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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to US Government on National Security 《關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呼籲》 美國應堅持采取與中共對等的原則 目前美國各地華人社區有許多社團懸挂《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美國政府應堅守對等原則：凡懸挂《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華人社團，必須強製進行代理人登記，否則： 壹、依國家安全法規，定性為：特務（中共在美特別任務）組織。 贰、依法解散、撤銷其機構、凍結其賬戶！ 叁、對該組織核心成員：立即遣送回中共國（入籍者撤銷其美國公民資格）。 肆、凡接受中共資金進行反美宣傳活動的機構核心成員，依叛國罪進行起訴。 中華民國公民联盟 2023年7月1日 【注】 中共海外滲透已不滿足於控製華人社區了，美國、加拿大都出現了中共統戰部所屬的同鄉會負責人參與政治選舉，而且得到資助。這是十分危險的政治動作，應該引起美國、加拿大政府注意，中共統戰部就是准間諜機構。 Appeal to US Government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with the CCP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ng the…

川普，美國正被攻陷 邬萍辉 良好口碑的形成殊為不易，所有商人都不難明白的壹個道理：品牌的樹立需要漫長的歲月凝練。美國之音，這個雖由美國政府出資但相對獨立公正的新聞媒體，在近八十年的歷程中依靠無數人的付出與努力，終獲全世界公眾的高度信任。然而，高聳大廈的建立非壹朝壹夕，其傾覆卻往往旦夕之間；茂密森林的形成曠日持久，壹場大火或風暴卻可能迅速摧毀之。 2017年4月19日，必將成為美國新聞史上的重大日子。美國之音在濃墨重彩地預告郭文貴先生將於訪談中爆“核彈級”內幕後，卻當著億萬錯愕聽眾、觀眾的面匆匆中斷了正在進行的直播。的確，“核彈”爆了，被炸中的卻不是充滿腐敗醜聞的中國官僚特權階層、專製國家虛僞荒謬的法治，而是自由世界新聞媒體的獨立、公正、真實，“第四權力”也好，“無冕之王”也罷，在這壹標志性的事件中，在某種神秘強大力量的攻城略地下，顯得岌岌可危。美國，正被攻陷！（编者注：郭是否爆了“核弹级”的内幕，这内幕是否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但在某种神秘力量干预之下，公然停止直播，这确实是美国，正被攻陷，的征兆。这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事实已经显明：中共在各个方面对美国进行了广泛、有效的渗透，中共早已对美国发动了超限战，但美国各界对此感知麻木，迄今许多政要还把中共当做竞争对手，而不是生死搏斗的死敌，美国危矣！世界危矣！） 此非個例！所有具備獨立精神與自由人格的華人無不清楚：美國的多數中文媒體早已選擇性報道中國、中共，早已不敢正面抨擊傳統、正常新聞的天然敵人專製、獨裁；而竭力宣揚與普世價值根本對立的封建文化、為腐朽政體塗脂抹粉的孔子學院早已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頂尖大學筍出，美國的年輕人正“潤物細無聲”地受其影響，龐大的資金來源不言而喻；逢年過節，洛杉矶、紐約等核心城市，不斷地舉辦大型宣揚、歌頌共產革命、鼓吹推翻私有製度、美化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紅歌藝術晚會或展覽，真實的組織者居然是外交使領館！美國的移民法禁止共產黨員獲得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資格，眾所週知，無數“共產”信徒正怡然生活在美國碧藍的天空下乃至享受著“共產”的天然敵人—民主製度提供的豐厚福利。人權、憲政信奉者在華人圈中正悄悄逐漸轉化為弱勢和屢被攻擊群體；局勢已惡化為不僅僅是google、youtube、facebook等無法在號稱已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立足，且谷歌、雅虎等高科技公司服務器屢屢直接受到攻擊。 不錯，美利堅的軍事實力、工業成就、科技水准等依然無與倫比，無人會愚蠢地在硬實力方面與其針鋒相對，但在更深層次的新聞領域、教育領域、學術領域、文化領域等軟實力方面，美國正徹底地遭受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強大進攻。危險的是：民主分權自治製度下，若無重大的、立刻的、軍事的危機，若無獨具慧眼、高瞻遠囑的政治家，精英階層對此幾乎普遍遲鈍而無招架之功，不痛到不堪忍受之時決不作為。面對戰爭狂、法西斯，無論壹戰、二戰，美國往往須等到對手強大後才被迫迎戰；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思維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共專製體系則壹貫極為注重“洗腦”，國內動員千萬大學生、公務員承擔“網絡宣傳員”（即五毛），在國外拼命實行“大外宣”政策，實質都是敵視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普世價值，是頑固堅持壹黨獨裁，防止和平演變大戰略的壹部分。且隨著今日大陸經濟實力的迅猛增長，中共已度過“防禦”階段，實施“進攻”戰略，其軟實力的強大影響力明顯已不容忽視。可惜西方政客對此種種“侵略”反應長期麻木不仁。我們不知道美國精英人士要到何時才真正“感到痛”：等待眾多媒體贊賞專製的效率、獨裁的穩定？等待年輕的美國大學生高唱“國際歌”？等待人文學者們欣賞完中國經濟奇迹後，壹致呼籲公有製的推行？等待美國的某些大小街道應紅色信徒壹致要求，改名“澤東路”、“反帝街”？“自由”居然自由到容忍推翻自由製度的勢力橫行，“多元”竟然放縱到任由“反多元”毒素泛濫。幸好，此次美國之音被迫在強大壓力下中斷直播發出了壹個非常明顯的信號：自由的美國，正被共產攻陷！ 然而，壹切的改變，需要能扭轉乾坤的卓越政治家的大刀闊斧。崇拜結束冷戰的裏根總統、誓言“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川普，是這種豪氣幹天的英雄嗎？ 2017.4.25 【注】 中共海外滲透已不滿足於控製華人社區了，美國、加拿大都出現了中共統戰部所屬的同鄉會負責人參與政治選舉，而且得到資助。這是十分危險的政治動作，應該引起美國、加拿大政府注意，中共統戰部就是准間諜機構。

四十四問至四十八問 四十九問至五十叁問

四十九問：還有人提出綜合性的理論,將意識形態、經濟形態、政治體製關聯起來，指出：儒家思想(意識形態)—-農業經濟—-皇權專製製度相互維系，形成壹種超穩定的結構，阻止了中國通向民主政治和現代化的道路。妳的看法如何? 答：在壹切類同的理論中，超穩定結構理論,好象是最能自圓其說的,因為它綜合了各方面的因素，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它也解釋不了，為什麽做為超穩定社會壹部分的台灣，能夠建成壹個比較象樣的民主政體。再者，它也解釋不了，為什麽孫中山能夠擊破這個超穩定的社會架構，成立了亞洲第壹個民主政權。這個理論，對歷史進程中壹些關鍵性事件，也無法圓滿解釋。譬如，壹八九八年的戊戌維新，在關鍵時刻，袁世凱壹念之差，出賣了革命黨人，向慈喜太後告了密。百日維新，毀於壹旦。假如，袁世凱信守承諾，逮捕榮祿，兵谏慈喜，中國的君主立憲很可以成功，中國的歷史將完全改寫。袁世凱的行為，無疑是歷史航道的分界點。他兵權在握，站在哪邊哪邊就贏。怎麽解釋他的出賣行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如果他恪守儒家忠君的意識形態，他應當站在光緒皇帝這壹邊，支持維新變法。所以，如果說，忠君的意識形態能夠解釋曾國藩未能造反，忠君的意識形態卻解釋不了袁世凱的行為。農業經濟更是扯不上邊的東西。我們只能從袁氏的人品上去解釋。從微觀看問題，超穩定結構理論就不行了。歷史的悲劇接著上演：若非孫中山仁義讓“賢”，若非袁世凱壹心稱帝，若非孫中山早逝於北京，中華民國的民主政體很可能會長存下來。若此，超穩定結構的理論也就不會產生了。這裏，涉及到了另壹個重要的問題—-政治人物的素質及個人作用問題。 五十问問：在民主政治建立的過程中，個人的作用,也就是說，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觀的因素重要嗎？ 答：相當重要。在歷史發展中，個人、尤其是當權者的壹念之差，會影響整個歷史的進程。兩百多年前，美國獨立之初，有人力主華盛頓黃袍加身，當上國王。華盛頓堅決不幹，並在兩任總統之後，拒絕連任，告老還鄉。他的表率作用，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形響甚巨，至今為人們所樂道。 英國壹九零九年憲章危機時，國王在化解危機上起了重要作用。當時，下院(平民院)通過對富人加稅的法律。