机构。民国初年出现过两次临时参议院。 第一次是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到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之前。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4月4日议决该院迁至北京。4月29日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第二次是1917年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到1918年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正式成立之前。王揖唐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第二次临时参议院原本是研究系梁启超的主张，但是研究系临时参议院梁善济竞选议长失败。 制宪国民大会是中华民国为了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而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于民国35年（1946年）11月至12月的南京国民大会堂。该会议代表由民选和遴选方式产生，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及其盟友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政治合法性。 1923年曹锟宪法制定之后，孙文的国民党广州军政府和共产党均予以抵制，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重新制定宪法，此即为国民党北伐之前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推翻了曹锟，邀请孙文北上商讨大计。此时孙文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北上，然其于1925年去世，国民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孙文死前，命文胆汪精卫把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写入孙文遗嘱，而成为此后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方针。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 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五五宪草 中华民国自北伐结束后即进入“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采取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进行建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进入训政时期后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拟制定。 然后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繁杂，内忧外患不断，加上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一直没有办法草拟出一份所有人都接受的宪法草案，最后一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才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被称为“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公布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来加以审订通过，原定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然而抗战随之爆发，制宪国民大会亦延后召开时间至抗战结束后才召开。 代表选举 1936年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大部分地区的制宪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但由于东北已沦陷，国民政府在沦陷区采取特种选举。除了民众选举外，政府也主动聘请了若干不愿参加竞选的社会名流，并定正在训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制宪国大当然代表不必参加民众选举。随后抗战爆发，国大延期至1946年，但十年前选举出来的代表资格仍旧有效。由于1936年国共两党尚在内战状态，共产党未能参加地区代表选举，只能拥有政党代表名额。所以1945-1946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为增加自己的名额，要求废除旧代表资格，重新举行选举未能如愿。此事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成为焦点。 大会延期 制宪国民大会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但因代表选举不顺利而不得不延期一年。一年后抗战爆发，故大会再度延期。 1946年1月1日，即中华民国建国卅五周年开国纪念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于是从1936年起，直到十年之后的1946年11月15日，大会方得召开，而此时大会已延期达六次之多。 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尽快重新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的事宜，由于反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形成巨大的军事实体，因此各界希望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谈判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尽管国共双方嫌隙颇大，仍然在各方努力下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集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定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等决议案，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 制宪国大代表名额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中共和民盟均要求废除1936年旧代表资格，但国民党认为旧代表为合法产生，出于国府信誉和法律尊严不能随便撤销其资格。最后双方折中，撤销1936年代表中部分未经民众选举（即由政府直接聘请的特种选举和国民党中委当然代表）的代表资格，换以政党代表，国民党，共产党等均有名额分配。 国共冲突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两党相继达成了《政协宪草》和《整军协议》等重要文件，但因国共两党政治纲领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故在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4月，国共两党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而展开对东北的军事争夺。6月1日，国民政府因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达了停战令，但命令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继续开始争夺东北，战火并蔓延到关内。10月，国共两党在山西、察哈尔地区的战斗日趋激烈，而江苏北部的原新四军驻地也成了主战场之一。 此时，国共两党主要代表在重庆和南京的谈判也趋于破裂。中共坚持要求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40个委员名额中，与民盟合占14个名额，以便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而国民党只同意给13个名额。双方围绕13和14两个数字争吵将近半年之久，直到11月中旬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因联合政府问题久拖未决，致使整编军队协议迟迟无法执行，故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认为中共旨在武装叛乱，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中共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1月中旬，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冲突失败后，第三方面调停也彻底失败。 根据政协决议，制宪大会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召开，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无法达成改组政府之协议，故中共和民盟拒绝提交名单，会议被迫延期。入夏之后，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就改组政府名额问题纠缠不让，最后未能达成一致。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调停均告失败，国共冲突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国府宣言为及早结束训政起见，将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召开国民大会。此举立即受到中共坚决反对。第三方面因此分裂，民盟拒绝参加，而青年党最终决定参加国民大会；民社党也决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仅占用原在民盟内部分配给民社党的40个名额，以盼民盟回心转意参加国大。 