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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問：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專製統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製度。究其原因，各說各話。有人壹再強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請問，妳的看法如何? 答：單獨的文化決定論，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分權製衡這些觀念，故不可能結出民主政治之果。這種看法，失之偏頗，是對中華固有文明和傳統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結論。關於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權思想,早在古書《尚書》中，即有記載。墨子繼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指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韓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矯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關於政府乃為人民所創建的觀念，古書《週易·序卦傳》中早有提示。《週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權時代政權、政府概念的通俗表達。從上面的論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產生的順序：天創造萬物，再創造人；男女創造夫婦，夫婦創造父子；父子百姓創造政權和政府；政府創造秩序(禮)並維護正義(義) 。 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國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君輕民貴”的主張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論述，是民本和主權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談自由。誰說中華文化沒有自由的基因？連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國總統，也垂涎於中華的自由精神。裏根總統上任後，在他的國情咨文(施政報告)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大國如烹小鮮。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治理國家，尤其是大國，應實行小政府主義，還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猶如烹饪小魚，不要多管它，不能總是翻來翻去。如果折騰來，折騰去，小魚就爛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騰老百姓，政治壹定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哲學，就是中華文化中，讓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裏根總統在任內，放松了政府對不少經濟事物的管製，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施政八年，裏根交出了壹張不錯的成績單。 至於分權製衡，也不是外國人發明的專利。早在遠古時期，我們中國就有了分權製衡的實踐。那時，部落酋長會議相當於最高立法機構，推舉出的最高首長，相當於總統和行政權力，統領軍隊。在錢財方面，中國人早就將會計(管賬)與出納 (管錢)分開，實行製衡管理。中國早期的皇權製度，也有過製衡機製。皇權受到大臣會議的製約，大臣會議可否決皇帝的聖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後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皇權越集越大，搞起了壹人專製。毛澤東又將壹人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即使是在皇權的專製之下，中國明末清初也曾出現了壹位偉大的民主思想家黃梨洲(黃宗曦)。他在《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提出了限製政府權力和分權製衡的政治理論。同時代的英國民主理論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權製衡的學說。黃梨洲生於壹六壹零年，比洛克(生於壹六三二年)早了二十壹年。怎麽能說民主觀念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呢? 再舉唐堯傳虞舜的例子，說明民主選舉在中國幾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堯有壹子，名丹朱，堯很喜歡他，從小就用種種辦法培養他。為了定其心，育其智，據說還發明了圍棋，與之對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堯斃，沒有人去理會丹朱，部落酋長和民眾都跑到舜那裏，壹致擁戴舜繼承大統。選民們投了票，但不是現代的選票，而是“腳票”—-用腳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實際上，堯何嘗不願意兒子即位，只不過，大家沒有選他，而選擇了德才兼備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過雛形的選舉製度，《王製》記載：“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爾升之學，曰俊士。”這是具有公議主義性質的選舉製度。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不可能把中國古代的民主理念論述得淋漓致盡，但走筆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說，中華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共產黨所說，民主運動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論於中國，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之論調，目的在於維護其壹黨之專製，其說詞不值壹駁。 用純粹的文化決定論，來解釋中國未能建立起民主政體，也已被當今的政治現實所擊破。台灣民主政治之實現，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南韓，亦已確立起民主製度，都是擺在我們家門口的活生生的範例。 文化決定論發展到極端，就成了民族虛無主義，它勢必導致完全否定傳統的傾向。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正是這種反傳統主義的體現。極端的反傳統主義，使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禍害中華數十年。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政體的建立,，都不是壹味反傳統的結果。因此，民主運動絕不是反傳統的運動，而是發掘、承襲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民主基因的運動。 四十五問：有人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只適於專製統治，不適合民主政治。妳怎麽看民族性的問題？ 答：民族性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有關聯的。因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結果。我們反駁了文化決定論，在壹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駁了民族性決定論。但，民族性畢竟有其不同之處，有必要多做些說明。民族性決定論者認為，中國人自私、好鬥、 有奴性、不守法、依賴性強、保守……總之，壹切壞的人性都可羅列上去。結論是，對這樣的“刁民”，只有專製壹法。或者說，中國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就是根據“文化決定論”和“民族性決定論”，力主袁世凱恢複帝製。 民族性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壹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壹書中，曾對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習性進行過鞭撻。後人在壹百年之後寫成的《醜陋的日本人》，更是列舉出壹系列日本民族的惡劣本性。其中，不少與中國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並未妨礙日本步入現代化和民主化。屬於中華民族、帶有全部中華民族劣根性的台灣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壹看民族性決定論者舉出的那些不良習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歷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樣存在，只不過某種劣性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有的，甚至比我們中華民族更為惡劣。如某些猶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國人的好鬥、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們遜色，但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樂園。 