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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前中共的言論 編者按： 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之前（1949年之前）的言論資料在網上是汗牛充棟。把這些言論和如今事實相對照可以充分證明，中共現在極力在反對的，就是當年他們口口聲聲稱要為中國百姓爭取的，真是絕妙的諷刺。 我們摘錄部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言論及中共領導人語錄以飨讀者。 看完中共這部分言論，相信每一個正常人都能得出結論：中共是如假包換的騙子！ 所以這些言論也只能歸到“幽默”欄裡！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壹黨治國。……因為此問題壹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壹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壹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製，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裏!所以民主雲雲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壹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麽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壹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壹黨專政化壹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製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壹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壹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壹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歷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歷壹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這些壹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壹點不害怕民主製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製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製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采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壹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壹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贊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壹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壹切要民主。我們壹切製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曾經有壹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壹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壹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壹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壹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麽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壹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壹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壹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壹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武昌起義，或作武昌起事，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軍等力量在中國武漢武昌發動的兵變，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1909年二次倒孫風潮後，同盟會處於分裂狀態，有些革命黨人不滿孫中山壹直在南方發動起義並屢次失敗；湖北革命黨人（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把行動目標轉向長江流域，准備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壹次武裝起義。在清廷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平定保路運動之際，留守湖北之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遂計劃在1911年10月16日發動革命。但10月9日事迹敗露，導致革命黨人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遭處死，新軍中的黨人害怕被追究，躁動不安，10月10日晚間黨人金兆龍、程定國因為偶發事件槍擊排長陶啓聖，釀成變故，熊秉坤、蔡濟民、吳醒漢等革命黨領導人於是先發製人，齊集猛攻湖廣督署，湖廣總督瑞澂出逃後督署陷落，至12日攻陷武漢三鎮，成立鄂軍都督府。 武昌起義的成功，使中國各地陸續響應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的訴求，最終結束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製政體，建立中國史上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是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幹擾，成功創辦新式學校。隨後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壹系列改革，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製，廢除科舉製，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正是教育方式的這壹根本性轉變，為後來風起雲湧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造就了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寶貴人才。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激進革命主張被更多志士仁人認同。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武漢等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抛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為不滿；1908年光緒皇帝與慈喜太後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沣成為攝政王。 由於會黨組織形式落後，特別是成員缺乏革命意識和組織紀律，所以常“壹哄而起”，然後“壹哄而散”；孫等人總結經驗，得知“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從1908年起，孫開始注重運動新軍。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壹同集結在文學社（湖北新軍革命團體）與共進會旗幟下，文學社多招募自駐紮武昌之新軍軍官和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異議組織地方分支。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孫與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發動，湖北文學社和共進社領導人大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內閣名單中滿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漢族有四名。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對此大失所望，有少數人參加了革命黨。為取得外國的支持，以維護其統治，同年5月清廷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為國有，然後再賣給外國，又未能解決如何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並成立“保路同志會”，其中四川最為激烈。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湖廣地區（湖北湖南）革命黨人見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開始策動在武昌和長沙伺機起事。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居正等人的推動下聯合，建立了統壹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野史傳說朱元璋、劉伯溫在中秋節起義，俗語“八月十五殺鞑子”）湖廣兩行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仲文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達峰負責。 就在革命黨人9月24日聯席會議當天，駐紮在南湖的八鎮炮標三營有幾個士兵退伍，炮標士兵孟華臣（共進會代表）備了酒菜，飲酒猜拳，為之送行。值日的劉排長過來幹涉，雙方發生爭執。管帶趕來傳孟華臣等跪下，重責軍棍。