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8
文会附刊（2—-1）
九州观察：退林、还耕，毁墓、平坟。土地的折腾
目录——————————————————
网文节选
- 20年前“退耕还林”，现在又要“退林还耕”，弄来弄去为了啥—-2
- 政治力强迫复耕恐失败告终——————————-3
- 中国地权———————————————–7
- 平坟官的下场——————————————13
5.强行平坟平掉文化传统———————————–15
6.河南平坟运动——————————————-16
7.挖百姓坟，修习家祠————————————-22
8.河南平坟的尴尬—————————————–23
9.嗜好扒坟的中国人—————————————28
10.挖坟辱尸记录——————————————34
11.文革掘坟辱尸——————————————42
12.城郊墓园之毁——————————————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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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退耕还林”，现在又要“退林还耕”，弄来弄去为了啥？
2023-04-01来源: 无根树花正孤
20年前的退耕还林是国策，从2002年国务院发出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一股狂潮。在21年的努力之下，植被绿色面积大幅度提高，可最近又在许多地方开始了“退林还耕”，使用现代机械运输工具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如此反复究竟是为了啥？
当时有人担心耕田过多的被变成树林最后会造成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从而造成中国农民吃不饱饭，但随着二十多年大多数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农村青壮年纷纷放弃土地南下务工，许多过去的田地都变成了荒地，这种情况之下退耕还林阻力不大，也不影响老年农民的吃饭问题。
那时国家决定在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山地和高原地区之中坡度大于25度以上的耕地之中一律要退耕还林和还草。当时的树木苗子都是国家相关部门提供，而且林地草地建设成功之后每年都会按照面积对农民家庭进行经济补助，这笔钱就叫做“退耕还林钱”。从1993年开始到2008年，中国累计退耕还林4亿多亩。
退耕还林在2008年止步，这个政策一直都在，当时国家政策方面的规定是分别补偿，对生态林的经济补助是持续8年，经济林是5年。当年规定是长江流域和南方流域地区每亩树林补偿230元。当时每个家庭平均植树造林四五亩，一年国家补助的林业钱一两千块钱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很多地方从2016年补助期限到期之后，并没有阻止农民退耕还林，反而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提高了标准。以四川省为例，在国家政策之中对新一轮退耕还林每亩生态林的补偿是2890元，经济林则是1825元。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合理利用土地，避免盲目烧荒开山毁坏环境，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子再也不能走了。
到退耕还林二期政策完成差不多的时候，中国耕地面积还剩下19.18亿亩，这里面包括了水田、浇地和旱地。这个数字距离国家规定的18亿亩红线已经相当接近，18亿亩红线是科学家和农业学家结合中国未来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提出来的一个最低标准值，一旦中国耕地面积低于18亿亩红线，那粮食很有可能就不足以做到自给自足，要是遇到天灾人祸很有可能就会出现饥荒。
可是这些年来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城市和工厂对于平原土地的需求最大，近十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占据了大量的农田。但这些平原上土地又恰好是农业耕地之中最优质的部分。所以18亿亩红线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不足了，而且农业空心化比退耕还林之前那个时候更加严重，很多农田虽然被算在了18亿亩耕地之中，但实际上却是已经荒废多年无人耕种，像南方丘陵山区许多水田就是有名无实，既没人种植也无人承包，成为了虚假数字，这些都被统计上去作为实际种植用地的话是很危险的。为了保证18亿亩红线，但又不可能让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行业将耕地还回来，这种情况之下就只能将许多坡地重新“退林还耕”。
至于民间百姓怨气冲天，是因为许多地方盲目执行政策，没有进行科学考察，没有看到实际情况，疯狂搞水稻上山；疯狂收割固定水源的植被；最后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导致大家都怨声载道。
砍树容易种树难，民心难聚容易散”，不能被完成任务之后获得的金钱奖励蒙昏了头，最后许多地方花大价钱开垦出来了耕地没有种，钱被承包商赚走了，但最后是老百姓买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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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强迫复耕恐失败告终
2023年5月12日 文东
中共喊了20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近期出现大逆转。河南和四川省等基层政府传出大推“退林还耕”运动，不仅铲平树林果园改种粮食，还把水稻种到山坡旱地上，以尽量多种，确保粮食安全。但观察人士说，此一政策违反农业科学，而且施行以来、乱象丛生，各级官员用政治力强迫复耕，失败告终的概率很高。
中共政策“大逆转”再添一桩，推行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疑似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退林还耕”运动。
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微博和推特纷传各地林地被改为耕地的照片，其中包括，河南省近200名地方公务员竟带头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填平周边水塘湿地，以便重新整地，改种粮食。
成都“环城生态区绿道”突改耕地
四川成都的作法最为极端，当地政府于2017年斥资341亿元人民币修建上百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底完工，但4月底许多当地民众发现，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已被铲除，说是要复垦复耕。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几近完工的生态园、荷塘等设施，竟又成一片荒地，总面积高达10.1万亩，引發網民“浪费公帑”的批评声浪。
根据计算，改种水稻的利润每年每亩不过770元人民币，10万亩地一年仅获利7,700万元人民币，用这样的利润来弥补拆掉成都生态绿道的损失至少得花上440年。
网名“查言观瑟”的博主5月9日在百度发文质疑说，既然缺粮，为何不把全中国各地大量的高尔夫球场拆掉，复原为耕地?此举不仅可永续发展，还能减少为维护球场所浪费的大量化肥及水资源，获得不少支持，但有人留言揶揄称:“那是贵族休闲玩乐的地方，谁敢动?”
学者:退林还耕违反农业常识
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从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来观察，中国各地这一轮“退林还耕”的运动，不仅手段粗糙，且违背了耕种前应涵养地力的农业常识。例如，有一段影片中，农民在插秧前拚命往土地上撒石灰，让许多网民看得一头雾水，王维洛说，这就是一种投机的耕种方式。王维洛说: “耕地上撒石灰，这是什么行为？就是说，我治理不了土壤里的镉污染，但是我(靠撒石灰)可以减缓土壤中的镉的释放、减轻上面种的庄稼的镉含量，他是把这个问题往后推，他不是治理土壤的污染问题 。”
中国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始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被。不过，这项政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喊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号令下，已明显出现转向，还引来许多专家表忠献策。
朱有勇的“水稻上山”频遭大雨冲毁
中国科学院士院朱有勇去年10月以党代表身分出席中共20大时，就宣传他所研发的“水稻上山”耕作模式。他表示，他已依照此耕作模式在云南山区推广50万亩，最高每亩每年产出788公斤稻米，就算“旱地种稻”也可做到。
所谓的“水稻上山”耕作法，就是将陡峭山坡上的草木一一铲去，让失去植被的山体变成一片光秃的黄土梯田，或是直接在山坡上硬挖出田埂，以种植水稻。
对此耕作奇招的成效，王维洛说，官方宣传的成功案例面积很小，而且是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养护下的实验田，若加计真实成本，效率低且无法全面推广。尤其讽刺的是，当各地于四、五月份进入雨季后，旱稻种在毫无水土保持的山坡地上，动辄遭豪雨冲刷殆尽，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样的灾情视频，网络上也多所流传。
早自今年初，各级地方政府还传出先后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也就是俗称的“农管”，他们拥有自己的制服、车辆与执法装备，依据官方说法，这是整合了过去种子、农药饲料、农机等领域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新行政法职责。这群农管近日密集下乡，不仅大查农民所谓违规的机具和所需的驾驶证，还扣押农户的猪只，更要求农村开始缴纳“物业费”，被村民形容为“村霸”，引发民情愤怒。
8.2万“农管队”逆势成军
根据网络曝光的大量视频，这些农管以执法为名，暴力强拆农民的蔬菜大棚，甚至有抢夺鸡鸭的脱序行为。中国网民称这群人为“农管队”，因为他们的恶形恶状和城市执法队伍的“城管队”不相上下，甚至有农民形容农管比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更可怕。
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贤指出，中共“农管队”的雏型早在2018年就已出现。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目前总计有8.2万名在编在岗的农业执法人员，他们分散在约2500个相关机构中执勤。
王信贤说，在中国经济放缓，政府裁员额度达5%的大环境下，农管执法队伍却逆势崛起，代表中共打算加强农村的维稳。至于“退林还耕”运动则凸显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与粮食安全的焦虑感，这从今年3月，前任总理李克强于全国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提出“针对全球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以粮食和能源为重点做好保供稳价”的说法，可以看出端倪。
王信贤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也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13.6%，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被封锁的时候，它(中国必须)自己自给自足，我觉得，这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官方坦言：“粮食应急” 量仅有2天
中国真的存在粮食危机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5月11日召开名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丛亮在会上宣称，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口粮自主率逾100%，人均粮食占有量480公斤，也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但他也坦言，中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仍存在薄弱环节，到2022年底全国应急加工能力每天可达164万吨，只能满足全中国人民2天的需要，可见中国粮食危机问题仍不可小觑。
针对退林还耕或农管队等一连串争议，中国官方少有公开说明，因此，引发中国民间众说纷纭的揣测，部分微博网民甚至质疑，退林还耕运动旨在为城镇失业人口建构“蓄水池”，让农民工可以返乡务农，但这是“逆城镇化”的做法。
“退林还耕”违背常识 分析:成效堪
无论中共推动“退林还耕”的背后动机为何，多数分析人士都对此一最新政策不表乐观。湖北学者贺海波5月11日透过上海网媒《观察者网》发表文章称，各地退林还耕是在上演一幕幕“让人颇感魔幻的现实剧。”他说，根据他实际的田野调查，当局要求农民开贫瘠的土地，不仅违背自然常识，还禁止农民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反而要赔钱改种粮食，更是违背经济常识。尤其已经习惯城镇生活的年轻农民还要被迫回乡种田，这也违反农民生活常识。此外，他说，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耕地的政治任务，不惜祭出补贴，还号召不懂农业的地方官自己下地干活，反招致群众“作秀”的恶评。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也认为，退林还耕与中共力推多年的“城镇化”政策相互矛盾，将衍生更多问题，而且得靠补贴来撑。刘锐绍告诉美国之音:“它(中共)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权都在它手里。而且它若没钱，可以用政策去抢(钱)，你看像(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像很多人已经几千亿、几千亿的都吐出来了。”
