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电子版附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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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汇编
大陆沦陷后反共抗暴武装斗争
编者按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随着中共恶行的欲盖弥彰，随着自由民主理念的普及，从中国大陆到海外各国的反共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共产党的罪恶已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多年来，还是有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认识相当肤浅，包括许多民运人士局限于六四等“含冤”情节，不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共从它成立开始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中共属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官僚特权阶级的御用工具，中共政权是以民为奴、与民为敌的专制党朝，其恶劣性质超过两次灭亡中国的蒙元满清。不少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在批判中共的同时，依然以自己或父辈参加过中共主导的“革命“为荣，因为除此之外他们的人生几乎只剩下灰暗的空白。太多人不能、不敢去反思：中共的“革命”是旨在颠覆共和国的反动叛乱，中共的红军和解放军志愿军是服务于中共邪恶集团镇压人民的党卫军。其中一例，就是在大陆沦陷过程中，中共以“剿匪”的名义对几百万忠于中华民国的人士实行的镇压，实际上就是共匪对人民的侵犯、掠夺、围剿；而大批反共抗暴的勇士则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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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1950年西南“剿匪”真相
二．民变与“匪乱”
三．邓小平与西南剿匪
四．关于东北剿匪
五．反共救国军
六．忠义救国军
七．泰缅孤军
网文选录
一．
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张菁 2023-05-23
迄今，中共不愿告诉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是：在上个世纪爆发的朝鲜战争中，被联合国军俘获的两万一千余名中共军人中，有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厌恶中共？除了原有的国民党倒戈老兵通过对比，知晓中共的诛心残酷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美国人杰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
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
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这段被尘封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中共顺利占领西南
历史资料显示，中共占领西南四省的“西南战役“是比较顺利的。自1949年11月1日开始进军西南，11月15日，占领贵州省会贵阳，30日，占领重庆，12月9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易帜，12月27日，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历时仅57天。刘伯承、邓小平在1950年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由此可见，中共在占领西南过程中，很多旧政府人员主动归顺，很多武装军队倒戈，使得西南地区的接收非常顺利。
然而一个月之后的2月18日，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却说：“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归顺的地方势力和倒戈的国民党军队复又反叛了呢？
中共强行征粮
其实，杰米．布朗对147名来自西南地区的战俘审讯记录的研究表明，中共占领西南地区后，旋即展开的征粮、禁银、禁烟、收枪运动才是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原因。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所收录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区征粮与民变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粮行为是导致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对民众进行乱扣乱押、绑人吊人、滥施行罚，如搜家（杀猪抵粮）、封门、不让民众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现因交不起粮自杀、卖子纳粮等现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中也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
当时反抗者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针对这些激进政策的，而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从中看出，武装反抗者们最大的诉求是保家保命，而并无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标。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1950年1月，西南各地颁布《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要求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并要求3月底前完成。
然而，农民们已经给国民政府缴纳过1949年的粮食税了，而这个宣称“解放了人民”的中共新政权，却又要农民重复缴纳比国民政府时期沉重得多的粮食税，造成了农民的极大不满。
1950年2月的中国新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尽管各地征粮的问题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所以中共还能徴到一些粮食。但在中国新年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再被逼粮，势必导致各地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
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帐，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帐！”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禁银、禁烟导致民变
中共在西南征粮的同时，还开展了禁银、禁烟的运动，被民众称为“三股水一起流”，再加上收缴个人枪支的措施，因此遭到了西南地区大多数民众的反抗。
1950年1月22日，《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发布，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尤其是禁银的同时不再对银元低价兑收，而是采取硬性冻结，这无异于瞬间清空百姓的财富，让民众感觉遭到了抢劫，因此民怨沸腾。邓小平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这说明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徴公粮，二是禁用银元。”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拔铲。实际上，所谓“自动铲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铲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当时鸦片种植占贵州省耕地面积的一半，当地历来将鸦片作为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存量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中共禁绝鸦片，无疑使那些拥有大量烟土的有钱人，财富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反抗中共新政权的首领。
1950年2月中国新年之后，整个西南地区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对外宣称这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征粮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烟，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三股水一起流”是造成反抗武装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中共占领贵州后，军队曾紧急驰援云南，当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却未曾出现任何武装反叛，但在中共激烈地推出“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措施之后，各地反叛武装“蜂起”，足见其中的原因，并非中共宣称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唆使和国共党派政治的冲突，民众试图保“家”护产才是真正的原因。
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
贵州省那些本已归顺中共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武装反抗。4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武装反抗，反抗者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他们包围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死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份子130余人。
此事的发生让西南局各级人员感到震惊，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6月专门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阴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分不开的。”
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五次民众大规模反抗，这些地方之前都出现过暴力征粮行为，武装反抗的民众杀死中共干部60余人，还焚烧了川北行署大楼。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2月份发生武装反抗后，随即受到了军队的镇压，并被收缴了民枪。但又在5月份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装反抗。
云南省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征粮工作中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并强制征收交易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因此，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反抗，征粮干部1000余人被杀，公粮损失425万斤。
西南征粮运动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实践
随着各地的武装反抗越来越多，更多的普通民众也参加了反抗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的运动中。中共发现大多数普通农民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面对此状况，中共必须要分化匪首、拉拢和争取对中共不满的民众，因此他们不得不纠正此前的一些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
