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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建的重庆国民政府大楼 重庆陪都时期是指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间迁都重庆的时期。此段时间内重庆的地位和头衔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中华民国陪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驻地”等。 1937年，国民革命军在对日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同时首都南京告急。由于当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差距悬殊，因而自战端开启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虽竭尽全力，三军效命，但还是大都失利，致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会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战略撤退，同时将南京首都政府机构进行迁离。先撤至湖北汉口（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迁都重庆。12月，军事委员会迁武汉办公。 关于迁都重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重庆由于地处四川省东部，四川盆地丘陵地带，市区四周环山，主城半岛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东面又有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重庆为长江上游航运交通枢纽，交通便捷； 重庆有完善的工业（含军工）基础条件； 重庆虽然物产贫瘠，但所属四川省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极大的战略储备资源。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并未再做任何退让和妥协，对日政策始终保持强硬，民众各界也积极开展各种救亡运动。最后，日军进攻中国西南的战略计划流产。 1937年底，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令首都南京市告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迁至湖北汉口。 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 1939年4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迁往重庆，12月1日经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其名义上的临时首都。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4年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召开，三国军队结为同盟。 1941年12月31日，鉴于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倡议下，同盟国中国战区司令部在重庆成立。 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被反法西斯同盟国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至贵州独山，距重庆仅400公里，重庆危急。蒋中正任命总参谋长何应钦与陈诚亲自率军前往贵州将日军击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政府各机关陆续回迁至南京市。 1949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总统令：中央政府订于38年10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 1949年11月30日，共军进入重庆主城区，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成都。 行政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中所通过的文件形成了日后在重庆施行的行政制度。会议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蒋中正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明文规定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利，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党政组织的有效控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确定了蒋中正在战时的权利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政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饬弊政，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巩固抗战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应战时需要。纲领强调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应以军事为中心，并确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该纲领对于反对党共产党仍采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国共合作出现一些激烈矛盾。 国民参政会由中华民国政府、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籍人士的代表组成，是中国战时的最高民意及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方能生效执行。 政府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1.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 2.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 3.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4.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教育机构内迁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 军政部兵工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军政部陆军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另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借读生），国立交通大学， 沪江大学，中央音乐学院 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贵阳—国立贵阳医学院，私立湘雅医学院 大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最初在万县（今万州）复课，后停办，并入中央大学） 另外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山东省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门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等，也先后迁到今重庆直辖市所辖之沙坪坝区、南岸、江津、璧山、万县、北碚。 重庆文化界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化，大批文化机构、团体、人士内迁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抗日为主的文化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沙磁文化就是这一时期重庆文化界繁荣的集中体现。 戏剧与电影…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 中华民国国旗  1911.12—–1928 五色旗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所采用的国旗，旗面按顺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红、黄、蓝、白、黑取自中国传统五方色，顺应以五为定数的历史文化习惯。五色同时亦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五色旗最早于1906年冬同盟会本部讨论《革命方略》和国旗草案时被提出。1911年12月4日，江苏、浙江、上海都督于上海会议筹组政府及以五色旗为国旗方案，五色旗为程德全、宋教仁、陈其美、庄蕴宽、赵凤昌所支持，由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设计 。认为五色在中国传统中的五行学说中有所反映，且与五德等中国文化使用五数的习惯相符合。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可以缓和种族革命的意义，亦是政治清明的象征。 武昌起义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多用此旗。1911年12月4日在留沪各省代表及苏浙沪三督参加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由程德全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并在会后刊布于报端，由沪军都督陈其美统一式样并于12月17日向全市颁发标准统一的五色旗。随后参议院为国旗制定产生了剧烈的争议，最终以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最为普遍，决定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电全国，号召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志庆典”，此时临时大总统选票亦印有五色旗图案。12月3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晓谕各界：“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日，南京、上海两地普遍悬挂五色旗。 1912年1月9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南京：“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通过《国旗统一案》，确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军旗。并咨请临时大总统“饬部颁布各省施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公布过渡暂行办法，规定“国旗暂用五色旗”，并将“暂用国旗式样”照会各国驻华公使。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审议国旗统一案，经多数表决通过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参议院颁布《咨请临时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公布施行文》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国旗。