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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民國通訊】 奇才-劉家昌 欣華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在表决通过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并将此决议案称为“排我纳匪案”。 在抗日战争中诞生，让深爱中华民国的年轻艺术家刘家昌为此郁结在胸，无法释怀。早在南京政府1928年就把梅花定为国花，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行政院正式核定將「梅花」訂為國花。故刘家昌极力推动摄电影《梅花》，任导演，并写下了主题曲《梅花》还担任原唱，一写、一吐为快。他要写出，他要唱出中华民国的坚韧！他做到了！ 《梅花》刘家昌 1976年《梅花》问世，轰动台湾。1978年12月16日，经邓丽君在新加坡萬金夜總會演唱翻唱，风靡东南亚。蔣緯國將軍親自改編”梅花”為進行曲， 並倡導海內外各地成立”推廣梅花運動委員會”。 《梅花》邓丽君1981年版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开始就建交展开谈判，到了77年卡特进白宫之后，刘家昌感到中华民国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在中美建交之前，他挥笔写下《中华民国颂》，78年由费玉清原唱，后经邓丽君等翻唱，使得《中华民国颂》的歌声飘扬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大大鼓励全体军民的士气。 《中华民国颂》 然而四十年后的2017年03月，77岁的刘家昌感慨万千：如今中华民国不见了，自己也不必热脸贴脸屁股，乾脆修改歌词，把歌词“它是我国花”改成“它是我梅花”。事后更留言感嘆「台独全面执政，只剩台湾两个字」。 但今天我们要告诉刘前辈：中华民国不仅还在，还将发扬光大！千秋万代！

轉載 2018年10月19日《民國通訊》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编辑：欣华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编者按：十六年前，中国民主运动海外力量的缔造者王炳章先生在越南边境被中共当局绑架回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剥夺王炳章先生的人身自由。是因为对他的恐惧。 1982年，王炳章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如果他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前行，可谓前程似锦。然而他放弃了，他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同年他创办了海外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集结民主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令中共当局惊恐万丈的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集结了大批海内外民主人士，策划了连续不断的行动，书写了中共篡权后民主反对派有组织与之博弈的精彩篇章。王炳章先生一开始就明确他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他宣告中国之春运动是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大陆七九民运的继续，他把被关押的十八名大陆著名民运人士列为名誉编辑。  1997年他把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汇集成《民运手册》（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其中对于民主理念、原则、战略、策略等各方面的论述迄今仍然是未被超越的经典论述。 1998年二月，他怀揣《民运手册》闯关回国，推动组党运动。更显示他不是在海外作理论秀，座谈秀，抗议秀的著名人士，而是能演讲，能写作，能策划和组织行动的真正的民运领袖。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需要的一场民主革命，绝不是什么改革和改良；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指出革命的不可避免，还指明了革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早在民联时期，他就在回答记者问：未来民主中共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就明确回答：民主中国实施47年宪法，回复中华民国国号，就自然解决了两岸问题。 之后他与辛灏年先生深切交流后，写下了纲领性的文章《重建中华民国》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正如著名的大陆民国宪政派领军人物书海飘香指出的：“90年代末期大陆互联网的兴起，一些致力于历史真相还原的学者著述得以在网络传播。这个时期辛灏年所著的《谁是新中国》 影响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回归中华民国法统概念。2000年王炳章在《重建中华民国》一文中也强调提出了重建大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共当局惧怕《谁是新中国》一书对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正本清源，以及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更害怕王炳章博士把重建民国变成实际的运动。 十多年来，尽管王炳章博士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然而牢房不能囚禁他自由的心，这在他下面的家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让他欣慰的是，他强调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反对派人士所接受，重建中华民国运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势不可挡！ 在蔡英文女士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女总统之际，我们期盼她能看清中华民国的光荣历程和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保护中华民国血脉的历史意义。如果她能审时度势，推动政治北伐，以民主统一中国，支持在全中国范围内重建中华民国，那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英雄！ 《通讯》编辑：欣华  2018年10月19日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 王炳章 （王炳章家信上的邮票，他的亲笔：认真为神作工，打造世界精品.） 孩子们，其实，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已开始做《中国之春》创建的准备工作。我也向某些人透露过我推动民运的想法。可是，他们没有在意，当真，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对了,我要再提一下我的老所长Dr.Faque,他对我太好了，我一直感觉不起他。何出此言呢？他对我的好你们大概都听说过。我到加拿大后，他问我，你每月多少钱?我说365加元,他说我每月补助你300元，使你的留学生涯丰富多彩一些，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要告诉中国政府我补助了你，否则他们会砍掉一部分你的补助。1980年我去美国的新爱尔良参加世界高血压学术会议，他给我买好机票不说，还塞给我600美元，叫我在美国玩个痛快。我用其中的一部分钱在纽约给王梅买了最高级的4喇叭音响，收音，录音多用机。否则我哪有钱买那样的奢侈品？哪有钱资助炳武，王梅自费来加拿大留学。另，每到节假日，Dr.Jaque总是带我去他的家中与他儿女一起过，还带我去湖边的别墅过长周末。我一直对不起他的是，他一直盼望着我回国后与吴英凯教授创办研究所，与他的所进行学术合作，由他提供设备，试验用药，一起攻坚某些高端项目。我的研究所非常费钱，每天平均的花费300美元，他知道中国政府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曾承诺帮助搞经费。每当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总是得意非凡，憧憬着未来，我只能默默听着，一点也不敢向他透露我真实的想法。直到我创办《中国之春》的新闻大爆炸， 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情况，当然他很有风度，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位恩师。我愿来世再做他们的学生，补上我的亏欠。  再把话题拉回来，博士论文答辩一通过，我立马紧锣密鼓的筹备起来。我也要谢一下宁嘉晨，他在筹备期间给我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后的路数，大体沿着我们预先的设计而展开。比如，天安在2012年5月13日在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上，代我领奖时，曾代妈妈念了一篇感谢辞。感谢辞中提到，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找中国留学生梁恒，找梁恒早在我的计划之中。 自1980年起我就开始注意梁恒的行动。1980年他在湖南师范学院读书时，曾参加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他上台发表竞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马列主义”立即博得了掌声一片。湖南师院的自由选举被当时在此校教书的JudyShapiro—一位美国女教师，用电讯传向世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进行了报道。后来Judy成了梁恒的第一任妻子。他俩的婚事还是邓小平批准的，因为，当时涉外婚姻还是鲜事，除邓小平外没有人敢批准。他俩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桩涉外婚事。这些我都是在媒体上知道的。Judy和梁恒在中国之春开始创办阶段给了重要的帮助，在纽约我们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所有的英文资料。几乎都是Judy翻译的，她的英文漂亮之极。还有1982年11月17日我第一次记者会在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租金85美元也是Judy给付的。第一期的《中国之春》由则由陈晃中先生免费印刷，陈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中国之春》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背景下独立地诞生了。1982年底，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之春》创办之初非常轰动。我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孩子们或许你们要问。你在当初，可曾遇见到中国民主之路是如此艰难吗？你曾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Yes（是的）你们可以查查历史的记录，我1982年底在哥大的讲演以《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为题整理成文，发表在香港杂志《70年代》该杂志从70年代后改名为《90年代》是当时香港著名的政论杂志。你们可以看到，我早已预见到。我选择的道路是坎坷与艰难的，我甚至做好被暗杀的准备。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竹联邦二把手张安乐（堂号白狼）于1985年在纽约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另一个暗杀案—刺杀王炳章案。张安乐直称暗杀的背后推手是中共，接手任务的是美国加州左派帮派，但是他们不了解王炳章的行踪，所以找到竹联邦头上，要他们提供线索。白狼问其暗杀理由，该帮派头目说：“王炳章卖国”中共指派而灭之。白狼立即制止了他们，警告说“王炳章最爱国，你们若是胡来，我定灭了你们”。