如中共贵州省委发布指示：“强迫铲除烟苗这是根本错误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力宣传禁烟。”同样，对禁银的做法，贵州省亦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报请中财委调减至30亿斤。同时扩大征收面并增加缴纳方式，在公粮完成70%以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
至1950年秋收时节，10月1日，邓小平才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对此，邓将其视为中共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可见，邓小平一再坚持在西南地区超额征收公粮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中共的威严，用暴力手段使百姓恐惧着屈服。正如邓小平对后续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评论是：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
而当中共站稳脚跟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把暂缓实行的“禁银”、“禁烟”等政策推出，更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并不再顾虑是否会引发当地民众附匪。
结语
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
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
网文选录
二．
王海光：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
2009-11-18
1950年初，中共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和反抗新政权的情况。当时舆论统称之为“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为“剿匪”。在“匪乱”严重的地区，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对新政权威胁极大。西南地区因其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曾经是全国“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贵州省又是西南“匪乱”最为严重的省份。
1950年新区农村“匪乱”突发的原因，多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反对共产革命的阶级对抗，却多少忽略了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一、贵州的接管
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在贵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14天就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国民党贵州军政机构和军队退缩到黔西南一带，陷入“战无力、逃无地”的境地。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接受解放军“约法八章”，中共西南局这时关于在贵州新区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都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也大大地减少了新政权接收贵州的种种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与解放军暗通款曲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新任军长张涛、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等一批驻黔西南的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和平转入解放军之手。一批国民党的专员、县长等旧政权头面人物主动向新政权投诚。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旧官吏们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权当作一个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客籍政权来看待。
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组建起来的，随着军事的胜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接管贵州。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也只有7000多人，因此，接管工作刚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况就突显出来了。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个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则十多人，多则亦不过五十多人。县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区一级。在一时顾及不上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整个西南战役，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政权接管工作也非常顺利。
但是，西南“匪乱”却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积地爆发起来。大批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对新政权，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又复叛为匪，表现也转为顽强。
1950年初，中共新政权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货币发行过猛，财政赤字严重，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投机资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势必加剧对农村粮食的需求与征发。
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了23%，存粮只有8000万～9000万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中央政府因此估计春节前后更会有一次大的涨价风。为打击投机资本、抑制涨价危机和应付粮荒，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济沪。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此时压力极大，曾发下狠话：“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刚刚占领的产粮较多的四川等省区上。西南战事硝烟未散，中财委就已要求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
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当时对困难的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军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指接收下来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相当于供养120万军队（供养1个旧政府人员等于供养3个军队人员）。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大大超过了邓小平预先的估计。在西南战役大体结束时，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中说明了刚接收下来的摊子之庞大：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人。另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这都是按政策必须“包下来”的。再加上解放军70万，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这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将近一倍。
中共此时已取得全国政权，不能再采取遣散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旧办法了。中共西南局据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政策。邓小平说：“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
但是，西南各省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库存粮食却微乎其微。当时，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仓库粮食2.243亿斤。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3天需用。四川全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3.5亿斤，尚不足四川半个月的消费。云南接管时，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
鉴于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缓，邓小平督令各地党委及各所属部队，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迅速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担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各地新政权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马到农村征收公粮。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粮食就是此时中共西南新政权能否立足的关键所在了。
1949年，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西南各省区的农业收成均不如过去年份。四川号称是盛产粮食的“天府之国”，1949年全省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农民的口粮仅有500多万吨混合粮，平均每人200斤。另有研究者的估计更少于上述数量。贵州农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许多地方的一般农户连米都吃不上。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西南不仅征粮负担是相当重的，而且征粮方法也问题多多。许多地区1949年国民党已经征过粮，重复征收对农户的生活势将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征粮的季节已过，许多农户即使有存粮也已经卖了，现在又需再去买粮交公粮，贱卖贵买，农户更难承担。再次是西南各地征粮当时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政府的“赋元”办法，虽简单易行，但田主交公粮，佃户不交，纳粮的负担面过小，征粮的70%左右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粮工作对地主的真实困难又不予考虑和照顾，自然更易造成过分挤压地主的局面。
一些征粮干部，对完成征粮任务也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
在1950年2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