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五色旗成为中华民国法定国旗。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公布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4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12月17日公布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各地五色旗逐步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2月29日上午7时，东三省同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完全取代五色旗。 日本军部在抗战初期扶持的一些傀儡政权亦采用五色旗或其变体作为旗帜。例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均曾再度使用五色旗。日军扶植的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的设计亦受到了五色旗以颜色代民族的影响。 北京 中华民国国会 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Former site of Beijing Congress），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建成于民国三年（1913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旧址  。北京国会旧址现存建筑有国会议场、“圆楼”、原仁义楼、礼智楼的两栋两层带前廊的楼房 。 1912年1月28日，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相当于西方国会的立法权力机构。为了南北统一，争取北洋军阀的支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初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家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元首，并无实权，政党内阁才具有实权。因此，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首先便欲以陆征祥内阁取代国民党员唐绍仪内阁，以便将内阁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过，此举遭临时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兴起的倒阁风潮后来以国民党员赵秉钧出任总理，进行组阁才告一段落。赵秉钧虽为国民党员，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心腹。8月，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决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各省及地区推选，参议员在各省区中分摊，众议院按每80万人口产生1名的比例以复选制选出，不足800万人口的省份仍须选举10名议员。国会拥有立法权，根据这两部法律规定，宪法草案应由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拟定，而袁世凯企图剥夺国会的制宪权，便欲另立宪法起草机关，以便其操控，制定一部扩大总统权力的所谓“强国宪法”。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以杨度、汪荣宝等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913年3月3日向参议院提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这也遭到参议员的否决，从而打破了袁世凯的企图。除此之外，北京参议院还在财政、官职审定、外交等方面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都打破了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的企图。 在1912年底至次年初的议员大选中，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选举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参众两院中占据392个席位，国民党的组阁势必进一步威胁袁世凯独裁的美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并支持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在竞选中取得优势，但此时已是四分五裂。 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在北京开幕。4月26日，当参众两院选举正副议长时，宋案公布，查知国务总理赵秉钧参与此案的铁证，许多议员亦怀疑袁世凯与此案有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同时，上海审判厅票传赵秉钧到案，但赵未到案，袁世凯也横加阻挠该案的审判。4月27日，袁世凯政府又与五国银行团进行二千五百万磅善后大借款的协商。5月5日，众议院以229票的多数否决了该案，但是袁世凯不顾国会的反对，强行借款。7月，国会又发现袁世凯于4月20日背着国会向奥国秘密借款。从此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冲突日益加剧。5月20日，袁世凯又背着国会与沙俄签定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特权。这也遭到议员的质问。国会开幕以后，由于宋案、借款等问题，未来得及制定宪法。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开成立会。委员会在天坛制定了宪法草案，称“天坛宪草”。袁世凯指使黎元洪会同十四省都督联电上先选总统建议书，又诱致另一些人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在五日之内草草完成了总统选举法，并规定大总统权限在正式宪法形成之前参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在没有国家宪法的条件下，在军警、地痞、流氓的武力威胁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嗣后，袁世凯企图取消对大总统权力的限制，这都遭到国会的反对。袁世凯不甘心，以“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为由，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各省军政长官随即纷纷主张解散国民党，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解散国会。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开，次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先后代之以御用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颁布了《咨询政治会议救国大计令》，为其彻底解散国会提供依据，并且据此设立约法会议。在约法会议上，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通过了《参政院组织法》和《立法院组织法》，通过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得大总统的职权和任期与皇帝无异。参政院正副院长和参政均由袁世凯任命。通过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变更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成真。 1916年6月，袁世凯倒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国会。1917年5月，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中国是否参加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矛盾，引发府院之争。由于国会反对内阁的参政方针，段祺瑞指使皖系军人向国会施加压力，并组织人包围众议院会场，辱殴议员多人。5月19日，国会表示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的提案，并呈请黎元洪免除段祺瑞总理之职。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特任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段祺瑞前往天津，策动各省军阀联合反对黎元洪，并诱使张勋的辫子军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12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夭折。 张勋复辟后，在黎元洪离京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接着，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平张勋。1917年8月，段祺瑞重新执政，他以再造民国的功勋自居，决定废弃旧国会，以“临时参议院”代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于是南下广州，于8月25日组建“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参加广州国会的多数是从北京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旧国民党议员，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称为国会非常会议。翌年6月，非常国会决定继续召开第一国会的第二期常会，为凑足法定人数，将未到会的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1920年底，粤系将桂系逐出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复会，并于1921年4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段祺瑞并未急于恢复解散的国会，而是接受了研究系的梁启超的建议，先成立临时参议院，并规定了议员选民资格，为接下来的新国会做准备。研究系欲借此重建政党政治。而段祺瑞则收买皖系政客，先是在1918年3月8日，由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宅成立“安福俱乐部”，欲操纵国会选举。后来王揖唐又在临时参议院当选议长，安福系在临时参议院中的势力大增。1918年8月12日，新国会在北京开幕，此时的国会因别于民国元年的旧国会而称。由于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施金钱，广拉选票，取得330个席位，研究系遭皖系排挤，只得20席位。安福系大占优势，因此，这个第二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国会也结束了。 1920年10月24日，广州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军政府，服从北京，徐世昌于是宣布全国统一，并于月底，下令各省重选议员，召集新国会。但遭到多方反对，只有苏、皖、鲁、晋、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举行众议院选举。这些新选出的议员被称为“新新国会议员”。又因政局动荡，“新新国会”一直未能召开。