士兵搶了軍械，將營部砸爛，管帶倉皇逃竄。孟華臣等從軍械房拖出兩尊大炮，可惜沒有彈藥。前來鎮壓的騎兵趕到，兵變士兵四下逃竄。 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壹天舉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攜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壹律收繳，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進會領導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湖南准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早上，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和印信等，拘捕劉同、李淑卿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領導起義軍事總指揮蔣翊武為免起義計劃受到破壞，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因途中艱辛，直到深夜12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無法動員，營代表徐萬年只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由於劉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號（第八鎮30標排長張廷輔家空房）文學社總部暴露，當日晚彭楚藩、劉複基在85號被捕，蔣翊武逃脫，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另外還有張廷輔、陳宏诰、牟鴻勳等30餘人被捕，10月9日起義計劃落空。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劉楊三人在督署東轅門被斬首。 10月10日白天，清軍警大肆搜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下令新軍官兵壹概不得出營，並勸谕黨人自首。 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的鮮血，澆劇了革命烈火，革命黨人矢志報仇，決心拼死壹戰。10月10日傍晚6點左右，駐守武昌城北門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協炮11營辎重隊士兵李鵬升，點燃草料庫，舉火為號，發動起義，臨近的工程隊也點火響應，起義士兵向武昌城內楚望台軍械庫進發。 10月10日晚七時許，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二排哨長（即今日排長）陶啓聖查夜，發現多人不在營中，又看見棚正目（即今日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著步槍、且取出壹盒子彈，仰臥睡覺，就掌掴金兆龍，厲聲問道：“爾謀反耶？”金兆龍頂嘴大罵道：“反！反！即反矣！”金兆龍還擊，並和陶啓聖扭打，陶啓聖武藝較高，占上風，將金兆龍壓製，程定國過來幫忙，以槍托舉槍將陶啓聖擊傷，待陶倒地，背後開槍打中陶啓聖，前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八營代理管帶阮榮聞聲趕來試圖以槍彈鎮壓，相繼被程定國擊斃。軍營大亂。這時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布起義，向楚望台進發。 武昌城內的第八鎮第十五協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台。陸軍測繪學堂全部學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庫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士兵起而響應。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經過熊秉坤勸說，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接受起義士兵推舉，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第壹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的唯壹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起義軍攻總督轅門，湖廣總督瑞澂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黨，死勸瑞澂離府，去長江上的楚豫號兵輪上指揮鎮壓。瑞澂壹離轅門，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辛亥革命之後，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見，被稱為“民國西施”。 第八鎮統製張彪仍舊在鎮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複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占領了鎮司令部。湖北軍隊提督張彪在水師統領陳得龍帶兵保護下由文昌門退出武昌。 10月11日淩晨1時30分，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10月11日晚，駐防漢陽兵工廠等處的士兵祝製六、胡玉珍率眾起義，占領漢陽。10月12日漢口光複。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10月12日，起義軍發布了《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布告全國電》、《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布告海內人士電》、《致滿清政府電》等，在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鎮壓人民，行同虎狼，厘金雜稅，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狀。起義軍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為維護和發展工商業，軍政府還發布了安民和免稅等公告，抨擊清朝苛政，豁免惡稅。宣布除鹽、酒、煙、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壹律永遠裁撒；除海關外，所有稅關，壹律永遠裁撤。 起義爆發時，黎元洪任新軍21混成協統領，在武漢地區清軍中地位僅次於最高領導人張彪。早在起義前，革命黨人內部便有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的建議。10月11日晨，革命黨的蔡濟民、王文錦等在黃陂壹帶找到黎元洪的時候，他正在其參謀劉文吉宅內隱匿不出。 黎元洪在起義前後的立場是不贊成革命的。被推舉為都督後，他仍十分猶豫，提出都督當為剛出獄的革命黨人劉仲文或胡瑛擔任。此語壹出，壹時起義軍內部謠言四起，甚至謠傳黎元洪絕食自殺。直到黎元洪為了製止起義軍方面的顧忠偉殘殺滿人的行為而傳出壹道口谕，稱：“勿得濫殺旗人，革命黨是文明的，顧某如此胡鬧，是野蠻行為，餘不取也！”關於黎絕食自殺的傳聞才告平息。此後，在都督府召開的壹次會議上，由於黎元洪態度消極，朱樹烈以舉刀自殺相逼，黎元洪方才鄭重表示：‘朱君樹烈，今夜舉動，是義勇，不是粗暴，言論是正大，不是噪安，元洪極端贊成，極端欽佩’。並在會議席上表示：‘凡經元洪劃諾判行者，決心負責辦理，完成革命大業，從此次會議起，嗣後不但與諸君同生，並與諸君共死，如食其言，元洪非我漢族黃帝子孫也！’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仲文、孫武等商議，認為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壹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製度，因而他為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為《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壹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 另，端方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壹標及三十二標壹部入川鎮壓四川起義，至四川資州，11月27日新軍嘩變，端方為軍官劉怡鳳所殺。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震驚了清廷，清廷迅速作出反應。10月12日，清廷撤銷瑞澂的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同時清廷下令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製；然後清廷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提供炮火支援。14日，清廷編組壹，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壹協為第壹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壹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各路清軍紛紛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面對這壹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2天，史稱陽夏戰爭或陽夏保衛戰或漢口、漢陽保衛戰（漢口舊稱夏口，陽、夏分指漢陽和漢口）。 10月30日，馮國璋親抵漢口，眼見革命軍頑強抵抗，下令先縱火焚燒街道，再派兵占領城市。於是北洋軍連日縱火，“鋪戶所存洋油，北軍悉數取出，沿路用以縱火。全鎮火頭無數，有出而撲救者，北軍辄以手槍恫喝之。”十裏商街“煙焰蔽天，化為灰燼。”革命軍不得已，渡過漢水、退守漢陽，漢口隨之陷落。 11月17日，馮國璋下令李純進攻漢陽。至24日，美娘山、鍋底山、扁擔山先後失守，革命軍犧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軍用重炮轟擊磨子山、扁擔山，革命黨人劉玉堂犧牲。同日，北洋軍奪取湯家山，渡過襄河占領黑山。27日拂曉，北洋軍攻占梅子山，另派壹隊攻占龜山，革命軍傷亡殆盡。當天下午，漢陽終告陷落。當革命軍和平民乘船撤離時，北洋軍更向江中開炮，“由江中撈出之死屍陳列堤上，不計其數，內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婦人抱子、母死而子蘇，啜泣索乳者。血濺江邊，死者相枕藉。”