实际到会代表除了1936年民选代表及部分遴选产生的无党派代表外，另有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政党代表。中共代表和民盟拒绝参会成为该国大的重大裂痕。 大会开幕 1946年10月11日，国军攻克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同日蒋中正颁布“国民大会召集令”。大会原定于11月12日开幕，但因等待青年党和民社党提交名单，延期三天。11月12日为孙中山冥寿，国府主席蒋中正率全体到会代表拜谒中山陵。11月15日，大会开幕当天，蒋中正又率全体代表到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奠抗战先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此后大会进入休会阶段，等待民社党提交名单。 11月20日，民社党终于提交名单参加大会，此时除中共和民盟代表外总人数已达到3/4法定开会人数，故大会暂留两党席位，照常举行。除了原本在中国大陆各地各界选出的代表外，还增加了来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接收的台湾的代表参与。11月22日，大会选举代表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主席团并推定洪兰友为大会秘书长，陈启天、雷震为副秘书长[9]。从此大会开始了制宪工作。 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49人）： 蒋中正、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吴铁城、陈果夫、李璜、左舜生、程潜、白云梯、邹鲁、张厉生、于斌、莫德惠、孔庚、谷正纲、陈启天、李宗仁、张群、张文英、吴敬恒、图丹桑批、朱经农、阿哈买提江、胡庶华、孔祥熙、朱家骅、林庆年、何成濬、黄国书、张继、梁寒操、郭仲隗、黄芸苏、曾扩情、段锡朋、孙蔚如、刘蘅静、王云五、贺衷寒、王德溥、余井塘、丁惟汾、田炯锦、周雍能、李大明、徐傅霖 制宪工作 1946年11月，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南京，开始制定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会议的议程是三读会模式，即一读会由各代表对草案广泛发表意见，交付审查，至审查报告提出讨论为止；二读会则根据一读会提出的修正案逐条讨论通过；三读会则是文字更正与整理，并作出表决。 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以何宪草为基础进行制宪工作，尽管有代表提出由立法院重新拟定一部新宪草，但由于民主党派的坚持，最终大会仍然决定由立法院将4月的政协宪草正式定为宪草蓝本进行制宪。因此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宪草的蓝本来自当年4月底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议版本，即政协宪草。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将政协宪草以立法院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提交大会审议。大会开始一读会阶段。 一读会期间，因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在开始的一周审议后，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中国民社党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总裁兼国大主席团成员蒋中正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忍让为国，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将宪草恢复原样。在这种情况下，国大召集紧急会议，代表重新审议宪草，一周后将其基本恢复至政协宪草原样。一读会对政协宪草提出大量修正案，但多因国民党和民社党领袖对本党代表之劝告引导，大部分修正案均以违反政协决议为由否决，而维持政协原宪草。 12月24日二读会完成，大会进入三读会阶段。宪草文字上仅有细小修改，随之大会三读通过了基于政协宪草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大会同时制定了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定于明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实施。大会主席吴敬恒亲手将完成的宪法和实施准备程序交付蒋中正。国民政府历时二十余年的制宪工作终于宣告完成，国家开始步入宪政时期。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运作解散。 大会波折 大会首先就出现了悬挂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风波。由于参加大会的有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他们入场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今日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党、青年党党旗；建议只悬挂国旗。这个意见被采纳，国民党党旗撤下，只保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中华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 其次又发生了青民两党拒绝宣誓事件。依照国大组织法，国大代表应当宣誓，而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较适合国民党国大代表。因此，青民两党认为孙中山先生思想很多并不适合他们两党，不能完全拘泥。青年党领袖余家菊更是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 和平努力 制宪之后，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共计三次。 一、1947年1月9日，国民政府应即将离华赴美任职的马歇尔将军之要求，宣布愿意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讨论“停止冲突与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1月10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王炳南表示中共之和平愿望，重申中共所提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取消宪法，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黄河堵口问题系政治阴谋，并提出两点要求。同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声明，希望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以解决存在的分歧；中共发言人再度回应，中共已经提出两点要求，该由政府宣布它作为恢复和谈基础的反建议了。1月11日，蒋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马歇尔离华声明“似有若干漏略”，指责中共“无诚意遵守三人小组之协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就孙科建议举行党派圆桌会议事发表谈话，认为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共之两项要求明确答复。1月12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就马歇尔离华声明谈话，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张群抵达南京时称：和平仍有希望，但中共如坚持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国民大会重订宪法两条件，则和谈恐难谈得好。 二、1947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进一步提出派张治中赴延安，并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方案：1，举行圆桌会议，各党派均可参加；2，政府与中共立即下令全国就地停战，并协谈停战方案；3，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仍根据过去协议原则由三人小组继续商谈具体办法；4，宪法实施前，对于有争执之区域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解决办法。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指出：蒋方正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毛泽东在此电文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中共在17日回应，如政府同意前面两项先决条件（废除宪法和恢复一年前之军事位置），即可恢复和谈，否则政府无派员赴延安之必要。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中央两项要求置之不理，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骗局；我们对于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心。1月18日，中共驻南京代表王炳南至美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转告延安之答复：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拟订宪法。如政府同意，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即使政府派人赴延安，亦无补于事。 三、1947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再度发表声明，恳请中共相忍为国，继续和谈，以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之目标。