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附刊】（3—–4）
非法党国，罪恶红朝
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1
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6
我们深信 专制必亡—————-11
合法性危机下的一次次“赶考”—–16
中共政权的本质———-24
中共统治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55
中共的生存之道——————60
中共70年来杀了多少人？———–66
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77
陈叔涵：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节选自“北京之春”2022.10）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自中共建政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在困扰中共，令其尴尬无比，直到今天，中共也不能正视自己手中的这个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无法面对自己夺取政权的方式：极端血腥暴力！正因如此，中共才会将自己陷入两难的窘迫境地：若中共认定暴力夺取政权是合法的，那么，后来者就可同样以暴力推翻中共政权而取而代之；若中共认定暴力夺取政权是非法的，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政权非法，则统治基础有崩塌的危险，中国人民会随时解体中共。明白了中共内心的痛楚，就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七十多年来为何中共要处心积虑地从事奴化的愚民教育，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肆无忌惮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不惜代价地维稳，目的无它：手中的政权取之无道，得想千方设百计保住它！
当我们说某个政权是合法的或非法的，其逻辑含义是指取得这个政权的手段或方式合法与否。如何判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呢，还是依照上面的逻辑，先审查获取政权的因〔手段、方式〕是否合法，后断定这个政权是否合法。那么，决定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因，具体是什么呢，也很简单，第一，继承，也就是依天理或自然法。如中华民国，它就是继承大清帝国的领土和主权，有清帝逊位诏书为证；第二，选举，或人民的授权，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政权大都采取这种方式建立；第三，服务，也就是政府使人民高兴、满意，如新加坡，政府把老百姓服侍得很爽，老百姓只认这个政府。由此可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么是来自继承，要么是来自选举，要么是把人民服务得高兴、满意。任何政权，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这才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客观标准。
中共政权是继承的吗？不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文献支持；中共政权是由选举产生吗？也不是，因为中共发动内战前没有征求人民的同意，经过惨烈的战争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之后，也没把选票给人民，中共国从来不存在普选。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到死也没见过选票长啥样，极少数见过选票样子的人都是由中共指定的；中共政权把中国老百姓服务得很爽、很舒服以致于老百姓只认中共吗？就更不是了。因为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畏官如虎，受官驱使是生活的常态，没有哪个百姓敢叫当官的来做服务的。
百姓为官服务因服务到位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实质上就是执政的合法性。中共靠暴力推翻合法政府而取得国家政权，这样的政权肯定是非法的。但是，若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善待中国人民，也是可以逐步将抢来的政权洗白的。比方说，各级官员由老百姓选举产生而非由组织部任命；让农民得到一份永久属于自己的土地，让工人稳定就业并给予失业保险；让知识分子专心学术，让艺术家自由创作；让人民享受免费医疗且有养老保障；人民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因言获罪；共产党不要当佛祖、基督、安拉的领导……总之，先前国民党给过老百姓的，共产党都给了且给的更多；国民党没给过的，共产党也给了并且给的很好。让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台湾人民高出两三个档次，且比台湾人享有更多的人权、自由与民主，一句话，把人民服侍得很舒坦。那么，人民很高兴、很满意，就答应中共统治他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服务很到位、得体而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中共靠暴力取得大陆政权后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的呢？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从没把中国人民当作服务的对象，在中共眼里，中国人民只不过就是待宰的羔羊。中共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和疯狂奴役，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比任何外国侵略者都要残忍。据保守估计，在七十多年的和平岁月里，中共残害的生命多达八千万条，这还不包含在大饥荒年代活活被饿死的四千多万人。中国人民在上世纪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中总共失去大约二千万条生命，而在中共统治的和平年月里，中共残杀中国人的数量竟然是日本侵略军的六倍多，试问，人类历史上有像这样对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吗，前所未有！就连前两个世纪在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战争的状态下，如英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死于这些战争的人数总和与中共杀害中国人的总数相比较，基本就是微乎其微。
历史事实表明：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中国再也没有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再也没有被外国侵略者残杀和奴役。然而，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和蹂躏超过外国侵略者千百倍，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比在西方列强殖民中国时悲惨千百倍。总之，中共杀戮、蹂躏、摧残中国人民，下手之狠、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危害之深，任何西方列强或外国侵略者都望尘莫及。若把外国侵略者比做豺狼，中共则是比豺狼更凶残千百倍的恶魔。若恶魔执政合法，那中国人民宁愿让豺狼当政也好过中共统治，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个从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政权凭什么谈执政的合法性？！事实是：在中共治下，中国老百姓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即，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试问，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两样？中共统治下，老百姓实际上只是会说话的牲口，换句话说，在中共国，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人。中共政权如此邪恶，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哪里？！
若认定中共政权合法，那天理也就荡然无存：既然连暴力抢夺都合法，大规模屠杀人民也合法，依此类推，抢银行合法，杀人合法，强奸合法，纵火合法……世间的一切暴力犯罪都合法，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吗？！
现在，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共每天都要对世界宣讲其政权的合法性，因为中共政权缺乏的正是合法性！
最荒唐的是，在铁的事实面前，有一些大陆御用文人以及一帮愚民仍然要坚持替中共诡辩。
第一种观点。他们说中共政权被国际社会一百多个主权国家所承认，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共政权是合法的。否则，国际社会怎么会承认一个非法的政权呢？！这是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的说辞，听起来理直气壮，只可惜，他们缺乏逻辑常识，闹出大笑话！合法性和承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承认针对的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如果只要是存在的事实就是合法的，那就太荒唐了。这不，黑社会是存在的事实，那黑社会是合法的吗？恐怖组织是存在的事实，那恐怖组织是合法的吗？还有，社会上存在抢劫、杀人、贩毒、强奸等等犯罪活动，难道这些也都是合法的？简直荒谬绝伦！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只是一种主观态度，改变不了中共用血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后残酷杀戮、蹂躏中国人民的客观事实。换言之，主观态度与非法政权的客观现实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主观承认针对的是一种存在的事实，而该事实的法律性质不是由主观态度来决定的。
国际社会承认中共手中的政权是一个政权，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共获取政权的手段，即，血腥暴力，与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承认没有因果关系。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国也得到过不少国家的外交承认，斯大林就承认过满洲国，后来斯大林又不承认满洲国了。今年二月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且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两个省，同时承认这两个省为“独立的国家”，难道这能够认定乌克兰东部这两个省的政权就是合法的吗？由此可知，以外交承认来决定某个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就不靠谱。因为外交承认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态度，而主观态度决定不了客观事实，并且主观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一九七一年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均不承认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美国又改变了态度，承认了中共政权，联合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也是如此。上述事实表明，同样是面对中共政权，美国以及联合国的态度却因时间的不同而大不一样，这就又一次说明：外交承认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管中共对外宣称多少遍它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也不能改变中共采用血腥手段强夺合法政权的客观事实。因此，无论有多少个国家承认这样的政权，都不能改变这个政权的非法性，因为中共暴力夺权的客观事实，不是外交承认这种主观态度改变得了的！
说到外交承认，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在某些社交场合，遵纪守法的人也可以和黑社会人物握手、交谈。那只是出于社交礼貌，承认黑社会人物是一种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他们认可黑社会人物的非法行为。同样的，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针对的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即，承认中共政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和一个最丧心病狂的恐怖组织，理由是：毛泽东本来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毛泽东的军队也主要由流氓、无赖、懒汉以及社会上的黑恶分子组成。当今时代，中共更是以黑社会的理念治国，各级官员为谋私利拉帮结派，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而普通百姓则饱受这些利益集团的欺凌，比生活在黑社会更惨。黑社会分子作恶毕竟还担心警察抓捕，中共为恶则毫无顾忌；中共动用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全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便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它也依然存在，但这并不表示欧美等西方国家承认中共夺取政权时所采用的血腥暴力手段合法，更不会承认中共夺取政权后对中国人民的残忍杀戮合法。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说的好听一点，是出于经济和商贸等实际利益的考量，绝对不是对中共犯罪事实和强盗逻辑的认同。说的不好听，就是出于无奈，因为不管西方国家承认与否，中共政权都是一个客观的、邪恶的存在！
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实质上是一种与狼共舞的行为。狼不能因此说，它与人在跳舞它就是人了。
中共政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往的历史就生动地体现了西方社会与狼共舞的实质，也充分地展现了中共的土匪理念和强盗逻辑。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无赖土匪本性暴露无遗：十几年来拒不兑现其承诺，肆意破坏世贸组织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地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咄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第二种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辩护的观点是，中共的统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接受和认同，民心和民意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这其实就是在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诡辩，就更站不住脚了。若说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中共的统治，就等于说，中国人民甘愿被中共杀戮、蹂躏、奴役、欺压、愚弄，中国人都是受虐狂。试问，中国人民的骨头就如此贱吗？！二千二百多年来的历代统治者固然没有善待中国百姓，但是，还没有一个王朝像中共政权这样丧心病狂地虐杀中国人民！
中共自建政之日起，中共国就只有领袖的意志，官员的意志，从来不存在人民的意志。试问，一个连言论自由都不存在的国家，怎么会有真实的民意？中共一手握着枪，一手举着大喇叭，百姓头上还有几亿个摄像头。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能表达内心的真实意愿吗，能说半个不字吗。除了言不由衷地表示接受和认同，还要违心地抬高嗓门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试问，这哪里是什么民意啊，这是赤裸裸的强奸民意！这便是中共文人所说的民心和民意的真实来源，由此可见，说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中共统治就纯属无稽之谈！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登记的黑社会地下组织，本身就是非法的。最为讽刺的是，这个非法组织根本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建，而是在苏俄的主导下组织起来的，自建当党之始就听命于苏联，完全是苏联的傀儡。苏俄不光为中共提供大量活动经费而且还帮中共大力培训党员。
1931年中共在中华民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土匪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公然分裂祖国！即便后来中共用暴力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完全仰仗苏俄鼎力相助。中共能夺得政权不是中共有多大能耐，而是苏联有超大能耐。没有苏联，中共绝对不能走到今天。历史已经清楚地见证了中共政权是在外来势力的大力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因为中共靠外来势力发迹，中共抢得政权后一直到今天，对外来势力都特别敏感，动不动就提外来势力要如何如何。可是，它就是闭口不提自己本身就是靠外来势力起家的，原因正是担心国内反对力量在外来势力的推动下，像当年自己推翻国民政府一样推翻中共政权。现在，我们就应该明白中共为何如此紧张外来势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中共政权，都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合法性：中共是一个非法的黑社会组织，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且最残忍的恐怖组织。借外来势力靠暴力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取得政权后又大量残杀中国人民、压榨中国人民、愚弄中国人民。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政权。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有鉴于此，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不仅是正义的、合法的、光荣的，而且是真正的替天行道。只有推翻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恐怖的政权，中国人民才能找回做人的起码尊严，世界也消除了一个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最大的祸害！
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
愚公 (2023-03-14)
中共政权有没有合法性？那可不是习近平手按中共国宪法举拳宣誓，以及仪式搞得隆重豪华，就能证明其有合法性的。
区别于以前历史上的“君权神授”和“胜者为王”以及各个朝代的“王法”，“合法性”是出现“宪政”概念发展出来的一套现代概念。主要精神為：宪法為国家大法、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公約，任何个人和团体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一切子法不得违反和抵触宪法。
中共作为现代出现的事物，也模仿和利用了很多现代概念，从毛泽东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批判和对美国式民主崇仰的言论来看，他们是了解现代法治国家宪政法治的运作模拟的，不过并不想真正实现它。推翻中华民国的首犯毛泽东就得意洋洋地说过：国民党有宪法不是还被我们推翻了吗？用谎言暴力推翻合法政府，是中共政权与生俱來的非法性，其后來也沒有通过＂还政于民＂和真正实行宪政來修补改造脱胎换骨，也就延续了非法性至今。
从表面上看，中共国和中华民国等现代国家一样有宪法，有相当于众参两院的“人大”、“政协”等“立法机构”及“民意机构”，有最高法院等各级法院，表面上是一个完备的现代的法治国家了，但那些都是“伪物”和“玩物”，还包括太多”历史排泄物”，离开真正的“合法性”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中共政权虽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甚至还占据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会的位置，但那只是外部对于中共政权对大陆有效管制的承认，离开其合法性的内函成立，依然是相距甚远的两码事。中共自己也不敢說，其＂合法性＂始於外部的外交承认吧？！
有些反共人士有时也有错误的表达，比如说“改革开放使中共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经济下行使中共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等等，好象中共政权曾经有过“合法性”似的，或者将”合法性“当成依附于经济发展的附带物件一样，是不对的。”合法性“只有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考证和判断。”合法性“问题必须从立法行法的全过程以及现代国家关于合法性的普遍理解来加以判断。本人不是法学专家，只是从常识来作一些分析和推理，应当不难理解。
- 中共宪法语言表达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宪法本为全民公约，是国家母法，但中共宪法充满了共产党自己的主观教条式表述，根本无法律层面的可确认性，更无可操作性。比如自称“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云云，实在令人笑掉大牙。中共集团自己就是超级剥削阶级，无以伦比的最贪婪的吸血鬼和贪腐集团。
中共宪法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抗议等自由”，还有“保障人权”的字样。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除了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了虚伪和恐怖，还能感到什么？
中共宪法中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种对立混合的说法，只有中共自已一锤定音。“人民民主”是表，“专政”才是里子。在法律上根本无法定义和规范。
中共是当着世界表演“戏法”，让人看着迷糊成为迷雾搞不懂，成为它翻云覆雨的方便，就是它的目的。
中共文革后恢复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文件，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面对“究竟法大还是党大？”的提问时，直言回答“我也说不清楚”，其实他是不好意思说“是党大”这个本质的东西。
- 中共有宪法无独立行法机构。
法律要行公正方有意义，要公正必须独立行法。共匪多次明言反对司法独立，一切由党权意志来做裁决，等于是运动场上运动员兼裁判，专门自己给自己加分还打击对手，这种沒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还有什么意义？独立裁判就是常识，就是普世标准，在合法性判断上也是共通的。
3，中共有宪法无违宪制裁机构。
有法必有违法，违法必须追究。中共国有过违宪行为的法律追究吗？开玩笑了。
在违宪可能性上，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公权力。但偏偏是公权力将宪法当成了自己的手纸，用来擦嘴还是擦屁股，全是共匪政权的任意任性。
每当有勇敢律师指责当局违反宪法时，得到的是理屈词穷的法官恼羞成怒胡乱定案，甚至将律师以宪法为依据的辩护当作＂寻衅滋事＂加以打压治罪，因为他就是政权的代理人，而不是法律机构。
4. 中共无伦理的“子欺母法”。
中共在伦理上就是一个“乱伦党”，以党代国，以党代民，以党代政，不是党“合法”，而是“法”必须“从党”，乱伦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共匪党魁虽然手按宪法举拳宣誓故作庄严状，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如同拉完屎马上忘记了手纸一样忘记宪法。
共匪强调“从严治党”时可以乱定“党规家法”，随意反贪抓官，甚至禁止”妄议中央“。对于民间反抗又可以任意”从重从快“，连抓捕镇压和平抗议者也随意到在自家养鸡场里抓鸡一样。最高独裁者一个屁指示，比什么法都凶悍。宪法在哪里？在厕所里！
5，中共宪法不能性自由评论，为黑箱死物。
宪法作为国家大法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但宪法自身也是”可思可议“的”言论自由“的对象。对于宪法条文的表达，以及具体的理解和修改的意见，都会”见仁见智，因人而异“。这种议论评论的自由必须是全时间全方位的，但中共靠权力独占话语权，这种被中共獨自玩弄宪法，早已成为共党的一个文件或摆设，一个没有生命的黑箱死物。
6，手纸同然的宪法和法律，只剩公然谎言和暴力加洗脑。
共匪因为自知政权无合法性，剩下只有全力镇压对合法性质疑的人物和言论，暴力成为”合法性“遮羞布下的”硬件“，但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合法性“的不存在。还有就是无休止无死角的洗脑喧嚣和言论打压，把中国人搞成不懂常识、把手纸当圣旨的愚民。
7，聯合國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条：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以上也是判断中共政权非法之依据。因为中国人民的自由选举权被完全剝夺殆尽！
8，对比看清中共政权非法本质的对照物，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可思可议可评可执行的现代宪法，其光芒直刺马列共匪的非法无法犯法的邪恶本质。
中华民国从1947年正式行宪，但因防阻共匪叛乱波及台湾而实行作为＂特殊时期＂的戒严暂停宪法38年，1987年开始恢复已定宪政，完全实现了宪政民主。
而中共则将其＂专政＂写进＂宪法＂，將黑暗的＂特殊時期＂当成了永久性常态，永远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灭亡。
网文选摘
心在中国：我们深信 专制必亡
2023-04-12
4月10日，中国著名人权捍卫者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许志永被判14年有期徒刑；丁家喜被判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虽然早已预料到中共当局必然重判许志永和丁家喜，当得知两位战友被判重罪的这一刻，我心中非常愤怒，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心中默默地念着：
泪水流在心坎中，仇恨燃烧在胸膛里。终有一天，终有一天，将专制政权打入地狱！
截至到北京时间4月10日11点， 中共当局没有发布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的任何相关信息。在百度和搜狗上，我也查不到任何相关信息。读了国外朋友发送的紧急信息，我才得知中共当局的这一罪行。
丁家喜在美国的妻子罗胜春对BBC表示，律师只告诉了家属刑期，他们不被允许跟家属分享判决书。罗胜春批评中共当局不容许律师公布二人的判决书内容，是流氓的行为。
中共党国政权是非法政权
中共当局既不敢让国内的民众获得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的信息，又不敢让罗胜春得到判决书内容。这说明中共当局一面胆大妄为地犯罪，一面胆小如鼠地掩盖罪行。因为，他们的政权是非法的，他们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的重判是陷害。
在《中国人有权利推翻中共政权》一文中揭露，苏联共产党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御批了毛泽东，苏联军队帮助中共打内战。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后，为了感谢斯大林，毛泽东称斯大林是敬爱的父亲和导师！
这一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中共国是苏共国的傀儡政权。当年，毛泽东是斯大林扶持的儿皇帝。
中共国的傀儡政权不是国民政权，是中共党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这是谎言！
查看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国工人阶级仅仅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他们甚至没有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已故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划分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具有实际行政职权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阶层。产业工人则是中国社会的第八层。身为第八层的工人阶级怎么可能是领导阶级呢?
