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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呼籲

资料选编： 共产主义幽灵的踪迹——————————1 魔道自白：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78 侧观中共专制集团———————————204 太平天国与中共孽缘——————————250 中共一大代表下场———————————-264 —————————————————————- 【中共宣称它成立于1921年7月1日，照此计算，它已经有103年历史。 从一个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演变为一个近一亿成员的特权阶级官党集团，并作为当代专制主义轴心盟主，它已然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代表。 探究这个巨无霸的发展过程，势必要分析“共产主义“———-这个依然徘徊于地球上的幽灵，从多个角度，包括辨析中共官方文件的自我总结，来解析其魔道能够得逞之”存在的合理性“和最终灭亡的必然性。】 ——————————————————————————————————————- 《理想国》（古希腊语：Πολιτεία；拉丁语：Res Publica）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王制》，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大约公元前390年所写成的作品，主要谈及了正义、秩序和正义的人及城邦所扮演的角色。 在“理想“的阐述中，苏格拉底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与后世的共产主义相呼应的影响。例如他主张男女应受到同样的教育，妻儿共享，禁止拥有私人财产。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起源由于是每个人无法自足，因此需要更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换与帮助，进行社会分工与贸易往来，以换取健康、食物、住所、衣物与其他东西，使得人们在和平与安宁中健康地生活。 在苏格拉底看来，按照他的设想所构建出来的城邦，应当是至善至美的，其特点主要有四个，即聪明智慧、勇敢刚毅、明睿克制、公平正义。其中，智慧是对城邦各项事务的最好决断，存在于城邦明谋善断的少数统治者中；勇敢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对于信念的保持与维护，存在于城邦的护卫者，即士兵之中；克制是一致整顿和秩序，是对于某些快乐和欲望的节制，是较好的部分对较差的部分的统治，而克制在城邦中的体现是质地较好的金和银统治着质地较差的铁和铜，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公平与正义，在这里苏格拉底终于给出了他对于正义的确切答案，是每个人从事自己天性适合的工作，而心无旁骛。而在这四个特点当中，正义是另外三者得以产生与成立的力量，它需要由统治者所主持，使得每个人既不占得他人所有，也不被他人篡夺自己所有。 苏格拉底认为应当对音乐中讲述的故事进行监察和审查。苏格拉底反对故事中对神的丑化和世俗化，如荷马的诗篇中关于诸神的谎言、战争、互斗等。他认为城邦应当禁止这类故事的出现与流传，神在人们心中应当是完美的，不应当拥有世俗的情绪与邪念，也不应当有多种相貌，神是不会进行欺罔，也不容忍世人的欺罔行为的。这样一来，人们将会以神为楷模，具有神的品性而不撒谎。但是，苏格拉底提出，城邦的统治者有权对被统治者使用欺妄，就像医生有权使用药剂一样，也有权惩罚撒谎的被统治者。其次，克制也是年轻人所必须具备的美德，包括对情欲的克制与对金钱的克制，因此神话中的神也不应该被情欲与物欲所困。 除了要给予护卫者灵魂与体魄上的教育，护卫者的生活状态也应该使他们不对城邦的居民有害。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护卫者们除了必需之外，不应该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领到的薪水不应该超出一年的开支，也无匮乏。他们应该被教导已经在灵魂中获得充实，不需要人世间的财富。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因为地位而对普通人有所伤害。 阿黛依曼特反驳说，这样一来，护卫者便除了守卫一无所有，无法成为富裕的、幸福的人。但苏格拉底辩解道，富裕者是无力靠自己来抵御进攻或进攻他国的，他们会花钱与武力强大的人组成联盟，这样一来，财富便被分配到了较为贫穷者那里。而在后文{465e、466a}中，苏格拉底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行了补充，认为护卫者的奖励是使得整个城邦得救，他们能够获得至上的荣耀，这是最好的报酬。 苏格拉底提出的另一个挑战传统的观点是在护卫者中，男性与女性建立共同的伴侣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妇女都是男子共同的妻子，所生育的孩子则是城邦共同的孩子。 关于城邦的统治者，苏格拉底首先认为，在理想的城邦中，人们对统治者的称呼是救助者与卫士，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称呼则是雇佣者或养育者。由此看来，城邦的统治者与群众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在其它城邦当中，则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 其次，城邦管理者应该由较为年长的人来担任，因为之前确定的共有抚育制度，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为了不伤害可能的父亲，便会对管理者产生恐惧与恭敬，护卫者之间也会相对和平与和谐。 民主政体的一个来源是基于寡头政体当中，由于富人对拥有巨大财富的追求，希望通过一些法律来遏止年轻人挥霍财产，以换取自身的高利贷，因此发展出了民主政体。这是由于自愿订立的契约，是由订约人承担风险的，而民主政体的订约人是全体公民，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受到约束。民主政体的第二种来源是在寡头政体当中，穷人与富人的矛盾逐渐加剧，从而发生了穷人对富人的战争。而在寡头政体当中，富人的力量有限，因此原有的穷人杀戮、放逐部分富人，成立更加平等的民主政体。在民主政体当中，最大的特点便是人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除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民主政体中地社会文化十分多元化，治理也偏向于宽松化。然而，民主政体中对人人平等的极端追求，导致法律不严，罪犯与公民混杂在一起。民主政体不做细节上的苛求，对不同的人与事物给予一率的平等，对个人来说，只要一个人表示拥护群众，社会就让他从政、给予荣耀。 民主政体的弊端来自于它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平等的观念导致下级对官长的不服从。无政府的统治同样渗透于微观层面，导致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自由、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自由、年轻人对长者的自由、奴隶的自由、男女之间的自由以及牲畜对人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自由是缺乏秩序的表现以及社会混乱的根源，因此远不如前几个政体形式。同时，苏格拉底将民主政体中的人分为三类，过于自由放任、成为支配者的被称为带刺的“雄蜂”，而最富有的人则是被雄蜂掠取的对象，普通的人民则没什么财产、不参加政务。 民主政体式的人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寡头政体中节约的父亲的儿子一开始受其父亲的影响，节制物欲与不必要的欲望，之后，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告诫与影响使其产生了对于自身的反叛与斗争，变得不再产生羞耻感、克制、适度开销，而是傲慢不逊、混乱骄纵、放荡不羁、恬不知耻。在民主政体式的人的内心中，必要的欲望拓展为不必要的欲望，从而认为所有欲望都是平等的，其行为变得没有章程、没有必然。在这里，苏格拉底将基本的吃穿住称为必要的欲望，而对奢华、感官快感、情欲的追求则被他称为不必要的欲望。 僭主政体来源于在民主政体当中，“雄蜂”抢占富人的“蜂蜜”（即财产）分给贫穷人民，而自己保留最大的份额。而抵抗这一行为的富人被认为是寡头政体者，从而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抓出寡头政体的拥护者。在这样一个局面中，人民推举出了自己的保护者（通常是“雄蜂”），保护者通过对富人进行不公正的指控，许诺人民豁免债务、分配土地。这样的保护者有两个结局，要么被自己的敌人谋害，要么成为一名僭主。在成为僭主之后，保护人便要求成立军队以保护自己，这时，民主社会当中的富人纷纷逃离或是被放逐，僭主政体便产生了。 僭主政体是苏格拉底心中最次的一种政体形式，即暴君与困苦的人民组成的社会。在僭主政体当中，其领导者是僭主，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他笑脸相迎，而僭主也已经消灭或是和解被放逐的敌人。为了防止敌对力量，僭主通过发动战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是使人民忙于生计而无暇反对自己，或是将有自由思想的人送到前线消灭。僭主在当权之后将会拔除扶持他的、有地位、有品格、有财富的人，因为这些人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由于僭主的独裁，容易受到城邦居民的憎恨，僭主用金钱招来军队，将原来的奴隶变成自己的警卫、唱赞歌的人。在金钱的来源上，开始时僭主用原有的财富，即从富人那里搜刮的金钱做供养，后用人民做供养，而这时候，僭主已然建立起自己的威权与军队，从而能够用于对人民展开恐怖统治与压迫。 僭主政体式的人拥有民主政体式的父亲，他的父亲有着在必要与不必要中间的欲望形态，而其儿子又受到社会环境中绝对自由、放荡思想的诱惑，从而将欲望向不必要的形式转移，慢慢变得不满足于自己的欲望，这就导致其挥霍无度，举债、质典产业，而父亲权威的缺失，使得僭主政体式的人对父母拳脚相加、夺取其财产。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还专门叙述了僭主的个人特征，认为僭主的灵魂里有一个最强大的僭主，他不仅掠夺自己的人民、出卖自己的祖国，还用专横压制他人。而如何让僭主政体发生转变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拥有判断是非能力的人，看清僭主的真面目，向世人揭示他。 在总结了城邦的政体形式之后，苏格拉底先是反驳了僭主能够获得快乐的说法，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僭主统治的城邦被奴役，而僭主本身也被自己的欲望奴役，因此这样的城邦无法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充满恐惧、哀叹、痛苦，不可自由地行动到城邦意外。因此真实的僭主也是一个真实的奴隶，他妒忌、无信仰、不正义、无友谊，是一个十分可悲的人物。 共产主义（拉丁语：communismus）是一种共享经济结合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集体生产，以阶级斗争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在此一体系下，土地和资本财产为人民共同所有，而且货币和国家都会自然消亡。 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各流派）的生产方式理论中，它在发展上分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社会由原始迈向封建，再迈向资本主义。之后该社会在阶级矛盾困境中开始觉醒社会主义的阶段，即没收私有生产资料为国有化并为公有制社会的起步铺垫基础；中期阶段是公有制社会战胜私有制世界的阶段。由于体现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优势，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够极大地吸引了私有制社会里的广大中下层人民，使社会主义能够在私有制世界的包围圈里得到蔓延与扩展从而不断突破、战胜，最终公有制世界完全代替私有制世界；高级阶段是在社会主义更加稳定、拥有更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后期阶段。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后型态即是迈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当公有制世界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后，共产自由世界形成雏形，那时世界上已经不再有阶级、国家和政府，政府的职能几乎被下放到社会的各领域里。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指最后的终极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在现实中私有财产的驱动力导致人们拼命生产超过自身所需的产品以赚取利润，因此随着工业革命后各种机械自动化生产所带来的高生产力，长期而言经济生产不断膨胀下，所需的人力将愈来愈少，而资产则不断累积在社会中。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口将会失业，仅有少数人暴富而逐渐失去平衡，因此社会若想继续和平发展就必须逐渐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将工作量和产品统筹分配给各工作人口。除了为兴趣而自愿长期工作的人之外，基本上多数人可减少许多工作时间后，每个人都有机会自我发展个人素质。不过共产主义思想在实行上，需要人人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许多先进科技基础，而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达到充分的发展和极度的发达。