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其壹,我們中國人到了民主國家，不但適應民主製度,，而且熱愛民主製度。其二，我們看到，大陸人向香港跑，北韓人向南韓跑，過去，東德人向西德跑，專製國家的人向美國和西歐跑，而且，這種跑，是單向性的，不發生倒流的。個別人的回流，只是為臨時賺錢而已，絕非謀取永久居留。這說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麽民族，都是壹樣的，那就是向往自由與人權。 還有壹點，須加說明，民主製度正是在承認人性有性惡壹面的基礎上設立的,，目的在於抑製人性之惡。為什麽設立三權分立製度和法官的終身製度？壹是承認人有私心，二是為了抑製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惡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說來也巧，自由經濟製度的實行，其基礎也是承認人的自私本性。集體的自私，互相牽製，導致了公益的結果。人，的確有善惡兩性。我們之所以倡導民主製度，為的是揚善抑惡，使善性發揮到極至，使惡性壓抑到最小。美國開國元勳麥迪森曾指出，如果我們都是天使，(民主)政府無須建立，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都是魔鬼，(民主)政府也無須建立，因為，她根本建不起來，或者，建起來也會被砸爛。 下面，我特別要講壹下製度對人性的影響問題。可以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性。公有製的大鍋飯製度，幹不幹壹個，,幹多幹少壹個樣。結果，人的懶惰性充分表現了出來。經濟改革之後，進入私有製企業，懶惰性吃不開了，別說懶,慢壹點都會被抄尤魚。同樣的人，在不同的製度下，表現出不同的本性。大陸人剛到美國，開車不怎麽守規矩。但是，吃上幾次罰單，就規矩多了。聽說,，有壹年，紐約某天晚上發生了意外停電。不久，有條街上出現了哄搶事件。個別平時滿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因為，他們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沒了著落，逼上了絕路。突然，電燈亮了，人們四處逃竄，大街恢複了平靜。它給我們的啓示是，在黑暗的製度下，人的黑暗面發揮出來，成了強盜；在光明的製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製，光明面發揚出來，成了正人君子。 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大陸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人們在歎息：怎麽中國人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怎麽這麽自私？這麽無情？國民黨時代也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產黨的黑暗製度，把中國人的心靈徹底摧毀了。怎麽辦？途徑之壹，就是盡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製度，以使我們中國人的善良本性恢複起來，發揚光大。 四十六問：宗教是壹種原因嗎？有人說，中國缺乏基督教的傳統，這是民主未能實現的壹個原因？有道理嗎？ 答：非基督教的國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蒙古是喇嘛教國家，都建起了民主製度。不過，民主製度首先是在壹批基督教國家創立起來的，到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基督教義與民主政治或許有些內在的聯系。比如，基督教認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來面目創造出來的,，因而，人是神聖的。由此導出天賦人權的觀念。另外，聖經記載，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導出人性性惡之觀念。加以引申，由於人的不可靠性,，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導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規範人的行為，導出法治的觀念，等等。 仔細研究中國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壹個十分具有啓發性的發現，那就是，在我們中華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說明，中華固有文明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參考我的關於論述中國固有文明與基督教教義壹致性的專述(正在編篡中)。 國內近年壹個十分重要的進展，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拒統計，基督徒已達六千多萬，超過了共產黨黨員的人數。雖然，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國的經驗看，基督教並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基督教教義中含有豐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將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 四十七問：那麽，經濟決定論站得住腳嗎？是否農業經濟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會無法建立民主製度？是否先要發展經濟，等到壹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答：經濟決定論者認為，中國長期的農業經濟，是滋生專製的溫床,而不能蘊育出民主政體。此論不對。固然，十九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伴隨著壹批民主國家的誕生，但是，工業革命與民主政體之間，或者說，工業發展與民主製度的建立之間，並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希特勒的德國，工業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確是壹個異常專製的政府。反之，農業國家同樣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製度。丹麥、挪威、瑞士，還有瑞典等國，都是在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體。以丹麥為例。在民主運動的奮爭下，壹八四九年，丹麥王被迫承認了民主憲法，以及由憲法產生的議會，民主政體的架構基本確立。那時的丹麥，農 業人口占多數，農民生活貧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目前的中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格倫特維格(Grundtvig)為了消滅文盲，開化民智，於壹八四四年創辦了“人民中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民中學”不斷增加，才漸成氣候，文盲開始逐步減少，但這是民主架構建立二十多年之後的事。美國也是壹樣，壹七八三年美國獨立並創建世界上第壹個民主政體時，多數美國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強調這壹點，乃是為了駁斥中共及壹些人的下述論調：中國仍是個農業國家, 文盲多，民智未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尚未成熟，不可操之過急等等。 至於有了中產階級才能搞民主的論調，我在舉出丹麥和美國的例子後，已經不攻自破。實際的情況是，在多數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強大的中產階級又成了民主政體的穩定因素。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中產階級的形成早於民主政體之建立，如南韓和台灣。因此，正確的邏輯關系應當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出現，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已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掘起，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 四十八問：有人提出社會結構的理論，解釋民主政治未在中國形成的原因。如:：中國從未出現過獨立的市民社會；中國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共產黨所說的封建社會，並非歷史學家定義的封建社會，即分封領地、形成貴族或諸侯集團的社會)，故沒有壹個強大的貴族力量集團與皇權對抗，等等。妳如何評價這些論點？ 答：這些論點，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和事實的考驗。首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週朝瓦解前後，中國出現過分封領地的諸侯社會。但是，為什麽沒有走向民主社會呢？為什麽諸侯社會後來消失了呢？壹提到這個問題，有的歷史學家就會反駁說，那不同於英國民主政體建立之前的貴族社會。話說回來，就算我們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定義下的封建貴族社會，那麽，就是在這個非貴族社會、非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孫中山先生於壹九壹壹年創建了中華民國民主政府，這又做如何解釋呢？