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政府对和谈问题之声明，对中共两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并公布《和平方案》。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军调部基本上停止运作，马歇尔趁机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时向杜鲁门提出关闭军调部，结束美国的调停行动。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反驳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月20日关于政府《和平方案》之声明，指出政府之《和平方案》无诚意可言，全系骗局；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必须恢复，否则等于鼓励反动派大打内战；蒋伪宪法必须取消，否则等于承认独裁。1月25日，中共回应，“取消伪宪与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乃是最低限度的和谈先决条件”。 194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1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对美国退出三人小组会议及军调部事发表个人感想：美国今退出军调部，但决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在中共坚持废除宪法等条件，不能被接受后，国共和谈已经彻底破裂。此时中共仍在南京公开活动，并发行《新华日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政府代表皮宗阚询问中共南京联络处是否将要撤退；后政府以索要联络处房子为理由委婉下达逐客令，但中共称只要国府废除宪法，即可重开和谈，故拒绝撤退。两次逐客令均未使中共离开，且中共在上海“制造风潮”，“组织暴动”。 1947年2月1日，北平军调部电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撤回北平；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后，军调部政府方面以备用致中共方面：请将撤退人员名单提交政府。2月3日，美方非正式通知南京中共办事处，谓如拟撤退，可代准备交通事宜；中共办事处答复：无撤退计划；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成员撤离延安。2月5日，北平军调部美国方面向派往各地之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发出紧急命令，要求迅即集中北平与长春，以便撤退回国。2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双方人员中，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留驻于现在地区者，概应自行负责。”2月7日，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及眷属300余人首批由北平赴塘沽搭轮返国。军调部长春分部美方代表泰森上校书面通知国共两方，美方工作即日起正式结束，另组北平美军总部对华联络处长春分处，执行撤退前之未完任务；一俟该部东北区内之运送事务完毕，即行撤退。2月9日，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外交政策，抨击中国国民党，谓恢复中国之和平统一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中国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国民大会最近所通过之宪法，亦仅为一种姿态而已；主张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不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所控制。 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国共恢复和谈条件：恢复1946年1月10日双方控制区域；取消“宪法”，恢复政协决议。2月11日，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是晨由北平搭美国飞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第二批撤退人员10余人于2月14日由北平撤至哈尔滨。 2月底，中共拒绝和谈且拒绝撤离南京。2月28日，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通知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返延安，并强令关闭重庆《新华日报》，要求中共于重庆等地之《新华日报》人员撤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国国民党强令撤退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国共产党代表代表及工作人员事致电蒋，要求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并延长撤退期至3月底。3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在重庆停刊；成都警备司令部通知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即日起结束一切业务，集中返回延安。 3月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蒋方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撤退，表明蒋方决心最后破袭，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中共南京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25人，上午9时乘美军用专机一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3月3日上午7时，中共代表董必武自上海抵达南京，车抵下关，遭中国国民党特务囚禁1小时；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3月4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称：军调部中共人方面人员撤退后，理论上当无中共人员之存在，今后如有发现，当依法惩处。3月7日，原留南京、上海中共人员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梅益、潘梓年等74人，上午8时乘美军飞机4架飞抵延安；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前往机场送别。 内战爆发 1947年3月13日，国军向延安攻击。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通缉中共首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人，中共被民国政府宣布取缔。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代表赴中国。7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访华。10月，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因民盟涉嫌煽动学潮配合中共叛乱，被取缔。国共内战正式公开爆发。…

⽬录 第⼀部分 切饼与分饼：民主、⾃由、⼈权、法治的理念 (1～42问） 第⼀问：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第⼆问：民主理念是什么？ 第三问：什么是民主制度？ 第四问：政体、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设计？ 第五问：民主制度第⼆个要素是什么？ 第六问：民主制度其它⼏个要素是什么？ 第七问：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什么？ 第⼋问：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是什么？ 第九问：民主的“硬件”与“软件” 第⼗问：民主运动追求的⾃由是什么？ 第⼗⼀问：对于⾔论和表达⾃由的补充 第⼗⼆问：⾏动的⾃由包含哪些内容？ 第⼗三问：什么是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 第⼗四问：⾃由是⽆限的吗？ 第⼗五问：政府与个⼈⾃由的关系如何？ 第⼗六问：社会整体⾃由度的概念 第⼗七问：⼈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第⼗⼋问：“天赋⼈权”的概念 第⼗九问：⼈权的范围有多⼤？选择政府也是⼈权的⼀种吗？ 第⼆⼗问：⼈权具有普遍意义吗？如何看待中共⿎吹的“相对⼈权”论？ 第⼆⼗⼀问：⼈权的某些本质问题 第⼆⼗⼆问：什么是⼈权意识，如何提⾼⼈们的⼈权意识？ 第⼆⼗三问：对“公民⾃觉地捍卫他⼈、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权”的说明 第⼆⼗四问：⼈⾝⾃由与安全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第⼆⼗五问：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权记录如此恶劣？ 第⼆⼗六问：单单就中共迫害⼈权的⾏为进⾏谴责，是改善中国⼈的有效途径吗？ 第⼆⼗七问：什么叫法治？它与法制有什么不同？ 第⼆⼗⼋问：对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陆法系)两种法律体系的说明 第⼆⼗九问：对“法⽆禁⽌即⾃由”的说明 第三⼗问：法治与⼈治的区别 第三⼗⼀问：法律都是制裁坏⼈的。这种理解是否有偏颇？ 第三⼗⼆问：什么是“法律⾯前⼈⼈平等”？ 第三⼗三问：司法独⽴的重要性 第三⼗四问：“⼀切法律之中，以程序法则为优先”是什么意思？ 第三⼗五问：美国⼈总是想出各种办法限制政府滥权的原理是什么？ 第三⼗六问：“游戏规则”的说法 第三⼗七问：如何增强整体社会的守法意识？ 第三⼗⼋问：法治与⼈权和⾃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法治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是又什么？ 第三⼗九问：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暴⼒”的评价如何？ 第四⼗问：“平等”和“博爱”两个概念，在当代民运中有何意义？ 第四⼗⼀问：民主制度与平等的关系如何？ 第四⼗⼆问：什么是多元的理念？ 第⼆部分 探讨：中国为何尚未没有实现民主(43～52问) 第四⼗三问：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统治的原因 第四⼗四问：中国的民族性只适于专制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吗？ 第四⼗五问：中国缺乏基督教的传统，是民主未能实现的⼀个原因吗？ 第四⼗六问：经济决定论站得住脚吗？是否先要发展经济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第四⼗七问：社会结构的理论，民主政治未在中国形成的原因 第四⼗⼋问：儒家思想、农业经济、皇权专制的互相维系阻⽌中国实现民主和现代化？ 第四⼗九问：⼈的因素与客观因素在民主政治建⽴的过程中的作⽤…

