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問：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專製統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製度。究其原因，各說各話。有人壹再強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請問，妳的看法如何?
答：單獨的文化決定論，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分權製衡這些觀念，故不可能結出民主政治之果。這種看法，失之偏頗，是對中華固有文明和傳統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結論。關於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權思想,早在古書《尚書》中，即有記載。墨子繼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指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韓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矯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關於政府乃為人民所創建的觀念，古書《週易·序卦傳》中早有提示。《週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權時代政權、政府概念的通俗表達。從上面的論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產生的順序：天創造萬物，再創造人；男女創造夫婦，夫婦創造父子；父子百姓創造政權和政府；政府創造秩序(禮)並維護正義(義) 。
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國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君輕民貴”的主張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論述，是民本和主權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談自由。誰說中華文化沒有自由的基因？連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國總統，也垂涎於中華的自由精神。裏根總統上任後，在他的國情咨文(施政報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大國如烹小鮮。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實行小政府主義，還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猶如烹饪小魚，不要多管它，不能總是翻來翻去。如果折騰來，折騰去，小魚就爛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騰老百姓，政治壹定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哲學，就是中華文化中，讓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裏根總統在任內，放松了政府對不少經濟事物的管製，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施政八年，裏根交出了壹張不錯的成績單。
至於分權製衡，也不是外國人發明的專利。早在遠古時期，我們中國就有了分權製衡的實踐。那時，部落酋長會議相當於最高立法機構，推舉出的最高首長，相當於總統和行政權力，統領軍隊。在錢財方面，中國人早就將會計(管賬)與出納 (管錢)分開，實行製衡管理。中國早期的皇權製度，也有過製衡機製。皇權受到大臣會議的製約，大臣會議可否決皇帝的聖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後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皇權越集越大，搞起了壹人專製。毛澤東又將壹人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即使是在皇權的專製之下，中國明末清初也曾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民主思想家黃梨洲(黃宗曦)。他在《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提出了限製政府權力和分權製衡的政治理論。同時代的英國民主理論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權製衡的學說。黃梨洲生於壹六壹零年，比洛克(生於壹六三二年)早了二十壹年。怎麽能說民主觀念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呢?
再舉唐堯傳虞舜的例子，說明民主選舉在中國幾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堯有壹子，名丹朱，堯很喜歡他，從小就用種種辦法培養他。為了定其心，育其智，據說還發明了圍棋，與之對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堯斃，沒有人去理會丹朱，部落酋長和民眾都跑到舜那裏，壹致擁戴舜繼承大統。選民們投了票，但不是現代的選票，而是“腳票”—-用腳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實際上，堯何嘗不願意兒子即位，只不過，大家沒有選他，而選擇了德才兼備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過雛形的選舉製度，《王製》記載：“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爾升之學，曰俊士。”這是具有公議主義性質的選舉製度。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不可能把中國古代的民主理念論述得淋漓致盡，但走筆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說，中華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共產黨所說，民主運動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論於中國，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之論調，目的在於維護其壹黨之專製，其說詞不值壹駁。
用純粹的文化決定論，來解釋中國未能建立起民主政體，也已被當今的政治現實所擊破。台灣民主政治之實現，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南韓，亦已確立起民主製度，都是擺在我們家門口的活生生的範例。
文化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它勢必導致完全否定傳統的傾向。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正是這種反傳統主義的體現。極端的反傳統主義，使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禍害中華數十年。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政體的建立,，都不是壹味反傳統的結果。因此，民主運動絕不是反傳統的運動，而是發掘、承襲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民主基因的運動。
四十五問：有人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只適於專製統治，不適合民主政治。妳怎麽看民族性的問題？
答：民族性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有關聯的。因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結果。我們反駁了文化決定論，在壹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駁了民族性決定論。但，民族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有必要多做些說明。民族性決定論者認為，中國人自私、好鬥、 有奴性、不守法、依賴性強、保守……總之，壹切壞的人性都可羅列上去。結論是，對這樣的“刁民”，只有專製壹法。或者說，中國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就是根據“文化決定論”和“民族性決定論”，力主袁世凱恢複帝製。
民族性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壹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壹書中，曾對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習性進行過鞭撻。後人在壹百年之後寫成的《醜陋的日本人》，更是列舉出壹系列日本民族的惡劣本性。其中，不少與中國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並未妨礙日本步入現代化和民主化。屬於中華民族、帶有全部中華民族劣根性的台灣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壹看民族性決定論者舉出的那些不良習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歷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樣存在，只不過某種劣性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有的，甚至比我們中華民族更為惡劣。如某些猶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國人的好鬥、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們遜色，但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樂園。
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其壹,我們中國人到了民主國家，不但適應民主製度,，而且熱愛民主製度。其二，我們看到，大陸人向香港跑，北韓人向南韓跑，過去，東德人向西德跑，專製國家的人向美國和西歐跑，而且，這種跑，是單向性的，不發生倒流的。個別人的回流，只是為臨時賺錢而已，絕非謀取永久居留。這說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麽民族，都是壹樣的，那就是向往自由與人權。