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钧则批评，中共的作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无视“退耕还林”是基于土地贫瘠、种植效率差或污染等因素，如今反用政治力强迫复耕，效果堪虑。邱万钧告诉美国之音:“一旦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农业用途的情况下，你要改成农地有一定的困难，到时候能不能真的种植出来品质良好，甚至于说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专栏 | 中国透视：从退林还耕、农管、土地财政看中国的地权
2023.05.25
（照片）中国某地官员在桥上铺土种植农作物，称之为“退路还田“。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夏业良教授，经济学家与政治评论家
1、涉及土地产权的中国当下三大问题：退林还耕、农管、土地财政
最近，在中国有几个热点问题引人注目，那就是：退林还耕、农管、和土地财政的溃败危机。
1）退林还耕
前不久，习近平反转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退耕还林”国策，突然宣布要搞“退林还耕”，保证“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中”的大规模运动。
于是，中共的这一举国体制开始了大折腾：中国城乡处处毁林造田，无边林木纷纷倒下，硕果累累的果园，竹园菜地，荷塘鱼池。在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隆声中，绿水青山一夕之间变回泥土石头之地，甚至有些地方成为秃岭荒山。
成都是一个典型案例。那里造价341亿的环城100公里美丽利民的生态公园，数日之内，悉数铲平，意图打造10万亩水田。付出如此大的代价341亿，需要10万亩水稻田442.8年的收入才可能还清。这种败家子的荒谬大手笔，举世罕见，举国叹息，必将在历史上留下耻辱性记录。
为何要如此荒诞地折腾？
据说是是为了“粮食安全”。 实际上，中国目前年生产的粮食为6.8亿吨，每年消耗的粮食为7.8亿吨，缺口一亿吨，这个缺口通过进口完全可以弥补，而且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要比中国粮食的收购价便宜得多，质量也好得多，完全不必为了自产自食而退林还耕，作出这样大的破坏。
这一决策反映出习的危机潜意识中闭关锁国不惜一战的赌徒意志，也就是他不顾一切代价，要保卫自己摇摇欲坠的权位的意志，是一种战时思维。
但即使是战争思维，习当局也是昧于当代基本国际文明现状的。
以当下国际环境与文明水准来看，即使开战，封锁一切也不会封锁粮食出口，这是最低的人道主义。现代的国际共识是，不管你这个国家干了怎样的人神共愤的坏事，国际制裁清单上永远不会包括粮食和药品的。
当年中国大饥荒中苏对抗，中共称苏联逼着还债，只能将粮食产品作价运给苏联，实际情况是苏联提出暂缓还债，国际社会也希望出口粮食救中国人民于饥饿之中，但是当时毛泽东为了面子，为了要与帝修反争一口气，不顾百姓死活而拒绝。但是看看今天俄乌战争，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虽然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基本还是正常的。俄国侵略乌克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没有包括粮食和药品。这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基本的人道主义。
水利专家王维洛针对时下的退林还耕说：“退林（草）还耕、水稻上山的结果是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造成地质灾害”。98年中国发生洪灾，是大面积砍伐森林造成的恶果，痛定思痛，于是提出“退耕还林”。二十年过去了才初见成效，水灾得到稍稍遏制。现在重又“退林还耕”，二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但是有人简单思维，顾头不顾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说：严重饥荒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是一种政治决策的后果。大饥荒只发生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专制国家。统治者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于一种仅仅能满足生存状态的苟延残喘之中，而无暇去进行其它政治诉求活动。
“退林还耕”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改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剥离农民和土地的联系，让农民再次成为新的计划经济的下的游离的原子，成为国有农场的打工者。这样就能达到去房地产存量的目的。
“退林还耕”再一次体现了中国社会皇权主义的本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莫非王土”，变成“莫非党土“。
所以，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所谓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变成无法与政府争锋的徒有其名的东西，予取予夺。他们不能自己决定土地的用途及其收益，无法干预政府任何对土地的随意处置，随意使用。无论官方如何折腾，农民都毫无发言权。
2）农管
为了与“退林还耕”配套，北京还成立了农管部门，并随之下乡，加强对本已奄奄一息的农村的管制。
早自今年初，各级地方政府就传出并先后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也就是俗称的“农管”，全中国目前总计有8.2万名在编在岗的农业执法人员，他们分散在约2500个相关机构中执勤，拥有自己的制服、车辆与执法装备，依据官方说法，这是整合了过去种子、农药饲料、农机等领域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新行政法职责。
这些农管以执法为名，暴力强拆农民的蔬菜大棚，甚至有抢夺鸡鸭，扣押农户的猪只，不仅大查农民所谓违规的机具和所需的驾驶证，更要求农村开始缴纳“物业费”。因为他们的恶形恶状和城市执法队伍的“城管队”不相上下 ，被村民形容为“村霸”。这种暴力维稳式的农管，引发民情愤怒，忍无可忍，最近终于爆发了出来。
据中国官媒《今日头条》报导，浙江省这次又走在前列，成立不到几个月的「农管」终于率先被取消了。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省效法而取消「农管」。
3）“土地财政“的危机
中国的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依靠“卖土地”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的非税收入，如土地租金、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二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等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截至2020年，土地出让金是中国政府经营土地所获得的财政收入的绝对主要来源。
政府把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把土地的收益当做非纳入预算的小金库，这其实是中共制度上的失败。
目前，随着中国房地产爆雷的危机频繁出现，中国的土地财政面临全面危机，有些地方财政业已破产，欠债累累，资不抵债了。
2023年贵州政府公开承认无力解决债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此事只是冰山一角，贵州债务问题显示，中国地方债深陷泥淖。贵州公开躺平，要求中央帮忙收拾烂摊子，表明中国地方财政已经很难撑下去了。一些城市降低了公务员工资。有些城市削减医保福利的做法引发了街头抗议。
这个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业的兴衰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把土地的开发权通过长期合约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但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业的泡沫危机，卖地收入已经大幅减少，进入大衰退的阶段。
但中共一直不敢使用在其他国家显而易见的财政收入选项：房地产税。因为这将涉及巨大人口中拥有房产者的基本利益；同时它也理不直气不顺。中国人被中共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房地产仅仅拥有70年的使用权。既然我没有所有权，你有什么权力征收我的房地产税？
2、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地权：关键的关键
以上的退林还耕、农管、土地财政这三个问题：其根源都与五个字有关，那就是土地所有权。揭开中国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其实用土地所有权这把钥匙就能揭开很多秘密。
几千年来，土地问题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中共长期宣传说，传统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而正是洞悉了地权的秘密，毛泽东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骗取了贫苦农民参军，为夺取政权准备了重要的暴力武装力量。
很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推行过土地改革。本来土地改革只要通过有价收购的和平手段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
中共不是，中共1949年上台后发动了一场暴力土改运动，其前提是侵犯和否定原有的财产权，并把财产拥有者视作罪人，是彻底剥夺乡村士绅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它杀掉了多达200万被贴上“地主”标签的农民。
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仅仅只有四、五年作为土地的主人领有土地证，但很快就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至此，又回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状况， 土地收归国有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民成为农奴，实行的一直是通过工农剪刀差来为城市和工业输血的政策，对农村农民的残酷的盘剥是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进行相对简单粗暴掠夺。作为奴隶的农民生活极端贫苦，没有任何权利和财物，在大跃进期间，被驱赶到公社大食堂吃饭，最后，饿殍遍野，农民被活活饿死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造成人类历史上因为政治原因造成大饥荒的最高悲惨记录。
45年前，处于饥饿边缘的安徽小岗村农民决定不管他们必须在人民公社干活的规定，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冲破了中共强加的土地所有制，恢复了家庭包干制，并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耕种土地，造就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使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仍是唯一地主——中共
但这些改革未能扭转早期采取的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的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党国对农民权利的剥夺转变为对生产要素的掠夺。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法规，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中所获得的权利是相当不完整且相当不公平的。
这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于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就意味着农民无法购买、出售或租赁土地，以创造经济上可行的更大片的土地，也无法将土地用作贷款抵押，限制了他们筹集资金的能力。虽然他们可以离开土地去城市工作，但没有财产权意味着他们无法用土地来帮助为新生活提供资金。
结果是农村普遍的经济停滞。2018年，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与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时的差距大致相同。
现在又加上政府随意折腾土地用途，他们不能抗拒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的反复折腾，加上暴力维稳的农管，农村是否要倒退到1978年之前的黑暗时代？
尽管近几十年来一直有模仿某种土地市场的努力，但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仍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国，从1949年之前的亿万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变成了只有唯一的地主—中共—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这是所有农村问题的关键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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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河南平坟书记市长的下场
一、写在前面
2012年，河南周口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该文件要求，全市死亡火化率要达到100%，并且不能再出现新的坟头，同时要逐步取消旧坟头。
