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修訂版）

⽬录
第⼀部分
切饼与分饼：民主、⾃由、⼈权、法治的理念 (1～42问）
第⼀问：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第⼆问：民主理念是什么？
第三问：什么是民主制度？
第四问：政体、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设计？
第五问：民主制度第⼆个要素是什么？
第六问：民主制度其它⼏个要素是什么？
第七问：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什么？
第⼋问：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是什么？
第九问：民主的“硬件”与“软件”
第⼗问：民主运动追求的⾃由是什么？
第⼗⼀问：对于⾔论和表达⾃由的补充
第⼗⼆问：⾏动的⾃由包含哪些内容？
第⼗三问：什么是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
第⼗四问：⾃由是⽆限的吗？
第⼗五问：政府与个⼈⾃由的关系如何？
第⼗六问：社会整体⾃由度的概念
第⼗七问：⼈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第⼗⼋问：“天赋⼈权”的概念
第⼗九问：⼈权的范围有多⼤？选择政府也是⼈权的⼀种吗？
第⼆⼗问：⼈权具有普遍意义吗？如何看待中共⿎吹的“相对⼈权”论？
第⼆⼗⼀问：⼈权的某些本质问题
第⼆⼗⼆问：什么是⼈权意识，如何提⾼⼈们的⼈权意识？
第⼆⼗三问：对“公民⾃觉地捍卫他⼈、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权”的说明
第⼆⼗四问：⼈⾝⾃由与安全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第⼆⼗五问：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权记录如此恶劣？
第⼆⼗六问：单单就中共迫害⼈权的⾏为进⾏谴责，是改善中国⼈的有效途径吗？
第⼆⼗七问：什么叫法治？它与法制有什么不同？
第⼆⼗⼋问：对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陆法系)两种法律体系的说明
第⼆⼗九问：对“法⽆禁⽌即⾃由”的说明
第三⼗问：法治与⼈治的区别
第三⼗⼀问：法律都是制裁坏⼈的。这种理解是否有偏颇？
第三⼗⼆问：什么是“法律⾯前⼈⼈平等”？
第三⼗三问：司法独⽴的重要性
第三⼗四问：“⼀切法律之中，以程序法则为优先”是什么意思？
第三⼗五问：美国⼈总是想出各种办法限制政府滥权的原理是什么？
第三⼗六问：“游戏规则”的说法
第三⼗七问：如何增强整体社会的守法意识？
第三⼗⼋问：法治与⼈权和⾃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法治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是又什么？
第三⼗九问：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暴⼒”的评价如何？
第四⼗问：“平等”和“博爱”两个概念，在当代民运中有何意义？
第四⼗⼀问：民主制度与平等的关系如何？
第四⼗⼆问：什么是多元的理念？

第⼆部分
探讨：中国为何尚未没有实现民主(43～52问)
第四⼗三问：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统治的原因
第四⼗四问：中国的民族性只适于专制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吗？
第四⼗五问：中国缺乏基督教的传统，是民主未能实现的⼀个原因吗？
第四⼗六问：经济决定论站得住脚吗？是否先要发展经济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第四⼗七问：社会结构的理论，民主政治未在中国形成的原因
第四⼗⼋问：儒家思想、农业经济、皇权专制的互相维系阻⽌中国实现民主和现代化？
第四⼗九问：⼈的因素与客观因素在民主政治建⽴的过程中的作⽤
第五⼗问：多数⽼百姓不关⼼民主，也不知什么是民主，故⽽中国民主不可能成功？
第五⼗⼀问：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原因何在？
第五⼗⼆问：中国必将⾛向民主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第三部分
驳奇谈怪论(53～64问)
第五⼗三问：民运⼈⼠是在制造动乱吗？
第五⼗四问：怎么看待“稳定压倒⼀切”？
第五⼗五问：共产党垮了后，没有另外⼀种政治⼒量可以替代吗？
第五⼗六问：怎么看待民运的⼒量？
第五⼗七问：⽴法院打⽃说明民主不好吗？
第五⼗⼋问：怎么看待现代民主社会也有很多弊病？
第五⼗九问：与专制制度相⽐，到底民主制度有那些好处？
第六⼗问：对“中国⼈最好搞开明专制”的看法？
第六⼗⼀问：东欧、苏联专制解体后，经济上遇到很⼤的困难，所以政治改⾰不能搞？
第六⼗⼆问：要搞中国式的民主，不要美式的、英式的民主？
第六⼗三问：有民主思想的⼈应当进⼊共产党内部去实现民主？
第六⼗四问：共产党先实⾏民主，然后再考虑社会上的民主？

第四部分
民运的⼿段与策略(65～82问)
第六⼗五问：民主运动以什么⼿段达成⽬标？⽤和平演进，还是⽤⾰命？
第六⼗六问：民运⼀定成功吗？什么是民运的双赢前途？
第六⼗七问：⾰命将造成社会的巨⼤损失吗？
第六⼗⼋问：⾰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第六⼗九问：体制内的改良与体制外的⾰命有什么关系？可否相互转化？
第七⼗问：在民主运动中，激进派和温和派如何相处？
第七⼗⼀问：什么是泛民主的概念？它会起到什么作⽤？
第七⼗⼆问：泛民主运动是民主思潮的产物，还是泛民主思潮的产物？
第七⼗三问：江泽民搞上海帮，克林顿也搞阿肯⾊帮？
第七⼗四问：民主运动发展、壮⼤、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第七⼗五问：民主运动的⽬标、路线是什么？民运的理论又是什么？
第七⼗六问：领袖和⾻⼲在民运中的作⽤如何？
第七⼗七问：什么是组织？在群众运动中，组织的作⽤是什么？
第七⼗⼋问：民运成⽴政党的⽬的是什么？⼀般性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有什么区别？
第七⼗九问：建⽴⾰命性的政党，如何避免重回专制的⽼路？
第⼋⼗问：在民运中，策略的重要性如何？
第⼋⼗⼀问：政治反对派的作⽤⼀定是反对吗？可不可以有建设性的建议？
第⼋⼗⼆问：民运经费如何筹措？

第五部分
民运合法⽃争的⽅式与策略（83～85问）
第⼋⼗三问：民主运动运作的⽅式，合法⽃争指的是什么？
第⼋⼗四问：选举的⼀些细节
第⼋⼗五问：在合法⽃争中，双⽅可能进⾏对话和谈判。民主派在这⽅⾯应注意什么？

第六部分
关于体制外的⾰命运作（86～104问）
第⼋⼗六问：体制外的“⾮法”⽃争有哪些⽅式？
第⼋⼗七问：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搞地下组织？
第⼋⼗⼋问：在出版、印刷、散发民运宣传品⽅⾯，有什么好⽅法？
第⼋⼗九问：对中共党、政、军的宣传渗透如何进⾏？
第九⼗问：如何对中共党、政、军、特、警⼈员进⾏渗透和策反？
第九⼗⼀问：对军运⼯作的构想
第九⼗⼆问：如何进⾏⼯运⼯作？有没有简单明确的动员⼜号？
第九⼗三问：对农民运动的具体设想
第九⼗四问：对组建城市⼩分队和城市游击队的问题的构想具体化
第九⼗五问：对攻占⼀个城市的构想
第九⼗六问：“惩治罪⼤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是否包含恐怖⾏动？
第九⼗七问：如何惩治罪⼤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
第九⼗⼋问：对有⾎债的中共恶霸予以正法的⼿段，是否可以包括暗杀？
第九⼗九问：炸药准备⼲什么⽤？
第⼀百问：如何离间中共⼲部、军队？
第⼀百零⼀问：关于策划军事政变的设想
第⼀百零⼆问：什么叫武装起义，它与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有什么不同？
第⼀百零三问：如果有了游击队，如何开展游击战？
第⼀百零四问：如何解除⼈们对“专制—⾰命—专制”恶性循环的疑虑？

第七部分
国体、台湾、⾹港和西藏问题（105～107问）
第⼀百零五问：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第⼀百零六问：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第⼀百零七问：⾹港的问题解决了吗？民运⼈⼠解决⾹港问题的⽅案是什么？

第⼋部分
⾰命观和理想国(108～117问)
第⼀百零⼋问：你反复提到⼈民有⾰命的权利，⾰命乃天赋⼈权。你的⾰命观是什么？
第⼀百零九问：对“⾰命”定义的明确
第⼀百⼀⼗问：有⼈⼀谈⾰命就很害怕，好像又要“流⾎”了。怎样解除这些⼈的顾虑？
第⼀百⼀⼗⼀问：中国⾰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第⼀百⼀⼗⼆问：⾰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第⼀百⼀⼗三问：关于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
第⼀百⼀⼗四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第⼀百⼀⼗五问：是不是在⾰命成功后要把中国带向美国的道路？
第⼀百⼀⼗六问：民主⾰命成功后，是否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第⼀百⼀⼗七问：多少年来，我都认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请问你的理想国是什么？
民间增订版附录
附录1: 157
王炳章博⼠简介
附录2:
⾟灝年：当代中国民主⾰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致中共⽆期囚
徒王炳章博⼠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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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我根据多年从事民运的经验和教训，整理出了⼀个⼩册⼦，包括了民主运动运中常见的⼀百多个问题，从理论到实际运作都有，定名为《民运⼿册》。 《民运⼿册》的初稿今年元⽉份写就之后，曾在民运界⼩范围内征求意见(后来获知，知名的电脑杂志《⼤参考》将这份初稿⼴泛发到国内)。
在最初的“编写说明”中，我明确表⽰，这只是⼀个初稿，很多问题并未形成最后结论，并就下⾯三问题公开征求意见： ⼀，哪些提法不妥？ ⼆，哪些⽴论不对？ 三，漏掉了什么问题？ 这清楚地表明，我的原意是想⼴泛容纳各⽅意见，真实地反应当代民主
运动的全貌，使《民运⼿册》成为⼀本集体的作品，以更为切合实际，更为实⽤。
在今年元⽉份，我成功地突破中共封锁，秘密闯关回到国内。
我也向⼀些国内民运界的朋友们散发了《民运⼿册》初稿，以征求国内民运的意见。国内外不少民运朋友认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向他们表⽰感谢。 但是，没有想到，这份尚在征求意见阶段的初稿，竟遭到⼀些⼈的误解和⾮议。个别⼈抓住个别词句，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我的原意进⾏批判，有意回避《民运⼿册》的实质和中⼼内容。为此，很多民运朋友建议，应尽快出版《民运⼿册》，以便使那些听到《民运⼿册》，但有误解的⼈⼠，能够⼀览全貌。另⼀⽅⾯，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各界的确期待⼀本参考性的⼿册性读物尽快问世。
在此《民运⼿册》正式出版之际，我想把我的编写初衷再明确⼀下： 第⼀，它仍然是⼀份不成熟的《⼿册》，希望各界朋友继续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 第⼆，所谓《⼿册》，应简明地包罗万象。有些并不代表我个⼈的真正意见，但做为《⼿册》，亦应收集在内。我是学医出⾝，像编写《医疗⼿册》，在列出某⼀疾病的治疗⽅案时，会把⼀切可能的⽅法都包含进去。
但是，这并不代表编写者⼀定喜欢使⽤每⼀种⽅法。使⽤哪种⽅案治病，由读者⾃⾏选择。
2
变⾰中国的专制社会，是⼀个巨⼤的⼯程。中国得了专制⼀病，在诊断上，⼤家看法⼤致相同。但在变⾰⽅法的选择上，莫衷⼀是。尤如临床会诊，每个医⽣都同意该患者得了癌症，可在治疗上，各有⼰见。有的主张动⼤⼿术，有的主张⽤药物保守治疗。有时，谁也说服不了谁。变⾰中国的专制恶疾，有主张改良
的，有主张⾰命的；有⼒主合法⽃争的，也有主张不承认专制恶法，⽽应采取⾮法⼿段的。做为《民运⼿册》的编写者，我有责任将这些不同的⽅式都编写进去。 从初稿到正式出版之间，印尼爆发了⼈民⾰命，迫使独裁者苏哈托下了台，印尼正步上民主的
轨道。印尼形势的转变，更加坚定了我的民主⾰命的理念。 我从不隐瞒⾃⼰的观点和偏好。在编写中，⼤家可以察觉到我的鲜明观点。对于⼀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我接受朋友的劝告，在出版成书时，做了必要说明。现在，既然《民运⼿册》已经正式出
版，我希望今后⼤家引⽤时，以此版本为准。
——王炳章，于⼀九九⼋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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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切饼与分饼：
民主、⾃由、⼈权、法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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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定义
⼀问: 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答: 民主的题⽬很⼤。我们谈民主，⾄少应分为两个层⾯来讨
论。⼀是民主理念， 即理论部分，我称为“软件”部分。⼆是民主制度，即实践部分，我称为“硬件”部分。不知你问的民主，指的是民主理念呢，还是指民主制度？
民主理念
⼆问：原来，民主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请您先谈谈民主理念好吗？
答：民主的理念⾄少包含三个要素：第⼀， 政治上⼈⼈平等。你看过选举吗？投票时，国家元⾸投⼀张票，普通⽼百姓也投⼀张票。计票时， 两张票的价值是⼀样的。国家元⾸虽位⾼权重，却不能以⼀票顶⼗票。这是政治上⼈⼈平等的⼀个例⼦。不管你是国家元⾸， 还是部长，或是普通⼯⼈、农民、知识份⼦，⼤家在政治权利(注意：不是权⼒)上，在法律⾯前，应当⼀律平等。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和举⾏政治集会的权利等。落实在选举上， 就是⼀⼈⼀票， ⽽且， 每票的价值相等；另外，选举时， 应该是⾃由竞选，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荐，或被推荐为某⼀民选公职的候选⼈，如区、乡、县、省、中央级的⼈民代表(或称议员)，县长、省长，直⾄国家元⾸。
在美国，⼈⼈可竞选国会议员，⼈⼈可竞选总统。中共⾃称也搞民主， 但在选举时， 中共⼀⼿操纵。候选⼈全由中共钦定。你要⾃荐为候选⼈， 与中共钦定的候选⼈竞争， 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不论选上选不上，都可能遭受到中共的打压和迫害。最近，陕西⼯⼈赵长青，⾃荐参选基层⼈民代表的选举，这是中共法律中明⽂规定的公民权利。岂有此理的是，赵长青竟然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和关押。这是典型的专制，岂能称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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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权⼒来⾃⼈民，或称主权在民。国家元⾸的权⼒(注意：不是权利)很⼤，省长、部长的权⼒很⼤，县长、警察局长的
权⼒也很⼤，但这些权⼒是从那⾥来的呢？是谁给的呢？在⼈类刚刚出现时， 本来没有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集体抵抗⾃然灾害的需要， 由于集体⽣存、防卫的需要， 由于维持群体基本秩序的需要， ⼈们组织起来， 形成雏形管理机构， 逐步演化为健全的政府。因此，政府是⼈民创建的， ⼈民选择的。政府的权⼒， 是⼈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订的， 也不是少数⼈授予的。或者说， 政府只有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 才能⾏使统治的权⼒。政府的职能是保护⼈民，⽽不是欺压百姓。别说欺压百姓，就算政府⼯作做的不好，⼈民(选民)都可以，⽽且应该推翻或更换政府。定期、公平、⾃由竞争的选举，是⼈民选择，更换政府的⽅式之⼀。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个要素是：服从多数⼈的决定(或称服从多数⼈的统治)，保护少数⼈的权利。前⼀句好理解。多数票选了你当村长， 你就是村长。少⼀票，就不能当村长。后⼀句，即保护少数的问题，要多做⼀些解释。⾸先，多数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多数⼈的⼒量⼤，少数⼈欺压不了他们。需要保护的，是少数⼈。最少的少数，是⼀个⼈。保护少数⼈的权利，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的基本⼈权，包括政治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理念的真正内涵是保护少数，⽽不是服从多数。⽐如，有⼀百个⼈，其中九⼗九个⼈做出决议，处决⼀个⽆辜的⼈。这是多数⼈的决定，但这不是民主，这叫多数暴⼒，或叫多数专政；在选举时，少数⼈选败了，但其基本权利应充分收到保护，如⽣存的权利、⾃由发表⾔论的权利、下次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多数⼈保护了少数，实际上就是保护了⾃⼰。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 但在另⼀个问题上， 可能是少数；今天是多数， 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少数。不明⽩多数应该保护少数，到后来反遭灭顶之灾的例⼦⽐⽐皆是：如法国⼤⾰命时的雅各宾派⾸领罗伯斯庇尔，就曾挟“多数”之势，以“公意”的名义，处决了⼤批异⼰份⼦，连著名⾰命家丹东都未能幸免。后来，罗⽒被“请君⼊瓮”，⾃⼰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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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倡导，孙中⼭博⼠⼤⼒宣扬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三原则，是上述理论的体现。民有，指的是政府的权⼒来⾃⼈民，政府权⼒归⼈民所有。民治，指政府由⼈民治理，由⼈民监督。民享，指的是政府的⽬的是造福于⼈民，为多数⼈谋福利。
民主制度
三问：那么，什么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规定下来的，以确保民主理念得以实现的政府权⼒结构及政治运作规范，或俗称“游戏规则”。民主制度⾄少包括如下⼏个要素：
第⼀，政府最⾼权⼒的分散与制衡。邓⼩平曾嘱咐赵紫阳，搞政治改⾰不能搞“三权分⽴”那⼀套。邓⼩平还批评过美国的“三权分⽴”是什么“三个政府”，说这种形式不好，互相扯⽪，没有效率。其实，最⾼权⼒的分散与制衡，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硬件结构，缺之，就不叫民主政体。邓⼩平对三权分⽴的批评，说明他对民主政治乃是⼀⽆所知。为什么要将权⼒分散开来，并加以制衡？我曾⽤“切饼与分饼”的⽐喻， 把这⼀深奥的政治学原理，通俗地表达出来：有⼗个⼈， 有⼀块饼，⼤家分着吃。如果找⼀个⼈，他既切饼，也分饼，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可能先把饼切成⼗块，九块是⼩的，⼀块是⼤的。然后，由他⼀⼈来分。他有可能分给别⼈九块⼩的，⾃⼰留下那块⼤的。这就导致了不公平。如果将游戏规则稍做调整，结果就⼤不⼀样了。试想，我们找两个⼈，⼀个专门切饼，另⼀个专门分饼，即把切饼与分饼的权⼒分开。这样， 切饼的⼈就想了：假如切的⼤⼩不⼀，分饼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的⼀块怎么办？为了防⽌得到最⼩的⼀块， 切饼的那位只有⼀个办法，就是将饼切成均匀的⼗块。你看，分权的结果，导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结构中，负责切饼的，即制定利益分配准则的，是⽴法机构。各国叫法不⼀，或议会，或⽴法院，或下院，或⼈民代表⼤会等，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执⾏分饼的，是⾏政机构，有称总统府的，有称国务院的，有称内阁的，等等，其职能是执⾏法律。司法权独⽴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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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特别重要的设置。假如切饼的和分饼的互相勾结，专把⼩块的饼分给⽼百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时，⽼百姓需要⼀个裁判(法官)主持公道，并有控告切饼者和分饼者的权利， 让他们交出侵占的利益。这个裁判/法官，必须是独⽴的，不受⽴法机构和⾏政机构的左右。否则，⽆法公正的判案。裁判机关，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和审判裁决的权⼒。
在这⾥不妨插个⼩曲，我的《切饼与分饼》⼀⽂发表后，著名政治学者严家其对我说: “⽂章写得很好，它使我想起三年困难时期分饭的事。当时下乡，吃⼤锅饭。分饭时，⼤家制定了⼀个规
则，⼀⼈⼀碗， 选⼀个装饭的。装饭的那个⼈，要等每个⼈拿完之后，取最后的⼀碗。这样，他装饭时， 就会尽量均匀。”那时，严家其还并⾮政治学者，但⼤家已知权⼒分散的道理。装饭的权⼒在⼀⼈，分饭的权⼒却不在他，⽽在⼤家。其实，中国早就知道权⼒分散与制衡的道理。如管理钱时，会计与出纳分开，互相制衡，这是我们中国⼈的发明。分管钱，与分管权是⼀个道理。
在上古时期的中国，部落酋长会议(⽴法机构)与最⾼统帅(如尧、舜)的权⼒是分开的。尧、舜只司⾏政和军事指挥权。⽽且，最⾼统帅也是推举产⽣的。因此说，民主并⾮共产党所说的，是什么西⽅的玩艺⼉，权⼒制衡也不是西⽅最早发明的。中国早就有这些。我们现在只是把它挖掘出来，发扬光⼤就是了。所以，搞民主，不是西化。真正在中国搞过西化、俄化的，恰是中共本⾝，是中共从西⽅搬来了马列主义，祸害了中国。
话说回来，接着讨论权⼒的分散与制衡。⽴法上，讲究公平。因此，⽴法⼈员⼈数要多，⾯⾯具到，照顾到代表性。⾏政上，讲究效率。因此，要充分授权，操作明快。
司法上，讲究公正。为求公正，法官要消除顾虑，秉公判案。具体的说，就算国家元⾸犯法， 也要铁⾯⽆私， 将其置罪。为此，各国都想出了⼀些办法。如美国，法官为终⾝制，⾏政⾸长，包括总统，不得罢免之，以此消除其丢官的恐惧。另外，法官被授予⾼薪，⽤⾼薪养廉将⾦钱⾏贿⽽判案偏颇的可能性压
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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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或政府的形式成设计
四问：为保障权⼒的分散与制衡，政体，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设计呢？
答：纵观世界的民主政府、政体、或称政府形式，⼤致分为两⼤类：内阁制与总统制。内阁制的特点是，先选国会议员(⽴法者)，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多数派组成⾏政班⼦(内阁)， 推举总理， 任命各部部长。内阁成员， 即各部部长，可从议员中挑选，也可从⾮议员中挑选。重要的⼀条：司法权完全独⽴于议会与内阁。这样看来，内阁制是两权半分⽴的设置。内阁制的范例是英国和⽇本。总统制与之不同，总统制是三权分⽴。议会操⽴法权，总统领⾏政，总统任命的总理及部长，不得兼任议会议员。与总统和议会⿍⽴的是最⾼法院，掌司法之权。美国和俄国，是总统制三权分⽴的样板。
当然， 还有混合式民主政体， 如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内阁制。内阁制与总统制，各有优劣。内阁制下，执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执政党的政策易于变成法律，议会配合总理运作，⾏政效率较⾼。总统制下，执政党不见得掌握议会中的多数，如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总统。议会可制肘总统， 降低其⾏政效率。但在另⼀⽅⾯，议会制衡总统，总統犯错率就会降得更低。总之，最⾼权⼒愈分散，效率就愈低，国家整体犯错率也就愈少，⾛弯路的机会就愈⼩。各国应根据⾃⼰的国情，寻找⾃⼰的平衡点。⾄于中国适合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将有赖于进⼀步探讨。
值得⼀提的是，中共整体表⾯上也有三权：议会(⼈民代表⼤会)、国务院、最⾼法院。但实际上是⼀权，中共⼀党专制，控制⼀切。⼈民代表⼤会只是橡⽪图章，最⾼法院只是中共打击异⼰的⼯具。因此，有了形式上的三权分⽴，并不⼀定建⽴起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还有赖于其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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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第⼆个要素：军队国家化
五问：你刚才提到，民主制度要有五⼤要素，你才阐明了最⾼权⼒的分散与制衡⼀个要素，请问，第⼆个要素是什么？
答：第⼆个制度上的要素是军队和武装⼒量国家化，军队效忠于国家⼈民， 不属于，更不效忠于某党某派。军队不⼲预政治，不介⼊政争。军队的职能是保卫国⼟，抵抗外侵，保卫⼈民的⽣命财产。 这些，都要在法律中规定下来，并加以实施。如果军队是属于某⼀政党的⼯具，该党就可能⽤之镇压异⼰，民主只能成为⼀句空谈。中共⼀再强调党要指挥枪，是对民主化的反动。同时，也暴露了他内⼼的虚弱。“⼋九民运”如果没有军队的⾎腥镇压，中共政权的解体是必然的结局。有鉴于此，中国的进步⼒量应利⽤⼀切管道，做军队的⼯作，对之进⾏军队国家化的宣传教育，并做个别军官的⼯作。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让军队站在⼈民的⼀边，⾄少要保持中⽴。惟此，中国民主制度的建⽴才有希望。
民主制度第三個要素: 多党制
六问：民主制度还有其它⼏个要素，请问是什么？
答：民主制度的第三个要素是多党制。多个政党公平竞争，互相监督。你⼲不好，就下台，让别的党试试看。西班⽛在佛朗哥时代结束后，开放了党禁，步⼊民主制度。⼀时间，冒出了成百上千个⼩党。但不久，就形成了两⼤政党掌控局势的局⾯，其它⼩党影响⼒不是很⼤。台湾开放党禁后，也有类似情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政党乃代表某⼀群体的利益。社会上的最⼤的两个经济利益群体，⼀是劳⼯阶级(劳⽅)，⼀是有产阶级(或称投资阶级，资产阶级，资⽅)。两⼤经济利益集团，则会推出两⼤政党，
分别代表⾃⾝的利益。美国的民主党，⽐较倾向于劳⼯阶级、少数民族和⼥性选民。共和党则倾向于投资阶级，在移民及少数民族问题上，⽐较保守。英国的⼯党及很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较象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及德国的基督教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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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较似美国的共和党。也就是说，社会上最终形成两⼤倾向性的政党，在当今时代是难免的。其它⼩党，或代表特殊族群(如加拿⼤魁北克党，代表以独⽴为诉求的法语系族群)，或代表特殊的利益团体(如德国的绿党)。
综观当今民主国家，多是由两⼤政党轮流执政。形成这种局⾯的原因是两党政策的左右摇摆，整个社会在左右摇摆中获得平衡。⽐如，社会民主党(或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推⾏偏左的路线，⽐较多些照顾劳⼯阶层的利益，如增加最低⼯资，强化医疗保险，增加失业⾦、救济⾦、养⽼⾦等。在社会这种左摆的情况下，专吃社会福利的懒⼈增加，投资者因负担加重⽽将资⾦转向国外投资，失业率上升，社会⽣产⼒衰落，国际竞争⼒削弱。久⽽久之，整个社会将被左倾福利政策拖垮，⼈民⽣活⽔准反⽽下降。七⼗年代新西兰和澳⼤利亚曾发⽣过这种情况。这时，改⾰呼声即起，保守思潮回头，执⾏右倾政策的政党便会上台。右倾政党随即纠偏，执⾏倾向投资阶层利益的政策，如放松政府对某些项⽬的投资管制，出售国有企业，⿎励投资，减少税收，削减福利等。如此，投资增加，就业增加，懒⼈减少，社会⽣产⼒提升。但是，如果右摆过了头，就会导致贫富悬殊，劳⼯福利得不到保障，⽼弱病残得不到照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下次选举，⼴⼤的劳⼯选民就会把左倾政党请回来，社会再向左摆。就这样，社会在左右摆动中获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左右政党的政策差距渐趋缩⼩，但其倾向性还是可以察觉出来的。左右两⼤政党虽主宰政局，但⼩党仍有活动空间和作⽤，本书不拟讨论这⼀课题。
将来，中国会出现⼀个类似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党，倾向劳⼯阶层。与之对⽴的，是另⼀个倾向投资阶层利益的⼤党，类似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多党制的好处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是，它使执政党励精图治，不能胡作⾮为。别说贪污腐化，就是政绩不佳，选民也会在下次选举时，将你轰下台，换上其它政党。
中共在改⾰开放后，特权横⾏，贪污成风。其原因是多⽅⾯的。其中之⼀，是⼀党专政，如果有另⼀个政党监督、制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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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代之的可能，中共这个执政党就不会这么肆⽆忌惮了。当然，⾔论、新闻⾃由的监督，司法的独⽴也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多党之间的公平竞争，让选民⾃由选择，是民主制度不能缺少的要件。
民主制度第四个要素：周期性选举
七问：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什么？
答：民主制度的第四个要素，是周期性选举制度，即定期举⾏各级政权的公平选举。曾有⼈问⼀位美国的社会学者，美国什么东西值得他骄傲。这位学者回答说，我们能够每四年选出⼀位总统。这句话极其平常，但又极为发⼈深省。的确，世界之⼤，国家之多，有⼏个国家的⼈民能够象美国⼈民⼀样，定期的、公平的、公开的、⾃由的、毫⽆恐惧地选择⾃⼰的国家领导⼈呢？
民主选举⼀定要公开、公平，不能由某党、某派包办和操纵。
如总统(或称主席)的选举，应该每个⼈都有权竞争这个职务。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每次都有⼏位不⼤知名的⼈⼠，登记为总统候选⼈。虽然选不上，却成为民主制度的见证和民主理念的润滑剂。选举要定期，这是另⼀项重要的游戏规则。执政者⼲得不好，选民下届换⼈就是了。这就需要定期的选举。
⼋问：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是什么？
答：民主制度的第五个要素，是法律保障下的⾔论⾃由。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曾说，如果让他在⼀份独⽴的报纸与政府之间做⼀选择，他会选择前者。可见，他对⾔论⾃由是多么情有独衷。
美国宪法第⼀修正案明⽂规定，国会不得⽴法限制⼈民的⾔论⾃由。请注意：美国宪法并不象中共宪法那样，规定⼈民有⾔论⾃由，⽽是规定政府不得限制⼈民的⾔论⾃由。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原则。信仰基督教的美国⼈民认为，⾔论⾃由等基本⼈权是上帝赋予的，是天赋的，是与⽣俱来的，是不⾔⽽喻的，根本⽤不着法律的赋予。后来，为了强化对⾔论⾃由的保护，才⽴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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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政府，不得⽤任何形式限制⼈民的⾔论⾃由。这样，就有了双保险。
为什么民主社会如此重视⾔论⾃由呢？因为，选民总觉得，把权⼒交给某些⼈(政府官员)，是不⼤放⼼的。⽽⾔论⾃由，包括出版⾃由，是监督政府最有效的武器，以防⽌官员为⾮做⽍。在民主社会，新闻出版界被称为第四权，与⽴法、⾏政、司法权并⽴。新闻记者被称为⽆冕皇帝。政府官员，上⾄总统，下⾄公务员，均逃不出新闻⼈员及闪光灯的监督。任何寻私舞弊，贪赃枉法，⽴刻会暴露在光天化⽇之下。涉⼊⽔门事件⽽触犯法律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新闻界(尤其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的穷追猛打下，被迫辞职的。事隔⼏年，华盛顿邮报举⾏百周年报庆时，⼤批美国政府官员抵会祝贺。⽩宫的代表致词说，⼀提到华盛顿邮报，只有⼀个字可以形容⼤家的⼼情，那就是⼼中“怕怕”。
⼀句话，引起哄堂⼤笑，但幽默中，也着实反映出民主政府的官员对新闻界的敬畏。的确，在民主国家，⾼官⾏为不检点，被新闻界修理⽽搞得灰头⼟脸、甚⾄丧失仕途者，真是不计其数。前⽩宫克林顿总统的幕僚长，坐公家飞机私⼈度假；前加拿⼤国防部长出⼊⾊情场所；都没有逃出新闻记者的眼睛。
⾔论⾃由又被引申为表达⾃由。正是⾔论⾃由具有如此巨⼤的威⼒，民主社会对⾔论⾃由、表达⾃由的保护⼀直不遗余⼒。著名的焚烧美国国旗事件、维吉尼亚某⾼中学⽣拒绝起⽴唱国歌事件，曾喧闹⼀时，最后，肇事者均判为⽆罪。法院在宣判书中，引⽤宪法第⼀修正案，宣布：⼈民有权焚烧国旗，有权拒唱国歌，这是表达⾃由，政府⽆权⼲涉！真是掷地有声，杰佛逊九泉之下当会含笑。
反观我们中国，别说烧国旗，就是说句中共当局不受听的话，不知多少⼈为此含冤⼊狱，家破⼈亡。现在，经济上开放了，但⾔论⾃由上不敢开放。有⼈会说，现在⼈们什么都敢讲，为什么说没开放呢？只是在朋友⾯前讲讲⽽已，在⼩范围内发发牢骚，骂⼀骂，不叫真正的⾔论⾃由。真正的⾔论⾃由，指的是发表和出版的⾃由。像我这样的⼩册⼦，能够出版，才叫真正的⾔论⾃由。为什么中共不敢开放发表和出版的⾃由？中共特权们⼲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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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太多了，暴了光，他们的权⼒宝座还能保的住吗？积极促进⾔论发表和出版的开放，是民主运动的⼯作之⼀。
民主的“硬件”与“软件”
九问：你刚才提到民主的“硬件”与“软件”的概念，可否说明⼀下？
答：理念和制度，犹如电脑的“软件”与“硬件”，是互相搭配的。
“软件”是程式，只有搭配相容的“硬件”，“软件”才能⼯作。同理，民主的理念，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像“主权在民”、“政治上⼈⼈平等”、“服从多数，保护少数”这些理念（软件），在中共专制的体制下，别说实现，就是宣传⼀下，也会受到迫害。反过来，专制的理念，如什么“党指挥枪”、“四个坚持”⼀类，在民主制度的“硬件”中，亦⽆法运⾏。我要指出的是，民主运动不能只是停留在宣传理念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要以建⽴民主制度为⽬标，即完成“硬件”的⼯作。
在某种意义上讲，设⽴“硬件”(制度)的⼯作可能更为重要。雅典⼈创建了民主制，但缺乏⼈权观念，以致外邦⼈、妇⼥和奴⾪没有公民权。美国⽴国之初，建⽴的是三权分⽴的民主政体(硬件)，但很多民主的理念并未实现。例如，妇⼥和⿊⼈没有选举权(超过应有选民的⼀半)，⿊奴的基本⼈权得不到保障。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否认它是民主的政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妇⼥和少数民族表⾯上都有了选举权，但决不能以此否认它是专制制度。
权⼒分散、互相制衡的民主政体(硬件)确⽴后，即使某些民主的理念⼀时不能完全实现，它却给未来实现这些理念，奠定了基础。
如同电脑，“民主硬件”组装完成后，相容的“民主软件”随后慢些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组装的是“专制硬件”，写多少民主的“软件”也是徒劳。因此，结束中共的⼀党专制，建⽴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是民运的⼯作重点。我也要提醒⼤家，中国的民主政体建⽴之初，民主理念的实施，可能会有不理之处。这不⽤急，应允许有⼀段时间的软硬件调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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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追求的⾃由
⼗问：请问民主运动追求的⾃由是什么？
答：谈到⾃由，⼈们都会想到“不⾃由，⽏宁死”的名句及“⽣命诚可贵，爱情价更⾼，若为⾃由故，⼆者皆可抛”的名诗。为了⾃由，多少⼈抛弃⽣命，牺牲爱情，写出了⼀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由，的确是民主运动追求的⼀项崇⾼⽬标。
⾃由及⾃由主义的概念似乎⼀直是讨论不完的问题。在这⾥，我试图跳出学术讨论的圈⼦，把问题简单化，通俗化，将⾃由⼤致分为四个⽅⾯来讨论。
第⼀，思想、精神上的⾃由。第⼆，⾔论及表达上的⾃由。第三，⾏动上的⾃由。第四，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即争取⾃由的⾃由。
先谈思想与精神上的⾃由。⾃由是相对拘束⽽⾔，思想与精神⾃由，不仅是⽆拘⽆束的思想和思考，⽽且是⽆忧⽆虑的思想与思考。问题看来⾮常简单,其实不然。在中共专制下⽣活过的⼈，⼤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虽然你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但是，⼀旦想到中共整⼈的残酷，就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其实，中共就是有意在制造这种恐惧感，并利⽤⼈们的恐惧感维持其统治。所以，所谓思想与精神⾃由，⾸先是免于恐惧的⾃由。
⼀九七九年⼗⽉三⽇，我从北京机场出发，负芨留学。⼀直到飞机起飞，确切⼀点说，当飞机飞出国界抵达卡拉奇时，我才松了⼀⼜⽓：终于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在此之前，⼀直有种恐惧感，⽣怕在最后⼀刻被没收护照、拖下飞机。后来，我了解到，很多出国的⼈都有相同的感受。
⼀九⼋⼆年，我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我⼀所⼀所⾛访美国的⼤学，发动留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不少留学⽣愿意和我交谈，但条件是：只能单独见⾯。因为，他们担⼼周围有中共的⽿⽬。你看，即便在海外，⼈们都感到脱不出中共的魔⽖，这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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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精神上的恐惧感何其深也！据统计，在中共专政下，中国⼈精神病的患病率远⾼于世界的平均值。这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恐惧导致的后果之⼀。民主运动就是要创建⼀个民主⾃由的社会，使⼈们在思想上、精神上享有免于恐惧的⾃由。
谈到这⾥，我想到旅居纽约的两个北京⼈的对话：
甲：美国纽约有什么好，出门担惊受怕的，怕被抢，怕被偷。
⼄：这是你⾃找的。
甲：怎么讲？
⼄：你可以呆在家⾥不出门。或⼲脆搬到乡下⼩镇去，那⾥没有偷，没有抢。
甲：你在纽约也被偷抢过吗？
⼄：有过⼀次。
甲：那你为什么不搬离纽约呢？
⼄：我爱纽约。我在这⾥有被偷被抢的危险，但这是⾃⼰选择的，怪不得别⼈。⽽且，⼩⼼⼀点可以避免。还有，你不觉得吗，这⾥也含有平等的因素。富⼈、穷⼈、当官的、⽼百姓，⾛在街上，被抢的机率，被偷的机率，是相等的。说不定，富⼈更危险些。
甲：⾼论！⾼论！难道你在纽约为的就是享受这种平等吗？
⼄：这是负⾯的平等，还有正⾯的平等，那就是机会，发达的机会。每个⼈在这种机会⾯前也是平等的。那你为什么要呆在纽约呢？为什么不回北京呢？
甲：在北京不如这⾥⾃由⾃在。
⼄：对了。在这⾥，你不见得发达起来，但你会有⼀种⾃在的享受。你可以随意想，随便说，随便⾛。我不否认，你我出门，都怕被偷、怕被抢。但你我避免了⼀种更⼤的恐惧：那就是，因⾔⾏不慎⽽半夜警察到你家抓你的恐惧；那就是半路上中共便⾐把你带⾛的恐惧。⽽且，这种恐惧是你躲不掉的，是不平等的。
很多⼈看过《北京⼈在纽约》，为什么纽约那么乱，这些北京⼈还舍不得纽约？他们愿意在纽约艰苦地挣扎，原因之⼀就是享受这种精神上、思想上免于专制恐惧的⾃由。
在精神和思想的层⾯上，还有⼀种⾃由，是民主运动所要追求的，那就是免于被洗脑的⾃由，免于被强⾏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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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宪法第⼀修正案还有⼀条：政府不得制定国教，即不得强⾏向⼈们灌输某种意识形态。
⼤家知道，中共是强⾏向⼈民灌输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这种灌输从幼⼉园就开始了，⼀直到⼩学、中学、⼤学，直⾄⼯作、死亡。你不接受这种灌输，就是“反动”，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它灌输的，是马列⽑思想。这是⼀种“观念暴政”，是设置“思想牢笼”，是⽐⾁体牢笼更可怕的东西。有⼈或许会说，现在已经没⼈相信那⼀套说教了。⾔下之意，不必过分理会它。不对！不要⼩看“思想牢笼”的作⽤，中共灌输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且，还有⼀套思维⽅式，即⽃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式。看看周围的⼈，包括民运⼈⼠，或多或少都受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争式的、对抗式的、⾮⽩即⿊式的、封闭式的、⾮理性式的、不信任式的、⽆神论式的、惟我独尊式的、⽆游戏规则式的、对⼈不对事及阶级对⽴式的思维到处可见。在民运内争中，中共式的“残酷⽃争、⽆情打击”的影⼦随⼿可见。所以说，中共统治中国的结果，不仅仅破坏了经济及⾃然资源，最糟糕的，莫过于对⼈⼼的毁坏。⽽且，毁坏的，不只是⼀代两代。
因此，我们要建⽴的民主政体，是⼀个开放的政体，我们要建⽴的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们有选择⾃⼰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由，即免于被强⾏灌输⼀种意识形态和⼀种思维模式的⾃由。
⾔论⾃由只受⼀种限制
⼗⼀问：对于⾔论和表达⾃由，刚才你已有所讨论，请问还有什么补充吗？