大家公認,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壹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時間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質吧。歷史學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因此，我想避開理論問題，看壹看近年來世界發生的民主變革的現實。現實是，蘇聯瓦解了，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蒙古、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專製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壹個個民主政體的建立。這些國家，尤其是蘇聯，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哪來的市民社會和貴族社會？有的政治學者甚至曾經立論：共產極權製度壹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轉的，其論證不可謂不週密。時間和事實說明，這些悲觀的立論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孫中山希望中國結束皇權統治之後進入民權時代。但歷史是那麽曲折，那麽可悲。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在大陸歷經內憂外患，只是一段不成熟的民主經歷，一段不得不突出威權的民主跋涉。 中共在蘇聯的全方位支持下，擊垮了抗戰後疲弱不堪的國軍主力，逼迫國民政府退據台灣。中共在中華民國淪陷區復辟了專制制度，是不同於皇權專制的黨權專制。習近平登上最高權力地位後，就朝著結束毛以後的黨權寡頭統治，向黨權皇帝二世的方向行進。習修改憲法，廢除了任期的限制，在中共二十大，完成了把中共變成習家黨的演變，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習老大的小弟，成了實際上的黨權皇帝。借助所謂兩會，讓這種演變合法化。 但是民主的潮流終究不可阻擋，專制復辟只是中國走向民主歷程中的一段插曲，黨權專制的終結只是時間問題。當黨權專制被埋葬之後，何為取代？我們的回答是：“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就是最好的取代。而這個取代的性質，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既間單﹑又方便的途徑。” 我們宣告：“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陆﹑臺灣﹑港澳﹑海外壹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在此相會便是有缘 希望聽到您的看法 能讀到您寫的文章 看到您推薦的資訊 更歡迎您聯心結盟 成為公民聯盟壹員 如果您提供一個有效電郵 並表示願意成為民國公民 您便成為公民聯盟的壹員 真名、筆名、化名都可以 以便將來相遇時能夠相認 建議淪陷區的同人用化名 聯絡我們： 對外聯絡人： 徐英朗 王炳章的老朋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早期成員 黃花崗起義徐氏家族後裔 《花县徐氏满门英烈》 E-mail: rocgongmin@gamil.com 油管頻道 中華民國之聲 公聯 twitter: @rocgmlm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2023年5月20日   致民國力量同道 各位同道：獨木不成林，既是同道理應交流、合作、攜手共進！ 我們想到三種方式 一、建務虛群，僅限交流、互相啟發，共同提升，化名、實名隨意。 二、建務實群，經交流討論，達成共識，合作一起做有共識的事。 三、私聊（化名，實名；務虛、務實皆可） 如有更好的方式請告知，謝謝！ 我們能以各種方式與同道交流、合作。 有意向者請發電郵至 rocgongmin@gmail.com 指定適合你的交流方式 比如： 電郵，電話，推特、臉書、短信，Line，WhatsApp 等等 變局在即，時不我待 是聯合起來展示民國力量的時候了！ （我們建議用民國力量作為一個常態的稱呼）

獨裁者借民主的名義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帝，意猶未盡，要體驗一把在國際社會做一哥的感覺。多年前在克里米亞的成功經驗使其利令智昏，覺得在烏克蘭可以舊戲新唱，收一箭數鵰之利。 未曾想，特別軍事行動出師不利，且讓北約和西方藉此抱團，同仇敵愾。戰場上不斷失利的大帝，不得不啟用僱佣軍參戰，送囚犯甚至送死囚壯其軍力，這已是空前的笑話。更笑話的，瓦格納臨陣倒戈，揮師莫斯科，聲稱將有一位新的總統，這恐怕更是絕後的笑話。當然不排除他的小弟會演出更大的笑話，而不絕後！ 更可笑的是大帝發出鎮壓武裝叛亂的皇帝詔曰之後，瓦格納一路北進，所佔城市一片祥和，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況。 就此一景便可預知，獨裁者已經是窮途末路。 即便獨裁者使用軟硬兼施的各種卑劣手段，捏到反叛者的痛處，或和利益至上的反叛者達成某種協議而暫時逃過一劫。但普帝已經在全世界面前顏面盡失。同時俄羅斯人民的反普帝激情已經被喚起，反獨裁爭自由的力量已經集結。瓦格納的反叛或逼宮，讓俄羅斯人民看到了獨裁者的虛胖！看清了一群豺狼對俄羅斯的殘害。 誠如俄羅斯自由軍團公告所說：普里戈津與紹伊古、格拉西莫夫和他們的將軍們的戰鬥只是一場爭奪食物槽的戰鬥，也是繼續摧毀和掠奪國家的機會。今天的俄羅斯是一群豺狼相互撕裂整個國家。 我們，俄羅斯的自由公民，不會讓我們的人民充滿不確定性和恐懼。我們將結束戰爭，俄羅斯將獲得自由！ 因此，卸下民族英雄面具的獨裁者，已經窮途末路！ 普大帝的戲即將落幕！ 另一位正春風得意，甚至做著世界大帝迷夢的習大帝還要演多少場滑稽戲才能落幕？ 公聯評論員 崇鑒 2023年6月24日

四九年前中共的言論 編者按： 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之前（1949年之前）的言論資料在網上是汗牛充棟。把這些言論和如今事實相對照可以充分證明，中共現在極力在反對的，就是當年他們口口聲聲稱要為中國百姓爭取的，真是絕妙的諷刺。 我們摘錄部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言論及中共領導人語錄以飨讀者。 看完中共這部分言論，相信每一個正常人都能得出結論：中共是如假包換的騙子！ 所以這些言論也只能歸到“幽默”欄裡！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壹黨治國。……因為此問題壹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壹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壹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製，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裏!所以民主雲雲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壹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麽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壹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壹黨專政化壹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製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壹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壹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壹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歷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歷壹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這些壹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壹點不害怕民主製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製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製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采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壹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壹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贊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壹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壹切要民主。我們壹切製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曾經有壹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壹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壹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壹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壹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麽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壹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壹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壹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壹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武昌起義，或作武昌起事，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軍等力量在中國武漢武昌發動的兵變，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1909年二次倒孫風潮後，同盟會處於分裂狀態，有些革命黨人不滿孫中山壹直在南方發動起義並屢次失敗；湖北革命黨人（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把行動目標轉向長江流域，准備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壹次武裝起義。