按照文件要求，周口市各级政府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要带头，否则就会受到处分，闹出了很多笑话和冤案。根据当年新闻报道，仅仅在8个月内，周口市平迁坟头246万座，新亡故人员遗体火化率基本达到100%，原有的537个棺木市场基本销声匿迹。由于平迁坟头数量巨大，周口的殡葬改革被民众称为“平坟”，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在全国范围也引发广泛的争议。当年主政周口市的是，市委书记徐光和市长岳文海，这2个人也被称为平坟书记和平坟市长。
二、写在中间
如今11年过去，当年备受争议的2个主要领导人，下场如何？
“平坟书记”徐光，在平坟运动7年后的2019年8月，被隔离被查。根据2019年8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消息，徐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被隔离审查1年后，2020年9月8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河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徐光受贿一案。在隔离审查2年后，2021年1月11日，青岛市中院公开宣判，徐光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平坟市长”岳文海，2013年4月在一片骂声中辞去公职，赴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在平坟运动的11年后，2023年2月1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河南周口市原市长岳文海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至此，两位当年平坟主要领导都去吃牢饭了。
三、写在最后
平坟运动11年后，“平坟书记”与“平坟市长”相继落马，可谓自作孽不可活！消息传出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特别是当年“平坟”运动的发生地周口市，这个新闻更是成为老百姓街头讨论的热点话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死为大，祖坟意味着整个家族的根，挖人祖坟是对人最大的不尊敬。从古到今，这都是缺德带冒烟的事。祖坟被挖，就是一种凶兆，后代子孙会家道败落或家破人亡。
然而，周口的“平坟市长”和“平坟书记”就敢干这缺德事，一声令下就平了200多万个坟头，破坏了人家祖坟。结果，换来了骂名，失去了民心！甚至，有人带头，到岳文海家祖坟去平坟。当一方父母官，不管权力再大，也不能破坏传统文化，做违背民意的事，只为了政绩和私利，早晚会倒霉的，苍天饶过谁！
莫让强行平坟平掉了文化传统
| 2012年07月19日 来源：红网 张楠之
今年5月底至6月初，河南省周口市试点平坟复耕工作。该市商水县投入一千多万元，几个月时间内将28个行政村的坟头全部被平掉。村民平一个坟头，可获得200元钱。而该县朱集村村支书朱伟要求，村干部不带头，就免职；教师不带头，就停课；党员不带头，就撤销党籍。 自国人产生丧葬习俗并通过起坟以方便祭奠先人以来，死去的人何止千万，若是所有的坟头都一直存在，那自然是坟头林立，活人无处立足了。实际上，在农村很少能见到百年以上的坟头，多数人顶多只能找到和记得自己曾祖父的坟头，更早的先人大都只有一个名字被写在家里的神位上，逢年过节里在家里受到象征性的供奉和祭奠，而他们的坟头早已湮灭。 如今放眼村庄田野，大都只见零星坟头，连片者很少见，如果说存在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拿出相应的调查数据和科学分析来，而不能只是凭空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是所有的一切都以经济为导向，还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顾及人文、亲情与伦理，是很多地方政府发展中必须思考的问题。生活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收入，也不仅仅取决于现世的亲情，那些深埋于地下的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能否得到尊重和祭奠，也是生者重要的情感幸福的来源。 活着的人还会从别人对待其死去亲人的方式，想象到自己逝去之后会受到何等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亲人坟头的粗暴对待，就是对其本人的粗暴对待，对其逝去亲人的伤害，就是对其本人的伤害。所以，强行平坟必然会给活着的人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逝去后情景的担忧。 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坟头，不仅仅是一个个土堆，它们既是血脉相承的表征，也是维系现世亲情的纽带。甚至可以说，国人一切道德、伦理，国人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切传统文化，无不与那些坟头密切相关。强行平坟对传统伦理造成的伤害，比多出来的区区几平方米的耕地和所谓的方便恐怕要大得多，甚至不可估量。 分散式的坟头是与入土为安的观念、地多人少的现实以及土地私有等因素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它原本就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物。而今天的现实则是人多地少、土地集体所有，而农业机械化又在迅速普及，所以，农业的机械化与分散在田野中的坟头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现状的改变尽早会发生，但问题最好由农民自己解决，或许需要时间，但却是成本最小、矛盾最小的解决途径，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延续传统。 在这一点上，政府部门必须相信民间的智慧。政府可以进行宣传、引导，但绝不可搞一刀切式的强制——党员、干部、教师带头平坟，看似公平，但因为以免职、停课等相威胁，实则仍是强制，甚至是性质更恶劣的强制。任何时候，强制性措施都是最愚蠢的解决之道。 =========================================================== 河南平坟运动 这是河南省于2012年开展的以增加耕地面积、均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目的的平坟复耕行动。河南的平坟运动首先在南阳市、洛阳市、商丘市和周口市等地开展，该运动被媒体披露后引发极大争议。 2012年，河南省周口市为了开辟耕地而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已平完200多万座坟墓，开辟出新耕地3万亩。这项措施引发了媒体专家等各界的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是“平坟复耕好典型好经验”，反对者认为“刨人祖坟最损阴德”。人民日报引用周口市长岳文海的说法，认为坟多致农机无法使用是平坟的原因。《人民日报》对外界造谣称“平坟是为了卖地”的说法予以驳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后可以增加建设用地的指标，这与温家宝领导的国务院长期以各种理由严格控制河南工业用地有关，土地限制是河南发展经济的障碍，平坟是河南政府为增加耕地不得已之举，因此温家宝与此事脱不了干系。学者余以为认为河南平坟运动的根源在于温家宝在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时制定的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河南省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中国国务院下达的保有耕地量指标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障碍，造成河南省城镇化和工业化落后，截止2010年，河南省的城镇化率只有37.7％，居全国倒数第五位，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9.68％。按照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国粮食产量到2020年须增加1000亿斤，分配给河南省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一直以来，温家宝领导的中国国务院给河南省“保有耕地数量”的压力从未放松。每年批给河南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25万亩左右，根据河南省的经济发展需求来看，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缺口高达50万亩。郑州加州工业城项目在温家宝的干预下胎死腹中，而郑东新区的建设也一度受到阻碍。 |
| 2012年春季，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视察河南省南阳市，看到众多农田间的坟墓，作出指示，南阳市于是开展全市平坟运动；后来，政协委员赵克罗提出反对，南阳市平坟运动被喊停，但是，赵克罗的做法招致河南省统战部长史济春批评他是“造成严重负面影响”。7月31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作出公文批示：什么是真正对人民负责，什么是真正对可持续发展的将来负责，什么是关键在做，这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周口市及相应县乡镇村同志们的这一改
革实践，给我们大家以深刻的启示，建议发省委工作通报，请各级党委、政府的同志，政府相关部门的同志认真看一看，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平坟复耕运动正式开启，随后由周口市推广到全河南省。
为了增加生产和大规模机械化，周口市开始了平坟复耕运动。在周口市的商水县、扶沟县、项城市等地方，为了平坟复耕，学校放假、学校搞“平坟复耕”演讲比赛、不平坟停发低保；政府官员及其祖先坟墓被划为公墓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副处级祖坟不可以挖掘。3个月，周口市提前完成河南省下达的平坟复耕3年的任务。村民平坟一个，获得人民币奖励200元，村干部必须带头，不带头者撤职，教师必须带头，不带头者停课，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带头，不带头者撤销党籍。 《平坟复耕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留1个坟头罚乡镇1000元，给干部设置500分的年终考核。
5月15日，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在市委会议上发言：（平坟运动）此事已无退路，是一场革命，攻坚战。
6月份，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在市委会议上指出要“落实好卢书记（卢展工）的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殡葬改革。10月9日，周口市市委召开了“全市殡葬改革暨平坟复耕推进会”，会议上传达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河南省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等省部级领导对平坟运动的肯定言辞。
10月21日，张方媳罗军丽、妹夫何洪庭在挖掘自己家祖坟时被墓碑砸死，张富民骨折。10月月底，周口市人民政府宣布已经平坟200多万座，开辟新耕地3万亩。
11月6日，河南省召开了“河南省深化殡葬改革工作推进会”，河南省副省长王铁向给周口市发放300万人民币奖金，在会议上要求全河南省向周口市学习。 11月14日，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到太康县毛庄镇视察“平坟运动”进展，作出指示：县、乡、村等各级干部要创新工作方法，认真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大力宣传平坟复耕工作中涌现出的好典型、好经验，争取群众的理解、配合和支持，稳妥推进平坟复耕和殡葬改革工作。又说：“一鼓作气，坚决平，迁到位，不留死角”、“要一战到底”。 11月21日，周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胡朝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口市有340万座坟，已经平完200万，平坟运动是老百姓认可、省委、省政府认可、主流媒体认可，不会因为网络谣言才停止平坟运动，而发起网络谣言的人是在外当官和做生意的人，怕破坏祖宗坟墓影响风水。反对声音一直存在，一座坟200元人民币补贴，部分农民没有收到补贴金；公墓葬600元补贴，但是公墓墓穴850元人民币一个。
12月14日，反对平坟运动的政协常委赵克罗在微博发表“忏悔书”，就因他反对平坟运动给中共河南省省委领导添乱而“再次向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们道歉，向南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们道歉。” 12月25日，政协常委赵克罗在微博发表遗书，称面对河南省省委官员继续打击报复的行径，他已经准备好杀身成仁。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言人毕美家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我在基层工作过，我想，地方政府出台这项政策，应该说愿望是好的，想着通过平坟能够增加一些良田，尤其是我们中原地带，河南是小麦主产区，生产的小麦在我们国家是排第一位的，但是大量的坟墓在耕地上，也影响耕作。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尊重农民的意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这个办法就是欠妥当了。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令全国不准强制平坟，周口市的居民已经恢复了一百万座祖先和亲人的坟墓。 2013年2月21日，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发表专文《极个别人煽动民众反对殡葬改革》，不点名抨击赵克罗“极个别人利用网络发布不实消息，混淆是非，煽动群众反对殡葬改革”。 |