答：略做⼀点补充，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在现代民主社会，⾔论⾃由和表达⾃由近乎是绝对的。之所以如此，乃基于如下理念：婴⼉⽣下来，即哇哇哭叫，即有丰富表情，这是造物主赋予的，是与⽣俱来的。任何⼈⽆权剥夺这种⾃由与权利。⾔论⾃由只受到⼀种法律约束：不能捏造事实和有意中伤。否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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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诽谤。在现代民主社会，你出版什么，印刷什么，任何⼈⽆权⼲涉，甚⾄出版物不必向政府登记。
⼀九九六年，好来坞出了⼀个影⽚，描述美国最黄⾊的杂志《好⾊客》创办⼈的故事。该杂志极为黄⾊下流，其创办⼈⼀⽣官司缠⾝。⾸先，政府告他的杂志低级下流，伤风败俗。法院以宪法第⼀修正案为依据，判他⽆罪，捍卫了他的出版⾃由。后来，他发表了⼀篇⽂章，描写⼀个知名的神⽗(卫道⼠)和他的母亲乱伦的故事，⽂章极其淫秽。但他在⽂章的末尾加了⼀句：本⽂纯为虚构。杂志出版后，舆论⼤哗。神⽗不堪受辱，⼊秉法庭，告其诽谤。结果，神⽗败诉。这两个案⼦，均引起了各界极⼤的关注，因为，这是对美国⾔论⾃由的考验。虽然多数美国⼈不喜欢他的黄⾊杂志，甚⾄不喜欢他这个⼈，但在法院判决后，⼤都表⽰满意，并松了⼀⼜⽓。⼤家明⽩，连这种异端的⾔论都受了保护，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呢？保护了这种异端⾔论，就等于保护了千千万万⼈的⾔论⾃由。这⾥，涉及到⼀个“权利意识”的问题，在讨论⼈权观念时，再详加说明。
当然，我们并不⿎励出版黄⾊杂志，更不⿎励青少年接触淫秽之物。但其涉及的，绝不是黄⾊、红⾊的表象，⽽是⼈们有没有发表所谓“异端邪说”的权利问题。最近，有件事也⼗分引⼈注意：美国法院驳回了政府管制⾊情上⽹(进⼊电脑⽹络)的要求，再次表述了美国宪法保护⾔论⾃由的精神。最后，《好⾊客》杂志创办⼈倒是说了⼀句发⼈深省的话：我为美国能够出版这种下流的杂志感到骄傲，也为有这么多美国⼈阅读这种下流杂志感到耻辱。
其次，我还要阐述⼀个观念：⼈们有不发表⾔论的⾃由、即有保持沉默的⾃由和权利。这是从反⾯保障⼈们享有⾔论和表达的⾃由。美国的法律规定，政府逮捕嫌犯之后，在审问之前，政府官员⼀定要向嫌犯宣读⼀项法律：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嫌犯有拒绝回答任何问话的权利。这样做的⽬的，是防⽌逼供信，防⽌以⾔制罪，防⽌冤假错案。
反观中共的专制统治，⼈们不但没有讲话的⾃由，甚⾄没有不讲话的⾃由。不表态，不讲话，就是抗拒，就是罪上加罪。著名学者胡适，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他在⼤陆的⼀位亲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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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威逼利诱下，发表了⼀些攻击胡适的⾔论。胡适知道他是⾔不由衷。胡适感慨地说，看来，跑到台湾是对了，国民党起码还有不讲话的⾃由，共产党连不讲话的⾃由也剥夺了。正是中共剥夺了⼈们不讲话的⾃由，⼤搞逼供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知错杀了多少⽆辜。如著名的“五⼀六”冤案，“内蒙古⼈民党”冤案等。将来，民主政体⼀定要杜绝这种事情发⽣。⾏动的⾃由
⼗⼆问：你说⾃由的第三⼤类是⾏动⾃由。请问⼈们⾏动的⾃由包含哪些内容呢？
答：内容很多。⾏动⾃由很好理解，就是不受外⼒（主要是政府）制约，⾃⼰决定⾃⼰想⼲的事，并付之⾏动，所谓“⾃由意志”⽀配是也。这些⾏动包从括⾐⾷住⾏到及宗教、⽂化、艺术、经济活动、环保、⼈权活动、政治活动等各各层⾯：如迁居，穿⾐，饮⾷，选择交通⼯具，旅游，健⾝，⽐赛，上学，接受教育，选课，求职，就业，退休，看病，住院，出国，访友，恋爱，结婚，性⽣活，聚会，罢⼯，集会，罢市，举办展览，学术研究，发明创造，社会调查，⽰威，游⾏，组织及解散社团，选举，组织及解散公司，贸易，等等，可说不计其数。
要明了什么是⾏动⾃由，看看共产党统治下不⾃由的状况，或可从反⾯获得启发。中共实⾏改⾰开放后，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者佛⾥曼教授曾访问中国，并向中共建⾔。遍访⼤江南北之后，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极权主义政府控制⼀切，⼀直控制到厨房与卧室。的确，中共改⾰开放之前，吃饭要粮票，穿⾐要布票，⽣孩⼦要批准，睡觉发你避孕套。连⽣活细节都控制到了。⽂⾰过来的⼈还记得吃忆苦饭这回事。酒糠、锯末和少许⽟⽶⾯做成的团⼦，实在难以下咽。可是，你必须吃，不吃，就是反⾰命，连吃什么饭都要强制。⽽且，不吃者就会坐牢，历史上实在罕见。改⾰开放前后的正反经验表明，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糟糕；管制得愈紧，就愈糟糕。哪⼀项共产党不管了，就好转；愈放松，愈兴旺；不管了，⼤兴旺。这，就是⾃由的价值与⼒量。
亚洲华⼈社会（台湾、新加坡、⾹港）经济起飞和中国⼤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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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例证明了，中国⼈⼀旦享受到经济⾃由，发挥出其潜藏的活⼒和创造⼒，就可以缔造⼀个个经济奇迹。⾃由的⼒量是⽆以伦⽐的。
当然，⼤家也已注意到，在⽬前的经济改⾰中，公民的很多经济活动⾃由还被中共掌控着。⽐如成⽴公司，要政府批准才⾏。
实际上，组织和解散公司，是公民的权利与⾃由。成⽴公司，只须注册就⾏了，⽆须所谓批准。另外，还有不少关键的项⽬，中共仍未放松管制。如⾦融、外贸和原材料市场等。公民在这些领域中的⾃由与权利仍被中共⽆理剥夺，当⽼百姓取得这些⾃由和权利时，中国的经济将⾯临着另⼀个起飞。
我们上⾯提了这么多项的⾃由（还可列出许多），如何由法律规定来保障呢？⼀项⼀项地在宪法中罗列出来，保障公民的这项⾃由，保障公民的那项⾃由，等等，恐怕好⼏页纸都不够，⽽且，难免有疏漏之处。其实，在宪法中，只列两条就够了。⼀条是：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即政府不能⾏使法律赋予之外的任何权⼒；另⼀条是：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赋的⾃由与权利。因为，道理不⾔⾃明：⾐⾷住⾏、结社、集会、游⾏、选举、⽰威、致富等等的⾃由与权利，甚⾄包括⾰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权利，都是造物主赋予的，都是与⽣俱来的，根本⽤不着法律和政府的赐予，政府更⽆权加以⼲涉。这⼀点，应该是民主中国⽴法，包括制定宪法的准则。实际上，美国宪法中，原本就没有保障公民这项⾃由，那项⾃由的条款。只是在后来，为了强调的作⽤，附加了修正案，⽽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规定政府不得⽴法限制公民的天赋⼈权与⾃由。关于这⼀点，后⾯还会进⼀步讨
论。
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
⼗三问：什么是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为何单列出来进⾏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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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也可将之并⼊⾏动⾃由来讨论。但它⽐较特殊。譬如，纳税和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是否公民也有不纳税、不服兵役的⾃由呢？问题就⽐较特殊和复杂了。美国有抗税的民间组织，也有抵制兵役的民间团体。我在⼀九⼋零年⾸次参观美国⽩宫时，就看见⼀位青年，脖⼦上褂着⼀块牌⼦，在⽩宫⾯前⾛来⾛去，上⾯写着反对战争、反对兵役制度。没有什么⼈答理他，只有我上前好奇地问了问。好象他属于⼀个反对⼀切战争、反对⼀切兵役制度的团体。我忽然领悟到，这是争取⾃由的⾃由。即便现在我们没有这项⾃由，但我们有权利突破现有规范，争取这项⾃由。这是很⾼层次的⾃由。在西⽅，也有以废除⼀切政府为诉求的团体，所谓⽆政府主义团体。它也属于争取摆脱义务性约束和既成规范的⾃由之列。总之，在民主社会，⼈们应该享有争取⾃由的⾃由。今天，没有这项⾃由，或者说，今天⼈们放弃了这项⾃由，并不等于⼈们永远得不到，或永远放弃这项⾃由。

⾃由的限制
⼗四问：⾃由是⽆限的吗？如果⾃由不是⽆限的，又如何来规范呢？
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个⼈，⾃由近乎是⽆限的。可惜，这不是现实。只要是两个⼈以上的群体，个⼈的⾃由就要受到约束。道理很简单：你的⾃由不能妨害了别⼈的⾃由和利益。有⼈⽐喻说，你挥拳的⾃由是以不碰到别⼈的⿐⼦尖为限度的。因此，⾃由不是⽆限的，不是放任的。放任的⾃由将导致天下⼤乱。⾃由应予规范，但规范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由与秩序的关系。
秩序是靠法律（强制性⼒量）和道德（⾃我约束性⼒量）来维系的。没有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放任性⾃由和⽆政府状态，给强盗和强奸犯创造了机会，⼈民的⽣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放任⾃由导致了多数⼈丧失⾃由。过分强化秩序与管制，将过多地限制⼈民的活动，使⼈民失去太多的⾃由，阉割社会的活⼒和创造⼒。如何寻求⾃由和秩序间的平衡点，将由选民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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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需要强调，制定法律约束个⼈⾃由，以此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必须遵循如下准则：
第⼀，公民的⾃愿放弃原则。法律是公民⾃⼰制定的，由法律约束个⼈的某些⾃由是公民⾃愿的，即放弃某种程度的个⼈⾃由是公民⾃⼰的⾃愿选择，是⾃由意志的产物，并⾮是政府权威强加给公民的。第⼆，公民的参与原则。公民应⾃始⾄终参与法律的制定。第三，公民的⾃愿回收原则。法律是可以改变的。当⼈民发觉受限太多⽽要求收回放弃的⾃由时，管制应当放松，法律应向放宽⾃由的⽅向更动。
政府与个⼈⾃由的关系
⼗五问：请问政府与个⼈⾃由的关系如何？
答：政府分为⽴法、⾏政、司法三个部分。⽴法与个⼈⾃由的关系刚才以有所讨论。这⾥，我着重讨论⾏政权⼒与个⼈⾃由之间的关系。
⾸先，我想再次强调⼀个概念：政府的权⼒是选民授予的。政府的建⽴是⽆法避免的，政府除了维持社会秩序外，有些个⼈⽆法做，或不愿意做的公益事务，如清除垃圾、环境保护、修建公路、清除公路积雪、收税等等，惟有政府来做。只是，政府做这些事务乃受⼈民的委托，其权⼒来⾃选民。实际上，创建政府就是选民放弃⼀些⾃由，拿出⼀些个⼈的权利，将这些个⼈权利集合起来，就是政府的权⼒和权威。选民放弃多少个⼈权利，授予政府多少权⼒、又从政府收回多少权⼒，完全由选民来决定。政府的权威建⽴后，即⾏使法律赋予的权⼒，负起管理职能。
从事公益事务和公益建设外，政府主要职能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就是保障公民⾃由(公民⾃愿放弃的那部分⾃由除外)。政府不得⾏使法律授予之外的任何权⼒，即不得逾越任何权限⽽⼲涉公民未受法律制约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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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来说，抽烟是⼀种⾃由。但是，瘾君⼦吞云吐雾，烟雾可防碍不抽烟⼈的健康，也就是说，抽烟者的⾃由，有可能防碍不抽烟者的⾃由。为保障不抽烟者免于⼆⼿烟伤害的⾃由，政府的管理、即⽤权威维持秩序，就成了必要。先是⽴法限制不得在餐馆、公共场所和飞机的⾮吸烟区抽烟(划出的⼩吸烟区可以吸烟)。之后，法律愈来愈严格，连办公室内都不得吸烟了。但是，法律并未限制在⼤街上 、在家中吸烟，因此，瘾君⼦可以在⼯休时跑到⼤街上过过烟瘾。如果有的瘾君⼦不⾃觉，硬是在禁烟区吸烟怎么办，此时，政府(警察)就要强⾏维持秩序，给予违法者驱逐出公共场所，罚款甚⾄更严厉的惩戒，以保障不抽烟者享有免于遭受⼆⼿烟侵害的⾃由。然⽽，倘若有好事者强⾏⼲涉抽烟的⼈在⼤街上吸烟，政府(警察) 则要保护抽烟者的⾃由，将好事者驱离或以骚扰罪移送法办。
这⾥隐藏者⼀个深刻的道理：政府维持秩序，表⾯上限制了部分⼈的⾃由，但将所有个⼈的⾃由度总和起来，却是分数最⾼的，即得到了整体社会的最⼤⾃由。
从上述例⼦可以导出下述结论：(⼀)⼈有享受抽烟的⾃由，但抽烟的⾃由不是⽆限的，它以不影响他⼈免于烟害的⾃由为限度；(⼆)为了保护他⼈的健康，保护他⼈享有免于烟害的⾃由，必须建⽴相关的规范与秩序；(三)选民(包括抽烟的选民)⽴法(⼀般通过议员，即选民委任的代表⽴法)，限制抽烟者的⾃由；(四)⾏政机构(政府的⼀部分)执⾏限制抽烟的法律，保护不抽烟者享有免于烟害的⾃由；(五)⾏政机构同样保护抽烟者在⾮限制区抽烟⽽不被⼲涉的⾃由。
因此，⾮常明显，政府与个⼈⾃由的关系应当是：维持社会秩序，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就整体⽽⾔最⼤总和的⾃由。
社会整体⾃由度
⼗六问：你上⾯提到社会整体⾃由度的概念，能否在具体说
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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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社会总体⾃由度的概念的确⼗分重要，为了深刻理解这⼀
概念，不妨再举些更浅显的例⼦。
爱宠物的⼈带狗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会享受到极⼤的乐
趣与⾃由。就养狗者⽽⾔，⾃由度的积分是很⾼的。然⽽，带狗
购物者的⾃由却妨碍了其他⼈的⾃由，⼤批的⼈不喜欢，或不敢
进百货公司购物。就买东西⽽⾔，养狗者的⾃由度与不养狗的⾃
由度相加，总分会很低。在此情况下，限制带狗进⼊商店，虽削
减了⼀些养狗者的⾃由度，但其他⼈的⾃由度⼤增。养狗者的⾃
由度与⾮养狗者的⾃由度总和，即社会⾃由度的总和，达到了最
⼤。
再如，骑⾃⾏车的⼈若没有规范，到⾼速公路的中间敖游⼀
番，可享受到最⾼的⾃由度。但是，这种⾃由度却⼤⼤制约了开
车者的⾃由度，⽆数汽车会因此受阻。就交通⽽⾔，没有适当规
范与秩序，社会的⾃由度总和将异常之低。限制骑车者即⾏⼈的
某些⾃由是必要的(当然开车者也要限制)，规范化的结果，可使社
会⾃由度的总和趋于最⼤：每个⼈都能及时上班，按时回家。
在此也要提出另⼀个观念：过分维持秩序(纪律)的结果。导致
社会整体⾃由度的下降、从⽽造成整体社会的活⼒及创造⼒萎缩
时，这种秩序就需要放松，从新制定规范就成为必要的了。譬
如，美国政府原来对航空、电讯事业管得太严，窒息了⾃由竞
争。在选民的要求下，政府放松了管制，促进了航空业和电讯业
的⾃由竞争和蓬勃发展，导致了消费价格的普遍下降。社会整体
的⾃由度加⼤了，受惠的，是⼴⼤公民。
⼈权的基本概念
⼗七问：现在我们讨论⼈权。请问⼈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答：⼈权，就字⾯⽽⾔，就是做为⼀个⼈应享受的基本权利。
在进⼊深⼊的讨论之前，先说⼀段个⼈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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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我带着⼀
批民运⼈⼠到华盛顿活动，要求在中国实⾏民主改⾰，表达当代
中国民主运动民主、⾃由、⼈权、法治的诉求。在美国政府宴请
赵紫阳的⼤厅外，除了我们，还有⼀批⼈在呐喊。我⾛过去，发
现是⼀批保护动物协会的⼈⼠。他们举着“动物也要和平”、维护“动
物权”的标语，抗议北京政府当时⼤规模杀狗的决定。我问他们什
么是动物权，他们说，和⼈类⼀样，动物也有⽣命、⽣存、享受
和平、免于恐惧、免于虐待等基本权利。听后，我感慨万千。在
我们中国，别说动物的这些权利，就是⽼百性的这些权利，也是
毫⽆保障的。
联合国的《⼈权宣⾔》中，罗列了许多项⼈的基本权利，如⽣
命、⼈⾝⾃由与安全、追求幸福、免于恐惧、不受歧视、⾔论、
结社、信仰、受教育、选择⽣活⽅ 式、拥有私⼈财产、罢⼯、选
举、选择政府、知的权利等等。
⾃由与权利两个概念密不可分，譬如，我们说“公民有⾔论的
⾃由”，也可以 表述为“公民有⾔论⾃由的权利”；“公民有结社的⾃
由”，亦可说“公民有结社 ⾃由的权利”。讲“⾃由”时，乃针对“约束”
⽽⾔，强调的是不被⼲涉的⽆拘束的状态，强调的是个⼈⽀配⾃
⼰的意志；讲“权利”时，强调的是造物主赋予，由法律保障，不可
剥夺的公民“权益”与“利益”。打个⽐⽅，说公民有“拥有私⼈财产”
的权利，意思的表达⼗分确切；但是，如果说，公民有“拥有私⼈
财产”的⾃由，表达就不够得体。
为进⼀步阐明⼈权的概念，我们举个犯⼈的例⼦。犯⼈虽然犯
了罪，但他(她)仍然是⼈，在监狱中应当享有做⼈的基本⼈权，如
吃饭的权利，睡觉的权利，不受侮辱的权利，读书看报的权利，
等等。对狱中犯⼈来说，没什么⼈⾝⾃由，但他做⼈的基本“权益”
与“利益”，即基本⼈权应予保障。由此可见，虽然⾃由与权利两个
概念常联系在⼀起讨论，可是，在强调⼀个⼈的“权益”与“利益”时，
使⽤ “权利”或“⼈权”的表述⽐使⽤“⾃由”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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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权
⼗⼋问：你曾提到“天赋⼈权”的概念，请加以详细说明好
吗？
答：“天赋”是上天赋予、与⽣俱来的意思。“天赋⼈权”明确指
明：⼈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是与⽣俱来的，并不是政府赐予
的，也不是哪个恩⼈赐予的。天赋⼈权观念的起源与基督教的教
义有关。基督教认为，⼈是神(造物主，上帝，天)创造的。神按照
其本来⾯⽬造⼈，因此，⼈是神圣的。神造⼈的⽬的，是叫⼈荣
耀神。神造⼈的同时，也赋予了⼈管理万物的职责。再者，由于
每个⼈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在神的⾯前，⼈⼈平等。由此演译
出了⼈权的基本观念：(⼀)⼈是神圣的，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是不
可侮辱的；(⼆)⼈是神创造的，故有⽣存、⾃由、追求幸福等基本
的权利；(三)为了荣耀神，为了管理万物，⼈有寻求发展、接受教
育、选择管理者(政府)等等的权利；(四)⼈的权利是神授(天赋)的、
⽣来俱有的，⽽不是另外某⼈赋予的；(五)在神的⾯前，每个⼈的
⼈权都是相等的。
天赋⼈权的观念第⼀次被⽂字清晰地表达出来，是美国的《独
⽴宣⾔》。两百多年前，⼀七七六年七⽉四⽇通过的《独⽴宣
⾔》，铿锵有⼒地宣告：“⼈⼈⽣⽽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
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命、⾃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
《独⽴宣⾔》，指导了美国的独⽴战争，创建了长治久安的民主
制度 。
⼈权的范围
第⼗九问：⼈权的范围有多⼤？选择政府也是⼈权的⼀种
吗？
答：⼈权的范围很⼴泛，从吃饭、穿⾐到选择政府，到⾰命，
都属于⼈权的范围。提到选择政府，有些⼈就觉得不得了了。其
实，政府是⼈民创造、⼈民选出的，政府做的不好，换⼀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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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主国家每隔⼀段时间就有更换政府的机会，以此提醒政府
官员：⼲的不好，下次选举就让你下台。
⼈权的普遍意义
⼆⼗问：⼈权具有普遍意义吗？
中共⼀再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吹“相对⼈权”论，请问你的看
法如何？
答：⼈权当然具有普遍的意义，道理不⾔⾃明：⼈都是造物主
创造的，任何⼈，不论肤⾊、性别、国籍，对⽣命、⾃由和追求
幸福的需要毫⽆⼆致。我们不能说，造物主赋予了在法国出⽣的
华⼈⾔论⾃由权利，但未赋予在中国本⼟出⽣的华⼈⾔论⾃由的
权利；我们也不能说，在法国的中国⼈需要⾔论⾃由⽽在本⼟的
中国⼈不需要⾔论⾃由。美国《独⽴宣⾔》和法国《⼈权宣⾔》
在论及⼈权时，都强调⼈权“天赋”和“不可转让”的概念，及⼈权的
普遍性和绝对性。⼈权的价值，恰恰就在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对⼈权的需要，犹如⽣命需要⽔、空⽓和阳光⼀样的普遍和绝
对。否定了⼈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就等于否定了⼈权本⾝。因
为，当政者在抽象肯定⼈权价值的同时，⽤所谓“国情特殊性”可以
具体地杀掉这项⼈权，那项⼈权。譬如，当政者可以借⼜“⽂盲太
多、不懂选举”的“特殊国情”，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也会以“发展经
济最需要的环境是稳定”的特殊国情，以“稳定压倒⼀切”为由剥夺
公民的⾔论⾃由，等等。因此，“国情特殊论”和“相对⼈权论”，都
是扼杀⼈权的借⼜。试问中共，你们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这些为祸中国数时年的理论时，为什么强调它们是“普遍真理”，
⽽对“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和马列”的论调⼤加鞭挞呢？
提到中共的⼈权理论，还要批判⼀点，就是它的“喂饱论”。中
共说什么，中国是⼀个⼗⼏亿⼈⼜的⼤国，中共能解决吃饭问
题，把这些⼈喂饱，就已经了不起了，就是解决了最⼤的⼈权问
题。简直荒谬绝伦。且不说⽬前还有个别地⽅的⽼百姓⼈⾷不裹
腹，⾐不蔽体，就算都丰⾐⾜⾷了，能叫有了⼈权吗？那不是⼈
权，那是动物权。⼈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不但要吃饱，⼈
还有精神⽅⾯的更⾼层次的追求。把“喂饱”也算为⼈权，⽆异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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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物等同起来。中共之所以把“喂饱”当成⼈权，是与其将百姓
⼀贯视为⾮⼈，视为动物的观念⼀脉相承的。
⼈权的某些本质问题
⼆⼗⼀问：你刚才提到犯⼈也是⼈，也应保障其基本⼈权，
我觉得这好象触及到了 ⼈权的某些本质问题，是否可以再多
论述⼀下？
答：在现代⽂明国家，坐监犯⼈的基本⼈权获得了⽐较充分的
保障。举例来说，在欧洲的⼀些国家，如挪威、瑞典等，监狱中
的犯⼈不仅活得有尊严，不仅饮⾷营养得到保障，不仅有电视
看，有书读，⽽且，犯⼈可以在狱中受教育、修学位(坐两年牢可
拿个硕⼠学位)、写⽂章发表，还有，犯⼈可以在狱中与家⼈团
聚、与配偶同房、⽣⼦，单⾝犯⼈可在狱中结婚……。如此做
法，乃基于⼏个基本前提：(⼀)犯⼈是⼈，不是狗。是⼈，就要保
障其基本⼈权；(⼆)犯⼈触犯了某条法律，被判刑⼊狱，其⼈⾝⾃
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权已被剥夺。但是，上帝赋予他的，未
被法律剥夺的那些⼈权，他仍然应当享受；(三)将犯⼈关押起来，
有三个作⽤：⼀是不要再对他⼈造成伤害(限制了犯⼈的⾃由以保
护多数⼈的⾃由)；⼆是对犯⼈进⾏惩戒，使其今后不要再犯；三
是对其他⼈⽰出警告，不可效法。关押犯⼈的⽬的绝不是剥夺他
应当享受的那些⼈权。
印度某地对过失杀⼈犯实施⼈道管理，让他们定期回家与家⼈
团聚，享受⼈伦之乐与亲情温暖。结果，此道明显降低了犯⼈出
狱后的再次犯罪率。
“⼀个国家的⽂明程度，看看其监狱对待犯⼈的态度就知道
了。”此话之所以有理，就是因为，对⼈权的保障程度，是衡量⼀
个国家的⽂明标准，连监狱犯⼈的⼈权都照顾到了，普通公民的
⼈权保障，当然就可想⽽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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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意识
⼆⼗⼆问：什么是⼈权意识，如何提⾼⼈们的⼈权意识？
答：⼈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是⼀个⾮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所理解的⼈权意识包括：(⼀)公民应知道到⾃⼰拥有哪些⼈权，
应知道⼈权的天赋性和不可转让性、不可剥夺性；(⼆)公民⾃觉地
为⾃⼰争取被剥夺的那些⼈权；(三)公民⾃觉地为他⼈争取被剥夺
的那些⼈权；(四)公民⾃觉地捍卫⾃⼰的⼈权；(五)公民⾃觉地捍
卫他⼈，尤其是观点不同者的⼈权；(六)公民⾃觉地谴责，制⽌⼀
切侵犯⼈权的⾏为。
⼀九⼋⼆年底，我们在创办《中国之春》之后不久，去美国洛
杉矶加州⼤学演讲，中共组织⼈员对我进⾏围攻。⼀名中国⼤陆
公派访问学者发⾔，批驳我的观点说：“你讲的中国没有⼈权是不
对的。我要以现⾝说法证明，中国是有⼈权的。我以前是个右
派，现在，共产党给我平了反，还给了我出国的机会，我⾮常感
激。怎么说没有⼈权呢？”他的发⾔⽴刻遭到⼀位中国⼤陆⾃费留
学⽣的反驳：“你知道吗，共产党本来就不应该把你打成右派！你
知道吗，出国本来就是我们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共产党恩赐
的！”对⽐两个⼈的发⾔，可以看出，某些中国⼈的⼈权意识是多
么薄弱，甚⾄说，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因此，⼴泛传播⼈权意
识，是民主运动的⼀项任务。
⾃觉地捍卫他⼈⼈权
⼆⼗三问：你提到“公民⾃觉地捍卫他⼈，尤其是观点不同
者的⼈权”，你是就此多做些说明？
答：这正是我要重点阐述的。⼀个⼈为⾃⼰的⼈权⽽战，易于
理解。维护他⼈，尤其是维护与你观点不同者的⼈权，维护你的
政敌的⼈权，是不容易做到的。但这正是⼈权意识的精髓。做不
到这⼀点，就不能称为⼈权获得了保障。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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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讲话的权利。伏尔泰表达的，就是这个意
思。
我在美国看过⼀个电视剧《斯考基》(Scokie)，讲的就是维护
政敌的⼈权的故事。斯考基是美国芝加哥的⼀个犹太⼈居住区，
芝加哥也是美国纳粹党(法西斯党)的所在地。美国是个结社⾃由的
国家，只要守法，什么党都可以搞。仅共产党，就有好⼏个。⼤
家知道，犹太⼈与纳粹党是死对头。有⼀次，纳粹党要到斯考基
区去游⾏，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下⼦，激起了犹太⼈的仇恨。犹
太⼈告到法院，要求禁⽌纳粹党的游⾏。双⽅在法庭上唇枪⾆
战。令⼈惊异的是，为纳粹辩护，坚决维护其游⾏权利的律师，
是个犹太⼈。开始，犹太社区不理解他，甚⾄骂他是叛徒。然
⽽，他的辩护词折服了每个⼈。他说道，他的上辈也被纳粹党杀
害过，感情上，他恨纳粹。为什么纳粹能够杀死那么多犹太⼈，
就是因为犹太⼈是少数，⽽少数⼈的⼈权得不到保障。今天，纳
粹党是少数，他们的主张是荒唐的。但是，他们的主张是⼀回
事，他们的权利却是另⼀回事。他们有游⾏⽰威的权利，这是宪
法所保障的。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等于践踏了宪法，
也等于把我们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的境地，总有⼀天，我们犹太
⼈会⾃⾷其果，再次遭到迫害。法院判决：纳粹党享有游⾏的权
利。
⾃觉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与民运意见相左的⼈)的⼈权，也
就是保护了⾃⾝的⼈权。他的⼈权与你的⼈权，实际上是同⼀个
保护伞。砸碎了他的保护伞，就等于砸了⾃⼰的保护伞。最好的
实例是⽂化⼤⾰命。⽂⾰中，昨天你还在⽃争别⼈，今天反被另
⼀批⼈批⽃，谁也没有保障。
保障⼈权，是民主运动的⼀项⽬标。民主⼈⼠将来要保障的，
不仅只是民主⼈⼠的⼈权，不仅只是⽼百姓的⼈权，⽽且包括共
产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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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安全
⼆⼗四问：最基本的⼈权，即⼈⾝⾃由与安全的权利如何得
到保障？
答：这要研究⼀下对⼈⾝⾃由与安全形成最⼤的威胁来⾃何
⽅。来⾃邻居？来⾃同事？来⾃⼯作的公司⽼板？显然都不是。
那么，是抢匪？是杀⼈犯？固然，这两者都对公民的⼈⾝⾃由与
安全构成威胁，但这两者多是个⼈⾏为，⽽且，多数公民可以⽤
⼩⼼谨慎避开他们。对⼈⾝⾃由和安全威胁最⼤的，是有组织的
暴⼒，是政府对公权⼒的滥⽤，是政府⽆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
因为，政府具有使⽤“合法暴⼒”的权⼒和能⼒，⽽个⼈，在政府这
个“合法暴⼒”者⾯前，显得太⽆能为⼒了。正因为如此，保护公民
最基本的⼈权，必须通过⼀系列限制政府对个⼈随意施加暴⼒的
法律来实现。这些法律包括：(⼀)政府不得违反法律程序来逮捕、
拘禁、审判公民；(⼆)政府不得⽤⾮正当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
由来逮捕、拘留公民；(三)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不得在没有逮捕
证和拘留证的情况下逮捕、拘留公民；(五)政府不得在审判和法院
判决之前对“被捕者”(嫌犯)定罪，不得将“嫌犯”视为犯⼈对待(⽆罪
推断原则)；(六)政府不得剥夺“嫌犯”要求法院对逮捕理由进⾏审查
的权利；(七)政府不得对“嫌犯”进⾏刑求和逼供信；(⼋)政府不得
剥夺“嫌犯”保持沉默的权利；(九)政府不得进⾏秘密审判；(⼗)政
府不得剥夺“嫌犯”聘雇律师的权利；(⼗⼀)政府不得剥夺“嫌犯”要
求保释的权利；(⼗⼆)政府在逮捕、拘禁、审判公民的过程中，如
果有任何违法⾏为，公民有权对政府进⾏控告，并有权要求政府
赔偿。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这⼀权利。等等。
⽽这⼀切法律的执⾏，都是建筑在司法独⽴的基础之上。没⽤
司法的独⽴，上述⼀切均轮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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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权记录如此恶劣？
⼆⼗五问：你提到⽂化⼤⾰命。请问，为什么中共统治下的
⼈权记录如此恶劣？
答：原因很多。我只想说明⼀点：共产党根本不把⼈当作⼈，
何来⼈权？这与共产党的信仰有关。共产党是⽆神论者，信仰的
是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将⼀切(包括⼈)都物化了。共产
党教育⼈的⽬标，是把⼈变成党的“驯服⼯具”，“⼀颗⾰命的螺丝
钉”，以便“党指向哪⾥就打到哪⾥”，“党拧到哪⾥就在哪⾥发光”。
这种教育，是要消灭⼀切个⼈意志，消灭⼀切权利意识，最后，
⼈变成了⾮⼈，沦为共产党党机器的⼯具。中共这部机器，不但
不把⽼百姓当做⼈，连⾃⼰的领袖也免不了被⾮⼈地处置。前有
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被活活整死，后有赵紫阳遭受软
禁。我们与赵紫阳的政治观点有很多不同，但基于“持不同政见者
的⼈权亦应受到保护”的⽴场，我们仍然为他的基本⼈权进⾏呼
吁。
改⾰开放以来，情况有了改变，⼈们⾮政治化的⾃由度增加
了。但是，⾔论⾃由、出版⾃由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结社
的权利、游⾏⽰威的权利等，仍被共产党⽆理地剥夺。王丹等⼀
⼤批追求民主、⼈权的⼈⼠，仅仅发表了⼀些建设性的⾔论，就
被长期关押，并被剥夺了⼀切公民的权利。据徐⽔良、魏京⽣、
刘刚、傅申奇、张林等坐过牢的民运⼈⼠透露，中共监狱内，对
犯⼈的毒打、侮辱、虐待、折磨，如同家常便饭，根本不把犯⼈
当⼈对待。我们必须对中共这些违反⼈权的⾏径进⾏谴责。
改善中国⼈权的有效途径
⼆⼗六问：单单就中共迫害⼈权的⾏为进⾏谴责，施加压
⼒，是改善中国⼈的有效途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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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施加压⼒，包括国际压⼒，当然是要做的。但并⾮唯⼀途
径，⽽且，并不是最有效的途径。这⾥，我要提醒⼤家，中共⽬
前正在玩弄⼀种⼈权三⾓游戏，我们必须看清它的⾯⽬。所谓三
⾓游戏的上演是这样的：(⼀)中共如同绑匪，绑架持不同政见者，
做为⼈质(⾁票)；(⼆)⼈权团体及⼈权⼈⼠呼吁放⼈。中共放话，
提出放⼈的条件及赎票价码；(三)美国、法国等西⽅民主社会与中
共谈判，开出价码，如放松尖端科技、军事技术、特殊投资项⽬
(例如核能发电)对中国出⼜的限制等。中共获其所需，随即释放⼈
质。然后，中共再绑架⼀些⽆辜，进⾏下⼀个⼈权三⾓游戏循
环。在这场游戏中，⼈权团体好象得了分，西⽅社会好象也保持
了⼈权卫⼠的形象。其实，这是与狼共舞，这场戏完全由中共导
演，得分最⼤的是中共。民运必须识破中共的把戏。我们不否
认，呼吁放⼈是必要的。但我们的⼯作重点，应放在防⽌中共⽆
故抓⼈上，应放在动员民众制⽌中共的绑票⾏为上，如果不改，
⼈民有权利发动⾰命，铲除这个绑架集团。关于⾰命问题，后⾯
还有讨论。
法治与法制的区別
⼆⼗七问：请问，什么叫法治？它与法制有什么不同？
答：法治(Rule of Law)，字意⾮常清晰，就是以法治理，以法
治国。它是针对⼈治⽽⾔。法制(Legal System)，指的是法律制度和
体系，两者不可混淆。现在，中共宣传要健全“法制”，但并未强调
要实⾏“法治”。可见中共清楚：法律体制“法制”可以健全起来，但
不⼀定实⾏“法治”。
具体来说，法治应包含如下内容：(⼀)法律由公民制定，法律
是公意的体现；(⼆)法律清晰，法制健全，办事有法可依；(三)不
合理的法律，公民有权修改；(四)政府执⾏管理职能时，依法办
事、办案，不可越法律雷池之⼀步；(五)在法律⾯前⼈⼈平等。政
府机构与公民，在法律⾯前完全平等；(六)司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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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与德法法系
⼆⼗⼋问：据说，法律体系分为两种：英美法系(海洋法系)
和德法法系(⼤陆法系)。你是否可做⼀些说明？
答：我只能做⼀简单的说明。⼤陆法系的特点是，从古代《罗
马法典》到《拿破仑法典》，再到现代⼀本本的繁琐法律条⽂，
⼀切以成⽂法为依据，强调公民遵守法律设定的规范，没有陪审
团制。海洋法系不同，起初没有成套的成⽂法律，以法官⼀个⼀
个的判例为依据，即以前的判例及判决书⾃动成为今后的法律和
判案标准，逐渐演化出⼀套⾏为规范和法律体系。英美法系重视
陪审制度。当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两种法系互有渗透，今
天，英美海洋法系国家的⽴法机构也通过了很多清晰明了的法律
条⽂。
两种法系各有优缺点。海洋法系对“好⼈”的保护不遗余⼒，其
陪审团制度等于设⽴了双保险：陪审团宣判嫌犯⽆罪，法官必须
维持陪审团的判决⽽不得宣布其有罪；反之，陪审团宣判嫌犯有
罪，法官那⾥还有⼀个关⼜，他可以推翻陪审团判决⽽开释嫌
犯。这样，⼤⼤减少了冤假错案，充分保护了好⼈。可是，陪审
团制度应⽤不当或推到极端，将导致⼀些坏⼈漏⽹，即过分保护
好⼈的结果也可能保护了⼀些坏⼈。相⽐之下，⼤陆法系由于缺
乏陪审团的双保险制，惩罚坏⼈的结果，可能使个别的好⼈受到
冤枉。
另外，海洋法系中，由于很多案⼦要以过去的判例、⽽不是以
清晰的法律条⽂为依据，律师的⾓⾊就显得⼗分吃重。加上陪审
团的作⽤，法官的重要性似乎⽐不上⼤陆法系的法官。在⼤陆法
系，⼀个⼈的学识、能⼒和判断⼒，将影响整个案⼦的审判结
果。
中国采⽤的是⼤陆法系。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中华民国的法
典是相对完整的，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政府未能全⾯实施。中
共掌权之后，⽑泽东公开⿎吹⼈治，法制⼀直不健全。就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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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共也不遵守。但就其脉路来说，中国⼤陆仍延续了⼤陆法
系。
法⽆禁⽌即⾃由
⼆⼗九问：你提到“公民应当享受法律禁⽌之外的⼀切权
利”，“公民可以做法律禁⽌之外的任何事情”。你可否在法治
的层⾯上，再做些说明？
答：法治，就是⽤法律来治理。如果某个⼈⼲了⼀件事，政府
认为他犯了法，要惩治他。那么，政府必须回答的⼀个问题是：
他犯了什么法？哪个法律条⽂表明他犯了法？假如查遍法律，找
不出禁⽌他做那件事的条⽂，政府就⽆权将他法办，因为⽆法可
依。倘若政府硬是逮捕他，惩治他，那么，犯法的，就不是他，
⽽是政府了。
举个例⼦。美国密执根州出了个医学专家，专门帮助想⾃愿了
结⽣命的病⼈⾃杀。⼈们称之为死亡医⽣(Dr. Death)。他发明了帮
助⾃杀的机器，声称为⼈争取 “死亡的权利”。
政府想起诉他，禁⽌他助⼈以死的⾏为。可是，政府找不到法
源。以谋杀、误杀、伤害罪名起诉都不合适，因为，每位⾃杀
者，都签有⾃愿同意书：⾃愿接受死亡医⽣的协助。最后，州议
会不得不⽴了⼀个新法：不得助⼈⾃杀。以专门对付死亡医⽣。
另⼀个有法可依的例⼦，是美国⾥根总统⼀九⼋⼆年解雇所有
罢⼯的航空指挥塔导航员。那年，美国航空导航员⼯会为提⾼⼯
资，决定全国⼤罢⼯。⼀时间，全国机场瘫痪，损失⽇以亿计，
⽼百姓倍感不便。尤其，当时冷战尚未结束，⼀旦出现状况，美
国将被动异常。政府查阅法律记录，发现五⼗年前，曾有法律判
定：政府雇员不得罢⼯。⽽航导员属于政府雇员。⾥根总统⼀⽅
⾯⽴即派空军接管航空指挥塔，使机场正常运转；另⼀⽅⾯，命
令航导员定期返回⼯作岗位，否则⼀律解雇。⾥根总统作风强
势，但有法可依。再如通奸⾏为，虽然有违道德，但在美国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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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之以法，因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款加以禁⽌。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台湾)，却可以破坏家庭、妨害风化的罪名治罪，因为法
律明⽂禁⽌之。
法治与⼈治的区别
三⼗问：你能否简明扼要地说明⼀下法治与⼈治的区别？
答：⽑泽东曾说，他是和尚打伞，⽆法⽆天。⽑泽东表达了⼀
个彻底的⼈治观。他既不需要法治(⽆法)，也不需要神治(⽆天)，
他要的，是⾃⼰的⼈治：统治者凌驾于⼈民之上，他的话，就是
法律，就是道德规范，就是最⾼指⽰，就是⾏动指南。如果有法
律条⽂的话，那只是他⼿中整⼈⼯具。如果他认为法律(包括宪法)
限制了他的⾏动，他或擅⾃改之，或擅⾃废之。这就是⾮常典型
的⼈治。⼀般⽽⾔，如果执政者的权威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
不按法律规定⾏事，司法不能独⽴，就属于⼈治。虽然，⽬前中
共的执政者，⽐起⽑泽东来，权威没那么⼤，⾏事⽅式也有所改
变，但他的统治仍性质属于典型的⼈治。
在⽑时代，且不说反右、四清、⽂⾰整肃⼤批⽆辜⽽违法⾏
事，连处置⾃⼰的战友“党和国家领导⼈”也不择⼿段。刘少奇、陶
铸、彭德怀等，没有起诉，没有宣判，就被逮捕、监禁、致死。
在邓⼩平时代，镇压西单民主墙、封杀民办刊物、“六四”⾎腥
屠杀，都是个⼈权威⼤于法律权威的⼈治产物。邓主持的“严
打”(严厉打击犯罪)运动，制定“从重、从严、从快”的⽅针，规定各
地逮捕和枪毙的名额，完全将法律抛在⼀边。 他处置赵紫阳，同
样没有起诉，没有宣判，没有法律依据，就将其软禁，剥夺了他
的公民权。据公安机关内部透露，在⼋⼗年代邓⼩平的“严打”运动
中，各地为了凑⾜名额，把正当谈恋爱者以流氓罪关押的有之，
将仅仅偷了⼏只鸡的⼩偷枪毙的有之，把同名同姓的⽆辜者判重
刑的有之，听起来如同天⽅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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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掌权后，继续执⾏邓的路线，继续跟踪、围堵、逮捕在
宪法范围之内活动的民主、⼈权⼈⼠，继续监禁他的前任赵紫
阳。这⼀切说明，中共的⼈治本质并⽆改变。
事实表明，在⼈治统治下，不按法律办事，有法⽐⽆法可能更
为可怕。因为，多⼀条法律，等于当政者多了⼀把整肃异⼰的利
剑。
法律制裁与好⼈坏⼈
三⼗⼀问：⼀般⼈们理解，法律都是制裁坏⼈的。这种理解
是否有偏颇？
答：⾸先，将⼈分为“坏⼈”、“好⼈”，并不科学。杀⼈的⼈，
当然算是坏⼈。但触犯⼀般性法律的⼈，并不都是坏蛋，如开车
闯红灯之类。有时俗称坏⼈、好⼈，只是为了表达上的⽅便，⼤
家意会就⾏了。
不错，法律相当⼤的功能是制裁坏⼈，制裁坏⼈的同时，也就
保护了好⼈。但是，法律的根本原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在于
保护公众，并⾮单纯意味着制裁，制裁只是⼀种⼿段⽽已。在纽
约，开车要系上安全带，住家都要安装⽕警报警器。这是法律，
是强制性的。其保护民众的⽬的⼗分明显。当然，不照着办，就
要罚款。但惩罚的⽬的，还是教育公众⾃⼰学会保护⾃⼰。
法律⾯前⼈⼈平等
三⼗⼆问：你可否解释⼀下“法律⾯前⼈⼈平等”？
答：任何公民，⽆论地位⾼低，⽆论权⼒轻重，⽆论贫富，⽆
论男⼥，⽆论种族，⽆论来⾃何地，都享有同等的⾃由与权利。
如果犯了同样的法，必须定同样的罪。这就叫“法律⾯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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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古代，有“王⼦犯法与庶⼈同罪”的名句，表达的就是这
个意思。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应当是“皇帝犯法与庶⼈同罪”。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门事件中，偷录竞选对⼿的谈话，事
发后，又掩盖事实真相，触犯了⼀系列法律。最后被拉下了台。
若不被继任总统福特特赦，必被定罪。(请注意：总统特赦也是⼀
项法律，在此法律⾯前，也是⼈⼈平等)。
美国另⼀位前总统克林顿，被前任⼥下属控告性骚扰。克林顿
以在任期间打官司会妨碍总统公务为名，要求法院延期⾄卸任之
后再受理此案，被法院以“法律⾯前⼈⼈平等”、总统不能例外为
由，拒绝了克林顿的请求。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在任期间，以隐瞒帐⽬之罪名，被起诉、
定罪，然后丢官；中国宋代包公，铁⾯⽆私，将犯法的驸马陈⼠
美处以极刑。
以上都是“法律⾯前⼈⼈平等”的范例。与之对应的，是法律⾯
前的不平等。当官的，掌权的，有钱的，有关系的，犯了法⽽逍
遥法外，这样的例⼦，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俯⾸皆是。
司法独⽴的重要性
三⼗三问：在讨论三权分⽴时，你曾提到司法独⽴。现在，
讨论法治时，你又加以强调。你是否再着些笔墨，说明它的
重要性？
答：司法独⽴，就是⾏政机关和⽴法⽆权⼲涉司法机关的运
作。⼀切法律，⼀切法制，如果没有司法独⽴这⼀条，通通等于
零。司法机关或法院，执掌着解释法律与审判裁决之⼤权，必须
完全独⽴于⽴法与⾏政之外。综观民主政体的各种分权模式，有
⾏政权与⽴法权完全分开的，即⾏政官员不得兼任⽴法的议员，
如美国的总统制；有⾏政权与⽴法权部分重迭的，即⾏政官员可