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范畴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可知，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在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后，绝大部分社会劳动力被完全的闲置下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通过提取社会的公共资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释放社会的劳动力来达到个人的自由生活、自由工作和自我发展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由于私有制社会里个人财产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性而形成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在私有制的体系里由于绝大部分的个人财产十分有限，从而限制了个人的生活、工作与行动。因此人们对私有制社会分配形式的缺陷越来越感到明显，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后，绝大部分的人们仍旧得为钱而工作来囤积自己的私有财产，然后才能根据自己的财产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分配形式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体现了落后、僵化、不够文明的社会分配形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的提升，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的进步，将产生一个更合理、更人道、更文明的社会必然取代不平等、不公平社会的结果。 根据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因此，共产主义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中，有提及过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以达成共产化，并使社会均富，并避免一切对人民利益相左的事务，总而言之，共产主义就是主张透过消灭私有产权达成解放全人类的一种思想。 早期的共产主义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理论，人类的原始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中，财产是共有的，每一人都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共同利益工作，并分享所有东西。 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前，欧洲已经开始有构建平等社会的思想的萌生，也有不少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学作品。但由于这段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比较纯粹是对理想国度的追求而缺乏充分的科学性、且缺乏唯物主义元素，因此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或称乌托邦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的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后者发生在近代。基督教亦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 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人运动，以德国籍犹太裔学者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以各国共产党或类似名称的共产主义政党为组织基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国家内部贫穷阶层以暴力反抗不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运动的主流，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内部冲突、动荡以及大范围的社会秩序重建。 巴黎公社运动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它代表着集权统治突然丧失的真空状态。拿破仑的最终获胜，使得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清晰的认识到，政治必须和军事结合才能实现。当左翼代表上帝宣布再次审判世界的时候，二十世纪整个前五六十年，也就成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里程碑。但有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但马克思没有就共产主义和预言中的社会主义给出实际的解决方案。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则主张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 当时美国驻法国大使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日记被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的书《伟大旅程》大段引用，反共主义者以此说明公社社员是一帮“强盗、杀手和暴徒”：“我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出我的憎恶……（他们）威胁要毁灭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烧死在废墟中”。事实上在战斗中，社员们放火烧掉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图书馆、市政厅、司法宫、警察府、王宫和很多其他地方，还有人去烧巴黎圣母院不过被扑灭了。从市政厅到法国银行的下水道被埋上地雷，当时在巴黎的英国人埃德温·蔡尔德写道：“女人都像疯虎一样，到处洒汽油，他们战斗时越是怒火旺盛就越光荣似的。” 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由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政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在建政后激进、恐怖的政策引发俄国内战，之后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战胜了与之执政理念相左的白军及来自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军。1922年12月30日，由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这次的革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触发了此后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也造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立。 共产主义国家 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因为多党制被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是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思维，而一党专政则打上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烙印，影响了后来众多共产党国家。 苏联诞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当时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主导性影响，而东欧国家则在受苏联输出意识形态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国情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列宁主义是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者一般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列宁认为并非只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其他社会形态也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社会主义这一夹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列宁主义受到了布朗基主义和俄国民粹派的很大影响，这使得其相对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倾向。布朗基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而且布朗基主义也认为可以由少数人作为“先锋队”进行密谋而统领多数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0世纪初发展的列宁主义，主张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领导工人进行暴力革命的手段，武装夺取政权。 托洛茨基主义是托洛茨基基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理论。托洛茨基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主张建立列宁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托洛茨基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因物质基础问题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而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永久革命。托洛茨基主义也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主制度，例如工人民主、普选权、新闻自由、对生产资料的民主管理等等，而以斯大林主义为指导的苏联、东欧等国则被视为“畸形的官僚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对国际主义等原则的坚持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左翼。全世界有数目众多的团体仍将自己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自视为坚持了托派的传统（尽管他们对托派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 斯大林主义是指控制苏联和受苏联影响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及其之后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斯大林自己并不承认自己创立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的理论分支，一直以来斯大林都自视为列宁的学生，但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历史学者却会用复合名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来表明它的历史继承性。但是很多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冒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借口的一个反革命政策，而在实际上导致社会走向极权主义。许多民主倾向的左派都认为斯大林主义根本不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封建国家”。而斯大林派则自认为与列宁主义有大量共同点。斯大林激进的现代化改革也并非他本人的原创，它们主要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该政策主要特点在于大规模实施国有化，从农村强制征收谷物和粗放式的劳动指挥。劳动纪律十分严格，迟到和缺勤都将会遭受严厉的处罚。并且， 斯大林突出了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如中国）。其经济政策也使得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快速完成了工业化。 霍查主义是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思想和实践。霍查在阿尔巴尼亚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改造，将一个封建的、以宗族为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强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并用强硬手段消灭了宗教，使阿尔巴尼亚被称之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霍查以“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自居，强烈谴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修正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农民的民粹主义思想而非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正是其农业民粹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和红色高棉的罪行。 铁托在南斯拉夫采用较温和的分权模式治理国家。南斯拉夫较早地与苏联决裂，实行介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模式，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和企业。 诞生于欧美国家的其他共产主义流派有卢森堡主义、德莱昂主义、工团共产主义、左翼共产主义、自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其中一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时也自称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但卢森堡主义一词使用较少。卢森堡主义既反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反对列宁主义的布朗基主义和威权主义思想，并赞同自我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多党制。追随者认为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卢森堡主义影响的共产主义流派有委员会共产主义和左翼共产主义。…