白狼立即通知我“处境危险。中共要暗杀你，立即转移。白狼还向美国当局报告了情况。白狼的记者会是公开的，报刊都做了报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当然，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与那时的领导人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的命是够硬的。每遇危险，都有想不到的高人帮我排除。2002年我在越南被绑架，绑架者原本也是想杀掉我，但，我又一次脱逃了被劫杀的恶运。我在泰国，柬埔寨都遇到过险状，关于这些事，以后在说。《中国之春》发起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民主运动的困难》刊登在《中国之春》你们可以找到，将之译成英文发表而公布之。在那片长文中，我列举了在中国推动推进民主的种种困难。指出，这是一条异常艰苦的漫长道路，我们这一批人甚至参加不了中国民主大厦的奠基礼，但是，我们愿做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踏着我们前进、、、这篇稿子，打字小姐一边打字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仅没有要钱，还捐了我们一笔善款。孩子们，应该说，对于中国民主的艰辛，我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应该说，就目前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的现状看，情况已经超过我的预期。台湾早已顺利转型，民主运行渐趋完善。香港的法制，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民主选举只是临门一脚之事。不久就可以实现。至于中国内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多元已经成为官方的主旋律。我一向认为，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安徽的小岗村分田到户，上面默许了，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在头脑中推翻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你看土地一分到户，二，三年整个中国的农业就翻身了。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政治上也是一样，观念转变了，具体措施一到位，中国政治生态立马就变样。观念转变了，大多知识分子形成共识，你不想变都不行。不是这种转型，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转型。形势比人强，任何人也档不住的。一位曾资助中国民运的人士说道非常实际，他讲“我支持中国民运短期而言，任何政府都要有制衡，民运对执政当局就是一种制衡。长期而言，民运无非是两种结局：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派可以合法的身份在本土活动了，那么民运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力量，立足于中国。反之，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早晚会出现政治危机，，那么民运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能替代的力量而收拾乱局。因此，民运的两种前途，都是光明的。出此之外还有别的前途吗？没有了，也因此，我资助民运，是零风险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们，就我主观而言，我希望执政当局能主动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民运就可以象南韩，台湾当年的反对派一样，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对中国的转型而言，代价较小，我不希望社会的转型象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那样的话，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本土的政治舞台，但，毕竟代价太大。 放眼今日，神州大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呼声铺天盖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30年中国之春耕耘的结果，  也是体制内的民主人士发力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内开明人士改革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大厦奠基礼。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个人的荣辱，进退是微不足道的。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你王炳章不就是想作中国将来的总统吗？”我说：“你这样说也太低估了我王炳章的理想主义了，尚若真有那么一天，我王炳章的第一个选择是作台上执政者的反对派。因为，中国没有容忍政治反对派的传统。只有执政者与反对派合法地公开制衡与竞争，才算真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还开导那位官员说：“尚若有一天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保护保护你的人权、、、、 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你们的爸爸。很抱歉，你们生在我家，我没能给你们提供物质上富贵，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份精神上的财产。 2月6日，是我的生日，在我65岁到来之际，仅以此文奉送你们—我的孩子们，以帮助你们走进爸爸的世界。 永远爱你们的，爸爸 王炳章 2013.1.30

原载：新世纪 汪岷：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 王炳章在加拿大 三十年前（1982），我还是中美建交后笫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过着白天读书，晚上打工的呆板生活，也许和大多数留学生的心境不一样，我几年来的留学心情一直是沈郁的——因为我是79民主墻一条”漏网之魚”。 79年末，大陆民运的形势非常严峻，我正在和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师范学院几个学生在办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民刊《未来》。有一天，我躲在一个中山大学学生家里偷听”敌”台——美國之音，得知北京己经开始镇压79民运了，第一个被捕的是傅月华，跟着就是魏京生。 沒几天，北京的動作傳到广州：广东省委勒令民刊一律停刊。于是刘国凱的《人民之声》，王希哲的《学友通讯》，我们几个的《未来》，暨南大学学生的《诗刊》等等相继被迫关门。”办报救国”的梦想己经幻灭，等待的只是”秋后算賬”。特別是我这种在68年就有参予运动坐牢前科的人。我只好赶快出国。幸運的是，拜中美79建交刚成立领馆之赐，我成了第一批出国的自费留学生。出国之后，形势並沒有好转，恶讯是一个一个相继而来：北上和傳申奇他们串联要办全国民刊联刊的王一飞（铁中），何求《人民之路》，钟粤秋（韶关《钟声》）被捕了。留在广州的王希哲也被捕了……，我的心更跌到了谷底。 王驚蛰 1982年11月17日，一份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让我警喜到呆住了：一个名叫王炳章的公费留学博士生发表了他的造反宣言，题目是：为了祖国的春天——弃醫从运宣言。 对当年海峽兩岸沈闷对峙的局势来说，这无疑是一声炸雷! 就中共来说，他们从79年中美建交开始就翻版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派遣第一批留学生。从79到82年底三年了，他们刚好要点收成果：第一批留学生畢业了。而这第一批里的第一个博士，就是王炳章。他们为了王炳章，特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加拿大亲共报纸上写社论写文章来吹捧这个”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士”，引起一片亲共势力的欢呼和喧哗。谁知筆墨未干，这个”笫一批”里的”第一个”却造反了! 就台北来说，也震动不己：49年以来，他们只知道用高额的黄金奖励来鼓励驾机起义赴台的”反共义士”，谁知收效甚微。因为除了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因素外，还因为这些人都到了台湾，影响不了大陆人，也影响不了大陆留学生和三千万海外华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孙中山”式的大陆醫生博士，还声称要推動大陆民主运動，着实令朝野都乐翻了天。 而对我这个经历过79民主墻的留学生来说，则正在经历着如电影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心头湧上的却是很老土的一句话：可找到组织了! 余下来的一连好几个星期，我象疯一样天天跑图书馆，天天翻看各种各样的中外文报纸杂志传媒的报导。 当年对王炳章的报导，简直是一场”王炳章颱風”：全世界最著名的主流媒体《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磯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茲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解放》日报，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中央社，以及台湾，香港各大报章，开始了一段長期的追综报导，谁都知道：传媒是这个世界最沒有耐心的东西，它们对某个人某个事件维持三分钟热度（给你三天的报导），己经是顶级的了。但是当时对王炳章的新闻热即维持了几个月，可谓盛况空前，经久不息。 报导五花八门，事无巨细，包括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毕业诗，他和宁勤勤的”革命婚姻”……一概上报。当然包括親共报纸对他的泼污水（我后面还会叙述到）。反复的新闻炒作，令王炳章这个名字一夜成为英雄。世界日报甚至把他评为1982年的”风云人物”，侨社要给他颁发”风云人物奬”。 一个月之后，在美西的我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三千里外的美东）傳来一个陌生又期待了很多天的声音：”喂，我是老王呵，王炳章，……”从此以后几十年，炳章给我打电话，第一句都是如此的一模一样，从未变过。 原来王炳章是通过刘国旋（刘国凱弟弟）找到我的。国旋（子川）和我在文革时的战友们黃瑞伦（广州六中），虞雪（广州七中），等等人早在80年代前偷渡到香港，办过一些刊物如《北斗》，《黄河》，《反修楼》，后来这些民刊先驱们中的蔡可风（可风），梁冬（冬冬）（现在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等等都被炳章召拢到早期的《中春》和民联来了）。 我和炳章通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电话，我很详细地问了他对79民运的认识（说实话我当时还担心他沒有在国内搞过民运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炳章特别触动了我的是两句话： 当我问到他”弃醫从運”的时候，他说：”当醫生救不了今天中国，你学文学和美术的也一样!快跟我一齐来办中春吧。” 当我问他为什么想用”王惊蛰”这个笔名的时候，他说：”我仰慕李一哲，我想要成为今日中国惊蛰时分的一声春雷。” 短短二小时的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路程。激動的我连考虑都沒考虑一下就答应了炳章的请求，放弃学业到纽约《中国之春》杂志当义工编辑。甚至连到了纽约后怎样生存都沒有问（到了纽约他才告诉我，每月给我400元生活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王炳章对我的感召力有那么大! 华侨乃革命之母 中国之春创刊号 《中国之春》第一期（创刊号）一经发行，立马洛阳纸贵，一个月就卖断市了。创刊号的加印版在旧金山印，印好后由我押运到纽约，1983年1月，主持加印的黄雨川老先生（后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会会长）替我卖掉汽车，送我到飞机场。 