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壹問至六十六問

六十壹問:有種論調曾十分流行,認為中國人最好搞開明專制。持此論者還舉例子說明,歴史上的開明專制,如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清康熙的康熙之治,曾開太平盛世,創萬民樂業。妳對開明專制的看法如何?

答:一部分人是有這種想法。共產黨內有些人,就是盼者胡耀邦這樣的開明人士執政,不是從制度上思考問題。老百姓喜歡看包公戲,盼望清官。是這個問題另一種形式的反映。我們不否認歴史上曾經出現過清官,出現過英明的君主。他們的確做出過令史 家贊美的政績。但是,歴史上的壞皇帝,殘暴的君主,數量更多。前朝能幹君主的 政績,往往被他的不肖子孫敗壞殆凈。中國歴史上一再出現這樣的循環:王朝腐敗 —革命造反—再建一個新王朝—開國君主或某一子孫勵精圖治—盛世出現— 子孫敗家—腐敗無能—革命造反—改朝換代。我們這一代民運人士就是要打破 這個惡性循環。皇權轉移的一大問題,在於不能保證下一個皇帝永遠是開明的。假如是暴君,昏君(歴史上不勝枚舉),又活的很長,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黴。我們承認 ,民主制度不能保障產生的領袖是最佳人選,但可以保證不會是最壞的。通常是相 當傑出的一代風流。就算是老百姓看走了眼,選了一個壞蛋上來,他也不會猖狂幾 日,還有彈劾的法律在等著他。美國平庸的總統也有過,但起碼不會幹壞事,不會 令歴史大倒退。平庸之才,頂多幹一屆也就完了。用不著象皇權制度,要等老皇帝死了,才有扭轉施政綱領的機會。假如老皇帝死了,上來的更殘暴,怎麽辦?

皇權轉移的另一個不好的地方是,有時,皇權爭奪戰是相當殘酷的。象妳剛才提到的唐太宗李世民,政績到是不錯,但他是殺了他的哥哥才取得皇位的。康熙的皇權爭奪戰也充滿了血腥味。我們設想一下,唐朝時,如果有民主選舉,選民們可能會選擇能幹的李世民,而不是他的庸才兄長。如果選票能解決問題,何必去殺無辜的親人呢?殺了兄長,篡了大位,能把權抓穩,把國家治理好,也就罷了。但是,假如諸王不服,就會開啟戰端。象晉朝的八王之亂,枉死了多少蒼生。

因此,開明專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開明專制的主張者,還不 能回答一個死結性的問題:開明的專制者從哪裏來?從共產黨裏挑?從民間去找? 還是我們一天天傻等著他的降生?

六十貳問:東歐、蘇聯共產專制制度解體後,雖然建立了民主政體,但在經濟 上遇到了很大的睏難,人民生活與中國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統治者頗有沾沾 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說:“還是我們做的對,政治改革不能搞,蘇聯搞了,情況還不如中國。”在這種事實面前,妳怎麽與中共理論?

答:我在今年初潛入中國本土、組織反對黨被捕後,中共國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討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方面來談。

首先,專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法律等若幹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較好,併無前車可鑒。目前,大體有三種模式正在實驗。

第一是俄國模式。俄國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幾乎一夜之間,由專制政體轉入民主政體。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經濟上,尤其在工業上,由於俄國過去的經濟基礎是重工業,類似於中國的東北,改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當前中國東北一樣,輕工業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時陷入睏境。

第二是中國模式。中國走的是另一條路:先改經濟,政治上採取高壓政策。經濟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專制。

第三是波蘭模式。波蘭是政改、經改二者同時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經濟上採取了“休克”療法—一桿子插到底的搬來了市場經濟。

