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建的重庆国民政府大楼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
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7年11月至19
46年5月间
迁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时间内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
中华民国战时首都”、“
中华民国陪都”、“
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1937年，国民革命军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汉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
- 1937年底，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令首都南京市告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迁至湖北汉口。
- 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 1938年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
- 1939年4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
-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迁往重庆，12月1日经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其名义上的临时首都。
-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4年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
-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召开，三国军队结为同盟。
- 1941年12月31日，鉴于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倡议下，同盟国中国战区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 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被反法西斯同盟国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至贵州独山，距重庆仅400公里，重庆危急。蒋中正任命总参谋长何应钦与陈诚亲自率军前往贵州将日军击退。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政府各机关陆续回迁至南京市。
- 1949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总统令：中央政府订于38年10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
- 1949年11月30日，共军进入重庆主城区，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成都。
行政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中华民国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政府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1.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
2.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
3.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4.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教育机构内迁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 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军政部陆军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另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借读生），国立交通大学，
沪江大学，中央音乐学院
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贵阳—国立贵阳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
大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最初在万县（今万州）复课，后停办，并入中央大学）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重庆文化界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戏剧与电影
内迁重庆的主要剧团剧社有：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中国胜利剧社、复旦剧社、五月剧社、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
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曹禺、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欧阳予倩、袁牧之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张骏祥、郑君里、王为一、黄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阎哲吾、孙坚白等。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吴茵、秦怡、金山、蓝马、陶金、项堃、顾而已、魏鹤龄、王苹、蒋天流。
抗战开始以后迁入重庆的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主流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制和中电还云集了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电影精英。中电是只属于“中宣委”的（电影股）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简称。抗战爆发以后，中电撤离南京，经过芜湖和武汉，最终到达重庆。上海西撤的电影人和由戏剧电影演剧队的成员被吸纳，从1938年的200多人增值1940年的466人。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国电影界，戏剧界的精英，有：白杨，蔡楚生，陈鲤庭，程步高，戴爱莲，丁聪、顾而已、高占非、葛一虹、贺绿汀、贺孟斧、洪深、金焰、黎莉莉、罗军、罗及之、马彦祥、潘孑农、秦怡、孙瑜、沈浮、施超、史东山、司徒慧敏、宋之的，舒绣文、孙师毅、汤晓丹、陶金、田汉、
王为一，王士珍，吴茵、吴蔚云，魏鹤龄、谢添、许苏灵，阳翰笙、应云卫、赵丹、郑敏、郑君里、张瑞芳、等等，实力超群，基本上所有部门都有当时中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全厂分为业务、技术、剧务、总务四课。1940年又设新闻影片部，教育影片部和卡通影片室。业务涵盖了故事片、教育片、宣传片，纪录片等等。中制是大后方时期电影的“航空母舰”不仅仅在职人员数量最多，影片的出产率也是最高，是大后方电影的中流砥柱。
同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在重庆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影片，宣传了抗战，鼓励了人民。
这些影片有《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火的洗礼》，《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警魂歌》，《孤城喋血》，《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
工商
时任中华民国上海工商总会会长 蔡野格 招集当时重庆、武汉、上海、沆等地名人志士筹备中华民国重庆工商总会。
重庆的地标”精神堡垒“，本名抗战胜利纪功碑，49年后改称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实施《陪都十年建设计划》的项目之一，专门设立的筹建委员会，由黄宝勋、刘达仁主持策划工作。建筑方面由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土木工程师李际棻，建筑师唐本善、张之蕃，郭民瞻等共同协助，电器设备由电器工程师李锺岳负责。工程施工由天府营造厂得标承建，民国35年10月31日由张笃伦市长主持奠基动工建造，全部工程经费开支1.83亿元（纪功碑工程经费共花去2.17亿元）：事前以募捐方式集资，少者二干元，多者数十万元，既是代表着百万人民之心，也是举国上下在抗战胜利后所产生的共同的结晶。
整个纪功碑位于民权路都邮街广场，占地面积为20米直径的圆形地盘，构成纪功碑的内容：
- 碑台：10米半径圆形青石台(高1.6米)，周边部分作青石踏步8级，台阶留有8处栽植花木的花圃。
- 碑座：有石碑8面，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以8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碑柱，石碑嵌于碑座外面，铭刻碑文五则（①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②国民政府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写的碑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④张笃伦市长题写的碑名；⑤重庆市参议会的题词。）
- 碑身：高度为24米，由4米直径的圆筒构成，内部圆形，外为八角形，每角边线条以米黄色釉面砖铺砌，内部有悬臂旋梯140级，盘旋而上至瞭望台，沿着旋梯设胜利走廊，廊上挂抗战英雄伟大战绩及日本投降签字等油面：下边嵌藏各省、市赠送的纪念物品及社会名流题赠的碑石，纪功碑壁内藏有纪念钢管，管内放着本工程设计图样和有关人的签字，并且存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坚上。
- 瞭望台（碑身底部上升至24米处设有环状瞭望台）：直径为4.5米，较碑身宽些，可容20人登临游览。
- 瞭望台下碑身正对马路的四面可见报时的标准锺（标准锺所在的位置是沿悬臂旋梯上升至23米处），钟面之间分别是四幅抗战有功的陆海空军将士及后方生产的工人、农民的浮雕。
- 了单台顶上设风向仪、风速器、指北针及有关测候仪器。
全部建筑共用钢材25吨，水泥900余桶（工程施工共用水泥950桶，其中150桶白水泥从意大利进口，那时水泥包装是用木桶，计量标准每桶170公斤），碑身各层分设钢筋混凝土花窗，正门用特选楠木精制，内外壁采用白水泥饰面。电气设备：本身照明有水银太阳灯8根围绕碑顶，内部每层有水银灯1根，外射照明设有8个强力探照灯，从各方投射碑身，使整个纪功碑建筑显露于8条柔和的光线中，其为壮观。
抗日战争之前
现解放碑一带原叫“督邮街”，因这里有一官办邮局而得名。当时仅有几家药铺、绸缎庄和卖文房四宝的公司外，其余都是居民住宅如杨家大院、周家大院等。督邮街四条窄巷交汇处有一仅几十平方米的空地，称“大什字”，如今就是解放碑中心一带。
“精神堡垒”
纪功碑旧址原先是通高七丈七尺的木结构建筑——精神堡垒，方型锥体炮楼式，1940年11月始建，1946年10月拆除。该建筑物象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弘扬御侮的精神。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轴心作战，从这时起，中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1940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都邮街广场中心主持修建“精神堡垒”，于1941年12月31日落成。“精神堡垒”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四家单位承建，采用木质结构，四方形，跑楼式，高七丈七尺（约26米），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时钟、方向标志和风速风向仪，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修建，建碑的意义是：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勉励同胞当有抗战到底的精神，命名它为“精神堡垒”。“七丈七尺”象征“七·七抗战”。
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原址上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记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之功。
1946年10月31日，“精神堡垒”原址弹坑新纪念碑奠基。12月，新纪念碑正式动工，改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1947年8月纪念碑主体完工，同年10月10日竣工，碑身刻“抗战胜利纪功碑”，时称“纪功碑”，外形即今日所见解放碑。在解放碑中，至今仍然存放着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胜利时写给重庆人民的信。
解放碑
1949年11月30日，共军攻占重庆主城。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改碑上文字和图案，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此碑见证了”解放“后七十多年的专制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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