以兼任⽴法的议员，如英国的内阁制。但是，不管是总统制还是
38
内阁制，或是混合制，没有⼀个民主政体发⽣司法权与⾏政权或
司法权与⽴法权重迭的现象。这说明，民主政体的必须要件，是
司法权的完全独⽴，不是⾏政权的独⽴，也不是⽴法权的独⽴。
做到司法独⽴，并⾮易事。当初，民主政体的设计先驱们，为
确保司法独⽴费了⼀番脑筋。他们想到，法官在判案⽽秉公执法
时，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怕丢官。为此，制度规定，法官⼀旦上
任，就是终⾝制。即：法官给再⼤的官员，哪怕是国家元⾸定
罪，也⽆丢官之虑；任何⾼级官员，包括总统，都⽆权罢免法
官，除⾮法官⾃⼰犯法遭到⽴法机关的弹劾。另外，民主政体的
设计者又想到，法官在判案时，最容易受到诱惑⽽不能秉公处理
的因素是什么呢？是⾦钱。为此，对法官实⾏⾼薪制，使之对⾦
钱的诱惑不懈⼀顾。可以看出，民主政体的设计，是以承认⼈性
的弱点，进⽽防范⼈性的弱点为基础的。
看看中共的法院，完全由共产党来领导。县法院院长，⼤都是
共产党县委成员；省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省委委员；最⾼法
院院长，⼤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法院之内，还有⾃⼰的共产党
党委。⼀切法律事物，又通归共产党中央的政法书记领导，政法
书记又必须听共产党第⼀把⼿和中央委员会的指挥。法官所维护
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利益，根本不是司法的公正。改⾰开放以
来，出现了更为可笑的“新⽣事物”：法院做起了⽣意。⾦钱⼤帅堂
堂正正地⾛进了司法殿堂。如此⼀来，所谓司法独⽴，所谓司法
公正，恐怕连共产党⾃⼰都不会相信了。
程序法则为优先原則
三⼗四问：据说，⼀切法律之中，以程序法则为优先。请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程序，指的是办事的先后次序。程序法则，指的是在执法
办案过程中，必须遵守⼀定的程序，即按先后次序⾏事。这个先
后次序，以法律订之，就是程序法。美国宪法规定，凡涉及剥夺
个⼈财产、⾃由、⽣命的案件，⼀定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审理。
程序法永远先于实质法，这是铁律。
39
打个⽐⽅，炒菜时，油盐酱醋缺⼀不可。炒菜过程中，先放什
么，后放什么，这是程序问题，却是做菜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
想做左宗棠鸡，先放酱油⼊锅，再放鸡块来煮，然后放油去炸，
最后团上⾯粉，做出来的，肯定不是左宗棠鸡，尽管每个佐料都
是必要的。同理，执法时，程序是关键所在。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即使每个步骤分解来看做得都是合情合法的，但是，假如做
事步骤的顺序错掉了，整个办案的过程就是违法。
有⼀案例，值得⼀书：有⼀个著名的⽼富翁，结交了⼀个年轻
的新欢。某天，他的患糖病的⽼妻突然病逝。检察官以谋杀罪起
诉他。法庭上，最有⼒的证据是⼀个针管，平时，富翁就是⽤这
个针管定时给他的⽼妻注射胰岛素。证据显⽰，最近的⼀次胰岛
素注射量是致命的⼤剂量的胰岛素，会使⼈休克毙命。审判结果
出⼈意料，⽼富翁获判⽆罪。原因是，检查官取证犯了程序上的
错误。问题就出在那个针管上，它是富翁的⼉⼦派私家侦探得到
的，法官判定，它不能做为证据。正常的取证程序⼀般是，检查
官先获得法院的搜索令，再进⼊私⼈住宅搜集罪证。
纽约曾经出了⼀个案⼦，引起了⼈们很⼤的注意。故事发⽣在
纽约布朗⼠区的⼀个晚上。⼏个警察夜间巡逻，迎⾯来了⼀个⿊
⼈。这个家伙看见警察，拔腿就跑。警察追之，在⼀个汽车上逮
住了他。⼀搜，车⾥有⼤量毒品。此⼈⽴即被抓了起来。法庭开
庭审理的结果，出乎很多⼈的预料，这个毒贩⼦被当庭释放了。
为什么？法律根据是什么？法官的判决是，逮捕他的程序是违法
的。原来，根据美国法律，警察在⼤街上没有逮捕令抓⼈，必须
要有“⽐较令⼈信服”的理由。如伤害他⼈，打⼈，抢劫，违犯交通
规则，破坏公物，等等。布朗⼠警察抓这个⿊⼈，提不出“⽐较令
⼈信服”的理由。警⽅辩称，该⼈见了警察就跑，肯定不是好⼈，
所以抓之。被告的律师说，警察常常不⼲好事，欺负百姓，⽼百
姓看见就跑，怎么还怪⽼百姓？如果这也成其为理由，很多怕警
察的良民就遭殃了。法官判决被告讲的有理，警察缺乏当街抓⼈
的⾜够理由，此案不能成⽴，当庭放⼈。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毒品呢？他不是毒贩⼦吗？但，这就是美国程序法先于实质法的
原则。抓⼈的程序不对，不管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罪犯，案⼦是
不能成⽴的。程序⽐实质的案情更为重要。程序这条原则不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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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就像⼤堤打开了⼀个缺⼜，整个的法律体系终将全线崩溃。
放⾛⼀个坏⼈事⼩，维护法律体系事⼤。可以想象⼀下，如果警
察在⼤街上没有什么令⼈确信的理由就能抓⼈，那会变成⼀个什
么情景？
以上⼏例，似乎岂有此理，但隐含了⼀个深刻的法学原理：程
序法则先于实质法则。包括取证的程序，捕⼈的程序，审问的程
序等等。取证的程序，重于证据本⾝。捕⼈的程序，⽐这个⼈是
不是罪犯更为重要。审问的程序，⽐审问的内容更为重要。我们
中国⼈可能还不太理解这种精神，因此，我愿意稍微多做⼀些说
明。
关于“取证程序，重于证据本⾝”。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观察案
件的审判过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轰动
世界的⾟普森案。法院⼀开庭，不是看有多少证据⽽是先看那算
不算证据，即：先辩论取证的程序。象⾟普森⼀案，被告律师鸡
蛋⾥挑⾻头，反复盘问警⽅的⾎样采取的程序。然后，又反复盘
问检⽅分析⾎液DNA的程序：⾎液是怎样送到化验室的，⾎液是
怎么保管的，由谁检验的，他有没有资格检验，等等，简直烦死
⼈。被告律师往往抓住⼀点，不计其余，让法官判决此物不能列
为证据。象我前⾯讲的关于针管的故事，就不能当成证据，尽管
每个⼈都相信那是铁证。取证程序有半点差错，法官就会判决：
此证不算，不能作为断案的参考。如果，所有“证据”取证的程序都
不对，这个案⼦⾃动撤销。
审问程序也是⼀样。审问的程序，重于审问的内容。程序不
对，犯⼈的⼀切交代通通作废。美国法律规定，警察审问嫌犯之
前，⼀定要向嫌犯宣读⼀项法律：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不回
答问题的权利，你要明⽩，你的供词可能⽤来作为起诉你的证
据。倘若警察没有宣读这项法律，⼀切审问的资料都等于零，不
能算作证据。另外规定，被告的律师向官⽅报到之后，任何向嫌
犯问话的场合，都必须有被告的律师在场，否则，问话⽆效。
程序优先法则，是⼀切法律之王。如果不坚守这⼀原则，法律
将荡然⽆存，⼈权的保障势必成为⼀句空话。程序法则的防线⼀
旦突破，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闯⼊任何⼀个⼈的住宅，将之
41
逮捕，然后再⽹罗罪名，将之定罪。中共抓了很多⼈，就是这么
⼲的。
限制政府滥权的原理
三⼗五问：从你的举例看，美国⼈好象⼗分害怕政府欺负百
姓。也很怕⾃⼰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总是想出各种办法
限制政府滥权。其原理是什么？
答：其原理，⼀是“有限政府论”。即：政府的权⼒是有限的，
不是⽆限的，政府的权⼒被限定在明确的法律条⽂之中，法律规
定政府能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不可逾越半步。⽽法律是⼈民
制定的，也就是说，政府的权⼒是⼈民赋予的，⼈民叫你做什
么，你就乖乖做什么。
⼆是“权⼒腐化论”。⼈们相信，权⼒腐化⼈，绝对的权⼒，绝
对地腐化⼈。政府⼀旦有了权⼒，就会腐化，就会滥权，反过来
欺压百姓。因此，限制政府，监督政府，周期的选举更换政府，
等等，⼀切能⽤的都⽤上了。美国⽼百姓把政府叫作“必要的魔
⿁”：⼀⽅⾯，它是必要的；另⼀⽅⾯，它是“魔⿁”，不能信任，
必须看紧它！
三是“⽆限⼈权论”。在理论上，⼈们的天赋⼈权是⽆限的，⽆
穷⼤的。在实 际上，为了⾃⼰不受他⼈伤害，为了整体社会的和
谐，⼈们⾃愿放弃某些权利，并将这些权利集合起来，赋予某些
⼈组成政府，以执⾏这些集体授予的权⼒。因此，“有限政府论”乃
建⽴在“⽆限⼈权论”的基础之上。
所谓”游戏规则”
三⼗六问：我常听到“游戏规则”的说法，是否指的这个意
思？
42
答：游戏规则，包括了程序法则。但在⼴义上，它指的是整个
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法律准则，范围更⼴。⼤家知道，玩游
戏，办体育⽐赛，最重要的莫过于遵守规则，胜负是其次的。没
有规则，⽆法决定胜负。遵守规则，今天败了，明天可以卷⼟重
来。这就是规则重于胜负的道理。打篮球时，甲⽅遵守规则：不
能抱球跑步，不能站在篮下超过三秒，不能打⼿犯规，等等，⽽
⼄⽅不遵守规则：带球跑步，横冲直撞，持续站在篮下……如果
没有裁判(法官)，或者有⼀个不公正的裁判，甲⽅必输⽆疑。这就
是游戏规则的重要。它要求玩游戏的各⽅都要⾃觉地遵守游戏规
则(守法)，也要求有⼀个公正的裁判(法官)维护规则。
政治活动，更要求遵守游戏规则。因为政治活动是关系到全社
会的⼤事，是⼈命关天的⼤事。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政治舞
台上，中共这个玩家向来不遵守游戏规则，更缺乏⽴场超然的公
正裁判(法官)，到头来吃亏的，当然只有是⽼百姓了。
社会整体守法意识
三⼗七问：这么说，遵守游戏规则，就是守法的概念。如何
增强整体社会的守法意识呢？
答：在法治国家，⾃觉守法的社会意识相当⾼，⽽中国⼈的守
法意识⽐较差⼀些。⼀个留学⽣说过这样的故事：他把⽼母接到
海外，晚上开车回家时，碰到红灯⾃动地停了车。⽼母问：“为什
么不开过去呢，旁边⼀辆车都没有，傻等什么？”不少在法治国家
长时间⽣活过的⼈，都有类似经验。它说明，在中国，守法意识
还⽐较薄弱。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守法意识较弱呢？原因⼀⾔难尽。简单⽽
⾔，有历史的(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传统上，中国是个
强调以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法治观念历来薄弱。现实上，中共
⼤搞⼈治，带头知法违法，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使⽼百姓⽆所
适从，认为法律只不过是中共任意践踏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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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百姓对于中共肆意践踏法律的⾏为，已经到了忍⽆
可忍的地步。⽼百姓渴望⼀个有法律、有秩序、有保障的社会。
⼋九民运期间，北京数百万⼈上街游⾏，秩序井然。⼏⼗万辆⾃
⾏车排放有序，社会的犯罪率⼤降。据报导，兰州还出现了⼀张
⼤字报：为⽀援学⽣的正义要求，学运期间⼀律罢偷。署名是兰
州⼩偷协会。你看，⼈民渴望正义，渴望法律秩序的要求是多么
强烈。
当然，⼀个民族守法习惯的养成，绝不是⼀朝⼀⼣的事。但要
养成守法的习惯，⾸先需要的，是⼀个⼤环境，即⼀个法治的社
会。
法治与⼈权和法治与民主政体的关系
三⼗⼋问：请问法治与⼈权和⾃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法治
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是又什么？
答：没有法治，就没有⼈权和⾃由的保障，这是铁律。但是，
有了法治，并⾮就有了充分的⼈权和⾃由。法治与民主政体之间
的关系也是如此：没有法治，就等于没有社会活动运转的基本轨
道，民主的制度不可能建⽴。但是，有了法治，并⾮就是⼀个民
主政体。例如英国统治下的⾹港，它是健全的法治社会，沿袭了
英国的法治传统。在英国统治下的⾹港，基本⼈权和⾃由获得了
保障，如⾐、⾷、住、⾏、⾔论、出版、结社、集会、罢⼯、⽰
威、⼈⾝安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等等。但是，⼈们的参政
权、选举权受到⼀定限制。另外，英国殖民地的⾹港政体不是民
主政体，总督由英王直接委任。中共接管⾹港后，也未建⽴起真
正的民主政体：⾏政⾸长名义上是选举产⽣，实际上是北京操纵
的选举，不是⼈民⾃由意志的选举。
新加坡也有类似情况，它是⼀个法治社会，⼈民的基本⼈权有
了保障，但是，公民的政治结社权和参政权却受到种种限制，⾔
论⾃由的尺度也不如英国统治下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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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法治社会向健全民主社会的转化是相当容易的。⼈
治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化却困难的多。这个道理⽐较易懂，法治
健全的社会，社会法律规范已经建⽴，基本⼈权已获得保障，由
于司法独⽴，民主理念的“软体”已⼤体可以运⾏。
合法暴⼒
三⼗九问：在民主运动中，经常提到“暴⼒”和“⾮暴⼒”的概
念。请问，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暴⼒”的评价如何？
答：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没有“暴⼒”，就没有法
治；没有“暴⼒”，就没有民主制度。但是，这个“暴⼒”，是公民授
权使⽤的“暴⼒”，是法律规定可以使⽤的“暴⼒”，因此，是“合法
暴⼒”。我们不可书⽣⽓⼗⾜地反对⼀切暴⼒。暴⼒不仅需要，甚
⾄可以说，合法暴⼒是法治与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
合法暴⼒，就是合法的强制⼒，是保障法律得以⾏使的要件。
道理⾮常简单，有⼈打砸抢怎么办？有⼈杀⼈放⽕怎么办？办法
只有⼀个，就是使⽤合法暴⼒、即合法的强制⼒，把他制服、逮
捕、审判、送⼊监狱。警察、法庭、监狱，都是政府合法暴⼒的
象征。缺了它，社会秩序何以维系？正是政府掌握了巨⼤的合法
暴⼒，⼈们才对政府加以种种限制，不让合法暴⼒被丝毫地滥
⽤，不让合法暴⼒伤及⽆辜。
另⼀个合法暴⼒，是公民拥有的合法暴⼒。在民主的美国，公
民有将私闯家园，攻击⼈⾝，使之受到⽣命威胁的侵犯者格杀勿
论的权利。前⼏年，德州发⽣了⼀个轰动美国和⽇本的杀⼈案。
被杀者是⼀个年轻的⽇本留学⽣。这位冤魂，阴错阳差地误⼊了
⼀个美国⼭姆⼤叔的院⼦。⼭姆⼤叔不知底细，端着枪，连声喝
令“不许动！”(freeze)。但是，这位⽇本留学⽣却不懂freeze 是什么
意思，继续向前⾛动。砰的⼀声枪响，⽇本青年应声倒在⾎泊之
中。⽇本舆论⼤哗，要求严惩杀⼈凶⼿。令⽇本⼈失望的是，那
位⼭姆⼤叔以⾃卫杀⼈，获判⽆罪。
45
我们且不讨论这个案⼦审判是否公正，也不去讨论美国的枪枝
管制问题。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公民应当拥有合法⾃卫的权利，
为了⾃卫，公民拥有使⽤合法暴⼒的权利。
多少年来，我始终对美国公民合法拥有枪⽀的问题不⼤理解。
每当严格管制枪⽀的呼声升起，美国就有很多⼈挺⾝⽽出，强调
合法拥有枪⽀，进⾏⾃卫的重要性。后来，我了解了⼀下美国争
取独⽴的历史和美国⼈民争取⼈权的历史，才恍然⼤悟：使⽤合
法暴⼒，使⽤武装维护天赋⼈权观念，在美国⼈民⼼⽬中，是根
深蒂固的。在很多美国⼈看来，放弃了使⽤合法暴⼒的权利，⽆
异于将⾃⼰毫⽆抵抗能⼒地暴露在⾮合法的暴⼒之中，放弃了这
⼀条权利，其它的基本⼈权就⽆从保障。
上述道理加以引申，就是公民拥有武装⾃卫的权利，这也是天
赋⼈权的⼀种。像“⼋九民运”，当共产党⽤机枪、坦克对付⽆辜的
学⽣和市民时，中国公民有权武装起来，⾃卫反击，消灭杀⼈的
屠夫。
上述道理再加以引申，就是⼈民拥有武装推翻暴虐政府的权
利。当政府不是保护⼈民，⽽是使⽤⾮合法的暴⼒绑架、逮捕、
残害⽆辜的公民时，⼈民有⾏使⾰命的权利，武装起来，拿起武
器，推翻暴虐的政府，建⽴⼀个保护公民的新政府。如果⿎吹公
民放弃了这⼀权利，在不愿放弃特权，残害⼈民的政权⾯前，永
远没⽤权利进⾏⾰命，没⽤权利推翻它，更换它，那不就等于赞
许杀⼈政权永存万世吗？不就等于让⽼百姓永远被虐的专制者宰
割吗？我们想问⼀下“⾰命放弃论”者：如果你看到⼀个流氓，把⼀
个妇⼥打翻在地，予以强暴，你是否会⾼喊“放弃合法暴⼒”，不给
强暴者有⼒⼀击，救出受害者呢？我们也想问⼀下“⾰命放弃论
者”，当⼀个流氓骑在你的⾝上，拔出⼑⼦桶向你的咽喉，你是否
放弃使⽤合法暴⼒之权，任其了结你的⽣命呢？如果你认为，你
⾃⼰可以放弃使⽤合法暴⼒的权利，随意被流氓宰割，那是你个
⼈的选择，是你⾃⼰的奴性决定的。但是，你没⽤权利⿎吹别⼈
像你⼀样，永远做暴政的奴⾪，永远被暴政蹂躏和残害。
46
当代民运与“平等”、“博爱”
四⼗问：法国⼤⾰命中，曾提出“⾃由、平等、博爱”的⼜号。
你已对“⾃由”的理念做了说明，请问“平等”和“博爱”两个概
念，在当代民运中有何意义？
答：在当代民运中，“平等”的理念⼗分重要。前⾯，我已对政
治上⼈⼈平等的理念、法律⾯前⼈⼈平等的理念，做了扼要地解
释。下⾯，我想简要说明⼀下经济上平等的问题。
为了讨论⽅便，我要⾸先把“平等”的涵义讲清楚。平等，指的
是政治上、经济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平等分为两类：恒定的
平等和⽐例的平等。恒定平等，乃是说，不管性别、年龄、强
弱、能⼒，每⼈的地位完全⼀样。如政治上的平等，法律⾯前的
⼈⼈平等。何为⽐例平等？⽤吃饭打个⽐⽅。体壮的，吃两碗；
体弱的，吃⼀碗。两⼈享受的饭量差⼀倍，看来不平等。可是，
两个⼈吃都饱了，应当算是平等的，这叫⽐例平等。⽐例平等，
有时⽐绝对平等更合理。象吃饭的例⼦，饭量⼩的，你硬是塞给
他吃，把他撑坏，这叫什么平等？能⼒强的，赚钱多，享受也
多，亦属⽐例平等。
经济上的平等⽆疑是⼗分重要的，但是，实⾏起来，并⾮易
事。
⾸先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上，在享受成果，即社会分配⽅⾯，
绝对的平等(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办到的。每个⼈吃什么，吃
多少，都⼀样；每个⼈穿什么，穿多少，都⼀样，这有可能吗？
只有在⼀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有近乎绝对的经济平等，那就
是，⼈⼈都是乞丐。这或许是搞共产主义导致⽼百姓⼈⼈穷困的
原因之⼀。
所以，我们提倡的经济平等，在当前，主要是机会平等。机会
平等，应属于恒定平等。就是说，论发财，论赚钱，在机会上，
⼤家应当平等。不论你是当官的，还是有钱的，或是平民百姓，
应当机会平等。舍此，⽆公平⽽⾔，⽆社会正义⽽⾔。这就像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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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家应在同⼀起跑线上。跑起来，有快有慢，有得⾦牌的，
有得银牌的，有得铜牌的，也有落榜的，这是⾃然现象，⼈⼈⼼
服⼜服，谁也怪不了谁。反过来，起跑线不齐，得了⾦牌，⼈家
也不服。经济上亦是如此，所谓公平竞争是也。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公平竞争，民主社会制定了⼀系列极为严格
的法律。像买卖股票，法律严禁内线交易。什么是内线交易？就
是基于内部的的秘密情报，基于内部的秘密关系，⽽不是基于公
开信息，进⾏股票交易。法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有⼀个制
药⼚，突然起了⽕，在公共媒体未报导⽕灾之前，药⼚⾥的持股
者抛售该⼚的股票，都算内线交易。因为，此时，药⼚⾥的持股
⼈知道股票将要惨跌，但社会上⼤批的公众持股者并未得知这个
消息，部分知情⼈的抛售，对⼤批不知情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
的。为了制⽌内线交易，惩戒内线交易者，美国证卷交易管理委
员会每隔⼀段时间，都会揪出⼏个不法的华尔街股票经记⼈，以
收杀鸡警猴之效。
严守公平原则，即便经济成果的所得很不平等，也难以酿成社
会的巨⼤不满。原是穷学⽣的⽐尔·盖茨，⼤学缀学，创办美国
微软公司，⼗⼏年成了世界⾸富。同时代的⼈，做电脑发财梦者
不计其数。⽐他有钱者有之，⽐他有才者有之。到头来，赔钱
的，破产的，⼤有⼈在。可是，⽐尔·盖茨的富可敌国，并未造
成这些⼈的愤慨。因为，竞争是公平的，⼤家的起跑线是⼀样
的。
反观我们中国，经济改⾰以来，不知有多少⼈，靠的不是⾃⼰
的本事，靠的不是⾃⼰的苦⼲，靠的是特权、后门、关系、官
倒、内线交易，成了“⼤腕”，“⼤款”。公平吗？⽼百姓能服吗？不
服，不满，就是社会不稳的因素。
当然，仅有机会平等还是不够的。民主运动和民主社会也追求
分配的相对平等，即合理的⽐例平等。对竞争能⼒低下的⽼弱病
残实施福利照顾，否则，就成了不⼈道的社会达尔⽂主义。对富
者，实⾏累进税制(收⼊愈⾼，税收愈重)，反对垄断，节制资本；
对贫者，实⾏社会救济，键全福利，辅导就业，都是必要的措
施。
48
经济发展的吊诡是，如果过分强调了分配平等，对富者征税太
⾼，就会打击有才能者的积极性，阻碍经济的起飞；另⼀⽅⾯，
如果过分强调了机会平等⽽忽略了分配平等，就会导致过⼤的贫
富悬殊，酿成社会不稳。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寻求机会平
等与分配平等之间的平衡点，是民主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考
量。
⾄于法国⼤⾰命“博爱”的⼜号，也是值得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借
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应当扬弃共产党的⽃争哲学和仇恨哲
学，以⼤爱的胸怀，爱国家、爱百姓、爱⼈类、爱世界；以⼤爱
的胸怀，以整个民族的最⼩代价为考虑，达成民主化的崇⾼⽬
标；并以⼤爱的胸怀，以中国传统的恕道，对于那些曾经在共产
党统治时期，被动地执⾏过上级指⽰，犯过错误但⽆⾎债的⼤批
⾼、中、低当权者，⼀律进⾏宽恕；对于曾经同情、掩护、帮助
过民运的共产党⼲部，要加以奖励。
民主制度与平等的关系
四⼗⼀问：请问民主制度与平等的关系如何？
答：平等的原则，必须由⼀个公正的权⼒机构执⾏才能落实。
这个机构，只能是民主政府，⽽不是专制政府。像政治上的⼈⼈
平等，法律⾯前的⼈⼈平等，经济上的机会平等，分配上合理的
⽐例平等和相对平等，只有⼈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才能
推⾏这些原则。
综观⾃由、平等、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
们之间密不可分。⾃由从个⼈出发，然后推⼴到团体；平等从团
体开始，然后达及个⼈。⾃由和平等是⼀个问题的两个⽅⾯，⼆
者都排斥极端，崇尚中庸。⾃由，⼀⽅⾯反对集权专政，另⼀⽅
⾯也反对⽆秩序的⽆政府状态；平等，⼀⽅⾯反对特权和垄断，
另⼀⽅⾯也反对绝对的完全⼀致。这些中庸的原则，须由制定的
法律来体现，⽽执⾏法律的机构，乃是民主政府。政治学者⾥普
逊⽤这样⼀个公式来表达：民主乘⾃由等于平等。
49
多元理念
四⼗⼆问：你在《中国之春》上，曾强调多元的理念。请你
介绍⼀下好吗？
答：多元的概念，⼀般⽤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在民主
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多元的，不可强⾏⽼百姓信仰什么，不信仰
什么，有⼈称之为纵向多元。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
可称之为横向多元。多元化社会结构，包括受到尊重的家庭，各
种宗教团体，各种利益团体，各种政党等等。民主社会建⽴后，
多元化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50
第⼆部分
探讨： 民主在中国为何没有实现
51
四⼗三问：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统治，⾄今未能建⽴民主
制度。究其原因，各说各话。有⼈⼀再强调是中国传统⽂化
的问题。请问，你的看法如何？
答：单独的⽂化决定论，本⼈不敢苟同。持此论者认为，中国
传统⽂化中，缺乏民主、⾃由、平等、法治、⼈权、分权制衡这
些观念，故不可能结出民主政治之果。 这种看法，失之偏颇，是
对中华固有⽂明和传统⽂化研究不透⽽做出的⽚⾯结论。
关于政治上⼈⼈平等的平权思想，早在古书《尚书》中，即有
记载。墨⼦继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观念，指出“天下⽆⼤⼩国皆
天之⾢也，⼈⽆幼长贵贱皆天之⾂也”。孟⼦提倡“⼈皆可以为尧
舜”，乃指⼈格上的平等。韩⾮⼦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矫不之
也”，是法律⾯前的⼈⼈平等。
关于政府乃为⼈民所创建的观念，古书《周易·序卦传》中早
有提⽰。《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有男⼥，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有⽗
⼦，然后有君⾂。有君⾂，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
错。”君⾂上下，可看做是君权时代政权、政府概念的通俗表达。
从上⾯的论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产⽣的顺序：天创造万物，再
创造⼈；男⼥创造夫妇，夫妇创造⽗⼦；⽗⼦百姓创造政权和政
府；政府创造秩序(礼)并维护正义(义) 。
主权在民的思想，我国⽂明中也早已提倡。《⼤誓》云“天视
⾃我民视，天听⾃我民听”。孟⼦“君轻民贵”的主张和“天⼦不能以
天下与⼈”的论述，是民本和主权在民思想的精彩格⾔。
再谈⾃由。谁说中华⽂化没有⾃由的基因？连⾃由⼥神所在地
的美国总统，也垂涎于中华的⾃由精神。⾥根总统上任后，在他
的国情咨⽂(施政报告)中，⾸先引⽤《⽼⼦》的名⾔：治⼤国如烹
⼩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国家，尤其是⼤国，应实⾏⼩
政府主义，还⽼百姓以最⼤的⾃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犹如烹
饪⼩鱼，不要多管它，不能总是翻来翻去。如果折腾来，折腾
去，⼩鱼就烂了。政治是管理众⼈之事，把⽼百姓管得太死，天
天折腾⽼百姓，政治⼀定是搞不好的。这就是⽼⼦“⽆为⽽治”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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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是中华⽂化中，让百姓享受最⼤⾃由的思想。在这⼀思想
指导下，⾥根总统在任内，放松了政府对不少经济事物的管制，
以使百姓有更多的⾃由从事经济活动。施政⼋年，⾥根交出了⼀
张不错的成绩单。
⾄于分权制衡，也不是外国⼈发明的专利。早在远古时期，我
们中国就有了分权制衡的实践。那时，部落酋长会议相当于最⾼
⽴法机构，推举出的最⾼⾸长，相当于总统和⾏政权⼒，统领军
队。在钱财⽅⾯，中国⼈早就将会计(管账)与出纳 (管钱)分开，实
⾏制衡管理。中国早期的皇权制度，也有过制衡机制。皇权受到
⼤⾂会议的制约，⼤⾂会议可否决皇帝的圣旨，使之收回成命。
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皇权越集越⼤，搞起了⼀⼈
专制。⽑泽东又将⼀⼈专政发挥到了极致。即使是在皇权的专制
之下，中国明末清初也曾出现了⼀位伟⼤的民主思想家黄梨洲(黄
宗曦)。他在《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和分
权制衡的政治理论。同时代的英国民主理论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权
制衡的学说。黄梨洲⽣于⼀六⼀零年，⽐洛克(⽣于⼀六三⼆年)早
了⼆⼗⼀年。怎么能说民主观念只是西⽅⽂明的产物呢？
再举唐尧传虞舜的例⼦，说明民主选举在中国⼏千年前就已萌
⽣幼芽。尧有⼀⼦，名丹朱，尧很喜欢他，从⼩就⽤种种办法培
养他。为了定其⼼，育其智，据说还发明了围棋，与之对弈。然
⽽，丹朱太不成器了。尧毙，没有⼈去理会丹朱，部落酋长和民
众都跑到舜那⾥，⼀致拥戴舜继承⼤统。选民们投了票，但不是
现代的选票，⽽是“脚票”，⽤脚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禅位”，
实际上，尧何尝不愿意⼉⼦即位？只不过，⼤家没有选他，⽽选
择了德才兼备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过雏形的选举制度，
《王制》记载：“令乡论秀⼠，升之司徒，⽈选⼠司徒论选⼠之秀
者尔升之学，⽈俊⼠。”这是具有公议主义性质的选举制度。
在这本⼩册⼦⾥，我不可能把中国古代的民主理念论述得淋漓
致尽，但⾛笔⾄此，我们⾄少可以说，中华⽂化中缺乏民主思想
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于共产党所说，民主运动只是照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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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论于中国，完全是民族虚⽆主义之论调，⽬的在于维护其
⼀党之专制，其说词不值⼀驳。
⽤纯粹的⽂化决定论，来解释中国未能建⽴起民主政体，也已
被当今的政治现实所击破。台湾民主政治之实现，深受中华⽂化
熏陶的南韩，亦已确⽴起民主制度，都是摆在我们家门⼜的活⽣
⽣的范例。
⽂化决定论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民族虚⽆主义，它势必导致完
全否定传统的倾向。“五四”运动的⼜号“打倒孔家店”，正是这种反
传统主义的体现。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使马列主义乘虚⽽⼊，祸
害中华数⼗年。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体的建⽴，都不是⼀味反
传统的结果。因此，民主运动绝不是反传统的运动，⽽是发掘、
承袭和发扬中华⽂化中民主基因的。
民族性决定论
四⼗四问：有⼈提出民族性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只适
于专制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你怎么看民族性的问题？
答：民族性决定论与⽂化决定论是有关联的。因为民族性是⽂
化熏陶的结果。我们反驳了⽂化决定论，在⼀定程度上，也就是
反驳了民族性决定论。但是，民族性毕竟有其不同之处，有必要
多做些说明。民族性决定论者认为，中国⼈⾃私、好⽃、有奴
性、不守法、依赖性强、保守，等等。总之，⼀切坏的⼈性都可
罗列上去。结论是，对这样的“刁民”，只有专制⼀法。或者说，中
国⼈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就是根据“⽂化
决定论”和“民族性决定论”，⼒主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族性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百多年前，⽇本近代启蒙思想
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明论概略》⼀书中，曾对⽇本民族的
某些不良习性进⾏过鞭挞。后⼈在⼀百年之后写成的《丑陋的⽇
本⼈》，更是列举出⼀系列⽇本民族的恶劣本性。其中，不少与
中国⼈的劣性雷同。但是，⽇本民族的劣根性并未妨碍⽇本步⼊
现代化和民主化。属于中华民族、带有全部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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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看民族性决定论者举出
的那些不良习性，在西⽅民族，尤其是历史的西⽅民族中，照样
存在，只不过某种劣性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的甚
⾄⽐我们中华民族更为恶劣。如某些犹太⼈的⾃私、某些俄国⼈
的好⽃、某些⾮裔⼈的奴性、某些拉美⼈的不守法等等，都不⽐
我们逊⾊，但他们都有属于⾃⼰ 的民主乐园。
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其⼀，我们中国⼈到了民主国家，不但
适应民主制度，⽽且热爱民主制度。其⼆，我们看到，⼤陆⼈向
⾹港跑，北韩⼈向南韩跑；过去，东德⼈向西德跑，专制国家的
⼈向美国和西欧跑，⽽且，这种跑，是单向性的，不发⽣倒流
的。个别⼈的回流，只是为临时赚钱⽽已，绝⾮谋取永久居留。
这说明了，⼈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样的，那
就是向往⾃由与⼈权。
还有⼀点，须加说明，民主制度正是在承认⼈性有性恶⼀⾯的
基础上设⽴的，⽬的在于抑制⼈性之恶。为什么设⽴三权分⽴制
度和法官的终⾝制度？⼀是承认⼈有私⼼，⼆是为了抑制⼈的私
⼼。私⼼，是⼈性中性恶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说来
也巧，⾃由经济制度的实⾏，其基础也是承认⼈的⾃私本性。集
体的⾃私，互相牵制，导致了公益的结果。⼈，的确有善恶两
性。我们之所以倡导民主制度，为的是扬善抑恶，使善性发挥到
极⾄，使恶性压抑到最⼩。美国开国元勋麦迪森曾指出，如果我
们都是天使，(民主)政府⽆须建⽴，因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
都是魔⿁，(民主)政府也⽆须建⽴，因为，她根本建不起来，或
者，建起来也会被砸烂。
下⾯，我特别要讲⼀下制度对⼈性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有什
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性。公有制的⼤锅饭制度，⼲不⼲
⼀个样，⼲多⼲少⼀个样。结果，⼈的懒惰性充分表现了出来。
经济改⾰之后，进⼊私有制企业，懒惰性吃不开了，别说懒，慢
⼀点都会被抄尤鱼。同样的⼈，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
本性。⼤陆⼈刚到美国，开车不怎么守规矩。但是，吃上⼏次罚
单，就规矩多了。听说，有⼀年，纽约某天晚上发⽣了意外停
电，不久，有条街上出现了哄抢事件。个别平时⽐较守法的⼈，
也加⼊了打砸抢的⾏列，因为，他们的商店被⼈砸了，⽣活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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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落，逼上了绝路。突然，电灯亮了，⼈们四处逃窜，⼤街恢复
了平静。它给我们的启⽰是，在⿊暗的制度下，⼈的⿊暗⾯发挥
出来，成了强盗；在光明的制度下，⼈性的⿊暗⾯受到抑制，光
明⾯发扬出来，成了正⼈君⼦。
谁都知道，当前，中国⼤陆⼈⼼险恶，道德败坏，已经到了忍
⽆可忍的地步。⼈们在叹息：怎么中国⼈都变成了这个样⼦？怎
么这么⾃私？这么⽆情？国民党时代也没有沦落到如此地步。答
案⼈⼈皆知，共产党的⿊暗制度，把中国⼈的⼼灵彻底摧毁了。
怎么办？途径之⼀，就是尽快地建⽴起民主、⾃由、法治的光明
制度，以使我们中国⼈的善良本性恢复起来，发扬光⼤。
民主与宗教
四⼗五问：宗教是⼀种原因吗？有⼈说，中国缺乏基督教的
传统，这是民主未能实现的⼀个原因。有道理吗？
答：⾮基督教的国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为
主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教国家，蒙古是喇嘛教国家，都建
起了民主制度。不过，民主制度⾸先是在⼀批基督教国家创⽴起
来的，到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基督教义与民主政治或许有
些内在的联系。⽐如，基督教认为，⼈是神按照神的本来⾯⽬创
造出来的，因⽽，⼈是神圣的。由此导出天赋⼈权的观念。另
外，圣经记载，⼈受了魔⿁的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导出⼈
性性恶之观念。加以引申，由于⼈的不可靠性， ⼈治是⾏不通
的。第三，上帝⾯前⼈⼈平等，导出政治上⼈⼈平等的理念。第
四，神⽴⼗戒，规范⼈的⾏为，导出法治的观念，等等。
仔细研究中国的固有⽂明，我得到了⼀个⼗分具有启发性的发
现，那就是，在我们中华固有⽂明中，包含了上述⼏乎所有的基
督教基本教义。说明，中华固有⽂明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主
基因。如果⼤家有兴趣的话，请参考我的关于论述中国固有⽂明
与基督教教义⼀致性的专述(正在编篡中)。国内近年⼀个⼗分重要
的进展，是基督教的⼴泛传播。拒统计，基督徒已达六千多万，
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数。虽然，从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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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看，基督教并⾮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基督
教教义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有助于
民主化的发展。
驳经济决定论
四⼗六问：那么，经济决定论站得住脚吗？是否农业经济不
可能产⽣民主政治？是否⽂盲很多的社会⽆法建⽴民主制
度？是否先要发展经济，等到⼀个强⼤的中产阶级出现，才
能实现民主政治？
答：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是滋⽣专制的
温床，⽽不能蕴育出民主政体。此论不对。固然，⼗九世纪的西
欧⼯业⾰命，伴随着⼀批民主国家的诞⽣，但是，⼯业⾰命与民
主政体之间，或者说，⼯业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建⽴之间，并⽆逻
辑上的必然联系。希特勒的德国，⼯业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
⽽，希特勒的政府，确是⼀个异常专制的政府。反之，农业国家
同样可以建⽴起令⼈向往的民主制度。丹麦、挪威、瑞⼠，还有
瑞典等国，都是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基础上，建⽴了民主政
体。以丹麦为例，在民主运动的奋争下，⼀⼋四九年，丹麦王被
迫承认了民主宪法，以及由宪法产⽣的议会，民主政体的架构基
本确⽴。那时的丹麦，农业⼈⼜占多数，农民⽣活贫困，⽂盲占
⼈⼜的⽐例远远⾼于⽬前的中国。著名社会改⾰家格伦特维格
（Grundtvig）为了消灭⽂盲，开化民智，于⼀⼋四四年创办了“⼈
民中学”。⼗九世纪七⼗年代，“⼈民中学”不断增加，才渐成⽓
候，⽂盲开始逐步减少，但这是民主架构建⽴⼆⼗多年之后的
事。美国也是⼀样，⼀七⼋三年美国独⽴并创建世界上第⼀个民
主政体时，多数美国⼈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强调这⼀
点，乃是为了驳斥中共及⼀些⼈的下述论调：中国仍是个农业国
家，⽂盲多，民智未开，实⾏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操
之过急等等。
⾄于有了中产阶级才能搞民主的论调，我在举出丹麦和美国的
例⼦后，已经不攻⾃破。实际的情况是，在多数国家，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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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强⼤的
中产阶级又成了民主政体的稳定因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产
阶级的形成早于民主政体之建⽴，如南韩和台湾。因此，正确的
逻辑关系应当是，在未建⽴起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出
现，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已建⽴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强⼤
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
驳社会结构论
四⼗七问：有⼈提出社会结构的理论，解释民主政治未在中
国形成的原因。如：中国从未出现过独⽴的市民社会；中国
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封建社会(共产党所说的封建社会，并⾮历
史学家定义的封建社会，即分封领地、形成贵族或诸侯集团
的社会)，故没有⼀个强⼤的贵族⼒量集团与皇权对抗，等
等。你如何评价这些论点？
答：这些论点，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和
事实的考验。⾸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周朝⽡解前后，中国出
现过分封领地的诸侯社会。但是，为什么没有⾛向民主社会呢？
为什么诸侯社会后来消失了呢？⼀提到这个问题，有的历史学家
就会反驳说，那不同于英国民主政体建⽴之前的贵族社会。话说
回来，就算我们中国从未出现过严格定义下的封建贵族社会，那
么，就是在这个⾮贵族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孙中⼭先⽣
于⼀九⼀⼀年创建了中华民国民主政府，这又做如何解释呢？⼤
家公认，孙中⼭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时
间不长，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时间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质吧。历
史学的争论是没完没了的，因此，我想避开理论问题，看⼀看近
年来世界发⽣的民主变⾰的现实。现实是，苏联⽡解了，波兰、
罗马尼亚、匈⽛利、捷克、东德、南斯拉夫、蒙古、阿尔巴尼
亚、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专制政体⽡解了，代之⽽起的，是⼀个个
民主政体
的建⽴。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哪来的
市民社会和贵族社会？有的政治学者甚⾄曾经⽴论：共产极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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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旦建⽴，就是不可逆转的，其论证不可谓不周密。时间和事
实说明，这些悲观的⽴论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驳超稳定结构理论
四⼗⼋问：还有⼈提出综合性的理论，将意识形态、经济形
态、政治体制关联起来，指出：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农业经
济皇权专制制度相互维系，形成⼀种超稳定的结构，阻⽌了
中国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道路。你的看法如何？
答：在⼀切类同的理论中，超稳定结构理论，好象是最能⾃圆
其说的，因为它综合了各⽅⾯的因素，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
来。但是，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做为超稳定社会⼀部分的台
湾，能够建成⼀个⽐较象样的民主政体。再者，它也解释不了 ，
为什么孙中⼭能够击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成⽴了亚洲第⼀
个民主政权。这个理论，对历史进程中⼀些关键性事件，也⽆法
圆满解释。譬如，⼀⼋九⼋年的戊戌维新，在关键时刻，袁世凯
⼀念之差，出卖了⾰命党⼈，向慈禧太后告了密。百⽇维新，毁
