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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转录　 　 朝圣石门坎(散文·上) ◎ 李元龙        　 知道石门坎，知道柏格理，完全源于一个偶然事件。 十多年前的一天，途经毕节太平桥时，看到一个废旧书报摊子上有几本书，便停下来，随意翻看着。其中有一本封面以灰色为主，兼有个欧洲风格“城堡”图案，作者是个外国人的书。我疑心这是一本西方式的侦探小说，但下方“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字样使得我我拿起书随便翻翻，看到了什么传教士，基督教字样。但决定我开口问问女摊主这本书要多少钱的，还是其中的“威宁”这两个字。 摊主喊价两元，我还一元，这本书就归我了。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的灵魂，被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王树德，甘铎理，高志华，尤其是柏格理，这些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在100多年前，带着献身上帝的精神，带着传播基督福音的虔诚，来到了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了中国最贫穷的贵州，来到了贵州最贫穷的威宁，来到了威宁最贫穷的石门坎。在西南地区，传教士们事无巨细，鞠躬尽力，做了大量的，有益于当地民众，能为上帝的荣耀增加光环的事情。 　 从细小的方面来看，劝诫人们戒烟戒酒，调解夫妻关系，规定婚姻年龄，救治吞服鸦片自杀者，为受到豪势、官府欺凌的苗族人挺身而出，为少年儿童种牛痘，等等，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创办学校，创办医院，创办麻风病院，发明至今尚在使用的老苗文等等，使得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创造了多个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第一：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据沈红《石门文化百年兴衰》） 不能不在此特别提到柏格理牧师，这位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公务员职务，23岁来到中国，在中国谈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呆了28年，最后，因为抢救石门坎伤寒病患者受到感染，在51岁那年，即1915年9月15日，永远留在了石门坎。还有高志华牧师，他是于1938年，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被歹徒杀死在学生宿舍外面。 天哪，这比那个仅仅因为某人一篇文章就弄得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白氏，不知伟大多少倍，并且，这样的人和事，几乎就曾经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竟然到了快四十岁时，才知道其人其事，虽然，这与官方的封锁和讳言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惭愧。 但是，受几十年无神论熏陶长大的我当时对宗教、对基督一点兴趣也没，我感兴趣的，是柏格理等传教士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地方何以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再一个感兴趣的，就是传教士，尤其是柏格里的个人人格魅力。 我随时关注着有关石门坎，有关英国传教士的信息。九十年代中期，在当地电视台得知：为了迎接甘铎理等传教士后代来石门坎瞻仰柏格理的坟墓，当地政府正在重建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柏格理、高志华坟墓。 为了知道更多有关柏格理等的情况，有一天，在遇上一个在当地从事少数民族资料收集整理的所谓离休“老干部”时，我向他打听起有关事宜来。其间，他说传教士“动机不纯”、“没安好心”等，我就与他争论起来。激愤之下，当时，我有可能说了些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和组织不敬的话。两三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位老干当时被气坏了，第二天，尚愤愤然的他跑到毕节报社，跑到组织部，跑到我工作的老干局，要求曝我的光，处我的分，开除我的工作籍，说是如此“反动透顶”的人，不能让他呆在党政部门吃党的饭穿党的衣还说反动话云云。 工作没有被开除不说，后来，我还范进中举般考进毕节日报社，当起了所谓的记者。 2003年的一天，一个也对柏格里很感兴趣的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在毕节一个书店买到了柏格理等著的《在未知的中国》，这是一本包含了我们早就渴望看到的《中国历险记》《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等的一本石门坎“全集”。立时，我来到书店，买了三本《在未知的中国》。我的打算，一本自己留着，两本留着有朝一日朝圣石门坎时，送给还记着柏格理，还对柏格理等传教士感兴趣的当地人。谁知道，围绕着这三本书，后来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的曲折坎坷，那样的令人唏嘘长叹。 读了《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更为柏格理等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除了介绍好几个人购买《在未知的中国》外，我还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那个组织对宗教很敏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领导”的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了一丝丝凉意。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2007年，两位头中的姓刘的那位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泪，还是愧悔的泪，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之“泪”。因为，2005年9月9日我落入文字大狱那天，是他让办公室主任把我引诱到他办公室，由某特殊部门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从那里带到省城监狱的。是的，他这篇文章的确是散文，有形无神的，名副其实的“散文”。 2005年，我和几个朋友说好，当年10月长假期间，我们朝圣石门坎去。 2005年9月9日，因为四篇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的文章，我落入文字大狱中，暂时不能朝圣石门坎了。 那本《柏格理日记》，后来出狱后方知，因为我在前言和后记中眉批了“反动话”，害得这本书也被“逮捕”到那个特殊部门，直到我出狱后，才去把它“保释”回来。 假话、鬼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说特说，真话、人话即使偷偷摸摸地说，还是被害怕真话、人话的人下到大牢里了。我的冤屈向谁诉说，我的灾难，谁能消弭？狱中的我，显得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2005年10月13日那天晚上九时许，身陷看守所，恐惧、绝望中的我突然想起了柏格理，想起了耶稣基督，想起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听我的，人不能救我，上帝可能会听我的，上帝可能会救我。于是，我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上帝忏悔我平生所有的罪过，倾诉我的遭遇，恳求上帝救我于倒悬，一边以从未有过的虔诚宣布皈依了基督。 是的，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宽恕，慰藉，得到了信心。我的心态自那天起，变得平和多了。就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在外面非输液不能好的疾病，在监狱里，竟然只吃两三次药，就令我感到神奇无比地好了。我完全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神的眷顾，拯救。 哈利路亚！ 我写信给妻子，请她将《在未知的中国》与其他书混在一起，送到关押我的看守所来，我需要从中汲取坚持真理，完善自我的勇气和力量。其他的书得到了，《在未知的中国》却落入了未知的，“绝对忠诚”中共的人手中。 转押到毕节看守所后，我再次写信让妻子给我送一本《在未知的中国》。第一次，《在未知的中国》被看守拒之于监狱铁窗外面了。显然，有人害怕基督，害怕真理。又过了数月，这本书终于穿破高墙铁窗，进入监狱，摆放到了我的面前。妻子和免费为我辩护的山东律师也曾经想送本《圣经》到监狱里来，都未能成功。