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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宋教仁逝世 110 周年 开创民国逐清庭 组党竞选推宪政 罹难实缘功盖世 宋公墓前思古今 宋教仁（1882 年 4 月 5 日－1913 年 3 月 22 日），字钝初，号敦初，笔名渔父。 宋教仁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人称宪政之父 ，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担任过华兴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农林部总长。他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国民党 三元首之一。 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遭黑道分子枪击，3 月 22 日不治身亡， 终年 31 岁。 1882 年 4 月 15 日，宋教仁出生于湖南 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书香之家。1899 年 3 月，入桃源漳江书院 ，常与学友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及古今用兵成败。1901 年，考中秀才。 1902 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被录为第一。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吸引，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是年 8 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成为挚友。 1903 年 11 月 4…

[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指 1911 年 4 月 27 日在中 国广东省广州黄花岗起 义中遇害的革命党人， 后葬于广州市东北郊 （现越秀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改原地红花岗为黄花岗，最初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1918 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 年，纪功坊、墓亭相继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于黄花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 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 七十二烈士墓中有一墓亭，内有一座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之碑” ，其上刻有 72 位烈土的姓 名。左侧另立一“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上补刻有 1932 年审查所得的 13 位烈士的姓名。 七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位属于洪门成员。 附： 名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72 人） 广东：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 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 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 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 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 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 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 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 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 林盛初； 四川：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安徽：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华侨：黄花岗诸位烈士有近卅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其中罗仲霍、周华、李 雁南和陈文褒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煇、郭继枚、余东雄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习惯只写上籍贯，分入广东、福建。 补书： 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13 人）徐国泰， 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 朝，陈才，陈福。 【*】  李文楷于…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1910 年（宣统二年）11 月 13 日， 孙中山、黄兴、赵声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中国同盟会骨干会，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1911 年（宣统三年）4 月 27 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发动起义，黄兴率领 130 多名先锋队（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从小东营直奔督署，杀死管带金振邦，冲入两广总督署衙门，歼灭督署卫队，冲入堂内，焚毁衙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闻变，潜入厚祥街逃到水师行台。