| 舆论上对平坟事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其中主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为主。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称：“移风易俗，保障先行”。而新华社称“周口铲平坟头200万座，复耕了土地3万亩”，但是网友讥笑新华社记者数学不及格，如果每座坟4平方米，200万座坟是1.2万亩，如果每座坟5平方米，也不足1.5万亩。 《河南日报》专文《平坟是政府给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指出平坟增加耕地面积，可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平坟复耕是殡葬改革的重要一环，对于人多地少的农业大省河南来说，殡葬改革不仅有利于讲文明、树新风，而且有利于增加耕地面积，便于机械化生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一项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的好事。” 《环球时报》调查显示，“52.4%的人表示‘赞成’平坟，39.7%的人表示‘不赞成’，7.9%的人回答‘说不清’”。 |
| 2012年10月13日，数十名就职于中国各大媒体的河南籍知名媒体人发起联署《关于立即停止“平坟运动”的紧急呼吁书》，抗议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发起的“平坟运动”，他们称自己无法代表河南一亿多父老，但有责任替他们中的沉默者发出声音。2012年11月8日，许章润、张千帆、盛洪、姚中秋等数百海内外学者联署呼吁书，呼吁立即停止平坟复耕运动，呼吁书中称平坟严重伤害了民众情感，侵犯了民众信仰自由，破坏了中国文化。2012年10月21日，周口市的罗军
丽和何洪庭在挖掘自己家祖坟时被墓碑砸死，张富民骨折。11月8日，许章润、张千帆、盛洪、姚中秋等数海内外百学者联署呼吁书，呼吁立即停止平坟复耕运动。
2012年10月，河南省淮阳县的90后青年们自编了视频《平坟Style》，立即走红网络；同月，新浪微博的部分河南省网友在微博对河南省和周口市最高领导人指名道姓批评，悬赏挖其祖坟。 《法制日报》专文《河南周口平坟土地账：政府可从拍卖中获利百亿》用公式算出平坟运动的平均收入是“325.71亿元人民币”，认为平坟运动是“平坟大跃进”。 《南方周末》专文《河南平坟一定要简单粗暴吗》以董卓、曹操、黄巢、温韬、孙殿英为例警示扒坟掘墓伤天害理、留得历史骂名。 《中华网》专文《河南周口“平坟运动”可休矣》呼吁立即停止平坟运动。 《湖南科技报》专文《强制平坟是在自掘“坟墓”》指出平坟运动将导致传统文化毁灭、民心丧失、政权根基动摇。 《德国之音》专文《平坟运动，政绩下的文化摧毁》引用民间学者余以为的话指出平坟运动爆发原因是温家宝的“十八亿亩红线”。 河南省媒体人杨桐：“周口平坟运动已‘天怒人怨’，即便省政府文件，也要求先建公墓再平坟，时间限定三年，周口主政者为拍马屁激进平坟，荒诞之举接连不断。这种大跃进式的做法值得一赞？” 记者杨海鹏：“河南平坟，传周口一地，即得两千顷。宣传乃移风易俗，增加耕地，然政府平坟有后手，得两千顷。在土地使用平衡之政策下，增同样面积的建设用地。意即平坟之后，又可在城郊征地矣。以亩均百万计，周口即可增加三百亿政府收入，卢展工书记宁波人，算盘打得很精。”媒体人褚朝新：“河南平坟、征地拆迁、逼农民上楼，看来十分严重，应引起有关高层的重视，卢展工在河南的发展思路，有点偏激。” 时事评论员张楠之：“一些地方积极搞并村或农民上楼活动，名义上是为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复耕，实际却是为了那一亩地十几万、二十万的国家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平坟复耕”实为“平坟卖地”。 学者慕多生用数学对平坟运动的土地进行了计算，指出周口市平坟运动得到的新耕地是“0.45万亩”，而周口市虚报成绩为“3万亩”，而平坟运动投入的成本需要这些新耕地70年才能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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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21 苹果日报
在河南省周口市以雷霆手段推进平坟复耕运动之际，一辑有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省的「邓州习氏」宗祠、「邓州习氏」宗谱也在网上热传。按官方的说法，掘了平民的祖坟叫平坟复耕，修葺领导人的宗祠叫作发展「红色旅游」，正是官字两个口、逢事都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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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方公布的简历上，习近平的籍贯是陕西富平，这是因其父亲习仲勛出生于富平。其实，习仲勛、习近平的祖家在河南省邓州市（原称邓县），邓州所在的南阳与周口一样，是河南平坟运动的主战场。「邓州习氏」宗祠的红火，由习近平母亲齐心题字的「邓州习氏」宗谱的重修，与平民祖坟大规模被毁，所形成的反差未免太大了。
刨人祖坟一直被视为最缺德的事，明朝、清朝律例都将毁坟盗墓定为死罪，国共两党领袖在对待祖坟问题上也是恩怨夹杂。据说，蒋介石曾三次派人到湖南准备毁了毛泽东的祖坟，结果都失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祖坟，在中共建政初期未受破坏，但蒋介石母亲、髮妻的坟墓，在文革期间都被红衞兵捣毁，文革后由北京高层下令按原样修葺一新，蒋经国或许因此才会留下遗言：「死后愿归葬浙江奉化溪口镇，长伴慈母。」 中共前几代领导人的祖坟、宗祠，包括邓小平在四川广安的祖坟、江泽民在安徽江村的祖居、胡锦涛在安徽绩溪的宗祠，都被修建成旅游景点，甚至有不少风水故事流传。随着习近平正式掌权，习氏宗祠的香火自然也热 闹起来，对当地官员来讲这是一举两得，既尽了拍马屁之心，又可以藉红色旅游生财。但是，河南官员在大举宣传习氏宗祠、宗谱之际，大肆摧毁平民祖坟，不知是想以如此强烈的对比，挑起民众对习家的不满，还是想置自己于民意的敌对面？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不难想像，河南的平坟风暴不会因官方暂时停手而平息，民间追究责任的行动只是刚刚开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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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平坟陷入尴尬 官员建议暂保留三代祖坟
2013年04月10日 来源：解放日报
周口农村麦田里，有些墓碑倒地，有些坟头则是新拢的。周口市商水县练集镇农村，村后有新平的坟地。村民不敢在别人坟上种庄稼。照周口农村的规矩，清明是要上坟的。一些坟头没了，麦种早冒了绿芽，在暮光里远远看去，祖坟像是麦地里的一块疤，在一片绿中突兀地显现出几圈黄土。一些坟头还在，是过年的时候拢的。据周口市民政局调查统计，从春节到清明节前，周口农村新隆起的坟头大约有十多万座，约占2012年秋冬平坟总量的一成左右。而据记者在项城市、西华县和商水县农村的走访，发现重新拢坟的，并不少；还有些坟头，几经推平，一番拢起。拢推之间，究竟是什么横亘其中？这是一片传统的中原农村。许多做法，在当地农村，是毫无缘故，而又理所当然的。这些做法，被视为传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上坟的规矩也一样。全家族的男丁一块走，沿着年年岁岁走着的老路线，即便没有标记，也能循着记忆到达祖坟，放炮仗，依长幼顺序磕头、烧纸，似喃喃自语般，和祖辈说说话。而家中女眷，按规矩，只有清明的时候，才能上坟扫墓，在父亲和爷爷的坟上哭一场。然后一家人，往坟上添些新土。 若过年，坟上没些鞭炮灰屑；或是清明，坟上没添新土，那么，即便是不认识的乡邻路过，心中也定会暗想：这户家中无人，或是儿孙不孝。无后和不孝，正是这片乡土中的大忌。坟头，便是这种忌讳的标志，数百年来，尖尖地在田地中立着。 在周口，坟头没了，有着多种不同的意味。有人说，祖坟的土动不得，一旦动了，家族中的“人”和“财”，就保不住了；还有人说，平坟头坏了风水，毁了晚辈“飞黄腾达”的路。而大多数人最直接的“担忧”，是平坟可能触怒了祖先。在传统的中原农村，最普遍和最朴实的信仰，便是“祖先神”。孩子考上了大学，娶了媳妇儿，生了娃，都得跟祖先“汇报”一番；受了委屈，也会独自跑到祖坟前，哭诉一场；每逢祭扫，磕头时都得念叨几声“祖宗保佑”，许几个愿望。 刚平坟那几天，张大心里有些堵，但没法子，平坟并非一家一户，而是全周口市约200万座坟。 50岁的理家华（化名）比张大更郁闷些。他的村子，在西华县皮营乡，人多地少。和张大的村子不同，村里大多数的男丁，大多在河北廊坊一带租地，种棉花，每年过完元宵出门，等到11月份，才回家。理家祖坟，并非自个儿平的。而是村里花5000块钱，雇了些人，统一铲平的。若平坟速度在乡里位居前三，村委会会得到一笔万元的奖励。理家华的母亲信耶稣，但听说要平祖坟，大呼不好。家人给理家华打长途电话，老理在河北急得跺脚，闪入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是回去无论如何，得把祖坟拢起来。 等他回家，看到全村的坟头夷为平地，他又不敢拢了。他能做的，是不断在坟上磕头。他忙着往坟上搬了几块水泥砖，插了个木棍。以免以后麦苗长高，找不到祖坟的方位。所幸的是，理家祖坟并没有被庄稼埋没。 大年初一，村里的男人集体扛着铁锹，各自把坟拢起来了。他们反复强调：“没人带头，都是自发拢的。”其中逻辑，是团结一心，法不责众。几户人家回忆当天拢坟的源起，都觉得 “自然”——过年家里男人多，让人觉得心安，有年轻人血气方刚，说声“拢坟去”，家里人就自然跟去了。 他们觉得常年在外打工，难得回家一次，想拢自家的祖坟，有什么不妥的。村支书当天看到，也没有阻拦，和乡亲们见面，依旧热情地拜年，问候一声：“上坟去呀。” 据理家华说，就算是胆小怕事的村民，也去坟上拢了个矮土堆；等过了大年初五，看村干部没有责怪的意思，才大摇大摆地，扛着铁锹拢起了坟。 或许是出于对平坟的“报复”。不少人把坟拢得比以前更高更大。拢完了坟，大伙在村里互相串门拜年，神情上颇有些扬眉吐气。 理家华至今，也不理解平坟的逻辑。 周口，乃至中原大多数地方的坟头，都只是个土堆。除非家族显赫，族人位居高位，才会给立碑种树。普通农民，只需教后代认得方位便可。一座坟占地最多不过2平方米，即使平了坟，村里也没人敢在别人坟上种庄稼。 近几月来，在西华县的乡道上，都能轻易从绿油油的麦苗地里，看到一圈圈黄土，那曾经便是一个个坟头；即使有些坟上被播种机种上了麦苗，正施肥的农民，也会刻意避开那一圈。记者上前问，他们回答说，反正到了清明节，肯定会重新拢起来的。 闲着没事，理家华便和乡邻，在草垛边上聊天吹牛。他们懊恼自己要外出打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道听途说。他们还担心，等他们出了门，不知道啥时候，新拢的坟，又要被平了。 “怕他做啥！平了就再给他拢起来！”有人愤愤地说，使劲扔了个烟头。人群沉默了一会，散了。 并非所有的村子，都重新拢了坟。商水县练集镇，通往县城的乡村公路两旁，很难找到一个坟头。麦田平坦得出奇，甚至步行岔进土路，绕到村子的后头，也很难找到坟头。 只不过，偶尔看到绿油油的麦地里，有一圈黄土，撒满鞭炮屑；曾经是片坟地的小土坡，也被整齐地种上了麦苗，只不过种得稍晚，稀疏一些。 这里是周口，乃至河南省平坟复耕的最早的试点之一。公路两侧的村庄，从去年5月开始，便轰隆隆地开始平坟。某个“样板村”的村支书诸小伟（化名），是平坟复耕坚定的拥护者。 他家是个大家，为了平祖坟的事，门宗族人开了整整两天的家族会议。诸小伟的叔叔骂他“不忠不孝”，骂他“官迷”；还有亲戚，说自家的孩子正要考大学，动了祖坟，生怕会有影响。 他不为所动，雇人平了自家老坟院里爷爷、太爷爷的28座祖坟。但诸小伟看似“雷厉风行”，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办法。他先请人来看风水，选了村子北边靠近公路的地方，建成公墓，他父亲的坟，便在公墓的范围内。然后，他给在外的村民发短信、打电话，宣传“革除陋习，节约土地”。很快，村里1043个坟头，都没了。 为“避免反弹”，诸小伟带人，将公路旁类似坟头的麦草垛都挑了，并加大宣传，让村民在平坟位置种上庄稼。若不仔细观察，村里原来的坟地，都找不着了。 诸小伟叮嘱记者不要透露他的真名，因为仍还有不少人 “不理解他”，骂他，但他自矜于“成功”的经验，便是事先选了块好风水的公墓。他认为，大多数的村民对平坟，是持无所谓态度的，对素未谋面的“太爷爷”未必有很深厚的感情，平了，也就平了。记者跟他说了张大和理家华村里的情况，他不置可否，只是重述了一遍他的观点。他还说，最难说服的，是在外当公务员、上大学和经商的人，他们“更相信风水”，认为动了祖坟，坏了他们的事业。 记者不懂风水，但还是去了诸小伟选址的公墓。公墓修在麦田里，北边不远是公路，西北面是一片葡萄大棚，周边没有山坡，也没有河流。公墓进口，竖着宣传栏，贴着练集镇各村“平坟复耕”前后对比的照片。公墓的砖墙内，空余处还种着麦苗。已经有百余座坟，迁到了这里，墓碑一律朝南，一排排紧密地立着。公墓内的坟，不再起尖坟头，而是一个个拱起的“坟台”。 有“固执”的村民，会特意把坟台填得高一些，看上去和“老坟头”相似些；有村民已搞不清祖坟中的先人名讳，只能在墓碑上刻“先祖之墓”。 主动迁坟进公墓的村民，可以获得三五百元的奖励。而村民平一个坟头，可获得200元钱，其中坟主家获150元，地的主人获50元。为此，商水县拿出了500多万元的专项奖金。 但依旧有村民，不相信公墓的风水，不愿意“起棺移葬”。照当地规矩，移葬时棺木不得见天，要在原坟上搭好棚子，雇人起棺抬棺，费神费事，花费不少。 正在公墓南边不远处翻土的老汉，精确地像指南针一般，向东南方位一指，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平旷麦田：我爷爷的坟就在那里，只有我能找着。 说实话，诸小伟选址建的公墓，是周口农村建得较好的——有园林式的大门，灰色围墙被设计成镂空的波浪状，墓碑旁种有小松柏。好歹有些陵园的样子。如诸小伟所说，最重要的，是村民相信这里风水好。 但周口农村大多数的公益墓地，显然是“突击运动”的产物。 张大的儿子开着面包车，带记者看了邻近村庄的几个公墓——不过是在麦田里围了一圈简陋的砖墙，入口搭一个简易工棚，墓园内堆着水泥板，种着麦苗，或者长着杂草。没有一户人家，愿意迁进去。 “你问我为啥不迁进公墓？你看看，让爷埋在这儿，就是大不孝嘛！” 无论是平、是拢、还是迁，平原的土地上一片喧嚣，而祖坟始终沉默着，和那些逝去的祖先们一样。 【记者手记】 “乡土思维”和“管理逻辑” 平坟复拢坟。关于孰是孰非的争吵，一直没有停过。管理部门的逻辑是：“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突出”，“要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以平坟、迁坟为代价，破除陋习，新增耕地，以置换建设用地。 但遇上“平祖坟”一事，无论是农民，亦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心中又大多会隐隐觉得不妥。哪里不妥？是“管理逻辑”，碰上了“乡土思维”。 记者在周口，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规矩”——吃饭有规矩，讲话有规矩，上坟祭祖则规矩众多。 而这些规矩，似乎有些不登大雅之堂，其中一些对女眷的规矩，更是有悖男女平等。若从现代社会的管理逻辑来看，这些规矩，和法律无关，其中一些，可视为“陋习”。 但这些“规矩”，在乡土社会，却犹如法律，逾越不得。比如，在浙江沿海渔村，吃鱼不能翻动，因为渔民出海，“翻”不吉利；又比如，吃饭时，筷子不能竖插进饭碗，那是“供奉死人”，不吉利。这样的规矩，每个中国人都懂得不少。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得”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祖坟不能动”，便是规矩，对一些人而言，是“铁规矩”。 河南政协委员赵克罗曾多次在微博上炮轰周口平坟，记者在电话中问他如此强烈反对的原因，他先讲自己年年回老家拜祭，从不敢忘。对他个人而言，规矩大于“政策”。 也有人试图在“规矩”和“政策”之间寻求妥协。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民政厅主管殡葬的社会事务处处长彭国平曾建议，先保留三代以内，即父母、祖父母的坟地。但如今看来，这些规矩，无法不在一些地方直接对冲着现代社会的管理逻辑。甚至，“规矩”成“迷信”，让人情何堪。 有乡土思维，可以理解。但乡土思维应否成为一种人人供奉、遵而照行、主导甚至决定现代社会管理运作的“乡土逻辑”？移风易俗，好事如何办好，或在工作能否更细致，考虑能否更贴民情实际。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现代社会管理者，制定政策之初，便须充分考虑到基层的所谓“规矩”和“乡土逻辑”。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尤其是媒体，也应该矛盾中秉持理性、客观中倡导善意，尽力有助于问题向良性发展，尽量有助于社会向现代转型。千万不能因不当介入与过度放大，导致“平坟复拢坟”成为一种永远的尴尬博弈，无解的现实两难。因为，类似这样“反复拢推”的纠结，又何止这一处。 |
