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电子版）附刊（1——4）
忠烈英华
民国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1——4
秋瑾和她的密友女杰—————————————————————————–
国民革命第一英烈秋瑾————–4——8
吴芝瑛。逝世90周年—————-8——8
马青霞。逝世100周年————–9——9
陈撷芬。逝世100周年————–10—-10
吕碧城。逝世80周年—————-11—-15
姐妹双侠———————————-15—-19
唐群英————————————-19—-22
林宗素————————————-22—-24
民国第一女校长，烈士杨荫瑜—-24—-29
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逝世20周年——-25—–49
中华民国主席林森逝世80周年———-49—–51
民国元老吴稚晖逝世80周年————-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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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烈赵洪文国
赵洪文国（1881年－1950年7月16日），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时为奉天省岫岩县杨拉寨洪家堡子），满洲镶黄旗人，爱新觉罗氏宗室家族一个旁支。本名洪文国，后冠夫姓，抗日英雄赵侗之母，人称“赵老太”。曾参加抗日战争，民间称之为“小脚双枪老太婆”、抗日女英雄，游击队之母。1949年4月赵洪文国为国军组织游击队，建立大陆游击区，抵抗进川的共军，1950年2月赵洪文国被捕拒不投降，被处决，行年70岁。
父亲是个贫农，赵洪文国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两人。1898年赵洪文国嫁给赵玉堂，当时他们的家境贫穷。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他们从无房无地的赤贫农民，变成了三道虎岭的富裕家庭。由于经常接济周围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家乡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赵洪文国14岁时经历甲午战争，24岁经历日俄战争，50岁经历沈阳事变。生有五子三女。热心于济贫、办小学。
赵洪文国三子赵侗，在“九一八”事变前曾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并加入中国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赵侗与苗可秀等人到北平组织“东北学生军”；1932年春返回东北，将自己的部队加入到邓铁梅的“义勇军学生队”，1934年2月他们的部队改组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担任司令，赵侗担任参谋长；1935年7月苗可秀牺牲后，赵侗继任铁血军司令。
赵洪文国变卖家产作为抗日经费，还动员全家参与义勇军。他们相约不许爱财，不许祸害妇女，家庭被抄不许埋怨，家人被捉不许乱‘咬’（出卖）。她试图恢复战乱解散的赵家堡子小学，使用国语教材抵制日本文化侵略。
1934年2月，日军获得情报赵家是少年铁血军的中枢，于是将赵家16间房屋烧毁，赵的家产毁于一旦。赵洪文国3月到大孤山等地购买印刷机，在赵家堡子小学组织学生印刷抗日宣传品，与儿媳王全一等人潜入凤城、岫岩、庄河、孤山等县城，以少年铁血军名义张贴散发宣传单。
1934年8月，日军再次突袭赵家堡子，将包括赵老太太一家六口在内的赵氏家族和乡亲300多人抓捕，两个月后，由于赵洪文国不愿投降，当地日军报请关东军司令部打算秘密执行死刑，赵洪文国想办法假释出狱，并救出乡亲等人。赵洪文国一家逃到北平，联系东北救国会支援少年铁血军。
1935， 不附伪满宗室。变卖家产，到华北拉起抗日游击队。至1935年12月，铁血军由辽宁南部发展到辽东、热河各地，队伍发展到11个方面军11000人左右。他们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公选赵侗兼任政府总裁。有资料称，辽南少年铁血军各路连年大小战役300余次，杀敌数4000左右，俘虏日伪军警2000多人。
赵侗：【辽南少年铁血军】总司令，河北【国民抗日军】，河南【太行山光复军】，【晋察冀游击纵队】敌后【辽南政府】总裁，第一个成立敌后政府，第一次击落日寇军机。人称“中国抗日学生军领袖”，“满族第一抗日将领”，“当代岳飞”。
1936年5月，赵洪文国曾打算将一批军火通过海路运送至少年铁血军处，但因日军封锁而失败。1937年春铁血军陷入困境，赵侗入关到北平母亲处寻找支援。
时逢七七事变北平沦陷，赵侗没有再回东北，选择在北平郊区起事。他们的活动得到杜月笙、史笙赓、沈鸿烈、马占山及张学良等人的支持。1937年7月20日，主要指挥者24人在北平临时寓所焚香发誓后分两路深夜出城，在城郊西南白羊城起义，组织建立“华北国民抗日军”。在这段时期，赵洪文国在部队中协助运输军火，她乔装成一般老百姓，运送了大量的军火装备，亦有协助游击队员出城。
1937年9月，赵洪文国到武汉宣传抗战争取支援，途中在河南太行山地区，两个女儿牵头筹建抗日光复军。他们组建过万人的部队，试图与河北国民抗日军和东北少年铁血军连成一线。但因为成员来源复杂，后来领导层发生严重分歧而失败。
赵洪文国离开后，华北国民抗日军攻破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救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1000多犯人，并曾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华北国民抗日军”发展至基本部队9个支队，外围6个支队的游击队伍，驻防在平郊、灵源、怀涞和热河等地，人数约为25000人左右。中国共产党得知这支部队的名声，就开始派员进入部队，中共渗透、收编，架空赵侗，逐渐将其同化为中共队伍。最终八路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写信邀请，将他们的部队收编为第八路集团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任司令。
1938，春，长子牺牲后，赵洪文国在太行山青杠岭击毙33日寇。【大公报】和纽约时报报导。
赵洪文国从河南至汉口，宣传抗日，受美、日记者采访。
1938年，赵洪文国离开河南乘坐难民列车来到汉口，宣传抗日。“保卫大武汉”非常时期，赵洪文国发表《对于目前局势的几点意见》，奔走呼号全民抗战，身体力行收复国土。
国际著名记者斯诺、爱泼斯坦以及反战同盟成员绿川英子等采访她，合影留念并多次发表文章，向国际宣传赵老太太，专门介绍其抗战事迹。在1991年出版的爱泼斯坦著作《人民之战》中披露了赵洪文国为游击队购买运输军火和赵侗在河北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历史。据新闻记者宋斐如回忆说，在汉口时曾于冯玉祥家里两次见过赵老太太及她女儿。赵洪文国其实是讲她女儿还能打双
枪，实地参加过战斗。
1938年9月间，赵洪文国被邀请到广州、香港、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及募捐，受到陈嘉庚等南亚华侨的热烈欢迎，为抗日募集到经费物资。在香港她参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妇女界名流的火炬游行。1938年9月下旬，赵侗带着十几个部属离开自己的部队，经北平、天津，乘船到香港与母亲会面。
1939年1月，蒋中正邀请二人到重庆，一时间重庆市万人空巷欢迎“游击队之母”，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冯玉祥、何香凝、朱光珍、史良、陶行知、谢冰心、黄右昌、金仲华等赞美为“全国妇女之楷模”、“孟母、岳母”、“女中模范”、“母教救国”、“女中豪杰”。吴祖光创作以赵侗和战友苗可秀举义抗日为题材的处女作《凤凰城》，赵氏一家抵抗日军的纪录片也开始拍摄。
她组成晋察冀游击纵队，北上抗日。赵侗为少将总司令。
1939年3月，赵洪文国谢绝了国民政府赠送的汽车洋房，也谢绝一些社会名流奉劝赵侗和战友们留在后方休养生息或出国深造的意见。
赵氏母子二人与东北抗战的老战友组织晋察冀游击纵队。赵侗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总司令，少将军衔，率领队伍200人分两批由重庆赴黄河再度北上，计划与河北和辽南的抗日军旧部会合，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何应钦、张治中以及宋美龄联合聘请赵洪文国为全国义务兵役宣传指导员。到川北的南充、达县等十几个县宣传抗日，开始了历时两年，奔波百余市县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1月间，赵侗率部北进抗日途中，于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处的陈庄突遭当时同为友军的共产党八路军贺龙聂荣臻部（为阻止他旧部投奔他）一二〇师偷袭身亡，时年28岁。同时战死的还有赵老太太的三女儿赵理智。赵洪文国对儿女被共产党所害，对《益世报》记者表达悲愤之情。国府追授赵侗中将军衔。赵洪文国继续她的抗日宣传，并为烈属的待遇奔走。
1940，蒋中正接见于重庆，亲书“游击队之母”相赠，认“干姐姐”。
蒋中正提升她为“冀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中将。
1943年3月，赵老太太与东北同乡国民党中将王达，在湖北武汉一带组织游击队，并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敌后战场。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的前一天，赵洪文国的丈夫病故。
战后赵洪文国主动辞去国府军政两部和妇女指导委员会等职务，回到东北在丹东和沈阳筹办加工厂，试图解决抗日军烈属生活出路。但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内战让她无法如愿。
她谴责共军“和谈—内战”为“挑灯拨火、诱惑忠良” 。她受蒋任命为“晋察冀剿共总司令”，集2万人与共作战。辽沈战役后逃亡西南。到重庆第五天受蒋委任“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司令”。蒋叹：“老英雄步履稳健，忠勇之气溢于容颜，实乃民族之幸事”。
她表示精忠尽力。带领儿子、女婿往川西。自封“总统府留守”、“反共大司令”。卷十多银行北逃。动员16兵团一部分听从于她。杀共军代表。后逃往什邡，与袍哥马举林一起。1949年4月，赵洪文国受蒋中正委托由北平到四川组织国军游击队“中国国民反共救国军”，驻扎重庆，抵抗中共军队。四子赵连仲（1927-1950）任总司令，以“总统府留守”自任。他们策划“反征粮”暴动，提出“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建立游击区。其活动包括抵抗进川的解放军，阻止国军十六兵团叛变，杀死解放军代表，围攻川西的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都及川东的秀山等多座县城，兵员2—4万。
1950年2月赵洪文国被捕。她拒不投降共产党。儿子赵连仲于6月20日连同黄光辉、李泽儒和陈公爵在成都磨盘山刑场被枪决。尽管周恩来曾为赵洪文国说情免其死罪，7月16日她依然被处决。赵连仲的妻子邓外桃和孩子予以释放。其后，他们前往香港不知所往。
巾帼英雄赵洪文国一家为抗战捐躯三十多人，名垂千古！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浙江绍兴山阴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旦吾，留学日本后改名瑾，号（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家、革命志士，最后被清廷抓捕处决，而她的死间接促成辛亥革命。
早年
秋瑾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曾祖父秋家丞曾任县令。1881年9月，秋瑾祖父秋嘉禾离福建省云宵，赴台湾任鹿港厅。1885年，父秋寿南在福建提督门幕府任内，以劳积保知县，分发台湾。初赴台北府某县任，却被人捷足先得，改除台湾抚院文案。1886年，秋寿南在台湾，嘱亲戚何禄安护眷赴台。秋瑾随母亲兄妹道经上海，耽搁数月；后搭粮船成行。海上遇台风；数日后，安抵台北。三个月后，随母亲兄妹返回厦门。
留日
1903年，秋瑾与吴芝瑛结拜，中秋，秋瑾身着男装到戏院看戏，轰动一时。不久，秋瑾和丈夫发生了婚姻危机，然后离婚。1904年秋瑾变卖首饰筹集资金于5月东渡至日本，先后入国语讲习所（日语讲习所）、实践女学校。在日本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加入冯自由和梁慕光受孙中山委派在横滨成立的三合会，并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
回国
1905年，秋瑾回国省亲，5、6月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15日再次东渡日本，8月经冯自由、黄元秀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了由孙中山等创立才半个月的中国同盟会。
1906年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于去年11月2日颁发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回国。据日人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所称，在回国前，秋瑾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然而，据徐双韵《忆秋瑾》一文所记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显然是表达回国反清的立场，对决定不回国的同志表示其回国之举并非投降。坊间以此冒称“骂鲁迅”，乃取自永田之主见，与在场他人所见，尚有出入。9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其他组织者包括尹锐志、陈伯平、姚勇忱）。
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只出版两期，创刊号发刊于1906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第二期出版于1907年正月二十日）。3月间回绍兴府，与徐锡麟等创办明道女子学堂。不久又主持大通学堂（1905年徐锡麟等创办，后作为绍兴光复会总机关）体育专修科，并任学堂督办。
就义
大约从年春开始筹资准备于7月由金华府起义，呼应徐锡麟在安庆起义。7月1日至7月4日，武义、金华、永康等地先后发生光复军起义，但均告失败。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省巡抚恩铭，被捕后旋被杀，安庆起义遂告失败。徐锡麟弟徐伟供词牵连秋瑾，但秋瑾拒绝离开绍兴，认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消息为浙江巡抚张曾敭（张之洞的叔父）得知，大为震怒，知悉徐锡麟与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秋瑾乃为同党，气急败坏。当即急电绍兴府知府贵福，派山阴县令李锺岳查封大通学堂。7月14日，李锺岳带领标兵、管带到大通学校查抄。李锺岳深恐军队乱开枪，特地乘轿在前，军士只得朝天鸣枪。人马刚至时，校门紧闭，校内有枪还击，李在轿内，大声喊话：“本县在此，大家放心，无须开枪。”军士遂破校门而入，师生四散。县令怕伤及秋瑾，喝令兵士不得射击女子。此时，秋瑾正穿着长袍立在屋脊上，听县令喊话便脱下长袍。军士见是女子，不复射击，得免于难。因放暑假，这次查抄只逮到秋瑾和8名学生。另在水澄桥河下溺死1人，校墙外跌死1人，并搜出枪数十支，子弹若干[2]。
秋瑾下午四时在她自己工作地点大通学堂被捕，被关押在卧龙山（即府山）监狱（今卧龙山建有风雨亭）。贵福、李锺岳及会稽县令李瑞年，行三堂会审。次日，贵福责令李锺岳派人到绍兴城外秋瑾母亲家查抄。李锺岳故意草草了事，装作一无所获。李锺岳命将秋瑾等9人，提到衙内花厅。秋瑾口供仅写“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诗句。随后，李锺岳即到绍兴府向贵福报告审讯情形。贵福愀然不悦。因秋瑾为保护其他仁人志士不受牵连，而使得贵福恼羞成怒必杀秋瑾而后快。贵福当晚赴杭，向张曾敭作假报告，说秋瑾对造反之罪，业已供认不讳。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四时，于浙江省绍兴古轩亭口被五花大绑着处斩，时年31岁。
时论认为对女流之辈的秋瑾处以斩刑过于残酷，即使是当时憎恨革命党人的守旧派，亦不认同官府的处理手法。秋瑾尸体由大通学堂洗衣妇王安友等人裹殓，后由同善堂收殓，草葬于卧龙山麓。之后，其灵柩数迁。官方于事后曾通缉数十人，迫于舆论未再追究（只二人被勒捐钱）。秋瑾被杀，导致官方开始打压女校。
秋瑾遇害两周后，张曾敭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可见实有其事。贵福怀疑李锺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复电后，立即召见李锺岳，令他执行。李锺岳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后事
1908年，被怀疑出卖秋瑾的胡道南被光复会暗杀，但蔡元培谓胡道南被暗杀，诚属冤死。1912年1月，有报章报导，胡道南确是告密人。
1912年，秋瑾遗骨经湘、浙两省协商迁回浙江杭县西湖西泠桥畔原墓地，墓旁修建风雨亭，亭以秋瑾临刑前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句而得名。大门使用红砖砌成。1月26日，徐自华等人，在大善寺开追悼秋瑾大会。12月10日，孙中山亲至秋墓祭悼，并撰题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36年，李锺岳之子《民国日报》记者李江秋，专赴杭州，与秋瑾之弟秋宗章相见。秋宗章告诉李江秋：“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农历）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锺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此足证明李锺岳救人于难的苦心。
1956年以及1964年，毛泽东表示西湖边的坟墓太多，应该迁葬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
1965年1月28日，胡乔木在信中表示秋瑾墓是“土偶妖骸”，当晚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西北管理处工人将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炸开破坏，然后凿开棺材，取出秋瑾遗骨以及陪葬遗物，随后遗骨被装入陶罐埋到龙井路双峰村边的吉庆山马坡岭脚已经准备好的土穴中。
亲人：祖父嘉禾,祖母余氏,父寿南,母单氏,兄誉章,妹闺珵，字珮卿，易名秋珵,庶母孙氏,弟宗章,夫王廷钧,子元德,女桂芬, 字灿芝（1901年—1967年）
秋瑾精于诗词，著有《感怀》、《感时》等，其著作辑录计有《秋瑾诗词》、《秋女士遗稿》、《秋女烈士遗稿》、《精卫石》（小说）、《秋瑾遗集》、《秋瑾女侠遗集》、《秋瑾史迹》、《秋瑾集》等数种。
吴芝瑛悼秋瑾诗
《哀山阴》（二首）
“爰书滴滴冤民血，能达君门死亦恩。今日盖棺论未定，轩亭谁与赋招魂？”
“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
《简寄尘（徐自华）》
“昔日同游地，今朝来哭君。百年谁不死，三尺此孤坟。时事那堪道，英灵自有群。行人痛冤狱，掩泪话殷勤。”
“碧血千年事，悠悠那足论。此心天可白，一死我何言。玄酒空山奠，孤亭落日昏。旧交三两在，谁与诉烦冤？”
《西泠吊鉴湖》
“大樽放饮尔如何？回首江亭老泪多。今日西泠拼一恸，不堪重唱宝刀歌。”