1922年，直系战败奉系后，欲召集旧国会，“新新国会”反对无力，遂告夭折。 1922年4月，直系进京，吴佩孚为独揽大权，否定孙中山、徐世昌的法律地位，便否认非常国会与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打出“法统重光”的旗号，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来“统一全国”。并决定捧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解散的第一届国会。黎元洪于6月11日进京复职，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不过，国会恢复后，在法统上便发生了严重争执。后来，邹鲁、谢持等被孙中山召回南方，组织对陈炯明的讨伐。国会正式采用了“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的名称。1922年10月11日，国会举行第三期常会，虽标榜制定宪法，但终因议员到会人数不足而“流会”。会上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宪法会议规则》，此举是为了使议员出席达到法定人数。 1922年11月，国会受曹锟指使发起弹劾亲吴佩孚的“好人内阁”，又借“金法郎案”动摇黎元洪的地位。1923年6月，曹锟发动政变，对黎实行逼宫夺印，致使部分议员南下，国会停顿。曹锟为了摄取总统宝座，高价贿选。1923年10月5日，在曹锟的高压与利诱下，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举国哗然，纷纷谴责国会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彻底垮台，第一届国会随之结束。后段祺瑞出山主政，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设临时参政院。段祺瑞为颁布宪法，规定制定宪法由两个机构进行。一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一为国民代表会议，负责议决宪法。后因政局恶化，国民代表会议陷于流产，宪法未能产生，正式国会因此也为成立。从此，民国无国会。 国会是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建立议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为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而追求并努力践行的。然而，虽清廷被推翻，民国也建立，但在封建专制思想依然浓厚的近代中国，国会的运转举步维艰，不是被利用，便是被解散。民国肇建十多年来，国会虽是欲求民主共和的精英们与封建军阀斗争的场所和武器，然而最终却被任意蹂躏，西方的代议制在中国成了个畸形怪胎，脆弱的国会见证了中国民主共和历程的艰难曲折。   回复回复全部转发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南京代表会议时期（1911年12月16日－1912年1月28日） 12月16日在南京继续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到会代表45人，共代表苏、浙、湘、鄂、川、滇、晋、陕、皖、赣、闽、粤、桂、奉、直、豫、鲁17省。会议推选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福建代表潘训福为书记。12月29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后，该议会废止。 第一次临时参议院（南京→北京） 临时参议院是在正式国会成立之前的临时议会机构。民国初年出现过两次临时参议院。 第一次是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到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之前。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4月4日议决该院迁至北京。4月29日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第二次是1917年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到1918年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正式成立之前。王揖唐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第二次临时参议院原本是研究系梁启超的主张，但是研究系临时参议院梁善济竞选议长失败。 制宪国民大会是中华民国为了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而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于民国35年（1946年）11月至12月的南京国民大会堂。该会议代表由民选和遴选方式产生，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及其盟友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政治合法性。 1923年曹锟宪法制定之后，孙文的国民党广州军政府和共产党均予以抵制，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重新制定宪法，此即为国民党北伐之前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推翻了曹锟，邀请孙文北上商讨大计。此时孙文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北上，然其于1925年去世，国民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孙文死前，命文胆汪精卫把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写入孙文遗嘱，而成为此后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方针。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 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五五宪草 中华民国自北伐结束后即进入“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采取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进行建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进入训政时期后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拟制定。 然后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繁杂，内忧外患不断，加上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一直没有办法草拟出一份所有人都接受的宪法草案，最后一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才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被称为“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公布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来加以审订通过，原定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然而抗战随之爆发，制宪国民大会亦延后召开时间至抗战结束后才召开。 代表选举 1936年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大部分地区的制宪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但由于东北已沦陷，国民政府在沦陷区采取特种选举。除了民众选举外，政府也主动聘请了若干不愿参加竞选的社会名流，并定正在训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制宪国大当然代表不必参加民众选举。随后抗战爆发，国大延期至1946年，但十年前选举出来的代表资格仍旧有效。由于1936年国共两党尚在内战状态，共产党未能参加地区代表选举，只能拥有政党代表名额。所以1945-1946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为增加自己的名额，要求废除旧代表资格，重新举行选举未能如愿。此事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成为焦点。 大会延期 制宪国民大会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但因代表选举不顺利而不得不延期一年。一年后抗战爆发，故大会再度延期。 1946年1月1日，即中华民国建国卅五周年开国纪念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于是从1936年起，直到十年之后的1946年11月15日，大会方得召开，而此时大会已延期达六次之多。 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尽快重新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的事宜，由于反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形成巨大的军事实体，因此各界希望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谈判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尽管国共双方嫌隙颇大，仍然在各方努力下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集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定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等决议案，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 制宪国大代表名额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中共和民盟均要求废除1936年旧代表资格，但国民党认为旧代表为合法产生，出于国府信誉和法律尊严不能随便撤销其资格。最后双方折中，撤销1936年代表中部分未经民众选举（即由政府直接聘请的特种选举和国民党中委当然代表）的代表资格，换以政党代表，国民党，共产党等均有名额分配。 国共冲突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两党相继达成了《政协宪草》和《整军协议》等重要文件，但因国共两党政治纲领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故在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4月，国共两党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而展开对东北的军事争夺。6月1日，国民政府因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达了停战令，但命令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继续开始争夺东北，战火并蔓延到关内。10月，国共两党在山西、察哈尔地区的战斗日趋激烈，而江苏北部的原新四军驻地也成了主战场之一。 此时，国共两党主要代表在重庆和南京的谈判也趋于破裂。中共坚持要求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40个委员名额中，与民盟合占14个名额，以便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而国民党只同意给13个名额。