单若水：嗜好扒坟掘墓的中国人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02 日 由 舟巷
以辱尸为惩罚目的的刨坟掘墓，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渊源流长，直到今天也并没有绝迹。
公元前506年，孙武、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楚国都城郢，伍子胥为报父仇而掘楚平王陵墓，将他的尸体挖了出来，并“鞭尸三百”。近年也有人考证，当年伍子胥只是“鞭墓三百”，却不曾掘墓辱尸，历史公案难得道清。
吴王阖闾葬后十几年就被死对头越人掘墓。
女皇武则天也好此道，据唐人张鷟著《朝野佥载》(卷6)称，扬州徐敬业反，其弟敬贞宣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 则天怒，掘毁唐英公徐绩棺，焚其尸。
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为惩处谋反的扒坟掘墓从未中止过，以清代尤甚。最著名的当属顺治掘坟鞭尸多尔衮。顺治七年，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时坠马跌伤，医治无效，不到一月遂死于喀喇城。多尔衮灵柩运抵北京后，顺治亲率大臣缟服东直门外，追赠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然而，多尔衮刚下葬，众臣便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顺治大怒，发布上谕列举多尔衮“十四条大罪”，称其“逆谋果真，神人共愤”，并掘坟鞭尸。
清代文字狱登峰造极，不但活人被牵连受害，就是寿终正寝者也不时地被株连而被挫骨扬灰。康熙年间，庄廷鑨将买来的明史《列朝诸臣传》稿本，与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史合刊刻印，其中有对满人不敬之词遭人告发。其时，庄廷鑨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其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
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张熙受明末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辩”等观点影响进行反清活动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并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
乾隆年间，徐述夔著《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被人告发后，徐述夔和儿子怀祖被戮尸，其孙及校对人皆被处死。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冯王孙著《五经简咏》，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被冠以反清复明大罪，凌迟处死，其子亦连坐处死，其他家眷被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被掘墓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连坐被处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被告发后以谋反大罪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曾著《续三字经》，仅因内其中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死后被人举报，开棺戮尸，其孙五人亦连坐问斩。
1944年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死后，11月12日归葬南京。其妻陈壁君命人在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仿中山墓为其建造一座豪华墓园。陈壁君倒是有自知之明，料定将来汪墓必被国人掘毁，特意用5顿碎钢块掺在混凝土中浇筑，十分牢固，用常法根本不能掘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致认为此等奸逆与中山先生并列，实难平民愤，于是启用一个工兵营，用150公斤TNT炸药方才掘开墓穴，将其楠木棺材连同尸身一起火化而被扬灰。此后在墓地原址修建一亭，由孙科题字“观梅轩”。
四九年以后到文革前，作为政治性惩罚而被掘墓、平坟者极其有限，即使有也大都限于所谓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豪华墓园，其最终的目的也是冲着开发占地的经济目的。而为了统战需要，那些前朝显贵们的墓穴、祖茔，包括老蒋的溪口，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被掘墓辱尸。除了政治上的精密算计和不得已的容忍，倒也为两岸的民众显示了当局的大度和政策的灵活，也特别向岛上偏安一隅的当权者们摇曳着橄榄枝，为日后的招安埋下伏笔。
但为了攫取抗战胜利的功劳，贬低国民党和国军在抗战中的功绩，大部分安葬国军抗日阵亡将士的墓地、烈士陵园及纪念碑、塔、忠烈祠四九年后却都被平毁殆尽。致使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为国捐躯的英魂不能安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畏强敌的精神不能彰显，实属罪大恶极，天理不容。例如1943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国民政府为抗战中英勇战死的148万忠魂在衡山建忠烈祠，安葬阵亡将士的遗骸，以纪念之。有碑记录烈士们的生平，匾额为蒋介石手书。主祭者薛岳将军泣血誓言，“抗战还在进行，牺牲在所难免。这总神位，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千秋万代，血食无替。”1944年日军攻陷衡山，忠烈祠被破坏。1953年，忠烈祠的碑文以“反动遗迹”为由被凿，一字不留，所有墓葬都被挖毁，骨灰弃之荒野，竟无一幸免。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此地安葬有千余名抗战时期牺牲的航空烈士，他们的英名及生平被镌刻于英烈碑以示褒奖，亦警示后人莫忘他们的民族大义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其中包括中国人870，苏联人236，美国人2197。该公墓由国民政府建立，曾遭日军破坏，抗战后整修。四九年后此公墓遭有意识地冷落、遗弃，任由其荒废、败落和民间的人为破坏，不少棺木尸骨外露，惨不忍睹，与中共为内战中国人自相残杀而死难者所建的“烈士陵园”的待遇有天壤之别。此公墓文革时又遭毁灭打击，红卫兵屡次打砸烧，挖坟掘墓挫骨扬灰，最后只余被铲掉题字的石牌坊。
对这些抗日英烈，他们竟比当年的日寇还仇，还恨，日寇仅是毁了地面上的祠堂，而他们不仅凿尽“反动遗迹”的碑文，还掘墓扬灰，以汉奸论处他们实不冤枉。
四九年后，因着大部分新朝权贵们都正值壮年，那些在内斗中失势者也鲜有亡故的，因而被葬在八宝山和各地烈士陵园而后被移除的“犯错误”者不是很多。“凤凰落架不如鸡”，那些已失势的“反党分子”们死后，也绝不会再被厚待，甚至不如普通百姓，更不会有资格再入八宝山，自有他们的亲属草草处置，却也免了死后再次受辱。笔者记得五六年某省一位病逝的副省长，其丧事被隆重地操办极尽哀荣，轰动了全省，并被高规格地葬于当地烈士陵园最显贵的位置。不料在次年的内斗中他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立马被掘墓，由家属自行移出烈士陵园。还好，仅是掘墓却还不曾辱尸，也算是一种进步。
但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不少有价值的历史名人们的墓茔，被有意无意地毁仍是很可惜的。有文称，胡乔木作《沁园春 杭州感事》请毛泽东修改，毛便在该词原稿上写下一段尖锐批语“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1964年，胡乔木来到杭州说：“毛主席在西湖刘庄眺望，见古人坟墓，与鬼为邻，很不高兴啊！”省委不敢怠慢，遂开始拆毁于谦、张苍水、徐锡麟、裘绍、尹维峻、苏曼殊等墓、武松牌坊等，还有淞沪战役、北伐纪念碑及菩萨佛像。1965年炸开秋瑾墓，将其遗骨扔进瓦罐埋葬。真是君王一句顶一万句啊，谁敢怠慢！
平地一声恶雷，文革浩劫席卷荼毒中华大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自此开始，犹如那当年在伏魔殿上不顾龙虎山主持真人劝阻的洪太尉，放出了镇锁在殿内的一百单八个魔君，以至“恼下方生灵”，全国从上到下走火入魔。在毛的亲自策划和鼓动下，“破四旧”始兴，各地红卫兵冲向所有寺院庙刹和一切文化古迹，捣毁神龛佛像、历史文物，焚毁藏书字画，凡与历史文化有关的一切物品，均被冠之“四旧”和“牛鬼蛇神”，统统在毁灭之列。与此同时，挖坟掘墓，毁尸焚骨，侮辱祖宗先贤也一发不可收拾，凡是有些名望者，其墓统统被毁，几乎无一幸免。
中华民族的始祖和历代帝王陵寝几乎损毁殆尽。炎帝陵被刨挖抢劫一空后夷为平地，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运城舜帝陵被毁;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朱元璋的巨大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被拆得一干二净；萬曆皇帝及后妃遺骸，自定陵里取出，骷髏弔掛於樹上，随后被焚毀；蔣介石位於奉化溪口的祖墳皆被毁，其生母墓被上海大學生和寧波中學生掘開，遺骸被棄樹林；葬於上海萬國公墓的宋慶齡父母，因是蔣介石的岳父母而被恶意掘墓损毁，揚屍拋骨，极尽凌辱。
民族英雄也难幸免。鎮壓過農民起義的岳飛被定位为軍閥，其在杭州的墓被夷平，并被焚骨扬灰；1937 趙登禹將軍在宛平南苑與倭血戰殉國，龍泉寺方丈冒死尋得將軍遺體，將靈柩匿藏寺內八年。1946年7月，靈柩葬於盧溝橋畔。文革間，將軍墓却被掘翻，遺骨拋擲於野；南漳县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清官、名臣不能避过祸端。香火延续两千年的乌江畔和县项羽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位于陕西城阳北原的霍去病陵，是全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墓被毁，陵前塑像也被砸得粉碎;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惨遭损毁；另有有合肥包拯墓，江陵張居正的墓，杭州于謙墓，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墓，海南岛天涯海角海瑞的坟都难逃一劫，不仅陵墓被掘毁，遗骨也被挖出或焚烧扬灰，或弃之荒野，甚至被游街示众。甚至连因发动西安事变而挽救中共免于被灭的杨虎城将军的墓地也难逃厄运，其虽是中共的英雄，却仍是“国民党反动派”身份，其墓及墓碑皆被毁。青岛一所中学的师生，高呼 “揪出保皇派头子示众”的口号，掘了康有为墓。他们将掘出的康有为颅骨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标签，放在一个手推车里推着游街示众。河北南皮县的造反派拉倒张之洞墓碑后一通乱砸，并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拉出，暴之坟岗，此后的日子里，任由顽童踢弄拨耍。据说张之洞出土时面如活人，皮肤尚有弹性，肉身完整。北京郊区恩济庄的太监李莲英墓，被红卫兵凿开后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文人也在劫难逃。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并被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被平毀；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内的吴承恩故居和墓被毁成一片废墟；蒲松齡墓被掘後，發現墓中陪葬除手中一管旱菸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遂其遺骨搗毀，棄之於野；胡適題寫的“詩人徐志摩之墓”，坐落在海寧東山，被红卫兵炸毀，拖出棺木，扬散骸骨；抗戰時，日軍欲開挖位於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一日本軍官得悉後喝退士兵，並祭奠一番，此后日軍再不擾。1966年底，紅衛兵却將太炎墓夷為平地，把遺體曝於荒野，棺材亦被劫走。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尤其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对孔府孔墓的掘挖、破坏，令世人震惊，天理难容。作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的孔子，是中华文化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历朝历代，不论何人当政，谁主中华，都无不敬仰崇拜。五四运动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也仅是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糟粕的批判，并未对存世的文物有所毁损。存世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孔墓和历代不断加码修葺、豪华如皇宫的孔府、孔庙，是中华文明的见证，即使蒙元灭宋， 满清入关，甚至穷凶极恶的日寇入侵，都被完好保护，从未受损，然则却难逃“文革”劫难。