孰好孰壞,目前已初見分曉。在進行三種改革模式的對比之前,我先要強調一個基本論點:改革應當是協調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為先,還是經濟為先,併不重要。重要的是協調。協調的改,社會發展就比較平穩,就不會有大震蕩。中國患了政治落後性改革病,俄 國可能患了經濟落後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沒有代價的。當權者可能要付出代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自己下臺為代價,換取了整個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價。不願付出代價,不 可能獲得自由。象人的一條腿,被繩子綁的時間長了,整條腿會發生缺血。突然放 開了繩子,大腿會又麻又痛,好一陣子才能恢復正常的感覺。一個姿勢坐長了,突然站起走路時,大腿會發麻,如同針紮,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個人都有上述經驗。在暫時的腿麻和永被繩綁、以至整條腿都將壞死之間,妳選擇哪個?政治、經濟長時間被專制的大繩捆綁著,突然一下放開,整個社會會感覺發麻。這個過程, 難以避免。

先看波蘭。波蘭已是民主自由的國度。前幾年,實施休克療法後,波蘭經濟一蹋糊塗。有人大罵休克療法,有人歸於民主開放。陣痛和麻木感之後,去年,波蘭經濟走出谷底,開始明顯好轉。現在,竟然被認為是最佳的投資地點。一下子,休克療法的提倡者要爭功,民主開放派也要爭功。我要提醒大家註意的是,在波蘭經 濟最糟糕的時候,國內形勢比中國還要混亂,但她平安的度過來了。政治、經濟雙雙上了軌道。

再看俄國。俄國的局勢也相當混亂,但始終沒出什麽大事。一般的看法是,這是因為,雖然有些混亂,但他們的社會大框架(民主框架)已經搭好,亂,是在民主 框架裏面的亂。怎麽亂,也沒有把社會的大框架沖垮。所以,不會大亂,不會發生大革命式的暴亂。我問過俄國人,請他們談談俄國的前景。大多數人認為,僅管其經濟改革步履艱難,但今年似乎已經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們最大的欣慰是,由於俄國已經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權力和平轉移的機制已告確立,以至爆發大革命 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關我們中國,情形完全不一樣,錶面上的經濟繁榮,隱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其危機在於,中國的社會大框架還是舊的,而且已經爛了,徹底的爛了。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小亂可能釀成暴亂,社會的舊有框架可能被完全沖垮。之後,再搭起這個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國大十倍的氣力。一言以蔽之,俄國、波蘭的經濟形勢都曾比中國亂得多,但由於進行了民主改革,發生大革命的機會幾乎已被避免。中國則是另一番景象:雖然經濟錶象美麗堂皇,但一場大革命的發生併未避免。打個比方,俄國、波蘭的亂,是在一個民主大廈中的亂,再亂,大樓是堅固 的,不會倒塌。中國也亂,是在一個專制的大廈中亂,亂到一定程度,大樓就要塌 掉。然後,需要從頭做起。整體損失,中國將嚴重得多。

國內有的民運人士對我說,現在中共似乎到了想進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話怎說?可以設想一下,所謂政治改革,就是開放政治權力,即:開放言論自 由,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實行司法獨立。不管落實那一條,中共特權都會面臨被清算的命運—-他們在經濟改革中貪得太多了,幹得壞事太多了。而這一切,都是 由於未有及時進行政治改革、缺乏起碼的監督和制衡造成的。為了保住中共特權們在經改中撈到的不法之財,他們不敢實施政改;為了防止清算自己在經改中欺壓百姓、魚肉人民的罪行,他們不敢實施政改。他們害怕步上菲律賓馬可仕、韓國全鬥 煥被清算的後塵。他們要改,等於首先要嚮自己下手,首先從自己的兒女開刀,首 先把自己為非做歹的下屬送入大獄。他們能這樣做嗎?他們敢這樣做嗎?鄧小平為 什麽對手無寸鐵的“八九”學生開槍,部分原因,就是如果後退一步,其子女鄧樸 方之流就會遭到清算。可能,個別的領導也想到了政改,但是,他們中飽私囊的子女,他們貪贓枉法的下屬,整個壓榨老百姓的官僚機器,將他團團圍住,使他根本動彈不得。現在,似乎只有一種政治改革可能,就是:個別的中共領導人,大魄力 地與人民的力量結合,在政改中,把中共搞下臺。中共雖然下臺了,自己卻可留下歴史的一頁。就算是出了這種葉利欽式的人物,社會的一時動蕩也難以避免。