中国工人阶级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那么谁是真正的领导阶级呢？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言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然，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那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领导中国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假借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自己统治中国制造合法性的借口。
中国共产党声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中国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结社权，没有言论自由，哪来的国家权力呢？
中国共产党声称，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排胡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其职责是，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请示报告；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中国人大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机关，并非代表中国国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实现普选的承诺，人大代表不是中国民众选举产生的。中国人大代表存在：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的问题。退休金双轨制和官员财产难以公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大中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官员。中国人大代表没有国民代表性，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由此可以证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是国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力机关，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中国的角角落落，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一党统治的专制国家。它的主权不属于中国国民，属于中共统治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国民选举产生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国家政权不是中国国民政权，是中共党国政权。因此，在中共国不存在颠覆国家罪。
中共党国政权，是非法的。中国人有权利推翻中共党国政权！
赤胆忠心 英勇无畏
许志永和丁家喜深知中共党国政权的残暴。2021年，他们在仍能与律师会见时已准备好最后陈述。
许志永的法庭陈述：美好中国
我想有一个梦想，美好中国，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那是民主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
那是法治中国。立法民主，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没有统治者强加于人民的恶法，也没有纪律、规矩之名的法外之法。执法严明，人民选出政府执法为民，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弱者在法律保护之外。司法公正，法官独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以法律和良心公正裁判。
那是自由中国。我厌恶权力横行，人性扭曲的社会。少数官僚决定13亿人信什么主义，说什么话语，听什么新闻，看什么电影。他们筑起高文化防火墙，隔离了中国与文明的世界。豢养数百万网监、网警、网评员，扼杀人民的声音。他们用数亿摄像头和大数据打造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使国人在权力面前，如同赤身裸体。他们还侵入人们的精神世界，焚烧十字架，拆毁佛学院，迫使本土新宗教流亡世界。
谁让你生在中国呢？对这个国家的爱是不需要理由的，那是上天根植于每一个灵魂深处的一粒种子。爱中国就要努力使她更美好。为美好中国我一生三次入狱：第一次。他们指控公盟一个从无盈利的公益机构偷税；第二次，他们指控我们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扰乱公共秩序；这一次因为表达美好中国的梦想，倡导大家做公民，我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做真公民就是颠覆？
公民们，同胞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东方文明重生之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三千年之大变局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让我们以公民的姿态扛起来伟大时代，迎接春暖花开的中国！
丁家喜的法庭陈述：专制必亡
从辛亥革命算起，时间过去了一百一十多年，经历了几辈人的牺牲，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控制，思想上受奴役的状态。独裁者及其特权利益集团，不断用高技术手段强化他们的专制统治。但是文明正以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战役正在展开,他们的终身独裁和长期一党专政的妄想正在走向末日，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日益临近。
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一直认为：他们非常卖力的反向学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经验，堵死了专制政权垮台的1000种可能，但专制政权依然会以1001种方式垮台，这是历史的规律。
让我们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我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必亡！
中国同胞们，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中共建党百年： 合法性危机下的一次次“赶考”
2021年6月29日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一众官员离开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移师古都北平（现在的北京），筹备建立新政权。
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曾形容称这次进京就像一次“赶考”。自成立之初，他带领的这个党经历多场战争，又在几次生存危机后发展壮大。
六十多年后，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7月来到西柏坡考察时，也坦称中共“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仍然严峻”，“‘赶考’远未结束”。
从1921到2021，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从左翼思潮中诞生的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组织，到用一支以农民军为主力的部队挑战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并取得胜利，再到一个带领十几亿人口打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党，”考验”——其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始终贯穿中共百年史。
“这（合法性的问题）是中共一直面临的主要挑战，”卡迪夫大学冷战史专家谢尔盖·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称。“因为这个党希望夺取权力，并永远掌握权力，而要这么做，仅用武力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建立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认可，而这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问题。”
第一场危机
1921年中共成立之时，中国存在多种政治力量并存与军阀混战，既有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也有国民党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乱世之中，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吸引了许多左翼人士。
对于早期的中共追随者们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在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俄国可以夺取政权，让中共的先驱们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他们认为，如果革命可以在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成功，那么在与俄国接壤、更落后的亚洲农业大国中国，革命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政治社会学家、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解释称。
在俄国促成的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合作”下，中共的党员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字，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时，其在全国党员数量仅为50余名，1927年“五大”前后，这一数字已达5万7千多人。然而在这之后，中共旋即迎来一系列危机。
1927年4月，针对北洋军阀等共同革命目标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拥有百万党员的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围攻，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争。在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中共节节败退，被迫开始举世闻名“长征”，期间损失惨重。根据官方数据，中央红军主力自1934年10月出发时人数为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而万里长征结束时，抵达会师地点的红军力量仅3万余人。这次挫折极大冲击了中共“共产主义革命必胜”的说法，使得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据中共史学家分析，这场危机后，毛泽东的几项决策逐渐使中共走出困境。比如他提出，中共要放弃苏联在大城市进行暴动的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民力量，他还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即应靠武力手段获取及巩固政权。
而这时，抗日战争又给中共带来了一丝生机。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条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攻由此停止。
美国长岛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夏亚峰分析称，抗日战争对于中共的重大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可能把中共都消灭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日本人多次表示，日本侵华使得“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没有日本的皇军，中共“不可能最终夺取政权”。
抗日战争致中国“国破家亡”。但客观上来看，中共力量在战争期间迅速壮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二年（1928年），中共全国党员人数仅剩下4万名，而在抗战结束的1945年，中共党员数量已变成121万。四年之后，中共在北京建政。
毛时代的“人祸”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其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又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危机的出现，以及1989年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每一次危机，都对其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重考验。
“合法性问题对于理解1949年掌权后中共的演变过程至关重要，”拉钦科表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持续改变对自身的合法性的叙事。”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一直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而当“新中国”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到达了一个高峰。毛泽东认为，是时候通过赶超美国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到，追赶美国，是中国的“一种责任”。
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他问道。
“你赶不上……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8年，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大跃进”运动全面拉开帷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带领下，全中国各地的钢铁产量与粮食产量目标的制定脱离实际，严重虚高，最后不得不虚报产量以达到政治目标。根据《天津日报》报道，在毛泽东视察过的天津新立村，1958年10月1日该地报告了水稻亩产（一亩约为667平方米）超过12.4万斤的惊人数字。
此风下，各地不得不从农民处高指标征购粮食，使得农民手中存粮急剧下降，加之超越自然规律的冒进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粮荒甚至饥荒开始出现，中共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
根据不同记载，期间数千万人民饿死，甚至“人吃人”的事件都时有发生。有研究称，在“重灾区”安徽省，创办了该省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无为县内，“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当地村民回忆称，“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
在这之后，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十年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
这些灾难是在多种原因下造成的。但是专家表示，中共统治本身的一些特征值得引起注意。
拉钦科指出，中共的政治体系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而当毛泽东不愿退位，终身掌握权力时，他的行动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其结果便是“中国遭遇的灾难”。
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赛奇则指向了中共强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你便站在了历史胜利的一边。
“他们永远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觉得哪怕事情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还是会变好的，”他表示。“而这有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在此基础上，重要的一点事，这个党总是认为自己不会犯错，或者当不能犯错，错的永远是那些把党带上弯路的邪恶的个人。”
“惊人恢复力”
在建政早期的空前灾难之后，中共却得以存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剑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方德万称，在“人类历史最严重的饥荒”之后，按理说这本应使中国共产党“彻底失去其合法性”，但这以及之后的多场严重危机显示，“他们的确可以从中恢复，且他们的恢复力颇为让人震惊”。
他表示， 中共能够起死回生的其中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对历史的叙述。
从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到“大跃进”、文革、“六四”等灾难性事件，中共都有其不同于外界的叙述方式，且时常发生变化。2021年，中共为迎接建党百年出版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在文革部分删去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等语句，在讲述“大跃进”部分时，甚至没有提及因此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
“控制历史叙述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进行合法化的重要一种方式，”方德万表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为了纪念100周年，对历史的叙述会吸引如此多注意。”
夏亚峰则指出，中国的走向通常是由内部发展、尤其是领导人的选择决定的。而很多时候，对外关系的危机也可以被用来巩固国内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已有所体现，在“大跃进”之后，中共则又利用了中印冲突。
中印两国在50年代起便由于边境争议致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1962年，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向争议边界地区推进，他认为中国不敢攻击印度，同时也没有让印军有足够的准备抵御中国军队可能的反击。
夏亚峰指出，毛泽东坚持要同印度作战。他曾对前线指挥官张国华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这场战争最终持续一个月，期间1000多名印度人死亡，3000多名印度人被俘，中国士兵死亡人数不到800名。
“这巩固了中共政权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但最终还是打败了印度，中共再次利用了危机，”夏亚峰说。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及“文革”结束后，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压、且有留学经历的中共新一任领导人邓小平试图通过淡化意识形态、改善人民生活，为政权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
同一时期，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内外发展均迎来空前机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其党内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对资本的控制、对个人与社会的控制。
包产到户等政策使得农户有权选择自己种植的作物，剩余产品还可以自留或在集市上交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所谓“大锅饭”或收入相对有保障的国营单位工作而“下海”或自谋生路；文化生活也不再仅有“样板戏”，年轻人可以选择听邓丽君和麦当娜，看日本名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影视剧作品，还可以跳起迪斯科。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年国民产值仅为229美元，在每天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下，而到1989年，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712美元。
然而政治改革踯躅不前，腐败泛滥，民怨不断。 1989年6月，邓小平最终选择动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各界民众进行“清场”，酿成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流血事件。加之当时多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政权陆续瓦解，天安门大屠杀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拉钦科称，当中共看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失去合法性并垮台后，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做好对自己人民使用武力的准备”。“（他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允许针对政治改革的任何形式的行动，永远不要放松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一旦你留出了一点空间，便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始失利。”
而与苏联相比，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展，关键一点在于他们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由此，“中国找到了苏联在80年代结局的出路，”拉钦科表示。
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效明显。1989年时，中国GDP总值为3478亿美元；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达101.5986万亿元。中共再一次度过合法性危机。
但哈佛大学教授赛奇认为，这种合法性叙事也有其脆弱性，因为这种成就“是可以度量的”。
伴随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工作模式“996”，以及空气污染等。
“作为一名公民，我的经济状况在改善吗？我是不是要遵循996模式？还是我要躺平？我周围的空气有所改善吗？水污染有改善吗？这是每名个体可以根据世俗的标准来做出判断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脆弱的。”
习近平的“考验”
自90年代，尤其是习近平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掌权以来，反腐成为了中共内部治理的一大武器，也成为其政权合法性叙事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行动尤其引人注目。他曾在2017年初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
202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审查385万件案件，查处408万9000人，给予党纪和政务处分374万2000人。
在这之中既有基层官员，也有被认为是习近平政治对手的中共高官。赛奇称，由于过去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在改革过程中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了”，而反腐是人们可以理解的概念，于是，“反腐运动代替意识形态成为了中国党内斗争的主要武器”。
与此同时，在习的统治下，中国远离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新叙事。
赛奇称，目前的中国领导人更有自信，他们“既对自己所认为的自身好的发展模式有信心，也认为西方的理念和时间终将幻灭”。
在国外，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外交官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风格迎来其他国家反感，而中国当局近两年来在多个问题上遭遇国际社会批评，其中包括北京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问题，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以及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的透明度等。
