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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附刊（4—1）2023.10 网文选录，资料汇编 筚路蓝缕的民国教育事业 西南联大———————————1 东方剑桥———————————7 教会学校———————————14 教会医院———————————21 杨荫瑜————————————35 王谢长达———————————43 叫花子校长——————————48 民国的大学——————————50 教会女学———————————58 公民教育———————————65 民国教育为何人才辈出————–69—–75 =========================================================== 西南联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最初由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后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长期主导校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4.2—1946.5.4 校训：刚毅坚卓   校长：  梅贻琦  蒋梦麟   张伯苓    校址  中华民国  云南省昆明市、蒙自县 从1938年4月2日于昆明更名西南联大，5月4日正式开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设立时间共8年整。期间，毕业学生2000余人。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原址复校，唯有师范学院留昆，在原校址上建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独立办学，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7月29日，天津遭到了轰炸，南开校园在付之一炬。8月3日日军进驻北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13日，日军控制了整个清华园。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时还开办了清华研究所。临大的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还有218名借读生；教师共148人，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临大的主体其实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提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的教学，理学院大部分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土木系在城里上课，电机系和机械系在湖南大学，化工系则在重庆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文学院在衡山的圣经学院分部。 1938年1月，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战争吃紧，决议搬迁至昆明，临大组织师生分三路到达昆明，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设常务委员会主席。其中有820名学生随校南迁，也有600多名学生退学、转学或参加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生分清华、北大、南开、联大四种学籍，合并前学生拥有原校学籍，合并后招生为联大学籍，其中清华学籍毕业生为723人。女生和教师及家属乘火车和轮船去昆明，而少部分男生（共244人）和教师从内地步行穿越湘西、贵州、滇东前往，并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的团长。文和法商学院并未直接到昆明，而是临时设在了蒙自，本预计停留15个月，直到新校舍竣工，但1938年8月，联大租借空军学校的校舍，便也转到昆明。12月1日，联大开学，8月开始上课。 1939年因战局吃紧，政府宣布停付庚款。清华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社会调查五研究所自行设法维持。8月，清华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部。1940年，因联大校园屡遭日军轰炸，教育部命联大迁川。8月，联大决定于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命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课。11月，为了培养大后方中小学教师，联大成立师院附设学校。1941年1月，叙永分校开始上课。4月，清华大学成立卅年，师生于昆明举行纪念会，出版学报纪念专刊。8月，叙永分校结束运作，学生返回昆明。10月，文科研究所于昆明东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由冯友兰教授出任校长。11月，与盟军合作于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并成立师范学院初级部。[1]联大期间，学生参与青年从军运动，应征飞虎队翻译、入缅作战、参加印度远征军。 联大期间，清华单独设立昆明办事处、研究院、特种研究所。研究院自1939年起逐渐恢复，设有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共12个学部，招收研究生。特种研究所依靠庚款基金利息，拥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五个研究所，服务军事研究，研制军用飞机、军事通信，研制出中国第一个电子管。抗战胜利后，各研究所并入相关各系。 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最初，学校沿袭长沙临大建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1938年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复校后，师范学院留云南独立设院，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与西南联大一路之隔的云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在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主持下也聚集了大批学者，如严济慈、彭桓武等。费孝通、王赣愚等学者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两校兼职；许多活动也由两校师生共同参加。 前身及后身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校友： 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 著名教授 主分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刘文典、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锺书、潘光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吴晗、叶企孙、饶毓泰、赵忠尧、赵九章、任之恭、曾昭抡、李楷文、雷海宗、何炳棣、吕梦雅 外籍学者： 美籍教授有米士（Peter Hans Misch）、温德（Robert Winter）。英籍教授有燕卜荪（Sir William Empson)、瑞恰慈（I. A. Richards）、白英（英语：Robert Payne (author)）、吴可读（A. L.…

中華民國之聲推特空間第九期沒來得及宣讀的書面發言 公民聯盟評論員穆耘 中華民國的前途從根本意義上講在淪陷區（大陸），但臺灣自由區的總統選舉對於中華民國的法統和國統的完整性及承續性，對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也關系重大。那麽現在的三位總統候選人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度，以及會為中華民國的利益做點什麽呢？ 公民聯盟評論員穆耘對此作了很多的觀察，也有許多獨到的評論。由於穆耘先生不方便用推特，所以我们來讀一讀他的書面文字。但他涉及的資訊非常廣泛，涉及到候选人的生活经历和从政经历，篇幅很大。我们就在這裏就自作主張，選擇一部分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賴清德 賴清德2017年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在立法院形容自己是務實的臺獨主義者，「我是主張臺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不管擔任哪個職務都不會改變。」 但賴今年1月接任民進黨主席時改口稱，臺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沒有再宣布臺獨的必要，未來仍會延續蔡英文總統的兩岸路線。 在彭博電視對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專訪節目中，賴清德以「臺灣是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來回應「正式獨立」的疑問，稱不存在追求正式獨立的框架；賴清德表示，他會延續蔡總統「中華民國(臺灣)」的用法，不打算更改國名。 他要表示的是：臺灣社會沒有統獨問題，統獨是假議題。 【點評：堅定的臺獨工作者說沒有統獨問題、統獨是假議題，等於自我掌嘴。要害問題：綠營所謂的國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從那一年開始「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人們不會忘記綠營有過幾種解讀：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1996年（臺灣首次直選中華民國總統）、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對於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歷史事實，綠營是絕口不提或加以歪曲、否定的。】 賴清德改口「獨臺」包裝「臺獨」 求勝選先於護理念，賴清德今年7月在競選活動中呼應後援會的說法表示，未來他領導的國家朝蔡總統的方向持續走，「當臺灣總統可以走入白宮，大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就達成了。」 【點評：賴說的「臺灣總統「是」中華民國總統「還是未來的」臺灣國總統「？他采用了含糊其辭的說法。但作為綠營的「政治目標」恐怕是指後者。把「可以走進白宮」成為「政治目標」，恐怕也太卑微了。普通百姓進入白宮都不難。】 被問到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賴甚至說：「我們不想成為敵人；我們可以做朋友。」賴清德表示，俄羅斯在毫無動靜下侵略烏克蘭，讓外界看到獨裁國家不可預測的本質，臺灣要為最壞狀況做準備，必須盡力避免臺海戰爭。 【點評：與習近平「做朋友「—-與」和中國站在一起「有何差別？聯想到謝長廷曾向中共表示」我們與中共沒有宿怨「，可以看出綠營為何只是反中而從不反共。畢竟，大批綠營先輩包括謝雪紅李登輝都曾面對鐮刀鐵錘紅旗宣誓。】 彭博問「為了提升正式的認同，你是否會考慮正式更改中華民國的國名？」賴清德指出，現在的名字、憲法上的名字就是中華民國，為了要團結臺灣。 【點評：信誓旦旦決不會改變臺獨立場的賴清德，突然宣布臺獨無必要了。這個轉變顯然是采取了「蔡英文主義「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借殼上市，利用中華民國的法統來鞏固」綠獨「集團的統治；另一方面則毫不手軟地以」轉型正義「等借口來追殺政敵、排除異己、掏空中華民國的內臟、以待」臺灣國「移花接木水到渠成。但賴清德若成功當選，他是否有能力玩轉這套帽子戲法？他有英文菜搞假論文假博士的那種天賦嗎？拆毀中華民國元勛銅像、拆毀中正紀念堂等手段就能實現賴說的「為了要團結臺灣」嗎？綠營給臺灣民眾帶來的危害已經夠嚴重了，蠶食權勢的綠色蛀蟲加強團結，無非就是不受製約的增加了進口壞蛋之類的劣跡而已。】 二．柯文哲 柯文哲的主要政治理念： 1.實事求是，不從意識形態或黨派立場出發。 2.問政要質疑和思考政策和製度，並求改進。 3.跨黨派合作。 4.市民的智慧和參與。 5.政府治理公開透明 6.以人為本。不是固守過去的規定和製度。 柯文哲在近期的影片分享中，認為2024年臺灣政治想進步的核心原則：「對的事情做」、「不對的不要做」、「認真做」。 柯文哲說，民進黨空口說白話，沒有長期目標是目前執政上最大的問題。柯文哲認為兩岸統獨議題已經過了多年，短期間內不能解決，不如關註如何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目標。 【點評：醫學領域卓有造詣的柯文哲，在政治上總給人一種「模糊哲學」的印象。老神在在的談吐透出某種「天真」的狡猾。作為自認「深綠」的「228難屬」而面對中華民國似乎有隱忍不發的難言之隱，而面對綠營的倒行逆施也有難以克製的怨氣。無奈只能以「只做實事不講空話」的姿態避開政治上重大原則的交鋒，甚至用一些廢話來搪塞。如此一個市長也許可以勉強應付，但作為一個國家領袖，面對險惡風雲，何能擔當？】 三．侯友宜 侯在月初訪日期間，再度向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兩岸主張，『接受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反對一國兩製』，並附加『不統、不獨、不武』底線原則，讓國際社會因此可預期，臺海安定，臺灣安全、國際放心。8月9日，侯友宜又提出全面的能源方針，堅定續用核能，以核養綠，2040年達成臺灣『無煤家園』之目標。與民進黨2025已顯然會跳票的『非核家園』能源政策直接對決。侯友宜等於一次，向綠營『臺獨及反核』兩大神主牌，以在野『唯一正規軍』的態勢，直球對決和宣戰。侯提出『臺海安定，臺灣安全』，『臺灣無事，日本無事』主張和訴求。同時也為實現臺海安定、和平拿出具體方略：強化國防備戰；侯堅定地展露出『用生命顧臺灣』，為國為民再現『鐵漢英雄』本色，和強烈的責任及使命感。 侯友宜曾表態反對臺獨，並沒有正面答復。在選情不利的背景下，最近侯友宜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我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製』的『九二共識』，更堅決反對蔡英文汙名化的『九二共識』」。 【點評：從島內選舉的角度來看，侯友宜現在提出的這個所謂的「1個接受，2個反對」，實際上就是對馬英九兩岸關系論述的繼承，因此他的此番論述在島內也得到了一些馬英九支持者的擁護。看來，侯友宜也未能跳出「九二」泥坑。 侯友宜說反對「一國兩製」的「九二共識」，卻未能表明反對共產專製的立場。所謂「一國兩製」的模式，已經被香港慘烈的史實撕得粉碎。面對中共日益猖狂的全面「圍剿」，臺灣民眾豈能昏聵到給與中共保持共識的集團投票？國民黨上層人物卻至今未能翻然猛醒，竟無人站出來呼籲重回兩蔣的反共根基，還要拿「九二共識」當作救命稻草，就只能走向死亡。】 從以上最簡單的觀察來看，這三位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無論哪一位當選，對於中華民國眼前和長遠的國家利益而言，都不是適當人選。他們都是把中華民國當作一頂帽子戴一戴而已，關註點是在島內贏得執政權力。對於小島利益而言，柯文哲最為務實。他對於中華民國這頂帽子既不喜歡也不討厭，戴著就戴著，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侯友宜會牢牢戴著這頂帽子，因為這是正統的體現。但只是維持現狀，在島內稱正統而已，指望他為這頂帽子蘊含的實質 內容做點什麽，那是絕無可能的。至於賴清德，說不需要扔掉中華民國這頂帽子，只是要贏選票的應景之說，如果國際環境變得寬松，就會斷然扔掉這頂帽子。 因此，賴清德當選，中華民國的法統和國統發生斷裂的風險最大。而侯友宜當選，會牢牢戴著中華民國的帽子，但因藍營整體親共、媚共的趨向，則面臨被中共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製的危險。到時，中華民國的法統、國統雖然形式上存在，但實質被消滅了。 所以不能指望這三位來維護中華民國眼前和長遠的國家利益，只是傷害的大小而已。相對而言，柯文哲當選，對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的傷害會小一點。 當然，我們希望臺灣政權能一直戴著中華民國這頂帽子。但中華民國的前途在淪陷區（大陸），正如丁毅先生所說： “大陸民國派的最佳選擇就是舉起王炳章先生重建中華民國的旗幟，向大陸人民介紹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政體系的優越性，讓大陸人民選擇中華民國，讓未來大陸政治舞臺上的實力派接受中華民國。至於將來兩個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實現民主統一，並不是當前需要急於策劃的問。” 簡而言之，保衛中華民國國家利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淪陷區推動重建中華民國運動！