由于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银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200斤。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民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849枚。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跟进，实行禁银。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工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省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据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铲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也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值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西南匪患由来已久，贵州历来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区。1950年初新区各地匪乱大起，也以贵州最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贵州省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关。
贵州因地理关系一向较为封闭，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是自成系统的化外之地。一些穷乡僻壤，匪风很盛。农民持锄为农，荷枪为匪，农忙为农，农闲为匪。他们有自己的“自然领袖”，并不把政府放在眼里。这种被称为“匪窝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贵州为多。由于匪患猖獗，民间枪械很多。实际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质的游杂武装，也是亦兵亦匪的队伍。
民国以来，贵州长期由土著军阀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才对贵州实施直接统治。直到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力仍是比较有限的。
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即使是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武装反抗政府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直接参加暴动的各族民众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九座。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县镇政府官吏。黔东一带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政府抚剿并举，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贵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惯匪。他们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但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吏也照样劫杀。如国民党独山专区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案即是一例。车祖瑜是一个坚决反共的政客，曾于1949年11月下令将北平来独山的学生58人以“共匪嫌疑”罪名在火车站集体枪杀。解放军进军独山时，车祖瑜携家眷及部属数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带，准备打游击。当他们行至克独一地时，新民乡乡长杨开学觊觎他们的钱财和枪械，勾结惯匪杨仁术等人，设计将车祖瑜等五十余人杀害，将钱财物品洗劫一空。
中共在贵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办法是凡进据之区，马上收缴民枪，改编旧政权的乡保武装，组织地方自卫队，以结束旧政权的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强。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被杀即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人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号和组织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远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独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这也表明了这场叛乱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当然，从新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无论这一波武装叛乱中农民群众卷入的程度如何，组织策划和参与叛乱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国民党时代基层政权的政治精英、传统社会的自然领袖和地方豪强势力。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政府的旧官吏、国民党地方党团骨干、“国大代表”、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少数民族头领、保甲长、地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他们原本就是旧时代贵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面。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暴乱。铲除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共产革命“消灭封建势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对这些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和中队长以上头目一般都是严惩不贷。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逐渐对各地抢粮暴动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即：很多情况是自己干部执行政策不当而激起的。西南叛乱量大面宽，参加叛乱者成分复杂，卷入的民众甚多，民、匪的界线非常模糊，剿匪行动与对付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强。要达成剿匪目的，分化敌对势力，特别是把不满的民众争取过来，就必须要纠正此前的各种错误做法。
同样，对禁银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进行了修正，即在继续禁止买卖的基础上，规定在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中，予人民币的使用以优惠政策；允许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并予以九八折的优待。贵州方面亦针对当地情况，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积极发行人民币与食盐下乡。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些许改进和调整。
但仅仅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政策的改进和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已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其中，贵州的情况更为严重。如镇远专区12个县，在3～4月间，就有10个县的仓库被抢劫。再加上时值春荒，川北、川东等地因上年歉收、兵灾等原因，春荒非常严重。有几个县已经发生颇多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一方面农民手中无粮，一方面西南局坚持必须完成征粮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了对地主的惩罚和挤榨。如四川简阳县的征粮，地主负担有超过90～200%者。据中共云南省委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不少地主因无力负担，告借无门。各地都有因纳粮不起而自杀者。
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的强横做法，使新政权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再度变得非常紧张，一些愤怒的民众加入了抗粮抗税的行列。在这一轮征粮工作的强力推行中，许多地方又相继爆发了抗粮抗税的武装暴动。暴动者抢劫粮食，杀害征粮干部，使西南的匪乱又有蔓延之势。一些经过剿匪平乱，已经安定下来的地区，在强征粮食的刺激下，再度出现动乱。4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暴动。暴动很快从一个区蔓延到各区。叛乱分子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围攻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害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130余人。5月上半月，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5次叛乱，杀害干部60余人，并纵火焚烧川北行署大楼。这些暴乱地区，都是征粮工作非常强硬的地区。如射洪县在暴动事件发生前，征粮工作队普遍发生吊打逼粮的事情。由征粮激起的民怨，成为这些地方发生暴乱的导火索。特别是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曾在2月份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是解放军大力镇压过的叛乱地区，并且在平叛后还做了半个月的群众工作，收缴了民枪。此次是该地区第二次发生叛乱。
云南是西南接管较晚的省份，1949年公粮到4月份才开始征收，5月份全省铺开。云南征粮是在区乡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军队官兵、南下干部、西南工作团、地下党和大批当地青年学生组成了5000人的庞大征粮工作队。为完成征收任务，工作队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有的做法很不近情理。如在征粮中有逼死人的，有卖子纳粮的。征税中，有交易就收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在禁用银元时，以人民币低价强迫兑换，农民痛哭流涕。在征粮征税全面开展后，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抗粮的暴动。到5月底，叛乱者已达10余万人。云南与外省的交通亦被隔绝，征粮干部牺牲1000余人，公粮损失425万斤。全省粮食主产地之一的玉溪专区，所辖12个县中有9个县相继发生暴乱，参加暴乱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征粮工作难以进行。
川南专署简阳县的暴动事件，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以极大震动，使他们看到了征粮工作已导致民众与新政权发生了严重对立。在1950年6月的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中，专门为此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阴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分不开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在随后的总结中，也自责说：“由于我们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不够，经征人员的政策观点模糊，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各地在征粮中都曾发生了过左的关门主义与强迫命令的毛病，以致不少地方对粮户捆绑、吊打、处罚、搜家（如川南发生杀猪抵粮）、封门以及个别的逼死人，不让群众插秧等。而这些个别现象为某些地方特务匪徒利用来大事宣传，甚至组织反动力量来对付我们，使征粮工作陷于孤立”。