“甚至車夫舟子，皆相視對泣。” 總計武漢三鎮之役，革命軍的犧牲人數，據張難先記載：“辛亥武漢光複，殉國有姓名可紀者只三十二人。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渾列者，為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專列者，為壹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倉卒發動，無明確記載，以衛生隊殓埋之紀載考之，為數亦複不少。漢口初九至十二日渾戰四晝夜，漢陽十月初六、初七渾戰兩晝夜，均無紀載。合傷兵不治而死之數，約計總在萬人以上。”當時有壹湖南長沙致各報館的電報憤言：“馮國璋、王遇甲甘為滿奴嗾使，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現已派暗殺黨百餘人，非殲其全族不止。湖廣公達。”聲稱要對滿人的走卒施以刺殺報複。 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先後獨立。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義。 漢陽失陷後，黃興退到武昌，湖北軍政府即召開軍事會議，黎元洪主持。黃興認為漢口和漢陽已失，武昌難以固守，主張率領鄂湘兩軍轉移攻取金陵。黃興的主張被多數人反對，參謀範騰霄說：“漢陽既已不守，武昌又擬放棄，試問還有什麽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兩軍尚可用，則武昌當然可守。”這壹席話使大家熱烈鼓掌，故最後會議決定繼續死守。會議結束後，黃興偕李書誠、湯化龍、胡瑞霖、陳登山和黃中垲等乘船東去。 10月22日，焦達峰與陳作新率湖南新軍最先響應武昌起義，攻占長沙，次日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因此，湖南省成為最早脫離清政府統治的省份。此後兩個月內，湖南與陝西、廣東等省，共計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10月28日，湖南軍政府派出“援鄂軍”從長沙出發支援武昌。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統帝名義下罪己诏，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11月1日，清政府令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清軍占領漢口。11月27日，清軍占領漢陽。 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對革命政權頗為敵視，以“義和團”視之，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炮，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壹布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議上聲稱“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國駐漢口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布中立文告。 12月1日，蔣翊武、吳兆麟與袁世凱軍簽訂停戰協議。12月2日，蘇浙聯軍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義的十四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12月17日，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同日荊州府光複。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建國。南北議和亦被袁世凱中斷。但不久，臨時政府即與袁世凱達成妥協。2月12日，清帝溥儀正式頒布退位诏書，清朝滅亡。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以該事件的發生日期－10月10日為國慶日（雙十節），每逢國慶時均有壹定規模，如煙火、閱兵、遊行等慶祝活動。

——請欣賞最出彩的微小說 一個小夥子騎車上班途中遇到一老人暈倒在路邊，馬上將老人送醫院，當時因身上沒帶多少錢，只能打電話向女朋友求援。 女友一進病房就罵小夥子：“你他媽的腦子有病啊，什麼閒事你都敢管？” 當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後，大吃一驚，叫了一聲：“爸！”。 老人看了女兒一眼，對小夥子說：“孩子，你是好人，聽我一句話，和我女兒分手吧，她真的不配你啊！” 出院後，老人對女兒說：“這種傻瓜絕對不能嫁！”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倡議 全球華人申領中華民國護照 理由是：按中華民國國籍法之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自然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的子女因其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可以認定：大陸人民都是因不可抗原因無法承擔義務的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因此我們提出這一申請，申請文本如下，如果妳認同這一立場，請聯絡我們，提供下列信息，我們統一遞交中華民國外交部，謝謝參與！ 聯絡我們：rocgongmin@gmail.com 公元2023年6月10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 按中華民國國籍法之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自然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的子女因其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因此我向中華民國外交部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聲明如下： 一、以真實姓名，宣誓忠於中華民國憲法！ 二、註明原住地，不作任何移民事宜之用！ 三、申請此護照，只是為表明本人之立場： 絕不做中共國的奴民！ 要做中華民國的公民！ 中華民國肇始於辛亥革命，屬於全體中華兒女！ XXX 性別     年齡 原住地：X省X市……. 目前居住： 聯酪電郵：

跨年檄文 民國政府遷台 五光十色的11月29日 中華民國悲哀的一天 憲政中國的起點 停火命令與國際調停 台灣光復節 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銘記中華民國的歷史貢獻 公民聯盟答老朋友問 致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信 《簡析仇蔣污蔣去蔣的綠色永嘆調》 評賴清德的敞廳談話 告淪陷區公民書 新年獻詞 評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捍衛世界和平！保衛中華民國！ 新年致辭 民國力量國同道聚餐、交流 紀念中華民國行憲日 號外，慶雙十節文告 徹查孫林事件 聲明和呼籲 第一號 全球華人申領中華民國護照 第二號 關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呼籲 第三號 建議（征求意見） 第四號 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第五號 《啟動對中共違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調查和懲罰》 聯署名單

公聯簡介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簡稱【公民聯盟】或【公聯】。 由不願做中共國奴民，自認為是民國公民或希望成為民國公民的人們(黨派和個人）組成。 公聯的使命 公民聯盟，旨在淪陷區終結中共黨權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和全體公民一起實現國家統一。 真正的中華民國 我們所理解的真正的中華民國是涵蓋兩岸三地，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國家。臺灣是中華民國的自由區，大陸是中華民國的淪陷區。 如果中華民國現政府能承擔起終結黨權專制暴政的領導責任，那就是帶領全國人民收復失土。 如果中華民國的國號被拋棄，臺灣現政府放棄了對淪陷區的主權，那麼兩岸三地的民眾必將掀起光復民國的大潮。 如果中華民國現政府不拋棄中華民國國號，但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現政權背叛了中華民國。那麼中國人民有權而且必須重建肇始於辛亥革命的中華民國新政府！

1930年代的纪功坊 黄花岗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是为了纪念于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除了七十二烈士墓之外，墓园内还陆续地修建了王昌墓、邓仲元墓、冯如墓、潘达微墓、史坚如墓和杨仙逸墓。 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他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三‧二九起义失败后，购得东郊红花岗，改原地名为黄花岗，是以秋日黄花喻烈士不屈的品格，黄花岗之名沿用至今。 原处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1918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长林森又募得侨资赞助，建纪功坊、墓亭及立碑石。墓园为著名设计师杨锡宗设计，孙中山亲手栽植了马尾松。1919年，林森等审核得56人姓名，由汪精卫书石。1922年，又核实有16名烈士姓名，再由汪精卫补书于石，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 1924年，大本营军政部与广东省长公署保护墓园布告：大本营军政部及广东省长公署奉孙中山大元帅训令，以《布告第一一号》文，由军政部长程潜及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合签署发布。公布划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地界范围。 现时墓园内仍存有刻有全文的石碑，落款时间为1924年2月。上述范围也说明了为何先烈路有如此多的革命志士的墓地。墓园落成后不久，有人认为，整个结构像公园式，因内有茶亭、水池、音乐台等游乐设施，有失庄严，建议改为坟场式；纪功坊上的自由神，是外国人崇拜的偶像，不宜用在纪念七十二烈士的坟场中。因此在1930年5月，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78次会议议决重修黄花岗坟园计划。