“忍忆麻衣话别时，天涯游子泪如丝。独看落日下孤冢，别有伤心人未知。”
“独荐寒泉证旧盟，可堪生死论交情。罪名莫更王涯问，党祸中原尚未平。”
“不幸传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筑悲秋阁，风雨英灵倘一还。”
题秦岐农《西泠悲秋图》
“风雪渡江去复还，故乡归骨为兄难。挑灯漫纪山阴狱，恐有冤魂诉笔端。”
“杜鹃啼血土花新，海内争传法外仁。莫向西泠桥上望，更无风雨亦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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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革命家，清朝女性政治人物，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女性政治人物
女杰吴芝瑛 逝世九十周年
吴芝瑛（1867年2月20日－1933年3月1日），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安徽省桐城人。父吴康之曾任山东甯阳、禹城知县。堂叔吴汝纶乃桐城派名家。
1885年（光绪十一年），与无锡人廉泉结婚。1895年廉泉中举会试于京，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1896年始任户部主事，次年荐升户部郎中，与湘潭王廷钧同官，王廷钧即秋瑾的丈夫。1898年，芝瑛赴京会夫。居北京南城绳匠胡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翌年订《辛丑条约》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清廷为此而广征税收。芝瑛上书提“国民捐”，议“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
1903年，侠女秋瑾返北京，与廉家为邻，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姐妹。秋瑾赴日留学，赖芝瑛资助多。第二年廉泉辞职南归，与吴芝瑛移居沪上。翌年购地筑园，于上海曹家渡营别墅，名小万柳堂，芝瑛始号万柳夫人。
1907年秋瑾遇害后，吴芝瑛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芝瑛书自华撰写之墓表，勒文于碑。
1911年武昌起义，次年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中旬孙中山下达北伐令。吴淞军政府领导下有“女子光复军”，司令陈也月。芝瑛慷慨疏财，以助粮饷，并于《民立报》写致陈司令书，公开请缨，继而写《从军乐》六章，传诵一时。后南北议和，宣统退位之后，北伐乃罢。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芝瑛上书名为《万柳夫人上容庵（袁世凯）先生书》。声讨其假共和而行专制，规劝袁早日下野，以谢国人。
1933年吴芝瑛于无锡去世，享年66岁
中华女杰马青霞逝世一百周年————————————————-
马青霞（刘青霞）1877–1923，河南安阳人，自幼擅长诗书画。1894，嫁给河南首富 尉氏“刘半县”刘耀德（德煦），刘家曾有二十余万亩地，刘体弱、鸦片、不育，24亡。
父亲马丕瑶（玉山）1862进士，后翰林院、山西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广西、广东巡抚（1894），护理两广总督，为开明贤臣。兄马吉樟前清翰林，辛亥革命前湖北臬台。曾与青霞赴日考察学务，与辛亥革命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张钟端交往。
青霞曾捐银3万两办新学，封一品诰命夫人。
1907，资助2万银创办【河南】杂志，入同盟会。回河南尉氏自家花园创办【华英女校】（河南第一所私立女校）。又捐地30亩办蚕桑学校。
1911，捐银3万助“河南革命军”张钟端起义。
1922，捐出全部家产400万。
1923.2.初六，于安阳马氏庄园去世，46岁。孙文称“巾帼英雄”，世称“南秋瑾北青霞”。
女杰陈撷芬逝世一百周年
陈撷芬（1883年－1923年），笔名楚南女子，女，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中国近代报人。
陈撷芬是上海爱国女学校第一批学生，是活跃于沪上的女报人中的佼佼者之一。其父就是著名的《苏报》发起人陈范。在这样一位改良思想浓厚的知识分子父亲的熏陶下，陈撷芬白幼就受到相当开明的培养教化，思想观念也较一般女子开明、趋新。
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在父亲的支持与帮助下主编了《女报》，可谓从事报业年龄最小的女报人。《女报》“随《苏报》附送，亦即《苏报》的妇女版”。冯自由称这份《女报》为女《苏报》，并说陈撷芬“名重一时”。惜不久该报停刊，以至影响不大。《女报》夭折後，陈撷芬之父陈范购买了《苏报》。他接受女儿的意见，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师蔡元培、吴稚辉、章炳麟等人为主要撰稿人，并让他们的学生章士钊担任主编，从而使《苏报》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也成了革命党人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在此期间，章士钊与陈撷芬经常以诗词相唱酬，由相互倾慕而产生爱情。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对有情人并没有终成眷属。据说，章晚年时曾把他们唱和的几十首诗词赠予陈的亲属，以了却他对这位红颜知己的怀念之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父亲的协助下陈撷芬于上海以月刊的形式重办《女报》，并自任主笔。《女报》专以妇女为对象，提倡女学、女权，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颇有影响。次年改名《女学报》继续出版，由苏报馆发行。同时还担任上海爱国女校的校长，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
1903年“《苏报》案”发生，《女学报》也只得暂停出版。为了资助《国民日日报》的出版，她曾典卖首饰。后随父避居日本，在东京续出《女学报》第四期，并与‘鉴湖女侠’秋瑾在东京相识，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至交。（後来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时，就主张要把该报作为《女学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来办。）她们参加反清秘密组织三合会，同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陈被推选为共爱会会长。
留日期间，肄业于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学校。后与四川人杨儁结婚后，同赴美国留学。
1912年3月，陈撷芬和汤国梨和吴芝瑛等各界妇女一百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与支持。陈撷芬后又就读日本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学校，毕业后嫁四川人杨镌，双双赴美留学。
1923年，陈撷芬逝世，年仅40岁。从她16岁登上新闻舞台到因求学而离开报界，不过五六年时间，却以其非凡的业绩和超群的风格注定要被历史深深记载。
女杰吕碧城逝世80周年
呂碧城（1883年－1943年1月24日），女，行名贤锡，后更名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号圣因，晚号宝莲居士，法号曼智。安徽旌德人，中國作家、词人、教育家、政治人物。她提倡女學，是素食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佛教居士。她是20世纪在欧美提出禁止杀害动物的先驱者之一。
吕碧城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曾出任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学政等官职，家中藏书颇丰，共计三万卷。母：嚴士瑜（继室）（嚴士瑜的外祖母沈善宝（1808 – 1862）是清朝著名女诗人）。长兄：（早夭）。次兄：（早夭）。大姐：吕湘，行名贤钟，字蕙如。二姐：吕美荪，行名贤鈖，后改名眉孙，眉生，又易名美荪，字清扬，号仲素，别署齐州女布衣。女诗人。小妹：吕坤秀，行名贤满。呂碧城是家中幼女，姐妹中排行第三。
呂碧城9岁便和同邑汪氏议婚。12岁时，她父亲去世，其遗产均被族侄们强行瓜分，她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过了几年，她的舅舅严朗轩在直隶塘沽做官，她母亲严氏送她到塘沽投靠舅舅，并在塘沽念书。其间，呂碧城的母亲被匪徒掳去，呂碧城遂以年家侄女的身分向江苏布政使樊增祥求援，使母亲脱险。但呂碧城的夫家汪氏以女性被掳不名誉为名，遂提出退婚。吕家无力反对。此后呂碧城终身未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年少即寄居于塘沽舅舅家读书的吕碧城，因不甘束缚和委曲，不到二十岁就只身来到天津。《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偶然读到她的一封长信，对其文采备加称许，见到吕碧城后，更为赞赏其才华胆识，当即聘为《大公报》见习编辑。这是吕碧城人生的重大转折，此后，她在《大公报》发表了大量诗词及政论文章，在京津文化圈中迅速走红。
英敛之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天津道唐绍仪以及士绅严范孙、傅增湘、方药雨等人支持下，于同年创设北洋女子公学，年仅23岁的吕碧城出任总教习、监督，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投身女子教育、职位最高的女性。诸多女杰都聆听过吕碧城授课，受到她的教育理念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1903年），该校师范科成立。宣统元年（1909年），师范科第一届毕业，此届毕业生共10名。
吕碧城诗词格律谨严、文采斐然，多哀叹神州陆沉，抒怀悲愤沉痛，宣泄新女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她倡导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的文章，指出“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这些鲜明观点，引起强烈的反响和热议。社会上的声名鹊起，文坛上的崭露头角，引来了意想不到的朋友秋瑾，成就了一段“双侠”的传奇。
1904年春夏之交，在吕碧城的天津住处，有客人投“秋闺瑾”的名片求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男装，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英气勃发，气度非凡，这人就是“鉴湖女侠”、并曾以“碧城”为号的秋瑾。
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的秋瑾，因读了吕碧城的作品，引为同道知己，特来登门拜访。这天，民国“女子双侠”初识，却一见如故。此夜，秋瑾留宿于吕碧城处，彻夜长谈。国家积弱、政府腐败、民族危机等等，她们同怀忧患与激愤，诸多共识，相见恨晚。
秋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吕碧城同情革命，却别有心志，她愿从事教育，启迪民智，改变民风，以此济世救民。
吕碧城和秋瑾是至交好友，两人曾呼吁社会变革和民主思想以及女权运动。民国时期被称为“女子双侠”的秋瑾和吕碧城，是两位卓尔不群的女性。
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该刊仅出版过两期，每期都刊登了吕碧城的文章。创刊号上刊登了她所撰的《发刊辞》,第二期上刊登了她写的《女子宜急结团体论》。她们相互呼应，宣扬民主思想，鼓动社会变革和女权运动。
此年7月15日，秋瑾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吕碧城闻讯后，派仆人偷偷将秋瑾的尸骨收敛起来，安葬在杭州西泠（后来徐自华、吴芝瑛重新安葬了秋瑾），后来曾经亲自拜谒秋瑾墓。
吕碧城在欧美游历期间，曾撰文《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区的报刊，引发强烈反响，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在她任教期间，1908年《大公报》刊登了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称几位教习打扮妖艳，招摇过市，有损师德。吕碧城认为此文在讽刺自己，遂于《津报》上发表文章驳斥，并声言今后永远不再到《大公报》馆。此后她和英敛之关系恶化，虽然后来有所恢复，她还曾到香山看望参与创办了香山慈幼院的英敛之，但二人关系始终未恢复到原有水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女学曾一度停办，后改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
清帝退位后，吕碧城在学校停办时离职，应袁世凯的邀请，一度担任总统府机要秘书，1915年辞职。
不久，她和母亲在上海安居。在上海期间，她继续学习英文，同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在十里洋场，她除了借倚声之道寻求精神寄托之外，还投资西商开办的贸易公司，同海外巨商进行股票角逐，且获利巨丰，成为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富豪。
1918年到1919年间，她母亲病逝于上海。她安葬了母亲后，准备出国留学，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临行前，她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巨金。
1918年底，她因患病,到了香港休養, 延至翌年9月,才留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旁听生，主修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
中华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顿悟佛法。后游历欧美时，在伦敦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学小册”，回到寓所后念佛。1920年春，她回国探亲，住北京饭店。释谛闲在北京讲经说法，她拜见释谛闲，遂信佛。
1922年夏，她学成回国，住在上海，并且加入南社。
1924年，她再度出国，游历欧美，行踪遍及纽约、旧金山、巴黎、日内瓦、米兰、罗马、威尼斯、伦敦等地，并在瑞士日内瓦湖畔定居。
吕碧城长年住在豪华宾馆，她才华出众，气质高贵；她出手豪绰、特立独行；穿衣打扮，尽领时代之先。她喜穿洋装，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羽衣，彰显她的华贵和内心的骄傲。她曾在维也纳万国保护动物大会上，用英文发表了长篇“废屠”演说，呼吁以佛家慈悲的精神，提倡素食，戒杀护生，得到与会代表的热力响应。她先后两次捐款，用于护生。世界各大报纸在头版发表她的讲稿和照片，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她的文章。
吕碧城在瑞士皈依佛门，成为在家居士，法号曼智。其间，她编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法华经普门品》，并将游历见闻《欧美漫游录》寄回国，在北京《顺天时报》及上海《半月》杂志连载。
1928年，她在法国巴黎从事佛教活动。后来她在定居瑞士以后，弘扬佛法，编译了《欧美之光》等书。1928年冬，她提出成立“中国保护动物会”的倡议，号召禁止杀害所有动物，提倡素食。1929年5月，她应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到维也纳参加大会（又称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在会上，她发表了题为“废屠”的演说，在到会的二十五个国家的公使以及5000多名代表中反响强烈。维也纳六大报纸均于头版发表其讲稿和个人照片，她还受到维也纳市长接见。
1930年春，她在瑞士皈依佛门，成为在家居士，法号曼智。她曾编过中英文对照的《法华经普门品》，1933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一些资料称她曾英译佛经若干种，此乃误传。
1933年冬，她离开瑞士回中国，仍住在上海，其间，她完成了《观无量寿经释论》等佛学方面的著作。
1936年曾來香港跑馬地山光道購置樓房自住，後因樓房有白蟻繁殖，她不忍滅蟻殺生，最終以低價售出物業。同年冬天，她到北京，修訂毕生词作，定名为《晓珠词》刊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第三次出国到欧洲，后来在欧美宣传慈悲佛学，护生戒杀，并与叶恭绰、王一亭、朱石僧、李经纬等人创立中国保护动物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向国内赈灾机构捐出款项，帮助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吕碧城在1940年离开欧洲到香港，原本准备回中国内地，但戰火令归途受阻，遂留居香港。1941年聖誕日，日军占领了香港。
1943年1月24日，她因病在香港東蓮覺苑病逝世，享年61岁。亲友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其遗产，以及在美国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计二十余万港元悉数捐出，用于弘扬佛法和护生之用。并依她的嘱咐“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吕碧城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词人。在民国众多的名媛才女当中，吕碧城的才情和美貌，都是极为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的。她自强自立，凭借家学渊源和天赋聪慧，经刻苦研习，才华过人。吕碧城长成后，天生丽质，个性显露，崇尚新潮，尤喜奢华，成为名流才俊争相追慕的对象。追求者有著名诗人樊增祥、吕碧城曾被中华民国各界名流争相追慕，知名人士有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但均无功而返。事业、才情、相貌、金钱齐全的吕碧城，东不成、西不就，渐渐成了民国时期的黄金剩女。吕碧城和自己的密友谈起感情问题时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吕碧城的诗词文章，手笔婉约，敏感玲珑，别见雄奇，却又暗蓄孤愤，曾产生很大的影响。柳亚子称她“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词学家龙榆生称誉她是“凤毛麟角之才女”，“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易实甫认为其“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严复评论：“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 ”陶杰评论：“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赞美她：“美艳有如仙子”。
她毕生用文言写作，时光变迁，其文名渐被湮没。时至今日，这位民国女侠，已鲜为人知了。
民国姐妹双侠