公聯評論員 臻言 2023年七月壹號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坦承：“壹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在這壹百七十多年裏，共產主義幽靈到哪裏，哪裏就成了被階級鬥爭、內外戰爭、紅色恐怖、邪教謊言、野蠻剝奪、鐵血鎮壓、群體屠殺等罪惡充斥的煉獄。 壹百年前，這個幽靈借助蘇維埃政權向全世界漂游。幾十個國家近世界壹半的人口被迫卷入這場由幽靈掌控的實驗。這場實驗具有欺騙性和煽動力的目標是要在地上建立平等、自由、幸福的人間天堂，消滅階級，甚至消滅國家，不僅要消滅私有製，還要消滅私有觀念，造出特殊材料的新人類。 但結果是，劃地為牢的先先後後、大大小小的實驗場都建立了幾乎同樣扼殺人性、剝奪人權的黨權專製製度。參與實驗的每壹個國家提交的實驗報告中，凡是被稱作成果的，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包裝甚至僞造的。對所有的悲劇，只要製造者還握著政權，都被刻意的掩蓋和否認。然而，已經昭然於天下的事實足以證實：在所有這些實驗場裏，都充滿了謊言、匮乏、饑馑、迫害、監禁、虐待、殺戮，以及全方位對人的精神控製，都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 這場綿延百年，由幽靈掌控的實驗，以驚人的破壞力，沖擊全世界的生活秩序、政治經濟、道德倫理、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給全世界，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對世界自歐州文藝複興以來，走向開放多元、契約法治、自由平等、民主憲政、人權至上的現代文明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造成了歷史性的倒退。 三十壹年前，這場實驗的始作俑者蘇聯解體，追隨蘇聯的大部分國家都停止了實驗，重新走向民主化。這場實驗以失敗告終，但它帶給人類嚴重的精神創傷，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成為全人類的浩劫。說這壹百年是人類悲催的壹百年壹點也不為過。目前還剩下幾個幽靈當道的國家苟延殘喘，其中最大的堡壘就是大陸中共黨朝；這個新的邪惡軸心正以奇特的變身法禍害著本國人民和世界。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急於自強求成，在全盤西化的病態主張誘導下，徹底抛棄中華傳統文化，全盤引進馬列思想共產文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02年前，中共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以國民革命同路人的身份，偷天換日用馬列的共產革命，破壞和取代國民革命。在中華民國遭受日寇侵略之際，中共悍然發動武裝暴亂，分裂中國，在中華民國體製內建立國中國，即所謂的《蘇維埃共和國》。與侵略者勾結借機壯大。戰後，國府精疲力盡，中共壹方面欺騙世界、欺騙美國，表示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製度， 另壹方面又以逸待勞挑起內戰，並在共產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的全力支持下，擊敗國軍迫使中華民國政府退據台灣。中共在中華民國淪陷區建立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比皇權專製更可惡的政教合壹的黨權專製體製，打斷了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正常道路。 其國號名不符實，壹、不中華。他們是馬列子孫，死了是去見洋人馬列而不是見列祖列宗；二、不人民。在人民的名義下，到處挂起人民大會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等招牌，但實際上，人民權利完全被剝奪，普天之下，“黨領導壹切”；三、不共和。公然堅持壹黨專政，否定民主共和。禦用民主黨派是花瓶。從土改、鎮反、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直至六四屠殺。製造了壹系列鬧劇、悲劇、慘劇，禍亂中華。毀華夏文化，亂道德人心，殺民族精英，燒文物古迹，斷文化根基，汙山川河流，鐵證如山，無可抵賴。 中共以暴力機器，強迫中華各民族接受共產主義黨化說教，毀中華道統法統，對民眾強行洗腦，不但要將中華兒女馴化為馬列子孫，還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輸出紅色邪教。 中共消滅了自然形成的社會階級，人為地營造出壹個官僚特權階級。它消滅了地主，自己卻成了最大的地主；消滅了資本家，自己卻成了最大的資本家；消滅了黑社會，自己卻成了最大的黑社會，消滅了妓院，卻造就了世界最大的中國特色妓院，讓自己成了世界最大、最荒淫無恥的嫖客老鸨集團。中共終於將禮儀之邦變為禽獸之域。共產主義暴政橫行中國，構造了壹架巨大的絞肉機，使包括許多共產黨人在內的上億中國人死於非命，血債累累，罪惡昭昭， 比之納粹德國阿道夫·希特勒的邪惡有過而無不及。 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帝國早已不複存在，世界共產主義的實驗也已告失敗。中共實際上早已離開了實驗的出發點，幾乎沒人真信共產主義的夢呓，知道所謂的共產主義是走不通的死路，但為了堅守自身的統治利益，依然不肯摘下自欺欺人的紅色羊頭招牌。在改革開放的幌子下，黨內壹大批人，活學活用《資本論》，練就壹套化公為私的妖術，借經濟改革壟斷經濟命脈，搖身壹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權錢通吃的壟斷資本集團，把中國人民當作剝削對象，掠奪了超經濟強製的利潤，這是馬克思萬萬想不到的。中共以國庫為黨庫，以不受監督的權力為盜竊工具，將中華民族創造的巨大財富，據為己有，轉移國外。大批黨棍為留後路打造海外的狡兔三窟，也為擴大強權勢力而對外撒幣萬億，損國家主權以穩政權。他們對內橫征暴斂，用政權剝奪人權，與民爭利，锱铢必較，苛捐雜稅，敲骨吸髓。到如今，山河汙染，資源敗空，土地荒廢，道德淪喪。貪汙、腐敗之“功”，亘古未有，腐蝕、輸出之“績”，舉世震驚。國尚在而山河破，民尚存而文化亡。 中共借助美國和世界對中國展示的善意，抓住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獲得的機會，掠奪世界資源，盜竊知識產權，占盡了便宜，累積了巨額財富，成就了中共權貴新階級的暴富，又利用這巨額財富，強化政法機器，鎮壓抗爭的人民，強化軍事力量，威脅世界的和平，以此鞏固自己的統治。當然，中共的邪術也終於讓全世界認識到，它比仼何其餘共產極權國家、比納粹阿道夫·希特勒、比蘇俄列寧斯大林、比波爾布特、比伊斯蘭國更為邪惡、危險！ 中共曾有壹線機會改變黨名，擺脫共產主義幽靈的控製，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同時進行政治改革，還政於民。但中共終於因貪婪與膽怯而錯過了歷史機遇，致使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為首的原教旨毛澤東主義追隨者，重提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幽靈又在中華大地上跳起倒行逆施的狂舞，文革的陰影如霧霾籠罩中華大地。 十九大推出所謂新時期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個人崇拜死灰複燃，極端的原教旨毛主義者重提消滅私有製，叫囂私營經濟退場。紅色貴族首領習近平，全然不顧民主自由憲政的歷史潮流，熱衷於恢複元首終身製，推出荒誕可笑的習近平思想，修改憲法，廢除了任期的限製。在中共二十大，完成了把中共變成習家黨的演變，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習老大的小弟。借助所謂兩會，讓這種演變合法化。習近平已經成了真正的習大帝！如今習大帝駕駛這輛破舊的黨權馬車逆歷史潮流方向行駛，執拗地要用這輛瘋狂的馬車將中國帶入無底的深淵！ 102年的中共已境內走到盡頭。而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國家，已經看清楚中共不會主動棄惡從善，民主陣營已高度壹致地加強力度反對共產主義這個幽靈，壹場大戰的軍鼓已經敲響；而中國各地民眾也隨時可能大規模的奮起。共產主義最大堡壘的毀滅已為期不遠！ 中國向何處去？ 我們炎黃子孫，擁有優秀的本民族文化，自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週公，老子孔子孟子以降，自成道統法統，屹立世界五千年而不倒，創造過燦爛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啓，而三民主義上承中華道統，外接世界文明，中西合璧，融為壹體，通過國民革命，曾經在中華大地上開出過燦爛的自由之花，現今又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結出了豐碩的民主憲政之果。 被囚禁了二十壹年的王炳章預言： 中國會有這麽壹天：共產黨垮台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 而政體也將恢複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製。 2000年王炳章寫下《重建中華民國》壹文。 宣告：“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他寄望中國大陸﹑台灣﹑港澳﹑海外華人，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我們相信：重建中華民國！是終結中共黨權專製製度戰鬥中最響亮的口號！優秀的中華兒女將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下集結，攜手共進，王炳章的願望終將實現，這壹天已經為期不遠！民主的中國就在前面！