評中華民國第16屆總統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我們就中華民國第16屆總統賴清德在520就職演說中的幾個重點作如下評論，兼論中華民國的前途 一、賴清德說：1949年以後，台灣全面進入了專制的黑暗年代。 這是為了給台獨尋找借口，對歷史的刻意歪曲。 1949年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退據台灣的開始。在賴清德看來，西班牙、荷蘭的殖民年代、鄭氏年代、清治年代和日本佔領年代都是光明的年代，而中華民國政府退據台灣後，台灣全面進入了黑暗的年代。 然而，台灣地區真正的繁榮昌盛，並躍居世界四小龍正是在賴清德所謂的黑暗的年代裡發生的。如果說這是黑暗年代，那麼這樣的黑暗，對於社會進步和繁榮昌盛真是功莫大焉！那些落後國家，是否應該期待經歷這樣的黑暗？顯然，賴清德是信口開河，胡編亂造。 事實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早在1931年就建立中華蘇維埃，分裂中國。其後在前蘇聯的支持下，發動顛覆中華民國的戰爭，要消滅中華民國。因此，上一世紀四十年代的國共戰爭本質上是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1948年中華民國在衛國戰爭的關鍵時刻實施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依舊沒有守住大陸，失去了大陸的治權。退據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保衛臺灣不受中共的滲透和侵襲，繼續執行戡亂法。並與1949年5月20日宣佈臺灣全境戒嚴，才使臺灣地區免於中共的蹂躪。不然的話，臺灣早就成了中共國的臺灣省。根本就不存在賴清德壹類臺獨人士的言論自由可言了。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堅守中華民國46憲法，即便在戒嚴時期，地方自治、言論自由，依法存在。並完成了土地改革。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宣佈結束戡亂時期。因此，戒嚴時期，實質具有軍政和訓政兩個階段的內涵。這和專制風馬牛不相及。 可見：賴清德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他就任的是中華民國總統，但卻全面否定中華民國的民主實質和光榮歷史。 他說：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是恰如其分的！他心心念念要做的是台灣總統，只是現在不得不繼續用一下“中華民國”。 二、賴清德關於與大陸的關係的表述 賴清德關於與大陸的關係有四個關鍵的表述： 【1】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這個事實。 【2】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臺灣，都是稱呼這個國家的名字 【3】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在民，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我們逐一來討論這四個論述 【1】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這個事實。 這是一句小學生都知道是錯誤的造句。 中國作為一個君王統治區域的表述最初開始於周朝，作為壹個含糊的國名延續幾千年，通常都以秦、唐、宋等國號為主要稱呼，故外國有絲國、秦人、支那、唐土、清國等稱呼。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外交文件裏，是在道光年間。辛亥革命締造的中華民國（簡稱民國也稱中國）是國名和國號合壹的現代國家概念。中共在蘇共的全方位支持下，分裂了中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共國），民國政府退據臺灣，形成了七十多年壹個中國兩個國號並存的局面。 上一世紀七十年代，西方陣營為了取得冷战的勝利，對中共國採取了綏靖政策，確定了含含糊糊的一個中國的立場，但並未改變兩個國號並存的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自己代表中國，中華民國也一直堅持自己是真正的中國。因此在最不堪的情況下，中華民國政府也只是退到一中各表的底線。因此正確的表達應該是：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這個事實。或者說：希望北京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這個事實。 我們有理由認為，賴總統是故意犯錯的。 蔣經國之後，臺灣去中國化的態勢日益強烈，以臺聯和民進黨為主的勢力企圖建立徹底拋棄中華民國這一國名和國號的新國家。但由於國際社會還不願或不能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去中國化的努力沒有實質進展。 於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就採取漸進式的台獨策略，致力於在不拋棄中華民國國號的前提下，消滅中華民國的實質。同時，借著中華民國的外殼，實現實質上的台獨。 所以，賴清德公然混淆主權和治權的區別，把還能“各表”的“中國”拱手送給了“中共國”，承認中共國的主權。並明確表示：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並且從歷史上講也與“中國”無關，因為被稱為“中華民國”之後，是台灣“全面進入黑暗的年代”，這是赤裸裸違反和踐踏憲法的行徑。 在這一點上民國前總統馬英九的表述是正確的，他曾在湖南大學說：“我們國家”修改了憲法，“分了兩個部分，一個是臺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臺灣地區是臺澎金馬，此外是大陸地區，在憲法上都屬於一個中國。這是與中共國壹個中國表述相對立的民國表述。只是國民黨處處表現出敗軍之將的懦弱，放棄了反共的立場，放棄了中華民國收復失土的目標！只滿足於在小島苟且偷安， 甚至許多國民黨高層以成為中共的座上賓為榮耀！ 因此賴清德的這個表述，語法上是可笑的錯誤。內容上是嚴重的違憲言論。如果民國的司法還是獨立的，司法部門有理由追究賴清德違憲的法律責任。 【2】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臺灣，都是稱呼這個國家的名字 這“臺灣”自古以來從來就不是國家的稱呼，而是地區的稱呼。說“中華民國臺灣”這還說得通，就好比說“中華民國上海”，這說明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一個地區而已，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但把中華民國和台灣等同起來就是無恥的偷換概念。中華民國源自於辛亥革命，依據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擁有中國主權，領土及於全中國（依固有疆域）。憲法第四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在當下國民大會凍結的時期，任何人都無權更改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 賴清德變更領土、疆域的底氣在哪裡？就在於他論述的第三點： 【3】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在民，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他正確羅列了憲法第二條和第三條的規定，但卻偷換概念，畫地為牢，把自由地區可以完成國籍登記的國民偷換成“國民全體”的概念。 中華民國國籍法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四、歸化者。 根據前三條可以認定：大陸地區的中國人民也是中華民國國民。 理由是：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自然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的子女因其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第一條、第二條）並且所有出生在大陸地區的人民按憲法仍然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因此現政府治權範圍內的國民不等於“國民全體”。（第三條）“國民全體”應包含大陸和台灣兩個地區的中國人民。 但臺灣行政院於2023年5月25日發佈通令說：依國籍法規定，中國大陸人民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非屬中華民國國民，不享有或負擔中華民國國民的權利、義務。要使這個通令有效，首先必須修改憲法和國籍法，而作為行政部門卻行使立法權，發佈與憲法和國籍法抵觸的行政命令。這本身是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的。但賴清德卻以此為依據，把“國民全體”壓縮為臺灣地區的有國籍者。並以此為藉口把大陸地區的主權送給了中共國。 退一步講，即便是2300萬中完成國籍登記的國民有修改憲法的權力（當然是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也沒有以任何方式授權賴清德改變憲法！ 【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按照賴清德前三句話的表述，這第四句話的真正含義是：台灣和中國是兩個國家，互不隸屬！各過各的，互不干擾！民國不再說“反攻”大陸，中共國也不要再講“解放”台灣。 這四句話合起來所表達就是：中共國是主權獨立、合法的國家。台灣也是。中共國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決定，而台灣的事情由2300萬台灣人說了算！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配合中共消滅了中華民國！消滅了具有包括領土、主權等實質內容的中華民國。只是還不得不保留“中華民國”這個名稱而已！ 這是不加掩飾的兩國論，只是不敢講出：“台獨”兩個字的台獨宣告。在這一點上，中共國的解讀沒有錯。 賴清德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張膽的作這樣的宣告，是因為有繼續還在綏靖政策的迷霧裡徘徊的西方主要國家的背書。這些國家的許多政要至今沒有體認到中共對文明、民主和人類的危害，還把中共國看做競爭者和合作者，還有許多政要為謀私利而向中共輸誠！ 這一事實表明：光復中華民國的期望已經失去了光復的主體，繼起的中華民國只能是以大陸人民為主體力量重建的中華民國！而這一宏偉事業，不能指望指台灣當局和西方國家的主動推動，只能由奮起的大陸人民自己來承擔主要責任。 三、此時賴清德拋出兩國論對台海局勢的影響 賴清德的兩國論言論一出，輿論一片嘩然。有兩種主要的看法： 一方認為，兩國論將導致台海戰爭。因為中共已明確認定這是事實上的“台獨”，已經有了動武的理由，因此隨時都會武力侵臺。 另一方認為，賴清德的言論有西方諸國特別是美國的背書。中共不是美國的對手，因擔憂美國的武力介入，不會貿然行動。因此，只是喊喊口號，不會真正動武。口水仗還會繼續下去。 對此，我們的觀察和看法如下： 務實、柔性的台獨人士之所以敢公開亮出兩國論，他們在賭，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台灣有彰顯民主、自由的優勢，得到所有西方民主國家的認可，台灣的安全會得到西方各國的重視，尤其是美國在台海發生危機時會武力介入。中共不敢或不能武統台灣，務實、柔性的台獨就能安然度過危險期，逐步變成了既成事實。到了某一天，就可以以主權在民的名義，台灣最終就能順理成章的修改憲法，修改國號。在和西方各國討價還價，獲得種種台階可下時，中共在衡量武統和默認或承認之間的利弊得失后，很大的可能是默認或承認。…

文会附刊（11—– 4） 中华民国著名人士 张群————2 戴季陶———-8 陈果夫———12 陈立夫———14 严家淦———22 蒋方良———27 张知本———33 俞大维——–36 吴国祯——–40 卢作孚——–45 四大家族——48 蔡锷———–54 蔡元培———60 章太炎———72 梅贻琦———81 张伯苓———83 方振武———99 蒋梦麟——–104 黄自———-108 钱穆———-114 徐亨———-118——120 张群（1889年5月9日—1990年12月14日），字岳军，四川省华阳县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元老成员之一，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政学系的元老之一。   早年就读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中正为同学。1910年，蒋介石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士官学校，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师团当士官候补官。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二次革命后，张群流亡日本，并完成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于1915年夏毕业。后前往南洋，在当地华人学校教书。护国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上海，1917年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受黄郛帮助前往北京任职，加入国民军，随胡景翼进军四川。1926年败于吴佩孚。张群于是逃亡上海。 1927年起，先后任兵工署长，国立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上海特别市市长（1929年至1930年），上海市市长（1930年至1932年），湖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11月6日，张群在汉口召集四川各军驻汉口代表开谈话会，请各代表分电各将领于11月21日实行停战。 1935年12月到193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险被酆悌阴谋刺杀。