于⼀旦。假如，袁世凯信守承诺，逮捕荣禄，兵谏慈禧，中国的
君主⽴宪很可以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完全改写。袁世凯的⾏为，
⽆疑是历史航道的分界点。他兵权在握，站在哪边哪边就赢。怎
么解释他的出卖⾏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他恪守儒家忠君的
意识形态，他应当站在光绪皇帝这⼀边，⽀持维新变法。所以，
如果说，忠君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曾国藩未能造反，忠君的意识
形态却解释不了袁世凯的⾏为。农业经济更是扯不上边的东西。
我们只能从袁⽒的⼈品上去解释。
从微观看问题，超稳定结构理论就不⾏了。历史的悲剧接着上
演：若⾮孙中⼭仁义让“贤”，若⾮袁世凯⼀⼼称帝，若⾮孙中⼭早
逝于北京，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很可能会长存下来。若此，超稳
定结构的理论也就不会产⽣了。这⾥，涉及到了另⼀个重要的问
题政治⼈物的素质及个⼈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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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建设中的个⼈因素
四⼗九问：在民主政治建⽴的过程中，个⼈的作⽤，也就是
说，⽐起客观的因素，⼈的因素更重要吗？
答：相当重要。在历史发展中，个⼈，尤其是当权者的⼀念之
差，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两百多年前，美国独⽴之初，有⼈
⼒主华盛顿黄袍加⾝，当上国王。华盛顿坚决不⼲，并在两任总
统任期之后，拒绝继续连任，告⽼还乡。他的表率作⽤，对美国
的民主政治形响甚巨，⾄今为⼈们所乐道。
英国⼀九零九年宪章危机时，国王在化解危机上起了重要作
⽤。当时，下院 (平民院)通过对富⼈加税的法律。根据规定，此法
律须经上院(贵族院)批准，才能⽣效。但是，上院拒绝通过。于
是，下院⼲脆⼀⼲到底，决定修改宪章，通过了著名的《国会法
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法案，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终究都会
⾃动成为法律。这个等于剥夺上院⼀切权⼒的法案怎么可能叫上
院通过呢？不经上院批准，它又成为不了法律，下院等于⾃打⽿
光。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国王乔治五世。国王许诺，如果上院拒
不批准《国会法案》，他将加封⼤批新贵族进⼊上院，迫使法案
通过。贵族院(上院)⾯对如此尴尬局⾯，被迫举⼿投降。法案通过
了，⼈民终于从贵族⼿中夺得了⼀切权⼒。
⼤家都知道，西班⽛在佛朗哥时代实⾏的是法西斯统治。佛朗
哥去世后，西班⽛⼀夜之间迈⼊了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举⾏⼤
选。这⼀戏剧性变化，还要归结于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临终
时，请回被他废除的王室继承⼈卡洛斯，并把权⼒交到新国王卡
洛斯⼿中。卡洛斯⽴即实施民主改⾰，西班⽛进⼊了历史的新纪
元。
南⾮的前⽩⼈总统克拉克，在⾯临⾰命和改良的关键时刻，决
定顺乎历史潮流，释放了被他关押了⼆⼗多年的⿊⼈领袖曼德
拉，并赋予⿊⼈选举权，施⾏⼤选。这等于将政权交给⿊⼈。他
把总统宝座拱⼿让给了曼德拉之后，又⽢居副总统之位，协助曼
德拉调和⿊⽩⽭盾，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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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国家，也有类似的例⼦。波兰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
斯基将军，在民主⼤潮之前，把政敌兼团结⼯会的领袖⽡⽂萨放
出监狱，开放⼤选。这个等于把权⼒直接交政敌的⼤⼿笔，成功
地避免了⼀场流⾎⾰命，把波兰带上了民主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最后⼀任领导⼈⼽尔巴乔夫，⽤他的“新思维”，和
平地使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摆脱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实⾏了
民主政治。苏联解体了，但⼽尔巴乔夫的名字将永留史册。
反⾯的例⼦也有很多。像中国的袁世凯，⼀念之差，出卖了维
新党⼈，断送了中国君主⽴宪的改良之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
柱。⼀九⼋九年六⽉四⽇，在政治改⾰与开枪镇压的⼀念之间，
邓⼩平选择了后者，使他本来可以光照史册的晚年，蒙上了永远
抹不掉的⿊影。
我们不是说，专制者会⾃动地放弃权⼒，事实上，上述正⾯的
例⼦，也是⼈民长期奋争的结果。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上述⼏个
⼈物的放权⾏为，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不了。我们想要强
调的是，在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前，执政者的⼀念之差，会对
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顺潮流者，可减少取得民主的代价，避
免整个民族的悲剧，⾃⼰也会留下出路，甚⾄留下美名；逆潮流
者，将导致民族的灾难，⾃⼰也会遗留千古骂名。这点，值得每
⼀个专制者深思。
⼈数多寡与民运成功的关系
五⼗问：有⼈说，中国多数⽼百姓对民主莫不关⼼，多数⽼
百姓关⼼的，只是赚钱的问题。另外，多数⽼百姓也不知道
什么是民主。故⽽，⽬前在中国推⾏民主是不可能的，民运
也不可能成功。你如何看待这⼀论调？
答：先说⼀个⼩故事。据说，有个东⽅商⼈想把鞋⼦卖到⾮洲
的某⼀个地⽅，派了⼀个⼈去考察。那个⼈回来说，那个地⽅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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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那⾥的⼈根本不穿鞋⼦。商⼈不相信，又派了⼀个⼈
去。第⼆个⼈回来说，没错，那⾥的⼈根本没有穿过鞋⼦。但
是，这正是我们⼤有可为之处。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他们穿鞋⼦
的好处，他们每⼈都会成为我们的顾客。商⼈⼤喜，他把鞋⼦运
到那⾥，发了⼤财。你看，同样的事实，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
论。
⽏庸质疑，由于中国⽼百姓长期在共产党的⾔论禁锢和⽂化封
锁之下⽣活，多数⼈对民主、⾃由、⼈权、法治的理念缺乏了
解。但这正是我们⼤有可为之处，只要我们把民主的基本道理告
诉他们，只要把民主、⾃由、法治是赚钱的保障的道理告诉他
们，⽼百姓就会象久旱的⼟地吸允⽢⾬⼀样，欢迎她，热爱她。
向⽼百姓传播⾃由、民主、⼈权、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民
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正是我写这本⼩册⼦的⽬的。
另⼀⽅⾯，各国实⾏民主政治的实践也说明，并⾮多数⽼百姓
了解了民主的理念，才能建⽴民主制度。美国独⽴⾰命时，华盛
顿动员民众参军抗英，并不是空喊民主的⼜号，⽽是⽤“⼀壶酒、
两磅⾁”吸引他们，⽤“授⽥证”吸引民众。华盛顿许诺参军者：打
败了英军，每⼈都可得到⼀⼤⽚⼟地！历史告诉我们，重要的
是，领导者和民运⾻⼲们要对民主有切实的信念和执着。
我也要指出，民主制度建⽴之后，⼤⼒普及民主、⾃由、⼈
权、法治的理念，是巩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
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原因
五⼗⼀问：刚才，你对各种解释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论调都
做了反驳。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答：⾃⼀⼋九⼋年戊戌维新以来，近百年间，我们中国曾⼏次
出现过建⽴民主政体的机会。⼀九⼀⼀年⾟亥⾰命后，孙中⼭也
创建过短暂的民主政权。之后，中国⾛了弯路。究其原因，不是
单⽅⾯的，⽽是多⽅⾯的。其中，有个⼈的因素，有外国势⼒介
⼊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等等。此外，还有民主运动本⾝素
62
质不够、民运层次不⾼的因素。我之所以指出此点，⽬的是鞭策
民运⾃⾝。在⼀九⼋九年的民运中，中共政权曾经出现过短期的
瘫痪状态。当时，唯⼀海内外有组织的民运团体是中国民联(中国
民主团结联盟)。可惜的是，民联正在内⽃，陷于瘫痪(中共渗⼊破
坏为其原因之⼀)。如果民联当时是⼀个坚强的战⽃堡垒，及时把
“更换、推翻政府乃天赋⼈权”的理念传播于群众当中，及时引导学
⽣与⼯农相结合，及时做策反军队的⼯作，及时占领电台、电视
台、北京市委⼤楼、甚⾄中南海，那么，⼋九民运很可能导致中
共解体、民主政权建⽴的结局。
有时，关键不在群众，⽽在引导者。因此，提⾼民运⾃⾝的素
质，提⾼民运的层次，是⼀项⼗分重要的⼯作。
⾛向民主的乐观主义基础
五⼗⼆问：由你的论述看来，⼀切认为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
论调都是不能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向民主。你的
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答：上⾯的各种论调，也不能⼀概⽽论。⼀种是解释中国⾄今
未能实现民主的；另⼀种是说明中国根本不能实现民主的。前者
可敬，后者可憎。可敬者，他还在探索，试图找出症结，以下良
药，⽬的在推动民主。可憎者，在于维护专制，维护特权也。中
共当权派正在有意散播民主不可能论，为可憎者之⾸。对中国民
主的实现，我⼀直是⾮常乐观的。我乐观的基础，是⼈性中对于
⾃由、安全、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将导致专制政权的⽡解
和民主政体的建⽴。也只有民主政体、⽽不是专制政体，才能满
⾜⼈们对于⾃由、安全、幸福的追求。不论是什么来源、什么肤
⾊、什么语⾔、什么宗教、什么习惯，各个民族，每⼀个个体，
对于⾃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都是⼀样的。这种追求，是造物主
的赋予，是造物主的杰作。这种追求，造就了浩浩荡荡的⾃由和
民主的潮流。不管喜不喜欢她，不管⽤什么办法去拦阻，都⽆法
遏⽌⾃由民主潮流的奔腾向前。她可能⾛弯路，她可能遇到障
碍，但她永不会停⽌。
63
第三部分
驳奇谈怪论：驳民运⼈⼠制造动乱
64
五⼗三问：中共⼀再说什么，民运⼈⼠是在制造动乱。请
问，你如何反驳？
答：中共建国以来，确曾出现过⼏起⼤规模的群众运动。如：
⼀九六六年开始的⽂化⼤⾰命，中共⾃⼰称是⼗年动乱；⼀九七
六年因悼念周恩来⽽触发的天安门事件；⼀九⼋六年的⼤学⽣学
潮；⼀九⼋九年的民主运动。如果中共指的动乱是上述运动的
话，稍微尊重⼀点事实，就应当知道，制造这些动乱的，恰恰是
中共⾃⼰。动乱的根源是中共的专制制度。学⽣为什么要上街？
没有中共的专制，没有中共的腐败，没有中共⾼⼲的特权横⾏，
学⽣上街做什么？在美国等西⽅民主国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共
产党组织。有些的确想搞⼀些游⾏、⽰威，即中共称之为“动乱”的
活动。但他们搞得起来吗？没有那样的社会条件嘛！就象⼀堆
柴，如果它是湿的，故意⽤⽕点都烧不起来。反之，如果它是⼲
的，没⼈⽤⽕点，太阳光都可能引起⼤⽕。现在，国内到处是⼲
柴。是谁搞出来的？是民运⼈⼠放上去的吗？这是共产党⾃⼰制
造，⾃⼰烤⼲的。
与中共的说法恰恰相反，民运的⽬的是在防⽌动乱。⼀个⼤
堤，洪⽔愈来愈多，⽔压愈来愈⼤。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
⼀是开闸泄洪，减轻压⼒，保住⼤堤；⼀是加⾼⼤坝，挡住洪
⽔。后者可能暂时收效，但洪⽔压⼒达到临界点时，⼤堤终会崩
溃。社会⼤堤的崩溃，就是法国⼤⾰命的场⾯。中共⾃⼰正在给
这种场⾯的出现，累积条件。
如果听听民运⼈⼠的忠告，或许能够防⽌社会⼤堤的崩解。像
⼀九七⼋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民运提出了开放⾔论、尊重⼈
权、逐步步向民主化的建⾔。假如中共开明⼀点，不是镇压，⽽
是听取建⾔，逐步地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中共的贪
污、腐化可能不致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社会压⼒的
减轻，也可能不会酿成后来的“⼋九民运”。“⼋九民运”被⾎腥镇压
了，社会⽭盾愈形扩⼤，如果中共还不采取减压措施，⼀场更⼤
的、疾风暴⾬式的群众运动正在等待着中共。
65
驳“稳定压倒⼀切”
五⼗四问：中共⼀再强调“稳定压倒⼀切”，说什么发展经
济，需要⼀个稳定的环境。它怕有个风吹草动引起⼤规模的
群众运动。你怎么看待“稳定压倒⼀切”？
答：发展经济，需要⼀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此话不假。但是，
怎样才能获得稳定的社会环境呢？其实，在上⼀个问题(五⼗三问)
中，我已经给出了基本答案。这⾥再从另⼀个⾓度谈⼀下。
稳定有两种形式：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个⼈坐在那⼉
纹丝不动，是谓静态的稳定。静态稳定⽐较好办，死⼈也可以办
到。⾛动起来，就成了动态。在⾛动中求得稳定，看上去简单，
其实很不简单，⼈体需要⼀整套平衡机制。⼩脑、内⽿、两臂、
双腿要协调起来，才能稳定。脑⼦有病变的⼈，⾛路会摔跟头。
⼀条腿⾛路，摔跤也是常有的事。另外，⾛路时，⼈体是不断摇
晃的，⾛钢丝，⾛雪路，摇晃就⽐较明显。但是，只要⼈体的平
衡机制好，⼈体会在摇晃中取得平衡和稳定。 反⽽那些⾝体僵直
的⼈，那些患病后双腿不能弯曲的⼈，⾛不了钢丝。没有那些⼩
的摇晃，就没有⼤的稳定。以⼩不稳⽽换取⼤稳，奥妙就在于
此。
社会稳定，⽆疑是⼀种动态稳定。如何创造社会稳定，是⼀门
科学，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镇压能带来稳定，那世界
上早就天下太平了。社会，也是⼀个有中枢、有器官、有肢体的
有机整体。中枢、器官、肢体诸部的正常，才能保社会整个机体
稳步的向前发展。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共产党的中
央，中国社会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机关，中国社会的肢体各
地⽅政权，统统不正常，统统腐化了，统统糜烂了，社会怎么能
够稳定？社会的细胞个⼈，怎么能够容忍这种腐化和糜烂？
多少年来，民运⼈⼠⼀直在呼吁协调的改⾰，即不但经济体制
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这是两条腿⾛路的道理。中共的改⾰，
经济这条腿，⼤踏步地向前；政治这条腿，却裹⾜不前，越改，
摔跟头的可能性就越⼤。我早就建议，宁愿经济改⾰这条腿慢⼀
66
点，政治改⾰跟上来，以便协调地、稳步地向前发展。中共⼀意
孤⾏，现在，社会的⽭盾越来越⼤，社会的不稳因素每⽇递增，
动荡已不可避免。
社会发展，还必须有⼀个正常的反馈机理。正确的政策，产⽣
正⾯的效果，信息正确地反馈回来，中枢将持续并加强正确的政
策，此为正反馈。错误的决策，产⽣错误的效果，社会信息反馈
回来，中枢修整错误的政策，此为负反馈。反馈机制正常，加上
调节机制正常，社会才能稳步发展。中共上梁不正，下⾯欺上瞒
下，反馈机制完全⽡解，调节机制亦已失灵，我看不出任何可使
社会发展保持稳定的希望。
中共真的不懂泄洪防溃，化⼤震为⼩震，以⼩不稳求⼤稳的道
理吗？看来不像。中共知⽽不做，是因为它不以整个民族的利益
为考量，它是想维持它的专制，维持它的特权，维持⼀党之私
利。⼀个以⼈民为重的政治家，应该是“⼈民的利益压倒⼀切”，必
要时，以⾃⼰的下台来维护⼈民的利益。法国的戴⾼乐，英国的
丘吉尔，都曾尊重民意⽽下台。“稳定压倒⼀切”，⽽不是“⼈民的
压倒⼀切”，说穿了，就是想把⼤堤的崩溃时间往后推迟⼀些，以
便多捞⼀把。民众说，当⼤官的，⽤推⼟机往家推，当⼩官的，
⽤⼩推车往家拉，⽼百姓只能⽤⽿挖勺挖。什么时候⼤堤挖的差
不多了，也就垮了。
驳共产党不可替代
五⼗五问：中共还有⼀种论调，说什么，共产党不能垮，垮
了，没有另外⼀种政治⼒量可以替代，社会将陷于混乱。你
怎么分析？
答：这是地地道道的奇谈怪论。这不等于说，⼈民要永远受治
于共产党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共产党下台是早晚的事，问
题是如何下台。是光荣的⾃⼰主动下，像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
还是被⼈民打倒了下，像菲律宾的马可⽰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
67
库；抑或是开放选举被对⼿公平地选下去，那要看中共⾃⼰如何
去做。共产党垮了，谁说没有⼈替代？民运就是⼀个替代⼒量。
民运已是⼀个相当强的⼒量，浮在台⾯上的，只是⼩部分。别说
今天的民运已初具规模，就算没有成形的民运组织，共产党垮
了，也会很快形成民主团体⽽接管政权。罗马尼亚就是⼀例：共
产党垮台之前，罗国的民运⼒量还不如我们中国的有组织、有纲
领。共产党⼀旦解体，或⼀旦开放选举，民主政党⼀天内发展⼏
千⼈、甚⾄⼏万⼈，根本不成问题。
“⼋九民运”时，北京⼤学曾出现过⼀张⼤字报，说“李鹏能做
总理，请问全国还有谁不能做总理？”我想，中共垮了，别⼈上了
台，难以保证⼲得⼗分出⾊，但是，⼲得⽐中共坏却是不容易
的。因为，它已是坏到底了。新⼈⼲得不怎么样，也不要怕，再
选⾼⼈就是了。民主制度确⽴后，台上的⼈就会兢兢业业，起
码，不⾄于像中共那样离谱。因为，⼲得不好，下次⼈民不再选
你。
怎么看待民运的⼒量
五⼗六问：你提到民运作为⼀种替代⼒量的问题。共产党散
布说，民运不成⽓候，不⾜为虑。你是长期从事民运活动
的，你怎么看待共产党的评论？
答：的确，民运内部存在不少问题。如内争、分裂，个别⼈的
背叛等。我们正视这些问题。但是，这只是民主运动的⽀流，不
是主流。有的，被共产党夸⼤了，有的，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歪
曲了。甚⾄，共产党还有意派⼈进⼊民运队伍，除分化⽡解外，
还以民运⼈⼠的⾯⽬故意胡作⾮为，然后，再反过来说民运⼈⼠
如何如何。我们要识破共产党的这⼀套抹⿊战术。
翻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不也是内⽃连连、分裂频频吗？
⽑泽东就被整垮过，邓⼩平也有三落三起的记录。共产党和国民
党都有过⼤分裂，另⽴中央的局⾯。因此，任何⼀个组织，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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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那样的⽑病。问题是，只要代表了时代的⽅向和潮流，⼀
时的纷争⽆伤⼤雅，也不会就此停⽌民运的发展。以前孙中⼭闹
⾰命，⼈戏称孙⼤炮，认为推翻满清纯粹是吹⽜。他的组织出现
过多次纷争，曾经出现过极为狼狈的局⾯。当时改良派曾围剿、
批判孙中⼭，还列举出他的若⼲“罪状”，情势颇象今天“温和派”批
判“⾰命派”。据说，⼀次，孙中⼭在海外演讲，讲完了⼀看，下⾯
只有⼀个听众，还是个⼩孩⼦。孙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好听众。
没想到，⼩孩说：“我是来拿凳⼦的，你站的那个凳⼦是我家的。”
但是，孙中⼭后来还是推翻了满清。
台湾民进党的⼒量，当年在海外(那时不叫民进党)，也是四分
五裂，⼭头林⽴，互相攻奸。有台独联盟，有台湾⾰命党，有台
湾公共事务协会，有台独会等等。热闹程度，不让⼤陆民运专美
于前。台湾开放组党之后，海外⼒量与岛内⼒量结合，在岛内正
常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益强⼤的民进党，已有逐步取代国民
党之势。
形势⽐⼈强！在⼀个推动社会变迁的⼤运动中，泥沙俱下，鱼
龙混杂，乃正常现象。中途脱队者有之，投机叛变者有之，中共
派⼊者有之，分裂捣乱者有之。这⼀切，都阻挡不住历史进展的
⼤势。中共说民运不成⽓候、不⾜为虑，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民运
是⼀个可能替代中共的⼒量。中共这么说，也带有给⾃⼰壮胆的
味道。不⾜为虑？为什么还⼤抓民运⼈⼠？为什么限制海外民运
⼈⼠回国？为什么不敢开放选举、与民运⼀较⾼低？还是怕嘛！
⽆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民运的⼒量在不断壮⼤，共产党的⼒
量在不断减⼩。每天清晨，我都意识到，中国距民主又近了⼀
天，中共专制离灭亡又少了⼀天。民主的⼒量终究取代专制的⼒
量，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改变不了的。
怎样看待⽴法院打⽃
五⼗七问：说到台湾，民主开放后，⽴法院(议会)内打⽃频
繁，不同派别的议员甚⾄打得头破⾎流。共产党有话说了：
你看，民主有什么好的，中国⼈不能搞民主。你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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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错，民主制度初期，民主的运作尚不成熟，君⼦之争的
风⽓也未养成，有些出格的事在所难免。婴⼉哪⾥有⽣下来就不
乱拉⽶⽥共的？美国建国之初，议会⾥打架的事，乃家常便饭。
为了争官做，甚⾄发⽣过持枪决⽃的怪事。⽇本也是⼀样。议会
⾥，议员互相⼲架，拿砚台把对⽅砸破相的事都发⽣过。后来，
为防类似事件，议会还做了⼀个规定：把砚台钉在桌⼦上。现
在，这种事还不是没有了？民主运作要有⼀个成熟的过程，⽆须
⼤惊⼩怪。
如果有⼀天，中共的议会⾥，发⽣了⼤打出⼿的事件，我倒会
额⾸称庆。那标志着，⼈们已经敢于表达⾃⼰的观点。
怎么看待现代民主社会的弊病
五⼗⼋问：现代民主社会也有很多弊病，如吸毒、⾊情泛
滥、犯罪率⾼等。中共散布说，民主社会有什么好，问题那
么多。意思是，搞民主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没有⼀个社会制度是完美的。因为，⼈本⾝不是完美的，
民主制度又是⼈建⽴的，当然不完美。吸毒、犯罪和⾊情等问
题，哪个制度下都有，中国更不逊⾊。这是社会问题，不能单纯
归咎于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能包治百病，它最⼤的作⽤， 是对
⼈权和社会公平的保障。此外，民主制度提供了⼀个能够通过和
平的、程序化转移最⾼权⼒的机制，也提供了⼀个通过和平⼿段
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某些⼈类弊病的解除，除政治民主外，还
要有宗教、⽂化等发挥作⽤。
与其它制度相⽐，民主制度显然优越得多。英国⾸相丘吉尔曾
说：我承认，民主制度是挺烂的。但是，请给我⼀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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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制制度的⽐较
五⼗九问：的确，中国改⾰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量的，
以前没有的弊病。有⼈甚⾄怀念⽑泽东的超级极权时代。他
们说，还没有搞民主制度，刚刚开放⼀点，社会就已经乱成
了这个样⼦，如果中国真的搞起了民主制度，乱得肯定⽆法
收拾，还是⽑泽东的统治办法好。我知道，这样的⼈并⾮多
数，思想极为糊涂。也没有必要费太多功夫。把所有糊涂⼈
都教育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说，宁愿和聪明⼈吵个
架，也不愿和糊涂⼈说句话。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怎么讲
他也不明⽩。但是，话说回来，与专制制度相⽐，到底民主
制度有那些好处，请你系统回答⼀下好吗？
答：我还是想开导“糊涂⼈”⼏句。改⾰开放以来，社会上的确
出现了以前很多看不见的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只
不过，没能浮到表⾯上来。如吸毒 ，林彪就吸毒；嫖妓⼥，以前
中南海的⾼⼲有⼏个不玩⼥孩⼦？⽑泽东的私⼈医⽣李志绥，来
到美国写了⼀本《⽑泽东私⼈医⽣回忆录》。李说，⽼⽑玩⼥⼈
都玩邪了，不⼏时就换上⼀个新的。应当这么说：改⾰开放前，
毒品、⾊情是中南海的专利。现在，专利开放，⽼百姓也可热闹
热闹了。也有⼈⽣动地讲：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个也
没有学到，资本主义的坏东西却统统引了进来。以⾄于，社会主
义坏的，我们中国有了，资本主义坏的，我们也有。坏上加坏，
社会能不烂吗？造成这种局⾯的原因之⼀，是中共只改经济，不
改政治制度的结果。
⾔归正传。我想借此系统罗列⼀下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第⼀，
对⼈权和⼈⾝⾃由有基本保障；第⼆，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有
基本保障，即能够防⽌官员腐败，防⽌社会分配的过⼤差异；第
三，社会稳定，经济可以获得较快⽽平稳的发展；第四，在⾃由
的空⽓下，社会创造⼒活跃，科学进步；第五，社会本⾝存在的
问题，可以开放讨论，发动全社会⽤和平的⽅式解决之；第六，
最⾼权⼒能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和平⽅式进⾏转移，避免了专制
制度下权⼒转移的不规则⽃争⽽引起流⾎和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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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第六点再做些详细阐述。最⾼权⼒的取得和转移的问题，
是政治上的最⼤问题，搞的不好，⼈头落地，天下⼤乱，百姓涂
炭。历史书上，为争夺最⾼权⼒，皇室中⽗⼦相残，兄弟睨墙，
处处可见。民主制度则解决了这⼀问题。
总结起来，最⾼权⼒的取得、转移和继承有如下之模式：第
⼀，皇权的⾎统继承。又有嫡长⼦继承制，皇帝指定皇储制和清
朝的秘藏皇储制；第⼆，禅让制。传说中，尧舜禹传位让贤。实
际上，是初级形式的民主选举制；第三，武⼒夺取；第四，教皇
产⽣的秘密民主选举制。⽼教皇去世后，红⾐⼤主教秘密选举新
教皇。他们向上帝祷告后投票。第⼀轮⽆结果，再祷告，再投。
直⾄选出新教皇。这时，梵蒂冈⼤教堂的烟囱上，升起缕缕青
烟。等待外⾯的教徒欢呼新教皇的诞⽣；第五，西藏活佛的转世
制。⽼活佛圆寂之后，根据其圆寂时间和⼿指⽅向，按照藏族喇
嘛教的条规，寻找转世灵童，成为新的权⼒继承者；第六，共产
党的指定接班⼈制度；第七，民主选举制。
这些⽅式中，以共产党所谓培养、指定⾰命事业接班⼈的⽅式
最落后。为什么？因为，⾸先，它没有客观标准。皇权转移、民
主选举，都有客观标准，前者为⾎统 ，后者为选票。武⼒夺取，
也有客观的⼀⾯：谁最能打仗，最有实⼒，谁得天下。
共产党的⽼头⽬培养、指定的接班⼈，⼀定是听话的，不否定
⾃⼰路线的。⽼头⽬全凭主观喜恶，毫⽆客观标准。接掌⼤权的
接班⼈，如果没有服众的客观标准，就不能令下属⼼服⼜服。如
此，或者权威很弱，政令不⾏；或者权⼒不稳，被⼈推翻。所有
共产党政权，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最⾼权⼒的争夺问题和最⾼权
⼒的转移问题。其次，接权的⼈⼀般不会有什么创意。共产党培
养⼈，提拔⼈，都是顺从的，会拍马的，能⼒不会超过上级的。
接班⼈，不对下⾯的选民负责，只对上⾯的上司负责，所以，会
不会拍马，⽽不是会不会治国，决定了中共⼲部的前途。这套筛
选⼲部的制度，是负筛选机制。导致“接班⼈”没什么创意。最后，
共产党指定接班⼈的制度，由于⼈们不服，往往造成残酷的权⼒
争夺和宫廷政变，最后还是枪杆⼦说了算，可能导致流⾎和社会
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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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选票、⽽不是⽤⼦弹决定继任者，解决了⼈类历史
上⼀个最难的问题，即最⾼权⼒的转移问题。从⽽结束了⼈类历
史上最⾼权⼒转移造成的流⾎悲剧。
驳”开明专制”
六⼗问：有种论调曾⼗分流⾏，认为中国⼈最好搞开明专
制。持此论者还举例⼦说明，历史上的开明专制，如唐太宗
的贞观之治，清康熙的康熙之治，曾开太平盛世，创万民乐
业。你对开明专制的看法如何？
答：⼀部分⼈是有这种想法。共产党内有些⼈，就是盼者胡耀
邦这样的开明⼈⼠执政，不是从制度上思考问题。⽼百姓喜欢看
包公戏，盼望清官。是这个问题另⼀种形式的反映。
我们不否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清官，出现过英明的君主。他们
的确做出过令史家赞美的政绩。但是，历史上的坏皇帝，残暴的
君主，数量更多。前朝能⼲君主的政绩，往往被他的不肖⼦孙败
坏殆净。中国历史上⼀再出现这样的循环：王朝腐败、⾰命造
反、再建⼀个新王朝、开国君主或某⼀⼦孙励精图治、盛世出
现、⼦孙败家、腐败⽆能、⾰命造反、改朝换代。我们这⼀代民
运⼈⼠就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皇权转移的⼀⼤问题，在于不
能保证下⼀个皇帝永远是开明的。假如是暴君，昏君(历史上不胜
枚举)，又活得很长，⽼百姓可就倒了⼤霉。我们承认，民主制度
不能保障产⽣的领袖是最佳⼈选，但可以保证不会是最坏的，通
常是相当杰出的⼀代风流。就算是⽼百姓看⾛了眼，选了⼀个坏
蛋上来，他也不会猖狂⼏⽇，还有弹劾的法律在等着他。美国平
庸的总统也有过，但起码不会⼲坏事，不会令历史⼤倒退。平庸
之才，顶多⼲⼀届也就完了。⽤不着象皇权制度，要等⽼皇帝死
了，才有扭转施政纲领的机会。假如⽼皇帝死了，上来的更残
暴，怎么办？
73
皇权转移的另⼀个不好的地⽅是，有时，皇权争夺战是相当残
酷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倒是不错，但他是杀
了他的哥哥才取得皇位的。康熙的皇权争夺战也充满了⾎腥味。
我们设想⼀下，唐朝时，如果有民主选举，选民们可能会选择能
⼲的李世民，⽽不是他的庸才兄长。如果选票能解决问题，何必
去杀⽆辜的亲⼈呢？杀了兄长，篡了⼤位，能把权抓稳，把国家
治理好，也就罢了。但是 ，假如诸王不服，就会开启战端。像晋
朝的⼋王之乱，枉死了多少苍⽣。
因此，开明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开明专制
的主张者，还不能回答⼀个死结性的问题：开明的专制者从哪⾥
来？从共产党⾥挑？从民间去找？ 还是我们⼀天天傻等着他的降
⽣？
驳”政治改⾰不能搞”
六⼗⼀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了民
主政体，但在经济上遇到了很⼤的困难，⼈民⽣活与中国
⽐，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喜之感。依此推理
说：“还是我们做得对，政治改⾰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
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
答：我在今年初潜⼊中国本⼟，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
部的⼈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个⽅⾯来谈。
⾸先，专制制度的改⾰，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
若⼲⽅⾯。哪⼀⽅⾯先⾏⼀步效果较好，并⽆前车可鉴。⽬前，
⼤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
第⼀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的⼀步，⽽且⼀步
到位，⼏乎⼀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民主政体。⼈民⽴即享受
到⾃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
础是重⼯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蹴⽽就。就像
当前中国东北⼀样，轻⼯业的不⾜，使⼈民⽣活⼀时陷⼊困境。
74
第⼆是中国模式。中国⾛的是另⼀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
取⾼压政策。经济上，⼈民⽣活⽔平有了⼤幅提⾼，但政治上仍
然专制。
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者同时⼀步到位：政治
上施⾏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杆⼦插到底的搬
来了市场经济。
孰好孰坏，⽬前已初见分晓。
在进⾏三种改⾰模式的对⽐之前，我先要强调⼀个基本论点：
改⾰应当是协调的改⾰，全⽅位的改⾰。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
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地改，社会发展就⽐较平
稳，就不会有⼤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病，俄国可能患
了经济落后性改⾰病。
其次，改⾰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尔巴
乔夫的改⾰，以⾃⼰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民
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由。像⼈的⼀条
腿，被绳⼦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缺⾎。突然放开了绳
⼦，⼤腿会又⿇又痛，好⼀阵⼦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个姿势
坐长了，突然站起⾛路时，⼤腿会发⿇，如同针扎，也是缺⾎的
道理，⼤概每个⼈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和永被绳绑，以
⾄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
的⼤绳捆绑着，突然⼀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这个过程
难以避免。
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由的国度。前⼏年，实施休克疗法
后，波兰经济⼀蹋糊涂。有⼈⼤骂休克疗法，有⼈归于民主开
放。阵痛和⿇⽊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出⾕底，开始明显好
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下⼦，休克疗法的
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家注意的是，
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
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
75
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事。⼀
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框架(民
主框架)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的乱。怎么乱，也没有
把社会的⼤框架冲垮。所以，不会⼤乱，不会发⽣⼤⾰命式的暴
乱。我问过俄国⼈，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多数⼈认为，仅
管其经济改⾰步履艰难，但似乎已经⾛出⾕底，露出曙光。他们
最⼤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框架，权⼒和平转
移的机制已告确⽴，以⾄爆发⼤⾰命的局⾯基本可以排除。
反观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样，表⾯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
巨⼤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框架还是旧的，⽽
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旦有个风吹草动，⼩乱可能酿成暴
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
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俄国⼤⼗倍的⽓⼒。⼀⾔以蔽之，俄
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了民主改
⾰，发⽣⼤⾰命的机会⼏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番景象：虽
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场⼤⾰命的发⽣并未避免。打个⽐
⽅，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个民主⼤厦中的乱，再乱，⼤楼是
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个专制的⼤厦中乱，乱到
⼀定程度，⼤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
国将严重得多。
国内有的民运⼈⼠对我说，现在中共似乎到了想进⾏政治改⾰
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话怎说？可以设想⼀下，所谓政治改⾰，就
是开放政治权⼒，即：开放⾔论⾃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
⾏司法独⽴。不管落实哪⼀条，中共特权都会⾯临被清算的命
运，他们在经济改⾰中贪得太多了，⼲得坏事太多了。⽽这⼀
切，都是由于未有及时进⾏政治改⾰、缺乏起码的监督和制衡造
成的。为了保住中共特权们在经改中捞到的不法之财，他们不敢
实施政改；为了防⽌清算⾃⼰在经改中欺压百姓、鱼⾁⼈民的罪
⾏，他们不敢实施政改。他们害怕步上菲律宾马可仕、韩国全⽃
焕被清算的后尘。他们要改，等于⾸先要向⾃⼰下⼿，⾸先从⾃
⼰的⼉⼥开⼑，⾸先把⾃⼰为⾮做⽍的下属送⼊⼤狱。他们能这
样做吗？他们敢这样做吗？邓⼩平为什么对⼿⽆⼨铁的“⼋九”学⽣
开枪，部分原因，就是如果后退⼀步，其⼦⼥邓朴⽅之流就会遭
到清算。可能，个别的领导也想到了政改，但是，他们中饱私囊
76
的⼦⼥，他们贪赃枉法的下属，整个压榨⽼百姓的官僚机器，将
他团团围住，使他根本动弹不得。现在，似乎只有⼀种政治改⾰
可能，就是：个别的中共领导⼈，⼤魄⼒地与⼈民的⼒量结合，
在政改中，把中共搞下台。中共虽然下台了，⾃⼰却可留下历史
的⼀页。就算是出了这种叶利钦式的⼈物，社会的⼀时动荡也难
以避免。
驳”中国式民主”
六⼗⼆问：有⼈说，民运就是想照搬西⽅的⼀套，搞全盘西
化。中国要搞民主的话，也要搞中国式的民主，不要美式
的、英式的民主。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答：我们不想搞全盘西化。前⾯我已阐明，中华固有⽂化中，
蕴藏着丰富的民主基因，丰富程度，不亚于西⽅的早期⽂明。我
们挖掘出这些丰富的民主基因，并借鉴西⽅各国施⾏民主的经
验，已经⼤体勾画出中国的民主蓝图(请留意即将出版的另⼀本⼩
册⼦)。
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过全盘西化、俄化的，是中共本⾝。把
中国⼏乎拖垮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俄化的结果。把中国⼈的灵魂
⼏乎摧毁的马列主义，是西化的结果。
我曾说过，不要强调什么⼀定要搞中国式的民主。管它什么式
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好。因为，没有⼀个⼗全⼗美的民主
制度。内阁制？总统制？各有千秋 。民主有三⼤要素：主权在
民；政治上⼈⼈平等；实⾏多数⼈的统治，保护少数⼈的权利。
只要有了这三条，就是民主。我曾打⽐⽅说，这三⼤民主要素，
好像⾷物中的三⼤要素：淀粉、脂肪、蛋⽩质。有了这三样，就
是好⾷品。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有这三种养
份。你饿得利害，不会计较什么中国的⼤⽶ ，还是美国的⼤⽶。
⼀味强调不要美式民主的⼈，如果饿急了，他会拒绝美式⼤⽶
吗？
77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个⼈倾向于内阁制，⽽⾮总统制。
原因有两点。⼀是，各国的经验表明，内阁制⽐较稳定；⼆是，
民主制度建⽴之初，⾏政⾸长需要⽴法机构的良好配合，有的政
策需要尽快变成法律。内阁制可以满⾜这⼀需要，因为议会控制
在执政党⼿中。如果像美国⼀样，搞三权分⽴的总统制，⾏政受
⽴法机构的牵制太⼤，可能不适于中国民主制建⽴初期的情况。
驳”民主运动多余”论
六⼗三问：有些⼈主张，民主运动是多余的。他们也向往民
主，但他们主张，有民主思想的⼈应当进⼊共产党内部，影
响执政者，或逐步成为执政者，经过潜移默化的作⽤，待经
济发展到⼀定程度，民主就可实现。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答：历史的⽆情事实是，没有⼀个民主政体是通过这种纯粹内
部运作的⽅式建⽴的。为什么？道理⼗分简单，缺少⼈民的压⼒
和争取，没有⼀个执政集团愿意⾃动放弃既得的利益和权⼒。不
⽃争，不争取，馅饼不会⾃动从天⽽降。以美国为例。没有华盛
顿的⾰命抗暴运动，英国绝不会让美国建国。虽然，美国在两百
年前独⽴后，既已确⽴了民主政体，但超过半数⼈的权利并没有
完全得到，主要是妇⼥和⿊⼈。经过妇⼥运动多年的争取，⼥性
公民直到⼀九⼆零年才获得了与男⼈平等的选举权。⽆数⿊⼈的
抗争、坐牢和鲜⾎，在⼀⼋七零年换取了法律上的选举权，但在
实际⽣活中，⿊⼈仍被严重歧视。在某些州，到了六⼗年代初
期，⿊⼈的选举权仍被限制。六⼗年代，马丁·路德·⾦，领导
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终于废除了⿊⽩分校制度和⼀系列⿊⽩
不平等的制度。英国也是⼀样，⼗七世纪，英国王室在⼈民的⾰
命中被推翻了。后来，王室恢复，但权⼒转移到国会⼿中。可
是，公民的投票权并没有得到保障。有⼈估计，⼀⼋六⼀年，只
有⼆⼗多万⼈有资格在下院的选举中投票。历经⼈民⽆数次的抗
争，直到⼀九⼆⼋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权扩展到所有的成年⼈。
这⾥也涉及到了另外⼀个概念：民主政体的建⽴，并⾮意味着民
主、⾃由 、⼈权的充分实现。在民主体制建⽴后，尚且如此，何
论专制的中国。在台湾，没有⼀批批民主⽃⼠的坐牢，也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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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民党的开放党禁。同样，没有⼀九七六年天安门的民主运
动，就没随之⽽来的改⾰开放。
进⼊体制内改⾰，不失为⼀个途径，但既不是唯⼀，也不是主
要的途径。⼀九⼋六年⼆⽉，我到美国密歇根⼤学演讲，演讲的
题⽬是《论中共改⾰派的处境、作为及前途》，结识了朱嘉明先
⽣。当时，他在密⼤进修，时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是赵紫阳改
⾰派的智囊之⼀。回国前，他冒着风险到纽约与我密谈。我是民
运的头⾯⼈物，他是体制内改⾰系⼀员。我俩却⼀拍既和，默契
得不得了。我们达成了共识：民运在外⾯压，他们在⾥⾯拆，互
为表⾥，互相补充，各有所为。我告诫他，改不下去的时候，受
保守派威胁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中国之春》这条出路。他⿎励