  中國之春文會   ARTICLE ALLIANCE FOR CHINA SPRING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                  （第二期）    編 撰： 文會 編輯組 編委：（按拼音第一音排列） 程幹遠 封從德 傅申奇 孔識仁 林牧晨 任松林 孫  雲  天开景 鄔萍輝 吳  倩 徐英朗 羊  子 張偉國 鄭  源                美國麓鹿出版社                 www.lulu.com   目錄 【公民議政】 革命就是節日————————————————————王炳章/03 重建中華民國方略——————————————————公民聯盟/13 大陸民國思潮————————————————————書海飄香/21 民運的大道-光復民國 ————————————————徐沛/27 【國際縱覽】 近期中美關係博弈——————————————————餘茂春/33 【憲政議題】 憲政簡介——————————————————————丁毅/39 中華憲政革命工程草圖———————————————文松木/44 人民需要自己的議會————————————————毣棽/57…

中春文會第二期印刷版-全本    

編者按：作者在這篇長文中，對民國派（我們建議以民國力量來替代這一稱謂）的形成，及其基本理念、歷史淵源以及對中華文化、兩岸未來走向、淪陷區民主轉型、政權結構、司法制度、經濟轉型、等等問題都作了幾乎是面面俱到的論述。對於不了解民國力量，或對民國力量嗤之以鼻的人士，如果認真讀完這篇文章，儘管未必會接受文中的立场、取向和許多論述，但至少有耳目一新，甚至有振聾發聵的感覺。 我們對大陸民國派這個界定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就民國思潮而言，自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就逐步興起，但當代民國力量基本理念和淵源的系統闡述首先在海外問世，其代表作《誰是新中國》於1999年由美國藍天出版社（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首印。而政治層面的綱領性文獻王炳章的《重建中華民國》寫於2000年3月。《黄花岗》杂志是2001年出版的。而大陸民國力量顯示的高峰年代正如筆者自己所說：“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之後，中共為了營造對台統一戰線工作的氣氛，對於准組織的「中國泛藍聯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隨後政治氣氛也日漸寬鬆，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由此得到發展空間，社會性全方位的「民國熱」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陸媒體上公開化。由於法不治眾，中共對於民國派出格的「反動言行」不得不以約談、拘捕的威脅和輕懲為主。”因此“大陸民國派”這個概念不完整，因为如果是单纯述说民国派在大陆缘起和发展这一提法不错，但主要论述当代民国力量的传承、基本立场、理念等等，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一、会被误解成民国力量只存在大陆，海外没有；或者二、被误解为海外民国力量的理念和思想与大陆中坚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区别很大。因此說：當代民國派（或當代民國力量）比較切合實際。要表述大陆部分的特点可以说当代民国力量大陆部分……… 作者對中華民國的立國之本和特點作了簡要而準確的描述：“中華民國應對｢三千年未遇之變局｣，其立國理念和開國精神以及國統法統是：繼承傳統，以道統為本，吸取西方文化，中西融合，構建民主憲政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和轉型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 對當代民國力量的論述非常精準，他說：“民國派中堅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繼承現代中華文化，必然主張未來中國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或者說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要繼現代中國的正統而開未來中國之來。””1947年憲法對於中國的意義，猶如《聖經》對於基督徒的意義、《獨立宣言》對於美國的意義。大陸民主化之後，1947年憲法必然會有正統的地位和無以倫比的權威及尊嚴，並且成為中國未來制憲的起點和基礎。這還有一層更高的意蘊，就是返本現代中國之正統，開中國文明之未來。” 對於李登輝之後的國民黨及其與當代民國力量的異同也有切合實際的認知和闡述：“儘管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國民黨在少數理念上還有貌合神離之處，但是雙方的目標和整體理念已經大相徑庭。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現在「中國國民黨」的目標和立場、思想、戰略等，早就實質性變化為「臺灣國民黨」的，缺乏理念而盛行機會主義，為了爭取執政和對付台獨，國民黨不惜利用中共，最後免不了被強大的中共利用，反而失落了黨魂和原則。而大陸民國派則是繼承大陸老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而開來，無論是立場目標還是戰略，與臺灣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差異很大。” 但對於藍綠在台灣民主實踐的貢獻，及其對未來淪陷區民主轉型的價值也作了客觀的評估：“大陸民國派的思想不同于臺灣的藍綠，但是他們認同自由民主和人文的中華民國臺灣的可貴，因為這與他們心中的老中華民國的理念是合拍的，儘管遠遠不足。這是兩岸的民國思想的共識。大陸民國派其實追求的是老中華民國的理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是內在的參考系，美歐是外在的參考系。他們希望由此重構未來的大陸以及兩岸前途。” 有趣的是作者對源自於四五運動的當代民運作了獨有一格卻擊中要害的評論，他說：“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所以民主運動要「升級換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擔當得起中國未來民主化和轉型的重任。所以說：中國大陸民運的本土化和中華化是不可阻擋的。”現在，已經很明顯，傳統民運已經講不清未來何往了！ 作者用自己的語言完全肯定了王炳章在2000年闡明的立場：“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作者的說法是：“新的國家何立？只能以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和遺產為基礎和起點，才能確立權威，形成共識和力量……….自由派缺乏建國理論，或者有人主張另外制憲構建新國家，這種是無中生有、憑空建國的主張，是缺乏共識、成本高、風險大的無傳統可依的歧途。”“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團結人民進行反共抗爭然後重建家國，使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度過空前的「紅色劫難」，走上重光祖先輝煌的大道。相較之下，重新制憲或者「學步」西方，是無傳統依據、無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風險、低共識的無中生有的思維，是「盲人摸象」的知識上的無知和建構理性主義的魯莽。” 作者在文中似乎也預先對許多質疑、責難和挑剔以陳述的方式作了回應。希望讀完這篇文章的人士能夠有所收益，如果能擺出文中沒有回答的可以質疑、責難和挑剔的問題，那對當代民國力量是巨大的帮助，在此先謝過了！ 公民聯盟 崇鑒 2023年9月8日 大陸民國派的理念和憲政制度展望 李明 (大陸獨立學者)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參、大陸民國派思想與1970-1990年代大陸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肆、大陸民國派與臺灣藍綠的思想的不同 伍、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在民主化和轉型綱領上的異同 陸、小結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中國民主憲政運動自清末立憲和革命時期興起，經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然後形成現代中國。由於國家一直陷於嚴重的內亂外患，如蘇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華、軍閥割據等，民主建國和現代中國文化的構建步履艱難，但是根基已經奠定，內涵也已經具備。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政治的領導力，依中國傳統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並且1946—1948年完成制憲、普選、行憲。再者，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並且漸進形成以道統為本、文化引導社會、社會引導政治的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然尚未落實於制度，沒有完善和落實于「五權憲法」。工業化進程和市場經濟也在內亂外患和世界政經危機動盪中有了較快發展（如「黃金十年」）。總之，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但是1949年之後，蘇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敗中華民國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在大陸皆被摧毀，僅在臺灣殘餘和存續下來。 當代大陸的進步知識界和海內外自由派、舊民運人士，或者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從1970年代末的「民主牆」時開始，或者主張「啟蒙運動」，或者主張在未來極權傾覆後重新制憲，更有甚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1978年開始的（這是認同鄧小平改良主義）。等等。這些觀念，皆不知中國現代文化、民主憲政體制、現代學術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經奠定了根基，然後被蘇俄扶持上來的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打斷。其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文化教育氣候下的、斷裂了傳統的不成熟的進步思潮。所以他們由於斷裂了傳統而陷於「建構理性主義」的想像和激進（猶如盲人摸象），或者與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斷絲連而徘徊於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間， 但是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理念像火種由大陸的民國遺民流傳下來。又因為：「文革」破滅、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腐敗氾濫和兩極分化、民心普遍不滿中共統治、西方文化引進和傳統文化復興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識份子和青年人嚮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人不會停留於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歷史文化，尋找民主運動和思想的傳統，反思中共政權的來龍去脈。於是，民國追求憲政民主的傳統、政治自由、國軍抗日史、知識份子精神、民國學術文化等得到「發現」和廣泛傳播。又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文教普及，中產階級形成，網路時代的「地球村」的到來，民眾思想日漸開明。 於是乎在上述的大淵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國熱」為名的民國文化復興和大陸民國派興起了。確切說，大陸民國派是在二十一世紀得以發展起來的，是「六四」後中共正當性被質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圍裡產生的，是在發現民國歷史真相和民國文化思想復興以及中華文化傳統復興的基礎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長的。大陸民國派的迅速擴大，其中又較大程度受益於民國史真相的揭露和傳播。由於得益于網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廣泛傳播，即：抗日戰爭中，中共不僅不抗戰還襲擊國民革命軍借機擴張勢力，國民政府才是抗日衛國的；中共後來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扶持下，依靠遠遠勝過國軍的軍火援助，再憑藉血腥「土地改革」強制形成的戰爭動員力和供應力，打敗中華民國贏得政權；然後才有死八千萬人和中華文化被摧殘的大浩劫，才有當代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所以抗日衛國史和民族主義、民國憲政和文化成就成為大陸民國派迅猛發展的極有力的推手，而對於中共的普遍不滿，則是大陸民國派產生的「社會溫床」。此外，還有一個促進因素是：余留中華文化的民主臺灣對於大陸的影響力。儘管此影響力在衰退中。 大陸民國派興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壓」的寬鬆下來。中共經過漫長的「紅色恐怖」，自認統治穩固，民國的「種子」不會「死灰復燃」，所以對於有認同中華民國言行的人，從1980年代之前處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鎮壓，轉為十年以下刑期的懲罰。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之後，中共為了營造對台統一戰線工作的氣氛，對於准組織的「中國泛藍聯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隨後政治氣氛也日漸寬鬆，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由此得到發展空間，社會性全方位的「民國熱」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陸媒體上公開化。由於法不治眾，中共對於民國派出格的「反動言行」不得不以約談、拘捕的威脅和輕懲為主。 這裡要談一下「民國熱」。