改建工程分三期进行，最大工程有二：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换成国民党党徽；改建墓道，开辟正南大墓道，正面大路入口处建筑一座宏伟古朴的牌坊，上嵌孙中山1921年所题“浩气长存”四字，作为正门，原来的大门改为侧门。整个改建工程至1937年3月竣工。 49后，广州市政府重修并扩建了该陵园，并命名为黄花岗公园。潘达微墓于1951年自模范监狱旁迁入；范鸿泰墓于1958年自先烈路二望岗迁入。因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开拓，本来广袤而完整的七十二烈士墓园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把一个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压缩为一个不大的“公园”。烈士墓落成之初纪功坊上曾仿照美国及法国设有象征共和理想的自由女神像，由美洲华侨党员赠送，神像约有两米多高，头戴七束光芒冠冕，左手挟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举槌，正对前方墓塘碑亭顶部的自由钟，警醒革命者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当时在神像脚下，左右各蹲伏着一只石雕雄鹰，亟待向蓝天飞翔。1936年，因被认为作为外国人偶像的自由神放在坟场不合适而改成国民党党徽石块。、 49后，原来的自由女神像被重新放回，此时神像左手中的槌子已不知去向，于是被塞上了一杆枪，象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于1966年8月28日在墓地汇集，举行宣判“散发著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女神”推倒砸碎，并换上一支约2米的水泥塑火炬，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革的烈火可以烧遍全中国。后因北京直接干预，纪功坊其后才没有被红卫兵用炸药炸毁。陵园内几乎所有墓碑、石碑的碑文均曾被红卫兵破坏，某些人名被凿去，被修理过的文字有：中华民国、国民党、革命、浩气长存、孙中山敬题、民国十年、蒋中正、胡汉民/胡汉民先生/胡汉民敬题/番禺胡汉民书、林森、陈炯明、陈逆炯明、汪兆铭/汪精卫、邹鲁/鲁（邹鲁撰文的自称）、袁世凯、总裁。两年后，有人认为这支火炬与整个建筑的风格不协调而将其移走，剩下光秃秃的坐垫。1981年12月11日，刚成立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重修黄花岗陵墓，当时发现原来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已失踪，文革时期换上的火炬也没有了，碑亭上国民党徽被挖去，不少碑文被凿去，墓道上两条连州青石透雕龙柱的龙须被打断。继而拨款重塑自由女神像，新雕像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手持火炬，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雕塑家林毓豪和罗国强重新塑造，左手持法律书，右手高擎火炬，意味自由将在法律的严格保护下。被毁坏的碑文等后来被重新填补，但时至今日仍能清楚可以看到修补痕迹。而黄花井上被凿掉的青天白日图案则没有修复。 ——————————— 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于1911年4月27日（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发起的一场起义。这场起义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会议上由孙文提出，并由黄兴主持筹划。1911年1月18日，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初定起义日期为4月13日，但由于武器装备尚未到位、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策应起义的新军大部即将退伍等多种原因，起义时间最终被推迟至4月27日，即农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黄兴赶赴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起义原计划配合新军、巡防营和巡警队，分十路进攻夺取广州城，并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革命。但起义信息泄露，指挥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员，原攻城计划则转为刺杀计划。4月27日起义正式爆发，因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按兵不动，原计划的四条进攻路线仅剩黄兴一部130余人。起义部队之后攻入两广总督署，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跑。水师提督李准的两个防营随即前来镇压，起义部队在随后的巷战中被冲散，大多被俘或阵亡。关于起义失败的原因，黄兴认为除了武器装备运输缓慢、温生才刺杀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义为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认为自己只是支持起义延期，并非贪生怕死。 起义中的死难者被同盟会会员潘达微组织社会力量安葬于红花岗。潘达微认为黄花岗比红花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称烈士安葬地为黄花岗，此名后来广为接受。中华民国成立后，农历三月廿九日即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在1924年国民党中执委会议上，因考虑到农历存在闰三月，遂将起义纪念日期改至阳历3月29日以避免混乱。1943年国民政府将3月29日定为中华民国青年节。 1908年，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加入广州新军，并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许多新军士兵被发展为革命党。1909年11月，同盟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胡汉民担任支部长。单独负责西南各省的党务和军务。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组织广州新军的一标、炮一营、炮二营、工程营、辎重营等共计三千余人发动起义，是为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开始后不久，倪映典只身与清军谈判，在谈判结束时遭清军杀害，起义部队随即失去指挥，不久即宣告失败。但这次起义极大鼓舞了华侨对革命的信心，大批华侨自发给同盟会捐资来资助革命；同盟会方面也从这次起义中意识到，新军可以作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要有合适的指挥者。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会议考虑到广州新军第二标因被缴械而未能参与之前的起义故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及第三标一营和巡防队也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党人，于是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起义。会议还计划，在起义胜利之后，由黄兴和赵声各率领一部起兵北伐，以期取得全国范围的响应。因此是次起义也称第三次广州起义。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1月底，黄兴成立了起义统筹部并自任部长，以赵声为副部长。起义统筹部下分八个课室：调度课，课长姚雨平；交通课，课长由赵声兼任；储备课，课长胡毅生；编制课，课长陈炯明；秘书课，课长胡汉民；出纳课，课长李海云；调查课，课长罗炽扬；总务课，课长洪承典。各课在广州共设置了38处分支机关，很多机关为同盟会的女会员以女眷身份作为掩护而租赁的。此外在广州百花街，起义统筹部还设置了实行部，负责制造炸弹和准备暗杀活动。 槟榔屿会议结束后，孙文等同盟会会员着手筹集起义经费。为此，孙文特意致函咸马里和布思，委托他们在美国筹集钱款。此外黄兴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吉隆坡等地募集款项；胡汉民、邓泽如、谢良牧、姚雨平等人也分别从事筹款事宜。陈耀垣、冯自由和黄芸苏等人则负责在美洲等地筹款。所有的筹款活动几乎全靠募款人的游说。经多方奔走，同盟会会员们募集到了总计157，213元。 本次起义原本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包括新军第二标、巡防营和警察。但由于警察并没有战斗力，且巡防营经常被派驻在广州以外的地点，黄兴和赵声等人就将新军第二标作为起义的骨干。庚戌新军起义之前，加入同盟会仅仅签订一份盟单。此次起义筹备时，在签订盟单的基础上，每人再配发1元。相关的盟单在签订完成后随即回收至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此外，起义统筹部还试图发动广州周边的巡防营、警察和民军，让他们在起义爆发时从外围向广州发动进攻。为此，黄兴长子黄一欧等四人在1911年初抵达广州并投考了巡警所，最终顺利通过考试。随即这四个人在巡警中展开了起义宣传。 起义统筹部决定选拔一批能直接听命于起义领导机关的人员作为骨干队伍，其中包括黄兴所辖的林时爽、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熊克武等人，以及赵声所辖的宋玉琳等人。这些人被选作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起初招募了500人，经扩招后总人数达到800人。这些选锋来自除留学生之外，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统筹部花费了65981元购买了大量枪械和子弹。起义统筹部还联络了湖北、湖南等地的新军，相约在广州起义成功之后互为响应。另外，起义统筹部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关，以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同时，统筹部还派遣了方君瑛等人前往桂林，与广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接洽，以便起义成功后相互相应。 1911年4月8日，黄兴主持召开了起义统筹部的发难会议。这次会议中，将赵声任命为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副总司令。