在清廷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平定保路運動之際，留守湖北之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遂計劃在1911年10月16日發動革命。但10月9日事迹敗露，導致革命黨人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遭處死，新軍中的黨人害怕被追究，躁動不安，10月10日晚間黨人金兆龍、程定國因為偶發事件槍擊排長陶啓聖，釀成變故，熊秉坤、蔡濟民、吳醒漢等革命黨領導人於是先發製人，齊集猛攻湖廣督署，湖廣總督瑞澂出逃後督署陷落，至12日攻陷武漢三鎮，成立鄂軍都督府。 武昌起義的成功，使中國各地陸續響應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的訴求，最終結束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製政體，建立中國史上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是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幹擾，成功創辦新式學校。隨後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壹系列改革，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製，廢除科舉製，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正是教育方式的這壹根本性轉變，為後來風起雲湧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造就了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寶貴人才。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激進革命主張被更多志士仁人認同。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武漢等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抛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為不滿；1908年光緒皇帝與慈喜太後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沣成為攝政王。 由於會黨組織形式落後，特別是成員缺乏革命意識和組織紀律，所以常“壹哄而起”，然後“壹哄而散”；孫等人總結經驗，得知“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從1908年起，孫開始注重運動新軍。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壹同集結在文學社（湖北新軍革命團體）與共進會旗幟下，文學社多招募自駐紮武昌之新軍軍官和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異議組織地方分支。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孫與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發動，湖北文學社和共進社領導人大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內閣名單中滿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漢族有四名。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對此大失所望，有少數人參加了革命黨。為取得外國的支持，以維護其統治，同年5月清廷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為國有，然後再賣給外國，又未能解決如何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並成立“保路同志會”，其中四川最為激烈。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湖廣地區（湖北湖南）革命黨人見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開始策動在武昌和長沙伺機起事。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居正等人的推動下聯合，建立了統壹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野史傳說朱元璋、劉伯溫在中秋節起義，俗語“八月十五殺鞑子”）湖廣兩行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仲文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達峰負責。 就在革命黨人9月24日聯席會議當天，駐紮在南湖的八鎮炮標三營有幾個士兵退伍，炮標士兵孟華臣（共進會代表）備了酒菜，飲酒猜拳，為之送行。值日的劉排長過來幹涉，雙方發生爭執。管帶趕來傳孟華臣等跪下，重責軍棍。士兵搶了軍械，將營部砸爛，管帶倉皇逃竄。孟華臣等從軍械房拖出兩尊大炮，可惜沒有彈藥。前來鎮壓的騎兵趕到，兵變士兵四下逃竄。 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壹天舉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攜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壹律收繳，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進會領導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湖南准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早上，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和印信等，拘捕劉同、李淑卿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領導起義軍事總指揮蔣翊武為免起義計劃受到破壞，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因途中艱辛，直到深夜12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無法動員，營代表徐萬年只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由於劉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號（第八鎮30標排長張廷輔家空房）文學社總部暴露，當日晚彭楚藩、劉複基在85號被捕，蔣翊武逃脫，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另外還有張廷輔、陳宏诰、牟鴻勳等30餘人被捕，10月9日起義計劃落空。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劉楊三人在督署東轅門被斬首。 10月10日白天，清軍警大肆搜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下令新軍官兵壹概不得出營，並勸谕黨人自首。 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的鮮血，澆劇了革命烈火，革命黨人矢志報仇，決心拼死壹戰。10月10日傍晚6點左右，駐守武昌城北門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協炮11營辎重隊士兵李鵬升，點燃草料庫，舉火為號，發動起義，臨近的工程隊也點火響應，起義士兵向武昌城內楚望台軍械庫進發。 10月10日晚七時許，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二排哨長（即今日排長）陶啓聖查夜，發現多人不在營中，又看見棚正目（即今日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著步槍、且取出壹盒子彈，仰臥睡覺，就掌掴金兆龍，厲聲問道：“爾謀反耶？”金兆龍頂嘴大罵道：“反！反！即反矣！”金兆龍還擊，並和陶啓聖扭打，陶啓聖武藝較高，占上風，將金兆龍壓製，程定國過來幫忙，以槍托舉槍將陶啓聖擊傷，待陶倒地，背後開槍打中陶啓聖，前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八營代理管帶阮榮聞聲趕來試圖以槍彈鎮壓，相繼被程定國擊斃。軍營大亂。這時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布起義，向楚望台進發。 武昌城內的第八鎮第十五協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台。陸軍測繪學堂全部學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庫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士兵起而響應。