所以，《在未知的中国》来到我的手上时，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将之作为自己狱中的圣经，我把《在未知的中国》通读了几遍。 2007年9月下旬，出狱刚几天的一天，我到贵阳看望在此读大学的儿子，以及拜望贵阳诸位关注过我的人们。没想到，这次贵阳之行让我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贵阳市委宣传部“异类”王大卫写的《中国石门坎》。从这本复印的书里，我得知了更多的石门坎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灰暗。 但是，我能查到的资料也好，张坦、王大卫等等的书也好，对于有关石门坎，有感关教士的一些细节，一些关键环节，有的语焉不详，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给回避了。有的，甚至是明显受到主旋律格调影响，有拾人牙慧之嫌。我不是批评，更不是谴责他们。东人达，沈红，张坦，王大卫，说良心话，以他们的身份和他们面临的大环境，他们已经为石门坎做了他们该做、能做的一切，他们是有良知，也是有勇气的人，是有责任感的真正的爱国者，是有使命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值得我尊敬。但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传教士的真相，想挖掘更多有关石门坎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我的灵魂需要净化。 我朝圣石门坎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二 我是于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即3月31日与几位友人踏上朝圣石门坎的路程的。我很虔诚的来朝圣石门坎，他们来玩。 由于我的敏感身份，由于我这支惹祸的笔，我的身份和真实姓名，都只好对石门坎党政部门的人们半遮起来，也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以下文中涉及人物，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只好将之隐去。 由于事先在他人嘴里和书上听到、看到过多关于威宁中水镇到石门坎这段四十公里路程过于坎坷的形容，所以，我脑海里通往石门坎的路总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的。但是，当我驱车行驶在这段路上后，我才发现，虽然将中水到石门坎的公路改建为柏油路的工程正在进行，这里一堆石头，那里一堆泥土，但是，路面却没有“成像”中的坑洼、沟槽，没有成见中的急弯，陡坡，路边也不见令人闻之色变的悬崖绝壁。我对同行者说，对于我这个当过驾驶兵，在云南原始大森林里开过“老乌鸦”——对老解放牌货车的谑称——的人来说，这样的路面，是很好的了。我还对他们说，这可能与人们的成见，以及与写有关石门坎书和文章的人大多来自北方有关，平原地方来的人，见了这样的路，不心惊肉跳才怪。 对于近视眼的我来说，在这条路上开车，最大的障碍是细雨和浓雾。细雨使得车辆与路面的附着系数大大降低，车辆容易打滑。浓雾则让驾驶人员难以提前判断路面情况和发现对面来车。但是，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是一个新手借来的，大家出于安全考虑，都纷纷力挺我开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途中，不断有工程车和客运小四轮驶过，显然，如果天晴路干，就是轿车，也能开进石门坎。正是这样的相对过得去的道路情况，40公里的路程，也就两个来小时，我们就穿云破雾，到达石门坎了。 车辆刚驶进石门乡政府所在地，路边一个风格显然与当地民居不同的红砖房，尤其是房子上“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的字样和房顶那个红色的十字架跳进了我们的眼帘。车上唯一来过石门坎的那位就说，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坟墓就在教堂右边山岗上。虽然雨还在飘，天也接近傍晚，但内心那股对柏格里等崇敬加悲壮的复杂感情还是让我想也没有想，就停下车，走进了教堂。 为了更好地了解石门坎，来此之前，我将《中国石门》等又翻阅了一遍，还在网上调集了一些相关文章阅读。所以，我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对同行人员说，这不是在原先的老教堂遗址上修建的教堂，而是一个澳门基督徒捐款，在新地址上修建的新教堂。工程修建过程中，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一度停工，后来不知如何解决的，好歹完工交付使用了。看管教堂的苗族妇女笑吟吟地给我们打开了教堂的门，坐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先行忏悔、祈祷一番，然后新奇而虔敬地参观着教堂里的一切。 完了之后，我们走上小山岗，来到了仰慕已久的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墓前。此前从书本上得来的“成像”里，柏格理他们的坟墓应该在对面的山上，坟头冲石门坎这边眺望着。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错了。柏格理的坟墓不在对面山上，也没有跟从中国人“向山”的陈规陋习，让坟头冲着一个开阔的方向，以期给活在世上的亲人带来什么好处之类。坟墓选址和坟头的方向，在我看来，好处就两个：一个是能让地下的人与他牵挂的人永不分离，再就是能让地下的他眺望着近在咫尺的莘莘学子。我是从《中国石门坎》里得知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尸骨早在文革期间，就被抛尸野外，至今不知所终的，因此泪水伴随着我整个的默哀和祈祷过程。最终，我将阅读《在未知的中国》等时多次出现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对着墓碑，冲着苍天喊了出来：…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                        （第五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 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孔識仁 林牧晨 任松林 孫  雲     天开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目录 【公民議政】 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辛灝年/03 反共復民宣言—————————————————公民聯盟/09 辛亥，一場偉大轉型的起點———————————–佚名/10 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六）———————————–黃吉川/13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公方彬/17 民國不是打出來，而是談出來的—————————–傅國湧/26 【先賢忠烈】 淚灑南嶽祭忠魂———————————————…

为完善不完美的中华民国 （参考网文选摘）  （一） 李满星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名校毕业的晏阳初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腹地引领、实施平民教育，不仅大批海归和学者跟随投身其中，且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皆受其感染和启发，也从东到西践行“上山下乡”，分头实施乡村建设试验，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四位知识分子，领头合力推进的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为挽救面临溃败的乡村社会立功甚巨，还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载入史册。   游学识“苦力”， 晏阳初大规模实施平民教育   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依然此起彼伏。就整体而言，直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中国乡村陷入愈来愈深的衰败，百姓贫困不堪，整个乡村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农户总数3.11%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达41.47%，占比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占比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占比61.4%的贫雇农则只拥有20.77%的土地。 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认为，中国自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本不固，则邦不宁。