我，《中国之春》要壮⼤，她是⼀个替代的⼒量。⼀九⼋九年“六
四”事件前后，赵紫阳改⾰派遭到整肃，⼈员外逃。九⽉，“六四”
镇压逃出来的⼈⼠在巴黎聚会，没想到，我竟与朱嘉明在会场重
逢。他变成了民运队伍的⼀员。体制内和体制外⾛到⼀起来了。
这是历史的嘲讽，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举这个例⼦，是想说明，
体制外的民运是中国社会改⾰绝对不可缺少的⽣⼒军。
我绝不否认体制内改⾰的作⽤，但也要举出它的局限性：你要
执⾏上⾯的指⽰，等于帮专制的忙；你要抵制，可能会被罢官。
反之，你要推⾏民主的理念，上⾯会兴师问罪，不推⾏，呆在⾥
⾯又有何⽤？拿捏分⼨，绝⾮易事。我要忠告的是，进⼊共产党
体制内改⾰，还有其蜕变的可能性。当享受到权⼒的滋味时，可
能受不了权⼒的诱惑。我称之为上车原理。挤公共汽车时，拼命
向上喊：“再挤⼀挤，⾥⾯还有空！”⼀旦踏上车，就往下喊：“别
挤了，等下⾯⼀辆吧。”车上车下，利害关系来了个⼀百⼋⼗度的
⼤转弯。据说，七⼋、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还没上台
前，⿎动⼦⼥去民主墙，为中共⽼⼲部喊冤争权。突然任命为中
央组织部长后，他开始拦阻⼦⼥去民主墙。台上台下，不⼀样
了。进⼊体制内，掌握了权⼒时，仍然坚持民主理念，并为民主
尽⼒，不怕丢乌纱帽者，才能有助于民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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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党內民主论”
六⼗四问：有⼈主张在共产党內先实⾏民主，然后再考虑社
会上的民主？
答：⾸先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不够科学。因为，“民主”
有其严格的定义，有其明确的理念和制度。民主理念的三⼤要
素，缺⼀都不能成为民主。他们是：主权在民；政治上的⼈⼈平
等；⾏使多数⼈的决议，保护少数⼈的权利(参阅本书的第⼀问)。
你的问题⼤概是实⾏共产党内的公开竞选和保护党内的⼈权。可
悲的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个专制政权的执政党能够做到这种
点。为什么？你可设想⼀下， 如果保障⼈权，那要⾸先释放赵紫
阳和其他同情民运的⼲部，并允许他们公开竞选。这等于为“六四”
翻案，后果可想⽽知，必然⽴即导致整体社会的民主。因为“⼋九”
民运的⼀切组织都可以合法化了。就算不释放他们，只是其他⼈
的公开竞选，后果又如何呢？后果必然是双⽅都要争取民意的⽀
持，在社会上寻求⽀持者。这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就会暴露
在全国百姓的⾯前。然后，群众可能选择较为倾向⾃⼰意见的候
选⼈，并展开运动⽀持他。⽽那位候选⼈⾃然会愿意看到⼈们的
⽀持。其后果，或造成执政党的公开分裂，或造成社会的同步“民
主”。两者都是不能被执政党所容忍的。由推理可知，先实⾏所谓
执政党内的“民主”，本⾝就是⼀个不能⾃圆其说的勃论。
另外，又⼀个问题产⽣了：为什么共产党可以享受⾃由竞选⽽
百姓不⾏？这又是⼀个勃论。实际上，寄希望于中共这样⼀个类
似⿊⼿党的组织搞什么党内 “民主”，⽆异于缘⽊求鱼。有这种想
法的⼈，仍然是奴才思想，仍然是把共产党看作救星，看不起⾃
⼰的⼈格，也看不到⾃⼰的⼒量，看不到⼈民的⼒量，也不知道
应当为⾃⼰的⼈权⽽奋争。
80
第四部分
民运的⼿段与策略和平演进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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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问：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段达成⽬标？⽤和
平演进呢？还是⾰命？
答：这是令很多⼈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我们
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标，希望避免⾰命，
尤其是避免流⾎。其⼆，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式过渡到民主
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主要取决于执政
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
综观⼈类⽂明的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
进⾏。⼀个是演进，⼀个是⾰命。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
⼤规模的⾰命和流⾎冲突。突出的例⼦是英国。英国原来是⼀个
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做了让步，先把权
⼒转移给了贵族。尔后，在⼈民的压⼒下，贵族又做了让步，被
迫把权⼒完全转移给了平民(下院)。结果，⼤家皆⼤欢喜。王室被
保留了，贵族院(上院)也被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冲突，但
毕竟没有发⽣法国那样急风暴⾬式的⼤⾰命。
法国进⼊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
社会改⾰⼤潮⾯前，不于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底狱
的⼤⾰命，路易⼗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
动，步上了路易⼗六的后尘。临近的匈⽛利共产党，在民主潮流
⾯前，顺乎潮流，进⾏民主改⾰，避免了⾰命的暴发。海峡的对
岸台湾，蒋经国让步开放，实⾏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
页。不远的菲律宾，马可仕死不让步，被⼈民赶出岛外，客死异
乡。
这些例⼦说明，执政者对⼈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
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
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民的要求恶性回应，严厉
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命的轨迹发
展。美国前司法部长⽢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命的最
佳途径 。有句话说，⾰命往往是在⾰命家喝咖啡的时候暴发
82
的。意思是讲，⾰命发⽣与否 ，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为
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命的客观社会条件。⽽⾰命的条
件，往往又是执政者倒⾏逆施创造出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民，对执政者本⾝，都有好
处。从⽽，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命性发展，执政者的下场可
能会极为悲惨。
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分⼦提出，要“告别⾰命”，
要当⼀名“改 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
动社会的进步，⼀般有两条路可⾛：“改良”或者“⾰命”。当政者可
做的，是“改良”，⽼百姓可做的，是“⾰命”。“改良”不是知识分⼦
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使改良。政治改⾰，说穿了，
就是执政者将剥夺公民的权利放还给⼈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
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中⽆
权，怎么“放权”给⼈民？怎么实施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
呼吁者⽽已。反之，“⾰命”确是⽼百姓可以做的，确切⼀点说，是
公民的⼀种天赋⼈权。当执政者不进⾏“改⾰”时，剩下唯⼀推动社
会前进的途径，就是⼈民的⾰命。
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回事，执政
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改良”又是另⼀回
事。作为民运的指导者，要做好两⼿准备。既呼吁“改⾰”，推动演
进，但也不能放弃⾰命，更不能反对⾰命。 当⾰命⼤潮来临时，
要敢于迎接⾰命，并将⾰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民运成功的双赢前途
六⼗六问：你确信，民主运动⼀定成功吗？好象在什么地
⽅，你提过民运的双赢前途？
答：我已说过，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民主运动⼀定
会获得成功。在我的有⽣之年，⼀定会看到中共的下台。这⼀信
念并⾮建⽴在盲⽬乐观的基础上，⽽是建筑在理性分析的基础
上，建筑在共产党政权⼀个⼀个崩溃的事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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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分析⼀下，这⾥有两条路，第⼀条路：演变之路。如果
共产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决定开放民主选举，民主⼈⼠就有
了很⼤的合法⽃争活动的空间。按照中共的法律，县、市区以下
的⼈民代表和⾏政⾸长施⾏直接民选。前两年，中共开放村镇直
选，结果百分之四⼗七的乡长、镇长由⾮共产党员当选。也就是
说，中国社会的基层已经变天。⼀旦开放县级和市区级选举，肯
定民主⼈⼠将⼤有斩获。县级、市区级为基层政权机构，有公安
局和武装部，有法院，你可以想⼀想，由民主⼈⼠掌权后，将是
什么局⾯？有了突破⼜，⼤堤就会⼀泻千⾥。中共就会不得不开
放更⾼层次的选举。渐渐的，民运⼈⼠将掌控政局，最终在全国
建⽴民主政体。第⼆条路：⾰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权，残酷镇压
⼈民。政权继续腐烂，终将触发⾰命。在⾰命到来时，由于民运
⼈⼠做了准备，将出⾯收拾残局。你看，两条道路，民运是双赢
的架势。我为什么对民运没有信⼼？
⾰命未必造成社会的巨⼤损失
六⼗七问：很多⼈担⼼，⾰命将造成社会的巨⼤损失，不可
为之。你意如何？
答：刚以说明，⾰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该来就
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命
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奉劝执政者：聪明⼀点吧！让
步还不算太晚。
⾄于⾰命⽐演进造成更⼤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
设想⼀下，假如京城有⼀⼩股武装部队，采取迅雷不及掩⽿之
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布实⾏⼤选，势必会得到全国⼈
民的拥护。这种⼀步到位的⾰命，可能是社会损失最⼩的⾏动。
实例也证明，⾰命⾏动未必造成巨⼤的社会损失。菲律宾的⼈
民推翻马可仕的⾰命，造成了多⼤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采取
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颗炸弹，马可仕可能负隅顽
抗，派他的卫队向⼈民开枪，反尔会酿成损失更⼤的流⾎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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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九”民运，
学⽣们并未有⾰命的念头，但共产党机枪坦克的⾎腥屠杀，给⼈
民、给社会造成了多⼤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
顽固们抓起来；或者，⾰命群众武装起来，占领电视台，占领⼴
播电台，占领北京市委⼤楼，甚⾄占领中南海，⼀场⼤屠杀或许
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持赵紫阳和学⽣的军官，
但改⾰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命未必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
六⼗⼋问：有⼈担⼼，⽤⾰命换来的政权，仍然是⼀个专制
政权。⾰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这种担⼼，是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是因果绝对论。⾰命
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战争，近有菲律宾
和罗马尼亚的⾰命，⼈家建成的并不是专制政体。反过来，⽤和
平⼿段获得的政权，也不⼀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么上台
的？马可仕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并没有采⽤⾰命⼿段，他们上台
靠的是选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起的，是个⽆⽐残暴的
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
系。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导者的⽬的。
体制内与体制外互动
六⼗九问：体制内的改良与体制外的⾰命有什么关系？可否
相互转化？
答：这个问题已在六⼗三问中，基本上做了交代。还可以再明
确⼀些，补充⼀些。
⾸先，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命的提法有时令⼈困惑，有必要
把概念先搞搞清楚。政权内、政权外容易理解。进⼊中共的政权
之内，做幕僚，或者做官，再进⾏改⾰，叫政权内。在政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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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平民⾝份，从事争取⾃由和民主的事业，称政权外。体
制，不⼀定指政权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都叫体制。⼀般
⽽⾔，讨论社会变⾰时，体制内，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内活
动，称为改良，或叫合法⽃争。并⾮特指进⼊政权体制之内去做
幕僚或当官。体制外，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 之外运作，称为不
合法⽃争，或称⾰命。
为了讨论问题的⽅便，我们暂时借⽤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表达，
并做如下定义：凡绝对排斥⾰命，主张承认现有法律，⼀切都在
中共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或利⽤中共法律，以⼦之⽭攻⼦之盾的
运作，称之为体制内改良，或简称为绝对的合法⽃争；凡根本不
承认中共的骗⼈法律，或因策略之考虑⽽暂时利⽤中共法律抗
争，但同时进⾏⾰命的准备⼯作，称之为体制外⾰命，或简称为
不合法的⽃争。中共法律的⾃相⽭盾，有时增加了定义上的困
难。如，中共宪法中，规定有结社和⾔论的⾃由，组织民运团体
似乎属于体制内的运作。但它在宪法中又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产阶级阶级专制这些关键条款，民运团体拒绝服从它的领
导，等于否定了它的宪法根本，从这⼀点说，组建民运团体基本
上属于体制之外的活动。
有时，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争与⾮法⽃争相交
叉，⼆者也是可能转化的。六⼗三问中，朱嘉明的例⼦，是从体
制内转化为体制外，从政权内转化为政权外。台湾许信良是从体
制内转战到体制外，又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的例⼦。许⽒原为国
民党员，任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在体制内进⾏抗争。美丽岛事件
后，被国民党通缉，流亡海外。后组建台湾⾰命党，致⼒于武装
暴动，成了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台湾开放组党后，许放弃⾰命，
遣回国内，在宪法内从事选举，又进⼊了体制内。策略是灵活
的，应视条件⽽调整。
体制外的民运，不排除体制内，即合法的⽃争，或者说，这是
策略上的运⽤。同时，做好⾰命的各种准备⼯作。条件成熟时，
如可以进⾏最⾼权⼒的公开选举时，可转化为完全合法的运作。
主张完全合法⽃争的体制内⼈⼠，也不应⼀味排斥“⾮法”的体制外
运作，因为，体制外的活动，在⾰命未有暴发时，可以逼迫当权
者做出让步，给合法⽃争扩⼤空间。如果绝对反对体制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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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形势来临时，合法⽃争派可能成为反对⾰命的急先锋，甚⾄做
出破坏⾰命的不智举措，就象⾟亥⾰命前后的保皇党⼀样。
有些例外，值得说明。我们将民运⼈⼠派遣到中共内部；或
者，中共政权内有⼈秘密地参加民运团体；再者，中共内部之⼈
⼠虽未在组织上参加民运团体，但在思想上参加了民运，并从事
与⾰命类似的活动，都应算是体制外。
激进派与温和派不宜相互排斥
七⼗问：你阐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还有⼀个问题，
在民主运动中，有激进派，有温和派，如何相处呢？
答：⾸先说明，体制外的⾰命派并⾮激进派；体制内的改良派
也不见得是温和派。 我被看做是体制外⾰命派的代表，但我在策
略上，做法上⼀直主张要温和，不要冒进。同时，我也不会僵化
地固守体制外的路线。假如有⼀天，中共的政治改⾰开放了，以
⾄可以组织反对党，可以进⾏国家最⾼职务的竞选，那我会放弃
体制外的路线。
可以看出，体制外，体制内，指的是政治路线；激进，温和，
指的是态度和策略。不可否认，体制外的⾰命份⼦，⼀般都是⽐
较激进的。在⼀个社会⼤变⾰的过程中，各种派别都会卖⼒地表
演，这属于正常现象，不⾜为怪。犹如⼀个光谱，五颜六⾊。也
象⼀个乐队，⾼⾳、中⾳、低⾳都有。正因为如此，乐队听起来
才悦⽿。变⾰中国的社会，是⼀个⽴体的⼤⼯程，各种⾓⾊都有
其作⽤。民运队伍中，不同意见，不同路线，不同策略的争论，
更是家常便饭。我历来主张，体制外的⼀派不要排挤体制内的⼀
派；体制内也不要看不惯体制外。激进派和温和派也要和平相
处，你⼲你的，我⼲我的，发挥⾓⾊互补的作⽤。如同⼀个乐
队，哪能唱⼀个单⼀的调⼦？著名的北京政治反对派代表徐⽂
⽴，在接受作家安琪的专访中，明确指出：“在⼀个政治⽣态的环
境当中，不应该只有⼀种单⼀的⽅式，不应该由于我们坚持公
开、理性、和平⾮暴⼒这样⼀个政治路线，⽽轻易地去否决别⼈
的做法，因为政治⽣态当中需要多种形式，才能产⽣应有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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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甚⾄在某种意义上讲，没⽤王炳章和其他先⽣的⼀些做法，
我们这种公开、理性、和平⾮暴⼒的⽅式也难以存在，或者难以
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般印象是，我是激近派和⾰命派的代
表，⽽徐⽂⽴是温和改⾰派的代表。我们时有沟通，就重⼤事情
交换意见，并商议合作⽅式。我们并没⽤互相排斥的感觉，反⽽
有合作互补的感觉。
不幸的是，民运队伍中，两派的争论时有发⽣。⼀般的规律
是，温和派、体制内的改良派看不惯激进派和⾰命派，然后，激
进派起⽽反击。这也难怪，体制外⼀派，不排除体制内的运作，
所以对他们是容忍的。犹如吹⾼⾳喇叭的⼈可以容忍吹低⾳喇叭
的⼈。反之，体制内的⼀派，由于在他们的计划中没有体制外的
运作，常常认为体制外的做法过于激进，担⼼会破坏体制内⼀派
的所谓战略部署。在任何⼀个运动中，温和派⼀般容忍不了激进
派，这好像是个规律。⼤家记得，“⼋九”民运时，有⼏个⼯⼈⽤油
漆泼了天安门⽑泽东的画象。当时，属于激进之举。是谁把这⼏
个⼯⼈向公安局报告，以⾄使之被捕的？是温和派的⼈。因为温
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的头上。但是，温和派因此被记功
了吗？最后幸免于难了吗？没有！因此，各个派别千万不要互相
排斥，更不能⼲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泛民主思潮的危害
七⼗⼀问：什么是泛民主的概念？他会起到什么作⽤？
答：泛民主思潮与⾮节制性⾃由⼀样，是对专制的⼀种过度反
弹。在社会上，在民运中，泛民主思潮的表现有：(⼀)认为组织民
运团体会导致另⼀个专制，故反对组建民运团体；(⼆)或者，虽同
意组建民运团体，但主张民运组织透明化，松散化，反对搞秘密
组织，要求知道⼀切，反对保密制度，反对组织有纪律制裁；(三)
主张民运团体搞所谓三权分⽴，内部互相制衡；(四)反对民运领袖
的作⽤和权威，甚⾄不主张民运应当有领袖；(五)反对民运主要负
责⼈的连任制，主张任期短，不得连任；(六)反对民运组织的联
合，以多元化为由，主张民运团体愈多愈好，愈分散愈好；(七)参
88
加民运组织，但不遵守组织纪律；(⼋)不遵守民运组织的章程，或
任意曲解。
我们还可举出⼀些。有⼀阶段，泛民主思潮在民运团体中相当
流⾏，极⼤地⼲扰了团体的运作。我本⼈刚开始组建中国民联
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如，在我起草的民联章程中， 我给⾃
⼰规定了只任两届主席，⽬的是树⽴⼀个民主的风范。事后回想
起来，对民主的这种理解，实在肤浅。波兰的⽡⽂萨、南⾮的曼
德拉，⼀直都担任反对派的领袖，直⾄掌权。不能说这是专制。
政治团体与政权不⼀样，政权要搞权⼒分散与制衡，政治团体讲
路线、讲运作、讲⽬标的达成，又不是执政，搞三权分⽴是幼稚
的表现。民运团体⾯对的，是⼀个武装专制集团。如果搞泛民
主，那么，别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概⼗年也不成。
拿组织的秘密性来说，没有它怎么⾏？连商业机构都有机密。
我们要有秘密的组织，要有秘密的策划，要有秘密的⾏动。在国
内搞组织、搞联络、搞活动，在残暴的中共的专制⾯前，讲透明
化，公开化，不是开玩笑吗？不仅仅是具有泛民主思潮的⼈没有
保密意识，就是主张搞秘密组织的⼈，也不见得有强烈的保密观
念。所谓的保密意识，起码有两点。第⼀，机密要保，保不成
密，办不成事；保不成⼤密，办不成⼤事。不该告诉的，连⾃⼰
的枕边⼈都不能讲。这就涉及服从组织纪律的问题。第⼆，不该
知道的，不要主动去打听。不能因为此事未告诉我，就有意见，
就认为领导对⾃⼰不信任。举个例⼦，美国罗斯福总统去世后，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上任的第⼀天，中央情报局局长即向杜
鲁门报告：总统先⽣，我们已经制成了原⼦弹，是否使⽤，如何
使⽤，听您的指⽰。你瞧，连贵为第⼆把⼿的副总统，都事先不
知道美国原⼦弹试制成功的秘密。总统对他不信任？不是。是因
为告诉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保密意识的养成，是⼀个民运⼈
⼠的必修之课。
泛民主思潮的产⽣，是对专制的过分反弹，是对民主理念的误
解。⾃由的概念也要正确的理解。⾃由不是⽆限的，⾃由需要规
范。参加⼀个组织，是以⾃动放弃某些⾃由和权利为代价的，因
为你必须服从这个组织的纪律约束，否则，去做⾃由派知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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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独⽴的异议份⼦好了。在民运中，我们应不断深化对民主和⾃
由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排除泛民主思潮的⼲扰。
泛民主运动与泛民主思潮
七⼗⼆问：还有泛民主运动的概念，如何理解之。它是民主
思潮的产物，还是泛民主思潮的产物？
答：泛民主运动的范围很⼴，主要是民主思潮的产物。有的，
与泛民主思潮有关， 更多的是⽆关。⽐如，有的能⼒很强的民运
⼈⼠，就是不愿意参加政治组织，认为 政治组织对促进民主化没
有好处。在泛民主观念的驱使下，他愿意以⼀个独⽴的异 议份⼦
的⾓⾊投⼊民运，这也很好。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有的⼈权团
体，定义为 ⾮政治性团体，和民运组织保持距离。孰不知，中国
的⼈权问题，当前主要是政治 制度问题。政治制度不改，表⾯上
的⼀点点改善，只是⽪⽑⽽已。但⽆论如何，任 何⼈权运动都属
于泛民主运动的范畴，包括争取同性恋的权利。
因此，泛民主运动包括如下⼒量：⼀，主流的、有明确政治诉
求的民主运动；⼆，⼀切⼈权运动；三，学⽣运动，⼯⼈运动，
农民运动，⼠兵运动；四，独⽴的⾃由知识份⼦和异议份⼦；
五，有产阶级保护⾃⼰财产的⾏动；六，学术⾃由运动；七，出
版⾃由运动；⼋，共产党内要求⾃由和⼈权的活动，等等。
总之，凡是可以松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因素，都可囊括进来。
民主运动的主流 ，要与⼀切泛民主因素结合起来，组成⼴泛的民
主同盟军。
上海帮与阿肯⾊帮
七⼗三问：你的解释令我茅塞顿开。记得前⼏年，⼀个从中
国来的官⽅代表团成员，和我辩论民主的问题。他说，美国
的民主是骗⼈的。克林顿搞什么民主，他也是⼀⼈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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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批评江泽民搞上海帮，克林顿不也搞阿肯⾊帮？谁反对
他，他还不是开除谁？我⼀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反驳他。请
问你如果当时在场。该如何应对？
答：这⾥涉及到⼀个概念：民主授权。克林顿的权⼒⼤不⼤？
当然很⼤。他有向国外派兵的权⼒。但是，他的权⼒，是选民授
予的，是宪法中规定的。这叫民主授权。他是总统，只要没有超
越总统的职权，即使全体幕僚都反对，他也可以⼀个⼈决定⼀
切。超越了⼀丝权⼒，哪怕整个幕僚都同意，也是违法。
⽐如出兵南斯拉夫的问题。开始，总统当然要咨询各⽅意见，
可能说东道西都有。但是，总统⼀旦下了决⼼出兵，整个⾏政机
器必须运转执⾏。国防部长可能事先不同意派兵，但总统决策
后，国防部长必须放弃⼰见，执⾏总统之令。如果坚持⼰见，也
尊重你的意见，但请你辞职，⽴即换上⼀个与总统意见相和的国
防部长。其间的道理是：派兵出国的权⼒是总统的，确切的说，
是选民授予总统的，不是授予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是总统任命
的，是执⾏总统命令的。因此，必须明⽩，在统权⼒范围之内，
总统⼀个⼈说了算，不论多少⼈反对，都必须执⾏。这不叫独
裁，不叫专制，⽽叫民主授权。
⾄于克林顿重⽤家乡阿肯⾊帮的⼈马，那是很⾃然的。我要顺
便澄清两个概念 ：“⼀朝天⼦⼀朝⾂”和“任⼈唯亲”。中国⼈对“⼀
朝天⼦⼀朝⾂”的做法，多不存好感。其实，在民主政权中，这完
全是正常的。⾥根做总统，带了⼀批加州帮进⽩宫；布什做总
统，重⽤的是德州帮。⾏政讲求服从和效率，⾏政⾸长组织⾏政
班⼦，启⽤熟悉的⼈，以前合作过的⼈，纯属正常，为的是⼯作
顺⼿，尤其在上任之初。假如找了⼀批⽣⼈，如果本不知道他们
的理念和⾏事作风，这台戏如何去唱？总统⽤什么⼈，是他的权
⼒。只要把⼯作⼲好，⽤什么⼈⽆所谓。
所谓任⼈唯亲，也是⼀样。谁都愿意使⽤和⾃⼰亲近的⼈，沟
通⽅便，⽅便做事，易于发挥团队作业。只要那个⼈不是窝囊
废，不是下三烂，使⽤什么⼈，别⼈⽆可置缘。在民主社会，也
没有专门⽤烂⼈的傻⼦，⼲得不好，选民下届不会选你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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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怕任⼈唯亲，民主制度不怕。说来说去，还是⼀个制度问
题。
民运发展和壮⼤和成功的因素
七⼗四问：民主运动发展、壮⼤、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答：所有政治运动发展、壮⼤、成功的因素，⼤体上是相同
的。那就是：⼀，⽬标；⼆，路线；三，理论；四，领袖和⾻
⼲；五，组织；六，策略。六个因素中，缺⼀不可。
民主运动的⽬标、路线和理论
七⼗五问：民主运动的⽬标、路线是什么？民运的理论又是
什么？
答：政治运动，⾸先是⽬标和⽬的确⽴。⽬标有两个要素。第
⼀要明确，犹如⼤海中的灯塔，令⼈知道运动的航向。否则，民
众不知你要把他们带向何⽅，不会追随你。第⼆，⽬标要正确。
⽬标不对，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没有必要的⼟壤，再杰出的⼈才
也不可能运作成功。当前，也有⼈运作君主⽴宪制，想把以前的
皇族或贵族请回来。这个⽬标很明确，但是，追随者了了⽆⼏。
因为⼈们觉得其⽅向不⼤对劲。民运的⽬标很清楚，那就是在中
国结束中共的⼀党专政，建⽴民主政体。这是时代的潮流，是中
国所⾛的必然之路。其成功性是毫⽆疑义的，只不过是何时成
功，什么⼈可以成功的问题。民运的⽬的，或者说，建⽴民主政
体的⽬的，就是要给⽼百姓⼀个最基本的⼈权保障。同时，使中
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上正常的轨道，将中国建成⼀个
世界⼀流的现代化⽂明国家。
⽬标确定后，就是路线，即：通过什么路线达成⽬标。这就涉
及到体制内改良与体制外⾰命的问题。我个⼈的主张是：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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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制外交叉运作，最⼤限度地利⽤，并扩⼤体制内的空间，同
时进⾏体制外⾰命的准备。
路线之后，就是理论。指导民众投⼊运动的理论，不是政治学
教科书上长篇且艰涩的政治学术理论，⽽是“⼀套说法”。这套说
法，了了数语，简单明快，能够⾃圆其说。
七⼗六问：请问领袖和⾻⼲在民运中的作⽤如何？
答：领袖，对任何⼀个运动都是⼗分重要的。领袖的作⽤很
多，重要的有两条：⼀ ，领袖是指路⼈。指明运动发展的⽅向，
即，要把群众带向何⽅。这个⽅向，不光是建⽴民主政体的总体
⼤⽅向，还要指明⼀个个阶段性⽅向。具体⽽⾔，下⼀步⼲什
么。千⼜万⾆，领袖最后应予决断。⼆，领袖是凝聚点。他要能
够凝聚⼀批⼈和其⼀道奋⽃。作为领路⼈，他要有前瞻性，看得
⾼，看得远。作为凝聚点，他要有服众的智慧、能⼒和勇⽓。三
者最好兼备。我们常常看到，⼀个政权，⼀个团体，当⽼的领导
⼈离开领导位⼦时，常有内讧和解体，这就是凝聚点的作⽤。
领袖的产⽣有⼏种情况：⼀，⾎统。如皇权时代新皇帝的产
⽣；⼆，武⼒争夺。典型的例⼦是猴⼦。在⽼猴王死后，猴王争
夺战⽴即开始。⼀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之后，体⼒最强，最有智
慧的⼀个，即最厉害的⼀个，把所有的公猴都咬得见了就跑，其
领袖地位即可确⽴。猴王拥有所有雌猴的性权⼒。猴⼦ 的社会很
有意思。有猴王，也有贵族。次级厉害者，虽打不过猴王，但可
做贵族， 在⼀⼩群⾥称王称霸，拥有⼩群雌猴⼦的性权⼒。可
是，当猴王驾到，贵族就乖乖地把性权⼒让给猴王。如果⼈们还
⽤武⼒产⽣领袖，与猴⼦争王并⽆⼆异；三，推举，即⾮正式的
选举；四，藏族活佛转世，由灵童即位；五，民主选举；六，强
迫性授权。领袖⼈物有时是很难找的。⾟亥⾰命武昌起义时，起
义⼠兵缺乏领袖，把黎元洪从桌⼦底下拉出来(黎误认为要加害
他)，拥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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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应以推举或选举的模式产⽣领
袖。
值得说明，运动之初，在⼀较⼩的群体⾥，领袖⼈物多为⾃
荐，⾃发地产⽣。 规模⼤了，⼒量融合时，民主运动领袖的产⽣
就会规范化起来。
领袖的素质对于⼀个运动，会产⽣⾄关重要的影响。所谓领袖
的素质，包括：
⼀，理想的⾊彩。理想主义，本⾝就是⼀种⼒量。执着理想的
⼈，将到⼿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安逸⽣活抛⼊江河，忘我投
⼊。其献⾝精神，将感染⽆数群众前赴后继。
⼆，理论的修养。对理论有原创性，是最⾼明的领袖，但为数
不多。能否把⼀个问题说透，⼀个谬论驳倒，也反映了⼀个领袖
的思辩能⼒和理论修养。这⽅⾯主要通过⽂章和著作来体现。没
有民主的理论，就没有民主的⾏动。
三，宣传的技巧。把艰涩的理论，化为易懂的宣传纲领和⼜
号，是⼀门学问。起草宣⾔，拟定⼜号，以打动⼈⼼，灭敌⼈的
志⽓，长⾃⼰的威风。宣传的作⽤之⼀，是⿎动⼈⼼。⼜才和煽
动⼒，可把群众的情绪带向⾼潮，进⽽转化为⽆坚不摧的⼒量。
演说，占⼀个成功的群众运动领袖的三分之⼀。
四，⾏动的勇⽓。关键时刻的⼤勇，将折服⼤众，使之跟着冲
锋陷阵。叶利钦置个⼈⽣死于不顾，登上政变者的坦克，振臂⾼
呼。他的⼤勇，摧毁了敌⼈的意志 ，⿎舞，凝聚了千万民众。
五，毅⼒的恒久。打倒了，爬起来。把艰难当成茶⽔，将曲折
视为便饭。坚持到底，毫不动摇。这样的⼈，群众才会跟，群众
才敢跟，群众才长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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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慧的光辉。⾜智多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之
外。知⼰则明，知⼈则智。⽤⼈，需要智慧；判断，需要智慧；
决策，需要智慧；⾏动，需要智慧；赏罚，需要智慧。策划起
事，抓住时机；制定策略，灵活多变，使舞台随我⽽旋转，令敌
⼈共舞⽽不知。
七，容⼈的雅量。领袖之才，能容⼀般⼈所不容，能忍⼀般⼈
所不忍。反对过⾃⼰的，与⾃⼰某些意见不和的；做⼈有瑕疵
的，傲慢⽆理的，只要容之，⽤之对运动有利，就要容，就要
⽤。⼩肚鸡肠的⼈，吹⽑求疵的⼈，嫉⽕易燃的⼈，不配做领
袖，不能成⼤事。
⼋，运作的艺术。将已经奋起的民众组织起来，管理起来。将
具体的任务操作起来，达成⽬标，将打乱的社会重新梳理和整合
起来，需要⾼超的组织艺术和管理艺术。
九，决断的魄⼒。重⼤事件，毫不犹豫地决断。敢于承担责
任，成就归于集体。忧柔寡断，推卸责任，得不到跟随者。
⼗，个⼈的魅⼒。包括⽓质、仪表和风度。他⼀出现，引来全
场⽬光；他⼀上台，听众鸦雀⽆声。和知识份⼦交谈，叫他们折
服；与⼯⼈农民握⼿，令他们激动；群众见了有亲和⼒，敌⼈⽿
闻有敬畏感。魅⼒，是⼀种神奇的⼒量，是⼀种说不 出的魔⼒。
⼀个领袖，⼗项全能是少有的，但通常都有⼏项过⼈之处，通
常都有吸引⼈的魅⼒。
⾻⼲是围绕在领袖周围的⼀群⼲部。如果领袖是元帅，⾻⼲就
是⼀批将军。⾻⼲离开领袖⾝边，应当成为另⼀个群体的领袖，
继续围绕在总领袖的周围。
领袖有天⽣的，有后天锻炼出来的。有计划的培养⼀群具有领
袖⽓质和才能的⼈物，培养⼀批⾻⼲，是民运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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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边，应当有⼀群谋⼠，智囊团；⽿⽬，情报机构；⼀
群将军，任务的执⾏者；⼀批秘书，打理内务；⼀群经理，⽴法
订规，管好组织和社会。
群众运动中组织的作⽤
七⼗七问：什么是组织，在群众运动中，组织的作⽤是什
么？
答：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是⾃发的运动。“⼋九民运”，基本
上是⼀场⾃发性的群众运动。
⾃发性群众运动，⼀哄⽽起，⼀哄⽽散，没有明确的⽅向，没
有长远的⽬标， 没有明确的诉求，没有整套的策略，没有固定的
领袖，没有严谨的运作。因此，成果难以预料。⼀场规模浩⼤的
民主运动，没有组织，确切的说，没有⼀个强⼤的组织，是难能
成功的。有组织的专制，必须靠有组织的⼒量才能打破。⼀万个
⽆组织的⼈和⼗个有组织的⼈，谁的⼒量⼤？⼗个⼈的⼒量⼤。
他们⼗个⼈，可以把⼀万个⼈全部杀掉，只要⼀个⼀个地去杀。
实际上，共产党就是这么⼲的。它有严密的组织，但不允许别⼈
搞组织。虽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数要⽐共产党⾻⼲的⼈数多得
多，但因处于⽆组织状态，共产党可以⼀个⼀个地把反对派消灭
掉。共产党严禁民运往组织化发展，因其深知组织的厉害。也正
因为如此，组织化，专业化，是民运建设的重要任务。
⼀个组织，需有⼏个要素，才能称其上象样的组织。(⼀)有领
袖；（⼆)有⾻⼲和核⼼；(三)有分⽀和组织⽹；(四)有纲领和⽬标；
(五)有协调⼀致的⾏动。不能协调动作，不能叫组织。两只⼩猎狗
可以制服⼀只⼤狗熊。⼀个在后⾯咬 ，⼀个在前⾯叫。狗熊转⾝
对付后⾯的那个，屁股又给了前⾯的那个。协调，就是⼒量。
下⾯，谈⼀下涉及组织的⼏个重要问题。第⼀，组织的严密性
问题。世界上，有三种组织最严密，也最有战⽃⼒，它们是：军
队，情治机构，⿊帮。严密性强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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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有严格的训练，训练的内容之⼀，是培养下级对上级
的绝对服从。2，他们有⽣命共同体的强烈意识；3，他们有铁的纪
律，违纪者，有⽣命的威胁。这⼀条⾄关重要，他保障命令的绝
对执⾏。纪律越严，即惩罚措施越严厉，战⽃⼒就越强。
组织的严密程度与信仰和意识形态有关。纲领越细密，组织就
越⼩，也越紧密；纲领越笼统，组织就越⼤，也越松散。⽐如，
民运团体的纲领定为“我们主张在中国建⽴民主体制”，那么，参加
的⼈就会很多，组织可以搞的很⼤，但鱼龙混杂，缺乏战⽃⼒。
如果纲领定成“我们主张在中国建⽴内阁制的民主体制”⼀些不
愿意搞内阁制的⼈，就不会卷⼊。组织的规模就会缩⼩，但组织
的紧密性会加强。如果再跨⼀步，把纲领定为“我们主张通过武装
⽃争在中国建⽴内阁制的民主政体”，反对武⼒的⼈就会避⽽远
之，加⼊的⼈就会进⼀步少，相对的，战⽃⼒将进⼀步加强。组
织的紧密性，还与外在的压⼒有关。国内的⾼压，会促进组织的
团结。
第⼆，组织的成员与组织的关系问题。成员应服从组织，牺牲
⼩我，成全⼤我，这是加⼊组织前的基本共识。
第三，组织的维系和组织的“滚动性成长”问题。组织的维系和
成长，⾄少需要三个要件：1，联络。定期的开会，是最好的联
系。寄发组织内部通讯，写信，电话，电脑⽹络，都是联络⽅
式。没有联络，就不能维系组织。长时间不联络，成员的向⼼⼒
就会丧失。2，给任务，⽤任务取向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增加参与
感和价值感。⼤家参加组织，是想有所作为，有事可做。没事可
做，成员就会感到参不参加⼀个样，就会感到毫⽆价值，就会脱
离。因此，领导⼀定想⽅设法地设计出⼀些⼯作，哪怕是很⼩的
⼯作，让成员有事可⼲。没事可做，还容易⽆事⽣⾮。3，任务执
⾏后的奖惩。⼲的好的，要奖励，包括⼜头表扬、通报表扬、颁
发奖状、勋章，必要时，给予⾦钱和物质奖励。⼲得不好，造成
损失者，应适当批评。但惩罚性措施要少⽤，慎⽤。永远是表扬
和激励为主。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发扬正⽓，打击邪⽓，使组织
不断滚动性成长。4，阶段性⼯作⽬标的制定和任务的选择。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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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通过⼀个个⼩的⽬标完成的。制定阶段性⽬标时，应注意
掌握分⼨。⽬标太⾼，长期达不到，成员会有⽆⼒感，久⽽久
之，意志衰退；⽬标过⼩，⼲起来没劲。阶段性⽬标和任务的选
择，其要诀，是应当让成员经过努⼒可以达到，从⽽不断有成就
感。
第四，组织与民众的关系问题。民运组织的作⽤在于教育群
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领导者提出的⼜号，要超
出群众的平均认识⽔平。太低，就失去了领导和组织的作⽤；太
⾼，群众接受不了，就会脱离群众。⼜号，调⼦，要随运动的发
展和群众情绪的激发⽽不断升⾼，直到攻占中共的巴⼠底狱。
民运成⽴政党的⽬的
七⼗⼋问：民运成⽴政党的⽬的是什么？请问⼀般性的政治
团体和政党有什么区别？
答：政党是组织的⼀种形式，是政治组织的最⾼形态。⼀般性
的政治团体，和⼀般性的群众团体⼀样，称为压⼒团体。其⽬标
和诉求是要影响执政者的政策。美国的压⼒团体成千上万，多以
共同的利益为结合。他们天天都在做⽴法机关的游说活动，希望
能多⽴法律，保护⾃⼰的利益。我们在海外组建的第⼀个民运团
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开始就定义为政治压⼒团体。⽬的
在于影响国内朝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做美国和
其它西⽅民主国家的游说⼯作，影响它们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使
之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化。
政党则不同，政党的诉求是要取得权⼒，或通过武⼒，或通过
选举，尔后施展⾃⼰的施政理念，落实党纲的理想追求。压⼒团
体⽆此诉求，但是，在条件成熟时，压⼒团体可以转化为政党。
不⼀定等到有很多⼈才组织政党，李光耀的⼈民⾏动党，是他在
⽢蔗⽥⾥搞起来的，发起者只有三个。但是，政党⼀定要有鲜明
的纲领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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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所需的⼏个条件与上述⼀般组织并⽆⼆异，即领袖、⾻
⼲、由总部和分⽀机构组成的组织架构，施政纲领，以及为求执
政的⼀系列运作。
⾰命党与⾮⾰命性政党
七⼗九问：按传统观念，政党⼀般分为⾰命性政党与⾮⾰命
性(选举性)政党。按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的党，通常称为⾰
命性政党。像⽬前民主国家以选举为主要运作⽅式的政党，
叫作⾮⾰命性政党。有⼈担⼼，⾰命性政党将来取得政权，
建⽴的也是⼀个⾰命政权，⽽不是民主政权。请问，你要建
⽴的，是⾰命性质的政党，还是⾮⾰命性质的政党？如果是
⾰命性的政党，如何避免重回专制的⽼路？
答：当今，以⾰命性和⾮⾰命性来划分政党的类别，已是不科
学的分类法。列宁组建的政党有⼏个⾮常鲜明的特点：
⼀，列宁式政党的成员毫不知耻地标榜⾃⼰是社会上最先进的
⼀群。他的推理是：⼈被分为不同的阶级，⽆产阶级是最先进的
阶级，共产党是⽆产阶级的先锋队，领袖是先锋的先锋。先锋的
⾃我标榜，则明确将其他⼈群打成落后的，或反动的⼀群，毫⽆
平等和⼈权的观念。在这种划分下，列宁式政党对中⽴⼈群必然
采取强迫改造的政策，以把落后⼈群改造成先进的⼈群。
⼆，列宁式政党的领袖完全的神化。他们被任为是不可能犯错
误的先锋的先锋。
三，列宁式政党的理论：⽆产阶级⾰命和⽆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打下天下，也⾮得由我来坐天下不可。
四，列宁式政党的⽬的是建⽴⽆产阶级专政。专谁的政？敌⼈