中华民国政府初创期间，有一对武功盖世的姐妹霸王花尹锐志、尹维俊，名扬天下。这对正值豆蔻年华的姐妹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少女时代即成为民国志士秋瑾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两姐妹后来成为孙中山身边的女保镖，多次出生入死保护孙中山的生命安全。
尹锐志和尹维俊是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姐姐尹锐志生于1891年，妹妹尹维俊生于1895年。她们的父亲为乡间绅士，母亲早逝，姐妹俩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后来，尹锐志和妹妹尹维俊一起进入明道女校读书。那段时间，尹氏姐妹无师自通，习得一身好武艺，是学堂里的名人。
1905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在明道女校任体育老师，她很欣赏尹锐志、尹维俊，便将她们推荐给了和她一起干革命的徐锡麟。经徐锡麟介绍，姐妹俩都加入了光复会，尹维俊成了光复会最小的成员。
考虑到年龄小不会引起注意．秋瑾派尹氏姐妹去上海学习制造炸弹。就这样，尹锐志带着妹妹来往于沪杭之间，既担任联络工作又运送炸弹。
不久，尹维俊又被秋瑾派往杭州做秘密宣传，并在新军中发展会员。第二年，秋瑾与徐锡麟等革命志士开始筹划武装起义。此时，来往穿梭于沪杭两地的秋瑾，身旁总有一对姐妹花紧紧相随，她们就是尹锐志和尹维俊。时年三十二岁的秋瑾带着尹锐志和尹维俊，或骑马，或坐轿，意气风发，引人注目。
1907年，安庆起义失败，先是徐锡麟被杀，再是秋瑾被害，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也被通缉。
逃亡的过程中，姐妹俩迅速成长。此后，接连参加了革命军光复杭州和南京的战斗，并在一系列起义和暗杀事件中崭露头角。姐妹俩武功盖世的传闻也传得神乎其神，最终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中华民国成立后，对革命党人来说，保护孙中山的安全成了头等大事。经过多方权衡，在革命党内部成为传奇般人物的尹锐志、尹维俊被选中成为孙中山的保镖。几天后，孙中山在上海著名的哈同花园会见各界人士。这天下午，上海闸北警署侦缉队捕获了一名小偷，而在他偷来的一个钱包里，发现一封神秘的信件，信件中说有人要在哈同花园刺杀孙中山。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坚决不同意取消与上海各界人士的会面，他带上尹锐志、尹维俊两姐妹，准时前往。
哈同花园有“大观园”之称，是上海近代最大的园林，其中亭台楼阁、山石池水、奇花异木不计其数。各界人士与大总统相聚一堂，谈笑风生，共叙未来。谁都没有注意到，在孙中山的身后，悄然跟着干练文静的“女秘书”尹锐志和侍女装扮的尹维俊。在尹氏姐妹提心吊胆中，会见总算平安结束，众人开始观看演出。孙中山与陈其美端坐前排，尹锐志、尹维俊左右相随紧紧守卫。伴随着紧密的锣鼓声，一位英俊的武打演员出现在舞台上，他腰身灵敏，出手不凡，几套动作耍下来，立刻赢得满堂彩。
就在此刻，坐在孙中山身后的尹锐志猛地拔出手枪，“啪啪”两下将大厅上的两盏大吊灯击灭。与此同时，一片慌乱中，密切关注动态的尹维俊双手抖动，射出两枚暗器，正中武打演员的双眼。接着在混乱中她飞身一跃，擒住了舞台上的武打演员——企图行刺孙中山的杀手!
事后陈其美问尹锐志：“你既然发现武打演员是刺客，为何不将其击毙，反而打灭了舞台上的两盏大吊灯?黑暗之中刺客是最容易浑水摸鱼的。”尹锐志答道：“戏一开场，我就发现武打演员有问题，一准是个刺客。因为演员的行规是不向台下看观众，只专心演自己的戏，偷眼看观众不但会破坏舞台上的人物形象，还容易造成演员‘眩场’。可是这个武生频频向台下偷眼窥望，十分可疑。后来锣鼓越来越密集，他的戏进入了高潮。我看到他一个鹞子翻身，手还奇怪地在腰间触碰了一下，就知道这个真是刺客，他要动手了。我此时若出枪把他击毙，怕其他刺客借混乱之机下手，因为这样的刺客是不会单独行动的。所以，我先打灭舞台上的吊灯，舞台上光线很亮，刺客的瞳孔一定扩得很大，灯灭之后光线骤黑，刺客的眼睛在这一刹那间什么都瞧不见，极易被擒。其他刺客在灯灭之后觉得事出突然，一片漆黑中也就不敢轻易动手，即便出手也不知总统是哪个人。你布置的警卫人员在枪响灯灭之时，一定会拔枪准备射击，这些人一旦暴露身份，即便是会场之上还有其他刺客，也会被震慑，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陈其美听到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讲解后，对尹氏姐妹深表敬佩。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孙中山带着一名文职秘书前往南京街头体察民情。离他不远处，尹锐志带着妹妹不动声色地混在人群中，严密观察动静。在夫子庙，面对众多百姓期待的目光，孙中山开始演讲。此时，危险再次逼近孙中山。在奔向夫子庙的人群中，藏有三名来自广东的刺客。他们是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听说孙中山正在街头发表演讲，他们当即决定展开刺杀行动。他们相信，若能成功行刺孙中山，清廷一定会对他们论功行赏。在这三人中官阶最高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带着一支左轮手枪，“棚长”(相当于排长)带有一支状元梅花笔(一种锋利的兵器)，“骁勇”(普通士兵)也在绑腿中插着匕首。他们以为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便肆无忌惮地商量好了分工：“骁勇”负责行刺，其余两人负责掩护。但他们没料到，来自浙江的尹氏姐妹却能听懂广东话，她们早早就盯上了他们。尹维俊尾随“骁勇”，尹锐志绕了个圈迎着“哨官”和“棚长”走来。尹锐志突然出手擒拿，他们中一人夺路而逃，一人先跪地求饶，接着制造骚乱拔腿就逃，尹锐志分开人流一路狂追。此时“骁勇”并未发觉，一路挤到孙中山先生面前，准备动手行刺，当他弯腰假装系鞋带去拔匕首时，才发现绑腿中的匕首早已不翼而飞，他呆愣一下遂掉头就跑。尹维俊也紧追不舍，竟然一直追到他的藏身地——秦淮河边的江源货栈。货栈里躲藏着十来个准备行刺孙中山的刺客。听“骁勇”说他被一位姑娘一路盯梢狂追而来，大家慌了，认定这个姑娘就是孙中山身边传奇般的姐妹霸王花之一，众人知道大事不妙，一哄而散。
此时尹氏姐妹早已在秦淮河边碰头，布置妥当一切，“骁勇”一出货栈就被尹锐志叫来的侦缉处便衣队盯上，众人一拥而上将他缉拿归案。“哨官”和“棚长”趁着混乱再度脱逃，在外“漂”了两天，以为江源货栈平安无事，就双双回归。暗中蹲守在此的尹维俊干净利落地将他们双双擒获。黄兴此时正任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得知两姐妹的事迹后，称其为“革命女侠，民国功臣”，姐妹两人均被南京临时政府委任为总统府顾问。
宋教仁遇刺后，尹锐志、尹维俊、傅文幼等女子组成了铁血暗杀团，要再次北上刺杀赵秉钧，为宋教仁报仇。但是黄兴和陈其美都力阻其行，他们决定和袁世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宋案”。
二次革命失败，上海一片血雨腥风，革命者潜伏的潜伏，逃亡的逃亡。此时的尹锐志带着妹妹也躲藏在上海。此事被袁世凯得知，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亲自签发通缉令，捉拿尹锐志、尹维俊。看着满大街的通缉令，尹氏姐妹采取“居无定所”的办法，从不固定住在一个地方。
一天晚上，两姐妹住到霞飞路旁边的一条弄堂，这是光复会成员通过一位朋友安排的。
仍然停留在上海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得知此事后，派人将姐妹俩悄悄带到他在租界的住处，尹氏姐妹从此在租界安顿。相对安全的租界让袁世凯及手下一时无计可施。于是袁世凯改变策略，决定收买两姐妹。
一天晚上半夜三更，床头电话骤然响起，两姐妹从床上一跃而起，闪身到一旁。但是电话始终响个不停，尹锐志想到有可能是陈其美突然交代什么重要事件，最后还是上前接听电话。电话却不是陈其美打来的，一个男子告诉她，这个电话其实是奉上司的命令打来的，袁世凯总统希望见一见她们，希望聘请两姐妹做保镖。尹锐志当即拒绝。几天后她们又收到一封信，仍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又有一封信，并寄来一张银票，上面存有巨款，让姐妹俩去兑现，并告之这是袁世凯支付给她们的首期佣金。尹氏姐妹没有提取这笔现金，最终将银票退了回去。
不久，陈其美因为权力之争，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光复会在海外的机构解体。混乱中，尹氏姐妹悄悄远走南洋。后来尹维俊与光复会成员袁绍结婚，五年后病逝。尹锐志也与光复会成员周亚卫结婚，两人定居北京，长时间远离政治，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她才来到重庆，出任妇女工作队副队长、抗日军工烈属工厂厂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并与周亚卫、童杭时一起恢复光复会，自任会长。
1948年，尹锐志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民国女将唐群英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1937年6月3日），女，字希陶，号恭懿，湖南省衡山县新桥镇黄泥町人。中国清末民初女界领袖。
1871年12月8日，唐群英生于湖南省衡山县新桥镇黄泥町的一个武将家庭。1890年，唐群英19岁时，其父逝世。20岁时，唐群英遵照其母之言嫁给湘乡县荷叶乡（今属双峰县）的曾国藩堂弟曾传纲。此后她结识秋瑾、葛健豪。27岁时，她因女儿夭折，丈夫去世，遂打破过去寡妇在夫家守节的传统，离开夫家，回到娘家，在其“是吾家”书屋读书。1901年秋，她听秋瑾言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
1904年秋，唐群英得知秋瑾赴日留学后，也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自费入青山实践女校，秋瑾为其同学。两年后，她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后因成绩好而被湖南官方改为官费生。 在日本期间，1905年5月，经赵恒惕介绍，她加入华兴会，是该会当时唯一的女会员。7月，她经黄兴介绍而结识了孙中山。8月，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成了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1906年7月，她和王昌国发起成立留日女学生会，她当选该会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洞庭波》，唐群英积极为该刊物撰稿。1907年12月，唐群英从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
1908年2月，唐群英从日本回国，奉孙中山之命，找到已经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张汉英、陈荆，先后在湖南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以及江西西部等地策划组织武装起义，并且在1909年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次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
1910年6月，经黄兴安排，她再次赴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同时在中国留日女学生中开展运动。
1911年秋，她归国和张汉英在上海筹组女子北伐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她将黄兴护送到武昌。不久，她和张汉英组织女子后援会，向各界募集钱物以支援民军。11月初，江苏、浙江组织了江浙联军进行北伐。唐群英所率的女子北伐队列入了江浙联军编制。11月下旬，江浙联军进抵南京，女子北伐队与何奇伍团奉命于玄武门进行助攻，成功攻入玄武门。此后南京光复。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2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会上孙中山称赞唐群英“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总统府授其二等嘉禾章以示嘉奖。
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时约法草案中无“男女平等”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的名义，和张汉英在2月20日于南京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其目的为“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月26日，她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确定该会政纲为十一条：
（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
（四）禁止买卖奴婢； （五）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
（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
（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
会后，《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发表。
中国同盟会总部迁到北京后，唐群英和王昌国、沈佩贞等人同赴北京，继续要求北京临时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然而在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等改组派的纵容下，中国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遭到删除。唐群英遂冲进改组会议的会场，进行强烈抗议。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时，新的国民党党纲中仍然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唐群英遂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来到主席台上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支吾不能答，唐群英遂揪住宋教仁的头发向宋左右颊掌击，全场大骇，林森想出面调解，但还未说话也被打了一耳光。于是，有人提议将“男女平权”补入党纲，主席主持表决，只有少数人举手赞成而未获通过随后，唐群英写了《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人。8月27日，唐群英和沈佩贞拜见孙中山，并面交书信。9月2日，孙中山派人给唐群英送来了他亲笔写下的复信。信中称：
同盟会女同志公鉴：
来函敬悉。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更有一言奉献：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此复，并期努力进行。
孙文谨启 九月二日
9月4日，唐群英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此后她劝说女界领袖不再于国民党内纠缠，而是和国民党一起对付袁世凯。9月5日，唐群英分别拜见了宋教仁、林森，为8月25日的失礼致歉，宋、林二人均表示理解。此后，唐群英在北京设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并任本部总理。她和该会实业部长沈佩贞、教育部长王昌国在北京创办了女子工艺厂、中央女学校。她还创办《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
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北京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她和其他女界领袖提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后，在与议长吴景濂的辩论中称：“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付办法。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来，她在《女子白话报》上发文抨击袁世凯政府。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对唐群英悬赏一万银元加以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知消息而逃走，幸免于难。
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她与王昌国、葛健豪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1912年10月到1930年，唐群英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十家学校。1926年，湖南衡山县爆发农民运动，她支持原红茶亭女校的学生和当时在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以及其他妇女共同“闹祠堂”，以实际行动争取女权。
由于办女学用尽了家产，唐群英晚年十分潦倒。原中国同盟会会员张继、仇鳌、戴季陶知道后，于1935年5月请她到南京，并促使国民党当局任命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每月发给她二百元津贴。
1936年秋，唐群英返回家乡。1937年6月3日，唐群英在家乡逝世，享年66岁。
女杰 林宗素
林宗素（1878年－1944年），女，原名易，福州闽侯县青口乡青圃村人，父亲：林剑泉，母亲：黄氏。兄:林白水。 前夫：汤忠，夫：张客公。
自幼与兄长林白水受母亲教育。后来，林宗素到大舅家，随家馆老师高啸桐学西学。10多岁时，林宗素自己放足，不再缠足。不久，其母去世，林宗素完全依靠哥哥林白水生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底，林宗素随兄嫂到上海。1902年，她在上海入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其间，她参与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爱国学社的活动，实际上“明里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林宗素随林白水赴日本留学。到日本以后，她在日语传习所学习日语，并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活动。同年三月，为响应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林宗素、胡彬夏等将近二十名女生也组织共爱会，该会宗旨是“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林宗素、胡彬夏等12名女生还签名要求加入日本赤十字会，要求学习医术，以参加北征的军队，充当随军医护人员。
同年四月到五月间，林宗素返回上海。十二月，蔡元培为响应拒俄运动而创办《俄事警闻》，不久改为《警钟日报》。林宗素、林白水、柳亚子等人任编辑和撰稿人。林白水独自创办《中国白话报》，林宗素积极参与。林白水、林宗素还为青年学生创办了《和平时报》，成为《警钟日报》的姐妹刊。林宗素也成为上海报界知名的编辑和记者。