“文革”刚始，康生就把北师大谭厚兰找去，面授机宜她去曲阜孔庙造反，要她“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谭遂带二百余名造反派，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孔子塑像被毁，同时烧毁古书2700余册，字画900多轴，石碑千余块。为了更快地掘开孔府内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炸得棺木、尸骨满天飞扬，一片狼藉。在掘得孔子骨骇示众后，又将其浇油焚毁。著名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碎断几截，孔氏后人的墓也被掘，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木被毁后，暴尸于众，惨不忍睹。
其实掘孔墓是早已预谋的，此举在文革前期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示范作用，应是由毛一手策划和安排的，是毛推动文革向纵深发展的一步棋。据毛远新回忆：“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因而掘挖孔墓，绝非是康生一人可以做的了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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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毁坏中华传统 盗墓挖坟辱尸记录
张东园2016-03
节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在丧葬方面有视死如生的传统。比如清明扫墓，就是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扫墓在秦朝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
我们通常说的“陵墓”，或称“陵园”，古代是指皇帝的坟墓，现在是指王公贵族、现代人物的墓地建筑。陵墓中深深渗透着中国传统礼法的内容，天子死后的埋葬地称“陵”，诸侯称“封”，大夫称“坟”。坟丘的大小、衣襟棺椁、墓葬仪式都是按等级严加规定的。风水与坟墓，一直是连结一块的。所以，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犯了风水大忌，即使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相信这一点。
提起清东陵被盗，人们以为清东陵都是孙殿英所盗。孙殿英盗墓不假，不过孙殿英盗墓是只盗掘了乾隆和慈禧两座陵墓，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帝陵墓，太后陵四座、加之嫔妃陵墓共计157座。 如今这些陵墓无一幸免，除去被孙殿英盗掘两座，其余的所有150多座陵墓都被八路军盗掘一空。
日本侵略占领东北，随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并在此建“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为满洲国和溥仪看守大清国的陵寝。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守陵墓的日本军人撤走，伪警察解散，中共乘虚夺取了这里的政权，当时辖清东陵的八路冀东军区15军分区军队占领陵寝一带，他们打着“打倒封建地主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1945年9月，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曹致福指使部下15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长张尽忠、王绍仪、介儒等300多八路军以斗争大地主的名义大规模盗掘清东陵，他们盗掘了所有皇帝皇妃的150多座陵墓。
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所有陵寝洗劫一空。清东陵被盗后便再也无人管理，盗墓口一直到1952年清东陵成立文物保管所时才堵砌上。由于洞口长期未堵，当地许多百姓都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为了取金子，盗墓者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
参与盗陵的人员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八路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者造成了不少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
盗陵完成后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尽忠、王绍义代表军分区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他们挖掘景陵地宫，对康熙大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终于结束景陵地宫盗墓，搜出了几大口袋珍宝。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最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说：“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清东陵被盗的消息被公开后，一时舆论哗然，“中共盗陵”随即曝光。为此，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上蒋介石为此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对此事无言以答。
中共毁坏明长陵
距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的昌平区天寿山下，躺着明朝十六位皇帝中的十三人，通称明十三陵。除了太祖朱元璋葬于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之外，代宗朱祁钰也没有葬在皇陵。十三陵以成祖所建的长陵规模最大，嘉靖、万历两帝生前所筑的永陵、定陵亦颇可观；其它多为死后所建，受工期所限较为实简；亡国之君思宗由检，则以妃子墓穴改建，非正式皇陵。
1955年，尽管有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反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络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中共文人，写了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示，原本打算挖掘明长陵。然而，吴晗又改了主意，没挖掘明长陵，而是先试掘了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也就是盗墓。随后，中共对定陵文物进行了疯狂破坏，许多珍贵文物被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已辟为博物馆的定陵，遭到严重破坏。明神宗万历皇帝及两名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包括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在内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
中共文革
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在这场浩劫中，许多中华历史上的先贤与优秀儿女的坟墓被挖，尸骨被毁被辱。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西藏扎甚伦布寺的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在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县，革命小将把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以及秦桧等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而在杭州，革命青年们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挖了，岳武穆被锉骨扬灰。
海瑞去世后，万历赐御葬，选址海口滨涯村，清代和民国均有维护续建工程，1949年后曾做部队驻地，牌坊祭碑遭损坏。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将墓碑和其它碑石扳倒，坟墓挖开，抬走海瑞遗骸，几日后给遗骨戴上高帽子，在海口市游街示众后焚毁。1969年公社砸石头支援建设，石桌烛台等全被砸毁，墓园成养猪场。
《聊斋》作者蒲松龄之墓文革时被毁，红卫兵在其墓前先挥舞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然后掘坟，向死去的“老封建”冲锋。结果发现墓内除尸骨外，只有几样简单陪葬品，无物可毁。另外，蒲家庄代代相传的蒲松龄手稿字画，均被清剿烧毁。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张之洞，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和中国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和门生筹措。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让他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着玩。关于张之洞被掘墓，还另有一说：红卫兵将张氏夫妇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结果被狗吃掉。但主流说法还是曝尸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后于2007年被发现，重新安葬。
武训，千古义丐，享誉中外的清代教育家。一生不娶妻、不置家，用当年乞讨的积蓄兴办义学。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一个乞丐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修建起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结果后来他成了“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1951年，《武训传》因政治原因遭遇批判，后在文革中，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李鸿章，晚清名臣，他主持的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他强调在外交中“以夷制夷”，为被动挨打的清王朝殚精竭虑。美国总统格兰特称其为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都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中唯一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梁启超则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大跃进时期，他的坟被刨，尸体被挂在拖拉机后游街，直至尸骨无存。
左宗棠，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时人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沙俄侵占伊犁，已63岁的他主动请缨出战，携棺材西征，击退侵略者。其墓十分偏僻，破四旧时逃过一劫，但70年代初为修一条带过溪涵洞小路，当地公社干部将牌坊墓碑炸掉取石修洞，并掘坟，左公曝尸荒野，幸得一村民偷偷收敛。
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他曾与张之洞并称二张，是晚清清流领袖。他死后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文革”初期，红卫兵挖开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腐烂。红卫兵用铁锹和铲子将他们的遗体捣烂，尸骨无存。张爱玲离开大陆，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与她齐名的苏青，文革中屡遭迫害，潦倒不堪，吐血而死。
康有为，晚年迷恋青岛，不但于此定居，死后也葬于青岛。1966年，举国“破四旧”，康有为墓惨遭破坏，被某校红卫兵挖开，其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其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保住康有为头颅的人名叫王集钦，当时，他冒着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他提出将头骨收到博物馆内，作为“造反有理”的实物进行展览，得到红卫兵的许可。展览结束后，他趁乱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到一个木箱中，并于文革后上缴给文物管理委员会。
黎元洪，两次出任大总统、三次出任副总统。他首倡“军民分治”，开创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省长制”、并提出“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大度起用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他还是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但他长期被歪曲，当年，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与黎的开明不无关系。他对军中的革命党人也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多次进行保护，甚至保释造反者。新军中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他也不责怪。至于“床下都督”一说，已经证伪。文革中被掘墓，尸骨无存。