的政。谁是敌⼈？凡是反对我的都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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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在宪政民主的体制下，完全是⼀个柔性
的政党。随便来，随便⾛，组织纪律性极为薄弱。只有在选举中
显⽰出作⽤。它的作⽤是：推举党的候选⼈、筹集竞选经费、为
候选⼈造势拉票。选举之后，好象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民主运动的政党，既不同于列宁式政党，也不同于选举性政
党。请看：
⼀，我们不把⼈群分为先进和落后，⼈为的制造敌⼈。我们不
认为⾃⼰是什么⼈群中的先锋队，我们和⼤家是平等的。不同的
是，我们只是多了⼀些理想和付出 。
⼆，民主政党的领袖不予神化，和每⼀位公民的权利都是⼀样
的，都是⼀⼈⼀票。
三，我们争取民主，达到⽬标后，不⼀定⾮得由我们来坐天
下。我们将和其它⼀切政党公平地竞选，由⼈民选择执政者。
四，我们奋⽃的⽬的，是建⽴民主制度，不是什么阶级的专
政，不是要对什么⼈进⾏专政统治。
由此分析，那种故意把民运政党打成列宁式政党的论调，是根
本站不住脚的。我们不否认，我们某些民运团体，在组织的严密
性⽅⾯，由于中共的残酷的压⼒，带有⼀定的⾰命性质。但是，
⾰命性质，只是组织的外在形态，不是它的内在宗旨和⽬的。因
此，不可能导致专制制度的重建。我不妨将民主运动的政党，称
为⾰命民主政党。即：⾰命的外在组织形式，某些⾰命的⼿段，
但要达到的，是民主的⽬标。
在现实中，也有某些政党，在⾰命时，带着强烈的列宁式政党
组织的形态。但在民主政体建⽴后，蜕变为民主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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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中策略的重要性
⼋⼗问：在民运中，策略的重要性如何？
答：⽬标定好之后，就要“过河”，去达到⽬标。策略，犹如船
和桥，缺少之，河过不去，⽬标达不到。领袖的⼀个任务，就是
制定策略，建桥造船，使运动达成⽬标。领袖的素质，也体现在
他的谋略上。
《中国之春》刚刚发起时，海外⼤陆留学⽣对国民党⾮常“感
冒”，⽽留学⽣又是我们争取的重要⼒量。因此，我们当时制定的
策略是，⼀定和国民党表⾯上划清界线，共产党、国民党都要批
评。有位亲台⼈⼠请我吃饭，我⾮要他把门⼜的国民党旗帜摘下
来，才进他的家门。此事我还有意宣扬，使《中国之春》的独⽴
形象获得了维护，使不少留学⽣消除了疑虑。现在，当然没有必
要这么做了。要知道，当时是⼀九⼋⼆年，⼤陆刚开放的年代，
那时留学⽣还把国民党视为洪⽔猛兽。
策略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个运动的成败。⽐如，当年⽑泽东
和共产党，把⾰命⼒量聚集在两省或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就
是⼀项聪明的策略。在这种地⽅，⾰命⼒量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
机会。然后，共产党把武装⼒量转移到农村，⽽不是坚守在城
市，又是⼀项正确的策略。因⽽，我设想，是否应当把那些被中
共盯住的民运⼈⼠转移到外地活动。避开原地公安的⽿⽬，到⼀
个新天地发展民运⼒量。
要制定正确的策略，必须具备如下因素：⼀，对⼤形势准确的
分析；⼆，准确的情报；三，对情报正确的判断；四，对⾃⼰⼒
量的准确衡量；五，对对⽅⼒量的准确估计；六，对⾏动的成功
性的判断和后果的研判；等等。
101
政治反对派的作⽤和使命
⼋⼗⼀问：你们是⼀种要求民主的⼒量，或者说，叫政治反
对派。请问，政治反对派的作⽤⼀定是反对吗？可不可以有
建设性的建议。反对派的功能有什么程度上的表现？
答：多年前，我就提出反对派不是敌对派的概念。⽬的在中国
推动反对派的合法化，使社会能够沿着演进的路线向前发展，避
免⾰命的爆发。可是，中共全然不理， 反尔变本加厉地镇压民
运。
政治反对派的⾓⾊，就是反对，不是向执政者建⾔，更不是对
执政者歌功颂德。反对派的说法起源于英国议会，开会时，国王
中间就坐。两边坐的，⼀边⼀派，壁垒分明。两边唇枪⾆战，从
来没有给对⽅提个什么建设性意见，或给对⽅歌功颂德。有正确
主张，⾃⼰加以宣扬就是了，何必向对⽅建⾔？反对派的概念
是，即使对⽅做对了，也要批评对⽅做晚了，批评对⽅做得不
够。给执政者建⾔，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云云，表现了某些幼稚的
知识份⼦个性不独⽴的⼼态。
政治反对派的功能，按其⼒量⼤⼩，分为如下层次：第⼀，批
评执政者。⼒量最⼩时，发出不同的声⾳，是唯⼀可做的。包
括：发表声明，创办刊物等；第⼆，⼲扰执政者。⼒量稍⼤⼀
些，可以提⾼⼀点层次。你见过⽜虻叮⽜吗？那就是⼲扰性运作
的最好模式。搞得好了，可收四两拨千⽄之效。⽐⽅，⼀封假的
告密信，可以叫中南海长时间不得安宁；第三，影响执政者。反
对派的⼒量再增长时，可影响执政者的某些决策。到了这个程
度，说明反对派有些利害了。像海外民运游说美国和其它民主政
府的国会，对中共施压，就能起到影响中共的某些决策，如释放
持不同政见者等；第四，制衡执政者。达到制衡程度，就相当不
错了。制衡，就是中共做事时，已受到反对派的牵制，不能胡作
⾮为。民主派达到这⼀点，必须有相当⼤的实⼒；第五，取代执
政者。反对派的⼒量越来越⼤，终将有⼀天，或通过⾰命，或通
过选票，把台上的执政者赶下台去，在⼈民的认可下，由民主派
执政。
102
现在，民运在第⼀、第⼆、少数时是在第三个层⾯上运作。民
运应当提⾼运作的层次。
民运经费的筹措
⼋⼗⼆问：民运经费如何筹措？
答：任何运动，经费都是⼀个⼤问题；另⼀⽅⾯，任何运动，
经费又都不是⼀个⼤ 问题。怎么讲？看你怎么做。做得出⾊，成
绩越来越⼤，捐款会越来越多；捐款多 了，又促进了运作，形成
良性循环。反之，形成恶性循环。经费的来源有：⼀，⾃掏。第
⼀笔种⼦钱，往往是⾃⼰凑的；⼆，会员费或党费；三，向民运
⽀持者募款；四，向外国的基⾦会申请。通常，只有合法运作的
⽅案，才有可能申请到基⾦会的经费⽀持；五，以商养运。由民
运⼈⼠集资，兴办企业；六，向外国政府和台湾政府申请资助；
七，设法从中共⾦融机构搞钱，如抢劫中共银⾏，⽤巧妙办法从
中共银⾏骗取⾦钱等；⼋，向贪官污吏索钱。(本⼈对以上两法有
⼀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民运经费的筹集问题，有些⼈总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认为
经费来源必须正⼤光明。这⾥，我愿意援引孙中⼭博⼠当年搞⾰
命的⼀句名⾔：我不管钱是从那⾥来，我只管钱往那⾥去。
任何⼀个国家的民主或⾰命运动运动，在其初期阶段或处于低
潮时，经费都是⾮常困难的。民运⼈⼠本⾝经常⾃筹“种⼦钱”。只
有在民运⾼潮到来，尤其是快要成功时，经费才会源源不断。献
⾝民运的⼈⼠，要有长期艰苦奋⽃的思想准备。
103
第五部分
民运合法⽃争的⽅式与策略
104
民主运动中的合法⽃争和⾮法⽃争
⼋⼗三问：民主运动运作的⽅式，包括合法⽃争与⾮法⽃争
两种。请问你主张哪⼀种？合法⽃争指的是什么？
答：我个⼈主张，民运应当有两⼿准备，即合法⽃争与⾮法⽃
争相结合。必须强调 ，不管体制内派(改良派)，还是体制外派(⾰
命派)，合法⽃争都是⼗分重要的⼿段和策略。当前，合法⽃争的
⽅式有很多，不胜枚举。
(⼀)对违法的中共官员或当局，循中共⾃⼰的法律途径，进⾏
法律控告。以⼦之⽭，攻⼦之盾。投诉⼀⽅，可为个⼈，也可为
⼀群⼈，或以公司法⼈名义告。除⼀般官员外，甚⾄可控告部
长，总理和国家主席，如果他们违法的话。也可以告中共的部
门。当然，中共司法当局可能不受理这类案⼦，尤其告⼤官。
但，做还是要做。只要告上去，不受理，也是⼀种胜利。起码，
可教育⽼百姓进⼀步认清中共司法的⾯⽬。注意：搞⼤案时，最
好有国际舆论的声援。这种⽅式，应多多利⽤。控告中，还可发
现⼀些有正义感的律师，交为民运之友，或吸收为民运⾻⼲。
(⼆)在外国控告中共官员和机构。中共不⼤了解外国的法律，
更不尊重法律。 前⼏年，中共⼈民⽇报刊登⽂章，对我本⼈和
《中国之春》进⾏诽谤。因为⼈民⽇报在美国发⾏，触犯了美国
不得诽谤之法律。我们⼊秉美国法院，控告⼈民⽇报和邓⼒群。
官司震惊了中共⾼层，连邓⼩平都骂⼈民⽇报愚蠢。在中共的强
⼤外交压⼒下，美国法院始终未能正式受理此案，但⼀连串的法
官接案听证，搞得⼈民⽇报草⽊皆兵，收到了良好的舆论效果。
我们要留意中共机构和官员在外国的⾏为，有触犯所在国法律
者，应抓住机会。
(三)合法选举。中共法律规定，县以下政权机构，实⾏直接选
举。村长直选已经做了。乡镇县区级据说将要试点。据中共官⽅
统计，村长直选的结果，当选者中，百分之四⼗多不是共产党
员。说明利⽤的空间极⼤。县区级是基层政权机构，有公检法的
权⼒。民运⼈⼠应抓住此⼀机会，或竞选⼈民代表，或竞选区
105
长、县长。早在⼀九⼋零年，中共⾸开区县级⼈民代表选举时，
民运⼈⼠胡平、徐邦泰和傅申奇等，就投⼊了选举，取得了可观
之成果。⼀九⼋七年，被中共点名批判的⽅励之教授的夫⼈李淑
娴，以最⾼票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民代表。将来，如果拿下⼏
个⼤县城，⼤市区，如果也有百分之四⼗以上的县城被民运⼈⼠
夺得，中国就会有变天倾向，中国的政治版图就要重划。
有⼈质疑道，共产党的选举是假的，不必认真对待。我的意见
是，不能这样采取消极主义。民运的责任是，就算它是假的，也
要假戏真唱，弄假成真。共产党其实⾮常重视基层选举，也想操
纵基层选举。可是，只要魔瓶⼀开，⼀百零⼋将如何表演，就由
不得它了。村级的选举，范围这么⼩，它都控制不了，以⾄丢了
将近半 壁江⼭。县区级的⼤范围，就更难控制了。
(四)组建⾮政治性民运外围团体。团体，是由具有“认同”倾向
的⼈员组成的 。政治团体，包括政党，是由具有“共同”理想和政
治纲领的⼈员组成的。最松散的团体，如俱乐部，是由具有“共同”
兴趣的⼀群⼈组成的。其关键，在于⼀个“同”字。由“同”字出发，
可以组织千百个⾮政治性民运的外围团体。试举⼀些例⼦：
1，从“共同”商业利益出发，可以组织⼯农商界⾮政治性团
体。⽐如，可以 搞企业家联谊会、个体户协会、联谊会、互助
会、农民经商互助会、企业经理联谊会、出⼜企业协会、餐饮业
协会、车⾐业者协会、股民(股票持有⼈)协会、出租汽 车驾驶⼈协
会等。2，从“共同”消费利益出发，可以组织消费者协会，汽车(驾
驶⼈)协会等。3，从“共同”学术兴趣出发，可以组织⽼⼦思想研究
会，易经研究会，凯恩斯理论研究会等。4，从“共同”教育背景出
发，可以组织北⼤校友联谊会，留美学⽣联谊会等。5，从“共同”
专业出发，可以组织律师协会，医师协会，教师协会等。6，从“共
同”宗族出发，可以组织李⽒公所，周⽒宗亲会等。7，从“共同”籍
贯出发，可以组织东北同乡会，上海同乡会，华侨联谊会等 。8，
从“共同”爱好出发，可以组织集邮爱好者协会、围棋爱好者协会、
读书 会、桥牌俱乐部、太极拳俱乐部、武术爱好者俱乐部等。9，
从“共同”年龄出发，可以组织青年联谊会，退休者协会等。10，从
“共同”性别出发，可以组织妇⼥协会等。11，从“共同”经历出发，
可以组织⽼三届协会、上⼭下乡者联谊会、退伍军⼈协会、六四
106
受难者家属互助会等。12，从“共同”经济，社会地位出发，可以组
织独⽴⼯会，下岗⼯⼈互助会 等。13，从“共同”特定⽬标出发，
可以组织对⽇索赔委员会等。
我们还可再举出⼀些。其中，有的较为敏感，如⼯会，六四受
难者互助会，下岗⼯⼈互助会等。但绝⼤多数的团体，在政治上
是不敏感的。有的，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对于已经成⽴，并⾮由
民运⼈⼠掌握的团体，或影响之，或渗透之；或者再搞⼀个也⽆
妨。当然，事有轻重缓急。像⼯商界，学术界的团体较为重要。
会员可尽量吸收，发起⼈和⾻⼲是民运⼈⼠，或亲民运⼈⼠就
⾏了。如有可能和必要，还可以聘请中共⼲部为顾问，增加保护
⾊。在聚会中，交朋友，建友谊，不断发现有民主理想的⼈，逐
步扩⼤民运⼒量。把这种⾮政治性的组织变为民运的外围团体。
⼤潮来临时，可通过⾻⼲以把整个团体带⼊潮流，进⾏筹款、募
捐、声援游⾏等活动。
不要⼩看⾮政治性团体的作⽤，⾮政治性团体，可作为政治聚
会的掩护，甚⾄在必要时转化为政治性组织。如匈⽛利的裴多芬
俱乐部，曾在⼀九五六年匈⽛利的⾰命中，起到重要作⽤。法国
⼤⾰命前的社会沙龙，是社会改⾰者交流思想、讨论形势、制定
策略的地⽅。
(五)组织独⽴⼯会。这个问题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有必要
单独拿出来讨论。在任何⼀个运动中，策略是⼗分重要的。政治
运动，第⼀重要的是⽬标；第⼆重要的是理论；第三重要的是路
线；第四重要的是领袖；第五重要的是⼲部；第六重要的是策
略。没有理论的⾏动是乱动，没有策略的⾏动是盲动。在组织独
⽴⼯会时，尤其要注意策略。为达成⽬标，应有如下⼏个步骤：
第⼀步，先传播思想，进⾏宣传⿎动，造成舆论。第⼀，要让
⼯⼈认识到独⽴⼯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要让⼯⼈认识到
组织独⽴⼯会是⼯⼈的天赋⼈权，是与⽣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第三，要让⼯⼈认识到组织独⽴⼯会是中共宪法中保障的权
利，并强调，中共已经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具有国际法约束的
《经济、 社会、⽂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四，要让⼯⼈知道，他
107
们的⼀举⼀动，都将受到海外的瞩⽬，受到各国政府的瞩⽬，受
到国际舆论的瞩⽬。宣传第⼆、三、四点很重要，⽬的是坚定⾻
⼲和群众的信⼼，不要怕中共的打压，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应
利⽤海内外⼀切可以利⽤的宣传⼿段，如电脑上⽹、传真机、复
印机、邮寄、托⼈ 携带、散发、张贴、⼴播等⽅式，⼴泛传播《经
济、社会、⽂化权利国际公约》，争取全国每个⼤⼯⼚的⼯⼈都
能看到。
第⼆步，组织⼯⼈学习《经济、社会、⽂化权利国际公约》。
这是中共签署的国际⽂件，中共⼲涉时，可理直⽓壮地说，学习
政府认签署的⽂件，就象是学习中央⽂件⼀样。在学习中发现积
极份⼦。
第三步，可以先组织下岗，在岗⼯⼈互助会，达到经济上、⽣
活上、求职上、 创业上互助的效益。这种互助性质的组织，可以
申请向政府注册。也可以不起正式名称(⾮组织形式的组织)，不去
注册。互助性质，有助于中共疏解⽭盾，也没有正式的组织形
态，中共就是发现了，也找不出借⼜镇压。顶多，暗中监视就是
了。组织下岗⼯⼈互助会，⼀⽅⾯实际解决他们的⽣活问题，⼀
⽅⾯宣传《经济、社会、 ⽂化国际公约》，教育群众、联络感情，
并发现⾻⼲⼒量。
第四步，待今年(⼀九九⼋年)中共⼈⼤正式批准该公约后，成
⽴独⽴⼯会筹备⼩组，备好章程，正式向当地政府注册。注册成
功后，正式召开⼯⼈⼤会，成⽴正式的独⽴⼯会。在这⼀过程
中，国内⼈⼠应与海外，联合国有关组织，与海外舆论界，保持
密切的联系。⼀旦中共不履⾏条约，⽴即动员舆论，并通过联合
国和各国政府向中共施加压⼒。为了在字眼上不刺激中共，组织
的名称也可以不叫独⽴⼯会 ，叫⼯⼈互助会亦可。
上述步骤，有的可同步进⾏，视各地情况⽽定。最要的⼀点
是，不可轻举冒进。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策略，绝不代表我们软
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当然，假如中共撕毁⾃⼰签署
的国际公约，拦阻独⽴⼯会的成⽴，甚⾄迫害⼯会的组织者，那
我们⼀⽅⾯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共政府，⼀⽅⾯组织⼯⼈游⾏抗
议。如中共⾎腥镇压，为了保障⾃⼰的⽣命安全，⼯⼈们应⾏使
108
⾃卫的权利，条件成熟时，可以组织⼯⼈暴动。即体制内合法运
作，转化为体制外的⾰命。
对于⼯⼈⾃发搞起来的⼯会，我们应当⼤⼒⽀持和声援。⼀旦
独⽴⼯会打开缺⼜，其他带有政治倾向的组织就可跟进。
(六)搞⾮组织的组织，即没有名称，但有⼀定组织功能的组
织。共产党最怕两条，⼀⽈宣传，⼀⽈组织，他们是靠之起家
的。因此，在专制下如何搞组织，是⼀门学问。所谓组织，就是
⼀群⼈联系在⼀起，在同⼀时间，协调地为同⼀个⽬的⽽做事。
能办成事，组织名称是次要的。没有组织名称固然不好，宥于它
的局限性，难以搞得很⼤，但没有名称的组织依然可以办成⼀些
⼤事。
像社会沙龙，就是⼀个很好的⾮组织的组织。志同道合者定期
聚会，讨论形势和策略，分⼯合作。
搞沙龙也要谨慎。那些已经被中共盯住，或电话被窃听的民运
⼈⼠，牵头搞沙龙应特别⼩⼼。未被中共注意者，牵头办沙龙不
⼤引⼈注⽬。沙龙还算是⼀个成形的没有名称的组织，另有⼀个
更加⽆形的组织可以搞，那就是联络⽹。联络可以是局部的，可
以是全国的，也可以是世界性的。⽬前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在
电脑⽹络上成⽴正式组织。志同道合者，互相通讯联系，互通信
息，维系感情，也可交代任务，分⼯合作。
维系⼀个组织，包括没有名称的组织，组织者，即带头⼈，⾄
少要掌握三个搞组织的要素。这在前⾯已有交代，这⾥再重点重
复⼀下。第⼀是联络；第⼆是分配任务；第三是办事后以奖为主
的奖惩措施。三⼤要素中，联络是最基本的，有事没事，也要定
期联络⼀下你的伙伴。
(七)出版⾮政治性的刊物和报纸。这有⼀定难度，因国内⽬前
拿到刊号⽐较困难，但在⽆官不贪，⾦钱挂帅的今天，也并⾮不
可能。据我所知，有些办不下去，赔本的刊物，想寻求买主，他
的刊号是可以买过来的。⾮政治性的⼩报和杂志，平时完全是娱
109
乐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民运⾼潮到来时，可及时转向，
投⼊民运。
(⼋)出版传播民主理念的书籍。国内买书号已⽐较容易。实际
上，国内出版业 已有很多机会利⽤，只要不点名批判共产党，不
⾔推翻专制统治，传播民主理念和 运作的书籍完全可以出版上
市。
(九)以办企业的名义，开办武术馆，警卫培训公司等。培养⼀
批有⾃卫技能的⼈才，储备起来，以待后⽤。
(⼗)开办企业。这是很多民运⼈⼠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故
不必多⾔。只讲⼀点，以阔思路。国内的公司，可与海外民运⼈
⼠的公司挂钩，建⽴跨国关系，⼀⽅⾯做⽣意，更重要的是，建
⽴⼀条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员上互通的管道。公司，企业也是
组织，上⾯所述的组织运作的基本原理，也适⽤于公司和企业。
只要抓住机会，掌握策略，合法⽃争⼤有可为。
选举的⼀些细节
⼋⼗四问：选举是⾮常重要的合法⽃争⼿段。可否就选举问
题多谈些细节？
答：下⾯，我想就选举问题多说⼀些。因为，未来，选举的空
间可能加⼤。选举要注意如下⼏个因素，否则，选举难以成功。
(⼀)竞选纲领。群众最迫切需要什么？民主派的具体主张是什
么？执政后的措施是什么？要解决什么群众最关⼼的问题？怎样
解决？这些，要靠团体的集体智慧来解决。⼀九⼋零年，中共⾸
先开放基层⼈民代表选举。那时，只要你敢上台喊⼀声，我不相
信马列，我不是共产党员，可能就会当选。因为，⽼百姓实在太
想变天了。但是。随着形势发展，简单的反抗⾏为，单纯地对中
110
共批判，可能不再是主要争取票源的⼿段。争取选票，主要看你
的施政纲领，主要看你上台后能为选民做什么。
(⼆)竞选⼜号。把复杂的纲领，浓缩成简单易记的竞选⼜号，
是⼀门学问，就像⾰命的纲领要化成⼜号⼀样。民主国家的竞
选，⼗分激烈。成功的⼜号，往往导致成功的选举。像前总统⾥
根，新泽西州长惠明顿，在选举时，⼜号⾮常简洁，但极为有
⼒：减税！
(三)竞选经费的筹措。
(四)候选⼈。民主派推出什么样的后选⼈，甚为关键。组织的
作⽤，在于协调 。民运团体在候选⼈问题上，常常导致分裂。多
⼈都想参选，难以摆平。因此，在成熟的团体内，先要举办党内
初选。由胜出者代表组织出马。党内初选落选者，⼀定要服从⼤
局，⽀持胜出者。不服初选结果，脱党竞选，对组织的杀伤⼒极
⼤，连民主国家的政党都难以容忍这种⾏为，通常会给予开除党
籍的处分。
(五)竞选班⼦。要有⼀批吹⿎⼿和抬轿⼦的⼈。⼤家分⼯合
作，把⾃⼰党的⼈选推向成功。
(六)竞选策略。竞选，如同打仗，策略⼗分重要。如何抓住对
⼿的弱点，何时反击，何时出击等等，都应研究。
(七)政见发表会。要办各种各样的政见发表会，形式可以灵活
多样，可以动员⼀切可以动员的⼒量，如名⼈助阵，歌星演唱
等，壮⼤声势。政见会上，也可攻击，反驳对⽅。但⼀般不⽤⼈
⾝攻击，因为这样做反尔可能弄巧承拙。加拿⼤总理竞选时，克
⾥钦的政敌嘲笑，攻击他的歪嘴。结果引起选民反感，克⾥钦的
歪嘴反⽽争取到不少的同情票。
(⼋)辩论会。各个候选⼈进⾏辩论，让群众选择。
(九)拜票。要向民众直接拜票。必要时，要挨家挨户地拜票。
111
(⼗)谢票。选举完毕，不管成败，都要向选民谢票，感谢⽀
持。
对话与谈判
⼋⼗五问：在合法⽃争中，双⽅可能进⾏对话和谈判。请问
民主派在这⽅⾯应注意什么？
答：对话与谈判是⼀种重要的⽃争⽅式，当然应善于利⽤。
“⼋九民运”时，学⽣领袖曾和中共对话，使中共狼狈不堪。⽬前中
国⼤量发⽣(⼯运)⼯潮，为了平息民怨， 当局经常被迫与⼯⼈代表
对话和谈判。
对话和谈判的注意事项如下：
第⼀，对话和谈判，是以实⼒为基础的。只有运动对中共具有
相当的威胁时，中共才会接受对话。前两年，海外民运曾有⼈呼
吁与中共对话，结果，中共毫⽆回应，主张对话的⼈⼠，热脸贴
了个冷屁股。这是因为那时海外的民运实⼒不够，不⾜以迫使中
共坐到谈判桌上来。
第⼆，对话和谈判，通常是⼀种⼿段和策略，不是⽬的。通过
谈判，双⽅都想达到⾃⼰的⽬的。
第⼆，有时，在某些形势下，谈判也是⼀种⽬的暂时的⽬的。
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早年的恐怖⾏动，北爱尔兰⼈民军的恐怖⾏
动，⽬的就是迫使对⽅承认和正视⾃⼰的存在，不得不坐到谈判
桌上来。
第三，当⼼中共利⽤谈判。中共有时会主动要求对话谈判，像
当前的⼯潮。⼀定要当⼼！中共可能想利⽤谈判来挑拨、松懈、
⽡解、收买民运，也可能想利⽤谈判争取时间，以便调动军警，
或拟出对策。民运不可掉以轻⼼，越是谈判，民运越要团结，越
要坚持⽃争，越要显⽰实⼒，谈判达不到⽬的，不能收兵。
112
第四，对话与谈判之前，民运要选好谈判代表，制定谈判策
略。
第五，要⾮常明确谈判的⽬的，即要达成什么样的⽬标。要有
两三套⽅案备 ⽤。⽬标太⾼，达不成⽬的；太低，没有效果。
第六，做好两⼿准备。尤其要做好谈判失败的准备，失败了，
怎么继续抗争， ⼀定事先做好筹划。没有失败的准备，不能贸然
赴会。
民运发展到⼀定阶段，可能发⽣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
因此，民运应学习谈判的技巧和策略。
113
第六部分
关于体制外的⾰命运作
114
体制外的⾮法⽃争
⼋⼗六问：请问，体制外的“⾮法”⽃争有哪些⽅式？
答：所谓“⾮法”⽃争的说法，乃针对⼋⼗三问中合法⽃争⽽
⾔，只是为了表达的⽅便。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所做所为是
⾮法的。从中共在⼀九⼋九年六⽉四⽇，向群众开第⼀枪的⼀霎
那，遭到质疑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已荡然⽆存。不管按照上帝
的法则，还是按照⾃然法则，亦或按照⼀般的政治学法则，⼀个
屠杀⼈民的政权，已根本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在这个前提下，⼈
民为了保卫⾃⼰，⽤任何⼿段推翻它，都是合法的。这个⾰命权
的合法，还有⼀个更⾼的基点：⾰命本来就是⼈的天赋⼈权，推
翻暴虐的政府，本来就是⼈民的天赋⼈权。下⾯，为表达⽅便，
使⽤“⾮法”⼀词。“⾮法”，指的是不合中共的法律。
⾮法⽃争的模式也⾮常之多，如：成⽴地下民运组织；出版、
印刷、散发民运宣传品；对中共党、政、军组织进⾏宣传和组织
渗透；对中共⼈员之间进⾏离间活动；组建城市游击队；训练武
装⾻⼲；适时攻占某些城市，建⽴民主政权；购买、制作、储备
炸药；炸毁中共罪恶象征性建筑物；侦察中共武器库所在地，以
备⾰命⾼潮来到时⽽⽤；惩治罪⼤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将双⼿
沾满⼈民鲜⾎的侩⼦⼿予以正法；策划武装政变；组织武装起
义，等等。
在这⾥，我有必要重申在《编写说明》中已经阐述的观点，本
章列举的⼀些“⾮法”⽃争的⽅式，本⼈并不是毫⽆保留地全盘推
荐。对个别做法，我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作为⼀本《⼿册》性
读物，我不得不将⾰命性的运作⽅式⼀⼀举出，以供⼤家参考。
就像⼀本《药物⼿册》，罗列出各种药物，但并⾮每病必⽤。有
些药物，可能永远派不上⽤场。
⼋⼗七问：关于国内搞地下组织
答：建⽴地下民运组织，建⽴各地的民运组织的分⽀机构，是
⼀项可以进⾏的⼯作。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搞地下民运组织⼀
115
定慎之又慎。所谓地下，就是不要被中共察觉与破获。因此，每
个⼩组，⽀部，不能搞的太⼤，⼈员以不超过⼗⼈或⼗五⼈为
宜。⽽且，聚会要少，单线联系为妙。如果串联的⼈多了，可以
再搞⼀个⼩组或⽀部。以前的经验表明，⼈数⼀多，中共就渗透
进来了。待形势发展得⽐较宽松时，再⾏扩⼤。各⼩组之间，不
宜横向联系，形成⼀个个的鸡窝状组织⽹。由于没有横向联系，
即使某个⼩组或⽀部被中共破获，对其它⽀部影响也不会很⼤。
对于不适合搞正式的地下组织的地⽅，可以按上⾯所讲的，从
事合法的运作， 搞⾮组织性组织。
⼋⼗⼋问：关于出版、印刷和散发宣传品
答：第⼀，利⽤电脑⽹络。现在的传播媒体已经进⼊了电脑
(计算机)时代。⼀本书，可以在美国进⼊电脑⽹络，然后在中国印
刷出来。像我这本⼩册⼦，就已进⼊了 电脑⽹络。
第⼆，传真机(FAX)的使⽤。⽬前，已有多功能接收性传真
机，即，假如你想把同⼀份资料发给⼀百个电传机，只要把上百
个电传号码输到你的电传机⾥，⼀按电钮，国内⼀百个传真机可
以同时收到我们的宣传品。传真机应当在未来发挥越来越⼤的作
⽤。
第三，复印机在国内已⾮常普遍。买⼀台也⽤不了多少钱。复
印机在美国都有部分取代印刷机的趋势，可见其威⼒之⼤。如果
国内民运⼯作的确需要复印机，请按这本⼩册⼦后⾯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
第四，印刷机。在国内，有条件的，可以搞印刷⼚。美国的印
刷业，是它的第⼆⼤⼯产业。国内印刷业发展的空间应当很⼤。
⽬前，有钱可使⿁推磨。⼩城市和地⽅县城⾥，⼩印刷⼚很多，
别说内容不太敏感的宣传品，就连中共明⽂禁⽌的书籍，都可以
花钱让印刷⼚印刷。像我的这本⼩册⼦，就可以设法在国内印刷
和散发。还有中共已签字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化国际公
116
约》，⾥⾯明⽂规定⼈民享有出版、结社、组织⼯会的⾃由。这
种⽂件，应在国内⼤量合法印刷和散发。
第五，关于散发宣传品。邮寄、传真、携带、张贴，都是办
法。⼤量散发，也有很多巧妙的办法。⽐如：把⼀叠宣传品放在
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汽车开起后，风吹纸散。放的⼈早已溜之⼤
吉。再如，在⽴交桥上⾯，把传单散在桥下。然后乘车⽽去。还
有，把⼀边⽤⽔湿透的⼀叠宣传品，放在⾼层旅馆的阳台上，纸
⼲了，宣传品就会⼀张张散落下来，等等等等。以前，我们在国
内邮寄宣传品，采取游击式邮寄法：乘⽕车，到⼀个地⽅寄⼀
批。中共根本判断不了宣传品的来源。
总之，办法是⼈想出来的。我只是抛砖引⽟⽽已。
⼋⼗九问：关于对中共党、政、军宣传渗透
答：以前，我们曾向中共机关寄发过宣传品，收到⼀定效果。
曾有解放军⼈员找过我们联络，他说他见到了我们的宣传品。宣
传的⼯作是⼗分重要的。发展组织后，第⼀要务，就是组织⼤家
⽤各种办法散发宣传品。对于中共机关散发宣传品，先要搜集通
讯地址。⼀部分地址是可以通过书店买到的。还要发动亲戚、朋
友、同学等关系进⾏搜集。散发的⽅式可通过邮寄、传真、电脑
⽹络等。宣传品上，都应放上民运团体在海外的联络地址和电
话，以便志同道和者联系。
关于对党政军特警⼈员的策反
九⼗问：如何对中共党、政、军、特、警⼈员进⾏渗透和策
反？
答：从组织上⽡解对⼿，都是遵循⼀个模式：拉出去，打进
来。拉出去，就是策反。
117
策反⼯作，要本着⼀般号召与个别⼯作相结合的原则。⼀般号
召，主要是⼴泛宣传，⼴发宣传品。策反⼯作的⼀般顺序是：
第⼀步，物⾊对象。优先对象包括：⾃⼰的亲属、同学、同
事、朋友等熟⼈。中国是⼀个⼈情⼤于王法的国度，由于有⼀份
情在，就算他不愿意⼲，也不好出卖你。在这些⼈员中，重点对
象又包括：平常透露有民主追求的、“⼋九民运”时表现积极的、对
中共腐化明显不满的、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被处分的、亲属被处
分的，等等。对于⽣⼈，最好先由第三者引见。⼀回⽣，⼆回
熟；第⼆步，先寄民运宣传品，观察反应。也可不寄宣传品⽽单
⼑直⼊。每⼈⾃⼰掌握尺⼨；第三步，⾯谈。先了解他参加民运
的可能性。有可能，继续进⾏；第四步，摊牌。这⾥，我要介绍
⼀下说服⼈的步骤和⽅法：1，晓之以义。以国家和民族⼤义打动
他。2，诉之以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使其了解中共垮台的必然
性和民主必胜的⼤趋势，让他理性地作出判断和选择。3，动之以
情。以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之情打动他。4，诱之以利。给他
名誉、地位、经济等好处，尤其对握有军权的关键⼈物，应许诺
成功后⼤幅提升。5，胁之以迫。最后的⼿段是威胁，迫其就范。
语⾔的威胁，武⼒的威胁，都是威胁。如果你⼿中握有他把柄，
⽤威胁之法可能有效。注意：胁之以迫，是最后 ⼿段，能不⽤就
不⽤。⼀旦⽤了，⼏乎放弃了回旋的余地。成功与否，就这⼀锤
⼦了。
在策反前，如略施离间⼩计，使他感到已不受信任，则效果较
好。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点请⼤家放⼼，你去作说服、策反时，
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太⼤风险。你的⼯作对象是不敢向上级报
告的。中共本来就是⼀个怀疑⼼强的政权，他⼀报告，等于增加
上级对他的怀疑，⾃⼰的前途也就更没戏了。
古今中外，有过⽆数精彩的策反故事。有时，⼀个关键⼈物，
尤其⼿握重兵者的反正，可起扭转乾坤之效。我们希望，新⼀代
的民运⼈⼠，⽤我们的智慧，编织新的动⼈诗篇。
118
关于军队⼯作的构想
九⼗⼀问：中国的军队情况⼗分特殊，不知你对军队问题有
⽆研究。记得“⼋九民运”被镇压之后，你到⾹港、欧洲等地
活动，宣传你的学运、⼯运、军运的主张。请问，你对军运
⼯作有和构想？
答：⾄今，我仍然坚持⽤学运、⼯运、军运的主张推翻中共专
制。⼀般，社会运动中，学⽣最敏感，最⽆顾忌，最具理想⾊
彩。所以，往往冲在前头。但是，学⽣闹翻了天，也不会威胁政
权。接着，⼯运的兴起，中共就怕了。因为，⼯⼈的⼤罢⼯，可
能威胁者整个社会。可是，只要军队还掌握在中共⼿⾥，它的政
权还是垮不了。因此，军队的⼯作⾄关重要。要使中共解体，军
队⾄少要保持中⽴，当然倒⼽更好。 众所周知，中国的军队已经
卷⼊了⼤规模的经济活动之中。军队公开赚钱，世界各国历史上
真是少见。其结果，是军队的腐败。情报资料显⽰，军队中，军
官克扣⼠兵军饷已是⼀个普遍现象。⼠兵极为不满。⼤家还记得
国民党兵败如⼭倒吗？将来，中共也有那么⼀天。
对军队的⼯作，也要遵循⼀般号召与个别⼯作相结合的原则。
在宣传上，主要宣传军队国家化的意义。军队的职责是保卫领
⼟，是保障⼈民的⽣命财产；军队属于⼈民和国家，忠于⼈民和
国家；军队不是哪个党、哪个⼈的⼯具；军队不介⼊政争和任何
政治活动；军⼈应以国家归属为荣，以某党某⼈的⼯具为耻。在
宣传的基础上，可以做个别军官的⼯作，使之在关键的时刻，倒
⼽⼀击，使功勋永留史册。 通常，军队的反正是⽐较晚的，因为
它⽐较封闭，得不到信息，纪律的约束也⼤。军队的倒⼽，往往
是在⼈民⼤规模奋起的基础上，往往是在学运、⼯运、市民运动
的基础上。军队看到了⼈民的⼒量，知道⼤势所趋，⼈⼼所向。
菲律宾⼈民推翻马可⼠，苏联⼈民粉碎保守派政变，军队都是在
关键时刻倒向⼈民和民主的⼀边。可是在事前，当局还把它当成
最信任的⼈马。当⼈民⾰命发动起来后，如果中共派遣武警或正
规部队进⾏镇压，民运应重点动员组织民众阻挡他们，并做武警
和军队的策反⼯作。我们可及时喊出如下宣传⼜号：“当军⼈，爱
119
⼈民，不做历史⼤罪⼈！” ，“当军⼈，要中⽴，不做杀⼈的⼯
具！”
关于⼯运⼯作
九⼗⼆问：如何进⾏⼯运⼯作？有没有简单明确的动员⼜
号。
答：⼀九⼋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实际上已经⼤规模地卷⼊
了。北京⼯⾃联的成⽴，标志着北京⼯运进⼊了组织化的阶段。
⼯⾃联刚成⽴，李鹏⽴即宣布实⾏军管。中共是搞学运、⼯运起
家的，它们意识到，⼀旦⼯⼈⼤规模地发动起来，政权就要受到
实质上的威胁。
关于如何“合法”地组织独⽴⼯会的问题，我已在⼋⼗三问中作
了回答，请参 阅之。现在想谈⼀谈“⾮法”组织⼯会的问题。假如
中共⽆视它⾃⼰签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化国际公约》，
阻挠、镇压⼯⼈⾏驶正当的权利。我们应该与⼯⼈站在⼀起，发
动⼯⼈，⾏使与⽣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不是
经过中共批准，组织独⽴⼯会。
当前，下岗的⼯⼈很多，形势愈来愈严重。⼯⼈运动问题已成
当务之急。有⼀个现象，⼯⼈是⼗分痛恨的，那就是官僚⽠分⼯
⼚的资产问题。中共刚刚决定改⾰亏本的国营企业，具体政策和
措施尚未下达，下⾯就已积极“响应”起来了。市、局、⼚三级特权
官僚联合运作，廉价拍卖国营企业，⼤拿回扣。⼀夜之间，变成
百万富翁。⼯⼈呢？看在眼⾥，恨在⼼上，⽓得⽛根⼦疼。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喊出“反贪官，分财产，要⼯作，要
吃饭”等类似的动员⼜号，引导⼯⼈往得到“实惠的财产”路⼦上
⾛。只是⽰威游⾏，不解决问题。⽰威游⾏完了做什么？如何将
⼯⼈的情绪长久的保持下来，与中共当局进⾏长期的抗争，是我
们要仔细研究的。当年，⽑泽东发动农民运动，不是光游⾏就完
了，不是⽃⽃地主就完了。“打⼟豪，分⽥地”的重点在分⽥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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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有了⾮常实惠的结果。如果国民党当局不承认这个结
果，农民会组织起来保卫这个结果。 如果国民党强⾏镇压农民，
农民只有参加红军，跟着上⼭，红军的队伍越来越⼤。这是当年
⽑泽东的⾼明之处。当前的⼯运，也要解决⼯⼈的实际⽣活的问
题。根据每个⼚的具体情况，可以发动⼯⼈集体⽠分⼯⼚的财
产。能得多少就得多少。⼤机器搬不⾛，桌椅板凳、电话机、⼯
具箱总是有的。能拿⾛的，通通拿⾛。反正这是⼯⼈⾃⼰创造的
财富。据我所知，国内确曾发⽣过集体哄抢事件。如果实在没什
么可分的，应当组织⼯⼈包围⼚长和党委书记的住处，分他们的
存款和财产。这样以⼀来，⼯⼈有了实惠的结果，⼲起来才会有
劲。有了成果，⼯⼈就会保卫⾃⼰的成果。由此，⼯运才能进⼊
“滚动性发展”的阶段，即：可以引发连续性后续动作，使⼯运不断
的滚⼤，⽽不是⽰威过后又⽆事可做。
当然，我只是提出⼀些建议。如何造成⼯运的“滚动性发展”，
还靠⼤家，靠实际从事⼯运⼈⼠的智慧。
共产党在阻挠、镇压⼯⼈组成独⽴⼯会时，⼯⼈最有⼒的武
器，就是罢⼯。不但要号召本⾏业的⼯⼈罢⼯，也要号召其它⾏
业的⼯⼈进⾏声援。重点应放在铁路 、交通、电⼒、电讯、⾃来
⽔等关键性⾏业。只要有⼀个关键性⾏业的⼯⼈与民主派⼈⼠配
合，进⾏有针对性的罢⼯，共产党的政权就会瘫痪。
⾄于在⼤潮到来时，凡是没有成⽴独⽴⼯会的⼚矿，应⽴即成
⽴起来，组成领导班⼦。进⾏组织化运作。
关于农运⼯作的设想
九⼗三问：你对农民运动有什么具体设想？
答：不少民运⼈⼠忽略了农民运动，因为农村⽐较偏僻，出了
事没什么⼈知道。实际上，农民骚乱事件此起彼伏。南京民运⼈
⼠徐⽔良指出，他的家乡，杭州地区的富阳及临近的萧⼭、余
杭，近年来都发⽣过数千⼈的农民骚乱事件。富阳的万⼈骚乱，
121
延续数天，被军队开枪镇压了下去。类似事件，各地不时发⽣。
农民⼀直⽣活在社会底层，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等公民。改⾰开
放后，农民进城，承担了最脏、最累、最下贱、报酬最低的⼯
作。这些合同⼯、临时⼯，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应当为他们的基
本⼈权⼤声疾呼。据说，⼀次，江泽民跑到农村，问农民还缺什
么，农民说，什么都不缺了，就缺陈胜、吴⼴。农民问题，应当
提到民运的⼯作⽇程上来。我考虑，城市农民合同⼯，临时⼯问
题，应归于⼯运问题。对于他们，我们应帮助其争取基本的⼯作
条件保障，最低⼯资保障和起码的福利保障。应帮助他们组织独
⽴⼯会。我们对农民运动制定的⼜号是：“打贪官，要地权”。农民
的主要问题是⼟地。我们⼀直主张，应把⼟地的所有权彻底地、
永久地归还给农民，不能有半点含糊。只有这样，才能制⽌农民
对⼟地只管使⽤，不管保养的竭泽⽽渔的现象。然后，组织农民
成⽴独⽴农会，像⼯会保护⼯⼈的利益⼀样，保护农民⾃⾝的利
益。应给中共施压，对乡镇企业实⾏政策优惠，进⼀步发展乡镇
企业，增加其吸纳过剩农村劳动⼒的能⼒。多年前，我们就主
张，应该学习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和⼀次⼤战后德国⼤修⾼速公
路，解决⾼失业率的经验，在中国⼴修⾼速公路，解决⾼失业率
和农村劳⼒过剩的问题。
关于城市⼩分队
九⼗四问：你提到组建城市⼩分队和城市游击队的问题，很
有意思。能否将您的构想具体化？
答：我指的游击队，不⼀定是持枪的武装游击队，虽然我不排
除这⼀组织形式。确切⼀点说，我指的是机动灵活的城市民运⼩
分队。民运在每个城市⼏乎都有⼈马。有些，被中共盯死，活动
受到限制。有些，是隐性的，中共并未注意。不管怎么样，那个
城市都有民运，或愿意投⼊到民运的闲散⼈员。民运应当把他们
组织起来，成⽴专业的民运⼩分队，成为⼀批职业⾰命家。 钱从
何来？职业民运的⼩分队谁来养？我在这⾥⾃告奋勇，这个问题
暂时我包了。国内⼀个⼈每⽉有⼀百美⾦就能⽣存和活动，⼀个
城市⼗个⼈，⼗个城市，⼀百个⼈，每⽉也就是需要⼀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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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钱，我能想办法解决。国内谁想组织民运城市⼩分队，请来
找我。⼀经核实，认为⽅案可⾏，钱就会到位。民运城市机动⼩
分队的作⽤是什么呢？⼩分队的功能太多了，简单列上⼏条。 其
⼀，印刷、散发、邮寄民运宣传品。你看，还是宣传、宣传、宣
传。传播思想理念，取得⼴⼤民众的认同，是⾰命的⾸要⼯作，
不可有半点轻视；其⼆，向内，向外发展组织。组建另⼀个城市
的专业民运⼩分队；其三，进⾏⼲部的培训，训练⾻⼲；其四，
作为机动部队，要时刻留意全国各地的形势发展。如果必要时，
在海内外协调之下，各个城市的机动⼩分队，可以相对集中到⼀
个出事的城市，抓住时机，攻取这个城市。
总结起来，⽬前国内的民运组织⼯作应朝如下⽅向努⼒：
（⼀）建⽴⼀⽀职业⾰命家的队伍。经费已不成问题，活动空间
也有。想⼲，敢⼲的⼤有⼈在。现在需要的是拉队伍，搞培训，
然后分⼯⾏动；（⼆）被中共盯住的⾻⼲⼈员的换地活动。那些
在当地被公安盯死，难以发挥作⽤的民运⼈⼠，应在海外组织的
经济援助下，离开中共的⽿⽬，到另⼀个城市发展，去组建那⾥
的城市民运⼩分队。所谓“⼈挪活，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前
的公安系统，多半是铁路警察，各管⼀段。到⼀个新地⽅，特别
是搞个假⾝份，活动空间⼤得很。在本地是个困兽，到外地变条
蛟龙；（三）时机成熟时，各地民运职业⾰命家的⼩分队，可以
在统⼀的指挥下，相对集中到⼀个条件好、中共⼒量薄弱的城
市，集中⼒量打歼灭战，攻取这个城市。
关于城市⽃争
九⼗五问：请问⼀下，是否有攻占某个城市的计划？是如何
构想的？
答：攻占⼀个⼩城市，或打下⼀个县城，并⾮天⽅夜潭。前⼏
年，曾有⼀个县武装部长单个⼈占领县城的记录。也有过⼏⼗个
造反⼈⼠攻占云南某个县城的事件。那些事件显⽰，中共政权不
堪⼀击，出了事，县长、县委书记⾸先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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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机动民运游击队建成后，假如某个⼩城市条件成熟(防
备松懈，民怨沸腾，等等)，可以从各地集中⼀批精⼲⼈员，采取
突然袭击，占领市政府、电台、电视台。然后，公布施政纲领，
发动⼈民的⼒量保卫民主政权。成功的可能性是很⼤的。⼋⼗年
代，菲律宾⼈民推翻马可⼠政权，是⼈民⾰命成功的样板。当
时，马可⼠调动了⼤批部队勤王，就像“⼋九天安门运动”时邓⼩平
调兵进京⼀样。可是，马可⼠没有料到，全国⼈民发动起来了。
勤王的部队被⽼百姓挡在路上，坦克动弹不得。情况就像“⼋九”
时，北京⼈民挡军车⼀样。菲律宾⼈民⽐较幸运，马尼拉没有北
京的地铁系统可以利⽤，地⾯部队长时间进不了城，军⼼发⽣动
摇，很多军⼈弃枪逃跑。这时，马可⼠的长期伙伴罗慕斯将军，
看到了⼈民的⼒量，知道⼤势已去，宣布倒⼽。这是压垮骆驼的
最后⼀棵稻草。马可⼠仓皇逃命，⼈民⾰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此之后，政治学词典上关于⾰命的⽅式出现了新的⼀条：⼈民
⼒量。事先，⼈们并未预期会发⽣兵变，罗慕斯将军也没有预期
阵前倒⼽。但是，⼈民的⼒量太⼤了。任何⼈都不可能阻挡那股
巨流。
“⼋九民运”时，⼈民⼒量得到了显⽰，军车被挡在北京郊外。
也有军官想到倒⼽，但听说被中共党内的改⾰派劝阻了，以⾄失
去了⼤好时机。可以想见，如果民运准备充分，⼀举拿下⼀个中
⼩城市，暂时接管政权是不困难的事。然后，民主政权应当⽴即
采取如下的措施：⼀，宣布民主政治纲领，宣布停⽌共产党的⼀
切活动，宣布局⾯稳定后，⽴刻实⾏⼤选，⼀切权⼒归于⼈民。
⼆，宣布市场经济政策，宣布取消特权，惩治贪官污吏，机会⾯
前⼈⼈平等。算贪官污吏之财产，不法的，⼀律从公。保卫⼈民
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三，呼吁本市和临近县市的⼈民进⾏总
体动员，封锁公路，桥梁，机场，河道，⽥野，阻挡武警和军队
的可能进犯。四，呼吁退伍军⼈组成起来，成⽴民主⼒量的武
装，保卫民主政权。五，呼吁全国⼈民积极响应，呼吁各个城市
效法跟进。六，呼吁港澳台⼈民，海外华⼈给予财⼒⽀援，⼈⼒
⽀援和舆论⽀援。七，呼吁各国政府给予道义⽀持，向中共施
压，制⽌可能的武装镇压。
集中⼒量夺取⼀个城市，最⼤的好处在于，可以树⽴⼀⾯民主
旗帜，成为民主⼒量的可见象征和凝聚点，⽼百姓可以马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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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拥护什么，海内外的民主⼒量能够有形地聚积起来。⼀旦民
主政权站住了脚，接着可以触发全国各城市的多⽶诺⾻牌效应。
民主⼒量分散在各地，某些⼤事难以办成。⼀百个城市，每个城
市有⼀百个活跃的份⼦，不如将⼀千个⼈员集中在⼀个城市。举
⼀个⼩例⼦，以说明突然占领⼀个城市的成功可能性。吾尔开希
曾对我讲了当年北京师范⼤学⾃治学⽣会成⽴的“内幕”。听起来好
像是个玩笑，但其中蕴藏着发⼈深省的道理。原来，事先根本就
没有北师⼤⾃治学⽣会这个组织。吾尔开希⼀个⼈跑到校⼴播
台，宣布师⼤⾃治学⽣会成⽴了，希望学⽣们踊跃参加，并于当
天举⾏选举。⼀时间，全校沸腾，⼤家争先恐后地涌来，就这
样，⼀个像样的独⽴的学⽣⾃治会诞⽣了。官⽅的学⽣会顿时消
失于⽆形。孰不知，宣布时，只有吾尔开希⼀⼈。
中共⽂件还披露过⼀个笑话。⼀个县的武装部长与县委书记不
和，某⼀天，这位仁兄⼼⾎来潮，⾃⼰⼀⼈占领了县武装部，并
宣布接管了县城。县委书记、县长吓得仓皇逃命，中共派兵围
攻。闹了半天，只是⼀个⼈的独⾓戏！ 当前，最充分动员⼈民的
⼒量与中共决战，成功的机会应⼤于“⼋九民运”。⼈民不但可以把
军队、武警挡在城外，⽽且，可以以退伍军⼈为核⼼，⽴即组成
民主⼒量的武装集团，夺取弹药库。在⼈民动员的基础上，在海
内外⼤⼒⽀援的基础上，只要民主政权能够守住⼀个星期，退伍
军⼈组成的战⽃部队就可以发挥作⽤。坚守的时间越长，军队、
武警倒⼽的可能性就越⼤，全国各个城市跟进的多⽶诺⾻牌效应
就越⼤。问⼀问⼠兵，有谁真的愿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卖命？中共
这个政权，别说⼀击，实在是不堪半击了。
关于惩治特权官僚
九⼗六问：在⾮法的运作模式中，有⼈提到“惩治罪⼤恶极
的中共特权官僚”，“将双⼿沾满⼈民鲜⾎的侩⼦⼿予以正
法”。请你谈⼀下看法。多作些说明好吗？这⾥是否包含恐
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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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主张，在⾰命理论中，不排除恐怖活动。有⼀个“恐
怖平衡”的概念，可以简介⼀下：什么叫恐怖平衡？就是⽤恐怖的
⼿段，达到制⽌对⽅恐怖⾏为的⽬的。由于恐怖平衡，双⽅都不
得不停⽌使⽤恐怖⼿段。恐怖⾏动有时特殊的作⽤，那就是迫使
对⼿，或国际上承认⾃⼰的⼒量，并把对⽅逼到谈判桌上来，以
达到解的⽬的。不讲內容，仅从形式上讲，有两个⼤家熟悉的例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
今⽇之中国，⼈民对中共政权已恨之⼊⾻，如果有民运游击队
的出现和活动，⼀定会受到⼈民的拥戴和保护。现在，中国的情
况是“恐怖⼤失衡”，⽽且完全向有利于中共统治者的⽅向倾斜。⼀
⽅是⼿⽆⼨铁的民运⼈⼠和⽆辜的⽼百姓；另⼀⽅是武装到⽛齿
的中共暴徒。中共绑架民运⼈⼠，什么卑鄙的⼿段都可以使的出
来。⾄今，还有⼀⼤批民运⼈⼠和⽆辜的⽼百姓被关在牢房之
中。像刘晓波、孙维邦、李海、刘念春、胡⽯根、刘京⽣、周国
强等等。今年中共利⽤这些⼈做⼈质，当⾁票，公开向国际社会
索票，讨价还价。国际社会出的价码不好，中共还不放⼈质。前
些⽇⼦，美国出了价，同意给中共提供更多的⾼科技援助，中共
感觉价码不错，释放了魏京⽣和王丹。中共还有⼀⼤批⾁票攥在
⼿⾥，可以不断地向⾃由世界索价。都放到西⽅也⽆妨，中共还
可以再抓新的，不是吗？今年以来，中共又抓了上海的杨勤恒，