黄等放火焚烧督署后退出，在东辕门外与李淮卫队相遇，互有伤亡。黄分三路突围，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孤军作战，伤亡甚重，坚持一昼夜而失败。徐日培、徐广滔等 86 人在此役中英勇战死，或弹尽援绝被执，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通过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徐日培烈士 （ 1882— — 1911-4- 27 ）广东省花县三华村人。1911 年 “3.29”攻打两广总督署，转战至小北直街高阳里口盛源米店，屯米包作垒拼死抵抗，坚持一昼夜，弹尽突围被捕就义。花县籍十八烈士之一。 徐佩旒，广州花县人。于 1911 年 “3.29”攻总督署后，跟随徐维扬在司后街，大石街迎敌，展开拉锯式的战斗，转战至二牌楼等处负伤，后来维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嘱咐佩旒等六人，扶伤回乡将养。他们沿着粤汉铁路慢慢行走，走到江村高塘火车站附近铁路桥时，忽遇敌兵，这时弹尽人伤，已无法与之接战，被敌人发现，通通被捕，送到水师行台，不料佩琉等六人行抵高塘大东桥又遇敌兵，竟遭骈戮,全部英勇就义。（其他五人是：徐宝生，徐应安，徐昭良，徐松 根、、徐廉辉、）。据烈士的儿子徐耀良说：父亲参加“三·二九”之役牺牲时我才三岁，事后听母亲（毕兰）说：“你父亲临走时，只带了一把伞和一个布袋，说声‘我明天去广州打工’，便再也没有回来了。 徐容九（1872 年-1911 月 4 月 27 日），男，汉族， 新华镇三华村三华店人。于 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 “3.29”攻总督署，转战至小北直街高阳里口盛源米店，垒米包作掩体，拼死抵抗，坚持一昼夜，弹尽爬墙突围，重伤至残。为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是花县籍十八烈士之一。 徐保生，籍贯: 广东花县新华公社三华店村，生卒时间: 1891——1911- 3-29。于 1911 年“3.29”攻总督署后，跟随徐维扬在司后街，大石街迎敌，展开拉锯式的战斗，转战至二牌等处负伤，被捕就义。 徐满凌（1861~1911 年），广东省花县人。素以种田为业，是一位有领导指挥能力的革命农民。黄花岗烈士十之七八是青年，而满凌参加 1911 年之役时年已五十。徐满凌在花县革命先进徐维扬领导号召下，参加了 “三·二九”之役，是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与同志进攻总督府，直捣敌巢。后闻敌水师行台及观音山大队将至，乃奉命率队奋抗观音山之敌。至德宣路口与敌搏斗，巷战于莲塘街，时敌兵居高临下，不可仰攻。乃率众转入大石街之机关部，会同莫纪彭、喻纪云等攀登屋瓦遥击观音山之敌。鏖战良久，不能克。时天色已晚，各街道要冲，警戒森严，计以脱险后图。然满凌等初至省城，不辨途径。途中又与莫纪彭相失。遇一击柝者，请引至小北门。击柝者竟不北而南，曲折引至仓边街。突与清巡防营相遇，且战且走至高阳里，凭源盛米店米包为垒， 与敌死拼，支持一昼夜，弹尽援绝。 敌兵又火烧米店前门，满凌被逼率众后垣而走。满凌中弹被擒，不屈而死，时年 50…

民国纪要 启明 ———————————————————————————————————— 1905 年 8 月 20 日在东京，兴中会、华 兴会、光复会等多个团体集合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到会约 100 人，除甘肃尚未派留日学生外，其余关内 17 省均有人参加。 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 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经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规定，以东京为本部所在地，总理以下分设执行 、评议、司法 3 部；在国内外分设 9 个支部 (国内有东、西、南、北、中 5 个 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 4 个支部)，并在各省区成立分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大会又通过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 1894 年至1911 年之间由兴中会和同盟 会共组织十次武装起义。 1895 年乙未广州起义 。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等人，准备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洩漏，清政府展开搜捕，陆皓东被捕牺牲。 1900 年惠州起义 。10 月 8 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一 带）发动起义。 1907 年潮州黄冈起义 。5 月孙中山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 1907 年七女湖起义 。6 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 （今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 1907 年防城起义 。9 月孙中山命王和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