Appeal to US Government on National Security 《關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呼籲》 美國應堅持采取與中共對等的原則 目前美國各地華人社區有許多社團懸挂《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美國政府應堅守對等原則：凡懸挂《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華人社團，必須強製進行代理人登記，否則： 壹、依國家安全法規，定性為：特務（中共在美特別任務）組織。 贰、依法解散、撤銷其機構、凍結其賬戶！ 叁、對該組織核心成員：立即遣送回中共國（入籍者撤銷其美國公民資格）。 肆、凡接受中共資金進行反美宣傳活動的機構核心成員，依叛國罪進行起訴。 中華民國公民联盟 2023年7月1日 【注】 中共海外滲透已不滿足於控製華人社區了，美國、加拿大都出現了中共統戰部所屬的同鄉會負責人參與政治選舉，而且得到資助。這是十分危險的政治動作，應該引起美國、加拿大政府注意，中共統戰部就是准間諜機構。 Appeal to US Government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with the CCP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ng the…

川普，美國正被攻陷 邬萍辉 良好口碑的形成殊為不易，所有商人都不難明白的壹個道理：品牌的樹立需要漫長的歲月凝練。美國之音，這個雖由美國政府出資但相對獨立公正的新聞媒體，在近八十年的歷程中依靠無數人的付出與努力，終獲全世界公眾的高度信任。然而，高聳大廈的建立非壹朝壹夕，其傾覆卻往往旦夕之間；茂密森林的形成曠日持久，壹場大火或風暴卻可能迅速摧毀之。 2017年4月19日，必將成為美國新聞史上的重大日子。美國之音在濃墨重彩地預告郭文貴先生將於訪談中爆“核彈級”內幕後，卻當著億萬錯愕聽眾、觀眾的面匆匆中斷了正在進行的直播。的確，“核彈”爆了，被炸中的卻不是充滿腐敗醜聞的中國官僚特權階層、專製國家虛僞荒謬的法治，而是自由世界新聞媒體的獨立、公正、真實，“第四權力”也好，“無冕之王”也罷，在這壹標志性的事件中，在某種神秘強大力量的攻城略地下，顯得岌岌可危。美國，正被攻陷！（编者注：郭是否爆了“核弹级”的内幕，这内幕是否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但在某种神秘力量干预之下，公然停止直播，这确实是美国，正被攻陷，的征兆。这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事实已经显明：中共在各个方面对美国进行了广泛、有效的渗透，中共早已对美国发动了超限战，但美国各界对此感知麻木，迄今许多政要还把中共当做竞争对手，而不是生死搏斗的死敌，美国危矣！世界危矣！） 此非個例！所有具備獨立精神與自由人格的華人無不清楚：美國的多數中文媒體早已選擇性報道中國、中共，早已不敢正面抨擊傳統、正常新聞的天然敵人專製、獨裁；而竭力宣揚與普世價值根本對立的封建文化、為腐朽政體塗脂抹粉的孔子學院早已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頂尖大學筍出，美國的年輕人正“潤物細無聲”地受其影響，龐大的資金來源不言而喻；逢年過節，洛杉矶、紐約等核心城市，不斷地舉辦大型宣揚、歌頌共產革命、鼓吹推翻私有製度、美化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紅歌藝術晚會或展覽，真實的組織者居然是外交使領館！美國的移民法禁止共產黨員獲得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資格，眾所週知，無數“共產”信徒正怡然生活在美國碧藍的天空下乃至享受著“共產”的天然敵人—民主製度提供的豐厚福利。人權、憲政信奉者在華人圈中正悄悄逐漸轉化為弱勢和屢被攻擊群體；局勢已惡化為不僅僅是google、youtube、facebook等無法在號稱已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立足，且谷歌、雅虎等高科技公司服務器屢屢直接受到攻擊。 不錯，美利堅的軍事實力、工業成就、科技水准等依然無與倫比，無人會愚蠢地在硬實力方面與其針鋒相對，但在更深層次的新聞領域、教育領域、學術領域、文化領域等軟實力方面，美國正徹底地遭受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強大進攻。危險的是：民主分權自治製度下，若無重大的、立刻的、軍事的危機，若無獨具慧眼、高瞻遠囑的政治家，精英階層對此幾乎普遍遲鈍而無招架之功，不痛到不堪忍受之時決不作為。面對戰爭狂、法西斯，無論壹戰、二戰，美國往往須等到對手強大後才被迫迎戰；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思維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共專製體系則壹貫極為注重“洗腦”，國內動員千萬大學生、公務員承擔“網絡宣傳員”（即五毛），在國外拼命實行“大外宣”政策，實質都是敵視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普世價值，是頑固堅持壹黨獨裁，防止和平演變大戰略的壹部分。且隨著今日大陸經濟實力的迅猛增長，中共已度過“防禦”階段，實施“進攻”戰略，其軟實力的強大影響力明顯已不容忽視。可惜西方政客對此種種“侵略”反應長期麻木不仁。我們不知道美國精英人士要到何時才真正“感到痛”：等待眾多媒體贊賞專製的效率、獨裁的穩定？等待年輕的美國大學生高唱“國際歌”？等待人文學者們欣賞完中國經濟奇迹後，壹致呼籲公有製的推行？等待美國的某些大小街道應紅色信徒壹致要求，改名“澤東路”、“反帝街”？“自由”居然自由到容忍推翻自由製度的勢力橫行，“多元”竟然放縱到任由“反多元”毒素泛濫。幸好，此次美國之音被迫在強大壓力下中斷直播發出了壹個非常明顯的信號：自由的美國，正被共產攻陷！ 然而，壹切的改變，需要能扭轉乾坤的卓越政治家的大刀闊斧。崇拜結束冷戰的裏根總統、誓言“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川普，是這種豪氣幹天的英雄嗎？ 2017.4.25 【注】 中共海外滲透已不滿足於控製華人社區了，美國、加拿大都出現了中共統戰部所屬的同鄉會負責人參與政治選舉，而且得到資助。這是十分危險的政治動作，應該引起美國、加拿大政府注意，中共統戰部就是准間諜機構。

四十四問至四十八問 四十九問至五十叁問

四十九問：還有人提出綜合性的理論,將意識形態、經濟形態、政治體製關聯起來，指出：儒家思想(意識形態)—-農業經濟—-皇權專製製度相互維系，形成壹種超穩定的結構，阻止了中國通向民主政治和現代化的道路。妳的看法如何? 答：在壹切類同的理論中，超穩定結構理論,好象是最能自圓其說的,因為它綜合了各方面的因素，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它也解釋不了，為什麽做為超穩定社會壹部分的台灣，能夠建成壹個比較象樣的民主政體。再者，它也解釋不了，為什麽孫中山能夠擊破這個超穩定的社會架構，成立了亞洲第壹個民主政權。這個理論，對歷史進程中壹些關鍵性事件，也無法圓滿解釋。譬如，壹八九八年的戊戌維新，在關鍵時刻，袁世凱壹念之差，出賣了革命黨人，向慈喜太後告了密。百日維新，毀於壹旦。假如，袁世凱信守承諾，逮捕榮祿，兵谏慈喜，中國的君主立憲很可以成功，中國的歷史將完全改寫。袁世凱的行為，無疑是歷史航道的分界點。他兵權在握，站在哪邊哪邊就贏。怎麽解釋他的出賣行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如果他恪守儒家忠君的意識形態，他應當站在光緒皇帝這壹邊，支持維新變法。所以，如果說，忠君的意識形態能夠解釋曾國藩未能造反，忠君的意識形態卻解釋不了袁世凱的行為。農業經濟更是扯不上邊的東西。我們只能從袁氏的人品上去解釋。從微觀看問題，超穩定結構理論就不行了。歷史的悲劇接著上演：若非孫中山仁義讓“賢”，若非袁世凱壹心稱帝，若非孫中山早逝於北京，中華民國的民主政體很可能會長存下來。若此，超穩定結構的理論也就不會產生了。這裏，涉及到了另壹個重要的問題—-政治人物的素質及個人作用問題。 五十问問：在民主政治建立的過程中，個人的作用,也就是說，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觀的因素重要嗎？ 答：相當重要。在歷史發展中，個人、尤其是當權者的壹念之差，會影響整個歷史的進程。兩百多年前，美國獨立之初，有人力主華盛頓黃袍加身，當上國王。華盛頓堅決不幹，並在兩任總統之後，拒絕連任，告老還鄉。他的表率作用，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形響甚巨，至今為人們所樂道。 英國壹九零九年憲章危機時，國王在化解危機上起了重要作用。當時，下院(平民院)通過對富人加稅的法律。根據規定，此法律須經上院(貴族院)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絕通過。於是，下院幹脆壹幹到底，決定修改憲章，通過了著名的《國會法案》，規定：凡下院通過的法案，不管上院通過與否，終究都會自動成為法律。這個等於剝奪上院壹切權力的法案怎麽可能叫上院通過呢？不經上院批准，它又成為不了法律，下院等於自打耳光。解開這個死結的，是國王喬治五世。國王許諾，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國會法案》，他將加封大批新貴族進入上院，迫使法案通過。貴族院(上院)面對如此尴尬局面,被迫舉手投降。法案通過了，人民終於從貴族手中奪得了壹切權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實行的是法西斯統治。佛朗哥去世後，西班牙壹夜之間，邁入了民主政治：開放黨禁,舉行大選。這壹戲劇性變化，還要歸結於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臨終時，請回被他廢除的王室繼承人卡洛斯，並把權力交到新國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實施民主改革，西班牙進入了歷史的新紀元。 南非的前白人總統克拉克，在面臨革命和改良的關鍵時刻，決定順乎歷史潮流，釋放了被他關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領袖曼德拉，並賦予黑人選舉權，施行大選。這等於將政權交給黑人。他把總統寶座拱手讓給了曼德拉之後，又甘居副總統之位，協助曼德拉調和黑白矛盾，度過難關。 