⼴州的范⼀平，安徽的王庭⾦，⼭东的陈增祥等⼤批的民运⼈
⼠。⽼百姓呢？民运⼈⼠呢？难道就这样活活绑架，成为中共向
西⽅讨价还价的⼈质？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吭的任⼈宰割？天下也
太不公平了吧！ 因此，为了制⽌中共的绑票⾏径和恐怖⾏动，有
的⼈⼠主张，在⼈民还没有能⼒消灭中共绑匪的今天，⽼百姓却
有能⼒以其⼈之道，还治其⼈之⾝，⽤理性的恐怖⼿段，达到恐
怖平衡，从⽽制⽌中共的单⽅⾯的恐怖暴⾏。
惩治特权官僚的对象
九⼗七问：如果要惩治罪⼤恶极的中共特权官僚，哪些⼈物
是考虑的对象？如何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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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理论上讲，惩治可有多种模式。轻者，揭露其罪⾏，
以”恶⼈榜”形式公布于海内外。重者，可扣为⼈质进⾏交换，逼他
們释放民运⼈⼠。有⼏类⼈，是可能扣押对象。因为，⽆论从什
么⾓度讲，他们已经成了罪犯。⼀，中共政权内策划，或参与绑
架(逮捕)⽆辜民运⼈⼠和⽆辜⽼百姓的坏蛋。 ⼆，中共的⼤贪官污
吏。加上⼀个“⼤”字是因为中共已⽆官不贪，⼩贪污犯⽐⽐皆是。
要求家属把他贪污的钱吐出来，将之还予⼈民。三，欺压百姓，
民愤极⼤的中共恶霸。他们⼀般都有的是钱，⼀⼿交钱，⼀⼿放
⼈。持此主张的⼈⼠认为，在中共治下长期以来作恶的成本太
低，恶霸对⾃已的恐怖⾏为必须付出代价。此外，民运还可得到
⼀笔反抗中共专制活动的经费。此外，也能达到警告执政者，打
开⾰命者的知名度 。
以上陈述是为了本书的完整性，本⼈对于⼀些同仁的上述主
張，持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
惩治⾎债恶霸
九⼗⼋问：在“⾮法”运作中，你提到可以对有⾎债的中共恶
霸予以正法。如何“正法”？是否包括暗杀在内？
答：中共历来就是⼀个杀⼈集团，它杀的⼈不计其数。西⽅政
治学家早有统计，⼈类历史上最⼤的杀⼈集团，就是中共。在中
共统治的四⼗多年中，中国⾮⾃然死亡的⼈⼜达数千万之多，远
超过了希特勒，斯⼤林和⽇本⿁⼦杀⼈的能⼒。有的个别坏蛋，
如李鹏之流，实在该千⼑万剐。对这样的集团，对李鹏这样的
⼈，早就应当采取“恐怖平衡”的策略，将之正法。有⼈主张，所谓
“正法”，可以将有⾎债的中共恶霸绑架、逮捕，经真正的⼈民法庭
宣判，予以枪决。有条件，有可能也可以进⾏暗杀。这往往可以
收到⽐扣押⼈质更有威⼒的“恐怖平衡”之效 。
⼀九⼋九年“六四”惨案之后不久，发⽣过这样⼀件事：杨尚昆
访问巴西，巴西华侨出于对中共屠杀学⽣的痛恨，在巴西报纸刊
登⼤幅⼴告，云：杀杨尚昆者，赏⼀百万。吓的中共⽇夜不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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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说明“恐怖平衡”的确有效。谁都知道，中共是暗杀的⾼⼿，我
经历到的就有两起。⼀起是⼋九年“六四”之后，我到⾹港进⾏串联
活动，并参了与营救民运⼈⼠外逃的⼯作。当时，投⼊“黄雀⾏
动”(营救⾏动的代号)的，有⼀位⾹港民主派⼈⼠，著名电影导演
岑建勋。他对我说，他接到了中共恐吓：再搞，当⼼。很清楚，
这是暗杀信号，中共想⽤恐吓阻⽌岑的活动。我问他：“你怎么
办？”
“怎么办？如果你要动我⼀根寒⽑，要数数你们有多少⾼⼲⼦
弟在我们⼿⾥。还是少来那⼀套。我们玩⼀个公平的游戏，你有
能耐抓，我有能耐救，看谁玩过谁。”岑建勋的恐怖平衡起了作
⽤。
另⼀个暗杀活动是针对我来的。⼀九⼋四年九⽉，当时我任中
国民联的主席。洛杉矶⼀个⿊帮份⼦(该⿊帮有中共⽀持的背景)突
然找到张安乐(绰号⽩狼)，美国台湾背景的⽵联帮的头头，打听王
炳章的地址和活动规律。⽩狼好奇地问有何⽤处。对⽅说：“我们
接到中共的⼀笔⽣意，五千美⾦，⼲掉王炳章，他是个叛国贼。”
⽩狼⼤惊，对杀⼿说：“马上带我找你们的⽼⼤，快！”江湖上，头
头时有相通。⽩狼警告他：“王博⼠是我的朋友，他是最爱国的。
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找你算帐。好了，这事到此为⽌。”为安全起
见，⽩狼⽴即通知我转移，并报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多亏我的
命⼤，要不是正好碰上了⽩狼，要不是⽩狼的正义感，我可能早
就成了中共的枪下⿁了。
暗杀，按照政治学的概念，是政治⽃争中弱者被迫采取的最后
⼿段。不知中共为什么对我如此害怕，以⾄于⽤了通常弱者才⼲
的下下之策。中共策划暗杀我的事件，⽩狼后来曾向新闻界公开
披露。美国华⽂报刊⼴泛报导了这⼀事件。虽然中共⼀直⼲着暗
杀活动，⽼百姓⼀般不在这⽅⾯以其⼈之道，还治其⼈之⾝。但
有⼈主张，对待像李鹏这类⾎债累累，万⼈恨的家伙，可以考虑
进⾏正法，以起杀⼀儆百之效。以此警告中共：下次民运⾼潮到
来时，假如再出现李鹏这类屠杀⼈民的侩⼦⼿，可能会出现暗杀
队，对之格杀勿论。
128
绑架、暗杀活动在海外将触犯所在国法律，⼀般禁⽤。但有时
也可钻外国法律的漏洞，保护⾏刺者。六⼗年代，台独组织曾在
纽约暗杀蒋经国，但是未能击中，杀⼿被捕。台独组织马上把他
保释出来，⽤事先备好的护照，将他送出美国。⼆⼗万的保释⾦
不要就是了。该杀⼿的刑事追诉期过后，据说现在又已公开出⾯
活动。另⼀个特殊的⾏动是邮包炸弹。邮包炸弹炸伤的机会⼤，
炸死的机会少，但具有⼀定的恐吓作⽤。台独组织曾⽤邮包炸
弹，炸伤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谢东闵。以上⼿段，⽬前本⼈也
持⼀定程度的保留态度。
特殊情況下炸药的使⽤
九⼗九问：有⼈提到炸药问题。准备⼲什么⽤？
答：有⼈主张，可⽤炸药炸毁某些象征中共权威，中共淫威的
某些建筑物。如⽑泽东雕塑，⽑泽东的祖坟，李鹏的祖坟，都可
考虑。炸它的作⽤，不在建筑物本⾝，在于⿎舞民运和⽼百姓的
⼠⽓。对此，我⽐较主张，炸药贮备好了，供⼤潮来时应⽤，并
不⽤于平時。如，当局派军队镇压时，可⽤炸药炸毁桥梁、公
路、机场、铁路等，阻挡军队。也可⽤之炸毁监狱和政府⼤门，
给占领监狱和占领政府⼤楼开路。使⽤炸药，以不伤及⽆辜为原
则。
离间计使⽤
⼀百问：如何离间中共⼲部和军队？
答：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三⼗六计《反间计》云：疑中⽣疑。
⽐之⾃内，不⾃失也。这⾥的反间，讲的间谍的利⽤，也包含离
间对⼿的策略。 曹操⼤战马超之时，马超的结义叔⽗前来助阵。
曹操⼤喜⽈，胜⼀⼈难，胜⼆⼈易。于是散布谣⾔，说其叔有勾
结曹营之意。马超起疑，引发内哄。曹操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
到，⾜智多谋的曹操，也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周瑜利⽤蒋⼲前
129
来劝降之机，夜间故意让蒋偷看曹营战将投降的假密信，骗得曹
操阵前杀将，这是导致曹操⾚壁之败的原因之⼀。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离间敌营是⼀本万利之举。尤其中共是
⼀个多疑的政权，此计应多加利⽤。⽅法有：⼀，散布⾼层⼲部
有异⼼的消息； ⼆，⽤匿名信，化名信，甚⾄假真名信挑拨对⼿
的不和；三，明知某⼈是中共的特⼯，但⼼照不宣，利⽤其传递
假情报，尤其是离间⼈事关系的假情报； 四，故意派⼈找上中共
⼲部(不以民运名义)，然后制造舆论，说其与民运秘密勾结，等
等。孙⼦兵法和三⼗六计中，还有⼤量的计谋可以利⽤。离间⼀
策，只是举例⽽已。举例的⽬的，乃启发⼈们的思考。过去，我
们曾⽤过离间之计，收到⼀定效果。中共内⽃严重，有时，为了
⽃倒对⼿，他们特别需要“炮弹”，即使知道有假，他们照⽤不误。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同类型的军事政变
⼀百零⼀问：关于策划军事政变的问题，是⼀个⼤课题。你
有什么设想？
答：⼀天，⼀位留学美国的中共将军的⼉⼦找到我。他问：
“假如有⼀天，我们可以⽤军事政变的⽅法，以少量的流⾎，换取
民主的成果，你⽀持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见，军
事政变的概念，始终在⼀些⼈的脑海⾥盘旋着。军事政变，也像
⼀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样，紧紧地跟定了中共的当权者。⼀说到
军事政变，他们就神经紧张。因为他们对年轻的军官们⼀百个不
放⼼，他们的⾃信⼼已经彻底崩溃。
军事政变，指的是军事⾏动导致政权更迭。通常，以宫廷政变
和京城部队哗变形式出现。
只有在稳固的民主制度下，军事政变才被彻底根除。在世界上
⼏乎所有的专制政体中，军事政变都发⽣过，⽽且，可能随时还
会发⽣，中国也逃脱不了。美国学者杭廷顿研究了很多专制国家
130
的军事政变，他发现，军事政变对社会变迁有促进作⽤，也有促
退作⽤，不能⼀概⽽论。这⾥所讨论的军事政变，是军队介⼊的
宫廷政变，政权在⼀夜之间发⽣更迭。军事宫廷政变，⼀⼩股军
⼈就可以完成。
中国在未来可能发⽣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事政变。⼀个是极右派
法西斯式的军事政变。据情报显⽰，⼀批中共原⾼级将领的⼦
弟，正在等待政变机会。他们不少正在军中服役，掌握着⼀部分
兵权。他们的理念是军事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中共现在的这
批⽂职官员，早晚会失掉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中国迟早会发⽣
天下⼤乱，或在江泽民时代，或在后江泽民时代。那时，军队是
收拾乱局的唯⼀⼒量。⽽他们⼀批年轻的军官，掌握着军队，他
们可以随时领兵进宫，从中共⽂官那⾥夺得政权。他们还有⼀个
论点，中国⼤乱时，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
除了法西斯派的政变可能外，中国还存在着另⼀种形式的政
变，即民主派的军事政变。⽬前在军队中，军官院校的毕业⽣越
来越多。他们相当多的⼈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认为军队应当国
家化，军队应当在政治纷争中保持中⽴，军队不应成为某个政党
的⼯具。这是⼀个很好的倾向。当然，认识到军队国家化的必
要，并⾮完全接受了整套的民主理念。我们还是要加强对军队的
宣传教育⼯作。
我们所希望的军事政变，是⼀种民主派的军事政变，即由民主
派主导的政变。它的形式，可以是突然的逮捕中共的顽固派，也
可以是在⾰命⼤潮中，被动地抗拒中共顽固派的镇压命令，像苏
联⽡解之前，当军中的精锐兵团拒绝执⾏炮轰俄罗斯⽩宫的时
候，民主派的胜利已经注定。
中共军中是否有⽀持民主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呢？有。⼀
九⼋九民运时，中共王牌军三⼗⼋军军长，就拒绝执⾏命令镇压
学⽣。他后来被中共判处⽆期徒刑。当时，还有其他军官想发动
⽀持改⾰派的政变，但听说没有被党内的改⾰派接受。为了达到
我们的愿望，民主的宣传教育仍是第⼀位的⼯作。重点去联络，
结合有民主理念的年轻军官，也是必要的。
131
武裝起义与军事政变的区别
⼀百零⼆问：什么叫武装起义，它与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
有什么不同？
答：所谓军事政变，多指军事⼒量介⼊的宫廷政变。⽽政变，
指的是政权的改变。武装起义则不同，它不⼀定导致政权的更
迭。如“⼋⼀南昌起义”，是⼀次武装起义，但不是军事政变，中央
政权并未受到威胁。武装起义不⼀定完全是由正规军主导，临时
拿起武器的⼯农群众和退伍军⼈，可能是武装起义的主⼒。从武
装起义到夺取政权，如果起义发⽣在北京，过程可能很快，⼀下
⼦就攻⼊了中南海。如果武装起义发⽣在边远地区，部队打到北
京才能取得中央政权。
我在这⾥谈的，主要是在中国边远地带或内地组建武装部队，
并适时发动起义的问题。⾸先是可能性，有可能吗？第⼀，武器
的问题。武器的来源有三：⼀⽈造；⼆⽈买；三⽈抢。造，⽐较
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像造⼀些⼟炸弹，就有可能；买，
有可能。中共⽂件透漏，社会上⽬前将近散在有七⼗多万⽀枪。
实际数字远⾼于此，⽽且，与⽇俱增。哪⾥来的？主要是中共军
队⾃⼰卖的，换钱了，有的武器库流失相当严重。还有从中俄、
中缅边界进⼊的；抢，有可能。中共的武器库，看管并不严。⼤
规模的群众运动到来时，发动群众抢武器库，是⼀个现成的武器
来源。因此，武器问题，可以解决。第⼆，⼈员的问题。⼤批社
会上闲散⼈员，⼤量农村过剩⼈⼜，成群下岗⼯⼈，理论上，都
是潜在的兵源。因此，⼈员问题，也可解决。第三，教官的问
题。民运中有这样的现成⼈才。第四，训练基地问题。选在何
处？⼭区，森林，中外边界(中缅边界，中俄边界等)，国外(俄国、
缅甸、阿富汗等)是为考虑地点。考虑的要素是，不能被中共发
现；万⼀发现了，中共围剿时，能退到安全之处，或能顶住中共
的进攻。当前，⼤规模的招兵买马为时太早，但训练⼩股精⼲的
武装游击队不成问题。⼩股的游击队，可在⼤规模街头运动爆发
时，乘机完成攻占中⼩城市的构想。
132
游击战的原则
⼀百零三问：如果有了游击队，如何开展游击战呢？
答：当前的游击战，不能同于传统的游击战。这⽅⾯，“⼆王”
和“三张”兄弟的作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可惜，他们缺乏远
⼤理想，没有长久规划，只是流寇的⾏为。不管游击队在城市活
动，还是在农村活动，游击战都应遵守如下原则： 第⼀，游击队
赖以⽣存的条件是⽼百姓的⽀持和掩护。保护民众，为民除害，
是活动的宗旨。越是为民众出⽓，就越能获得民众之⽀持。绝对
不可有任何侵害民众的事件发⽣。第⼆，游击战不是正规战，⽬
的不是决战，⽽是骚扰、打击、削弱、消耗对⽅，不可有固定的
居所。确定打击的⽬标很重要，是否采取打击⾏动，取决于是否
能够产⽣效果，是否能够迅速撤离。第三，我并不是⼗分主张游
击队进⾏频繁的打击活动。确切⼀点说，这些打击活动只是⼀种
训练。如上所述，我主张游击队的主要作⽤，是和民运的⼒量⼀
起，突然间占领某个中⼩城市，引发⼈民⾰命。为此，应保存实
⼒。过多的眩耀游击队的打击能⼒⽽招致当局的注意，可能不是
明智之举。运⽤得当，民主运动城市游击队可能起到催化⼀场民
主⾰命的作⽤。或者，在其它因素引发民主⼤潮时，游击队能够
灵活机动地发挥作⽤，与民众和军队民主派⼀起，埋葬专制制
度，建⽴民主政体。
打破’’⾰命-专制”的恶性循环
⼀百零四问：谈到民主⾰命，有⼈担⼼又重新步⼊“专制-⾰
命-专制”的恶性循环。害怕将来建⽴起来的，又是⼀个专制
政体。你怎样解除⼈们的这个疑虑？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前⾯的论述中已经给出答案。现在，
不妨再重点⽽系统地说明⼀下。第⼀，⼿段与结果之间，并⾮存
在必然的联系。暴⼒⾰命换来的，不⼀定是专制。民主选举上台
的，也可能搞暴政。第⼆，我们这⼀代民运⼈⼠，民主的理念已
133
深植⼼中，很多⼈又亲⾝体验过民主国家的运作⽅式。将来如何
搭起中国的民主架构，已有明确的蓝图。完全不像当年中共那些
打天下的⼟包⼦，⼜头上⾼喊民主，实际上连民主的基本理念都
没有搞懂。第三，我们不像共产党⼈那样，把⼈群⼈为地分成先
进，落后与反动，⽽⾃⼰又标榜是最先进的。这样的划分，必将
造成对异⼰者的改造和专政。将来，民主政体建⽴后，如果强要
把⼈群划分的话，只能是“守法”与“不守法”之分，绝⽆⾰命与反动
之分。第四，我们提倡第⼀次宽恕的精神，即不对⼀般被迫从
命，没有⾎债的中共⼲部实⾏报复，以免造成怨怨相报的恶性循
环。⼤家可以把我的这本书与⽑选五卷对⽐⼀下，把⽑的“民主”和
我们的民主对⽐⼀下，就会⼀⽬了然：原来⽼⽑的“民主”，竟然是
“你是民”，“我是主”。什么样的理念，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
们应当强调的。
134
第七部分
国体、台湾、⾹港和西藏问题
135
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百零五问：既然民运有建国、治国的远⼤抱负，就不可避
免地碰到台湾、⾹港和西藏的问题。请问，你对西藏问题的
解决持什么态度？
答：我在⼤学毕业后，曾分配到青海⽟树藏族⾃治州⾏医，替
藏族治病。我和藏族⼈民共同⽣活了近两年之久。⽟树地区与西
藏相邻，原住民完全是藏民，⽣活习惯与西藏并⽆⼆致。因此，
当我与达赖喇嘛会见时，我对他说，我⼗分理解藏族⼈民的⼼
情。我与达赖喇嘛很容易地达成了共识。我在西藏问题上的主张
是，⼈权、治权、主权分开处理。 ⼀，⼈权。藏民应与汉民及其
他任何民族⼀样，享有与⽣就有的，不可转移的和不可剥夺的天
赋⼈权。中共必需停⽌任何迫害藏民的⾏为。民运要声援藏民为
其⼈权奋⽃的事业。 ⼆，治权。完全归藏民和当地其他住民所
有。中央政府，包括未来的民主政府，不得⽤任何形式⼲涉西藏
的选举和治理，不得委派任何官员，即完全的地⽅⾃治。另⼀⽅
⾯，西藏⼈民可以竞选中央⼀级的任何政府官员。这些，由新宪
法规定之。由此⽽知，新的中国民主政权，其国体是联邦制，政
体是民主制。 三，主权。根据新的联邦宪法，西藏的主权由西藏
政府与联邦政府共享。联邦宪法将设⽴有关西藏问题的特殊条
款。根据这些条款，西藏地区可以⾏使⽐其他联邦成员更多的权
⼒，包括除领⼟主权之外的⼀些主权权⼒。⽐如，像加拿⼤魁北
克⼀样，有在外国设⽴办事处，派遣驻外代表的权⼒，即有⼀定
的外交权⼒。其驻外机构将从事经济、⽂化、宗教及部分移民业
务。根据新的联邦宪法，边界的防卫权⼒，即国防权⼒，归联邦
政府⾏使。
上述松散联邦的概念，达赖喇嘛曾多次表⽰过赞同。西藏问
题，由于共产党的极权统治，累积了太多太深的⽭盾。汉藏双⽅
在未来⼤变局到来时，都要保持冷静。如果失控，汉藏⽭盾加
剧，汉⼈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当地或附近的共产党驻军将可能对
西藏实⾏军事管制。在内地相对混乱的期间，军管⾸脑可能象当
年新疆盛世才那样，政治上施⾏专制统治，政体上虽不宣布独
136
⽴，但实⾏边陲分治，搞独⽴王国，为今后的政体和制度统⼀留
下后患。
松散联邦制
⼀百零六问：你在前⾯，多次提到台湾。你如何处理与台湾
的关系？
答：⽬前中国⼤陆与台湾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是由复杂的历史
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原因当中，中共的专制制度是⼀个重要
因素。早在⼀九⼋⼆年，我就提出了“⼤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
⼤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意思是，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陆
问题。问题的要害是中国⼤陆的民主化。⼤陆没有民主化，仍然
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台独的诉求不可能成功。如果不顾现实，强
⾏台独，将招致中共武⼒犯台。中共专制制度结束了，⼤陆实⾏
了民主政体，台独诉求的主要原因，即不愿意接受中共的专制统
治，将不再存在，台独的诉求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台海两岸
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中国⼤陆民主化的实现。在此之前的⼀
切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中共提出的“⼀
国两制”，只是⼀时的权宜主张。由于过于⼀厢情愿，不切实际，
台湾朝野⽆法接受。未来，在中国⼤陆实现了民主制度之后，海
峡两岸对话、协商、达成协议的⼀切障碍已被扫除。
台湾与⼤陆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极端摆在我们⾯前。左边这个
极端：⼤⼀统；右边那个极端：独⽴。只有极端份⼦⿎吹极端的
主张。在⼤⼀统和独⽴的两极之间，存在着⼴阔的空间和宽⼤的
政治光谱，有多种途径供我们选择。绝⼤多数民主派⼈⼠的主张
是，和西藏问题的解决⼀样，实⾏松散的联邦制度。
⼀，治权。完全归属台湾⼈民，⼤陆丝毫不能⼲涉。⼤陆⼈不
可赴台竞选公职，但台湾⼈可以竞选联邦政府的任何职务。
⼆，主权。由台湾政府和联邦政府分享。在新宪法之下，台湾
政府可以⾏使除领⼟主权之外的某些主权。如某些外交权，她可
以委派驻外机构，处理台湾与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化、科学
技术的交流和部分移民事物。另如某些移民权，她享有控制台湾
永久住民数量的权⼒，等等。⾄于台海安全的防务权⼒，可由联
137
邦政府与台湾政府共同⾏使。⼀切都在新的联邦宪法中明确规
定，联邦宪法并要获得海峡两岸⼈民的批准。
以”港⼈治港”解決⾹港问题
⼀百零七问：⾹港的领⼟主权已归于中国，中共政府对⾹港
实⾏了“⼀国两制”。你认为⾹港的问题解决了吗？民运⼈⼠
解决⾹港问题的⽅案是什么？
答：⾹港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国两制”运作之后，已经出
现了问题。主要是：⼀，选举操纵。⾹港的选举，包括最⾼⾏政
⾸长，⽴法局议员的选举，主要操纵在中共⼿⾥。⾹港乃弹丸之
地，直接选举是⾮常容易办到的。但中共采取的，实际上是遴
选，⼴⼤民众的选举权利被剥夺了。常此以往，港⼈的信⼼会越
来越低。⼆，民权紧缩。⾹港⼈民的其它基本民权开始紧缩。如
游⾏、⽰威的权利。表⾯上似乎仍可游⾏⽰威，但政府批准的地
点，⽅式已在悄悄改变。三，⾃由恐惧。港⼈在中共的淫威下，
开始⾃律。写⽂章⼩⼼了，办事⼩⼼了，等等，⼀种莫名奇怪的
恐惧感出现了。⼈民免于恐惧的⾃由正在消失。四，⾔论钳制。
表⾯上，⾹港的持不同政见的报刊仍在出版，但当地作家的下笔
分⼨已在调整。特别要指出的是，电视传媒被中共暗中控制的程
度正在提升，有些节⽬已不能⾃由制作。在其中⼯作的新闻从业
⼈员，已感受到种种压⼒。五，⾦权控制。中共有计划地收购某
些有影响⼒的公司和机构股票，企图以⾦钱控制政治，等等。
⾹港问题，像台湾⼀样，根⼦在中国⼤陆。我们的主张是，⾹
港应实⾏彻底的港⼈治港。⾹港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采取什
么样的选举模式，应该完全由⾹港⼈民决定。将来，⼤陆民主化
之后，在联邦的国体及民主的政体之下，⾹港作为⼀个特别⾏政
区，可以享受象台湾和西藏⼀样的⾃治权⼒。
138
第⼋部分
⾰命观和理想国
139
我之⾰命观
⼀百零⼋问：你反复提到⼈民有⾰命的权利，⾰命乃天赋⼈
权。你的⾰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传》⽰喻⾰命的权利：咱必须服从神，⽽⾮
服从⼈。《易⾰注疏》颂扬汤武⾰命：夏桀殷纣，凶狂⽆度。天
既震怒，⼈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
⼼。放桀鸣条，诛纣牧野。⾰其王命，改其恶俗。孟⼦曾为⾰命
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谓之⼀
夫。闻诛⼀夫桀矣，未闻弑君也。美国独⽴宣⾔号召⼈民⾏使⾰
命之权：“所有的⼈⽣⽽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不可剥夺的权
利，包括⽣命、⾃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
类才在他们之间建⽴政府，⽽正当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
⽣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的有损时，⼈民便有
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个新的政府。过去的⼀切经验
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的，⼈类都还情愿忍受，
⽽不愿借取消其以习惯的政府已求⾃救。但是，等到⼀连串的暴
虐与掠夺，全部都在追求同⼀个⽬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
只是要把⼈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民就有了权利，
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制定新的保
障。”
美国贡献最⼤的总统之⼀林肯，继承了独⽴宣⾔的精神，在其
就职演说时，公开为⼈民的⾰命权利进⾏辩护：“这个国家，及其
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侯，只要⼈民厌倦了
现有的政府，他们都可以实⾏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使⾰
命的权利推翻政府。” 这⼀切，都揭⽰了⼀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
化的政府，乃⼈民的天赋⼈权。因为，政府是⼈民⼈民建⽴的，
应当为⼈民谋取福利，当这⼀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
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和民意的政
府，⼈民都有权更迭。
在民主国家，更迭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次更换
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
140
看⼀看，近⼆⼗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
和党政府，⼈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
特⼲得不好，⼈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根，布什的共和党政
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
克林顿的民主党重新执政。
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迭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
了。中国的哲学家⽼⼦，把政府分为四等。他说：“太上，不知有
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等政府是最
好的，⽆为⽽治，⼈民⼏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等政府是⽤道
德仁政进⾏治理的政府，靠⽼百姓的拥护和歌颂⽽统治。第三等
政权，靠严苛的法律，靠暴⼒，靠百姓的恐惧感维持统治。第四
等，是最烂的，欺压百姓，鱼⾁⼈民，⼈民应当奋起，痛骂它，
推翻它，⾰它的命。评⼀评，中共属于哪⼀等？中共政权是⼈类
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官不贪，
警匪⼀家的地步。⼈民忍了又忍，给了它⼀次又⼀次的机会。但
是，中共不但不改，反⽽变本加利，这样的政府，推翻⼗次都不
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是时候了！起来吧，是⼈民应
当⾏使⾰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之后，新政府做
得不好，⼈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 这，就是民主运动的⾰
命观。
明确“⾰命”定义
⼀百零九问：请你将“⾰命”下个明确的定义好吗？因为，⾰
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答：中国⼤陆的辞典中，将⾰命定义为：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
制度，建⽴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我将上述说法加以延伸，分两
个层次谈谈⾰命的定义。⼀是从⽬的上谈，我们民运的⽬的是⾰
命性的，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特权专制制度，建⽴分权制衡的民
主制度。⼆是从⼿段上谈，⼿段分有⾰命性的，也有完全合法
的。完全合法的理想做法是：⼀点不违背中共的现有法律，先竞
选最基层的⼈民代表和村、镇长。再⼀层层竞选上去，直到当上
全国⼈⼤的代表。由中共的合法最⾼权⼒机构⼈民代表⼤会，通
141
过决议，修改各项法律，实现民主化。理论上讲，凡是不完全符
合中共现有法律的运作，都叫做⾰命性⼿段。达成民主化的⾰命
性⼿段有很多，前⾯已有论述。如，⼈民⼤规模地奋起，占领
省、市政府，成⽴民主政府，就是⼀种⾰命性的⼿段。所以，我
的主张是，不排除⽤⾰命的⼿段，达成民主⾰命的⽬的。
⾰命未必“流⾎”
⼀百⼀⼗问：⼀谈⾰命，有⼈就很害怕，好象又要“流⾎”
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些⼈的顾虑？
答：有⼈⼀谈⾰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命给⼈的印象太恐
怖了。其实，⾰命并不都象共产⾰命那样恐怖，有的⾰命尤如过
节，令⼈开⼼，也不会造成什么⼤的损失。如菲律宾⼈民推翻独
裁者马可仕的⾰命和印尼⼈民推翻苏哈托的⾰命。另外特别值得
强调的是，⼿段与后果之间，并⽆必然的联系。⾰命不⼀定会造
成⽐改良更⼤的代价。⽐如菲律宾的⼈民⾰命，虽然最后军队在
马可仕的总统府投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命过程并
未导致什么⼤的流⾎。反之，中国⼋九民运⾼举“和平、理性、⾮
暴⼒”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政治改⾰，却付出了千百个⽆辜
的⽣命。未来，⼈民⼤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
⽴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命和⼈民⾰命，不见得会造成很
⼤的损失。
产⽣⾰命的条件
⼀百⼀⼗⼀问：记得你刚刚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并
没有直⾔⾰命。为什么现在⼤谈⾰命呢？⾰命需要时机，你
认为⾰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答：在我⼼中，中国需要民主⾰命的概念早已成熟，可以说，
七⼗年代就有了⾰命的构想。但是，时机不成熟时，提出过激的
⼜号是不适宜的。因为，⾰命是社会变⾰的最后⼿段。只有⼴⼤
⼈民对合法⽃争失掉信⼼，对当权者彻底失望之后，才会公开⽀
142
持⾰命，拥抱⾰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之时，过激的⼜号，不利
于争取中间群众。尤其在⼀九⼋⼆年刚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时，海
外的⼴⼤留学⽣多数还对中共的改⾰抱有幻想。什么时机提什么
⼜号和纲领，本⾝就是⼀个重要的策略。
“六四”屠杀后，我就公开主张⽤⾰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现
在我认为，中国⾰命的时机更加成熟，是我们应当从舆论准备迈
向实际操作的时候了。
⾰命是否暴发，主要取决于有否发⽣⾰命的社会条件。没有那
个条件，⾰命者再有献⾝精神，都难以触发⾰命。像美国，有好
⼏个共产党组织，⼀些美共⼈⼠搞了不知多少年的⾰命，结果⼀
是⽆成。为什么？因为没有⾰命的社会条件。
⾰命暴发的社会环境主要有:
第⼀，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失调。我已经论述过，社会应当协调
发展。当经济⼤踏步向前，社会结构发⽣急剧改变时，政治上不
做改⾰，政治权⼒结构不做相应调整，早晚要触发⾰命。历史上
有很多的正反例⼦。以中国满清末年为例，那时，中国的经济发
展相当迅速，以江南造船⼚，江南纺织⼚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以每年百分之⼗⼏的速率向上爬坡，并不⽐逊于⽬前中国的
经济起飞。但它不还是被⾰命的浪潮冲垮了？⽐较⼀下可以发
现，中共改⾰以来所做的，满清实际上都做了。如：引进外资、
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搞经济特区、派遣留学⽣，等等。唯独两样
满清没有做，中共也没有做，那就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相应
改⾰。这样下去，中共同样难以逃脱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政治
结构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就好象⼀座⼤楼建⽴在沙滩
上，经济的⼤楼越盖得⾼，地基就越承受不住，⼤楼崩溃的机会
就越⼤。再打个⽐⽅，列车开得越快，钢板，弹簧和铁轨的弹性
要求就越⾼ 。当前，经济的列车越开越快，可是，政治架构的钢
板和铁轨仍然那么僵硬，总有⼀天，列车会散架⽽翻覆。连中共
的⽼祖宗马克思，都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怎么
中共连⽼祖宗都不认了？
143
有⼈说，⾰命是在⼈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才能发⽣。且不说现
在很多下岗⼯⼈和农民已出现温饱问题，单就此话⽽⾔，它的⽴
论也不完全正确。历史给我们更多的记载是，⾰命多发⽣在经济
向上爬坡，但社会缺乏公正的时候。为什么？其⼀，正如刚才讲
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命；其⼆，经济发展
会造成⼈们强⼤的预期⼼理。⼈们很穷，但没有什么预期，没有
什么更⾼的要求，⾰命不⼀定暴发。反之，⼈们的预期很强，与
政治和社会现实形成过⼤反差，就算⽣活有些改善，但由于社会
缺少公正，⼈民也会期待⾰命，讨回社会的正义。
第⼆，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即严重两极性的形成和社会
腐败。中国有句名⾔：不患寡，⽽患不均。穷的太穷，富的太
富，社会张⼒就会加⼤。何况，⼤家赚钱的机会极不平等。那些
特权份⼦，不费吹灰之⼒，⼀捞就是百万，千万。合同⼯⼲上⼀
年，也只能挣上⼏千，⼈⼼能服吗？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中共
刚刚说国企要改⾰，政策还没下，下⾯的特权们就迫不及待地开
始⽠分国家资产。他们倒卖国营企业，⼀夜之间，腰缠万贯。下
岗的⼯⼈呢？连该发的遣散费都没有，⼼态能平衡吗？他们寻找
发泄的出⼜，就是⾰命。按照政治学的讲法，就是：当社会丧失
正义时，⾰命便伺机⽽动。
民主社会中，虽然赚钱的机会相对平等，贫富悬殊会也触发骚
乱。早期资本主义的弱⾁强⾷，的确酿成过社会的不稳。马克思
就是看到了这点，提出了共产主义⾰命的主张。后来，富⼈们学
得聪明了，他们拿出⼀部分所得，即交纳较⾼的税收，把那些穷
⼈养了起来。说得科学⼀些，是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消除了
穷⼈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权们，为了多捞，快捞，哪还想的了
那么多？今天看着⼤把⼤把的银⼦，⼼⾥盘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
捞⼀把。他们已把⾃⼰推到了⽕⼭⼜上。
第三，社会提供了⾰命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条件。筹划
⾰命，引发局部⾰命和局部⾰命之后推⼴成全社会的⾰命，都需
要基本的⾦钱⽀持。“⼋九学运”在天安门的长期坚持，与个体户和
中产阶级的财⼒⽀持不⽆关系。在⼀个全体都是⾚贫的社会，则
缺少这些条件。另⼀⽅⾯，⼈⼜的⼤量流动，给⾰命者组织民
众，提供了机会。⽽这些条件，都是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
144
第四，当权派与民众的要求形成恶性互动及改良幻想的破灭。
起初，除了少数⼈，⼤多数⼈都对改良抱有希望。孙中⼭早年曾
上书李鸿章，提出改⾰⽅案。毕竟，⾰命是政治变⾰的最后⼿
段。当⼈们⼀次次改良的尝试均告⽆效，才会⾛上⾰命的道路。
尤其是，当权派对⼈民的和平请愿采取暴⼒镇压时，形成恶性互
动，将改良之路封死。社会变迁的唯⼀之路，只剩下⾰命。这
时，⽼百姓对⾰命的预期就会⾃然形成。像西单民主墙运动，⼋
零年的民选运动，“⼋六学潮”，都是政治改⾰的机会，当权者的回
应是⽆情的镇压。随着中共政权的继续腐败，终于暴发了“⼋九民
运”。假如中共当权者能够有所觉悟，善于利⽤时机，⼤⼑阔斧地
进⾏改⾰，中国的改良机会还不⾄于完全断送。令⼈痛⼼的是，
⼈们长跪于⼈民⼤会堂前的祈求，学⽣们⽤摧残⾝体的绝⾷⽅式
进谏，不但不令当权派们良⼼发现，招来的，却是机枪和坦克。
⾃此，⾰命的呼声开始渐占上风。
谈到这⾥，我们想再谈⼀下俄国⼀九⼀七年⾰命的例⼦，说
明：⾰命的爆发，并不主要取决于⾰命者的策划，⽽主要取决于
社会是否存在产⽣⾰命的条件。
⼀九⼀七年初爆发⾰命之前的俄国，颇似今⽇之中国。专制头
⼦斯托雷平上台前，俄国曾出现过相当⼀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时
期，改⾰思潮汹涌膨湃，改⾰⼈⼠相当活跃，好⽐“⼋九民运”之前
的中国。斯托雷平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对政治反对派
铁腕镇压(由如镇压“⼋九民运”)，改⾰精英纷纷流亡海外。俄国社
会⼀时“稳定”下来。在⾼压“稳定”的政治⽓氛下，托斯雷平进⾏了
⼀连串的经济改⾰。七年间，俄国成了世界第⼀粮⾷出⼜国，⼯
业以每年⼤约百分之⼗的增长率向上窜升，资本投资总额翻了⼀
番，出⼜增加了百分之⼀百⼀⼗⼆，⼈民⽣活⼤幅提升，造就了
沙俄史上空前的经济辉煌。那时，⽼百姓对政治似乎极端冷漠，
表⾯上，他们关⼼的好像只是卢布。
在这些傲⼈的经济增长数字⾯前，在⽼百姓的政治冷感症⾯
前，不少已经与社会实际脱节，原来主张⾰命和变⾰的知识分⼦
⼗分尴尬，芒然⽆措，好像“稳定压倒⼀切”确有道理，好像他们梦
寐以求的“⼤俄罗斯梦”快由斯托雷平替他们实现了。于是，有的急
145
着表态“告别⾰命”(我们也有⼏位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公开宣布要“告
别⾰命”。何其相似乃尔！)，有的⼤⼒⿎吹“⾰命有害论”，更有甚
者，竟然公开站在⾰命的对⽴⾯，要与专制者合作制⽌⾰命。谁
能想到，“于⽆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命发⽣了。
⼀九⼀七年⼆⽉⼆⼗三⽇，彼得格勒因“运输有误”，导致⾯包
脱销。不满的群众⾛上街头，很快酿成⼈民⾰命。沙皇派兵前往
镇压。平乱的⾸都卫戍部队，本来就是穿着军装的⽼百姓，他们
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个团竟然站到⼈民⼀边。⽐得格勒成⽴了
临时政府，全国迅速引起⾻牌效应。沙皇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三⽉⼆⽇被迫退位。仅仅⼗天之内，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便⼟崩⽡解。没⽤⼀个⼈策划了这场⾰命，史学家更认为：“没⽤
⼀个党参加了⾰命的准备⼯作。”连⼒主⾰命的列宁都成了这场⾰
命的旁观者。⾰命党⼈姆斯季斯拉夫基感叹道：“⾰命来临时，我
们这些⾰命党⼈还像福⾳书中熟睡⽆知的少⼥⼀样。”这是怎么回
事？扮演社会⼤变⾰的缺席者，甚⾄可以说是反对者⾓⾊的某些
精英们，这时好像才⼤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众的激
进求变⼼态已经形成巨⼤的鸿沟。实际上，在托斯雷平经济改⾰
的繁荣表象的掩盖下，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缺少监督制衡
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众渴望正义，要求清
算特权阶层的⼼理越来越强。没⽤机会时，他们表现出⽆可奈何
的政治冷漠；然⽽，⼀旦机会来临，清算的⼼态总体爆发，尤如
洪⽔决提，⼀泄千⾥。
俄国的历史是⼀⾯镜⼦；印尼的现实更是摆在⾯前活⽣⽣的样
版。独裁者苏哈托⼀⼿持枪，镇压民主⼈⼠；⼀⼿开动经改机
器，促动经济起飞。凭良⼼说，苏哈托的“经济起飞”，其成绩单绝
对⽐中共的“改⾰开放”漂亮得多。但是，由于独缺政治改⾰，“经
济起飞”使社会累积的不公平现象，终于造成了⼈民⾰命。苏哈托
黯然下台。
现在，中共的滥权和腐败，法律系统的⽡解，社会道德的沦
丧，已经病⼊膏肓。整个中共的政权机器都在疯狂的贪污，法院
成了特权的庇护所，警察与⼟匪相勾结，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
来不及了。对于这样⼀个毫⽆公正的社会，看来只有⾰命的猛
药，才能医好中国社会的痼疾。
146
现在，到处都是⼲柴，⽼百姓改朝换代的⼼理准备已经成熟。
据中共官⽅统计，光是⼀九九七年⼀年，⼤⼤⼩⼩的⼯⼈抗议事
件就达⼀万多起。随着国企的改⾰和下岗⼯⼈，下岗⼲部⼈数的
倍增，更多更⼤的⼯潮还在前头。我们再不着⼿准备⾰命，真是
有负于⼈民的冀望。
⾰命的触发因素
⼀百⼀⼗⼆问：⾰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答：触发因素很多。像中国这样⼲柴布满的社会，⼀个⽕星，
就有可能导致燎原之势。通常，触发⾰命的因素有：⼀，经济危
机引发的⾦融崩溃。⼈们挤兑银⾏，股民抛售股票，从⽽触发骚
乱。中共的泡沫经济发⽣危机，是迟早的事情。⼆，政府对群众
⽰威的⽆理镇压，逼得⼈们以武⼒反抗暴⼒。三，政府对外作战
的失败，导致⼈民的不满和绝望。四，当权集团的内争与分裂。
五，地⽅政府公开抗拒中央的⾏动。六，政府对任何⼀个⼩问题
的处理激起民愤，如⽆理打⼈、捕⼈、⽆理没收财产和其他强奸
民意的⾏为。七，统治集团某个领导⼈的死亡。⼋，民运组织占
领⼀个城市，等等。
在中国引发⾰命的因素太多太多，甚⾄于⼀场球赛都可能出发
动乱和⾰命。我们不可能⼀⼀列举。像⾟亥⾰命，由试验炸弹出
了意外⽽引起，完全是计划外的事，但它却取得了成功。在当前
的中国，任何意外引发的群众⽰威，如能善加诱导，都可能触发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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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解体三要素
⼀百⼀⼗三问：记得你提出过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是否
借此讨论⾰命的机会，再扼要地说明⼀下？
答：我在⼀九⼋六年，曾提出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意思是说，
维系⼀个社会群体，包括政党，政权和整个社会，需要三个基本
要素。有之则稳，缺之则散。这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系
统；⼆，法律系统；三，信誉系统。
先说意识形态。说的通俗⼀点，就是⼈们相信什么，信仰什
么，⼈们认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是⼈的主观⾏为规范，
是⾃⼰对⾃⼰的主观约束。举个例⼦，道德信念强的⼈，不但不
会主动地去偷，去抢，就是经⼿⼤笔的钱财，也不会有半点⼼
动。⼈们的信念强，道德约束⼒⾼，群体的维系性就强，不会散
掉，如宗教团体。
再说法律系统。法律，是⼈的客观⾏为规范，或者说，是强制
性⾏为规范。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即使道德约束不了，见钱眼
开，但他⼀想到法律的利害，也不敢贸然将之窃为⼰有。退⼀步
讲，即使没有⾃⼰管住⾃⼰，偷了东西，或贪污了钱财，也会被
绳之以法。法治越健全，司法越公正，法纪越严明，群体的维系
性就越强。
最后说信誉系统。信誉（Credit）是介乎道德与法律之间补充
物。古话说，⼈⽆信不⽴。其实，何⽌是⼈，团体、社会也是⼀
样。党⽆信不⽴，政权⽆信不⽴， 社会⽆信不⽴。信誉这个东
西，⽆处不在，既难归于道德，亦难归于法律。⽐如，⽋了钱不
还这个问题。他有时忘了还，也可能真的是没钱，⼀时还不了，
不见得就是道德败坏。但如果信誉往左摆动⼀下，有钱故意不
还，就是道德问题了。如果信誉往右摆动⼀下，借钱之前通过律
师⽴了字据，债⽅可以通过法庭讨债，就变成了法律问题。所
以，信誉填补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就是这个道理。有⼀点可以肯
定，借钱不还，不论什么原因，此⼈没有信誉。谁都知道，说
谎，说了不算，即为失信。这在正常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因
148
此，在美国，信誉好坏，是个⼤问题。美国有很多民营的信誉机
构，专门帮助查⼈，查公司的信誉。看你是不是准时交帐单，是
不是⽋什么⼈的账等等。信誉不佳，贷款贷不到，⽣意做不成，
政治上也没什么前 途。银⾏要稳定，政府要稳定，保持良好的信
誉，是必备的条件。规律是，信誉感越强，群体的维系性就越
强。
众所周知，中国，或者说，整个受华夏⽂化影响的东⽅国家，
传统上的法治观念⽐较薄弱，是⼀个主要靠意识形态维系的社
会。⽽西⽅国家，法治的维系占有重⼤⽐例，但也不忽视意识形
态和道德的作⽤。统计数字显⽰，美国律师与⼯程师的⼈数之⽐
是七⽐⼀，⽇本正好反了过来，⼯程师的⽐例要⼤得多，说明了
意识形态在维系群体中的重要性。有了严格的法治，不同的意识
形态的⼈群也可以维系在⼀ 个政体之内。