辛亥革命与基督徒的信仰 卢维溢 辛亥革命在一百年前（即一九一 一 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不但推翻了满清政府，而且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君权政治制度，进入「共和」时代。领导推翻满清政府的人物是孙中山先生。这位被称为现代中国国父的基督徒本来名叫孙文，在其建国大纲中勾划出一套治国哲学—— 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 其背后精神值得我们现今去研究和讨论。 基督徒为何要关注这个问题：什么是优良的民主制度、怎样才达到？ 事实上，过往无数的基督徒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而现今运行得比较健全的民主政治国家，皆因大部份在过往几百年都有基督徒的直接参与，才可以建立和维持健全的民主政制，而辛亥革命其实也因为华人基督徒的积极参与才导致成功的结果。 根据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理论，辛亥革命不单是为了「民生」 的改善和「民族」的自强，它也为了「民权」的建立，使中国人都有机会来管理众人的事。他对政治的理解是：「政」就是大众的事，「治」就是管理。当人民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就是拥有民权。他认为人类这世界已经在一千多年前从神权社会演进至君权政制，而欧美国家在十七世纪更已开始从君权政制演进到民主政制。他指出中国若要不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定要建立「共和」政制，推行民主理 念。他的名言清晰地道出他的思想：「世界潮流（民主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明白了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了解为何孙中山当时在香港得到相当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他于一八八三年在道济会受洗，这教会是脱离西方宣教组织而「自立」的华人教会，它的会员之中不少是官绅名流，是社会上流人士，在中国需要民主这议题上十分支持孙先生。他们推动圣工之外，也关心国家大事，倡导政治改革的言论。 该教会的牧师王煜初、传道人 区凤墀、教友王韬、何启、胡礼垣 不但劝诫和建议，也提供不少物力和 财力。 也许你会问：为何这群基督徒有这样大的动力？ 可以肯定地说，这群基督徒知道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丰富和家道富裕，乃在于得着和享受自由、平等和博爱。 先谈自由。孙先生曾说：「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民权主义第二讲；民国十三年三月十六 日）国父这句话不单可以提醒中国 人，也可应用于现今欧美国民的身上。基督徒追求自由与一般人不同，因为圣经提到的自由与外边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约八 32）。圣经所讲的自由是跟随真理所产生的自由，而孙中山和这些基督徒所争取的是公民权利所包含的自由，包括宗教信仰带来的自由。 其次是平等。虽然圣经没有这样直接的词汇，但「人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人人 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须要耶稣的拯救，这些都是基督徒众所周知的启示。基督教神学推理所及，人人在法律之下接受同等的看待、政治上的立足点是平等，这都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但孙中山也明白，由于天赋不一样，所以人的成就不可能平等或一样（民权主义第三讲；民国十三年三月廿三日）。对敬畏上帝的他来说，天赋就是神的恩赐，所以孙中山没有盲目追求欧美人士或共产主义者思维中那种自由平等意识，他只盼望中国人能够在政制和法律之下，人人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公平的法律保障。他这种理想可以在一九一七年年 一段说话中窥见：「各级官员视法律为粪土。人们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甚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孙中山的第三样重要理想是博爱。基督教信仰指出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是神出于对全人类之爱的一种舍己行为。故此，基督教信仰引导人们视舍己为人性的崇高道德行为，而且推崇舍己是信徒应该有的表现。照这样看，已经受洗的孙先生和参与亥革命的基督徒肯定是深明大义的人！ 他们相信透过政制改革，人人得以受惠也是一种博爱的表现，也是神赐予的普及恩典（common grace）。因此，三民主义中提倡「民生」的改善，其实是博爱的一种作为表现， 借着政策的行使／运用，无论是在于贸易、税务、教育或医疗的改善，使社会上的人普遍可以得益。 孙中山深切了解当时中国人的缺点。他清楚知道「先知先觉的人」很少、「后知后觉的」也不多。不过，他坚信：中国人虽然大多数是「不知不觉」，但改变社会制度并非不可能。若非他那种「择善固执」的持久力，恐怕辛亥革命不能成为历史事实。透过辛亥革命，历史证明：只要对人类社会产生善良的效果，少数人的毅力总会见到成功。这些人不单不受社会的影响，反能影响和改变社会。 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信念，也应该是广大基督徒的信念。 辛亥革命是为了建立民主政制。 对于处身在民主社会（例如欧美澳纽）的华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反省呢？也许多数人在享受众多权利之际不会理会社会制度这问题，但民主社会其实也有它的流弊，是我们不能逃避而需要面对、讨论和参与或表达的。虽然民主制度并非完美，它仍是比较顾及大众、多数人的利益， 而且能够让大多数人发挥其才干和潜能（圣经所讲的恩赐），这也是基督徒重视社会需要民主的一个原因—— 权利与义务（公民责任）的兼顾。 原载香港《时代论坛》