六十肆問:有人說,民運就是想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盤西化。中國要搞民主 的話,也要搞中國式的民主,不要美式的、英式的民主。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答:我們不想搞全盤西化。前面我已闡明,中華固有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民主基 因,豐富程度,不亞於西方的早期文明。我們挖掘出這些豐富的民主基因,併借鑒 西方各國施行民主的經驗,已經大體勾畫出中國的民主藍圖(請留意即將出版的另一本小冊子)。

中國歴史上,真正實行過全盤西化、俄化的,是中共本身。把中國幾乎拖垮的 計劃經濟體制,是俄化的結果。把中國人的靈魂幾乎摧毀的馬列主義,是西化的結果。

我曾說過,不要強調什麽一定要搞中國式的民主。管它什麽式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好。因為,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內閣制?總統制?各有仟秋。民主有三大要素:主權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實行多數人的統治,保護少數人 的權利。只要有了這三條,就是民主。我曾打比方說,這三大民主要素,好象食物 中的三大要素:澱粉、脂肪、蛋白質。有了這三樣,就是好食品。不管是中國的大米,還是美國的大米,都有這三種養份。妳餓得利害,不會計較什麽的中國的大米 ,還是美國的大米。一味強調不要美式民主的人,如果餓急了,他會拒絕美式大米嗎?

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我個人傾嚮於內閣制,而非總統制。原因有兩點。一是,各國的經驗錶明,內閣制比較穩定;二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行政首長需要 立法機構的良好配合,有的政策需要盡快變成法律。內閣制可以滿足這一需要,因為議會控制在執政黨手中。如果象美國一樣,搞三權分立的總統制,行政受立法機 構的牽制太大,可能不適於中國民主制建立初期的情況。

六十五問:有些人主張,民主運動是多余的。他們也嚮往民主,但他們主張,有民主思想的人應當進入共產黨內部,影響執政者,或逐步成為執政者,經過潛移默化的作用,待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可實現。妳怎麽分析這個問題?

答:歴史的無情事實是,沒有一個民主政體是通過這種純粹內部運作的方式建立的。為什麽?道理十分簡單,缺少人民的壓力和爭取,沒有一個執政集團願意自動放 棄既得的利益和權力。不鬥爭,不爭取,餡餅不會自動從天而降。以美國為例。沒 有華盛頓的革命抗暴運動,英國絕不會讓美國建國。雖然,美國在兩百年前獨立後 ,既已確立了民主政體,但超過半數人的權利併沒有完全得到,主要是婦女和黑人 。經過婦女運動多年的爭取,女性公民直到一九二零年才獲得了與男人平等的選舉權。無數黑人的抗爭、坐牢和鮮血,在一八七零年換取了法律上的選舉權,但在實 際生活中,黑人仍被嚴重歧視。在某些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黑人的選舉權仍被限制。六十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終於廢除了黑白分校制度和一繫列黑白不平等的制度。英國也是一樣。十七世紀,英國王室在人民的革命中被推翻了。後來,王室恢復,但權力轉移到國會手中。可是,公民的投票權 併沒有得到保障。有人估計,一八六一年,只有二十多萬人有資格在下院的選舉中投票。歴經人民無數次的抗爭,直到一九二八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權擴展到所有的成年人。這裏也涉及到了另外一個概念:民主政體的建立,併非意味著民主、自由、人權的充分實現。在民主體制建立後,尚且如此,何論專制的中國。在臺灣,沒 有一批批民主鬥士的坐牢,也絕不會有國民黨的開放黨禁。同樣,沒有一九七六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就沒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