根據規定，此法律須經上院(貴族院)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絕通過。於是，下院幹脆壹幹到底，決定修改憲章，通過了著名的《國會法案》，規定：凡下院通過的法案，不管上院通過與否，終究都會自動成為法律。這個等於剝奪上院壹切權力的法案怎麽可能叫上院通過呢？不經上院批准，它又成為不了法律，下院等於自打耳光。解開這個死結的，是國王喬治五世。國王許諾，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國會法案》，他將加封大批新貴族進入上院，迫使法案通過。貴族院(上院)面對如此尴尬局面,被迫舉手投降。法案通過了，人民終於從貴族手中奪得了壹切權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實行的是法西斯統治。佛朗哥去世後，西班牙壹夜之間，邁入了民主政治：開放黨禁,舉行大選。這壹戲劇性變化，還要歸結於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臨終時，請回被他廢除的王室繼承人卡洛斯，並把權力交到新國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實施民主改革，西班牙進入了歷史的新紀元。 南非的前白人總統克拉克，在面臨革命和改良的關鍵時刻，決定順乎歷史潮流，釋放了被他關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領袖曼德拉，並賦予黑人選舉權，施行大選。這等於將政權交給黑人。他把總統寶座拱手讓給了曼德拉之後，又甘居副總統之位，協助曼德拉調和黑白矛盾，度過難關。 在共產黨國家，也有類似的例子。波蘭前共產黨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敵、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放出監獄，開放大選。這個等於把權力直接交政敵的大手筆，成功地避免了壹場流血革命，把波蘭帶上了民主的道路。 蘇聯共產黨最後壹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用他的“新思維”，和平地使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擺脫了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實行了民主政治。蘇聯解體了，但戈爾巴喬夫的名字將永留史冊。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國的袁世凱，壹念之差，出賣了維新黨人，斷送了中國君主立憲的改良之路，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壹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與開槍鎮壓的壹念之間，鄧小平選擇了後者，使他本來可以光照史冊的晚年，蒙上了永遠抹不掉的黑影。 我們不是說，專製者會自動地放棄權力，事實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長期奮爭的結果。我們也不是說，沒有上述幾個人物的放權行為，那些國家的民主政治就實現不了。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勢不可擋的民主潮流面前，執政者的壹念之差，會對歷史進程起到重要作用。順潮流者，可減少取得民主的代價，避免整個民族的悲劇，自己也會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將導致民族的災難,，自己也會遺留千古罵名。這點，值得每壹個專製者深思。 五十壹問：有人說，中國多數老百姓對民主莫不關心，多數老百姓關心的，只是賺錢的問題。另外，多數老百姓也不知道什麽是民主。故而，目前在中國推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民運也不可能成功。妳如何看待這壹論調？ 答：先說壹個小故事。據說，有個東方商人想把鞋子賣到非洲的某壹個地方，派了壹個人去考察。那個人回來說，那個地方毫無商機，那裏的人根本不穿鞋子。商人不相信，又派了壹個人去。第二個人回來說，沒錯，那裏的人根本沒有穿過鞋子。但是，這正是我們大有可為之處。因為，如果我們告訴他們穿鞋子的好處，他們每人都會成為我們的顧客。商人大喜，他把鞋子運到那裏，發了大財。妳看，同樣的事實，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結論。 毋庸質疑，由於中國老百姓長期在共產黨的言論禁锢和文化封鎖之下生活，多數人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缺乏了解。但這正是我們大有可為之處，只要我們把民主的基本道理告訴他們，只要把民主、自由、法治是賺錢的保障的道理告訴他們，老百姓就會象久旱的土地吸允甘雨壹樣,歡迎她、熱愛她。向老百姓傳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們民運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也正是我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 另壹方面，各國實行民主政治的實踐也說明，並非多數老百姓了解了民主的理念，才能建立民主製度。美國獨立革命時，華盛頓動員民眾參軍抗英，並不是空喊民主的口號，而是用“壹壺酒、兩磅肉”吸引他們，用“授田證”吸引民眾。華盛頓許諾參軍者：打敗了英軍，每人都可得到壹大片土地！歷史告訴我們，重要的是，領導者和民運骨幹們要對民主有切實的信念和執著。 我也要指出，民主製度建立之後，大力普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 是鞏固民主製度不可或缺的。 五十贰問：剛才，妳對各種解釋中國未能實現民主的論調都做了反駁。那麽,，究竟原因何在呢？答：自壹八九八年戊戌維新以來，近百年間，我們中國曾幾次出現過建立民主政體的機會。壹九壹壹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也創建過短暫的民主政權。之後，中國走了彎路。究其原因，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個人的因素，有外國勢力介入的因素，有意識形態的因素等等。此外，還有民主運動本身素質不夠、民運層次不高的因素。我之所以指出此點，目的是鞭策民運自身。在壹九八九年的民運中，中共政權曾經出現過短期的癱瘓狀態。當時，唯壹海內外有組織的民運團體是中國民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可惜的是，民聯正在內鬥，陷於癱瘓(中共滲入破壞為其原因之壹)。如果民聯當時是壹個堅強的戰鬥堡壘，及時把“更換、推翻 政府乃天賦人權”的理念傳播於群眾當中，及時引導學生與工農相結合，及時做策反軍隊的工作，及時占領電台、電視台、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中南海，那麽，八九民運很可能導致中共解體、民主政權建立的結局。 有時，關鍵不在群眾，而在引導者。因此，提高民運自身的素質，提高民運的層次，是壹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五十叁問：由妳的論述看來，壹切認為中國不能實現民主的論調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說，中國必將走向民主。妳的樂觀主義的基礎是什麽？ 答：上面的各種論調，也不能壹概而論。壹種是解釋中國至今未能實現民主的；另壹種是說明中國根本不能實現民主的。前者可敬，後者可憎。可敬者，他還在探索，試圖找出症結，以下良藥，目的在推動民主。可憎者，在於維護專製，維護特權也。中共當權派正在有意散播民主不可能論，為可憎者之首。 對中國民主的實現，我壹直是非常樂觀的。我樂觀的基礎，是人性中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這種追求，必將導致專製政權的瓦解和民主政體的建立。也只有民主政體、而不是專製政體，才能滿足人們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不論是什麽來源、什麽膚色、什麽語言、什麽宗教、什麽習慣，各個民族，每壹個個體，對於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都是壹樣的。這種追求，是造物主的賦予，是造物主的傑作。這種追求，造就了浩浩蕩蕩的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管喜不喜歡她，不管用什麽辦法去攔阻，都無法遏止自由民主潮流的奔騰向前。她可能走彎路，她可能遇到障礙，但她永不會停止。