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經過熊秉坤勸說，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接受起義士兵推舉，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壹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第壹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的唯壹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起義軍攻總督轅門，湖廣總督瑞澂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黨，死勸瑞澂離府，去長江上的楚豫號兵輪上指揮鎮壓。瑞澂壹離轅門，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辛亥革命之後，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見，被稱為“民國西施”。 第八鎮統製張彪仍舊在鎮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複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占領了鎮司令部。湖北軍隊提督張彪在水師統領陳得龍帶兵保護下由文昌門退出武昌。 10月11日淩晨1時30分，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10月11日晚，駐防漢陽兵工廠等處的士兵祝製六、胡玉珍率眾起義，占領漢陽。10月12日漢口光複。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10月12日，起義軍發布了《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布告全國電》、《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布告海內人士電》、《致滿清政府電》等，在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鎮壓人民，行同虎狼，厘金雜稅，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狀。起義軍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為維護和發展工商業，軍政府還發布了安民和免稅等公告，抨擊清朝苛政，豁免惡稅。宣布除鹽、酒、煙、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壹律永遠裁撒；除海關外，所有稅關，壹律永遠裁撤。 起義爆發時，黎元洪任新軍21混成協統領，在武漢地區清軍中地位僅次於最高領導人張彪。早在起義前，革命黨人內部便有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的建議。10月11日晨，革命黨的蔡濟民、王文錦等在黃陂壹帶找到黎元洪的時候，他正在其參謀劉文吉宅內隱匿不出。 黎元洪在起義前後的立場是不贊成革命的。被推舉為都督後，他仍十分猶豫，提出都督當為剛出獄的革命黨人劉仲文或胡瑛擔任。此語壹出，壹時起義軍內部謠言四起，甚至謠傳黎元洪絕食自殺。直到黎元洪為了製止起義軍方面的顧忠偉殘殺滿人的行為而傳出壹道口谕，稱：“勿得濫殺旗人，革命黨是文明的，顧某如此胡鬧，是野蠻行為，餘不取也！”關於黎絕食自殺的傳聞才告平息。此後，在都督府召開的壹次會議上，由於黎元洪態度消極，朱樹烈以舉刀自殺相逼，黎元洪方才鄭重表示：‘朱君樹烈，今夜舉動，是義勇，不是粗暴，言論是正大，不是噪安，元洪極端贊成，極端欽佩’。並在會議席上表示：‘凡經元洪劃諾判行者，決心負責辦理，完成革命大業，從此次會議起，嗣後不但與諸君同生，並與諸君共死，如食其言，元洪非我漢族黃帝子孫也！’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仲文、孫武等商議，認為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壹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製度，因而他為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為《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壹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 另，端方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壹標及三十二標壹部入川鎮壓四川起義，至四川資州，11月27日新軍嘩變，端方為軍官劉怡鳳所殺。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震驚了清廷，清廷迅速作出反應。10月12日，清廷撤銷瑞澂的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同時清廷下令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製；然後清廷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提供炮火支援。14日，清廷編組壹，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壹協為第壹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壹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各路清軍紛紛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面對這壹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2天，史稱陽夏戰爭或陽夏保衛戰或漢口、漢陽保衛戰（漢口舊稱夏口，陽、夏分指漢陽和漢口）。 10月30日，馮國璋親抵漢口，眼見革命軍頑強抵抗，下令先縱火焚燒街道，再派兵占領城市。於是北洋軍連日縱火，“鋪戶所存洋油，北軍悉數取出，沿路用以縱火。全鎮火頭無數，有出而撲救者，北軍辄以手槍恫喝之。”十裏商街“煙焰蔽天，化為灰燼。”革命軍不得已，渡過漢水、退守漢陽，漢口隨之陷落。 11月17日，馮國璋下令李純進攻漢陽。至24日，美娘山、鍋底山、扁擔山先後失守，革命軍犧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軍用重炮轟擊磨子山、扁擔山，革命黨人劉玉堂犧牲。同日，北洋軍奪取湯家山，渡過襄河占領黑山。27日拂曉，北洋軍攻占梅子山，另派壹隊攻占龜山，革命軍傷亡殆盡。當天下午，漢陽終告陷落。當革命軍和平民乘船撤離時，北洋軍更向江中開炮，“由江中撈出之死屍陳列堤上，不計其數，內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婦人抱子、母死而子蘇，啜泣索乳者。血濺江邊，死者相枕藉。”“甚至車夫舟子，皆相視對泣。” 總計武漢三鎮之役，革命軍的犧牲人數，據張難先記載：“辛亥武漢光複，殉國有姓名可紀者只三十二人。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渾列者，為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專列者，為壹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倉卒發動，無明確記載，以衛生隊殓埋之紀載考之，為數亦複不少。漢口初九至十二日渾戰四晝夜，漢陽十月初六、初七渾戰兩晝夜，均無紀載。合傷兵不治而死之數，約計總在萬人以上。”當時有壹湖南長沙致各報館的電報憤言：“馮國璋、王遇甲甘為滿奴嗾使，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現已派暗殺黨百餘人，非殲其全族不止。湖廣公達。”聲稱要對滿人的走卒施以刺殺報複。 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先後獨立。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義。 漢陽失陷後，黃興退到武昌，湖北軍政府即召開軍事會議，黎元洪主持。黃興認為漢口和漢陽已失，武昌難以固守，主張率領鄂湘兩軍轉移攻取金陵。黃興的主張被多數人反對，參謀範騰霄說：“漢陽既已不守，武昌又擬放棄，試問還有什麽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兩軍尚可用，則武昌當然可守。”這壹席話使大家熱烈鼓掌，故最後會議決定繼續死守。會議結束後，黃興偕李書誠、湯化龍、胡瑞霖、陳登山和黃中垲等乘船東去。 10月22日，焦達峰與陳作新率湖南新軍最先響應武昌起義，攻占長沙，次日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因此，湖南省成為最早脫離清政府統治的省份。此後兩個月內，湖南與陝西、廣東等省，共計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10月28日，湖南軍政府派出“援鄂軍”從長沙出發支援武昌。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統帝名義下罪己诏，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11月1日，清政府令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清軍占領漢口。11月27日，清軍占領漢陽。 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對革命政權頗為敵視，以“義和團”視之，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炮，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壹布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議上聲稱“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國駐漢口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布中立文告。 12月1日，蔣翊武、吳兆麟與袁世凱軍簽訂停戰協議。12月2日，蘇浙聯軍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義的十四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12月17日，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同日荊州府光複。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建國。南北議和亦被袁世凱中斷。但不久，臨時政府即與袁世凱達成妥協。2月12日，清帝溥儀正式頒布退位诏書，清朝滅亡。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以該事件的發生日期－10月10日為國慶日（雙十節），每逢國慶時均有壹定規模，如煙火、閱兵、遊行等慶祝活動。