双方围绕13和14两个数字争吵将近半年之久，直到11月中旬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因联合政府问题久拖未决，致使整编军队协议迟迟无法执行，故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认为中共旨在武装叛乱，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中共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1月中旬，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冲突失败后，第三方面调停也彻底失败。 根据政协决议，制宪大会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召开，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无法达成改组政府之协议，故中共和民盟拒绝提交名单，会议被迫延期。入夏之后，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就改组政府名额问题纠缠不让，最后未能达成一致。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调停均告失败，国共冲突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国府宣言为及早结束训政起见，将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召开国民大会。此举立即受到中共坚决反对。第三方面因此分裂，民盟拒绝参加，而青年党最终决定参加国民大会；民社党也决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仅占用原在民盟内部分配给民社党的40个名额，以盼民盟回心转意参加国大。 实际到会代表除了1936年民选代表及部分遴选产生的无党派代表外，另有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政党代表。中共代表和民盟拒绝参会成为该国大的重大裂痕。 大会开幕 1946年10月11日，国军攻克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同日蒋中正颁布“国民大会召集令”。大会原定于11月12日开幕，但因等待青年党和民社党提交名单，延期三天。11月12日为孙中山冥寿，国府主席蒋中正率全体到会代表拜谒中山陵。11月15日，大会开幕当天，蒋中正又率全体代表到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奠抗战先烈，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此后大会进入休会阶段，等待民社党提交名单。 11月20日，民社党终于提交名单参加大会，此时除中共和民盟代表外总人数已达到3/4法定开会人数，故大会暂留两党席位，照常举行。除了原本在中国大陆各地各界选出的代表外，还增加了来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接收的台湾的代表参与。11月22日，大会选举代表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主席团并推定洪兰友为大会秘书长，陈启天、雷震为副秘书长[9]。从此大会开始了制宪工作。 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49人）： 蒋中正、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吴铁城、陈果夫、李璜、左舜生、程潜、白云梯、邹鲁、张厉生、于斌、莫德惠、孔庚、谷正纲、陈启天、李宗仁、张群、张文英、吴敬恒、图丹桑批、朱经农、阿哈买提江、胡庶华、孔祥熙、朱家骅、林庆年、何成濬、黄国书、张继、梁寒操、郭仲隗、黄芸苏、曾扩情、段锡朋、孙蔚如、刘蘅静、王云五、贺衷寒、王德溥、余井塘、丁惟汾、田炯锦、周雍能、李大明、徐傅霖 制宪工作 1946年11月，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南京，开始制定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会议的议程是三读会模式，即一读会由各代表对草案广泛发表意见，交付审查，至审查报告提出讨论为止；二读会则根据一读会提出的修正案逐条讨论通过；三读会则是文字更正与整理，并作出表决。 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以何宪草为基础进行制宪工作，尽管有代表提出由立法院重新拟定一部新宪草，但由于民主党派的坚持，最终大会仍然决定由立法院将4月的政协宪草正式定为宪草蓝本进行制宪。因此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宪草的蓝本来自当年4月底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议版本，即政协宪草。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将政协宪草以立法院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提交大会审议。大会开始一读会阶段。 一读会期间，因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在开始的一周审议后，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中国民社党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总裁兼国大主席团成员蒋中正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忍让为国，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将宪草恢复原样。在这种情况下，国大召集紧急会议，代表重新审议宪草，一周后将其基本恢复至政协宪草原样。一读会对政协宪草提出大量修正案，但多因国民党和民社党领袖对本党代表之劝告引导，大部分修正案均以违反政协决议为由否决，而维持政协原宪草。 12月24日二读会完成，大会进入三读会阶段。宪草文字上仅有细小修改，随之大会三读通过了基于政协宪草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大会同时制定了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定于明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实施。大会主席吴敬恒亲手将完成的宪法和实施准备程序交付蒋中正。国民政府历时二十余年的制宪工作终于宣告完成，国家开始步入宪政时期。制宪工作完成后，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运作解散。 大会波折 大会首先就出现了悬挂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风波。由于参加大会的有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他们入场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今日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党、青年党党旗；建议只悬挂国旗。这个意见被采纳，国民党党旗撤下，只保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中华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 其次又发生了青民两党拒绝宣誓事件。依照国大组织法，国大代表应当宣誓，而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较适合国民党国大代表。因此，青民两党认为孙中山先生思想很多并不适合他们两党，不能完全拘泥。青年党领袖余家菊更是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 和平努力 制宪之后，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共计三次。 一、1947年1月9日，国民政府应即将离华赴美任职的马歇尔将军之要求，宣布愿意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讨论“停止冲突与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1月10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王炳南表示中共之和平愿望，重申中共所提复和谈之两项要求，即：取消宪法，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军调部中共发言人称黄河堵口问题系政治阴谋，并提出两点要求。同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声明，希望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以解决存在的分歧；中共发言人再度回应，中共已经提出两点要求，该由政府宣布它作为恢复和谈基础的反建议了。1月11日，蒋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马歇尔离华声明“似有若干漏略”，指责中共“无诚意遵守三人小组之协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就孙科建议举行党派圆桌会议事发表谈话，认为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共之两项要求明确答复。1月12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就马歇尔离华声明谈话，指出：如无美国之装备，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张群抵达南京时称：和平仍有希望，但中共如坚持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国民大会重订宪法两条件，则和谈恐难谈得好。 二、1947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进一步提出派张治中赴延安，并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方案：1，举行圆桌会议，各党派均可参加；2，政府与中共立即下令全国就地停战，并协谈停战方案；3，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仍根据过去协议原则由三人小组继续商谈具体办法；4，宪法实施前，对于有争执之区域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解决办法。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指出：蒋方正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毛泽东在此电文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中共在17日回应，如政府同意前面两项先决条件（废除宪法和恢复一年前之军事位置），即可恢复和谈，否则政府无派员赴延安之必要。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中央两项要求置之不理，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骗局；我们对于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心。1月18日，中共驻南京代表王炳南至美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转告延安之答复：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两条件，即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拟订宪法。