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 晏阳初，祖籍四川省北部的巴中市，出生成长于晚清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辛亥首义后的1913年，他23岁，在父亲支持下到香港求学，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赴美转入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欲求解国弱民困之道。1918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后，27岁的晏阳初横渡大西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法国华工营，成为一名志愿者。他教华工识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引燃了晏阳初头脑里理想的火种。他后来回忆，“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博学慎思的晏阳初在深入思索着。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中，2/3是苦力，世界上2/3的人口都是苦力，而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90%以上的人口也皆是苦力。 这封1918年的信，让晏阳初开始渐渐认识这些中国的“苦力”：他们虽然心身皆“苦”，但脑子同样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因缺失受教育机会，这种能量，没有被开发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这对青年晏阳初来说，其惊喜不亚于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他认为，中国的劳动阶层，长久以来被天然地隔绝在知识之外，被古今众多的劳心者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沁骨入髓，甚至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热血青年晏阳初，在这些“苦力”的身上，不仅看到自己未来的道路，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1919年，他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1920年从美国回中国前，这位既有深厚儒学功底又充分吸纳西学营养、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学子，就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当时，一般留学欧美国家及日本的“富二代”青年，回国后不沉下心做考察研究，不熟悉中国基本国情，只想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者多。晏阳初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进行的调查，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要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8000万学龄儿童，只有700万就学，90%以上的儿童失学。此外还有1亿多青壮年，因为战乱和家庭贫寒等原因，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以及虽然识点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进行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地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要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1922年2月，晏阳初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地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3月，他又组织起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于浙江嘉兴、山东烟台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两地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人数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的学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这种不懈的努力，使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取得了重大影响。 1923年，晏阳初到北平，在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都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心灵深受触动的郑锦毅然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一批博士下乡， 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海归”博士受其感召下乡，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扩大到农村治理，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于小处着眼：为减少饮用水途径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仅短短两年，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就开始有很大起色。 为了全力投身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婴儿离开繁华的北平，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他“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且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他有一段真诚的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晏阳初还说，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他作揖磕头让那些中外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一起完成使命。晏阳初说，“我一生在事业上的交游甚广，与事业无关的至好并不多”。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教育学硕士汤茂如、瞿世英（字菊农，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拓（美艾阿华大学农学博士）、郑锦（字耿常，画家，留日十年）等一批“海归”博士，受晏阳初这种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感召，果断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 直系军阀冯玉祥、奉系军阀张学良等，耳闻目睹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就，并受晏阳初复兴濒临崩溃的农村的执着精神感召，也看到他能身体力行做大事，都十分支持他，还邀请晏阳初给其军官训练班和“平教班”授课。 1929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大公报》青年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短短几天，他感到，定县试验区办事处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小小的新村，生活极简单、有规律，而极富有兴趣，有极简单的运动场、小小的医院、简单的图书馆。定县所见，让徐铸成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过去，徐铸成认为，用教育和社会下层改良的办法来救垂危的中国，太纡远、太空泛了；眼前的所见所闻，却让这个以前在大都市求学的单纯青年，立即改变了极其幼稚的观点。他相信，晏阳初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以及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才是“最前线之革命工作”。