她还参与了福建同乡郑素伊、陈婉衍、童同雪等3人创办的宗孟女校定期演讲会、纪念会，以及她们创办的拒俄同志女会的活动。她们在《俄事警闻》上登广告，邀集关心国事的女同志参加其研讨会，讨论应付俄国及振兴中国等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中国白话报》与《警钟日报》相继停刊，林宗素继续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她到日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年秋，黄兴在日本横滨设弹药制造机构，请俄国虚无党人充任教授，林宗素和秋瑾、唐群英、方君瑛、陈撷芬、吴木兰、蔡蕙等人积极参与。她们当时被誉为“苏菲亚式女杰”。（苏菲亚，今译索菲亚·普罗夫斯卡娅），是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经张继主盟，林宗素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她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同时完成了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业。其间，她和林白水的朋友汤忠结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林宗素回到上海。此前，部分中国同盟会会员已于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上旬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并提出了“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新生个人”，以及“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该党先后创办《社会日报》、《社会党月刊》等报刊。林宗素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并成为骨干，积极参与女子参政运动，在中国社会党内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并任会长，还创办了参政研究会，又在宗孟女校设法政女学的课程。在林宗素等人领导下，中国社会党的女性党员们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作为宗旨，“从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加入各种政治结社等方面入手，而开展活动。”要求“临时政府准其会员（于）国会开会时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女界团体选举议员”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5日，林宗素由上海赴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访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获得孙中山对 “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的赞同。《民立报》、《申报》披露该新闻后，女子参政运动人士受到激励，反对女子参政的势力则加以指责。限于环境影响，孙中山一方面肯定了女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认为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才能实现。
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过程中，林宗素、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向临时参议院提议将男女权利一律平等、均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内容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后，其内容并未涉及男女平等。林宗素和唐群英等二十余名代表五次上书临时参议院，但均没有结果，她们遂三度大闹临时参议院。
1912年4月24日，林宗素、唐群英、吴木兰等人在上海张园安垲第举办了秋瑾烈士追悼大会。林宗素在会上介绍了秋瑾的事迹，认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后来，她在上海创立了男女平权维持会。不久，林宗素离开上海赴南洋等地从事教育并经商，资助林白水办报纸。1922年3月，林宗素一家自南洋返回北京定居。此时她已同汤忠离婚，同张客公结婚。后因张客公到河南任职，林宗素随丈夫赴河南。数年后，林宗素一家返回北京，和林白水同住一处。1926年林白水被杀，当时林宗素也在北京。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宗素一家迁居昆明。
1944年，林宗素在昆明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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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女校长，英烈杨荫瑜
杨荫榆（1884年9月7日—1938年1月1日），女，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小名申官。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当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杨荫杭自日本回乡后办起了以培养近代师资和科技人才为宗旨的锡金公学。是在兄长的影响下，杨荫榆得以入学，学习近代数理知识，而且开当地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当初订亲的时候，杨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 。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的低能儿，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她，以那个时代罕见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地掀起了一场风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这桩荒唐的婚姻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杨荫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觉、超前。在摆脱可怕的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就再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对爱恋和婚姻全不以为然，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190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却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的中国社会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风气逐渐影响中国，到1902年中国各地纷纷设立教会学校，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学生大多为上流社会的女子。景海女学堂就是类似的教会学校之一，由美国监理会主办，校址设在苏州市内东南部、薪门附近的天赐庄。这所学校收取的费用很高，杨荫榆依靠兄长的帮助，进入该校学习两年。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这个务本女中原本是个私塾。1902年被命名为务本女子学校，同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并驾齐驱，是一所为社会培养独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与杨荫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当时这个学校有学生150多人，具有相当规模。
1907年5月，杨荫榆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学院，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理化博物科学习，得业士。
1913年，杨荫榆从日本毕业归国。归国时的杨荫榆，日语水平很高，对日本的礼仪也极熟悉。毕业之际，她因成绩优秀受到校方嘉奖。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
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
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
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据许广平回忆：“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一个从旧式婚姻中挣扎出来的女子，不仅在事业上前途辉煌，而且深受学生喜欢爱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时的杨荫榆处在人生得意的时刻，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杨荫榆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照搬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运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视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任女师大校长期间，杨荫榆维护政府，受到北洋政府的赏识。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1924年8月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理时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他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她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杨荫榆又率领军警入校，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 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
杨荫榆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
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越来越高涨，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年底段祺瑞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渐渐变得有同情心，帮助学校里一个叫“怪物”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
1927年，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还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凡此种种，刺激了日本侵略军，杨荫榆也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杨荫榆，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荫瑜牺牲时年54岁。次年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杨荫榆女士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的史实是不能抹去的。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一个弱女子，杨荫榆不畏强暴，面对凶残的日本兵，竟敢孤身入虎穴，大义凛然地斥责敌酋，谴责日军暴行，实乃不屈于外族侵略者的壮烈之举，表现了她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
永远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宋美龄逝世20周年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4日），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籍贯广东文昌（位于海南岛），尊称为蒋夫人，中华民国政治家、外交家、社交名流、商人，前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总裁及第1至5届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前国民党主席及第6、7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之继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指导长、天主教辅仁大学董事长及名誉董事长，同时亦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与振兴医院的创办人，对近代中国历史及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影响深远，在中华民国有永远的第一夫人之称。
童年在中国
1898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宋美龄出生于上海市的同仁医院，一说宋美龄出生于宋氏家族的川沙厅中的内史第南厢房中，祖籍地在海南岛文昌市，父亲宋嘉澍即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人，曾担任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以印刷和批发《圣经》致富。母亲倪桂珍，她的父亲倪韫山是基督教圣公会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为上海名门望族。宋美龄在六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两位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分别比她年长9岁和5岁，哥哥宋子文比她年长4岁。1901年，大弟宋子良出生于上海[3]。1906年，二弟宋子安出生于上海。
1904年，宋美龄求父母，要去中西女塾（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上学；后来，因为年幼不能适应寄宿生活便接回家，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直到赴美留学。
青年在美国就学（10岁-19岁）
1907年9月3日，宋美龄与宋庆龄，在姨夫温秉忠夫妇陪护下，由上海乘邮船，经日本抵达美国留学。秋，与宋庆龄同入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城波特温学校。1908年夏，宋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卫斯理安学院文学系，宋美龄以旁听生得以允许住在学院宿舍。
1909年，宋美龄入佐治亚州皮德蒙特学院上学；同年宋蔼龄在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1910年，宋美龄回到卫斯理安女子学院与宋庆龄一起。
1911年，宋美龄在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读书。1913年，宋美龄转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韦斯理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和哲学。1917年毕业。后来，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
1917年，回到中国。1918年，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她积极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并且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后任上海工部局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她长得漂亮，有教养，有钱盛装打扮。
1922年，宋美龄在《上海时报》找到工作。宋美龄和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宋庆龄家里，当时孙中山一家正在广州；蒋似乎对宋美龄一见倾心。蒋曾赞成孙同宋庆龄结婚，见到宋美龄后不久，蒋就自己打算同宋美龄结婚之心事，向孙征求意见；孙认为宋美龄接受之可能性小，并且力劝蒋不要操之过急，使蒋大为吃惊。蒋向宋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不是基督徒；宋家坚持，蒋要娶宋美龄就必须信基督教，蒋答应与宋美龄结婚后认真研读《圣经》，宋家同意。
1926年6月30日，蒋介石拜访宋蔼龄、宋美龄，7月2日蒋介石日记称：“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 7月9日，蒋就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和蒋介石结婚（29岁）
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日记称：“行军之事，饷需先也。目前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来游浔庐，闻总司令部军饷拮据，武汉财部为共产党阻挠不敢发给。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乃由浔回汉，力催宋部长筹发二百万元，秘密运浔。因此军饷无虑，公乃乘舰东下，亲自督战宁沪，得以如期克服，厥功为不鲜焉。” 3月21日，蒋日记称：“今日思念美妹不已。” 9月26日，蒋邀请王正廷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做媒，与宋美龄订婚。
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蒋一连三天在《申报》刊登“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声明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等妻妾脱离关系。12月1日，蒋与宋于上海结婚。结婚仪式先后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家和静安寺路戈登路口大华饭店举行。其时有报纸在标题上一双关语称蒋宋联姻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婚礼分两次进行：先在宋宅会客厅举行西式婚礼，后在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