四十四問：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專製統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製度。究其原因，各說各話。有人壹再強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請問，妳的看法如何? 答：單獨的文化決定論，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分權製衡這些觀念，故不可能結出民主政治之果。這種看法，失之偏頗，是對中華固有文明和傳統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結論。關於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權思想,早在古書《尚書》中，即有記載。墨子繼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指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韓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矯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關於政府乃為人民所創建的觀念，古書《週易·序卦傳》中早有提示。《週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權時代政權、政府概念的通俗表達。從上面的論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產生的順序：天創造萬物，再創造人；男女創造夫婦，夫婦創造父子；父子百姓創造政權和政府；政府創造秩序(禮)並維護正義(義) 。 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國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君輕民貴”的主張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論述，是民本和主權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談自由。誰說中華文化沒有自由的基因？連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國總統，也垂涎於中華的自由精神。裏根總統上任後，在他的國情咨文(施政報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大國如烹小鮮。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實行小政府主義，還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猶如烹饪小魚，不要多管它，不能總是翻來翻去。如果折騰來，折騰去，小魚就爛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騰老百姓，政治壹定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哲學，就是中華文化中，讓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裏根總統在任內，放松了政府對不少經濟事物的管製，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施政八年，裏根交出了壹張不錯的成績單。 至於分權製衡，也不是外國人發明的專利。早在遠古時期，我們中國就有了分權製衡的實踐。那時，部落酋長會議相當於最高立法機構，推舉出的最高首長，相當於總統和行政權力，統領軍隊。在錢財方面，中國人早就將會計(管賬)與出納 (管錢)分開，實行製衡管理。中國早期的皇權製度，也有過製衡機製。皇權受到大臣會議的製約，大臣會議可否決皇帝的聖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後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皇權越集越大，搞起了壹人專製。毛澤東又將壹人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即使是在皇權的專製之下，中國明末清初也曾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民主思想家黃梨洲(黃宗曦)。他在《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提出了限製政府權力和分權製衡的政治理論。同時代的英國民主理論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權製衡的學說。黃梨洲生於壹六壹零年，比洛克(生於壹六三二年)早了二十壹年。怎麽能說民主觀念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呢? 再舉唐堯傳虞舜的例子，說明民主選舉在中國幾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堯有壹子，名丹朱，堯很喜歡他，從小就用種種辦法培養他。為了定其心，育其智，據說還發明了圍棋，與之對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堯斃，沒有人去理會丹朱，部落酋長和民眾都跑到舜那裏，壹致擁戴舜繼承大統。選民們投了票，但不是現代的選票，而是“腳票”—-用腳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實際上，堯何嘗不願意兒子即位，只不過，大家沒有選他，而選擇了德才兼備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過雛形的選舉製度，《王製》記載：“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爾升之學，曰俊士。”這是具有公議主義性質的選舉製度。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不可能把中國古代的民主理念論述得淋漓致盡，但走筆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說，中華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共產黨所說，民主運動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論於中國，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之論調，目的在於維護其壹黨之專製，其說詞不值壹駁。 用純粹的文化決定論，來解釋中國未能建立起民主政體，也已被當今的政治現實所擊破。台灣民主政治之實現，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南韓，亦已確立起民主製度，都是擺在我們家門口的活生生的範例。 文化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它勢必導致完全否定傳統的傾向。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正是這種反傳統主義的體現。極端的反傳統主義，使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禍害中華數十年。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政體的建立,，都不是壹味反傳統的結果。因此，民主運動絕不是反傳統的運動，而是發掘、承襲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民主基因的運動。 四十五問：有人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只適於專製統治，不適合民主政治。妳怎麽看民族性的問題？ 答：民族性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有關聯的。因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結果。我們反駁了文化決定論，在壹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駁了民族性決定論。但，民族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有必要多做些說明。民族性決定論者認為，中國人自私、好鬥、 有奴性、不守法、依賴性強、保守……總之，壹切壞的人性都可羅列上去。結論是，對這樣的“刁民”，只有專製壹法。或者說，中國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就是根據“文化決定論”和“民族性決定論”，力主袁世凱恢複帝製。 