像晏阳初的这种试验工作，一步一步虽走得很慢，但进一步便是一步，得一分便是一分。 徐铸成寄回来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1月10日，《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还与晏阳初的“平教总会”合作，于1934年1月4日开始，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每月两期，后改为周刊，共出刊70期，为乡村建设事业搭建起舆论平台。 晏阳初在定县平教村治，泽被后世。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36年，日本的侵略步伐逐步加紧，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此时，已人到中年的晏阳初，以完备的规划、过人的胆略，将村治稳步推进到县政府这一层级，实施新政。他撤销了将近2/3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来参与政府工作。   筹办乡村师范，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就在北方的平民教育开始起步时，早前追随晏阳初的陶行知，则在南方开始筹办乡村师范，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后辗转杭州学医，但因为不是基督教徒而受歧视并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此间，他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撰写《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学市政，半年后便追随在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这位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期望寻找一条能有效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 他早在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就敏锐地发现中国乡村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学到的理论，和国内惨痛的教育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决心教育救国，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他们在全国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在他的努力下，1925年3月，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师资短缺成了最大问题。陶行知与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调查研究沪宁沿线的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乡村师范学校得到批复时，恰逢1927年元旦。而这也就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陶行知无比振奋，在《我们应当向谁拜年》中动情地写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无不来自乡下，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吗？”而下乡拜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乡村教育。 1927年3月，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成立，陶行知明确提出培养：（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开学典礼当晚，陶行知与其他几位客人就睡在稻草铺就的“地毯”上，同卧的竟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为“牛大哥”。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后来，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示范作用彰显， 乡村建设运动遍地开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分别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其乡村建设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梁漱溟曾应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同时期也效法晏阳初、陶行知，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以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成功。1931年，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世以来，由于战乱不已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他在邹平实验县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将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 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还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当年随同梁漱溟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他们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在农村执着地播下理想的种子。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贷款或贷良种棉籽，收棉时还款，“科农贸”结合，造福一方。当时吸引了大量前去参观的外宾和要人，能得到其一捆棉花或一包棉籽，都被视作极大的荣耀。 比晏阳初小3岁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2月，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短短三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了峡区匪患后，决心摸索出一套治理峡区的根本之策。鉴于峡区范围内山多田少，土地所出仅敷农家三个月生活所需的现实，卢作孚经过细致调查与缜密思考，提出“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20世纪30年代初，黄炎培在《蜀游日记》中写道： 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在八九年前，（北碚）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唤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北川铁路1934年建成通车后，不仅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大人物纷至沓来，且有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关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滑翔机表演，还去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曾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试验。 晏阳初引领，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分头实施，众多知识分子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改造试验，不仅受到当时政府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晏阳初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时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他还曾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二） 王欣瑞…