回望民国的荣光 炳日星 在中华历史 5000 年的长河中，民国不是最辉煌的盛世王朝，然而这却是一个举步维艰、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大师辈出，以“民族、民权、民生”闪耀于列强、军阀、侵略、赤匪中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英雄的力挽狂澜，有烈士的冲锋摧敌，有精神的重塑复兴，有共匪的红祸东渐⋯⋯这个时代，让人悲愤、让人向往、让人感叹、让人痛心⋯⋯最重 要的是，这个时代，留给中华儿女无尽的荣光与复兴的希望。 一.民国物价：低廉 首先看看民国时期的物价情况。上海巡警月薪 10 至 13 元，巡长 16 至 18 元， 工人的月薪 20 元左右；技术工人、小学教师、护士等，月收入超过 50 元； 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月收入一两百元以上；而教授月收入高达 400 元。 1927 年的上海，14 元可买 200 斤米， 3.30 元可买 44 斤面粉，切面 1 斤 0.07 元，猪肉 1 斤 0.28 元，棉花 1 斤 0.48 元，煤炭 1 担 0.14 元⋯⋯ 在上海租房，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 自来水，月租 10 元；住客栈，每一铺 位 3 角 5 分至 6 角。在北京，四合院， 房租每月 20 元；一间 20 平米的单身宿 舍，月租金 4 至 5 元。在便宜旅馆包吃包住 1 个月仅需 3 元就可以。 金价，上海 1920 年每两 21 元，1927 年 37 元；汉口…

光复中华民国必须光复中华文化 孙云 世人一般认为，中华民国的衰败始于 1949 年，其实这只是中华民国实体衰败的外在表现；而中华民族内在民族精神的丧失，是始于 1915 年所谓“新文化 运动”（废除汉字）至 1919 年在“爱国主义”口号下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 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 丧失了民族精神：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的蛊惑下，以作共产国际特工为乐，以卖国为荣。辛灏年先生写的《 谁是新中国》通过比较，从历史的进步 性，及中共大量假抗日真卖国的历史事实，确认中华民国才具有历史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法轮功学员徐沛写的《鲁毛已死红祸未已》则揭露了鲁迅文化特工的真面目！ 丧失了民族精神：中共在窃取大陆后，进一步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场浩劫！可悲的是，早已丧失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共愤青，还要高举假爱国主义大旗欺骗世人！ 丧失了民族精神：本是中华民族正统传承的中华民国，不仅丢掉了中国大陆 ；退守台湾后，虽然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许多原因，但就是对丧失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由于对“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流毒没 有全面的肃清，才导致如今的台湾虽然拥有中华民国的名号，却处处逞现出“媚现出“媚共去中”的怪象！ 民族精神的丧失，是中华民国被苏俄共产国际组织领导的中共渗透颠覆的主要原因；也是已经在台湾确立了民主制度的中华民国，不仅不思反共复国，还媚共投共去中求独的根本原因！ 历史为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五千年一脉传承的是礼、义、廉、耻的王道文化；从三皇五帝的天下为公，夏朝的家天下，周朝的分封，秦朝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到国父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的共和制；体现的是文脉不断而制度常新。 中华民族传承的是王道文化，变更的是与时俱进的制度。中共专制复辟逆世界民主潮流；苏联已成历史， 中共不会长久！ 悠悠中华，其命维新！

预读 辛灏年新著《革命的理論和方略》 辛明 编者按： 关于“光复民国”已经成为许多为中国民主运动奋斗的实践者的共识。 但是，如何在当代历史情景中履行光复民国的使命还在摸索思考阶段。 著名的民国史专家辛灏年以极大的诚意和百倍的努力，研究和提出了他个人的和平革命的理论和方略，作为引玉之砖，供所有关心祖国、民族和人民命运和前途的 人参考和指正。 《谁是新中国》的民国史专家辛灏年已经 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做过二百五十多场讲演。他即将出版的新作《革命的理论和方略》将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应该说，《革命的理论和方略》与《谁是 新中国》具有同样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它相当于《谁是新中国》的续篇。如果说 ，《谁是新中国》谈的是历史；《革命的理论和方略》则讲的是未来。如果说，《 谁是新中国》告诉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什么是它的真实面貌。 《革命的理论和方略》将指导我们在将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果说，《谁是新中国》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历史合法性，那么《革命的理论和方略》就以科学的设计对推翻这个邪恶专制政权作出了具体的指导。 *** 对辛灏年的《十大方略与去党留政》进行简要评述： 在全文开篇的作者题记中，辛灏年写道： “我心中挂念着故国的山河与百姓，明了当今的腐朽和危机，深知共产党只要多捱一天，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就要遭遇更大的灾难，甚至万劫而难复。所以「病」后我几乎没有休息，更以「我不畏死，何以死惧我」的心态，开始整理二十年前我从国内带出来的《和平革命纲领》等系列文稿。因为我们需要和祖国「危险的命运」赛跑，要勇敢地跑到祖国「可怕的劫难」前面去，在坚定的国民革命奋求中，去堵住巨大民族灾难的可能发生……” 作者在这里充分表达了自己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操和国难当头的紧迫感。