民族性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壹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壹書中，曾對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習性進行過鞭撻。後人在壹百年之後寫成的《醜陋的日本人》，更是列舉出壹系列日本民族的惡劣本性。其中，不少與中國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並未妨礙日本步入現代化和民主化。屬於中華民族、帶有全部中華民族劣根性的台灣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壹看民族性決定論者舉出的那些不良習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歷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樣存在，只不過某種劣性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有的，甚至比我們中華民族更為惡劣。如某些猶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國人的好鬥、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們遜色，但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樂園。 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其壹,我們中國人到了民主國家，不但適應民主製度,，而且熱愛民主製度。其二，我們看到，大陸人向香港跑，北韓人向南韓跑，過去，東德人向西德跑，專製國家的人向美國和西歐跑，而且，這種跑，是單向性的，不發生倒流的。個別人的回流，只是為臨時賺錢而已，絕非謀取永久居留。這說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麽民族，都是壹樣的，那就是向往自由與人權。 還有壹點，須加說明，民主製度正是在承認人性有性惡壹面的基礎上設立的,，目的在於抑製人性之惡。為什麽設立三權分立製度和法官的終身製度？壹是承認人有私心，二是為了抑製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惡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說來也巧，自由經濟製度的實行，其基礎也是承認人的自私本性。集體的自私，互相牽製，導致了公益的結果。人，的確有善惡兩性。我們之所以倡導民主製度，為的是揚善抑惡，使善性發揮到極至，使惡性壓抑到最小。美國開國元勳麥迪森曾指出，如果我們都是天使，(民主)政府無須建立，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無須建立，因為，她根本建不起來，或者，建起來也會被砸爛。 下面，我特別要講壹下製度對人性的影響問題。可以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性。公有製的大鍋飯製度，幹不幹壹個，,幹多幹少壹個樣。結果，人的懶惰性充分表現了出來。經濟改革之後，進入私有製企業，懶惰性吃不開了，別說懶,慢壹點都會被抄尤魚。同樣的人，在不同的製度下，表現出不同的本性。大陸人剛到美國，開車不怎麽守規矩。但是，吃上幾次罰單，就規矩多了。聽說,，有壹年，紐約某天晚上發生了意外停電。不久，有條街上出現了哄搶事件。個別平時滿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沒了著落，逼上了絕路。突然，電燈亮了，人們四處逃竄，大街恢複了平靜。它給我們的啓示是，在黑暗的製度下，人的黑暗面發揮出來，成了強盜；在光明的製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製，光明面發揚出來，成了正人君子。 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大陸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們在歎息：怎麽中國人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怎麽這麽自私？這麽無情？國民黨時代也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產黨的黑暗製度，把中國人的心靈徹底摧毀了。怎麽辦？途徑之壹，就是盡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製度，以使我們中國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發揚光大。 四十六問：宗教是壹種原因嗎？有人說，中國缺乏基督教的傳統，這是民主未能實現的壹個原因？有道理嗎？ 答：非基督教的國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蒙古是喇嘛教國家，都建起了民主製度。不過，民主製度首先是在壹批基督教國家創立起來的，到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基督教義與民主政治或許有些內在的聯系。比如，基督教認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來面目創造出來的,，因而，人是神聖的。由此導出天賦人權的觀念。另外，聖經記載，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導出人性性惡之觀念。加以引申，由於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導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規範人的行為，導出法治的觀念，等等。 仔細研究中國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啓發性的發現，那就是，在我們中華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說明，中華固有文明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參考我的關於論述中國固有文明與基督教教義壹致性的專述(正在編篡中)。 國內近年壹個十分重要的進展，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拒統計，基督徒已達六千多萬，超過了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雖然，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國的經驗看，基督教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基督教教義中含有豐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將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 四十七問：那麽，經濟決定論站得住腳嗎？是否農業經濟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會無法建立民主製度？是否先要發展經濟，等到壹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答：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中國長期的農業經濟，是滋生專製的溫床,而不能蘊育出民主政體。此論不對。固然，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伴隨著壹批民主國家的誕生，但是，工業革命與民主政體之間，或者說，工業發展與民主製度的建立之間，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確是壹個異常專製的政府。反之，農業國家同樣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製度。丹麥、挪威、瑞士，還有瑞典等國，都是在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體。以丹麥為例。在民主運動的奮爭下，壹八四九年，丹麥王被迫承認了民主憲法，以及由憲法產生的議會，民主政體的架構基本確立。那時的丹麥，農 業人口占多數，農民生活貧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目前的中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格倫特維格(Grundtvig)為了消滅文盲，開化民智，於壹八四四年創辦了“人民中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民中學”不斷增加，才漸成氣候，文盲開始逐步減少，但這是民主架構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事。