1937年1月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外交部长张群。1月20日，外交部长张群接见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谈中日调整邦交问题。1月27日，张群告日本大使馆武官雨宫巽，调整中日邦交，应取消过去非造成之事实，避免今后引起纠纷之行动。2月9日，川樾茂访张群。2月13日，张群宴川樾茂。3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张群辞去外交部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张群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仲鸣任副秘书长。7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政会，会员75人，张群任秘书长。 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193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选任张群继任。8月2日，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本兼各职，特派张群继任，并免去其原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群本兼各职，任命王缵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0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国国民党方面三个代表之一参与国共谈判。 1945年11月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谈判避免冲突、恢复交通，政府代表将对中共10月30日所提四点提案之覆案交给中共代表；财政部派陈果夫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原任孔祥熙免职。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1月11日，国民政府令：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李济深、何键、张群、冯玉祥、宋子文、宋美龄、戴笠、康泽、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82人各给予忠勤勋章。 1947年1月9日，张群与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励、中国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会谈改组政府、恢复和谈等事。1月14日，蒋召见张群，商谈改组政府问题。1月15日，司徒雷登分晤张群及中共代表王炳南。1月20日，张群、陈立夫访中国青年党曾琦、左舜生等，吴鼎昌、王世杰、雷震访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励、伍宪子等，邀请两党参加政府；两党均表示须经党内讨论决策。 3月3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继访张群，商谈有关重庆、成都两地中共人员撤退问题。 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予以恢复设置，原设成都行辕撤销，所有业务归并重庆行营办理，特派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未到任前由张群兼任。 5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张群兼代行营主任。 1947年2月17日，重庆行辕主任张群在成都召集会议，讨论“进剿”川康民变武装，会后抵重庆称：已责成川康绥靖公署负责此事；西康民变武装5,000人集结于雅安以东数里之地准备发动攻击。 1947年4月，行政院改组，任命张群为院长，青年党、民社党人士与社会贤达，均加入行政院。4月23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广播施政方针：追求和平，恢复统一，完成行宪准备，突破经济难关，改善人民生活，并与各友邦和平相处。4月28日，行政院院长张群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商讨有关物价波动之对策。 5月1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在立法院例会报告施政方针。5月7日，张群在国务会议报告物价波动情形及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生活指数解冻问题。5月9日，行政院举行检讨会，决定调整公教人员待遇，解冻生活指数；张群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物价问题。5月10日，蒋与张群研讨经济、物价及加薪等问题；行政院物价委员会调整上海市工资。5月13日，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兼省主席张群辞职，以邓锡侯为主席；汉口、西安、广州、沈阳改为院辖市。5月14日，行政院会议决定，军公人员待遇自本月起增加85%。5月21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政府工作。5月27日，国民政府令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何应钦、兼代主任张群职；特派朱绍良为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萧毅肃为副主任。5月31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正式结束，遗留事务将由总署赈恤厅继续办理，救济部分移交社会救济会主持。6月4日，行政院举行会议，决议：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并设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之方案，其围包括三部分；省会设于海口。 7月5日，张群就“戡乱动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谋复兴”。7月7日，张群主持行政院赈灾会议，决议采取切实有效之救济办法，救济各地灾民；本年度已拨赈款252亿元。8月5日，行政院通令简化政治机构，其办法为：一、中央机关各院、部、会、处、厅应竭力裁并，凡所司职责相同者，不准有两个以上同时设立；二、中央在各省、市、县应尽量少设直属机构，凡委托地方政府执行之事，应由地方政府代行；三、省、市、县各机关应尽力裁并，以能行使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任务为限；四、事业机关虽其事业性质重要，但国库暂无力负担其事业者，应即撤销。8月13日，张群就外商投资工业问题发表声明称，外商可以直接投资之工业范围有：大型动力机、机床、汽车、机车、飞机、大船制造业；除政府独营之兵工厂、铸币厂、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外，中国政府对于外商与中国人合资举办工业尤表欢迎。8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该盟本年来在陕西、沈阳、成都、榆林等地被捕盟员，迄今尚未释放，而7月份又在桂林、南宁等地发生逮捕该盟盟员杨荣国、张毕来等10余人事件，特向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书面抗议。8月25日，行政院通令整饬县政，紧缩机构，充裕财源，减少县长兼职，慎选县役员吏。8月27日，国民政府暨中央各机关在国府大礼堂举行仪式，纪念孔子诞辰，蒋亲临主持，到于右任、戴季陶、张群、吴鼎昌、曾琦、吴铁城、白崇禧、邵力子、张厉生、陈启天等300余人。 9月2日，张群对美国记者谈魏德迈声明，谓有甚多事情为魏氏所不知，魏氏建议之改革办法正在实行；魏氏来华之结果，“将不致使中国政府之内政与外交政策有所变更”。9月5日，行政院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凡12条，规定：“凡愿遵照本办法脱离共产党手续者，应自动觅具妥实保证，依限申请登记”；“核准登记之人，得施以感训及劳役”；“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工作人员，潜伏后方”，不为登记之申请，“应由当地治安机关一律予以逮捕”；“共产党在各地组织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同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通过《节约监督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厉行节约消费之各项办法》：一、营业性跳舞决定在9月底前一律禁绝，以后问题俟禁绝后再议；二、私人使用汽车限制办法；三、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四、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五、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六、厉行节约消费检察办法。9月6日，12月20日，张群对美国记者谈话，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政策及对日和约所持政策迄今并无更改。 1948年2月，行政院院长张群宣布励行10项改革，以自助配合外援。5月18日，行政院举行最后一次政务会议，决定由行政院长张群领衔向国民政府提出行政院总辞职书。张群同时表示自己无意担任行宪后之行政院长一职。蒋偕夫人飞赴牯岭，召见孙科、张群、吴铁城等商谈国事。1948年被蒋中正聘为总统府资政。 1949年1月，蒋接见孙科、张群等，商谈政局。1月15日，蒋邀张群、陈立夫、王世杰及民社党、青年党领袖，对中共所提“和谈八条件”，交换意见。1月21日，蒋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1月28日，与陈立夫、郑彦棻同来溪口与蒋介石“度岁”。3月18日，在广州张群3月19日要回四川，他正抗拒何应钦压力，不肯接受政务委员职务，但称如果何坚持，他会接受，但会花很少时间在南京。4月2日，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于是晚离南京遄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交换和谈问题之经过情形。4月5日，张群再到溪口。4月7日，蒋介石同张群商谈，“准备对李宗仁坦直以利害”。 1949年4月25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发布通令；一、所有违反国家及人民利益，妨害社会秩序之言论行为，必须予以取缔。二、一切妨害生产，浪费物资及垄断兼并者，必须予以制裁。三、一切树植非法武力，扰害地方，或潜伏城市、乡村之各种组织，必须予以清除。 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9月3日晚，卢汉致电张群，表示愿至重庆，请派飞机至昆明相接。9月3日，张群打消辞意，自广州返重庆，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同行。9月26日，蒋和李宗仁恳谈当前局势，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12月7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 12月8日晨，蒋指示黄少谷致电张群告知刘文辉、邓锡侯自成都秘密出走，嘱其偕余程万、李弥、龙泽汇3位军长速返成都一行。下午4时，张群返抵成都，向蒋报告与卢汉会面情形。12月9日上午，复与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飞往昆明。“飞机在昆明被扣”。12月12日，张群由昆明脱险抵达香港。 12月16日到台湾，蒋于正午约谈，“聆取其在昆明被扣之详情”。 到台湾后，1954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57年9月，蒋中正派特使张群飞日本报聘。1963年5月，再度访日，与前首相岸信介、首相池田勇人及朝野人士商谈“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1964年8月，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衔命访问日、韩。在韩国时获总统朴正熙赠以一等树交勋章，并获韩国首尔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11月，任天主教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中华民国特使，会后访问欧亚中东十四友好国家。1966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67年8月，任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12月，任庆贺利比里亚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特使，顺道访问科特迪瓦，归途访问美国。1968年，获美国圣若望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1969年4月，任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71年3月，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名誉理事长；7月，获韩国成均馆大学颁赠名誉政治科学博士。1972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主席。3月，与秘密回台的台湾独立运动家辜宽敏会面，称台湾独立做不到，为辜氏所驳斥。5月，蒋中正以郑彦棻为总统府秘书长。8月，获颁一等卿云勋章。 1974年7月，夫人马育英女士病逝。1975年4月，总统蒋中正逝世，张群任治丧大员之一。1976年11月，连任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77年5月，获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颁赠荣誉文学博士。1978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79年5月，获颁中山奖章。 1980年六月，任中正纪念堂指导委员会委员。1981年4月，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82年3月，获中国文化大学颁赠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4月，好友、国画大师张大千逝世，任张大千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2月，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87年5月，百龄诞辰，蒋经国亲自颁赠张氏中正勋章一座。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总统，特派张群为治丧大员之一；7月，连任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1989年春，辞去国民大会代表职务。1990年6月，为张学良将军九秩诞辰，张群领衔发起，假台北圆山大饭店为其祝寿。 1990年12月14日，因肾功能衰竭病逝台北，享嵩寿102岁（虚龄）。著有《中日关系密录》等。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