那么，如何“和祖国「危险的命运」赛跑”，怎么“跑到祖国「可怕的劫难」前面去”，用什么方法“堵住巨大民族灾难的可能发生”呢？ 辛灏年提出了“去党留政”、和平革命的“十大方略”，即“去党留媒”、“去党留军”、“去党留政”、“去党留党”、“去党留教”、“建立全国各级「协调委」和人民「自约」组织”、“解放城市共产奴工 ，实行工权、人权和民权平等；变土地「党有」为「民有」”、民主选举和人民公决”、“解决境内民族和地区问题”、“保卫和平革命、捍卫疆土完整”。 笔者把它们的具体涵义抽其概要简述如 下： 去党留媒：去除新闻媒体中之中共党组织，开辟新闻自由的新时代。对原媒体中之中共党组织成员采取宽容的姿态：有专业能力者，可以相应担任同等业务工作，无专业能力者，暂时保留其基本待遇不变，安置合适工作。 去党留军：废弃军中各级党组织——党委、党组、党总支和党支部；废弃军中级政治部，废弃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军中政治职务，全面实行军队的「非党化」和「国家化」。对于原军中党组织工作人员，保留军衔，保留待遇。愿意并有专业能力担任军事指挥职务者，可平级安排，不愿或无专业能力担任军事指挥职务者，可任其选择退休、转业 。退休转业后待遇不变。 去党留政：在政府、人大、政协、公安、 检察、法院、司法、国安、银行、税务 、商业、外贸等各级政府机关、民意机关、司法部门、安保机关、财税机构和商贸部门中去除共产党，变原共产党政府及其部门为「看守政府」， 维系正常的外交与内政，保持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建立各级「国民基金组织」，制定对前党政贪腐官员及其贪产的处理办法。 将经过审验确证的「贪产」用以「济贫」，并用于和平革命进程中的不时之需。 去党留党：在各民主党派和各地各级工会、工商联、妇联、共青团、青联、文 联、体委以及所属各协会、各社会团体中去除中共，各自恢复自己作为政治党派和民间社团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动能，取消中共一党独大的马列邪教统治。开放党禁，自由结社，再造中国民间社会 。 去党留教：去除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的共党组织。各教育机构和大中小学维持正常行政和教学工作。原党组织成员中有专业水平者，可平级担任行政或教学工作。不能胜任者或不愿留任者，可以任其去留。在「过渡期」保证他们原基本薪资不变。杜绝误人子弟、造乱社会的「停课闹革命」，绝不以发动学生运动的方式来号召学生参加和平革命。但鼓励大中学生用文明方式支持和平革命，成为和平革命的义务宣传员。 建立全国各级「保卫和平革命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和「人民自约委员会」：各级「协调委」是和平革命过渡期的民选权威组织，致力于捍卫和平革命的有序进行，并协调各类各派政治力量。由民众自组的「人民自约委员会」则以各种方式宣传和平革命「绝不以复仇共产党为能事」，杜绝有可能发生的复仇共产党事件，以保证和平革命的顺利而有序地进行。 解放城市共产奴工，实行工权、人权和民权平等；变土地「党有」为「民有」 ：各地「去党」后的「看守政府」在「协调委」的监督下，立即取缔对城镇共产奴工及其「苦二代」的所有不平等待遇，立即全面实行户籍平等制度，消泯社会对他们的所有不正当歧视，不公平待遇，实行「工权、人权和民权」平等。暂时以一九七九年农村包产到户时所划分的土地，作为每户农民的「私田」，严禁非法圈地占地。支持平民百姓建党结社，鼓励他们参加和平革命，以期他们成为和平革命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基础。 民主选举和人民公决：在和平革命局面稳定以后，各级「协调委」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进行民主选举，选举各级「临时国民议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各级「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国民议 会」一经选出，各级「协调委」即停止 工作，「看守政府」即宣告结束。重大问题由人民公决决定。人民公决的第一个问题可以是“是否允许共产党在中国继续 存在”。 解决境内民族和地区问题：在「主权是主权，人权是人权，民权是民权，族权是族权」的前提之下，分门别类地解决 各种现存的复杂问题，实现「民族平等 ，宗教自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必须「互相平等相待」；各民族的信仰，各个民族之不同族群和不同群体的信仰，均不得压迫其他民族、其他族群和其他群体的信仰。由此而真正获得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 保卫和平革命、捍卫疆土完整：和平革命期间，正常的外交问题，正常解决；特殊的外交问题，特殊解决。秉持「真诚、灵活、无畏」之三原则。就某种程度和某种范围而言，要将解决国内民族分离和解决国际干涉方略「同一」化。对共产党和原中共「看守政府」可能的卖国行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出现问题 ，及时解决，绝不留祸患于和平革命， 更不能将痛苦留给全体国民。 辛灏年“去党留政”、和平革命的核心思想是：“取缔中共政党组织，但保留中共 各级政府作为转型时期的看守政府，并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地各级的协调委员会对它进行监督”。“去党，针对的是中共组织而不是中共党员；留政，包括对政府、军队和各种事业单位的保留。”这样就可以消除中共党员对和平革命的恐惧心理，防止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变革做拼死的抗拒，从而可以做到：天下不会大乱，国家不会分裂，人民不会遭殃，而且任何勇于抛弃共产党 、愿意悔过自新的人都仍然有稳定可靠的未来。 为了保障在和平革命转型期间的社会安宁和稳定，辛灏年强调：对于任何“去党…