「民國熱」是大陸社會發展的大氣候，這是全方位的，有歷史真相（抗戰史、其他民國史等）的揭櫫和傳播，有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傳統和成就的熱議，有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弘揚，有對於民國文化教育精神的回歸，有對於民國人（傳統中國人）的倫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國人只要回顧自己傳統，就必然要回到民國，所以說當代大陸思潮必然要有民國化一面。而反中華性的共產主義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必須毀棄的。 隨著民國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國熱」現在也受到出版傳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僅如此，中共重視文化統戰，縱容「北洋派」的袁偉時等吹捧軍閥割據和威權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自由，縱容他們鼓吹改良主義以稀釋革命思想，縱容他們貶低革命建國且繼承《臨時約法》和追求1947年憲法的國民政府一系，他們極力黑孫反蔣，以此製造進步人士的思想混亂。這些年來又出現奪「現代新儒家」之幟的以「大陸新儒家」為名的「新康有為派」，這無中生有的「大陸新儒家」不是學術思潮，究其實乃學步「新權威主義」（如成為「國師」的王滬寧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覬覦「國師」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場上獲得利益最大化。這是「半抱琵琶」的「紅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沒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標是欲收割大陸三十年來的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儒學熱之果，使之成為維護紅色統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這真是愚者大夢。兩岸的「現代新儒家」、「民國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昔日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文化之「靈魂」，也是當下中華文化之根本底蘊，豈是豎子輩可以「惡紫奪朱」的？ 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在政治低壓下，借助網路時代之便利頑強迅猛發展。但是，大陸民國派得益于兩岸的和平環境和中共對台統戰讓出的政治寬鬆空間而暫時沒有高壓，這必然面臨了未來的危險，即：中共對台未來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攻堅戰時，會鎮壓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以消除「內憂」。所以兩岸是命運共同體。臺灣能「以柔克剛」，堅持得越久，大陸民國派擁有的戰略時間越長。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識」施壓蔡英文政府，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真實目標是：分裂綠營。只要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正綠深獨就會出走，民進黨剩下的主流將是實用主義者。選舉要錢、執政黨要政績，民進黨缺少了黨內深獨的制衡，不少綠色力量在利益誘惑下也會變紅。國民黨很多人從反共轉變成親共是「前車之鑒」。臺灣藍綠如果是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當道，是無法抵禦強大中共以武統為根底的「和統」及統戰之分化利誘。只有大陸民主化，回歸了現代中國的正統，兩岸必然會在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及傳統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經利益驅動下完成統一。 但是，或許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現在有「反腐」，未來是否會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廢除共產黨專政，不可能廢除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的巨大壟斷性權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棄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斷手足的。世界上也無先例。中共所謂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統治術，不會有民主化；甚至於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實現的。臺灣民主化與其說是「靜悄悄的革命」，不如說是回歸中華民國固有的價值觀和制度，臺灣民主化時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法」，至於「台獨」等是很久之後才從邊緣慢慢成勢，這才是真相。而且臺灣民主化和轉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覺民國立國理念的「淺碟化」的，很快陷於無文化之本、無傳統之根的的現實政治性的「本土化」。臺灣經驗絲毫不可用於中共統治和大陸民主化。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和麻醉劑。大多數的大陸民國派是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 二千年來中國文明領先於世界。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飽受劫難。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有重歸祖先輝煌的一點徵兆。然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會皆嚴重滯後，特別是政治依舊維持極權主義，再與畸型市場經濟結合，演變成使社會兩極分化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民國時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昔日飽受中共摧殘，今中共卻以儒家等傳統文化為「幌子」陪襯其外來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形態上，民國的知識份子社會、知識份子政治蕩然無存，連最基礎的公民社會在專制下也是殘缺不成形。現在大陸的局勢是：1、嚴重妨礙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社會的紅色模式，2、難以持續發展的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經濟模式。很難想像作為統治者的中共會「長命百歲」嗎？當前中共的專制統治和社會不公及制度性腐敗等導致天怒人怨，中共統治唯一讓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經濟發展和紅利。只要中共党國體制下的兩極分化經濟出現大危機，紅利沒有了，老百姓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爆發，民主化就會發生。 那麼，為什麼說民主化會導致光復中華民國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會演變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會回歸國家的傳統，這是普遍規律。原來的中華民國本來就有中國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優性，所以大陸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與老民國的國家發展路徑和目標高度重迭，必然與民國的歷史經驗和先賢的犧牲精神發生共鳴，當下大陸的「民國熱」和民國派的興起就是明證。如此，中國大陸民主化必然就會繼承民國政治和文化的遺產而開來，而無法選擇非傳統非中華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義化」。蘇俄和東歐國際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復故國，如俄羅斯、波蘭等國。中國難道會例外嗎？不會。而且這些國家在複國之前皆無「前朝熱」可言，而中國大陸已經形成多年的大規模的「前朝熱」，這說明中國大陸民主化複國的前景更具備成熟的條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繼承正統的中華政治和文化。因為未來民主化必然會有嚴重的眾聲喧嘩、爭權奪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現實利益鬥爭之外的傳統和祖輩憲政成就的權威才能構成多數人的共識，這個傳統和權威就是老中華民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遺產，有此傳統和權威才能形成共識且整合力量，有充實的傳統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才能持續擊潰和壓制紅色力量，安全渡過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動盪的「驚濤駭浪」。新的國家何立？只能以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和遺產為基礎和起點，才能確立權威，形成共識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國家回歸中華性，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擺脫當下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且無法持續發展的畸型「中國崛起」，然後才會有健全發展的真正的「中國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輝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國理論，或者有人主張另外制憲構建新國家，這種是無中生有、憑空建國的主張，是缺乏共識、成本高、風險大的無傳統可依的歧途。 其三，從民主運動來看，追求民主和光復憲政之祖國是大陸民運的本土化、中華化，是繼承祖輩的理想和傳統而開來的。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所以民主運動要「升級換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擔當得起中國未來民主化和轉型的重任。所以說：中國大陸民運的本土化和中華化是不可阻擋的。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較早的大陸民國派是民國遺民和繼承民國理想的知識份子。然後海外出現較有影響力的覺醒者和鼓吹者辛灝年先生，老民運王炳章等也轉進成為民國派，然後大陸出現了「泛藍聯盟」，再往下大陸民國派開始全面興起了。海外又有封從德等1989年「學運一代」的先進人士轉成民國派。這些現象都是「大氣候」下的一聲聲春雷，民國文化復興才是「大氣候」，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實遠遠早於其名的「民國熱」。整體的民國派的興起和發展也是「大氣候」。但是無論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聲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來才能對於整個「大氣候」有實實在在的推進力。 大陸民國派也有各種聲音和觀念，有的是現實的實用主義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們都不是民國派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繼承正統，也就不可能成為民國理想和遺產以及權威的繼承者，也就無力成為現在和未來的民國派的主幹。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繼承現代中華文化，必然主張未來中國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或者說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要繼現代中國的正統而開未來中國之來。 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會文化之起源和基礎是什麼呢？我們首先要到民國的歷史傳統裡去理解。首先，民國大陸時期內亂外患嚴重而現代化條件嚴重缺乏，怎麼能夠克服「千險萬阻」而形成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呢？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的領導社會作用和三民主義党的政治領導作用。「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党在開國和建國時期是交融而合（如國民黨上層精英包括蔣中正大多是士紳出身的或者就是現代士紳），當然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黨也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 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產生於民國大陸然後被消滅於中共入主中原之後。這裡「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一詞特指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有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更準確的說是「現代士紳」，這是一個獨立階層，脫胎于古代的傳統士紳。而西方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只是關懷公共領域的知識精英而已，它是與一般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如醫師、教師等等）、專業人士作區別。因為多數專業人士缺乏公共關懷和道義擔當，是「專業的知識職業人」，或者依附於政黨、商會等權勢集團提供專業服務，借機牟取權位和利益。所以他們都不是知識份子階層的。今天臺灣和大陸的當代知識份子已經沒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沒有「現代士紳」了，沒有像民國大陸特有的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階層了。當代大陸和臺灣的所謂「知識份子」只是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別的，關懷公共領域且有些道義擔當的知識人，有一些影響力但是相比主流政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則居社會的邊緣地位。這與西方社會模式同類，這也是大陸經過「俄化」的產物和臺灣偏於「西化」的後果。因為「知識份子」一詞流行，故這裡照舊借用以方便閱讀而已。讀者須細心區分西方和當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識份子」和本文的「現代士紳」、「現代知識份子」的內涵差異。再者要注意其與當代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如醫師、教師等等）的區別。 