网文转录　 　 朝圣石门坎(散文·上) ◎ 李元龙        　 知道石门坎，知道柏格理，完全源于一个偶然事件。 十多年前的一天，途经毕节太平桥时，看到一个废旧书报摊子上有几本书，便停下来，随意翻看着。其中有一本封面以灰色为主，兼有个欧洲风格“城堡”图案，作者是个外国人的书。我疑心这是一本西方式的侦探小说，但下方“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字样使得我我拿起书随便翻翻，看到了什么传教士，基督教字样。但决定我开口问问女摊主这本书要多少钱的，还是其中的“威宁”这两个字。 摊主喊价两元，我还一元，这本书就归我了。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的灵魂，被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王树德，甘铎理，高志华，尤其是柏格理，这些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在100多年前，带着献身上帝的精神，带着传播基督福音的虔诚，来到了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了中国最贫穷的贵州，来到了贵州最贫穷的威宁，来到了威宁最贫穷的石门坎。在西南地区，传教士们事无巨细，鞠躬尽力，做了大量的，有益于当地民众，能为上帝的荣耀增加光环的事情。 　 从细小的方面来看，劝诫人们戒烟戒酒，调解夫妻关系，规定婚姻年龄，救治吞服鸦片自杀者，为受到豪势、官府欺凌的苗族人挺身而出，为少年儿童种牛痘，等等，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创办学校，创办医院，创办麻风病院，发明至今尚在使用的老苗文等等，使得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创造了多个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第一：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据沈红《石门文化百年兴衰》） 不能不在此特别提到柏格理牧师，这位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公务员职务，23岁来到中国，在中国谈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呆了28年，最后，因为抢救石门坎伤寒病患者受到感染，在51岁那年，即1915年9月15日，永远留在了石门坎。还有高志华牧师，他是于1938年，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被歹徒杀死在学生宿舍外面。 天哪，这比那个仅仅因为某人一篇文章就弄得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白氏，不知伟大多少倍，并且，这样的人和事，几乎就曾经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竟然到了快四十岁时，才知道其人其事，虽然，这与官方的封锁和讳言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惭愧。 但是，受几十年无神论熏陶长大的我当时对宗教、对基督一点兴趣也没，我感兴趣的，是柏格理等传教士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地方何以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再一个感兴趣的，就是传教士，尤其是柏格里的个人人格魅力。 我随时关注着有关石门坎，有关英国传教士的信息。九十年代中期，在当地电视台得知：为了迎接甘铎理等传教士后代来石门坎瞻仰柏格理的坟墓，当地政府正在重建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柏格理、高志华坟墓。 为了知道更多有关柏格理等的情况，有一天，在遇上一个在当地从事少数民族资料收集整理的所谓离休“老干部”时，我向他打听起有关事宜来。其间，他说传教士“动机不纯”、“没安好心”等，我就与他争论起来。激愤之下，当时，我有可能说了些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和组织不敬的话。两三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位老干当时被气坏了，第二天，尚愤愤然的他跑到毕节报社，跑到组织部，跑到我工作的老干局，要求曝我的光，处我的分，开除我的工作籍，说是如此“反动透顶”的人，不能让他呆在党政部门吃党的饭穿党的衣还说反动话云云。 工作没有被开除不说，后来，我还范进中举般考进毕节日报社，当起了所谓的记者。 2003年的一天，一个也对柏格里很感兴趣的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在毕节一个书店买到了柏格理等著的《在未知的中国》，这是一本包含了我们早就渴望看到的《中国历险记》《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等的一本石门坎“全集”。立时，我来到书店，买了三本《在未知的中国》。我的打算，一本自己留着，两本留着有朝一日朝圣石门坎时，送给还记着柏格理，还对柏格理等传教士感兴趣的当地人。谁知道，围绕着这三本书，后来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的曲折坎坷，那样的令人唏嘘长叹。 读了《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更为柏格理等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除了介绍好几个人购买《在未知的中国》外，我还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那个组织对宗教很敏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领导”的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了一丝丝凉意。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2007年，两位头中的姓刘的那位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泪，还是愧悔的泪，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之“泪”。因为，2005年9月9日我落入文字大狱那天，是他让办公室主任把我引诱到他办公室，由某特殊部门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从那里带到省城监狱的。是的，他这篇文章的确是散文，有形无神的，名副其实的“散文”。 2005年，我和几个朋友说好，当年10月长假期间，我们朝圣石门坎去。 2005年9月9日，因为四篇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的文章，我落入文字大狱中，暂时不能朝圣石门坎了。 那本《柏格理日记》，后来出狱后方知，因为我在前言和后记中眉批了“反动话”，害得这本书也被“逮捕”到那个特殊部门，直到我出狱后，才去把它“保释”回来。 假话、鬼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说特说，真话、人话即使偷偷摸摸地说，还是被害怕真话、人话的人下到大牢里了。我的冤屈向谁诉说，我的灾难，谁能消弭？狱中的我，显得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2005年10月13日那天晚上九时许，身陷看守所，恐惧、绝望中的我突然想起了柏格理，想起了耶稣基督，想起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听我的，人不能救我，上帝可能会听我的，上帝可能会救我。于是，我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上帝忏悔我平生所有的罪过，倾诉我的遭遇，恳求上帝救我于倒悬，一边以从未有过的虔诚宣布皈依了基督。 是的，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宽恕，慰藉，得到了信心。我的心态自那天起，变得平和多了。就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在外面非输液不能好的疾病，在监狱里，竟然只吃两三次药，就令我感到神奇无比地好了。我完全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神的眷顾，拯救。 哈利路亚！ 我写信给妻子，请她将《在未知的中国》与其他书混在一起，送到关押我的看守所来，我需要从中汲取坚持真理，完善自我的勇气和力量。其他的书得到了，《在未知的中国》却落入了未知的，“绝对忠诚”中共的人手中。 转押到毕节看守所后，我再次写信让妻子给我送一本《在未知的中国》。第一次，《在未知的中国》被看守拒之于监狱铁窗外面了。显然，有人害怕基督，害怕真理。又过了数月，这本书终于穿破高墙铁窗，进入监狱，摆放到了我的面前。妻子和免费为我辩护的山东律师也曾经想送本《圣经》到监狱里来，都未能成功。所以，《在未知的中国》来到我的手上时，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将之作为自己狱中的圣经，我把《在未知的中国》通读了几遍。 2007年9月下旬，出狱刚几天的一天，我到贵阳看望在此读大学的儿子，以及拜望贵阳诸位关注过我的人们。没想到，这次贵阳之行让我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贵阳市委宣传部“异类”王大卫写的《中国石门坎》。从这本复印的书里，我得知了更多的石门坎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灰暗。 但是，我能查到的资料也好，张坦、王大卫等等的书也好，对于有关石门坎，有感关教士的一些细节，一些关键环节，有的语焉不详，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给回避了。有的，甚至是明显受到主旋律格调影响，有拾人牙慧之嫌。我不是批评，更不是谴责他们。东人达，沈红，张坦，王大卫，说良心话，以他们的身份和他们面临的大环境，他们已经为石门坎做了他们该做、能做的一切，他们是有良知，也是有勇气的人，是有责任感的真正的爱国者，是有使命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值得我尊敬。但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传教士的真相，想挖掘更多有关石门坎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我的灵魂需要净化。 我朝圣石门坎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二 我是于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即3月31日与几位友人踏上朝圣石门坎的路程的。我很虔诚的来朝圣石门坎，他们来玩。 由于我的敏感身份，由于我这支惹祸的笔，我的身份和真实姓名，都只好对石门坎党政部门的人们半遮起来，也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以下文中涉及人物，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只好将之隐去。 由于事先在他人嘴里和书上听到、看到过多关于威宁中水镇到石门坎这段四十公里路程过于坎坷的形容，所以，我脑海里通往石门坎的路总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的。但是，当我驱车行驶在这段路上后，我才发现，虽然将中水到石门坎的公路改建为柏油路的工程正在进行，这里一堆石头，那里一堆泥土，但是，路面却没有“成像”中的坑洼、沟槽，没有成见中的急弯，陡坡，路边也不见令人闻之色变的悬崖绝壁。我对同行者说，对于我这个当过驾驶兵，在云南原始大森林里开过“老乌鸦”——对老解放牌货车的谑称——的人来说，这样的路面，是很好的了。我还对他们说，这可能与人们的成见，以及与写有关石门坎书和文章的人大多来自北方有关，平原地方来的人，见了这样的路，不心惊肉跳才怪。 对于近视眼的我来说，在这条路上开车，最大的障碍是细雨和浓雾。细雨使得车辆与路面的附着系数大大降低，车辆容易打滑。浓雾则让驾驶人员难以提前判断路面情况和发现对面来车。但是，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是一个新手借来的，大家出于安全考虑，都纷纷力挺我开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途中，不断有工程车和客运小四轮驶过，显然，如果天晴路干，就是轿车，也能开进石门坎。正是这样的相对过得去的道路情况，40公里的路程，也就两个来小时，我们就穿云破雾，到达石门坎了。 车辆刚驶进石门乡政府所在地，路边一个风格显然与当地民居不同的红砖房，尤其是房子上“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的字样和房顶那个红色的十字架跳进了我们的眼帘。车上唯一来过石门坎的那位就说，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坟墓就在教堂右边山岗上。虽然雨还在飘，天也接近傍晚，但内心那股对柏格里等崇敬加悲壮的复杂感情还是让我想也没有想，就停下车，走进了教堂。 为了更好地了解石门坎，来此之前，我将《中国石门》等又翻阅了一遍，还在网上调集了一些相关文章阅读。所以，我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对同行人员说，这不是在原先的老教堂遗址上修建的教堂，而是一个澳门基督徒捐款，在新地址上修建的新教堂。工程修建过程中，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一度停工，后来不知如何解决的，好歹完工交付使用了。