纪念孙文与国民革命 林牧晨 在纪念孙文 150 周年诞辰前夕，中国国民党主席一行从台北飞到南京拜谒了中山陵。按理，纪念孙文，就该着重于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这三大标志性伟业，否则谈什么孙文？但此次谒陵者却面对中山陵，避谈中山业，徒有其国民党之身份耳。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乃纪念孙文之要义。国民革命、三民主义 、中华民国，其核心原则就是消灭专制特权、实施民主宪政。从同盟会、光复会、 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都是旨在于民主革命、都是与专制独裁势力不共戴天的，为此而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者何止千万！ 孙黄十次起义、辛亥武昌起义、反袁护法战争与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卫国战争、反共卫国战争、坚守台湾基地 与准备反攻大陆，目标只有一个： 民主共和。违背此目标，就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就没资格纪念孙文！ 令人遗憾的是：近二十年来，留守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要一步步偏离了民国的原则。深受大陆民众欢迎的对大陆广播【自由中国之声】沉默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渐渐消隐了，甚至把“中国”两字拱手让给敌方为专利，从此日渐自我矮化、边缘化。明明是中共发难破坏了统一、制造了国土分裂、颠覆民国制造了“两个中国”，台湾政要却摆出一副向篡国者认同“共识”示弱讨好、承诺甘被“统一”求和乞降的姿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不敢提“辛亥革命”，以“建国百年”甚至“精彩百年”来搪塞 。多年来，就“一个中国”、“两个中国”、 “一 边一国”、“一国两府”、“一国两区”、 “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一个国家，只是国号为中华民国” 、“一中各表”、“一中同表”、“宪法一中”等概念搞得七荤八素，反映出在台海一隅 ，民主革命已后继无人、民国大业将毁于内部的可忧虑前景。 从历史演变的几个关键来看，民国政府收复台湾是光荣的胜利，“228”事件的实质是保卫国家平定叛乱，理所应当；只是错在其后矫枉过正使许多无辜者受害。49 年以后的戒严，实为弱者抵抗中共强势威逼之必须。与此同时，台湾地区从 50 年开始地方选举，逐步从军政、训政步入宪政，最后进入政党轮替的高度民主阶段；台湾经济成功起飞，排名于亚洲前列。文化领域也展现出自由开放又继承传统的盛况。这一切都证明了以两蒋为代表的自由中国—中华民国的正义性、合法性、先进性；此约三十年间的成就，国民党居功至伟。 由于台湾退出联合国、邦交国递减、国际民主阵营对中共政权倾向于绥靖主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自李登辉执政后，否定民国的思潮逐渐抬头。其实，所谓的“台独”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法理：中 华民国本来就是独立的民主共和制主 权国家，要说独立，只有指其一部分地区脱离台北政府才说得通。（例如苏格兰对英联邦独立、魁北克对加拿大独立）。 两蒋时期的“反台独”其实是针对反叛中华民国的势力而言的，当时（228） 首先发难对“外省人”大开杀戒者中包含着共产党（谢雪红等）叛乱势力、日本侵华军（退回与留居台湾者）残余势力等敌对势力。此外还有“皇民”及日治时期获利者的对抗、因语言等因素未能获得职业者的不满、及地方族群派系势力对民国“外来政权”和“外省人”的排斥 。 为 228 冤死者平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马英九的道歉等等做得实在太过头，几乎等于默认了叛乱者推翻中华民国 的合理性。 民国信念的弱化，抗共御敌意识的淡化 ，伴随着部分官僚贪禄逐利的“纵横术” ，使国民党迅速分裂虚弱。记得 95 年到台北观光，几个政党都争相表白自己是真反共、最反共。但曾几何时，那些当年信誓旦旦反共到底的精英们早已面 目全非。新党、亲民党走“借共升级” 的机会主义路线，绿营也不乏“联共灭蓝” 的操盘手。连、宋、郁、谢在大陆的表现是变相投共叛国，“马习会”、“洪习会 ”是自欺欺人的与虎谋皮。 国民党的败选尚未使太多党干幡然醒悟 ：国民党的难关并非失去党产，而是失去了党魂，失去了国格，失去了光复大陆的理想，失去了持续百年的革命热情 。 有诗曰：损失财产，损失无几。损失生 命，损失至巨。丧失信仰，丧失一切；与其如此，毋宁死去！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是二战胜利国和联合国创始国，其辉煌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的辉煌，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绝不会因大陆的沦陷沦落与台湾的自残自戕而尘封湮灭。中国大陆的一党专制是迟早要灭亡的，中国国民党只有在光复大陆的征程中才能浴火重生。而且，如果国民党萎缩成不成气候的“台湾国民党”，那么在大陆和海外就一定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中华国民党”党人，高举起青天白日旗，投入三民主义统一大陆、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 一段时期以来，台湾、海外、大陆，都有人在鼓吹“告别革命”，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吹捧党国红朝的强大专制，放地污蔑孙文、蒋中正，贬低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歪曲抗日卫国战争的历史，为十恶不赦的中共贴金。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浊流都向着消灭中华民国的方向涌动着。有不少人相信台湾即将变天，青天白日旗会降下，绿岛旗成为国旗，五星旗、日本旗也会在台北风光一时—– 许多“识时务者”会说：“大势所趋嘛”！也许，这并非不可能，历史上并不缺少类似的悲剧闹剧。 但我更相信：未来自由统一的大中华将是青天白日旗的天下，中华民国政府将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所有中国人将是手握选票的国家主人，孙文是中国永远的国父。