但分析人士指出，在这背后，是中共试图使用民族主义巩固其内部统治，维护其合法性叙事。
“中国的人民认为他们处于西方包围之中，这实际上给了共产党继续掌控权力的机会，”拉钦科如此表示。
但赛奇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双刃剑，其危害在于当受到内部民族主义者鼓噪，中共很难及时叫停。
“一旦有人认为中国示弱，这个党便可能受到其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但与此同时，这种情绪也让中共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甚至一些一带一路国家中产生许多摩擦点。”
走过百年之后，中共已经成为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但维护执政合法性预计将会继续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方德万称。“虽然一直以来中共都能适应剧烈的改变，但这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共会一如既往按既定方针走下去。”
“如果有人认为今日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敢说这个预言不会成真，”他
说。
2023年4月11日 凌晨
网文选摘
】中共政权的本质–周鲸文著–（1）
周鲸文：中共政权的本质
一、从“打天下”到阶级联盟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宣言、文告、典纪，真是洋洋乎大观。在其取得政权之前几年中，除了极少的开会决议、声明之外，只有毛泽东这个文人发表几本小册子和一些零碎的文章；再则就是所谓马列主义专家几本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直到政权宣布成立九年之后，还没有一本权威性的马列主义大作。这一切说明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由昔日肤浅的墙皮上口号式的宣传开始，到今日不深入的普遍性的八股文章，在中国还是漂浮在表面上。但是共产党终究以马列主义的招牌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如果我们单从“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字义里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或是从统治者御用的文人的笔下，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我们便很容易被文章骗过。我参加红色政权有几年之久，我看见过现实，我参与通过文告、法典，我更看了不少风雨不透的应时文章。我常想：假如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看见这些大法、宣言、文章，他们将向往这个时代，认为真是天堂实现在地上了。但是真实的现实并没有大法、宣言、文章……这样美。如果把现实情况留给后代子孙，他们会憎恨这个时代，至少要长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祖先怎会那样胡闹，愚蠢。这个时代可能成了他们诅咒的时代。古人说：历史是无情的；是的，历史虽为聪明人所编述，但是经过后人的反复考证，可以翻出过去时代的肮脏。我们所以说，真正无情的倒是鲜明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想了解红色政权的本质，“经典”、“大法”、“文告”……虽为重要的材料，但是读“经典”、“大法”、“文告”……，很容易把自己陷入死角里，拿人家骗人的谎言来欺骗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权者随时修改历史，修改文章，如《毛泽东选集》把过去说错的话改正过来适应今日的情况，来证明自己当日有高明远见；同时统治者又把现实按着自己的想法要求作勉强的解释。不了解这一点，就难看到事实的真面貌。比如说本来是土匪或军阀，一经登上井冈山，便成为革命的志士，但他们原来的作风，并未改变。这就是不管他是酒肉荒淫的和尚，一入庙门便称为佛门弟子一样。
共产党在中国，起初不过是有极少的知识分子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工作，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文人看见当时中国的情况，想有所改革，作一个“大同”的梦，这原是不满意现状的人的一种想法。马克思主义狂妄之说在这方面走到极端，而在中国却获得了发展的温床。这个思想在词句上虽在中国颇为生疏，但其含义确是混熟，因为中国儒家早就有一套大同思想，中国文人都是颇为熟习而且心向往之。我想进过清朝科举考场的陈独秀之能接受马列主义，主要的背景可能是导源于儒家大同思想；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有同类的情况。因为在陈独秀等人搞马克思思想之初，在中国所能见到的马列主义书籍是凤毛麟角，只不过给这些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开始搞活动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如1921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只有12个人，代表了当时约57个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2年在上海召开，出席的12个人代表着123个党员。这些知识分子以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一知半解，作为思想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在半致密半封建的落后中国社会是不着边际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云云，真等于无的放失，大有渔夫撒了网捞不着鱼之苦。于是“思想”便要“结合实际”了，而且还要“具体结合中国现实”。
中国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军阀割据。军阀以前的朝代是怎么起家的呢？多数是篡位，“夺天下”；少数是平民起家，“打天下”。中国共产党熟习了这套历史规律，“要得政权秘诀在此”。于是双管齐下。1923年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按着列宁的指示，美名其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它是想透过合作，藉那个“颇具革命性”的国民党搞些势力，然后取而代之，“夺天下”。宋太祖赵匡胤不是取周朝而代之，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吗？曹操的儿子曹丕不是以汉臣而代汉朝自称魏王吗？这套手法为何不用？中国共产党是用过这套手法，不过结果没有耍好“移花接木”，而是被国民党清洗出去。那是1927年前后的事。于是惶惶然只剩下平民起家的手法“打天下”。这个手法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用过，他们都成功了。历史上亦有不少想平民起家的人，未得成功而中途失败了。
共产党遂采取了“打天下”的路线，马列主义对中国人虽是陌生，但“打天下”这条路线对一般中国人是很熟悉的，因为历朝历代多数是如此成功的。既有好汉想“打天下”，就有野心家，文人，唯利是图分子和不逞之徒，他们不但在“打天下”时可以混水摸鱼，在天下打成后还可拜相封侯。
共产党既要“打天下”，马列主义这个旗帜虽为幌子，但那只是标语，口号，墙皮上的文章，党员也不需要了解马列的共产主义；实际上他们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只有高级首领时而发表谈话，时而写些马列主义文章来敷衍外界。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所教育党员的只是“打天下”，党员脑中充满着的思想也是“打天下”。张口闭口所说的，也是“打天下”。“打天下”包括了一切。除了高级首脑心中有数之外，一般党员对将来的前途还是模糊，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三十年前的情况不讲，就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八年之后，还在不断地整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非马列主义思想；例如今日大张旗鼓地在党内斗争右派分子。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开始“打天下”时，就种下了深根。
“打天下”本是帝王创业夺取江山的术语，共产党用这套术语，对党员和被争取来的群众，是很能起号召作用的：“我们是‘打天下’，大家有份”。历来平民出身的皇帝在搞事之初，附和他的都为不逞之徒。刘邦以亭长起义，随他起事的是一般囚徒，以后招集一些流亡分子，再后事业有点规模，才有些文人，武士供其驱使。不过刘邦的号召是“秦王无道，民不聊生！”“我若为王，人民便可安居乐业，消除秦朝暴政”。共产党决定“打天下”路线之后，给党员与群众的印象就是创造一个新型的帝国，绘画一个美丽的远景，用俗语讲，就是：打来天下，一反苛政；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一反暴政，给人民自由平等。这是是何等具有诱惑力的广告，比刘邦的招牌更进一步。所不同的，不过后来刘邦作了汉朝皇帝，毛泽东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邦以“刘姓”统治天下，毛泽东以“党性”统治天下。时代演进，统治方法与形式，也自各有不同。
本来共产党在西方国家的宪政下是新型政党，移到中国，“便要结合实际”，“结合具体的条件”，这一结合首先便与帝王的思想行动结合起来。共产党要“打天下”，落后的群众以为又要出真命天子，于是先动其心而加入者为地痞流氓，二流子，游手好闲分子，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天下不乱就缺少他们活动的地盘。共产党“打天下”，他们先加入共产党。以后，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美如梦境的共产主义招牌。这些青年有的苦闷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有的为私人动机走上革命阵线，有的被迫上了梁山。而党教给他们的中心思想是“打天下”，谁能多出力就是“功臣”。臣就是臣仆的意思，功臣就是功狗。这个名词是帝王时代用的，共产党也用，而且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北京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上还不是常常作文表扬“功臣”，如头等功臣某某吗？这个帝王思想的尾巴，在革命成功之后还是掩盖不了的。共产党稍微作点好事，便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吹说这是“皇恩浩荡”。我当时看到这四个字出现于党的机关报上，以为革命的政权而引用此词句，真有些莫名其妙，后来体会较深，才了解这是个新型的王朝。过去历史上王朝，夺得天下，说是“天意所归”。共产党破除迷信，不用天意，而用“民意”。于是他们自称代表人民，一切的头衔冠以“人民”两字，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事，就说对人民有利，于他们不利的事，就扣以“反人民”的大帽子。实际上是盗用名义，人民成了他们的奴隶。
可见共产党在中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中，他们的开始时期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而实际上在思想和行动中是以中国古帝王“打天下”为其蓝本，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贯穿到今日他们的行动。
“取天下”为共产党中心目标。野心虽大，但手法如不高明，不施用高级骗术，也会无成的。如1923年初，试欺骗国民党，想攀龙附凤取而代之，唯当时的国民党还在方兴阶段，一经发现共党阴谋，就驱而逐之。于是共产党放弃篡位思想，而采取“打天下”路线。但是“打天下”也不是空手能起家的。纵然自己是一小撮野心家和一群不逞之徒要打天下，但如不施骗术，如何能行得通。于是乃求救于骗术。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一件法宝——统一战线。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百年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剥削迫害。这是事实。这是中国广大人民反抗的对象。这里所谓广大人民，以阶层论，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为这些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远如太平天国虽名为农民起义，领导者为知识分子。近如五四运动更显著的为学生运动，总结当时的情势不外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个民主自由的运动。共产党这一小撮知识分子想“打天下”，便不能忽视这个既存的事实。于是乃有所谓低级纲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夺取政权的助力，以达到野心家的新型帝国。
本来共产党所联合的对象，他们自己可以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中国的客观环境是具备了这个条件。但是中国缺少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本来是适于担任此任务，可是因为官僚、军阀、地主、豪门混进了它，阻碍了它的前程。而其它民主政党，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不得发展。只有在苏联指导和支持下的共产党，自己有军队，而且利用中国各政党的弱点，它最后成了功。
共产党说它是代表工人阶级，但组党之初，党员是清朝秀才进士，如陈独秀、董必武；是大学教授，如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毛泽东；以后又添了法国留学生周恩来等人。这里哪有工人阶级分子？就在当时他们搞工人工作时，据他们讲当时中国工人为数不过二百万人，中国其他阶层则有六万万人之多。就在他们取得政权之时，中国工人才只有三百万人。他们说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就算他们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们也没有成功的条件。于是在以军队打天下之时，乃施展骗术，欺骗幼稚的农民阶级为其效命疆场，欺骗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其喝彩；欺骗了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为其输财，美名其曰：这都是“革命阶级”，“革命的朋友”。这些“革命阶级”捧共产党上了台，换取了阶级联盟的头衔，而自己却掘了坟墓。
共产党以帝王打天下的思想，东征西战三十年，搞了些军事资本；又以欺骗的统一战线，麻醉了四个阶级，搞了些政治资本。在1949年，它宣布四个阶级联盟的政权的成立。共产党喻这四个阶级是“抬轿子”，而坐轿子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喻为这是四个人“打麻将”，而做庄的永久是共产党。帮助打天下的农民阶级在被利用之时，每人分得一块土地，未及温暖，实行农业合作化了 ；帮助捧场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预备过渡时期尚相当长久，但隔夜之间实行社会主义化了；代表这些阶级的民主党派，本来是被邀的“请大哥帮忙来协商国事的”贵宾，但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已成阶下囚了。这些事实只描画出共产党从当初组党，“篡天下”，“打天下”，到“阶级联盟”几个阶段中所表现的面貌。同时看出这四个阶级的散漫，无力，幼稚，以致有今天这个局面。至于共产党的真实嘴脸，且看下文分解。
二、特权阶级
共产党以利用四个阶级起家，故在政权成立之初，不得不作出政权是四个阶级有份的样子，于是在《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描上一笔，说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一笔，起了两个作用。一方面表示共产党对上述捧场阶级和人士的过去合作，有了交代；另一方面共产党可以继续欺骗这四个阶级和人士，使竭尽未了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初建尚未稳定的红色政权；同时尚可欺骗外界，以减少他们对红色政权的压力。但从文字的含义里已经透出，这个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里说：被专的对象是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称他们是国民，是被压迫的对象，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就是联盟的四个阶级也得经过改造而过三关——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主革命关，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关，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关。这四个阶级的人，谁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改造思想”，谁就不能取得免票过关。以后毛泽东又说过：“今天在民主专政的圈内的人，大家已经过了关，但看最后社会主义的一关过得怎样。为人民立功，人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
表面上是四个阶级专政，文章里是无产阶级专政，骨子里是共产党专政，骨髓里是毛泽东专政。这话怎讲呢？所谓四个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三个阶级，支持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取消自己阶级以后，仍然继续捧共产党，这样才能过关。过不去关的人，等于“拼诸四夷”，是反人民，反革命，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这一套大帽子在红色政权之下给谁扣上，那还了得。共党政权才成立三年，于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5年底有农业合作化高潮，当年冬季又有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的改造”。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首先是刺死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工商业或大或小，四年内的“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回光返照，终于走上了一无所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最后虽有一点小尾巴，公私合营中的私份，有固定的极轻微的利息，而且只限几年，那已等于全部捐献或没收。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其次是刺死农民阶级。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把农民的土地以合作化的方式，收为公有。虽也留一个小尾巴——说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是自己一份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也是全部没收；“人民公社”实行后，才算名副其实。农民只剩下劳动的身份。最后是刺死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手工业者与资产阶级走了同一 命运。他们只剩下出力的身份。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除了到国家机关，不管其为政府单位，工场、学校、报馆等处工作外，别无去处。他们从前也一无所有，现在更是一无所有。所不同者，从前在广大的市场谋职业求生活，老板也许是私人；今天则只有向国家机关、工厂、学校等处去工作，老板是国家——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只剩下一个未了的梦境。
三把利剑刺死了三个阶级，那么只有一个工人阶级尚依然存在。工人们只是日夜工作，既不握有生产工具，也不是资方，想对他们盗取也没什么可取的了。那么只有一个空名，但这个空名用处颇好，既然工人阶级有劳动创造价值的光荣头衔，共产党把它扣到自己的头上，自称是代表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据共产党的理论，为了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最终工人阶级也会自消自灭。
阶级在消灭中，特权阶级在生长中。
阶级的划分从来是基于物质基础，农民阶级之所以由来因为农民有土地，资产阶级因为他有工场，商店……工人阶级因为无产而有劳动。共产党执政几年，中共的统一战线内的四个阶级在消灭中，而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在生长中。大致趋势，一方面是广大无产而工作的平民，他们的前身是几个被消灭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是权力、财势、荣誉集中一身的共产党。如果冠以阶级头衔，前身是平民阶级，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后者是特权阶级，统治而又剥削的阶级。
共产党执政几年，以阶级联盟专政为名，实行的是共产党专政；名义上是四个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实际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掌握一切，管制一切，握有一切，天下是党的天下。正是中国古书上称道王朝的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党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其他阶级不论是存是亡，如今日大陆上的四个名存实亡的阶级，或是仅有残余的势力，是在统治阶级之外，全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如用阶级来称呼，它就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
我们说共产党是特权阶级，是统治剥削阶级，不是随便送给它这个称呼，实在因为有现实情况的根据。首先，党有绝对的权力，是君临万民的，是主宰者，是万能的，凡是国家大小事物，以至个人的生活方式，统统由党来掌管。其次，党是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由它随便支配，人民的生活劳动，和干部的生活劳动，统统由党来规定，供给。再次，党有特殊权力；一般平民不但被统治于党，也被统治于党员之手。而且就权力来讲，平民不能和党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因为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党，党布置一切，党握有一切，党员自然有优先权、优越权。就单以党的首领和党员的享受待遇一项而言，与一般平民相较就有天上地下之别了。
党在革命初期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暴露特权阶级的性质，还有与人民共甘苦的号召，还有打来天下大家有份的诺言。但是党一经取得了天下，一方面是消灭原有的阶级，一方面自然是创造新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没有了物质基础，其成员一律被贬为空无所有的平民，这些平民有一个被统治被剥削的共同性，可以称为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或平民阶级。新的统治者原来队伍很小，看不出独占性和其特殊权力，但到天下统一，统一在党的手里，于是扩大吸收党员，成为一个少数的集团，一个有特殊而又共同利益的阶级。因其居于统治剥削的地位，而且有特权，称之为统治剥削阶级或特权阶级。阶级既然如此划分，于是手疾腿快的人尽量钻进统治阶级，这就是一般的积极分子争先恐后的入党，表示忠于党，争取领导和统治地位。这个组织日益扩张，便与其他党外人员距离愈远。
共产党是统治阶级，其成员是统治者。其他空无所有的人们形成的平民阶级，不但是被统治而且是被奴役被剥削；用好一点词句说，他们是机关干部，雇员，是厂矿的劳动者，是各企业单位的工作员，是学校、文化机关的脑力劳动者，总之一句话，一切劳动是为这个新型阶级共产党服务。
共产党居于统治，有特权，有荣誉，有享受，那么他们是想回到旧时代的王朝吗？是想深居皇宫不问天下大势，等待树倒猢狲散吗？如果这样，便是历史重演，不必我们去研究了。共产党得了天下，必须积极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正符合这一少数人特权阶级的最大利益。旧王朝，一人得了天下，人民各安其业，只把一部分财物以税赋的方式交给皇帝，他用这个财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用这个财物维持军队，政治机构和法庭来保卫他的政权。这原是很简单的。共产党不但气魄很大，而且胃口很大，他们不想作这小气的事。他们真正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权力操在党，一切社会财富，不管是土地森林、矿山、银行、企业和一切可以生产的工具，全归国家所有。谁是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占有这天上地下人间的一切，历史上的王国还有比这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吗？有了这样光明的前途，共产党为什么不实行共产主义？有了政权，一党天下可以统治万民；有了特权；可有凡人不能享受的快乐；有了全国财富，可以随便支配，无人管制；这一切正符合了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如果他们不实行共产主义，真是天地间最大的傻蛋了。