回顧一下，傳統中國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極重要的獨特和優越之處就是：有居領導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會。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鄉紳階層領導整個社會，使社會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達朝廷。出仕的士人構成政府和文官政治，與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亂，士人社會就會擔當起改朝換代的重任，輔助新興力量打天下，再構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國家從一亂趨向一治。這傳統一直發揮功用到創立民國。清末的立憲運動和革命創立民國，是以傳統知識份子（士紳）為領導階層的。孫文等革命黨上層、南方新軍（秀才儒生兵為骨幹）、士人構成的立憲黨人，他們都屬於士紳階層或出身於士紳的，依現在的話講：他們是傳統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正是他們完成了傳統「白衣卿相」政治向現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創立和開國精神，也是由他們來完成的，他們自身也由傳統知識份子「脫胎」轉進成現代知識份子。 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既沒有科舉考試制度的依靠，又沒有支持知識份子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但是有資源和制度的習慣法支持，保持了領導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續二千年文官政府的習慣，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皆邀大知識份子入閣，政府文官之主幹也是以知識份子來構成。國民黨上層和在野黨的構成也以知識份子為重要。所以北京大學等的許多學生不以學術為業而是要做官的。2、大學、中學裡的知識份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遠高於一般官員和白領階層。他們在地方上也是聲望頗高的社會領袖。3、在風俗習慣上，民眾普遍心理還是以知識份子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也以各自階層裡的知識份子為聲望高的人。但是這些都是習慣法使然，沒有成文法的現代化制度，這在當時或許沒有迫切必要。然未來中國發生逆變和現代化社會的結構翻轉，使沒有現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逆變到邊緣地位，因此中華文化面臨危機和民國立國的「社會樑柱」一蹶不振。但是這是後話，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是能引領社會和政治的，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還能保持住憲政理想，且追求制憲和行憲。這全賴現代知識份子政治與三民主義執政黨交融，引導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頑強奠定國家民主化的方向。國父的三民主義既有國父自己的真知灼見，更是構建于現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智慧上的。與此同時，繼道統、學統且融合西學而構建本土性現代學術文化的新儒家也產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勵等皆程度不同參與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活動，後來投身學術文化的構建。被譽為「憲法之父」的張君勵起草和設計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然其理論《立國之道》的哲學根基的內容則由牟宗三寫成。大陸淪陷後，唐君毅牟宗三與張君勵等發表《中國文化宣言》，後來在台港再形成「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引領過臺灣1970-1980年代的社會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國」理論體系。傳統中國有孔孟之道為道統、學統之本，堯舜周公之道為政統之本。同理在現代中國，三民主義為政統之本，認同道統。一百年的「當代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是道統和學統之時代表現。總之，現代的知識份子政治和社會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的產生成長之「土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領導力和三民主義革命党的政治領導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對立的，正是這種相成的格局，才能夠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奇跡般締造出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 綜上所述，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就是：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傳統士紳階層」是「古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由於士紳階層的作用，朝代可以變，但一亂必趨於一治，甚至於外族入主中原也會被同化掉，中國的統一和文明發展始終是大趨勢，並且領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廢科舉之後，傳統士紳轉變成立憲黨人、南方新軍（秀才兵）、新興商人。革命党上層也是出身於士紳的。總之「傳統士紳」轉進成了「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革命開國皆賴於此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不僅革命開國，而且不管以後民國的執政者如何變（如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種種變動），不管內亂外患如何嚴重，只要有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存在，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變。只要執政者有意願（如蔣中正），就會上下形成合力漸進落實國家的理想，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而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意義和作用的證明。 古代的社會結構名為「士農工商」，實為「士商工農」的結構。現代以來中國步入工業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興起，但其由於傳統和習慣法之延續，社會上還是知識份子威望高，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裡的知識份子雖然是少數卻是整個階級中的威望最高者。整體而言還是「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居社會領導地位，其對於政府、政黨的結構構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響力，資產階級要略遜一些。所以國民黨及多數在野黨表現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實是反映了民生貧窮背景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同情心、價值取向和意志。國民黨由職業革命党人和知識份子為主導，多數為軍人党工公務員教師等職業，資產階級和地主為其次。中共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實是以偏概全的謬論。「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掌握文化領導力，比較有理想和道德、知識的擔當，或者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影響力最大。資產階級以資本利益為首，比較是現實主義的，在內亂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內亂外患中構建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主要依靠「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國民黨上下形成合力來推進和建設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也是重要助力。 對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制憲行憲，由於中共建政大陸，除了強勢的中共意識形態外還出現了很多曲言曲學。它們皆截取歷史表相，說反民國反憲政的中共也是締造「政協憲草」的一方,這猶如說希特勒致力於威瑪共和國的建設，而沒有反叛和行專制的意圖。民主政治也有鬥爭一面，張君勱、民社黨等與國民黨有爭議，利用了中共。這才是事實。最終以1946年制憲為分水嶺，自由陣營與專制陣營及蘇俄代理人，以及「牆頭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對陣形勢、立場涇渭分明。這最能清楚說明問題。中共一向誇大知識份子與國民黨的矛盾，事實上由於長期內亂外患導致民生凋零，多數小知識份子沒有出路而移怨於政府，所以有動搖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識份子大多是認同民國立國理念的，但是在蘇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國軍火禁運、國政失靈、民生悲慘而導致國府大敗的局面下是無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脅，只有少數人遷台。因為當時只有極少的人還會認為失掉了大陸而臺灣還能保得住。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或者確切說是「現代士紳」的命運。隨著民國大陸結束，幾千年士紳的歷史也就暫時性結束了，從此無論臺灣還是大陸不再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也就是說沒有民國開國立國之樑柱的「現代士紳」階層了。當代兩岸的知識份子階層與西方狀況同類，有影響力但是居無力量的邊緣地位，所以大陸和臺灣皆病態百出，大陸難以民主化，臺灣有民主卻在沉淪中。 綜合而言，民國的大陸時期，在嚴重內亂外患中和落後農業國以及國民普遍文盲等現代化的基本條件皆缺乏的劣境裡，現代中國是誰造就的呢？這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與三民主義執政黨的分與合之相成，依中國傳統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這就是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憲法則是民主中國的集中表現。只有理解了現代中國的本相，才可能繼正統而開闢未來中國的光明前途。 民國政府遷入臺灣，由於大陸遷台知識份子較少且失去社會根基和影響力，本省知識份子很薄弱且由於日據而不諳中華文化，如此的臺灣知識份子社會和知識份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國保護、援助臺灣，所以臺灣社會崇洋和西化思潮嚴重，學術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國臺灣的制度和資源配置越來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裡沒有知識份子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制度安排。於是乎，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的習慣性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經歷亂世衝擊後，到了臺灣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衝擊下被破壞殆盡。因此，臺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力和社會力不僅衰落而且毫無領導地位，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導致資產階級高高崛起，儼然成為領導者，中產階級有人口和選票優勢，知識份子階層淪為邊緣地位，而依附市場和體制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則從內部分解了昔日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領導者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接續，消散了知識份子精神及其擔當立國理念的自覺。這是西方式的「現代病」和本土社會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沒有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這個社會文化的「優良領導者」，沒有這「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政黨必然無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優質活力，在臺灣的國民黨是典型例子。其威權統治的種種問題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發生。進而言之，由於沒有作為立國樑柱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臺灣民主、臺灣社會文化必然沉淪，而大陸民主化必然步履艱難，難望祖輩創立民國之項背。 所以臺灣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權統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歡淪為威權時代說教的假三民主義，且不辨真假，又看輕敗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他們誤把暫時過渡性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另外，不少學者以西方學說的標準衡量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當代新儒家，以毫無學理依據的「西化」思維衝擊現代中國的主流精神。所以他們都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最後遷台後，沒有了領導社會文化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制約和提升政黨政治，國民黨也經歷過「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階段，所以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至今也沒有多少改變。綜合而言，也就是說作為立國樑柱的知識份子社會領導力和真三民主義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現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衝擊而邊緣化了，如此的臺灣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構，民粹主義盛行，而沒有向上發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資本主義除了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倫理衰落，經濟長期停滯。……總之，整個臺灣在庸俗化中沉淪，政客們和學者們卻以本土化的招牌、藍綠鬥爭、民粹主義的喧囂掩蓋當下的沉淪。而崛起的強大的中共則從容佈局，要一統天下。 在當下大中國的緊張的格局裡，在大陸面臨未來民主化的時局下，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主張繼承現代中華文化，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為大中國開闢前途。 為什麼大陸民國派主張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呢？再者時代在進步，知識在進步，為什麼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進的憲法或者重新制憲呢？　…