1928年1月1日，宋美龄力劝蒋“以党国为重，德业为要”，不可久留上海，“赴京不可再缓”，蒋允1月4日抵南京。10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七六次常委会同意蒋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提案，以培养教育阵亡将士后代；推定委员11人，谭延闿、蒋、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香凝、何应钦、叶楚伦、王文湘、宋庆龄、宋美龄等，校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谭延闿对宋美龄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 10月31日，宋美龄当选为立法委员。
1929年1月1日，宋美龄称赞励志社在总干事黄仁霖领导下的工作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公务人员，收入这样微薄，而能做这样勤奋的工作，你们励志社同仁都是谨慎而节省的，你们用一块钱去做两块钱的事，愿你们好好保持这种精神。” 8月25日，宋美龄小产，病情加重，蒋滞上海侍宋；8月26日，“其痛苦以今日为最甚”，蒋在家陪护；8月28日夜，刺客入室谋图行刺蒋宋夫妇未遂。
1930年7月19日，政府财政困难，宋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宋美龄面斥：“如你坚持不拨军费，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我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宋子文不得已答应即日勉力拨款。10月23日晨，宋美龄与蒋抵达上海谒见宋太夫人，蒋在宋公馆教堂洗礼入教，由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除宋庆龄外宋氏家族成员全部到场为蒋祝福。
1931年1月10日，宋美龄具函立法院，请辞立法委员一职。4月13日，蒋在杭州对宋美龄与宋蔼龄述说1924年春孙中山决定联俄事：“当时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余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而已。如余当初积极反共，不去广东任事，则总理止后，国民党早为共产党所消灭，中国亦无挽救之望矣。” 10月26日，《时代杂志》美国版封面人物为蒋宋夫妇。
1932年3月18日，蒋宣誓就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发通电；同日宋美龄，称：“吾夫子今日正式就职，为中国四万万苍生作福，普天之下欣欣同庆，是为美龄祝福莫大乎此矣。”
1934年10月14日，宋美龄在西安举行与西方教会人士座谈会，蒋宋宣传“新生活运动”。直至10月21日，宋美龄随蒋考察中国西北地区西安、兰州、宁夏、咸阳。之后至11月17日，到洛阳、开封、济南、北平、张垣、大同、绥远、太原、青岛、上海视察。
1935年4月26日，“新生活运动”总会将各种服务团改为劳动服务团，总会特聘宋美龄为全国妇女劳动服务团指导长，宋美龄复允担任。8月下旬，宋美龄再次小产。
1936年2月10日，在南京设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担任指导长。4月，受蒋之命，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5月，宋美龄改组航空委员会人事，升周至柔为航空委员会主任，调原主任陈庆云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埋下广东籍陈庆云日后策动两广空军军官“投诚”之伏笔。11月11日，宋美龄接受国民政府颁给的三等云麾勋章，奖励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任上筹划国防事功。为了组建中国空军，宋美龄在向外国采购飞机、聘请外国顾问等问题上，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此外，她还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日后被空军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对中国空军现代化贡献重大。1937年，蒋授权宋掌握空军；宋聘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
西安事变（38岁）
1936年12月12日，宋美龄在上海寓所主持召开关于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其间孔祥熙赶来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进行“兵谏”，发生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宋美龄顿感“不啻晴天霹雳”，急停会议，随即与孔祥熙、宋蔼龄共商应对；时西安断绝、上海谣言四起，宋美龄当夜返回南京，由孔祥熙电张学良：“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12月13日下午，宋美龄与孔祥熙和宋子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吴稚晖、戴季陶、居正等坚持立即讨伐西安。宋美龄之主张得到冯玉祥、孙科支持，迫使何应钦同意空军只炸西安城外，不得在城内投弹，会议同意宋美龄派人前往西安了解情况；宋美龄派威廉·亨瑞·端纳飞洛阳，待张学良复电后即往西安，由黄仁霖陪同前往；行前，宋美龄分别写亲笔信给张学良、蒋介石；宋美龄恳请宋庆龄与中共联系，并出面斡旋以保证蒋之生命安全；宋庆龄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之代表潘汉年联系，潘汉年亲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面谈。
12月14日，端纳抵西安转交宋美龄致蒋亲笔信：“夫君爱鉴：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思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妻美龄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蒋阅后感激涕零。
12月15日，宋美龄接张学良复电：“京蒋夫人赐鉴：元电敬悉，语重心长，至深感佩。介公在此，极为安全，精神饮食如常，良常素知，但国家民族已至存亡最后关头，中央非变更对外妥协政策，不足以救危亡，精诚团结，固为必要，但必须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团结。沉着准备，固为胜算，但强敌无厌，危机一发，何容再谈准备。数年来良之拥护介公，竭诚尽智，为夫人之所深知，金石可渝，此心无二。只以爱国家爱介公发于至诚，屡经以立起抗日涕泣陈词，文登具在，绝非虚语，乃介公之主张坚执不移，万不得已，始有文日之举。区区之心，为公而非为私，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端纳即行遄返，不尽之意，由渠面为详陈。统祈鉴察为祷。张学良翰戌印。”宋美龄电端纳：“各方阻我成行，然余亦决心飞陕。” 12月19日，宋美龄通知端纳宋子文获准飞往西安。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端纳陪同下离开南京前往西安，戴笠和蒋鼎文随行，宋美龄将自卫的左轮手枪交给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谏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在张学良、宋子文陪下，宋美龄前往蒋住处，蒋“愀然摇首，泪𣽽𣽽下”。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和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张学良公馆首轮谈判。晚宋美龄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希望宋子文兄妹能劝蒋同意抗日要求，以利国家与个人；周恩来也答应宋美龄做劝说杨虎城的工作，早日恢复蒋自由。
12月24日，宋美龄参加两派三方谈判，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据周恩来、博古联署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称：“一、孔、宋组行政院，宋子文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人民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战停战撤兵（现前线已返）。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外交政策：联俄，与美、英、法联络。八、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院长。九、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晚宋子文、宋美龄陪同周恩来见蒋，蒋与周恩来握手寒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宋美龄在送周恩来出来时称：“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奠定政治基础。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蒋，亲送蒋夫妇等人飞离西安，傍晚抵达洛阳，12月26日抵南京。
抗战时期和中美关系
蒋介石在国家大事上最亲信宋美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几次作为蒋个人使者到美国；她的魅力和风度使她成为国际名人，而且往往能把蒋比较生硬之形象冲淡一些。
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
1938年，宋出版《战争与和平通讯》；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1月，美国《时代》杂志称蒋宋为1937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将他们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作为“新闻人物伉俪”。并指出“1937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13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3月10日，宋美龄在武汉出席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会议上称：“不单是为人道，我们应该如此做，为救国，我们应该如此做，为支持与建立战后的新中国，我们更应该如此做！现在的中国，正是一个多难的大家庭，而战时流离困苦的失教失养的儿童们，这中间正有不少可以磨琢成功的精金和美玉，我们只要能够周到的保护，尽心的教养，这一批儿童，自小就知道自强自立是怎样的重要，自小就吃苦为常事。再不会畏难，再不会怕危险，再不会堕落，再不会不努力，而且这一批一定能够理解互助的价值，一定具备很丰富的同情心，一定能够知道不奋斗就不能生存，一定能够打倒列强，争取国家民族光荣为终身的责任。” 3月13日，宋美龄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事，被选为17名常务理事之一。
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照片，成功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赴美国国会演讲
1942年2月28日，宋美龄以飞虎队荣誉队长身份，对美国飞虎队发表讲话：“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第一，中国人民无畏的勇气，第二，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第三，中华民族永存不灭的灵魂。” 10月31日，蒋介石担心宋美龄“恐其有癌，不如早割”，当晚决定宋“飞美医病”。11月11日，国民政府授宋美龄一等宝鼎勋章，以褒奖前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期间，对中国航空事业作出甚大贡献。11月18日，宋美龄在孔令伟和孔令侃陪同下，带护士、秘书等20余人前往美国，拉铁摩尔同行。12月17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电文称：“尊夫人盛名清德，此次在美，深为余夫妇及我国国民所尊敬也。”
为了使美国更支持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1943年2月，宋作为蒋之特使访问美国，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贵宾，三度访问白宫，在白宫住了11天。她仪态高雅、言谈适度，赢得罗斯福夫妇敬佩。2月18日，遵循蒋介石2月13日四封电报的要求，宋美龄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赞扬美国部队的战斗力、美国的民主政体，介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并强调不可小视日本的军事力量，提出要以实际行动实现中美两国共同的理想，建立和平的世界，当天返回纽约。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继荷兰女王之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者的第二位女性。
随后，宋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总计超过25万人听过她演说。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地位。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3月1日，宋美龄首次单独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前两次是和蒋介石共同被选为封面人物，其中有一次是1937年和蒋介石共同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6月1日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亲赴纽约邀请，6月15日宋美龄抵达渥太华访问。
出席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18日，宋美龄随蒋介石启程，11月21日抵达开罗。11月23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赴罗斯福寓邸，出席中美英三国领袖第一次开罗会议。由于蒋不会说英文，居中翻译协调的工作全部由宋负责，罗斯福事后说：“我对蒋先生的印象十分模糊，现在想想，我对蒋先生的认识，几乎全部是透过他的夫人。”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个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国共内战在华时期
1945年9月5日，宋美龄自美国返中国抵达重庆。9月26日，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46年，为调停国共冲突，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抵华，接受蒋介石夫妇招待，由于接受西方教育，宋与马歇尔在各方面交流反应，引起民情不同的中国人及部分美国人批评。7月14日，宋美龄与蒋介石由南京飞往庐山牯岭避暑。10月2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台湾，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军务局长俞济时、秘书沈昌焕随行。此为蒋夫妇首次造访该地，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
1947年4月23日，宋美龄受聘为世界妇女公民协会名誉主席。4月26日，国际母亲大会在巴黎揭幕，宋美龄任荣誉主席。
战后，宋美龄姐夫孔家与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团在政治默许下，在贸易特许权、金融等上下其手，被许多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当时中国国民党形象败坏主因之一。
台湾公视“世纪宋美龄”第二集“奋起与挫败”中，曾描述宋美龄亲人孔宋家族以权势谋私利。1948年10月1日，上海发生“扬子公司案”，该公司经理孔令侃（孔祥熙之子）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蒋经国迫于舆论之压力而将其拘留；是日，宋美龄乘“美龄号”专机自南京飞赴上海亲自为之调解[12]:8687。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宋美龄姨甥孔令侃，但在宋干预下，蒋特地发一封电报给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处理此事，露出内心挣扎。
国共内战在美时期
1948年底，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一路失守，蒋介石争取美国对他再次支持。11月28日，宋美龄飞往美国，商洽美援。12月3日，会晤马歇尔，12月10日会晤杜鲁门。蒋同意宋美龄直接寻求美国政府援助，且提示与美方商谈时，可明白传达其个人进退之态度然而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冷淡处理，在美国无能为力。12月26日，蒋函电宋美龄，告知政局恐即有变化，希望其尽速返国：“其关系在桂派而不在共匪也”。12月27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努力党国多年艰苦，决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再者，奉化绝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广东、台湾似较相宜，请转告。12月28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在南京如不能维持，则须赴台湾或广州，决不能回乡；孙中山革命数次失败而后竟得成功，我等为四万万人民及将来国民计算，只能抵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如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无法继续革命，而对不起孙中山，故宋美龄绝对反对，现在只能决心克服困难。
1949年1月21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此次返乡，对其之康健与安全甚为忧虑，衹要蒋介石之安全能保全，他们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希望蒋经国即日赴乡婉劝蒋介石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宋当与他们在加拿大晤面会商一切，盼望速电覆宋。3月24日，宋美龄派人带消息给蒋经国，谓“美国对华政策有转变之趋向”。
中年后期经历
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自美国飞抵台湾。4月17日，宋美龄主持在台北宾馆举行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受任为主任委员。并创办华兴育幼院等。
赴美国就医