如政府同意，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即使政府派人赴延安，亦无补于事。 三、1947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再度发表声明，恳请中共相忍为国，继续和谈，以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之目标。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政府对和谈问题之声明，对中共两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并公布《和平方案》。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持续恶化，军调部基本上停止运作，马歇尔趁机于1月21日到达华盛顿时向杜鲁门提出关闭军调部，结束美国的调停行动。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反驳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月20日关于政府《和平方案》之声明，指出政府之《和平方案》无诚意可言，全系骗局；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必须恢复，否则等于鼓励反动派大打内战；蒋伪宪法必须取消，否则等于承认独裁。1月25日，中共回应，“取消伪宪与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乃是最低限度的和谈先决条件”。 194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退出旨在调停中国国内冲突之三人会议，并尽速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之美方人员。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1日，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对美国退出三人小组会议及军调部事发表个人感想：美国今退出军调部，但决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在中共坚持废除宪法等条件，不能被接受后，国共和谈已经彻底破裂。此时中共仍在南京公开活动，并发行《新华日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政府代表皮宗阚询问中共南京联络处是否将要撤退；后政府以索要联络处房子为理由委婉下达逐客令，但中共称只要国府废除宪法，即可重开和谈，故拒绝撤退。两次逐客令均未使中共离开，且中共在上海“制造风潮”，“组织暴动”。 1947年2月1日，北平军调部电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人员撤回北平；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后，军调部政府方面以备用致中共方面：请将撤退人员名单提交政府。2月3日，美方非正式通知南京中共办事处，谓如拟撤退，可代准备交通事宜；中共办事处答复：无撤退计划；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成员撤离延安。2月5日，北平军调部美国方面向派往各地之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发出紧急命令，要求迅即集中北平与长春，以便撤退回国。2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于3月5日前协助中共负责人员撤回至原来地区”、“双方人员中，任何人于3月5日后仍留驻于现在地区者，概应自行负责。”2月7日，军调部美方工作人员及眷属300余人首批由北平赴塘沽搭轮返国。军调部长春分部美方代表泰森上校书面通知国共两方，美方工作即日起正式结束，另组北平美军总部对华联络处长春分处，执行撤退前之未完任务；一俟该部东北区内之运送事务完毕，即行撤退。2月9日，美国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外交政策，抨击中国国民党，谓恢复中国之和平统一所以失败，其主因为美国一方面企图调解，一方面在军事及经济上援助中国国民党之反动分子，致使调解基础破坏殆尽，国民大会最近所通过之宪法，亦仅为一种姿态而已；主张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不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所控制。 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国共恢复和谈条件：恢复1946年1月10日双方控制区域；取消“宪法”，恢复政协决议。2月11日，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是晨由北平搭美国飞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第二批撤退人员10余人于2月14日由北平撤至哈尔滨。 2月底，中共拒绝和谈且拒绝撤离南京。2月28日，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通知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返延安，并强令关闭重庆《新华日报》，要求中共于重庆等地之《新华日报》人员撤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国国民党强令撤退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国共产党代表代表及工作人员事致电蒋，要求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并延长撤退期至3月底。3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在重庆停刊；成都警备司令部通知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即日起结束一切业务，集中返回延安。 3月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蒋方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撤退，表明蒋方决心最后破袭，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中共南京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25人，上午9时乘美军用专机一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3月3日上午7时，中共代表董必武自上海抵达南京，车抵下关，遭中国国民党特务囚禁1小时；董必武回中共办事处后，即往访张治中，询问政府有无致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3月4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称：军调部中共人方面人员撤退后，理论上当无中共人员之存在，今后如有发现，当依法惩处。3月7日，原留南京、上海中共人员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梅益、潘梓年等74人，上午8时乘美军飞机4架飞抵延安；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前往机场送别。 内战爆发 1947年3月13日，国军向延安攻击。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通缉中共首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人，中共被民国政府宣布取缔。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代表赴中国。7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访华。10月，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因民盟涉嫌煽动学潮配合中共叛乱，被取缔。国共内战正式公开爆发。…

、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國同盟會等的領導下，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义，武昌、漢陽、漢口相繼光復。10月11日上午，革命黨人聚集閲馬場諮議局開會，着手建立湖北革命政權。革命黨人和起義士兵為鞏固和擴大戰果，把革命推向前進，便邀請原省諮議局議長、立憲派重要人物湯化龍和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及地方豪紳與會，並共舉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湖北軍政府便於當天下午正式成立。湖北軍政府又稱鄂軍都督府，是辛亥革命第一個成立之地區政權。 起義軍準備筹组军政府时，革命党主要领导成员都不在武昌。起义发动者熊秉坤、吴兆麟、蔡济民等自以为资望浅，难以服众。黎元洪原為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激烈反對革命，起義之初曾手刃革命士兵。革命黨人沒有認識到自己掌權之重要，加上立憲派湯化龍等為以後便於謀利而極力主張舊派人物掌權，遂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改湖北省諮議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全国，请即同时响应。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原所在地，因主体建筑为红色楼房，也称红楼。红楼占地2,500平方米，1909年建造，次年竣工。红楼背靠蛇山。南面为首义广场。广场上竖立着1931年铸造的孙中山铜像，南端有“拜将台”，纪念黎元洪拜黄兴为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的近3个月内，湖北军政府一度代行中央政府职能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和措施，这里见证了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公报、宋教仁起草《鄂州约法》。抗清的阳夏保卫战也是在此组织的。 旧址主楼穹窿顶望楼曾于1911年12月1日被清军炸毁，议员公所在抗日战争初期被日军飞机炸毁。曾三度进行修复。 主楼为二层砖木结构西方议会式楼房，后面修有议员公所供议员休息。原为清代湖北省咨议局所在地。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在咨议局集会，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中华民国成立。 楼后方正中为会堂，前方及两翼为门厅和办公室，门前有突出的门廊及回车道。都督府会议厅呈方形，讲演台向南，台下96个座位，有皮软椅、弧形长条台，由前向后逐排升高，排列成扇面形状。讲台对面及两厢设有楼座，置木制长椅。1912年4月孙中山曾在会议厅演讲并在后花园与各界人士合影。 同一层楼还有军事会议室、参谋部、民政部、军令部、军务部、外交部等机关。二楼东端有黎元洪起居室。议员公所后楼则被用于《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有600件展品，包括200件国家级文物。展览分为“风动汉上”、“武昌首义”、“走向共和”、“复兴之光”四个部分，重要展品有汉口法租界界碑、汉阳兵工厂界碑，黄兴用过的书写用具、孙武手书对联、熊秉坤的证书证章、黄桢祥血衣等。《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位于议员公所东楼，分为“湖北谘议局史事”和复原陈列两部分，其中复原陈列还原了议员居室、谘议局办事厅、议长会客室、议员公所西餐室等。   ==========================================  