一到纽约，炳章首先带我去见的是《中国之春》的其他三个创办人： 盘瑞文（李林），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医科专科学校，创刊号的主编。 宦国苍（黄立），创刊号的责任编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博士生，有在上海79民运的经历。到纽约当天晚上，我就临时住在他的哈林黑人区的房间里一晚。 粱恒，和陶森齐名的79民运中湖南的”宣称不信共产主义”的独立候選人（和北大胡平，复旦徐邦泰等等同是大陆第一代的独立候选人），著有”革命之子”一书。后来他主编《知识分子》杂志。 后面一个星期，炳章就带我拜访对中春帮助很大的侨领和报界： 姜敬宽，美国时代杂志里最资深的华人编辑，他为中春打开美国主流媒体渠道立了头功，《中国之春》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的英文媒体，大多是他召来的。 陆铿，享誉海峽兩岸的名记者，港台的中文媒体关系极多。中春的早期记者会港台记者极多和他很有关系。 郑心元，华语快报的社長，纽约侨界中文媒体的最佳联络人。 陈宪中，70年代直至今天的老保钓英雄，在纽约拥有一间印刷廠，他和在厂里工作的刘添财（阿修伯），为中春的第一期，第二期先垫上印刷费，还免费教我们这几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如何排版的操作过程。 以后炳章还带着我们去遍访了当时名重一时的华人学者：唐德刚（历史作家），丛甦（作家），丘宏达（教授），林孝信（台湾民运），熊玠（教授），高英茂（教授，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陈影真（台湾党外作家），扬力宇（教授），许倬云（院士），夏志清（教授），張系国（教授，作家），陈若曦（作家），任觉民（环保专家），余国基（中报总编辑），江南（作家），黄默（教授）等等，当年的《中国之春》真可谓”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炳章为了打开老侨社的大门，带着我去拜访陈炳基（曾任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世界日报记者，后任了中华公所主席，开了一间店在唐人街），还派我到了中华公所召开广东话新闻发佈会（大概是因为中春的留学生里，只有我会广东话吧）。 炳章为了让中春杂志在唐人亍报摊不受中共势力干扰，顺利发行，甚至还带我去勿亍见华人社会江湖上的洪门老大，报纸称”唐人亍教父”的七叔（伍兆佳）。令我奇怪的是，当年江湖上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中春，例如竹联帮在加卅的张安乐（白狼）就打过电话来编辑部，”爆料”给我们——中共要暗杀王炳章，请我们小心防备云云。 王炳章和中国之春的魅力好象无遠弗届，大批的邮件从全世界象雪片般飞来。我们的邮箱开始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来设在唐人街的孔子大厦，实在太多了，邮递员老抱怨信放不下。只苦了负责收信回信的宁勤勤和我，每天带着一个大书包去拿信，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拆信回信。 中春杂志从82年11月出版创刊号到83年3月出版第二期，足足用了三个月，对于一群无专业人士，无钱，无经验的大陆留学生来说，直是举步为艰，更不用说要办成一个有長期订户的月刊了。据说”当时创刊号上市，某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口气买了50本。他认为，大陆留学生办的杂志，可能出一期就办不下去了，创刊号将成为绝版刊物，不如多收藏一些……”。但奇跡的是，我们从第四期开始，就做到了。沒有当年侨社和学界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孙中山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我们感受到了。 香港是前沿阵地 王炳章从中国之春一创刊就很关注香港，他常说，中春的阵地不在美国，而是在香港。 早在1983年1月，他就和李林商量，派李到香港宣传中国之春。召开记者会，还特地派了会说广东话的孙肃之（冯斌），何惠（黄雨川之后第二任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到香港打前站和创建中国之春联络点。中国之春当年发展的联络站成员今天还可见的有黄流（后来到了开放杂志），黄瑞伦，万宝等等。 由于陆铿先生的介绍和王炳章新闻颱风的效应，香港大批的传媒记者出来和李林，冯斌他们见面。（包括《七十年代》的李怡等等名记者，编辑）开了好几桌，于是中春的名氣和影响一下子又风靡了香港。 我们几个编辑就是从83年开始才接触，结识了香港一大批支持大陆民运的朋友的。其中包括《十月评论》的陈思，梁国雄（長毛），吴仲贤，刘山青夫妇，岑建勋等等早期认识的香港朋友，以及包括司徒华（华叔），刘千石，陈达鉦（六哥），刘達文（前哨杂志），金钟，蔡咏梅（开放杂志）等等后期认识的香港朋友，都是通过中国之春的关系而才有了结识的缘份。 无庸置疑，在1989年六四学运之前，海外民运和香港的联系，靠得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而这个开创者，就是王炳章。 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 我是从中春杂志第二期开始当编辑的，在宦国苍领导下工作。从第三期开始，我就担任主编了。王炳章和我们开编辑会议时，他开宗明义地说：中春不是一般的同人杂志。它是大陆民主運动的旗帜，因此，它不單面对侨社，它的第一读者群应该是”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他重复了三遍留学生：”因为留学生要回国去。” 从83年起，炳章分别带着我，吴俭祥，湯光中（南明），张伟，薛伟（黄仕中），李然等等中春同仁先后走遍了美国东西岸，各名牌大学进行巡迴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柏克萊大学，UCLA，喬治华盛顿大学，匹茲堡大学，康纳尔大学，布朗大学，马利兰大学，邁阿密單，德州农工，伊利諾州理工……以王炳章和中春当时的名氣，我们一面办杂志一面演讲，日程时间上安排都安排不过来。 （附图5） 几十场演讲和演讲后的座談會带来的成果丰硕，为中国之春杂志和后来的民联结交了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留学生朋友。我记得当年的有丁学良，杨炳章，陈铁军，叶小健，刘万桢（彭长征，吴祖光的女婿），龚小夏，吴方域，任松林……等等。还有后几年進来的于大海，冯胜平，胡平，杨小凱，房志远，徐邦泰，吴牟人，陈军，杨建利，杨巍，车少莉，李三元，程玉，李少民，吕凡，周义澄（亚衣）……等等（其中不少人就在座谈会和演讲会之后，先后参加了中春的编辑工作，或者成为撰稿人，或者成为公开或秘密成员）。 中春编辑部是个播种机! 杂志和演讲播下的种子影响到的留学生圈越来越大。几年之后，就显示出王炳章的先见之明了： 中国教育部和总领馆认可的留学生组織一个一个被中春和民联”攻陷”，经济学会，政治学会被”夺权”，这一届要选谁当会长，就在中春编辑部里决定。有的大学（例如肯塔基大学）中国大陆同学会的会长选举，就被民联”颠覆”掉（吴方域和任松林）…… 领馆氣急败坏。 教育部的头头对王炳章和中春头痛的程度，到了每年的工作会议，都耍讨论如何教育留学生不要看中春，出国不和中春人接触，成为惯例。 王炳章还吸收一大批优秀的台湾留学生进中国之春。象早期进来的姜新立博士（沙林，后来去台湾中山大学当了大陆研究所所長），杨农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張俠博士（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郭平（柏克萊大学博士，他在柏克萊又发展了徐邦泰和杨建利），杨雨亭（杨云），徐英朗，林樵清，直到后来参加的钱达（后来当上了台湾立法委员）……等等。…

轉載 民國通訊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竖起旗子！明确方向！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编者按：中国民主党人李旺阳因参与民运，囚禁累积计达22年。四年前，刑满出狱后，2012年5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脱离了监视，接受香港有线新闻台中国组记者林建诚访问相关六四民运。访问在该年6月2日播出，当地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亦加强了对李旺阳的监控。6月6日，胞妹李旺玲到访发现他已经死了，情况可疑，他也没有留下遗书。当局6月8日进行了尸检，报告的结论是自杀。6月9日李旺阳的遗体被当局没有亲人的许可下在邵阳市殯仪馆强行火化。他的亲戚和朋友质疑李旺阳是「被自杀」，引起国内和外地关注。6月10日，成千上万的人在香港上街加入参加游行。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等众多团体发表声明要求真相，鉴于外界巨大的压力，6月中旬北京下令刑事调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2012年7月30日表示李旺阳死于自杀，证据确凿；当时各界的人士仍然认为李旺阳的死重重疑点，没有真相。直到六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真相！ （12年6月6日上午李旺阳胞妹李旺玲与丈夫赵宝珠，在湖南邵阳国保的「全程陪同」和严密监控之下，到达大山岭陵园祭拜亡兄。李旺玲在墓前悲痛欲绝，停留40分鐘左右后被迫离开。） 面对邪恶的中共政权，担忧王炳章会遭遇不测，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于2012年6月22日举行发布会，发布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今天我们继续要重申：王炳章绝不会自杀！ 《民国通讯》编者：欣华 2018年11月24日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我叫王金环，是中国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博士的姐姐。 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人神共愤的惨事。 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在六四事件之后，前往两次坐牢共二十一年。在监狱折磨下，李旺阳双眼失明，双耳失聪，连走路也需要人扶。但他没有向强权屈服，人称六四硬汉。在今年六四之前，李旺阳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的访问，重申追求民主即使遭「砍头也不回头」。李旺阳的浩然正气，遭到中国当局的疯狂报復，并死在医院病房。 从死亡现场照片来看，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人杀死后，再被悬吊在病房窗前，但当局却指李旺阳是「自杀」，并强行抢尸并火速焚尸，企图毁尸灭跡。 李旺阳之死，各界哗然。并令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民怨沸腾的中国，政府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突破人性作恶的底线，暗杀一个严重残疾的公民，暗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病患！ 事实上，中共的卑鄙无耻并不自李旺阳始。在10年前的6月27日，中国视国际法於无物，為了追杀我弟弟王炳章，多名特工偷偷潜入越南，最后把我的弟弟王炳章绑架，并偷运进中国境内。最后，无耻的中共当局，竟然以「台湾间谍」和「组织恐怖组织」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 王炳章是中美建交后，中国首批送往北美的公费留学生，他也是首个在北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王炳章成长在中国执政当局最肆无忌惮為所欲為的时期，从小就关注著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毕业之后，王炳章「弃医从运」，投入到民主救中国的运动之中，并在1980年代初，先后创办第一本海外民运杂誌《中国之春》， 和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运动团结联盟」 30多年来，儘管时事变幻，海外民运潮涨潮落，但王炳章从未改变信念。既使被关在监狱，身患多种疾病，王炳章也从未泄气，始终相信中国终有一天将实现民主。 然而，中共的残暴毒辣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尤其是李旺阳事件发生后，联想到最近数年发生的一系列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不可思议的「被死亡」事件，作為王炳章的家人，令我们家人非常担心同类事件重演。 