再进一步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些平民劳动者有了衣、食、住，而且可能相当丰富，在这些平民劳动者之上，统治阶级共产党不还是锦上添花，生活得更优裕吗？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理由不实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党说了千句谎言，不值得一顾，只有这句“为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却是由衷之言，我们不能稍有疑虑。因为这是符合他们这个阶级最大利益的。
为了了解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我们不要为它的“民主”两字愚弄了。因为任何制度如果有了民主，便都能拯救其弊而返归正常。共产党口里说民主，实际绝对无民主，不但对被统治者无民主，对党内也无民主。一切都是少数人统治，天王圣明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所采用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假的，是操纵的，骗人的东西。民主选举由乡级人代会到全国人代会，以至一切其他方面有关选举事项，一切人选由党操纵、摆弄、指派、命令。对党内也是同样的手法。所以不同者前者是被统治的，后者于选举上虽听上级命令，而地位是统治人的而已。
共产党如其友人希特勒一样，绝对反对二十世纪的民主方式，他们说这是软弱的、分散的；他们所要的是独裁专政，专政下的“民主”。这个“民主”据我们考察确是假民主，连一点民主气味都没有。共产党以这个方式实行独裁专政，绝对排斥一切可以和它争权的阶级，绝对排斥这些阶级代表的政党，绝对排斥非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样才能符合共产党人的最大利益，使这个新型阶级立于不败地位。如果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允许有真正的民主，允许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允许其他党派有独立自主的活动，那将使其绝对的统治发生问题，“共产党万岁”发生动摇。所以要彻底的专政，无情的斗争。在党——这个特权阶级——内也要有铁的纪律，坚决反对党内的宗派。因为不如此，这个特权阶级就很难保持地位于永久不坠。
共产党这个新兴王朝，不似历史上旧王朝那样愚蠢，局限于一小撮人，而且死守，终至衰老崩溃。共产党与此相反，它扩大并巩固自己的阶级。它的方法是不断地吸收党员，不断地联系围绕在它周围的群众；而又不断清洗党员，不断地打击周围群众。这是又吸收又清洗，既联系又打击。这也是斗争的形式。靠拢党的分子，盲目信任党的分子，给他们个积极分子的帽子戴上，拉进党来，或是把他们放在信任栏内从事于党外活动。那些在党内有正义感的，明辨是非的人很可能起作用，很可能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危险分子，于是扣以“反党”、“右派”等等罪名，清洗出去。那些在党外的这类人也扣以“落后”、“右派”……等等罪名予以打击。这样作法，就是分化。有的被拉进来或得信任；有的被打击，陷于孤立。这样就造成相当数量唯利是图的人进党，或是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中有不盲从党的领导，尚有良心正义，明辨是非者，就按上述方法清洗出去。如此川流不息的加强党的新血液，新力量；排出旧血液，旧力量。
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中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想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但是党的大门不是普渡众生的佛门，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衙门，一道铁闸隔断了万万千千的群众。衙门内的是统治者，衙门外的是被统治者。也可以说衙门内的是特权阶级，专为统治和享受；衙门外的是平民阶级，专为共产党服务。
人间事都是充满矛盾，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共产党高视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光荣了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是各种特殊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它以六万万人为仆从，为群众，自己筑一座高墙把群众放在墙外，发号施令，予取予求，墙外的万民——平民阶级就只有劳动，听领导，向党贡献所有。于是摩擦就日益显明，阶级的矛盾就因之发生。我在北京八年，亲眼看到人民普遍的冷讥热诮的诅咒党。而党和党员呢？真是作威作福，官气十足，处处摆出统治者的架子。不但我看到了听到了这种情况，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之所以如此，是为提醒党员，如若如此下去，自己的阶级政权怕有江山不稳之虞；同时为了麻醉和缓党外的平民阶级，和供党驱使的尚未脱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民主党派的对党的不满。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文章内，就是特别指出这个矛盾。他例举，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目了然，这些矛盾就是党和人民的矛盾。他想借他的假开明，“让大家透一口气”，和缓这个矛盾。但是在“大家透一口气”中，指出了一手包办的“党天下”（储安平的话）；指出了党脱离人民的现象，官僚主义；指出了党员奢侈生活，人民的饥饿情况……，这些矛盾就是新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假开明不只是假的，而是阴险的陷阱，等到找出谁在说话，谁在说人民的话，就扯下假面皮，一声令下，大加讨伐。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从此也就看出，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互相冲突，一小撮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向广大人民进军。表演的形式，是打击说人民心中话的人们，数目之多约以万千计；是镇压群众中的勇敢分子，如汉阳中学的教师；最后是以恐怖性的宣传大队向广大人民“说服教育”，“全民整风”。
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在起事之初是少数的知识分子想“打天下”，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式王朝；得了天下之后，自己的党便全盘特权化，想通过党的统治消灭其他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愈是走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愈显明党是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党外的广大的人民便形成空无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只有日渐加深而不会日趋和缓。所谓和缓只是镇压力大的代名词而已。
因之，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只会有两个阶级，即掌握一切的剥削成性的特权阶级的共产党，和被统治被剥削的一无所有的平民阶级。而且这种形式愈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愈为明显。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有几个有物质基础的阶级同时并存。因为，这些个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已没有了物质基础。共产党所谓的“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便没有了阶级的存在”，证之以今日发展的实情和趋向，那只是欺人的谎言。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固在消灭之中，而新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是势所难免的。即一方为共产党统治剥削特权阶级之形成，另一方为被消灭的原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一律降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
以共产党所为所行发展的趋势来看，以我个人的体会和研究所得的结论来说，我敢断定，假如共产党的政权继续存在，阶级划分的前途，一定循着此种方向发展的。而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会愈趋尖锐。
三、镇压机器
共产党想一党统治，一个阶级统治，但是统治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机构在现世来说，就是国家。据我们所了解的国家，不过是在某一定地区某一定人们组成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不过，历史上有时这个机构为少数野心家利用，偏差的为达到其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喻国家为一公司，其股东是人民，人民推出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有时认为董事会不胜任和不称职时还可另选改组。但有时这个董事会为一些野心家把持，错误执行事务，而专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股东有时也对这样的强行霸占的董事会无法控制，这时董事会已不能按公司目的行事。但这只是一时的，经过相当时间不按公司目标行事的董事会还会倒台的，其方式有的经由革命，有的经由新人出来推倒这个坏董事会，而重新组织新董事会按公司的目标办事。
共产党一开始就看重了国家这个机构，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对国家的解释是完全歪曲事实。他们说国家是阶级的独占物，国家为专政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他把国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一般的解释。共产党就想利用这个镇压的机器——国家，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过去，我在研究马克思共产党人的思想时，虽也可指出他们的学说所包含的毒素，但总以为他们也许因为环境不好而发为气愤，共产主义也许有些大公无私成分。今日目睹现实，不但发现其学说邪恶，而事实表现更劣于学说百倍。共产党人常夸其党员品质高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从其欺骗、自私自利、伤天害理、毫无人性的表现中，他们真可谓是特种材料制造的；但须附上注解：最恶劣的材料。以恶劣品质的共产党人而援引恶劣的国家学说，明目张胆地声明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来镇压群众，其残酷情况是可以逆料的了。
共产党明言国家就是他们的，即所谓“无产阶级独占”而加以利用。当他们压迫人民时就利用它，不过添枝添叶地把被镇压的人民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结论是应当镇压。但有时他们遇到困难时，又把国家形容成似乎是大家的，似乎不专属于这个无产阶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求救于国家的幽灵，说是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共在韩战进行“抗美援朝”时，大题标明：“保家卫国”，唤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的爱国心。按他们的说法，国家本是阶级独占的，共产党统治就是占有这个国家。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的独占物。为什么当他们有困难时就请各阶层人民爱国，而且各阶层人民所爱的国，是共产党独占用以镇压人民的国。这真是一个讽刺！一般人民比共产党天真，一提到爱国就联想到他们传统思想上所深印的国家，而忘却了新近共产党所教给的学说：国家就是阶级的独占物。共产党当政时，国家就是共产党。如果人民有共产党那样聪明狡猾，当斯大林高呼俄罗斯国家之魂时，或是毛泽东呼吁大家爱国时，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有理由“置之不理”，而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保卫你这个阶级的国家！
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谈共产党如何利用“阶级国家”这部机器来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它的政治机构，由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乡政府，一切由党包办；与政府级平行的有各级党委会，指导各级政府，如在省政府之外就是省党委会，指导省政府。虽然也有民选这一名词，但是无民选之实。这些政府都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参与会议的人，名义为选出，事实是由候选人名单提出到选举完成、都由各级党部指导。被选出的人是先由党部指定的，其中虽也有党外人士被选，那是党为了起影响作用而虚设的牌位。如此各级政府的发号施令就是党的发号施令，而且党除了名义上允许各级政府执行业务，它自己本身又随时发出指示，领导政府。人民就在党领导之下，规规矩矩地工作，生活。
共产党透过政府发号施令之外，特别注重宣传教育工具。这套机器是学校按党的要求教育学生，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等都是这个阶级国家的宣传喉舌，透过它们改造人民的思想。思想的中心表面上是为社会主义奋斗，实际就是巩固这个阶级的政权，排斥打击非党的思想，这是想从内心里俘虏广大人民。这些工具日夜为党的统治服务。
有了发号施令机关，有了麻醉人民的宣传机器，这还是不够的。单是欺骗说理，共产党虽已得了大利，但还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共产党又求最有力的工具作为镇压工具的核心——那是专指军队、警察和法院。而与人民日日接触的，特别是警察。我们先简略地谈军队、法院，以后特别来讲警察。共产党的军队是这个阶级政权唯一的保障。毛泽东于开始活动时就宣明此义，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有枪就可造党……造文化，延安的一切，皆枪杆子造出来的”。军队和党政的关系是如此重要，遇有大事就出动军队镇压，平时军队则是这个阶级的“万里长城”。
法院的任务本可以说是保卫国家法令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共产党的国家则偏重于前者而疏忽于后者。因为共产党把法院（监狱）视为保障这个政权的镇压工具之一。自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头四五年法院的积案如山，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革命案件。我记得1954年在政法委员会上听到董必武的报告。他说：“重大的案件都已处理了，那就是杀的杀了，判刑的判刑了；较次要的案件尚有一百多万，未得清理”。他说有个违禁小便的人在监狱里蹲了四年苦牢，无人顾理。据我们所知，这些较轻的积案，法院临时抓工，如大学生，街道代表，分工的代为清理了一批。但是此批清了，新案又来了，共产党的法庭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因为这个政权为求得自己的安全，毫不吝啬地施行逮捕，监禁，监狱满了就送往边疆劳动改造作苦工去。据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主要虽是清洗旧司法人员出去，另一方面暴露了共产党法院的大批错杀、错判、错押的案件。
共产党为保障它的阶级特权，是不惜人命和蹂躏个人权利的。对一个人有一点疑惑就囚禁起来，说话不谨慎也囚禁起来，有点历史关系交代不清也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居心打击天主教，1956年夏我在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时，就看到囚禁七八个月之久尚未定刑的大批男女老少天主教徒。我在视察上海杭州监狱时，得进监房询问一些犯人，我分别问他们所犯何罪，几乎异口同声回答是“反革命”。我索取他们的判决书一看，一点小事，一点过去历史，或是信疑参半的案子，一判就是十年，十五年，少则五年。等我问监狱的主管人，为何这等一律？他说：“法院的审判员体会国家的政策，是宁重勿轻，宁冤屈百个好人，不能放纵一个坏人。同时，国家也没量刑标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审判员宁顾左倾，而免受右倾“对反革命分子宽大”的责难。
共产党就利用法院这个镇压机器把成千万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动以百万计的人丧了生命，大批的人住在监里，为共产党劳动生产。广大的人民在法院的法网笼罩之下，心中长留着阴影。今天是走动自由的平民，明天也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监狱去尝铁窗风味，而在监里的所受折磨痛苦是超出人的忍耐力之上。共产党就以这样的残酷恫吓中国善良人民，不许乱说乱动。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又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这个系统的大批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一般人民讨厌警察而不怕警察，称他们为“巡警狗”，不过是夹着尾巴求食物的可怜东西。那时的巡警，不过抓抓小偷，维持交通，劝解人民争吵，干一些不关重要的事，而且常常碰钉子招来污辱。警察在文明国家本是负有庄重的任务。这个不必去讲。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警察机关被视为最重要的镇压工具；警察是经过严格选择和训练的。警察是神气十足，有锐利的目光，锋快的爪和牙，不是夹尾巴的丧家之犬，而是肥壮的警犬，它的鼻子嗅觉力特别强，咬起人来入骨三分。共产党的警犬是具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管制与监视之中。
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试例举一下，户口由它管，凡人出门先要到派出所声明去处任务，何时回来，遇有客人来探，三日之内必须报户口，说明来处，身份，来此何事。警察以查户口为名，不管黑夜白日，随时进入民宅，问东问西，目光四射。居民若卖点私人的东西，必须由派出所盖印登记，你如由别处汇点钱来，也得写入户口簿上，以凭察看。据说前者是为防止偷盗，后者是防范反革命分子互相接济作非法活动。如果家人不和争吵，派出所出面干涉，教育一番。你如日常生活吃的好一些，初期有“闻香队”向警察报告，这就引起重视；你的钱哪里来的，你是享受的资产阶级。于是平时注意你的活动，捐献时或派公债时，你就是被勒索的对象。
警察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接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的积极分子更须担当这个特派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他的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的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他人或其他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并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把警察所布置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人监视，一句不得体的话也会被人报告，或是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样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主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囚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
在人民群中，正如在机关单位中一样，每个人都惊心怯胆，都不知何时何日大祸临身。只有党员、积极分子、警察……是自由自在，统治者的气味十足；因为他们是在自己所属的小天地中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在他们所管治的范围内的人都是他们的子民。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是心怀小鹿，不知上级何时怒气喷到自己的头上。内部宗派斗争不知谁胜谁败，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固然盛气依然，不幸被圈到败者的一方，就有了吃不尽的苦头。更何况，他们之中也是勾心斗角，说不定什么时候，上了别人的阴谋圈套，或是真的犯了错误，被人检举，于是落水狗一样被人喊打。总之，在红色政权之下，一般人民和干部都日夜惶惶，有今天没明天；不知什么时候被装入囚车。党员、积极分子、警察，在为统治者当打手的时候，吐气扬眉，不可一世；但因内部有摩擦和斗争，也是心神不定。这就是红色政权恐怖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一个特权阶级——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六万万人民，绝对地实行独裁专政。它利用国家这个机器透过军队、法院、警察阵雨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恐怖的统治；而大书特书是为了人民幸福，自由，快乐，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先肥了的是共产党这个小阶级；先自由，快乐的是这个阶级；愈是实行共产，他们的权利愈大，特权愈高；而一般人则愈是走近奴隶制度的深渊，愈是梦想不到了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和享乐，只有一个阶级有份，这个阶级就是惯于骗人以图自肥自乐自在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学者批评为病态哲学，但共产党所表现的事实又去马列主义十万八千里。他们充分表现自私自利，好大喜功，浪费资财，不惜民命，毫无人性的一个极端残暴野心家的集团。如他们成功，它将把人类文明送回到黑暗时代。而在他们迈向前进之中，这个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将有不断的斗争。人类文明野蛮的界限，就要看谁胜谁败了。
真理正义胜利，就是击败这个邪魔共产党。真理正义失败，就是魔高万丈的时候。历史可能走曲路，但是它是正直的向前发展，这样一个集团特权阶级，是难容于二十世纪。但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不运用聪明和代价，它也不会轻易退下搅乱世界的政治舞台！
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
共产党于长成之后，自然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所谓政府就是它统治人民的执行机关。但是这个特权阶级最高形式的党，如何实行领导呢？文件里他们也讲“民主制度”。在人民选举中，在党的组织中，也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而这个民主确不是通常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它是共产党盗用了这个人民喜欢的名词。在人民选举中，由下级的乡人民大会，到中央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候补人名单到选出的代表，一概由党指示、指派、圈定。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因为党，据他们自称，是大公无私的，聪明睿智的，有这样的领导责任。他们称道这是“民主”。
共产党对这样的“民主”怎样来解释呢？它的掩身法是什么呢？请看他们所提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据我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允许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待代表们发言之后，党再按群众的要求，作出指导，实行集中。这在表演上似乎还可说得过去。实际上，代表们在发言时，已经受了经验的教训，以过去千千万万人因知无不言而吃的苦头后果，谁还敢知无不言。这就说明在会场中绝对不可能“发扬民主”，更何况被选的人全是由党指派圈定，哪里还有民主。事实上只有集中。
毛泽东掩护其“假民主制度”，曾不断地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意思是说，接受群众的广泛意见，“民主基础”；经过整理分析作出指导，再送到群众中去，“集中指导”。实际上，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已经是党指定的意见，而党最后指导的原则，早已在独裁者的办公室内作成了成案。揭穿来说，民主是假的，指导确是真的。这才完成了独裁专政的真正理论。“民主集中制”，就是独裁专政的别名。因为二十世纪是民主的时代，愚弄人民不能不盗用“民主”。