——請欣賞最出彩的微小說 一個小夥子騎車上班途中遇到一老人暈倒在路邊，馬上將老人送醫院，當時因身上沒帶多少錢，只能打電話向女朋友求援。 女友一進病房就罵小夥子：“你他媽的腦子有病啊，什麼閒事你都敢管？” 當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後，大吃一驚，叫了一聲：“爸！”。 老人看了女兒一眼，對小夥子說：“孩子，你是好人，聽我一句話，和我女兒分手吧，她真的不配你啊！” 出院後，老人對女兒說：“這種傻瓜絕對不能嫁！”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倡議 全球華人申領中華民國護照 理由是：按中華民國國籍法之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自然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的子女因其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可以認定：大陸人民都是因不可抗原因無法承擔義務的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因此我們提出這一申請，申請文本如下，如果妳認同這一立場，請聯絡我們，提供下列信息，我們統一遞交中華民國外交部，謝謝參與！ 聯絡我們：rocgongmin@gmail.com 公元2023年6月10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 按中華民國國籍法之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自然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他們的子女因其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因此我向中華民國外交部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聲明如下： 一、以真實姓名，宣誓忠於中華民國憲法！ 二、註明原住地，不作任何移民事宜之用！ 三、申請此護照，只是為表明本人之立場： 絕不做中共國的奴民！ 要做中華民國的公民！ 中華民國肇始於辛亥革命，屬於全體中華兒女！ XXX 性別     年齡 原住地：X省X市……. 目前居住： 聯酪電郵：

跨年檄文 民國政府遷台 五光十色的11月29日 中華民國悲哀的一天 憲政中國的起點 停火命令與國際調停 台灣光復節 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銘記中華民國的歷史貢獻 公民聯盟答老朋友問 致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信 《簡析仇蔣污蔣去蔣的綠色永嘆調》 評賴清德的敞廳談話 告淪陷區公民書 新年獻詞 評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捍衛世界和平！保衛中華民國！ 新年致辭 民國力量國同道聚餐、交流 紀念中華民國行憲日 號外，慶雙十節文告 徹查孫林事件 聲明和呼籲 第一號 全球華人申領中華民國護照 第二號 關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呼籲 第三號 建議（征求意見） 第四號 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第五號 《啟動對中共違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調查和懲罰》 聯署名單

公聯簡介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簡稱【公民聯盟】或【公聯】。 由不願做中共國奴民，自認為是民國公民或希望成為民國公民的人們(黨派和個人）組成。 公聯的使命 公民聯盟，旨在淪陷區終結中共黨權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和全體公民一起實現國家統一。 真正的中華民國 我們所理解的真正的中華民國是涵蓋兩岸三地，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國家。臺灣是中華民國的自由區，大陸是中華民國的淪陷區。 如果中華民國現政府能承擔起終結黨權專制暴政的領導責任，那就是帶領全國人民收復失土。 如果中華民國的國號被拋棄，臺灣現政府放棄了對淪陷區的主權，那麼兩岸三地的民眾必將掀起光復民國的大潮。 如果中華民國現政府不拋棄中華民國國號，但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現政權背叛了中華民國。那麼中國人民有權而且必須重建肇始於辛亥革命的中華民國新政府！

1930年代的纪功坊 黄花岗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是为了纪念于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除了七十二烈士墓之外，墓园内还陆续地修建了王昌墓、邓仲元墓、冯如墓、潘达微墓、史坚如墓和杨仙逸墓。 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他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三‧二九起义失败后，购得东郊红花岗，改原地名为黄花岗，是以秋日黄花喻烈士不屈的品格，黄花岗之名沿用至今。 原处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1918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长林森又募得侨资赞助，建纪功坊、墓亭及立碑石。墓园为著名设计师杨锡宗设计，孙中山亲手栽植了马尾松。1919年，林森等审核得56人姓名，由汪精卫书石。1922年，又核实有16名烈士姓名，再由汪精卫补书于石，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 1924年，大本营军政部与广东省长公署保护墓园布告：大本营军政部及广东省长公署奉孙中山大元帅训令，以《布告第一一号》文，由军政部长程潜及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合签署发布。公布划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地界范围。 现时墓园内仍存有刻有全文的石碑，落款时间为1924年2月。上述范围也说明了为何先烈路有如此多的革命志士的墓地。墓园落成后不久，有人认为，整个结构像公园式，因内有茶亭、水池、音乐台等游乐设施，有失庄严，建议改为坟场式；纪功坊上的自由神，是外国人崇拜的偶像，不宜用在纪念七十二烈士的坟场中。因此在1930年5月，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78次会议议决重修黄花岗坟园计划。改建工程分三期进行，最大工程有二：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换成国民党党徽；改建墓道，开辟正南大墓道，正面大路入口处建筑一座宏伟古朴的牌坊，上嵌孙中山1921年所题“浩气长存”四字，作为正门，原来的大门改为侧门。整个改建工程至1937年3月竣工。 49后，广州市政府重修并扩建了该陵园，并命名为黄花岗公园。潘达微墓于1951年自模范监狱旁迁入；范鸿泰墓于1958年自先烈路二望岗迁入。因城市的发展，道路的开拓，本来广袤而完整的七十二烈士墓园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把一个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压缩为一个不大的“公园”。烈士墓落成之初纪功坊上曾仿照美国及法国设有象征共和理想的自由女神像，由美洲华侨党员赠送，神像约有两米多高，头戴七束光芒冠冕，左手挟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右手举槌，正对前方墓塘碑亭顶部的自由钟，警醒革命者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当时在神像脚下，左右各蹲伏着一只石雕雄鹰，亟待向蓝天飞翔。1936年，因被认为作为外国人偶像的自由神放在坟场不合适而改成国民党党徽石块。、 49后，原来的自由女神像被重新放回，此时神像左手中的槌子已不知去向，于是被塞上了一杆枪，象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于1966年8月28日在墓地汇集，举行宣判“散发著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女神”推倒砸碎，并换上一支约2米的水泥塑火炬，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革的烈火可以烧遍全中国。后因北京直接干预，纪功坊其后才没有被红卫兵用炸药炸毁。陵园内几乎所有墓碑、石碑的碑文均曾被红卫兵破坏，某些人名被凿去，被修理过的文字有：中华民国、国民党、革命、浩气长存、孙中山敬题、民国十年、蒋中正、胡汉民/胡汉民先生/胡汉民敬题/番禺胡汉民书、林森、陈炯明、陈逆炯明、汪兆铭/汪精卫、邹鲁/鲁（邹鲁撰文的自称）、袁世凯、总裁。两年后，有人认为这支火炬与整个建筑的风格不协调而将其移走，剩下光秃秃的坐垫。