王炳章和李旺阳一样，因為信念坚定，因為坚韧不屈，早就被中共视為「眼中钉」，因此我们担心中共可能会把染满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狱中用卑鄙的手段杀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祸於「自杀」。 由於王炳章囚禁在黑狱之中，不能向外界表态。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家人决定代王炳章发表他的「不自杀」声明： 一，圣经说：不可杀人。自杀也是杀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会尊从上帝的教诲，无论处於怎样的劣境和非人的折磨，我永远都不会自杀。 二，中国的民运之路即漫长又艰辛，三十年多来，无论民运处於什麼样的低潮，我都从未失望，也从未放弃。我会继续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哪怕把牢底坐穿。 三，中国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的专制统治已走到穷途末路，在不远的将来必将淹没在十多亿中国人民仇恨的怒火之中。 四，天佑中华！ 6年前，我们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去世前唯一的心愿，便是希望能再见儿子王炳章最后一面。但是，无论怎样呼吁，中共当局始终未能高抬贵手。我们的老父亲最后只能含恨而逝。 去年年底，我们的妈妈去世。在我妈妈去世前一个月，我弟弟王炳武曾前往广东韶关监狱探望王炳章，这个曾被单独囚禁达九年的硬汉子，获知我母亲病危的消息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失声痛哭。 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对於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怜的王炳章，只能以苦泪相报。 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炳章也已是65岁的花甲之龄。他当年放弃了大好的专业前程，奋不顾身地走上了坎坷的民运之路，到现在已经牺牲太多太多。 作為他的姐姐，在这里，我要大声呼吁北京当局，马上释放王炳章，「还我弟弟王炳章」。 同时，我要再次重申，為了争取王炳章早日获得自由，我将拼上这把老骨头，不定期地来到这里，抗议中国政府的冷酷和残暴，抗议中共的丧尽天良。 谢谢大家！ 王金环 2012年6月20日 附一、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关于李旺阳不明死亡的声明 优秀的中国民主党人李旺阳先生于2012年6月6日离奇死亡,举世震惊。对于当局所作自杀结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持怀疑态度，特作如下声明： 李旺阳先生自89民运以来,先后两次被投进监狱,在前后达22年的政治迫害中,始终坚持着对于民主正义的追求,秉承着自己的政治信仰。很难想象,一个意志力如此坚定之人,会产生自杀念头。而且，李旺阳死亡时正被当局监控,应无自杀机会，死亡时的绳结及死亡后的症状，莫不存在诸多疑点。在诸多疑点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又强行将尸体抢去火化，并非法限制家属的人身自由， 威胁逼迫家属认可自杀结论，同时限制威胁全国的民运维权人士。鉴于此，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向中央政府提出如下要求： 一、重新调查李旺阳先生之死是自杀还是谋杀，给出合理可以使人信服的解释，以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使每个公民免于恐惧的权利得以体现 ； 二、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善待尚在狱中的民运人士及维权人士； 三、希望当局拿出执政党应有的胸怀，从历史宏观的角度出发，正视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平反六四，并重新启动在六四后中断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要狭隘地纠结于一党之私利，裹步不前，致使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加深，从而进一步导致全面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何去何从，望执政当局三思。 附件二、王炳章在监狱里写的信 《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原件 中华民国在全中国！属于全体中华儿女！

《民國若死，中華定亡！》 一直以來，中國民運界，圍繞著後中共時代的民主中國，是否應該沿用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有著激烈爭論。筆者堅持認為，恢復中華民國，為大陸民主化之不二捷徑。不獨如此，筆者更要大聲疾呼，若未來的中國，全稱不叫”中華民國”，則不僅中國無望解鎖民主憲政之現代制度文明，而遭世界潮流所淘汰，就連古老的中華文明，恐怕也將難以存身自保！若各位看官以為筆者是危言聳聽，不妨暫且聽我講完，再作定奪。 大陸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開國太祖毛澤東，在一次大會上，曾經就憲法話題，進行了一番嘲笑憲政思想的發言。他說:漢唐強盛，並無憲法。滿清後期搞憲法，結果死得更快。國民黨也製訂了憲法，也挺當一回事的，不還是被”我們”趕到台灣去了嗎？沒必要把憲法當成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憲政思想純屬”天下本無事，洋人自擾之”。”我們共產黨”只需要名義尊戴自己製訂頒布的憲法即可，不必真的讓憲法至高無上而壓住了黨的領導……最後，毛澤東說了一句乍一聽似乎還挺深刻的話:如果”我們共產黨”被推翻了，那麼推翻”我們”的力量，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我們”頒布的憲法，對不對？ 然而，大曆史卻扇了毛太祖一個大耳光。因為在他死後多年，才徹底”推翻”了國民黨的民進黨，並沒有在”推翻”國民黨之後，同樣”推翻”國民黨執政期間所製訂和頒布的那部《中華民國憲法》。而是繼續在這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自己的施政。 也就是說，台灣社會，終究還是解鎖出了”政權高於政府”的現代制度文明。國民黨就算輸掉了選舉而下台，也不意味著中華民國隨之死去。 鐵打的政權，流水的政府。民進黨可以在中華民國的法統框架下，依法選舉上台。國民黨也可以在同一個框架下，和平交權，先當一陣子反對黨，等待下一次再被選民選上台。所以二者誰都不需要拆毀”中華民國”這個共識屋頂。而支撐著這個屋頂的承重墻，就是1946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國民黨和民進黨，再怎麼按照自己的趣味重新裝修，也知道，不能搞得墻倒屋塌。所以，中華民國可以換執政黨，但誰執政都不能換掉中華民國。畢竟，”國家是政府的”只是古代，“政府是國家的”才是現代！ 但是，如果哪一天，中國共產黨倒台了，其所締造或篡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存在嗎？至少毛太祖的那番話，已經顯示了，毛太祖自己都認為那不可能。 這往深了挖，就不難發覺，為何同為壟斷型政黨，國民黨可以和平轉型，而共產黨不可能。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有退出機制，而共產黨沒有。 國民黨的所謂”黨國”，根據孫中山所手書的《建國大綱》，僅僅為訓政時期的臨時性制度安排。而”訓政”時期的以黨領政，也只不過是”軍政”時期的軍政府和”憲政”時期的民選政府之間的過渡階段，是為了籌備憲政，並防止憲政後軍方太強勢，威脅到民選政府的。所以，”黨國”會在行憲之後，圓滿完成歷史任務。如同皇上到了親政的年齡，攝政王就可以退休了。後來的長期戒嚴，也是因為國民大會為應對內戰，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得不實行緊急狀態下的戰時體制。後來解除了戒嚴，46憲法所規定的民權，也就順利解凍了。 共產黨的統治，不是威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威權與極權，都是高能耗、高獲取的戰時體制。但威權有憲法程序授權，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種緊急狀態法背書，自然也可以通過解除緊急狀態，來回歸日常狀態。比如台灣在解除戒嚴、解凍民權後，就回歸了1947年行憲後到1948年戒嚴前的那段短暫的常態時光。畢竟，中華民國有一個常態可供回歸。 而中共的極權統治，從不宣佈戒嚴，也永不解嚴，是戰時體制的常態化。並且，中共自從1949年10月1日自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統以來，反復製訂新憲法、頻繁變更法統，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四度頒布憲法。如果一部憲法的壽命，短於一代人的平均壽命，甚至短於一個執政者的任期，這樣的憲法，還神聖嗎？靠這種所謂憲法當承重墻支撐起來的屋頂，能千秋永固嗎？製憲，是一個民族的歷史上，不該反復發生的事！ 如果還有人寄希望於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自我改良，並且改良到最後把自己給改下台。針對這種”萬一”可能出現的便宜事，筆者也不斷然否定其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只不過，筆者建議這類改良派關注兩個訊號: 一，中共宣佈建立”黨產”概念，以區分於國有資產。並且，還要以黨員繳納的黨費和黨営事業的收益，來給其各級黨工發工資，而不是以國家財政和納稅人的錢，來發。 雖說一直有人詬病國民黨”黨庫通國庫”，也確實成立了”不當黨產清查委員會”，但畢竟國民黨有”黨產”的概念，再怎麼”黨國”，還是知道黨不等於國的。 二，中共修改五星紅旗或至少重新解釋五星紅旗上最大那顆星的定義。並且乖乖去自己開的民政部，重新登記註冊”中國共產黨”這個民間社團法人。 如果中共不做出這兩個動作，何以證明其走向憲政的誠意？我輩民主華人又安能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值得保留的？只不過，即便中共做了這種自殺式的放權操作，最終最好結局，也無非是求仁得仁而已。因為中共的歷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皆非真實民選產生。中共敢宣佈自己此前所頒布的一切法律，皆因當年人大為非法人大，而統統作廢嗎？就算中共宣佈，從今天起，實行真實民主，此前的選舉和立法統統作廢……但也仍然有問題。領導今天心情好，就宣佈遵守憲法，哪天要是心情不好了呢？是不是可以再宣佈憲法作廢？那到底是領導大？還是憲法大？反正憲法是領導頒布的，解釋權也在領導，執行到什麼程度也看領導心情……那本質上和毛太祖又有何區別呢？ 綜上所述，未來的民主中國，絕不可能是改良後華麗轉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可不可以是”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之類的新國號呢？ 筆者認為，仍然不可！ 倘若未來取代中共的大陸英雄，僅僅因為不屑於認國民黨當祖宗，就不屑於”中華民國”這個屋頂，要自己另起爐灶。且不說這樣做，要重新有一幫野心家冒出來爭”國父”的歷史地位，還有一幫半瓶子醋的文人，搞出一堆未必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憲法方案。這就明顯比沿用中華民國，成本更高，並且要重新摸石頭過河，讓國家再交一次學費。 而且更可怕的是，由此會重新陷入朝代更替的治亂循環，永無出期！試想一下吧，萬一中國人普遍養成了這种曆史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中華民國、中華聯邦共和國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主共和國推翻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樣搞下去，換一個黨，就換一個國，那到底是黨為國存在？還是國為黨存在？ 漢語”國家”一詞，在英語裡面，有Country，State和Nation，三種表述。 Country強調領土，是有面積和坐標，可以進出的。比如神州大地、秋海棠、大公雞。 State強調政權，是實行統治的主體，也可以是打倒的對象。比如唐宋元明清。比如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Nation，則是超然於具體的版圖和政權之上的，抽象的國民共同體，也是國際法秩序的主體。 Country+State+PEOPLE=Nation ! 