入春以来，由于“匪乱”和自然灾害，亦由于征粮的负面影响，西南部分地区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和夏荒。先是川东万县地区报告发生严重春荒，继而川北、川南、贵州、云南又相继上报出现了严重夏荒。受灾地区有166个县，受灾人口300万人。有些地方，老百姓已陷入缺粮绝境，不少人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度日，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灾情发生后，中共西南局紧急指示当地政府，马上调集人粮组织救灾。
另一个虽然没有救灾紧急但也相当重要的情况是，征粮已经对全区其他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西南区为照顾纳粮户缺粮的困难，曾规定各省区在完成公粮70%左右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材等实物。在上级催逼下，下面为完成任务，则大量征收这些杂粮、土产等物抵交公粮，造成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如川南区征起的杂粮两年也吃不完。有的县折合杂粮达40多种，数量占入库粮食的99.3%.有的县征收了许多废旧物资，如旧表、裙子、大皮包、狐皮、铁器等，甚至还有各种咸菜，把粮库变成了杂货摊。有不少地区还征收了大量红糖，处理不出去，堆积在仓库，日久而化成了浆水。而因为收糖顶粮，对四川糖业又有冲击，致生产萎缩。征粮中的滥收，既干扰了其他经济活动，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浪费，更是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另外，公粮保管、运输中的问题也很多，损耗很大。
7月，中共西南局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将西南区的征粮目标缩减为30亿斤，较前减少了10亿斤。这相当于调减前的四川全省的征粮任务。西南区的税收任务，中财委也允减原数的30%，即由25亿减至17.5亿。
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西南地区1950年夏收不再另收公粮，所有1949年未缴纳的公粮，准在夏收以后缴纳完毕。西南财委、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据此分别指示各省区：凡已完成原任务70%以上者，欠粮户确为赤贫无法，得斟酌减免；应纳而现在困难者，准秋收补交；应纳而有力量缴纳但采取拖赖态度者，则加紧催征，以期完成30亿斤任务。
另外，鉴于上海等大城市已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物价上涨风已经回落，考虑到西南自身粮食困难和长途运输不便等因素，1950年6月，政务院电令西南停止向中央调运粮食。
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向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认为：贵州因匪乱猖獗，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只完成四分之一。邓小平说：按减征公粮25%，即减至30亿斤计，只要川东、川西完成80%，川南完成75%，川北、云南完成70%，贵州完成60%（均包括留待秋后补交的尾欠部分，俱为数不得过百分之七八），即可全部结束。
贵州这两个月的征粮只多了7.5个百分点。但这已是竭尽全力了。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自征粮以来，至6月间，西南全区共伤亡干部2581人（川北、西康未统计），计云南200多人，川东760人，川南418人，川西253人，贵州牺牲人数最多，有1150人。至9月时，贵州还有21个县在叛乱者控制下。此外，贵州公粮的起征点也是比较高的。如云南的免征点是赋元1元以下，而贵州的免征点是赋元3角5分以下。这种情况下，征粮要再有更大的进展，也实难办到。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未完成的部分，地主打欠条，农民减免。
中共挟军事胜利在西南建立的新政权，无疑是具有共产革命性质和外来客籍性质双重特征的政权。新政权主体是北方干部，且“量少质弱”，人地两生；而西南地僻民杂，土著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历来难及其里，土客籍之间本来就难免龃龉。这种矛盾又因新政权政策失当、干部行为简单粗暴而加剧。这使得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骤然激化起来。作为这些矛盾激化结果的“匪乱”，也因此呈现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新与旧，共与国，民与匪，贫与富，政府与民众，客籍与土著，现代与传统，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政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都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之中相互交错并激烈地碰撞着。
在1950年的西南历史中，征粮与匪乱无疑是一条历史演进的中轴线。在中共新政权的各项政策和社会改造中，征粮是贯穿整个工作的中心工作。在“匪乱”发生的民变因素中，征粮又是诸因素中最具社会性的中心因素。中共新政权与西南地方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正是在征粮问题上集中爆发起来了。也是在征粮问题上，民变和“匪乱”在广大新区农村普遍爆发，使国共军事战争在社会层面上又延续了两年多时间。
匪乱的发生使中共把要以政治运动消灭的对象，转移到了剿匪的战场上。
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会门组织，从而为10月份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准备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
网文选录
三．
邓小平与西南剿匪
作者：张洪林 王良慧 王邱悦 李政 2020-11-20
从1950年初至1952 年8 月邓小平调任中央政务院副总理，历时两年半，西南区共剿灭土匪110 万余人。
西南地区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根据地。在败退前，国民党特务机构有计划地在云、贵、川、康四省建立了15 个游击区和140 部秘密电台；在川、黔两省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了4700 余名骨干分子。匪患最烈时匪徒达50 余万，百人以上股匪1100 多股，个别的有万人以上。各地国民党残余和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抓住一切机会制造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四川省，2 月5 日，川西区匪“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龙潭寺支队”在成都郊外龙潭寺、石板滩制造暴乱，杀害解放军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军政人员40 余人；2 月中旬，成都周边双流、大邑、彭山、温江、郫县、崇庆、新繁、新津等14 个县城被土匪围攻；川东区匪特组织暴乱活动于3 月达到顶点，全区35 个县、市除3 县外都发生了暴乱。最严重的时候，重庆市与川东区各城市间甚至处于半隔绝状态；据川北军区2 月26 日至4 月13 日的统计，川北区匪特暴乱90 余次，包围袭击粮站、区乡镇政府22 次，杀害和打伤征粮人员72 人，抢劫、烧毁国家公粮105 多万公斤。
西康省，2 月中旬，“雅安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胥纯儒、游击司令罗子洲等网罗匪众万余人围攻雅安；“西南反共救国军”第十五军军长程志武勾结天全匪首李元亨，纠集匪众3000 余人，攻打天全县城；6 月上旬，匪“反共救国军”西康先遣队1000 余人，在大渡河口两岸发动武装暴乱。
贵州省，3 月29 日，匪“西南反共救国军游击军”黔北司令杨平舟部800 余人围攻息烽县城，纵火烧毁政府大楼，抢走各类物资；4 月，匪“新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潘方侠率1000 余人攻打花溪，打死打伤贵州大学学生及工友8 人，绑走66 名；土匪暴乱最严重时，有31 座县城被攻陷。
云南省，4 月1 日，峨山和新平县四个区的土匪同时暴动；4 月中旬，通海、华宁县各500 余土匪暴动；27 日，易门和新平县各千余土匪暴动，杀死我党干部40 余人；随后，楚雄、盐兴、广通、宣威、会泽等县相继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5 月，土匪先后杀害包括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易门县长王启勋、楚雄县长陈海在内的征粮干部600 多人，抢劫粮食260多万公斤，袭占县城10 余座。
1950 年3 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解放军第三、四、五、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共13 个军、37 个师零2 个团的部队，相继投入剿匪作战。
3 月，四川川西区集中8 个团的兵力，迅速消灭了温江、眉山两地的股匪，平息了龙潭寺、石板滩的土匪暴乱；随后又消灭了灌县、郫县、金堂等地土匪。川东区集中6个师的兵力对壁山、涪陵这两个交通要道和产粮大区进行了重点进剿。川南区集中8 个师的兵力步步进剿。川北区从4 月1 日起，集中了3 个团的兵力，经过两个月战斗，消灭了“反共保民军第九路军”司令蒋镇南率领的近3 万土匪。至1950 年底，全川共剿灭股匪40 余万人。
西康省，于3 月中旬，集中4 个师兵力，发起西昌战役，消灭了胡宗南、贺国光的西南长官司令部、西昌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残军1 万余人。到1950 年底，西康剿匪部队共剿灭股匪4.16 万余人。
贵州省，集中3 个师兵力，到5 月底，共歼灭匪特3.9 万余人。6 月，抽调了5 个团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开展重点合围。东集团对瓮安、余庆、湄潭等三角地区和石阡、江口、岑巩等地区进行合围进剿；西集团对金沙江一带合围进剿。到1950 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股匪19 万余人，2.25 万人投降自新。
云南省，以十三军9 个团的兵力向滇南宁洱、玉溪、蒙自、文山4 个地区的土匪展开围剿；以十四军8个团的兵力向滇西保山、丽江、大理、楚雄、武定5 个专区的土匪展开围剿；以十五军四十三师向滇东北昭通、曲靖、宜良3 个专区的土匪展开围剿。到1950 年底，先后将匪“云南反共救国军”“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青年抗粮军”等10 余主要股匪全部歼灭，共歼土匪6.2 万余人，收复镇雄、威信、绥江等10 座县城, 取得了剿匪战役的胜利。
1950 年3 月14 日， 西南军区命令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率军部四十四、四十五师开赴泸州、宜宾一带，经半年多的奋战，共歼灭土匪10 余万人。
土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民党军队在溃散过程中形成的，具备军事作战技能。惯匪和训练有素的股匪，更是擅长利用地形及自身优势作战。土匪们遇到解放军部队集结力量进剿时，就有组织地后撤，化整为零，潜伏隐藏在深山老林和人民群众中，过后又啸聚为害。如果单纯依靠军事剿匪，只能起到驱散的作用，工作较为被动，难以根本见效。甚至造成土匪越剿越多的局面。
1950 年，贵州共歼灭股匪19 万余人，2.25 万余人投降自新。
西南匪首多为国民党溃逃军官、潜伏特务、恶霸地主、惯匪等，他们不仅拉队伍鼓动各地暴动、攻击新生人民政权，而且还严重破坏城乡建设，干扰各地的征粮、生产等工作。
四川省川北区先后将“国民党华蓥山区联防总司令”谌克纯、“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冷开泰、匪“中国人民复兴军”总指挥黄光辉、“乐南游击挺进军”匪首李泽儒、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川黔滇边纵队司令”夏斗枢抓获。将蒋介石亲自委任的“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总司令”、女匪首赵洪文国（俗称“双枪老太婆”）公审处决；将攻打营山的“扇子会”匪首李树生、唐虞成、李清云、陈子光公审处决；将攻打南充的“四川省反共救民义军”匪首胡伯洲、李旭光、方显柜、莆清等公审处决；将匪“反共救国军第六路游击司令”钟焕章处决；在泸州将匪“川康滇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陈超，副司令杨晤农、阳大光、徐云、陈明公审处决。在广安将匪“西南人民救国军”直属第六总队总队长陈显达公审处决。