在共產黨國家，也有類似的例子。波蘭前共產黨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敵、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放出監獄，開放大選。這個等於把權力直接交政敵的大手筆，成功地避免了壹場流血革命，把波蘭帶上了民主的道路。 蘇聯共產黨最後壹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用他的“新思維”，和平地使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擺脫了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實行了民主政治。蘇聯解體了，但戈爾巴喬夫的名字將永留史冊。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國的袁世凱，壹念之差，出賣了維新黨人，斷送了中國君主立憲的改良之路，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壹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與開槍鎮壓的壹念之間，鄧小平選擇了後者，使他本來可以光照史冊的晚年，蒙上了永遠抹不掉的黑影。 我們不是說，專製者會自動地放棄權力，事實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長期奮爭的結果。我們也不是說，沒有上述幾個人物的放權行為，那些國家的民主政治就實現不了。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勢不可擋的民主潮流面前，執政者的壹念之差，會對歷史進程起到重要作用。順潮流者，可減少取得民主的代價，避免整個民族的悲劇，自己也會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將導致民族的災難,，自己也會遺留千古罵名。這點，值得每壹個專製者深思。 五十壹問：有人說，中國多數老百姓對民主莫不關心，多數老百姓關心的，只是賺錢的問題。另外，多數老百姓也不知道什麽是民主。故而，目前在中國推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民運也不可能成功。妳如何看待這壹論調？ 答：先說壹個小故事。據說，有個東方商人想把鞋子賣到非洲的某壹個地方，派了壹個人去考察。那個人回來說，那個地方毫無商機，那裏的人根本不穿鞋子。商人不相信，又派了壹個人去。第二個人回來說，沒錯，那裏的人根本沒有穿過鞋子。但是，這正是我們大有可為之處。因為，如果我們告訴他們穿鞋子的好處，他們每人都會成為我們的顧客。商人大喜，他把鞋子運到那裏，發了大財。妳看，同樣的事實，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結論。 毋庸質疑，由於中國老百姓長期在共產黨的言論禁锢和文化封鎖之下生活，多數人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缺乏了解。但這正是我們大有可為之處，只要我們把民主的基本道理告訴他們，只要把民主、自由、法治是賺錢的保障的道理告訴他們，老百姓就會象久旱的土地吸允甘雨壹樣,歡迎她、熱愛她。向老百姓傳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們民運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也正是我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 另壹方面，各國實行民主政治的實踐也說明，並非多數老百姓了解了民主的理念，才能建立民主製度。美國獨立革命時，華盛頓動員民眾參軍抗英，並不是空喊民主的口號，而是用“壹壺酒、兩磅肉”吸引他們，用“授田證”吸引民眾。華盛頓許諾參軍者：打敗了英軍，每人都可得到壹大片土地！歷史告訴我們，重要的是，領導者和民運骨幹們要對民主有切實的信念和執著。 我也要指出，民主製度建立之後，大力普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是鞏固民主製度不可或缺的。 五十贰問：剛才，妳對各種解釋中國未能實現民主的論調都做了反駁。那麽,，究竟原因何在呢？答：自壹八九八年戊戌維新以來，近百年間，我們中國曾幾次出現過建立民主政體的機會。壹九壹壹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也創建過短暫的民主政權。之後，中國走了彎路。究其原因，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個人的因素，有外國勢力介入的因素，有意識形態的因素等等。此外，還有民主運動本身素質不夠、民運層次不高的因素。我之所以指出此點，目的是鞭策民運自身。在壹九八九年的民運中，中共政權曾經出現過短期的癱瘓狀態。當時，唯壹海內外有組織的民運團體是中國民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可惜的是，民聯正在內鬥，陷於癱瘓(中共滲入破壞為其原因之壹)。如果民聯當時是壹個堅強的戰鬥堡壘，及時把“更換、推翻 政府乃天賦人權”的理念傳播於群眾當中，及時引導學生與工農相結合，及時做策反軍隊的工作，及時占領電台、電視台、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中南海，那麽，八九民運很可能導致中共解體、民主政權建立的結局。 有時，關鍵不在群眾，而在引導者。因此，提高民運自身的素質，提高民運的層次，是壹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五十叁問：由妳的論述看來，壹切認為中國不能實現民主的論調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說，中國必將走向民主。妳的樂觀主義的基礎是什麽？ 答：上面的各種論調，也不能壹概而論。壹種是解釋中國至今未能實現民主的；另壹種是說明中國根本不能實現民主的。前者可敬，後者可憎。可敬者，他還在探索，試圖找出症結，以下良藥，目的在推動民主。可憎者，在於維護專製，維護特權也。中共當權派正在有意散播民主不可能論，為可憎者之首。 對中國民主的實現，我壹直是非常樂觀的。我樂觀的基礎，是人性中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這種追求，必將導致專製政權的瓦解和民主政體的建立。也只有民主政體、而不是專製政體，才能滿足人們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不論是什麽來源、什麽膚色、什麽語言、什麽宗教、什麽習慣，各個民族，每壹個個體，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都是壹樣的。這種追求，是造物主的賦予，是造物主的傑作。這種追求，造就了浩浩蕩蕩的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管喜不喜歡她，不管用什麽辦法去攔阻，都無法遏止自由民主潮流的奔騰向前。她可能走彎路，她可能遇到障礙，但她永不會停止。

四十四問：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專製統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製度。究其原因，各說各話。有人壹再強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請問，妳的看法如何? 答：單獨的文化決定論，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分權製衡這些觀念，故不可能結出民主政治之果。這種看法，失之偏頗，是對中華固有文明和傳統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結論。關於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權思想,早在古書《尚書》中，即有記載。墨子繼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指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韓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矯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關於政府乃為人民所創建的觀念，古書《週易·序卦傳》中早有提示。《週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權時代政權、政府概念的通俗表達。從上面的論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產生的順序：天創造萬物，再創造人；男女創造夫婦，夫婦創造父子；父子百姓創造政權和政府；政府創造秩序(禮)並維護正義(義) 。 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國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君輕民貴”的主張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論述，是民本和主權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談自由。誰說中華文化沒有自由的基因？連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國總統，也垂涎於中華的自由精神。裏根總統上任後，在他的國情咨文(施政報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大國如烹小鮮。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實行小政府主義，還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猶如烹饪小魚，不要多管它，不能總是翻來翻去。如果折騰來，折騰去，小魚就爛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騰老百姓，政治壹定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哲學，就是中華文化中，讓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裏根總統在任內，放松了政府對不少經濟事物的管製，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施政八年，裏根交出了壹張不錯的成績單。 至於分權製衡，也不是外國人發明的專利。早在遠古時期，我們中國就有了分權製衡的實踐。