会议还确定了起义部队攻打广州的十路进攻计划：黄兴率南洋和福建的100名选锋攻打两广总督署；赵声率江苏、安徽的100名选锋攻打水师行台；徐维扬和莫纪彭率北江的100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陈炯明和胡毅生率民军和东江的100名选锋拦截清军，并占领归德门和大北门的城楼；黄侠毅、梁起率东莞的100名选锋攻打警察署和广中协署，同时防守大南门；姚雨平率100人攻打飞来庙和小北门，以便放新军入城；李文甫率50人攻打石马槽军械局；张六村率50人攻占龙王庙；洪承典率50人攻打西槐二巷的炮营；罗仲霍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会议还设置了放火委员，在旗界和租界设置了9处放火点，起义时由同盟会女会员放火，以便扰乱清军军心。 会议制定的起义时间原为4月13日。但由于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自发地前去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并最终杀死广州将军孚琦，导致清政府严密设防，起义统筹部最终决定推迟至4月底举行起义。黄兴先行于4月23日进入广州，并将起义指挥部设在了越华街小东营五号。24日，起义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期间胡毅生和陈炯明以起义所需款项尚未到齐，购买的军火也没有到位为由请求推迟起义时间，经商议后起义时间推迟到26日。而赵声由于在广州熟人太多，为了避免暴露，决定延后抵达广州，并以宋玉琳为自己的临时代表。黄兴到达广州后，以军火仍未到齐、新军第二标的士兵将于农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原因，将起义时间向后推了一天，定在了当月27日，即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 4月23日至25日，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军的枪械上的枪机，同时大批清兵进入广州城，而始平书院、三眼井等革命党人的军火库遭到清军的突击检查，装备全部被清缴，运输的炸药也被清军搜走不少。另外，清军在城内的龙王庙突然增加了驻扎兵力。起义指挥部因此认定，起义的信息已经被泄露。香港统筹部对此给出了缓期起义的建议，陈炯明和朱执信对此持同意态度，而姚雨平对于临阵反复更改时间持反对态度，认为如此做起义必然失败。黄兴见此情形，认为继续延期与解散起义部队无异，遂下令解散起义部队。但鉴于此次起义已经花费十万余元，黄兴为今后革命能够继续向华侨筹资，最终决定以个人行动的方式举行起义。 4月26日上午，遣散令发出，大多数革命党人陆续撤出广州。此时林时塽、喻培伦以广州城内巡警局正在大规模搜查革命党人为由，建议立即发动起义，否则即使遣散也会被逮捕。黄兴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准备集结尚未撤离广州的三四十名革命党人直接攻击两广总督署。此时姚雨平和陈炯明回报，称与同盟会联系密切的顺德第三营被调回了广州。鉴于这一情形，黄兴立即电告香港总部，表示仍将举行起义，起义时间仍定在4月27日。因大批革命党人已经离开广州，原有的攻打广州城的计划，转为以暗杀广州城内清政府高官为主要任务的计划。在新的计划中，原有的十路攻打广州城的计划，也由于人手不足而缩减为四路进攻：黄兴率部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打小北门，占领飞来庙，迎接新军和巡防营入城；陈炯明率80人巡警教练所；胡毅生率20余人防守大南门。 计划制定完成之后，黄兴向香港总部再次发出电文，敦促革命党人尽快赶来广州，策应起义。但香港方面建议晚一天发动起义，以便撤回的革命党人能够返回广州参加起义，但黄兴仍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起义。是日为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因此起义也称三二九广州起义或辛亥广州起义。 4月27日，黄兴所部以在胳膊上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作为分辨敌我的标志。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起义正式爆发，但参加起义的仅有黄兴一队，其余三队均未出现。仅剩的起义部队被均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由黄兴率部离开小东营的起义指挥所后直扑两广总督署；而徐维扬则率部殿后。黄兴所部抵达两广总督署，林时塽等人用炸弹击溃守门的卫兵。选锋们随即突入署内并与其余卫兵展开枪战，候补知府李象辰和总督卫队管带金振邦在枪战中被打死。革命党人一度占领两广总督衙门，之后黄兴负伤。 黄兴等人四下搜捕两广总督张鸣岐，却发现张鸣岐已经逃往水师行台。此时喻培伦带领数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很快李准派自己下属的两个防营分三路围堵起义部队。起义部队随即纵火后撤出衙门，撤出时遭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林时塽误以为对方是前来接应的部队并上前接触，但这支部队其实是李准下属的巡防营，林时塽当场遭枪杀。撤出衙门时，黄兴右手的两根手指在交火中被子弹打断。 由于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悬殊，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大批革命党被捕牺牲。此后黄兴将部队分为三路突围： 来自花县的40余人由徐维扬率领攻打小北门以迎接新军入城。部队赶至小北门时，却发现新军没有得到起义的消息，进而没有前来策应起义。期间该部遭遇观音山的清军袭击。随后该部转而前往水师行台，于正南街、二牌楼等地与清军展开巷战，后从小北门逃出，并最终在三元里遭遇清军。徐维扬让其余6名选锋撤退，自己和选锋徐怀波前往城西营救其他革命党人。最终撤退的6名选锋遭遇清军全部战死，而徐维扬和徐怀波最终幸免于难。 来自四川、福建和海外的选锋由刘梅卿、马侣率领攻打督练公所，与喻培伦所部会合。选锋们最终在洪桥被冲散，喻培伦所部数人选择前往小北门，但被带路的打更人引错了路线，最终不得已进入源盛米店内继续与清军作战，清军随即放火烧店，店内的选锋大多受伤被俘；选锋莫纪彭在被冲散之后直奔巡警教练所请求支援，但此时黄一欧等四人已经投入到了起义之中，其余巡警们发现革命党人力量单薄之后并未参加起义。 剩下的十余人由黄兴亲率出大南门，以接应巡防营。这批选锋在双门底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双方随即展开交火。交火中起义部队发现对方原本应该是策应起义的，只因没有再胳膊上缠白毛巾而误伤，但对方阵中的革命党人温带雄已经被选锋方声洞开枪打死。起义部队随即被冲散，黄兴最终独自化妆渡过珠江，在同盟会女会员徐宗汉所在的秘密机关内得以包扎伤口。此后又转移至广州城河南的“胡宅”内隐蔽起来。 起义被俘者至少31人，其余大部阵亡，只有极少数人幸存。被俘人员中包括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人，在被清政府审讯后遭到杀害。黄兴、朱执信等逃脱，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方声洞等赴死。 起义被镇压后，广州城全城戒严，清军和巡警组成的军警搜查队在城内搜捕未来得及逃离的革命党人，只要发现疑似革命党人，当即枪杀。此外军警搜查队还在城内搜查革命党人存放的各类武器，搜出大量枪支、炸弹等。得知起义事发之后，赵声和胡汉民率领部分选锋赶赴广州，却因清军戒严而无法进城，只得分批撤退。赵声随后在“胡宅”内与黄兴会合。而黄一欧则在广州戒严有所松懈时，从暂避处赶回了香港。 黄兴在起义失败之后，与胡汉民一同撰写了一份起义始末的报告书，黄兴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四点：一是准备时间过久，人比军械先到，导致泄露了风声；二是起义队伍中出了叛徒，让敌人提前做了准备；三是温生才自作主张的刺杀行动和新军的退伍，都是对起义造成意外影响的障碍；第四是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三队人马临阵脱逃，导致起义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黄兴在报告书中称姚雨平等三人为“鼠子”，抨击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姚雨平在起义失败后辗转于南洋多地举行报告会，称自己和另外两人仅仅是因为对起义时间有疑虑而未参加起义，并非贪生怕死。 清政府在枪杀革命党人后，故意将革命党人暴尸街头，时至5月1日才允许广州地方善堂清理街道。此时之前没能参加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说服时任广东清乡总办的江孔殷和广东广仁善堂为烈士备置棺材。经潘达微指挥工人清洗、辨认、等级，共清理出72具烈士遗骸。这些遗骸最终被收葬于广州红花岗。后因潘达微在《平民报》上发表《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中，有意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故而这72名烈士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作黄花岗起义。 起义结束后，沙面的外国军舰和士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对此张鸣岐派李准到沙面向各国领事通报情况，并以让各国领事受惊为由致歉。在这之后，成功镇压起义的李准遭到了张鸣岐的猜忌，加之革命党人在广州日益频繁的刺杀活动，致使李准后来对革命党人保持中立，之后逐渐倒向革命党人，并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推动了广东光复。赵声在起义失败之后回到香港，悲愤成疾，当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年仅30岁。8月5日，中国民主革命家杨守仁得知起义失败后，因过度忧愤而于英国利物浦的大西洋海湾投海身亡。 1912年，赵声被南京临时政府追封为上将军。而参加起义的陈得平、冯熙周等人在幸存下来之后，转赴云南讲武堂受训。黄兴在起义失败后革命活动转为以刺杀为主，先后主持了针对李准和广州将军凤山的刺杀活动。这次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激励了革命热情，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称这场起义与武昌起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主持护法运动期间，时任广东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方声涛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方声涛遂与护法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发起捐款，以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该建造项目于1918年建成，共修建纪功坊、墓亭和碑石等建筑。1922年，72名烈士的身份被全部查实。此后陆续查实身份的牺牲的战士达到102名。1932年该墓由广东省政府出资，再次得以扩建。这次扩建修建了新的墓道和牌坊，以及一座新的莲花池。 1911年6月，黄花岗烈士墓就有两次拜祭活动。中华民国成立后，至1924年之前，每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都会在黄花岗烈士墓举行公祭活动。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考虑到阴历有闰三月二十九日，难免引起祭祀活动的混乱，于是将公祭日期改为了阳历的3月29日。这一决定自1925年起开始施行。1938年3月1日，国民党五届中央党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将阳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并决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办纪念大会，以纪念包括黄花岗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 起义军130 多人，徐氏兄弟48 人。收歛费用亦徐氏兄弟捐献。