周自齐，清华大学的奠基人，曾历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等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代行过大总统职务11天。他也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奠基人之一，退出政界后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并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中文字幕的开端。在清华学堂的筹建过程中，从选址、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都一手操办，清华园就是他所选。另外，他亲自主持选拔工作，前后选派三批留美学生，其中包括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秉志、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他的墓在文革中被掘开。其后人周传基先生说，周自齐的夫人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用菜刀砍头。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安葬百余名航空烈士，并有英烈碑镌刻抗战时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及生平，包括中国870人，苏联236人，美国2197人。该公墓由国民政府建立，曾遭日军破坏，抗战后整修。文革时遭毁灭打击，红卫兵屡次打砸烧，挖坟掘墓挫骨扬灰，最后只余被铲掉题字的石牌坊（题字者是蒋介石），文革后重建。
1912年，彭家珍刺杀良弼，当场牺牲，良弼随后不治，宗社党作鸟兽散。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2月为他及同样为革命牺牲的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等四烈士在北京西郊农事试验场营建墓地。正中立约8米的纪念碑，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四烈士安葬于四面石塚下，墓前均有碑文，文革期间被砸毁，夷为平地。
湖南“忠烈祠”，国民政府在大陆建的惟一一座全国性纪念抗战烈士的祠堂。有碑记录生平，他们死的时候，都好年轻。匾额是蒋介石手书，侥幸在文革时被农民拿去切猪食，逃过死劫。所有石碑被红卫小将铲扁磨平。烈士遗骨，被挖出曝晒。
周迅典，留美飞行班学员，1944年到1945年间，他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被授予各类勋章13枚，其中包括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文革中，他被活活打死，然后被悄悄埋在田里，因为埋得太浅，尸体被狗拖了出来，他的家人才得知噩耗。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塚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王铭章，抗日名将，1938年滕县保卫战中，他率军死守，日军料不到在此碰上硬钉子，调集精锐猛攻，滕县变为废墟。他拍出最后电文“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破城后率残部巷战，壮烈殉国。滕县之战为国军集结赢得时间，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军墓园位于成都，文革中被毁，1984年追认为烈士，重建墓地李宗仁评价：“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结语
以上只是在中共破坏中华传统、盗墓挖坟毁墓辱尸的冰山一角，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惨剧和罪恶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今天重提这段历史，就是为了人们记住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所犯下的罪恶，以及共产党与对中华传统的摧毁。中共不灭，何以为家？＃
责任编辑：莆山
文革掘墓辱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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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05
1966年8月某日，青岛一所中学的师生一干人，高呼口号，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对康有为墓进行了乱掘。下午，康有为的颅骨被放在一个翻斗手推车里，由师生们推着游街示众，说是挖到了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游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书“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1966年秋，南皮县几所学校的红卫兵与一家工厂的造反派决定“破四旧”。他们先用绳索捆绑张之洞墓碑，拉倒后一通乱砸，并向全县发出通告，宣称要在农历九月廿六日挖掘张之洞墓。
这天上午8点，他们带着铁镐铁锨等工具，扛旗打锣到达现场。两小时后，掘得棺椁。遂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拉出，暴之坟岗，此后的日子里，任由顽童踢弄拨耍。棺中没有值钱的东西。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的辜鸿铭道：“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1966年8月28日，因批判《武训传》需要，冠县红卫兵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也是这年，正当批判《海瑞罢官》之时，造反派到海瑞墓园“破四旧”，扒土掘坟。墓里只有几绺头发、几颗牙齿、几根残骨和几枚铜钱。那些发齿残骨，被放到一个盒子里游街示众，最后焚烧扬灰。
清官不能避祸，民族英雄也不能幸免。杭州岳飞墓也被红卫兵夷平，并焚弃了遗骨。理由是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是军阀。
帝王墓被毁者，运城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皆毁，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墓丘被夷为平地。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其自定陵里取出，骷髅吊挂于树上，然后与皇后骨骸一同焚毁。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也被挖毁。
名臣墓被毁者，有合肥包拯墓，有江陵张居正的墓，有杭州于谦墓。
名将墓被毁者，有霍去病的霍陵，除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明末名臣何腾蛟墓被掘，祠堂也毁。
文人墓遭毁者，有王羲之墓，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被平毁。有蒲松龄墓，掘墓后发现墓中陪葬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遂其遗骨捣毁，弃之于野。
1932年，徐志摩落葬海宁东山。胡适题写了“诗人徐志摩之墓”。1966年，红卫兵炸毁诗人墓，拖出棺木，散落骸骨。几年后，原址上建起了化肥厂。无锡阿炳墓毁于1966年秋，1974年平整土地，阿炳墓被彻底扒平，后来建工厂，又惨遭焚烧，焚烧后推入旁边的河中。
抗战时，日军欲开挖位于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一日本军官得悉后喝退士兵，并祭奠一番，此次日军再不扰。1966年底，红卫兵将太炎墓夷为平地，把遗体曝于荒野，棺材也被劫走。
位于奉化溪口的蒋介石生母墓也未能幸免于难，被上海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被弃树林。
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的宋庆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出来，且扬尸抛骨。宋庆龄闻讯落泪，据《宋庆龄传》载：“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急忙给周恩来写信请求保护。后来虽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宋庆龄兄弟姐妹名字全被删掉，只剩下宋庆龄一名。
赵登禹将军为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1937年7月28日，将军在宛平南苑与倭血战而死，时年三十九岁，龙泉寺方丈冒死寻得将军遗体，将灵柩匿藏寺内八年。1946年7月，灵柩葬于卢沟桥畔。“文革”间，将军墓被红卫兵掘翻，内无陪葬，遗骨抛掷于野。
将军遭毁，士兵墓也不放过。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死亡148万人，国民政府纪念之，在衡山建忠烈祠，安葬阵亡将士的遗骸。1943年7月7日，在南岳忠烈祠隆重的落成大典上，主祭者薛岳将军：“抗战还在进行，牺牲在所难免。这总神位，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千秋万代，血食无替。”1944年日军陷衡山，忠烈祠被破坏。1953年，忠烈祠的碑文以“反动遗迹”被凿，一字不留。1966年，所有墓葬都被挖毁，骨灰弃之荒野，无一幸免。
2023-06-04
城郊墓园之毁（三则）
一．
风雨沧桑路 百年长眠地 ——记有着百年历史的上海万国公墓旧（节选）
作者:凌 霄
在2014年上海市政府核定并新增了8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增的名单中有一处位于长宁区虹桥路1290号，被归类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距今有着百年历史的上海万国公墓旧址。
现代意义上的公墓指的是公共墓地，它是自近代上海开埠后兴起，发源于上海租界。1843年上海开辟为中国第一个租界，进入上海的西方侨民与日俱增。结合西方人的风俗习惯，英国人在1846年建成上海第一座公墓——山东路公墓。除接受英国人外，这个公墓也接受其他外侨，被华人称为“外国坟山”。山东路公墓的建成标志着西方公墓作为一种新型墓制进入中国。随着租界内西式公墓的兴起和扩张，其档案化管理、规范化经营、园林化风格和新式的丧葬礼仪等现代性特征，促成上海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民众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近代上海华人公墓逐渐兴起。
第一座华人公墓是由浙江上虞人经润山独资创办经营的。经润山为民国时期上海地产商，曾与商界奇才黄楚九合办过“楼外楼”、“新世界”等游乐场所。经氏办墓以“有宝贵坯地之念，有破除迷信之念，有惩戒子孙之念”为宗旨，提倡改革传统墓葬制度。1909年，经润山在虹桥路东段购地20余亩（1.33万平方米）动工营建，于1914年竣工，墓园内设有陈列遗像纪念堂、追思室及来宾休息室等。园内通道交错，林木扶苏，可以筑一千多石墩。万国公墓最初名为“薤露园”，取意岁月易逝、人生短促如薤叶朝露。后经氏去世，墓地被沪杭甬铁路占用，经夫人汪国贞秉承经氏初衷，于1917年将墓园西迁至虹桥路张虹路（今宋园路）重建，占地55.6亩（3.71万平方米）。
公墓四周环绕小河，正门设在虹桥路，门楼前河面上架有宽约5米水泥桥，桥上装有铁门，上镶“薤露园万国公墓”。 进门后即有一条宽阔的甬道直通纪念堂，纪念堂和门楼仿照西式建筑，气势雄伟。纪念堂后面的中式追思厅用以诵经，追思厅两侧建有东、西厢厅，并以穿廊相连。大墓道两旁各有小路分别通往墓区，四通八达。墓区环境优美，遍种松柏、雪松、黄杨，并铺种草皮和各种花卉等。
由于这是第一个由华人开办的公墓，设施堪称一流，故而引起社会关注，各界名流人士响应“共同卜葬”埋于此者日益增多，汪国贞又于1922年在其东侧添购10余亩土地进行扩建。该墓地虽由华人创办经营，但对外国人开放，成为一个“不囿国籍、不分宗教”的公墓，稍后“薤露园”之名逐渐隐去，“万国公墓”之名远扬。
随着万国公墓墓穴行将售完，加上经夫人汪国贞年迈体弱，无意继续经营管理，遂于1934年交南京国民政府接办，上海市政府将万国公墓收为市立，改为公营，并由市卫生局接办。收为市立后，墓穴缺口仍十分严重，远不能满足市民的殡葬需求。翌年，公墓面积扩大到120余亩。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万国公墓遭到日军的大肆破坏。公墓纪念堂内的家具摆设和园内大树被侵华日军抢劫盗伐殆尽，部分建筑被炮火毁坏。汪伪政权上台后，遂由其接管，墓园继续对外营业。抗战胜利后，又归国民政府管理，墓区内仍完整保存入葬者档案资料，继续沿用各项管理制度和对外正常营业。
作为上海的一流公墓，新中国成立前在此安葬的多为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和社会名流。其中有曾任清政府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和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清政府邮政大臣的李伯行、清政府上海道台袁伯夔等。墓葬者还有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名人和进步人士，其中有同盟会早期活动家黎仲实，国民党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曾任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朴殷植，临时议政院院长金仁全等（1993年迁回韩国）。1936年鲁迅逝世后，也安葬于此（1956年迁至鲁迅公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珪贞。