共产党对人民如此。党内如何呢？在党内也是讲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而共产党常向外界夸口的，就是党内民主。实际说来，这也是一派谎言。在党内各级组织常开会讨论，或是选举各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法在党内也是对付人民一样，一切都是内定的，指派的。发言有范围，选举有腹案，哪里还称得起民主。而且在党内有铁的纪律，有领袖的意旨，谁敢碰这些东西。如果谁敢违反纪律，谁敢向领袖的意旨挑战，那就是准备被清洗出党。如果真有大胆民主的发言，而且人数不少，那就形成了党的领导权的争夺战。在苏联有过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在会场上“发扬民主”，在会后动刀动枪，托洛茨基派走上走死逃亡的下场。在中国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在“发扬民主”的斗争中被斗下台了，最后上来的是抓住时机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胜利者毛泽东。发扬民主就是向领导者挑战，就是争夺领导权，一场嘶杀之后，胜者为王。这是现实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
我在红色中国亲眼看的是这样情形：无论是在什么会上，大家讨论什么问题，绝对多数是按领导意图发言，遇有“落后分子”不明真相地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先有“卫道”的积极分子予以批评打击，最后总是共产党领导人面色严肃，杀气腾腾地给你一个回驳，而作出他的结论。这结论就是党的指导。民主，民主，在红色的中国，真如古诗所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骗人的，绝没有民主味道，但是集中确是事实，因为集中指导才符合于独裁专政之道。可是集中之后，集到最高级，谁来作最后的指导者呢？列宁说过，这个集中指导要透过集体领导。在共产党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或它闭会期间的常委会或政治局来负这个责任。但我们翻开所谓工人祖国的苏联党史，和我们深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共党史，就根本没发现这回事。斯大林以党总书记的身份，在苏共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之后，把大会所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里的98人，即70%，逮捕及枪毙（大部分发生于1937—38年），政治局委员幸存者无几（注一）。中共虽没大杀领导人，但是采用了釜底抽薪办法，就是大杀反对派的党员群众。几次争夺领导权，如清除陈独秀，清算李立三、王明，大批共产党员都死于当权派的手里；反对派有的落荒逃走，如张国焘；有的认罪低头如李立三、王明；有的自杀，如高岗。
集体领导，原则上是被承认，事实上是被否决。斯大林一手遮天否决这个集体领导于前，毛泽东否决这个于后。就是以清算斯大林成名的赫鲁晓夫，虽口口称誉集体领导，斥骂个人崇拜，到头来他也必定走上个人的独裁专政之途。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举一个他自己所说的例子就可说明。当他在莫斯科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指责斯大林的罪恶时，座中有人递上一个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说：“你是中央委员，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话纠正斯大林的过错？”赫鲁晓夫接到纸条之后，在台上即刻请送纸条的人站起来，如此三次催问，终看不见座中有人站起。赫鲁晓夫于是当场回答：“我当时不敢站起来，正如送纸条的这位同志”。这在赫鲁晓夫谈笑风声的当时，虽有一些幽默，但说明共产主义制度下一条真理：斯大林在台上时，台下的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不敢站起来质问其过失，如赫鲁晓夫其人；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以开明者自居清算斯大林的时候，在其高唱民主、集体领导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台下送纸条的人不论其身份为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有秘密送纸条的勇气，而无勇气站起来承认这纸条是他送的。这就是共产党民主的气氛，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的写真。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骗人民和党员的，集体领导又是骗党员，尤其是骗高级人物。按之共产党的性质，集体领导没有不走上个人独裁者的道路，因为党内党外全没民主。民主的真意，不是单纯地举手和填写选票，共产党也有这套手续而不能称为民主者，因为举手或填写选票的背后有个力量，不让举手或填选票的人行使自由自主的意志，他的意志是从上面发下来的，他是机器照上级指示行事。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内党外，谁不听从上级的领导，就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在高级的人物中，如中央委员，谁敢向真正领导者提出相反的意见？任便组织章则规定集体领导，他们有份领导，但是发表与真正领导者相反意见的人，迟早会被诬以反马列主义或反党的罪名，清洗出去。在斯大林时代的集体领导美名之下，把大批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活生生地送进坟墓。赫鲁晓夫上台不久，高唱集体领导而且是以反斯大林作风愿以身作则，大家才把他捧上台来；将及两年，他就把集体领导中要人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四人打出领导的圈子，最近又把布尔加宁打下台去，科以反党罪名，送到边远的地方。马林科夫是发电站站长，莫洛托夫是驻外蒙大使……。赫鲁晓夫在举世观瞻之下，暂时还未好动用“杀”字。但从各个角落来看，赫鲁晓夫也势必走上全副武装的独裁者的途径，因为共产党的制度只能产生独裁。何以共产党制度必定产生独裁呢？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这就没有从容坐谈国家大事的缓冲机会。谁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或者说拥护他的意见，这人就是忠实同志，马列主义的真信徒；谁持与当权者相反的意见，这人就是野心分子，马列主义的叛徒。于是在领导层中所谓集体领导根本不可能，谁若在当权者外另有主张想集体领导，他就得准备掀起党内的斗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囚。赫鲁晓夫就以集体领导者自居，把马林科夫逐渐排斥下去，他居正位，口里还不断说些骗人的集体领导的鬼话。
中国共产党是“以俄为师”的党，一切抄袭苏联，苏联的“民主集中”以及独裁专政，正合乎毛泽东由“打天下”到一手统治天下的口味。本来在中共得到政权之后，毛泽东一步一趋学斯大林的独裁专政，把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早已置之不理。（实际上列宁的这个原则，根本也不适合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当毛泽东想冠带表演斯大林式的独裁者角色时，忽然斯大林死了。平常呼“斯大林万岁”乃改成“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联同志万岁”，未几赫鲁晓夫又高唱什么列宁博物馆中的“集体领导”制，毛泽东心中甚感不快，扮演独裁将成，被人浇了冷水。北京的个人崇拜空气，为之减色。游行不高举领袖们相片了，毛泽东进会场不许大家像过去一样肃然起立致敬了。于是“集体领导”的牌子，抬到了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俨然尊重赫鲁晓夫的号召了。
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了吗？没有的事实，鬼才相信呢！中国还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大事的决定权握在他一人手里，他虽在集体领导的美名下，但他是高出于其他领导人之上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等，都是拥护“主席”的忠实战友同志。
共产党以枪杆打天下，还是以枪杆治天下，共产党同样的可以枪杆治党。因为在没有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所用的或是所看见的，唯有力量。除了力量之外，则别无选择。斯大林的专政，毛泽东的专政，同是枪杆的产物。当独裁者统治力量压倒一切其它势力时，他是“吾皇圣明”，他的力量压不住时，起而代之者会以叛党之名，马林科夫由上台到下台是最近例子。如此说来，共产党内是充满了权力斗争的故事，所以有不断的清党。毛泽东不断叫党员洗脸，洗去尘垢，干干净净拥护他的领导；洗不干净的人——对他有三心二意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党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马列主义旗帜，有了民主集中制，有了集体领导的诺言，有了沉重的镇压机器，但是党内宗派活动依然存在。所以中共每次党内整风运动，都标明以打倒宗派主义为主。宗派主义在无民主的共产党制度下，必然存在。不过，在党的清洗斗争时，不大敢露头，一露头就被打下去；或是露了头，因为实力充足就上了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一露头就上了台，就是例子。但相反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的列宁研究小组若在斯大林当政时露了头角，他的脑袋早就搬了家。
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充满了宗派，就是他们所说的山头主义，这是有些历史来源的。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是收集天下流亡分子，确是很复杂，在打游击的当时又不能集中训练，于是在陕北有高岗的山头，华东有陈毅的山头，在东北有林彪的山头，华中有刘伯承的山头，山西有彭真的山头，有太行山山头，有吕梁山山头……等等。这些山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他们虽名义上是在马列主义的领导下，实际上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很少，大家忙着打仗，哪有工夫钻研主义。但这群分在各方的党员，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患难相共，思想意志很为接近，自然就产生一股粘力。在分散的当初，还不以为相亲相助的可贵，等到天下一统，他们就特别感觉到过去一起工作奋斗的人们的可亲可靠。这些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或是作权力斗争时，就容易守望相助。但是这是违反党统一领导的，违反个人独裁专政的，于是中央一整党，就提出消灭宗派主义，意思就是整山头。最近在反右派之外，在共产党党内又出现了“新修正派”。据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就以此罪名被斗争的。又出现了“地方主义派”，“分散主义派”，如浙江省主席沙文汉等人，山东省党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扬等人，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等人，都是以此罪名被开除出党籍或是被无情斗争。此外，在行政上，毛泽东怕出现独立王国，乃于政权初定，就取消五个大行政区，其着眼点就是消灭山头主义。
共产党党内的宗派斗争由来已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关于过去争党的领导权所表现的宗派斗争，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的被整下台，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我们在这里不便多谈，而且是过去很久的事，谈来也只作史料而已。唯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高岗——饶漱石联盟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林彪打入冷宫，也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其他零零碎碎的派系斗争，不胜枚举，这都是共产党内宗派斗争的显著的表现。
高岗以当年在陕北根据地收容逃窜的毛泽东为自己莫大功勋，并且自己在党内在军方都有相当的势力。在党遇为难之时，他是功臣，在党成功之日，虽已封侯拜相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但他在党内，还是受刘少奇的钳制；行政上虽身为副主席，同时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又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钳制。他们总以为高岗为眼中刺，而高岗又以自己功高，不肯俯首，于是他就利用东北的“独立王国”和中央对抗。但是衡量起来自己的力量还是孤单，乃又联络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之助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争党的领导权，而斗争之时高唱要“清君侧”，简言之，不反对毛泽东领导，专反对毛之左右手，那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饶漱石联盟是有一套做法，如果实现，党内可能有流血的斗争。不过谋事不秘，与谋之人当中有毛泽东的特务，未及事发，先被告密。于是于1954年初，中共中央以开会名义召高、饶入京，一入都门便是“牢门深似海”，永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清洗高、饶是在1954年春天，毛泽东要了一套把戏，借口回湖南家乡过农历春节，闪在一旁看龙虎斗。党这时在北京开高级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斗争高、饶。在斗争时，刘及其党羽尽数高岗的罪恶，高则分辩颇不服气，然自知既被斗争绝难幸免，乃当场拔枪要行自杀，为卫士夺去，未如所愿。而毛泽东书就的高、饶罪状，由刘少奇在会上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高岗，华东政府主席饶漱石，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党私自囚禁起来。不久高岗还是实行了自杀，饶漱石终身囚禁，爱妻也在党的强迫下，另嫁其他同志。高岗事件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中结束了。
林彪这个人对党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于1948年打下了东北，奠定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础，然后又率领百万东北健儿入关，占领华北、攻夺江南，他的势力真是“功高震主”。毛泽东心神不安了。虽对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不给他到任。让他以养病为名，实际等于让他退休。林彪虽不一定有病，但必须休养；于是住在北京，去俄京，都以养病为名。据他的一个部下和我一个朋友讲：“林老总和我们一行人在中南区没有事让我们作，简直没有让我们到机关办公。这回中南军政委员会结束，我们是狼狈不堪的。”
林彪是胜利的悲哀者，现在虽在名单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身为元帅，最近党八次代表大会二届会议又被选为副主席，这只是徒居其名，在国务院的会上从未有林彪的足迹。林彪的没落也是宗派斗争的下场。他之所以未如高岗名正典刑，实在他是居于可疑之位，尚无可资责难的活动。
共产党是不许党内有宗派的，但事实上宗派不能不存在。大的宗派就是党的正统，小的宗派只若露头就得打击。中国共产党明知党内的宗派不少，山头不少，故必须不断地整党，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清洗。大宗派能镇压住小宗派，那就是党的太平日子；宗派斗争强烈化，那就是党的灾难。
共产党内的宗派问题是会与党共生死的，因为宗派问题就是权力争夺问题，是争领导权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什么都是空的，无保障的，只有权力在手，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党正统的内在敌人，就是宗派。至于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反马列主义，那本无一定标准，它的标准是谁当权，谁的话就是马列主义。而且我们看到共产党统治以来，今天这样作，说是合乎马列主义；明天那样作，也说是合乎马列主义；例子甚多，不胜枚举。举个显明的例子，就可以概括一切。在解放战后，骂国民党蒋介石是“卖国贼”，墙皮上标语是“彻底铲除卖国贼蒋介石”……1954年发表宣言，要武力解放台湾……这似乎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国策了。但到1955-57年，毛泽东一看形势不对，乃又改了腔调，主张和平解放台湾，高呼国共第三次合作，不呼“蒋贼”而呼“蒋先生”了，台湾的“领导人”了；……这又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这个例子是最显明的，其他诸如此类者亦甚多，可见他们是随便解释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是他们骗人的工具，也是在党内吓人的工具。但是党内人士都熟习这一套，马列主义限制不了野心的共产党员，他们眼睛看到的是权力——和权利。
据我的了解和体会，在共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宗派主义也永不能消灭。这因为导源于权力和权利的斗争。我在红色中国参与这个政权几年之久，深深体会到讲争权夺利在任何制度下也没有比共产党制度下这样厉害。因为权力是一切权利的来源，故党人拼命争权力，有大批人因争权力，脑袋搬了家，最近的高岗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争不到权力转而争取权利。这虽是小事，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也来得分为显明。党员在这方面是分毫必争的。争官级是拼命的事，自然不必讲了。其他如争住所，争汽车、争待遇、争吃小灶、争戏票、争坐次、争……共产党人也是红着眼睛去争的。因为住房分大小好坏，汽车分新的旧的，待遇分高的低的，吃食分好的坏的，戏票分前排后排，坐次分高分低……这一切大小、好坏、高低、新旧都是分阶级的，都是地位重要与不重要的分界线，都是革命光荣等次的划分标记。所以党人拼命地争。在旧时代，我们认为这些争是可耻的，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争这些东西是家常便饭的，是每个人应争的权利。从这里看出，共产党内的阶级性很强，从这里看出党内斗争的无时或止；从这里看出，共产党自私自利的相貌。共产党所高唱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那一套骗人的滥调，完全破产。共产党开始讲斗争、争夺，自己本身又是争夺最厉害的集团——而且是为争夺私利而恬不知耻的集团。
五、特权阶级的生活
共产党常自诩说：共产党员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就我个人讲，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个时期，以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心也烟消云散了。
一般人都会想到，一个出自草泽民间的党，在未得势之前，过的是穷苦生活，尤其在中国这个落后社会的民间，生活都是很苦的，这个党的成员，一定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俭朴作风。共产党曾咒骂当时的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痛苦上过着腐化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人以为共产党得势之后，一定一反前者，不会重陷覆辙。这个想法可算一般人对共产党的估计和期许。可惜这种想法都落了空。共产党人的享受、排场、奢侈、腐化，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画一个轮廓。同时，我还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它不是物资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后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还是第二次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张棉被，在贵州山区，在西北甘肃，甚至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十七八岁的姑娘出街还裸着下体。中国的经济情况，平时是如此，若遇天灾：如水灾、旱灾、风灾、雹灾，该区人民的生活痛苦情况，更难以想象。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
论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若说可以论断的话，那是以那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论断生活水平的高低，以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论断生活方式的正与不正。同时加上人们的理智，论断是否合理。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奢侈，纽约的百万富翁或以为不如他们的更奢侈；如果我们说共产党荒淫，色情狂分子或者摇头以为不如他的更荒淫；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不惜民命的浪费，罗马皇帝尼罗在坟墓里还会不服，说他的浪费有甚于毛泽东十倍……诸如此类，争辩下去就很难论断。
我们叙述共产党人的生活腐化是事实，我们之称其为腐化奢侈，是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为标准。然后听者才能比于自身，如美国奢侈的百万富翁和千年前的尼罗皇帝；述者才不碍于口，以中国情况为背景，根据实情，作公正的述说。
人们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1948年前，党的首脑在延安还住窑洞，1949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的更好的家具。地毯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
但是原有的楼房究竟有限，共产党人花费人民的血汗积蓄，倒是很有气魄，于是由北京作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样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了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专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过去外国人遗留下的洋楼、旅馆甚多，故未见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住，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个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有资格进住外，所有中国人民是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
从前帝王一得天下，忙着修建宫殿、王府、宫邸、和衙门，今日共产党这群新贵也忙着作这等事。不管老百姓生活如何，任便万万千千的老百姓住草棚子，睡在土地上，新贵们必要住高楼大厦，睡在西梦思式软底床上。共产党动则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们的高贵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饥寒的痛苦之上。当寒冷的冬天，人民无钱无力买煤取暖冻得手裂足破的时候，北京的各新贵住宅的高大烟囱冒出如风柱的黑烟；里边是如八十度的夏天，穿着衬衫，汗津津下。这真是天堂地狱的分别。新贵“革命”有功，应上天堂；人民革命有罪，应长久蹲伏地狱。所谓改善人民生活，只为改善新贵的中上级干部，人民两字只是被有意错用的幌子。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次我坐三轮车和车夫闲聊，当我们路过新扩建的北京饭店时，我故意说了句：“这楼造的很漂亮。”他顺便回答我一句带有讽刺的话：“好啊！多盖一些大楼等到共产主义时，我们好去住！”这话表面看来是没毛病的，而内里的含义，却是意味深长的。又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看他们修理房顶，休息时间我和工人闲谈，问他们工作情况。一扯到他为某要人修筑楼房的情形，他形容那楼造得如何讲究，内里设备如何周到精致等等，于大夸工程之余，最后他叹一口气：“这得多少钱啊！”他拂拂自己身上的尘垢，有些失望之色。