西康省将“西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川康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程志武，匪“川康挺进军”第二路司令戴圣、第三路司令吴俊逸抓获。击毙匪特“反共救国军”西康先遣队匪首羊德清、张金波，匪“川康挺进军”纵队司令乔子均、郭保芝。
贵州省将匪“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一一三军军长吴清河，匪“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黔桂边区反共军”匪首屠占庭，匪“湘黔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八纵队”副司令龙相池，匪“川湘鄂国民党整防委员会主任”彭景仁等抓获。将匪“戡乱建国军”总司令陈一鸣，匪国民党“十四兵团副司令”杨通贤，匪“挺进军”四纵队参谋长等击毙。将匪首“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委员会主席”马启忠等，在贵阳示众三天公审枪决。
云南省将匪“滇川游击第九军”云南总指挥王汝为，匪“云南反共救国军滇中独立师”师长金绍云，匪“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司令杨永寿，匪“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苏慕武等抓获。将“云南人民抗共救国军”匪首王辉云，“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匪首王梓才等击毙。
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 西南区共处决罪恶极大的匪首8300 余人。
川康边番民区、黔东苗民区及大凉山、黔西北彝民区的会剿部队，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剿匪工作，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由最初助匪抗我或怀疑观望，转变为助我剿匪，自动将匪首和枪支交出。西康省凉山彝族民众主动捉拿土匪、特务近千人；贵州省铜仁松桃县发动全县苗民群众参加剿匪，一个月中就清出土匪1000 多人，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剿匪进程。贵州省独山县布依族莫凤楼、平塘县布依族陆镇藩、水族潘一志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协助剿匪部队，全省少数民族武装自卫队10 余万人参与了剿匪战斗。
1950 年2 月至年底，西南地区剿匪战役共歼灭匪特85 万人，重要匪首大都被抓捕或枪毙，缴获各种炮790 多门，轻重机枪3700 余挺，长短枪40余万支。
1950 年底至1951 年春， 西南区在抽调十八军进军西藏后，又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抽调六个军兵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西南各地匪特乘我剿匪兵力相对减少，又一度再起，发动暴乱。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2 月初至4 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 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余人。3 月，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红河地区的土匪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 至4 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 万余人。到1951 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 万余人。被土匪盘踞一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四座县城全部收复。西南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匪已被消灭，仅有匪“反共突击军第二四九路军”司令傅秉勋率匪特数千人逃往阿坝黑水，按照台湾方面的指令煽动当地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动武装暴乱。1952 年7 月， 西南军区抽调七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并配备战斗机，发动了黑水剿匪战役。经过两个月战斗，彻底消灭了这支匪特残余势力3000 余人，匪首傅秉勋跳水自杀，刘野樵被击毙。黑水剿匪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反共的梦想，基本除去了四川的匪患。
到1952 年8 月邓小平调任中央政务院副总理，西南剿匪大获全胜，共歼灭110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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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北剿匪
东北剿匪即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东北地区支持国民政府的各类武装（其中大多数为被招安的土匪）之间的军事冲突。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主要作战1303次，击毙12539人、击伤18568人、俘虏36601人、受降11782人。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争夺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大批原效忠于伪满洲国及日本政权的人物选择支持国民政府，同时国民政府还将大量胡匪收编。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计，1945年12月，东北全境支持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杂牌军等有10万人左右，军队名称有“地下军”、“光复军”、“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等。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组织的部队有16个，任命32名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158名师长。
当时东北总计有154个县，这些势力掌握一百多座（即半数以上的）县城和乡村山寨，在北满掌握的县城则超过了三分之二。
1945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对满洲工作几点意见》中，承认中共军队无法“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认为应集中兵力在锦州、沈阳前线给中华民国国军以打击。“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中共中央赞同了这份文件内容。
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5年末至1946年上半年，中共军队的重点在消灭西满、东满、北满的大股国府势力。1946年春季后，支持国府的势力下降。但在1946年6月后，仍攻占了中共政权控制的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并试图支援中华民国国军的军事行动，会师哈尔滨。土匪洗劫萝北、依兰县时，将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县委、县政府干部集体枪杀。
1946年3月，苏联军队逐步撤回国内，中华民国政府向东北地区增兵。5月，中共军队撤出四平、长春。各地相继出现攻击中共政权的暴动，如东宁五一暴乱、绥芬河五四暴乱、绥阳五八暴乱、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要“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6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我们不应该存侥幸心理等待和平到来，而应有长期斗争的决心和具体准备。今天我们在东北的民主斗争，远非昔日在华北之民族斗争。过去是民族敌人，而今天的敌人是有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至1947年4月，中共已经基本消除北满地区国府势力。5月，中共基本肃清东北解放区的土匪。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中共用三年时间基本消灭了东北地区国府势力。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要求各地继续清剿残余国府势力。11月辽沈战役结束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攻占东北全境。标志中华民国政府对东北的管辖结束。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省、合江省、嫩江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建立统一的剿匪指挥机关，近一步清剿残匪。
被杀、被俘的“匪首”：
崔大刚 东北救国军第二军军长、第六路军第三军军长，中将。1946年9月10日，在哈尔滨被处决。
张乐山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即《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
姜鹏飞陆军新编第27军军长、中将。1946年7月潜入中共控制的哈尔滨，与李明信策划“八二八暴动”。1946年9月10日，在哈尔滨被处决。
谢文东合江省保安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官、东北挺进军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中将（或称上将）北满四大旗杆之一。1946年12月3日，在勃利县处决。
李华堂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北满四大旗杆之一。在林口县刁翎被俘后摔死。
张雨新东北第十五集团军挺进军总指挥、中将。北满四大旗杆之一。1946年12月5日在依兰县附近被俘。
孙久荣第十五集团军第二军军长、中将。北满四大旗杆之一。1947年3年26日。在猴石山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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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救国军
中华民国陆军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简称 反共救国军 （Anti-Communist National Salvation Army，ACNSA） ，为1951年至1998年间驻防于东引、马祖列岛间由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之军级指挥部。任务为遂行当年反攻大陆计划之情报刺探与敌后作战。后逐年停止对中国大陆的行动，改以静态防御驻守于连江县东引乡。1998年裁撤改组整编为陆军步兵第一九五旅，并于2006年改组整编为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另外在成建制之反共救国军编成前，于大陆地区及邻近国家境内，曾有数十支目标以打倒中共政权为目标的游击武力，其中亦多有以反共救国军为队名之武装力量。
在中共成立政府之初，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将会组成一个容忍其他党派的联合政府，故不打算介入第二次国共内战，更做了在中共占领台湾岛与澎湖列岛消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结束国共内战、承认北京政府的计划。当时的构想是在美国介入下，中共会按照其在重庆谈判时所声称的，允许一些反对党人存在其政权。其目标在于尽早结束国共内战，美国将可把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放在苏联身上。如1950年1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国安会议中宣示：“美国仍旧持续现行对华方针，即承认中国军队占领台湾，对台湾享有主权，美国无意占领台湾、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无意在台湾扶植任何亲美政权、美国不再提供任何军援给在台湾的中国军队、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演说中称：“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台湾与韩国不在其内。”“中苏必将失和，美国才是中共的好朋友。”