我們要讓”中國”這個Nation千秋永固，就必須要有一個無法被打倒的State作為屋頂，不然，在舊屋頂坍塌而新屋頂還沒蓋起來的革命陣痛期，”中華民族”這個PEOPLE將不得不忍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並且，在此期間，會面臨國家分裂、領土喪失的危險！ 中國儒家的王朝正統觀念，是”五德始終”而不是日本和西歐那種”萬世一係”。因為儒家在誕生的時候就需要解釋夏商周三代變遷。所以儒家強調天命會轉移，從一個家族的State轉移到另一個家族的State上。 這導致了近代中國要開放民權，就只能走向共和，而搞不了君主立憲。因為中國沒有合法性很強的正統王朝，也沒有隨之而來的虛君傳統。中國的君主，只能是實君，一旦變成沒有實權的虛君，必然被篡位。比如袁世凱主張君主立憲，是由他袁某人的”中華帝國”來立憲，而不是由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來立憲。這本身就是在為個人私心而隨便換國家的屋頂。註定搞不成。 但日本由於有虛君傳統，其世道興替，只是換幕府，卻不會換天皇。所以到了近代，日本可以以天皇家族的”萬世一係”為屋頂，建構其Nation認同。並且，我們中國很少有百年老店，而日本卻是幾百年歷史的老字號遍地都是。有了這樣長時間不中斷的歷史傳承和文明沉澱，日本才能在近代東亞一枝獨秀！而我中華雖號稱文明古國，卻是每隔兩三百年一次改朝換代，每次改朝換代都要人口大殺滅，每次人口大殺滅，都把前朝的文明沉澱毀掉大半，然後新朝建立再重新沉澱，直到再一次大殺滅……由此周而復始，原地打轉，難以解鎖出更高級的文明形態！ 西歐封建秩序區別於其他古典文明的獨特之處，就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於政府，導致了歐洲文明語境下，依託於法統的政權，是高於依托於領袖個人威望的政府的。所以，即便哪天領袖的統治力衰退，導致政府垮臺，卻不會連帶著讓政權也垮臺。如此，政權千百年屹立不倒，歷經無數政府更替，最終精益求精、臻於完美。由此一來，也導致了歐美百姓可以享受隨便換政府，卻不必擔心政權崩潰帶來社會災難的自由寬鬆。這種超穩定的社會，最終讓歐美的資本和技術不斷積少成多，最終厚積薄發，領先全球！ 各位讀者，你們就真的忍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只能享受二三流的文明段位，並且要永遠仰視一流的歐美人和日本人嗎？你們忍心讓自家子孫每隔二三百年就人口大殺滅一次嗎？還有，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的現代政權，比古代的君主王朝脆弱得多，往往也就幾十年的壽命。每隔幾十年就內戰一次，不可怕嗎？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引入先進文明，改良提升中華，就是要把我們從朝代興衰的無盡輪迴中救出來的！所以他要一次次護法、北伐，不容許共和的正統被北洋軍閥的違憲操作所玷污。不是他個人想掌權當總統的問題，是他深知，法統，是共和國的生命！ 如果中華沒有正統了，接下去必然是一群野心家人人按捺不住自開統緒的衝動，由此造成的紛亂，必然演變為國家的分裂。 我們中國，自古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說實話，中華在許多方面，卻又是一個落後的文明。我們中華文明，論科學不如歐洲，論哲學不如印度。而我們這個落後的中華文明，卻能孕育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可以綜合國力碾壓歐洲和印度各邦國，靠的就是周禮秦制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及其所帶來的超大體量規模優勢。 現在很多自由派文人主張裂土分疆，把中華從業已形成的民族國家，重新打散成多國體係的”諸夏”文明圈，復盤秦始皇以前的春秋戰國，妄圖刻舟求劍以收歐化之效。殊不知，他們這樣搞，只會把我們中國阿拉伯化，而不是歐洲化。會造成一個個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而不是一個個英法德。 而且，阿拉伯人距離地中海文明圈更近，且地下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我們中國如果走這條路徑，最終結局會連阿拉伯各國都不如！ 如果我們在21世紀，仍然解鎖不出現代制度文明，不僅僅是”遲早”要被世界潮流淘汰的問題，而是”當下”就要掉進朝代循環的魔咒之中！ 孫中山，是歷史上第一個以”中華”為國號的領袖。在他之前的唐宋元明清之流，無非State。從他建立”中華民國”之後，我們才有了Nation。請讓他的State中華民國永恆下去，為了中國這個Nation，可以永恆！  

《重建中华民国》 ——王炳章 在中国大陆面临大变局之际，重读《重建中华民国》一文，对中华儿女来说具有深沉的启发意义，引发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这是至今仍身陷囹圄的王炳章博士在世界进入两千年的时写下的，当时发表在《黄花岗》第二期。 为什么说是：重建中华民国？“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然而“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時代‘臺灣化’了﹔在陳水扁時代則‘臺獨化’了。‘中華民國’成了臺灣地方政權的一個代名詞。” 那么中国大陆向何处去？“俄国的路”可做镜鉴，结束苏共专制的俄罗斯其“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所以“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子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所谓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 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以“民主統一中國”。这是最好的取代，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我们不敢奢望没有抛弃台独纲领的中华民国民进党政府，会承担起推行政治北伐，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的领导责任。但希望民进党政权守住底线，仍然保持中华民国的国旗，国统和法统，为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保留良好的基础的前提下，在美国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并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不要置身事外，对大陆沦陷区民众的维权抗争，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我们旗帜鲜明的宣告：中华民国属于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的一页，是一段专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的插曲。 重建中華民國 王炳章         一、“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股“非共”﹑“復舊”熱。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爾基和捷爾任斯基等蘇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樣﹐紛紛改回原來的名稱。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橫七豎八地堆在一起﹐任人們踐踏。 　　最具“復舊”意義的是﹐俄羅斯國家的名稱和旗幟﹐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民主政府時期的樣式。也就是說﹐經過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國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點。其實﹐這是正常的﹐回到原點﹐就是回到民主政體﹐名為“復舊”而實為“履新”。因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一個新俄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幸的是﹐俄國這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很快就被蘇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蘇共極權統治。既然本來就是民主共和體制﹐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國就對了：即簡單﹑又明確。 　　我們中國將來也會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垮臺了﹐“非共”熱將把毛澤東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體也將恢復到孫中山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用這句口號發動了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黨人不可能預見到﹐“俄國的路”﹐最終是個U子型的路──回到原點的路。現在﹐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們﹐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反而可以套用這句話：“走俄國的路﹐這就是結論”。即：推翻中共政權之後﹐中國應當像俄國一樣“復舊──履新”，即：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 　　談到“復舊”而實為“履新”﹐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創建了法蘭西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共和國憲法。隨後﹐民主共和與專制復辟進行了八十多年的較量。其間﹐有拿破侖﹑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專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推翻了最後一個復辟王朝之後﹐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回到原點──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繼承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統。從此﹐法國走上了長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都經歷過專制復辟與民主革命長期而反復的較量。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創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隨後﹐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然而﹐我們堅信﹐民主的潮流終不可擋。中國人民在推翻中共專制之後﹐孫中山所創造的民主共和體制﹐一定會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華民國”？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來有﹐後來被破壞了﹐現在再重新建立起來。重建中華民國的邏輯是非常明確的： 　　 第一﹐原來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和民主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有一部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在中共叛亂集團的武裝割據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法統﹔         第三﹐近年來﹐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三、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提到中華民國﹐我們中國人應當感到驕傲。因為﹐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駁了改良派之後﹐發動了數次起義﹐終於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皇權統治的歷史。