阳明山中山楼是位于中华民国台北市阳明山的多功能会议设施，1965年10月动工、1966年11月12日竣工启用，由修泽兰设计，占地约18,000平方公尺，外型的中式宫殿式建筑样式为主要特色；楼高三层，内部设有可容纳1,800人的会议厅（中华文化堂）、与可容纳2,000人的餐厅各一座。目前由国立台湾图书馆辖下的“阳明山中山楼管理所”负责管理。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在1996年改由公民直选之前，皆由国民大会代表选出，而中山楼正是国民大会迁台后的主要开会场所，至2005年国民大会终止运作；因此中山楼除历经多次总统选举，也是中华民国宪法历次增修的会议所在地。中山楼建筑亦常为新台币钞券、邮票的主题图像，为现版新台币壹百元纸钞背面的代表图像。中山楼在设立之前，其周边陆续由“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进驻，以及之后的“国防部青邨干训班”，并兴建介寿堂、讲堂、宿舍等设施，与中山楼及周边地形呈现特殊景观，并具历史意义，周边建筑群在2013年11月20日被台北市政府公告为“中山楼周边园区文化景观”。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的1949年，国防研究院将领计画合赠一栋住宅予兼任国防研究院院长的总统蒋中正祝寿，取名为“嵩寿楼”，并邀请修泽兰建筑师设计。蒋中正在看过设计图后，将其改为能容纳800人开会的建筑，并定名“中山楼”，之后再要求改为能容纳1,200人的空间。然而由于兴建经费庞大，所需1,500万元，因此计画暂时搁置。 1965年适逢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时任总统蒋中正为纪念此事，并同时发扬中华文化，期使中华民国政府在正式集会、庆典、接待国宾时，有适合之场地，并让国际人士领略中华文化之精粹，因此再次召见修泽兰讨论中山楼兴建之事，之后在1965年10月动工，由荣民工程处承包，1966年11月完工，在同月12日（国父诞辰纪念日）由蒋中正主持落成典礼。中正堂落成后在1966年11月13日至16日对外开放，估计约有10万人次参访。 自1972年2月21日，国民大会召开地点改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同年3月22日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出中华民国第五任正副总统，直到在1990年3月21日在此选出第八任正副总统。 多次的国宴、接待侨胞、退辅会辅导会议、1967年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1969年亚洲国会议会联合会、1984年中美工商联合会议惜别晚宴、1987年亚太影展开幕典礼等活动都在中山楼举行。 建筑特色 中山楼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一栋盖于硫磺口的建物，硫磺口是日治时代的草山温泉涌泉地，位于大会议厅之讲台西侧，早年供应附近温泉旅馆使用，为减低地热，则以十数根圆管钻入讲台下方，使地热沿管线喷出。 中山楼正面朝向纱帽山，并与牌楼、同为修泽兰设计的“圆讲堂”、“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国建馆）连成一线，而两侧分别有百寿桥、香山桥。中山楼的牌楼北侧刻有“天下为公”，南侧刻有“大道之行”，牌楼下方喷水池的古龙浮雕为杨英风设计。 中山楼全楼以中国宫殿建筑式样为本，依山势而建，以绿色玻璃瓦覆顶，搭配红檐、白墙，建筑主体之屋顶采单檐歇山顶。由于此为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百岁诞辰之建筑，因此在设计与装饰上融合许多吉祥元素，如：寿字台阶、百寿桥、福字灯座、蝙蝠方格门等。建筑照明部分，有多达48种造型各异之宫灯遍布内外。室内布置则有欧豪年、高逸鸿、黄君璧、江兆申、王壮为、季康之书画作品。 中山楼的兴建基地后方倚靠七星山，两侧各有一条温泉溪──松溪、磺溪，其地基为坚硬的火成岩、软泥与硫磺土混杂，需要用炸药炸掉大范围的磐石才能整平基地，然而因高温蒸气使爆破工程执行不易，因此修改设计，依地势高差分层规划台阶。另外，地基下方的硫磺土遇水会发热并冒出蒸气，因此在基地钻孔设置硫磺气导管，并且考量硫磺气对建材的损害，建材避免使用金属，连桌椅的榫头都不用钉子。建筑师在设计时将每根主要立柱依地势与地质加长、加大，使之深入至硫磺土层以下，最深可逾12公尺。为防止硫磺土对建筑之侵蚀，以热柏油浇灌柱子与柱础，再以铝箔油毛毡包覆，隔绝硫气。 轶闻 由于中山楼坐落于大屯火山群的硫磺地带上，故在中山楼举行餐会的时候，接待方所准备的银制餐具容易接触空气中的硫产生黑色的硫化银斑点，故要平均20分钟左右要更换一次。关于中山楼的风水传说，则是其位于龙脉之上，位置与士林官邸、圆山行馆及总统府连成一线，左青龙、右白虎，前有纱帽山，左右还有松溪、磺溪环绕，形成“玉带围腰”。 此外，中山楼当前列为禁区的二楼含有“总统套房”的设施，有模拟台海战争、蒋中正用于指挥作战的兵棋室，内有四台完全依照中国大陆沿海地形制作的立体模型图，及对匪作战地形图；且兵棋室的屏风后方，还有一张床，为蒋经国的办公室，据说是蒋经国为了尊敬先父，不愿使用父亲生前的房间，才在兵棋室下榻。 台北市政府在2013年11月20日公告“中山楼周边园区文化景观”，其范围包含中山楼以南至湖山路一段道路以北，包含阳明山中山楼（1999年公告市定古迹）、青邨国建馆（2013年公告历史建筑）、青邨圆讲堂（2013年公告历史建筑），及周边的介寿堂、舜水楼、梨洲楼、松柏村、八卦升旗台。 草山在日治时期发展为温泉休闲胜地，在草山前山地区除了有民间的温泉旅馆，亦有草山贵宾馆（战后为第一宾馆）、草山公共浴场众乐园（现为台北市教师研习中心）、草山警察疗养所、草山林间学校、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的观光馆（之后改做草山贵宾馆别馆，战后为第二宾馆）等设施。二战后的1949年10月，蒋中正总统来台参加台湾光复周年庆祝大会期间，就曾住在草山第二宾馆。在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同年8月在第二宾馆成立国民党总裁办公室，10月在原本的草山林间学校设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在阳明山的基地称阳明山庄），陆续兴建介寿堂、国建馆、阳明新村等设施，使此处成为反共复国人员的培育基地。1959年10月1日，革命实践研究院迁到木栅的中兴山庄，此处改由国防研究院使用，并兴建圆讲堂、舜水楼、黎洲楼，中山堂则在之后落成。1975年9月28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回此处。1994年1月，国防部总政战部青邨干部训练班与革命实践院对调而迁至此处，故此处又被称为“青邨”。青邨和中山楼在2005年11月1日移交教育部，2007年后闲置至今。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包括：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 1947年第一届选举名额：2961，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92年第二届选举名额：325 1996年第三届选举名额：334 2005年任务型选举名额：300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 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仿建的重庆国民政府大楼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间迁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时间内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中华民国陪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1937年，国民革命军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汉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重庆由于地处四川省东部，四川盆地丘陵地带，市区四周环山，主城半岛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东面又有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重庆为长江上游航运交通枢纽，交通便捷； 重庆有完善的工业（含军工）基础条件； 重庆虽然物产贫瘠，但所属四川省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极大的战略储备资源。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 1937年底，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令首都南京市告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迁至湖北汉口。 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 1939年4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迁往重庆，12月1日经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其名义上的临时首都。