1981年12月11日，刚成立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前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重修黄花岗陵墓，当时发现原来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已失踪，文革时期换上的火炬也没有了，碑亭上国民党徽被挖去，不少碑文被凿去，墓道上两条连州青石透雕龙柱的龙须被打断。继而拨款重塑自由女神像，新雕像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手持火炬，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雕塑家林毓豪和罗国强重新塑造，左手持法律书，右手高擎火炬，意味自由将在法律的严格保护下。被毁坏的碑文等后来被重新填补，但时至今日仍能清楚可以看到修补痕迹。而黄花井上被凿掉的青天白日图案则没有修复。 ——————————— 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于1911年4月27日（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发起的一场起义。这场起义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会议上由孙文提出，并由黄兴主持筹划。1911年1月18日，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初定起义日期为4月13日，但由于武器装备尚未到位、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策应起义的新军大部即将退伍等多种原因，起义时间最终被推迟至4月27日，即农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黄兴赶赴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起义原计划配合新军、巡防营和巡警队，分十路进攻夺取广州城，并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革命。但起义信息泄露，指挥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员，原攻城计划则转为刺杀计划。4月27日起义正式爆发，因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按兵不动，原计划的四条进攻路线仅剩黄兴一部130余人。起义部队之后攻入两广总督署，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跑。水师提督李准的两个防营随即前来镇压，起义部队在随后的巷战中被冲散，大多被俘或阵亡。关于起义失败的原因，黄兴认为除了武器装备运输缓慢、温生才刺杀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义为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认为自己只是支持起义延期，并非贪生怕死。 起义中的死难者被同盟会会员潘达微组织社会力量安葬于红花岗。潘达微认为黄花岗比红花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称烈士安葬地为黄花岗，此名后来广为接受。中华民国成立后，农历三月廿九日即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在1924年国民党中执委会议上，因考虑到农历存在闰三月，遂将起义纪念日期改至阳历3月29日以避免混乱。1943年国民政府将3月29日定为中华民国青年节。 1908年，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加入广州新军，并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许多新军士兵被发展为革命党。1909年11月，同盟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胡汉民担任支部长。单独负责西南各省的党务和军务。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组织广州新军的一标、炮一营、炮二营、工程营、辎重营等共计三千余人发动起义，是为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开始后不久，倪映典只身与清军谈判，在谈判结束时遭清军杀害，起义部队随即失去指挥，不久即宣告失败。但这次起义极大鼓舞了华侨对革命的信心，大批华侨自发给同盟会捐资来资助革命；同盟会方面也从这次起义中意识到，新军可以作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要有合适的指挥者。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会议考虑到广州新军第二标因被缴械而未能参与之前的起义故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及第三标一营和巡防队也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党人，于是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起义。会议还计划，在起义胜利之后，由黄兴和赵声各率领一部起兵北伐，以期取得全国范围的响应。因此是次起义也称第三次广州起义。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1月底，黄兴成立了起义统筹部并自任部长，以赵声为副部长。起义统筹部下分八个课室：调度课，课长姚雨平；交通课，课长由赵声兼任；储备课，课长胡毅生；编制课，课长陈炯明；秘书课，课长胡汉民；出纳课，课长李海云；调查课，课长罗炽扬；总务课，课长洪承典。各课在广州共设置了38处分支机关，很多机关为同盟会的女会员以女眷身份作为掩护而租赁的。此外在广州百花街，起义统筹部还设置了实行部，负责制造炸弹和准备暗杀活动。 槟榔屿会议结束后，孙文等同盟会会员着手筹集起义经费。为此，孙文特意致函咸马里和布思，委托他们在美国筹集钱款。此外黄兴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吉隆坡等地募集款项；胡汉民、邓泽如、谢良牧、姚雨平等人也分别从事筹款事宜。陈耀垣、冯自由和黄芸苏等人则负责在美洲等地筹款。所有的筹款活动几乎全靠募款人的游说。经多方奔走，同盟会会员们募集到了总计157，213元。 本次起义原本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包括新军第二标、巡防营和警察。但由于警察并没有战斗力，且巡防营经常被派驻在广州以外的地点，黄兴和赵声等人就将新军第二标作为起义的骨干。庚戌新军起义之前，加入同盟会仅仅签订一份盟单。此次起义筹备时，在签订盟单的基础上，每人再配发1元。相关的盟单在签订完成后随即回收至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此外，起义统筹部还试图发动广州周边的巡防营、警察和民军，让他们在起义爆发时从外围向广州发动进攻。为此，黄兴长子黄一欧等四人在1911年初抵达广州并投考了巡警所，最终顺利通过考试。随即这四个人在巡警中展开了起义宣传。 起义统筹部决定选拔一批能直接听命于起义领导机关的人员作为骨干队伍，其中包括黄兴所辖的林时爽、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熊克武等人，以及赵声所辖的宋玉琳等人。这些人被选作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起初招募了500人，经扩招后总人数达到800人。这些选锋来自除留学生之外，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统筹部花费了65981元购买了大量枪械和子弹。起义统筹部还联络了湖北、湖南等地的新军，相约在广州起义成功之后互为响应。另外，起义统筹部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关，以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同时，统筹部还派遣了方君瑛等人前往桂林，与广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接洽，以便起义成功后相互相应。 1911年4月8日，黄兴主持召开了起义统筹部的发难会议。这次会议中，将赵声任命为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副总司令。会议还确定了起义部队攻打广州的十路进攻计划：黄兴率南洋和福建的100名选锋攻打两广总督署；赵声率江苏、安徽的100名选锋攻打水师行台；徐维扬和莫纪彭率北江的100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陈炯明和胡毅生率民军和东江的100名选锋拦截清军，并占领归德门和大北门的城楼；黄侠毅、梁起率东莞的100名选锋攻打警察署和广中协署，同时防守大南门；姚雨平率100人攻打飞来庙和小北门，以便放新军入城；李文甫率50人攻打石马槽军械局；张六村率50人攻占龙王庙；洪承典率50人攻打西槐二巷的炮营；罗仲霍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会议还设置了放火委员，在旗界和租界设置了9处放火点，起义时由同盟会女会员放火，以便扰乱清军军心。 会议制定的起义时间原为4月13日。但由于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自发地前去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并最终杀死广州将军孚琦，导致清政府严密设防，起义统筹部最终决定推迟至4月底举行起义。黄兴先行于4月23日进入广州，并将起义指挥部设在了越华街小东营五号。24日，起义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期间胡毅生和陈炯明以起义所需款项尚未到齐，购买的军火也没有到位为由请求推迟起义时间，经商议后起义时间推迟到26日。而赵声由于在广州熟人太多，为了避免暴露，决定延后抵达广州，并以宋玉琳为自己的临时代表。