1952年8月9日，宋美龄因神经性皮肤病复发，赴美国就医，当日飞抵马尼拉后飞火奴鲁鲁。1953年10月，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工作会指导长。1954年10月22日，宋美龄自美国返回台湾，由火奴鲁鲁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1957年7月11日，宋美龄在阳明山台银俱乐部主持“中国防痨协会”筹备会，商讨该会的组织与成立事宜，决定将台湾省防痨协会扩大为“中国防痨协会”，宋美龄被推为筹备会主任委员。
1958年2月4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年度首次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聘请宋美龄为名誉会长。
1959年6月14日，宋美龄接受夏威夷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思想的摹拟之害》：“技术虽决定生活的外表，精神价值却深入我们的内在根源。不过，如忽略真理的追求，则持久的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也仍属肤浅而无益。对于这一点，一个唯物主义的头脑将感无法理解，更不健康的现象是：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摈拒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境标志的东西外，拒绝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紧紧跟随着所规定的环境思想，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进入一种摹拟的程序，通过此一程序，原本可以产生丰富果实和放出异彩的个人特性与潜在的创造力遂为之凋谢窒息……应任由个人依随其自己的气质发展，选择其自己的职业，允许人性中天生的自动热情滋长，必能产生慷慨、不自私及高尚的思想，转而有益于全人类……暗示人们独立思想的恐怖，利用人类不惜代价求取安全的共同愿望，和我们原始的轻信心理，以持他们的‘虚伪逻辑’与‘谬论’成为真理与实证，并得以影响政治上的不成熟者毫不质疑地接受共党的结论……自由世界应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应该不予强调属部分性或自私的利益……只有加强自由制度训练场所的学校及学院的自由体制并使之永久化才可完成”。6月15日，宋美龄被联合国世界难民年“中国委员会”推举为名誉会长。
与蒋介石居住台湾
1961年4月2日，宋美龄在士林教堂复活节礼拜默想文：“现有若干学派认为物质本身并不存在，物和心不过是许多有组织事件的适切表现而已……这种对感官方面感觉传递的次要现象所作的解释，若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的说明，我们固然无须予以指责，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此解释仅仅涉及心灵活动的次要现象，至于给人类以生命活力的基本心灵活动，仍未作明白的解释……从历史去看智力的创造力、物质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造，大部分都与基督教的形式和时代，密切地交织成难分难解的一片。次之，耶稣基督的为人点燃了人类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经成为被人类接受的智慧、道德、仁爱和人道的标准观念。由于他心灵的纯洁，他所领导的积极生活，他已永远成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范……不能同意信仰系由质子和电子的作用而来，因为，无论上智或下愚，皆不能使我们中任何人相信电子和质子能在人类精神紧张和孤寂的时候，给我们以援助和慰藉。凡是精神修养成熟的人，都知道宗教信仰有如道德观念，是超越智慧和理性的范畴和界限的。在我个人，认识上帝是先验性的，因为它完全是直觉的……今天，我们较之以往更需要这种神圣的火花，和上帝的灵性，如在圣经旧约中宣讲者，以照明我们区别善恶的知识所在处。因此，可以使人类再度发现内在魄力和辨别中，寻求这种永生以征服唯物主义的诱人的邪恶”。
1964年10月13日，宋美龄为推动高关怀青少年的辅导与教育工作，于彰化市设立台湾省立彰化进德实验中学，后来持续演变成现今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965年8月，宋美龄飞美国访问。1967年6月29日，宋美龄出席辅仁大学在台第一届毕业典礼，接受该校授予名誉董事长。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4年3月，蒋与宋美龄设宴饯别即将卸任离华美国大使马康卫夫妇。
1975年4月5日，蒋以突发性心脏病，于下午11时50分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享年89岁。4月7日，宋美龄至荣民总医院再见蒋遗容；4月11日至4月14日，宋美龄接连4天至设在孙中山纪念馆的蒋灵堂默哀；4月15日，宋美龄至慈湖察看蒋厝灵设施；4月16日，宋美龄参加蒋“奉厝大典”。4月28日，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4月29日，蒋经国午饭后，奉接宋美龄手谕一封：“经国：今天又届你的生辰，往年我都为你设席与人共聚，一享天伦之乐。此次自父亲撤手离你我之后，我们再也无此兴致作任何怡宴之举。今晨我特别起得早，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智慧健康和毅力，并特别赐福予你，这是我今年以此为寿。母字。”
晚年经历
孀居美国
1975年9月16日，宋搭乘中美号专机赴美，行前发表〈书勉全体国人〉，全文3,000多字：“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姐夫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霭龄大姐在美病笃，其时总统多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两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
1978年6月17日，宋美龄向辅仁大学毕业生发去书面致辞，劝告毕业生“勿沉迷于浮浅的诱惑，必须警惕地严防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更多放任人们所玩的游戏的污染，才能确保自由心灵的生存”。12月16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8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宋庆龄病危的消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告客居美国的宋美龄。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治丧委员会通知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等人，请他们参加葬礼。最终，宋美龄并未出席丧礼。6月21日，辅仁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宣读宋美龄书面致辞，称“在世界各国许多的学校中，并没有把客观的研究本身当作教育的最后目标。它们反而变成了一知半解、混淆是非、曲解真理，甚至散布彻头彻尾谎言的温床和中心……在广面（爱国和信神）及狭面（家庭关系和道德的崩溃与放纵）放弃悠久历史考验的传统价值……一个拥有健全自由的文明社会最能成长、兴盛，但它必须不断注意本身的限制和约束自己”。
1982年7月，中共统战部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呼吁两岸展开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8月17日，宋美龄在纽约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责任，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属罕见。余认为其（何香凝）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许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献，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摮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中国共产党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希翼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颐养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
1984年2月16日，针对邓颖超1月16日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宋美龄发表《致邓颖超公开函》：“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加之各帝国主义藉用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求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国之不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聩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心裁，予我革命基地广东以极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世界地位极其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联政权乃是正义感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其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干分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与实施。……曾与大姐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时，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识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
1985年1月29日，宋美龄密电蒋经国，建议蒋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一单边性郑重声明，在1997后允许英国托管香港三十年。蒋经国并未采纳此建议。宋美龄向辅仁大学应届毕业生发表书面赠言：“基督教服务牺牲和博爱宽容的精神……并不是姑息的容忍；因为宽容是在日常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为避免摩擦，改善气氛，所不可缺少的做人态度，并不必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原则有所牺牲或妥协。姑息的容忍则是另一回事，它可纵容罪恶而牺牲基本原则，如果不是根本忘了善恶之分，便是有意颠倒是非……在你们毕业的时刻，我要说明一个过分强调善意、会破坏纪律，并造成持续数代不良影响的例子。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于自贬造成全面的自我批评，其中特别令人想到在民族教育方面的强烈批评。日本由于战败的耻辱以及自认不如人的复杂心理交织，于是全盘采行美国教育的哲学与结构。然而，经过四十年模仿的结果，他们开始了解，全盘采行美国制度只强调一面，已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步调。于是又重新提倡佛教、日本神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将这些传统思想与某些西方的理念，折衷地融合……（美国人民）目睹美国连续在政治、外交上的挫败而幸灾乐祸、美国知识分子以尽量诋毁美国各项缺点以表现自己的学术勇气与身价……（希望毕业生们）勤于思考把持正确方向，明辨是非为理想而奋斗”。
短暂回流
1986年10月25日，宋美龄由蒋孝勇陪同，自纽约飞抵台北。10月31日，宋美龄主持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并致词“希望大家再进一步发扬无私无我的精神，把艰苦建设的责任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国家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让三民主义的光辉普照大陆”。同日发表〈我将再起〉的文章：“尚忆江西清剿时代，于收复地区，我们一面发起‘新生活运动’，一面则推动乡村服务与重建工作……民国二十六年，美龄结合妇女团体，发起及创立抢救各省战地烽火与父母失散‘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婴稚之摭聚及保育机构。二十九年（1940年）战况正趋激烈，而国际局势益见阴霾之时，美龄亦不时振笔为文，以期鼓舞纯正的爱国思想，并建立坚强无比的信心，这些文字，经合刊成书，题名为〈我将再起〉”。“先总统还特别写了一篇序文，肯定‘中国将必从它的许多艰难困苦中，崛起而为一强大的国家。’但也同时提醒国人：‘只有拿出坚忍不拔的勇气向前迈进，我们才能使一个新的中国屹立于世。’”引起台北政坛议论。
1986年12月3日，宋美龄发表专门畅谈年来所思所感：“毫无疑问的，美国有太多值得赞誉的事。杰弗逊的民主理念，大体上在这个国度里推行，可说是顺利的，然而我们必须着眼于整个北美大陆，即使在法国与英国殖民时期，先有一些具有更独立和更冒险精神的男女们所移植；许多来到这个新世界的人，是以他们认为敬拜上帝的合适方式，他们或摈弃、或培育、或采纳、或创立新的传统、社会规范和文化，使能更适应他们当地环境的需要。换言之，美国的伟大，源自不为过去的泥泞孑孓似的寄生虫所覆盖，凡此将阻挡想像力，并阻扰足以勃发的成长。新大陆的立国先民，享受到不曾为传统中败坏的因素所压制和发展；美国这个国家能够自主的选择，采纳她所需求而挣脱羁绊。因此，放纵个人的创意及动力，而促成许多发明创造的机会。几乎可以说，对每个人而言，提到亚美利坚这个名字即会联想到她是一个年轻而有勇毅且是充满活力而又美丽的一个国家，由具有崇高理想的男女们所工作和生活的住所，他们充满真善美的人性光辉，具有广博的胸襟气度，并对自由全力奉献投入。而他们的子孙则都被教导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责任，而自稚子开始训导使确知这是每一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所关切的是一些对未来不祥的征兆。很明显的由种族偏见造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再度在日本昂扬起丑陋的头颅，因为潜伏的军国主义先锋又在日本崛起……但是面对一九八六年的今天，在日本战败与盟国占领下，并历经四十余年的民主化和国民大批出外观观光的结果，应可使日本人更意识到外在世界的存在。日本民族不应再有偏狭观念，不则仍会预兆着黑暗与不祥，对于日本天皇正当的向奎诺总统（菲律宾）表示了他的遗憾与难过，仍然有人大表反对，真是令人不可置信……早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曾自东京报道说，日本文部省决定要删除在学校教科书上任何有关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批评性文字’。这个纂改侵略及大屠杀的种种行为，文部省竟然狂言说是‘一项审定政策’；而且是‘既客观又公正的’。忽视事实真相的教育是为了实现这句讥诮讽刺的格言：‘无知便是福’。日本内阁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已有腼然之意，而不再赞成这种做法，那位大臣因而就被迫辞职了，封建时期武士道的英雄事迹确实是一种令人赞佩对部落民族的忠诚，适合现在的青少年或成人茶余饭后消遣时光的，但是在廿世纪的现在，此种像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野蛮行为，颂扬暴力与大屠杀的英雄式崇拜，已经不再符合现代文明人的信念……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人的许多事实之一，在于他们缺乏直接的责任，或是没有第一手知识，或是缺少实际经验。但是在从事批评时，他们十分苛刻，却又提不出方案与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没有责任……民主政治不应对外国的方式照单全收。……在此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民主政治无疑是最高等的政府形式，然而正如同目前，在近二年中，雷根总统以及好些明理之士就常常指责民主政治有时不免失之偏袒，未能照顾到全民的福𧘲”。
1987年6月12日，宋美龄向辅仁大学毕业生发表毕业赠言：“在过去的廿五年里，尽人皆知，美国的教育，因受放任哲学的影响，而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家长的随便态度和教学的不良环境，更对学生造成了实质的伤害……言论自由的口实已遮掩了是非真相，推倒了真民主，但并没有推倒我们举世所见之代用的假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左’倾的或极左派分子往往因而获得荣宠……诸位（毕业生），有朝一日几乎都会为人父母，很可能必须在这世风日下的世界中，面对如何以‘明暗对照法’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明辩是非。你们肩负的重责大任，不光是如何设法使你们的子女发扬所长，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而且更要赢取世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尊重”。
蒋经国过世
1988年，蒋经国过世，享年78岁。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26日，宋美龄致信国民党中常委，称此时选举主席时机不当，应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比较适合。中国国民党拟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之前，宋致函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异议，认为此事不宜过急。2月，李登辉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7月，中国国民党十三全党代表大会通过李登辉总统为党主席。
7月8日，宋美龄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委托大会秘书长宣读《老干新枝》的讲话，称“眼前正值紧要关头，老成引退，新血继之，譬比大树虽新叶蕞生，而卓然置于地者，则赖老根老干。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党国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今后党之发扬光大有赖纪律之恪遵，有品有德优秀人员之引进，然而其不容变者则是党之精神、党之原则、党之方向及党之纪律，其不可有者则为藉党逞私欲、个体求炫众、标新立异，动摇国本……坊间新闻媒体对国事之批评与建言，应诉诸社论专栏，堂堂正正供大众判读，若任意制造民意，混淆视听，则非所应为，而为国人所弃……崇尚民主，慎防尔‘民’我‘主’……党主席表率全党，其产生应根据党章，不宜草率为之。诸位同志身负重托，心系安危，自当内和不同、外纳舆情，求新而非排旧，守纪而拒乖张，法律必须严格遵守，暴乱亟应依法切实制止，庶几可以推行民主，巩固经济，在党主席领导下群策群力继续发扬本党辉煌历史”，引发各界诸多猜测。是她在台湾公开政治场合最后一次发表演说，蒋家在台湾四十年统治亦正式结束。