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 傅申奇 竖起旗子！明确方向！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编者按：这是作者 2001 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写的，二十二年过去了，时间车轮似乎缓慢了一点，但无疑是朝着笔者期望的方向前行！其中基本的论断仍然可以成为民国宪政派朋友的参考。“我们是新世纪的喜鹊，我们要向中国人传递喜悦的信息：新世纪的中国将是党权衰落，民权兴起的世纪。” 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中华民国创建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情不自禁地缅怀中国的民运之父，民主中国之国父孙中山先生，自然而然的想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也就是引导中国结束皇权专制、 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三民主义。这就引出了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当所有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风尘中被渐渐淡忘的时候，当曾经被人们当作神敬拜的毛泽东被全体中国人唾弃和遗忘的时候，只有孙中山先生被热爱民主自由、追求民族振兴的中国人牢牢记在心里，只有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能够在两岸三地同时屹立，只有孙中山先被全世界的华人异口同声地称为世纪伟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 当马列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被中国人民憎恨的时候，当各种旧学说、新思潮都被知识分子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或 被人们当作饭后茶余的佐料的时候，为中国前途与命运而奋斗的中国人通过执着的探索和痛苦的反思后却发现：三民主义历经百年的沧桑依旧发出夺目的光芒，照亮中国人前行的脚步。 假如我向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提一个问题说：哪一位中国近代的历史人物， 哪一种中国近代的思想理论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百分子九十以上的人会给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不是神，是有缺陷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历史、伦理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 什么是三民主义呢？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洞察中外历史，吸取中西思想之精华 ，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孙中山先生自己曾简单的慨括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救中国出君主专制的主义；就是救中国出次殖民地的主义；就是救中国出贫穷、落后、 愚昧的主义。 三民主义有三大部分，那就是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对内以几千年各民族融合、同化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彻底抛弃汉民族沙文主义，在尊重各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前提下，继续实行民族融合与同化，和各少数民族一起缔造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就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 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 坚民族主义”。对外则抗强权，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广施博爱，“济弱扶倾”以达世界大同合一的目标。 所谓民权主义就是政治主权归于全体人民的主义，就是“让四万万人民做皇帝”的主义。民权主义的目标要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的落实和对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大政府权的限制和完善才能完成。 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诸种问题的主义，就是要让各项利益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都是民生主义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民生主义要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目的。欲达此目的要借助“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和种种实业计划。 简单说来，三民主义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六个字。 有人说：三民主义一百岁了，太老了，已经过时了，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 我们要回答说：不！对于许多东西岁月并不能减损它们的价值，例如：葡萄酒越陈的越好，古董是越旧的越好。而人类的思想更具有这种特质，人们常常说 “月亮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于人类的思想和智慧最为贴切。