黄兴到达广州后，以军火仍未到齐、新军第二标的士兵将于农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原因，将起义时间向后推了一天，定在了当月27日，即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 4月23日至25日，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军的枪械上的枪机，同时大批清兵进入广州城，而始平书院、三眼井等革命党人的军火库遭到清军的突击检查，装备全部被清缴，运输的炸药也被清军搜走不少。另外，清军在城内的龙王庙突然增加了驻扎兵力。起义指挥部因此认定，起义的信息已经被泄露。香港统筹部对此给出了缓期起义的建议，陈炯明和朱执信对此持同意态度，而姚雨平对于临阵反复更改时间持反对态度，认为如此做起义必然失败。黄兴见此情形，认为继续延期与解散起义部队无异，遂下令解散起义部队。但鉴于此次起义已经花费十万余元，黄兴为今后革命能够继续向华侨筹资，最终决定以个人行动的方式举行起义。 4月26日上午，遣散令发出，大多数革命党人陆续撤出广州。此时林时塽、喻培伦以广州城内巡警局正在大规模搜查革命党人为由，建议立即发动起义，否则即使遣散也会被逮捕。黄兴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准备集结尚未撤离广州的三四十名革命党人直接攻击两广总督署。此时姚雨平和陈炯明回报，称与同盟会联系密切的顺德第三营被调回了广州。鉴于这一情形，黄兴立即电告香港总部，表示仍将举行起义，起义时间仍定在4月27日。因大批革命党人已经离开广州，原有的攻打广州城的计划，转为以暗杀广州城内清政府高官为主要任务的计划。在新的计划中，原有的十路攻打广州城的计划，也由于人手不足而缩减为四路进攻：黄兴率部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打小北门，占领飞来庙，迎接新军和巡防营入城；陈炯明率80人巡警教练所；胡毅生率20余人防守大南门。 计划制定完成之后，黄兴向香港总部再次发出电文，敦促革命党人尽快赶来广州，策应起义。但香港方面建议晚一天发动起义，以便撤回的革命党人能够返回广州参加起义，但黄兴仍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起义。是日为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因此起义也称三二九广州起义或辛亥广州起义。 4月27日，黄兴所部以在胳膊上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作为分辨敌我的标志。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起义正式爆发，但参加起义的仅有黄兴一队，其余三队均未出现。仅剩的起义部队被均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由黄兴率部离开小东营的起义指挥所后直扑两广总督署；而徐维扬则率部殿后。黄兴所部抵达两广总督署，林时塽等人用炸弹击溃守门的卫兵。选锋们随即突入署内并与其余卫兵展开枪战，候补知府李象辰和总督卫队管带金振邦在枪战中被打死。革命党人一度占领两广总督衙门，之后黄兴负伤。 黄兴等人四下搜捕两广总督张鸣岐，却发现张鸣岐已经逃往水师行台。此时喻培伦带领数名选锋攻打督练公所。很快李准派自己下属的两个防营分三路围堵起义部队。起义部队随即纵火后撤出衙门，撤出时遭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林时塽误以为对方是前来接应的部队并上前接触，但这支部队其实是李准下属的巡防营，林时塽当场遭枪杀。撤出衙门时，黄兴右手的两根手指在交火中被子弹打断。 由于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悬殊，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大批革命党被捕牺牲。此后黄兴将部队分为三路突围： 来自花县的40余人由徐维扬率领攻打小北门以迎接新军入城。部队赶至小北门时，却发现新军没有得到起义的消息，进而没有前来策应起义。期间该部遭遇观音山的清军袭击。随后该部转而前往水师行台，于正南街、二牌楼等地与清军展开巷战，后从小北门逃出，并最终在三元里遭遇清军。徐维扬让其余6名选锋撤退，自己和选锋徐怀波前往城西营救其他革命党人。最终撤退的6名选锋遭遇清军全部战死，而徐维扬和徐怀波最终幸免于难。 来自四川、福建和海外的选锋由刘梅卿、马侣率领攻打督练公所，与喻培伦所部会合。选锋们最终在洪桥被冲散，喻培伦所部数人选择前往小北门，但被带路的打更人引错了路线，最终不得已进入源盛米店内继续与清军作战，清军随即放火烧店，店内的选锋大多受伤被俘；选锋莫纪彭在被冲散之后直奔巡警教练所请求支援，但此时黄一欧等四人已经投入到了起义之中，其余巡警们发现革命党人力量单薄之后并未参加起义。 剩下的十余人由黄兴亲率出大南门，以接应巡防营。这批选锋在双门底遇到了一支巡防营部队，双方随即展开交火。交火中起义部队发现对方原本应该是策应起义的，只因没有再胳膊上缠白毛巾而误伤，但对方阵中的革命党人温带雄已经被选锋方声洞开枪打死。起义部队随即被冲散，黄兴最终独自化妆渡过珠江，在同盟会女会员徐宗汉所在的秘密机关内得以包扎伤口。此后又转移至广州城河南的“胡宅”内隐蔽起来。 起义被俘者至少31人，其余大部阵亡，只有极少数人幸存。被俘人员中包括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人，在被清政府审讯后遭到杀害。黄兴、朱执信等逃脱，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方声洞等赴死。 起义被镇压后，广州城全城戒严，清军和巡警组成的军警搜查队在城内搜捕未来得及逃离的革命党人，只要发现疑似革命党人，当即枪杀。此外军警搜查队还在城内搜查革命党人存放的各类武器，搜出大量枪支、炸弹等。得知起义事发之后，赵声和胡汉民率领部分选锋赶赴广州，却因清军戒严而无法进城，只得分批撤退。赵声随后在“胡宅”内与黄兴会合。而黄一欧则在广州戒严有所松懈时，从暂避处赶回了香港。 黄兴在起义失败之后，与胡汉民一同撰写了一份起义始末的报告书，黄兴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四点：一是准备时间过久，人比军械先到，导致泄露了风声；二是起义队伍中出了叛徒，让敌人提前做了准备；三是温生才自作主张的刺杀行动和新军的退伍，都是对起义造成意外影响的障碍；第四是姚雨平、胡毅生和陈炯明三队人马临阵脱逃，导致起义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黄兴在报告书中称姚雨平等三人为“鼠子”，抨击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姚雨平在起义失败后辗转于南洋多地举行报告会，称自己和另外两人仅仅是因为对起义时间有疑虑而未参加起义，并非贪生怕死。 清政府在枪杀革命党人后，故意将革命党人暴尸街头，时至5月1日才允许广州地方善堂清理街道。此时之前没能参加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说服时任广东清乡总办的江孔殷和广东广仁善堂为烈士备置棺材。经潘达微指挥工人清洗、辨认、等级，共清理出72具烈士遗骸。这些遗骸最终被收葬于广州红花岗。后因潘达微在《平民报》上发表《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中，有意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故而这72名烈士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作黄花岗起义。 起义结束后，沙面的外国军舰和士兵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对此张鸣岐派李准到沙面向各国领事通报情况，并以让各国领事受惊为由致歉。在这之后，成功镇压起义的李准遭到了张鸣岐的猜忌，加之革命党人在广州日益频繁的刺杀活动，致使李准后来对革命党人保持中立，之后逐渐倒向革命党人，并最终在辛亥革命中推动了广东光复。赵声在起义失败之后回到香港，悲愤成疾，当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年仅30岁。8月5日，中国民主革命家杨守仁得知起义失败后，因过度忧愤而于英国利物浦的大西洋海湾投海身亡。 1912年，赵声被南京临时政府追封为上将军。而参加起义的陈得平、冯熙周等人在幸存下来之后，转赴云南讲武堂受训。黄兴在起义失败后革命活动转为以刺杀为主，先后主持了针对李准和广州将军凤山的刺杀活动。这次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激励了革命热情，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评价黄花岗起义，称这场起义与武昌起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主持护法运动期间，时任广东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方声涛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方声涛遂与护法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发起捐款，以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该建造项目于1918年建成，共修建纪功坊、墓亭和碑石等建筑。1922年，72名烈士的身份被全部查实。此后陆续查实身份的牺牲的战士达到102名。1932年该墓由广东省政府出资，再次得以扩建。这次扩建修建了新的墓道和牌坊，以及一座新的莲花池。 1911年6月，黄花岗烈士墓就有两次拜祭活动。中华民国成立后，至1924年之前，每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都会在黄花岗烈士墓举行公祭活动。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考虑到阴历有闰三月二十九日，难免引起祭祀活动的混乱，于是将公祭日期改为了阳历的3月29日。这一决定自1925年起开始施行。1938年3月1日，国民党五届中央党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将阳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并决定在每年的这一天举办纪念大会，以纪念包括黄花岗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 起义军130 多人，徐氏兄弟48 人。收歛费用亦徐氏兄弟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