1989年，李登辉让郝柏村升任国防部长，实际上是让他离开参谋总长之位。当时李登辉被召到士林官邸蒋宋美龄面前，蒋宋美龄用“Please listen to me”做开场白，向李登辉表示能够号令军队的只有郝柏村，要求不要换掉他参谋总长的位置。蒋宋美龄用英语夹杂上海话告诉李登辉。李登辉只能用英语沟通，并以听不懂为由请蒋宋美龄用笔写下来，他记得纸条上有“非法命令”的字样。最终李登辉并没有听她的话，如期更换参谋总长。
重返美国及晚年
1991年7月15日，宋美龄指示“妇联会”总干事辜严倬云速购粮食与药品，通过红十字会等机构送往中国大陆，救济遭受洪灾的民众。9月21日，宋美龄离台赴美，李登辉等人至机场送行。宋美龄搭中华航空波音747SP专机再次赴美国长期休养，她从官邸带走大批行李共100多箱。
1992年9月10日，中华民国监察院联席会议通过 监察委员 林纯子所提“宋美龄赴美使用通行状暨士林官邸长期占用公地”弹劾案的调查报告，指控宋美龄为卸任总统夫人，使用外交公务护照违反规定。由于赴美时是持“元首通行证”离境，曾引起批评，中华民国外交部于1994年9月7日主动说明行政院已专案核准要给宋一本外交护照；承认过去让宋持用“元首通行证”免验出关不正确。赴美后，宋美龄由外甥女孔令仪照顾，深居简出，几乎不接受外人拜访。
返台探视病危的孔令伟
1994年9月10日，上午宋美龄飞抵台湾，蒋孝勇等人同机回台，前往慈湖谒陵，下午至振兴医院探视已患直肠癌晚期的孔令伟，当晚留宿振兴医院，至9月13日下午始返回士林官邸，9月16日下午回振兴医院探视孔令伟[3]:602。9月19日下午，宋美龄离台赴美。11月16日，宋美龄参加在纽约曼哈顿方砖教堂举行的孔令伟追思礼拜与上州墓园举行的安葬典礼。
1995年7月26日，上午由纽约飞抵华盛顿，下午接受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及参议员赛蒙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邀请，出席美国国会为她举行的致敬酒会，并发表讲话，当晚返回纽约。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致敬酒会表彰宋美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美关系所做贡献。
2000年1月1日，宋美龄出席纽约《世界日报》举办“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暨书画名家跨世纪千禧联展”画展开幕式。9月8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评仪委员会主席团首席主席身份，以通信报名完成党员重新登记手续，成为中国国民党终身党员，并亲笔签署绝不参加或支持其他政党的党员规约。
2001年10月23日，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秘书长辜严倬云代表宋美龄，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张学良追思礼拜及公祭。2002年3月25日（阴历二月十二日），在纽约寓所与辜严倬云、林澄枝、秦孝仪及孔令仪夫妇、宋仲虎夫妇、蒋方智怡等人共度生日。孔令仪透露，已在纽约上州芬克里芙墓园备好蒋夫人室内墓地，遗体不回台湾。
2003年3月，宋美龄因患重感冒住院疗养。3月14日，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人夫妇与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夏立言夫妇与蒋宋家亲属等人至寓所祝寿，因宋美龄3月12日才出院，身体仍须休养，未接见访客。10月中旬，宋美龄出现轻微肺炎迹象，左肺出现钙化。
在美国纽约逝世（106岁）
2003年10月24日美国东岸时间晚上11时17分，宋美龄于纽约曼哈顿寓所逝世，彼时孔令仪夫妇、蒋友常在旁陪伴；美国主要媒体都报道宋美龄逝世[3]:612。宋美龄享嵩寿106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10月29日，宋美龄停灵的纽约法兰克林坎尔贝殡仪馆开放外界吊唁。10月30日，宋美龄灵柩由周联华牧师及家人护送，移至纽约上州芬克里夫家族墓园。11月5日，宋美龄追思会在纽约曼哈顿圣巴托罗缪大教堂（Saint Bartholomew Church）举行，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前领袖杜尔及民主党前联邦参议员赛门夫妇、前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孙媳、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及教廷驻联合国代表等人参加。在追思会开始前，连战将中国国民党党旗交予宋美龄家人以示敬意，后在追思会上发表题为《风雅常亲——纪念宋美龄女士》的谈话，称宋美龄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女性领袖，是台美之间友谊的永恒象征。宋美龄告别式可以说是蒋家多年来的大集合，除了身体健康不佳的蒋方良没能前去外。包括蒋孝文遗孀徐乃锦、蒋孝章俞扬和夫妇、蒋孝武前妻汪长诗、遗孀蔡惠媚、蒋孝勇遗孀方智怡、蒋纬国遗孀丘如雪，子蒋孝刚以及第四代的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等皆出席。
家族
她的两位姐夫分别是孔祥熙和孙中山。其曾孙蒋友柏于长女出生甫满月，便与其妻女赴美与宋美龄女士聚会，并由其命名为“得曦”（是时家族字辈排行至“得”），且与其拍照。蒋友柏回国后曾回忆曾祖母时说到见其玄孙女时非常欢喜。后其长子蒋得勇出生前，宋女士已去世，来不及让曾祖母见到蒋得勇一面，感到非常惋惜。
身后各界反应
全国社会各界均表达对蒋夫人过世感到难过，并高度肯定其对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贡献。许多民众主动前往设在台湾各处的简易灵堂，向这位“永远的第一夫人”致敬。
当时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振兴医院均设置灵堂，后两处2003年10月25日有数百人前往吊唁。10月25日，连战夫妇、林澄枝及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夏立言等人至宋美龄寓所致悼。
2003年10月26日，设置于中正纪念堂的宋美龄灵堂正式开放。同日，蒋方智怡针对李登辉曾于一座谈会称宋美龄当年“联美抗日”是以“‘贿赂’罗斯福家族的方式换取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所谓的‘中国料理’”，称：“蒋夫人在中华民国处于内忧外患时还能抱病前往美国，主要是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情谊；而她在美国国会演讲中痛斥日本侵华举动更让美国人知道日本的真面目”，斥李登辉所云毫无依据，违背伦理道德。
时任副总统吕秀莲前往中正纪念堂的灵堂前致悼时表示，蒋宋美龄是“旧时代的新女性”，“希望台湾人民在缅怀蒋宋美龄的同时，也应学习她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女性对于国家兴亡也有同样的责任。”[ 。
2003年10月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宋美龄治丧筹备会，商讨治丧事宜，决定由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与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成立治丧委员会，连战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楚瑜、郁慕明、辜严倬云担任副主任委员。
2003年10月28日，蒋方智怡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称，宋美龄遗体将暂厝纽约，日后再安葬慈湖。
2003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政府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颁发褒扬令：
故总统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资赋颖秀，维四岳之通灵；才慧双修，随百花而诞降。早岁负笈游美，卒业麻州卫斯理女子学院，学贯中西，超群拔萃；相夫弼政，沥胆披肝，历经开国、靖难、剿共、抗战、戡乱等诸役，尤以西安事变，蹈危履险，深入虎穴，厥绩至伟。抗日战争期间，周旋坛坫，应邀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演讲，蜚声海甸，巩固中美邦谊，终至胜利。出席开罗会议，确保我国领土完整，盛誉扬辉，贡献至钜。为我国空军建军，展布新猷；创办华兴育幼院，施爱遗孤；成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恢弘妇权；筹设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泽惠群民。综其生平，跨历三世纪，惠爱在朝野，简册留芬，允垂世范。上寿归真，殊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崇念懿德之至意。
2003年10月31日，总统陈水扁至纽约宋美龄寓所，颁赠宋美龄家人国旗与褒扬令，蒋孝刚代为接收。由于家属认为宋美龄已经入殓，致送之国旗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致送之党旗到纽约后，家族并未举行覆棺仪式。宋美龄与宋子文、宋蔼龄、孔祥熙都安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
2003年11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中华妇女联合总会共办的“蒋夫人宋美龄追思会”在台北中山纪念馆举行。
时任总统陈水扁原指示在宋美龄出殡日全国降半旗，但因太晚得知日期而取消。
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均肯定她在抗日战争时对中国的巨大贡献。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报道宋美龄逝世时，赞扬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美国游说联合对抗日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贾庆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宋庆龄基金会都向宋美龄亲属发去唁电，对宋美龄女士逝世表示哀悼。
贾庆林唁电全文如下：
宋美龄女士亲属：
惊悉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宋美龄女士逝世，我谨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你们表示诚挚慰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贾庆林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并发表谈话称：“宋美龄女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
汪道涵的唁电全文如下：
纽约 宋美龄女士亲属：
惊闻宋美龄女士仙逝，深表哀悼！
宋女士一生历经世事沧桑。半个多世纪前，民族危亡存续之时，投身全民抗战。晚年萦怀两岸关系，期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鹤驾已西，鸾音不再，令人憾惋。
谨向亲属表达诚挚慰问！
汪 道 涵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003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发表声明，对宋美龄逝世感到悲伤，称宋美龄毕生都是美国的挚友，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将记得且尊敬她的才智与坚毅。布什表示：“蒋夫人永远是全体美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为她的过世感到十分难过。”
评价
舆论
国际皆推崇她为“中国空军之母”，中华民国民间也有“永远的第一夫人”的称谓。
美国总统罗斯福称宋美龄与外国人打交道是“与众不同的特点”。
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森认为：“我认为蒋夫人本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蒋夫人文雅，衣着漂亮，富有女性风格，却又很刚强。”。
美国将军史迪威于1942年4月1日于日记中称：“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影响力”。
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评价宋美龄：“一位乱世美人，以女性的非凡情感，影响了大千世界，值得我们永远品味和思考。”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说：“蒋夫人多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尤其是男人，这已经成为她的第二性格。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我。”
陈香梅：“对年轻一代而言，美龄女士的一切是如此遥远而近乎神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没有一位能和她一较雌雄。”
孙穗芳：“宋美龄虽已走入历史，但其睿智、坚毅、优雅的形象却留在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她有一颗中国心。”
陆铿：“在没有见到宋美龄之前，以为她一定是高高在上，不大理人；没想到得遇宋美龄后，见到她对每个工作人员都是笑咪咪的，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没有一点架子。”
柏杨：“宋美龄除了有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和西方教育习惯的生活外，在她的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却是中国传统当权派的封建暴力。”
妇联会与党产会争议
2019年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根据妇联会财务资料发现，妇联会自1990年4月起，每月提供宋美龄1万2500元美金（约新台币37万5000元）奉养。此外，宋美龄纽约寓所的电梯工程费用也是由妇联会支付。被问到媒体报导是否为真，妇联会主委雷倩表示“党产会查到的资料根本没拿给我们看，至今扣住妇联会资料、选择性放话，让妇联会无从回应，完全不对等，若我看账簿，就可以回应了。”党产会发言人施锦芳受访表示，关于妇联会补助蒋夫人部分确实有部分资料记载，但因尚未有其他资料佐证，本会对此予以保留。
逸闻
1986年1月2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余在白宫作晤强欲其供给余美籍护士小姐三餐事实上从未有过彼等不住白宫从未吃过一顿白宫饭再说余每日换被单五次在二十四小时内袛睡一次其他时间均有节目会客与罗总统谈话焉有睡五次哉？……”
管碧玲2017年6月参加李登辉在中山大学演讲，及后在她自己的脸书页面称：演讲中李登辉说当年为了军队国家化，准备把郝柏村拔除参谋总长的位子，让他去当国防部长。这件事，惊动了蒋宋美龄。蒋宋美龄把他叫到士林官邸，告诉他国家安全很重要，军队负责国家安全，千万不要换掉参谋总长，他当时假装听不懂蒋宋美龄的口音，跟蒋夫人说：“你的上海话我听不懂，是不是请你写成一个报告给我。”李登辉说，“这份报告现在还留着”。
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书中曾指称，杜鲁门曾大骂蒋、宋、孔家族侵吞美援：“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1995年，杜鲁门传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H·费雷尔指出此书所记载的谈话多为虚构。
宋美龄与孔家人密不可分，曾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的说法，甚至并称四大家族，孔宋财产加总足令外界瞠目结舌。
宋美龄在美国所住房地产先后包含：长岛蝗虫谷及曼哈顿上东区双层公寓两处。前者是以其大姐宋霭龄及孔祥熙名义于1960年入手，1975年失势后到1998年所居住之处，整座庄园含建筑共37英亩，1998年被拍卖共售得300万美元（超过上亿台币）；后者则座落在曼哈顿蛋黄区，房子在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为40坪楼中楼，奥巴马卸任后原本有考虑搬进同栋公寓。因此，在宋美龄逝世时，其外甥女孔令仪特别表示，宋美龄仅留下12万美元存款，名下无任何财产。
宋美龄曾为在民国时期发行的《丁丁历险记》担任过中文版本的译者，该书籍经已绝版。
林森逝世80周年
林森（1868年2月11日－1943年8月1日），字子超，号长仁，政治家。福建闽县闽县尚干乡凤港村（今属祥谦镇）人。1932年至1943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
1877年入美国教会学校培元学校，1881年考入鹤龄英华书院，1884年任职台北电报局，台湾割让后在台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组织地雷队与日军作战，台湾被日军完全占领后回到福州。1902年到上海江海关任职，其间参加反清活动，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江西九江军政府民政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长。南北议和，中央北迁之后，1913年4月当选为首届国会全院委员长。11月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随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州，任广东非常国会议员、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任内聘郑祖荫为秘书。1921年任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长。1923年任大本营建设部部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11月与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任西山会议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兼海外部部长」。宁汉合流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之久。由于林森在政治路线上一向和蒋相左，昔年与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称「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几近辱骂之语句，对蒋中正可说是相当不屑。所以林森的当选只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并未掌握实权，被视为虚位元首，实权掌握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上。