1895年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第壹次起義。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推翻清廷為己任，在當地吸納會員130餘人。1895年1月底，孫中山回到香港發展組織，他的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以及楊衢雲、黃詠商等都成為了興中會的骨幹。2月21日，興中會總部成立，會址設於香港中環士丹頓路十三號，對外以“乾亨行”的牌號作掩護。興中會為踐行“驅除鞑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誓言，甫壹成立，就集中精力籌劃發動廣州起義，試圖以武力徹底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議定孫中山前往廣州專任軍事准備，楊衢雲駐香港負責籌款、募兵及運輸槍械。3月孫偕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陳少白等到廣州後，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從秘密和公開渠道進行起義籌備工作。首先成立興中會廣州分會。機關設在雙門底王氏書舍，發展會員。迅速發展程奎光、程璧光、左鬥山、魏友琴、陳廷威、朱泣、蘇複初等數百人加入了組織。為掩護興中會的活動，孫中山還特地建立了壹個名為“農學會”的公開團體，號稱要研討農桑新法，得到廣州壹些著名官紳的支持，為該會捐了不少錢，他們萬沒想到這批人是要“造反”的。 孫在廣州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禮堂設立機關，貯藏文件、武器，接納往來同志；在珠江南岸洲頭咀設置由美國化學師奇列負責的炸彈製造所，組成由陳清負責的炸彈隊，購置小火輪為運輸工具。楊亦在香港招募散勇、工人成軍，黃詠商變賣蘇杭街洋樓壹所以充軍費，餘育之慨助軍費萬數千元，何啓起草英文宣言，朱泣起草中文《討滿檄文》，並多方遊說英、日、德在港人士，謀求支持。8月底起義准備工作大體完成，決定在陰歷九月初九日（陽歷10月26日）即中日馬關條約成議前壹個月，重陽節正式舉義，占領廣東省城，並期待由此引發全國反對朝廷的連鎖反應。重陽節前夕，起義准備就緒，候命待發。當時議定孫中山在廣州領導軍事行動，楊衢雲在後方總部香港籌款購械並招募壯士，謝缵泰負責聯絡旅港外國人，有三合會背景的鄭士良負責聯絡會黨，李杞、侯艾泉聯絡香山、順德等縣綠林策應，廣州壹帶的遊勇、防營，潮、惠等地會黨也得到聯絡。陸皓東製作青天白日旗為旗幟，作為義軍的旗幟，決定以“除暴安良”為號召，臂纏紅帶為暗號。這壹計劃在8月底進行了最後的完善。 孫中山最初的考慮是，人貴精而不貴多，只須敢死隊壹百人，就能成功。孫中山認為，采用五人壹隊，突襲署衙的戰術，就能擒賊擒王。這壹計劃的可行性在於，當時廣州城內的重要衙署僅有都統、總督、巡撫、水師提督四府，雖然都有衛兵，但戒備松弛，如果出其不意，配備槍械、炸彈的五人小分隊完全可以壹舉攻入，捕殺其長官，使清兵群龍無首。城外清兵如來增援，可派二三十人在要道截擊，援軍不知虛實，必不敢冒進；再派二三十人圍攻旗界（即八旗兵駐地），則大事可成。不過，當時駐紮廣州的八旗、綠營及各類營勇，雖然戰鬥力較弱，但畢竟有萬人以上，因此，當興中會討論這壹計劃時，大多數人認為還是太冒險了，最終決定改為“分道攻城”策略。 按照“分道攻城”的策略:楊衢雲率香港會黨三點會人眾約三百人，於起義日期前晚（10月25日晚）齊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輪到廣州，並把起義用的短槍裝在木桶裏，謊稱膠泥報關。等到了省城，即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槍械，首先攻占各重要衙署。這三百人實際上就是“突擊隊”。另外還有“支援隊”，各路支援隊計劃由珠江各支流會聚廣州，為此還特意買了兩條船，作為運送軍隊之用。起義發動時，先期分散混進城的北江、順德、香山三路支援隊（計有壹千餘人）將群起響應。這些支援隊基本都是花錢雇來的三合會黨徒。自日本橫濱趕回的陳清率領炸彈隊，在各軍事要點投擲炸彈，壯大聲勢。起義者將以紅帶纏臂，起義的口號聽著耳熟，是“除暴安良”。 中文討滿檄文由在廣州的朱泣起草，並將安民告示先期印好，屆時四處張貼。英文對外宣言則由孫中山的老師何啓博士與香港《德臣西報》主筆英人黎德在香港擬就，只待廣州起義成功，即分送各國，要求承認義軍為交戰團體，享受各國壹切中立權利。 “分道攻城”策略的不足之處在於，上千人混入省城，易被清廷查覺，且稍有不慎即會走漏消息。很多細節注意不到都會使計劃流產，比如說，興中會在汕頭還招募了壹支隊伍，汕頭在廣州之東僅壹百八十裏，但口音相差卻很大，如果讓這些人混進城內做“支援隊”，就很容易暴露。這些都是起義總指揮孫中山必須考慮的事情。不過起義大計已定，孫中山即派得力幹部聯絡各方可利用的武裝力量。他派劉裕統率北江壹路，陳錦順統率順德壹路，李杞、侯艾泉統率香山壹路，這三路“支援隊”混進省城；有口音的汕頭隊伍就不進城了，讓吳子才帶著擔任策應，牽製清軍；香港方面的“突擊隊”由楊衢雲負責。廣東水師鎮濤艦管帶（艦長）程奎光屆時率省河兵艦響應。 起義各項已准備就緒，1895年10月10日，興中會在香港開會選舉“總辦”，也就是會長，而且各會員已經同意，“總辦”即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與會者不過七八人，但卻分歧嚴重。陳少白、鄭士良支持孫中山，而謝缵泰卻擁戴楊衢雲，雙方險些鬧翻。最後，孫中山高風亮節，以反滿大局為重，還是讓楊衢雲做了“總辦”。自此直至1900年，興中會的會長其實是楊衢雲，雖然這個會原本是由孫中山創立的。 重陽節（10月26日）黎明，各路人馬均已整裝待發，偏偏最重要的香港“突擊隊”沒到。大家正詫異時，孫中山拿著楊衢雲發來的電報說：“香港隊員要遲兩天才能出發。”大家擔心起義延後會使機密泄露，於是商定取消本次起義行動，先遣散各部人馬，以後擇機再舉。同時電告楊衢雲，讓“突擊隊”別來廣州了。但楊衢雲接到電報時，七箱槍械已經改裝進木桶，並以貨物的名義交付省港班輪待運了，如果突然又跑去說這批貨不運了，反倒容易被懷疑。因此，楊衢雲就給孫中山回電說：“接電太遲，貨已下船，請接。”同時，他又命三點會黨首領朱貴全、丘四於27日晚率首批“突擊隊員”登輪，趕赴廣州。 省港班輪起錨後，朱丘突然發現，裝著軍械的七只大木桶，因船上要裝的雜貨太多而被移動了位置，並且上面層層疊疊壓了許多貨箱，根本無法取用。突擊隊員們即使到了廣州，取不出槍械，也無法立即發動進攻。不過，更讓他們吃驚的事還在後面。客輪28日抵達廣州，清兵竟然早已在那裏嚴陣以待，手無寸鐵的突擊隊員全被拿獲，僞裝在木桶裏的205支左輪手槍和大約80箱彈藥也被查抄沒收了。原來，廣州起義的計劃已被滿清當局獲悉。朱泣的哥哥朱湘，是個舉人且有公職，當得知弟弟參加了興中會這種掉腦袋的活動，夜不能寐，深恐被株連，思前想後，就用朱泣的名義向官府告了密，試圖將功折罪。清廷駐香港的密探也將三點會黨羽集結的情況報告了兩廣總督譚鍾麟；甚至這些人在香港采買軍火的事，港英當局也用電報通知了譚鍾麟。接二連三的情報相互印證，說明的確有人想“造反”，不由得譚鍾麟不信，雖然他對醫術精湛的孫中山竟然當了“匪首”深感意外，但還是采取了抓捕行動。 廣州起義功敗垂成，陸皓東冒險返回總機關焚毀興中會名冊，不幸被捕，受盡釘插手足、鐵錘鑿齒等酷刑，但堅決不肯供出同黨。“我可殺，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這種大無畏的氣概讓清吏都深為感佩。最終，陸皓東英勇不屈而死，成了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壹人。朱貴全、丘四、程奎光、程耀辰等也相繼被處以極刑。 當孫中山致電楊衢雲阻止“突擊隊”來廣州時，就已讓陳少白速返香港暫避，以免被清廷壹網打盡。得知陸皓東被捕後，孫中山又令身邊的同志迅速疏散，自己則與鄭士良留下來隱藏武器，並親自給各地寫電報；在通知省城內各主要同志燒毀重要文書，清掃總機關後，才從容不迫地和鄭士良離開。鄭士良後來回憶說:“我真的非常佩服孫先生的氣概、見識和度量。至於他的膽量，壹直到（廣州起義）失敗當時的舉動，我才知道。”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沒能成功，但卻開革命黨人武裝推翻滿清政府之先河。從此以後，革命黨人就沒有停止過戰鬥，直至專製打倒，共和締造。  

从中華民國行政院的1121203848號文件谈起 5月24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發佈1121203848號文件，明確通令：依國籍法規定，中國大陸人民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非屬中華民國國民，不享有或負擔中華民國國民的權利、義務。 此言一出引起多方強烈質疑，指責此文件違憲，要求撤銷。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2000年，王炳章先生就明確指出：“臺灣政權逐步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拋棄了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將中華民國‘臺獨化’，一句話﹐臺灣政權在背叛中華民國”。 這一文件無非是為王炳章先生的論斷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無非是再一次宣示現政權拋棄中華民國實質的臺獨化立場。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肇始於辛亥革命，是推翻大清國的產物，也是大清國領土的承繼者。因此，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所說的“固有之疆域”是有明確界定的。可見中華民國理應屬於全體中國人，臺灣只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抗戰結束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美國對中共持綏靖政策，甚至糊塗頭頂的認為中共是有希望的改革者，而國府則腐敗不堪，因此減少或停止援助。而此時蘇俄則全力支援共軍，致使歷經抗戰已疲弱不堪的國軍被養精蓄銳，急速擴張的共軍擊敗，國府不得不退據台灣。中華民國被擊敗但沒有滅亡，對中華民國領土的主張一以貫之：國府直接管轄的領域為中華民國的自由區，而被中共佔領的領域是中華民國的淪陷區。 但背叛中華民國的臺獨化政權未經任何正當的程序偷換了概念，把領域代替了領土。從而完全放棄了對淪陷區的領土主權。 民國82年11月26日司法院發佈釋字第328號解釋文，明確宣告：“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不屬於中華民國之領土”。又以修正的國籍法剝奪了淪陷區民眾的中華民國國籍，並進而利用憲法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認定淪陷區人民“非屬中華民國國民”。 如果我們願意論辯一下的話，可以指出：即便按修正的國籍法，現今大陸的人民仍然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 因為，國籍法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二、…….”只要第一條就足夠了，1949年10月之前出生的大陸人，他們的父母都是中華民國國民這應該的是沒有疑問的吧？那麼他們都“屬中華民國國籍”也是毫無疑問的吧？那麼他們的子女也都“屬中華民國國籍”，也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大陸人民都是因不可抗原因無法承擔義務的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所以行政院的1121203848號文件即使根據修正的國籍法也是不成立的。 但我們認為這樣的爭辯沒有實際意義。現在對民國派人士來說，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面對台北的民國政府已經拋棄中華民國實質這個事實。 大約有三種立場： 一、有些民國派同人至今沒有看清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抛棄了中華民國的實質這個事實，依然認為民國回歸的主體力量只能是國府。因此不斷向國府進言，希望光復民國的各項努力能得到國府的承認和實質性的支持，當然，這只能是一廂情願！ 二、看到了臺灣政權臺獨化的基本事實，但繼續遊說、發聲，希望台北政府回歸中華民國的本質立場； 三、還有一些民國派人士認定：“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因此，雖然也希望“台北政府回歸中華民國的本質立場”，但不敢奢望中华民国現政府，会承担起推行政治北伐，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的领导责任。如果：現政权守住底线，仍然保持中华民国的国旗，国统和法统，为在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保留良好的基础，就屬功莫大焉。如果在大陸人民奮起重建中華民國的時候，在自由世界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并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不置身事外，对大陆沦陷区民众的抗争，提供尽可能的支持，那更是功在當下，利及千秋了。 因此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向大陸民眾傳播民國的理念、道統和法統，集合更多的同道，形成重建中華民國的主體力量，為一定會到來的變局做好，思想上、理論上和力量上的準備。 公民聯盟屬於第三部分的民國派人士，我們將定青山不放鬆，任尓東西南北風，致力於“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建兩岸三地為一體的中華民國！ 公盟評論員 崇鑒