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本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吃食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过去在旧时代，只若是小康之家，你若肯出钱就可买到猪牛肉和鸡鱼之类。但在共产党来了之后，食物成了问题。米是在统购统销之下受了管制，农民只能有收获量中的一部，说来都是不够吃的，于是补充的是野菜，杂粮等等。城市的人是被规定数量，配给足者只能果腹，多数人是吃不饱的。食的油，在乡村每人每月配给二三两，在城市每人每月六两到八两不等。猪肉是经常买不到的，有的城市限制每人每次买两角钱的或五角钱的肉，多数人是买不到的。谈新贵食的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是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列。小灶为高级首长专享，中灶为中级干部的伙食，大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进到幕后一看，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辉煌的“公馆”，还享受着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很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王公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个新主人。在要人公馆，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馆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食饭，他们必津津地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哪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馆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轮到人民头上的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中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成年大摆宴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点。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原因是在北京会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每次千人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人数也在千人以上。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每年开中央委员会一次或大会一次，人数皆在数百人到一千人。中央三十几个部每部每年至少有一次专业会议。此外就是大批招待各国的访问团、观光团、文艺工作团、贸易代表团等等。所以北京不只共党的首都，还是大吃大喝享乐的所在地。我们不少朋友——红色政权的新贵——为了吃宴席，闹了胃病。过去民间有个传说：“李闯王到北京，正赶过新年，大摆宴席，他看见热闹很开心，于是下令天天过年，一连过了十八天的年。本来命中注定他的命运有十八年的天下，因为连着过了十八个年折损了他的福运，所以过了十八天被吴三桂引进清兵把他赶出北京，失掉了天下。”这故事未必属实，但这是民间对权贵享乐的一种反抗表现。共产党在北京，天天大摆宴席，天天过年，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折福”，这就是以人民的财富铺张浪费，也就是人民无声的抗议。
其次，再说到“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乘自行车……，在城市乘三轮车，骑自行车，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乘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新贵们除了争夺好楼房外，就是争夺汽车，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汽车都被分光了，但是新贵太多，汽车日感不足，于是从苏联、波兰、捷克，订购大批的新车，北京已成了汽车的都市。不过汽车聚集的地方是党的机关，要人公馆和招待所。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纵然近二三年来北京有公营出租的旧破汽车，多是为了补救机关的车辆不足，人民是不易租到的；而且人民已成习惯，谁敢凭空乘坐汽车增加自己的困难和被监视。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显明标记，坐汽车的必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你若想分别阶级，汽车是最好的标准。党政机关的门岗是很严的，假如你是平常人，甚至干部，如没坐汽车而到这机关办事，必致被盘问个底朝上，方才允你进去。假如你是坐汽车的，门岗不加盘问一挥手便放你进去。但这也有例外，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地方，府右街的国务院周恩来所住的地方，虽有汽车还要看入门证的。
新贵们的汽车本来说是为“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是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步行，权贵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尘。真是使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生兄当为共产党”之感。
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当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多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的朴素。不到一年满街都制服化了，不问男女都穿着大同小异黑蓝色的制服。而且当党进占北京之初，积极分子在街上看见有个女人穿着毛想外的狐皮外套，他就向前干涉，故意污蔑说：“站住！真奇怪，狐狸才穿毛向外的皮袄；你是人，怎么变成狐狸？如果你是狐狸，就用四蹄走罢！”共产党人当时看到城市资产阶级这种打扮，真是有点生气。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由乡下来的仇恨资产阶级那种吃穿的共产党。
在全国人民热烈学共产党的朴素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装，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如果你未到过北京，你总可在画报上看过这群相貌。（但狡猾的共产党人有时也扮俭朴相，登在报上，给人民看，表示自己俭朴，毛、刘、朱、周四人最近一张合像，穿着布制服，登在报上就是这个用意。）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地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都摩登式地打扮起来。于是在旧货拍卖行里，左翻右看的主顾，多是共产党人；在百货公司买穿买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馆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
在共产党人穿戴上中国最好的东西时，他们发出号召“要美化中国”，不反对人民穿好衣裳。尤其是在五一节，和十月一日国庆节大游行，事先动员人民，尤其是学生，要穿过新年的衣裳。中国人民在七八年的无情压榨下，已经是穷到入骨，谁还有钱制作新装，学生们回家向父亲索制装费，多数的父母是报之以泪眼。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把十年前的旧东西翻出一些，互相借用，扮演天安门前服装表演游行大会。在观礼台上一看，据我目光所及，五一节因天气已暖，女学生花洋布的服装较多，看来还好，市民的褴褛行列，就很难入眼。到十月一日游行，天气已凉，除了学生于过天安门十分钟时脱去披盖的东西，露出五一时的花色服装外，大队人海是一个蓝黑的队伍，类似向穷困进军。而在天安门上的首长，和在观礼台上的高级干部，和东西洋外宾，倒是衣香鬓影，有一种富贵气象。
最后，我们谈谈共产党人的“声色”。本来“食色性也”，娱乐是生活趣味的一种，绝不可少。不过这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过分就是为社会不许，召来物议。对于女色，共产党人在革命期中是很随便的，有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搞了一气就算了，事之轻易有如喝一杯白开水。当初在地下工作，男女一起，为了掩护安全，本是同志就装成夫妇，“喝一杯水”也就算了。同时红区女性不多，尤其是出色的女性更少，她们若不为首长独占，同志们就大家喝一杯水。这也是难怪的事。但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表面上摆出严肃的面孔，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空气，面骨子里花样翻新。可惜红色中国的官报不许报道桃色新闻，假若允许的话，恐怕连党的宣言指示，都会被挤得找不到空地刊登报端的机会。
共产党的中上级干部革命多年，从前是青年后生，“革命”成功时，多数已是年近半百，有的到了花甲之年，但是不论是独身汉或是有妇之夫，一朝有权有势富贵荣华，春心就动荡生波，想要饱尝春色，常住温柔乡里。古代王侯将相都是如此的，中国共产党以“打天下”为己任，打下天下不能不享这份艳福。
毛泽东作了四次新郎，最后的新娘蓝苹，在“革命”成功后已是徐娘半老，她常以憔悴的面貌出现于众人面前。最近三四年我们已经看不见她这副忧愁的面貌。据暗地传说这位在延安时期“主席”的爱宠已经放进冷宫以泪水洗面了。当她在延安被“主席”看上时，“主席”曾深夜提着灯笼遍访党内各要人说：“不娶蓝苹就不能革命。”而今也许不冷落蓝苹另求新欢，就不能实行专政了。二号头子进北京前，就看上一位助产学校的学生王光美，王光美作了刘少奇入幕之宾，刘少奇的前妻埋头于共产主义革命。朱德司令在军阀时代，本前后有七个姨太太，到了北京，普遍传说他娶了梅花大鼓名演员花筱宝。自从这个传说一出，在过去她献技的西单商场再也看不见她的芳踪。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恋上了电影明星张瑞芳，若不是他老婆张小梅有力量，以及三反运动的帮助，徐冰和这位电影明显一定是双飞双宿的鸳鸯了……
本来共产党作事什么都是秘密的，男女关系更是秘中之秘，但是高岗死后，党中央指责他，在东北一时期中，曾奸污过一百五十名以上的妇女，而且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王部长，是他这行把戏的引线人，为此王部长在高岗死后，还作了检讨。有这一个例子，使我们想到住温柔乡里的党政要人生活是够腐化的了。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说说中下级情况。
北京有个文工团，党的领导人奸污了二十九个女演员。某地一个监狱长奸污了六十九个女犯。广西省一个高级首长雇佣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秘书，硬要和她恋爱。她有次躲避回家，这位首长派遣警卫员拿着手枪逼着这位女秘书回机关同首长睡觉。乡下的领导干部专门玩弄霸占地主的妻子女儿。共产党在玩弄女人时，则不划分“敌我界线”了。
在红色中国年青的女人进机关当干部，有一个严重的顾虑，尤其是大学校女学生，此种顾虑更多。那就是青年女人一进机关当干部，假如被机关首长看上了，如果你想爱他或嫁他，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不爱他或不想嫁他，那就发生不少的麻烦。结果是你必须满足首长的欲望，由他包占。如果你反抗不从，打击你的不必求法院，共产党的机关有很多于你不利的大帽子给你戴，直至你屈服。如果你想辞职或转机关工作，首长一批“不准”，你就插翅难飞。我听到过很多干部谈论这些事，我也听见过年青女人尤其是女学生谈论这种顾虑。所以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找到对象，因为如没对象，毕业后一经分派工作，就会碰到这种困难。这样一种霸占的情况，大家一谈就有点变色的。就是女学生在校读书，共产党的色狼也常追到学校里。天津前任市长黄敬每到周末晚间派市长专车到津沽大学去接女学生，名义为伴舞。北京大学的女宿舍门前也常有首长的专车来接舞伴。而这些学生都是有点修养的资产阶级女儿。我在当时目睹这种情况，曾藉题吟歌古代，实际是讽刺今朝，写了一首四句诗：题目为《嘲王孙》；其词为：“龙子龙孙贵且尊，自诩高贵超凡群；为何欲饱色情狂，便向民间索钗裙。”
中国历代皇帝一登宝座，便要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明朝还要豹房专为此事而设。皇帝都自谓为真龙天子，其子其孙就是龙子龙孙与凡人不同。共产党也常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高贵品质，有类于古时的龙子龙孙，与资产阶级不同，且与资产阶级为敌，势必划成界线。惟独在追求女人时，共产党人不分阶级了，而且愿意拥抱妩媚多娇的资产阶级的女儿。
共产党人选择女人的方法，不采取古帝王选美的彰明较著的办法，而是透过娱乐晚会、跳舞会，这是人才聚集之所，可以随便的挑，随便的选。这种跳舞会不似西洋作风，每一群人自己成一帮，一小群熟人在自己圈子内玩。共产党的跳舞会是群众大会，大家混在一起，不分帮，不分群，熟人伴舞，生人也伴舞，女人就是大家的舞伴。自然在这种场合，首长又占了光。有的女人以与首长跳舞为荣，首长接近女人的机会就多；有的女人稍有自尊，但首长移樽就教，也不能拒绝，这样首长又占了光。一切机会都留给首长。我亲眼看见高岗在每次舞会，都是最后走的人，他污辱了一百五十个女人不是无因的。
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看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开正式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而晚会节目是首长指点的。值得一提的，在1956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不知为什么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麒麟童）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当时在场，他猜测一定是“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戏，当时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不远千里而来的周信芳剧团的演出。
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快乐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甚至不是北京饭店、政协礼堂、国际俱乐部等地的晚会，而是中央党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饮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各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
网文选摘
中共统治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
在百年前中国“救亡图存”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一面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一面也呼吁“民主、共和”。到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专制权力维系其统治。但外界对中共统治本质的认识有不少差异，对其是否是“极权主义”争论不休。那么，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主义？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
美国国务院、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和自由之家等延续过去几十年的习惯，用“威权主义”来定义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式。但中文和英文世界有不少学者或观察家近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极权主义”。
“威权政府有几个角落是权力没有完全控制的，你在中国都找不到，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媒体，相对独立的司法，自治的地方，以及有点灵活气儿的反对党，”身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从这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并不是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
但无论用哪个词似乎都不能满足人们把握中国现状的需求。“我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描述，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如何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这样告诉本台。
1979大致是习近平所称的“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分界线。谈到中共专制权力的本质时，胡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以1979年为界这前后七十年的转变，“这一段简单讲就是，中共如何能从前三十年用残暴的手段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然后又到后来摇身一变，把公有制（财产）化公为私，成了权贵的私产，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
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时期中共的统治方式作为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外界一般没有异议。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重塑，实现了“党领导一切”。政治上，党政高度合一；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指令经济或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中共更是通过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等制度将对社会的控制延伸到城市和农村的最基层。毛泽东又依靠领袖崇拜和意识形态灌输实现对国家的独裁统治。
因为这一时期的专制统治脱胎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又有论者将其称为斯大林式的极权。
但随着毛泽东去世，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政分开的提法不时出现，并有局部的试验。私营经济也逐步放开，并发展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人民可以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对民主、自由的呼声在民间不断涌现。
在八十年代开放的氛围中，以吴稼祥、萧功秦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者提出了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集权的“新权威主义”。虽然这一提法在当时的思想界并不太受欢迎，但却影响了民间舆论和西方媒体，使得“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成为了此后几十年外界对中共统治方式的主要定义。
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八十年代的政治松动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消解。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2005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指出，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天安门前的示威民众，恰好说明了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其政权仍会诉诸暴力和恐怖。
“六四”之后的“华丽转身”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二周年，当年见证了屠杀的天安门城墙仍然是褚红色的，仿佛1989年6月4日清晨的血腥从未散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并未表现出要为六四正名的意思。
胡平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说，理解了“六四”才能理解当代的中国，“原来他要搞资本主义，还要牵动政治上的改革；现在人都杀了，无所谓了，因此就变得更灵活，也就是说他可以明目张胆地引进资本主义，但口头上依然大谈社会主义。”
他强调，中共通过六四进一步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它才可以不顾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在六四后实现戏剧化的“华丽转身”。
徐贲在前述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特征就是不用借助别的理由，单凭“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就可以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维系其统治借用的名义就是权力本身。
六四之后，中国相继进入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明显加强。政界和学界自由派的声音被严酷打压，批评和反对的空间日渐缩小。徐贲认为，1989年之后，很多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的措施都有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的倾向。
2008年，中国迎来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元年”。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万多个。
目前身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从2004年开始就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项目，但他告诉本台，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断骚扰他们这样的外来非政府组织，“他们会不停地干扰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国保警察会经常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去了解情况。”
这种骚扰到2012年，也就是胡锦涛主政的最后一年，更是变本加厉。当时深圳国保一处的副处长专门跑到李强的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一些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在2012年推出了“新公民运动”，要求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开。但在同一年，中国警方在镇压2011年流产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采用的“监视居住”的措施被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法典。这种做法被人权律师称为共产党镇压良心犯的酷刑总成。
“强人”习近平
2012年的中国波谲云诡。曾传闻意欲进军最高权力的太子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其属下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被骤然拉下马。另一位太子党习近平则在当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习时代。
虽然当时中国朝野对习近平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他将把中国从胡锦涛时代带向更民主的阶段，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说，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习近平会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为中国已经出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对中共的党纪是最危险的。……他就觉得，这个制度要真正有效，就是需要一个强人和一个听这个强人的话的党。”
白夏说，事实证明，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强人。“所以他一上台就反腐败，反腐败不是因为什么道德的理想，而是他觉得如果腐败让中共变成各种利益集团的党，它就会完蛋了。……所以，中共需要一个强人，强人要强迫党听他的话。”
胡平则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有偶然因素，“哪怕你上台了，面对着上层盘根错节、利益互相交叉的高层腐败，你想反腐也没办法下手。结果王立军把薄熙来拉下来了，又牵扯到周永康，这就使得他在高层反腐败有了切入点。”
在大规模反腐败的基础上，习近平迅速集中了权力。到2016年，习近平不仅按中共一把手的惯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身兼七个小组的负责人，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等。2018年初，全国人大更通过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让习近平有可能打破文革结束以来形成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在二十大之后连任。