【文会附刊】（3—–4） 非法党国，罪恶红朝 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1 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6 我们深信 专制必亡—————-11 合法性危机下的一次次“赶考”—–16 中共政权的本质———-24 中共统治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55 中共的生存之道——————60 中共70年来杀了多少人？———–66 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77 　陈叔涵：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节选自“北京之春”2022.10）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自中共建政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在困扰中共，令其尴尬无比，直到今天，中共也不能正视自己手中的这个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无法面对自己夺取政权的方式：极端血腥暴力！正因如此，中共才会将自己陷入两难的窘迫境地：若中共认定暴力夺取政权是合法的，那么，后来者就可同样以暴力推翻中共政权而取而代之；若中共认定暴力夺取政权是非法的，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政权非法，则统治基础有崩塌的危险，中国人民会随时解体中共。明白了中共内心的痛楚，就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七十多年来为何中共要处心积虑地从事奴化的愚民教育，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肆无忌惮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不惜代价地维稳，目的无它：手中的政权取之无道，得想千方设百计保住它！ 当我们说某个政权是合法的或非法的，其逻辑含义是指取得这个政权的手段或方式合法与否。如何判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呢，还是依照上面的逻辑，先审查获取政权的因〔手段、方式〕是否合法，后断定这个政权是否合法。那么，决定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因，具体是什么呢，也很简单，第一，继承，也就是依天理或自然法。如中华民国，它就是继承大清帝国的领土和主权，有清帝逊位诏书为证；第二，选举，或人民的授权，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政权大都采取这种方式建立；第三，服务，也就是政府使人民高兴、满意，如新加坡，政府把老百姓服侍得很爽，老百姓只认这个政府。由此可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么是来自继承，要么是来自选举，要么是把人民服务得高兴、满意。任何政权，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这才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客观标准。 中共政权是继承的吗？不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文献支持；中共政权是由选举产生吗？也不是，因为中共发动内战前没有征求人民的同意，经过惨烈的战争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之后，也没把选票给人民，中共国从来不存在普选。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到死也没见过选票长啥样，极少数见过选票样子的人都是由中共指定的；中共政权把中国老百姓服务得很爽、很舒服以致于老百姓只认中共吗？就更不是了。因为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畏官如虎，受官驱使是生活的常态，没有哪个百姓敢叫当官的来做服务的。 百姓为官服务因服务到位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实质上就是执政的合法性。中共靠暴力推翻合法政府而取得国家政权，这样的政权肯定是非法的。但是，若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善待中国人民，也是可以逐步将抢来的政权洗白的。比方说，各级官员由老百姓选举产生而非由组织部任命；让农民得到一份永久属于自己的土地，让工人稳定就业并给予失业保险；让知识分子专心学术，让艺术家自由创作；让人民享受免费医疗且有养老保障；人民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因言获罪；共产党不要当佛祖、基督、安拉的领导……总之，先前国民党给过老百姓的，共产党都给了且给的更多；国民党没给过的，共产党也给了并且给的很好。让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台湾人民高出两三个档次，且比台湾人享有更多的人权、自由与民主，一句话，把人民服侍得很舒坦。那么，人民很高兴、很满意，就答应中共统治他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服务很到位、得体而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中共靠暴力取得大陆政权后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的呢？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从没把中国人民当作服务的对象，在中共眼里，中国人民只不过就是待宰的羔羊。中共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和疯狂奴役，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比任何外国侵略者都要残忍。据保守估计，在七十多年的和平岁月里，中共残害的生命多达八千万条，这还不包含在大饥荒年代活活被饿死的四千多万人。中国人民在上世纪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中总共失去大约二千万条生命，而在中共统治的和平年月里，中共残杀中国人的数量竟然是日本侵略军的六倍多，试问，人类历史上有像这样对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吗，前所未有！就连前两个世纪在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战争的状态下，如英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死于这些战争的人数总和与中共杀害中国人的总数相比较，基本就是微乎其微。 历史事实表明：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中国再也没有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再也没有被外国侵略者残杀和奴役。然而，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和蹂躏超过外国侵略者千百倍，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比在西方列强殖民中国时悲惨千百倍。总之，中共杀戮、蹂躏、摧残中国人民，下手之狠、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危害之深，任何西方列强或外国侵略者都望尘莫及。若把外国侵略者比做豺狼，中共则是比豺狼更凶残千百倍的恶魔。若恶魔执政合法，那中国人民宁愿让豺狼当政也好过中共统治，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个从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政权凭什么谈执政的合法性？！事实是：在中共治下，中国老百姓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即，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试问，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两样？中共统治下，老百姓实际上只是会说话的牲口，换句话说，在中共国，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人。中共政权如此邪恶，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哪里？！ 若认定中共政权合法，那天理也就荡然无存：既然连暴力抢夺都合法，大规模屠杀人民也合法，依此类推，抢银行合法，杀人合法，强奸合法，纵火合法……世间的一切暴力犯罪都合法，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吗？！ 现在，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共每天都要对世界宣讲其政权的合法性，因为中共政权缺乏的正是合法性！ 最荒唐的是，在铁的事实面前，有一些大陆御用文人以及一帮愚民仍然要坚持替中共诡辩。 第一种观点。他们说中共政权被国际社会一百多个主权国家所承认，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共政权是合法的。否则，国际社会怎么会承认一个非法的政权呢？！这是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的说辞，听起来理直气壮，只可惜，他们缺乏逻辑常识，闹出大笑话！合法性和承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承认针对的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如果只要是存在的事实就是合法的，那就太荒唐了。这不，黑社会是存在的事实，那黑社会是合法的吗？恐怖组织是存在的事实，那恐怖组织是合法的吗？还有，社会上存在抢劫、杀人、贩毒、强奸等等犯罪活动，难道这些也都是合法的？简直荒谬绝伦！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只是一种主观态度，改变不了中共用血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后残酷杀戮、蹂躏中国人民的客观事实。换言之，主观态度与非法政权的客观现实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主观承认针对的是一种存在的事实，而该事实的法律性质不是由主观态度来决定的。 国际社会承认中共手中的政权是一个政权，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共获取政权的手段，即，血腥暴力，与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承认没有因果关系。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国也得到过不少国家的外交承认，斯大林就承认过满洲国，后来斯大林又不承认满洲国了。今年二月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且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两个省，同时承认这两个省为“独立的国家”，难道这能够认定乌克兰东部这两个省的政权就是合法的吗？由此可知，以外交承认来决定某个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就不靠谱。因为外交承认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态度，而主观态度决定不了客观事实，并且主观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一九七一年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均不承认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美国又改变了态度，承认了中共政权，联合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也是如此。上述事实表明，同样是面对中共政权，美国以及联合国的态度却因时间的不同而大不一样，这就又一次说明：外交承认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管中共对外宣称多少遍它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也不能改变中共采用血腥手段强夺合法政权的客观事实。因此，无论有多少个国家承认这样的政权，都不能改变这个政权的非法性，因为中共暴力夺权的客观事实，不是外交承认这种主观态度改变得了的！ 说到外交承认，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在某些社交场合，遵纪守法的人也可以和黑社会人物握手、交谈。那只是出于社交礼貌，承认黑社会人物是一种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他们认可黑社会人物的非法行为。同样的，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针对的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即，承认中共政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和一个最丧心病狂的恐怖组织，理由是：毛泽东本来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毛泽东的军队也主要由流氓、无赖、懒汉以及社会上的黑恶分子组成。当今时代，中共更是以黑社会的理念治国，各级官员为谋私利拉帮结派，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而普通百姓则饱受这些利益集团的欺凌，比生活在黑社会更惨。黑社会分子作恶毕竟还担心警察抓捕，中共为恶则毫无顾忌；中共动用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全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便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它也依然存在，但这并不表示欧美等西方国家承认中共夺取政权时所采用的血腥暴力手段合法，更不会承认中共夺取政权后对中国人民的残忍杀戮合法。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说的好听一点，是出于经济和商贸等实际利益的考量，绝对不是对中共犯罪事实和强盗逻辑的认同。