文会附刊（11—-1）2024.5.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回顾民运的文章两篇 朱虞夫 温定凯 ====================================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林牧晨 一。五四运动 追溯中国民主运动之源，一般都会想到五四运动。一百零五年前的五四运动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还对其后约半个世纪的中国有多方面的影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殖民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创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变革。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则是继政治体制变革之后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的必然历程，好比一部交响曲第一乐章主旋律的变奏，而“五四运动”则是其中的一段华彩，亮丽炫目，却也包含着不和谐的杂音。 中共为掩饰自己匪帮的本质而故意夸大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重点是把它歪曲成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并不断利用一种极左的“五四秘笈”以鼓动颠覆中华民国的各种动乱。中共篡夺江山成功之后，长期把自己描画成“民主”的领导者、孙文的继承人，这种将魔鬼扮美女的鬼蜮伎俩却也迷惑了不少人。但中共又必须防止民众了解五四运动的真相，必须防止民众真的趋向于民主主义，必须防止民众把“造反有理”玩真的，所以在“改开——松绑”的同时强调“四项原则”，并着意淡化了对五四运动的注意，也极力避免提阶级斗争，生怕民众起来造中共官党特权阶级的反。为此，厘清五四运动的历史真相，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课题。 二。鸣放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1956—-1957年的反右运动，只知道有55万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而倒了大霉，却少有人知道因“反右”而被“错划”、受迫害者有三百万之多，少有人知道鸣放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真知灼见的“右派言论”击中了中共的要害，令中共不得不“反击”以自保。而且，“反右”中还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民主运动志士，他们不但在思想言论方面走在历史的前端，而且已经着手于叫板中共政权的组织化行动。一批志士为此牺牲了生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林昭。  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份子；1960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68年处死。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年处死。 追溯当代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源流，可以认为它发端于1956—1957年，在中共高层发动的“鸣放”运动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形成了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林昭等人。由于信息封闭，他们当年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的事迹将会广泛流传下去并成为对中共最后审判的见证。 三。造反运动 中共发动、引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的社会浩劫。其“冲锋队”是一批“红五类”红卫兵。然后引出了遍及各地区各行业的“造反”运动，呈现出1966年底至1967年底的“造反”热潮。这种“奉旨造反”的“运动群众”不乏相当比例的“群众运动”：当时，三五个普通人就成立一个组织并不少见。绝大多数人“造反”只是随大流瞎起哄以表明自己“站队正确”，或许还能捞到些好处，例如充当什么“脱产人员”等等。许多“造反派”、“保皇派”成员也和红卫兵一样干了不少迫害他人的坏事。总体上，“造反派”是充当了毛共马前卒角色，类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然而，“御用造反运动”中也衍生出一类含有真造反的萌芽： 1.通过揭发、批斗“走资派”，中共管理体系的权威遭到空前的蔑视和打击，民众空前的“大胆”无疑是对统治集团的威胁，所以中共镇压造反派是必然之举。 2.通过自建、自管组织，甚至实行组织内民主选举，使异化的“大民主”又异化出一类真民主的萌芽；中共专政的本质当然不容民众自行组织，镇压是必然的。 3.经过“一月风暴”、武斗，大批造反派成员具备了与统治阶级成员、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强势集团相抗衡、斗争的“实战”经验教训，有可能成为后辈用以民主革命的“祖传秘笈”。 文化革命的严酷事实也促使更广泛的各界人士觉醒。在红色宗教猖狂至极的喧嚣后面，是无数人低声的痛骂和诅咒。可以说，文革前的民众基本上没有“犯上”意识，和北朝鲜的奴民相去不远。文革之后，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犯上”的言论竟成为许多“小圈子”的时髦，若不是毛死和其后的政变，中国很可能爆发反共的民主革命。 四。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的“长街送灵”、其后的铁路列车标语事件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向毛党红色教廷示威。毛死前的1975—-1976年间，中共面对呼之欲出的反对派简直束手无策，抛出的“批林批孔批宋江”之类“决策”全都成为被冷嘲热讽的闹剧。四五运动中的诗句“扬眉剑出鞘”成为最受热捧的口号，反映出按捺不住的造反意愿。十月政变被许多人说成是“第二次解放”，逻辑上是把共产党同比于49年之前的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人能认识到1949年的“解放”恰恰是共和制被颠覆、党朝奴役的开始，1976年的政变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悲惨现实。 四五运动于当天深夜被暴力镇压，1976年的“中国人民”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民国国民”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天安门前的两次事件结果也就无法相提并论。 1977年4月27日，上海华东师大员工王申酉被突然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枪杀。罪名是“不杀对不起毛主席”。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赣州市工人李九莲被定为“反革命”，在赣州被处以极刑。 1978年4月30日，为李九莲翻案的标志性人物钟海源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前活摘器官。罪名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中共夺权以前就是杀人无数的黑帮，执政后的中共暴力专政机器对民众更是从不手软，而且根本无须顾忌法律，凭一纸“公安六条”之类的“红头文件”就可以虐杀无辜，百万千万地杀，从无一点悔悟，甚至视为打江山坐江山必行的第一功业，至今依然。 五。78–79民运 许多文献将78–79年的民主运动定位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式开端。 许多文章指北京西单“民主墙”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也有文章认为论运动的深度和延展度，上海更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性。 1978年11月中旬，上海人民广场出现民众自发的聚谈，人数从十几个人到上百人不等，“聚谈“内容有：批评文化革命、反映社会不公、议论高层人物等等。不出一个月，很快发展成几千、上万人次的热点，并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张贴这些文字的”民主墙“主要地点有两处：人民广场、淮海路。在人民广场东北角的墙上张贴文章的有傅申奇（振兴社）、张汝隽（实践者）、胡安宁（孺子牛）、乔中令（又及）、杨周、张先梁、滕沪生、徐兆等，吸引许多人围观、传抄。在淮海路茂名路口张贴文章的主角是陈乐波，他的文章篇幅不长却如点穴般直击政治问题的要害，引起许多关注时政者的重视。另外还有王名画、秦双月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不少人评论：上海的“民主墙”之丰富多彩，实属仅见。 从12月份起，文革中期回沪知青和文革前下放人员为回城举行的请愿、集会、游行也为1978年底的民主风潮助长了声势。