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宣布抗美援朝后，美国反共声浪高涨，扶植任何亲美的反共政权最后成为美方围堵策略主轴，而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又有极强烈的“收复本土” 意愿，因而利用中华民国国军牵制中共派往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兵力，甚至是防卫台湾，以免这些地区成为共党渗透全世界的跳板，成为至越南战争前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之一。
1950年3月起，中共继续派军队开展全国大剿匪，着手清理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力量，而针对个人，则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同年7月13日，中华民国《中央日报》在头版的标题为“游击武力遍布大陆，到处活跃对抗共匪”；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日，中华民国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彝鼎召集中外记者会，报告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发展状况，证实有161万4610人，其中以西南地区力量最大、有47万7630人。
中华民国国防部官员曾向美方透露，至1953年时，于中国大陆境内有约65万人的游击武力，这些部队仍或多或少以各种方式与中华民国联络与接触，但官员声称他们可控制而更接近现实的数字是70万；而美方曾认真考虑在中华民国不派遣两栖部队登陆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前提下，以空投或其他方式协助中华民国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可行性。
反共救国军在正式整编前，是由数只来自东南沿海之海上武装部队经过历次改编逐渐整备而来，以下依年分呈现当时部队情况:
1949年
- 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
1949年，国军先后由舟山群岛、大陈岛、海南岛撤退，沿海各省部分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人士组成地方游击队，初期以浙江山区作为根据地，接着发展至沿海各岛，各大小支队分队番号不一。而国军撤离舟山群岛后，江浙地区的反共游击队受到解放军围剿，始退入浙东沿海岛屿。各部合计约2万3千余人。
- 福建省海上保安第一纵队
1949年6月3日福州绥靖公署派王调勋于于川石岛成立，后迁马祖，后驻白犬岛（今西莒岛），兵力合计约3,000人。
- 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
1949年8月15日黄炳炎于厦门成立，统合闽粤边区武装部队共14个纵队，兵力约一万九千人，
1950年
- 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指挥部
1950年4月，为使敌后工作指挥灵活而令王调勋兼组“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基地设于白犬岛，从事海上突击与闽省游击作战，此时兵力已近8万人。
- 福建省游击指挥部
1950年5月，由黄炳炎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而来。设闽南地区司令部，胡琏中将任指挥官，黄炳炎任副指挥官，兵力约2万2千余人，其中约2,200人潜入福建进行敌后作战，基地设于金门。
1951年
- 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
1951年1月，因国防部鉴于游击部队番号凌乱，着手整编而成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江浙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部改编而来，胡宗南任总指挥官，沈之岳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设于大陈岛。并在渔山、一江、披山、南麂等地成立地区司令部。其原有纵、支队番号保留，另编成第1－6突击大队、1个炮兵大队与海上总队（下辖5突击艇队与1运输艇队），另设特勤大队、工兵、本部中队各1中队。
- 福建省反共救国军
区分为闽北、闽南两地区司令部。
- 福建省反共救国军闽南司令部：1951年5月1日，由福建省游击指挥部改编而成。总指挥官胡琏中将兼任闽南地区（含粤东）司令，柯远芬、曹振铎、沈向奎分任副指挥官，固防金门，总指挥部亦设于金门。下辖1直属大队、1独立支队，5纵队。
- 福建省反共救国军闽北司令部：1951年10月1日，由“福建省保安第1纵队”编成，王调勋任司令，林沧圃任副司令、林荫任参谋长。基地仍驻白犬岛。下辖直属1、2支队，巡艇总队、5个纵队。负责戍守马祖、乌丘等地。
同时，由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拨入直属大队与粤东大队。
- 南海集训总队
由美国西方公司协助下成立，分驻大陈与金门，补充装备与火力，轮训各个大队。
- 大陈防卫司令部
1951年秋成立，并撤销江浙总部，其辖下单位改由大陈司令部指挥。总兵力约9,200人。
1954年
开始分期整编各游击部队，裁撤原有番号，兵员纳入国军体系。闽南、闽北司令部裁撤，改为闽南、闽北敌后工作处，并改隶属于国防部情报局。闽南工作处下辖5发展纵队、闽北工作处下辖5发展纵队，共计为9大队4艇队，与4直属中队。
7月，第一大队的44支队、45支队、粤东大队下的3个支队等共3,970人，编入第4军与第9军；老弱残障者，编为直属第1大队。
江浙总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反共救国军第1总队”，夏季屏将军任总队长。闽南、闽北地区总部及辖下部队改编为“反共救国军第2总队”，张晴光上校任总队长，隶属陆总部。嗣后，两个总队分梯移驻澎湖西屿渔翁岛整训，再轮调东引、乌丘及马祖东犬等各岛担任守备任务。
1955年
2月9日，大陈军民撤退，原属所有部队移驻嘉义；3月23日，转赴渔翁岛；4月16日，正式定编番号为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下辖队本部中队、工兵、通信、侦查中队、野战医院1、修船所1、海上突击队1（下辖本部中队1、突击运输艇队4）、5突击大队（下辖本部中队、重兵器队1、步兵中队3）。
5月1日，“福建省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隶属于陆军总部，改编为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反共救国军指挥部设于台北圆山，敌后工作处与所属纵队属国防部情报局所辖。
11月1日，第一总队奉命接守东引、乌坵、东犬，此时除乌坵外，其余地区均受马祖守备区指挥。
12月1日，东引守备区成立，总队长兼任指挥官，作战指挥权移归海军总部。
1956年
陆军总部勇进第一大队、第二大队886人拨入总队。
1957－1958年
7月3日，第一总队奉令执行“闽江演习”，移防渔翁岛；10月至1958年2月，第二总队执行“蟠桃演习”，突击平潭、长乐；期间八二三炮战爆发，9月23日，第一总队奉令执行“长风演习”将海上支队整编为大队，担任金门运补任务。
1960年
9月9日，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与第二总队奉令整编为“陆军反共救国军”。
11月1日，原反共救国军指挥部所下各部合编为“陆军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隶属于陆军总部，指挥部设于东引，行政与训练归陆军总部管辖，作战指挥权属于海军总部。张雅山少将为第一任指挥官。
1998年
陆军反共救国军在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三军统帅李登辉所推行的精实案中改组整编为“陆军步兵第一九五旅”，之后在精进案第二阶段中改组整编为“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
非国军建制部队
早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时，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方驻华外交官，均评估中国战事可能发展为国共两党南北分治，甚或是回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区域性政权阶段。为了因应中国可能四分五裂的现实，以及英国也在暗中与几股势力接触、苏联核弹试爆在即等情报，美方必需及早培养反共势力，以维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并可利用其对抗苏联；但美方外交人员对于是否该对于所有反共势力均加以扶持意见不一，因为有可能使美国陷入财政上的无底洞，故此时美方对其他反共势力，多以非汉族的反共领袖者为主。
随着中华民国国军败退的速度超乎预期，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美方认为国民政府可能以此要求更多援助，但美方此时本欲放弃国民政府，另扶植其他反共政权。于是在1949年夏，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军事援助方案。在其听证会上，美国军方告诉参众两院，此法案的援助大中国区，系指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内蒙古、回族与西藏的反共势力。
此时期美国除了扶植国军外，亦透过中情局伪装的各大小组织为白手套，以大量金钱与物资援助任何反共武装团体，甚至秘密提供基地，以期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
曾经存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反共救国军
- 云南反共救国军
- 川康青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
- 西藏讨毛反共救国军
- 西南反共救国军：项谦在青海贵德县昂拉地区组建的“反共救国军”第二军，马元祥在青海地区组建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102路”，马良在甘南组建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103路”
- 新疆反共复国军
- 西北反共救国军
- 反共抗俄同盟军
曾经或现存于中国境外的反共救国军（越南、缅甸、泰国、冲绳、塞班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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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忠义救国军的由来 （网络资料选录）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作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委员是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诒、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长戴笠。
9月7日，南京又发来蒋委员长电，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在抗日的宣传下，经国民党苏浙行委发动，众多工人、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别动队抗日。爱国人士章乃器等人也介绍不少进步店员、大中专学生加入该部。而共产党人张执一、余纪一等人也打入“别动队”。
戴笠除选派军统骨干掌握别动队要职外，电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输送尉级、校级军官，要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有高中以上文化受过警官正科训练学员来沪，分别安排任大队(相当于步兵营)、中队(连)军事、政工干部。又向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输送一批军士来别动队任班长副班长。这样，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迅速建成，当时有1.08万多人。总指挥是刘志陆。此人曾任桂军军长、集团军司令，几次反蒋，投附过陈炯明、吴佩孚、张宗昌。张宗昌失败后归附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后改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早年加入会党，与杜月笙同为“悟”字辈。