这一系列操作让外界惊呼，中国进入了大倒退的时代。不甘心的年轻人在社媒上广泛传播各种“开倒车”的小视频，影射国家政治的倒退。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迅速上升。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外界估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就认为，现在既然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在我的领导下，中国能实现我赋予你们的承诺，如果不跟我走的话，可能就功亏一篑，”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邓聿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为习近平走上集权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网文选摘
中共的生存之道
在中共庆祝百年生日之际，有一个问题令外界极为关注，那就是，一百年来，中共到底凭借什么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和统治？在美国，一些专家们认为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严密的极权控制、“伟光正”的宣传洗脑、以及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的一些适应性调整。
监控打压，消除可能的反对力量
与世界其他任何极权主义政党相比，现在的中共都算长寿的。中共的导师，苏联共产党，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前只统治了74年。非但如此，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还看似越来越强大，对美国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形成了最大的挑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成员发展到成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人的大党，中共的成员不仅仅是最初的工人和农民，中共现在的成员不仅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城市的专业人士，还包括中国最富有的人，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蒲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
他在“中国政治的悖论”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列宁主义政权的共同特征，包括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对政策进程的严格控制、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党的组织，以确保党的路线得到遵守，打压少数民族以确保统一的民族认同。中共醉心于对政治组织的垄断，使其免受任何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的侵害。”
他认为，中共的统治一直存在一种“悖论”，那就是，对被其视为威胁的群体进行无情镇压，同时，又对民众的要求做出回应。不过，狄忠蒲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的统治偏向打压。
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则认为，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一个政权。他说，通过历次运动，中共成功地根除了任何可能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这是中共政权存在的重要手段。
他6月30日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共百年及其对未来的启示的研讨会上说：“这个政权消除了所有有组织形式的潜在抵抗，从秘密团体到宗教、到公民社会到私人机构。这是其他以前的政权，无论多么残暴的暴君，都无法做到的。”
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和 “八九六四”等。有人统计过，中共执政以来，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6000多万到一亿不等。
裴敏欣特别指出，并不是历史选择了中共。事实上是19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挽救了中共，否则，“中共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而已”。
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对香港的镇压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和不少国家认为习近平政府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是种族灭绝。在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包括法治、新闻和教育在内的香港公民自由状况在日益恶化。
近年来，中共对14亿人口的控制和有效统治，通过高科技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英国网路服务安全公司2020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设置最多闭路电视(监视器)的20个城市里面，就有18个在中国。此外，中国安装的摄像头数目是全球总数的一半。
裴敏欣认为，习近平掌权的八年，中国向极权化发展，习近平的“政治强人”角色最终会导致共产党的毁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他说：“这个党对主导党，将党恐怖化的政治强人没有任何的防御机制，任由他主导党，将党恐怖化，并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党之上，而这最终将导致党的毁灭。”
掩盖历史，控制信息，展示自己“伟、光、正”
裴敏欣说，掩盖自己的残暴历史，消除民众对中共残暴历史的集体记忆则是中共的另一政治遗产。因为中共的刻意隐瞒，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大屠杀，更不用说中共更久远的残暴历史。
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际，习近平更是不遗余力地向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开战，向那些批评党的错误，披露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真相的人开战。习近平还下令重新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简史》中，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运动，包括给中国全民带来劫难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艰辛探索”。
在掩盖历史真相的同时，共产党还对信息实施严格审查：监督社交媒体，封锁网上的敏感词，删除敏感贴以及限制进入外国网站等等。
托尼·赛奇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他刚刚出版了一本题为《从叛逆者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新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在中共严格控制的宣传中，总是有一些不变的主题，以展示自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形象。
他说：“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这一点，我们从习近平7月1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仍然念念不忘受外国人欺辱的所谓‘百年国耻’。这是 1949 年之前就流行的一种叙事–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的屈辱，当然现在也超过了 100 年。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这视为宣扬民族主义的重要叙事。这对其统治以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于‘百年国耻’的叙述很重要。”赛奇说，这样的叙事对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共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很重要。
他指出，利用特定叙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用这种叙事为未来的政策铺路是所有政党都会做的，但是中共的叙事有所不同，中共不会直面自己的错误，中共做的只是掩盖事实、扭曲真相。为了展示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赛奇说，即便中共承认出现挫折，但这种挫折通常是被归咎于共产党内的“邪恶”个人或是“外国势力”。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显着的特征，中共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以继续前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党犯了错误，要么是邪恶的阴谋家将人民和党引入歧途，或者是一些讨厌的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并试图歪曲他们想要推动的真实历史。”
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就很能反应这个倾向。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说：“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这“反革命集团”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然不顾在文革中所有人都听从毛泽东的事实。
另外，中共还通过诋毁对手来展示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以及中国“极权主义”制度相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性。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共对于初期隐瞒疫情殃及全国乃至全球不仅毫无歉意，反而把通过极端手段实现的疫情控制当作自己“伟光正”和领导能力的体现，不去悼念无数冤魂反而高调庆祝胜利。
调整适应，追求“绩效合法”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说，认为中共仅仅凭借暴力就可以生存和发展是“不动脑筋的想法”。哈佛大学的赛奇也认为，中共能够长久存活的原因，还包括中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适应性，加上中共组织的强大力量。我所说的适应性是什么意思呢？正如你所说，很多时候我们预测中国共产党垮台。1989年，苏联解体，文化大革命，但每一次它都具备足够的适应能力来重建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赛奇认为中共在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最能体现中共的适应性。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所有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会迅速崩溃，但是，这一切没有发生。邓小平迅速决定将中共政权的使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希望通过经济建设“让自己涅槃重生”。
从那以后，中共的政治精英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这种通过经济成就，尤其是以执政党能提高个人财富及人民生活水准来衡量的执政合法性在政治学中通常被称为“绩效合法性”。
2001年，江泽民提出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主张。赛奇认为，从将私营经济拒之门外，到张开怀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这是共产党面对现实作出的又一次重要的适应。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日益强大，日渐富裕。赛奇说，共产党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而不是成为反对的力量。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2016年在自己的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中也说，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等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策略之一。这个策略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的联系，使得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拥有9514.8万名党员，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52.0%。而中共建政时，中共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1%，69%的党员是文盲半文盲。在这些党员中，有一些资本家，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马云。
赛奇在自己的书中指出，因为成员复杂，尤其是其中不少人纯粹因为私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中共已经无法再精准定义自己的性质。中共曾自诩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党。
享有较高支持率，短期内中国政权可能不会被推翻
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罗杰·盖思德前不久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在书中，盖思德大胆虚构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常委汪洋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联手发动政变，将习近平赶下总书记的位置，带领中国进入民主未来的故事。
盖思德4月30日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在说，中共政权更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
他说，很多证据表明，中共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外强中干”，“其最根本的弱点就是依赖于控制，而不是信任。”他说，中国很多精英阶层人士现在都强烈反对习近平的路线，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已经对中国造成损害，并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维护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恰恰在于激进的政治改革。
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有点牵强，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对政变有充分的准备。从发动革命推翻中共的领导来说，他觉得目前更不可能。
他解释说：“据我们所知，中共现行的制度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该党在防止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方面非常有效。在这个国家里，现在还没有哪个个人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以取代中共。没有好的组织就很难进行革命。中共从自己的历史中知道，秘密组织对于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非常有效的利用监控并将之消除在萌芽的状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有关中共百年的研讨会上也表示，中共目前在中国民众中的支持度确实比较高。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他说：“一个原因是政权对信息的控制相当有效，人们真的不知道新疆和香港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1989年的‘六四’事件。支持率高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共政权表现得不错。经济增长、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他们感觉现在比以前更好，虽然不一定正确，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城市公园、更好的退休制度等。”
黎安友认为，中共对民众的打压也是一些民众支持共产党的原因，因为不想惹麻烦。他认为，受到良好教育，拥有资产的中国人支持中共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中共垮台，中国会陷入混乱（当然，这是中共一直以来的灌输）。另外还有两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老一代的中国人认同政府管控一切，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以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希望中共，但是以中国人为骄傲等）。
网络资料
林辉：中共70年来杀了多少人？（摘要）
2019-09-26
【大纪元2019年09月26日讯】
中共不仅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一方面，中共在国内、党内通过发动的各种运动，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另一方面，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按比例杀人的“镇反运动”
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1950年12月，刘少奇下达指示称：“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至少二百万地主死于改造运动
为了巩固政权，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2月24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毛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那么，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万到二百万。
而根据旅美当代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丧命
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一直吹嘘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支持朝鲜邪恶政权的侵略战争。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国军将打过“三八线”的中共军队打了回去。斯大林死后，内外交困的中共同意签署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会的授权下，发表了纪念文告，其中说道：“美军和我们的盟邦苦战数月，有攻有守，有得有失，但始终拒绝向敌人屈服。……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朝鲜退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大韩民国保住自由、民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各国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出兵对抗侵略，并获得成功，当然这还得感谢将近两百万美国人的英勇。”
而在支持这场侵略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中共军人战死、冻死、病死在朝鲜战场，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2010年10月2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在《十八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近七成牺牲时不到三十岁》中透露了中共“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包括病死）先后更正的三个数字：开始说是15.66万人，后来在多方质疑举证下改称是17.17万人，后又被迫承认有18.3万人。
另据近年曝光的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透露，入朝“志愿军”总减员达978,122人。如果这一数字准确，那么入朝的135万“志愿军”只有37.2万人返回。
而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显示，中共“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阵亡908,447人，失踪4,471人。
为了支持侵略者，近百万中共军人丧命朝鲜，他们中一部分是国民党投降中共的部队，而毛泽东将这些“心腹之患”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军队，清洗受到国民党影响的部队。毛和中共何时将人命当回事？
工商业改造运动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资本家。
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靠着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
肃反运动的后果
1955年至1957年中共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肇始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主要目的是肃清中共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根据毛划定的好人和坏人比例，各单位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
“肃反运动”结束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称：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中二百万知识分子消失
因恐惧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中国出现，1957年，中共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毛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法，诱使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在天真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批评中共后，毛露出了魔鬼的真面目。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文革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档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资料还显示，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知识分子神秘消失。他们死在了哪里？
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至少四千万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而导致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根本原因是中共的体制问题。“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文革浩劫死二千万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浩劫。它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古迹，而且戕害了无数中国人。