两股洪流交织，有时也产生矛盾和负面影响，例如后来突发的共和新路旱桥下阻拦火车的突发事件等等。知青和下放人员形成的“维权运动”关系到几百万上海市民家庭的切身利益，也令许多市民对民主运动予以关注和支持。 1979年初，一批“民主墙”骨干发动了人民广场的大型集会，一月八日晚上达到高潮，据估计超过二十万人次。（次日【解放日报】登出有关报导，将参与人数“浓缩”至三万。）此后，民众自发创办油印刊物形成新的热潮，上海有【民主之声】、【海燕】、【科学民主报】等民刊，有“人权协会”、“民主讨论会”、“民主学社”、”青年经济学会“等组织，还有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上海的集会、标语、刊物中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说法，例如：”毛泽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上海一千万人民绝不饶恕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该死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等等；显然，78–79年上海的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以往，将民主运动推向一个直指专制根基的新阶段。 中共曽一度首肯“民主墙”，曽力图以“招安”等手段化解民主运动对统治者的威胁，而最终以“四项原则”、“三六通告”、“九号文件”等黑帮手法镇压了持续近三年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六。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延展 1982年冬，以王炳章为首的海外中国学人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而后又建立了民运组织。其骨干力量多数是78-79民运和89民运的参与者。其主导思想主要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主张促动中国大陆的“体制内改革”。其成员分布于香港、澳门、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地区、日本、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地，也促进了国际民主人士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六四血腥镇压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对中国反共力量的支持，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自然也就列入国际民主阵营。 空前声势浩大的89民运以血腥镇压收场，使许多人脱离了“体制内改革”的思维框架，转而思考革命之路。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明显地分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其分水岭就是对中共政权的态度：是认同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期待中共自我改造、变革、更新；还是否定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性、认定必须以革命将其彻底铲除。 显然，中共无法容忍海外反共革命派的存在，因而不择手段地加以渗透、控制、瓦解；甚至不惜使用黑帮手段，例如越境绑架王炳章并判以无期徒刑，原因就是王炳章于2000年开始大力宣传以革命改变中国，并且阐明了以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可行性路径。 七。六四血案三十五年回顾 1986年因“反自由化”激起的学潮被视为89民运的先声。19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动的学生运动很快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支持和参与。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反官倒、反贪污、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这些诉求反映出运动的主体——-学界的软弱性质，与当年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相呼应，大有“新公车上书”的态势，内中少不了换上“改革派”人物掌控大局的期望。由此，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游行中打出拥护四项原则的横幅、把蛋击毛像的志士扭送专政机关、等等不堪举措，也就不难看出底蕴了。 诉求不高的89学运其实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而恰恰是六四镇压把运动定格在与专政对垒的高度。民众在六四抗暴中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豪气震动了世界，加上“坦克人”的形象、蛋击毛像的壮举和面对天安门矗立的民主女神像，使89民运从改良层面提升到对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层面 。六四之血历史地扭转了人民对中国党朝的认同惯性，官民敌对、军民敌对从此成为绝大多数人应有的共识。这是一条极其严苛的分界线，许多原先期望中共进行民主变革的人士对“体制内”彻底绝望，明知中共一定会对民众大开杀戒，以后就再也不能轻易上街，必须采用对敌斗争的策略进行艰苦的搏战。然而许多原本很积极的改良派人士“识时务”地退却了，他们无法不顾虑薪资福利、名誉地位，无法不认同长辈颠覆民国镇压异己的红色家世，无法不认同自己在体制内努力了半辈子的成就感，无法拒绝官党特权给与的好处，无法冒险迎受党朝随时可以施行的惩罚。许多人内心明白地不忌讳“自甘堕落”或“躺平”，就是忌讳革命。这种状态其实毫不奇怪，它反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必将来临之前的惶恐，恰如辛亥革命前夕大批满清贵胄移民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共权贵向海外的移动就很说明问题。六四也让官党特权统治阶级加固了他们的信念：心要狠，手要硬，对民众、对民主、对真正的革命绝无妥协退让的余地；一旦专制崩溃，民主制下必将依法清算权贵们的罪恶，如江泽民所说：一旦翻船，我们都得掉脑袋。所以，六四之后再也不存在“党内改革派”，习近平全力推行红色法西斯化与红色一神教就势在必行、势将愈演愈烈，直至逼迫革命爆发。 六四三十五年了，当我们纪念那个血腥的日子，为亡灵哀悼的同时，是否想过：当年死于非命的赤子们如果重生，他们是否会懊恼当初为什么不懂得中共是凶恶的敌人，竟然自以为“人民军队”绝不会对“爱国学生”开枪！早知道官民之间是敌对关系，就不会幼稚地迎向枪林弹雨，至少也得有点讲究对敌斗争策略的常识！所以，总结经验教训，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而且，世人皆知，“见好则进，见坏则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方合常理。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把死棋走活，或者双方都有活路，避免你死我活，更不要彼活我死或双方都死绝。我们所说的民主革命决心铲除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夺人性命。须知九千万中共成员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死心塌地充当专制打手者只是少数。 八。党和政府 49年之后，有林昭等人曽参与最早的组党活动。 79年民运时期，大陆多处有过组党活动，结果都被镇压。 以民运人士为主体的1998年组党运动，反响不小，损失惨重，大批组党人士入狱，其中如李旺阳等许多人被害逝世。 中共当年曽鼓吹民主、攻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轮到中共执政，便痛下杀手，灭绝异己党派组织，并制作了几个花瓶党忽悠世人。 中共实在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它非但是与政府并列的双重权力机构，而且是凌驾于政府、凌驾于法律的强权势力，它口口声声“党和政府”，等于宣示党才是实在的政府，甚至一党独大的实质就是否定政府、反对政府。它毫无顾忌地声明自己就是独裁，就是反对民主制度，就是无法无天。所以，反共民主力量与中共的关系绝不是面对一个政党，而是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暴力犯罪机器。 所以，大陆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面对大陆根本不容政党存在的现实，它并没有把自己摆放在政权争夺、生死搏斗的棋盘上，有的只是承担道义的光荣牺牲，却毫无可能作为政党以竞选获取执政地位或在野党的合法空间。对比之下，海内外有一些人宣示建立政府，尽管毫无真材实料甚至荒腔走板，却也算意识到了一点玄机。…