看管教堂的苗族妇女笑吟吟地给我们打开了教堂的门，坐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先行忏悔、祈祷一番，然后新奇而虔敬地参观着教堂里的一切。 完了之后，我们走上小山岗，来到了仰慕已久的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墓前。此前从书本上得来的“成像”里，柏格理他们的坟墓应该在对面的山上，坟头冲石门坎这边眺望着。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错了。柏格理的坟墓不在对面山上，也没有跟从中国人“向山”的陈规陋习，让坟头冲着一个开阔的方向，以期给活在世上的亲人带来什么好处之类。坟墓选址和坟头的方向，在我看来，好处就两个：一个是能让地下的人与他牵挂的人永不分离，再就是能让地下的他眺望着近在咫尺的莘莘学子。我是从《中国石门坎》里得知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尸骨早在文革期间，就被抛尸野外，至今不知所终的，因此泪水伴随着我整个的默哀和祈祷过程。最终，我将阅读《在未知的中国》等时多次出现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对着墓碑，冲着苍天喊了出来：…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                        （第五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 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孔識仁 林牧晨 任松林 孫  雲     天开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目录 【公民議政】 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辛灝年/03 反共復民宣言—————————————————公民聯盟/09 辛亥，一場偉大轉型的起點———————————–佚名/10 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六）———————————–黃吉川/13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公方彬/17 民國不是打出來，而是談出來的—————————–傅國湧/26 【先賢忠烈】 淚灑南嶽祭忠魂———————————————…

为完善不完美的中华民国 （参考网文选摘）  （一） 李满星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名校毕业的晏阳初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腹地引领、实施平民教育，不仅大批海归和学者跟随投身其中，且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皆受其感染和启发，也从东到西践行“上山下乡”，分头实施乡村建设试验，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四位知识分子，领头合力推进的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为挽救面临溃败的乡村社会立功甚巨，还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载入史册。   游学识“苦力”， 晏阳初大规模实施平民教育   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依然此起彼伏。就整体而言，直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中国乡村陷入愈来愈深的衰败，百姓贫困不堪，整个乡村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农户总数3.11%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达41.47%，占比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占比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占比61.4%的贫雇农则只拥有20.77%的土地。 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认为，中国自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本不固，则邦不宁。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 晏阳初，祖籍四川省北部的巴中市，出生成长于晚清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辛亥首义后的1913年，他23岁，在父亲支持下到香港求学，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赴美转入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欲求解国弱民困之道。1918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后，27岁的晏阳初横渡大西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法国华工营，成为一名志愿者。他教华工识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引燃了晏阳初头脑里理想的火种。他后来回忆，“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博学慎思的晏阳初在深入思索着。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中，2/3是苦力，世界上2/3的人口都是苦力，而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90%以上的人口也皆是苦力。 这封1918年的信，让晏阳初开始渐渐认识这些中国的“苦力”：他们虽然心身皆“苦”，但脑子同样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因缺失受教育机会，这种能量，没有被开发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这对青年晏阳初来说，其惊喜不亚于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他认为，中国的劳动阶层，长久以来被天然地隔绝在知识之外，被古今众多的劳心者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沁骨入髓，甚至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热血青年晏阳初，在这些“苦力”的身上，不仅看到自己未来的道路，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1919年，他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1920年从美国回中国前，这位既有深厚儒学功底又充分吸纳西学营养、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学子，就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当时，一般留学欧美国家及日本的“富二代”青年，回国后不沉下心做考察研究，不熟悉中国基本国情，只想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者多。晏阳初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进行的调查，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要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8000万学龄儿童，只有700万就学，90%以上的儿童失学。此外还有1亿多青壮年，因为战乱和家庭贫寒等原因，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以及虽然识点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进行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地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要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1922年2月，晏阳初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地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3月，他又组织起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于浙江嘉兴、山东烟台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两地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人数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的学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这种不懈的努力，使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取得了重大影响。 1923年，晏阳初到北平，在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都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心灵深受触动的郑锦毅然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一批博士下乡， 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海归”博士受其感召下乡，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扩大到农村治理，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于小处着眼：为减少饮用水途径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仅短短两年，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就开始有很大起色。 为了全力投身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婴儿离开繁华的北平，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他“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且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他有一段真诚的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晏阳初还说，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他作揖磕头让那些中外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一起完成使命。晏阳初说，“我一生在事业上的交游甚广，与事业无关的至好并不多”。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教育学硕士汤茂如、瞿世英（字菊农，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拓（美艾阿华大学农学博士）、郑锦（字耿常，画家，留日十年）等一批“海归”博士，受晏阳初这种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感召，果断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 直系军阀冯玉祥、奉系军阀张学良等，耳闻目睹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就，并受晏阳初复兴濒临崩溃的农村的执着精神感召，也看到他能身体力行做大事，都十分支持他，还邀请晏阳初给其军官训练班和“平教班”授课。 1929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大公报》青年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短短几天，他感到，定县试验区办事处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小小的新村，生活极简单、有规律，而极富有兴趣，有极简单的运动场、小小的医院、简单的图书馆。定县所见，让徐铸成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过去，徐铸成认为，用教育和社会下层改良的办法来救垂危的中国，太纡远、太空泛了；眼前的所见所闻，却让这个以前在大都市求学的单纯青年，立即改变了极其幼稚的观点。他相信，晏阳初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以及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才是“最前线之革命工作”。像晏阳初的这种试验工作，一步一步虽走得很慢，但进一步便是一步，得一分便是一分。 徐铸成寄回来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1月10日，《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还与晏阳初的“平教总会”合作，于1934年1月4日开始，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每月两期，后改为周刊，共出刊70期，为乡村建设事业搭建起舆论平台。 晏阳初在定县平教村治，泽被后世。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36年，日本的侵略步伐逐步加紧，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此时，已人到中年的晏阳初，以完备的规划、过人的胆略，将村治稳步推进到县政府这一层级，实施新政。他撤销了将近2/3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来参与政府工作。   