有⼈会说，经济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则认为，经济因素
不容忽视，但不是⼗分重要。寺庙⾥，和尚喝汤吃素，过着苦⾏
僧式的⽣活，⼈家的群体很稳定。我国六⼗年代的⼤饥荒，饿孚
遍野，⼏千万⼈死于⾮命，但是，中共政权没有出现危机，没有
发⽣天安门事件。什么缘故？意识形态在起作⽤。那时，多数⼈
还相信马列⽑那⼀套，还相信中共政权。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
只要⼤家真的信它，它就管⽤，群体就稳定，政权就稳定。谁都
知道，现在中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们什么都不信
了。有句话讲：什么都不信了，就什么都可以⼲得出来。有些⼈
的不可思议的怪异⾏为，说来奇怪，其实⼀点都不奇怪，它是意
识形态解体的必然反映。
意识形态维系中国政权的重要性，还可从下述例⼦见到⼀斑。
太平天国时，满清军队不堪⼀击，起义军打下了半壁江⼭。后
来，曾国藩组织湘军，灭了太平天国 。平定之后，不少⼈劝⽼曾
挥师北上，取清朝⽽代之，改天下姓曾。曾思考之后，做出决
定：解散湘军，告⽼还乡。他说，我不能做叛⾂逆⼦。是什么在
起作⽤？是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其说是湘军救了满
清，不如说意识形态救了清室。到了清末的⼀九⼀⼀年，⾰命党
⼈在武昌试验炸药，出了意外，⼆百多⼈仓促起事，却轻⽽易举
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太平天国数⼗万⼤军推不倒的⼤墙，却被两
149
百⼈毫不费⼒地意外推倒了。什么道理？是意识形态⽡解了，是
⼈们忠于清室的思想⽡解了。它是清政权的地基，地基⼀松，不
费吹灰之⼒，就可推倒也。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
⽡解，法律系统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解必定
⽆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靠惯性，⼆是靠既得利益，
三是取代⼒量(民运)尚未强⼤到让⼈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
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引发内⽃。如果，民运能够占领⼀
两个城市，给⼈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天的事。像这种
专制政权，未垮之前像个⽓球，外观看上去好像是完好的。只要
⼀点⼩事，扎个⼩洞，⽓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
⾦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
感觉到了政治⼤地震即将来临。连⽼⿏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搬
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位中共⾼⼲随
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使馆官员的⾯，假魔三道地教导在美
国的⼉⼦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
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前，还留下亲笔信，
叮嘱此事。他⼉⼦找到我说：像这样⼀个党 ，我们还要它⼲什
么，砸了算了。
法国⼤⾰命前⼣，贵族们预感到不稳，⼀般都把⼦⼥做如下狡
兔三窟式的安排：⼀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个经商捞
钱，⼀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的安排何其相似！⼀个当官
把住特权，⼀个经商搞钱，⼀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
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了法
国⼤⾰命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命即将
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
⼀体，⼀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
社会的解体。
150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次是周朝
末年；第⼆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
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 。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
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起来，说不定哪天
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
政权的能⼒。所以，我担⼼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
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
海内外民运的配合
⼀百⼀⼗四问：孙中⼭的⾰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
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
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个整体，本质上⽆海外和国内之分。
分⼀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九九
三年和⼀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与侨学界举⾏⽰
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要求民主改⾰。在西雅图的⼀次
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个提问的就是民运⼈⼠，第⼀个问题就涉
及到民运和⾔论⾃由的问题。民运⼈⼠以记者⾝份，⾯对⾯质问
江泽民：⼈民⽇报可以在美国发⾏，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
能在国内发⾏？搞得江泽民措⼿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
些活动，表⾯上看，好象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
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了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
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们的进出中国，甚⾄通过江泽民的随⾏
⼈员，带⼊了国内。它最终的影响，还是发⽣在国内。实际上，
影响江本⼈，就是很妙的国内⼯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
时还不能让江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他访美，在哈佛⼤学
演讲时，外⾯⼀⽚要求民主的⼜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
他脱⼜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说明，他的脑⼦是明⽩
的：美国⽐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
不得不⾯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
151
我举上⾯的例⼦，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种简称，全
称是“⼤陆民运⼈⼠在海外从事推动⼤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
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响⽬标仍然是国内。
实际上，海外民运⼈⼠更多的注意⼒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
活动上。如海外民运⼈⼠通过派⼈回国，通过电话、传真，电⼦
信件，随时于国内⼈⼠沟通， 共同为国内的独⽴⼯会和反对党的
诞⽣⽽催⽣。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点体会值得总
结：
第⼀，在⼋⼗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通通⼊狱的情况
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舞作⽤，同时，延续了民运⽕种。
第⼆，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
⽴国的精神⽀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活的双重经历，尤其
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融汇中西，
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
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民主政体，在民主⾃由的国度⾥，民
运⼈⼠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体验。看⼀看当前台湾民进党
的重要⾻⼲，有⼀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磨爬滚打，如许信
良和彭明敏。
第四，海外民运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
际⽀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
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最⼴
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量尚不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
建⽴健全的统⼀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暂时担当整
体运动中枢协调⼈的⾓⾊，是不可避免的，⽽且是应当的。
152
第七，海外民运派⼈回国，可建⽴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
⾻⼲。在⽬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下，各个国内的民运
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时，在海外
协调中⼼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
结，与海外的归国⼈员共同组成指挥中⼼。
第⼋，海外应提供国内某些民运⼈⼠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
是，国内职业⾰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
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
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意的形式，回国
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等等，⼀切管道都要利⽤。我们有时
甚⾄派秘密成员与中共⾼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
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话说，(煤油)灯底下最⿊，他
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
联系，如电⼦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
第⼗，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可短期出国，进⾏培训。
第⼗⼀，国内被中共通缉，有危险的民运⼈⼠，海外民运应负
起救援任务。上海著名⼯运⼈⼠王辅⾂和姚庆祥，被中共追捕。
他们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即与有关⽅⾯合作，派⼈进⼊中
国⼤陆进⾏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达法国巴黎。⾄于⼋九年
“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批接到海外。
在最近⼀次的民运聚会上，我发表讲话指出：民运现在好像处
于低潮，实际上⼀场⼤风暴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妄⾃匪
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的⼒量，去迎接中国民主⾰命的⾼
潮。翻开地图看⼀看，我们民运在中国⼤陆到处有据点，我们在
台湾有分部，在⾹港有组织，在北美、在欧洲、在⽇本、在东南
亚、在中南美洲、甚⾄在⾮洲，都有我们的分⽀机构。我们的⼒
量横跨⼤陆，⾹港和台湾，我们的分⽀机构散布于世界的各个⾓
落，中国有哪⼀个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有我们这样的格
局？世界各国的反对⼒量，哪个有我们这样的场⾯？只要我们运
153
作得体，只要海内外民运配合密切，我们完全有能⼒完成中国民
主⾰命的历史使命。
是否⾛美国道路
⼀百⼀⼗五问：你在前⾯的论述中，列举了很多美国民主政
体运作的例⼦，⾮常⽣动。请问你是不是“亲美派”，是不是
在⾰命成功后要把中国带向美国的道路？
答：我不是什么“亲美派”。我举了不少美国的例⼦，是因为我
在美国⽣活的时间较长，平时读美国的报刊，举例顺⼿捻来。如
果我⽣活在欧洲，可能举欧洲的例⼦会较多。实际上，我留学于
加拿⼤，也访问过欧洲的⼀些国家。总体说来，在某些⽅⾯，我
对加拿⼤和欧洲的印象好过美国。美国的理想主义⾊彩正在下
降。有些政客，如前国务卿基⾟格之流，为了讨好中共，与中共
多做⽣意，多赚中国⽼百姓的钱，不惜昧着良⼼吹捧中共。还说
什么中共屠杀天安门的学⽣有情可原。这种⽆耻政客已经遭到越
来越多的美国⼈民的唾弃。
在美国，伸张正义者不乏其⼈。但是，有⼀些美国政客⼗分短
视，脑海中两个“黄祸”的概念主导着他们的对华政策。所谓两个
“黄祸”，⼀个是近期“黄祸”，⼀个是远期“黄祸”。近期者：⼀旦中
共政权解体，社会失控，⼤量的难民潮“黄祸”将投奔怒海，冲击⾹
港，台湾和整个世界。远期者：当中国步⼊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中国真正的经济，技术与国⼒起飞，就不是什么⼩龙的问题，⽽
是⼀条巨龙将在东⽅崛起。那是真正的“黄祸”来临。那时，美国独
霸世界的地位就会动摇。基于这两种“黄祸”意识，这些美国政客希
望中共政权不要垮台，近则，不要给世界添“乱”；远则，不要让中
国强⼤起来。他们永远希望我们中国死又死不了，强又强不了。
以使美国永称霸主。看到他们虚伪的⾯孔，我的爱国情怀使我暗
下决⼼，⼀定发愤图强，早⽇结束他们所喜欢的中共专制，尽快
把中国带上民主，⾃由与法治的道路，将祖国建设成世界⼀流的
强国。⾛笔⾄此，⾰命的浪涛在⼼中激荡，祖国和⼈民的呼唤在
⽿边回响。我们，有志⽓的中国公民，不要再寄望于别⼈了，不
154
要再⽆端地等待了。⾰命成功之后，我们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
套，⽽是结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治国经验，给中
国设计出⼀条最佳，最快的发展捷径。
是否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百⼀⼗六问：据说，你是⼀个基督徒。民主⾰命成功后，
你是否主张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答：民主中国将不制定国教，不强迫⼈民的信仰。我信仰上
帝，是个⼈的选择。民主政体应完全实⾏宗教与信仰的⾃由，各
种宗教和平相处。但我可以预期，在民主政体开放宗教⾃由之
后，由于基督教是个进取性宗教，是个组织化很强的宗教，它在
中国会以较快的速度传播。
我正在撰写另⼀本书，论述中国起始⽂明与基督教教义的⼀致
性，并阐述孔⼦、墨⼦、⽼⼦等学说在中华⽂明发展中的定位问
题。这本书将近⼀步给⾰命提供理论依托，给⾰命后社会的长治
久安，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中的理想国
⼀百⼀⼗七问：记得在⼋⼗年代初期，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
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吹民主。有⼈问你，
你觉得民运可以成功吗？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记得你回答
说：“我们这⼀代留学⽣不能交⽩卷。我们要告诉后⼈，⾯
对专制，我们没有屈服过，我们曾经奋争过。即使没有成
功，后来⼈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你还说过：“在未来的民
主⼤厦落成典礼时，我们可能不是典礼的剪彩者，不是民主
⼤厦的享⽤者，因为任何⼀座⼤厦的建成，都必须先填平那
地⾯的坑⽳，但我们宁愿做填平坑⽳的碎⽯，以便让后来者
有⼀个更⾼的起点。没有这些碎⽯，任何辉煌的建筑都不会
155
出现在东⽅的地平线上！”多少年来，我都认为你是⼀个理
想主义者。请问你的理想国是什么？
答：我永远忘记不了，做外科医⽣时，看到楼道⾥躺着住不上
院的病重⽼农，⽽⾼⼲病房⾥明明还有很多床位。他们的呻吟，
绕梁不绝。我也永远忘记不了，下乡巡回医疗时，⽼⼤娘端给我
⼀碗鸡蛋褂⾯，两个光着⾝⼦的孩⼦，啃着硬硬的窝窝头，眼谗
地扒在窗⼜。泪⽔掉在碗⾥，我要把⾯让给孩⼦们，⼤娘跑到外
边，⽤扫帚把孩⼦们轰⾛。
我问在朝为官的亲戚，难到你们当年参加⾰命就是为了这
个？ 我参加过德国的啤酒节，听着成千上万⼈的欢乐声，狂叫
声，啤酒瓶的撞击声；看着男⼥⽼少忘情忘我，载歌载舞。⼀个
德国⽼⼈向我敬酒，他⼀饮⽽尽，笑得胡须颤动。我眼前出现
的，是医院楼道⾥那个呻吟的⽼农。我，怎么也笑不不出来。 我
观赏过拉丁美洲海滨的嘉年华会，⼈们倾巢⽽出，男⼥⽼少同
乐。姑娘的彩服与晚霞争艳；⼈们的笑声同浪涛交融。热情的姑
娘拉我跳舞，她旋转，她跳跃，她把⾃⼰融化在欢乐的海洋之
中。我眼前出现的，是河北⼭路上低头拉着煤车的妙龄少⼥们。
我，怎么也舞不起来。 我也和⼤家⼀起欢度过美国的万圣节，游
⾏的队伍⾥，男扮⼥，⼥扮男，猪头马⾯，应有尽有，⼀时间，
⽜⿁蛇神纷纷出笼。最快活的，还是那些孩⼦们。他们成群结
队，⾛家串户，要糖果，要祝福。各种各样的⿁怪⾯具，把他们
带向虚幻和想象的世界。每当看到这些，我的眼前就出现那两个
光着⾝⼦，扒着窗台，被亲娘赶⾛的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
中国的⽼百姓不能享受这些？难道他们天⽣下来就是下贱？为什
么？为什么共产党⼈的当初理想与今天的现实背道⽽驰？我痛
苦，我思索，我寻求。
我游历过很多国家，看过苦难，也看过欢乐。开始，我找到了
德先⽣。后来，我找到了神，皈依了基督。⾄此，⼼灵有了归
属，前进有了⽅向，⾏动有了动⼒。我天天都在祈祷，为我们多
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我那些不幸的同胞祈祷。求主把恩⾬早⽇
降临我的家园，求主把亿万迷失的羔⽺带向神的国度。我也为那
些共产党的掌权者们祈祷，求主把他们⼼中的撒旦驱⾛，早⽇把
他们带出魔⿁的牢笼。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个愿望：有那么
156
⼀天，在我的国家⾥，所有的孩⼦们，不管来⾃城市，不管来⾃
农村，还是来⾃最偏僻的⼭野，不再为别⼈的⼀碗⾯⽽嘴谗，不
再为别⼈的⼀件新⾐⽽羡慕，都能戴上他们喜欢的⾯具，把天真
百分之百地喷放出来，带着他们跑向想象的彼岸。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个愿望：有那么⼀天，在我的国家
⾥，所有的成年⼈，不管是从城市来，不管是从农村来，不管是
从草原来，还是从⼭区来，都能从事⾃⼰喜爱的⾏业，不再为明
天的饭碗⽽担忧，不再为交不起孩⼦的学费⽽着急。即使暂时失
了业，社会的福利温暖也将使他们度过难关，⾛向⼀个新的机会
和希望。我祈祷，让我实现这样⼀个愿望：有那么⼀天，在我的
国家⾥，所有的⽼⼈们，不管他是出⾝知识份⼦，不管他是出⾝
⼯⼈，不管他是出⾝农民，还是出⾝黄河边的纤夫，都有养⽼
⾦，都有医疗卡，都能咸贻弄孙，⾛过⾦⾊的年华。我祈祷，让
我实现这样⼀个愿望：有那么⼀天，像我们这些⼈，不管你是什
么观点，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都能坐在⼀
起，⽤规则，⽽不是⽤枪杆，施展每个⼈的抱负。在同⼀个民主
的殿堂⾥，商讨国家⼤计，纵论天下之势。 我祈祷，让我实现这
样⼀个愿望：有那么⼀天，我们中国⼈民能象全世界⽂明国家的
⼈民⼀样，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之下！ 神，已经给了我们启⽰；
神，已经给了我们⽅向；神，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神，已经给了
我们⼒量。 向前吧，向前！伸开双臂，迎接神的国度。她，就要
降临在世界的东⽅！
157
附录1
王炳章博⼠简介
王炳章救援⼯作委员会
王炳章，1947年12⽉30⽇⽣，中国河北省⽯家庄市⼈。毕业于
北京医学院，曾当过⼋年的驻院医⽣，⼀九七九年出国留学。王
炳章是⼀九七九年七⽉中美建交后中国⼤陆派出的第⼀批公费留
学⽣之⼀。⼀九⼋⼆年底王获加拿⼤麦基尔⼤学医学博⼠学位，
是中国第⼀批留学⽣中的第⼀个博⼠，中国⼤陆报纸和海外亲共
报纸为此发表了专门的社论和⽂章，称赞他的学习成就。但王炳
章选择了“反叛”，决定“弃医从运”，⾛上了艰⾟的争取中国民主的
道路。为重新点燃被中共镇压不久的⼀九七九年中国民主墙时期
的⾰命⽕炬，王炳章⼀九⼋⼆年⼗⼀⽉底串联志同道合中国留学
⽣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宣布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促进中国⼤
陆民主化进程，结束中国共产党⼀党专政；同时宣布发⾏中国⼤
陆留学⽣第⼀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杂志。致⼒于打破中国共
产党长达⼏⼗年的新闻封锁。他派员与中共⼤使馆和到台湾、⾹
港接洽，要求注册发⾏《中国之春》杂志，台湾和⾹港接受了，
但遭中国政府拒绝。王炳章第⼀个试图在海峡两岸三地同时注册
发⾏⼤众媒介，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由的巨⼤关注。
王炳章于⼀九⼋三年⼗⼆⽉在纽约召开了“中国之春运动第⼀次世
界代表⼤会”，在会上成⽴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
这是中国⼤陆民主运动在海外成⽴的第⼀个民运团体。王炳章被
选为第⼀届主席，开创了中国海外民运的先河，从此中国⼈民在
158
海外产⽣了第⼀个对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团体。王炳章领导下的
海外民运积极介⼊历年来中国⼤陆政治反对运动，特别是⼋九年
民运导⽕线的三⼗三⼈签名活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前他勇敢
地乘飞机“闯关”北京，被阻拦在东京，没有成功，但⿎舞了国内的
学⽣运动。⼀九九⼋年王炳章成功地回到中国⼤陆，⾛遍⼤江南
北，进⾏秘密串连，推动筹组中国⼤陆第⼀个民主政党中国民主
党的活动，在九⼋、九九两年⾥掀起⼤陆各省市轰轰烈烈的组党
运动。26个省市纷纷成⽴民主党“筹委会”，致⼒于冲破中共党禁，
开创中国多党政治局⾯。中共对王炳章的⾰命活动极端恐惧和仇
视，⼆００⼆年六⽉，王炳章在越南边界城市芒街与国内⼈⼠会
见，被中共特务强⾏绑架回国。中共当局肇开了在境外绑架民运
⼈⼠的“国家恐怖主义”先例，王炳章成为了第⼀个受害⼈。⼆００
三年⼆⽉，在被绑架和秘密关押8个⽉之后，王炳章被中共法庭判
决⽆期徒刑。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公愤。
王炳章是中国民主运动⼏⼗年历史中被判刑期最重的领袖，这也
从侧⾯地反映了在中共眼中王炳章的份量。我们呼吁全世界⼀切
正义的⼈们，关注王炳章，营救王炳章。
159
附录2
⾟灏年致狱中王炳章公开信
⾟灏年
此时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问候。我深知，对于⼀
个⾝陷“巴⼠底狱”的正义者和不幸者，对于⼀个早已不害怕将牢底
坐穿的民主⾰命家来说，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不会崩垮的意
志，从未中断的追求，已经使你⽆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量，来
⾯对那个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了。仅仅是在
⼏天前，你⾯对“邪教审判”，曾⾼声呼喊“中国的民主⼀定能够胜
利”，亦已证明我对你认知的正确。
然⽽，我却要给你写下这⼀封信。我要告诉你，当你被当代、
甚⾄是历史上最⿊暗的统治机器判处终⾝监禁的消息传来时，当
全世界正派的华⼈，都不得不陷⼊愤怒或痛惜之中的时候，在纽
约“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的⼤会上，我，⼀个根本不是民运⼈
⼠的⽂化⼈，你的⼀个最普通的朋友，⼀个熟⼈，究竟为你说了
些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乎是含着眼泪，向着你稀少的战
友，众多⽀持你的华侨，所说的，实在是已经在我的⼼⾥埋藏得
太久太久的话。这些话，倘使你如今不是⾝陷囹圄，恐怕⼀个学
160
者专家的清⾼和矜持，⼀个普通朋友害怕是⾮的恐惧⼼态，⼀个
知识分⼦常有的瞻前和顾后，依然要逼迫我欲⾔又⽌。
王炳章博⼠，我在那个声援你的⼤会上承认，我实在听够了你
的坏话，甚⾄是听够了对你的糟蹋之后，才有“缘分”与你相识的。
但我承认，当你第⼀次和朋友来看我时，我还是感觉到：这⼈，
从他的举⽌、谈吐、修养和风度来看，还真有点“⾰命领袖”的作派
呢。
此后，我们见⾯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我还是渐渐地了解了你
思想的脉搏，你那传奇式的经历，令⼈不平的遭遇，还有，就是
你的意志──⼀种怎样颠扑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纽约营救你的⼤会上所说的第⼀个问题，就是﹕王
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因为我将⼼⽐⼼，将⼰⽐你，便使⾃⼰深深地感觉到﹕你思想
胆⼤，⾏动也胆⼤；⽽我则是“思想胆⼤，⾏动胆⼩”。就像我只敢
辨识“谁是新中国”，证明孙中⼭先⽣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个真正
的新中国，指斥⽑泽东的“中华⼈民共和国”不过是民国史上的⼀段
“乱世和恶世”，是又⼀次“全⽅位的专制复辟”──虽然是在“⾰命
的名义”之下，但是，我却不敢⽴即像你那样，⼀旦真理在⼿，就
会⽴即投⾝到号召“重建中华民国”的伟⼤民主⾰命实践中去……
你绝不害怕是⾮缠⾝，敢于脚踏惊雷；⽽我⾯对是⾮，总是望
⽽怯步。就象我在读完了你题名为《中国民主⾰命之路》的书稿
之后，虽然相当佩服，却只敢婉⾔谢绝你请我写序的要求，因为
我害怕被卷进可怕的“民运是⾮”之中去。⽽你，虽然是⾮缠⾝⼗数
年，却始终毫⽆惧⾊，照样在你那个“背景复杂、是⾮连天”的阵营
内外，横冲直撞，只为了信念和明天，⽽奋⽃不⽌。
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我却带着⼀个⽂化⼈似乎荡涤不尽
的⾃尊和清⾼，难免⽂⼈的牢骚和⼀个知识分⼦的不平⼼态。为
那个不想要中国的“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对我的长期打压和肆
意诬蔑，多少怀有⼀些怨悱之⼼。（1）然⽽，在王若望先⽣的追
悼会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虽然令⼈扼腕，事后，在许多朋
161
友都在为你深感不平之时，你却满含泪⽔，⼀⾔不发。此后，也
从未表⽰过⼀丁点怨恨和不满。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像是突然
地意识到﹕我虽然听够了别⼈说你的坏话，甚⾄是听够了别⼈对
你的糟蹋，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任何⼀个⼈的坏话，糟
蹋过任何⼀个⼈。⽽当我将这个突然的觉悟，告诉给你的许多朋
友时，他们都好象是“恍然⽽⼤悟”──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王若望先⽣的未亡⼈，我的⽺⼦师
母，已经在那个营救你的⼤会上，向你表⽰了深深的道歉，明⾔
了她当时实在没有⼒量来抗拒的“苦衷”；黄景贤先⽣也当即⾛上讲
台，证明王炳章博⼠确实没有说过任何⼈的⼀句坏话。会后，许
多⼈都聚在⼀起，为此嗟叹不已。王炳章博⼠，你难得的品性和
⼈格，终于经受了岁⽉的煎熬，上帝还是公正的！今天，我是多
么希望你的“那些”战友们，都能够对你捐弃前嫌，积极、真诚地参
与到海内外营救你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共同为中国的民主⾃由⽽
奋⽃！
我在⼤会上所说的第⼆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博⼠与⼆⼗年中国
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我⾸先就开门见⼭地宣称﹕你是当代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
者，就是将你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也毫不
过分。因为，⽆庸讳⾔的是，⼀九四九年之后，第⼀个公然举旗
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这和那些出于对共产党的形形⾊⾊“忠
诚”，要给那个专制复辟政党以各种各样“建⾔”，⽽反遭迫害者，
岂但不能“同⽇⽽语”，⽽且不能“同性⽽论”。
其次，我毫不讳⾔地指出，⼆⼗年来，你王炳章算是坚守了真
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原则”﹕⼀个
原则就是你只做中国的民运，绝不做美国和其它任何⼀个国家的
“中国民运”；也绝不做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台湾中国民运”。并
且是不给钱不做，给钱也不做！⼋⼗年代，你曾向⽀持中国⼤陆
海外民主运动的蒋经国先⽣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持了我
们，我们也要保留批评国民党的权⼒。”九⼗年代，⾯对那个不认
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
162
“我们有⾻⽓、有理想的⼤陆民运⼈⼠和知识分⼦，是不可能充当
你们的特务和线⼈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 。 ”
（2）你坚守的另⼀个原则，就是那两个“绝不可以改变的民主
运动⽴场”。⼀是爱国主义的⽴场，⼆是爱民主义的⽴场。为前
者，你坚持民主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
爱中国的民主运动；⽽爱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追求国家统
⼀，反对分裂国家。于后者，则爱民就必须反共。因为共产专制
复辟制度，才是中国⼈民的死敌。我在⼤会上介绍了你写的那⼀
篇“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章。我告诉⼤家，在这篇⽂
章⾥，你实在已经将中国民主运动应有的爱国爱民⽴场，表述得
异常清楚和明⽩。
我的话为你赢来了⼀阵阵急风骤⾬般的掌声。是的，⼈民是知
情的，华侨是懂义的。你的“真正的战友们”，也是“⼼有灵犀，⼀
点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这个营救你的⼤会上，对⼗四年前那个太⼤的
“民运是⾮”，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认为﹕“⼀九⼋九年春天的海
外‘倒王事件’，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由盛⽽衰的分⽔岭”。
虽然这个事件既为中共⼀⼿策划，又为中共特务⼀⼿谋划和发
动，但因它利⽤了海外民运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你在民运⼯作中
难免的缺失，所以，⾄今没有⼈敢于在此⼤是⼤⾮的问题上，进
⾏认真的反思。⽽我，作为⼀个⾮民运⼈⼠，并且是历史学者，
却认为﹕由于“倒王”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极⼤
地扭曲并败坏了你的形象，甚⾄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响着
海外民运阵营对你义不容辞的营救⼯作，所以，我才决⼼学习你
“不怕是⾮缠⾝”的勇敢精神，针对着这⼀“⼤是⼤⾮”，向⼤家提出
了四个问题﹕
⼀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团结了？⼆
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有⼈⽓和⼒量了？
三是“倒王”之后，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更叫共产党害怕了？四是
“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越来越得到了⼴⼤华侨和留学
⽣的⽀持，参加和援助了？
163
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正⾯的，则“倒王”即便是错
的，那也没有什么⼤不了！因为，如果王炳章⼀个⼈受了冤屈，
但整个海外民主运动却获得了长⾜的进步，那就让王炳章委屈去
吧──我这样说，想你不会⽣⽓。但是，如果针对上述四个问题
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的，那我这个海外民运的局外⼈，就不
得不问上⼀问，“倒王”事件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时的冲动，⽽是我思索了
很久的⼀个结果。因为，当我翻阅了⼀九⼋九年之前的全部《中
国之春》杂志之后，我所了解到的，⼋九年前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的构成成分、正确⽅向、和⽣龙活虎的状态，实在与我已经亲眼
看到的──⼋九年之后的海外民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性对照。
就不说，⼋九年春夏之交的⾎腥中国，又曾给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契机”啊！然⽽，九⼗年代之后的海外中国民主
运动，其每况愈下的凄凉景状，竟然只能叫⼈痛彻⼼脾……
我知道，我说了这话，便是要得罪⼈的了。但我的话，实在不
是针对任何⼈⽽来。因为，⼗四年前的那⼀场是⾮，既然已经造
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局⾯，我们就有理由对那⼀场⼤是⼤⾮，
作⼀个起码的反思和反醒。这不是为了任何⼈，甚⾄不是为了你
王炳章，⽽是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能够回到她的正确道路上
来。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这⼀段话，并没有赢得⼀丁点掌
声。相反，整个会场，寂静得似乎连掉下⼀根针头都能听见。
不，那不是窒息，⽽是⼀场惊⼼动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
“⽆声序曲”……
⽽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称你是当代中国民主⾰命的倡导
者和实践者。炳章，你不要骄傲。因为，这并⾮是在恭维你。⽽
是在告诉⼤家，你是在经过了惨淡的追寻，和冷静的思考，并且
能够将个⼈的全部愿望，镕⼊了国内⼈民的痛苦意志之后，你才
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民主⾰命的倡导和实践。
164
我⾸先就向⼤家介绍了你曾说过的⼀句话。那就是﹕“为什么
对共产党就不能讲⾰命？”然后，我便就事论事的地问说﹕“⼀个政
党，⽆辜地、残忍地、连续地⾰掉了数千万民命，并且将我们的
国家和民族⼀再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我们，⽆数被戕害者及
其后代，⽆数决⼼为⾃由⽽战的民主战⼠，在它于⼋九年那⼀次
公开的⾎腥屠城之后，便连对它说⼀声“⾰命”，便是错误的？甚⾄
是“有罪”的？天理安在？！
⾄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话叙述了⼀遍。你说过﹕只要当代那个
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并保证不再⽤暴⼒来镇压⼈
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暴⼒”的原则，
⼈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反抗的权利，特别是“⾰命的天赋⼈权”！
因为，⾯对⼀个不⽤暴⼒来镇压⾃⼰⼈民的政权，却要使⽤暴⼒
反抗，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对⼀个不仅迷信暴⼒，⽽且⼀
贯使⽤暴⼒来镇压⼈民的残暴政权，却要⼜⼜声声地对着⾃⼰的
⼈民，“念经”⼀样地⾼喊⼤叫着“和平、理性、⾮暴⼒”，则同样是
不理性的，这⽆⾮是在为共产党“拉偏架”！
掌声，响亮的，如同⼀阵汹涌浪涛般的掌声，轰地便震响在整
个会场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给我的，⽽是给你的……
我告诉⼤家，我和你的交往，仅仅是“君⼦之交”。⾄今，你都
没有请我吃过⼀碗⽜⾁⾯，⽽我，⾄多也就请你吃过⼀次“印度⾯
包”。但是，我们是在交往中谋求共识，在共识中增进友谊。⽽作
为增进友谊、形成共识之纽带的，也就是那两本书。⼀本便是你
的《中国民主⾰命之路》，它使我爱不释⼿；⼀本就是我的《谁
是新中国》，你也确乎是认真地阅读了它。因为，它们，⼀本是
⽤⾃⼰在海外整整⼆⼗年的⾎⾁奋⽃，才凝就的，志在揭⽰如何
“⾛通”中国民主⾰命之路的“真经”；⼀本则是在国内呕⼼沥⾎⼗数
年，才研究写成的，对于历史是⾮的痛苦辨识。好与坏，有价值
和⽆价值，就都留给别⼈和后⼈去评说吧。但在你我之间，这两
本书，⼀本帮助我理解了当代中国民主⾰命的纯洁理想和正确⽅
式，⼀本则帮助
你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个胜利者精⼼编制的
历史谎⾔。作为⾰命家的你，终因蓦然回⾸，⽽断然地选择了那
165
⼀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先⽣曾
开创成功、却⾄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此，由《谁
是新中国》所辨识的历史是⾮，终于在你的⼼⾥，展现了当代中
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岂
但使得“谁是新中国”的辨识者肝肠⼀震，⽽且，它那了亮的呼喊，
更是震响在“黄花岗”先烈们那⼀座座斑驳脱落的⽯碑上空……倡导
者的聪慧，实践者的坚韧，由此⽽集你于⼀⾝。⽽今，当你深陷
“巴⼠底狱”，就侧⾝在黄花岗烈⼠陵园之时，（3）你可听见烈⼠
们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着怎样的期望吗──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将那复辟的洋教朝庭坐翻！
“……”
炳章兄，你听真切了吗？
王炳章博⼠，我曾不⽌⼀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了是⾮之⼼，
但不敢涉⾜是⾮；我有民主⾰命之识，却不敢⾝体⼒⾏；我有对
真正反共民运的同情和⽀持，又总是踟蹰、徘徊在它的惊波险浪
之外──⽂⼈的⽑病啊！知识分⼦的苟且啊！
但是，在这个营救你的⼤会上，我却要真正开始学习你的精
神，勇敢地讲出真话，⼤胆地匡正是⾮，责⽆旁贷地宣称了⾃⼰
对历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孙中⼭先⽣的旗帜下，⾛王炳章博⼠的道路，将伟⼤的中国
国民⾰命推向最后成功！
⼀阵惊雷般的掌声，真的将我的⼼和众多华侨的⼼镕化在、激
荡在⼀起了……
王炳章博⼠，⾛笔⾄此，我深知⾃⼰也已经躲不过那些“明枪
暗箭”了，虽然它们曾射得你满⾝流⾎、遍体鳞伤。所以，即便如
我所宣誓的那样，恪守本分，永远只做⼀个⽂化⼈，我也将“是祸
166
躲不过”。因为，虽然你才是⼀个真正的⾰命家，我只是⼀个普通
的⽂化⼈，但只因我你，在海外，都仅仅想做国内痛苦民众的“代
⾔⼈”和“代⾏⼈”，都既要反对中共的“专制⼀统”，又要追求中国
的“民主统⼀”，所以，我们才被迫共享着“四⾯楚歌的海外困境”，
那就是﹕共产党恨我们，国民党嫌我们，民进党讨厌我们，“中共
民运特务”们要仇视和诬蔑我们。
然⽽，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个
曾⽤⼈民鲜⾎涂抹过“红⾊恐怖万岁”的中共，因为你⽽“恐怖不已”
──既要在境外对你实⾏“恐怖绑架”，又要是⾮颠倒地将你诬陷为
“恐怖暴⼒犯罪”，你因此已经为国、为民、为明天⽽被终⾝囚禁，
我就⾃然应该铭记古训﹕“铁肩担道义，辣⼿著⽂章”，在当代中国
⼈民追求民主⾃由的万难道路上，尽我应尽的⼼责。
炳章，我⽆法向你表述，当我看见你在狱中写给⼥⼉的信上所
写的那⼀句话时，我深⼼之处曾涌溢着怎样的感觉。然⽽，是夜
难寐，才有第⼆天营救⼤会上的慷慨⾔词，才有今⽇笔底的汹涌
波澜。炳章兄，保重。你我都要相信，中华国民的好⽇⼦就在前
头！
愚兄﹕ ⾟灏年
敬致
零三年三⽉三⽇于美国纽约
注解﹕
1、1994年从中国来海外报告⼤陆民间“反思现代史”成就的⾟灏年，
长期遭遇台湾国民党当权者和台独势⼒的抵制、打压和诬蔑，他们甚⾄派
出驻外武官在侨界公开诬蔑他是“中共⾼级特务”。事后因遭到海外众多华
侨的质询，⽽回称“是听纽约民运”讲的。海外报刊亦曾有报道。原因是⾟
灏年在他⼀九九九年⼗⽉出版的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书中曾声明﹕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个学术⼯作者，
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
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
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
党……⽽不是⼀⽅⾯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
167
⼀⽅⾯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
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
话。”这个原则，始终都贯穿在⾟灏年的其它著述和所有的学术讲演活动
之中。
2、引⾃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黄花岗》杂志第⼆期。
3、作者写这封信前后，王炳章博⼠正在黄花岗起义烈⼠陵园所在的
⼴州遭遇第⼆次“邪教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