美國也是壹樣，壹七八三年美國獨立並創建世界上第壹個民主政體時，多數美國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強調這壹點，乃是為了駁斥中共及壹些人的下述論調：中國仍是個農業國家, 文盲多，民智未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可操之過急等等。 至於有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的論調，我在舉出丹麥和美國的例子後，已經不攻自破。實際的情況是，在多數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強大的中產階級又成了民主政體的穩定因素。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早於民主政體之建立，如南韓和台灣。因此，正確的邏輯關系應當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出現，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已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掘起，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 四十八問：有人提出社會結構的理論，解釋民主政治未在中國形成的原因。如:：中國從未出現過獨立的市民社會；中國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所說的封建社會，並非歷史學家定義的封建社會，即分封領地、形成貴族或諸侯集團的社會)，故沒有壹個強大的貴族力量集團與皇權對抗，等等。妳如何評價這些論點？ 答：這些論點，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和事實的考驗。首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週朝瓦解前後，中國出現過分封領地的諸侯社會。但是，為什麽沒有走向民主社會呢？為什麽諸侯社會後來消失了呢？壹提到這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就會反駁說，那不同於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之前的貴族社會。話說回來，就算我們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定義下的封建貴族社會，那麽，就是在這個非貴族社會、非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於壹九壹壹年創建了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這又做如何解釋呢？大家公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時間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質吧。歷史學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因此，我想避開理論問題，看壹看近年來世界發生的民主變革的現實。現實是，蘇聯瓦解了，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蒙古、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專製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壹個個民主政體的建立。這些國家，尤其是蘇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哪來的市民社會和貴族社會？有的政治學者甚至曾經立論：共產極權製度壹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轉的，其論證不可謂不週密。時間和事實說明，這些悲觀的立論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孫中山希望中國結束皇權統治之後進入民權時代。但歷史是那麽曲折，那麽可悲。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在大六歷經內憂外患，只是壹段不成熟的民主經歷，壹段不得不突出威權的民主跋涉。 中共在蘇聯的全方位支持下，擊垮了抗戰後疲弱不堪的國軍主力，逼迫國民政府退據台灣。中共在中華民國淪陷區複辟了專製製度，是不同於皇權專製的黨權專製。習近平登上最高權力地位後，就朝著結束毛以後的黨權寡頭統治，向黨權皇帝二世的方向行進。習修改憲法，廢除了任期的限製，在中共二十大，完成了把中共變成習家黨的演變，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習老大的小弟，成了實際上的黨權皇帝。借助所謂兩會，讓這種演變合法化。 但是民主的潮流終究不可阻擋，專製複辟只是中國走向民主歷程中的壹段插曲，黨權專製的終結只是時間問題。當黨權專製被埋葬之後，何為取代？我們的回答是：“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壹中國’。這是既間單﹑又方便的途徑。” 我們宣告：“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陆﹑臺灣﹑港澳﹑海外壹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在此相會便是有缘 希望聽到您的看法 能讀到您寫的文章 看到您推薦的資訊 更歡迎您聯心結盟 成為公民聯盟壹員 如果您提供壹個有效電郵 並表示願意成為民國公民 您便成為公民聯盟的壹員 真名、筆名、化名都可以 以便將來相遇時能夠相認 建議淪陷區的同人用化名 聯酪我們： 對外聯絡人： 徐英朗 王炳章的老朋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早期成員 黃花崗起義徐氏家族後裔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E-mail: rocgongmin@gamil.com 油管頻道 中華民國之聲 公聯 twitter: @rocgmlm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2023年5月20日   致民國力量同道 各位同道：獨木不成林，既是同道理應交流、合作、攜手共進！ 我們想到三種方式 一、建務虛群，僅限交流、互相啟發，共同提升，化名、實名隨意。 二、建務實群，經交流討論，達成共識，合作一起做有共識的事。 三、私聊（化名，實名；務虛、務實皆可） 如有更好的方式請告知，謝謝！ 我們能以各種方式與同道交流、合作。 有意向者請發電郵至 rocgongmin@gmail.com 指定適合你的交流方式 比如： 電郵，電話，推特、臉書、短信，Line，WhatsApp 等等 變局在即，時不我待 是聯合起來展示民國力量的時候了！ （我們建議用民國力量取代民國派的稱呼）

獨裁者借民主的名義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帝，意猶未盡，要體驗一把在國際社會做一哥的感覺。多年前在克里米亞的成功經驗使其利令智昏，覺得在烏克蘭可以舊戲新唱，收一箭數鵰之利。 未曾想，特別軍事行動出師不利，且讓北約和西方藉此抱團，同仇敵愾。戰場上不斷失利的大帝，不得不啟用僱佣軍參戰，送囚犯甚至送死囚壯其軍力，這已是空前的笑話。更笑話的，瓦格納臨陣倒戈，揮師莫斯科，聲稱將有一位新的總統，這恐怕更是絕後的笑話。當然不排除他的小弟會演出更大的笑話，而不絕後！ 更可笑的是大帝發出鎮壓武裝叛亂的皇帝詔曰之後，瓦格納一路北進，所佔城市一片祥和，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況。 就此一景便可預知，獨裁者已經是窮途末路。 即便獨裁者使用軟硬兼施的各種卑劣手段，捏到反叛者的痛處，或和利益至上的反叛者達成某種協議而暫時逃過一劫。但普帝已經在全世界面前顏面盡失。同時俄羅斯人民的反普帝激情已經被喚起，反獨裁爭自由的力量已經集結。瓦格納的反叛或逼宮，讓俄羅斯人民看到了獨裁者的虛胖！看清了一群豺狼對俄羅斯的殘害。 誠如俄羅斯自由軍團公告所說：普里戈津與紹伊古、格拉西莫夫和他們的將軍們的戰鬥只是一場爭奪食物槽的戰鬥，也是繼續摧毀和掠奪國家的機會。今天的俄羅斯是一群豺狼相互撕裂整個國家。 我們，俄羅斯的自由公民，不會讓我們的人民充滿不確定性和恐懼。我們將結束戰爭，俄羅斯將獲得自由！ 因此，卸下民族英雄面具的獨裁者，已經窮途末路！ 普大帝的戲即將落幕！ 另一位正春風得意，甚至做著世界大帝迷夢的習大帝還要演多少場滑稽戲才能落幕？ 公聯評論員 崇鑒 2023年6月24日