谁会不知道：亚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韩非子等古代思想家的智慧和思想，是绝大多数当代人所无法攀比的？谁会不承认：唐诗、宋词， 就是格律诗词无法超越的顶峰？《圣经》 、卢梭的《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孟 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都是比孙文学说陈旧得多的思想和学说，然而它们至今还是当代民主、先进国家立国的智慧、精神和思想。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 有人说：三民主义是台湾国民党的招牌和意识形态，在台湾还能起点作用，对大陆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回答说：不！孙文是中国的骄傲，是中国人的楷模，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象征。孙文学说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不崇洋媚外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典范，是中国人的国魂。三民主义属于全中国人民，它不仅有助于台湾的振兴，更是解决全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 今日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西藏、新疆的分离活动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用“霸道”的办法压迫各少数民族，使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同化过程发生障碍，使民族分裂的威胁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 今日的中国，党权坐大，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残暴统治压迫着包括各少数民族 在内的大陆所有民众。共产党用民主、自由的口号欺骗了中国人民；用假民主复辟了专制制度；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扼杀了人民的主权；用党权代替了君权，中断了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民权建设，人民的民权不是徒具虚名，就是被彻底 剥夺。由于大陆的可悲现实，台湾渐行渐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倾向日益加强，使国家分裂的危险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 今的中国，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各类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危机四伏。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三十年，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苏联那一套政经合一的制度强加给中国，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作实验品 。犯下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罪行。后 二 十年，共产党在经济崩溃、民不聊 生、满目疮痍的情况下，被迫改革开放 ，虽然取得一点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却使各类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创造了拜金主义、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工人失业的历史记录。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有所谓的党性，而没有人性，只有一党的统治利益而没有民生的观念。 可见，实行民族主义以解除民族危机；实行民权主义以确立人民主权；实行民生主义以解决民生问题，实在是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而其中实行民权主义确立人民主权是解除民族危机，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全体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国民革命兴起而又遭遇挫折和失败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革命兴起、失败和苟延残喘的历史。二十世纪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搏 斗的世纪。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敢说，上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孙中山是正确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残害中国人民的主义。事实上，共 产党自己也抛弃了马列主义，只是还在利用马列主义作为幌子以证明自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 已，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所以，关于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我们要确定地回答说：三民主义没有过时 ，三民主义是当代中国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的思想武器；是当代中国的立国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