1918年，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在万国公墓购置了22穴墓地，总面积约为145平方米。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安葬在万国公墓。1931年宋庆龄母亲倪珪贞在青岛病逝，后宋家子女便将父母亲合葬在万国公墓的宋家墓地里。此外，宋庆龄的两位姨夫（牛尚周、温秉忠）姨母（倪桂清、倪桂珠）也入葬于此。
1949年5月，公墓由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管，后划归市民政局。当时共有墓葬2600余座。公墓后经修葺，为促进殡葬改革，开办了骨灰安葬业务。20世纪50年代，入葬在此的名人有中国早期影星周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妇等。
“文革”初期，万国公墓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墓地几乎全部被砸毁，花木和建筑无一幸存，这其中也包括宋庆龄父母的坟墓。1967年1、2月间，宋庆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砸毁，墓盖、墓碑、石栏等地面建筑均被拆毁。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心里十分难过，立即派人叫廖梦醒来寓所，她给廖看了被毁墓地的照片，并请廖立即把照片转交邓颖超。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墓地很快修复，重立的墓碑仅刻宋庆龄一人名字。公墓被破坏后，1967年9月上海警备区对公墓实行军管。军管后的墓地除宋氏墓地外均被填平穴坑，推平土地后改作农场和菜园。到了“文革”后期，市民政局收回包括宋氏墓地在内的30亩土地，恢复万国公墓，并在张虹路（今宋园路）新开东大门，建造外宾接待室、办公室等。自收回后又进行了扩充，最后面积达到140余亩。1976年起，陆续将迁、安葬在浦东公园内的六百多具外籍人的尸骨迁葬至万国公墓。
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国家为其举行了国葬。按照宋庆龄生前遗愿，她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她父母的身边。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宋庆龄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于1982年6月进行宋氏墓地抬高扩建工程。扩建后的宋氏墓地占地约263平方米，整个墓地被提高至高于周围路面132厘米，周围配植了大量花木，其南面是面积为2880平方米的纪念广场。1984年1月10日陵园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命名为宋庆龄陵园，并保留万国公墓名称。在1984年1月27日宋庆龄诞辰91周年纪念日上，举行了宋庆龄雕像揭幕典礼。随着1985年宋庆龄纪念碑和1987年宋庆龄生平事迹陈列室的落成，以及1996年上海儿童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标志着宋庆龄纪念设施的基本完成，宋庆龄陵园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保留的万国公墓主要由名人墓园和外籍人墓园组成。在名人墓园里，除恢复了在“文革”中被平毁的原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原全国政协委员、金融家周作民等墓冢外，还陆续迁葬和安葬了抗日英雄谢晋元，复旦大学创始人、爱国老人马相伯，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度，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宋庆龄的亲密战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著名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原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俞振飞等。
外籍人墓园安葬有上海和大阪之间民间往来的奠基人之一雨宫礼三及其夫人，宋庆龄的美籍女友耿丽淑，罗马尼亚医生柯烈然等，迁葬了1967年迁至浦东公墓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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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干部）
编录附记：文革初期，住在上海西郊虹桥路–古北路一带，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是到处弥漫的恶臭。原因是附近农民疯狂地毁墓挖坟，不但搜寻财物、盗用木料石料，还作践死尸，搞得臭水四溢，臭气冲天经年未散。
当地是民国时期的西式别墅群集中的地区。以前有许多洋人的聚居，因此除了虹桥路上的万国公墓外，还有不少外国人的小型墓园，都是相当精美的。文革前期毁墓之后，大约从70年代开始，高层建筑纷纷耸立，无数别墅洋房也很快消失了。 6
二．
入土不安的江南墓园
寒笑编撰
上海郊县万倾粮田之上，于80年代之后逐渐变成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名垂史册、名扬世界的“江南水乡”美景不再。上海处水网平原地区，除了大小金山、天马山、佘山、凤凰山、小昆山、辰山、宝山八个小丘外别无山岭，然而过去却有不少“山庄”。例如“普善山庄”和“联义山庄”。不过，此类“山庄”是墓地。
“普善山庄”由民国时上海的慈善机构开办。专收那些穷苦的人，尤其是那些无主的穷人。所谓无主的穷人是指因为种种原因，死在马路上、弄堂里、垃圾箱旁的人。这些人穷困潦倒，生前无居所，死后无人认领，好在还有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开办了“普善山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死后算是有了归宿。但在50年代初普善山庄已然消失，改建为工厂和居民区。
而“联义山庄”则与之不同，它是一个有主的公共墓地。联义山庄一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完全消失。联义山庄内的墓，比较有特色，各种样式没有雷同。许多精致的坟墓反映了墓主人的籍惯、地位和爱好，有的还反映其宗教信仰。
民国13年（1924年）5月，粤商林镒泉购入今大宁路街道共和新路西端农田、荒地10余亩，建园造舍、营造私家坟地。园内保留着许多参天古木，林鸟筑巢、鸦雀盘旋。林老板又在墓园内修建牌楼亭阁，种植树木花草，弄得就像处处小桥流水的幽静花园，环境十分优美。墓园外面，四周燕毛湾、西钱家塘、大徐家阁、曹江巷等“宅头”（村庄）的农民，乃约定俗成将坟地称做林家花园。
后来随着广东籍客商在上海越来越多，粤商联合会与林老板商量，接办了此坟地，规模亦逐渐扩大到400余亩，林家花园成为广东籍人专用公墓，定名联义山庄，是一座在当时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大型公墓。山庄大门牌楼上“联义山庄”四个大字由晚清名士康有为先生题写。
公墓山门正对共和新路彭江路，彭江路东首靠河边也有个林家花园，1960年代初与龙园、陈家花园三家私人园林合并为彭浦公园，园内有小河小湖、土坡假山、明清和民国式样的亭台楼阁，花木葱茏，柔草茂密，被许多文艺界人士赞为上海第一优美园林。（文革前夕关闭，成为某保密单位用地，建起楼群，园林被彻底破坏）。
联义山庄有厅屋数间和办公用房。辟有墓穴11,595穴，墓穴分等，另有免费和半价穴区。起先，公墓里主要安葬广东人，后来上海的不少有钱人和名人也到此择穴。这里的墓地价格昂贵，墓穴有5个等级，每等又根据面积、地段、朝向、风水等情况分为3级。高的要卖几千块银洋，次等的也要卖五六十元。联义山庄内的墓，比较有特色，各种样式几乎没有类同。反映了墓主人的籍惯、地位和爱好，有的还反映其宗教信仰。这座墓园景色堪比公园，松柏青翠，鸟语花香，一排排花岗岩雕刻的墓碑和柱廊及无数石刻匾额墓联，更添万重肃穆和庄重。
山庄内曾经入葬众多名人、官宦、望族，如：自杀身亡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申报董事长潘公展、民国早年海军总长程壁光上将、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父母、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家族、杨杏佛、梁仁达等。山庄里最奢靡的是某男与七个夫人的合葬墓，占了有一亩多地，墓碑上是红字，可能是寿穴。另有一九穴大墓葬着一老板和八位妻妾。最豪华的是唐氏家族墓，墓地进口处有一个很大的石牌楼，上书“唐庄”二字。唐庄的地面上派头很大，有石人石马石羊，有甬道通往地下室，棺柩不是埋人土中，而是放置在地下室中。阮玲玉的墓碑，宽仅尺余，高出地面不过一米，有照片，弯下身来才能看清斑驳的石碑上写的字：阮玲玉之墓，落款是上海市文联1954年。可叹曾经红极一时的大明星谢世后竟然如此凄凉。（阮玲玉，原名阮鳳根、學名阮玉英，是一位生于上海的中國默片演員。她是1930年代中國影壇最突出的明星之一，其優秀的演技與於24歲時自殺一事使之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時代象徵）。
上海沦陷时期，山庄被日军侵占，墓园荒芜。抗日战争胜利后修整。50年代初期，为上海市甲等公墓。至1956年，山庄埋葬棺柩4万余具。同年7月，联义山庄由上海市殡葬管理所接管，改为市办公墓。
1966年8月，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公墓被视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表。“红卫兵”、“造反派”进庄大破“四旧”，农民跟随挖掘翻捣，拆碑铺路，砍伐树木。公墓坟墓被炸开掘除，残存房屋被铲除，山庄毁损殆尽。方圆数百亩的公墓，墓园祠堂惨遭盗掘搬空，到处石碑倒地，棺盖撬出，坟穴变成窟隆。触目皆是被掘出的石灰和风化了的寿衣碎片。无数白骨七零八落地暴露在青天之下。那些花岗岩柱廊都被搬去做了附近农民家中猪圈石。中国历代有“十恶不赦”之律，盗墓即为其中之一。而挖人祖坟的毁墓暴行则更为邪恶。当年日寇都不会干的这种恶行，竟被中共如此“发扬光大”！
68年后，旧址变为上海鼓风机厂、风华初级中学等单位所在地。2017年6月28日，联义山庄遗址——一栋仅存的破瓦房，被静安区文物局公布为静安区文物保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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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联义山庄不远是广肇山庄。该墓园最初建于清同治11年(1872年)，几经变迁，上世纪20年代取地于如今的彭浦江杨南路、场中路、汾西路一带，坟地面积从最初的300亩扩展至50年代初期已近千亩。这儿的园林景致虽不及联义山庄，但当年疯狂、肮脏、悲惨的景象却如此相似。墓穴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挖空，而且是挖了一遍又一遍。墓区的小路被散乱的坟土掩埋得难以辩认。石碑已倒土中，被人一块块搬上拖车拖走，有的则搬上附近河道里的小船运走。有些墓主的后代带了购买墓地的地契证书来交涉，全无结果。公墓本是为安置人的末日之善行，岂知它自己的末日之惨状。
普安公墓位于闵行，是民国17年由普安善堂董事会集资建设的，占地30余亩，规格略小于联义山庄。8年后，普安善堂又在今建设路西北端兰坪路南端东侧，辟普安第二公墓。到了1949年5月，两个普安公墓共有平房10间、楼厅1幢，墓地增至142亩，有墓穴上千，骨灰穴近千。这里葬有很多老上海金融界名人，也有上海文化名流。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墓地被毁。
与普安公墓齐名的是长安公墓。一块块墓碑上，是雕工古朴、俊秀的墓志铭。其中有一块石碑记述着李鸿章的第四代曾外孙女的故事。她婚姻不幸，又回娘家不成，年纪轻轻就在忧郁中死去。当年，有些老人家听说祖墓被“扫”了，赶紧让小辈去看个究竟，只有脸膛赤黑的农民不断在掘墓开棺，执镐猛击水泥封胶的棺盖。棺盖翻起，臭气冲出，这些人跳进墓穴黑水中，估量着遗骸的部位摸索，摸到所求之物塞进口袋，又将碎骨乱扔。
还有许多外国墓园是仅埋葬来华外侨的墓园，里边葬有许多传教士和富人。上海于1840年以后开埠，在这个大都市里，有着不同的公共墓地。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墓地，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墓地，无家可归者，有无家可归者的墓地。例如：现在位于淮海中路上的“淮海公园”，过去就是法租界内的“法国公墓”。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公园”，解放前也是外国人的公墓。闸北公园内也有一个精美的外国人墓地，（更有著名的宋教仁之墓）。还有虹桥路上的虹桥公墓、古北路上的外国人公墓等等。这些客死他乡的外国人对推动中国的文商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一座墓园都是以巨资和精美的工艺所建成，设计制作都很讲究，极具西洋特色，却统统被毁于文革初期。
被毁的还有一些私家祠堂。例如叶家祠堂为上海叶姓商界巨族之族墓，位于徐家汇西南近莘庄公路一侧，墓园前有叶公绰题匾。此园不大但建筑富有特色，园中特多赞誉之挽联，人文色彩很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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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人柏乐文魂安何处
卢思茵编写
博习医院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８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柏乐文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ｘ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ｘ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东吴大学医学院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安乐园是由美国教会建立的教会墓园，安息着教会所办的东吴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工和医护人员。墓园遥对东吴大学东边的古城墙与护城河，坐落在一片绿草如茵的缓坡上，并有成排苍翠的松柏守护着一座座精美的墓茔。柏乐文安葬于此，应是好人善终了。然而，谁能料到，近四十年后，安乐园于文化革命红色狂潮中被彻底毁灭。有谁能知道那些被掘地出墓的无辜亡魂会归于何处、迁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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