四九年前中共的言論 編者按： 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之前（1949年之前）的言論資料在網上是汗牛充棟。把這些言論和如今事實相對照可以充分證明，中共現在極力在反對的，就是當年他們口口聲聲稱要為中國百姓爭取的，真是絕妙的諷刺。 我們摘錄部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言論及中共領導人語錄以飨讀者。 看完中共這部分言論，相信每一個正常人都能得出結論：中共是如假包換的騙子！ 所以這些言論也只能歸到“幽默”欄裡！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壹黨治國。……因為此問題壹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壹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壹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製，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裏!所以民主雲雲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壹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麽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壹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壹黨專政化壹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製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壹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壹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壹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歷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歷壹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這些壹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壹點不害怕民主製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製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製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采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壹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壹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贊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壹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壹切要民主。我們壹切製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曾經有壹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壹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壹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壹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壹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麽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壹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壹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壹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壹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武昌起義，或作武昌起事，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軍等力量在中國武漢武昌發動的兵變，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1909年二次倒孫風潮後，同盟會處於分裂狀態，有些革命黨人不滿孫中山壹直在南方發動起義並屢次失敗；湖北革命黨人（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把行動目標轉向長江流域，准備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壹次武裝起義。在清廷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平定保路運動之際，留守湖北之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遂計劃在1911年10月16日發動革命。但10月9日事迹敗露，導致革命黨人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遭處死，新軍中的黨人害怕被追究，躁動不安，10月10日晚間黨人金兆龍、程定國因為偶發事件槍擊排長陶啓聖，釀成變故，熊秉坤、蔡濟民、吳醒漢等革命黨領導人於是先發製人，齊集猛攻湖廣督署，湖廣總督瑞澂出逃後督署陷落，至12日攻陷武漢三鎮，成立鄂軍都督府。 武昌起義的成功，使中國各地陸續響應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的訴求，最終結束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製政體，建立中國史上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是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幹擾，成功創辦新式學校。隨後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壹系列改革，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製，廢除科舉製，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正是教育方式的這壹根本性轉變，為後來風起雲湧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造就了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寶貴人才。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激進革命主張被更多志士仁人認同。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武漢等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抛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為不滿；1908年光緒皇帝與慈喜太後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沣成為攝政王。 由於會黨組織形式落後，特別是成員缺乏革命意識和組織紀律，所以常“壹哄而起”，然後“壹哄而散”；孫等人總結經驗，得知“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從1908年起，孫開始注重運動新軍。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壹同集結在文學社（湖北新軍革命團體）與共進會旗幟下，文學社多招募自駐紮武昌之新軍軍官和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異議組織地方分支。