1931至32年，林森出访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慰问华侨并视察国民党党务，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国访问。1937年5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视广东军政。
1940年3月30日至1940年11月28日，汪精卫国民政府遥奉在重庆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林森本人不承认汪氏南京国民政府为合法的政府机构，且发表严正声明痛斥汪政权。
1943年5月12日，林森在抗战中的重庆搭车出行时，与美军士兵驾驶的货车会车，几乎擦撞，司机为了闪躲货车，让车撞上了一棵路树，林森脑部受创，引发脑溢血。8月1日逝世，享寿75岁，安葬于重庆林园。1944年8月11日，国民政府令改福建省闽侯县为林森县，以纪念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复名为闽侯县。
林森曾游览福建省连江县的青芝山，并对当地景色为之著迷，故自号青芝老人，生前他在青芝山建有骨塔，期望死后葬在青芝山旁。但该骨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恶意破坏，直到1979年才得以修复。
另外，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内有林森的手植树。
以林森命名的街道、学校及建筑
学校方面也有以林森命名的，在台湾以「林森」为名的国民小学至少有三所，分别在苗栗县苑里镇、嘉义市东区与桃园市中坜区。
另外，中华民国总统府前方介寿公园内，亦设有林森铜像。林森北路旁有一座林森公园。
位于重庆市曾有一条林森路，1949年后更名为“解放路”。
重庆大学A区的正门校名也为林森所题字。
位于上海市的淮海路在1945年11月1日至1950年5月25日之间也曾名叫林森路，分为林森东路、林森中路、林森西路三段，分别对应现在的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襄阳公园—林森公园
南京市南京总统府原址内有一栋建筑物命名为「子超楼」，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与行宪后总统的办公地点，惟在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到台后，政府功能全部迁移至台北总统府。
1944年因为国民政府为纪念林森主席的贡献而将其家乡——福建省闽侯县改名为林森县。1950年4月当地政府将之复名。2015年2月，闽侯县开始在祥谦镇凤港村建设林森公园，2016年完成主体工程。
重庆歌乐山上有一处蒋中正赠给林森的园林，至今仍被称作林园，此处亦是林森埋骨之处。输入要转换的内容
有关报道
重庆晚报 ：
“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手书“抗战必胜”。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森是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先贤。林森(1867-1943)，福建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非常国会参议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于1931年12月22日宣布下野，次日即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再起，从而爆发了全国抗日战争。同年11月20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颁布“正式迁都重庆”的命令，并率员于11月底抵达山城重庆。
中新社.;
福建首发三本书籍纪念辛亥元老林森 中新社福州10月19日电 (记者 孙贤迅)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林森评传》、《林森与近现代中国》、《林森内传》三本书19日在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故乡福州首发，以纪念辛亥革命元勋林森。林森1868年出生于福州闽侯县凤港村，亲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对民族的危难有着切肤之痛。正是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林森义无反顾投身到反清革命的救国斗争中，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腐败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立下汗马功劳，可谓民国肇启举足轻重的元勋。
人民网：
林森虚心纳谏买字画. 1931年12月23日，国民党元老林森接替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政府每月送他“廉敬”两万元。林森妻子早逝，没有儿女，没有别的嗜好，只爱收藏字画。于是，每月这两万元就用来购买字画。
凤凰网历史：
鲜为人知的民国主席：在职12年 官邸无卫生设备. 林森，字子超，字号青芝老人，1931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遭到各派反对被迫下野，之后蒋就将主席一职改为虚职，不负实际责任，随后63岁的国家元老林森被推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位，任职直到1943年逝世为止，成为在职12年的国家元首。林森的官邸十分简陋，如同普通民居，甚至没有卫生设备，林森平易近人，每天步行上班，身着长袍马褂，布鞋布袜，持手杖，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但是林森并不是“无所作为”。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南京日报(南京)：
没有架子的“国府主席”林森.. 林森(1868年1月18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福州晚报.：
林森在台湾的抗日斗争. 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清政府办事机构奉命撤回福建，林森没有随之回国，而是留下来投奔到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日队伍;4.组织地雷队，打击日军。
广东政协网：
林森（1867～1943）长眠于重庆林园的国民政府主席,字子超，号长仁，福建省闽侯人。1884年毕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02年考入上海江海关任职，组织福建学生会，当选为主席。1943年5月10日，他在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返回山洞寓所途中，因车祸头部受伤，8月1日逝世。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并将他安葬于林园官邸傍。
民国元老吴稚晖逝世80周年
吴稚晖（1865年3月25日—1953年10月30日），原名脁（一作眺），学名纪灵（又作寄蛉），后改名敬恒，字稚晖，号朏盦、朏庵，笔名燃、夷、吴朏等，以字行，男，江苏武进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开国元老，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所有中研院院士中最年长者。
吴稚晖工书法，著作有《荒古原人史》、《天演图解》、《上下古今谈》、《朏盦客座谈话》等。
吴稚晖原籍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出生于江苏武进和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早年曾在南菁书院黄以周门下学习过。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试举人。接触西方文化后，追求无政府主义，后来参与孙文主导的国民革命，孙文信仰太平天国老兵故事即是出自吴敬恒所述。曾在苏报案中被认为是可能的告密者，在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后即批评吴稚晖曾密会清廷官员俞明震；也是早期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1898年到南洋公学任教，1901年时曾出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今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堂长。
1903年在《苏报》撰文抨击清廷，痛骂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是“娼妓淫妇”。《苏报》案发后经香港去伦敦，后1904年前往爱丁堡大学学习英文。当时在巡捕捉人时邹容可以逃跑，然而在吴稚晖怂恿爱国学社的人，在邹容家门口丢砖块叫骂“不入狱为无耻”下，与爱国学社不合的邹容愤而投案，最后病死狱中。同案入狱后的章太炎出狱后，于1907年在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中，登出《邹容传》，批评吴稚晖出卖同志。引起吴在1908年《新世纪》第二十八号上抗辩。使章太炎回信吴稚晖在探视时亲口承认密会俞明震。“…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嚅嗫不语，须臾引去。此非仆与足下知之，同系者上有钱葆仁、程吉甫辈，可覆问也。”
1905年冬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巴黎参与组织世界社，1907年刊行《新世纪》周刊及《世界画刊》，宣传无政府主义。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一，后来在中国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崛起以后渐渐被排挤、衰落。
1911年后，多从事文化运动。
1912年，与李石曾、汪精卫、蔡元培等人开办留法俭学会，开展留法勤工俭学[8]，后来最鼎盛的时候1919-1920年间送出1600-2000名学生赴法，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
1913年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他积极投入的国语注音，今称“注音符号”，仍于台湾及海外老华侨间通行。除了文化运动外，他更被蒋中正之子蒋经国视为老师。
1913年6月参与创办《公论》日刊。1913年参与孙文发起的反袁世凯政权的二次革命，8月失败后于9月再赴欧洲。
1920年初与李石曾、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李石曾任董事长。1920年冬在里昂设立分部，里昂中法大学（法语：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吴稚晖任校长，资金由中法双方共同筹集，后来1924年获得法国以庚子赔款退款捐助，此校到1946年结束，前后有131人获得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
1924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粥会。至今中华粥会仍在台湾运作，秉持著每月集会吃粥，以纪念吴稚晖。1925年，蒋经国向吴稚晖推荐自己为可以前往中国国民党候选成员，并且认为自己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而前往苏联就读。虽然吴稚晖在中国国民党内是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反对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后来促成中国国民党决定发起四·一二事件与苏联决裂，但吴稚晖并没有尝试劝阻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之念头。
晚年经历
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俄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国未来发展，并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之后，他反对中国国民党内一切反对蒋中正的力量，成为蒋的御用心腹智囊；在1927年－1950年间的国共斗争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并参与杀共产党员陈延年（陈独秀之子）。
1937年，他在重庆上清寺向汪精卫下跪，恳劝汪精卫“救救中国”，“悬崖勒马”，“结束战事”，“不应为一己求自全自保”而“袖手旁观”，汪精卫之后开始发表亲日言论，主张“和平运动”，并最终出走越南，投靠日本。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中正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按其原话，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
1.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很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结领带，我觉得不自在；
2.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的模样；
3.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
以后，吴稚晖也基于此三点，不任任何官职。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中正。这个历史时刻所拍摄下的照片，至今仍然是台湾历史教科书里的重要图片。因此，很多台湾人对他的印象是“制宪大老”。随后蒋中正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1947年3月17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聘定第二届指导员吴稚晖、戴季陶等25人，评议员周鲠生等49人。3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各级监察委员会考核员政治活动办法》，并改选常务委员，张继、吴敬恒、王宠惠、邵力子等12人当选。1947年，在原籍江苏省武进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并被蒋中正聘为首批总统府资政。
1949年，蒋中正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湾台北。6月1日，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北拜访吴敬恒，晤谈后抵达冈山，于傍晚偕蒋经国等视察高要塞。有一次蒋经国问他：“先生，你看我们今后成功的希望怎么样？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希望怎么样？”吴老先生的答复非常简单，他说：“你想成功，就会成功，你不想成功，就永远不会成功。”吴稚晖又对蒋经国说：
“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造谣中伤你；但是这些事，想明白了，算不得什么！为了你的父亲，为了你的同事，你都必须好好的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我觉得你所受的打击还是太小了。你现在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要好好干下去；即使为了你的各种各样敌人，更应该好好的干，因为任何敌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让步、不干！”
1953年，吴敬恒病重住院。根据好友李石曾在吴敬恒住院期间探望时写下的日记记录：“稚老在医院晤面，屡次表示欲到美国看子淑微就医情况，俟较愈再往，而卒未能成行，稚老憾事……”日记中还记录说，如果能成行美国，也不会海葬金门。同年10月30日深夜，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吴敬恒于台北逝世。《雷震日记》记述，在10月30日病况危急时，相关人员曾用输血和氧气希望能让他在11月1日过世，以避开蒋中正的“寿诞”，后来发现可能拖不到11月1日，于是在30日当天即使救治中止，终于在当日深夜11时28分去世，享寿88岁。
蒋中正题词“痛失师表”。12月1日，按照遗嘱，蒋经国将他的遗骨运到金门，雇用渔船，“把它葬于厦门南面海底”。
1964年3月，连基座高达四公尺以上的吴稚晖铜像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圆环竖立，成为当时台北市地标之一。
1983年9月8日，作家李敖发表〈砸掉那铜像〉一文，称吴稚晖在苏报案前就密会俞明震，在接到俞明震侄子俞大纯的信时，不向同志报备，前往应邀。获得俞明震出示公文，显然俞不把吴稚晖当外人看。俞更与吴稚晖联络化名，委以线民责任。吴稚晖才能在同志被抓的风声鹤唳时前往探监。并引述邹容入狱，称“可见邹容之死，‘敬恒之所致’实有关系。一个自己不敢入狱的吴稚晖，却鼓励邹容去入狱，他的人品是哪一种，也就一看即知了。”并讽刺敦化北路的铜像“每次经过台北敦化北路南京东路，我就会对交叉口的一座铜像，展开一番‘看没有起’，铜像铸的是一个糟老头儿，他的名字，叫吴敬恒（稚晖）”，“而是一座出卖同志的革命逃兵的铜像，这可太讽刺了”。1988年11月，该铜像因整顿交通等因素被拆除，铜像今置于台北市士林区至善公园。
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有一座吴稚晖公园，于海葬当年建成。与水头码头比邻而座，由于公园地势较高，水头码头景致尽收眼底。除此，还可瞭望小金门、大陆及金烈水道等。园内建筑稚晖亭（后改为吴公亭），铸铜像、立石碑，皆出于蒋经国经营。亭中央是蒋中正所题的碑“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敬恒先生半身铜像。另于由蒋经国修建太鲁阁之交通要道（即横贯公路），以“稚晖桥”命名之。
在其身后，李石曾、邓传楷等人开始筹设学校纪念他。1960年设立私立稚晖初级中学，1963年增设高中部，改称稚晖中学。1986年，稚晖中学改为稚晖高级工业家事职业学校，1996年又更名为嘉义市私立仁义高级中学。
1964年3月，吴稚晖先生百年诞辰，蒋介石撰颂词赞扬吴氏一言而为天下法，一行而为万世师。[13]:106台湾邮局并为吴发行一张个人像3元纪念邮票，当年全台可盖戳寄信。
雕刻家王如玖曾为其雕像。
蒋经国：“老人（吴稚晖）严肃而有力的语句，带给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章太炎在《民报》上与吴稚晖笔战时，《复吴敬恒书》称：“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幕虚荣者，非足下乎？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即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蔡孑民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
吴稚晖曾为了古应芬骂他“如家狗，谁投以肉骨，即为谁而吠”一事，写信给教育部长李书华，称他受惠于党国只有“小小猫鱼”。李敖自蒋经国的回忆，从他1953年死去时，有一万四千元收入和四万九千元医药收入，依新台币二百八十元折合一两算，折合黄金有二百二十两。
吴稚晖以精于小篆为著名，与操隶书的胡汉民、楷书的谭延闿、草书的于右任等人，并誉为“中国国民党四大书法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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