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4年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召开，三国军队结为同盟。 1941年12月31日，鉴于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倡议下，同盟国中国战区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被反法西斯同盟国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至贵州独山，距重庆仅400公里，重庆危急。蒋中正任命总参谋长何应钦与陈诚亲自率军前往贵州将日军击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政府各机关陆续回迁至南京市。 1949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总统令：中央政府订于38年10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 1949年11月30日，共军进入重庆主城区，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成都。 行政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中华民国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政府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1.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 2.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 3.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4.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教育机构内迁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 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军政部陆军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另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借读生），国立交通大学， 沪江大学，中央音乐学院 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贵阳—国立贵阳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 大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最初在万县（今万州）复课，后停办，并入中央大学）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重庆文化界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戏剧与电影…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国旗  1911.12—–1928 五色旗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所采用的国旗，旗面按顺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红、黄、蓝、白、黑取自中国传统五方色，顺应以五为定数的历史文化习惯。五色同时亦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五色旗最早于1906年冬同盟会本部讨论《革命方略》和国旗草案时被提出。1911年12月4日，江苏、浙江、上海都督于上海会议筹组政府及以五色旗为国旗方案，五色旗为程德全、宋教仁、陈其美、庄蕴宽、赵凤昌所支持，由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设计 。认为五色在中国传统中的五行学说中有所反映，且与五德等中国文化使用五数的习惯相符合。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可以缓和种族革命的意义，亦是政治清明的象征。 武昌起义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多用此旗。1911年12月4日在留沪各省代表及苏浙沪三督参加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由程德全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并在会后刊布于报端，由沪军都督陈其美统一式样并于12月17日向全市颁发标准统一的五色旗。随后参议院为国旗制定产生了剧烈的争议，最终以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最为普遍，决定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电全国，号召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志庆典”，此时临时大总统选票亦印有五色旗图案。12月3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晓谕各界：“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日，南京、上海两地普遍悬挂五色旗。 1912年1月9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南京：“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通过《国旗统一案》，确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军旗。并咨请临时大总统“饬部颁布各省施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公布过渡暂行办法，规定“国旗暂用五色旗”，并将“暂用国旗式样”照会各国驻华公使。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审议国旗统一案，经多数表决通过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参议院颁布《咨请临时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公布施行文》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国旗。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五色旗成为中华民国法定国旗。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公布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4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12月17日公布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各地五色旗逐步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2月29日上午7时，东三省同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全取代五色旗。 日本军部在抗战初期扶持的一些傀儡政权亦采用五色旗或其变体作为旗帜。例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均曾再度使用五色旗。日军扶植的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的设计亦受到了五色旗以颜色代民族的影响。 北京 中华民国国会 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Former site of Beijing Congress），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建成于民国三年（1913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现存建筑有国会议场、“圆楼”、原仁义楼、礼智楼的两栋两层带前廊的楼房 。 1912年1月28日，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相当于西方国会的立法权力机构。为了南北统一，争取北洋军阀的支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初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家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元首，并无实权，政党内阁才具有实权。因此，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首先便欲以陆征祥内阁取代国民党员唐绍仪内阁，以便将内阁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过，此举遭临时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兴起的倒阁风潮后来以国民党员赵秉钧出任总理，进行组阁才告一段落。赵秉钧虽为国民党员，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心腹。8月，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决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各省及地区推选，参议员在各省区中分摊，众议院按每80万人口产生1名的比例以复选制选出，不足800万人口的省份仍须选举10名议员。国会拥有立法权，根据这两部法律规定，宪法草案应由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拟定，而袁世凯企图剥夺国会的制宪权，便欲另立宪法起草机关，以便其操控，制定一部扩大总统权力的所谓“强国宪法”。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以杨度、汪荣宝等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13年3月3日向参议院提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这也遭到参议员的否决，从而打破了袁世凯的企图。