她是亞洲第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九一二年三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就。這是亞洲第一部民主性質的憲章。應當說﹐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劃時代事件。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民眾起義﹐曾經推翻過數十個專制王朝﹐但是﹐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個皇權專制。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皇權專制﹐使中國步上了共和國的道路。 　　儘管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堅持的時間不長﹐但其民選制﹑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等原則﹐都標誌著它的民主政權的性質﹐在亞洲開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中華民國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賢﹐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立即著手落實民主憲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舉行了由各省市﹑各黨派參加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由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明文規定“五權分立”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則﹐被憲法學者公認為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中共人士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等﹐曾參與該憲法的起草。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學者胡適先生﹐稱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然而﹐中共為了發動內戰﹐不僅抵制這次制憲大會﹐而且不承認這部民主憲法。 　　即使在中共破壞憲政﹑全面發動內戰的威脅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舉行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並舉行了自由的總統和副總統選舉。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雖公開與蔣介石作對﹐卻當選為副總統。中共歷來批判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請問：在中共的歷次大小會議上﹐有沒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那樣的自由選舉？ 　　我們應當作出結論：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中共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極權統治﹐就像蘇共推倒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民主政府並奪取了政權一樣﹐是一次專制復辟。        四、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大陸民運的見証 　　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之後﹐直到蔣經國時代﹐始終堅持著中華民國的法統。堅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在蔣經國先生之後﹐能真正繼承蔣經國的遺志﹐一直堅持孫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華民國的憲法﹐一直以“反共復國”為己任﹐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開展“重建中華民國”的運動。中華民國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華民國﹐仍然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我們中國的問題會容易解決得多﹐或許﹐中共專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有著親身的體會和感受。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力和技術﹐加上大陸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的決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專制政權﹐而且﹐歷史也曾經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幸的是﹐蔣經國之後﹐李登輝執政。中華民國的性質開始被李登輝等臺獨﹑獨臺人士扭曲﹐直到變質。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海外民運﹐由於我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至今一直與臺灣的朝野﹑各黨派保持著諸多聯繫。二十年來﹐我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親身體會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過程。可以說﹐我是中華民國在臺灣蛻變的歷史見証人之一。而我的見証﹐又有其獨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夠從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關系的演化﹐來見証中華民國在臺灣性質的蛻變。 　　其一﹐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行使歷史使命──與大陸民運“一家人”式的配合運作至今﹐每當我回憶起大陸民運與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國府之間的合作﹐回想起蔣經國先生對大陸民運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組建大陸民主力量﹐矢志徹底變革專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就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我﹐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祇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著一個工作組﹐與我們配合運作。宋楚瑜先生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鑒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我對蔣經國總統和國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誠合作的“四項原則”：…

1894年至1911年之間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 興中會孫中山、楊衢雲、陸皓東、鄭士良等人髮動的起義。計劃一舉攻下廣州，將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兩廣總督衙門，然後北上，經湖南湖北進攻北京。起義消息不慎洩露，陸皓東被清廷逮捕處死，成爲共和革命流血獻身第一人。孫中山僅以身免，被清廷通緝，東渡日本、然後轉到夏威夷、美國、英國。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令鄭士良等在廣東惠州三洲田起義；隊伍曾髮展至2萬多人；朝廷軍隊在沙灣遭大敗，起義隊伍直抵鎮隆，北距惠州僅20公裡。四戰四捷後，義軍槍支彈藥補給中斷，鄭士良急電孫，孫在颱灣緻電宮崎寅藏速送槍彈，由於採購槍械事物的中村彌六從中謀取暴利，所購全是廢槍，起義軍彈儘援絶，被迫解散。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孫中山派同盟會員許雪秋、陳芸生、陳湧波、何子淵等髮動起義。4月11日晚，700名革命黨人在距離黃岡城3華裡的連厝墳集結並舉行誓師大會，隨後分4路向黃岡城開進，並順利佔領黃岡城，成立軍政府，髮行銀票。豎起了青天白日旗，這是青天白日旗首次在清朝土地上昇起。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曆時6天起義遂告失敗革命黨人被殺死200餘人，其餘起義軍流亡香港。此次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1907年6月2日，孫中山派人到廣東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髮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劫掠清軍防營槍械，並多次擊敗清軍，攻佔了不少墟、村，各地會黨紛紛響應，小有成效，隊伍擴展到200餘人。持續十多天後，因寡不敵衆，在梁化墟解散，大部分人退入羅浮山山區。 1907年 防城起義 1907年春，孫文、黃興和鬍漢民等人在越南河內設立同盟會總機關，負責部署廣東、廣西和雲南的武裝起義。 孫文任命同盟會成員王和順爲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讓王和順與黃興前往欽州聯合抗捐群衆髮動起義。9月1日，王和順在王崗山髮動起義。9月3日和5日，王和順以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的名義髮佈三篇文告，宣佈建立民主立憲政體。9月5日，起義軍佔領防城，殺死知縣，並進攻欽州府城和靈山縣，但未能攻克。9月中旬，清軍援軍抵達後擊潰起義軍，起義軍不得不退回至十萬大山。王和順則逃回河內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1日，孫中山派中華國民軍鎮南關都督黃明堂夜襲鎮南關，革命軍成功佔領鎮南、鎮中、鎮北三砲颱。孫中山與黃興、鬍漢民、日籍秘書池亨吉、法國軍官等人立刻從越南河內趕往鎮南關指揮。他慨言道：“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髮砲擊清軍耳！”當時孫中山自謂：“餘自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以來，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國之土地，與革命將士宣力行陣間。”因缺乏彈藥，孫中山便回河內籌備彈藥，由黃明堂守關。清廷命廣西右江道道颱龍濟光和廣西參將陸榮廷率4000清兵攻關，革命軍堅守7日後退入越南燕子山。同時清政府向法屬安南施壓，扣留在河內籌備的彈藥。起義失敗。 1908年 欽廉上思之役 1907年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迫從越南離境，黃興則秘密留在越南籌劃反清，並以當地華僑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軍，黃興任總司令。1908年3月27日，黃興率200人從越南進軍欽州。4月2日在馬篤山打敗清軍，殺管帶龍炳堂。但清軍郭人漳、王有宏等率二萬清兵追擊，黃興在欽州、廉州、上思等地與清軍轉戰四十餘日，最終不敵黃興等分別退往越南、十萬大山。 1908年 河口起義 1908年4月29日同盟會在雲南南部的河口（今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瑤族自治縣）髮動武裝起義。領導人爲雲南三合會前領導人關仁甫、黃明堂、王和順等人。起義爆髮後，革命軍很快佔領了河口，並兵分兩路向蒙自進軍，但由於糧餉不足等原因進展緩慢。清軍則於5月初展開反攻。孫中山委任黃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一職，黃興隨即趕赴河口，但黃明堂和關仁甫均認爲自己才是起義的領袖，黃興未獲得指揮權。最後失敗。這次起義促使中國同盟會改變策略，此後的起義不再以會黨爲主，改爲以新軍爲主。 1910年 廣州新軍起義 2月倪映典於廣州髮動新軍起義。 