筹办乡村师范，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就在北方的平民教育开始起步时，早前追随晏阳初的陶行知，则在南方开始筹办乡村师范，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后辗转杭州学医，但因为不是基督教徒而受歧视并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此间，他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撰写《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学市政，半年后便追随在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这位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期望寻找一条能有效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 他早在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就敏锐地发现中国乡村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学到的理论，和国内惨痛的教育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决心教育救国，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他们在全国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在他的努力下，1925年3月，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师资短缺成了最大问题。陶行知与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调查研究沪宁沿线的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乡村师范学校得到批复时，恰逢1927年元旦。而这也就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陶行知无比振奋，在《我们应当向谁拜年》中动情地写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无不来自乡下，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吗？”而下乡拜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乡村教育。 1927年3月，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成立，陶行知明确提出培养：（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开学典礼当晚，陶行知与其他几位客人就睡在稻草铺就的“地毯”上，同卧的竟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为“牛大哥”。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后来，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示范作用彰显， 乡村建设运动遍地开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分别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其乡村建设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梁漱溟曾应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同时期也效法晏阳初、陶行知，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以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成功。1931年，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世以来，由于战乱不已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他在邹平实验县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将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 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还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当年随同梁漱溟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他们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在农村执着地播下理想的种子。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贷款或贷良种棉籽，收棉时还款，“科农贸”结合，造福一方。当时吸引了大量前去参观的外宾和要人，能得到其一捆棉花或一包棉籽，都被视作极大的荣耀。 比晏阳初小3岁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2月，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短短三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了峡区匪患后，决心摸索出一套治理峡区的根本之策。鉴于峡区范围内山多田少，土地所出仅敷农家三个月生活所需的现实，卢作孚经过细致调查与缜密思考，提出“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20世纪30年代初，黄炎培在《蜀游日记》中写道： 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在八九年前，（北碚）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唤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北川铁路1934年建成通车后，不仅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大人物纷至沓来，且有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关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滑翔机表演，还去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曾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试验。 晏阳初引领，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分头实施，众多知识分子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改造试验，不仅受到当时政府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晏阳初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时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他还曾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二） 王欣瑞…

文会附刊（11—-1）2024.5.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回顾民运的文章两篇 朱虞夫 温定凯 ====================================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源流漫谈 林牧晨 一。五四运动 追溯中国民主运动之源，一般都会想到五四运动。一百零五年前的五四运动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还对其后约半个世纪的中国有多方面的影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殖民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创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变革。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则是继政治体制变革之后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的必然历程，好比一部交响曲第一乐章主旋律的变奏，而“五四运动”则是其中的一段华彩，亮丽炫目，却也包含着不和谐的杂音。 中共为掩饰自己匪帮的本质而故意夸大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重点是把它歪曲成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并不断利用一种极左的“五四秘笈”以鼓动颠覆中华民国的各种动乱。中共篡夺江山成功之后，长期把自己描画成“民主”的领导者、孙文的继承人，这种将魔鬼扮美女的鬼蜮伎俩却也迷惑了不少人。但中共又必须防止民众了解五四运动的真相，必须防止民众真的趋向于民主主义，必须防止民众把“造反有理”玩真的，所以在“改开——松绑”的同时强调“四项原则”，并着意淡化了对五四运动的注意，也极力避免提阶级斗争，生怕民众起来造中共官党特权阶级的反。为此，厘清五四运动的历史真相，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课题。 二。鸣放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1956—-1957年的反右运动，只知道有55万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而倒了大霉，却少有人知道因“反右”而被“错划”、受迫害者有三百万之多，少有人知道鸣放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真知灼见的“右派言论”击中了中共的要害，令中共不得不“反击”以自保。而且，“反右”中还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民主运动志士，他们不但在思想言论方面走在历史的前端，而且已经着手于叫板中共政权的组织化行动。一批志士为此牺牲了生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林昭。  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份子；1960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68年处死。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年处死。 追溯当代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源流，可以认为它发端于1956—1957年，在中共高层发动的“鸣放”运动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形成了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林昭等人。由于信息封闭，他们当年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的事迹将会广泛流传下去并成为对中共最后审判的见证。 三。造反运动 中共发动、引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的社会浩劫。其“冲锋队”是一批“红五类”红卫兵。然后引出了遍及各地区各行业的“造反”运动，呈现出1966年底至1967年底的“造反”热潮。这种“奉旨造反”的“运动群众”不乏相当比例的“群众运动”：当时，三五个普通人就成立一个组织并不少见。绝大多数人“造反”只是随大流瞎起哄以表明自己“站队正确”，或许还能捞到些好处，例如充当什么“脱产人员”等等。许多“造反派”、“保皇派”成员也和红卫兵一样干了不少迫害他人的坏事。总体上，“造反派”是充当了毛共马前卒角色，类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然而，“御用造反运动”中也衍生出一类含有真造反的萌芽： 1.通过揭发、批斗“走资派”，中共管理体系的权威遭到空前的蔑视和打击，民众空前的“大胆”无疑是对统治集团的威胁，所以中共镇压造反派是必然之举。 2.通过自建、自管组织，甚至实行组织内民主选举，使异化的“大民主”又异化出一类真民主的萌芽；中共专政的本质当然不容民众自行组织，镇压是必然的。 3.经过“一月风暴”、武斗，大批造反派成员具备了与统治阶级成员、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强势集团相抗衡、斗争的“实战”经验教训，有可能成为后辈用以民主革命的“祖传秘笈”。 文化革命的严酷事实也促使更广泛的各界人士觉醒。在红色宗教猖狂至极的喧嚣后面，是无数人低声的痛骂和诅咒。可以说，文革前的民众基本上没有“犯上”意识，和北朝鲜的奴民相去不远。文革之后，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犯上”的言论竟成为许多“小圈子”的时髦，若不是毛死和其后的政变，中国很可能爆发反共的民主革命。 四。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的“长街送灵”、其后的铁路列车标语事件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向毛党红色教廷示威。毛死前的1975—-1976年间，中共面对呼之欲出的反对派简直束手无策，抛出的“批林批孔批宋江”之类“决策”全都成为被冷嘲热讽的闹剧。四五运动中的诗句“扬眉剑出鞘”成为最受热捧的口号，反映出按捺不住的造反意愿。十月政变被许多人说成是“第二次解放”，逻辑上是把共产党同比于49年之前的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人能认识到1949年的“解放”恰恰是共和制被颠覆、党朝奴役的开始，1976年的政变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悲惨现实。 四五运动于当天深夜被暴力镇压，1976年的“中国人民”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民国国民”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天安门前的两次事件结果也就无法相提并论。 