国立故宫博物院，简称台湾故宫或台北故宫（博物院），别名中山博物院，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机构。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1925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内廷另外组织了故宫博物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移至南京市和四川省等地，古物陈列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裁撤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冲突导致时局再陷动荡，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6个机构于是在1948年11月10日决定迁往台湾，几经改组易名，最终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台北现址复院开幕。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为数近70万件文物与艺术作品，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展厅内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7,000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和清廷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协议，允许用外国君主礼节对待退位后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并供给岁用400万银圆，皇族和他们的下属可以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内廷，于是溥仪宣布退位。后来金绍城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内提议筹备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便指派杨乃庚和治格等人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行宫内3,150箱约234,100馀件文物分13批移至紫禁城外廷。1913年12月24日颁布《古物陈列所章程》；隔年2月4日在武英殿配殿成立古物陈列所，后续几座外廷建筑也划入作为办公和贮藏之用，武英殿和敬思殿内部则改建为陈列室，陈设古代皇室的搜藏，于10月11日下午2点开放各界参观。 溥仪虽居于内廷，却常以赏赐其弟溥杰和旧臣想要借阅欣赏等名义，挑选内务府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珍藏，利用溥杰和溥佳放学时机夹带出宫，辗转存放在天津和长春的私宅；期间造成1,353件书画（其中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及502函、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清室小朝廷和共和制并行与现实多所抵触，且岁币虚耗国库，于是黄郛摄政内阁和溥仪商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锺麟奉命将废除皇帝尊号的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11月20日，以委员长李煜瀛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由10名政府代表、5名清室代表，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和京兆教育会各派1名监察员共同议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分组会同专家及事务员严加执行点查和登录宫内文物的工作。 孙文辞世后，清室遗老复辟势力亟欲恢复《清室优待条件》。1925年9月29日，为了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外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于是在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中决议尽速成立故宫博物院。同时拟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古物馆和图书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和理事会管理制度；据此又拟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遴选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并主持院务，最终择定故宫博物院在当年国庆日揭幕以示双重纪念。开幕当天上午9点先开放民众参观，下午2点才在乾清门内举行典礼仪式；内部至乾清宫以神武门作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外廷部分仍是古物陈列所。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京兆地方后，国民政府派易培基在1928年6月26日接收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旋即在隔日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筹备中央逆产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拍卖或移置故宫文物，以及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为此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驳斥抗议。国民政府后来在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东北后，国民政府著手文物南迁计画。随著华北情势告急，北平在1933年2月5日夜间宣布戒严，装箱文物连夜被几十辆板车轮流运上火车，隔天黎明启运。沿途有100名军政部宪兵和若干名院内警卫荷枪实弹戒备，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停靠南京下关；3月中旬才将档案运到行政院大礼堂暂时落脚，古物和图书另以招商局江靖轮运抵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内存放。至5月15日止，共有5批文物抵上海。 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33年4月选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翁文灏、李济和周仁分别为自然、人文与工艺3馆主任。李济在隔年7月接替筹备处主任，随后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由9名委员推选翁文灏出任委员长；7月26日又推傅斯年、张道藩和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并在8月4日致函南京市政府，拟征收土地作为博物院。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隔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1935年4月收到南京市政府函复后，主体建筑6月初便动工兴建，11月1日起施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组织规程》。次年1月1日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北平和上海两办事处随即撤销。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3路西迁。经南昌至汉口，在武昌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隔年11月运往桂林；1938年1月31日迁至贵阳六广门一处花园内；隔年2月又移至安顺华严洞存放。1944年冬再迁往四川巴县。 中路9,370箱文物，押运招商局江安轮与英商黄埔轮沿长江水路，先后在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运抵汉口；后仓促从宜昌运至重庆。1939年春再迁往宜宾，9月中旬抵达乐山安谷乡。1939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贮放重庆的143箱文物也先后3批分别转往昆明和乐山；隔年8月再分别迁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南溪李庄镇。 北路7,285箱文物，分3批设法在大屠杀5天前押离南京，沿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铁路经西安运至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暂存，后改汽车载运，历时48天才在1938年4月10日分别运达汉中文庙与褒城宗营镇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大庙；5月26日起经四川广元蜀道翻越秦岭，历时10个月全数迁到成都大慈寺；同年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东门外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安置，由那志良出任峨眉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又纳入东门外金顶山脚土主祠和附近许氏祠堂来分散贮放风险。 行政院在1939年7月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展开被劫文物的调查搜证作业。中华民国教育部接著在1945年11月1日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成远东委员会，主导轴心国归还掠夺文物政策。李济和张凤举等人隔年初便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本追查、交涉并索回部分珍贵古物，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西迁文物则是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 淮海战役爆发后，随即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在1948年11月10日召开理事会，会中杭立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和王世杰等理事均同意由各机关拣选精品运往台湾。