兩位失業軍官趙聲和倪映典參與髮起和指揮，兩人屬廣東新軍第一標。 1909年6月到7月左右，起義髮起者們曾集中開會商討起義計劃。稍後他們在廣州豪賢街天官裡寄園巷5號設立新軍聯絡點，又讓諮議員陳炯明以自己的名義提供一處存放槍械的地方。在聯絡點，由倪映典向休假軍人宣揚同盟會。至起義髮起前，已有不少新軍成員加入同盟會。他們打算在1910年2月24日（農曆元宵節）髮起起義，成功後推舉丘逢甲、陳炯明任臨時民政長官。 1911年 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省廣州市髮起的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於1910年11月13日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爲總司令，黃興爲副總司令。初定起義日期爲4月13日，但由於武器裝備尚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策應起義的新軍大部即將退伍等多種原因，起義時間最終被推遲至4月27日，即農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黃興趕赴廣州成立起義指揮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分十路進攻奪取廣州城，並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起義信息洩露，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原攻城計劃則轉爲刺殺計劃。4月27日起義正式爆髮，因姚雨平、鬍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起義部隊之後攻入兩廣總督署，髮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準的兩個防營隨即前來鎮壓，起義部隊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關於起義失敗的原因，黃興認爲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義爲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認爲自己隻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起義中的死難者被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安葬於紅花崗。潘達微認爲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稱烈士安葬地爲黃花崗，此名後來廣爲接受。中華民國成立後，農曆三月廿九日即爲革命先烈紀唸日。在1924年國民黨中執委會議上，因考慮到農曆存在閏三月，遂將起義紀唸日期改至陽曆3月29日以避免混亂。1943年國民政府將3月29日定爲中華民國青年節。 4月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 1905年在東京，由而成立同盟會。宗旨爲：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多個團體集合舉行大會宣佈成立中國同盟會。到會者約有100人，除甘肅尚未派留日學生外，其餘關內17省均有人參加。大會通過孫中山起草的《同盟會宣言》和《同盟會對外宣言》以及黃興起草的會章。經大會討論通過的章程規定，以東京爲本部所在地，總理以下分設執行、評議、司法3部；在國內外分設9個支部(國內有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國外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並在各省區成立分會。會上推舉孫中山爲總理，黃興爲執行部庶務長，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大會又通過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爲同盟會的機關報，後改名爲《民報》。 1894年至1911年之間 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 乙未廣州起義 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洩漏，清政府展開蒐捕，陸皓東被捕犧牲。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鹽田區三洲田村一帶）髮動起義。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5月孫中山命餘醜起義於潮州黃岡，曆六日而敗。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6月孫中山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 1907年 防城起義 9月孫中山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王光山。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2月孫中山命黃明堂起義鎮南關，並親臨指揮。…

1894年至1911年之間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 興中會孫中山、楊衢雲、陸皓東、鄭士良等人髮動的起義。計劃一舉攻下廣州，將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兩廣總督衙門，然後北上，經湖南湖北進攻北京。起義消息不慎洩露，陸皓東被清廷逮捕處死，成爲共和革命流血獻身第一人。孫中山僅以身免，被清廷通緝，東渡日本、然後轉到夏威夷、美國、英國。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令鄭士良等在廣東惠州三洲田起義；隊伍曾髮展至2萬多人；朝廷軍隊在沙灣遭大敗，起義隊伍直抵鎮隆，北距惠州僅20公裡。四戰四捷後，義軍槍支彈藥補給中斷，鄭士良急電孫，孫在颱灣緻電宮崎寅藏速送槍彈，由於採購槍械事物的中村彌六從中謀取暴利，所購全是廢槍，起義軍彈儘援絶，被迫解散。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孫中山派同盟會員許雪秋、陳芸生、陳湧波、何子淵等髮動起義。4月11日晚，700名革命黨人在距離黃岡城3華裡的連厝墳集結並舉行誓師大會，隨後分4路向黃岡城開進，並順利佔領黃岡城，成立軍政府，髮行銀票。豎起了青天白日旗，這是青天白日旗首次在清朝土地上昇起。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曆時6天起義遂告失敗革命黨人被殺死200餘人，其餘起義軍流亡香港。此次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1907年6月2日，孫中山派人到廣東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髮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劫掠清軍防營槍械，並多次擊敗清軍，攻佔了不少墟、村，各地會黨紛紛響應，小有成效，隊伍擴展到200餘人。持續十多天後，因寡不敵衆，在梁化墟解散，大部分人退入羅浮山山區。 1907年 防城起義 1907年春，孫文、黃興和鬍漢民等人在越南河內設立同盟會總機關，負責部署廣東、廣西和雲南的武裝起義。 孫文任命同盟會成員王和順爲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讓王和順與黃興前往欽州聯合抗捐群衆髮動起義。9月1日，王和順在王崗山髮動起義。9月3日和5日，王和順以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的名義髮佈三篇文告，宣佈建立民主立憲政體。9月5日，起義軍佔領防城，殺死知縣，並進攻欽州府城和靈山縣，但未能攻克。9月中旬，清軍援軍抵達後擊潰起義軍，起義軍不得不退回至十萬大山。王和順則逃回河內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1日，孫中山派中華國民軍鎮南關都督黃明堂夜襲鎮南關，革命軍成功佔領鎮南、鎮中、鎮北三砲颱。孫中山與黃興、鬍漢民、日籍秘書池亨吉、法國軍官等人立刻從越南河內趕往鎮南關指揮。他慨言道：“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髮砲擊清軍耳！”當時孫中山自謂：“餘自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以來，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國之土地，與革命將士宣力行陣間。”因缺乏彈藥，孫中山便回河內籌備彈藥，由黃明堂守關。清廷命廣西右江道道颱龍濟光和廣西參將陸榮廷率4000清兵攻關，革命軍堅守7日後退入越南燕子山。同時清政府向法屬安南施壓，扣留在河內籌備的彈藥。起義失敗。 1908年 欽廉上思之役 1907年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迫從越南離境，黃興則秘密留在越南籌劃反清，並以當地華僑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軍，黃興任總司令。1908年3月27日，黃興率200人從越南進軍欽州。4月2日在馬篤山打敗清軍，殺管帶龍炳堂。但清軍郭人漳、王有宏等率二萬清兵追擊，黃興在欽州、廉州、上思等地與清軍轉戰四十餘日，最終不敵黃興等分別退往越南、十萬大山。 1908年 河口起義 1908年4月29日同盟會在雲南南部的河口（今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瑤族自治縣）髮動武裝起義。領導人爲雲南三合會前領導人關仁甫、黃明堂、王和順等人。起義爆髮後，革命軍很快佔領了河口，並兵分兩路向蒙自進軍，但由於糧餉不足等原因進展緩慢。清軍則於5月初展開反攻。孫中山委任黃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一職，黃興隨即趕赴河口，但黃明堂和關仁甫均認爲自己才是起義的領袖，黃興未獲得指揮權。最後失敗。這次起義促使中國同盟會改變策略，此後的起義不再以會黨爲主，改爲以新軍爲主。 1910年 廣州新軍起義 2月倪映典於廣州髮動新軍起義。 兩位失業軍官趙聲和倪映典參與髮起和指揮，兩人屬廣東新軍第一標。 1909年6月到7月左右，起義髮起者們曾集中開會商討起義計劃。稍後他們在廣州豪賢街天官裡寄園巷5號設立新軍聯絡點，又讓諮議員陳炯明以自己的名義提供一處存放槍械的地方。在聯絡點，由倪映典向休假軍人宣揚同盟會。至起義髮起前，已有不少新軍成員加入同盟會。他們打算在1910年2月24日（農曆元宵節）髮起起義，成功後推舉丘逢甲、陳炯明任臨時民政長官。 1911年 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省廣州市髮起的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於1910年11月13日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爲總司令，黃興爲副總司令。初定起義日期爲4月13日，但由於武器裝備尚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策應起義的新軍大部即將退伍等多種原因，起義時間最終被推遲至4月27日，即農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黃興趕赴廣州成立起義指揮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分十路進攻奪取廣州城，並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起義信息洩露，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原攻城計劃則轉爲刺殺計劃。4月27日起義正式爆髮，因姚雨平、鬍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起義部隊之後攻入兩廣總督署，髮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準的兩個防營隨即前來鎮壓，起義部隊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關於起義失敗的原因，黃興認爲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義爲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認爲自己隻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起義中的死難者被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安葬於紅花崗。