廣東省聯絡人  徐英朗 王炳章的老朋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早期成員 黃花崗起義徐氏家族後裔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聯絡電郵 yinglongtsui@gmail.com

中国之春文会 第四期   《中国之春》杂志是由王炳章等人于 1982 年底创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产专制的刊物，并由此而在 1983 年召开了“中国之春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产生了海外第一个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中国之春】成为民联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与中国民主阵线合并，组成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民联阵），【中国之春】即由民联阵负责主办。此后，【中国之春】受组织系统的变动等因素影响，最后于 2004 年停刊，几经周折，今由原民联阵成员（包括 社长,董事，主编等）及几位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资深骨干同声合意，准备捐资重启【中国之春】，更新为【中国之春文会】印刷版，该正式出版物将通过全球发行，并拟更新宏旨，扩展格局，让新版【中国之春文会】成为以文会友、交流政见的公众平台，以顺应“时代革命”之潮流，以宣传光复中华民国之伟业。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并精选汇编系列资料和文选。尤其是以专题彰显忠烈英杰的事迹。殉道者的血历来是复兴的火种，会激励后继者满血复活中华之魂。让我们在光复中华民国的历史潮流中重新出发，以谦卑仁爱之心，昭告乡亲父老，认祖归宗，承前启后；以勇毅坚韧之志，呼唤同仁道友，犁庭扫穴，风云聚会；以应浩荡壮阔的时代革命洪流！ 中国之春文会  2024年 3月8日 印刷版 目錄 【公民議政】 為什麼要光復中華民國大陸———————————- 李   明/ 03 繼往開來 重建民國—————————————–  公民聯盟/10 2024年元旦祭旗——————————————-  梁惠民/18 中華民國的歴史意義—————————————- 黃吉川/23 對民國道路的一些錯誤認知———————————- 鄔萍暉/32 臺灣的大選與中國的選擇———————————— 林牧晨/37   【民國歷史】 辛亥革命首義三烈士—————————————–資料彚編/39 上海光復中，商團是重要軍事力量—————————–張   化/41 金門大捷的歷史意義—————————————–曾建元/45 「中華民國」國號是誰命名的？——————————-喬姐供稿/45 傾家蕩產搶救民國歷史—————————————佚   名/55   【王炳章特寫】 我的哥哥王炳章-76年的歷程———————————王玉華/57   【憲政議題】 紀念中華民國行憲日—————————————–傅申奇/59 憲政簡介之三———————————————–丁…

告白 —-林牧晨 幾年前，一批誌友開始醞釀組建“中華議政會”，以促動中國大陸民主化變革，以促動自下而上的地方民主自治運動而做預設鋪墊；經反複斟酌，決定先設立若幹省份的議政會籌備組並開始議政工作。由此，在下不揣冒昧，自薦充任遼寧省議政會（籌）臨時聯絡人。 我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之所以選擇遼寧，是因爲祖籍在岫岩，在岫岩、沈陽、大連，以及長春、哈爾濱、虎林等地都有親戚。 大約在嘉慶—–道光年間，我高祖父林丕顯離開山東福山，渡海闖關東，在岫岩落地生根。老家地處三家子窯溝，西傍哨子河，東靠藥山，有樹林清泉，十分幽靜。1986年我陪父親去岫岩，本想看看故土家園，卻聽説因開礦，老家早已沒影了。 父親1930年進中央軍校（黃埔八期），在喜峰口一役立過戰功。1949年，他想解甲歸鄉，率部起義投誠，結果是判處七年徒刑和三十餘年“勞教”。 我是“黑五類子女”，小學時就受過處分。1968年又因“反革命罪”入獄半年。1981年，因參與民運被“勞教”了四年。1994年離國赴美，三十年來一直從事着反專製的活動，被中共剝奪了回國的權利。 1954年，我隨母親首次去沈陽、大連，以後又獨自去過多次，包括陪老父去故鄉岫岩、丹東和哈爾濱、虎林等地。可以説我對遼寧、對東北有一些了解。尤其是通過查閱資料得知巾幗英雄趙洪文國的高風偉績，我對岫岩更有一種獨特的鄉思。林家曽在的三家子鎮窯溝與趙洪文國老家哨子河鎮紅旗溝相距八十多公裡，都離哨子河很近。回鄉走訪祖屋舊址、拜訪洪文國老家遺跡，是一個凝重的夙願。 多年前，曾有東北義士與我聯絡呼應，爲下崗工人等群體的維權做出很大的貢獻。由此，我對東北也有一份應該保持的關切之情。 因爲大陸政治生態的險噁，議政會的公開成員基本上是居留於海外自由地區的華人。其預設工作基本上是“説而不做”，主要是爲鄉親提供信息、交流意見，逐步形成思想、輿論和人士、人氣的合力，如水之流動、匯聚，終成其功業。 通過“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網站，可以對議政會有更多了解。凡與議政會有共識、有意參與議政會工作者，可以自薦爲某省市議員或聯絡人。爲安全起見，大陸人士宜用化名。 敬請電郵聯絡。 遼寧議政會（籌）聯絡人：林牧晨 電郵：linmuchen75@gmail.com

辽宁议政会（筹） 公民议政 2004年 第一季 ——————————————— 沈阳 人权律师李昱函 维权人士雷凤春 【点评】 街头砍人凶案 轿车撞人事件 燃气爆炸事件 公安厅长“钱腐后继 金融系统的腐败链 【点评】 沈阳（资料） 大连 疫情 足球的衰落 天津街的衰落 大连（资料）岫岩 岫岩县6名保安涉黑案幕后真相 【点评】 岫岩巾帼英雄赵洪文国 岫岩（资料） 告白 沈阳 人权状况 辽宁人权律师李昱函赴北京求医　遭警方驱赶 2024.04.15 遭当局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等罪名判刑入狱的人权律师李昱函3月24日获释，但由于身患心律不整、心绞痛等多种疾病，亟需寻医救治。4月15日，维权律师包龙军介绍了李昱函的近况，“从精神状况到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接到她的时候能看出来体质很差，不是说需要有人照顾，但最起码得有人一起陪伴。” 李昱函4月12日前往北京求医，住进一位包龙军承办的东小口镇马连店拆迁户案件当事人的家里。包龙军说，“她家是一个过渡房，也就是她家被强制拆除之后，镇里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 但李昱函住了3天之后，东小口镇派出所便派人查看，并威胁原拆迁户的70多岁老人，如果继续让李昱函住下去就会收回周转房。包龙军向本台表示，李昱函因遭驱赶，已于周一晚间离开北京返回沈阳：“沈阳派出所给她买票了，还找人来接、给送到火车站，8点的火车回沈阳。” 据维权网发布的消息，李昱函于1951年出生，是辽宁省沈阳市人。2006年，李昱函因举报沈阳市一黑社会头目，遭其保护伞沈阳市和平区警方打压、报复。2009年，李昱函为了躲避辽宁警方的迫害，开始在北京执业。 2015年，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期间，李昱函因替被抓的人权律师王宇辩护而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包龙军是王宇的丈夫。 2017年10月至2024年3月，李昱函遭当局指控“寻衅滋事”和“诈骗”罪坐牢6月6个月。维权网披露，李昱函坐牢期间，监狱看守所不仅没有及时给药，还只让她用冷水洗澡，并故意把蔬菜水果扔到厕所地板上不让李昱函食用。而李昱函多年来的保外就医申请，也一再被当局拒绝。 2023年，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宣布，将该年度“林昭自由奖”颁发给李昱函，以表彰她捍卫中国公众言论和宗教自由的贡献。 被逮捕的辽宁沈阳维权人士雷凤春的案情及简历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4年3月10日，本网获悉被逮捕的辽宁沈阳维权人士雷凤春的案情及简历，现通报如下： 雷凤春：辽宁沈阳维权人士，男，原是政府体制内人士。因举报领导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被领导陷害开除公职，自此开始上访维权。雷凤春从2012年开始，雷凤春积极参与营救被关黑监狱访民、现场声援受迫害访民的庭审、参加在京访民纪念“9•18”声讨官僚腐败等活动，屡次遭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多次被拘留、非法软禁。 2024年初，雷凤春因到国家信访局多次登记，被沈阳市地方政府强行将他从北京截访回沈阳。回到当地后，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即于2024年1月19日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雷凤春刑事拘留。2024年2月23日，雷凤春被沈阳市铁西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目前，雷凤春被羁押在沈阳市铁西区看守所。 【点评：中共统治下的警察和法院成为迫害人民、剥夺人权的凶器，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 社会治安 沈阳32岁男街头砍人 2024年4月24日，辽宁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发通报称，当日上午11时23分，铁西区齐贤街南六中路附近发生持刀伤人案件，嫌疑人、32岁男子王某因费用结算与商家发生纠纷，将服务人员扎伤，然后逃离现场。