除此之外，北京参议院还在财政、官职审定、外交等方面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都打破了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的企图。 在1912年底至次年初的议员大选中，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参众两院中占据392个席位，国民党的组阁势必进一步威胁袁世凯独裁的美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并支持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在竞选中取得优势，但此时已是四分五裂。 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在北京开幕。4月26日，当参众两院选举正副议长时，宋案公布，查知国务总理赵秉钧参与此案的铁证，许多议员亦怀疑袁世凯与此案有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同时，上海审判厅票传赵秉钧到案，但赵未到案，袁世凯也横加阻挠该案的审判。4月27日，袁世凯政府又与五国银行团进行二千五百万磅善后大借款的协商。5月5日，众议院以229票的多数否决了该案，但是袁世凯不顾国会的反对，强行借款。7月，国会又发现袁世凯于4月20日背着国会向奥国秘密借款。从此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冲突日益加剧。5月20日，袁世凯又背着国会与沙俄签定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特权。这也遭到议员的质问。国会开幕以后，由于宋案、借款等问题，未来得及制定宪法。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开成立会。委员会在天坛制定了宪法草案，称“天坛宪草”。袁世凯指使黎元洪会同十四省都督联电上先选总统建议书，又诱致另一些人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在五日之内草草完成了总统选举法，并规定大总统权限在正式宪法形成之前参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在没有国家宪法的条件下，在军警、地痞、流氓的武力威胁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嗣后，袁世凯企图取消对大总统权力的限制，这都遭到国会的反对。袁世凯不甘心，以“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为由，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省军政长官随即纷纷主张解散国民党，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解散国会。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开，次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先后代之以御用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颁布了《咨询政治会议救国大计令》，为其彻底解散国会提供依据，并且据此设立约法会议。在约法会议上，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通过了《参政院组织法》和《立法院组织法》，通过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得大总统的职权和任期与皇帝无异。参政院正副院长和参政均由袁世凯任命。通过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变更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成真。 1916年6月，袁世凯倒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国会。1917年5月，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中国是否参加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矛盾，引发府院之争。由于国会反对内阁的参政方针，段祺瑞指使皖系军人向国会施加压力，并组织人包围众议院会场，辱殴议员多人。5月19日，国会表示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的提案，并呈请黎元洪免除段祺瑞总理之职。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特任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段祺瑞前往天津，策动各省军阀联合反对黎元洪，并诱使张勋的辫子军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12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夭折。 张勋复辟后，在黎元洪离京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接着，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平张勋。1917年8月，段祺瑞重新执政，他以再造民国的功勋自居，决定废弃旧国会，以“临时参议院”代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于是南下广州，于8月25日组建“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参加广州国会的多数是从北京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旧国民党议员，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称为国会非常会议。翌年6月，非常国会决定继续召开第一国会的第二期常会，为凑足法定人数，将未到会的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1920年底，粤系将桂系逐出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复会，并于1921年4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段祺瑞并未急于恢复解散的国会，而是接受了研究系的梁启超的建议，先成立临时参议院，并规定了议员选民资格，为接下来的新国会做准备。研究系欲借此重建政党政治。而段祺瑞则收买皖系政客，先是在1918年3月8日，由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宅成立“安福俱乐部”，欲操纵国会选举。后来王揖唐又在临时参议院当选议长，安福系在临时参议院中的势力大增。1918年8月12日，新国会在北京开幕，此时的国会因别于民国元年的旧国会而称。由于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施金钱，广拉选票，取得330个席位，研究系遭皖系排挤，只得20席位。安福系大占优势，因此，这个第二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国会也结束了。 1920年10月24日，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军政府，服从北京，徐世昌于是宣布全国统一，并于月底，下令各省重选议员，召集新国会。但遭到多方反对，只有苏、皖、鲁、晋、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举行众议院选举。这些新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因政局动荡，“新新国会”一直未能召开。1922年，直系战败奉系后，欲召集旧国会，“新新国会”反对无力，遂告夭折。 1922年4月，直系进京，吴佩孚为独揽大权，否定孙中山、徐世昌的法律地位，便否认非常国会与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打出“法统重光”的旗号，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来“统一全国”。并决定捧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解散的第一届国会。黎元洪于6月11日进京复职，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不过，国会恢复后，在法统上便发生了严重争执。后来，邹鲁、谢持等被孙中山召回南方，组织对陈炯明的讨伐。国会正式采用了“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的名称。1922年10月11日，国会举行第三期常会，虽标榜制定宪法，但终因议员到会人数不足而“流会”。会上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宪法会议规则》，此举是为了使议员出席达到法定人数。 1922年11月，国会受曹锟指使发起弹劾亲吴佩孚的“好人内阁”，又借“金法郎案”动摇黎元洪的地位。1923年6月，曹锟发动政变，对黎实行逼宫夺印，致使部分议员南下，国会停顿。曹锟为了摄取总统宝座，高价贿选。1923年10月5日，在曹锟的高压与利诱下，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举国哗然，纷纷谴责国会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彻底垮台，第一届国会随之结束。后段祺瑞出山主政，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设临时参政院。段祺瑞为颁布宪法，规定制定宪法由两个机构进行。一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一为国民代表会议，负责议决宪法。后因政局恶化，国民代表会议陷于流产，宪法未能产生，正式国会因此也为成立。从此，民国无国会。 国会是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建立议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为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追求并努力践行的。然而，虽清廷被推翻，民国也建立，但在封建专制思想依然浓厚的近代中国，国会的运转举步维艰，不是被利用，便是被解散。民国肇建十多年来，国会虽是欲求民主共和的精英们与封建军阀斗争的场所和武器，然而最终却被任意蹂躏，西方的代议制在中国成了个畸形怪胎，脆弱的国会见证了中国民主共和历程的艰难曲折。   回复回复全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