因应淞沪战争形势，刚刚组建训练不足的别动队迅速上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运用游击战术对日军突袭、狙杀、侦察、破坏；救助难胞，作出了贡献。随着战场情势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亦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伤亡加重。“别动队”官兵于淞沪抗战中阵亡者共2700余人。
1937年11月5日，日本柳川平助中将指挥中国派遣军三个师团金山卫登陆后，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别动队官兵也遭分割，一部退入浦东，依托人地两熟分散游击；小部缴械后进入英法租界；更有众多官兵被打散后运用社会关系各显神通做工人、店员、商贩、小学教员，混入汪伪军警及乡镇公所，生存下来。尔后，当“忠义救国军”重新回到沦陷区活动时，许多人又与之接上关系。
别动队成建制一部及青浦、松江两特训班人员，近2000人，由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后方，于12月间抵达安徽省祁门县历口。毛森率江山特训班及浙东一部赶来会合。这支部队于1938年1月在历口整编为两个教导团，教导总团长由戴笠自兼，俞作柏为副总团长，负责实际工作。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加原有两个教导团，戴笠手中游击特种武装又逾万人。为避免与康泽所统辖的别动队名称重复混淆，更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在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作号召。戴笠呈请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笠兼任。分批开进江南敌后作战略展开，同时进行宣传，维系陷区人心。
“忠救军”总部也前进进驻浙江孝丰；后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总指挥戴笠不兼后，先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接任总指挥。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后，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邀马志超中将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出任参谋长。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
马志超于1943年10月9日抵达王岭，决定首先整编扩充队伍。当时长江三角洲有不少地方抗日队伍及江湖草莽英雄，把他们的武装收编。如张熙明本是上海女工，“八一三”后拉起队伍打日军；黄八妹原是金山县扶王埭人，早先贩私盐走江湖，能双手开枪，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拉起一帮弟兄树起抗日大旗。与此同时，加强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接受美、中教官特种训练、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军统干将沈之岳被派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3个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3.1万余人。其骨干大都出自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是经过特训的军统死党。其第五纵队司令，由军统局东南区少将特派员兼中美合作所东南前进指挥部主任毛森兼任。
1944年，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为苏南、浙江敌后地区，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义救国军也受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
1944年后，戴笠策反汪伪军，也收得一定成效:周佛海和税警副总团长熊剑东表示坚决服从重庆命令。驻防嘉兴、松江的汪伪和平军第十三师则与“忠救军”互通声气，其少将师长丁锡山暗中接受军统参议名义。当“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军费不继时，周佛海一次拨给巨款。一次美军战机遭日军射击起火，飞行员跳伞逃命，进入汪伪控制地区。汪伪乡公所人员把他秘送黄八妹处，后安返重庆。
“忠救军”在京沪杭敌后及浙江坚持对日本和汪伪“特种作战”，其中有:反清乡反扫荡，破击治安肃正；震撼汪伪军政警察并相机策动反正；为国军和盟军海空军提供日军行动及气象情报；准备了接应美军空降及两栖登陆我东南配合对日军大反攻等。“忠救军”与新四军摩擦争斗剧烈。此前叶飞所部挺进苏常逼进上海市郊时，与“忠救军”杨蔚部冲突。只是由于那时国内大势仍是合作抗日，经调处，双方暂无严重战斗死伤。此后，“忠义救国军”，在澄锡虞、浙东、太湖及天目山区一带加紧反共。“忠义救国军”与中共武装的对立更为加剧。
抗战结束前，美军开始打算在中国东南登陆。1944年末，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出“强势备战部署”:(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忠救军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并控制浙赣铁路北段。(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为指挥官，张为邦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3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戴笠正偕美国将军梅乐斯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对“忠义救国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听候命令。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曾迅即准备进京沪杭，并指示发动大上海武装起义。国民党当局急命“忠救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其他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连忙行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也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率部警戒沪郊，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守备市区，并联络日军驻沪第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装进入上海。蒋介石侍从室亲信钱大钧自重庆飞上海，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忠救军”抢占大上海后，1945年9月6日，汤恩伯偕张雪中、郑洞国飞抵上海受降。
在抗日战争中，戴笠积极扩充军统直辖武装，有忠义救国军、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察部队、美中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投效戴老板的汪伪上海税警总团，形成庞大的军事集团。
日本投降之初，戴笠经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马志超诸人多次密商，将精锐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以负责全国交通治安。同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下辖京沪、平津等铁路警务处和公路、水运、航空警务室。组建18个交警总队。定编安排官佐员警共64402人。此方案于1946年1月呈报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迅予批准。交通警察总局遂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首任总局长吉章简中将、副总局长马志超中将、徐志道中将。自此，“忠义救国军”的名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网文选录
七．
泰缅孤军
又称泰北孤军，泛指自1949年到1954年间（第二次国共内战后）自中国云南退入缅甸北境的中华民国国军。现居于泰国北部边境，与缅甸、寮国交界地带，今多简称“孤军”。
孤军早期主力来自李弥率领的第八军第二三七师及余程万率领的第二十六军第九十三师。原本为国军抗日正规军、滇桂黔省府军、滇桂黔省防卫军、滇桂黔省关隘边防军、滇桂黔省警察、滇桂黔省消防部队等。因为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领导叛变投共，各省、县、市、乡、镇等逃难军官家属被迫自云南、广西、贵州南部转进，由李弥在曼谷指挥孤军作战，筹措军备。
1953年，李弥在国际压力下奉令回台，并拟定天、地两案，明为撤军，却仍在当地发展武力，与中共抗争，与缅军作战。3月,依据李弥计划，台北改派柳元麟将军接任总指挥，继续留在当地发展游击武力；但随即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施压而二度撤军，剩馀孤军残部由李文焕、段希文二位军长改编成第三军、第五军。两位将军曾应泰国需要训练泰军出征协助扫荡苗共、泰共，维护泰北安宁。更积功获泰王普密蓬颁授徽章、御赐泰国居留权，巩固孤军在泰北清莱的美斯乐等地驻足的必要性。
据孤军遗老指出，当地军人及其眷属总人数仍有七、八万之谱，并且收容了仍陆陆续续逃离中国大陆之民众；至于中泰缅老边界的华裔人口有多少，有人称约20万，实难以估算。泰缅侨民相关事宜以内政部移民署、中华救助总会、驻泰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和民间自力成立的“泰缅地区华裔难民权益促进会”为交流最密切的窗口。
1949年12月9日，李弥和余程万参加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省政府召开之军政联席会议。卢汉宣布云南投共，但中国西南地区仍有中华民国国军部队效忠中华民国。12月12日，李弥答应“反正”，回到第八军。李弥马上进攻昆明。余程万仍被扣押，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所部进击到昆明以北，包围昆明，两度猛攻后，卢汉于12月14日把余程万送出昆明。余程万率领第二十六军向云南南部撤退。卢汉于介兴一军包围第八军，第八军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重修蒙自机场，联络国府。
1950年1月11日，陈赓指挥第38军从文山方向直进河口，封锁中越边界，1月14日解放军第13军主力袭占蒙自机场，汤尧、曹天戈向石屏、元江退却。解放军发动滇南战役，意图歼灭国军在云南最后两支部队——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李弥参加3次最高军事会议，报告最高长官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基地。1月17日，李弥、余程万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及张群同机飞返第二十六军防地云南蒙自，在海南岛途中，第二十六军已有1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留下来整顿。1月24日，解放军第13军在红河东岸追到国军第八军；国军第八军第二三七师师长孙锦贤命令部下炸毁元江铁桥，汤尧、曹天戈率领万馀人被隔在红河东岸，1月25日全军覆没，汤、曹被囚；2月5日，第二三七师、教导师等被围于圈田街和肖家窝，覆灭在即，孙锦贤准备率部投诚，少将团长李国辉溜出师部回到团部驻地水塘。
由于受命防守国军撤退要道元江铁桥的第八军170师师长孙进贤投共（诈降），国军约六万人在元江被解放军歼灭。李国辉时为第八军第二三七师709团长，率领约千人突围逃出，但最后仅残存600多人。
1950年1月18日，国军第二十六军残部被解放军围于宜得，二七八团得以逃脱；1月25日，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1,200馀人进入寮国，3天后进至南堆，200馀人相继病倒；再至孟乌大，第二晚上千土人进攻，损兵百馀人；2月11日橄榄坝渡过澜沧江，到达景洪。解放军向元江包抄，李国辉所部陷入重围，以损伤200馀人突出重围，到景洪遇上国军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残部。2月14日，七〇九团到达车里，两部合为一股，罗作刚部控制著南峤机场，坚持返回台湾；李国辉部控制著勐混、勐海，收罗地霸武装。2月16日，罗伯刚、谭忠从洛三勐、板角附近遁入缅甸；2月17日，李国辉率馀部逃向打洛，2月19日突围逃入缅甸，仅600馀人。