進入體制內改革,不失為一個途徑,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途徑。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到美國密執根大學演講,演講的題目是《論中共改革派的處境、作為即前途》。結識了朱嘉明先生。當時,他在密大進修。時任河南體改委副主任, 是趙紫陽改革派的智囊之一。回國前,他冒著風險到紐約與我密談。我是民運的頭面人物,他是體制內改革繫一員。我倆卻一拍既和,默契的不得了。我們達成了共識:民運在外面壓,他們在裏面拆,互為錶裏,互相補充,各有所為。我告誡他, 改不下去的時候,受保守派威脅的時候,別忘了還有《中國之春》這條出路。他鼓勵我,《中國之春》要壯大,她是一個替代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後,趙 紫陽改革派遭到整肅,人員外逃。九月,六四鎮壓逃出來的人士在巴黎聚會,沒想 到,我竟與朱嘉明在會場重逢。他變成了民運隊伍的員。體制內、體制外走到一起來了。這是歴史的嘲諷?還是歴史的必然?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體制外的民運是中國社會改革絕對不可缺少的生力軍。

我絕不否認體制內改革的作用,但也要舉出它的局限性:妳要執行上面的指示 ,等於幫專制的忙;妳要抵制,可能會被罷官。反之,妳要推行民主的理念,上面會興師問罪,不推行,呆在裏面又有何用?拿挈分寸,絕非易事。我要忠告的是, 進入共產黨體制內改革,還有其蛻變的可能性。當享受到權力的滋味時,可能受不了權力的誘惑。我稱之為上車原理。擠公共汽車時,拼命嚮上喊:再擠一擠,裏面 還有空!一旦踏上車,就往下喊:別擠了,等下面一輛吧。車上車下,利害關繫來 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據說,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墻時期,胡耀邦還沒上臺前,鼓動子女去民主墻,為中共老幹部喊冤爭權。突然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後,他 開始攔阻子女去民主墻。臺上臺下,不一樣了。進入體制內,掌握了權力時,仍然 堅持民主理念,併為民主盡力、不怕丟烏紗帽者,才能有助於民主的進程。

六十六問:有人主張在共產黨先實行民主,然後再考慮社會上的民主?

答:首先指出,這個問題的提法本身不夠科學。因為,民主有其嚴格的定義,有其明確的理念和制度。民主理念的三大要素,缺一都不能成為民主。他們是:主權在民;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行使多數人的決議,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參閱本書的第一 問)。妳的問題大概是實行共產黨內的公開競選和保護黨內的人權。可悲的是,世界上還沒有這樣一個專制政權的執政黨能夠做到這種點。為什麽?妳可設想一下, 如果保障人權,那要首先釋放趙紫陽和其他同情民運的幹部,併允許他們公開競選 。這等於為六四翻案,後果可想而知—-必然立即導致整體社會的民主。因為八九民運的一切組織都可以合法化了。就算不釋放他們,只是其他人的公開競選,後果又如何呢?後果必然是雙方都要爭取民意的支持,在社會上尋求支持者。這樣一來 ,黨內的意見分歧就會暴露在全國百姓的面前。然後,群眾可能選擇較為傾嚮自己意見的候選人,併展開運動支持他。而那位候選人自然會願意看到人們的支持。其後果,或造成執政黨的公開分裂,或造成社會的同步“民主”。兩者都是不能被執 政黨容忍的。由推理可知,先實行所謂執政黨內的“民主”,本身就是一個不能自 圓其說的勃論。另外,又一個問題產生了:為什麽共產黨可以享受自由競選而百姓 不行?這又是一個勃論。實際上,冀望中共這樣一個類似黑手黨的組織搞什麽黨內 “民主”,無異於緣木求魚。有這種想法的人,仍然是奴才思想,仍然是把共產黨 看做救星,看不起自己的人格,也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也不知道應當為自己的人權而奮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