那時，部落酋長會議相當於最高立法機構，推舉出的最高首長，相當於總統和行政權力，統領軍隊。在錢財方面，中國人早就將會計(管賬)與出納 (管錢)分開，實行製衡管理。中國早期的皇權製度，也有過製衡機製。皇權受到大臣會議的製約，大臣會議可否決皇帝的聖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後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皇權越集越大，搞起了壹人專製。毛澤東又將壹人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即使是在皇權的專製之下，中國明末清初也曾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民主思想家黃梨洲(黃宗曦)。他在《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提出了限製政府權力和分權製衡的政治理論。同時代的英國民主理論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權製衡的學說。黃梨洲生於壹六壹零年，比洛克(生於壹六三二年)早了二十壹年。怎麽能說民主觀念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呢? 再舉唐堯傳虞舜的例子，說明民主選舉在中國幾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堯有壹子，名丹朱，堯很喜歡他，從小就用種種辦法培養他。為了定其心，育其智，據說還發明了圍棋，與之對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堯斃，沒有人去理會丹朱，部落酋長和民眾都跑到舜那裏，壹致擁戴舜繼承大統。選民們投了票，但不是現代的選票，而是“腳票”—-用腳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實際上，堯何嘗不願意兒子即位，只不過，大家沒有選他，而選擇了德才兼備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過雛形的選舉製度，《王製》記載：“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爾升之學，曰俊士。”這是具有公議主義性質的選舉製度。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不可能把中國古代的民主理念論述得淋漓致盡，但走筆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說，中華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共產黨所說，民主運動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論於中國，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之論調，目的在於維護其壹黨之專製，其說詞不值壹駁。 用純粹的文化決定論，來解釋中國未能建立起民主政體，也已被當今的政治現實所擊破。台灣民主政治之實現，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南韓，亦已確立起民主製度，都是擺在我們家門口的活生生的範例。 文化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它勢必導致完全否定傳統的傾向。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正是這種反傳統主義的體現。極端的反傳統主義，使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禍害中華數十年。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政體的建立,，都不是壹味反傳統的結果。因此，民主運動絕不是反傳統的運動，而是發掘、承襲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民主基因的運動。 四十五問：有人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只適於專製統治，不適合民主政治。妳怎麽看民族性的問題？ 答：民族性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有關聯的。因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結果。我們反駁了文化決定論，在壹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駁了民族性決定論。但，民族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有必要多做些說明。民族性決定論者認為，中國人自私、好鬥、 有奴性、不守法、依賴性強、保守……總之，壹切壞的人性都可羅列上去。結論是，對這樣的“刁民”，只有專製壹法。或者說，中國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就是根據“文化決定論”和“民族性決定論”，力主袁世凱恢複帝製。 民族性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壹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壹書中，曾對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習性進行過鞭撻。後人在壹百年之後寫成的《醜陋的日本人》，更是列舉出壹系列日本民族的惡劣本性。其中，不少與中國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並未妨礙日本步入現代化和民主化。屬於中華民族、帶有全部中華民族劣根性的台灣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壹看民族性決定論者舉出的那些不良習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歷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樣存在，只不過某種劣性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有的，甚至比我們中華民族更為惡劣。如某些猶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國人的好鬥、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們遜色，但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樂園。 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其壹,我們中國人到了民主國家，不但適應民主製度,，而且熱愛民主製度。其二，我們看到，大陸人向香港跑，北韓人向南韓跑，過去，東德人向西德跑，專製國家的人向美國和西歐跑，而且，這種跑，是單向性的，不發生倒流的。個別人的回流，只是為臨時賺錢而已，絕非謀取永久居留。這說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麽民族，都是壹樣的，那就是向往自由與人權。 還有壹點，須加說明，民主製度正是在承認人性有性惡壹面的基礎上設立的,，目的在於抑製人性之惡。為什麽設立三權分立製度和法官的終身製度？壹是承認人有私心，二是為了抑製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惡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說來也巧，自由經濟製度的實行，其基礎也是承認人的自私本性。集體的自私，互相牽製，導致了公益的結果。人，的確有善惡兩性。我們之所以倡導民主製度，為的是揚善抑惡，使善性發揮到極至，使惡性壓抑到最小。美國開國元勳麥迪森曾指出，如果我們都是天使，(民主)政府無須建立，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無須建立，因為，她根本建不起來，或者，建起來也會被砸爛。 下面，我特別要講壹下製度對人性的影響問題。可以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性。公有製的大鍋飯製度，幹不幹壹個，,幹多幹少壹個樣。結果，人的懶惰性充分表現了出來。經濟改革之後，進入私有製企業，懶惰性吃不開了，別說懶,慢壹點都會被抄尤魚。同樣的人，在不同的製度下，表現出不同的本性。大陸人剛到美國，開車不怎麽守規矩。但是，吃上幾次罰單，就規矩多了。聽說,，有壹年，紐約某天晚上發生了意外停電。不久，有條街上出現了哄搶事件。個別平時滿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沒了著落，逼上了絕路。突然，電燈亮了，人們四處逃竄，大街恢複了平靜。它給我們的啓示是，在黑暗的製度下，人的黑暗面發揮出來，成了強盜；在光明的製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製，光明面發揚出來，成了正人君子。 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大陸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們在歎息：怎麽中國人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怎麽這麽自私？這麽無情？國民黨時代也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產黨的黑暗製度，把中國人的心靈徹底摧毀了。怎麽辦？途徑之壹，就是盡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製度，以使我們中國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發揚光大。 四十六問：宗教是壹種原因嗎？有人說，中國缺乏基督教的傳統，這是民主未能實現的壹個原因？有道理嗎？ 答：非基督教的國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蒙古是喇嘛教國家，都建起了民主製度。不過，民主製度首先是在壹批基督教國家創立起來的，到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基督教義與民主政治或許有些內在的聯系。比如，基督教認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來面目創造出來的,，因而，人是神聖的。由此導出天賦人權的觀念。