说的不好听，就是出于无奈，因为不管西方国家承认与否，中共政权都是一个客观的、邪恶的存在！ 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实质上是一种与狼共舞的行为。狼不能因此说，它与人在跳舞它就是人了。 中共政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往的历史就生动地体现了西方社会与狼共舞的实质，也充分地展现了中共的土匪理念和强盗逻辑。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无赖土匪本性暴露无遗：十几年来拒不兑现其承诺，肆意破坏世贸组织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地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咄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第二种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辩护的观点是，中共的统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接受和认同，民心和民意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这其实就是在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诡辩，就更站不住脚了。若说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中共的统治，就等于说，中国人民甘愿被中共杀戮、蹂躏、奴役、欺压、愚弄，中国人都是受虐狂。试问，中国人民的骨头就如此贱吗？！二千二百多年来的历代统治者固然没有善待中国百姓，但是，还没有一个王朝像中共政权这样丧心病狂地虐杀中国人民！ 中共自建政之日起，中共国就只有领袖的意志，官员的意志，从来不存在人民的意志。试问，一个连言论自由都不存在的国家，怎么会有真实的民意？中共一手握着枪，一手举着大喇叭，百姓头上还有几亿个摄像头。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能表达内心的真实意愿吗，能说半个不字吗。除了言不由衷地表示接受和认同，还要违心地抬高嗓门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试问，这哪里是什么民意啊，这是赤裸裸的强奸民意！这便是中共文人所说的民心和民意的真实来源，由此可见，说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中共统治就纯属无稽之谈！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登记的黑社会地下组织，本身就是非法的。最为讽刺的是，这个非法组织根本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建，而是在苏俄的主导下组织起来的，自建当党之始就听命于苏联，完全是苏联的傀儡。苏俄不光为中共提供大量活动经费而且还帮中共大力培训党员。 1931年中共在中华民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土匪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公然分裂祖国！即便后来中共用暴力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完全仰仗苏俄鼎力相助。中共能夺得政权不是中共有多大能耐，而是苏联有超大能耐。没有苏联，中共绝对不能走到今天。历史已经清楚地见证了中共政权是在外来势力的大力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因为中共靠外来势力发迹，中共抢得政权后一直到今天，对外来势力都特别敏感，动不动就提外来势力要如何如何。可是，它就是闭口不提自己本身就是靠外来势力起家的，原因正是担心国内反对力量在外来势力的推动下，像当年自己推翻国民政府一样推翻中共政权。现在，我们就应该明白中共为何如此紧张外来势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中共政权，都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合法性：中共是一个非法的黑社会组织，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且最残忍的恐怖组织。借外来势力靠暴力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取得政权后又大量残杀中国人民、压榨中国人民、愚弄中国人民。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政权。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有鉴于此，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不仅是正义的、合法的、光荣的，而且是真正的替天行道。只有推翻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恐怖的政权，中国人民才能找回做人的起码尊严，世界也消除了一个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最大的祸害！ 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 愚公 (2023-03-14) 中共政权有没有合法性？那可不是习近平手按中共国宪法举拳宣誓，以及仪式搞得隆重豪华，就能证明其有合法性的。 区别于以前历史上的“君权神授”和“胜者为王”以及各个朝代的“王法”，“合法性”是出现“宪政”概念发展出来的一套现代概念。主要精神為：宪法為国家大法、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公約，任何个人和团体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一切子法不得违反和抵触宪法。 　　中共作为现代出现的事物，也模仿和利用了很多现代概念，从毛泽东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批判和对美国式民主崇仰的言论来看，他们是了解现代法治国家宪政法治的运作模拟的，不过并不想真正实现它。推翻中华民国的首犯毛泽东就得意洋洋地说过：国民党有宪法不是还被我们推翻了吗？用谎言暴力推翻合法政府，是中共政权与生俱來的非法性，其后來也沒有通过＂还政于民＂和真正实行宪政來修补改造脱胎换骨，也就延续了非法性至今。 从表面上看，中共国和中华民国等现代国家一样有宪法，有相当于众参两院的“人大”、“政协”等“立法机构”及“民意机构”，有最高法院等各级法院，表面上是一个完备的现代的法治国家了，但那些都是“伪物”和“玩物”，还包括太多”历史排泄物”，离开真正的“合法性”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中共政权虽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甚至还占据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会的位置，但那只是外部对于中共政权对大陆有效管制的承认，离开其合法性的内函成立，依然是相距甚远的两码事。中共自己也不敢說，其＂合法性＂始於外部的外交承认吧？！ 有些反共人士有时也有错误的表达，比如说“改革开放使中共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经济下行使中共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等等，好象中共政权曾经有过“合法性”似的，或者将”合法性“当成依附于经济发展的附带物件一样，是不对的。”合法性“只有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考证和判断。”合法性“问题必须从立法行法的全过程以及现代国家关于合法性的普遍理解来加以判断。本人不是法学专家，只是从常识来作一些分析和推理，应当不难理解。 中共宪法语言表达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宪法本为全民公约，是国家母法，但中共宪法充满了共产党自己的主观教条式表述，根本无法律层面的可确认性，更无可操作性。比如自称“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云云，实在令人笑掉大牙。中共集团自己就是超级剥削阶级，无以伦比的最贪婪的吸血鬼和贪腐集团。 中共宪法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抗议等自由”，还有“保障人权”的字样。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除了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了虚伪和恐怖，还能感到什么？ 中共宪法中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种对立混合的说法，只有中共自已一锤定音。“人民民主”是表，“专政”才是里子。在法律上根本无法定义和规范。 中共是当着世界表演“戏法”，让人看着迷糊成为迷雾搞不懂，成为它翻云覆雨的方便，就是它的目的。 中共文革后恢复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文件，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面对“究竟法大还是党大？”的提问时，直言回答“我也说不清楚”，其实他是不好意思说“是党大”这个本质的东西。 中共有宪法无独立行法机构。 法律要行公正方有意义，要公正必须独立行法。共匪多次明言反对司法独立，一切由党权意志来做裁决，等于是运动场上运动员兼裁判，专门自己给自己加分还打击对手，这种沒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还有什么意义？独立裁判就是常识，就是普世标准，在合法性判断上也是共通的。 　　3，中共有宪法无违宪制裁机构。…

文会附刊（3——3）2023.9 中国民族与自治问题 民国时期“中华国族”概念的运用———-1 论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16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39 真正自治—————————43 台湾原住民自治运动—————-44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45 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新县制———58 从封建、郡县到村民自治—————60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与现实——-7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82 独立、国家、革命——————-87—-94   网文选摘 民国时期“中华国族”概念的运用、入宪讨论及典型阐说 黄兴涛《民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一 从清末“国族”概念的出现到孙中山“国族”说的形成   　　 现代“国族”与“民族”概念相互缠绕，它一出现就与现代“国民”概念不可分离，且与中国国内各民族人民一体化的族群整体意识之兴起联系在一起。笔者曾经研究指出，在清末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里，就与“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中非常自觉地称全中国人民为“一族人”，称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还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像《申报》这类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具有并发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实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大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工具而已。   申报馆此种各民族一体化的强烈“国族”自觉及其责任意识，无疑得益于立宪运动的国民启蒙事业。当是时，离清廷预定的立宪期限只剩下两年，离辛亥革命爆发之日，也已经不到三个月。   　　不过，初步实现这种现代转换的“国族”一词化用的例子，恐怕并不始自《申报》， 1903年，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的有关使用则流传甚广，且明显系由《礼记》中“国族”一词转化而来。请看《革命军》第四章：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 　　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的第二处，实际上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而成。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一词较邹容还要早一年。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  　　张君劢乃是一个自觉的先行者。这位崇拜梁启超、经常阅看《新民丛报》的青年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一年，编译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在此文中，他就借助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家约翰·密尔的学说，来阐释对“国族”的理解：  　　 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制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  　　正是这种力图“化臣民为国民”以造“中国之新民”的宪政追求，使得清末的立宪派如梁启超等反对革命党人开展“排满”那种族裔(或种群)民族主义运动，而倡导一种国民(或国家)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思想家严复才批评族裔性“民族主义”，视其为“宗法社会”之产物，认为其不适应所谓“军国社会”即近代国家的需要。与此相应，严复也把现代英文词“nation”译为“同种国民”或者“国民之国家”。  　　 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中，张君劢还传译了密尔关于“民族同化”的思想，并对满、汉两个民族的“同化”前景抱有期待。这与梁启超的有关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张氏此文刊登于《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的赏识，次年即与梁启超一道发起成立政闻社，加入立宪派阵营，开始了其一生追随梁启超、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历程。  　　 不过，若具体到当时“国族”一词的运用语境来看，则邹容《革命军》中所使用的“国族”显然是就汉族建国而言，并非《申报》所指的超越汉族的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称谓，这与立宪派对“国族”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实际上，作为中国各民族一体化代称的“国族”概念之使用，在清末时总体来说还极为少见。其较多使用，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中正式使用“国族”一词之后。