潘達微認爲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稱烈士安葬地爲黃花崗，此名後來廣爲接受。中華民國成立後，農曆三月廿九日即爲革命先烈紀唸日。在1924年國民黨中執委會議上，因考慮到農曆存在閏三月，遂將起義紀唸日期改至陽曆3月29日以避免混亂。1943年國民政府將3月29日定爲中華民國青年節。 4月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 1905年在東京，由而成立同盟會。宗旨爲：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多個團體集合舉行大會宣佈成立中國同盟會。到會者約有100人，除甘肅尚未派留日學生外，其餘關內17省均有人參加。大會通過孫中山起草的《同盟會宣言》和《同盟會對外宣言》以及黃興起草的會章。經大會討論通過的章程規定，以東京爲本部所在地，總理以下分設執行、評議、司法3部；在國內外分設9個支部(國內有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國外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並在各省區成立分會。會上推舉孫中山爲總理，黃興爲執行部庶務長，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大會又通過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爲同盟會的機關報，後改名爲《民報》。 1894年至1911年之間 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 乙未廣州起義 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洩漏，清政府展開蒐捕，陸皓東被捕犧牲。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鹽田區三洲田村一帶）髮動起義。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5月孫中山命餘醜起義於潮州黃岡，曆六日而敗。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6月孫中山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 1907年 防城起義 9月孫中山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王光山。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2月孫中山命黃明堂起義鎮南關，並親臨指揮。…

1894年至1911年之間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 興中會孫中山、楊衢雲、陸皓東、鄭士良等人髮動的起義。計劃一舉攻下廣州，將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兩廣總督衙門，然後北上，經湖南湖北進攻北京。起義消息不慎洩露，陸皓東被清廷逮捕處死，成爲共和革命流血獻身第一人。孫中山僅以身免，被清廷通緝，東渡日本、然後轉到夏威夷、美國、英國。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令鄭士良等在廣東惠州三洲田起義；隊伍曾髮展至2萬多人；朝廷軍隊在沙灣遭大敗，起義隊伍直抵鎮隆，北距惠州僅20公裡。四戰四捷後，義軍槍支彈藥補給中斷，鄭士良急電孫，孫在颱灣緻電宮崎寅藏速送槍彈，由於採購槍械事物的中村彌六從中謀取暴利，所購全是廢槍，起義軍彈儘援絶，被迫解散。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孫中山派同盟會員許雪秋、陳芸生、陳湧波、何子淵等髮動起義。4月11日晚，700名革命黨人在距離黃岡城3華裡的連厝墳集結並舉行誓師大會，隨後分4路向黃岡城開進，並順利佔領黃岡城，成立軍政府，髮行銀票。豎起了青天白日旗，這是青天白日旗首次在清朝土地上昇起。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曆時6天起義遂告失敗革命黨人被殺死200餘人，其餘起義軍流亡香港。此次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1907年6月2日，孫中山派人到廣東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髮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劫掠清軍防營槍械，並多次擊敗清軍，攻佔了不少墟、村，各地會黨紛紛響應，小有成效，隊伍擴展到200餘人。持續十多天後，因寡不敵衆，在梁化墟解散，大部分人退入羅浮山山區。 1907年 防城起義 1907年春，孫文、黃興和鬍漢民等人在越南河內設立同盟會總機關，負責部署廣東、廣西和雲南的武裝起義。 孫文任命同盟會成員王和順爲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讓王和順與黃興前往欽州聯合抗捐群衆髮動起義。9月1日，王和順在王崗山髮動起義。9月3日和5日，王和順以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的名義髮佈三篇文告，宣佈建立民主立憲政體。9月5日，起義軍佔領防城，殺死知縣，並進攻欽州府城和靈山縣，但未能攻克。9月中旬，清軍援軍抵達後擊潰起義軍，起義軍不得不退回至十萬大山。王和順則逃回河內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1日，孫中山派中華國民軍鎮南關都督黃明堂夜襲鎮南關，革命軍成功佔領鎮南、鎮中、鎮北三砲颱。孫中山與黃興、鬍漢民、日籍秘書池亨吉、法國軍官等人立刻從越南河內趕往鎮南關指揮。他慨言道：“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髮砲擊清軍耳！”當時孫中山自謂：“餘自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以來，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國之土地，與革命將士宣力行陣間。”因缺乏彈藥，孫中山便回河內籌備彈藥，由黃明堂守關。清廷命廣西右江道道颱龍濟光和廣西參將陸榮廷率4000清兵攻關，革命軍堅守7日後退入越南燕子山。同時清政府向法屬安南施壓，扣留在河內籌備的彈藥。起義失敗。 1908年 欽廉上思之役 1907年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迫從越南離境，黃興則秘密留在越南籌劃反清，並以當地華僑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軍，黃興任總司令。1908年3月27日，黃興率200人從越南進軍欽州。4月2日在馬篤山打敗清軍，殺管帶龍炳堂。但清軍郭人漳、王有宏等率二萬清兵追擊，黃興在欽州、廉州、上思等地與清軍轉戰四十餘日，最終不敵黃興等分別退往越南、十萬大山。 1908年 河口起義 1908年4月29日同盟會在雲南南部的河口（今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瑤族自治縣）髮動武裝起義。領導人爲雲南三合會前領導人關仁甫、黃明堂、王和順等人。起義爆髮後，革命軍很快佔領了河口，並兵分兩路向蒙自進軍，但由於糧餉不足等原因進展緩慢。清軍則於5月初展開反攻。孫中山委任黃興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一職，黃興隨即趕赴河口，但黃明堂和關仁甫均認爲自己才是起義的領袖，黃興未獲得指揮權。最後失敗。這次起義促使中國同盟會改變策略，此後的起義不再以會黨爲主，改爲以新軍爲主。 1910年 廣州新軍起義 2月倪映典於廣州髮動新軍起義。 兩位失業軍官趙聲和倪映典參與髮起和指揮，兩人屬廣東新軍第一標。 1909年6月到7月左右，起義髮起者們曾集中開會商討起義計劃。稍後他們在廣州豪賢街天官裡寄園巷5號設立新軍聯絡點，又讓諮議員陳炯明以自己的名義提供一處存放槍械的地方。在聯絡點，由倪映典向休假軍人宣揚同盟會。至起義髮起前，已有不少新軍成員加入同盟會。他們打算在1910年2月24日（農曆元宵節）髮起起義，成功後推舉丘逢甲、陳炯明任臨時民政長官。 1911年 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省廣州市髮起的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於1910年11月13日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爲總司令，黃興爲副總司令。初定起義日期爲4月13日，但由於武器裝備尚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策應起義的新軍大部即將退伍等多種原因，起義時間最終被推遲至4月27日，即農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黃興趕赴廣州成立起義指揮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分十路進攻奪取廣州城，並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起義信息洩露，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原攻城計劃則轉爲刺殺計劃。4月27日起義正式爆髮，因姚雨平、鬍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起義部隊之後攻入兩廣總督署，髮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準的兩個防營隨即前來鎮壓，起義部隊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關於起義失敗的原因，黃興認爲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義爲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認爲自己隻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起義中的死難者被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安葬於紅花崗。潘達微認爲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稱烈士安葬地爲黃花崗，此名後來廣爲接受。中華民國成立後，農曆三月廿九日即爲革命先烈紀唸日。在1924年國民黨中執委會議上，因考慮到農曆存在閏三月，遂將起義紀唸日期改至陽曆3月29日以避免混亂。1943年國民政府將3月29日定爲中華民國青年節。 4月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 1905年在東京，由而成立同盟會。宗旨爲：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多個團體集合舉行大會宣佈成立中國同盟會。到會者約有100人，除甘肅尚未派留日學生外，其餘關內17省均有人參加。大會通過孫中山起草的《同盟會宣言》和《同盟會對外宣言》以及黃興起草的會章。經大會討論通過的章程規定，以東京爲本部所在地，總理以下分設執行、評議、司法3部；在國內外分設9個支部(國內有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國外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並在各省區成立分會。會上推舉孫中山爲總理，黃興爲執行部庶務長，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大會又通過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爲同盟會的機關報，後改名爲《民報》。 1894年至1911年之間 由興中會和同盟會共組織十次武裝起義。 1895年 乙未廣州起義 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洩漏，清政府展開蒐捕，陸皓東被捕犧牲。 1900年惠州起義 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鹽田區三洲田村一帶）髮動起義。 1907年 潮州黃岡起義 5月孫中山命餘醜起義於潮州黃岡，曆六日而敗。 1907年 七女湖起義 6月孫中山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惠城區汝湖鎮）。 1907年 防城起義 9月孫中山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王光山。 1907年 鎮南關起義 12月孫中山命黃明堂起義鎮南關，並親臨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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