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政府国会

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家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元首，并无实权，政党内阁才具有实权。因此，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首先便欲以陆征祥内阁取代国民党员唐绍仪内阁，以便将内阁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过，此举遭临时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兴起的倒阁风潮后来以国民党员赵秉钧出任总理，进行组阁才告一段落。赵秉钧虽为国民党员，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心腹。8月，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决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各省及地区推选，参议员在各省区中分摊，众议院按每80万人口产生1名的比例以复选制选出，不足800万人口的省份仍须选举10名议员。国会拥有立法权，根据这两部法律规定，宪法草案应由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拟定，而袁世凯企图剥夺国会的制宪权，便欲另立宪法起草机关，以便其操控，制定一部扩大总统权力的所谓“强国宪法”。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以杨度、汪荣宝等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13年3月3日向参议院提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这也遭到参议员的否决，从而打破了袁世凯的企图。除此之外，北京参议院还在财政、官职审定、外交等方面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都打破了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的企图。

在1912年底至次年初的议员大选中，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参众两院中占据392个席位，国民党的组阁势必进一步威胁袁世凯独裁的美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并支持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在竞选中取得优势，但此时已是四分五裂。

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在北京开幕。4月26日，当参众两院选举正副议长时，宋案公布，查知国务总理赵秉钧参与此案的铁证，许多议员亦怀疑袁世凯与此案有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同时，上海审判厅票传赵秉钧到案，但赵未到案，袁世凯也横加阻挠该案的审判。4月27日，袁世凯政府又与五国银行团进行二千五百万磅善后大借款的协商。5月5日，众议院以229票的多数否决了该案，但是袁世凯不顾国会的反对，强行借款。7月，国会又发现袁世凯于4月20日背着国会向奥国秘密借款。从此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冲突日益加剧。5月20日，袁世凯又背着国会与沙俄签定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特权。这也遭到议员的质问。国会开幕以后，由于宋案、借款等问题，未来得及制定宪法。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开成立会。委员会在天坛制定了宪法草案，称“天坛宪草”。袁世凯指使黎元洪会同十四省都督联电上先选总统建议书，又诱致另一些人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在五日之内草草完成了总统选举法，并规定大总统权限在正式宪法形成之前参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在没有国家宪法的条件下，在军警、地痞、流氓的武力威胁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嗣后，袁世凯企图取消对大总统权力的限制，这都遭到国会的反对。袁世凯不甘心，以“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为由，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省军政长官随即纷纷主张解散国民党，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解散国会。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开，次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先后代之以御用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颁布了《咨询政治会议救国大计令》，为其彻底解散国会提供依据，并且据此设立约法会议。在约法会议上，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通过了《参政院组织法》和《立法院组织法》，通过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得大总统的职权和任期与皇帝无异。参政院正副院长和参政均由袁世凯任命。通过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变更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成真。

1916年6月，袁世凯倒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国会。1917年5月，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中国是否参加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矛盾，引发府院之争。由于国会反对内阁的参政方针，段祺瑞指使皖系军人向国会施加压力，并组织人包围众议院会场，辱殴议员多人。5月19日，国会表示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的提案，并呈请黎元洪免除段祺瑞总理之职。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特任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段祺瑞前往天津，策动各省军阀联合反对黎元洪，并诱使张勋的辫子军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12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夭折。

张勋复辟后，在黎元洪离京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接着，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平张勋。1917年8月，段祺瑞重新执政，他以再造民国的功勋自居，决定废弃旧国会，以“临时参议院”代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于是南下广州，于8月25日组建“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参加广州国会的多数是从北京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旧国民党议员，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称为国会非常会议。翌年6月，非常国会决定继续召开第一国会的第二期常会，为凑足法定人数，将未到会的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1920年底，粤系将桂系逐出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复会，并于1921年4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段祺瑞并未急于恢复解散的国会，而是接受了研究系的梁启超的建议，先成立临时参议院，并规定了议员选民资格，为接下来的新国会做准备。研究系欲借此重建政党政治。而段祺瑞则收买皖系政客，先是在1918年3月8日，由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宅成立“安福俱乐部”，欲操纵国会选举。后来王揖唐又在临时参议院当选议长，安福系在临时参议院中的势力大增。1918年8月12日，新国会在北京开幕，此时的国会因别于民国元年的旧国会而称。由于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施金钱，广拉选票，取得330个席位，研究系遭皖系排挤，只得20席位。安福系大占优势，因此，这个第二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国会也结束了。

1920年10月24日，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军政府，服从北京，徐世昌于是宣布全国统一，并于月底，下令各省重选议员，召集新国会。但遭到多方反对，只有苏、皖、鲁、晋、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举行众议院选举。这些新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因政局动荡，“新新国会”一直未能召开。1922年，直系战败奉系后，欲召集旧国会，“新新国会”反对无力，遂告夭折。

1922年4月，直系进京，吴佩孚为独揽大权，否定孙中山、徐世昌的法律地位，便否认非常国会与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打出“法统重光”的旗号，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来“统一全国”。并决定捧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解散的第一届国会。黎元洪于6月11日进京复职，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不过，国会恢复后，在法统上便发生了严重争执。后来，邹鲁、谢持等被孙中山召回南方，组织对陈炯明的讨伐。国会正式采用了“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的名称。1922年10月11日，国会举行第三期常会，虽标榜制定宪法，但终因议员到会人数不足而“流会”。会上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宪法会议规则》，此举是为了使议员出席达到法定人数。

1922年11月，国会受曹锟指使发起弹劾亲吴佩孚的“好人内阁”，又借“金法郎案”动摇黎元洪的地位。1923年6月，曹锟发动政变，对黎实行逼宫夺印，致使部分议员南下，国会停顿。曹锟为了摄取总统宝座，高价贿选。1923年10月5日，在曹锟的高压与利诱下，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举国哗然，纷纷谴责国会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彻底垮台，第一届国会随之结束。后段祺瑞出山主政，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设临时参政院。段祺瑞为颁布宪法，规定制定宪法由两个机构进行。一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一为国民代表会议，负责议决宪法。后因政局恶化，国民代表会议陷于流产，宪法未能产生，正式国会因此也为成立。从此，民国无国会。

国会是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建立议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为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追求并努力践行的。然而，虽清廷被推翻，民国也建立，但在封建专制思想依然浓厚的近代中国，国会的运转举步维艰，不是被利用，便是被解散。民国肇建十多年来，国会虽是欲求民主共和的精英们与封建军阀斗争的场所和武器，然而最终却被任意蹂躏，西方的代议制在中国成了个畸形怪胎，脆弱的国会见证了中国民主共和历程的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