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在其《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中，一开始就将“国族”与“家族”、“宗族”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强调“民族就是国族”这些说法“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有差别的，也必须将两者加以区分。“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孙中山所谓“国族”，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所组成的凝结体，它是以国家为基础和对象的。他又说，“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其得以形成的力量性质：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便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而“自然力”不外乎五种，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构成也存在多种形式，“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比如像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族”，“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都不是一回事，无法对等；而中国则不同。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二者已合而为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特殊论。不过孙中山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合理解释元代中国和清代中国。 孙并没有完全否认各少数民族的现实存在，只不过是强调汉族人数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因而可以忽略而已。 　　三年后的1927年，诸青来在出版《三民主义商榷》一书时，就抨击孙中山道：“以人口属数目论，满蒙回族人口究占总数百分中之若干，尚无确实统计。纵如中山所云，汉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仅得其一，亦不能说四万万人完全是一个民族。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义衡之，得非大相剌谬乎?”  　　 概括起来说，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族”本来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国族”指的实际是国家的主体——国民之全体，属于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彻底成为一个“民族”，尚有赖于血统、生活、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五种“自然力”的进一步化合作用。但由于中国情况特殊，汉族占国民人口的绝对多数，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所以若从全部国人之总体层面来“大体”把握中国的“国族”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彼此所包含的国人数量之适用范围，“实际上”又已“基本”重合。  　　 孙中山这一矛盾含混的“国族”说，在日后的国民党内部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对此不予以深究者，往往从定义上直谓“国族即民族”，因“孙总理”如是说，故乐于将两者混用；而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一元论情结者，则必言孙中山所谓“国族”，实乃指“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之义，也即同单一“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家(民)民族”之谓，此种“国族”之下实容不得多个“民族”并列，因之与后来所谓多元一体论难免冲突。  　　 但不管人们此后怎么理解和使用“国族”，孙中山正式将“国族”概念引入其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中，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尤其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仍然经历一个演变过程，“1919～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 二 “中华国族”概念的流播、入宪讨论及其结局  　 “中华国族”一词和概念的社会化使用，是在1931年之后特别是在国民党“五五宪草”的起草、临时公布和公开讨论过程中逐渐增多的。而其最重要契机乃在于国民政府和不少思想界人士越来越感到，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对于抵御外辱、建设统一的中华民国极其重要。而一方面既称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另一方面也称其整体化的总称为“中华民族”——这两者之间表面上看起来又似乎构成某种“矛盾”。当时，上自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下至普通思想界，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不外乎两种：一是放弃称国内各民族为“民族”，而改称“种族”、“支族”、“部族”、“宗族”等；二是从相反的方向致思，直接或间接地考虑如何调整各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称谓，比如自觉地将“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或更确切地说，将“中华国族”与“中华民族”配合起来，相间使用。毋庸置疑，第二种思路同样属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问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是努力路径有所差异罢了。  　　 至于第一种思路，则早已为学界所熟悉。特别是顾颉刚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及其引起的有关争论，已被学界同人反复研讨。顾氏强调“民族”由“nation”翻译而来，它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而非民族学概念，中国境内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国内原被称为“民族”的汉、满、蒙、回、藏，都只能称为“种族”。顾氏的观点虽有影响，却绝非同类观点的创发人。早在1929年，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本人，就表达过类似意见，只是还不太明确清晰。是年7月9日，蒋在北平陆军大学做《三民主义纲要》演讲时曾说：…

文会附刊（3—-2）2023.9 武昌起义风云人物 编者按——————2 谭人凤——————2 居正———————3 彭楚蕃——————7 刘复基——————8 杨宏胜——————10 金兆龙————10 程定国————11 熊秉坤————12 蔡济民————14 吴醒汉————17 柏文蔚————18 焦达峰————20 刘仲文————22 蒋翊武————23 孙武————–25 邓玉麟————26 吴兆麟————29 黎元洪————-30 王文锦————-35 张振武————-35 胡瑛—————36 汤化龙————-38 马超俊————-41 何贯中————-45 尹昌衡————-47 王叔鹤————-52 京山刘氏三杰——52—60 =================================================================== 编者按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革命是历史的碰撞转折，风云激荡出大批风云人物，如群星辉耀，精彩纷呈。而许多名动一时的人物又各有其后的种种际遇，走向出乎预料的不同路径，有的光耀史册，有的坠入烟尘。阅人阅史，抚今追昔，后人瞻仰英烈贤杰得以振奋，也从坠渊陷沼之例得出教训。 ————————————————————– 谭人凤（1860年9月20日—1920年4月24日），字有府，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湖南隆回人，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初年政治、军事人物。 谭是湖南省隆回县鸭田镇人。早年加入洪门，曾中秀才，1890年后以教书为业，同时在乡中开设山堂“卧龙山”。1904年，因支持华兴会开展反清活动，被迫流亡日本东京，后在黄兴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等武装活动。1911年7月，与宋教仁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举为总务干事、总务会议议长。然后前往湖北，促成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大联合，成立了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前往武昌协助军政府工作。1911年底，北洋军兵临武昌城下，军政府领导人黎元洪和黄兴先后逃离武昌，谭于12月6日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率军坚守武昌。黄兴赞誉他“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中华民国成立后，谭反对与袁世凯议和，策划北伐。南北议和后，谭反对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也反对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走议会道路，出任长江巡阅使闲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杀，谭返回湖南策动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12月19日，流亡日本。1915年回国参与护国战争。后又追随孙中山在1917年发起的护法战争。 1920年病逝于上海，归葬家乡谭家山。 居正（1876年11月8日—1951年11月23日），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湖北省黄州府广济县（今武穴市）梅川镇居杠村人。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政治家、法学家。 居正生于一个塾师家庭。1899年（光绪25年），参加院试列第1名。光绪27年（1901年），参加乡试落第。1905年（光绪31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在校期间，经同乡前辈陈干与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光绪33年）夏，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其后，孙文（孙中山）在云南省河口组织河口起义，居正归国参加起义。但在途经香港时得知起义已经失败，乃赴新加坡。1907年，到胡汉民、汪兆铭（汪精卫）主宰的《中兴日报》撰写文章。同年，居正前往缅甸仰光创办《光华日报》。以后，在南洋各地从事革命派的宣传工作。  1910年（宣统2年），奉孙文之命归国。此后，在汉口从事中国同盟会的工作。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居正加入湖北军政府，辅佐都督黎元洪组织政府。12月，居正作为湖北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 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居正就任内务次长（代理内务总长）。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居正辞任。其后，参加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的活动。1913年（民国2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居正回到孙文手下，参加二次革命。居正任上海吴淞炮台总司令，战败流亡日本。 流亡日本后的1914年（民国3年）6月，居正加入孙文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1915年（民国4年）冬，奉孙文之命，居正来到大连，秘密开展反袁世凯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的1916年（民国5年）4月末，在日军的支持下，于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在山东省展开反袁军事活动，出兵占领淄博，建立革命军政府。在这段时期，蒋介石曾任其手下的参谋长。6月，袁世凯死后，孙文即命居正按兵不动，静候孙文与黎元洪谈判结果。8月上旬，许崇智接下革命军指挥权后，居正往北京担任国会参议员。 1917年，居正参加孙文的护法运动。1919年（民国8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居正任总务部主任兼军事委员。1922年（民国11年）5月，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1924年（民国13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其后，当选常务委员）。居正反对孙文的三大政策，特别反对联俄联共路线，乃突然离开广州赴上海。 1925年（民国14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病逝，居正闻讯赶赴北京奔丧。其后，在上海同章炳麟（章太炎）组织“辛亥倶乐部”，依然反对中国国民党的联共联俄路线。同年11月，居正、邹鲁、谢持、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西山会议），公开发表反对三大政策及反共的宣言。因而被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 此后，居正一直同蒋中正保持对立的政治姿态。1927年，蒋中正建立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恢复邹鲁、居正等人党籍。1927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居正当选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许崇智、邹鲁出访欧美，约居正陪同至日本，居正乘此机会探视了日本人萱野长知抚养的女儿居瀛玖。其后，居正从日本归国，即返回家乡扫墓。适逢家乡创修广武公路，居正乃同县长周朗秋等集议，居正主持动工。 1929年，居正居住在上海，通过他一起修习佛法的同修道友蒋尊簋联络熊式辉反蒋中正，但遭熊式辉出卖（一说，居正策动某部反蒋，被熊式辉侦知后告密）。熊式辉时任上海警备司令，将居正骗至上海警备司令部扣押，蒋中正密令将居正“就地正法”，但熊式辉未照办，而是将居正押入第五师看守所。1930年，居正转押龙华看守所，在看守所中素食、念佛，终日抄诵《妙法莲华经》。直到1931年奉天事变，日军入侵奉天，居正方才获释，回到上海宝山杨行住宅。居正有诗记此经历：“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  1931年（民国二十年）由于日本人入侵奉天，国民党内大团结，居正与蒋中正和解。居正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此外又被任命为司法院副院长。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居正升任司法院院长。以后，直到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6月辞任，一直为中国国内法制的整备尽力。居正曾于1948年被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连署提名为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但以悬殊票数败于蒋中正。 1947年一贯道祖师“师尊”张天然逝世后，居正作为该教信徒，协助将其遗体由四川成都移至杭州下葬，并为其墓碑题字。 1948年，居正辞去司法院院长，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并被蒋中正聘为总统府资政。1949年2月25日，以党国元老资格提出反对李宗仁调换行政院长。5月31日，李宗仁提居正继任行政院长，立法院院会投票结果，但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11月往台湾后，继续担任监委。1950年7月，与邹鲁、张鸣、张建邦共同创办“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今淡江大学），就任首任董事长。 1951年11月23日，居正在台北病逝，享年75岁。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继配钟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载春没到台湾。…