王某被抓。有网民透露，行凶者砍了三条街，死了13人、伤了9人。嫌疑人被抓。还有网民说：“看监控视频周围无关的路人都被抹脖子了。”“真的吓人。”“好吓人，出门得小心点，现在人都疯了。” 沈阳轿车撞死人 3月19日7时左右，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冲入对向人行道，现场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4名伤者被送往就近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沈阳一小区发生燃气爆燃事件 2024年01月10日 微博消息，1月10日13时26分左右，辽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96巷23号3-5-2房屋发生一起燃气爆燃事件。属地应急、消防、住建、燃气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经初步调查，系居民因使用燃气操作不当引发爆燃。现场一人受轻伤，明火已扑灭。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官场贪腐 连续三任省公安厅长都自身不正，自然也完全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管党治警长期处于宽松软状态，导致辽宁公安系统出现高层次、大面积、持续性的腐败。仅2021年以来，和王大伟同一个班子的6名省公安厅党委委员被查处，全省省管公安政法干部共43人被查处，涉及半数以上的省厅侦查警种或部门“一把手”、现任或曾任的市公安局长。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火照烨：这些案件充分暴露出，政治生态不好，势必会造成思想上人心涣散，政治上弊病丛生；势必会滋生腐败空间，产生腐败问题；势必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恶化从政环境；势必会综合反映和具体折射到经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2023年1月6日，法院一审判处李文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3年12月13日，法院一审判处薛恒有期徒刑十七年。2023年10月19日，王大伟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其他违纪违法人员，也都受到相应惩罚。…

議政會的功能、架構、運作方式和議事規則等等的詳細內容，請看議政會的倡議。即日起我們將開始組建省級議政會，省議政會的聯絡人以實名公示，故一般都以海外人士為宜（該聯絡人今後無論有何變遷，都將獲得未來由各省議政會聯絡人組成的委員會或全國議政會頒發的：首創議員的榮譽稱號。）開始聯絡本省的同道，聯絡到五位成員，即可宣佈該省議政會成立。設置省議政會社群，就本省重大事件，交流、發聲、採取行動等等。五個省議政會組成後，組建交流與協調委員會。 大陸重建中華民國後的區域版圖如何劃分，應有解凍後的國民大會決定。為方便運作，省/市議政會暫時都以目前的省市名稱組建，（自治區統一稱為省/市）   2024年4月27日

組建中華議政會（大陸）倡議 我們籲請認同中華民國的誌士仁人聯合起來共襄盛舉，結束中共壹黨專制， 重建中華民國！ 我們在此提議先行在自由地區籌組中華議政會（大陸預備議會），爲在中國大陸推動民選自治運動並形成重建中華民國的革命大潮做一個鋪墊。 中華議政會重在提出和着手務實有效的具體工作，重在麵對大陸城鄉各地區和各界人士，以期群策群力，儘早結束中共專製複闢時期，重新啟動中華民國第三階段的曆史大變革。 中華議政會的功能、架構、運作方式和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國是以縣級自治爲基礎的統一制國家。因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中華議政會設以市/縣級、省和大都市和全國三級議政會。 先形成省級議政會 一、議政會的功能 1 、爲各黨各派各界各地人士介入“反共復民”的民主革命提供一個平臺，使各種主張、傾向和利益都有表達、交流並達成最大共識的機會。亦産生各黨各派增強自身組織化實力的動力。 2 、在反專制爭民主的共識基礎上，包容各種政治派別和異見，展開各種問題的深入探討，促成有效的合作，並爲未來民主憲政的議會運作進行務實的預設鋪墊。 3 、以中國大陸各地區議政會爲主體，展開對各地民意和社會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繫統化地發掘和培訓各種專業人才，逐步形成遍佈各省市縣的民間影子議會及其海外關注、代言、代理、代辦、代問責、代表大陸淪陷區同胞尋求國際支持的海外(各級)準政府機構，爲未來大陸的大變局和民主轉型做好制度對接的準備。 4 、省市兩級議政會會，以務實的態度，注重本地區的重要問題，以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和方案，推動和影響民衆介入本地區的政治和社會活動。 5 、促動大陸各地區民意的自由表達和良性交流，爲今後各地各個層面的平衡發展，順利完成民主轉型打下基礎。 二、架構 首先，在推特平臺設置中華議政會聯絡群，幫助各省人士互相聯絡，組成各省議政會。同時也是重大事件和信息及各省議政會的建議、議案的交流平臺。 各省有五人以上參與便組成該省議政會。各省議政會一經組成，可按各自情況在合適的社交平臺設置省議政會平臺，按規則議政，形成建議和議案。省議政會推舉或選舉聯絡人一名：負責召集會議，執行議事規則，行使處置權力。 當五個省以上的議政會組成後，由各省聯絡人組成交流與協調委員會，設置獨立內部平臺，交流與協調重大問題。 （隨着規模和人員擴大，組建市、縣議政會。） 三、運作方式 議政會乃議事機構，討論商議本省（市）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麵重大事宜（何爲重大？由各省議會第一次會議自行定義），經過議題提出；討論、辯論和協商，形成不同的議案，最後投票選擇議案，以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決議案提交給可能相關的各黨派、組織、機構或個人，要求其執行。（視執行者的態度、執行情況，議會予以信用評分） （1 ）議題提出：議員提出議題，有四分之一議員附議，便立案（編號）爲議題。 （2 ）形成議案：經討論、辯論，（以自行選擇的社交媒體群組進行）由一位或自願結合成數位的議員集體提出書面議案，達四分之一以上議員附議的議案作爲付諸投票的議案。 （3 ）決議案的形成：經半數以上簡單多數通過爲決議案。 【注】未通過的議案也存檔，已被今後審視，檢討。 四、議事規則 （1 ）議事必須就事論事，儘量避免牽扯議案之外的事由，尤其是不要牽扯個人的私事； （2 ）議事過程應保持文明、禮貌。不講髒話和侮辱人格的話。 如有違規者，聯絡人當提出警告，三次警告不改，聯絡人有權予以除名。 如當事人不服，可向交流與協調委員會提出申訴，以交流與協調委員會的決定爲最後決定。 【注】各省議會可按實際情況展開如下工作： 時政跟踪、國情觀察、中共百年罪犯年鑒、虛擬民間法庭開審、中共海外人員檔案、共軍內情、經濟分析、金融分析、社會治安分析、文化教育問題、醫療衛生問題、環境生態問題、維權事件檔案、被迫害人士檔案、民間領袖人物檔案、海外僑界人物背景、中共開明人士檔案、網絡信息分析——等等。 憲政時期的區域版圖劃分 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將原東北三省根據滿洲國時期的行政區劃改置成東北九省，增設遼北、安東、合江、松江、嫩江、興安等6省及沈陽、大連、哈爾濱等3個直轄市。對日抗戰的勝利，使中華民國政府收復臺灣，成爲35行省之一。中華民國政府並將海南島設立海南特別行政區，作爲建省之準備。 1921年蘇聯控制蒙古地方，至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外蒙人民舉辦公投以決定是否承認獨立，於隔年1月5日承認外蒙古獨立。但隨後政府認爲蘇聯威脅中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及遠東和平。 中華民國一級行政區： （35省） 華中七省 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 華南六省 福建省、臺灣省、廣東省、廣西省、雲南省、貴州省 華北六省 直隸省→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山西省、陝西省、甘肅省 塞北四省 寧夏省、綏遠特別區→綏遠省、察哈爾特別區→察哈爾省、熱河特別區→熱河省 東北九省 奉天省→遼寧省、安東省、遼北省、吉林省、鬆江省、合江省、黑龍江省、嫩江省、興安省 西部三省 川邊特別區→西康省、青海省、新疆省 特別行政區（1個） 海南特別行政區 地方（2個） 西藏地方、蒙古地方（1946年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 大陸重建中華民國後的區域版圖如何劃分，應有解凍後的國民大會決定。為方便運作，省/市議政會暫時都以目前的省市名稱組建，（自治區統一稱為省/市）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2024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