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孫與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發動，湖北文學社和共進社領導人大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內閣名單中滿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漢族有四名。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對此大失所望，有少數人參加了革命黨。為取得外國的支持，以維護其統治，同年5月清廷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為國有，然後再賣給外國，又未能解決如何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並成立“保路同志會”，其中四川最為激烈。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湖廣地區（湖北湖南）革命黨人見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開始策動在武昌和長沙伺機起事。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居正等人的推動下聯合，建立了統壹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野史傳說朱元璋、劉伯溫在中秋節起義，俗語“八月十五殺鞑子”）湖廣兩行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仲文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達峰負責。 就在革命黨人9月24日聯席會議當天，駐紮在南湖的八鎮炮標三營有幾個士兵退伍，炮標士兵孟華臣（共進會代表）備了酒菜，飲酒猜拳，為之送行。值日的劉排長過來幹涉，雙方發生爭執。管帶趕來傳孟華臣等跪下，重責軍棍。士兵搶了軍械，將營部砸爛，管帶倉皇逃竄。孟華臣等從軍械房拖出兩尊大炮，可惜沒有彈藥。前來鎮壓的騎兵趕到，兵變士兵四下逃竄。 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壹天舉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攜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壹律收繳，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進會領導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湖南准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早上，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和印信等，拘捕劉同、李淑卿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領導起義軍事總指揮蔣翊武為免起義計劃受到破壞，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因途中艱辛，直到深夜12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無法動員，營代表徐萬年只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由於劉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號（第八鎮30標排長張廷輔家空房）文學社總部暴露，當日晚彭楚藩、劉複基在85號被捕，蔣翊武逃脫，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另外還有張廷輔、陳宏诰、牟鴻勳等30餘人被捕，10月9日起義計劃落空。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劉楊三人在督署東轅門被斬首。 10月10日白天，清軍警大肆搜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下令新軍官兵壹概不得出營，並勸谕黨人自首。 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的鮮血，澆劇了革命烈火，革命黨人矢志報仇，決心拼死壹戰。10月10日傍晚6點左右，駐守武昌城北門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協炮11營辎重隊士兵李鵬升，點燃草料庫，舉火為號，發動起義，臨近的工程隊也點火響應，起義士兵向武昌城內楚望台軍械庫進發。 10月10日晚七時許，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二排哨長（即今日排長）陶啓聖查夜，發現多人不在營中，又看見棚正目（即今日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著步槍、且取出壹盒子彈，仰臥睡覺，就掌掴金兆龍，厲聲問道：“爾謀反耶？”金兆龍頂嘴大罵道：“反！反！即反矣！”金兆龍還擊，並和陶啓聖扭打，陶啓聖武藝較高，占上風，將金兆龍壓製，程定國過來幫忙，以槍托舉槍將陶啓聖擊傷，待陶倒地，背後開槍打中陶啓聖，前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八營代理管帶阮榮聞聲趕來試圖以槍彈鎮壓，相繼被程定國擊斃。軍營大亂。這時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布起義，向楚望台進發。 武昌城內的第八鎮第十五協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台。陸軍測繪學堂全部學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庫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士兵起而響應。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經過熊秉坤勸說，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接受起義士兵推舉，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第壹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的唯壹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起義軍攻總督轅門，湖廣總督瑞澂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黨，死勸瑞澂離府，去長江上的楚豫號兵輪上指揮鎮壓。瑞澂壹離轅門，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辛亥革命之後，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見，被稱為“民國西施”。 第八鎮統製張彪仍舊在鎮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複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占領了鎮司令部。湖北軍隊提督張彪在水師統領陳得龍帶兵保護下由文昌門退出武昌。 10月11日淩晨1時30分，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10月11日晚，駐防漢陽兵工廠等處的士兵祝製六、胡玉珍率眾起義，占領漢陽。10月12日漢口光複。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10月12日，起義軍發布了《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布告全國電》、《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布告海內人士電》、《致滿清政府電》等，在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鎮壓人民，行同虎狼，厘金雜稅，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狀。起義軍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為維護和發展工商業，軍政府還發布了安民和免稅等公告，抨擊清朝苛政，豁免惡稅。