中华联邦党 中华民国公民联盟 联合发起征集联署 《启动对中共违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调查和惩罚》 ——中共生产使用生物武器的刻意、笃行、灾难的举证 一，引言——美国国会2023年4月18日病毒调查听证会之评论 美国秉持良善和正义，是最强大的国家，是自上世纪二战以来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当前，美国面临严峻责任：中共的崛起需要遏制，中共的恶行需要打击，中共的灾害需要赔偿，否则世界的公理和秩序将崩溃，中共将更加猖狂，世界将受其更大的灾难。2019年9月暴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给美国及世界造成百年里最大的灾难！目前世界正等待美国病毒调查拿出灾难追责的指导! 报告撰稿梁惠民博士（中华联邦党负责人）（516）754-0148 发给联合国及相关机构的将是 一、引言 二、正文目录： 三、附件清单（电子版文件包） 四、联署名单 （说明：因正文和附件的内容太多，无法打印寄发，将直接递交） 簽名請發到：rocgongmin@gmail.com 個人請註明地區，並作簡介   《启动对中共违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调查和惩罚》 ——中共生产使用生物武器的刻意、笃行、灾难的举证 一，引言——美国国会2023年4月18日病毒调查听证会之评论 美国秉持良善和正义，是最强大的国家，是自上世纪二战以来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当前，美国面临严峻责任：中共的崛起需要遏制，中共的恶行需要打击，中共的灾害需要赔偿，否则世界的公理和秩序将崩溃，中共将更加猖狂，世界将受其更大的灾难。2019年9月暴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给美国及世界造成百年里最大的灾难！目前世界正等待美国病毒调查拿出灾难追责的指导! 然而，在今年4月18日美国国会病毒调查听证会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新冠病毒”系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并于2019年9、10月间（可能更早）两次泄漏，并提出中国5个有关研究当事人接受询证的后续工作。这个“成果”举世瞩目，却令人失望！因为，调查报告结论模糊，处置软弱。世人预料，中共必定耍赖和不理会，溯源调查难以和平取证，追责索赔更难以依理协商。世人看到，美国病毒调查及后续工作盲目无力、陷于泥潭，处境尴尬！世人想到，美国需要处理内部问题和困难，协调好两党之间、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差异，需要及时谋划维护世界秩序与中共崛起制造出各种危机，更需要组织西方民主阵营与中共的军事抗争甚至战争的资源。但是，世人困惑, 美国温和和耐心的调查是软弱无能，还是先礼后兵、步步为营？ 本人建议，美国有关病毒调查和处置的立场和方式要改，改成以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简称《公约》）为法律依据，认定新冠病毒是人造生物武器，判定研发新冠病毒是违犯《公约》的犯罪来展开，进而推动联合国（或主导）违法调查，以及造成灾难的索赔等惩罚实施，也将调查和惩罚作为清除中共这一世界毒瘤的最佳机会！我的病毒溯源报告——《启动对中共违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调查和惩罚》（附后）为此提供判断、证据和建议，概要如下： 调查方式由软弱变强硬——调查中共无契约精神和守法意识，蓄意（明确目的）违犯联合国《公约》，实施人造生物武器。中共及其军方人工：复合病毒、对人传播、增强致病、提升死亡等非民用目的反人类行为。其目的，不是自然界病毒感染给人类的入径、受体的防控，而是去自然界提取和制造出侵入人类的高致命性病毒。本报告举证中共把生物武器与抗疫的疫苗、药物配套研发。 调查，推动联合国针对中共违反《公约》的强制性调查，“筹码”，以拿中（共）国的在联合国及其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建议中国在世贸组织、国际金融的美元结算体系等等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的法律地位）的保留或取消为条件，逼其接受审查！ 惩罚方式法以军力为依托——美国不需孤军作战，只要组建联合国特别军事组织，以军事围歼之势和设置惩罚机制；审判相关责任人，兼顾各受害国灾难、伤害和损失与中国承受力，并以中共国（及党政要员）对外债权、在外资产及未来数年财政收入等来源来设计赔偿机制。建立与此机制实施的保证手段，即干预中国政权改组，即限期分步去除中共独裁的政权体系，借机割除世界的一个祸根。 此良善和正义的行动也会得到多数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也可改造成友善守约的国家。 二，正文目录： 导言； (一）刻意，中共违犯《公约》，为消灭美国（等敌国）人口的目的而研制生物武器； 1-1，证据一，中共军方《超限战》提出用生物武器等违禁战术方法和突然袭击。 1-2，证据二，中共高层谋划：用生物武器对美国（等敌国）发动战争袭击，灭绝美国人口。 1-3，证据三，中共实施生物病毒与中药和疫苗的配套研究，证明中共发动生物战争有周密策划和准备。 1-4，证据四，共军国防网刊文：掌握了多种生物“原子弹”，可用投毒来赢得战争。 1-5，证据五：中共派军方病毒专家陈微少将直接主管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二）笃行，中共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人造）新冠病毒的证据链； 2-1，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石正丽团队是中共研发生物武器的执行者； 2-2，中共的武毒所研制新冠病毒的重要“足迹”； 2-3，中共的否认和狡辩无法改变新冠疫情发源于武毒所，证据、分析和质问； （三）灾难，中共传播及其结果（反人类的疫情处置、消灭人口）的证据； 3-1，第一波，中共武汉病毒的疫情爆发重创国内和世界； 3-2，第二波，中共武汉病毒大投放，再爆发，国内惨绝人寰； 结论和提议：对中共强制调查、起诉、审判。 三，附件清单（电子版文件包）： 1， 阳奉阴违：《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表达性武器”的立场》(下载于中共国外交部官网)； 2，主张超越战争规则，对敌国不择手段和出其不意的打击：《超限战》（简介视频）； 3，用生物武器对美国清场，留土不留人：《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国防部长迟浩田对军以上干部讲话稿； 4，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维基百科词条（中文）； 5，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维基百科词条（中文）； 6，《武汉病毒所新发病毒研究团队荣获中国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中科院官网）； 7，武毒所申请《中国国家专利局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申请号 201210189716. 1…

文会附刊（3—1）2023.9    革命的辛亥年 目录 黄花岗起义————————1 保路运动————————–1 辛亥革命大事记—————— 4 附： 阳夏保卫战———————–47 鄂州约法————————-49 隆裕太后————————-54 清帝退位诏书——————– 63 清室优待条件——————– 64 编后语—————————-68 ———————————————————————- 1911–1912辛亥年大事记 编者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爆发的武昌起义，或作武昌起事，亦称辛亥革命。但严格地说，辛亥革命应包含从1911年2月至1912年2月整整一个辛亥年的历史过程，而广义的辛亥革命还可延申至为建立民国的共和革命多年历程。 1911   1月（庚戌年12月），武昌，文学社成立。湖北革命团体一同集结在文学社（湖北新军革命团体）与共进会旗帜下，文学社多招募自驻扎武昌之新军军官和士兵，共进会则是同盟会异议组织地方分支。 1911年4月27日 （农历辛亥年三月廿九） 第二次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起义)。 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清军展开巷战，最终失败。后收殓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义中，牺牲起义军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中国同盟会精英。《蒋宋美龄给廖承志公开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陈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并无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来。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此次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5月8日，清廷组成首届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人们认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讥称为“皇族内阁”。 1911年5月 保路运动 5月9日，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如何补偿民间损失。 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 清廷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起义机构。 8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 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联合，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 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组建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仲文（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达峰负责。 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士兵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前来镇压的骑兵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湖北当局加强警戒。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 10月9日早上，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和印信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孙武和刘仲文等人及时逃入汉口法租界。后来刘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获。学社领导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由于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0余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 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刘杨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 10日白天，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晚七时许，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著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夜巡的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开枪把陶启胜打成重伤，发出武昌起义第一枪。 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闻声赶来试图以枪弹镇压，相继被程定国击毙。军营大乱。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蔡济民和3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经过熊秉坤劝说，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举，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幕府。 深夜，中国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中国同盟会员），得知起义发生，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将清军南下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 起义军攻总督辕门，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府，瑞澂一离辕门，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湖北军队提督张彪在水师统领陈得龙带兵保护下退出武昌。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吴兆麟提议由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