另外，聖經記載，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導出人性性惡之觀念。加以引申，由於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導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規範人的行為，導出法治的觀念，等等。 仔細研究中國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啓發性的發現，那就是，在我們中華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說明，中華固有文明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參考我的關於論述中國固有文明與基督教教義壹致性的專述(正在編篡中)。 國內近年壹個十分重要的進展，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拒統計，基督徒已達六千多萬，超過了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雖然，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國的經驗看，基督教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基督教教義中含有豐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將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 四十七問：那麽，經濟決定論站得住腳嗎？是否農業經濟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會無法建立民主製度？是否先要發展經濟，等到壹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答：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中國長期的農業經濟，是滋生專製的溫床,而不能蘊育出民主政體。此論不對。固然，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伴隨著壹批民主國家的誕生，但是，工業革命與民主政體之間，或者說，工業發展與民主製度的建立之間，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確是壹個異常專製的政府。反之，農業國家同樣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製度。丹麥、挪威、瑞士，還有瑞典等國，都是在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體。以丹麥為例。在民主運動的奮爭下，壹八四九年，丹麥王被迫承認了民主憲法，以及由憲法產生的議會，民主政體的架構基本確立。那時的丹麥，農 業人口占多數，農民生活貧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目前的中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格倫特維格(Grundtvig)為了消滅文盲，開化民智，於壹八四四年創辦了“人民中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民中學”不斷增加，才漸成氣候，文盲開始逐步減少，但這是民主架構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事。美國也是壹樣，壹七八三年美國獨立並創建世界上第壹個民主政體時，多數美國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強調這壹點，乃是為了駁斥中共及壹些人的下述論調：中國仍是個農業國家, 文盲多，民智未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可操之過急等等。 至於有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的論調，我在舉出丹麥和美國的例子後，已經不攻自破。實際的情況是，在多數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強大的中產階級又成了民主政體的穩定因素。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早於民主政體之建立，如南韓和台灣。因此，正確的邏輯關系應當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出現，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已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掘起，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 四十八問：有人提出社會結構的理論，解釋民主政治未在中國形成的原因。如:：中國從未出現過獨立的市民社會；中國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所說的封建社會，並非歷史學家定義的封建社會，即分封領地、形成貴族或諸侯集團的社會)，故沒有壹個強大的貴族力量集團與皇權對抗，等等。妳如何評價這些論點？ 答：這些論點，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和事實的考驗。首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週朝瓦解前後，中國出現過分封領地的諸侯社會。但是，為什麽沒有走向民主社會呢？為什麽諸侯社會後來消失了呢？壹提到這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就會反駁說，那不同於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之前的貴族社會。話說回來，就算我們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定義下的封建貴族社會，那麽，就是在這個非貴族社會、非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於壹九壹壹年創建了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這又做如何解釋呢？大家公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時間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質吧。歷史學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因此，我想避開理論問題，看壹看近年來世界發生的民主變革的現實。現實是，蘇聯瓦解了，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蒙古、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專製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壹個個民主政體的建立。這些國家，尤其是蘇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哪來的市民社會和貴族社會？有的政治學者甚至曾經立論：共產極權製度壹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轉的，其論證不可謂不週密。時間和事實說明，這些悲觀的立論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孫中山希望中國結束皇權統治之後進入民權時代。但歷史是那麽曲折，那麽可悲。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在大陸歷經內憂外患，只是一段不成熟的民主經歷，一段不得不突出威權的民主跋涉。 中共在蘇聯的全方位支持下，擊垮了抗戰後疲弱不堪的國軍主力，逼迫國民政府退據台灣。中共在中華民國淪陷區復辟了專制制度，是不同於皇權專制的黨權專制。習近平登上最高權力地位後，就朝著結束毛以後的黨權寡頭統治，向黨權皇帝二世的方向行進。習修改憲法，廢除了任期的限制，在中共二十大，完成了把中共變成習家黨的演變，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習老大的小弟，成了實際上的黨權皇帝。借助所謂兩會，讓這種演變合法化。 但是民主的潮流終究不可阻擋，專制復辟只是中國走向民主歷程中的一段插曲，黨權專制的終結只是時間問題。當黨權專制被埋葬之後，何為取代？我們的回答是：“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間單﹑又方便的途徑。” 我們宣告：“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陆﹑臺灣﹑港澳﹑海外壹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在此相會便是有缘 希望聽到您的看法 能讀到您寫的文章 看到您推薦的資訊 更歡迎您聯心結盟 成為公民聯盟壹員 如果您提供一個有效電郵 並表示願意成為民國公民 您便成為公民聯盟的壹員 真名、筆名、化名都可以 以便將來相遇時能夠相認 建議淪陷區的同人用化名 聯絡我們： 對外聯絡人： 徐英朗 王炳章的老朋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早期成員 黃花崗起義徐氏家族後裔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E-mail: rocgongmin@gamil.com 油管頻道 中華民國之聲 公聯 twitter: @rocgmlm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2023年5月20日   致民國力量同道 各位同道：獨木不成林，既是同道理應交流、合作、攜手共進！ 我們想到三種方式 一、建務虛群，僅限交流、互相啟發，共同提升，化名、實名隨意。 二、建務實群，經交流討論，達成共識，合作一起做有共識的事。 三、私聊（化名，實名；務虛、務實皆可） 如有更好的方式請告知，謝謝！ 我們能以各種方式與同道交流、合作。 有意向者請發電郵至 rocgongmin@gmail.com 指定適合你的交流方式 比如： 電郵，電話，推特、臉書、短信，Line，WhatsApp 等等 變局在即，時不我待 是聯合起來展示民國力量的時候了！ （我們建議用民國力量作為一個常態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