1977年4月27日，上海华东师大员工王申酉被突然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枪杀。罪名是“不杀对不起毛主席”。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赣州市工人李九莲被定为“反革命”，在赣州被处以极刑。 1978年4月30日，为李九莲翻案的标志性人物钟海源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前活摘器官。罪名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中共夺权以前就是杀人无数的黑帮，执政后的中共暴力专政机器对民众更是从不手软，而且根本无须顾忌法律，凭一纸“公安六条”之类的“红头文件”就可以虐杀无辜，百万千万地杀，从无一点悔悟，甚至视为打江山坐江山必行的第一功业，至今依然。 五。78–79民运 许多文献将78–79年的民主运动定位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式开端。 许多文章指北京西单“民主墙”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也有文章认为论运动的深度和延展度，上海更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代表性。 1978年11月中旬，上海人民广场出现民众自发的聚谈，人数从十几个人到上百人不等，“聚谈“内容有：批评文化革命、反映社会不公、议论高层人物等等。不出一个月，很快发展成几千、上万人次的热点，并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张贴这些文字的”民主墙“主要地点有两处：人民广场、淮海路。在人民广场东北角的墙上张贴文章的有傅申奇（振兴社）、张汝隽（实践者）、胡安宁（孺子牛）、乔中令（又及）、杨周、张先梁、滕沪生、徐兆等，吸引许多人围观、传抄。在淮海路茂名路口张贴文章的主角是陈乐波，他的文章篇幅不长却如点穴般直击政治问题的要害，引起许多关注时政者的重视。另外还有王名画、秦双月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不少人评论：上海的“民主墙”之丰富多彩，实属仅见。 从12月份起，文革中期回沪知青和文革前下放人员为回城举行的请愿、集会、游行也为1978年底的民主风潮助长了声势。两股洪流交织，有时也产生矛盾和负面影响，例如后来突发的共和新路旱桥下阻拦火车的突发事件等等。知青和下放人员形成的“维权运动”关系到几百万上海市民家庭的切身利益，也令许多市民对民主运动予以关注和支持。 1979年初，一批“民主墙”骨干发动了人民广场的大型集会，一月八日晚上达到高潮，据估计超过二十万人次。（次日【解放日报】登出有关报导，将参与人数“浓缩”至三万。）此后，民众自发创办油印刊物形成新的热潮，上海有【民主之声】、【海燕】、【科学民主报】等民刊，有“人权协会”、“民主讨论会”、“民主学社”、”青年经济学会“等组织，还有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上海的集会、标语、刊物中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说法，例如：”毛泽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上海一千万人民绝不饶恕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该死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等等；显然，78–79年上海的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以往，将民主运动推向一个直指专制根基的新阶段。 中共曽一度首肯“民主墙”，曽力图以“招安”等手段化解民主运动对统治者的威胁，而最终以“四项原则”、“三六通告”、“九号文件”等黑帮手法镇压了持续近三年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六。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延展 1982年冬，以王炳章为首的海外中国学人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而后又建立了民运组织。其骨干力量多数是78-79民运和89民运的参与者。其主导思想主要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主张促动中国大陆的“体制内改革”。其成员分布于香港、澳门、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地区、日本、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地，也促进了国际民主人士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六四血腥镇压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对中国反共力量的支持，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自然也就列入国际民主阵营。 空前声势浩大的89民运以血腥镇压收场，使许多人脱离了“体制内改革”的思维框架，转而思考革命之路。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明显地分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其分水岭就是对中共政权的态度：是认同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期待中共自我改造、变革、更新；还是否定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性、认定必须以革命将其彻底铲除。 显然，中共无法容忍海外反共革命派的存在，因而不择手段地加以渗透、控制、瓦解；甚至不惜使用黑帮手段，例如越境绑架王炳章并判以无期徒刑，原因就是王炳章于2000年开始大力宣传以革命改变中国，并且阐明了以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可行性路径。 七。六四血案三十五年回顾 1986年因“反自由化”激起的学潮被视为89民运的先声。19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动的学生运动很快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支持和参与。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反官倒、反贪污、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这些诉求反映出运动的主体——-学界的软弱性质，与当年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相呼应，大有“新公车上书”的态势，内中少不了换上“改革派”人物掌控大局的期望。由此，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游行中打出拥护四项原则的横幅、把蛋击毛像的志士扭送专政机关、等等不堪举措，也就不难看出底蕴了。 诉求不高的89学运其实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而恰恰是六四镇压把运动定格在与专政对垒的高度。民众在六四抗暴中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豪气震动了世界，加上“坦克人”的形象、蛋击毛像的壮举和面对天安门矗立的民主女神像，使89民运从改良层面提升到对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层面 。六四之血历史地扭转了人民对中国党朝的认同惯性，官民敌对、军民敌对从此成为绝大多数人应有的共识。这是一条极其严苛的分界线，许多原先期望中共进行民主变革的人士对“体制内”彻底绝望，明知中共一定会对民众大开杀戒，以后就再也不能轻易上街，必须采用对敌斗争的策略进行艰苦的搏战。然而许多原本很积极的改良派人士“识时务”地退却了，他们无法不顾虑薪资福利、名誉地位，无法不认同长辈颠覆民国镇压异己的红色家世，无法不认同自己在体制内努力了半辈子的成就感，无法拒绝官党特权给与的好处，无法冒险迎受党朝随时可以施行的惩罚。许多人内心明白地不忌讳“自甘堕落”或“躺平”，就是忌讳革命。这种状态其实毫不奇怪，它反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必将来临之前的惶恐，恰如辛亥革命前夕大批满清贵胄移民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共权贵向海外的移动就很说明问题。六四也让官党特权统治阶级加固了他们的信念：心要狠，手要硬，对民众、对民主、对真正的革命绝无妥协退让的余地；一旦专制崩溃，民主制下必将依法清算权贵们的罪恶，如江泽民所说：一旦翻船，我们都得掉脑袋。所以，六四之后再也不存在“党内改革派”，习近平全力推行红色法西斯化与红色一神教就势在必行、势将愈演愈烈，直至逼迫革命爆发。 六四三十五年了，当我们纪念那个血腥的日子，为亡灵哀悼的同时，是否想过：当年死于非命的赤子们如果重生，他们是否会懊恼当初为什么不懂得中共是凶恶的敌人，竟然自以为“人民军队”绝不会对“爱国学生”开枪！早知道官民之间是敌对关系，就不会幼稚地迎向枪林弹雨，至少也得有点讲究对敌斗争策略的常识！所以，总结经验教训，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而且，世人皆知，“见好则进，见坏则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方合常理。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把死棋走活，或者双方都有活路，避免你死我活，更不要彼活我死或双方都死绝。我们所说的民主革命决心铲除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夺人性命。须知九千万中共成员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死心塌地充当专制打手者只是少数。 八。党和政府 49年之后，有林昭等人曽参与最早的组党活动。 79年民运时期，大陆多处有过组党活动，结果都被镇压。 以民运人士为主体的1998年组党运动，反响不小，损失惨重，大批组党人士入狱，其中如李旺阳等许多人被害逝世。 中共当年曽鼓吹民主、攻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轮到中共执政，便痛下杀手，灭绝异己党派组织，并制作了几个花瓶党忽悠世人。 中共实在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它非但是与政府并列的双重权力机构，而且是凌驾于政府、凌驾于法律的强权势力，它口口声声“党和政府”，等于宣示党才是实在的政府，甚至一党独大的实质就是否定政府、反对政府。它毫无顾忌地声明自己就是独裁，就是反对民主制度，就是无法无天。所以，反共民主力量与中共的关系绝不是面对一个政党，而是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暴力犯罪机器。 所以，大陆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面对大陆根本不容政党存在的现实，它并没有把自己摆放在政权争夺、生死搏斗的棋盘上，有的只是承担道义的光荣牺牲，却毫无可能作为政党以竞选获取执政地位或在野党的合法空间。对比之下，海内外有一些人宣示建立政府，尽管毫无真材实料甚至荒腔走板，却也算意识到了一点玄机。…

廣東省聯絡人  徐英朗 王炳章的老朋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早期成員 黃花崗起義徐氏家族後裔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聯絡電郵 yinglongtsui@gmail.com

中国之春文会 第四期   《中国之春》杂志是由王炳章等人于 1982 年底创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产专制的刊物，并由此而在 1983 年召开了“中国之春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产生了海外第一个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中国之春】成为民联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与中国民主阵线合并，组成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民联阵），【中国之春】即由民联阵负责主办。此后，【中国之春】受组织系统的变动等因素影响，最后于 2004 年停刊，几经周折，今由原民联阵成员（包括 社长,董事，主编等）及几位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资深骨干同声合意，准备捐资重启【中国之春】，更新为【中国之春文会】印刷版，该正式出版物将通过全球发行，并拟更新宏旨，扩展格局，让新版【中国之春文会】成为以文会友、交流政见的公众平台，以顺应“时代革命”之潮流，以宣传光复中华民国之伟业。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并精选汇编系列资料和文选。尤其是以专题彰显忠烈英杰的事迹。殉道者的血历来是复兴的火种，会激励后继者满血复活中华之魂。让我们在光复中华民国的历史潮流中重新出发，以谦卑仁爱之心，昭告乡亲父老，认祖归宗，承前启后；以勇毅坚韧之志，呼唤同仁道友，犁庭扫穴，风云聚会；以应浩荡壮阔的时代革命洪流！ 中国之春文会  2024年 3月8日 印刷版 目錄 【公民議政】 為什麼要光復中華民國大陸———————————- 李   明/ 03 繼往開來 重建民國—————————————–  公民聯盟/10 2024年元旦祭旗——————————————-  梁惠民/18 中華民國的歴史意義—————————————- 黃吉川/23 對民國道路的一些錯誤認知———————————- 鄔萍暉/32 臺灣的大選與中國的選擇———————————— 林牧晨/37   【民國歷史】 辛亥革命首義三烈士—————————————–資料彚編/39 上海光復中，商團是重要軍事力量—————————–張   化/41 金門大捷的歷史意義—————————————–曾建元/45 「中華民國」國號是誰命名的？——————————-喬姐供稿/45 傾家蕩產搶救民國歷史—————————————佚   名/55   【王炳章特寫】 我的哥哥王炳章-76年的歷程———————————王玉華/57   【憲政議題】 紀念中華民國行憲日—————————————–傅申奇/59 憲政簡介之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