宣布除鹽、酒、煙、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壹律永遠裁撒；除海關外，所有稅關，壹律永遠裁撤。 起義爆發時，黎元洪任新軍21混成協統領，在武漢地區清軍中地位僅次於最高領導人張彪。早在起義前，革命黨人內部便有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的建議。10月11日晨，革命黨的蔡濟民、王文錦等在黃陂壹帶找到黎元洪的時候，他正在其參謀劉文吉宅內隱匿不出。 黎元洪在起義前後的立場是不贊成革命的。被推舉為都督後，他仍十分猶豫，提出都督當為剛出獄的革命黨人劉仲文或胡瑛擔任。此語壹出，壹時起義軍內部謠言四起，甚至謠傳黎元洪絕食自殺。直到黎元洪為了製止起義軍方面的顧忠偉殘殺滿人的行為而傳出壹道口谕，稱：“勿得濫殺旗人，革命黨是文明的，顧某如此胡鬧，是野蠻行為，餘不取也！”關於黎絕食自殺的傳聞才告平息。此後，在都督府召開的壹次會議上，由於黎元洪態度消極，朱樹烈以舉刀自殺相逼，黎元洪方才鄭重表示：‘朱君樹烈，今夜舉動，是義勇，不是粗暴，言論是正大，不是噪安，元洪極端贊成，極端欽佩’。並在會議席上表示：‘凡經元洪劃諾判行者，決心負責辦理，完成革命大業，從此次會議起，嗣後不但與諸君同生，並與諸君共死，如食其言，元洪非我漢族黃帝子孫也！’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仲文、孫武等商議，認為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壹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製度，因而他為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為《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壹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 另，端方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壹標及三十二標壹部入川鎮壓四川起義，至四川資州，11月27日新軍嘩變，端方為軍官劉怡鳳所殺。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震驚了清廷，清廷迅速作出反應。10月12日，清廷撤銷瑞澂的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同時清廷下令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製；然後清廷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提供炮火支援。14日，清廷編組壹，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壹協為第壹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壹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各路清軍紛紛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面對這壹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2天，史稱陽夏戰爭或陽夏保衛戰或漢口、漢陽保衛戰（漢口舊稱夏口，陽、夏分指漢陽和漢口）。 10月30日，馮國璋親抵漢口，眼見革命軍頑強抵抗，下令先縱火焚燒街道，再派兵占領城市。於是北洋軍連日縱火，“鋪戶所存洋油，北軍悉數取出，沿路用以縱火。全鎮火頭無數，有出而撲救者，北軍辄以手槍恫喝之。”十裏商街“煙焰蔽天，化為灰燼。”革命軍不得已，渡過漢水、退守漢陽，漢口隨之陷落。 11月17日，馮國璋下令李純進攻漢陽。至24日，美娘山、鍋底山、扁擔山先後失守，革命軍犧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軍用重炮轟擊磨子山、扁擔山，革命黨人劉玉堂犧牲。同日，北洋軍奪取湯家山，渡過襄河占領黑山。27日拂曉，北洋軍攻占梅子山，另派壹隊攻占龜山，革命軍傷亡殆盡。當天下午，漢陽終告陷落。當革命軍和平民乘船撤離時，北洋軍更向江中開炮，“由江中撈出之死屍陳列堤上，不計其數，內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婦人抱子、母死而子蘇，啜泣索乳者。血濺江邊，死者相枕藉。”“甚至車夫舟子，皆相視對泣。” 總計武漢三鎮之役，革命軍的犧牲人數，據張難先記載：“辛亥武漢光複，殉國有姓名可紀者只三十二人。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渾列者，為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專列者，為壹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倉卒發動，無明確記載，以衛生隊殓埋之紀載考之，為數亦複不少。漢口初九至十二日渾戰四晝夜，漢陽十月初六、初七渾戰兩晝夜，均無紀載。合傷兵不治而死之數，約計總在萬人以上。”當時有壹湖南長沙致各報館的電報憤言：“馮國璋、王遇甲甘為滿奴嗾使，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現已派暗殺黨百餘人，非殲其全族不止。湖廣公達。”聲稱要對滿人的走卒施以刺殺報複。 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先後獨立。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義。 漢陽失陷後，黃興退到武昌，湖北軍政府即召開軍事會議，黎元洪主持。黃興認為漢口和漢陽已失，武昌難以固守，主張率領鄂湘兩軍轉移攻取金陵。黃興的主張被多數人反對，參謀範騰霄說：“漢陽既已不守，武昌又擬放棄，試問還有什麽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兩軍尚可用，則武昌當然可守。”這壹席話使大家熱烈鼓掌，故最後會議決定繼續死守。會議結束後，黃興偕李書誠、湯化龍、胡瑞霖、陳登山和黃中垲等乘船東去。 10月22日，焦達峰與陳作新率湖南新軍最先響應武昌起義，攻占長沙，次日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因此，湖南省成為最早脫離清政府統治的省份。此後兩個月內，湖南與陝西、廣東等省，共計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10月28日，湖南軍政府派出“援鄂軍”從長沙出發支援武昌。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統帝名義下罪己诏，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11月1日，清政府令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清軍占領漢口。11月27日，清軍占領漢陽。 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對革命政權頗為敵視，以“義和團”視之，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炮，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壹布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議上聲稱“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國駐漢口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布中立文告。 12月1日，蔣翊武、吳兆麟與袁世凱軍簽訂停戰協議。12月2日，蘇浙聯軍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義的十四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12月17日，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同日荊州府光複。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建國。南北議和亦被袁世凱中斷。但不久，臨時政府即與袁世凱達成妥協。2月12日，清帝溥儀正式頒布退位诏書，清朝滅亡。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以該事件的發生日期－10月10日為國慶日（雙十節），每逢國慶時均有壹定規模，如煙火、閱兵、遊行等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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