還有壹點，須加說明，民主製度正是在承認人性有性惡壹面的基礎上設立的,，目的在於抑製人性之惡。為什麽設立三權分立製度和法官的終身製度？壹是承認人有私心，二是為了抑製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惡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說來也巧，自由經濟製度的實行，其基礎也是承認人的自私本性。集體的自私，互相牽製，導致了公益的結果。人，的確有善惡兩性。我們之所以倡導民主製度，為的是揚善抑惡，使善性發揮到極至，使惡性壓抑到最小。美國開國元勳麥迪森曾指出，如果我們都是天使，(民主)政府無須建立，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無須建立，因為，她根本建不起來，或者，建起來也會被砸爛。
下面，我特別要講壹下製度對人性的影響問題。可以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性。公有製的大鍋飯製度，幹不幹壹個，,幹多幹少壹個樣。結果，人的懶惰性充分表現了出來。經濟改革之後，進入私有製企業，懶惰性吃不開了，別說懶,慢壹點都會被抄尤魚。同樣的人，在不同的製度下，表現出不同的本性。大陸人剛到美國，開車不怎麽守規矩。但是，吃上幾次罰單，就規矩多了。聽說,，有壹年，紐約某天晚上發生了意外停電。不久，有條街上出現了哄搶事件。個別平時滿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沒了著落，逼上了絕路。突然，電燈亮了，人們四處逃竄，大街恢複了平靜。它給我們的啓示是，在黑暗的製度下，人的黑暗面發揮出來，成了強盜；在光明的製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製，光明面發揚出來，成了正人君子。
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大陸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們在歎息：怎麽中國人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怎麽這麽自私？這麽無情？國民黨時代也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產黨的黑暗製度，把中國人的心靈徹底摧毀了。怎麽辦？途徑之壹，就是盡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製度，以使我們中國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發揚光大。
四十六問：宗教是壹種原因嗎？有人說，中國缺乏基督教的傳統，這是民主未能實現的壹個原因？有道理嗎？
答：非基督教的國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蒙古是喇嘛教國家，都建起了民主製度。不過，民主製度首先是在壹批基督教國家創立起來的，到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基督教義與民主政治或許有些內在的聯系。比如，基督教認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來面目創造出來的,，因而，人是神聖的。由此導出天賦人權的觀念。另外，聖經記載，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導出人性性惡之觀念。加以引申，由於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導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規範人的行為，導出法治的觀念，等等。
仔細研究中國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啓發性的發現，那就是，在我們中華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說明，中華固有文明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參考我的關於論述中國固有文明與基督教教義壹致性的專述(正在編篡中)。
國內近年壹個十分重要的進展，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拒統計，基督徒已達六千多萬，超過了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雖然，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國的經驗看，基督教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基督教教義中含有豐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將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
四十七問：那麽，經濟決定論站得住腳嗎？是否農業經濟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會無法建立民主製度？是否先要發展經濟，等到壹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答：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中國長期的農業經濟，是滋生專製的溫床,而不能蘊育出民主政體。此論不對。固然，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伴隨著壹批民主國家的誕生，但是，工業革命與民主政體之間，或者說，工業發展與民主製度的建立之間，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確是壹個異常專製的政府。反之，農業國家同樣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製度。丹麥、挪威、瑞士，還有瑞典等國，都是在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體。以丹麥為例。在民主運動的奮爭下，壹八四九年，丹麥王被迫承認了民主憲法，以及由憲法產生的議會，民主政體的架構基本確立。那時的丹麥，農 業人口占多數，農民生活貧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目前的中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格倫特維格(Grundtvig)為了消滅文盲，開化民智，於壹八四四年創辦了“人民中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民中學”不斷增加，才漸成氣候，文盲開始逐步減少，但這是民主架構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事。美國也是壹樣，壹七八三年美國獨立並創建世界上第壹個民主政體時，多數美國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強調這壹點，乃是為了駁斥中共及壹些人的下述論調：中國仍是個農業國家, 文盲多，民智未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可操之過急等等。
至於有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的論調，我在舉出丹麥和美國的例子後，已經不攻自破。實際的情況是，在多數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強大的中產階級又成了民主政體的穩定因素。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早於民主政體之建立，如南韓和台灣。因此，正確的邏輯關系應當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出現，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已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掘起，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
四十八問：有人提出社會結構的理論，解釋民主政治未在中國形成的原因。如:：中國從未出現過獨立的市民社會；中國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所說的封建社會，並非歷史學家定義的封建社會，即分封領地、形成貴族或諸侯集團的社會)，故沒有壹個強大的貴族力量集團與皇權對抗，等等。妳如何評價這些論點？
答：這些論點，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和事實的考驗。首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週朝瓦解前後，中國出現過分封領地的諸侯社會。但是，為什麽沒有走向民主社會呢？為什麽諸侯社會後來消失了呢？壹提到這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就會反駁說，那不同於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之前的貴族社會。話說回來，就算我們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定義下的封建貴族社會，那麽，就是在這個非貴族社會、非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於壹九壹壹年創建了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這又做如何解釋呢？大家公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時間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質吧。歷史學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因此，我想避開理論問題，看壹看近年來世界發生的民主變革的現實。現實是，蘇聯瓦解了，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蒙古、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專製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壹個個民主政體的建立。這些國家，尤其是蘇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哪來的市民社會和貴族社會？有的政治學者甚至曾經立論：共產極權製度壹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轉的，其論證不可謂不週密。時間和事實說明，這些悲觀的立論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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