美国汉学界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则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通过搜集中共公开出版县志中的死亡数字以及内部档案等，推断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中丧生者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在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共高官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换言之，中共承认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蹊跷的是，叶剑英的此次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但具体数字消失。
而据《邓小平文选》记载，邓小平1980年8月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口中的“天文数字”难道是在暗示死亡人数不只两千万？
“六四”至少一万人被杀
1989年6月4日这一天，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屠杀“反腐败，要求民主”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但依据1996年3月初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些内部档案材料，可知，全国共有931死亡，22,000余人受伤。
而“六四”前夕担任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如果说死亡几千人已经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共的残暴，那么白宫披露出的档案则让人们更多的是恐惧：一个政府怎么能屠杀如此多手无寸铁的百姓？
另据2015年有媒体援引香港苹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称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报导指，上述机密档案现保存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档案馆，关于“六四”大部分相关文件由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北京撰写，部分来自时任驻港总领事安德逊。
2017年，英国最新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
然而，中共的杀戮并没有终止。
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被害？
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掀起了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二十年走过，迫害依旧在持续。在这二十年中，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拷打，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由于中共的刻意掩盖，迄今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害还是个谜。
不过，根据海外明慧网的统计，迄今有4千多有名有姓的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那么没有披露的还有多少呢？
此外，遭到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基督徒、天主教徒等，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死于中共之手呢？
中共输出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中共巩固政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象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
其中，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还有印度以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还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中共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血腥的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责任编辑：莆山
网文选摘
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潮，红旗招展。老百姓用欢呼和锣鼓，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政权。
今天，人们回顾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历史，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很难回避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国策”、“政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影响，也会提到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亲人、朋友，或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幼。由于中共长期对真实记录与报道的封杀，五星红旗下到底有多少人在激烈的斗争中或无声无息中被剥夺了生命，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
作家曹长青先生三年多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成立以来杀人记录——不能忘记，不能饶恕》。曹长青先生通过各方资料的汇集和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八千万。曹长青先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包括至少多达三亿六千万在强制计划生育中被虐杀的胎儿和婴儿。
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公布了有关“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饿死人数的研究报告。
丁抒：“‘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了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
*丁抒：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地区*
安徽省——
丁抒教授谈到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
丁抒：“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1961年的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死了两个。’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
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1995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1960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
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甘肃省——
丁抒：“1986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河南省、山东省——
丁抒：“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接近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贵州省——
丁抒博士的报告中说“被称为革命圣地的遵义成了人间地狱。”
丁抒：“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1935年1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的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1960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所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
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四川省——
丁抒：“‘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拜都江堰所赐，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成了毛泽东人祸的牺牲品，活活被饿死！
1959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里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
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万，每九个人里就死了一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丁抒先生说，‘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他以1958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为例。
丁抒：“环江县1960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江苏省——
丁抒：“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1959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澄调查后，回到南京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哪！’
长江北边的江都县，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饿死人，哪个省都不例外。”
黑龙江省——
丁抒：“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1960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他说‘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有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稠稀饭’。1961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
北京通县——
丁抒：”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柘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
*丁抒：引用历年学者公布的数字*
丁抒：“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他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199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
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丁抒：文革“红色恐怖”，死亡人数最集中的第一个时期*
丁抒博士说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者。
丁抒：“‘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到八月那一段，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黑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应该不下十万人。”
*丁抒：中国史、世界史上空前的自杀高峰*
丁抒：“更多的人自杀了。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8月24日，作家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数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丁抒博士：“文革武斗”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第二波高峰*
丁抒：“1967至1968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引起当地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武斗需要武器，许多情况是在军队支持下明抢暗送，半送半夺，或者干脆就开放兵器库任意拿。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军队发枪支持武斗——
丁抒：“所以，毛泽东18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对客人解释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文革”武斗虐杀俘虏——
丁抒：“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的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比如，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妇孺用铁丝串起来，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从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乱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长矛杀戮，用刀砍，用石头砸，用枪打，以及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自己炸死。安康县甚至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十三个人。
武斗使人变野，视人命如草芥——
武斗使人变野，视人命如草芥。四川内江市竟然有人因为与人交换毛主席像章而发生争执，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二人，炸伤四十九人。
两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县有一百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
丁抒：“1968年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有一百多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几个大案子，每个案子都死了相当多的人。”
内蒙抓“内人党”——
丁抒：“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和关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江西省万年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酷刑——
丁抒：“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群众专政指挥部’所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铜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袄、太阳曝晒等数十种。
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蔑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
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粗略估计，死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人数应当在五十万以上。”
*丁抒博士“一打三反”——“文革”期间另一个死人高潮*
丁抒：“1970年代‘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70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发不出声音——
丁抒：“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
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狱中晨四点拉铃，放“样板戏”，用手点人拉去杀——
丁抒：“据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画家韩美林回忆他当时在安徽淮南市，监狱中一杀人，就清晨四点钟拉铃，然后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样板戏，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用手一个个点）：‘你！’，‘你！’，‘你！’，而后是惊天动地人的哭叫，随着是一阵慑人魂魄的枪声。”
文革期间三场运动非正常死亡数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丁抒：“‘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被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仅是‘文革’中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陈光诚：数以亿计在强制计划生育中被虐杀的胎儿、婴儿*
在以往谈及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时候，很少谈到那些因强制计划生育而被虐杀的胎儿、婴儿和连带被波及失去生命的母亲，或其他亲人。
现在在美国天主教大学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盲人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多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并且作过大量调查研究。
陈光诚先生说：“这个邪恶的反人类政策是从1979年开始，算起来有39年了。中共曾经通过卫计委有一个公开的说法，说他们这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在中国一共虐杀了三点六亿多胎儿。这个数字当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在现实当中我相信数字远远比这个要大。因为有很多数字……因为这个政策死亡的都没有被统计进去，这个（数字）只是被他们通过强制堕胎杀掉的这些孩子。”
*陈光诚：不被准许出生的生命和他们被株连戕害的亲人们*
陈光诚：“事实上中共在执行这个邪恶政策的时候由于推行株连的政策，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怀孕夫妇的亲人也遭到株连，有些也就搭上命的，经常听到。除此以外，中共在强制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也对怀孕的妇女……甚至她家里的人……比如说，他要你去堕胎你不去，有的就开着拖车或者大型拖拉机，就把你的房子拴上钢丝绳拉倒，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以为中共你总不能把我砸死在里边吧。但现实中还真就有这样的事情，你不出来，中共他就把房子拉倒，家人就被砸死在房子里……
像这样的一些人的死亡，完全就不在共产党公布的这个数字里。
还有的直接就去抓别人，抓她的亲戚，‘因为你的亲人违反计划生育，那我就把你也抓起来’。别人就觉得’你凭什么抓我呀？这又不是我的事情！’然后就反抗，反抗过程中被中共整死的也时常会听说。”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在母腹中生存三个月以内的胎儿*
陈光诚：“中共对自己统计的这超过三点六亿孩子的虐杀方法，描述起来当然是非常残忍的。
一般怀孕三个月以下的妇女被强制拖到‘计生委’以后，就逼着她们签署一份《知情同意决定书》。然后就通过一个专门堕胎的机器插到妇女的子宫里把孩子搅碎，然后吸出来。”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已在母腹中生存三至六个月的胎儿*
陈光诚：“一般来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孩子他们就采取一种叫‘引产’，就是打针。当然这个方法也有不一样，有的是打催生针把孩子催下来，有的直接把毒药打到孩子头上，让孩子在胎里就死了，然后再生下来。”
*陈光诚：“暴力计生”如何残杀在母腹中生存六个月以后离开母腹还活着的婴儿*
陈光诚：“对于（怀孕月份）更大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超过六个月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有时就直接采取催生。催下来孩子还活着，医院再采取手段把孩子杀掉。比如有的孩子生下来，医生或护士不给把他嘴里的东西清出来，然后装到塑料袋里把口系上闷死他。有的孩子生命力非常强，生下来你不给他清理，他自己也喘气了，肺（的功能）也打开了。这个时候‘计生’们就会采取一些……比如说，抓着孩子的头，抓住孩子的身体一拧，把脖子拧断了，孩子就死了。有的就头朝下扔到一个水缸里淹死。还有一个非常残忍。事先弄一个小小的、浅浅的有点像盆子那样的东西，里边放一些酒精，孩子如果比较大被催生下来还活着，就把孩子的脸、鼻子嘴往酒精里一按，一下子就呛死了，那是非常非常残忍……”
*陈光诚：母亲怀胎数月后，看一出生即被虐杀的孩子被摆在自己身边的心痛*
陈光诚：“共产党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让那些医生护士杀人就觉得是很正常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绝对不能让孩子活着从医院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有的人违反了这个，或者说没有做好，那这个医生或者护士受处分，这‘资格’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对他们要求是非常非常严的。而且没有《准生证》的人到那里都不准接，大人小孩哪怕有危险你都不准接，那就让他们等死吧。
这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杀人的政策，其实很多孩子的（母亲）……我调查的时候她们描述，当时把孩子弄下来放在她的床边，那种内心的痛苦，那种纠结是无法忍受的，而且看着那个孩子都长全了，身体……头发都有了，唉呀！……后来共产党在我们调查以后，我把她的资料拿过来准备曝光的时候，共产党又去找她‘我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你别再说了’你说‘这个事是假的’。或者‘我再给你多少钱，你就说这些事都是假的，是陈光诚自己编出来的，他教给我这样说的’。但是人家老百姓并没有按照共产党的做法去做。人家觉得那样做与天理不符吧。”
*陈光诚：那用水桶挑的和用卡车拉的……*
陈光诚：“这样悲惨的事情在当时是非常多的，而且有人给我描述。我听到这么两个描述——
第一个是在医院后面……是我们村书记告诉我的，说他去看一个……当时1980年代最疯狂的时候，把妇女抓去医院完全住不下，整个走廊里靠一边全都搭上长长的铺，（这个我去过、见过）。人都住在那里，住不下了。他说他看完被流产的人就转到医院后面，看到后面……用他的话说就是，小死孩呀，大的小的；长鼻子的，没长鼻子的；长耳朵的，没长耳朵的，各种各样的，就堆在那里。从附近村子里雇一个老头，挑着两个桶，拿这个铁锹把这些孩子都锄起来，扔到桶里，然后用铁锹往下拍拍，拍满了就挑到某个地方去处理掉。
他说，看到这这些以后，他就觉得‘什么人命关天’，什么生命不生命……
后来我在调查的时候，郯城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说，实际上在临沂因为这个阶段那么厉害……堕胎的这些孩子就用卡车往外拉，不再用人挑了。”
*陈光诚：”人命关天”理念被颠覆，社会老龄化、独子、失独……几十年难恢复正常*
陈光诚：“ 总之这些都是非常惨无人道的，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现在由于这个政策的执行，让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命关天’的理念被全部颠覆了。原来觉得，杀人还了得？出人命还了得？现在就无所谓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基本上在社会上就丧失了。
当然社会上其它的问题也相应的就都出来了。比如，社会老龄化啊，独子的问题啊，失独家庭的问题啊……都纷纷涌现出来。我觉得代价可能以后要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中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以后，能够恢复就不错了。”
愿已经播出的“心灵之旅”节目和文字稿借助网络多种平台的传播和保存方式，成为留给历史的一份特定时代的证词。
愿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早日实现！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