首批文物从南京下关押运中鼎舰在12月26日抵基隆港，隔天清晨改装火车运至杨梅通运公司的杨梅仓库存放。次批文物押运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港。迁台期间，杭立武曾令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将留置于当地的精选文物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托以致一箱也没有运出。最终因战争形势突变仅运了3批文物。 1949年8月31日，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隶属于中华民国教育部。5月10日公布《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组织规程》，1951年6月16日，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成立。之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恢复建制并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物，联管处于是在1955年1月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同年11月撤销教育电影组后，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1956年5月，亚洲基金会补助设立北沟文物陈列室，教育部另外拨款订制陈列柜、铁栅门和修建环境道路等；展厅于隔年3月24日举行预展，25日起定期展览。之后受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间接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接著在1963年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国相片档案中心，为两院的书画和器物进行照片与幻灯片拍摄，作为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古代中国艺术史有系统研究的基础。隔年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 北沟文物陈列室受限于展示空间狭隘且所处地点偏僻，社会教育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加上简陋馆舍难敌雨水渗入库房的危害，两院共同理事会于是在1959年12月7日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兴建，选定于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流域现址开幕，时任总统蒋中正为此题署了“中山博物院”门额，厅内并设置孙文铜像作为纪念。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设置要点》等法条相继颁布施行。 继而配合该院各项专题展览出版相关图录，又办理“国际中国瓷器讨论会”、“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与“中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院方也公然支持艺术史学家对该院典藏加以考订源流，将相关成果载于《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出版品内，树立往后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态；还引入亚洲基金会的财力，推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设中国艺术史组（今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并挹注师资教授和允许研究人员对它的院藏进行提件研究与学术交流等；后又成立科学保存技术室，让博物馆可以透过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维护古物或复原古代技艺，使古物的寿命延长；对于冷战时期的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整合的主导作用。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 杜正胜在2000年5月20日继秦孝仪接掌国立故宫博物院后，隔年7月向行政院提报故宫新世纪建设计画，其中包含以亚洲艺术文化为概念的南部院区筹建规划，借此将搜藏视野和研究范畴扩及亚洲各个文明，也让高度集中于台湾北部的文化资源透过分享能缩小南、北部文化权的差距。游锡堃内阁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画，纳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画国际艺术及流行音乐中心政策一环。苏贞昌内阁于2007年1月17日提出将《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的搜藏“中国古代”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决。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发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同年3月7日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3月13日起施行的规程第5条中，即增设南院处。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画于2010年10月22日核定，于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自此形成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下，拥有位阶平行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2座展览场域。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现址的北部院区，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王世杰在1961年邀请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不公开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结合密斯·凡德罗简约风格理念与双曲面倒伞状结构屋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胜出；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对此结果不甚满意，评审之一的陈其宽转而委托建筑师黄宝瑜重新设计并执行此案。1962年6月18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式明堂建筑，配上米黄色石英质无釉面砖外墙，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启用。两翼建筑和护龙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别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馆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该配置之建筑本体和前方地景、华表大道、天下为公牌楼等并于2020年10月26日公告列属台北市历史建筑。 此外，1983年10月在张大千遗赠的台北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隔年仿效养心殿西室书房于正馆四楼规划三希堂来提供游客茶点和热食。1985年和1994年于馆舍两侧再仿效中国园林分别设置至善园与至德园。 回复回复全部转发

编后记： 《中国之春》杂志是由王炳章等人于 1982 年底创立的海外第一份抵抗共产专制的刊物，并由此而在 1983 年召开了“中国之春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产生了海外第一个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中国之春】成为民联主管的刊物。 1993 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合并，组成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民联阵），【中国之春】即由民联阵负责主办。此后，【中国之春】受组织系统的变动等因素影响，最后于 2004 年停刊，几经周折，今由原民联阵成员（包括 社长,董事，主编等）及几位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资深骨干同声合意，准备捐资重启 【中国之春】，更新为【中国之春文会】印刷版，该正式出版物将通过全球发行，并拟更新宏旨，扩展格局，让新版【中国之春文会】成为以文会友、交流政见的公众平台，以顺应“时代革命”之潮流，以宣传光复中华民国之伟业。 本刊主要由同仁供稿，并精选汇编系列资料和文选。尤其是以专题彰显忠烈英杰的事迹。殉道者的血历来是复兴的火种，会激励后继者满血复活中华之魂。 让我们在光复中华民国的历史潮流中重新出发，以谦卑仁爱之心，昭告乡亲父老，认祖归宗，承前启后；以勇毅坚韧之志，呼唤同仁道友，犁庭扫穴，风云聚会；以应浩荡壮阔的时代革命洪流！ 中国之春文会  2023/5/4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熊炎信函 二零二三年农历大年初一。我欣闻《中 国之春》杂志印刷版将要复刊。 双倍祝福！ 作为前民联阵第一、二、三届理事和最后一届与民主党合并前的临时主席，我为复刊祝福！预祝越办越好，好到就象当年还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影响，并超过。 上帝保佑！2023/1/22 于哈德逊河岸 熊焱

民国九叶派诗人之一 郑敏诗抄（1920年7月18日－2022年1月3日） 金黄的稻束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 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是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 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 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秘密 天空好像一条解冻的冰河 当灰云崩裂奔飞； 灰云好像暴风的海上的帆， 风里鸟群自云堆的天上跌没； 在这扇窗前猛地献出一角蓝天   仿佛从凿破的冰穴第一次窥见 那静静等在那儿的流水； 天空上有春天的影子 一棵不落叶的高树，在它的尖顶上 冗长的忧郁如一只正举起翅膀的鸟 一切，从混沌的合声里终于伸长出 一句乐句。 他在听：远远的海上，山上，和土地的 深处。 树 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见声音 像我听见树的声音， 当它悲伤，当它忧郁当它鼓舞， 当它多情时的一切声音 即使在黑暗的冬夜里，你走过它 也应当像 走过一个 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 你听不见那封锁在血里的声音吗 当春天来到时 它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 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 像我从 树的姿态里 所感受到的那样深 无论自哪一个思想里醒来 我的眼睛遇见它 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 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