1950年3月，李国辉团长的600多人自云南、广西、贵州南部退至缅甸境内，在孟棒与第二十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副团长谭忠的部队约800多人会合，共约1,500人，这是孤军最早的起源。原计画是通过中南半岛北边的丛林至泰国回台湾，但是与台湾取得联络后，发现计画难以执行而取消。5月，双方部队改编后名为“中华民国复兴部队”，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李国辉、谭忠分别担任总指挥、副总指辉。时第二绥靖区（王耀武）参谋长钱伯英、高级参谋长邱耀东、第七十三师长王敬箴、山东田粮处处长郑希再，及陈诚亲信李则芬、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都参加李弥游击队。
以下是出现过的番号：第8军,第26军,第41师,第42师,第44师,第93师,第73师,第103师,第169师,第170师,第237师,新编第3师,荣誉第1师.
此外还有各地机场警卫军、滇桂黔三省的边防军、省府军、抗日正规军绥靖防卫军等。
1950年3月13日，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在景栋举行记者会，表示缅军会解除孤军武装，防止中国的反共武力从缅甸获得军火。缅军指挥官要求孤军于4月30日前撤出缅甸，李国辉不予理会。5月7日，孤军在大其力收到台湾回电：“两电均悉。李将军、谭将军忠于党国，矢志不贰，实为我革命军人之楷模。望驭率部属，克尽职守，以拯国运。”缅军在景栋实施戒严，准备军事行动。双方在6月3日举行谈判，结果缅军拘禁两位孤军谈判代表丁作韶、马鼎臣，缅军于6月8日向李国辉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撤出缅甸，将使用武力，并拘禁景栋的1,700名华裔居民，以免他们协助孤军。李国辉要求缅方释放孤军谈判代表及华裔居民，缅军不要进入大其力。双方谈判破裂。6月18日，缅军开始“金三角作战”围剿滞缅孤军；谭忠部被围于孟研地区，李国辉部被缅军赶得一路向西；李国辉把七〇九团主力带入泰国境内，在马帮头头马守一处获得部分弹药后，率队从泰境侧击缅军，俘缅军600馀人，又率部前去解救谭忠。6月至8月间，缅甸国防军以空军与炮兵支援地面两万兵力攻击孟果、大其力的孤军，被李国辉率部击退，缅军1,500人阵亡，3,000馀人受伤，孤军408人阵亡，602人受伤。孤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引起东南亚各国媒体重视，《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导，也引起蒋中正的重视。到1950年底，滞缅孤军已发展到1万馀人。
云南反共救国军主要在缅、寮边境活动范围，为重新整编各处失散的部队，在猛撒兴建机场，建立云南省反共抗俄大学。这支军队在缅甸境内活动引起缅甸舆论反对，逐渐变成缅甸与反共救国军的战争。反共救国军曾协助老挝国王与寮国共产党作战。1950年韩战爆发，为纾解朝鲜半岛军事压力，美国传来合作意愿，并欲吸收该部为“自由中国运动”“第三势力”的一环，杜鲁门总统通过“白纸方案”,中央情报局1951年2月起经由曼谷“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提供武器，由陈纳德民航空运公司空运（最初空投，后来使用新建的猛撒机场）给孤军。
1951年春，孤军成为直属国防部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辖两个师，李弥担任总指挥官，吕国铨（广西容县人，黄埔二期毕业，曾任第九十三师师长）少将担任副总指挥；原709团改编为第一九三师，擢升李国辉将军为师长；原二七八团改编为第九十三师，彭程任师长，谭忠任副师长。
孤军于1951年5至7月正式反攻云南，先攻克沧源、耿马、后攻下澜沧、双江等14个县市乡，并且在沧源建立国民政府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军事指挥所。
6月上旬解放军大举进驻昆明、大理、楚雄，之后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反攻。
6月中旬孤军主力在澜沧被解放军彻底击溃，孤军残部分别先后退守耿马、双江等据点。6月下旬耿马、双江先后被解放军反攻，其馀孤军残部最后退守沧源军事指挥所。
7月上旬孤军在沧源军事指挥所被解放军大举围攻，孤军击退第一波解放军，由于孤军伤亡惨重，后勤补给不济，人力缺乏而难以再固守据点，在战略考量下，孤军并于二日后全体撤出沧源。在解放军以强大的优势兵力追击进攻下，孤军无力再反攻云南，于7月中旬孤军全部撤出云南。
1953年3月到4月，缅军出动7,000馀人在中共的协助下攻击孤军总部等地，遭孤军击退。同年缅甸与苏联在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孤军放下武器，退出缅甸。中、美、泰、缅举行四国会议让孤军撤回台湾。后来蒋中正遭受国际舆论压力，表面将该部队解散撤回台湾。
孤军第一次撤退来台分成三批：第一批（1953年11月7日至12月8日）2,260人；第二批（1954年2月14日至3月21日）3,475人；第三批（1954年5月1日至5月9日）820人。加上其他人员，第一次撤退总人数是6,986人。
2012年8月28日，反共救国军其中可考之440名阵亡将士，最终入祀安位进台北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
第一次撤退后，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原云南反共救国军未撤退部队中较精良的人员重新整编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以志愿军名号继续滞留在佤山区域反共作战，以表示与中华民国政府无关。
孤军改编为五个军，1954年10月1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彭孟缉派柳元麟少将出任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总指挥。
“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总部：总指挥柳元麟；副总指挥彭程、段希文、王少才、曹正元、夏超、夏季屏（1961.1-）；参谋长马俊国—和荣先—罗汉清；副参谋长吴伯介—辛中科—李铸灵。下辖第一军，军长吕维英（吕人豪）—吴运煖；第二军，军长甫景云—吴祖伯；第三军，军长李文焕；第四军，军长张伟成；第五军，军长段希文。
志愿军总部原设在赖朗。1955年1月，缅军发动了“杨芝昂”攻势，志愿军称为“缅东基地保卫战”。5月25日，缅东基地保卫战结束，志愿军击败缅军，总部及五军由赖朗迁往老罗寨。1956年6月2日，志愿军总部迁往荡俄（老罗寨）。1957年1月16日，总部迁往江拉。
1960年中缅签署边界条约后，在解放军与缅军联合进攻下，孤军撤出缅甸。江拉之战失利，志愿军撤出缅甸。美援武器曝光导致美国对中华民国态度转变，蒋中正面对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表态将中华民国军队撤出缅甸，遂于1961年撤消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部队番号，将志愿军撤往台湾。联合国经泰国同意，安排孤军到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和清莱美斯乐，一部份分三批52个梯次撤回台湾；另一部份在属荒山野岭的边陲地带。
1961年的第二次撤退，其中第一、二、四军4,200人撤到台湾，6,000人到寮国。
在泰国，孤军收到运自台湾的新式美制武器，重整成一支精锐部队。1953年7月，蒋中正曾遣蒋经国前往巡视，可见其所重视之程度。蒋中正指示“择佳机，图反攻”，自愿接受“明撤暗留”指令的志愿军人，后来都能在当地收到从台湾运来的军需物资。但是为避免困扰泰国，反攻上仍须途经缅甸境内，缅军与解放军以众击寡的围剿仍旧不断，联合国再次介入调停。由于孤军多数都是云南人，思乡情浓，依然遵照“明撤暗留”指令。不同的是这一次形同向国际宣告，“当地军人”不再有任何行动，以后与中华民国政府无关。
第二次撤退时，第三、五军没有撤离，而是留在泰缅边境，成为泰北孤军，统辖权归于泰国政府，泰方称之为“国民党中国军队难民”，第三、五军后来为泰国政府收编，协助泰国政府清剿泰共。第三军最后驻地在唐窝、第五军最后驻地在美斯乐。
因生存需要，应泰国军方要求，孤军主将段希文、副将李文焕、参谋长雷雨田与内部决议，出面协助远征泰国政府非常头疼又久攻不下的苗共和泰共。经孤军多番血战，最后完全将之平定，孤军死伤过半。孤军用生命换取胜利的奋斗精神感动泰王蒲美蓬，主动邀请孤军将领踏上曼谷之路，御赐公民权和居留权，由此确定孤军在泰北以佣军形式长久驻留之必要。在颁授典礼上，段希文向泰王蒲美蓬跪下领受，感激其愿意收容孤苦无依的难民军。
由于泰国人仍难以充分信任这批外籍军人，在泰国反对党要求下，生活圈完全局限于泰国北部，子弟被要求不可以赴泰国一般乡镇或城市求职，仅允留住当地。起初约20年时间，这批客寄在泰缅边境的荒野的国军，生活形式犹如难民。至1982年，始经柏杨亲访，方披露了孤军在当地过著没水没电的生活，引发香港和台湾的救济风潮，孤军的生活型态和子弟的教育方有所改善。
继段希文将军之后为孤军领袖的雷雨田将军，为了美化当地荒凉的景色，派人广植樱花树，发展农业，改善了往日难民村的面貌。多年后，每逢春天，美斯乐、满星叠一带由于樱花盛开而成为泰北最热门的赏樱胜地。即使当地的观光资源不若曼谷、芭达雅，就以清洁、卫生、舒适而论，当地生活水准堪属小康。
局势安定后，许多自缅甸掸邦、克钦邦撤出，参与扫荡泰国境内苗共、泰共等叛乱团体的泰缅孤军第一代已逐渐去世。如雷雨田将军便是段希文将军辞世后而继任的当地领袖。多数自局势较为稳定后所出生的孤军第二代，多接受中华民国传统教育，追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台湾为祖国，因此情感上对台湾前来的人员多抱有亲切感；而自台湾前去泰北清莱一带的相关官员和民间团体，亦由于知此历史因素，对孤军后裔始终怀抱歉意、同理心和亲切感，从而拉近了交流上的情谊。
孤军部分因协助泰国政府扫荡泰共而获得泰国居留权，而其馀无力作战的老兵只能获得泰国的难民证，目前第三代仍以难民的身份居住在泰北，生活辛苦却无法获得协助。惟泰北地区幅员广大，目前相关资料仍需有心人士参与提供并编辑，如此泰北人民的生活型态及资讯方能更全面且多元。
孤军自第三代起，一部份于泰北落地生根，生活型态接近小康。
由于在泰国及缅甸政府未予于泰缅境内出生的孤军后裔拥有一般身份之下，除了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当地人民一般，却由于形同仅持居留权，发展受限于泰北山区，要如一般华裔泰国人般地完全融入泰国主流社会仍有著看不见的阻碍，因此用功念书‘回台湾’深造发展是子弟最稳当的坦途之一，父母遂对此多抱以全力支持。
在香港、泰国、台湾和当地居民的捐款下，位于美斯乐的泰北义民文史馆于2004年2月20日落成，成为泰北孤军子弟的新精神堡垒与旅游景点。
缅甸或泰国地区无国籍孤军后裔如果想返台深造，皆须高价购买假护照方能从泰国出境而入境台湾。早期侨生若以无国籍护照来台，入境后官方都会发给身分证。惟后来政府修改国籍法，学生除非是依亲或结婚，否则毕业仍须离境。由于孤军第一代从前所持之中华民国军籍证明皆因战时为生存需要而全面焚毁，故情感上皆以为中华民国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赴泰北招考大学时已理解此情，所以子弟一旦回到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理当可以顺利求学生活并得到政府的保护，居住五年以上可获一般国民身份，并得以安定工作生活或毕业后顺利返泰缅且协助提高升学品质；然而，由于内政部所存资料，全然未包括于身在泰缅、效忠中华民国之同胞，因此后裔来台后，完全无从提出自己父祖辈为中华民国公民之证明，曾长期面临异常难堪的处境。但是侨生多数不愿本身苦况给远在泰北的父老知道原委，多未透露实情，导致更多的子弟回台就读大学。
侨生返台多年之后，因未持有中华民国身分证，故无法顺利经一般管道在台求职（当初返台亦无泰国或缅甸正式护照），最后形同在台湾非法居留，返泰亦有问题。中华民国立法院与内政部移民署曾一度回溯孤军悲壮史及保家卫国之贡献，经酌情协商，予1999年5月21日以前持伪造或变造护照“回台湾”读书之第一批“泰缅地区无国籍学生”取得中华民国公民身分，并保证子弟所有权益，包括循一般管道在台求职所应享之劳保，及全民健康保险、国内各级选举等公权同于一般国民。
因上述原因，使1999年5月21日以后入境之泰缅侨生再遭逢同一困窘。
2008年7月3日，面临求助无门的孤军四百馀名子弟前往中正纪念堂前之广场集结公开哭诉，齐唱《亚细亚的孤儿》，引发社会大众瞩目同情。
2008年7月12日，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告，只要是在1999年5月21日至2007年12月26日期间经侨务委员会、中华民国教育部招生列册在案的泰缅学生，除（涉）犯行使伪造、变造护照或冒用他人身分入境之罪刑外，本身“没有在最近5年内因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的学生们，一定要在2008年的7月15日及16日亲自前往中华民国台北县中和市公所登记申请“外侨登记证”。然后内政部的入出国及移民署就会派遣人员将此集中为专案一并受理；并表示一旦申请人经过核可，就会核发一年效期临时外侨登记证，解决其在台居留问题。
2008年7月31日，为深入协助无国籍学生暨侨民的历史困扰，中华民国内政部再公布“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申请入国定居许可办法” 。
2009年1月12日，经朝野多方关注与督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6条条文”，孤军子弟与藏民由此正式取得合法居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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